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警員KTV集體召女陪侍 醜聞逾兩年才曝光
2026 年 6 月 30 日
新冠疫情正在衝擊全球經濟運行規律，生產消費秩序大亂，中共中央擬訂的雙循環還來不及調動起來，轉眼又到了畢業旺季，中國今年有九百萬高校畢業生將投入就業市場，更使得失業率雪上加霜，都令站在第一線的總理李克強頭疼異常。 去年此時，李克強號召用「地攤經濟」來應急，因為拂了習近平面子，短短十天便被扼殺，而更早之前，習主席仿毛主席，號召知青下鄉光榮創業的指示也已束之高閣，不了了之，於是李克強最近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中，再造新詞鼓勵自行創業，喜稱全國有兩億人從事「靈活就業」，這些人當然就不納入失業統計了。 所謂靈活就業，指的應該是沒有固定工作的打零工狀態，也可以理解為朝不保夕，不知道下一餐在哪裡，這和中共堅持的社會主義優越性非常違和，遺憾的是，儘管偉大如習主席，一時片刻似乎也支不出什麼高招。 就在這個尷尬時刻，不知打哪裡冒出來一個鬼才，居然在《知乎論壇》上倡議「躺平主義」，它的論述宣言很簡單，就是號召九零或零零的後青年，以「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的「六不主義」，實行「維持最低生存標準，拒絕成為他人賺錢的機器和被剝削的奴隸。」基本上就是和馬雲對嗆，拒絕當一個996制（朝九晚九，周休一日）下的「蟻族」。 躺平主義瞬間獲得了高度共鳴，至於如何具體實踐呢？網上因而出現許多現身說法，有人計算出最低生存成本是人民幣810元／月，而你如果投入到城市工作，房租800、吃飯900、交通150、手機100，再加上衣服化妝品社交等，一個月得有3050元才能打平，所以他寧可一年只工作三個月，剩下來的時間宅在家，保持躺平，活著就行，這對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6億人來說，具有高度的吸引力和說服力，更深層的說，這是對階級固化和貧富懸殊發出最深沉絕望的抗議。 這個論調獲得的迴響和返饋出奇的熱烈，一時之間驚動了中南海高層，他們一生從事於維護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若任由這些崽仔們破壞紅色江山，如何對得起終身致力調動工農階級積極性的毛主席？於是中央宣傳部委出手了，剛開始還鼓勵這些人當個「蹲族」就好，表示尊重他們對生活態度的選擇，但見躺平主義者冥頑不靈，《光明日報》及《新華社》等黨喉舌紛紛發表批判文章示警，說「認命可以，躺平不行」，嚴厲譴責這是有害的「毒雞湯」。 中國歷史上向來不乏這種思想根源，從老莊的無為到竹林七賢的放誕，印度從釋迦牟尼到甘地，西方從中古修道院修士到馬丁路德，這種不合作主義思潮一以貫之，雖然不是什麼真知卓見，但卻是極權帝王最害怕的毒草。 基於維穩需要，中共理當樂見消極無為的蟻族繁榮昌盛，但如果危害到社會主義割韭菜需求時，就又另當別論了。習近平高調唱大國復興，豈容憤青廢柴壞了大計？至於躺平主義會否成為壓垮社會主義的稻草，一時還看不明白。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為了台北市醫院的空床數，柯文哲發飆怒批衛福部說：「如果我今天還在台大當柯Ｐ，石崇良（衛福部次長）還在急診處，你敢講這種干話，我早就病歷就砸過去了，鬼扯。」他抨擊中央官員不要在辦公室吹冷氣、看報紙、下政策，這根本是亂來。 這不是柯文哲第一次發飆，日前談到疫苗，他說「15萬劑怎麼會夠，你給我說清楚……」談到病床調配，他說「阿搭馬孔固力（頭殼壞掉）！怎麼可能啊，什麼幾百床空床？」柯文哲語不驚人死不休，柯粉以及居家避疫怨聲載道的人看得很爽；不過，罵人家笨蛋，不代表自己英明神武，這絕不是一個首都疫情指揮官該說出口的話。 病床數成為中央地方的口水戰，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兩個禮拜六千個病例，暴增的確診數一定讓雙北的醫療體系暫時亂了手腳，一人一室改成兩人一室需要人員整備，輕症移出醫院到隔離檢疫所也需要時間調挪，空床數本來就每分每秒在變動；更何況衛福部的數字一定是雙北醫院往上報的，也一定有時間差，數字沒有統整，何須如此氣急敗壞、口出惡言？ 同一天的記者會，柯文哲在回答北市病床數時是這樣講的：「在5月17日時，北市收治新冠肺炎的病床數有660床，我們醫界已經相當合作了，在短短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病床數已經增加到1292張床。」（這不就是石崇良說病床仍有餘裕的意思）。「我去『視察』台大、榮總、三總的時候，榮總三總的院長都當場每個人畫押軍令狀，說幾月幾號開出多少病房，而且都說到做到，我很感謝他們………」 台大醫院是台灣大學的附設醫院，主管機關是台灣大學與衛福部；榮總、三總更是由國防部業管，如果這些醫學中心有所謂「軍令狀」，也是畫給他們的頂頭上司，這乾颱北市長什麼事？台北市能在短時間內調挪出六、七百張病床，不就是中央的協助嗎？退一萬步言，首都有事，聯繫請求醫學中心支援市立聯合醫院本就是市長的本分，他拜託醫學中心支援都來不及了，是在耍威風「視察」什麼？ 疫情大起，每天都有生離死別，談這些官僚科層、職權劃分實在微不足道。但正因為病毒已經進入台灣社區，每一件事情都必須要中央與地方通力合作、互相補位。身處雙北重災區，市長很辛苦，負責後方支援調度的指揮中心同樣辛苦，你底下的醫療與防疫人員更是人馬倥傯，天天與病毒短兵相接。身為首都市長，責任是串起各地方的斷鏈，穩定首都醫療量能；但有話不好好講，卻言語粗鄙，宣稱拿病歷要砸一個高階文官，實在毫無格局可言。 當年的SARS因為中央的扁政府與台北市的馬政府各懷鬼胎、暗中抗衡，多害死了好幾條人命。這次COVID19病毒的滲透力與傷殺力較SARS更強，台灣更沒有分裂的本錢。不論中央或地方，作為一個動見觀瞻的疫情指揮官，你的任何一句話，無論是謾罵、恐慌、支持或同理，都會牽動你的支持者，也連帶挑起對立陣營的反應。我們身邊的社群媒體，無論是LINE或是臉書，已經到處都是撕裂對立的言論了，政治人物還到處揶揄尋釁，正是在火上加油。 聲量是一時的，政治要看長遠。追逐聲量的政客永遠在虛幻的掌聲里惡性循環，最終，也將摔下自己構築的假象神壇。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近日香港特區政府，不斷就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苗接種率低，兩手準備不斷「谷針」。政府稱這個「谷針大行動」，為「全城起動，快打疫苗」。一方面為打針者提供獎勵，另一方面則為不打針者提供懲罰，以求令更多人打針。 特區政府的所謂「獎勵」，即包括豁免前線公務員兩周一檢，為打針者提供獎品、大抽獎、機管局送機票、政府僱員包括非公務員合約者也有「每針一假」的安排等等；而所謂的「懲罰」，則恐嚇如爆發第五波感染，將會罰未打針者禁入食肆、學校、戲院、地盤、宿舍等等，以至預告接種疫苗將會成為外游「必不可少」的要求云云。 特區政府一直以來的問題，就是長期死不認錯，而把所有責任都推到傳媒「唱衰」，以至市民不信任，卻完全不反省究竟自己做了甚麼，而令市民不願信任；由2020年1月政府反對封（大陸）關，聲稱封關會造成「歧視」，到如今專門針對個別國家長期封關，又完全不怕「歧視」；對來自中國以外者，就要求強制隔離21日，對來自中國大陸者，就不需要強制隔離，還要「回港易」以至「來港易」；一方面要求香港人打疫苗，一方面不要求來港旅遊者打疫苗，那麼為何政府一直都雙重標準呢？ 當政府一面恐嚇沒有疫苗，就很易再造成大爆發；這一切卻和以前的說法相反；記得上年六月，政府開放全球海員來港換船員，結果造成第三波疫情大爆發；上年九月就聲稱只要「全民檢疫」，疫情就很快結束，結果一個月後就變第四波疫情大爆發，持續了大半年；當初不是說只要檢疫，就可以很快去旅遊嗎？為何如今卻認為檢測又不夠，要全民疫苗呢？這些不斷變化的政策，都令市民質疑究竟政府有何誠信，再令市民相信其說法。 而事實上，即使接種了疫苗，也不代表絕對安全，特別是疫苗的效率不一，如滅活疫苗的有效率可低至五成左右，甚至能有足夠有效率，去應付變種病毒都未知；平日政府常常叫人減少政治，要講科學，那麼為何不去追求接種高有效率的疫苗呢？那麼為何又要讓金融界有特權，令部份來港者免隔離呢？ 更荒謬的是，市民最關心的疫苗安全問題，政府一方面堅稱疫苗安全，然後就聲稱大手筆「包底」，會為疫苗造成的醫療問題提供賠償云云；可是當有市民在針後出現副作用，政府卻一改「包底」的態度，每次都推卸責任，例如把所有副作用推到病人的「三高」──即高血壓、高膽固醇，高血糖，以至不良生活習慣──例如吸煙。 問題來了，香港的工作環境，就是繁重以至大壓力，不少市民都有「三高」或者其他健康的問題；當出問題，就推說市民應該「先諮詢」醫生的意見；問醫生，醫生也不敢包底，叫市民自己注意健康以至衡量風險；於是市民「謹慎」而決定延遲打針，則反過來又被政府責怪，為何接種率低？甚至恐嚇市民，如要「避免」打針，則必須出示「醫學證明」。 更可笑的是，政府一方面指「復必泰」疫苗只能保存兩至三個月，然後就說九月前會到期，必須儘快打完政府這批次的疫苗；然而當初是誰在3月24日至4月4日，足足有12日停打復必泰的疫苗呢？只為了個別疫苗的包裝問題，為何政府要暫停12日，造成的信心危害，令市民質疑「復必泰」的安全，如今又推到市民身上？ 更何況新聞日日報道的，就是這個政府剝奪市民的選舉權利，就說成是「完善選舉機制」；減少人權，就說成是改善；這就有如「狼來了」，當政府的公信「日益完善」，結果就是大家都「躺平主義」了，怪誰呢？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看傳媒新聞網立場。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白羅斯（Belarus）以「炸彈威脅」為名義，強行派米格-29戰機，把一架由希臘首都雅典（Athens），飛往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的瑞安航空（Ryanair）的客機FR 4978，在途經白羅斯領空時強行迫降，而當客機降落白羅斯首都明斯克的機場時，當局隨即拘捕26歲流亡波蘭的反對派人士普羅塔塞維奇（Roman Protasevich）。 降落後的客機當然沒有「發現炸彈」，而絕大部份乘客之後都被獲釋繼續航程離開；事發後所有涉事國家，如波蘭、立陶宛、希臘等國的領袖，都表示震驚與不可接受；立陶宛總統更指白羅斯政權，已對國際民航構成威脅，將於布魯塞爾的歐盟峰會上，討論要求北約與歐盟介入；而英、法兩國外長亦同時聲明，歐盟與相關各國，應作出強烈而一致的回應。 白羅斯作為內陸國家，其領土受到幾個國家的包圍；除了東面的俄羅斯，與南面的烏克蘭之外，其餘都受到歐盟國家的包圍，包括西面的波蘭、西北面的立陶宛，以及北面的拉脫維亞；由於目前烏克蘭因與俄國就東部領土交戰問題，幾乎與歐盟各國同調，因此如果歐盟各國決定封鎖領空報復的話，白羅斯的所有對外交通，則只餘下俄國的航道，甚至要繞飛北極航線或地中海，才可以向西飛行；因此對歐盟而言，問題不是有沒有方法制裁，而是能夠做到甚麼程度。 對歐盟而言，制裁白羅斯之後，會否引來支持白羅斯的國家報復──例如俄國呢？這或許是牽制歐盟的理由；然而歐盟的反制如果太弱，卻可能引起另一個麻煩的問題──其他國家會否仿效白羅斯的做法，以後紛紛派戰機，去劫持有自己政府討厭對象的民航機？白羅斯領土相對小，要避開其航道相對不難；然而如果做出這種行為的國家，是有大幅國土如俄國或中國的話，則肯定會嚴重影響國際航空，更打擊目前受疫情影響的經濟了。 例如二月份在微博發表質疑中國政府就中印邊境陣亡士兵的死亡人數，以及官方說法，而被中共通緝的19歲重慶青年王靖渝，4月6日在杜拜轉機前往紐約時，被阿聯酋的警方拘捕，而要把他引渡到中國受審。而根據當事人的說法，指阿聯酋當局先是指控他幾年前「侮辱了其宗教文化」，然後又突然指投訴人「撤回了指控」，卻就是要把他引渡回中國受審；如果質疑死傷者人數也可以大費周章去捉拿，他日更嚴重的，會否真的又派戰機去迫降載有異見份子的民航機？ 因此「白羅斯模式」如果可以只受少許制裁的話，他日各國都效法白羅斯，動輒派戰機去攔截民航機，迫降再捉拿其政府的眼中釘或異見份子，那麼國際航空秩序就必然大亂，甚至可能因為溝通出錯或誤會，令民航機失事或被擊落；一如歐洲各國領導人所講，這是「國家級恐怖主義」，必須小心提防。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深圳賽格大廈搖晃，引起海內外關注。視頻鏡頭上看滿街市民驚慌狂奔，十足災難影片鏡頭。事件發生後，政府公布檢查後沒有大問題，大廈晃動是上下震動，周邊沒有地裂，如此等等。 但只不過兩天時間，賽格大廈已宣布全面封閉，所有用戶全部撤離，直至調查完畢。 事件發生後，網上出現種種說法，有說大廈施工時，沒有圖紙已先動工，事後一再改圖紙，又一再做補救工程。又說建築期間為趕時間，每蓋一層樓只用七天，而正常混凝土需要用二十八天來凝結，才能保證與鋼筋咬合符合標準。又說建築時為降低成本，大量使用海沙，而海沙中的微量元素，容易導致鋼筋鏽蝕，破壞建築結構。 什麼原因沒有人知道，只知道不解決搖晃問題，沒有人敢進去。沒有人敢進去上班，那些公司怎麼辦？業主正在供樓，有沒有租金收入，能不能維持？即使本身是租客，原有的租金要不要交？公司搬遷到另外的寫字樓，新租金又是另一筆付出，如何挨下去？ 如果檢測完專家說沒有問題，大家又都回去上班，萬一哪一天來一次小地震，或最終撐不住倒下來，那找誰算帳?這麼高的樓房倒下來，壓垮周邊的建築，到時死人無數，又是誰要負責? 事情可大可小，誰敢打包票？當初建築時搶時間，被譽為「深圳速度」，現在倒好，深圳速度變成深圳麻煩，老百姓以命相搏，當官的如何善後？ 美國領事館已勸喻國民不要到深圳華強北路，美國人反應倒很及時。 賽格大廈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問題，在中國，豆腐渣工程是普遍現象。我們時不時都會看到某地橋樑垮塌的新聞，又有房屋蓋了一半莫名其妙倒了。 賽格大廈的問題，暴露了中華民族的劣根性，中國盛產豆腐渣工程，與中國人的民族性大有關係。 中國人的愚昧有悠久傳統，百年來缺乏現代文明教育，對客觀規律不求甚解，普遍存在農民式的異想天開，想當然自以為是。毛澤東當年搞大躍進大鍊鋼鐵，搞水稻密植畝產萬斤，都是無視客觀規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人定勝天。賽格大廈為創造「深圳速度」，沒有圖紙就施工，又能七天造一層樓，這都是蔑視科學的惡果。 改革開放造成的全民浮躁，致使求快不求穩，求量不求質。因為窮得太久，一旦有機會發圍，只想急起直追，揚眉吐氣。稍微發了一點財，又虛火上升，以為自己無所不能，面對快速發展自我陶醉， 中國那麼大，基建投資全面上馬，為趕收成，貪平求快。地方官員把基建當政績工程，拿了GDP數據向上邀功，然後陞官而去，離開是非地，後果不負責。如此挖下不知多少沒有人知道的「坑」，等後面的官員去收拾。 我不知道中國有沒有建築設計施工的有關法規，以賽格大廈為例，令人懷疑有關法規不存在，或者雖然存在一個文本，但沒有監管，或者雖有監管，但監管虛設，或有監管，但沒有對監管的監管，監管便可以收買。按理施工前要審批，核准機構怎麼可以容忍圖紙不全？按理七天蓋一層樓違背常識，為何又容許施工單位胡搞?在大陸，什麼都可以「編」，什麼都可以「騙」，問題只在你能不能過關而已，因此做什麼事都志在「過關」，想要過關，當然「有錢能使鬼推磨」。 中國落後多年，以科技和建設成就論，長期被甩在世界水平後面，中國人的集體情意結便是要揚眉吐氣，要平衡民族自卑感。為此，唯有多做出格的事，敢於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樂於創造「奇蹟」。為達到光宗耀祖的目的，為替國家增光，不惜違背客觀規律，不顧後果強出頭，而結果便是一路狂奔，一路丟盔棄甲。 賽格大廈事件會如何收場?想起來讓人頭暈。大廈不能用，那只有兩種前途，一是拆毀，二是丟空。拆毀是大工程，在市中心人口密集之處做這種事，要圈起多大一塊地，才能保證安全？從上而下拆，要花多少時間?要是用炸的，萬一計算不準確，倒下來壓垮旁邊更多建築，那如何是好? 不拆毀，把它丟空，那便是一座死城，在市中心寶貴地段，也是不可想像的浪費。 更大的可能是，政府會宣布檢測後大廈建築在安全範圍之內，所有公司恢復上班，至於會不會倒，那就留給上帝去操心了。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原文標題賽格大廈搖晃暴露的民族劣根性）
5月17日，本土疫情大爆發的兩日後，新北市官員在一篇報導里抨擊，中央防疫作為嚴重落後，還不斷擺爛、甩鍋給地方政府，侯友宜提出興建方艙醫院的想法，某種程度就是地方已在尋求「自力救濟」，「萬一中央兩手一攤、束手無策，我們總有要些備案啊。」「基本上，我們就是拉著中央走！」 隔天，民進黨籍的新北市立委羅致政隨即強烈回擊表示，這次雙北爆發疫情，台北市政府可以馬上在重災區萬華設了4、5個篩檢站，新北市至今（5月18日），只在災區板橋設了一個篩檢站；他抨擊，去年初疫情發生，中央努力將疫情阻絕境外，努力幫地方爭取了一年時間，「過去一年，新北市超前部署了什麼？」 這只是疫情期間朝野政黨勾心鬥角的片段，誰先起這個頭其實也不重要；因為就是有滿腹的委屈與恐懼，才會死盯著對手政黨拿著自己的資料向媒體放話打針。既然對手這樣做了，我方的回擊也絕不客氣；搞到最後，暗箭變明槍，放話變叫陣，側翼變主流，朝野網軍大舉出動，以「勤王」為己任。防疫？管它的，先爭功諉過再說；在台灣本土疫情仍在延燒之際，政治成為一個惡的循環。 這兩天發生的「校正回歸」其實也是同一件事。只要稍稍了解初等統計，清楚行政程序，知道目前檢驗室爆量擁塞狀況的人，都不難理解，這其實就是原本設定的公務系統難以負荷突然爆量的個案所導致。只要不是刻意欺騙，沒有嚴重延誤到該收治的病患，沒有導致指揮中心誤判疫情趨勢，補登並立即改正（包括修正系統）本就理所當然。 不過，這樣一件在國外已經司空見慣的「校正回歸」，卻引來滿天的嘲諷：「我的年紀也可以校正回歸嗎？」「我的考試也能校正回歸嗎？」更惡劣者，甚至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開始散布「指揮中心蓋牌」、「疫情已經控制不住了」的謠言。這樣的批評嘲諷沒有任何建設性，意在削弱指揮中心的領導威信；而所有公衛學者與傳染病學家都曾經提醒：在大傳染時期，一個有效的領導舉足輕重，當領導人的「威信」遭破壞不被信任，伴隨的將是更大的悲劇。 很多人都說自己「愛台灣」，不過，我們可以確信，那些無視指揮中心與防疫人員宵衣旰食、夜不成眠地工作，卻不分青紅皂白譏諷他們「蓋牌」、「說謊」的人，不是在「愛台灣」；同理，那些看到侯友宜「打贏這場選戰」的口誤，就嘲諷他一天到晚都在想選舉的人，也不是在「愛台灣」。在這群人的眼中，還有比「愛台灣」更重要的黨派利益與個人私慾。 疫情蔓延，許多人因為被恐慌與憂懼壓得喘不過氣，忘記了過去一年半來如何共構了一個成功的防疫共同體，走向惡的循環，陷入互相指責與對立的情境。 據稱，雙北確診爆量，民進黨執政的桃園市府騰出自己的檢疫所，大量收治來自雙北，特別是新北市的輕症與隔離病患。而桃園市府大量馳援新北的原因，除了因為雙方地緣接近以外，也是因為今年一月初的部桃事件里，新北市接手部桃清空以後的醫療需求，鄭文燦在此次新北有難之際得以投桃報李。相較於「校正回歸」里的劍拔弩張、口水撻伐，這代表的是一個「善的循環」。 疫情大起，初時的腳步凌亂是必然。但是當這麼多人殫心竭慮地在第一線與病毒作戰之際，用鼓勵代替謾罵，以合作取代對立，在發文批評嘲諷之前，多用點同理心設想一下對方的處境，只是對自己最低的要求。相信你的政敵也會做好事，講刻薄話之前為別人與自己留餘地，這場抗疫才有可能成功。 (全文轉自上報)
今年是文革爆發55周年，民間的毛左派和極左派異常活躍，搞出一系列鬧劇：「李進（江青）黨史地位座談會」，文革紀念會；各地小粉紅和老粉紅到處著紅裝、唱紅歌、跳紅舞（忠字舞）…… 。其中，由十來個毛左組織聯合籌備的「文革紀念會」，最後一刻被公安叫停。但，他們並沒有被公安約談或盤問。 對比之下，凡是自由派或公知有群體活動必遭到公安約談或盤問。前不久，在廣州，僅僅因為七、八位民間企業家聚餐，竟然就遭到公安衝擊，帶走問話，刁難到半夜才勉強放人。此事發生在習當局大搞國進民退、蓄意打壓民間企業家的大背景下。 文革55周年，民間有動靜，官方也有動靜。習當局修改了教科書和中共簡史，重新對文革定調，不再提「十年動亂」、「十年浩劫」、「毛澤東晚年的嚴重錯誤」等，而成了「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和曲折發展」；江青墓地早就開放，供毛左派蜂擁朝拜，狂呼亂叫「江青媽媽」；由江青親自指導製作的紅色樣板戲，在「四人幫」的權力發祥地上海大舉公演……。 由此可見，毛左派和極左派的囂張實際上仗勢官方，有相當的官方背景。那就是說，「上頭有人」。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動上，上頭有人認同、默認、支持、乃至慫恿。這些毛左派或極左派名為民間組織、民間人士，實際上他們與官方配合默契，一唱一和。他們為極左當局出頭，但若形勢不妙，上頭一聲招呼下來也就乖乖聽命，說叫停就叫停，「一切行動聽指揮。」 這恰恰就是文革中人們熟悉的套路，那些紅衛兵和造反派看似起自草根，喊打喊殺，胡作非為，其實早期就受毛澤東、江青等派人暗中鼓動、煽動；待運動形成高潮後，更看毛、江眼色行事；到後期，毛、江打倒劉少奇等黨內政敵的圖謀已經得逞，需要鳴金收兵，不聽招呼者或聽不懂招呼者，毛澤東大手一揮，統統打入大牢。紅衛兵領袖的結局大都如此。 有一種論點認為，當前習近平利用民間的左右互博，左右逢源，火中取栗，從中漁利，從而鞏固權力。這種論點之一廂情願、大錯特錯就在於，其一，習近平打壓右、而慫恿左，多年如此，行跡昭然，何來左右逢源？其二，習近平不可能從民間的左右互博中得到任何好處，相反，他招致雙方的怨恨：毛左派嫌他藏藏掖掖，自由派怨他倒行逆施。 習近平、王滬寧這些人，從那個「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毛澤東時代走過來，自有他們個人的文革情結；而從黨內到社會上，也有部分人具有這種類似的文革情結。當習、王等人找到黨內和民間的共通情結之後，就誤以為這是某種主流情結，或故意培植其為主流情結。習、王等人或許無法客觀認識到，其實文革情結屬於少數人，不僅與中國主流民意不符，而且與中共主流黨意不符。 習近平有意為文革翻案，能走多遠？筆者斷言，他走不了多遠。除非他不在乎政治自殺，或者由此帶來的政治他殺，禍起蕭牆的黨內反攻、群起討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哈馬斯的正確中文翻譯叫做「伊斯蘭抵抗運動」，這是很多穆斯林恐怖組織的通用名稱。在冷戰時期，他們就受到以蘇聯和中國為首的共產黨的支持，包括左派意識形態運動的支持。這種出於惡意的和出於善意的關注和支持，是恐怖組織日益壯大的根源。 以色列是一個以猶太人為主的國家，從一個被迫流浪的民族返回祖先的故地，肯定和已經居住在此的阿拉伯民族產生矛盾，包括文化、宗教和實際利益等等方面的矛盾。美國生活著七百多萬猶太人，中國的上海也曾經生活著幾萬猶太人，在融合型的多文化環境中，並沒有產生仇視性的衝突。 為什麼在阿拉伯地區，會產生仇視性的衝突呢？人們都注意到，這背後有明顯的價值觀念衝突。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先後產生了利用並擴大種族衝突來遏制對方的國際政治目標。大家可以回憶一下911恐怖襲擊時，中國五毛和中共在美國代表團的歡呼雀躍，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共產黨和恐怖主義的親密關係了。 中共真的關心穆斯林的人權嗎？他們在新疆建造了大規模的集中營來關押穆斯林，目的是要清除他們的宗教思想。當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在聯合國召開針對新疆穆斯林被迫害的會議時，巴勒斯坦人聯合了其它穆斯林國家寫信強烈反對。不但中共並非關心穆斯林的人權，穆斯林恐怖分子也並不關心穆斯林的人權。他們都是被那些在背後出錢、出槍的政客們，當作工具和木偶在使用。 這次的巴以衝突，是像個別西方媒體所說的「突發事件」嗎？顯然不是。從穆斯林在阿克薩清真寺向以色列警察投擲石塊開始，就是一種超常的、有目標的行動，為的是給緊接其後的火箭襲擊製造理由。而明顯不是對手的穆斯林恐怖組織挑起這場得不償失的戰爭，目的只能是服務於某個大國的全球目標。 誰是這個大國呢？被全世界就人權問題圍攻的中國共產黨，顯然最符合條件也是最急於轉移國際社會注意力的大國，還是多年來出錢、出槍、出教官支持恐怖活動，因而最有能力操縱恐怖組織的大國。這些恐怖組織在阿富汗和伊斯蘭國培訓種族主義極端主義分子時，中國共產黨假裝看不見。中國的小粉紅們不覺得自己有那麼一些尷尬嗎？ 有朋友認真地指出：中國政府正在和西方國家一起呼籲停止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的衝突呀，好像不能說他們鼓勵恐怖分子吧？這就叫做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善良的人們不能忍受無辜的平民遭受血光之災；可共產黨連對本國人民都沒有絲毫惻隱之心，怎麼會對八杆子打不著的穆斯林大發善意呢？這明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於操縱和利用。 為什麼要操縱，怎樣來利用呢？首先是伊斯蘭運動恐怖組織明顯吃虧，強駑之末已經難以為繼。這個時候呼籲停火，正是中國俗話說的拉偏手，幫助恐怖組織走出困境，避免被消滅的命運。他們的呼籲和出於善意的全世界人民的呼籲，是真勸架的人和拉偏手的人之間的區別。 中共出錢、出槍、出教官操縱下的恐怖組織存活下來，對誰有利呢？就像靠耍猴子騙錢的傢伙保護好猴子，對誰最有利呢？不是猴子，而是那個靠它騙錢的人。猴子吃他的、喝他的，又被繩子牽著，無奈只能受他操縱，確實可憐。那些被無辜殃及的穆斯林群眾，正是背後提線的中共製造罪惡的受害者。我們不能只有善心，也要抑制罪惡，才能發揚善良的決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文革55周年之際，中共黨內外的極左勢力推動文革翻案，來勢洶洶。就在這股文革復辟的暗流或狂潮中，毛左派代表人物孔慶東甚至宣稱：毛澤東思想是六千年來人類最偉大思想，迄今為止無人超過；人類藝術的高峰，就是（江青的）樣板戲，不可超越。 然而，毛左派張羅的文革紀念會在最後一刻叫停，為何？只有一種可能：以習近平、王滬寧為首的極左派在黨內受挫，尤其在中共高層遭到抵制而無法隨心所欲，只得臨時叫停。 在黨內，作為習近平和習家軍的對立面，以團派為主的反習陣營顯然不贊同任何形式的文革復辟。以至於，親習近平的喉舌為此揚言：要打破七上八下的規矩，變成七下八上，製造二十大人事異動的石破天驚；並指名道姓說：（明年將滿67歲的）李克強和汪洋已經入局（置身政治局）三屆，未必需要留下來。 政治老人的開明派和主流派，也顯然反對以任何形式平反文革。今年清明節前夕，前總理溫家寶出面發聲，用力敲打極左路線。 溫家寶以回憶和紀念母親為文，暗諷習近平盲目模仿毛澤東：「人們之間許多事是可以相互模仿的，甚至是苦心孤詣做作的。但是，唯有真誠、樸實和善良的情感和心靈是做不了假的。只要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同情心，看他在危難中的勇氣，看他在關係國家前途命運關鍵時刻的擔當精神，就可以窺見他的真實。」 溫家寶接著說： 「我同情窮人、同情弱者，反對欺侮和壓迫。我心目中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那裡永遠有對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質的尊重，永遠有青春、自由、奮鬥的氣質。」 在這裡，溫家寶意有所指，明顯針對習近平迫害少數民族、霸凌香港人、威脅台灣和南海周邊小國。 溫家寶以自己的任期作為，告誡習近平：「受事之始，即常作歸計。」勸習近平及時退休，切勿僭越改革開放後形成的黨內共識：領導人任期制，不超越兩屆任期。 其實，誰想平反文革？即便在習家軍內部，也出現反對聲音。近期有關副總理劉鶴的種種新聞和傳言，其中之一，就是因為他反對重評文革而與習近平失和。劉鶴的父親曾是中共西南局書記，文革中遭批鬥，不堪受辱而在成都跳樓，自殺身亡。這樁悲慘往事必然在劉鶴心頭留下永久而不可磨滅的驚悚和刺傷，只要他還是一個基本正常的人，具有起碼理性的人，就不可能接受任何重評文革、平反文革的圖謀。 習、劉失和之後，不僅常年陪同習近平到外地視察的位置被副總理胡春華所取代，而且傳出，負責中美貿易談判的位置也可能被胡春華所取代。更有甚者，劉鶴家族突遭爆料：其兒子涉巨額斂財。這明顯是習近平或其身邊人故意對外媒放風，以出口轉內銷的輿論報復劉鶴。 習近平與劉鶴關係失和，猶如習近平與王岐山關係失和的翻版，都在於價值取向和思想路線的分歧。在過去一年，舉凡美中關係、美中貿易戰、香港大抗爭、新疆集中營，以及大瘟疫，王岐山與習近平都形成尖銳分歧。作為報復，習近平憑籍手中權力剪除了王岐山身邊羽翼，包括他從前的得力副手、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大管家、副部級高官董宏，以及亦師亦友的紅二代鐵哥們任志強等。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紐約是在2020年3月22日繼全美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後，下令執行「居家防疫」，儘管強度不到全面封城，但衝擊仍然很大，包括非必要勞動人口（除民生必需品賣場、醫護人員、大眾運輸）全數居家避疫，如要外出，所有公共機構和涉及人與人接觸的商業活動全部暫停，舉凡餐廳、圖書館、博物館、公園溜滑梯、籃球場或理髮廳，那段時間都去不得。 會走上這一步，理由很清楚，自3月1日紐約出現第一名確診到22日當天，全美光紐約單日確診數就達到2000多例，累積超過五千例，死亡40餘人，根據感染模型估算，紐約當時至少每千人就有一人確診（實際情況更慘，一年多來約2000萬人口的紐約州有超過200萬人確診／超過5萬人死亡），如果再不祭出防堵措施（22日之前完全沒有防範），感染情況將相當慘重。 後續果然一發不可收拾，三月執行居家防疫後兩周，全州染疫人數就從8千飆到10萬，死亡超過3千。一直到七、八月「居家防疫」才顯現出些微效果，也就是陽性率好不容易終於從10%降到3%以下。此時紐約景況已相當不同，正如紐約州長庫莫所說，「我們或許回不到以前的樣子，但可以開始適應新常態。」疫情之所以緩和，最關鍵的新常態就是人和人被迫變得疏離。 當時確診儘管已找不到源頭，但發生原因仍有跡可循，就是「群聚」。無論是機構內部感染，家庭成員互相傳播還是親朋好友往來疏忽，唯一鐵律就是「不和每天同一屋檐相處之外的人接觸」就能確保安全無虞。也正因為現實中有太多人性上的困難，但這就是這場世紀病毒對人類生活最大的考驗。紐約公立圖書館外頭有兩隻石獅子，疫情高峰它們也被宣導式般戴上了大口罩，兩隻獅子一隻名為忍耐，一隻名為堅毅，病毒肆虐下這就是人人需要的心理素質。 夏季來臨，因陽性率終於達到WHO建議可重啟商業活動的標準（3%以下），所以一些餐廳開始供應室外用餐，一些小規模博物館也漸次開放，戶外休閑場所開始人潮復返，曾經一度紐約人在松解的氛圍下以為風暴就要過去了，可好景不長，陽性率突然之間又開始陡增，尤其轉秋、入冬，傳統年節萬聖節、聖誕節接連而至，儘管官方三令五申希望民眾儘可能耐著性子不要貿然家族團聚，更不要為此舟車旅行，但就是在那段時間，一個破口接一個破口冒出，陽性率再又竄升，無論確診數和死亡病例比，相較三五個月前開始「居家防疫」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儘管如此，壓抑困窘之下，要求趕快重新復工的聲音不是沒有，卻偏偏唯有「隔離」才是最能有效防控疫情的手段，如今回看，一來紐約錯失了第一時間防堵，「居家防疫」必然要拖很長時間且效果緩慢，二來，大半年來紐約人早就悶壞了，人性使然，所有紐約人都心知肚明，所謂「客廳傳播」的小型家庭聚會根本從未確實切斷，所以每回情勢稍微走緩，就等於是吹響了下一波高峰前奏。很快的，「陽性率」的真正用途並不在掌握確診者，更不在乎匡不匡列誰，而是官方只能拿這上上下下的數據，去做為商家開開關關的依據。（紐約之後「廣篩」（增加分母，降低比例）就是這樣來的） 以台灣當下疫情確診走勢，和台灣「民間糾察隊」的特性，是有很大機會不必步上紐約這一年多來的後塵，接下來一周確實頗為關鍵，這時候「耍孤僻」對大家都好。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