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欺追求中國民主者10億美元 郭文貴被美判刑30年
2026 年 6 月 30 日
新冠疫情正在冲击全球经济运行规律，生产消费秩序大乱，中共中央拟订的双循环还来不及调动起来，转眼又到了毕业旺季，中国今年有九百万高校毕业生将投入就业市场，更使得失业率雪上加霜，都令站在第一线的总理李克强头疼异常。 去年此时，李克强号召用“地摊经济”来应急，因为拂了习近平面子，短短十天便被扼杀，而更早之前，习主席仿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光荣创业的指示也已束之高阁，不了了之，于是李克强最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再造新词鼓励自行创业，喜称全国有两亿人从事“灵活就业”，这些人当然就不纳入失业统计了。 所谓灵活就业，指的应该是没有固定工作的打零工状态，也可以理解为朝不保夕，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这和中共坚持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非常违和，遗憾的是，尽管伟大如习主席，一时片刻似乎也支不出什么高招。 就在这个尴尬时刻，不知打哪里冒出来一个鬼才，居然在《知乎论坛》上倡议“躺平主义”，它的论述宣言很简单，就是号召九零或零零的后青年，以“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的“六不主义”，实行“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基本上就是和马云对呛，拒绝当一个996制（朝九晚九，周休一日）下的“蚁族”。 躺平主义瞬间获得了高度共鸣，至于如何具体实践呢？网上因而出现许多现身说法，有人计算出最低生存成本是人民币810元／月，而你如果投入到城市工作，房租800、吃饭900、交通150、手机100，再加上衣服化妆品社交等，一个月得有3050元才能打平，所以他宁可一年只工作三个月，剩下来的时间宅在家，保持躺平，活著就行，这对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6亿人来说，具有高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更深层的说，这是对阶级固化和贫富悬殊发出最深沉绝望的抗议。 这个论调获得的回响和返馈出奇的热烈，一时之间惊动了中南海高层，他们一生从事于维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若任由这些崽仔们破坏红色江山，如何对得起终身致力调动工农阶级积极性的毛主席？于是中央宣传部委出手了，刚开始还鼓励这些人当个“蹲族”就好，表示尊重他们对生活态度的选择，但见躺平主义者冥顽不灵，《光明日报》及《新华社》等党喉舌纷纷发表批判文章示警，说“认命可以，躺平不行”，严厉谴责这是有害的“毒鸡汤”。 中国历史上向来不乏这种思想根源，从老庄的无为到竹林七贤的放诞，印度从释迦牟尼到甘地，西方从中古修道院修士到马丁路德，这种不合作主义思潮一以贯之，虽然不是什么真知卓见，但却是极权帝王最害怕的毒草。 基于维稳需要，中共理当乐见消极无为的蚁族繁荣昌盛，但如果危害到社会主义割韭菜需求时，就又另当别论了。习近平高调唱大国复兴，岂容愤青废柴坏了大计？至于躺平主义会否成为压垮社会主义的稻草，一时还看不明白。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为了台北市医院的空床数，柯文哲发飙怒批卫福部说：“如果我今天还在台大当柯Ｐ，石崇良（卫福部次长）还在急诊处，你敢讲这种干话，我早就病历就砸过去了，鬼扯。”他抨击中央官员不要在办公室吹冷气、看报纸、下政策，这根本是乱来。 这不是柯文哲第一次发飙，日前谈到疫苗，他说“15万剂怎么会够，你给我说清楚……”谈到病床调配，他说“阿搭马孔固力（头壳坏掉）！怎么可能啊，什么几百床空床？”柯文哲语不惊人死不休，柯粉以及居家避疫怨声载道的人看得很爽；不过，骂人家笨蛋，不代表自己英明神武，这绝不是一个首都疫情指挥官该说出口的话。 病床数成为中央地方的口水战，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两个礼拜六千个病例，暴增的确诊数一定让双北的医疗体系暂时乱了手脚，一人一室改成两人一室需要人员整备，轻症移出医院到隔离检疫所也需要时间调挪，空床数本来就每分每秒在变动；更何况卫福部的数字一定是双北医院往上报的，也一定有时间差，数字没有统整，何须如此气急败坏、口出恶言？ 同一天的记者会，柯文哲在回答北市病床数时是这样讲的：“在5月17日时，北市收治新冠肺炎的病床数有660床，我们医界已经相当合作了，在短短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病床数已经增加到1292张床。”（这不就是石崇良说病床仍有馀裕的意思）。“我去‘视察’台大、荣总、三总的时候，荣总三总的院长都当场每个人画押军令状，说几月几号开出多少病房，而且都说到做到，我很感谢他们………” 台大医院是台湾大学的附设医院，主管机关是台湾大学与卫福部；荣总、三总更是由国防部业管，如果这些医学中心有所谓“军令状”，也是画给他们的顶头上司，这干台北市长什么事？台北市能在短时间内调挪出六、七百张病床，不就是中央的协助吗？退一万步言，首都有事，联系请求医学中心支援市立联合医院本就是市长的本分，他拜托医学中心支援都来不及了，是在耍威风“视察”什么？ 疫情大起，每天都有生离死别，谈这些官僚科层、职权划分实在微不足道。但正因为病毒已经进入台湾社区，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中央与地方通力合作、互相补位。身处双北重灾区，市长很辛苦，负责后方支援调度的指挥中心同样辛苦，你底下的医疗与防疫人员更是人马倥偬，天天与病毒短兵相接。身为首都市长，责任是串起各地方的断链，稳定首都医疗量能；但有话不好好讲，却言语粗鄙，宣称拿病历要砸一个高阶文官，实在毫无格局可言。 当年的SARS因为中央的扁政府与台北市的马政府各怀鬼胎、暗中抗衡，多害死了好几条人命。这次COVID19病毒的渗透力与伤杀力较SARS更强，台湾更没有分裂的本钱。不论中央或地方，作为一个动见观瞻的疫情指挥官，你的任何一句话，无论是谩骂、恐慌、支持或同理，都会牵动你的支持者，也连带挑起对立阵营的反应。我们身边的社群媒体，无论是LINE或是脸书，已经到处都是撕裂对立的言论了，政治人物还到处揶揄寻衅，正是在火上加油。 声量是一时的，政治要看长远。追逐声量的政客永远在虚幻的掌声里恶性循环，最终，也将摔下自己构筑的假象神坛。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不断就2019冠状病毒病的疫苗接种率低，两手准备不断“谷针”。政府称这个“谷针大行动”，为“全城起动，快打疫苗”。一方面为打针者提供奖励，另一方面则为不打针者提供惩罚，以求令更多人打针。 特区政府的所谓“奖励”，即包括豁免前线公务员两周一检，为打针者提供奖品、大抽奖、机管局送机票、政府雇员包括非公务员合约者也有“每针一假”的安排等等；而所谓的“惩罚”，则恐吓如爆发第五波感染，将会罚未打针者禁入食肆、学校、戏院、地盘、宿舍等等，以至预告接种疫苗将会成为外游“必不可少”的要求云云。 特区政府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长期死不认错，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传媒“唱衰”，以至市民不信任，却完全不反省究竟自己做了甚么，而令市民不愿信任；由2020年1月政府反对封（大陆）关，声称封关会造成“歧视”，到如今专门针对个别国家长期封关，又完全不怕“歧视”；对来自中国以外者，就要求强制隔离21日，对来自中国大陆者，就不需要强制隔离，还要“回港易”以至“来港易”；一方面要求香港人打疫苗，一方面不要求来港旅游者打疫苗，那么为何政府一直都双重标准呢？ 当政府一面恐吓没有疫苗，就很易再造成大爆发；这一切却和以前的说法相反；记得上年六月，政府开放全球海员来港换船员，结果造成第三波疫情大爆发；上年九月就声称只要“全民检疫”，疫情就很快结束，结果一个月后就变第四波疫情大爆发，持续了大半年；当初不是说只要检疫，就可以很快去旅游吗？为何如今却认为检测又不够，要全民疫苗呢？这些不断变化的政策，都令市民质疑究竟政府有何诚信，再令市民相信其说法。 而事实上，即使接种了疫苗，也不代表绝对安全，特别是疫苗的效率不一，如灭活疫苗的有效率可低至五成左右，甚至能有足够有效率，去应付变种病毒都未知；平日政府常常叫人减少政治，要讲科学，那么为何不去追求接种高有效率的疫苗呢？那么为何又要让金融界有特权，令部份来港者免隔离呢？ 更荒谬的是，市民最关心的疫苗安全问题，政府一方面坚称疫苗安全，然后就声称大手笔“包底”，会为疫苗造成的医疗问题提供赔偿云云；可是当有市民在针后出现副作用，政府却一改“包底”的态度，每次都推卸责任，例如把所有副作用推到病人的“三高”──即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以至不良生活习惯──例如吸烟。 问题来了，香港的工作环境，就是繁重以至大压力，不少市民都有“三高”或者其他健康的问题；当出问题，就推说市民应该“先谘询”医生的意见；问医生，医生也不敢包底，叫市民自己注意健康以至衡量风险；于是市民“谨慎”而决定延迟打针，则反过来又被政府责怪，为何接种率低？甚至恐吓市民，如要“避免”打针，则必须出示“医学证明”。 更可笑的是，政府一方面指“复必泰”疫苗只能保存两至三个月，然后就说九月前会到期，必须尽快打完政府这批次的疫苗；然而当初是谁在3月24日至4月4日，足足有12日停打复必泰的疫苗呢？只为了个别疫苗的包装问题，为何政府要暂停12日，造成的信心危害，令市民质疑“复必泰”的安全，如今又推到市民身上？ 更何况新闻日日报道的，就是这个政府剥夺市民的选举权利，就说成是“完善选举机制”；减少人权，就说成是改善；这就有如“狼来了”，当政府的公信“日益完善”，结果就是大家都“躺平主义”了，怪谁呢？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白罗斯（Belarus）以“炸弹威胁”为名义，强行派米格-29战机，把一架由希腊首都雅典（Athens），飞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的瑞安航空（Ryanair）的客机FR 4978，在途经白罗斯领空时强行迫降，而当客机降落白罗斯首都明斯克的机场时，当局随即拘捕26岁流亡波兰的反对派人士普罗塔塞维奇（Roman Protasevich）。 降落后的客机当然没有“发现炸弹”，而绝大部份乘客之后都被获释继续航程离开；事发后所有涉事国家，如波兰、立陶宛、希腊等国的领袖，都表示震惊与不可接受；立陶宛总统更指白罗斯政权，已对国际民航构成威胁，将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峰会上，讨论要求北约与欧盟介入；而英、法两国外长亦同时声明，欧盟与相关各国，应作出强烈而一致的回应。 白罗斯作为内陆国家，其领土受到几个国家的包围；除了东面的俄罗斯，与南面的乌克兰之外，其馀都受到欧盟国家的包围，包括西面的波兰、西北面的立陶宛，以及北面的拉脱维亚；由于目前乌克兰因与俄国就东部领土交战问题，几乎与欧盟各国同调，因此如果欧盟各国决定封锁领空报复的话，白罗斯的所有对外交通，则只馀下俄国的航道，甚至要绕飞北极航线或地中海，才可以向西飞行；因此对欧盟而言，问题不是有没有方法制裁，而是能够做到甚么程度。 对欧盟而言，制裁白罗斯之后，会否引来支持白罗斯的国家报复──例如俄国呢？这或许是牵制欧盟的理由；然而欧盟的反制如果太弱，却可能引起另一个麻烦的问题──其他国家会否仿效白罗斯的做法，以后纷纷派战机，去劫持有自己政府讨厌对象的民航机？白罗斯领土相对小，要避开其航道相对不难；然而如果做出这种行为的国家，是有大幅国土如俄国或中国的话，则肯定会严重影响国际航空，更打击目前受疫情影响的经济了。 例如二月份在微博发表质疑中国政府就中印边境阵亡士兵的死亡人数，以及官方说法，而被中共通缉的19岁重庆青年王靖渝，4月6日在杜拜转机前往纽约时，被阿联酋的警方拘捕，而要把他引渡到中国受审。而根据当事人的说法，指阿联酋当局先是指控他几年前“侮辱了其宗教文化”，然后又突然指投诉人“撤回了指控”，却就是要把他引渡回中国受审；如果质疑死伤者人数也可以大费周章去捉拿，他日更严重的，会否真的又派战机去迫降载有异见份子的民航机？ 因此“白罗斯模式”如果可以只受少许制裁的话，他日各国都效法白罗斯，动辄派战机去拦截民航机，迫降再捉拿其政府的眼中钉或异见份子，那么国际航空秩序就必然大乱，甚至可能因为沟通出错或误会，令民航机失事或被击落；一如欧洲各国领导人所讲，这是“国家级恐怖主义”，必须小心提防。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深圳赛格大厦摇晃，引起海内外关注。视频镜头上看满街市民惊慌狂奔，十足灾难影片镜头。事件发生后，政府公布检查后没有大问题，大厦晃动是上下震动，周边没有地裂，如此等等。 但只不过两天时间，赛格大厦已宣布全面封闭，所有用户全部撤离，直至调查完毕。 事件发生后，网上出现种种说法，有说大厦施工时，没有图纸已先动工，事后一再改图纸，又一再做补救工程。又说建筑期间为赶时间，每盖一层楼只用七天，而正常混凝土需要用二十八天来凝结，才能保证与钢筋咬合符合标准。又说建筑时为降低成本，大量使用海沙，而海沙中的微量元素，容易导致钢筋锈蚀，破坏建筑结构。 什么原因没有人知道，只知道不解决摇晃问题，没有人敢进去。没有人敢进去上班，那些公司怎么办？业主正在供楼，有没有租金收入，能不能维持？即使本身是租客，原有的租金要不要交？公司搬迁到另外的写字楼，新租金又是另一笔付出，如何挨下去？ 如果检测完专家说没有问题，大家又都回去上班，万一哪一天来一次小地震，或最终撑不住倒下来，那找谁算帐?这么高的楼房倒下来，压垮周边的建筑，到时死人无数，又是谁要负责? 事情可大可小，谁敢打包票？当初建筑时抢时间，被誉为“深圳速度”，现在倒好，深圳速度变成深圳麻烦，老百姓以命相搏，当官的如何善后？ 美国领事馆已劝喻国民不要到深圳华强北路，美国人反应倒很及时。 赛格大厦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问题，在中国，豆腐渣工程是普遍现象。我们时不时都会看到某地桥梁垮塌的新闻，又有房屋盖了一半莫名其妙倒了。 赛格大厦的问题，暴露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中国盛产豆腐渣工程，与中国人的民族性大有关系。 中国人的愚昧有悠久传统，百年来缺乏现代文明教育，对客观规律不求甚解，普遍存在农民式的异想天开，想当然自以为是。毛泽东当年搞大跃进大炼钢铁，搞水稻密植亩产万斤，都是无视客观规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定胜天。赛格大厦为创造“深圳速度”，没有图纸就施工，又能七天造一层楼，这都是蔑视科学的恶果。 改革开放造成的全民浮躁，致使求快不求稳，求量不求质。因为穷得太久，一旦有机会发围，只想急起直追，扬眉吐气。稍微发了一点财，又虚火上升，以为自己无所不能，面对快速发展自我陶醉， 中国那么大，基建投资全面上马，为赶收成，贪平求快。地方官员把基建当政绩工程，拿了GDP数据向上邀功，然后升官而去，离开是非地，后果不负责。如此挖下不知多少没有人知道的“坑”，等后面的官员去收拾。 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建筑设计施工的有关法规，以赛格大厦为例，令人怀疑有关法规不存在，或者虽然存在一个文本，但没有监管，或者虽有监管，但监管虚设，或有监管，但没有对监管的监管，监管便可以收买。按理施工前要审批，核准机构怎么可以容忍图纸不全？按理七天盖一层楼违背常识，为何又容许施工单位胡搞?在大陆，什么都可以“编”，什么都可以“骗”，问题只在你能不能过关而已，因此做什么事都志在“过关”，想要过关，当然“有钱能使鬼推磨”。 中国落后多年，以科技和建设成就论，长期被甩在世界水平后面，中国人的集体情意结便是要扬眉吐气，要平衡民族自卑感。为此，唯有多做出格的事，敢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乐于创造“奇迹”。为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为替国家增光，不惜违背客观规律，不顾后果强出头，而结果便是一路狂奔，一路丢盔弃甲。 赛格大厦事件会如何收场?想起来让人头晕。大厦不能用，那只有两种前途，一是拆毁，二是丢空。拆毁是大工程，在市中心人口密集之处做这种事，要圈起多大一块地，才能保证安全？从上而下拆，要花多少时间?要是用炸的，万一计算不准确，倒下来压垮旁边更多建筑，那如何是好? 不拆毁，把它丢空，那便是一座死城，在市中心宝贵地段，也是不可想像的浪费。 更大的可能是，政府会宣布检测后大厦建筑在安全范围之内，所有公司恢复上班，至于会不会倒，那就留给上帝去操心了。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原文标题赛格大厦摇晃暴露的民族劣根性）
5月17日，本土疫情大爆发的两日后，新北市官员在一篇报导里抨击，中央防疫作为严重落后，还不断摆烂、甩锅给地方政府，侯友宜提出兴建方舱医院的想法，某种程度就是地方已在寻求“自力救济”，“万一中央两手一摊、束手无策，我们总有要些备案啊。”“基本上，我们就是拉著中央走！” 隔天，民进党籍的新北市立委罗致政随即强烈回击表示，这次双北爆发疫情，台北市政府可以马上在重灾区万华设了4、5个筛检站，新北市至今（5月18日），只在灾区板桥设了一个筛检站；他抨击，去年初疫情发生，中央努力将疫情阻绝境外，努力帮地方争取了一年时间，“过去一年，新北市超前部署了什么？” 这只是疫情期间朝野政党勾心斗角的片段，谁先起这个头其实也不重要；因为就是有满腹的委屈与恐惧，才会死盯著对手政党拿著自己的资料向媒体放话打针。既然对手这样做了，我方的回击也绝不客气；搞到最后，暗箭变明枪，放话变叫阵，侧翼变主流，朝野网军大举出动，以“勤王”为己任。防疫？管它的，先争功诿过再说；在台湾本土疫情仍在延烧之际，政治成为一个恶的循环。 这两天发生的“校正回归”其实也是同一件事。只要稍稍了解初等统计，清楚行政程序，知道目前检验室爆量拥塞状况的人，都不难理解，这其实就是原本设定的公务系统难以负荷突然爆量的个案所导致。只要不是刻意欺骗，没有严重延误到该收治的病患，没有导致指挥中心误判疫情趋势，补登并立即改正（包括修正系统）本就理所当然。 不过，这样一件在国外已经司空见惯的“校正回归”，却引来满天的嘲讽：“我的年纪也可以校正回归吗？”“我的考试也能校正回归吗？”更恶劣者，甚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开始散布“指挥中心盖牌”、“疫情已经控制不住了”的谣言。这样的批评嘲讽没有任何建设性，意在削弱指挥中心的领导威信；而所有公卫学者与传染病学家都曾经提醒：在大传染时期，一个有效的领导举足轻重，当领导人的“威信”遭破坏不被信任，伴随的将是更大的悲剧。 很多人都说自己“爱台湾”，不过，我们可以确信，那些无视指挥中心与防疫人员宵衣旰食、夜不成眠地工作，却不分青红皂白讥讽他们“盖牌”、“说谎”的人，不是在“爱台湾”；同理，那些看到侯友宜“打赢这场选战”的口误，就嘲讽他一天到晚都在想选举的人，也不是在“爱台湾”。在这群人的眼中，还有比“爱台湾”更重要的党派利益与个人私欲。 疫情蔓延，许多人因为被恐慌与忧惧压得喘不过气，忘记了过去一年半来如何共构了一个成功的防疫共同体，走向恶的循环，陷入互相指责与对立的情境。 据称，双北确诊爆量，民进党执政的桃园市府腾出自己的检疫所，大量收治来自双北，特别是新北市的轻症与隔离病患。而桃园市府大量驰援新北的原因，除了因为双方地缘接近以外，也是因为今年一月初的部桃事件里，新北市接手部桃清空以后的医疗需求，郑文灿在此次新北有难之际得以投桃报李。相较于“校正回归”里的剑拔弩张、口水挞伐，这代表的是一个“善的循环”。 疫情大起，初时的脚步凌乱是必然。但是当这么多人殚心竭虑地在第一线与病毒作战之际，用鼓励代替谩骂，以合作取代对立，在发文批评嘲讽之前，多用点同理心设想一下对方的处境，只是对自己最低的要求。相信你的政敌也会做好事，讲刻薄话之前为别人与自己留馀地，这场抗疫才有可能成功。 (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是文革爆发55周年，民间的毛左派和极左派异常活跃，搞出一系列闹剧：“李进（江青）党史地位座谈会”，文革纪念会；各地小粉红和老粉红到处着红装、唱红歌、跳红舞（忠字舞）…… 。其中，由十来个毛左组织联合筹备的“文革纪念会”，最后一刻被公安叫停。但，他们并没有被公安约谈或盘问。 对比之下，凡是自由派或公知有群体活动必遭到公安约谈或盘问。前不久，在广州，仅仅因为七、八位民间企业家聚餐，竟然就遭到公安冲击，带走问话，刁难到半夜才勉强放人。此事发生在习当局大搞国进民退、蓄意打压民间企业家的大背景下。 文革55周年，民间有动静，官方也有动静。习当局修改了教科书和中共简史，重新对文革定调，不再提“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等，而成了“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江青墓地早就开放，供毛左派蜂拥朝拜，狂呼乱叫“江青妈妈”；由江青亲自指导制作的红色样板戏，在“四人帮”的权力发祥地上海大举公演……。 由此可见，毛左派和极左派的嚣张实际上仗势官方，有相当的官方背景。那就是说，“上头有人”。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上头有人认同、默认、支持、乃至怂恿。这些毛左派或极左派名为民间组织、民间人士，实际上他们与官方配合默契，一唱一和。他们为极左当局出头，但若形势不妙，上头一声招呼下来也就乖乖听命，说叫停就叫停，“一切行动听指挥。” 这恰恰就是文革中人们熟悉的套路，那些红卫兵和造反派看似起自草根，喊打喊杀，胡作非为，其实早期就受毛泽东、江青等派人暗中鼓动、煽动；待运动形成高潮后，更看毛、江眼色行事；到后期，毛、江打倒刘少奇等党内政敌的图谋已经得逞，需要鸣金收兵，不听招呼者或听不懂招呼者，毛泽东大手一挥，统统打入大牢。红卫兵领袖的结局大都如此。 有一种论点认为，当前习近平利用民间的左右互博，左右逢源，火中取栗，从中渔利，从而巩固权力。这种论点之一厢情愿、大错特错就在于，其一，习近平打压右、而怂恿左，多年如此，行迹昭然，何来左右逢源？其二，习近平不可能从民间的左右互博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招致双方的怨恨：毛左派嫌他藏藏掖掖，自由派怨他倒行逆施。 习近平、王沪宁这些人，从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毛泽东时代走过来，自有他们个人的文革情结；而从党内到社会上，也有部分人具有这种类似的文革情结。当习、王等人找到党内和民间的共通情结之后，就误以为这是某种主流情结，或故意培植其为主流情结。习、王等人或许无法客观认识到，其实文革情结属于少数人，不仅与中国主流民意不符，而且与中共主流党意不符。 习近平有意为文革翻案，能走多远？笔者断言，他走不了多远。除非他不在乎政治自杀，或者由此带来的政治他杀，祸起萧墙的党内反攻、群起讨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哈马斯的正确中文翻译叫做“伊斯兰抵抗运动”，这是很多穆斯林恐怖组织的通用名称。在冷战时期，他们就受到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共产党的支持，包括左派意识形态运动的支持。这种出于恶意的和出于善意的关注和支持，是恐怖组织日益壮大的根源。 以色列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国家，从一个被迫流浪的民族返回祖先的故地，肯定和已经居住在此的阿拉伯民族产生矛盾，包括文化、宗教和实际利益等等方面的矛盾。美国生活着七百多万犹太人，中国的上海也曾经生活着几万犹太人，在融合型的多文化环境中，并没有产生仇视性的冲突。 为什么在阿拉伯地区，会产生仇视性的冲突呢？人们都注意到，这背后有明显的价值观念冲突。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先后产生了利用并扩大种族冲突来遏制对方的国际政治目标。大家可以回忆一下911恐怖袭击时，中国五毛和中共在美国代表团的欢呼雀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和恐怖主义的亲密关系了。 中共真的关心穆斯林的人权吗？他们在新疆建造了大规模的集中营来关押穆斯林，目的是要清除他们的宗教思想。当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在联合国召开针对新疆穆斯林被迫害的会议时，巴勒斯坦人联合了其它穆斯林国家写信强烈反对。不但中共并非关心穆斯林的人权，穆斯林恐怖分子也并不关心穆斯林的人权。他们都是被那些在背后出钱、出枪的政客们，当作工具和木偶在使用。 这次的巴以冲突，是像个别西方媒体所说的“突发事件”吗？显然不是。从穆斯林在阿克萨清真寺向以色列警察投掷石块开始，就是一种超常的、有目标的行动，为的是给紧接其后的火箭袭击制造理由。而明显不是对手的穆斯林恐怖组织挑起这场得不偿失的战争，目的只能是服务于某个大国的全球目标。 谁是这个大国呢？被全世界就人权问题围攻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最符合条件也是最急于转移国际社会注意力的大国，还是多年来出钱、出枪、出教官支持恐怖活动，因而最有能力操纵恐怖组织的大国。这些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和伊斯兰国培训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分子时，中国共产党假装看不见。中国的小粉红们不觉得自己有那么一些尴尬吗？ 有朋友认真地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和西方国家一起呼吁停止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呀，好像不能说他们鼓励恐怖分子吧？这就叫做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善良的人们不能忍受无辜的平民遭受血光之灾；可共产党连对本国人民都没有丝毫恻隐之心，怎么会对八杆子打不着的穆斯林大发善意呢？这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操纵和利用。 为什么要操纵，怎样来利用呢？首先是伊斯兰运动恐怖组织明显吃亏，强驽之末已经难以为继。这个时候呼吁停火，正是中国俗话说的拉偏手，帮助恐怖组织走出困境，避免被消灭的命运。他们的呼吁和出于善意的全世界人民的呼吁，是真劝架的人和拉偏手的人之间的区别。 中共出钱、出枪、出教官操纵下的恐怖组织存活下来，对谁有利呢？就像靠耍猴子骗钱的家伙保护好猴子，对谁最有利呢？不是猴子，而是那个靠它骗钱的人。猴子吃他的、喝他的，又被绳子牵着，无奈只能受他操纵，确实可怜。那些被无辜殃及的穆斯林群众，正是背后提线的中共制造罪恶的受害者。我们不能只有善心，也要抑制罪恶，才能发扬善良的决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文革55周年之际，中共党内外的极左势力推动文革翻案，来势汹汹。就在这股文革复辟的暗流或狂潮中，毛左派代表人物孔庆东甚至宣称：毛泽东思想是六千年来人类最伟大思想，迄今为止无人超过；人类艺术的高峰，就是（江青的）样板戏，不可超越。 然而，毛左派张罗的文革纪念会在最后一刻叫停，为何？只有一种可能：以习近平、王沪宁为首的极左派在党内受挫，尤其在中共高层遭到抵制而无法随心所欲，只得临时叫停。 在党内，作为习近平和习家军的对立面，以团派为主的反习阵营显然不赞同任何形式的文革复辟。以至于，亲习近平的喉舌为此扬言：要打破七上八下的规矩，变成七下八上，制造二十大人事异动的石破天惊；并指名道姓说：（明年将满67岁的）李克强和汪洋已经入局（置身政治局）三届，未必需要留下来。 政治老人的开明派和主流派，也显然反对以任何形式平反文革。今年清明节前夕，前总理温家宝出面发声，用力敲打极左路线。 温家宝以回忆和纪念母亲为文，暗讽习近平盲目模仿毛泽东：“人们之间许多事是可以相互模仿的，甚至是苦心孤诣做作的。但是，唯有真诚、朴实和善良的情感和心灵是做不了假的。只要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同情心，看他在危难中的勇气，看他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关键时刻的担当精神，就可以窥见他的真实。” 温家宝接着说： “我同情穷人、同情弱者，反对欺侮和压迫。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 在这里，温家宝意有所指，明显针对习近平迫害少数民族、霸凌香港人、威胁台湾和南海周边小国。 温家宝以自己的任期作为，告诫习近平：“受事之始，即常作归计。”劝习近平及时退休，切勿僭越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党内共识：领导人任期制，不超越两届任期。 其实，谁想平反文革？即便在习家军内部，也出现反对声音。近期有关副总理刘鹤的种种新闻和传言，其中之一，就是因为他反对重评文革而与习近平失和。刘鹤的父亲曾是中共西南局书记，文革中遭批斗，不堪受辱而在成都跳楼，自杀身亡。这桩悲惨往事必然在刘鹤心头留下永久而不可磨灭的惊悚和刺伤，只要他还是一个基本正常的人，具有起码理性的人，就不可能接受任何重评文革、平反文革的图谋。 习、刘失和之后，不仅常年陪同习近平到外地视察的位置被副总理胡春华所取代，而且传出，负责中美贸易谈判的位置也可能被胡春华所取代。更有甚者，刘鹤家族突遭爆料：其儿子涉巨额敛财。这明显是习近平或其身边人故意对外媒放风，以出口转内销的舆论报复刘鹤。 习近平与刘鹤关系失和，犹如习近平与王岐山关系失和的翻版，都在于价值取向和思想路线的分歧。在过去一年，举凡美中关系、美中贸易战、香港大抗争、新疆集中营，以及大瘟疫，王岐山与习近平都形成尖锐分歧。作为报复，习近平凭籍手中权力剪除了王岐山身边羽翼，包括他从前的得力副手、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大管家、副部级高官董宏，以及亦师亦友的红二代铁哥们任志强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纽约是在2020年3月22日继全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下令执行“居家防疫”，尽管强度不到全面封城，但冲击仍然很大，包括非必要劳动人口（除民生必需品卖场、医护人员、大众运输）全数居家避疫，如要外出，所有公共机构和涉及人与人接触的商业活动全部暂停，举凡餐厅、图书馆、博物馆、公园溜滑梯、篮球场或理发厅，那段时间都去不得。 会走上这一步，理由很清楚，自3月1日纽约出现第一名确诊到22日当天，全美光纽约单日确诊数就达到2000多例，累积超过五千例，死亡40馀人，根据感染模型估算，纽约当时至少每千人就有一人确诊（实际情况更惨，一年多来约2000万人口的纽约州有超过200万人确诊／超过5万人死亡），如果再不祭出防堵措施（22日之前完全没有防范），感染情况将相当惨重。 后续果然一发不可收拾，三月执行居家防疫后两周，全州染疫人数就从8千飙到10万，死亡超过3千。一直到七、八月“居家防疫”才显现出些微效果，也就是阳性率好不容易终于从10%降到3%以下。此时纽约景况已相当不同，正如纽约州长库莫所说，“我们或许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但可以开始适应新常态。”疫情之所以缓和，最关键的新常态就是人和人被迫变得疏离。 当时确诊尽管已找不到源头，但发生原因仍有迹可循，就是“群聚”。无论是机构内部感染，家庭成员互相传播还是亲朋好友往来疏忽，唯一铁律就是“不和每天同一屋檐相处之外的人接触”就能确保安全无虞。也正因为现实中有太多人性上的困难，但这就是这场世纪病毒对人类生活最大的考验。纽约公立图书馆外头有两只石狮子，疫情高峰它们也被宣导式般戴上了大口罩，两只狮子一只名为忍耐，一只名为坚毅，病毒肆虐下这就是人人需要的心理素质。 夏季来临，因阳性率终于达到WHO建议可重启商业活动的标准（3%以下），所以一些餐厅开始供应室外用餐，一些小规模博物馆也渐次开放，户外休闲场所开始人潮复返，曾经一度纽约人在松解的氛围下以为风暴就要过去了，可好景不长，阳性率突然之间又开始陡增，尤其转秋、入冬，传统年节万圣节、圣诞节接连而至，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希望民众尽可能耐著性子不要贸然家族团聚，更不要为此舟车旅行，但就是在那段时间，一个破口接一个破口冒出，阳性率再又窜升，无论确诊数和死亡病例比，相较三五个月前开始“居家防疫”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如此，压抑困窘之下，要求赶快重新复工的声音不是没有，却偏偏唯有“隔离”才是最能有效防控疫情的手段，如今回看，一来纽约错失了第一时间防堵，“居家防疫”必然要拖很长时间且效果缓慢，二来，大半年来纽约人早就闷坏了，人性使然，所有纽约人都心知肚明，所谓“客厅传播”的小型家庭聚会根本从未确实切断，所以每回情势稍微走缓，就等于是吹响了下一波高峰前奏。很快的，“阳性率”的真正用途并不在掌握确诊者，更不在乎匡不匡列谁，而是官方只能拿这上上下下的数据，去做为商家开开关关的依据。（纽约之后“广筛”（增加分母，降低比例）就是这样来的） 以台湾当下疫情确诊走势，和台湾“民间纠察队”的特性，是有很大机会不必步上纽约这一年多来的后尘，接下来一周确实颇为关键，这时候“耍孤僻”对大家都好。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