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紫荆党的蠡测（下）——对香港政坛的冲击？

紫荆党横空出现，标志著中共对广大的香港市民、对香港政府及其管治团队、对香港左派群体彻底失望和不信任，而酝酿著某些重大举措，包括清洗旧港人、整顿特区政府及立法会、整顿传统建制派。在这背景下出现的紫荆党，就特别值得港人关注。在未深入分析中共这些措施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近期的舆论风向标。 

素有“建制派第一健笔”之称的屈颖妍，12月10日在其《头条日报》的专栏中竟然以《我不是建制派》 为题，公开批判林郑，承认之前支持林郑是错了。笔者觉得她此文是藉批判林郑来强调自己不是唯唯诺诺的建制派。 

被人称为《基本法》护法之一的宋小庄，12月11日在《明报》发表文章：《议员资格的决定有何重要法律意义》  ，责备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缺席导致立法会“流会”。他认为，“‘流会’与立法会的兼职议员制度有关，有些议员视工作为副业，视生意为正业，就经常缺勤。议员俸禄优渥，工作繁重，不应当还有其他主业”。很明显，他所针对的主要是立法会中的“功能组别”议员，而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亲中共的建制派人士。 

自称为“接近习近平班子”的于品海，12月6日在他的《香港01》中发表题为 《连问题都看不清，“好打得”又有何用》 评论。表面上是批判林郑，但实际上是剑指香港的资产阶级。他的文章没有主动说出香港问题所在，却引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寓意香港应该意识到社会阶级和经济结构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很明显这是复述了中共自从香港“占中运动”以来的官方论述。 

自称为“白宫发言人”的冯炜光，11月6日在《橙新闻》以 《韩正副总理的考题林郑应如何回答》为题，批判林郑和整个香港公务员团队都是AO（政务官）心态，无法从政治角度把握香港的形势，造成无法与国家融合的困境。他说：“香港的政务主任尤其是回归前入职的，在英国殖民地者的熏陶下，只懂执行，只懂把问题翻来覆去地辩论，写文章（主要是英文）一流，但战略思维九流。要他们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有历史纵深、有宏观视野、有国际博奕的认知、有家国情怀去思考香港，去治理香港，去领导香港，无异缘木求鱼”。冯炜光此文，同中共要清洗香港公务员系统的意图高度契合。 

近期这四篇文章很有代表性。笔者不是说他们“被授意”去写，而是觉得它们不约而同地提供了一些反映北京意图的想法：清算香港人（特别是原来香港的资产阶级）、清理自己队伍、改造立法会、改造公务员系统。在这个思维背景下成立的紫荆党，就很有可能被委以重任。 

现在笔者回到文章开头时的观点：中共对香港的不信任。 

第一，对香港广大市民的不信任。其原因由来已久，笔者将来有机会可以详细分析，今天暂略。这种不信任，到去年“反修例”运动中出现两次百万级的大示威，以及年底区议会选举中亲中共候选人一败涂地的状况，使得北京决策层有人滋生极端的“留岛不留人”的念头。在对香港广大市民不信任的同时，更认为香港资产阶级是动乱的根源之一，认为他们的剥削属性造成香港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是动乱的温床。这从“反修例运动”过程中对李嘉诚等人的批判可以看出。于品海的文章就是暗示这点。 

出于对香港人的高度不信任，才会导致“港人治港”这个口号在内部悄悄改成“‘新港人’治港”，强调今后香港的管治权要移交到“新港人”手上。而所谓“新港人”就是以紫荆党为代表的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派来香港潜伏的中共地下党。这些过去处于潜伏状态的地下党员今后可能要“地上化”了，取代港人出任各种岗位。 

第二，对香港政府及相关管治团队的不信任。中联办下面一个智库曾经向中央提交报告，对特区去年出现的“反修例运动”的发生，认为是特区管治团队在执行“一国两制”政策时有偏差。它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动乱暴乱不是偶然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有多种因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从内因看，‘香港之治’出现严重问题，是贯彻‘一国’不力，执行‘两制’中的资本主义过头。按照现行的治理思路、方式和作风，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完整准确有效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报告列举了很多实例，用以说明移交主权以来，由于特区政府“贯彻‘一国’不力、执行‘两制’过头”（即倾向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使香港在政治、法律、经济、金融、舆论宣传、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出现严重问题，才导致去年的大规模反特区政府、反中央政府的示威。而在去年的平乱过程中，特区政府又显得软弱无能。它既没有及时动员政府掌控的三万多武装力量（按：指香港警察部队）下达果断平暴的命令，等到局势明显失控时，也没有向中央政府求助出动解放军驻港部队来协助平乱，这就充分显示出特区政府“不善斗争、不敢斗争”的软弱无能状态。冯炜光的文章，反映了这种观点。 

第三，对香港左派群体的不信任，可以说也是由来已久，所以紫荆党的出现无疑是对传统左派打了一个耳光。根据笔者观察，中共对香港左派的不信任，既有历史原因，即中央长期来都是对“白区”党组织存戒心的；也有现实原因，即认为本土左派群体属于“烂泥扶不上壁”、难委以重任。 

历史原因方面，是中共建立全国政权之初，第一批被排斥的人竟然是在白区工作的共产党干部。1949年5月，接管南京的中共第二野战军请示中央如何对待地下党？中央回复：“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注1] ，足见中共对白区党员的不放心，党内这个传统也影响了中央对香港的地下党的观感，特别是在香港也出了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副社长郑华叛变逃美、以及前中联办办公厅主任刘林、台湾事务处长魏平元、中联办秘书长蔡小洪被揭发为英国情报部门收买等事件，所以中共中央对香港工委是不放心的。

现实原因是左派群体始终无法建立一个良好的形象。2006年民建联访问北京时，负责港澳工作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希望他们能够“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但15年后的民建联无论从形象或能力看，仍然是一批碌碌无才的人，仅懂得盲目附和中央、盲目支持特区政府的人，无法肩负起特区的管理工作。屈颖妍的文章强调自己不是建制派，就是一种割席的态度。 

了解这些背景后，再详细分析紫荆党几位发起人的公开言论 ，笔者深信这个党的成立反映了中共高层对香港人、对香港政府、对香港左派的深深不满。（下篇完）

注1：见裴毅然：《前后16字方针：白区地下党的宿命》，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4年8月号。所谓前16字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作为白区工作的原则。 

（作者曾任《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副总编辑。1996年出任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2009年退休。全文转自众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