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台打造无人机「地狱景象」期阻中犯台
2026 年 8 月 12 日
紫荆党横空出现，标志著中共对广大的香港市民、对香港政府及其管治团队、对香港左派群体彻底失望和不信任，而酝酿著某些重大举措，包括清洗旧港人、整顿特区政府及立法会、整顿传统建制派。在这背景下出现的紫荆党，就特别值得港人关注。在未深入分析中共这些措施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近期的舆论风向标。 素有“建制派第一健笔”之称的屈颖妍，12月10日在其《头条日报》的专栏中竟然以《我不是建制派》 为题，公开批判林郑，承认之前支持林郑是错了。笔者觉得她此文是藉批判林郑来强调自己不是唯唯诺诺的建制派。 被人称为《基本法》护法之一的宋小庄，12月11日在《明报》发表文章：《议员资格的决定有何重要法律意义》 ，责备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缺席导致立法会“流会”。他认为，“‘流会’与立法会的兼职议员制度有关，有些议员视工作为副业，视生意为正业，就经常缺勤。议员俸禄优渥，工作繁重，不应当还有其他主业”。很明显，他所针对的主要是立法会中的“功能组别”议员，而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亲中共的建制派人士。 自称为“接近习近平班子”的于品海，12月6日在他的《香港01》中发表题为 《连问题都看不清，“好打得”又有何用》 评论。表面上是批判林郑，但实际上是剑指香港的资产阶级。他的文章没有主动说出香港问题所在，却引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寓意香港应该意识到社会阶级和经济结构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很明显这是复述了中共自从香港“占中运动”以来的官方论述。 自称为“白宫发言人”的冯炜光，11月6日在《橙新闻》以 《韩正副总理的考题林郑应如何回答》为题，批判林郑和整个香港公务员团队都是AO（政务官）心态，无法从政治角度把握香港的形势，造成无法与国家融合的困境。他说：“香港的政务主任尤其是回归前入职的，在英国殖民地者的熏陶下，只懂执行，只懂把问题翻来覆去地辩论，写文章（主要是英文）一流，但战略思维九流。要他们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有历史纵深、有宏观视野、有国际博奕的认知、有家国情怀去思考香港，去治理香港，去领导香港，无异缘木求鱼”。冯炜光此文，同中共要清洗香港公务员系统的意图高度契合。 近期这四篇文章很有代表性。笔者不是说他们“被授意”去写，而是觉得它们不约而同地提供了一些反映北京意图的想法：清算香港人（特别是原来香港的资产阶级）、清理自己队伍、改造立法会、改造公务员系统。在这个思维背景下成立的紫荆党，就很有可能被委以重任。 现在笔者回到文章开头时的观点：中共对香港的不信任。 第一，对香港广大市民的不信任。其原因由来已久，笔者将来有机会可以详细分析，今天暂略。这种不信任，到去年“反修例”运动中出现两次百万级的大示威，以及年底区议会选举中亲中共候选人一败涂地的状况，使得北京决策层有人滋生极端的“留岛不留人”的念头。在对香港广大市民不信任的同时，更认为香港资产阶级是动乱的根源之一，认为他们的剥削属性造成香港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是动乱的温床。这从“反修例运动”过程中对李嘉诚等人的批判可以看出。于品海的文章就是暗示这点。 出于对香港人的高度不信任，才会导致“港人治港”这个口号在内部悄悄改成“‘新港人’治港”，强调今后香港的管治权要移交到“新港人”手上。而所谓“新港人”就是以紫荆党为代表的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派来香港潜伏的中共地下党。这些过去处于潜伏状态的地下党员今后可能要“地上化”了，取代港人出任各种岗位。 第二，对香港政府及相关管治团队的不信任。中联办下面一个智库曾经向中央提交报告，对特区去年出现的“反修例运动”的发生，认为是特区管治团队在执行“一国两制”政策时有偏差。它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动乱暴乱不是偶然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有多种因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从内因看，‘香港之治’出现严重问题，是贯彻‘一国’不力，执行‘两制’中的资本主义过头。按照现行的治理思路、方式和作风，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完整准确有效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报告列举了很多实例，用以说明移交主权以来，由于特区政府“贯彻‘一国’不力、执行‘两制’过头”（即倾向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使香港在政治、法律、经济、金融、舆论宣传、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出现严重问题，才导致去年的大规模反特区政府、反中央政府的示威。而在去年的平乱过程中，特区政府又显得软弱无能。它既没有及时动员政府掌控的三万多武装力量（按：指香港警察部队）下达果断平暴的命令，等到局势明显失控时，也没有向中央政府求助出动解放军驻港部队来协助平乱，这就充分显示出特区政府“不善斗争、不敢斗争”的软弱无能状态。冯炜光的文章，反映了这种观点。 第三，对香港左派群体的不信任，可以说也是由来已久，所以紫荆党的出现无疑是对传统左派打了一个耳光。根据笔者观察，中共对香港左派的不信任，既有历史原因，即中央长期来都是对“白区”党组织存戒心的；也有现实原因，即认为本土左派群体属于“烂泥扶不上壁”、难委以重任。 历史原因方面，是中共建立全国政权之初，第一批被排斥的人竟然是在白区工作的共产党干部。1949年5月，接管南京的中共第二野战军请示中央如何对待地下党？中央回复：“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注1] ，足见中共对白区党员的不放心，党内这个传统也影响了中央对香港的地下党的观感，特别是在香港也出了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副社长郑华叛变逃美、以及前中联办办公厅主任刘林、台湾事务处长魏平元、中联办秘书长蔡小洪被揭发为英国情报部门收买等事件，所以中共中央对香港工委是不放心的。 现实原因是左派群体始终无法建立一个良好的形象。2006年民建联访问北京时，负责港澳工作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希望他们能够“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但15年后的民建联无论从形象或能力看，仍然是一批碌碌无才的人，仅懂得盲目附和中央、盲目支持特区政府的人，无法肩负起特区的管理工作。屈颖妍的文章强调自己不是建制派，就是一种割席的态度。 了解这些背景后，再详细分析紫荆党几位发起人的公开言论 ，笔者深信这个党的成立反映了中共高层对香港人、对香港政府、对香港左派的深深不满。（下篇完） 注1：见裴毅然：《前后16字方针：白区地下党的宿命》，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4年8月号。所谓前16字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作为白区工作的原则。 （作者曾任《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副总编辑。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2009年退休。全文转自众新闻）
最近，香港一些“海归”人士成立了一个“紫荆党”，引起香港政坛的极大关注，大家的关注点有二，第一，这个组织是“嫡系”（由中央或至少是中联办组建的）或是“庶出”（即并非由中央或中联办组建，但得到他们的祝福）？第二，它与当前已经存在的亲共建制派的关系如何？是否意味著传统左派势力的式微？笔者试图就自己所了解的，去回答这两个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相信他们是嫡系的，因为早在三年前，即“占中运动”之后，中央及香港中联办就已经在讨论所谓“新港人治港”的问题。据了解这个讨论的朋友说，北京认为香港的资产阶级上层是靠不住的，中央给了他们长达20年的时间，也更换了好几任特首，香港还是管不好，所以，依靠原有的资产阶级来管理好香港是不行的。中央强调：“‘一国两制’并不等于香港不允许有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因此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派驻到香港来，真正地沉下去，到香港人民中去，做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在香港的人民群众中发展党员、积蓄力量，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以人民为后盾，依靠香港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建设香港、发展香港”。据笔者了解，这是当年中共内部讨论香港问题后形成的十大对策其中的第一条。 到了去年“反送中条例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中央对香港工作有指示：“不要忘记一国两制首先是一国的事，国家的任务。香港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是自己的任务，不能让港人去主要承担。”最后这句话就清楚表明，中共将派人管治香港而不再依赖原本的港人。中央并为此拟定一些策略，强调“首个阶段做的主要是群众工作。总纲领不要再依赖殖民地的‘港人’办一国两制了。要组织‘新时代’的‘新港人’，创建一个可以向邓小平同志及先辈先烈们致敬，并好好对他们交代的，能展示给世界的一国两制。”根据这个指示，过去的“港人治港”今后会变成“‘新港人’治港”。 据知情人士说，这个指示提出：治港团队“总人数要过千，将来基层人要上万。其实是在为共产党在香港组建一支地下党培养自己的管治团队。组织部、宣传部、对外国安部、政策研究部、行动总参部、支援部（笔者按：不明何谓“支援部”）、培训部都要齐全，都要组建起来，都要精简锐利”。 这个指示还把香港目前的状况与中共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它说：“共产党在1939至42年间在华北的处境和斗争，与香港现阶段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可作策略思维中用来借鉴。当时党把主要矛盾归纳成‘反磨擦’斗争策略，统一各阶层为群众做些实惠之事，孤立制造磨擦的分子（即国民党军）及外来势力（即日军），用各种方法把他们的影响力清除、减低、消灭。著力维护搞好生产，办好根据地，做好宣传及思想工作。今天，我们要用占领根据地、办好根据地、一步一个脚印，以长征的精神向前迈进”。它又说：“1947至1949年党在西柏坡的经历也与当前香港‘一国两制’的任务相似，那就是先作战略转移，稳固后，兼顾几个战场，灵活地统筹协调运转战术战力核心，并为建国（即接管）作思想心理组织的准备”。 按照笔者的理解，中共提出借鉴“反摩擦斗争”的历史经验，就是要如何逐一瓦解他们心目中的香港“反华势力”，至于西柏坡经验（接管全国政权的部署），就是如何实现对香港的全面接管。 根据这两次的历史经验，中央的指示提出：“要有核心组织，训练干部，纪律严密，身份隐蔽，深入群众，并能在敌后与敌人斗争的队伍。队伍要有各类人，包括军队、公安、特科、专家、干部。要老中青结合。主战场在地下，应该直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特设小组领导，与两地官僚系统要分开，无瓜葛，少作不必要的接触”。这就说明，中共为了全面接管香港，将会继续分开地上与地下两条线，有些人可以浮上水面，有些人则继续潜水。用中共的术语，浮上水面，指合法斗争、议会斗争、公开战线，而继续潜水，则指非法斗争、议会外的斗争、隐蔽战线的斗争，或者叫做：“以革命的两手应对反革命的两手”，这些策略都是中共优而为之的故技。 在这个政策背景下出现的“紫荆党”，其性质可思过半矣！笔者认为，它就是一个在中共香港工委领导下、带有政党性质的公开的亲中共的“群众组织”，其目的就是为中共的全面接管香港的政权机构（行政、立法、司法、区议会）和非政权机构（大量的法定团体、马会、大学的校委会等等）作好准备。在中共的历史上，每当要“解放”大城市时，必然会事先在该市建立大量亲中共的“群众组织”，以便配合中共解放军的进军步伐。这是中共“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城工委”）的任务。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在香港除了设有公开的“港澳工委”外，也有一个不公开的“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城工委”），也是为配合解放香港而建立的“内应”力量。所以，紫荆党的成立，很可能就属于这些内应力量。该党除了公开表示其建党是“学习中国共产党”之外，就连第一次成立的形式也仿效中共：他们在维多利亚港的游艇上开会，就如同中共当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曾经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一样。 从以上的分析看，紫荆党显然是“嫡系”而不是“庶出”。如果它不是“嫡系”，它不敢在创党伊始便夸下海口要发展25万党员。须知道，传统左派龙头组织民建联花了将近30年时间才发展了5万多党员，而历史比中共“建国”（1949年）还长久的工联会，经过70年的经营，到现在会员才不过40万左右。那么紫荆党凭什么从组党第一天就敢瞄准25万党员的目标呢？ 笔者曾经撰文估计香港地下共产党员数目至少达40万人（见绌作 〈从十八大看香港地下党规模〉 ，载《明报》2012年11月28日），很多左派朋友认为这是高估了，但笔者始终维持这个判断（详细估算见上引拙作，这里不赘）。如果中共认为现在需要部分地下党员浮上水面，部分仍然继续潜水（即贯彻上文所引用的“公开的与隐蔽的双结合”的策略），则一夜之间把25万人划入紫荆党并不是不可能，因为在中共历史上，共产党员奉命加入到其他党派，以该党派的身份活动，从而隐瞒共产党人的真正身份，这些例子比比皆是。 读者可能会问，在中共通过港版《国安法》后，香港已经被中共全面掌控，为什么还需要成立一个“紫荆党”？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共还需要“一国两制”这个招牌，如果北京“事必躬亲”，越俎代庖，难免使人觉得“一国两制”彻底消亡。由于需要保持“一国两制”的外观，则中共在香港的正规组织（中共香港工委）就必须继续潜水，所以它要建立一个由它指挥的团体，来执行它要推行的任务。当中共一日要保持“一国两制”的外衣时，其在香港就只能继续以地下党的形式存在，一日仍然是地下党时，它就必须要扶植一个公开的、地上的组织来为它服务，这就是它需要此时此刻成立一个紫荆党的原因。（上篇完） （作者曾任《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副总编辑。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2009年退休。全文转自众新闻）
最近三条消息让全世界对中国的红色渗透更增疑虑：一条是中国和瑞士在2015年签署的“5年再入境协议”，让中国特工能够入境瑞士审讯中国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相关费用由瑞士税务人埋单。另外两条则是旧闻新热，今年9月就已上网的一个包含195万中共党员信息的外流资料库。在数据安全分析机构“Internet 2.0”的帮助下，IPAC在对材料进行认证后，将数据库传给了包括《每日邮报》在内的全球四家媒体机构。该名单被指划分为79000多个党部分支，其中许多分支隶属于公司或机构当中，然后媒体据此发现了美国与英国不少这类中共党员。 三条放在一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惧加深。本文只分析瑞士为何会与中国签订这种怪诞的协议。 瑞士与中国这一秘密协议怪诞在何处？ 英国卫报报导，瑞士和中国在2015年时签订了一个所谓的“重新接纳”协议。协议在12月7日到期，需要更新。瑞士曾经和超过50国签署类似协议，允许这些国家的官员来协助辨认与驱逐非法公民，唯有和中国大陆的协议从未公布过详细内容。 这个协议一直不为人知，而瑞士报纸NZZ今年8月的一篇报道，终于令这个秘密的协议得曝光：该协议为中国官员进入瑞士讯问准备被遣返的中国国民提供了条件。专注于亚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将该协议的条款细节公之于众，并在其所附报告中指出该协议与瑞士和其他国家签署的类似协议有何不同之处，认为将会对“那些中国政府希望其被遣返的人”构成威胁。 瑞士接纳的与中国有关的异见人士，主要是藏人与新疆的维吾尔人，还有香港部分人士。因此，“保护卫士”组织的负责人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认为秘密协议被曝光的细节“将会令瑞士的声誉蒙尘”。达林说，被派往瑞士的中国“专家”并非“移民官僚”，而是特工，该协议允许他们在未受监督的情况下，在瑞士自由走动、采访和讯问。 来自香港、台湾和其他地方的“流亡异见人士”有可能会被引渡回中国。 瑞士移民部断然否认该协议有任何秘密，并声称该协议是一种标准的“技术安排”，就像它与其他60个国家所达成的协议一样。瑞士移民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该协议从未像其他协议那样公开发布，但是随时可以要求得到，并表示，瑞士与中国的这个协议在过去5年里只在2016年时使用过一次。当时两名中国官员在瑞士住了数日，并讯问了13个中国人。 允许一个保留政治罪的专制国家到自己国内自由接触讯问政治异议人士，这是西方国家当中被披露的第一例，非常怪诞。 瑞士为何会与中国签订这种怪诞协议？ 瑞士会与中国签订这种怪诞协议，只因对中国有严重的经济依赖。一般人认为，瑞士这个小国的经济支柱产业特殊，主要是瑞士银行的财富保险箱作用，因此，这种经济依赖主要来自于中国权贵存放于瑞士的巨额存款。 中国权贵在瑞士存放多少金钱，这当然是个秘密。2019年8月3日，中国官方经济学者贾康在国内发布一条消息，称瑞士银行发布了报告，认为100名中国人在瑞士银行存款达到了7.8万亿人民币，他这段话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让大家觉得吃惊的是内容的矛盾：贾康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并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和中国改革研究会任常务理事等职，以他的身份说这事，应该是看到一些寻常人接触不到的资料。但根据这数字，100多位中国富翁在瑞士银行存7.8万亿人民币，平摊到每人头上就是780亿人民币，根据富豪排行榜上的数据，前100名的资产加起来也不到7.8万亿，而且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是股权，又不是现金，根本不可能存在瑞士银行。 因此，贾康的说法，可能是一份财富报告的以讹传讹。因为瑞士信贷此前发布过一份报告，认为中国资金1亿的富豪有300多人，其加总资产大概有7万亿人民币。况且，富豪的财富保险箱并非中国国家利益所在，据此分析，瑞士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应该不是这一财富保险箱业务。 瑞士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复杂 我曾在2011年写过一篇《独裁者财富保险箱的裂缝》，谈到在美国等多年持续的压力下，瑞士不得不于1987年取消了匿名帐户，瑞士财富保险箱的安全系数与独裁者的政治安全联系在一起。于2011年1月生效的《独裁者资产法》，让中东北非四国独裁者失去政权之后，全部财产被没收。此后，世界上其他信誉、资历远不如瑞士银行的几十处避税天堂生意突然兴旺起来，瑞士的财富保险箱业务大受影响。2016年4月，巴拿马文件曝光之后，全球的避税天堂与洗钱中心也不再安全，成为美国欧盟打击的对象，于是发展中国家的权贵富豪另觅他途。美、英等法治国家的各种豪宅成了发展中国家洗钱者藏匿财富的新宠，美国的纽约、旧金山等十余个城市，英国伦敦，澳大利亚的悉尼，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地，豪宅价格近两年持续快速上涨，各国民众均受不了住房变成投机品，各国纷纷开始限购。 这一期间，瑞士并没坐吃等死，开始与中国等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关系，瑞信、瑞银证券都在中国努力开拓各种投资关系，例如瑞信方正这一时期的中国业务获得大发展。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总部设于北京，致力于为中国本土客户提供一系列资本市场服务，包括A股、外资股、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的保荐与承销以及相关财务顾问服务。瑞信还组建了一家资产管理合资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当前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之一，截至2019年12月底，管理资产总规模接近人民币1.3万亿元。 瑞信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有多深？根据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记录，卷入美国大选的Dominion投票系统的母公司Staples Street Capital III公司于2020年10月8日从瑞银证劵（UBS Securities CO LTD）得到4亿美元。而瑞银证券75%的股份来自于中国政府。以下是美国证券交易所关于Stamples Street Capital III公司这笔交易的记录连结。 理解了瑞士与中国这种复杂且牵缠甚多的经济依赖关系之后，对瑞士与中国之间有这种特殊的协议，就不必要再吃惊。西方人权机构帮助中国人改善人权状态的任务，也面临极其复杂的艰难局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18年1月，周庭在她的脸书写下一篇“结伴同心，逆境同行；民主运动，卷土重来”的立法会香港岛区补选宣言，她提到家里后园的那棵芒果树，一年只长一次果，果肉更青绿酸涩难以下咽，她不解父母亲为何坚持细心浇灌这棵芒果树？结果周庭父亲告诉她：“这棵树从来都不是为了结果而存在呀。无论它最终是否会结到好吃的芒果，它是家庭的一部份，就值得我们尽全力去灌溉养植。” 周庭以此引申她投身选举的初衷，她说，民主就像是浇灌一棵经常结酸芒果的树，无论它最终是否结出美丽香芒，都有照顾它的责任─就正如对民主运动的坚持，即使身处逆境，仍会心存希望继续奋斗。 为了那一次的补选，周庭放弃了自己曾经拥有的英国籍，但最后还是被认定没有“真诚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直接被褫夺参选资格。 周庭生日是1996年12月3日，昨天正好是她的24岁生日。在这之前，周庭已经有四次被捕的经验，而前天，是她第一次被定谳入狱。虽然仅有十个月徒刑，但还周庭另有一件违背香港《国安法》的检控在身，随时可能被追加刑期。事实上，周庭已经成为中共政权的人质，她会被关多久，完全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而定。这种把自己人民当人质外交筹码的作法，在过去数十年的中共党史里俯拾皆是。 周庭从来不是一个政治狂热份子，她出身自一个避谈政治的天主教家庭，小时外向顽皮，一边用电脑写功课，一边偷看日本的动漫：中学以后，她一度遭到同学的排挤，功课分组常常落队，也在那时候，她常感到孤单、无力、习惯一个人。15岁时宅在家滑脸书，无意间看到学民思潮游行的照片，“当时想，为甚么大家年纪差不多，他们在做那么不同的事情。”她开始上网搜寻香港反国教运动的资讯，了解后，不想比她年纪小的表弟表妹要被逼著学习“毋忘历史”，“保卫祖国”，正式投身“反国教运动”。 她填表加入学民思潮当义工，就这样在短短八年内，一路经历了雨伞运动、成立“香港众志”、发动“黑紫荆行动”，投入立法会补选及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周庭也在这八年内，从一个对人群讲话会发抖的香港中学生，到今年11月正式从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毕业。 黄之锋说，“周庭应该是众多同龄政治人物当中，最‘不政治’的那一位。”确实，点开周庭的IG与脸书，满是她的沙龙照、搞笑照、美食照，她说自己晚上都在放空追剧，打手机游戏、玩PS3；与我们生活周边，贪恋著生活小确幸，即将鼓勇探索真实社会的邻家女孩没两样。所不同的是，当年学民思潮的一篇脸书贴文改变了她的生活座标，过去几年遽变的香港社会将她推上一个从未想过的位置，而周庭也努力以赴，尝试改变。 今年，周庭获选英国BBC选出的世界年度百大女性，她在入狱前接受BBC专访时谈到先前被捕、被困警署以及上法庭的情景，“被捕之后，我变得越来越瘦，以前我也跟其他女生一样有点贪美想变瘦，但现在我一点儿也不想再瘦下去，……我的身体似乎在告诉我，我是受到很大的压力。”“每个人心中都有恐惧，我也很坦白地承认自己有所恐惧，但如何克服恐惧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也希望如果大家有方法，可以教一下我。” 她也提到，《国安法》通过后，现在参与抗争的成本越来越高，很多人付出和牺牲，不单是金钱、时间，也可能面对监狱的煎熬，“香港有很多朋友、年轻人和抗争者，比我面对更大的压力和恐惧，我知道即使我面对很多痛苦，但很多人比我更痛苦。”“我觉得（移民潮）是很悲哀的一件事，但我理解为何这么多人想离开。香港似乎是一个越来越充满绝望的地方……，我们努力多年，似乎都好遥远，”她说。 24岁的女孩，如果在台湾，是一个甫从大学毕业，青春洋溢的年轻人，她正犹豫该找甚么样的工作？也可能在思考是否继续念书深造，甚至在盘算如何存钱，准备出国体验不同的人生。但在香港，24岁的周庭被判刑、被关押，此刻正躺在牢房里的铁板床被冷醒，荒谬的是，她甚至不知这场正等著她的刑期会有多长？
统一作为一个政治主张，当然属于言论自由。分析台海局势，忧惧两岸关系，提出政策建言或警告，自然也应该受言论自由的保障；不过，身为台湾人，如果公然倡议共产党必须以武力促统，以便强力排除“分离势力”，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台湾早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0条规定：“任何鼓吹战争之宣传，应以法律禁止之。”“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禁止之。”鼓吹两岸武统，不是言论自由，甚至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日前在北京举办2021年会，由台湾的名嘴黄智贤主持，邀来前国民党立委邱毅等人与会。当被问到“两岸是否有和平统一的机会”时，邱毅宣称，台湾目前存在著包括法律、教育、选举、民粹、国际、利益、政党、文化等八个和平统一的障碍，因此，“无压力下的和平统一已经没有可能”；但如果把“以武逼和”视为另一形式的和平统一，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这就是他在三年前提出的“武统开始，和统结束”。 这不是邱毅在公开场合第一次发表武统言论，在今日头条的西瓜视频拥有1045万粉丝的邱毅就曾公开讲过：“大陆的将领讲得越强硬，但因没有实际行动，久而久之台湾人民听多了也麻木了……不但助长台独气焰，反而成为统派人士在台湾被迫害的理由”、“武统就是斩首，用斩首的方式，把首恶台独分子除掉。”由于言论太过耸动，还一度引来台湾《中国时报》的批评，认为邱毅曲解了“习五条”的内容。 不过，当被问到类似主张涉及武统恐吓时，邱毅又说，“我只是提出预警式的警告，这不叫赞成。”“这就如同苏起在提醒说：‘可能未来会地动山摇’。”其实，只要仔细端详邱毅的公开谈话，他到底是在“分析”？或是“倡议”？甚或是在“恐吓”？实在不证自明。 邱毅的此番谈话，有几个面向可以深究： 第一、邱毅不是一直这么“统”的，2001年他首次当选立委在立法院公开质询说：“我们要排除万难，破解中共对我们加入WHO的阻挠”、“两岸可以有经贸的合作，但是，没有统一与合并的问题”。在2005年中共对台祭出《反分裂法》时，他还公开声援台商，要政府对中共全面性统战作法，拿出具体办法。 第二、邱毅从反共变促统，当然与他近几年的仕途不顺，原本入列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却又在最后被剔除于安全名单之外有关。但反过来讲，邱毅能在短短数年内在拥有千万粉丝，得以在中国“说台湾”，其实正来自于他的台湾人身份；在中国，如果邱毅不是台湾人，他谁都不是，也因此他更必须在对岸展现另一种“台湾人典型”。 第三、当武统说被质疑时，邱毅第一时间就是拿苏起的“地动山摇”说来为自己救援，还宣称台湾是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到底邱毅与苏起两者的主张是否趋同？外人无法越俎代庖，但曾经提名邱毅担任不分区立委的国民党，以及被点名的苏起或可说清楚：邱毅的上述主张是你们的看法吗？这样的相提并论合宜吗？ 长期以来，统一作为一项政治主张，在台湾社会的形象低落、言论市场节节败退，就是因为它的话语权逐渐为邱毅等等这种“类武统”的主张，或者若干与中国有利益纠葛的人士所代言。包括马英九、苏起，甚至国民党要人，如果真心认为两岸的进一步融合，乃至于追求两岸长远的统一，才符合台湾的利益，那就应该正视这种鄙视台湾民主价值，鼓吹武统的言论对于统派的伤害；不用力地切割这种不见容于台湾社会的言论，最后终将轮到台湾社会切割你们。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香港众志本是香港的一个民主派政党，成员赫赫有名，包括罗冠聪、黄之锋及周庭等等人，其宗旨原本为“推动香港民主自决”，尽管该组织再三否认“自决”有“港独”含意，但港府不接受，在2018年拒绝周庭参与立法会补选。嗣后，该组织将宗旨改为较务实的“推动香港民主与进步价值”。直到今年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后，将“分裂国家”、“勾结外国势力”等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状，几名主要成员纷纷退出，最后宣布解散。 其实，黄之锋、周庭等等人是不是“港独”？对中共根本一点都不重要，当它说你是的时候，主张香港自决与推动香港独立就是同一件事；如果需要的话，“推动香港民主与进步价值”也是“港独”；同理，“推动真普选”，甚至“没有赤忱拥戴基本法”，也都会是香港人主张“港独”的罪状。 中共认为黄之锋、周庭等等人是“港独”，是因为此时此刻的共产党有政治需要。君不见当黄之锋、周庭入狱，罗冠聪流亡之后，香港的街头抗争运动已经濒临瓦解；透过这样的杀鸡儆猴，也恫吓香港其他的少年英雄，抗争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会高到让任何人都难以承受。 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本月11日被依港版《国安法》“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罪名遭到起诉，甚而以铁链锁腰锁手这种押解重刑犯的方式公开示众。如果说，逮捕黄之锋、周庭等人是共产党为压制香港去年一整年的日益蓬勃街头抗争运动；那关押黎智英这位拥有目前香港最重要反对派媒体老板，正是为了要形塑香港的言论寒蝉，进一步切断香港民主运动的国际连结。 黎智英“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的罪状包括：支付民主派人士在日本《经济新闻》宣传“为了自由，与香港同在”的广告费用、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美国参议员鼓励制裁中国香港，甚至包括在推特关注蔡英文与黎智英等等人……台湾人听了觉得可笑，但对中共与港府而言，总不能用“追求香港民主运动”将他安上罪名；安个“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用“汉奸”起诉黎智英，还能鼓动境内的民族情绪。 黄之锋没有主张“港独”却“被港独”，黎智英不是“汉奸”却“被汉奸”，重点都不是在于他们做了什么，而在于他们的主张与共产党的统治结构相扞格，踩到了共产党的痛处。他们一定要被制裁，一定要被关押，也一定会被重判，唯有如此才能阻断其他人有样学样。许多人还期盼届时审判黎智英会成为港版的美丽岛大审，激励香港的民主化，这真是低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进化的独裁者了！既然这个政权都可以因为你关注蔡英文脸书而列为罪状，它怎么会为了自己的颜面而让黎智英等等人有公开公正的审判？ 这是一个没有原则，没有底线，除了让共产党千秋万载永续执政，也没有信仰的政权；数十年的演变下来，它唯一做的是透过不断地分化、渗透及颠覆，来达到自己的增生。比起香港，台湾该庆幸的是，我们从未落到它的手里，共产党从没统治过这个地方。保持戒慎恐惧，维系自己的独立自主与生活方式，这才是这一代台湾人该为子孙守住的承诺。 （全文转自上报）
每年的十二月十日是联合国提出的世界人权日。它的目的是提醒人们；人权是每一个人类成员的基本需要，也是每一个政府的基本工作。不尊重人权的政府和它的政治，就是暴政。中国政府就是这样一个暴政，人民有合理合法的权利去推翻它。所以中共政权非常害怕人权这个说法，谁说人权它就镇压谁。 与此同时，中共的宣传机器每时每刻都在向外界撒谎，说他们自己是最尊重人权的，别人的人权状况如何如何糟糕。中共还散布各种谬论，比如说人权不能当饭吃；中共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这就是最大的人权。这是明显的偷换概念，把吃饭和基本人权混为一谈。 这个说法现在不时髦了，因为它明显的把人类说得和猪狗一样了。猪狗还有个小脾气呢，这等于说人类连猪狗都不如，明显是在侮辱人类的智商。好像中国人都是猪狗不如，竟然可以相信这种自己侮辱自己的昏话。当然，中共也收买了一些西方的政客学者来为他们背书，拿人钱财为人办事嘛。反正这些学者、政客自己在人权有保障的地方，中国人的人权，无所谓。 既然不时髦，已经臭了街了，当然也得与时俱进。于是中共就换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人权也是内政，不容外国干涉。这个内政说被五毛们滥用，已经到了“什么都是内政”，以至于很多脑子不够用的人，真的搞不清什么是内政，什么是外交了。 最近我们海外民运明确自己几十年来的政策，就是作为外国人的政治团体，只关心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不干涉所在国的内政。就有不少糊涂蛋跟着五毛叫嚣说：这不是和共产党的不干涉内政一样的论调吗？头脑简单不是错，用它来指责别人就是错了，而且是很丢人的错。 美国人选举，是美国人自己的事情。作为外国或者外国组织支持任何一方，都是超越了自己的权利，干涉了它国的内部政治。大选期间美国不断怀疑它国干涉大选，被指责的对象则不断声明：我没干，我没干；不是我，不是我。这就说明了外国掺和人家的选举，确实可以认定为干涉内政。 人权是内政吗？是也不是。说它是，是因为保障人权是需要有国家和政府出面的工作。你的国家人权状况太差，自然是你的国家要负责，没别人什么事儿。说它不是，因为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类的共同需要，是每一个属于人类的人应该拥有的权利，任何政府团体和个人都无权剥夺。 剥夺任何人的基本人权，都是暴行，是犯罪，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有能力大范围剥夺人们的基本权利，只有政府能做到，这就是暴政。应该受到其它国家的批评和惩罚。显而易见，这个事务不属于内部政治。就像你虐待了自己的父母儿女，也不属于家庭内部事务一样。 法律的基本功能，就是划出人权的底线加以保护，惩罚那些侵犯了别人权利的罪犯。只有制止了犯罪，保障了人权，社会才能安全稳定地存在。老百姓所说的无法无天，就是说人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匪徒横行人人自危，社会必然陷入混乱。连老天爷都没办法了。现在的中国就是这种状况。 中共不是也讲法治吗，怎么还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中共讲的是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用法律来治老百姓的，不是用来保障老百姓的基本权利。秦朝的暴政被推翻，就是历史的前车之鉴。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人大教授翟东升的演讲中，提到美国的中共代理人，除了拜登家族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华尔街的跨国资本集团。拜登家族始终是个别的，华尔街是整个资本海洋，华尔街对美国历届政府有强大影响力，因为美国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传统上维护资本的利益。 华尔街与中共有不少“天性”上的契合。他们都是独裁的，华尔街的跨国集团都由公司最顶层把持，几个财经大亨掌握公司大权，中共的独裁统治也是习近平权倾天下，这种天性有利于他们的暗室勾兑，双方关起门来把交易倾掂，神不知鬼不觉，瞒天过海。 华尔街与中共又都是富于扩张性的，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操作都无边界，都有一种不可压抑的“领土”野心。只要客观条件许可，他们都想占领更大疆域，扩大势力范围，谋取最大利益。 华尔街与中共又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他们可以用最肮脏的不可告人的手法行事，使用金钱收买﹑政治打压，疏通管道，拉拢恐吓，合法与不合法双管齐下，在这一点上，二者可谓志同道合。 中国巨大的市场对华尔街是天大的诱惑，就像一个老色鬼对住一个风韵犹存的艳妇，压抑不住自己占有的欲望。华尔街看中中国的市场，中共看中华尔街的资本和影响力，各取所需，互相取悦，勾搭成奸。 中共鉴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安全，长期以来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的占股比例，但在美中关系恶化之后，中共陷于内外困境，为解燃眉之急，在早前深圳开放四十年的纪念活动中，由习近平公开宣布，允许外资全资拥有在大陆的金融投资公司。此举固然是因为外商大量撤出，要挽狂澜于既倒，此外也是为吸引外资，以解自家“水紧”的窘境。 最近有传言，有华尔街金融投资公司正在申请将原本不超过百分五十的持股比重，改为全资拥有，据说很大可能会得到中共国政府的批准，这便是二者之间进一步深入勾兑的表现。 自翟东升的视频流出后，中共利用市场力量“诱奸”华尔街的普遍现象，已引起美国朝野的警惕。最近有民主党议员和拜登未来政府要员，先后对华尔街为中共作代理人的现象，表达严重关注。这件事最终将导致美国国会和政府，对商界的游说作出严格的规范，而华尔街为中共在美国朝野上下其手包揽游说的勾当，大概也难以为继了。 美国朝野对中共的渗透，一直采取放任政策，其根源未必是他们喜欢中共，而是他们对中共太大意。美国经济是庞然大物，中共本不成为威胁；美国是自由社会，众生平等，谁要在美国活动，只要不犯法都不会被禁止；美国又一直对自己的制度有信心，不在意中共统战伎俩的腐蚀作用。事实证明，美国人太天真了，在政治操作上，中共打江山坐江山，什么肮脏的手段都用过了，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以举国的人力物力，他们在政经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渗透，比起美国更神通广大。 这便是川普上台后，不惜与中共撕破脸皮，明知冒不少风险，承担不少损失，也要与中共决裂的理由，美国再不解决中共，美国就将被中共解决。 翟东升口花花，自以为得计，一个不小心把美国权贵家族和华尔街的卖国行径都暴露出来，美国的政治制度有高度自愈能力，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釜底抽薪，杜绝后患。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中共满肚密圈，手段下作，结果是自掘坟墓，自取其辱。此后，华尔街尽管去占中国市场的便宜，而他们作为中共代理人的作用，就一去不复返了。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原文标题：中共与华尔街勾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随著爱国者的不停挖掘，华府泥沼区的川普敌人已经慢慢现出原形。 川普敌人现形 第一个敌人就是深层政府背后的“光明会”，或称“国际共济会”，这个会最早期由罗斯柴尔德和洛克菲勒创立，也是实际掌握联邦储备局的大富豪，简单说，就是主宰美国的大金主，包括索罗斯，比尔盖兹，高科技新贵“脸书”，“推特”，以及华尔街的反川人马，这次大选中，拜登拿到华尔街金主给的不记名政治献金1.5亿，而川普的不记名政治献金只有2,200万。第二个敌人是共和党人，却被深层政府收买的人，或称共和党内建制派，例如乔治亚州州长坎普。第三个敌人是主流媒体，包含CNN、纽约时报、彭博，很巧的是作弊最凶的乔治亚，由共和党执政，CNN总部就在这里，但是，这一堆记者对州政府自己办选举，自己从中作弊，却沉默不语，美国主流媒体的腐败，还真是超乎想像，12月初，美国“真相工程”网站公布一段视频录音，内容是CNN老板杰夫扎克指导集团下的记者，如何利用报导丑化川普，甚至报导川普已经发疯，第四个敌人就是中共，第五个敌人才是安提法和黑命贵，他们拿中共金钱，充当暴动的先遣部队。 中共对这一次的美国大选代号就是，“搞定美国”，拜登上台，就是搞定美国的开始，因为拜登只是木偶而已，政治形象已毁，生命走到黄昏，真正的美国华府主人是背后操控的集团。 不只是中共习近平想要搞定美国，川普四年下来，实施脱钩中国策略，因为全球化之后，和中共挂勾，拥有太多利益的集团被搞到亏本，川普挡人财路，这些人也想尽办法要让川普下台，所以，这几股暗黑势力一拍即合，终于搞出美国大选的惊天弊案，简单说，这是一场网络战争，选举是假象，从假票到投票机器，人工作弊，各种花样百出，可以说，一夕之间把民主制度中选举全面毁坏，这是一场没有烟硝的颠覆美国政府的叛国行动。 中共自己露出马脚 12月3日，一段内部高层秘密谈话的视频揭露，谈话人是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翟东升教授，他说，中国搞不定川普，但是可以搞定拜登，现在，美国有了我们的人，视频说中共为了搞定川普，投资一家称为STAPLE street风险投资公司，砸下4亿美金控制了“多米尼”，这家投票公司就是大选中最大的弊案，可以从后门修改数字，从舞弊事件的千万手法，可以证明中共这一次真的花大钱，要拉下川普，搞定美国，说实在，川普四年真的让中共吃到苦头，说好的2025计划因此喊停，经济贸易也日渐衰落，外资跑路，失业上升，中国目前到处树敌，各种情况让习近平很不爽。 习近平是否已经搞定美国，看看前几天举行的“读懂中国”跨国会议，拜登的竞选顾问，奥巴马时代的财政部长桑默斯就参加了，这种会议就是典型的大外宣，中共向外国政要宣示影响力的大外宣。 会中很多外国政要，包含澳洲亲中总理陆克文，英国前首相布朗，比较特殊的是当中共驱逐美国驻北京媒体的时候，CNN却受邀请参加了，这种情况很不寻常，CNN在这次美国大选的角色也更令人怀疑了。 最近一位中共红三代伊启威在网络上公布一段偷录的视频录音，录音内容是广州一位印刷厂老板的跨海电话，对话的人要求印刷美国大选选票，这位曝料者说，“广州印制大量选票进入墨西哥之后，然后利用陆运进入美国，这些选票被用在北卡、内华达、加州”，不只是大选使用，也会在重新计票使用，鲍威尔律师正在查证这项曝料资讯，从这件曝料可以证明，中共这一次真的积极要把川普拉下台，连假票都印出来了，却也显示美国民主机制已经漏洞百出。 川普律师林伍德在乔治亚州的公听会对群众演说，“中共无法占领美国，也无法剥夺选举自由，美国人会积极为自由奋战，就像1776年的独立战争”。 这句话或许是真，但是，中共根本无须占领美国，他只要操纵一位美国总统，听号令做出政策，就已经足够了，只要控制美国，中共就是老大了。不是吗？ （本文转载自《民报》）
今天是美国时间星期三，德州诉讼宾州等四个州违宪的案子距离被告方需要作出回应的时间已经不到一天了（美国时间周四下午2点）。截止现在，已经有超过10个州跟进德州，加入了这起诉讼。 这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案子，并且已经把相关的案子都已经做了合并处理，川普法律团队不需要再一个一个州的周旋，直接都在最高法院做并案处理。最高法院的裁决即是终审判决。 简单分析一下这个案子可能的几种结局： 1、判决被告州超时选票和超时计票无效 以12月4日凌晨0点为时间点，该时间点之后到的选票和计票无效，这样到截止时间计算，川普胜。 2、判决4个州的选举因为违宪而无效作废。这样的话4个州的选举人票川普和拜登谁都拿不到，出现谁都拿不够270张票的局面。这样的话就需要引用宪法第十二修正案，一州一票选举总统。50个州里面至少有26个红州，川普胜。不用担心红州会反水，因为相关法律规定，代表该州投票的人，红州必须投共和党，蓝州必须投民主党。 3、判决四州因为选举违法无效或者存在舞弊情况由州议会决定选举人团这是最高法院在表面上最大限度两党都不得罪或者少得罪的方案，即把皮球踢回去州里面，让州里面按照相关法律，由州议会投票决定选举人团。因为虽然共和党在四个州都是议会多数党，但是毕竟共和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共和党里反川普的人也不少，民主党还有运作的机会。但是不出意外的话，州议会应该还是会做出对川普有利的决定。 4、判决证据不足，驳回原告方的诉讼如果德州等州的诉讼被驳回或者判负，则川普通过最高法翻盘的希望基本上就破灭了。 以上四种结果，个人看法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种。从最高法的角度，谁拉的屎谁擦，四个州的州长和州政府没有经过立法机构（议会），擅自决定更改大选规则，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这里有州立法机构的失职甚至是纵容，现在出了问题，最应该出来收拾残局和承担责任的就是州立法机构。所以，最高法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丢回给各州立法机构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当然，相关的州长和州政府肯定会说，为什么事前不提出异议和制止，现在反而来搞事情？这是州内部的事情，就不关最高法的事情了，最高法只是厘清责任，指出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至于怎么解决，解决的怎么样，就不关他们的事了。毕竟，法官虽然分保守派和自由派，但是法官是代表国家的，不是代表党派利益的，和谁任命的无关。不管怎么看，这种判决结果对于联邦最高法院本身是最有利的。 接下来是第一和第二种，最后是第四种。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本次大选已经让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撕裂，并且大规模邮寄选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四场听证会上也有大量的证人证言证据出现直指选举可能存在大规模舞弊，任何人，都无法不正视这一现实问题。川普支持者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多次大规模集会，本周六据说在华盛顿DC又要举行大规模的挺川大游行。最高院的法官们不可能完全无视民意。而且，在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保守派占多数。所以，前三种判决的可能性很大。 那么，万一呢？万一出现了第四种判决怎么办？如果真的出现了第四种判决，那么大选就可能会滑向最坏的结果，如果川普还不认输，就只能向林肯学习，采取雷霆手段了，那么，美国就危险了，世界，也危险了。 （全文转自夏小强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