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已撤銷逾17.5萬件簽證
2026 年 8 月 12 日
6月7日下午，上海復旦大學數學學院發生一起命案。該校數學學院教師姜文華，持刀將學院黨委書記王永珍割喉致死。有知情網友在微博披露，案件就發生在復旦大學光華樓東主樓，事發後有警車與救護車趕到現場。 但令人不解的是，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當晚發布的案情通報，沒有公布復旦大學名稱及涉案人員身份。通報稱，上海市楊浦區邯鄲路某大學發生一起持刀傷人案件。嫌犯姜某（男，39歲）已被警方控制，被害人王某（男，49歲）已死亡。經初步審訊，「姜某自述因工作關係對被害人懷恨在心，故對其實施侵害」。 網上消息稱，姜文華，復旦大學副教授。2004年，他畢業於復旦大學數學與應用數學專業，2009年美國耶魯大學統計學博士，2009至2011年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從事博士後研究。姜文華回國後曾在蘇州大學任職，後轉到復旦大學任教，簽約6年。近日，學院稱他的科研任務未達標，準備將他解聘。他在學院宣布解聘前將黨委書記王永珍殺害。 網上一段視頻顯示，姜文華殺人後當場被警察制服，他滿身鮮血，衣服破爛，雙手被扣上，坐在一個辦公室的門外。當被問到為何殺人時，姜文華說，「在單位內受到很多陷害，受到很多惡劣的待遇」、「一直延續到現在」。 該事件在網上引起熱議。有很多網民稱，近期中國報復社會性的血案，受害者多是無辜的孩子和路人，但姜文華則體現了書生之怒。在法制不彰，公平稀缺的背景下，逼得原本拿筆的手也拿起了刀，自然法正義也屬無奈下的選擇。對這些網友的看法，我不認同。我覺得校園殺人案無論對殺人者姜文華和受害者王永珍都是悲劇，這一事件將會給雙方家庭和親人帶來嚴重的傷痛。我們對於用暴力剝奪他人的生命的行為應予譴責。鼓勵暴力復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傾向，這既顯示中國社會暴戾情緒，也反映出老百姓對社會正義的絕望。下面，就該事件，我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一，姜文華為何會殺人？ 中國社會頻頻出現報復社會的殺人事件，如砍殺幼兒園兒童和小學學生；公交車縱火；公交車司機開車墜河以及開車在鬧市區撞人等，但校園殺人事件並不多。即使有，也大多發生在師生之間。如2008年10月28日，中國政法大學昌平校園內，一名叫付成勵的男生持菜刀將法學院教授程春明砍死。其原因是付成勵認為其女友與程春明存在曖昧關係。我也曾聽說，2012年在某大學發生過副教授行兇事件，據悉一位副教授因為沒有評上教授而毆打在學術委員會上投反對票的教授。但教師對院校黨委書記持刀相向的事件的確少有耳聞。 為什麼姜文華要殺人呢？有匿名的大學理科教授稱，近幾年來，國內重點大學大規模引進海歸博士、博士後任教，定了很高的科研目標，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成功申請到國家科學基金委的資助項目，在6年內拿不到國家基金委的項目，就會被辭退，即「不升即走」模式。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學界除了充斥嚴重的裙帶之風，同時因為這套「不升即走」模式，衍生出學術造假的問題。教師須以6年內在核心期刊上發表的論文，以及申請到的資助項目數量為考核標準。但在國內，如果沒有權力資源，學者們無論是發論文還是申請項目都十分困難，絕大多數學者通過正常途徑根本無法做到。問題在於很多期刊人際關係是關鍵，逼得很多青年教師儘可能去找資源，膜拜那些掌控期刊的大佬。沒有關係有錢也行，發表一篇核心期刊論文，業內潛規則高的達到7、8萬，低的都要3、5萬。 姜文華與黨委書記王文珍是否存在個人恩怨，目前尚不得知，但僅從他自己回答警方的話語和相關報道來分析，行兇的直接動因與學院對他作出辭退的決定有關。在中國大學，一個優秀教師如果只專註於教學不搞關係，就很難為學院帶來科研項目，也很難發表學術論文。功利主義的教師聘任制度已經帶來了嚴重的惡果，如學術造假、貪污腐敗以及優秀教師被淘汰等。如果姜文華教學質量優秀，但因為不願行賄搞項目，不願意發表垃圾論文，而被學校辭退，他的內心一定會感到極大的不公平和羞辱。 第二，為什麼學院書記被殺？ 有網友質疑「聘用不聘用教授關書記什麼事？」也是，按理說書記的職責是黨務，辭退教授應該是學院院長的事。這就涉及到中國大學的管理體制問題了。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國的大學通常有兩個「一把手」，一個是學校的校長，一個是學校的黨委書記，這兩個領導幹部的級別，在通常情況下，和學校的行政級別是相當的。校長和書記，級別「肩並肩」。那麼，哪個才是實權上的一把手呢?中國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大學校長負責制。校長負責制，並不是校長一個人說了算，而是要在黨委的領導下實施。而大學黨委書記，才是大學黨委的一把手。在大學裡面，大學黨委書記才是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校長是按照黨委的領導和要求來開展工作的。話雖如此，但各個學校實際情況也不盡然，去年10月，成都大學黨委書記毛洪濤就稱校長王清遠在成都大學建立起獨立王國，拒絕黨委領導下校長負責制，讓他處境艱難，後來他跳河自殺。從復旦大學數學學院的情況而言，顯然王文珍書記是學院一把手，掌握著人事權，決定著姜文華的去留。 第三，沒地方講理的中國 應該說，即使學院處理姜文華的聘任不公平，也不至於發生兇殺事件，因為姜文華可以再找工作，無需在一棵樹上弔死。為什麼會發生如此極端的事件呢？該事件的背後隱藏著一個社會問題，那就是沒有地方講理。如果復旦大學有學術獨立，學院學術委員會可以對姜文華教學質量和學術能力進行認定。如認定他達不到要求，作出不再聘任決定，姜文華還可以申訴。如果中國存在司法獨立，姜文華可以通過司法實現公正。但很遺憾，學術獨立和司法獨立，中國都不存在。聘不聘任姜文華實際上是王文珍書記說了算。這樣，沒有出路的姜文華就會將矛頭、仇恨集中到王文珍身上，工作糾紛演變為個人恩怨。 我們再從姜文華事件說開去，沒地方講理是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經濟學家茅於軾曾在《中國民怨的根源在於政府不講理》一文中指出：中國社會的怨氣特別大，社會的矛盾也特別多。中國的民怨來自何處？茅於軾先生指出：他的直感是社會正義的缺失。簡單講，就是不講理。古語說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國，不跟你講理，所以有理沒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強的武力，黑社會有武力，力氣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難活了。不講理的人什麼社會裡都有。中國的特點是政府不講理，政府不主持正義。所以不講理變成了民怨。 一個社會是需要有正義的，大家都要講理，不要動武。講理能講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從武力。這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如果講理講不通，必須動武，這個社會就非常危險。正義從哪兒來？政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許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義的服務。政府自己要講理，帶頭講理，政府還要幫助別人講理。這就是正義的服務。中國的百姓越來越傾向於暴力，這不是老百姓的本性。老百姓沒有武力，他們希望講理。只有面對一個不講理的政府才會被迫走上暴力之路。 茅於軾先生的話可謂一針見血。現在，我們做一個總結。復旦大學數學學院發生暴力兇殺事件令人痛惜，他們的親人將承受無盡的傷痛。但這個悲劇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為勞資糾紛很普通，辭退人員也很普通，被辭退的人員不滿意和有怨恨情緒也很普通。姜文華鋌而走險與中國的教師考核制度不公正有關，與復旦大學沒有真正的學術獨立有關，也與中國沒有獨立的司法有關。這些因素疊加起來使姜文華認為在中國沒有講理的地方，只有使用暴力才能實現公正。但姜文華的悲劇又何止是他一人，中國早已是一個不講理的國家，一個公民的權益受到侵害，根本沒有救濟渠道，找政府告狀，官官相衛；上訪，被認為是顛覆政府；找新聞媒體，媒體是黨的喉舌，不管老百姓的事；找司法，司法是政府的刀把子，刀鋒對著老百姓；找維權律師，他們早已凋零，不是在牢里，就是已傷痕纍纍、心灰意冷，橫豎都沒有出路，於是只有華山一條路，以死相拼，以暴制暴。 （全文轉自議報）
中國政經民生的各種鬱悶，在中共治下彷彿成了無解的難題。 此時，一則主張「躺平主義」的網路帖文橫空出世：作者自述放棄工作已兩年有餘，維持相當低的生活慾望，且思考一系列哲學命題 — 朋輩同儕之間的攀比心態，長輩灌輸的傳統觀念，社會周遭各式強加己身的價值觀，愈發艱難的現實環境，壓得自己喘不過氣來。 「我可以像第歐根尼(Diogenes)一樣祇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曬太陽，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一樣住在山洞裡思考『邏各斯』(Logos)，既然這片土地從沒真實存在過高舉人主體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製造給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運動，祇有躺平，人才是萬物的尺度。」作者簡短的宣言一石激起千重浪，網上掀起無數和應，躺平的小夥伴們紛紛分享自身的理解與經驗，無形間不斷擴充躺平主義的意涵。 在了解何謂「躺平」之前，先介紹一個中文字：茵。意思是車上鋪坐的席褥墊子之類，字形是一個人大字型躺在一張方型大墊的舒適樣子，可謂生動描繪「躺平」這個種作。 要概括躺平主義的綱領，就是奉行「六不主義」，純粹為自己而活，堅拒充當貢獻國家的「螺絲釘」、社會主義的「後浪」。正所謂「人比人，比死人」，當過份講究汰弱留強的「內卷」淪為「立倦」，與此相對的躺平遂變成都市青年的無聲抗議。 對躺平的誤解 雖說保持低慾望是躺平族的特點，這種過往無以名之的現象亦非始於今日。不少評論認為中國並非特例，諸如日本的「低慾望」一族、台灣的「小確幸」，甚至更早前歐陸浮現的「尼特族」(NEET)之類。不過中國光怪陸離的國情，卻使其呈現獨特於別國的狀況。 這有別2015年一則「夫婦全年僅花二萬元(人民幣)」帖子的描述，那是在擁有自置居所、積蓄、不欠債、供滿社保的基礎上提早過退休生活，既可省吃儉用安貧樂道，想過好一點亦大可重新就業，隨時可進可退的彈性選擇。 這亦與知名的「三和大神」形態不同。 中國從1980年代推動改革開放，使大量「民工」自農村投身城市求職，失控的人口流動演變成「盲流」，帶來無數的治安與社會問題，薪金水平亦因勞動力過剩加上商人無良而「人離鄉賤」；2010年以後，隨著網路使用普及、智能電話興起，正值新生代農民工成年進城找工作的時期，但低學歷與低技術成為他們的軟肋，「黑廠」對工人的壓榨比過往更甚，生活的無情徹底粉碎他們積極上進的夢，乾脆放棄工作辛苦且拘束的月薪工作，打著「做一天玩三天」的日薪日結工廠短期職，支薪後旋即沉迷網吧玩遊戲、價廉且不安全的性愛、刺激的賭博，吃著粗糙的劣食醉生夢死混日子。無力還債之際，他們祇好透過網上小額借貸渡日，或是押上自己所有值錢的家當，在社會底層毫無尊嚴地苟延殘喘。 躺平族，主要誕生在城市。 農村鄉間生活即使不至於富足，但至少擁有恆常住所，甚至造著政府征地而通過村委會分紅的夢，最不堪也可當個啃老族，工作、結婚、生子，往往是茶餘飯後離不開的話題，鮮少探究人生意義之有無。 然而生於都市，無論校內學習抑或投身就業，則更深切感受殘酷競爭的壓逼感。從貿易戰以降帶來實質經濟下滑，到武漢肺炎疫情肆虐，既致使更多國民收入銳減甚或人浮於事，同時破壞原有的生活節奏，兩者均加速了躺平族的盛行。 扭曲的社會結構 中國青年躺平背後，帶有濃烈的無奈，主因是人口繁盛，令劇烈的競爭廣延至所有領域，出現嚴重內卷化：一方面社會動能並非用於促進發展，而是消耗在彼此拼輸贏之上；那邊廂，無法從外部獲取更多資源，惟有於內部互相爭奪。兩者結合，致使整體效益不增反降。 愈趨非理性的惡劣競爭，如同旅客紛紛擠到海岸旁看流星，過程中你推我撞，心思與精力都耗在注意旁人的站位，最終並沒多少人看到更多的景觀，但又不得不推擠下去，終落得彼此累得半死的苦況。 青少年從小被叮囑勤奮學習，長大踏入社會，迎面而來的卻不止職場挑戰，更要不斷交稅繳費，清還學貨、房貸與信用卡貸款 — 去年中國家庭負債增長高達17,000億美元，按年新增約6%；到了生兒育女之際，重複學而優則前途無限的教誨，把未能實現的理想與期望投射到子女身上，新一代等待宰割的「韭菜」，如是又成長起來。 事實上，即使他們再勤懇奮發，付出與收穫仍不成正比，無以累積資產甚或往上流動；中共權貴階層及同流合污的的商人，卻在肆意揮霍著蟻民揮灑血汗的勞動成果。既是無力反抗上位階層，那麼不拼搏即使更苦，祇需壓低個人慾望，日子不至於餓死就算勉強過得去。 微觀經濟觀察 伴隨疫情興起的宅經濟，網購、外送盛行而實體店鋪減少，看似是把餅做大，也在實現產業轉型，理應提供更好條件吸引勞動力加盟。可實際並非如此，茲舉一實例說明。 根據外賣龍頭平台「美團」2020年的《騎手就業報告》統計，旗下送外賣騎手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佔了24.6%，其中72萬是大學本科生，研究生更將近6萬。他們的待遇，又是如何？ 由2018年末疫情前的每單外送7.7元，官網宣稱騎手月入6,000-8,000元人民幣；2019年逐步下跌，平均4.5元一單；2020年尚有平均5-7元收入，但還未算上取消沖單獎勵、各種懲罰機制的扣款。今年央視一部紀錄片揭露「外送12小時僅賺41元」的個中苦況，美團回應卻是不痛不癢的抽佣調整，騎手收入反而減少，外賣價格愈來愈貴，但連騎手的社保也捨不得買。 無論外送抑或快遞平台，為了最短時間內派送最多食物或貨品，佔領更大的市場份額，運用高科技演算法與大數據，逼迫騎手設法對抗交通規則，生命安全無人在意。平台獲取巨大利潤的代價，是無數騎手的血汗犧牲。 從高學歷學生流落至「以命換錢」的惡劣狀況，試問一句：何必如此？青年失業與貧困狀況嚴重，可見其謀生之艱辛，不足為外人道。社保這張福利安全網距離他們遙遙無期，他們生來卻要背負高齡化國家的沉重負擔，日夕戰戰兢兢的競爭生涯。 內卷涉及整體社會環境，躺平則為個人受影響之反應。躺平不僅止於一時的舒壓，而是體會到生活沒有出路，絕望到不圖掙扎的作法，捨棄競爭，中斷這種集體鬱悶的循環。 中共態度變化 要知道中共如何看待躺平主義，大可追溯至2018年盛行一時的《旅かえる》(旅行青蛙)。那種低物慾懶洋洋「佛系」生活態度，甚至跡近頹唐的生存形態，就曾被中共官媒猛烈批評過 — 他們樹立的模範，是積極上進的社會主義愛國好青年；鼓吹佛系，卻是荼毒人性的「心靈毒雞湯」，與「高大上」南轅北轍的存在。 介乎佛系生活與躺平之間，其實還出現了微博主「推拿熊」提倡的「上班摸魚划水學」，齊當閑散慢活的上班族，以敷衍了事的工作態度對抗僱主薪酬福利與加班剝削，以及地獄般的惡劣工作環境。 不過據上可知，躺平並非消極頹廢、混吃等死，而是青年最後的倔強，不得已的反抗。 這在中共領導層眼裡，至少是可見的危機。故最初他們採取理解且同情的態度，試圖導正勸說。中共中宣部的刊物《半月談》在3月就以「蹲族」形容躺平者，簡略剖析他們面對的困境，更寄語「社會應聽到『蹲族』的聲音」。 但到了5月，躺平主義甚囂塵上，躺平族的網上群組禁之不絕，官方喉舌態度丕變，抨擊隨之愈演愈烈。《新華社》引用《南方日報》批評青少年稍受挫折輕易躺平，實屬可恥；《光明日報》形容他們「未富先躺」；共青團中央更於微博直指「當代青年從未選擇躺平」，《環球時報》則謂這不過是網民玩票式過嘴癮，不敢真正躺平，形容為釋放負能量的小牢騷。 的確，中共急了：既然大家都尋思躺平，那麼誰要為權貴打工，誰來創造財富供養他們？影響經濟固然令既得利益者不好過，以經濟成果衡量政治績效的中共高層們，更不好過。 無奈反抗，演變成不合作運動？ 有觀點認為，躺平是青年從政治、經濟乃至生活上看不到前途與希望，處處缺乏自由，活得像韭菜，繼而採取的消極不反抗，初則牽涉社經，卻有意無意地轉化成政治意義。這說法亦屬合理。 基於中國並無意義上的中產階級，政治參與雖遭受褫奪，卻能換取「安定繁榮」，繼而形成漠視自由民主、利益均沾的共犯結構。躺平族雖然出身於制度得益者家庭，但對「力爭上遊」的失衡、階級的不平等、社會的不公義都深有體會 —「發奮圖強」並非修正不合理的制度，反而是設法從不公平當中攫取特權，極力捍衛這套制度。未能反抗但至少抱持焦慮，這種不安感隨著自身遭遇各式怪現狀而放大，繃緊的神經終於斷弦。 網上聚集志同道合者抨擊政府甚至遊行示威既不可行，零散的就地躺平中共大概莫可奈何，祇因官方封鎖網上群組，無法制止群眾心領神會的默契。官媒極力把躺平族污衊為「廢青」，本質是缺乏對人的基本尊重，妄顧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才會以為輿論的道德責難能夠令周遭的人排拆、厭惡、孤立，讓青年因而放棄躺平，恢復「高大上」的病態人生追求。 躺平族的特質除了寡慾，剝離外界植入的消費與攀比觀念以外，尚有減少人際交往、淡出關心他人或社會、祇為自己而活的原子化傾向。電影《浪跡天地》(Nomadland)縱使描述主角過著偶爾打散工維生的游牧生活，但失去丈夫與房子的她，依舊保留人與人之間的羈絆。現實中假如一場運動欠缺人際間的鼓勵，反戰的嬉皮士(Hippies)終成純粹虛無和享樂主義者，蟄居族終成啃老寄生蟲，無家者(Houseless)終將淪為無家可歸者(Homeless)。 中共自然不欲躺平主義蔚然成風，不過若沒能進一步提升內蘊，恐怕未必會如實踐者預期般帶來更多社會改變。激起他們「站起來」的導火線，也許是《美國之音》訪談中提及的燃點意志之物，也許是一場社運，也許是一項共同目標或行動。 當然，亦非你想躺平就能躺平。外在因素，除非能自力救濟活下去，且無需從政府領取福利。對付的方法，可以是增加稅費，可以是將他們當成「低端人口」予以驅逐，也可能是秦暉在《福利問責與憲政之路》提到的強制勞動；至於內在，則視乎個人是否擁有獨立人格，下決定後擇善固執，否則內心躺也難平，遭受世間白眼後成了怨天尤人、仇視社會、憤世嫉俗的犬儒。 看不見未來，是短壽；看見沒未來，是睿智。躺平是否真能逐漸形成一股沉默的力量，抑或止於短期社會矛盾的階段表現，且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上月底，1979年從金門馬山游泳到對岸發展的中國經濟「國師」林毅夫在一個公開場合表示：荷蘭阿斯麥爾（ASML）現在若不賣光刻機（曝光機）給中國，3年之後，中國就可以掌握光刻機技術了，ASML就慘了，因為中國製造的產品向來有很強的競爭力，又好又便宜。林毅夫說他是轉述ASML執行長韋尼克（Wennink）的話。 韋尼克真的這麼說了嗎？ 台灣稱ASML為艾司摩爾，它不僅是世界第一，同業的日本尼康 （Nikon）、佳能（Canon）在「深紫外光刻機」（DUV, Deep Ultra-violate）總市佔率遠遠落後它，甚至到了14奈米以下製程，進入最先進的「極紫外光刻機」（EUV, Extreme Ultra-violate）市場，稱ASML為世界唯一也不為過，因為別人都做不出來EUV。 光刻機是晶片（Chip）製程中最重要的製造設備，ASML因而關鍵。 荷蘭政府禁止ASML賣EUV給中國，背後當然是美國，因為美國發起針對中國科技戰最強大的武器，非晶片莫屬，策略也很簡單，就是讓你：「自己造不出，向外買不到」。 簡單，卻很有效，被稱為「掐住中國的脖子」了。若不能解決這一「掐」，中國的崛起勢頭，不但已經減速，未來甚至可能總體國力與美國的差距被拉大，一直拉大到再也威脅不了美國的老大地位，像前蘇聯變成現在的俄羅斯。這應該也就是美國的戰略目標。 向外買不到？手段是把禁止買到的中國公司，都列入黑名單，「敕令」主要晶片生產國的公司，有錢也不準賺，等於斬斷中國公司的貨源，這招夠狠。譬如台積電不準賣給海思－華為旗下的晶片設計公司，於是華為的手機無「芯」可用－中國稱晶片為晶元－也就沒貨可出，從2020第二季世界銷量第一的寶座重重摔下來，一路跌到五名外，連副品牌榮耀都賣掉了。 美國的長臂管轄之所以有效，是因為主要的晶片生產國－歐、日、韓、台，甚至包括中國自己－的晶片製造公司，都使用美國廠商所製造的晶片生產設備，「你若敢賣給黑名單上的客戶，就斷供你的設備」－又是斬斷貨源這一招。 所以，中國向外買不到、自己造不出的關鍵，其實都在於晶片的製造設備。 也因此，中國要掙脫被掐的脖子，設法自己造出晶片－而且質與量都要能滿足所需，就必需先造出能製造晶片的設備。 晶片製造分為前段的「晶圓製造」與後段的「封裝測試」，涉及的設備很多樣，中國大陸原先封裝測試實力不弱，產能在世界上也有一席之地，主要有江蘇長電、華天科技等公司。晶圓製造則較弱，主要就是被強力制裁的中芯國際（SMIC）還有華虹半導體。中芯國際有台灣半導體業界的梁孟松、蔣尚義先後加入，此二人都曾在台積電任職。 蔣尚義將要加入中芯國際擔任副董的消息去年底傳出後，共同執行長梁孟松自導自演了一出憤而辭職的風波，當時梁孟松公開的辭職信中特別提及「只要光刻機一到…」，按梁孟松的說法，中芯應該是已經訂了一座EUV，但一直沒到貨。梁孟松信中明示，沒有EUV，製程就無法向5奈米攻關，雖然就這件事本身，有不同看法，但也算間接證明了光刻機的關鍵性。某個角度來說，光刻機就是中國在半導體領域被掐住的脖子。 光刻機很重要，所以ASML很重要，重要到林毅夫也以它為題發表言論。 中芯高層當然也知道，延攬蔣尚義的目的，就是捨棄攻關高端製程，改走另一條技術路線，包括先進封裝與小晶片技術（Chiplet），來提升總體功效。不過，這有點像製造一輛高級汽車，因為實在買不到最先進的引擎，就想法在傳動系統、板金材料、甚至影音內裝等方面下手，想辦法在整體效能上，接近競爭對手的車型。 換言之，蔣尚義能做的也有限度，中國要發展自給自足、以矽材料為基礎、且與世界先進技術平起平坐的晶片製造產業，仍然繞不開自製光刻機這個坎。 要多久才能造出來？ ASML的執行長韋尼克（Wennink）四月份接連接受路透社、彭博社、Politico等媒體表達他對於美國禁止他們賣產品給中國的不滿，他憂慮：「如果對中國實施出口管制，就會逼他們落實『科技主權』…被逼急後不出15年光景，他們就能什麼都自己做，就不會再依賴歐洲供應商市場」。 中國15年內可以研發出光刻機？是指較成熟的DUV或最先進的 EUV？或二者同時？韋尼克沒明說。根據 SIA與BCG的研究報告第30頁，EUV有100,000個零件，來自美國、英國、西歐、日本等主要幾個區域或國家的 5,000家供應商。換言之，荷蘭的AMSL是總其成的最終系統商，這是一項經濟全球化、各國相互依賴的典範。就這項產品而言，美國確實已經成功揪集了一個「反中聯盟」。 反之，就光刻機而言，中國要以一國之力，不只要對抗ASML一家，而是要一一發展出足以取代其背後那5,000家廠商各自擁有的獨門絕活－先不談是否能合法繞開技術專利。 面對此一處境，中國人可能會又有些悲情愁緒－怎麼「八國聯軍」又來了？這回「船堅炮利」在半導體產業。 如此看來，不論DUV或EUV，中國要在15年內獨立發展出「國產」光刻機，真不太容易，因為人家也不是站在那兒等你來追。林毅夫說3年，有些誇張。 （※作者為台大政治系博士候選人，全文轉自上報）
本文為日本《Liberty》雜誌記者竹內光風 （Kofu Take）採訪何清漣內容： 竹內光風：中國政府宣傳「克服了新冠，經濟正在恢復」，實際情況是怎樣呢？ 何清漣：此時此刻，中國的廣東省尤其是廣州疫情非常嚴重，疫苗接種率超過66%的廣州已經封鎖荔灣、南沙等數個城區，並在全省抽調醫務人員趕赴廣州支援，其他省份如東北等地也發生疫情，可見並未控制住。 目前肆虐世界的COVID-19主要是變異病毒，根據目前美國方面暴露的政醫勾結利用疫情干預本國政治的資訊，日本也需要做好應對準備。貴國媒體從業者最喜歡也最相信的《紐約時報》之類左媒由於政治立場，不會登載這類消息。但與政界及民主黨關係不那麼緊密的媒體近日卻密集披露，美國奧巴馬時期資助的中國病毒研究有「功能增益」部分。 《名利場》（Vanity Fair）這家雜誌專設團隊從事深度調查，屢爆獨家新聞。據其6月3日報導，經連月調查，訪問逾40人，又審視幾百頁政府文件，包括內部備忘、會議紀錄和電郵等，發現科學界有連串利益衝突嫌疑，部分涉及華府巨額資助的爭議性「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病毒研究。這類研究主要是透過強化病毒以了解其特性。這類研究主要是透過強化病毒（實際上就是讓病毒變異）以了解其特性。 《國家脈動》6月3日報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在2011年舉辦活動，關注可能對人類健康構成「重大威脅」雙重用途研究（DURC），武漢病毒所副所長在會議的電話發言中反覆強調，他的實驗室和中共當局，對雙重用途研究缺乏任何有意義的監管。他解釋說，「中國沒有監管，對一些雙重用途研究的鑒定沒有監管，對研究的分類和資訊的分類也沒有監管。」這裡必須注意，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將雙重用途研究，定義為「可能被直接誤用，對公眾健康和安全構成重大威脅，具有廣泛的潛在後果」的研究，其中包括功能增益研究。 隨著真相的逐步揭露，最讓美國公眾傷心的是美國抗疫專家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這位被左派媒體譽為「美國老祖父」的形象被徹底顛覆：在與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合作上，他是美國的主要參與者；在美國國內疫情通報上，他完全淪為民主黨左派政治的婢女，不斷撒謊。 也就是說，病毒的變異，中美兩國的技術現在都不敢保證會被控制住，在台灣、印度、中國等國家開始的新一波疫情就是明證，這對經濟會有影響。 竹內光風：有經濟專家曾指出「中國的2020年的經濟增長率接近0%」，您對此如何評價？ 由於統計資料造假，研究中國的經濟狀態，不僅要研究經濟增長率，還得注意三個與經濟增長率配套的宏觀經濟指標：就業率、消費率、投資率，最主要看什麼因素促動增長。2020年中國倒閉46萬家企業，經濟增長几乎不太可能。 今年猛炒中國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率很高，達18.3%，但仔細分析後會發現幾點：一、第一季度的增長率是環比，用今年18.3%的超高增速與去年疫情爆發的一季度負增長6.8%的超低基數相比較；二、出口拉動效應明顯。從出口商品結構來看，主要是疫情拉動的疫情所需物質以及應付疫情期間家居辦公的相關生活用品。歐美等發達地區的產能則在疫情反覆下受到限制，供給能力遲遲難以修復。疫情控制差異導致中國的供給能力要遠高於國外，出口產生了明顯的替代效應。這種情況不能長久。 竹內光風：中國在統計資料上是造假的慣犯，中國的債務問題是否達到了深刻的程度呢？您如何看待？ 何清漣：這事單講中國可能無助於認識全球債務風險。國際金融協會（IIF）最新一份報告指出，2020年全球債務規模飆升至創紀錄的275萬億美元，全球央行債務佔全球GDP之比也從2019年的90%升至105%。 世界各國央行早就成了超級凱恩斯主義者。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最愛借錢的是美國，新增債務約為發達國家總額的一半。單就每個國家來說，美國無疑是世界上負債最多的國家，但如果以佔GDP的比重計算，日本才是全球第一。那美、日、中三國的債務如何呢？目前美國的債務已經超過27萬億美元，佔全球債務總額的9.8%，接近10%。據IMF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10月，日本的政府債務總額占該國GDP的比率為266％，是美國的2倍。截至2020年3月底，中國政府債務總額約為17萬億元，約為2.43萬億美元，加上地方政府的債務，佔比為GDP的41%，低於美國和日本。 日本的債務風險我沒研究。但中國的債務風險其實高於美國。美元是世界硬通貸，有紙黃金之稱，因此，美國債務主要通過印鈔，帶來的通脹風險，其實是全世界承擔，各國都得承受美元貶值帶來的輸入型通脹。中國人民幣國際化剛開始，無論是作為儲備貨幣還是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在世界範圍內接受度遠低於美國，因此，中國債務風險全得在國內自我消化，包括通脹。 竹內光風：針對那些相信中國經濟魅力無窮，今後也會持續增長的企業經營者，您會用「這是一個幻想」來反駁嗎，或者您會如何反駁？ 何清漣答：世界上只有兩種企業經營者仍然會認為中國經濟魅力無窮，會持續增長。一種是從來未去過中國的，持有這種幻想的人很多，我在台灣都遇到過，相信日本也有；另一種是去過中國，認為自己在中國有良好的政商關係，功夫在經商之外，美國金融界、風投界一堆這種人，包括美國現任國務卿布林肯。他在奧巴馬離任後創辦的西政諮詢公司，主頁上就介紹該公司的長處是與中國政府有良好的關係，可以幫助投資者搭橋。 相比其他國家的政府，中共可能更能洞悉人性的幽暗之處，也因此擅長與各國政客、商人建立利益關係並牽引之。一旦成了這種關係，不可能通過陳說事實改變他們的想法，我不做這種無用功。更何況，我又不是他們的投資顧問，不負責提供諮詢。 竹內光風：先生以前曾指出：「為了中國的民主化，有必要像清朝末期那樣進行地方分權」，您為什麼這麼說，可以請教個中緣由嗎？ 何清漣答：我談的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分權。即中央政府掌握軍事、外交、鑄幣等權力，各地行政首長由地方分級選舉，按各地情況實行地方立法、新聞自由，政治自治。中國地域廣闊，民風、習俗、宗教都有很大不同，就算同是漢族，在思想觀念上差異甚大，有藍色沿海與紅色內地之差異。藍色沿海比較開放，現代經濟部門多集中於這些地方，那裡的人們能夠接受西方世界的現代觀念與生活方式；紅色內地則比較保守，比如湖南、江西等地至今還對毛澤東念念不忘。北京這個中央政權與法國、美國不同，高度集權，無視這些地方的差異，而且經常削高就低，讓先進地區遷就落後地區，很不利於社會發展。 如果實行地方自治，我相信上海為主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廣州為主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會比現在快得多。落後地區也會不得不開始考慮經濟自立，因為不能再依靠中央扶貧、財政轉移支付，專門吃經濟發達地區的大戶。那種吃大戶、不思上進、平均主義的落後生活方式也會改變，從長遠來看，有利於這些地區發展。 竹內光風：在中國，問題是中產階級沒有增加，差距在擴大。 你認為富裕的中產階級人數會增加，差距會縮小，未來經濟會成熟嗎？ 何清漣：如果您指的「經濟成熟」是指形成良好的經濟結構，我覺得不可能。中國經濟最好的時期是胡溫統治的黃金十年，江澤民時期加入了WTO，朱鎔基對國企採取抓大放小，培養了一批在國計民生行業（能源、電訊、糧食）有壟斷能力的國有資本寡頭，為胡溫十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那十年，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全世界各國就業機會都在減少，而中國卻因外資湧入而大量增加，中國的第一代億元級富豪與中產階級人數高峰（佔總人口比為23%左右）就是產生於那時。毫不誇張地說，那時候中國人是歷史上最富的一代。 但中國經濟結構有嚴重缺陷，形成了以房地產為龍頭的產業集群。在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之時，中國曾有一次機會扭轉，但5萬億救市，導致產業結構更加扭曲，最後形成嚴重產能過剩，只好推出「一帶一路」計畫以輸出過剩產能。 中國的問題，不在於富人、中產階級人數多少的問題，因為沒有保護私有財產的法治環境，擁有再多的財富，政府也可以讓你失去。中國國民沒有選舉權、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等基本政治權利。無論是哪個階層，都沒有參政議政的權力，甚至連表達帶政治性的意見也受到各種壓力，一旦被網管發現，片警會上門威脅。中國富豪當然也沒有保護自己私有財產的權利。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富豪受到嚴重打擊，從王健林、肖建華等與中國三代政治局常委都有瓜葛的政商，鄧小平外孫女婿吳小暉，再到目前的馬雲，以及從不搞政商勾結的民間企業家孫大午，不管哪個類別，只要當局樂意，不是陷獄，就是被迫出售資產給國企低調收斂。 隨著中國投資環境惡化，外資逐漸撤出中國，中產階級人數嚴重萎縮，以前那些研究者的理論假設，比如經濟發展、中產階級人數增加必會促使中國民主化，應該被拋棄了。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拜登出發訪歐，又要開七大工業國首腦會，又要會見歐盟和北約各國領袖，又要與普京面談，八天之間風塵僕僕，為美國打理一個全新的國際關係網。 英國首相自把自為，另外邀請了澳洲﹑印度﹑韓國及歐盟列席G7峰會，目的是壯大聲勢，方便以後把G7打造成G10。澳印韓都是亞洲強國，如此一來，G10便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美歐亞民主聯盟。 峰會未舉行，七國聯合公報已經外泄，除了疫苗﹑病毒追責﹑環保這些例行話題之外，最集中的要點就是對付中共。因此，美歐亞各國杯酒言歡之時，就是中共背脊發涼之日。 至此，拜登已基本完成了他上台之前許諾的，美國要重回世界，要聯合盟國共同對付中共的大戰略，這個老政客，搞外交還是有一套經驗。 當然，客觀形勢也對拜登有利。中共在川普手上，已經吃了幾記悶棍，真正發起對中共實施反擊的，還是川普，還是他手下的蓬佩奧，還有餘茂春等一大批熟悉中共事務的專家。美國這個國家，因其民主機制，有非同尋常的自我糾錯能力，一旦發覺苗頭不對，整個國家機器動員起來，兩黨兩院很容易取得共識。因為不管內部怎麼斗，斗得如何七彩，一旦涉及國家根本利益，所有人都要歸隊，那個「隊」就不是你的黨我的黨，那個「隊」就是美國。 因此張維為那種蠶蟲師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到表面看不到本質，所以會得出「美國不團結。歐洲不聽話，中國不信邪」的戇居結論。而中共整個政治局居然被這個蠶蟲師爺「舞」得神魂顛倒，可見整個政治局，便是一群缺乏大視野大胸襟的政客。 中共背脊發涼，原因是整個國際大勢已不可逆轉，不是說你今天換一副面孔，放棄戰狼外交，突然變得溫言款言，整個西方世界就會走回柯林頓奧巴馬那種綏靖政策。西方世界與中共拍膊頭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自此以後，就是西方如何統一步調，共同對敵，收拾中共的問題了。 G7峰會聯合公報中，著重提到高科技的協同發展，這一點對中共是致命的。光是美國已經很難對付，再加上G7，他們每個國家都可以獨當一面，聯合起來爆發的創造力更是空前絕後。不但經濟實力雄厚，科技基礎紮實，日後在創新科技方面，在共同制定新科技的標準和規則方面，都成了引領世界潮流的中堅力量。也就是說，中共被排除在這個大圈子之外，一邊廂熱氣騰騰，一邊廂死火，一邊廂大踏步前進，一邊廂不知所措，一邊廂擴大版圖，一邊廂困守孤城，這樣不消三五年，中共的生存空間就會急速被壓縮，這是想起來都令中共不寒而慄的事。 G7上也會討論如何面對中共的貿易霸凌的問題，這方面澳洲又可以現身說法。被中共霸凌後，澳洲非但沒有死，而且活得更好，中國市場不稀罕，更全力開發世界市場。每個國家都懂得這個道理，互相之間又積極互通有無，一邊廂生意暢旺，一邊廂生意慘淡，一邊廂對酒當歌，一邊廂對隅而泣，這個結局，也是中共自己都可以看到的。 中共現在的問題是，要後悔已經太遲，現在再放棄爭霸世界，再放棄戰狼外交，對於時與勢之失已經無補於事。也就是說，現在中共對西方豎起降旗，西方也不會善罷甘休了。 對民主國家來說，最危險的不是中共強大，最危險的是中共強大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必然碾壓普世價值。與其等中共強大起來，各國被蠶食，倒不如趁中共還不夠強大，把他擠垮。中共本質不會改變，再給他一次韜光養晦的機會，等他有朝一日再來反咬？ 習近平在視察紅軍湘江血戰紀念館時，哀嘆要「向死而生」，最近在視察青海時，又脫口說是要「九死而不悔」，一個最高領袖，說話「死死聲」，真太不吉利了。可見他早已預感到中共的國力將急速衰落，日子越來越難過，將面臨空前艱困，以至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那種極度危險的絕境。這是習自己內心的恐慌，也反映他黔驢技窮的萬般無奈。 有朋友時常批評我看問題太樂觀，我不喜歡那種沒有根據的自我安慰，也不喜歡去追蹤中共黨內權斗，把希望寄托在某人下不下台的問題上。我只是盡量看趨勢，看主流，看發展方向。專制獨裁者貌似強大，可是實際是外強中乾，內里空上來了，外面還打腫臉充胖子，因此他們要垮台，可能比我們想像的更快。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中研院院士陳培哲出面炮轟國產疫苗「若以國際標準絕不可能在七月通過」之後，網路媒體立刻傳出他曾任中國藥廠科學顧問的訊息，這形同「抹紅」的作法，與許多人立刻搬出他曾任「蔡英文醫療界後援總會」成員的「塗綠」作法如出一轍，是台灣公共論壇非常糟糕的反例。陳培哲說的對不對，是科學問題，是國產疫苗在此時此刻該否獲得EUA（緊急使用授權），以及如何進行施打的專業倫理問題，絕不在他曾經抱持何種政治立場。 當瘟疫發生，現有藥品無法滿足醫療的需求，而新研發未完成核准的藥品，在維護公眾健康的利益大於其可能產生的風險時，就有緊急授權的必要。既然要衡酌公眾健康的整體利益與新研發藥品的風險，緊急授權通常是個相對性的概念。目前國外的疫苗大廠都是在逸出正常疫苗研發期程的情況下，獲得緊急使用授權，擴大施打，並得到相當不錯的成效。所以國產疫苗是否獲得EUA？除了必須耐心等待研發廠商的解盲結果以外，也要視台灣疫情的嚴重程度，以及獲得國外疫苗的狀況才能做出最後的決定。 在預判疫情可能擴大的情況下，政府為保護人民健康，預先扶植有能力的廠商投入疫苗發展，甚而預先採購一定數量的疫苗，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因為一般的廠商不會貿然投入一個不知是否會成功，且不見得有利基的疫苗研發。不過這樣一件天經地義的事，卻因為台灣疫情突然爆發，國外進口疫苗短缺，以及台灣內部無所不在的兩岸政治，成為政治惡鬥與角力的賽場。 身為中研院院士、台灣的肝病權威，陳培哲對於國產疫苗發展的諸多質疑當然值得重視。但壞就壞在陳培哲身兼疫苗專家小組委員，卻在國產疫苗解盲前先斷言七月不可能通過緊急授權，其對國產疫苗的殺傷力實在無比巨大。姑且不論專家小組委員是否涉及保密義務，陳培哲的抨擊勢必造成疫苗其他專家小組成員的莫大壓力，過與不過，都將充滿政治解讀。 於是乎，一方挖出陳培哲在中國藥廠擔任科學顧問的訊息（這能證明什麼？）影射他拿了中國好處，毀謗攻擊國產疫苗；另一方宣稱陳培哲「一路挺蔡」，如今出來說「真話」，是「綠營良心」、「開了武昌起義第一槍」。政治攻防越演越烈，真相卻越來越模糊，當初，不分朝野呼籲發展國產疫苗，擁有台灣自己戰略產業的初衷也就越來越遠。 陳培哲昨天接受媒體專訪時，顯然修正了他先前的說法，諸如：「政府執意第二期臨床試驗結束立即給予EUA，國產疫苗將成為孤兒」（陳時中昨天在立法院也提出相同觀點）。陳培哲也建議政府在二期臨床試驗的結果出爐且抗體效價足夠的前提下，續做第三期臨床試驗，一直做到期中分析，再給EUA；以及針對臨床試驗中的藥品或疫苗，經過簡單申請，食葯署審查通過，只要醫師及民眾同意，就可以提供給急需的人。以上種種，高端、聯亞解盲後本就要續做三期，建議進行有限制施打也是專家會議的許可權，看法既然有協同之處，何須弄到劍拔弩張、互不相讓？ 疫苗緊急使用授權要不要放行，不純然是一個科學問題，而常常是一個科學與政治辯證的問題。四千人的樣本較諸四萬人的樣本當然會有不同出錯的機率，前提是，我們要不要為了防堵這樣的機率，而坐視疫情可能擴大，增加人命損傷？前提當然也包括是否有完整的社會溝通，讓所有參與接種的人，被充分告知這樣的風險。在這過程里，若有任何人覺得自己是先知，是全知的上帝，或想充當道德魔人，堅信只有自己的說法才是對的，那可能是一場更大的災難。 此時此刻，疫情還沒降溫，生命還在流逝，試著讓科學說話，讓政治與常民去溝通，政客別再亂造口業，不要用陰謀論亂貼標籤，應該就是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貢獻了。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新冠病毒從何而來？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向實驗室泄漏。有些人進而認為，是中共當局蓄意投毒，禍害全世界。 我認為病毒極可能是從實驗室泄漏，不過我不認為會是中共蓄意投毒： 因為，1，如果是蓄意投毒，你需要手頭有解毒之葯，否則毒到自家怎麼辦？至少， 2，你要有控制病毒傳播的能力，否則就成小孩子玩火，控制不住火勢把自家也給燒了。 再有，3，如果是蓄意投毒，就該投到敵人那裡，投到敵國那裡，幹嘛要投到自己的中心大都市呢？幹嘛要先投放到自家地盤，再等它傳到別人那裡呢？ 我認為這次新冠大流行不是誰蓄意投放，然而我擔心，這次新冠大流行會給某些人一個大靈感：下一次，就很可能是精心策劃、蓄意投放了。世界知名的英國化學及生物武器專家哈密什.德.布萊頓-戈登（ Hamish de Bretton-Gordon ）也有同感。他說：「新冠大流行對於恐怖分子、獨裁流氓國家或暴徒，彷彿是個訊號，提醒他們可以用這些手段去製造恐慌。」 現在，全世界有數以千計的生物實驗室處理危險的病毒。其中大約50個實驗室是高規格，理論上，每一個都受到嚴密的管控；其餘的大量實驗室屬於低規格。數量之多，國際機構無法對每一個都嚴格監測，這就有可能發生泄漏的問題。 其實，高規格的實驗室也可能出問題。例如，2004年，薩斯病毒就是從北京高規格的P3級中國疾控中心實驗室泄漏的。 日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大衛·彼得雷烏斯呼籲國際，對世界各地的生物實驗室進行更有力的監控。他強烈認為，七國集團需要推動對世界各地的生物實驗室，進行更有力的國際監控。6月3日和4日，美國衛生部長貝塞拉、英國衛生大臣漢考克等七國集團衛生部長在牛津大學舉行會議，會議的目的之一就是尋求在全球衛生安全等領域達成行動共識。但正如彼得雷烏斯所說，除了一些流氓國家之外，還有些國家對加強全球衛生安全不感興趣，令人不可思議。 問題在於，國際機構缺乏強制執行力，遇到有的國家就是不讓你監測、不讓你查看，那又怎麼辦呢？早在疫情初期，世衛組織就多次提出到中國調查，均被中國政府拒絕。後來，中國政府總算同意世衛組織來調查了，但是其行程被中國政府嚴格控制，包括今年2月那次調查，中國方面都沒有積極配合。近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重申，「美國決定要『徹底』追查新冠病毒源頭，同時追究中國應負的責任」。布林肯再次批評中國疫情信息不透明，要求中國政府應該兌現其有責任提供信息的承諾。 從邏輯上說， 如果證明了病毒是人工合成的，那麼必定是從實驗室泄漏的，因為大自然沒有這種病毒，只有實驗室里才有。 如果證明了病毒是實驗室泄漏的，那麼病毒既可能是純自然的（如薩斯病毒從實驗室泄漏），也可能是人工合成的。換句話，即使證明了病毒是自然演化而來，那不等於就排除了實驗室泄漏這種可能性。也就是說，如果病毒是純自然的，那也有可能是從實驗室泄漏的。 不難看出，無論是要得到哪一種證明都需要中國政府的配合，需要中國方面做到信息透明。這就要求國際社會向中國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同時也要做好如果中方不配合，又怎麼辦的下一步應對之策。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自從1979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之後，美國空軍的C-17重型軍用運輸機，首度降落台灣的松山機場，引發熱議。美國派C-17重型運輸機抵台，除了運輸的本業，傳達出什麼樣的戰略意義或弦外之音？ C-17重型運輸機降落台灣原因 美國三位跨黨派聯邦參議員，包含譚美（Tammy Duckworth, D-IL）、蘇利文（Dan Sullivan, R-AK）及昆斯（Chris Coons, D-DE）組成的10人訪問團，2021年6月6日搭乘編號HH55150的美國空軍C-17重型運輸機來台灣訪問。該機從韓國烏山空軍基地起飛，上午七時左右降落於台北松山機場。 這架C-17應隸屬夏威夷國民警衛隊第154聯隊，機長據傳之前在美國在台協會（AIT）擔任空軍組組長，因此熟悉台灣方面的相關作業，避免不必要的溝通失誤。 中華民國蔡英文總統在機場內的松山基地指揮部，接見美國聯邦參議員訪團，雙方就台美關係、區域安全等各項重要議題交換意見，隨後參議員訪問團十一時原機起飛離開。 美國為了謹慎起見，也有安排兩架C-12軍用運輸機作為備援（申請降落台灣），以免C-17臨時發生故障，但當然沒有派上用場。 C-17作為行政專機時，可搭載VIP包廂，讓政府官員或議員在機上仍能繼續辦公，或有較舒適隱私的空間。 C-17抵台為何中共無法抗議 美國官員或聯邦參議員的外訪行程，一般都乘坐C-40系列的行政專機，例如2020年8月訪台的美前衛生部長阿扎爾（Alex Michael Azar II），搭乘C-40B行政專機。 但因為本次訪台成員之一的譚美參議員需要搭乘輪椅移動，在行政專機的機門階梯上下，明顯有困難，其他方式（如由人員抱下機）則有失禮儀。所以搭乘C-17重型軍用運輸機，輪椅可由機尾門開啟後的斜坡，莊重地上下飛機。 譚美參議員下機後，宣布與白宮討論的成果，美國將提供台灣75萬劑的Covid-19（新冠肺炎）疫苗，作為美國援台疫苗的第一批，亦顯示美國將台灣列為疫苗援助對象的第一順位。 附帶一提，潭美參議員在2004年，為美國伊利諾州陸軍國民警衛隊第106航空團B連連長、並以黑鷹直升機飛行員身份派駐伊拉克。當年11月12日，她在完成作戰任務返航時，直升機座艙被伊拉克反美游擊隊的RPG火箭推進榴彈擊中，爆炸威力讓她失去了雙腿，右臂也因嚴重受傷而失去部分功能，差點失血過多而死，所幸自救得當，撐到直升機飛回基地後，送機急救生還，但雙腿截肢。 傷愈後她獲得紫心勳章（Purple Heart）、空勤勳章（Air Medal）、 陸軍表揚勳章（Army Commendation Medal），並繼續在伊利諾州陸軍國民警衛隊服役（負責退伍軍人相關事務）， 2014 年作以中校軍階退役。 因此雖然在「理論上」只要美國軍方的飛機降落台灣，就會引發中華人民共和國，強烈抗議美國違反其建交的三個公報與一個中國原則。但只要美軍飛機的降落理由正當，中共通常也只會在事後進行口頭抗議，然後不了了之。 除了本次C-17搭載行動不方便的參議員這個原因外，先前美國軍機至少曾兩度降落台灣，分別使用的理由為緊急避難與人道救援，簡述如後： 1、2015年2015年4月1日下午，2架隸屬於美國海軍陸戰隊航空部隊的F/A-18黃蜂式戰鬥攻擊機，因為其中1架（編號404）發生機械故障（發動機油壓裝置損壞），申請緊急降落在台灣（因菲律賓呂宋島機場沒有完善的降落場，日本沖繩機場則太遠），後經引導降落在中華民國空軍台南基地，同機隊另1架（編號410）F/A-18基於伴護原因，也申請降落。 美軍派C-130運輸機載運維修人員與零件抵台，F/A-18修復後於4月3日下午起飛，離開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則在4月2日回應，就迫降未通知中方為由表示抗議和憤怒，並宣稱要與美國交涉，但美國宣告此事件純屬意外，緊急降落是為了保障飛行員的人身安全之必要處置。 2、2009年8月6日至8月10日間，莫拉克颱風侵襲台灣南部，造成嚴重的災情，被稱為「八八風災」，其中以位於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小林部落滅村事件最為嚴重，造成474人活埋。除了台灣各級政府與軍方均投入救災外，美國海軍派出丹佛號兩棲船塢登陸艦（LPD-9）開赴台灣南部附近水域，支援救災作業。 美國海軍的MH-60中型與MH-53E重型直升機自登陸艦上起飛後，載運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以及救援物資，在台灣高雄縣三民鄉民權村（現高雄市那瑪夏區）降落。由於是人道救援任務，因此並沒有引發中國抗議。 C-17大秀超低空飛行展優異性能 C-17雖然是重型運輸機，但飛行性能卻非常優秀！影片中一架C-17 「全球霸王III」運輸機（Boeing C-17 Globemaster III Military transport aircraft）於澳大利亞的布里斯班市（Brisbane）中心低空通場，貼著摩天大樓飛行表演，慶祝昆士蘭州文化藝術節，也展現優異的低空操控性能。 根據澳大利亞皇家空軍的官方介紹，當時C-17運輸機的飛行高度僅為100m，並做了幾個高難度的轉彎動作。（這個節日由澳大利亞空軍派出飛機表演助興，是2006年開始的傳統） C-17機身長53.04m，機高16.8m，翼展51.81m，最大起飛重量265.35噸。如使用推力反向器，可在915m長的簡易跑道上降落。 C-17載滿燃油後約188噸，最大起飛重量285.35噸（通常限制在前述265.35噸），可載約77.5噸物資或134名步兵（或102名傘兵）。使用四具推力180KN的F117-PW-100發動機，巡航時速830km/h，實用升限14000m，最大航程10390km。 C-17是全球第四大的軍用運輸機，僅次於六引擎的前蘇聯An-225、四引擎的An-124與美國的C-5。起飛重量超過100噸就可稱為大型軍用運輸機，而C-17空重就有128噸！通常這麼大的飛機，低空性能都不怎麼樣，甚至可能很笨拙……但C-17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當遠程戰略投送運輸機，也可以當前線戰術運輸機，因此低空機動性能非常強。 所以C-17被稱為「戰略戰術」運輸機，這是指其具備戰略運輸機的運量與航程，可搭載M1A2戰車等重裝備，卻有戰術運輸機短場起降、快速爬升等特性，也可省去轉運的麻煩。 過往美軍需要以戰略運輸機C-5把物資或軍隊運到大機場，再換C-141或C-130中小型戰術運輸機，將物資或裝備轉運到前線機場，調度上很麻煩。有了C-17之後，一架就能一條龍全包，因此很受歡迎，美國空軍前後訂購了223架，組成龐大機隊。 C-17的自衛武裝有熱焰彈發射器，誘使紅外線導引的地對空飛彈或空對空飛彈，誤以為它是發動機熱源從而偏離目標。 C-17還根據美國的實戰經驗，針對在低空或機場起降時，可能遭受「肩射防空飛彈」（Man-Portable Air-Defence System）襲擊的情境，另外還有裝設 大型飛機紅外對抗器（LAIRCM），這是一種指向性紅外線反制裝置，能夠發射高能雷射光，自動偵測與對抗肩射防空飛彈（多以紅外線導引），以雷射的高熱來迷惑飛彈的尋標器，整個過程駕駛員不需要介入，因此反應速度快。 本次來台的C-17，兩種反制措施都有安裝（反制裝備並非標配，視任務性質才安裝），顯示美國仍對「最壞的情況」有所防備。 C-17降落台灣的戰略意義 C-17具優異的運輸能力，即除了運送傘兵或步兵，更重要的是能將M1A2戰車或是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HIMARS）發射車等重型武器直接空運，下飛機後幾乎不需要什麼整備，可立刻投入作戰，本次C-17降落松山機場，在台灣民眾眼前展示美國強大的緊急運輸能力，在必要時運載裝備至印太前線熱點地區。 我國已經採購M1A2T戰車與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雖然理論上要數年才會運交完畢，但實際上台海一但有事，美軍可以藉由強大的戰略運輸能力，立刻將這些重型武器運抵台灣。 對於美軍而言，台美軍事合作中，很重要的戰術執行層面的「操作共通性」（interoperation）協調，例如台灣機場的導引與進場等程序，雖然可以透過資料交流，但與實際操作當然可能有相當落差，藉由本此現役的美國空軍C-17降落松機，也能協助驗證相關訓練的成效。 此外解放軍空軍在6月1日，以大機群侵入馬來西亞空域，其中包含運20運輸機，展現共軍的快速部署能力，此舉引發美國太平洋空軍（Pacific Air Forces）司令維巴赫（Kenneth Wilsbach）6月4日在國務院軍事記者會，提出譴責，因此C-17降落台灣，並高調宣傳，應也是向中共當局傳達警告的意味。 （全文轉自戰略風格編輯部）
今年六四，在維園一片深重的黑暗之下，過去了。香港警察如臨大敵，風聲鶴唳，中共港共滿身毛孔都豎起來，而六四，還是過去了。 香港人各自用自己的方式紀念六四。我們紀念一個日子，不只是用儀式，用物品，用嘴和手，更重要的是用腦，用心。我們一日活著，心與腦沒有死，我們就可以紀念一個日子，這是暴虐的專制政權無法剝奪的。 每年六四維多利亞公園的紀念活動，已經成為香港人的集體記憶，是香港「一國兩制」的象徵。有這個燭光之海，基本法「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就還有效，沒有這個燭光之海，這個承諾就由中共自己背棄了。中共背棄自己的承諾已是家常便飯，沒有維園燭光之海也就不奇怪了。 誰害怕歷史？只有傷天害理的政權，欠下人民血債的政權才害怕歷史，但中外歷史上，有哪一個兇殘的政權，到最後能逃避歷史的清算?人民的記憶永遠比政權長命，歷史可能曲折，但歷史的走向早已註定，正義可能遲到，但不會永遠缺席。 中國發生六四，是中國當代歷史發展的必然。現在已經很清楚了，鄧小平改革開放，不是為救中國，是為救中共；鄧小平鎮壓六四民主運動，不是為救中國，也是為救中共。沒有改革開放，中共會滅亡，沒有鎮壓六四，中共也會滅亡。 六四後，鄧小平仍堅持經濟改革，因為若因六四而中止改革，中共也會滅亡；但鄧小平一開始打算進行的有限度政治改革，也就無疾而終。中共從此走向極度專制獨裁之路，原想模仿新加坡，走開明專制的路，這條路也走不下去。 習近平上台時中共經濟實力大增，政權通過高科技管控，社會籠罩在專政黑幕之下。中共的擴張政策，引致西方國家的反擊，以致中共不斷倒退，直退到文革，直退向自己的小兄弟朝鮮。中國的現實，就是一個放大的朝鮮，一個放大的人間地獄。 歷史在六四大轉彎，中國沒有向好，只有向壞，中國向壞造成內外環境惡化，內外環境惡化又促使中共更壞，這是一個螺旋式下滑的惡性循環，一直往下往下，下到不知什麼地方去。 六四一役，把中國人原有的家國情懷﹑政治激情和正義感，都消耗掉了。政治精英紛紛出走，留下來的也被管控；大量知識分子選擇服膺犬儒哲學，與專政統治者妥協，博取現實利益；更多的基層民眾專心賺錢，競爭上位，錢多了就沉迷於物質狂歡。國家體制是否合理，社會是否公平，生活是否可持續，不再有人關心。一個人在遭遇厄運時才會反抗，但你長期對社會不公麻木，你受到不公平待遇，也只有自己去面對。社會反抗零星，社會就不斷淪落下去。 六四時鄧小平有言：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中共殺中國人好像殺螻蟻一樣，果然殺了二十萬，不只得到二十年穩定。但穩定要看穩定在什麼狀態之下，穩定在社會和諧的狀態，這種穩定可以持續，穩定在矛盾深潛﹑地雷遍地的狀態之下，這種穩定只是假象。 六四三十二年過去了，中共已過了上升與下沉的分水嶺，從2018年開始，中共由高峰處下滑，正以近乎自由落體速度往深淵衝下去。中共從沒有處在如此惡劣的內外環境之中，更分明已失去應對環境壓力的能力，這是中共噩夢的開始，只是如何爆煲﹑如何收拾﹑如何下場的問題了。 中共平反六四，等於催化自己的死亡。歷史在六四時給過中共一次機會，歷史不會再給第二次機會了。中國人雖失去家國情懷，失去歷史責任感，失去正義感，但等到中國人都明白不反抗就沒有活路時，還是會拚死一搏的。到那時，歷史不會重複六四波瀾壯闊的正義風潮，歷史會以另一種形式來完結中共統治。 中國一定要經過一次徹底的翻覆，才能找到一條生路，中國人一定要死過才能翻生，這個過程將會很殘酷，我們對此要有充份的心理準備。王岐山說要吃草，習近平說要「向死而生」，他們都看到自己的結局，中國人也會看到，香港人更早已看到。 到最後，為六四平反的不會是中共，是中國人。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政府，最近害了「人口減少憂慮症」，效法春秋末期卧薪嘗膽的越王勾踐「十年生育、十年聚養」之策，在六一前夕終於官宣放開「三孩」，被戲謔為「最好的兒童節禮物」。但是，在青年人不得不做「躺平族」的社會氛圍中，民間輿論並不領情。 家庭教育投資：高投入低回報 從1988年，我出版第一本研究專著《人口：中國的懸劍》開始，人口問題、人口政策問題一直在我的視野中。鑒於中國的現實，我認為鼓勵三孩是中國政府無視國情而出的昏招、錯招。在一孩政策廢止之後，政府應該及時讓政府控制的計劃生育轉型為家庭決策的社會節育，將生育決策權還給家庭。 養育孩子需要不失體面的居住條件、可承受的教育成本。而對於正當育齡的80、90後，住房早就成了「六個荷包供養一套住房」；政府公立教育提供的質量不高還在其次，僅大學學費就成了很多家庭的沉重負擔。更令中國人痛苦的是，就算是念完大學也很難就業，即便是勉強就業，多數人的薪酬僅夠生活開銷。 中國青年一代總體上的無望狀態，有兩組數據可蠡測：一是中國總理李克強2020年5月下旬透露的數據，中國人均年收入3萬元，其中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這一點，正好與聯合國2020年3月發布的一項調查表達的是同樣內容：全球2.67億青年處於「無工、無學、無培訓」的「三無」狀態。該報告稱，全球青年失業率約為13.6%；全球4.29億在崗青年中，有近5500萬處於極度貧困狀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1.9美元，佔總人數13%；有7100萬處於中等貧困狀態，每天生活費低於3.2美元，佔到總人數的17%。 中國的情況大概與這個報告相彷彿，就算在崗，應該也有不少處於勉強糊口狀態。中國青年一代為什麼「躺平」——這個詞已經被賦予社會反抗的意義。但不管用什麼外鑠金粉，核心要義就是低物慾、低消費，對應的就是低收入甚至不工作。不少青年一代看不到未來，哪怕一天工作12小時，身兼兩職，也買不起房；不少人覺得，結婚供養家庭已是累贅，供養一個孩子都有不少人需要啃老甚至隔代啃老，生三個孩子，那不累得趴地喘氣？ 1980-1990年代出生的青年已經是社會中堅年齡層，他們今天看不到上升希望的黯淡生活，其實是未來中國20年的命運。 生育決策權應該還給家庭的理由 前面說的，只是中國政府在做出生育決策時不審時度勢，無視中國一半人口根本無法承擔生兒育女的教育成本。但真正的問題還不在這，而是生育這種家庭層面的事情，中國政府不應該越俎代庖，強行代替家庭做決策。一個家庭是否生育孩子，這個家庭的夫妻是唯一真正有資格的決策者。因為只有他們，才清楚自己的經濟條件能否承擔生養、生養幾個的育兒任務。 正當育齡的1980、1990這兩代人，經歷了中國教育產業化、就業維艱，醫療、教育、住房這新三座大山壓頭的「中國崛起時期」。其中不少人受過高等教育，深知父母為自己拼盡了血本才供養他們讀了大學，有的還由父母、祖父母資助買了房。 以下是國內有人計算的生育（養育）成本： 前幾年就有人計算過，居住在二線城市，從懷孕到養一個孩子到大學畢業，要花98萬元； 網易在今年6月4日，登了一篇《我在北京養仨娃，每年花掉300萬》。這是希望孩子高起點的方式。最低生育成本98萬，按年計算，幾乎是每年5萬。中國伴隨著高等教育產業化政策而來的，是高等教育質量下降；隨著高校擴招而來的，就是大學畢業生失業。這是從2003年就開始的中國故事。最開始，媒體還當回事報道，成為社會常態之後，重點就轉移到海歸回國低薪就業或者找不到工作。雖然過度教育的結果是回報遠遠低於教育投資，但是隨著就業的日益艱難，只要家長還有點能力，仍然會將全部老本砸在子女教育上。 因此，生育決策權理所當然應該由家庭掌握，而不是政府。因為不管什麼情況，養育子女的辛苦與費用全由家庭承擔，無論從社會倫理還是投資 — 回報邏輯來說，政府毫無理由決定一個家庭的生育計劃。還有一個因素需要考慮：一旦生育權成了政府分配的稀缺資源，就會成為一些人用來交易的物品。 涉及到國家的教育系統，這時才是需要政府（國家力量）出場之時。 國家力量應該引導教育資源配置 大學文科教育畢業後就業艱難，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難題。 美國智庫第三條道路（Third Way）曾於2020年，發布研究報告《市盈率溢價：衡量高等教育投資回報的一種新方法》。研究發現，沒有投資回報的學校絕大多數集中在營利性院校。例如，51%的營利性大學大多數學生的收入低於高中畢業生，這意味著就讀這些機構的學生並沒有通過高等教育獲得經濟獎勵。 這個報告其實高估了美國大學的投資回報。即使非營利性大學，其開設的文科教育填塞了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諸凡美國左派熱衷的各種理論，社會不需要，只能到政府與NGO就業。以我的熟人圈而論，不少人的子女在常春藤名校讀書，畢業後很多處於就業艱難狀態，或者是半薪就業，或者是在社區大學重新學一門實用的技術型課程。有位哥倫比亞大學批判性寫作專業畢業的碩士生，最後選擇這樣的職業生涯：半年去英國北海油田一家公司的海上鑽井工作，半年在家寫作。他賴以謀生的工作與其專業毫無關係，但半年的收入是文科大學生的年收入的3倍。 中國在高等教育產業化後，經歷了高等教育大躍進，不少本無大學資質的大專都被提升為大學，從而使中國大學教育更加劣質化。按照職業分層，一個國家本來進入精英階層的人數就是有限的，這就是中國國內約700萬外賣小哥當中，碩士以上學歷者近7萬的原因。對中國的家庭來說，花費高額投資培養一位碩士最後去送外賣，不管媒體如何從中尋找意義，這種學歷、這種教育投資都不是送外賣需要的。 因此，中國政府應該在教育系統擠水分，學習德國經驗，在高中時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分流。職業高中的教育應該多元化，供選擇的行業多。 最後對本文做個小結：政府（國家力量）不應該介入家庭生育決策，是否生育、生育多少的決策權在於家庭。政府應該做的事情是提高教育質量，減少教育（包括家庭付出的）資源浪費；改善社會條件，著重於抑制房價，儘可能讓社會上升管道暢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