美伊戰火再起談判也將繼續
2026 年 7 月 1 日
習近平又要出貓膩了。過去幾年，他年年都說有多少多少貧困人口脫貧了。實際上就是評功擺好，自吹自擂，給共產黨臉上貼金，順便證明自己的偉大。這種證明實在太便宜，太簡單了，偽造個數字，上下一起貪腐。反正老百姓有冤無處申，只好隨他去了。所以李克強總理聽說今年就要全部脫貧，只能提醒各級官員：一定要說實話呀。其實說了也是白說，共產黨的官員什麼時候說過實話？！ 雖然美國和西方的擁抱熊貓派一個勁地說：中國實現了脫貧，多麼多麼地偉大。可這裡邊的貓膩實在太多。不能說所有的官員都不關心脫貧，所以每年都有一千多億的脫貧資金下撥。就算這筆錢平均分配給貧困戶，也早就一下子脫貧了。為什麼年年脫貧，幾十年了還是那麼多貧困戶呢？這裡邊的貓膩，國人心中有數。 首先是貪官污吏們集體在吃貧困戶。資金被層層剝皮，名目繁多，到了真正貧困戶手裡就剩了個渣渣了。因為這個原因，保留貧困戶是官吏們的生財之道。一個小小的山區貧困縣，可以幾億幾十億的大興土木，再加上層層盤剝，養肥了官員們。還能給貧困戶剩下多少渣渣呢？ 其次是為了製造政績，共產黨把貧困標準定得極低。中共說出口的貧困標準只有聯合國最貧困標準的一半。按這個標準的絕大部分脫貧戶，實際上仍然是極度貧困人口。再加上中國的物價不是第三世界的物價，很多消費品價格甚至高於美國和歐洲。特別是食品和住房價格，已經攀登了世界高峰。這讓李克強總理所說的，收入不足一千元的六億中國人民怎麼生活呢？ 現在可好，那微不足道的一點渣渣也被取消了，正式宣布明年不再有貧困戶了。從習近平的角度看，豐功偉績不消說，還為捉襟見肘的財政節約了一千多億的開支。正所謂一箭雙鵰，名利雙收。可是在經濟已經衰退的今明兩年，因為大量失業而增加的貧困人口將如何度日，習近平和共產黨考慮過嗎？玩弄政治到了這個地步，難怪有人奉送給小習一個尊號，叫做崩潰的總加速師。 很多學者和朋友有點兒困惑：都號稱世界第二發達經濟體了，怎麼還有那麼多貧困人口呢？而且不是美國那種有生活保障的相對貧困，而是缺少基本生活保障的絕對貧困，和第三世界水平差不多。這讓人覺得不合邏輯，流行話說叫做這不科學。 按照西方社會均衡分配經濟成果的規律，這確實不合邏輯。但學者們忘了專制社會和民主社會的規律不同。民主社會的最大好處，就是通過民主程序不斷調整，達到均衡分配國民收入。這保證窮人也能有過得去的，像樣的生活；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平均最低生存標準。 而專制社會則完全不同。毛澤東的共產主義保證馬克思的標準，人們被迫像牛馬一樣生存。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改成了資本主義，但不是民主的資本主義，而是專制的資本主義。沒有循序調整國民收入的動機；只有敲骨吸髓發展資本的動機。利用專制的鐵拳極端壓榨勞動人民，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成了專制資本主義的基本政策。 其實對於西方的資本家也一樣。沒有這個中共專制政權，誰給他們提供廉價勞動力呢？維持這個專制的、壓迫性的暴政，是全世界資產階級的共同需要。這就是全世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維護中國共產修正主義的根本原因。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編者按：這次美國大選讓很多人霧裡看花。美國民主研究所所長Patrick Basham近日撰文，歸納了九項事實，或許能幫助您從紛繁的表象中撥雲見日，這篇文章還被前聯邦眾議長金里奇（Newt Gingrich）轉推。下面是這篇文章的譯文。 我是一名民意調查者，我發現這次選舉令人深感困惑。我還認為，川普競選團隊有權利對計票提出挑戰。11月4日凌晨以後，美國民主制度發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情。美國人有理由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 首先我們來看幾項事實。 第一，川普總統獲得了比歷屆尋求連任的總統都多得多的選票（7,300萬）。與2016年相比，他多得了1,100萬票，這是史上連任者支持率增長最多的第三次。相比之下，奧巴馬在2012年以比2008年少350萬票輕鬆連任。 第二，根據投票點出口民調（選舉日當天在投票點出口進行），川普得票的大幅增加，是因為他在很多主要群體中的表現要好得多。95%的共和黨人投了川普。他獲得農村地區男性藍領白人的力挺。 第三，自1960年以來，川普贏得了共和黨所有少數族裔選票中的最高份額，他的黑人支持率比2016年增加了50%。就全國而言，拜登的黑人支持率遠低於90%，比歷屆敗選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還低。 第四，川普在西裔選民的份額已提升至35%。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只有6成以下的西裔票，決不可能贏得佛州、亞利桑那州、內華達州和新墨西哥州。 佛羅里達州、俄亥俄州和愛荷華州這些領頭羊州以川普的巨大勝利粉粹了美國媒體的民調。 自1852年以來，只有尼克松（Richard Nixon）贏得這三州後失去了選舉人團，而1960年肯尼迪的勝選仍然充滿質疑。 第五，歷屆大選中，在中西部，密歇根州、賓州和威斯康星州總是與俄亥俄州和愛荷華州同向。而俄亥俄州總是和佛羅里達結果一致。當前的統計顯示，除少數幾個城市外，「鐵鏽帶」向川普的方向搖擺。然而，由於在底特律、費城和密爾沃基出現了明顯的黑人票，拜登在密歇根州、賓州和威斯康星州領先。拜登的「獲勝」幅度幾乎完全來自這幾個城市的此類選民，巧合的是，他的黑人票僅在確保獲勝的確切地點出現了峰值。在可比州的可比人口群體中，他沒有得到可比的支持，這對於勝利者來說非比尋常。 第六，我們被告知，拜登在全國範圍內贏得的選票超過歷史上任何總統候選人。然而，他只贏得了創紀錄低的17%的縣-524個縣，而奧巴馬在2008年贏了873個縣。但是，拜登在總票數上卻超過了奧巴馬。 第七，共和黨人不但保住了參議院所有席位，還在眾議院出現了紅潮，奪取了所有27個緊張角逐的席位。在州一級的選舉中，川普的共和黨不僅沒有失去一個州的立法機關，還取得了進展。這樣的情況下，作為共和黨領頭人的川普卻失去了總統選舉，是異乎尋常的。 第八，另外，在非民調的指標中也發現了異常現象，包括政黨註冊趨勢；候選人的初選情況；候選人的熱情；社交媒體關注者；廣播和數字媒體評級；在線搜索；（特別是小的）捐款者人數；以及下注的人數。事實證明非民調指標百分百的準確。而這次大選，每一個指標都預測了川普的連任。這說明了甚麼？如果川普輸掉這次大選，那就意味著每一個指標第一次，也是同時出現預測錯誤，這是絕不可能的。 最後，大量選票的出現和計算也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釋： 1. 在選舉夜深夜，正當川普穩步前進時，許多搖擺州突然停止計票。大部份地方的監票員被撤離，使計票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繼續； 2. 統計上異常的票數是計數恢復後的新常態。頻頻出現大量的選票多達數十萬，並且這些選票超過9成都投給了拜登； 3. 計算了遲到的選票。賓州有23,000張缺席選票上的回郵日期是不可能的，86,000張選票的回郵日期異常，引發嚴重質疑； 4. 沒有驗證郵寄選票的簽名。銷毀包含簽名的郵寄選票的信封； 5. 缺席投票被拒率創歷史新低。政治分析師巴恩斯（Robert Barnes）說，拜登領先票數並不多，「如果各州今年拒絕缺席選票率與近幾次選舉相同，川普將贏得大選」。 6. 丟失選票。賓州特拉華縣就丟失了47張USB卡上的50,000張選票； 7. 非居民選民。布雷納德（Matt Braynard）的選民誠信項目估計，有20,312名不符合居住要求者在喬治亞州投票。拜登在該州只領先了12,670票，足以推翻結果。 8. 無效居住地址，空前多的死人票，沒有摺痕的郵寄選票，即這些票沒有依法被放入信封郵寄； 9. 統計異常。在喬治亞州，拜登以89%的選票取代了川普。在接下來的53批選票中，拜登在每批中以相同的準確率50.05%至49.95%領先川普。所有統計異常和製表異常都對拜登有利，這尤其令人困惑。不管原因是簡單的人為錯誤還是邪惡活動，還是多種原因的結合，顯然都發生了奇怪的事情。 如果您認為只有奇怪的人才會對以上事實產生合理的懷疑，那麼或許您自己就很奇怪。
美國總統大選糾纏到今日，一切仍屬未知之數。網上各種消息，有人說拜登穩贏，有人說川普一定連任，其實都是一面之詞。 川普有權打官司，打到他自己服氣為止，這是美國法律賦予他的權利。全國算下來，兩人的差距只有數百萬票，即使沒有那麼多證據在手，他也有權打官司，打到最後該認輸才認輸。 他手上有那麼多證據，不論其中有多少站得住腳，至少在他的立場，他有權懷疑拜登陣營舞弊。如果他不打官司，那就是容忍選舉舞弊繼續存在下去，那就是對美國憲法的蔑視，也是對美國法治的戕害。 這是為什麼自川普開始打官司以來，拜登陣營一句聲都沒有的原因。即使拜登認為自己贏了，他都想贏得理直氣壯，贏得讓對手服氣，這是他日後有機會領導美國後，可以慢慢修補國民撕裂的唯一途徑。 近日川普已對外公開表示，如果法庭最終判定他輸了，他會離開白宮。這一表態推翻了早前有媒體報道他不會交出政權的說法。在美國傳統的法治環境下，如果有人被法庭裁定輸了選舉，而居然還霸著位不交權，他不但會失去支持者，而且會成為歷史罪人。 川普雖然目空一切，但他還是不敢目空美國法律。 沒有人知道最終誰贏了官司，既然如此，大家都不用吵，就等結果好了。這是我一再主張的看法。 即使總統大選最終塵埃落定，不管誰上台，美國都未能安定下來。雖然疫苗很快推出市場，全世界所有國家中，最先從疫情中站起來的國家，一定是美國，美國經濟民生也會很快恢復。美國的難題在深層次的民意撕裂。全國支持左派與支持保守派的人，各自佔一半左右，媒體掌控在左派手上，華爾街和知識界也偏向民主黨，但保守派的基礎卻在基層。 不管誰上台，修補民間對立一定是首要任務，沒有一個總統可以長期在一半國民的反對聲中執政。這也是即使拜登上台，都不可能與中共全面修好的底因。 拜登有與中共勾兌的嫌疑，即使他當選，他也要面對國會的調查，正如川普的「通俄門」一樣，他也有「通中門」的麻煩。最後若搞到被彈劾，副總統接任，那又是另一場政治風波。 這場選舉暴露出來的美國選舉制度的弊端，日後也一定會成為全民檢討的主題。雖然美國有很複雜的制度來規管選舉，但政出多門，程序繁複，就連最基本的計票都要取用外國的軟體。美國自己那麼多電腦專才，就不能自己設計一套經得起審計的軟體出來？ 美國全國選舉委員會有名無實，為什麼不能把一場選舉的權力，集中到一個法定的機構，而這個機構又一定要受到參眾兩院的監督？就連最簡單的郵寄選票，各州限期都不一樣，這也無端造成不必要的混亂。 美國的主流媒體，在政爭中因立場鮮明，幾乎放棄了傳統的新聞倫理，這又是一個大問題。網路社交媒體的傾向性也過於霸道，刪稿封號不受控制，這都削弱了國民應有的新聞自由權利，選舉後這些涉及根本國家體制的問題，應該都會引起國會的激烈爭論，最終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辦法，全面檢討，重新立法。 至於中共，至今為止不敢對下任美國總統抱什麼幻想。觀乎今日世界大局，很多事情都回不去了。首先中共的對外擴張回不去了，其次中共的外交困境短時間內不能得到改善，再次國內面臨經濟民生的大難題，正不知如何刮骨療毒。至於中美關係，也只有見步行步，儘力爭取緩和，又要做最壞的打算。 對中共來說，國內經濟民生才是要害，直接影響執政的合法性，影響社會穩定，短期內還是對外全面收縮，退回國內，專註處理內部危機。外交上靜觀其變，把注意力轉移到東南亞，舍難取易，減少南海的壓力。 當下先收拾好香港，不管西方國家如何制裁，都忍痛把香港的抗爭鎮壓下去，以防止香港的民間抗爭向大陸漫延。至於台灣，目前可做的不多，川普把美台關係都往臨界點推，就是要激怒中共，中共除了放嘴炮，有效的手段不多，也只能邊走邊看。 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在看美國總統大選，如此混亂局面，要等到法庭裁決後才明朗。此後至少用半年時間療傷，然後再開新局。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台灣駐德大使謝志偉，在臉書貼了中國的台獨黑名單，我名列其中。朋友叫我「頑固的台獨份子」。我感覺不很自在。我支持台獨，但我不頑固。 我一生相信、支持自由民主人權，反對種族國家主義，更反對專制獨裁。我反對毛澤東的中國，也反對蔣介石的台灣。我支持獨立的是自由民主的台灣，不是蔣家專制統治的台灣。 我曾天真地希望鄧小平的復出和天安門的民主運動會導致中國的民主化，蔣經國1970年代的「革新保台」會走上台灣民主化的大道。結果，我大失所望。鄧小平發動天安門大屠殺，蔣經國引爆高雄事件。 1970年蔡同榮在南加大邀請我參加他的台獨組織，主張革命推翻蔣家政權。我沒參加，除了個人學業沒完成、沒事業沒錢外，認為台灣暴力革命條件不夠、民主化還有希望，也是我遲疑的原因。 1983年和1985年，我被鄧小平邀請參加「台灣之將來」會議，我就強調，我不是基本教義派（頑固）的台獨，假如中國民主化，我不反對台灣和中國統一。 頑固的民主份子 同理，我不反對台灣和民主的美國或日本統一。 假如我有機會見到習近平，我想提出3個大哉問。1、80%以上的台灣人不願意當中國人，為甚麼你非要強迫，甚至武力統一台灣不可？2、為甚麼中國和美國會有如是嚴峻（敵我矛盾）的衝突？3、為甚麼文明大國、中國不能接受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發展成民主國度，與美國文明競爭，不是文明衝突？ 問題很大，其實答案很簡單。因其2千多年根深蒂固的專制文化和獨裁政治，習近平繼承秦始皇和毛澤東，為了維持他的專制政權，以復興中華民族的光輝文化和歷史為名，推展他的越來越獨裁的專制政治。 習近平變成習皇帝。像秦始皇到毛澤東的中國皇帝，習皇帝蒙著眼睛說瞎話，欺騙、洗腦中國人，也想欺騙、洗腦世人，用他天羅地網、無孔不入的思想言論控制、宣傳統戰機構，抹黑美國、日本、台灣等國的民主，說它亂七八槽是假民主。他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才是真正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民主。是非不分、黑白顛倒。 絕大多數民主國家的人民不受騙，不相信習皇帝的「真」民主。很多的中國人，在2千年的專制中國文化熏淘下，接受、服從、甚至相信他的欺世騙人說法。 專制中國和民主美國的東西文明衝突，在帝國主義權勢政治的推波助瀾下，形成了今日越燒越熱的美中新冷戰。 習皇帝絕對不承認他專制，他的獨裁是美國領導的民主聯盟圍堵中國的主因。他越來越頑固專制。 我的根本思想、信仰是民主。我是頑固的民主，不是頑固的台獨。
11 月，中國最大的經濟事件就是金融科技巨頭螞蟻集團在國內謀劃「史上最大IPO」前夕被叫停。接下來各種猜測都有，一致的看法是中國政府重手「壓垮」螞蟻上市計劃，目的是示警。本人認為，馬雲的螞蟻金服上市雖然範疇仍然是權力與市場的關係，但大背景卻是中國政府對大數據時代監管資本的擔憂，甚至有可能錯失經濟轉向的時機。 P2P災害仍在，政府餘悸猶存 上交所給出的理由是，「所處金融科技監管環境發生變化等重大事項」導致「你公司不符合發行上市條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這一理由半實半虛，前一句是實，後一句是虛。但真正的擔憂源於螞蟻集團上市IPO的超巨規模：「螞蟻集團總市值可能達到驚人的2.1萬億元人民幣（約合3130億美元），一度被稱可能創下史上最大IPO新紀錄」。 將這個IPO規模與兩個數字比較，就明白中國政府的擔心不為無由： 1、僅以近七年以來不斷發生的民間信貸大規模違約事件為例： 2014年，全國倒閉、跑路、取不出錢的平台共有261家。2015年更是出現了「e租寶」的500億元大案，累計也就是千餘億左右。 2、據國內研究者不完全統計，從2015年～2018年之間，中國出現八大知名爆雷平台，造成的損失資金就高達1337億元，涉及投資人126.7萬人（計重複投資者）。 這兩大類事件，在中國產生了數百萬金融難民，導致中國的群體性抗爭多了一個抗爭者類別。 如果對上述數據還無感，那麼我再列舉兩個數據加以比較：2019年，中國的GDP規模為99.0865萬億元，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9.04萬億元（行話叫窄口徑）——螞蟻金服的籌資規模是中國GDP總量的2.1%，是中國財政收入的11%，是P2P網貸爆雷損失的16倍，這種巨大的IPO規模，讓這些年將防範金融風險置於重中之重的中國政府怎能放心？ 中國政府力防的金融風險 螞蟻金服佔三條 馬雲在中國商海中遨遊自如，是一條成功躲過習近平近年清洗金融大鱷行動的金融大鱷。在中國目前經濟低迷、國際生存環境面臨極大困境的時候，曾以退休求自保的馬雲突然於10月26日在上海外灘金融論壇上發表演講，稱「我們必須改掉金融的當鋪思想，在當下，我們必須用藉助技術的能力，用大數據為基礎的信用體系來取代當鋪思想。這個信用體系不是建立在IT和熟人社會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大數據的基礎上，如此才能真正讓信用等於財富。」他所稱的「當鋪思想」是指傳統金融業務需要抵押物才能發放貸款，而數字金融則用大數據來進行信用評級後直接發放貸款。不止於此，他還批評傳統金融的「當鋪思想」「害了很多企業家」。 馬雲這番話顯然是為他的螞蟻金服上市做輿論鋪墊，結果當然是碰壁而還。為什麼我說是「當然」？只要梳理一下中國經濟「六穩」策之後的金融風險監控政策重點何在，就明白了。 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定下「六穩」政策——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經濟增長目標），自此之後，時不時加以強調。原因也很清楚：自「中國製造2025」成了美國對華貿易戰的重點打擊目標之後，為了應對產業鏈外移、經濟持續下滑、失業壓力加重，中國只得重回擴張信貸、加大政府投資的老路。 一年之後，《中國金融監管報告（2019）》出版。該報告主要由「總報告」、「分報告」和「專題研究」三部分組成。「總報告」為兩篇：第一篇為「中國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風險與監管」；第二篇為「中國金融監管：2018年重大事件評述」，對2018年度中國金融監管發生的重大事件進行系統總結、分析和評論。「分報告」主要是分行業的監管年度報告，具體剖析了2018年度中國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信託業以及外匯領域監管的年度進展，勾勒了一幅中國金融監管全景路線圖。「專題研究」部分是對當前中國金融監管領域重大問題的深度分析，主要涉及地方金融監管、監管沙盒制度、私募基金託管制度、消費者數據保護、互聯網消費金融、金融科技監管等方面。 馬雲從事的電商行業至少牽涉到消費者數據保護、互聯網消費金融、金融科技監管等三方面，可以說是金融監管的重點對象。 一向身在滾滾紅塵名利場中的馬雲，曾自號「風清揚」，以此標榜他內心嚮往這種身處紅塵之中、心在紅塵之外，卻能在關鍵時刻力定乾坤的境界。他為什麼要在這種時候去觸碰金融監管這條紅線？更何況他早在2018年9月就宣布退休，辭去阿里巴巴董事長一職。當時，外界是這樣猜測馬雲壯年退休：隨著金融和監管壓力加劇，中國私營部門面臨著多年來最具挑戰性的環境。馬雲的退休更加重了外界的感覺：私營部門正在失去動力和信心。是什麼促使他出來說話？ 挺身甘當「白手套」的複雜動因 有人猜測是他背後的政治靠山希望藉機牟利，讓他出面說話做事，推動螞蟻集團上市。這點因素我相信存在，他背後的政治勢力是何方神聖？《紐約時報》曾於2014年7月21日發表《阿里巴巴上市背後的「紅二代」贏家》指出，在投資阿里巴巴的四家中國企業的高管中，有2002年以後在20多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子孫。例如，陳雲之子陳元、王震之子王軍、劉雲山之子劉樂飛、江澤民孫子江志成、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賀國強之子賀錦雷。這種關係非同小可，有助於鎖定交易，使企業在競爭激烈的中國商業環境中贏得優勢。這種樹大根深、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網路，遠遠超過吳小暉、王健林，甚至比超級白手套肖建華的更廣泛。加上他本人能屈能伸，在關鍵時期表態不錯，因此在上述一干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清算時，他能夠安然度劫。 但我讀了馬雲10月26日在上海外灘金融論壇的演講全文之後認為，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他本人對如今世界經濟大勢也有獨到的判斷（也許還比較模糊）。今年以來，全世界都因疫情、中美交惡，以及美國大選前景難明而陷入不知怎麼辦的困頓之時——歐盟甚至指望拜登上台之後，美國回歸《巴黎氣候協議》。馬雲有一條判斷異常清醒：「過去16年，螞蟻金服一直圍繞著綠色、可持續和普惠發展。如果綠色、可持續和普惠包容的金融是錯誤的話，我們（也）將會一錯再錯，一錯到底。」——這實際上是否定了綠色經濟這條歐洲與各國左派還死抱著的偽創新經濟路線。 歐洲的綠色能源道路，已經成為德國與一些歐洲國家消費者的沉重負擔。早就有不少研究指出，德國放棄核電和化石能源，掀起綠色電力浪潮，曾被世界奉為樣板。但實行幾年之後，其巨大的成本和附加費用已讓消費者不堪重負，讓德國的綠色能源政策深陷困境，不得不開始徹底重新思考自己的產業模式。各國都出現了以環保為名騙取政府資助、免稅等各種優惠的綠能公司困境，與各種國際組織打過交道的馬雲其實深知「綠色經濟」這種偽創新經濟話題之弊——這應該是他希望構建新金融體系的動因之一。 目前在世界各國中，明確堅持國家主義立場並以本國利益優先還能得到其他國家認可（或者說不敢批評）的國家只有中國。從馬雲的演講來看，他確實不缺眼光。但馬雲的困難卻不可克服：中國雖然是一個政商（權力與資本）關係緊密的國家，但馬雲要說服的政府，尤其是習近平當家的政府對私人資本的信任極其有限，只在需要利用時稍示「信任」而已。也因此，中國政府在互聯網時代能夠成功地引進高科技並發展出了遙遙領先的監控技術與各種左道旁門的軟體技術，但在這次世界經濟大轉型的歷史關口，是否能夠再度與資本聯手利用時機，則是一個有待觀察的問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威權管制內的「香港下半場」 自2019年中國涉外事務急遽轉向以來，台灣面臨由懷柔轉向更粗暴的斷交孤立與武力威嚇，國民自然對站於抗中最前緣的香港，產生「命運共同」的關切之情。 誠如前文提及，愈挫愈勇的台灣人決心以行動捍衛國家主權，望洋興嘆的中共祇能卸下「一國兩制」的虛偽垂範，以操作武漢肺炎防疫政策及訂立《國安法》，在「非常時期」實行鐵腕手段，塑造威權下的「管治新常態」，從而直接染指香港內政。 僅在本周初，港警羅織罪名構陷民選區議員，前自決派領袖遭法院定罪，為議會人大化的民主前路再添陰霾，尤以後者引起國際關注。中央社亦以《香港下半場》專題報道概述香港現況(一、二、三、四)，但隔岸觀察政情，畢竟心有餘而力不足。 台灣如何誤解港情 舉例說，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決定、特區政府刊憲取消四名泛民主派議員資格，終引發反對派共同進退撤出議會陣地，被描繪成可歌可泣的「總辭」，集體杯葛不義政權。 必須澄清的關鍵細節，2020年立法會選舉遭政府藉武肺疫情蠻橫取消，現役議員全數經人大委任，而非重新獲得民意認受的「延任」。故當前特殊的「議會」(委任機構)，其法理依據既在北京，而非由地區選民或功能界別授權，那麼即使取消委任，嚴格來說屬「合理合法」的「解僱」。 爭取民主遇上好行權宜的特區政府，向來被動的反對派不幸深陷「反應型政治」。2019年區議會選舉翻轉，2020年立法會從反對派初選、大選因《緊急法》延期、泛民違背民調結果接受人大委任到無奈全面撤出，議會路線變得無關政治理念與實踐，僅由民代或群眾視乎反應與輿論聲量決定行動準則，本質甚是民粹。 對放棄議席的泛民議員而言，他們大多為另兼本業的代議士，「退出政壇」僅意味放棄政治影響力，回歸專業界別延續個人事業，或在波譎雲詭的政局中明哲保身，既未盡如專職民代般喪失席次等同生計斷絕、地區事務及政策倡議無以為續，相比起社運領袖或抗爭參與者面臨動輒數以年計的刑期，或在濫捕及起訴的漫長司法角力中耗盡資源，代價殊少。 其中一名遭褫奪公權的功能組別議員梁繼昌，正是個中顯例。他卸任後接受傳媒專訪，不但否定外國遊說其間得到民意支持的「攬炒」(美國援引《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制裁香港)，更坦言過去因維持表面團結，未有透露真實想法。 由此可見，從議事抗爭之敷衍到尋求境外奧援的違心，他們根本無意肩負選民託付的政治責任，著力推動社會變革，從政對其而言，不過是在生涯履歷添上一筆罷了。 議會之路中絕以後 假如要扣問溫和民主派的未來，還有中共棋局之進路，難免悲觀。多年來反覆探討香港議會反對派的種種缺失，以及議會外開拓政治想像，在此不贅；往後會著力設想並描繪大廈傾覆的崩壞藍圖，故謹此作結。 去年反送中演變成激烈的民主運動，為北京帶來迎頭痛擊。為阻擋反對派凝聚民氣力爭立法會過半議席、將香港民主議程置於全球視野，中共不惜全力收緊對港政策，並透過一系列政治過程確認，務求各環節做到滴水不漏。 於是乎，「選舉」可以粗暴取消，泛民低頭妥協又遭無情踢走，前有北京假借《基本法》憲政霸凌，後有特區政府逞國安罪行司法報復，更準備研究「大灣區境外投票」公然規避本地監察，威權自此再無顧忌可言。 然而是否有以上鋪墊，中共就會放心推行以《831決定》為框架的「假普選」？恕我無法苟同。這是基於泛民「以物易物」的一廂情願，設想中共進行相反操作「有雙普選方可23條本地立法」的條件交換。問題在於，那是在對方未能徹底控制局面之際，無異與虎謀皮。 泛民「寸土必爭」的一時妥協，自此在中共眼裡已喪失統戰價值。如今中共實際構築了無競爭議會，生殺予奪，還需要給你虛假的民主粉飾櫥窗？ 「烏坎事件」的側面參考 近日獲得金馬獎的紀錄片《迷航》，試圖連貫烏坎的過去與現在 ，可惜仍是語焉不詳。 回顧烏坎的悲劇 — 起初奮起抗爭並試辦民主選舉的村委，其後不是在參與過程中遭恐嚇、勸退，不肯屈服的就被加諸莫須有的罪行，身陷囹圄，更有人迫不得已流亡異國尋求政治庇護。這場轟烈且短促的「民主實驗」，在公眾關注熱情減退、逐漸退出鎂光燈以後，早就在徒具虛形的制度下煙消雲散。 新生民主之所以無法萌芽，看似緣於中共官僚作風、村委力弱無法頡頏威權，加上過程中的構陷抹黑、村民的忿懣與不成熟所致。可是究其真相，很可能與汶川地震災後處置雷同：中共如水銀瀉地般的地方黨委，積極發揮「思想教育」之作用，針對村民以至村委本身極盡分化煽動之能事，先令事件本質止於「維權」，而非往上提升到「爭取民主自治」，再往複地威迫利誘，致使因為各方利害矛盾導致一時的團結分化瓦解。 最終，既孤立並逐一擊破「反動勢力」，成功將村民引誘至改革者的對立面，倒過來同情甚至擁抱起政府領導。 村民不敢持續抵抗，反而選擇繼續隱忍貪瀆的中共爪牙；當一切恢復舊觀，未必錯在對手太強，而是自身覺悟太淺，而已。這與香港境況，何其相似？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近期中國企業頻繁爆雷，其中不乏以國家或是地方政府為後盾的央企或是地方國企，其中最引台灣人注目的當屬清華紫光（UNIS, 紫光股份, 000938.SZ）了。這家在13-5（中國第13個五年計畫）時期，挾中國國家資源出海併購半導體上下游的國家級投資公司，卻在短短五年間迅速隕落，吸引了世人對中國國家補助成效的目光。乍看之下，從天而降海量資源，對於產業的發展該是如虎添翼才是，卻何以不成氣候？另外以中芯國際（SMIC, 0981.HK/ 688981.SS）這家被中國扶植了20年，但扣除中國官方補助，本業居然仍無法獲利的公司來看，也令人納悶這種情況究竟是個案還是通案？ 關於這個問題，英文有個片語是「bless or curse」（祝福或詛咒），是個類似於中文的福禍相倚的概念。曾聽過有人以此語來解釋這個中國的特殊產業現象，我以為相當貼切，畢竟對這些中國公司來說，國家補助使其不必倚賴市場生存，管理好政治關係比發展本業還更有前景，使其失去專註於主營業務的誘因，是中國這類型計畫式經濟政策的弊病。 然而這種中國式的產業發展，已在許多產業上發生，其實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成效。從煤鐵等原物料產業開始，太陽能及面板產業都因為中國廠商大舉加入而成一片紅海，也從而建立了中國對此模式的發展信心，也令台灣人聞紅潮色變。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出，在較低進入障礙的產業，比如說半導體產業煉中的封裝測試，透過撒幣併購或是進行技術的盜竊，看起來是有其效果的，而記憶體產業，也的確有可能是下一個此類模式案例。 中國半導體自給的正向因素 平實來看，中國的半導體產業仍有些正向的發展要素。從政治體制來看，不可否認中國有其優勢，由於是人治的專制政體，在獨裁者的一聲令下，行政效率是相對民主政體高的。而這點就反應在此次半導體產業發展資金的籌集上，在上一輪的失敗與泡沫後，14-5時期的中國依然在全國籌集310億美金的資源，來投入半導體自主化的議題，對比13-5時期的210億美金，還有了50%左右的增幅，這雖然不符合市場經濟邏輯，卻也令人為其產出感到詫異。 另一個正向發展要素是中國在AI領域的領先。從下個世代的關鍵發展是AI應用來看，中國在這個半導體自主的出海口上，有了領先的儲備，真的值得其戰略對手感到戒慎恐懼。而這個AI領域的先馳得點，還是要歸功於這個專制獨裁政權對人民掌控的需求，也因此對其人民資訊的收集較為深入及全面，因而在大數據這個AI的沃土的面向上，取得了相對的優勢。具體的反映便是在金融科技及數位醫療等領域上，舉例而言，螞蟻金服的資損率等數據，相對於PayPal（PYPL.US）便是較為優勝的；另外在武漢肺炎期間，中國也開始使用了健康碼等方式，管控人民的行蹤，可視為中國數位醫療的濫觴。值得一提的是，產業界有認為數位醫療將是下一個半導體產業的大應用，將在2030-2040成為世界上最蓬勃的產業。 中國半導體自主的負向因素很難克服 但就產業特性來說，以目前中國「卡脖子」卡最緊的晶圓製造領域來看，由於具有贏者全拿的特性，會造成領先者會把差距越拉越大。舉例而言，本次14-5預定的投資額310億美金，規模為目前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TSMC, 2330.TW/ TSM.US）2020年度資本支出（160-170億美元）的約莫兩倍，然而中國的晶圓代工龍頭－中芯國際與台積電的差距來到了五年以上，更遑論這310億美金並非全部集中注資於中芯國際了。而台積電用其全球過半市佔所產生的現金流，持續不斷地投資先進位程，就連中國傾全國之力也無法彌補此鴻溝，成為了中國脖子越卡越緊的最大主因。 除此之外，晶圓代工的製程太過精密且複雜，彼此間又環環相扣，中國自主化的難度會相較於做終端產品高非常多。晶圓製造的流程多達400-500個步驟，改換一個生產工具或是化學品，從而引起的連鎖反應，的確相當難以掌握。而且在這個行業，影響選擇供應商的關鍵因素仍然是價格、效能等實質因素，而非國籍。其實不只是在晶圓代工，整個半導體乃至於終端設備，仍少有民族情緒發揮的空間，否則華為就會效法旅遊業讓陸客不來，而非加價且派專機也一定要取得台積電代工的晶片了，從而以民族情緒進行半導體的自主化，看起來也是行不通的。 另外一點可能是我們前文所提到的「詛咒」的部分：中國加大資源進行半導體的投入，吹大整個產業的泡沫之餘，對整個行業的發展反而有其負面的影響。舉例而言，由於資金取得容易，組建一個小團隊便可以很輕易地獲得200-300萬美元的初始資金，讓公司留人非常困難，更加劇了中國早已存在的半導體人才荒。另外就是面對各級政府的投入，從而公司經營者的主要精力便投注在經營與各級單位的關係，很難分心於其主營業務上。 最後一點就是中國內需市場，也就是所謂的「內循環」，有著消費力不足的問題。中國晶片的進口量雖佔全世界的60%，但只有25%的終端消費是在中國國內市場，這與其身為「世界工廠」的角色有關，而這也就造成中國雖然經濟體量大，但缺乏產業話語權。這概念就如同鴻海（2317.TW）的營收規模是台積電的好幾倍，但獲利數字完全不成比例，便很難說鴻海相對於台積電是更有價值的公司。中國人均收入低，尚未全面「脫貧」所造成的消費力不足，即是中國產業無法升級的關鍵。而人均收入低落也同時成為中國發展AI產業的阻礙，比如智慧製造這麼個AI應用若全面普及，將取代大量的勞工，與中方保就業的目標會有很大的扞格。 台灣需專註於技術領先 面對中國在半導體領域的挑戰，看到這種傾國家資源的大撒幣，我認為台灣人民是應該提高警覺，但只要專註於維持技術的持續領先，就沒必要過度地恐慌。畢竟若能維持住技術領先，展業發展的活水便會源源不絕地以營收的形式注入，相對於國家補助，我認為此方式對產業發展將更為健康且正向，而這部分須關注於台美半導體合作MOU所帶來的後續效益。 除此之外，由於目前半導體產業已是台灣產業發展與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嚴防中資滲透及技術竊取，更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Credit Suisse（瑞士信貸）曾出具報告指出，中國相關半導體公司的本益比高達60-80倍，對比台灣普遍在20倍上下來看，台廠有高度被滲透及併購的誘因，值得有關單位多加留意。從而我也認為台灣半導體廠商本益比的提升，在全世界競逐半導體資源的大環境下，可能也是個大概率事件。 （※作者為前美系外資投信研究背景，涉略台股、陸股及多重資產等領域，現職為金融科技新創副投資長，並管理「若伊時評」粉絲專頁，以投研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對於時事的想法。作者及所屬之公司在撰文當下，已持有本文所提及的台積電（2330.TW）之多方標的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其利益衝突議題請本文讀者知悉。唯本文不代表任何投資建議，讀者請勿單純以本文為依據，請多方涉略後審慎地進行投資決策。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各自刊登了一篇文章，談同一個話題，指責中國異見人士支持川普（特朗普）。《華爾街日報》此文中還侵及《大紀元時報》。特撰文一駁。 一、被美國出版物點名的川普支持者 《紐約時報》11月19日的文章標題是「Why Do Chinese Liberals Embrace American Conservatives?」（該報中文版把此標題譯成「為什麼許多中國自由派支持特朗普？」），作者是Ian Johnson，一位美國的知華派。《華爾街日報》11月22日文章的標題是「Chinese Dissidents Back Trump』s Claims of Election Fraud, Some Influential Activists who Support the President』s Policies on Beijing Want to Hold off on Recognizing Biden as the President-elect」（中國異見人士支持川普關於大選舞弊的訴求，一些有影響的支持總統對北京政策的活躍人士想拖延拜登當選總統之被承認），作者是該報駐香港記者Sha Hua。據網上的資訊介紹，她是一位亞裔，在德國西部的鐵鏽帶（指魯爾工業區）長大，並在英美接受教育。 Ian Johnson的文章主要談到在中國的川普支持者，他提到的人包括黎智英、孫立平、郭於華、田飛龍等。而Sha Hua的文章談的是在美國的川普支持者，她批評的人包括陳光誠、傅希秋、王丹以及在德國的艾未未。 這兩位作者顯然都是「政治正確派」，他們的文章也都是從「政治正確派」的立場出發的。「政治正確派」目前的首要立場是採用任何手段扳倒川普，包括選舉舞弊，也包括否定川普的政策。 在這兩篇文章發表前後，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主席特里‧特瑞納（Trey Trainor）11月20日在電視節目中表示，川普競選團隊通過可信證人的宣誓證詞以及在挑戰各州選舉結果中使用的其它證據，正將「合法指控」提交到法院。考慮到自己迄今觀察到的證詞水準，在此階段，可以預計數百份宣誓書證詞是可信的，另一方確實需要回答這些問題。特瑞納說：「歸根結底，我要說的是，這些合法指控將在法庭上進行審判。」他補充說：「我們需要讓這一法律程序發揮作用，以便我們得出這次選舉的有效結論，（以便）讓每個人都認為這是合法的（選舉）。」 但是，Ian Johnson在文章中斷言，拜登已經打敗了川普；而Sha Hua則在文章中斬釘截鐵地寫道，「大選中沒有出現廣泛的選舉舞弊的證據（No evidence of widespread fraud has emerged in the election）」。在他們看來，似乎只要「政治正確派」的喉舌封殺了大量被披露出的關於選舉舞弊的宣誓證詞和統計學家的專業分析，那麼，總統大選結果就只能由「政治正確派」來裁斷。 二、選舉自由和言論自由 既然這兩位作者都把批評的矛頭指向所謂的「中國異見人士」，就有必要指出他們所犯的錯誤。 首先，美籍華人的選舉自由不可侵犯。Sha Hua的文章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她把已經入籍的華人和沒入籍的華人永久居民或在校學生混為一談，因此對這兩個群體在美國的政治權利毫無概念。雖然Sha Hua為美國媒體工作，但她未必是美國公民。然而，她曾經在美國學習過，應該了解美國公民與旅居美國的外籍居民法律上的身份差別，她來美國念書時就是後一種身份，沒有投票權。 被Sha Hua統稱為中國異見人士的那些未入籍的美國永久居民，他們或者仍然是中國公民，或者因為中共的政治迫害而成為無國籍人士，他們看美國問題的角度可能各不相同。而入籍的華人曾經宣誓效忠美國，美籍華人與其他美國人享有同樣的投票權，而且有受美國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入籍的華人法律上不再屬於中國人，而屬於美國人，他們和其他的美國人一樣，他們支持誰、批評誰，不受「政治正確派」的束縛；更不能因為他們入籍前是中國公民，就指責他們支持川普的立場，這是對美國公民選舉自由權利的蔑視。 其次，身在中國或其它國家的川普支持者，比如黎智英、孫立平、郭於華、田飛龍、艾未未等人，他們並非美國居民。外國人對川普的態度如何，Ian Johnson有什麼資格在《紐約時報》去教訓他們？除非這位作者認為，美國的「政治正確派」有權掌控全世界所有人的言論，凡不符合「政治正確派」立場的外國人都必須教訓一番？ 實際上，這兩篇文章都犯有一個大錯誤，那就是，從「政治正確派」的立場出發，否定人們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支持川普，就被認為是冒犯了「政治正確派」，因此必須加以批判，這正是共產黨鉗制專制社會裡民眾的思想和價值觀的做法。 Sha Hua撰寫此文之前，採訪過在美國的一些有影響的華裔人士。有的被採訪者提出，只接受書面訪談，並且要求Sha Hua發表文章之前，將採用的被採訪者的文字發給被採訪者核查，以免出現斷章取義的情況，結果被Sha Hua託辭拒絕，於是書面採訪落空。這位記者不願意讓被採訪者事先看一下記者稿件草稿中的相關段落，似乎與記者準備利用被採訪者的話來批評被採訪者的意圖有關。 三、派系喉舌與《大紀元時報》 在這次美國的總統大選期間，不少所謂的「主流媒體」採取了一致的立場，那就是封殺任何對民主黨不利的消息。無論是在美國的華人還是在中國的人，都有一些支持拜登的人將報導拜登弊案的《紐約郵報》斥為「花邊小報」、不屑一讀。 在民主國家，一談到媒體，不言而喻地是指自由媒體。而按照西方公認的新聞主義原則，自由媒體必須堅持事實在先、平衡報導的報導倫理，如此方能扮演第四權的監督功能。據此觀察，《紐約郵報》在拜登弊案問題的報導上秉持了傳統的新聞主義原則。而《紐約時報》則不同，2016年總統大選後的第三天，該報發行人阿瑟‧小薩爾茨伯格在致訂戶的信中發誓，該報會「重新獻身於《紐約時報》新聞主義的基本使命」。此語妙哉，倘無「背離」，何言「重回」？過去四年來《紐約時報》真的重新獻身於新聞主義的基本使命嗎？實際上，它拒絕了新聞主義的基本使命，頑固地轉型成為派系喉舌。派系喉舌顯然不再屬於自由媒體，它也確實成功地與其它的喉舌一起，引導著那些只看「主流媒體」的人們相信川普一無是處、拜登當選理所當然。 在中國長大的許多華人都非常清楚中共出版物和電視台的喉舌功能，他們比從小習慣於自由媒體的美國人更能識別喉舌的面目。我曾經在電視節目中說過，當今的《紐約時報》還不如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前十年中國的《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在體制上屬於中共喉舌，卻努力追求民主社會的新聞主義原則，雖然報導本地的負面新聞會受到打壓，該報仍然儘可能地報導不利於中共的異地負面新聞，因此受到中國讀者的熱烈歡迎。現在的《紐約時報》做不到這一點，也不願意跳出派系喉舌的窠臼。 在民主社會，通常一家媒體不會發表對另一家媒體的整體性評論，而Sha Hua在上述文章中很奇怪地專門寫了一段對《大紀元時報》的評論。她寫道，「法輪功的出版物嚴重地偏向川普，傳播了極右翼（QAnon）陰謀論，通過滿足中國移民而形成了讀者群；但是，長期以來造成了充滿錯誤信息的新聞環境。」該文發表後，《大紀元時報》致信該記者，她在上面這段話後面補充了一句，「《大紀元時報》說，它提供了以事實為基礎、不偏向的報導，是中文環境里的一家獨立新聞出版物。」 中共對《大紀元時報》極端敵視，那Sha Hua為什麼也對《大紀元時報》嚴重不滿呢？或許，她的不滿和其它派系喉舌一樣，那就是，《大紀元時報》的中英文版打破了喉舌系統對真相的封鎖，贏得了許多美國讀者的喜愛，令喉舌們既難堪也痛苦。Sha Hua對《大紀元時報》的惡意攻擊，除了暴露出自己的「政治正確派」立場，也折射出她與中共相似的偏好。 四、「政治正確派」的危險性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政治正確派」為了扳倒川普而採取的一系列行動，已經嚴重衝擊了美國的國本，即民主、法治和公民的憲法權利。當不少州出現的選舉舞弊剝奪了選民的自由選舉權，當喉舌媒體封鎖真相以剝奪新聞自由，當教育界對不認同「政治正確」觀念的人進行排擠打壓、鉗制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當美國總務署署長遭到民主黨的騷擾、威脅和虐待，當民主黨議員開始討論建立川普支持者黑名單以打擊報復時，我們看到，政治專制的陰影已經在美國大地上出現。從這個角度去認識，這次總統大選已經不是候選人的個人輸贏問題，而是美國的民主法治與「政治正確派」的對決，其結果將決定，美國今後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是否會被撼動；而民主黨聲稱準備在拜登上台後推出的開放國界、開放毒品等措施，更是構成了對美國社會穩定的威脅。 我今年8月10日發表的《還原「政治正確」的真實面目》一文談到，「政治正確派」的思想背景十分可疑，與從歐洲進口的新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流派有非常密切的關聯。不管是老版本還是新版本馬克思主義，都主張階層對立和社會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治正確」觀的意識形態基礎不過是馬克思和共產黨鼓吹階級鬥爭的新式翻版而已。若這種流行的「政治正確」觀能與民主制度相容，就不能被稱為「政治正確」；如果它堅持「政治正確」的標籤，就暗含其與民主制度與天賦人權不相容的實質。實際上，「政治正確」觀是一種從民主、自由和法治向思想專制和言論、行為管制倒退的反動，也是否定社會道德、價值倫理的逆流，不但不能聽任其泛濫，還應該多加批判。 美國「政治正確派」的特點是，只有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才是唯一「政治正確」的，任何其他人如果質疑他們的立場或觀點，特別是質疑他們的政治領袖，就顯然有「政治不正確」之嫌。這派人雖然在教育界、媒體、文化機構里人數眾多，聚在一起彼此「認證」之後，似乎就忘了一個基本問題，誰授予了他們「正確」的「桂冠」？如果關起門來自娛自樂，自詡「永遠正確」，旁人自然懶於置言；倘若把自封的「政治正確」當作衡量美國國內和世界各國事物和人群的標準，對不同意自己觀點的人橫加指責，豈不是在侵犯那些被他們指責的人之民主社會裡憲法保護之下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嗎？ 目前，美國家庭中父母和子女這兩代人之間因為價值觀分歧而發生道德、倫理、政治觀點方面的分裂，是普遍現象，不僅僅限於華人家庭。其根源就在於，美國的整個教育系統的嚴重左傾化以及「政治正確」口號的政治專制色彩，正在嚴重地扭曲美國青少年的價值觀形成。社會學理論認為，青少年價值觀的自然形成主要在小學到高中階段，其中家長、老師、同學三種影響力並存。但美國歷史上從來沒發生過這三種力量因為政治分歧而互相對立的問題，這是這種家庭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 美國憲法從來沒有賦予任何政黨或任何社會團體有確定什麼觀點屬於「政治正確」的權力。如果美國社會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賦予這樣的權力，那不是民主制度下的「進步主義」，而是思想專制的植入，與共產黨政權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確」的思想專制被社會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學校里被單一意識形態「洗腦」，一個民主國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這個民主制度就可能淪落為一批人的政治專制，即一種共產黨式的社會專制。 《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這兩篇文章的作者之所以對在美華人和中國國內的一部分活躍人物非常不滿，急於撰文批判，自然是因為這些人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的言論令這兩位作者難以容忍；然而，此兩人的不滿，或許還與這些人對「政治正確派」的揭露更深入骨髓有關。就像佛羅里達州的古巴移民強烈支持川普一樣，這些華人川普支持者對共產黨文化的深刻認識，讓他們對美國出現的任何類似版本都抱有高度警惕。而這樣的警惕，或許只有親身經歷過共產黨專制的人才能具備；要發現「政治正確派」的言行與共產黨專制的相似性，大部分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可能並沒有足夠的眼力。《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這兩篇文章的作者以為，在華人中找幾個自己的同道，就能證明挺川之謬，實在是低估了「政治正確」抵制者的政治透視力和時事洞察力。 （全文轉自大紀元）
2020年8月23日，12名香港年輕人在從海上逃奔自由台灣的過程中被中共海警劫持並帶往內地，據說目前被關押在廣東省。他們都是香港積極倡導民主自由的年輕一代，其中年齡最小的僅僅16歲。 從去年中共令港府強推送中條例不成，於是就在今年閃電立出港版國安法，共產黨想要在香港控制一切的企圖已經昭然若揭，毫不掩飾了。中共的做法不僅違反了「港人自治」的《基本法》原則，也違背了《中英聯合聲明》中「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中共的逆天之舉，讓香港變成使港人和世界各國人民看清中共本質的照妖鏡。數百萬港人走上街頭持續抗議遭暴力打壓迫害後，如今紛紛選擇了逃離香港。 在海上被中共劫持的12名香港年輕人至今已被關押屆滿三個月，中共一直違法拒絕律師與他們見面，甚至就連他們被關在哪裡都不知道。想必他們和很多內地的維權人士一樣，也會遭到各種各樣的酷刑折磨：黑監獄、黑頭套……，不讓律師會見即是專制暴行之一。去年還只是恐懼擔心會發生在香港的事情，今年就在港人身上變成了現實。這樣的結果對於香港是個悲劇，對於世人也是極大悲哀。過去的綏靖政策，過於現實與自私的思維方式不止是鼠目寸光的表現這麼簡單，它正在和必將繼續讓人類為這種墮落而付出百倍的代價。 正義與邪惡，民主自由與專制獨裁本身就是神聖與邪魔在不同層面上進行的此消彼長的博弈。稍有懈怠，就會從「批評才入罪」退回到「奉承不夠也是罪「的境地。在中共魔爪下的淪陷區，一直以來，拒絕奴役就是「犯罪」；如今在世界矚目下，過去自由法治的香港，現在人們逃奔自由也是「罪」了。 面對共產暴政，民主自由 – 你的背後還有多大空間可退？！有古語說，「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可是當獨裁政權可以任意通過惡法把行善積德、扶危救困、同情弱者、追求自由等等都變成「犯罪」的時候，「罪」的概念就已經被徹底顛覆了！ 此局很可能要通過正義之師擺脫幾十年形成的思維定式的束縛、敢為天下先的出奇招，才能從根本上被打破、扭轉，其難度不亞於當年剪去長發反帝制。然而不這樣做，我們還有其它選擇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大選之後繼續陷入計票紛擾，川普陣營轉進訴訟之路，新總統於是尚未「正式」誕生，因為美國本身內外兼具的高度複雜性，尤其使得選後到新總統就職這兩個多月，會是相當關鍵的過渡期，川普當然因力圖翻盤傷神，至於已然在為執政做準備的拜登，這段時間應該也足令其焦頭爛額。 回溯四年前大選投票結束，希拉里認敗，川普勝出，所謂「准總統」的工作便已正式開展，當年投票日為11月8日，到11月17日，「准總統」川普就已先後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過電話，隨後再直通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形式上是謂接受道賀恭喜，實質就是以「准總統」的身分為一動蕩的世界釋出穩定力量，並也有在過渡期的混亂狀態下，藉此鞏固美國國安。 四年前的今天，當美國半數選民還在為川普出線驚駭不已，半數選民另為新總統額手稱慶的同時，這個世界並沒有因之暫停運轉。俄羅斯和中國虎視眈眈依舊，朝鮮照樣架設著核武，伊朗軍武威脅亦復如是，從敘利亞、黎巴嫩到葉門和阿富汗，中東未曾減緩動蕩，以美國為目標的激進伊斯蘭恐怖主義隨時蠢蠢欲動，又即使是美國南端的古巴、委內瑞拉和尼加拉瓜，一樣讓美國不得小憩。新總統卻都要在兩個月後全部直接迎擊。 當年選後三周不到，川普第一波人事即有了雛型，國務卿一職也開始緊鑼密鼓到處徵詢意見，國政拼圖逐一浮出。包括弗林將擔任國安顧問、賽申斯將出掌檢察總長、蓬佩奧被指派為中情局長，都在那段時間獲得定案，內閣高階職務官員也一個個端上台來，11月還沒過完，川普又再宣布時任南卡羅萊納州州長的黒利將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但因國務卿人選未定而受到議論），12月1日就確認了國防部長為馬蒂斯。此外，包括提勒森、蒲博思和班農等等，亦不只有了官方職銜，事實上也都早和川普開始共商國是。 外有世界熱點如俄羅斯和中國的戰略進逼，另有恐怖主義和核武器擴散的威脅，內部則是面對內閣組成的迫切性，總之，「准總統」和他所聘用的內閣成員，在總統大選後到正式上任前，某種程度已屬於「當政」狀態。正如美國國安顧問波頓在傳記里所提，原來聯邦高階職務人事最競爭（鬥爭）的一刻，就在准總統從選舉脫穎而出到正式就職典禮這段時間發生，甚而因為近十多年來愈發滲入的利益團體攪和其中而讓組閣變得更複雜，里根當年一席「人事就是政策」的格言，恐怕早得到大幅進化，外界也必然緊盯著美國新總統的新團隊主要想對外釋出什麼訊息。 民主國家的政權交接，並不是大隊接力，並非在最後一刻把棒子交到起跑者手上即可，美國新團隊的準備工作，更因這個國家特殊的「全球治理」角色而有獨特的算計公式，美國所受到的挑戰自然呈現多元樣貌，它所交涉的（尤其對外）領域，通常還存在高度的動蕩和不確定性，大量的工作伴隨大量的資訊，尤其得將個人之前針對美國國政所有過長期和深刻的思考，快速轉換成實際操作，就又更有賴新舊團隊於過渡期的有效交接。所謂民選新政府的「關鍵一百天」，從來不是從准總統上任後才開始計算，很多都是在正式上任前就必須先行布下大局。 不可否認，直到現在仍多有美國人仍認為川普會取得最後勝利，但那也代表了選舉舞弊的證據力將大到足夠否定掉一場選舉，總之，國家大政是否復行川普治下常軌是一回事，眼前拜登真正傷腦筋的應該已不在誰輸誰贏，而是倘若正式宣布他為下屆美國總統，他該如何確保自己在一個被大為壓縮和加倍紛擾的過渡期里趕上進度。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