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已撤销逾17.5万件签证
2026 年 8 月 12 日
6月7日下午，上海复旦大学数学学院发生一起命案。该校数学学院教师姜文华，持刀将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割喉致死。有知情网友在微博披露，案件就发生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事发后有警车与救护车赶到现场。 但令人不解的是，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当晚发布的案情通报，没有公布复旦大学名称及涉案人员身份。通报称，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某大学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嫌犯姜某（男，39岁）已被警方控制，被害人王某（男，49岁）已死亡。经初步审讯，“姜某自述因工作关系对被害人怀恨在心，故对其实施侵害”。 网上消息称，姜文华，复旦大学副教授。2004年，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2009年美国耶鲁大学统计学博士，2009至2011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姜文华回国后曾在苏州大学任职，后转到复旦大学任教，签约6年。近日，学院称他的科研任务未达标，准备将他解聘。他在学院宣布解聘前将党委书记王永珍杀害。 网上一段视频显示，姜文华杀人后当场被警察制服，他满身鲜血，衣服破烂，双手被扣上，坐在一个办公室的门外。当被问到为何杀人时，姜文华说，“在单位内受到很多陷害，受到很多恶劣的待遇”、“一直延续到现在”。 该事件在网上引起热议。有很多网民称，近期中国报复社会性的血案，受害者多是无辜的孩子和路人，但姜文华则体现了书生之怒。在法制不彰，公平稀缺的背景下，逼得原本拿笔的手也拿起了刀，自然法正义也属无奈下的选择。对这些网友的看法，我不认同。我觉得校园杀人案无论对杀人者姜文华和受害者王永珍都是悲剧，这一事件将会给双方家庭和亲人带来严重的伤痛。我们对于用暴力剥夺他人的生命的行为应予谴责。鼓励暴力复仇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这既显示中国社会暴戾情绪，也反映出老百姓对社会正义的绝望。下面，就该事件，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姜文华为何会杀人？ 中国社会频频出现报复社会的杀人事件，如砍杀幼儿园儿童和小学学生；公交车纵火；公交车司机开车坠河以及开车在闹市区撞人等，但校园杀人事件并不多。即使有，也大多发生在师生之间。如2008年10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园内，一名叫付成励的男生持菜刀将法学院教授程春明砍死。其原因是付成励认为其女友与程春明存在暧昧关系。我也曾听说，2012年在某大学发生过副教授行凶事件，据悉一位副教授因为没有评上教授而殴打在学术委员会上投反对票的教授。但教师对院校党委书记持刀相向的事件的确少有耳闻。 为什么姜文华要杀人呢？有匿名的大学理科教授称，近几年来，国内重点大学大规模引进海归博士、博士后任教，定了很高的科研目标，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成功申请到国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项目，在6年内拿不到国家基金委的项目，就会被辞退，即“不升即走”模式。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学界除了充斥严重的裙带之风，同时因为这套“不升即走”模式，衍生出学术造假的问题。教师须以6年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以及申请到的资助项目数量为考核标准。但在国内，如果没有权力资源，学者们无论是发论文还是申请项目都十分困难，绝大多数学者通过正常途径根本无法做到。问题在于很多期刊人际关系是关键，逼得很多青年教师尽可能去找资源，膜拜那些掌控期刊的大佬。没有关系有钱也行，发表一篇核心期刊论文，业内潜规则高的达到7、8万，低的都要3、5万。 姜文华与党委书记王文珍是否存在个人恩怨，目前尚不得知，但仅从他自己回答警方的话语和相关报道来分析，行凶的直接动因与学院对他作出辞退的决定有关。在中国大学，一个优秀教师如果只专注于教学不搞关系，就很难为学院带来科研项目，也很难发表学术论文。功利主义的教师聘任制度已经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如学术造假、贪污腐败以及优秀教师被淘汰等。如果姜文华教学质量优秀，但因为不愿行贿搞项目，不愿意发表垃圾论文，而被学校辞退，他的内心一定会感到极大的不公平和羞辱。 第二，为什么学院书记被杀？ 有网友质疑“聘用不聘用教授关书记什么事？”也是，按理说书记的职责是党务，辞退教授应该是学院院长的事。这就涉及到中国大学的管理体制问题了。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大学通常有两个“一把手”，一个是学校的校长，一个是学校的党委书记，这两个领导干部的级别，在通常情况下，和学校的行政级别是相当的。校长和书记，级别“肩并肩”。那么，哪个才是实权上的一把手呢?中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大学校长负责制。校长负责制，并不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而是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实施。而大学党委书记，才是大学党委的一把手。在大学里面，大学党委书记才是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校长是按照党委的领导和要求来开展工作的。话虽如此，但各个学校实际情况也不尽然，去年10月，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就称校长王清远在成都大学建立起独立王国，拒绝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让他处境艰难，后来他跳河自杀。从复旦大学数学学院的情况而言，显然王文珍书记是学院一把手，掌握着人事权，决定着姜文华的去留。 第三，没地方讲理的中国 应该说，即使学院处理姜文华的聘任不公平，也不至于发生凶杀事件，因为姜文华可以再找工作，无需在一棵树上吊死。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极端的事件呢？该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没有地方讲理。如果复旦大学有学术独立，学院学术委员会可以对姜文华教学质量和学术能力进行认定。如认定他达不到要求，作出不再聘任决定，姜文华还可以申诉。如果中国存在司法独立，姜文华可以通过司法实现公正。但很遗憾，学术独立和司法独立，中国都不存在。聘不聘任姜文华实际上是王文珍书记说了算。这样，没有出路的姜文华就会将矛头、仇恨集中到王文珍身上，工作纠纷演变为个人恩怨。 我们再从姜文华事件说开去，没地方讲理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一文中指出：中国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茅于轼先生指出：他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国，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强的武力，黑社会有武力，力气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难活了。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中国的百姓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不是老百姓的本性。老百姓没有武力，他们希望讲理。只有面对一个不讲理的政府才会被迫走上暴力之路。 茅于轼先生的话可谓一针见血。现在，我们做一个总结。复旦大学数学学院发生暴力凶杀事件令人痛惜，他们的亲人将承受无尽的伤痛。但这个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劳资纠纷很普通，辞退人员也很普通，被辞退的人员不满意和有怨恨情绪也很普通。姜文华铤而走险与中国的教师考核制度不公正有关，与复旦大学没有真正的学术独立有关，也与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有关。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使姜文华认为在中国没有讲理的地方，只有使用暴力才能实现公正。但姜文华的悲剧又何止是他一人，中国早已是一个不讲理的国家，一个公民的权益受到侵害，根本没有救济渠道，找政府告状，官官相卫；上访，被认为是颠覆政府；找新闻媒体，媒体是党的喉舌，不管老百姓的事；找司法，司法是政府的刀把子，刀锋对着老百姓；找维权律师，他们早已凋零，不是在牢里，就是已伤痕累累、心灰意冷，横竖都没有出路，于是只有华山一条路，以死相拼，以暴制暴。 （全文转自议报）
中国政经民生的各种郁闷，在中共治下仿佛成了无解的难题。 此时，一则主张“躺平主义”的网络帖文横空出世：作者自述放弃工作已两年有馀，维持相当低的生活欲望，且思考一系列哲学命题 — 朋辈同侪之间的攀比心态，长辈灌输的传统观念，社会周遭各式强加己身的价值观，愈发艰难的现实环境，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我可以像第欧根尼(Diogenes)一样祇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一样住在山洞里思考‘逻各斯’(Logos)，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过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祇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作者简短的宣言一石激起千重浪，网上掀起无数和应，躺平的小伙伴们纷纷分享自身的理解与经验，无形间不断扩充躺平主义的意涵。 在了解何谓“躺平”之前，先介绍一个中文字：茵。意思是车上铺坐的席褥垫子之类，字形是一个人大字型躺在一张方型大垫的舒适样子，可谓生动描绘“躺平”这个种作。 要概括躺平主义的纲领，就是奉行“六不主义”，纯粹为自己而活，坚拒充当贡献国家的“螺丝钉”、社会主义的“后浪”。正所谓“人比人，比死人”，当过份讲究汰弱留强的“内卷”沦为“立倦”，与此相对的躺平遂变成都市青年的无声抗议。 对躺平的误解 虽说保持低欲望是躺平族的特点，这种过往无以名之的现象亦非始于今日。不少评论认为中国并非特例，诸如日本的“低欲望”一族、台湾的“小确幸”，甚至更早前欧陆浮现的“尼特族”(NEET)之类。不过中国光怪陆离的国情，却使其呈现独特于别国的状况。 这有别2015年一则“夫妇全年仅花二万元(人民币)”帖子的描述，那是在拥有自置居所、积蓄、不欠债、供满社保的基础上提早过退休生活，既可省吃俭用安贫乐道，想过好一点亦大可重新就业，随时可进可退的弹性选择。 这亦与知名的“三和大神”形态不同。 中国从1980年代推动改革开放，使大量“民工”自农村投身城市求职，失控的人口流动演变成“盲流”，带来无数的治安与社会问题，薪金水平亦因劳动力过剩加上商人无良而“人离乡贱”；2010年以后，随著网络使用普及、智能电话兴起，正值新生代农民工成年进城找工作的时期，但低学历与低技术成为他们的软肋，“黑厂”对工人的压榨比过往更甚，生活的无情彻底粉碎他们积极上进的梦，干脆放弃工作辛苦且拘束的月薪工作，打著“做一天玩三天”的日薪日结工厂短期职，支薪后旋即沉迷网吧玩游戏、价廉且不安全的性爱、刺激的赌博，吃著粗糙的劣食醉生梦死混日子。无力还债之际，他们祇好透过网上小额借贷渡日，或是押上自己所有值钱的家当，在社会底层毫无尊严地苟延残喘。 躺平族，主要诞生在城市。 农村乡间生活即使不至于富足，但至少拥有恒常住所，甚至造著政府征地而通过村委会分红的梦，最不堪也可当个啃老族，工作、结婚、生子，往往是茶馀饭后离不开的话题，鲜少探究人生意义之有无。 然而生于都市，无论校内学习抑或投身就业，则更深切感受残酷竞争的压逼感。从贸易战以降带来实质经济下滑，到武汉肺炎疫情肆虐，既致使更多国民收入锐减甚或人浮于事，同时破坏原有的生活节奏，两者均加速了躺平族的盛行。 扭曲的社会结构 中国青年躺平背后，带有浓烈的无奈，主因是人口繁盛，令剧烈的竞争广延至所有领域，出现严重内卷化：一方面社会动能并非用于促进发展，而是消耗在彼此拼输赢之上；那边厢，无法从外部获取更多资源，惟有于内部互相争夺。两者结合，致使整体效益不增反降。 愈趋非理性的恶劣竞争，如同旅客纷纷挤到海岸旁看流星，过程中你推我撞，心思与精力都耗在注意旁人的站位，最终并没多少人看到更多的景观，但又不得不推挤下去，终落得彼此累得半死的苦况。 青少年从小被叮嘱勤奋学习，长大踏入社会，迎面而来的却不止职场挑战，更要不断交税缴费，清还学货、房贷与信用卡贷款 — 去年中国家庭负债增长高达17,000亿美元，按年新增约6%；到了生儿育女之际，重复学而优则前途无限的教诲，把未能实现的理想与期望投射到子女身上，新一代等待宰割的“韭菜”，如是又成长起来。 事实上，即使他们再勤恳奋发，付出与收获仍不成正比，无以累积资产甚或往上流动；中共权贵阶层及同流合污的的商人，却在肆意挥霍著蚁民挥洒血汗的劳动成果。既是无力反抗上位阶层，那么不拼搏即使更苦，祇需压低个人欲望，日子不至于饿死就算勉强过得去。 微观经济观察 伴随疫情兴起的宅经济，网购、外送盛行而实体店铺减少，看似是把饼做大，也在实现产业转型，理应提供更好条件吸引劳动力加盟。可实际并非如此，兹举一实例说明。 根据外卖龙头平台“美团”2020年的《骑手就业报告》统计，旗下送外卖骑手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占了24.6%，其中72万是大学本科生，研究生更将近6万。他们的待遇，又是如何？ 由2018年末疫情前的每单外送7.7元，官网宣称骑手月入6,000-8,000元人民币；2019年逐步下跌，平均4.5元一单；2020年尚有平均5-7元收入，但还未算上取消冲单奖励、各种惩罚机制的扣款。今年央视一部纪录片揭露“外送12小时仅赚41元”的个中苦况，美团回应却是不痛不痒的抽佣调整，骑手收入反而减少，外卖价格愈来愈贵，但连骑手的社保也舍不得买。 无论外送抑或快递平台，为了最短时间内派送最多食物或货品，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运用高科技算法与大数据，逼迫骑手设法对抗交通规则，生命安全无人在意。平台获取巨大利润的代价，是无数骑手的血汗牺牲。 从高学历学生流落至“以命换钱”的恶劣状况，试问一句：何必如此？青年失业与贫困状况严重，可见其谋生之艰辛，不足为外人道。社保这张福利安全网距离他们遥遥无期，他们生来却要背负高龄化国家的沉重负担，日夕战战兢兢的竞争生涯。 内卷涉及整体社会环境，躺平则为个人受影响之反应。躺平不仅止于一时的舒压，而是体会到生活没有出路，绝望到不图挣扎的作法，舍弃竞争，中断这种集体郁闷的循环。 中共态度变化 要知道中共如何看待躺平主义，大可追溯至2018年盛行一时的《旅かえる》(旅行青蛙)。那种低物欲懒洋洋“佛系”生活态度，甚至迹近颓唐的生存形态，就曾被中共官媒猛烈批评过 — 他们树立的模范，是积极上进的社会主义爱国好青年；鼓吹佛系，却是荼毒人性的“心灵毒鸡汤”，与“高大上”南辕北辙的存在。 介乎佛系生活与躺平之间，其实还出现了微博主“推拿熊”提倡的“上班摸鱼划水学”，齐当闲散慢活的上班族，以敷衍了事的工作态度对抗雇主薪酬福利与加班剥削，以及地狱般的恶劣工作环境。 不过据上可知，躺平并非消极颓废、混吃等死，而是青年最后的倔强，不得已的反抗。 这在中共领导层眼里，至少是可见的危机。故最初他们采取理解且同情的态度，试图导正劝说。中共中宣部的刊物《半月谈》在3月就以“蹲族”形容躺平者，简略剖析他们面对的困境，更寄语“社会应听到‘蹲族’的声音”。 但到了5月，躺平主义甚嚣尘上，躺平族的网上群组禁之不绝，官方喉舌态度丕变，抨击随之愈演愈烈。《新华社》引用《南方日报》批评青少年稍受挫折轻易躺平，实属可耻；《光明日报》形容他们“未富先躺”；共青团中央更于微博直指“当代青年从未选择躺平”，《环球时报》则谓这不过是网民玩票式过嘴瘾，不敢真正躺平，形容为释放负能量的小牢骚。 的确，中共急了：既然大家都寻思躺平，那么谁要为权贵打工，谁来创造财富供养他们？影响经济固然令既得利益者不好过，以经济成果衡量政治绩效的中共高层们，更不好过。 无奈反抗，演变成不合作运动？ 有观点认为，躺平是青年从政治、经济乃至生活上看不到前途与希望，处处缺乏自由，活得像韭菜，继而采取的消极不反抗，初则牵涉社经，却有意无意地转化成政治意义。这说法亦属合理。 基于中国并无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政治参与虽遭受褫夺，却能换取“安定繁荣”，继而形成漠视自由民主、利益均沾的共犯结构。躺平族虽然出身于制度得益者家庭，但对“力争上游”的失衡、阶级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公义都深有体会 —“发奋图强”并非修正不合理的制度，反而是设法从不公平当中攫取特权，极力捍卫这套制度。未能反抗但至少抱持焦虑，这种不安感随著自身遭遇各式怪现状而放大，绷紧的神经终于断弦。 网上聚集志同道合者抨击政府甚至游行示威既不可行，零散的就地躺平中共大概莫可奈何，祇因官方封锁网上群组，无法制止群众心领神会的默契。官媒极力把躺平族污蔑为“废青”，本质是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妄顾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才会以为舆论的道德责难能够令周遭的人排拆、厌恶、孤立，让青年因而放弃躺平，恢复“高大上”的病态人生追求。 躺平族的特质除了寡欲，剥离外界植入的消费与攀比观念以外，尚有减少人际交往、淡出关心他人或社会、祇为自己而活的原子化倾向。电影《浪迹天地》(Nomadland)纵使描述主角过著偶尔打散工维生的游牧生活，但失去丈夫与房子的她，依旧保留人与人之间的羁绊。现实中假如一场运动欠缺人际间的鼓励，反战的嬉皮士(Hippies)终成纯粹虚无和享乐主义者，蛰居族终成啃老寄生虫，无家者(Houseless)终将沦为无家可归者(Homeless)。 中共自然不欲躺平主义蔚然成风，不过若没能进一步提升内蕴，恐怕未必会如实践者预期般带来更多社会改变。激起他们“站起来”的导火线，也许是《美国之音》访谈中提及的燃点意志之物，也许是一场社运，也许是一项共同目标或行动。 当然，亦非你想躺平就能躺平。外在因素，除非能自力救济活下去，且无需从政府领取福利。对付的方法，可以是增加税费，可以是将他们当成“低端人口”予以驱逐，也可能是秦晖在《福利问责与宪政之路》提到的强制劳动；至于内在，则视乎个人是否拥有独立人格，下决定后择善固执，否则内心躺也难平，遭受世间白眼后成了怨天尤人、仇视社会、愤世嫉俗的犬儒。 看不见未来，是短寿；看见没未来，是睿智。躺平是否真能逐渐形成一股沉默的力量，抑或止于短期社会矛盾的阶段表现，且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作者为香港人／网媒记者兼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上月底，1979年从金门马山游泳到对岸发展的中国经济“国师”林毅夫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荷兰阿斯麦尔（ASML）现在若不卖光刻机（曝光机）给中国，3年之后，中国就可以掌握光刻机技术了，ASML就惨了，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向来有很强的竞争力，又好又便宜。林毅夫说他是转述ASML执行长韦尼克（Wennink）的话。 韦尼克真的这么说了吗？ 台湾称ASML为艾司摩尔，它不仅是世界第一，同业的日本尼康 （Nikon）、佳能（Canon）在“深紫外光刻机”（DUV, Deep Ultra-violate）总市占率远远落后它，甚至到了14奈米以下制程，进入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EUV, Extreme Ultra-violate）市场，称ASML为世界唯一也不为过，因为别人都做不出来EUV。 光刻机是晶片（Chip）制程中最重要的制造设备，ASML因而关键。 荷兰政府禁止ASML卖EUV给中国，背后当然是美国，因为美国发起针对中国科技战最强大的武器，非晶片莫属，策略也很简单，就是让你：“自己造不出，向外买不到”。 简单，却很有效，被称为“掐住中国的脖子”了。若不能解决这一“掐”，中国的崛起势头，不但已经减速，未来甚至可能总体国力与美国的差距被拉大，一直拉大到再也威胁不了美国的老大地位，像前苏联变成现在的俄罗斯。这应该也就是美国的战略目标。 向外买不到？手段是把禁止买到的中国公司，都列入黑名单，“敕令”主要晶片生产国的公司，有钱也不准赚，等于斩断中国公司的货源，这招够狠。譬如台积电不准卖给海思－华为旗下的晶片设计公司，于是华为的手机无“芯”可用－中国称晶片为芯片－也就没货可出，从2020第二季世界销量第一的宝座重重摔下来，一路跌到五名外，连副品牌荣耀都卖掉了。 美国的长臂管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主要的晶片生产国－欧、日、韩、台，甚至包括中国自己－的晶片制造公司，都使用美国厂商所制造的晶片生产设备，“你若敢卖给黑名单上的客户，就断供你的设备”－又是斩断货源这一招。 所以，中国向外买不到、自己造不出的关键，其实都在于晶片的制造设备。 也因此，中国要挣脱被掐的脖子，设法自己造出晶片－而且质与量都要能满足所需，就必需先造出能制造晶片的设备。 晶片制造分为前段的“晶圆制造”与后段的“封装测试”，涉及的设备很多样，中国大陆原先封装测试实力不弱，产能在世界上也有一席之地，主要有江苏长电、华天科技等公司。晶圆制造则较弱，主要就是被强力制裁的中芯国际（SMIC）还有华虹半导体。中芯国际有台湾半导体业界的梁孟松、蒋尚义先后加入，此二人都曾在台积电任职。 蒋尚义将要加入中芯国际担任副董的消息去年底传出后，共同执行长梁孟松自导自演了一出愤而辞职的风波，当时梁孟松公开的辞职信中特别提及“只要光刻机一到…”，按梁孟松的说法，中芯应该是已经订了一座EUV，但一直没到货。梁孟松信中明示，没有EUV，制程就无法向5奈米攻关，虽然就这件事本身，有不同看法，但也算间接证明了光刻机的关键性。某个角度来说，光刻机就是中国在半导体领域被掐住的脖子。 光刻机很重要，所以ASML很重要，重要到林毅夫也以它为题发表言论。 中芯高层当然也知道，延揽蒋尚义的目的，就是舍弃攻关高端制程，改走另一条技术路线，包括先进封装与小晶片技术（Chiplet），来提升总体功效。不过，这有点像制造一辆高级汽车，因为实在买不到最先进的引擎，就想法在传动系统、板金材料、甚至影音内装等方面下手，想办法在整体效能上，接近竞争对手的车型。 换言之，蒋尚义能做的也有限度，中国要发展自给自足、以矽材料为基础、且与世界先进技术平起平坐的晶片制造产业，仍然绕不开自制光刻机这个坎。 要多久才能造出来？ ASML的执行长韦尼克（Wennink）四月份接连接受路透社、彭博社、Politico等媒体表达他对于美国禁止他们卖产品给中国的不满，他忧虑：“如果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就会逼他们落实‘科技主权’…被逼急后不出15年光景，他们就能什么都自己做，就不会再依赖欧洲供应商市场”。 中国15年内可以研发出光刻机？是指较成熟的DUV或最先进的 EUV？或二者同时？韦尼克没明说。根据 SIA与BCG的研究报告第30页，EUV有100,000个零件，来自美国、英国、西欧、日本等主要几个区域或国家的 5,000家供应商。换言之，荷兰的AMSL是总其成的最终系统商，这是一项经济全球化、各国相互依赖的典范。就这项产品而言，美国确实已经成功揪集了一个“反中联盟”。 反之，就光刻机而言，中国要以一国之力，不只要对抗ASML一家，而是要一一发展出足以取代其背后那5,000家厂商各自拥有的独门绝活－先不谈是否能合法绕开技术专利。 面对此一处境，中国人可能会又有些悲情愁绪－怎么“八国联军”又来了？这回“船坚炮利”在半导体产业。 如此看来，不论DUV或EUV，中国要在15年内独立发展出“国产”光刻机，真不太容易，因为人家也不是站在那儿等你来追。林毅夫说3年，有些夸张。 （※作者为台大政治系博士候选人，全文转自上报）
本文为日本《Liberty》杂志记者竹内光风 （Kofu Take）采访何清涟内容： 竹内光风：中国政府宣传“克服了新冠，经济正在恢复”，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何清涟：此时此刻，中国的广东省尤其是广州疫情非常严重，疫苗接种率超过66%的广州已经封锁荔湾、南沙等数个城区，并在全省抽调医务人员赶赴广州支援，其他省份如东北等地也发生疫情，可见并未控制住。 目前肆虐世界的COVID-19主要是变异病毒，根据目前美国方面暴露的政医勾结利用疫情干预本国政治的资讯，日本也需要做好应对准备。贵国媒体从业者最喜欢也最相信的《纽约时报》之类左媒由于政治立场，不会登载这类消息。但与政界及民主党关系不那么紧密的媒体近日却密集披露，美国奥巴马时期资助的中国病毒研究有“功能增益”部分。 《名利场》（Vanity Fair）这家杂志专设团队从事深度调查，屡爆独家新闻。据其6月3日报导，经连月调查，访问逾40人，又审视几百页政府文件，包括内部备忘、会议纪录和电邮等，发现科学界有连串利益冲突嫌疑，部分涉及华府巨额资助的争议性“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病毒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透过强化病毒以了解其特性。这类研究主要是透过强化病毒（实际上就是让病毒变异）以了解其特性。 《国家脉动》6月3日报导，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2011年举办活动，关注可能对人类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双重用途研究（DURC），武汉病毒所副所长在会议的电话发言中反复强调，他的实验室和中共当局，对双重用途研究缺乏任何有意义的监管。他解释说，“中国没有监管，对一些双重用途研究的鉴定没有监管，对研究的分类和资讯的分类也没有监管。”这里必须注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将双重用途研究，定义为“可能被直接误用，对公众健康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具有广泛的潜在后果”的研究，其中包括功能增益研究。 随著真相的逐步揭露，最让美国公众伤心的是美国抗疫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这位被左派媒体誉为“美国老祖父”的形象被彻底颠覆：在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合作上，他是美国的主要参与者；在美国国内疫情通报上，他完全沦为民主党左派政治的婢女，不断撒谎。 也就是说，病毒的变异，中美两国的技术现在都不敢保证会被控制住，在台湾、印度、中国等国家开始的新一波疫情就是明证，这对经济会有影响。 竹内光风：有经济专家曾指出“中国的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接近0%”，您对此如何评价？ 由于统计资料造假，研究中国的经济状态，不仅要研究经济增长率，还得注意三个与经济增长率配套的宏观经济指标：就业率、消费率、投资率，最主要看什么因素促动增长。2020年中国倒闭46万家企业，经济增长几乎不太可能。 今年猛炒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很高，达18.3%，但仔细分析后会发现几点：一、第一季度的增长率是环比，用今年18.3%的超高增速与去年疫情爆发的一季度负增长6.8%的超低基数相比较；二、出口拉动效应明显。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主要是疫情拉动的疫情所需物质以及应付疫情期间家居办公的相关生活用品。欧美等发达地区的产能则在疫情反复下受到限制，供给能力迟迟难以修复。疫情控制差异导致中国的供给能力要远高于国外，出口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这种情况不能长久。 竹内光风：中国在统计资料上是造假的惯犯，中国的债务问题是否达到了深刻的程度呢？您如何看待？ 何清涟：这事单讲中国可能无助于认识全球债务风险。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一份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债务规模飙升至创纪录的275万亿美元，全球央行债务占全球GDP之比也从2019年的90%升至105%。 世界各国央行早就成了超级凯恩斯主义者。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最爱借钱的是美国，新增债务约为发达国家总额的一半。单就每个国家来说，美国无疑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但如果以占GDP的比重计算，日本才是全球第一。那美、日、中三国的债务如何呢？目前美国的债务已经超过27万亿美元，占全球债务总额的9.8%，接近10%。据IMF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0月，日本的政府债务总额占该国GDP的比率为266％，是美国的2倍。截至2020年3月底，中国政府债务总额约为17万亿元，约为2.43万亿美元，加上地方政府的债务，占比为GDP的41%，低于美国和日本。 日本的债务风险我没研究。但中国的债务风险其实高于美国。美元是世界硬通贷，有纸黄金之称，因此，美国债务主要通过印钞，带来的通胀风险，其实是全世界承担，各国都得承受美元贬值带来的输入型通胀。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刚开始，无论是作为储备货币还是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在世界范围内接受度远低于美国，因此，中国债务风险全得在国内自我消化，包括通胀。 竹内光风：针对那些相信中国经济魅力无穷，今后也会持续增长的企业经营者，您会用“这是一个幻想”来反驳吗，或者您会如何反驳？ 何清涟答：世界上只有两种企业经营者仍然会认为中国经济魅力无穷，会持续增长。一种是从来未去过中国的，持有这种幻想的人很多，我在台湾都遇到过，相信日本也有；另一种是去过中国，认为自己在中国有良好的政商关系，功夫在经商之外，美国金融界、风投界一堆这种人，包括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他在奥巴马离任后创办的西政谘询公司，主页上就介绍该公司的长处是与中国政府有良好的关系，可以帮助投资者搭桥。 相比其他国家的政府，中共可能更能洞悉人性的幽暗之处，也因此擅长与各国政客、商人建立利益关系并牵引之。一旦成了这种关系，不可能通过陈说事实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不做这种无用功。更何况，我又不是他们的投资顾问，不负责提供谘询。 竹内光风：先生以前曾指出：“为了中国的民主化，有必要像清朝末期那样进行地方分权”，您为什么这么说，可以请教个中缘由吗？ 何清涟答：我谈的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分权。即中央政府掌握军事、外交、铸币等权力，各地行政首长由地方分级选举，按各地情况实行地方立法、新闻自由，政治自治。中国地域广阔，民风、习俗、宗教都有很大不同，就算同是汉族，在思想观念上差异甚大，有蓝色沿海与红色内地之差异。蓝色沿海比较开放，现代经济部门多集中于这些地方，那里的人们能够接受西方世界的现代观念与生活方式；红色内地则比较保守，比如湖南、江西等地至今还对毛泽东念念不忘。北京这个中央政权与法国、美国不同，高度集权，无视这些地方的差异，而且经常削高就低，让先进地区迁就落后地区，很不利于社会发展。 如果实行地方自治，我相信上海为主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广州为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会比现在快得多。落后地区也会不得不开始考虑经济自立，因为不能再依靠中央扶贫、财政转移支付，专门吃经济发达地区的大户。那种吃大户、不思上进、平均主义的落后生活方式也会改变，从长远来看，有利于这些地区发展。 竹内光风：在中国，问题是中产阶级没有增加，差距在扩大。 你认为富裕的中产阶级人数会增加，差距会缩小，未来经济会成熟吗？ 何清涟：如果您指的“经济成熟”是指形成良好的经济结构，我觉得不可能。中国经济最好的时期是胡温统治的黄金十年，江泽民时期加入了WTO，朱镕基对国企采取抓大放小，培养了一批在国计民生行业（能源、电讯、粮食）有垄断能力的国有资本寡头，为胡温十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十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全世界各国就业机会都在减少，而中国却因外资涌入而大量增加，中国的第一代亿元级富豪与中产阶级人数高峰（占总人口比为23%左右）就是产生于那时。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中国人是历史上最富的一代。 但中国经济结构有严重缺陷，形成了以房地产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在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曾有一次机会扭转，但5万亿救市，导致产业结构更加扭曲，最后形成严重产能过剩，只好推出“一带一路”计画以输出过剩产能。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富人、中产阶级人数多少的问题，因为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法治环境，拥有再多的财富，政府也可以让你失去。中国国民没有选举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无论是哪个阶层，都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甚至连表达带政治性的意见也受到各种压力，一旦被网管发现，片警会上门威胁。中国富豪当然也没有保护自己私有财产的权利。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富豪受到严重打击，从王健林、肖建华等与中国三代政治局常委都有瓜葛的政商，邓小平外孙女婿吴小晖，再到目前的马云，以及从不搞政商勾结的民间企业家孙大午，不管哪个类别，只要当局乐意，不是陷狱，就是被迫出售资产给国企低调收敛。 随著中国投资环境恶化，外资逐渐撤出中国，中产阶级人数严重萎缩，以前那些研究者的理论假设，比如经济发展、中产阶级人数增加必会促使中国民主化，应该被抛弃了。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拜登出发访欧，又要开七大工业国首脑会，又要会见欧盟和北约各国领袖，又要与普京面谈，八天之间风尘仆仆，为美国打理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网。 英国首相自把自为，另外邀请了澳洲﹑印度﹑韩国及欧盟列席G7峰会，目的是壮大声势，方便以后把G7打造成G10。澳印韩都是亚洲强国，如此一来，G10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欧亚民主联盟。 峰会未举行，七国联合公报已经外泄，除了疫苗﹑病毒追责﹑环保这些例行话题之外，最集中的要点就是对付中共。因此，美欧亚各国杯酒言欢之时，就是中共背脊发凉之日。 至此，拜登已基本完成了他上台之前许诺的，美国要重回世界，要联合盟国共同对付中共的大战略，这个老政客，搞外交还是有一套经验。 当然，客观形势也对拜登有利。中共在川普手上，已经吃了几记闷棍，真正发起对中共实施反击的，还是川普，还是他手下的蓬佩奥，还有余茂春等一大批熟悉中共事务的专家。美国这个国家，因其民主机制，有非同寻常的自我纠错能力，一旦发觉苗头不对，整个国家机器动员起来，两党两院很容易取得共识。因为不管内部怎么斗，斗得如何七彩，一旦涉及国家根本利益，所有人都要归队，那个“队”就不是你的党我的党，那个“队”就是美国。 因此张维为那种蚕虫师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到表面看不到本质，所以会得出“美国不团结。欧洲不听话，中国不信邪”的戆居结论。而中共整个政治局居然被这个蚕虫师爷“舞”得神魂颠倒，可见整个政治局，便是一群缺乏大视野大胸襟的政客。 中共背脊发凉，原因是整个国际大势已不可逆转，不是说你今天换一副面孔，放弃战狼外交，突然变得温言款言，整个西方世界就会走回克林顿奥巴马那种绥靖政策。西方世界与中共拍膊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自此以后，就是西方如何统一步调，共同对敌，收拾中共的问题了。 G7峰会联合公报中，著重提到高科技的协同发展，这一点对中共是致命的。光是美国已经很难对付，再加上G7，他们每个国家都可以独当一面，联合起来爆发的创造力更是空前绝后。不但经济实力雄厚，科技基础扎实，日后在创新科技方面，在共同制定新科技的标准和规则方面，都成了引领世界潮流的中坚力量。也就是说，中共被排除在这个大圈子之外，一边厢热气腾腾，一边厢死火，一边厢大踏步前进，一边厢不知所措，一边厢扩大版图，一边厢困守孤城，这样不消三五年，中共的生存空间就会急速被压缩，这是想起来都令中共不寒而栗的事。 G7上也会讨论如何面对中共的贸易霸凌的问题，这方面澳洲又可以现身说法。被中共霸凌后，澳洲非但没有死，而且活得更好，中国市场不稀罕，更全力开发世界市场。每个国家都懂得这个道理，互相之间又积极互通有无，一边厢生意畅旺，一边厢生意惨淡，一边厢对酒当歌，一边厢对隅而泣，这个结局，也是中共自己都可以看到的。 中共现在的问题是，要后悔已经太迟，现在再放弃争霸世界，再放弃战狼外交，对于时与势之失已经无补于事。也就是说，现在中共对西方竖起降旗，西方也不会善罢甘休了。 对民主国家来说，最危险的不是中共强大，最危险的是中共强大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必然碾压普世价值。与其等中共强大起来，各国被蚕食，倒不如趁中共还不够强大，把他挤垮。中共本质不会改变，再给他一次韬光养晦的机会，等他有朝一日再来反咬？ 习近平在视察红军湘江血战纪念馆时，哀叹要“向死而生”，最近在视察青海时，又脱口说是要“九死而不悔”，一个最高领袖，说话“死死声”，真太不吉利了。可见他早已预感到中共的国力将急速衰落，日子越来越难过，将面临空前艰困，以至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那种极度危险的绝境。这是习自己内心的恐慌，也反映他黔驴技穷的万般无奈。 有朋友时常批评我看问题太乐观，我不喜欢那种没有根据的自我安慰，也不喜欢去追踪中共党内权斗，把希望寄托在某人下不下台的问题上。我只是尽量看趋势，看主流，看发展方向。专制独裁者貌似强大，可是实际是外强中干，内里空上来了，外面还打肿脸充胖子，因此他们要垮台，可能比我们想像的更快。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中研院院士陈培哲出面炮轰国产疫苗“若以国际标准绝不可能在七月通过”之后，网路媒体立刻传出他曾任中国药厂科学顾问的讯息，这形同“抹红”的作法，与许多人立刻搬出他曾任“蔡英文医疗界后援总会”成员的“涂绿”作法如出一辙，是台湾公共论坛非常糟糕的反例。陈培哲说的对不对，是科学问题，是国产疫苗在此时此刻该否获得EUA（紧急使用授权），以及如何进行施打的专业伦理问题，绝不在他曾经抱持何种政治立场。 当瘟疫发生，现有药品无法满足医疗的需求，而新研发未完成核准的药品，在维护公众健康的利益大于其可能产生的风险时，就有紧急授权的必要。既然要衡酌公众健康的整体利益与新研发药品的风险，紧急授权通常是个相对性的概念。目前国外的疫苗大厂都是在逸出正常疫苗研发期程的情况下，获得紧急使用授权，扩大施打，并得到相当不错的成效。所以国产疫苗是否获得EUA？除了必须耐心等待研发厂商的解盲结果以外，也要视台湾疫情的严重程度，以及获得国外疫苗的状况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在预判疫情可能扩大的情况下，政府为保护人民健康，预先扶植有能力的厂商投入疫苗发展，甚而预先采购一定数量的疫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一般的厂商不会贸然投入一个不知是否会成功，且不见得有利基的疫苗研发。不过这样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却因为台湾疫情突然爆发，国外进口疫苗短缺，以及台湾内部无所不在的两岸政治，成为政治恶斗与角力的赛场。 身为中研院院士、台湾的肝病权威，陈培哲对于国产疫苗发展的诸多质疑当然值得重视。但坏就坏在陈培哲身兼疫苗专家小组委员，却在国产疫苗解盲前先断言七月不可能通过紧急授权，其对国产疫苗的杀伤力实在无比巨大。姑且不论专家小组委员是否涉及保密义务，陈培哲的抨击势必造成疫苗其他专家小组成员的莫大压力，过与不过，都将充满政治解读。 于是乎，一方挖出陈培哲在中国药厂担任科学顾问的讯息（这能证明什么？）影射他拿了中国好处，毁谤攻击国产疫苗；另一方宣称陈培哲“一路挺蔡”，如今出来说“真话”，是“绿营良心”、“开了武昌起义第一枪”。政治攻防越演越烈，真相却越来越模糊，当初，不分朝野呼吁发展国产疫苗，拥有台湾自己战略产业的初衷也就越来越远。 陈培哲昨天接受媒体专访时，显然修正了他先前的说法，诸如：“政府执意第二期临床试验结束立即给予EUA，国产疫苗将成为孤儿”（陈时中昨天在立法院也提出相同观点）。陈培哲也建议政府在二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出炉且抗体效价足够的前提下，续做第三期临床试验，一直做到期中分析，再给EUA；以及针对临床试验中的药品或疫苗，经过简单申请，食药署审查通过，只要医师及民众同意，就可以提供给急需的人。以上种种，高端、联亚解盲后本就要续做三期，建议进行有限制施打也是专家会议的权限，看法既然有协同之处，何须弄到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疫苗紧急使用授权要不要放行，不纯然是一个科学问题，而常常是一个科学与政治辩证的问题。四千人的样本较诸四万人的样本当然会有不同出错的机率，前提是，我们要不要为了防堵这样的机率，而坐视疫情可能扩大，增加人命损伤？前提当然也包括是否有完整的社会沟通，让所有参与接种的人，被充分告知这样的风险。在这过程里，若有任何人觉得自己是先知，是全知的上帝，或想充当道德魔人，坚信只有自己的说法才是对的，那可能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此时此刻，疫情还没降温，生命还在流逝，试著让科学说话，让政治与常民去沟通，政客别再乱造口业，不要用阴谋论乱贴标签，应该就是对台湾社会最大的贡献了。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新冠病毒从何而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实验室泄漏。有些人进而认为，是中共当局蓄意投毒，祸害全世界。 我认为病毒极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不过我不认为会是中共蓄意投毒： 因为，1，如果是蓄意投毒，你需要手头有解毒之药，否则毒到自家怎么办？至少， 2，你要有控制病毒传播的能力，否则就成小孩子玩火，控制不住火势把自家也给烧了。 再有，3，如果是蓄意投毒，就该投到敌人那里，投到敌国那里，干嘛要投到自己的中心大都市呢？干嘛要先投放到自家地盘，再等它传到别人那里呢？ 我认为这次新冠大流行不是谁蓄意投放，然而我担心，这次新冠大流行会给某些人一个大灵感：下一次，就很可能是精心策划、蓄意投放了。世界知名的英国化学及生物武器专家哈密什.德.布莱顿-戈登（ Hamish de Bretton-Gordon ）也有同感。他说：“新冠大流行对于恐怖分子、独裁流氓国家或暴徒，仿佛是个讯号，提醒他们可以用这些手段去制造恐慌。” 现在，全世界有数以千计的生物实验室处理危险的病毒。其中大约50个实验室是高规格，理论上，每一个都受到严密的管控；其余的大量实验室属于低规格。数量之多，国际机构无法对每一个都严格监测，这就有可能发生泄漏的问题。 其实，高规格的实验室也可能出问题。例如，2004年，萨斯病毒就是从北京高规格的P3级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泄漏的。 日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大卫·彼得雷乌斯呼吁国际，对世界各地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更有力的监控。他强烈认为，七国集团需要推动对世界各地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更有力的国际监控。6月3日和4日，美国卫生部长贝塞拉、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等七国集团卫生部长在牛津大学举行会议，会议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在全球卫生安全等领域达成行动共识。但正如彼得雷乌斯所说，除了一些流氓国家之外，还有些国家对加强全球卫生安全不感兴趣，令人不可思议。 问题在于，国际机构缺乏强制执行力，遇到有的国家就是不让你监测、不让你查看，那又怎么办呢？早在疫情初期，世卫组织就多次提出到中国调查，均被中国政府拒绝。后来，中国政府总算同意世卫组织来调查了，但是其行程被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包括今年2月那次调查，中国方面都没有积极配合。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美国决定要‘彻底’追查新冠病毒源头，同时追究中国应负的责任”。布林肯再次批评中国疫情信息不透明，要求中国政府应该兑现其有责任提供信息的承诺。 从逻辑上说， 如果证明了病毒是人工合成的，那么必定是从实验室泄漏的，因为大自然没有这种病毒，只有实验室里才有。 如果证明了病毒是实验室泄漏的，那么病毒既可能是纯自然的（如萨斯病毒从实验室泄漏），也可能是人工合成的。换句话，即使证明了病毒是自然演化而来，那不等于就排除了实验室泄漏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病毒是纯自然的，那也有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的。 不难看出，无论是要得到哪一种证明都需要中国政府的配合，需要中国方面做到信息透明。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也要做好如果中方不配合，又怎么办的下一步应对之策。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从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后，美国空军的C-17重型军用运输机，首度降落台湾的松山机场，引发热议。美国派C-17重型运输机抵台，除了运输的本业，传达出什么样的战略意义或弦外之音？ C-17重型运输机降落台湾原因 美国三位跨党派联邦参议员，包含谭美（Tammy Duckworth, D-IL）、苏利文（Dan Sullivan, R-AK）及昆斯（Chris Coons, D-DE）组成的10人访问团，2021年6月6日搭乘编号HH55150的美国空军C-17重型运输机来台湾访问。该机从韩国乌山空军基地起飞，上午七时左右降落于台北松山机场。 这架C-17应隶属夏威夷国民警卫队第154联队，机长据传之前在美国在台协会（AIT）担任空军组组长，因此熟悉台湾方面的相关作业，避免不必要的沟通失误。 中华民国蔡英文总统在机场内的松山基地指挥部，接见美国联邦参议员访团，双方就台美关系、区域安全等各项重要议题交换意见，随后参议员访问团十一时原机起飞离开。 美国为了谨慎起见，也有安排两架C-12军用运输机作为备援（申请降落台湾），以免C-17临时发生故障，但当然没有派上用场。 C-17作为行政专机时，可搭载VIP包厢，让政府官员或议员在机上仍能继续办公，或有较舒适隐私的空间。 C-17抵台为何中共无法抗议 美国官员或联邦参议员的外访行程，一般都乘坐C-40系列的行政专机，例如2020年8月访台的美前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Michael Azar II），搭乘C-40B行政专机。 但因为本次访台成员之一的谭美参议员需要搭乘轮椅移动，在行政专机的机门阶梯上下，明显有困难，其他方式（如由人员抱下机）则有失礼仪。所以搭乘C-17重型军用运输机，轮椅可由机尾门开启后的斜坡，庄重地上下飞机。 谭美参议员下机后，宣布与白宫讨论的成果，美国将提供台湾75万剂的Covid-19（新冠肺炎）疫苗，作为美国援台疫苗的第一批，亦显示美国将台湾列为疫苗援助对象的第一顺位。 附带一提，潭美参议员在2004年，为美国伊利诺州陆军国民警卫队第106航空团B连连长、并以黑鹰直升机飞行员身份派驻伊拉克。当年11月12日，她在完成作战任务返航时，直升机座舱被伊拉克反美游击队的RPG火箭推进榴弹击中，爆炸威力让她失去了双腿，右臂也因严重受伤而失去部分功能，差点失血过多而死，所幸自救得当，撑到直升机飞回基地后，送机急救生还，但双腿截肢。 伤愈后她获得紫心勋章（Purple Heart）、空勤勋章（Air Medal）、 陆军表扬勋章（Army Commendation Medal），并继续在伊利诺州陆军国民警卫队服役（负责退伍军人相关事务）， 2014 年作以中校军阶退役。 因此虽然在“理论上”只要美国军方的飞机降落台湾，就会引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强烈抗议美国违反其建交的三个公报与一个中国原则。但只要美军飞机的降落理由正当，中共通常也只会在事后进行口头抗议，然后不了了之。 除了本次C-17搭载行动不方便的参议员这个原因外，先前美国军机至少曾两度降落台湾，分别使用的理由为紧急避难与人道救援，简述如后： 1、2015年2015年4月1日下午，2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部队的F/A-18黄蜂式战斗攻击机，因为其中1架（编号404）发生机械故障（发动机油压装置损坏），申请紧急降落在台湾（因菲律宾吕宋岛机场没有完善的降落场，日本冲绳机场则太远），后经引导降落在中华民国空军台南基地，同机队另1架（编号410）F/A-18基于伴护原因，也申请降落。 美军派C-130运输机载运维修人员与零件抵台，F/A-18修复后于4月3日下午起飞，离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则在4月2日回应，就迫降未通知中方为由表示抗议和愤怒，并宣称要与美国交涉，但美国宣告此事件纯属意外，紧急降落是为了保障飞行员的人身安全之必要处置。 2、2009年8月6日至8月10日间，莫拉克台风侵袭台湾南部，造成严重的灾情，被称为“八八风灾”，其中以位于高雄县甲仙乡小林村小林部落灭村事件最为严重，造成474人活埋。除了台湾各级政府与军方均投入救灾外，美国海军派出丹佛号两栖船坞登陆舰（LPD-9）开赴台湾南部附近水域，支援救灾作业。 美国海军的MH-60中型与MH-53E重型直升机自登陆舰上起飞后，载运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以及救援物资，在台湾高雄县三民乡民权村（现高雄市那玛夏区）降落。由于是人道救援任务，因此并没有引发中国抗议。 C-17大秀超低空飞行展优异性能 C-17虽然是重型运输机，但飞行性能却非常优秀！影片中一架C-17 “全球霸王III”运输机（Boeing C-17 Globemaster III Military transport aircraft）于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市（Brisbane）中心低空通场，贴著摩天大楼飞行表演，庆祝昆士兰州文化艺术节，也展现优异的低空操控性能。 根据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官方介绍，当时C-17运输机的飞行高度仅为100m，并做了几个高难度的转弯动作。（这个节日由澳大利亚空军派出飞机表演助兴，是2006年开始的传统） C-17机身长53.04m，机高16.8m，翼展51.81m，最大起飞重量265.35吨。如使用推力反向器，可在915m长的简易跑道上降落。 C-17载满燃油后约188吨，最大起飞重量285.35吨（通常限制在前述265.35吨），可载约77.5吨物资或134名步兵（或102名伞兵）。使用四具推力180KN的F117-PW-100发动机，巡航时速830km/h，实用升限14000m，最大航程10390km。 C-17是全球第四大的军用运输机，仅次于六引擎的前苏联An-225、四引擎的An-124与美国的C-5。起飞重量超过100吨就可称为大型军用运输机，而C-17空重就有128吨！通常这么大的飞机，低空性能都不怎么样，甚至可能很笨拙……但C-17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当远程战略投送运输机，也可以当前线战术运输机，因此低空机动性能非常强。 所以C-17被称为“战略战术”运输机，这是指其具备战略运输机的运量与航程，可搭载M1A2战车等重装备，却有战术运输机短场起降、快速爬升等特性，也可省去转运的麻烦。 过往美军需要以战略运输机C-5把物资或军队运到大机场，再换C-141或C-130中小型战术运输机，将物资或装备转运到前线机场，调度上很麻烦。有了C-17之后，一架就能一条龙全包，因此很受欢迎，美国空军前后订购了223架，组成庞大机队。 C-17的自卫武装有热焰弹发射器，诱使红外线导引的地对空飞弹或空对空飞弹，误以为它是发动机热源从而偏离目标。 C-17还根据美国的实战经验，针对在低空或机场起降时，可能遭受“肩射防空飞弹”（Man-Portable Air-Defence System）袭击的情境，另外还有装设 大型飞机红外对抗器（LAIRCM），这是一种指向性红外线反制装置，能够发射高能雷射光，自动侦测与对抗肩射防空飞弹（多以红外线导引），以雷射的高热来迷惑飞弹的寻标器，整个过程驾驶员不需要介入，因此反应速度快。 本次来台的C-17，两种反制措施都有安装（反制装备并非标配，视任务性质才安装），显示美国仍对“最坏的情况”有所防备。 C-17降落台湾的战略意义 C-17具优异的运输能力，即除了运送伞兵或步兵，更重要的是能将M1A2战车或是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HIMARS）发射车等重型武器直接空运，下飞机后几乎不需要什么整备，可立刻投入作战，本次C-17降落松山机场，在台湾民众眼前展示美国强大的紧急运输能力，在必要时运载装备至印太前线热点地区。 我国已经采购M1A2T战车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虽然理论上要数年才会运交完毕，但实际上台海一但有事，美军可以借由强大的战略运输能力，立刻将这些重型武器运抵台湾。 对于美军而言，台美军事合作中，很重要的战术执行层面的“操作共通性”（interoperation）协调，例如台湾机场的导引与进场等程序，虽然可以透过资料交流，但与实际操作当然可能有相当落差，借由本此现役的美国空军C-17降落松机，也能协助验证相关训练的成效。 此外解放军空军在6月1日，以大机群侵入马来西亚空域，其中包含运20运输机，展现共军的快速部署能力，此举引发美国太平洋空军（Pacific Air Forces）司令维巴赫（Kenneth Wilsbach）6月4日在国务院军事记者会，提出谴责，因此C-17降落台湾，并高调宣传，应也是向中共当局传达警告的意味。 （全文转自战略风格编辑部）
今年六四，在维园一片深重的黑暗之下，过去了。香港警察如临大敌，风声鹤唳，中共港共满身毛孔都竖起来，而六四，还是过去了。 香港人各自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我们纪念一个日子，不只是用仪式，用物品，用嘴和手，更重要的是用脑，用心。我们一日活著，心与脑没有死，我们就可以纪念一个日子，这是暴虐的专制政权无法剥夺的。 每年六四维多利亚公园的纪念活动，已经成为香港人的集体记忆，是香港“一国两制”的象征。有这个烛光之海，基本法“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就还有效，没有这个烛光之海，这个承诺就由中共自己背弃了。中共背弃自己的承诺已是家常便饭，没有维园烛光之海也就不奇怪了。 谁害怕历史？只有伤天害理的政权，欠下人民血债的政权才害怕历史，但中外历史上，有哪一个凶残的政权，到最后能逃避历史的清算?人民的记忆永远比政权长命，历史可能曲折，但历史的走向早已注定，正义可能迟到，但不会永远缺席。 中国发生六四，是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不是为救中国，是为救中共；邓小平镇压六四民主运动，不是为救中国，也是为救中共。没有改革开放，中共会灭亡，没有镇压六四，中共也会灭亡。 六四后，邓小平仍坚持经济改革，因为若因六四而中止改革，中共也会灭亡；但邓小平一开始打算进行的有限度政治改革，也就无疾而终。中共从此走向极度专制独裁之路，原想模仿新加坡，走开明专制的路，这条路也走不下去。 习近平上台时中共经济实力大增，政权通过高科技管控，社会笼罩在专政黑幕之下。中共的扩张政策，引致西方国家的反击，以致中共不断倒退，直退到文革，直退向自己的小兄弟朝鲜。中国的现实，就是一个放大的朝鲜，一个放大的人间地狱。 历史在六四大转弯，中国没有向好，只有向坏，中国向坏造成内外环境恶化，内外环境恶化又促使中共更坏，这是一个螺旋式下滑的恶性循环，一直往下往下，下到不知什么地方去。 六四一役，把中国人原有的家国情怀﹑政治激情和正义感，都消耗掉了。政治精英纷纷出走，留下来的也被管控；大量知识分子选择服膺犬儒哲学，与专政统治者妥协，博取现实利益；更多的基层民众专心赚钱，竞争上位，钱多了就沉迷于物质狂欢。国家体制是否合理，社会是否公平，生活是否可持续，不再有人关心。一个人在遭遇厄运时才会反抗，但你长期对社会不公麻木，你受到不公平待遇，也只有自己去面对。社会反抗零星，社会就不断沦落下去。 六四时邓小平有言：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中共杀中国人好像杀蝼蚁一样，果然杀了二十万，不只得到二十年稳定。但稳定要看稳定在什么状态之下，稳定在社会和谐的状态，这种稳定可以持续，稳定在矛盾深潜﹑地雷遍地的状态之下，这种稳定只是假象。 六四三十二年过去了，中共已过了上升与下沉的分水岭，从2018年开始，中共由高峰处下滑，正以近乎自由落体速度往深渊冲下去。中共从没有处在如此恶劣的内外环境之中，更分明已失去应对环境压力的能力，这是中共噩梦的开始，只是如何爆煲﹑如何收拾﹑如何下场的问题了。 中共平反六四，等于催化自己的死亡。历史在六四时给过中共一次机会，历史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了。中国人虽失去家国情怀，失去历史责任感，失去正义感，但等到中国人都明白不反抗就没有活路时，还是会拼死一搏的。到那时，历史不会重复六四波澜壮阔的正义风潮，历史会以另一种形式来完结中共统治。 中国一定要经过一次彻底的翻覆，才能找到一条生路，中国人一定要死过才能翻生，这个过程将会很残酷，我们对此要有充份的心理准备。王岐山说要吃草，习近平说要“向死而生”，他们都看到自己的结局，中国人也会看到，香港人更早已看到。 到最后，为六四平反的不会是中共，是中国人。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政府，最近害了“人口减少忧虑症”，效法春秋末期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十年生育、十年聚养”之策，在六一前夕终于官宣放开“三孩”，被戏谑为“最好的儿童节礼物”。但是，在青年人不得不做“躺平族”的社会氛围中，民间舆论并不领情。 家庭教育投资：高投入低回报 从1988年，我出版第一本研究专著《人口：中国的悬剑》开始，人口问题、人口政策问题一直在我的视野中。鉴于中国的现实，我认为鼓励三孩是中国政府无视国情而出的昏招、错招。在一孩政策废止之后，政府应该及时让政府控制的计划生育转型为家庭决策的社会节育，将生育决策权还给家庭。 养育孩子需要不失体面的居住条件、可承受的教育成本。而对于正当育龄的80、90后，住房早就成了“六个荷包供养一套住房”；政府公立教育提供的质量不高还在其次，仅大学学费就成了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更令中国人痛苦的是，就算是念完大学也很难就业，即便是勉强就业，多数人的薪酬仅够生活开销。 中国青年一代总体上的无望状态，有两组数据可蠡测：一是中国总理李克强2020年5月下旬透露的数据，中国人均年收入3万元，其中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一点，正好与联合国2020年3月发布的一项调查表达的是同样内容：全球2.67亿青年处于“无工、无学、无培训”的“三无”状态。该报告称，全球青年失业率约为13.6%；全球4.29亿在岗青年中，有近5500万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9美元，占总人数13%；有7100万处于中等贫困状态，每天生活费低于3.2美元，占到总人数的17%。 中国的情况大概与这个报告相仿佛，就算在岗，应该也有不少处于勉强糊口状态。中国青年一代为什么“躺平”——这个词已经被赋予社会反抗的意义。但不管用什么外铄金粉，核心要义就是低物欲、低消费，对应的就是低收入甚至不工作。不少青年一代看不到未来，哪怕一天工作12小时，身兼两职，也买不起房；不少人觉得，结婚供养家庭已是累赘，供养一个孩子都有不少人需要啃老甚至隔代啃老，生三个孩子，那不累得趴地喘气？ 1980-1990年代出生的青年已经是社会中坚年龄层，他们今天看不到上升希望的黯淡生活，其实是未来中国20年的命运。 生育决策权应该还给家庭的理由 前面说的，只是中国政府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不审时度势，无视中国一半人口根本无法承担生儿育女的教育成本。但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而是生育这种家庭层面的事情，中国政府不应该越俎代庖，强行代替家庭做决策。一个家庭是否生育孩子，这个家庭的夫妻是唯一真正有资格的决策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清楚自己的经济条件能否承担生养、生养几个的育儿任务。 正当育龄的1980、1990这两代人，经历了中国教育产业化、就业维艰，医疗、教育、住房这新三座大山压头的“中国崛起时期”。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深知父母为自己拼尽了血本才供养他们读了大学，有的还由父母、祖父母资助买了房。 以下是国内有人计算的生育（养育）成本： 前几年就有人计算过，居住在二线城市，从怀孕到养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要花98万元； 网易在今年6月4日，登了一篇《我在北京养仨娃，每年花掉300万》。这是希望孩子高起点的方式。最低生育成本98万，按年计算，几乎是每年5万。中国伴随着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而来的，是高等教育质量下降；随着高校扩招而来的，就是大学毕业生失业。这是从2003年就开始的中国故事。最开始，媒体还当回事报道，成为社会常态之后，重点就转移到海归回国低薪就业或者找不到工作。虽然过度教育的结果是回报远远低于教育投资，但是随着就业的日益艰难，只要家长还有点能力，仍然会将全部老本砸在子女教育上。 因此，生育决策权理所当然应该由家庭掌握，而不是政府。因为不管什么情况，养育子女的辛苦与费用全由家庭承担，无论从社会伦理还是投资 — 回报逻辑来说，政府毫无理由决定一个家庭的生育计划。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一旦生育权成了政府分配的稀缺资源，就会成为一些人用来交易的物品。 涉及到国家的教育系统，这时才是需要政府（国家力量）出场之时。 国家力量应该引导教育资源配置 大学文科教育毕业后就业艰难，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 美国智库第三条道路（Third Way）曾于2020年，发布研究报告《市盈率溢价：衡量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一种新方法》。研究发现，没有投资回报的学校绝大多数集中在营利性院校。例如，51%的营利性大学大多数学生的收入低于高中毕业生，这意味着就读这些机构的学生并没有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经济奖励。 这个报告其实高估了美国大学的投资回报。即使非营利性大学，其开设的文科教育填塞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诸凡美国左派热衷的各种理论，社会不需要，只能到政府与NGO就业。以我的熟人圈而论，不少人的子女在常春藤名校读书，毕业后很多处于就业艰难状态，或者是半薪就业，或者是在社区大学重新学一门实用的技术型课程。有位哥伦比亚大学批判性写作专业毕业的硕士生，最后选择这样的职业生涯：半年去英国北海油田一家公司的海上钻井工作，半年在家写作。他赖以谋生的工作与其专业毫无关系，但半年的收入是文科大学生的年收入的3倍。 中国在高等教育产业化后，经历了高等教育大跃进，不少本无大学资质的大专都被提升为大学，从而使中国大学教育更加劣质化。按照职业分层，一个国家本来进入精英阶层的人数就是有限的，这就是中国国内约700万外卖小哥当中，硕士以上学历者近7万的原因。对中国的家庭来说，花费高额投资培养一位硕士最后去送外卖，不管媒体如何从中寻找意义，这种学历、这种教育投资都不是送外卖需要的。 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在教育系统挤水分，学习德国经验，在高中时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分流。职业高中的教育应该多元化，供选择的行业多。 最后对本文做个小结：政府（国家力量）不应该介入家庭生育决策，是否生育、生育多少的决策权在于家庭。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提高教育质量，减少教育（包括家庭付出的）资源浪费；改善社会条件，着重于抑制房价，尽可能让社会上升管道畅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