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躺平”是在革命还是认命

中国政经民生的各种郁闷,在中共治下仿佛成了无解的难题。

此时,一则主张“躺平主义”的网络帖文横空出世:作者自述放弃工作已两年有馀,维持相当低的生活欲望,且思考一系列哲学命题 — 朋辈同侪之间的攀比心态,长辈灌输的传统观念,社会周遭各式强加己身的价值观,愈发艰难的现实环境,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我可以像第欧根尼(Diogenes)一样祇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一样住在山洞里思考‘逻各斯’(Logos),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过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祇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作者简短的宣言一石激起千重浪,网上掀起无数和应,躺平的小伙伴们纷纷分享自身的理解与经验,无形间不断扩充躺平主义的意涵。

在了解何谓“躺平”之前,先介绍一个中文字:茵。意思是车上铺坐的席褥垫子之类,字形是一个人大字型躺在一张方型大垫的舒适样子,可谓生动描绘“躺平”这个种作。

要概括躺平主义的纲领,就是奉行“六不主义”,纯粹为自己而活,坚拒充当贡献国家的“螺丝钉”、社会主义的“后浪”。正所谓“人比人,比死人”,当过份讲究汰弱留强的“内卷”沦为“立倦”,与此相对的躺平遂变成都市青年的无声抗议。

对躺平的误解

虽说保持低欲望是躺平族的特点,这种过往无以名之的现象亦非始于今日。不少评论认为中国并非特例,诸如日本的“低欲望”一族、台湾的“小确幸”,甚至更早前欧陆浮现的“尼特族”(NEET)之类。不过中国光怪陆离的国情,却使其呈现独特于别国的状况。

这有别2015年一则“夫妇全年仅花二万元(人民币)”帖子的描述,那是在拥有自置居所、积蓄、不欠债、供满社保的基础上提早过退休生活,既可省吃俭用安贫乐道,想过好一点亦大可重新就业,随时可进可退的弹性选择。

这亦与知名的“三和大神”形态不同。

中国从1980年代推动改革开放,使大量“民工”自农村投身城市求职,失控的人口流动演变成“盲流”,带来无数的治安与社会问题,薪金水平亦因劳动力过剩加上商人无良而“人离乡贱”;2010年以后,随著网络使用普及、智能电话兴起,正值新生代农民工成年进城找工作的时期,但低学历与低技术成为他们的软肋,“黑厂”对工人的压榨比过往更甚,生活的无情彻底粉碎他们积极上进的梦,干脆放弃工作辛苦且拘束的月薪工作,打著“做一天玩三天”的日薪日结工厂短期职,支薪后旋即沉迷网吧玩游戏、价廉且不安全的性爱、刺激的赌博,吃著粗糙的劣食醉生梦死混日子。无力还债之际,他们祇好透过网上小额借贷渡日,或是押上自己所有值钱的家当,在社会底层毫无尊严地苟延残喘。

躺平族,主要诞生在城市。

农村乡间生活即使不至于富足,但至少拥有恒常住所,甚至造著政府征地而通过村委会分红的梦,最不堪也可当个啃老族,工作、结婚、生子,往往是茶馀饭后离不开的话题,鲜少探究人生意义之有无。

然而生于都市,无论校内学习抑或投身就业,则更深切感受残酷竞争的压逼感。从贸易战以降带来实质经济下滑,到武汉肺炎疫情肆虐,既致使更多国民收入锐减甚或人浮于事,同时破坏原有的生活节奏,两者均加速了躺平族的盛行。

扭曲的社会结构

中国青年躺平背后,带有浓烈的无奈,主因是人口繁盛,令剧烈的竞争广延至所有领域,出现严重内卷化:一方面社会动能并非用于促进发展,而是消耗在彼此拼输赢之上;那边厢,无法从外部获取更多资源,惟有于内部互相争夺。两者结合,致使整体效益不增反降。

愈趋非理性的恶劣竞争,如同旅客纷纷挤到海岸旁看流星,过程中你推我撞,心思与精力都耗在注意旁人的站位,最终并没多少人看到更多的景观,但又不得不推挤下去,终落得彼此累得半死的苦况。

青少年从小被叮嘱勤奋学习,长大踏入社会,迎面而来的却不止职场挑战,更要不断交税缴费,清还学货、房贷与信用卡贷款 — 去年中国家庭负债增长高达17,000亿美元,按年新增约6%;到了生儿育女之际,重复学而优则前途无限的教诲,把未能实现的理想与期望投射到子女身上,新一代等待宰割的“韭菜”,如是又成长起来。

事实上,即使他们再勤恳奋发,付出与收获仍不成正比,无以累积资产甚或往上流动;中共权贵阶层及同流合污的的商人,却在肆意挥霍著蚁民挥洒血汗的劳动成果。既是无力反抗上位阶层,那么不拼搏即使更苦,祇需压低个人欲望,日子不至于饿死就算勉强过得去。

微观经济观察

伴随疫情兴起的宅经济,网购、外送盛行而实体店铺减少,看似是把饼做大,也在实现产业转型,理应提供更好条件吸引劳动力加盟。可实际并非如此,兹举一实例说明。

根据外卖龙头平台“美团”2020年的《骑手就业报告》统计,旗下送外卖骑手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占了24.6%,其中72万是大学本科生,研究生更将近6万。他们的待遇,又是如何?

由2018年末疫情前的每单外送7.7元,官网宣称骑手月入6,000-8,000元人民币;2019年逐步下跌,平均4.5元一单;2020年尚有平均5-7元收入,但还未算上取消冲单奖励、各种惩罚机制的扣款。今年央视一部纪录片揭露“外送12小时仅赚41元”的个中苦况,美团回应却是不痛不痒的抽佣调整,骑手收入反而减少,外卖价格愈来愈贵,但连骑手的社保也舍不得买。

无论外送抑或快递平台,为了最短时间内派送最多食物或货品,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运用高科技算法与大数据,逼迫骑手设法对抗交通规则,生命安全无人在意。平台获取巨大利润的代价,是无数骑手的血汗牺牲。

从高学历学生流落至“以命换钱”的恶劣状况,试问一句:何必如此?青年失业与贫困状况严重,可见其谋生之艰辛,不足为外人道。社保这张福利安全网距离他们遥遥无期,他们生来却要背负高龄化国家的沉重负担,日夕战战兢兢的竞争生涯。

内卷涉及整体社会环境,躺平则为个人受影响之反应。躺平不仅止于一时的舒压,而是体会到生活没有出路,绝望到不图挣扎的作法,舍弃竞争,中断这种集体郁闷的循环。

中共态度变化

要知道中共如何看待躺平主义,大可追溯至2018年盛行一时的《旅かえる》(旅行青蛙)。那种低物欲懒洋洋“佛系”生活态度,甚至迹近颓唐的生存形态,就曾被中共官媒猛烈批评过 — 他们树立的模范,是积极上进的社会主义爱国好青年;鼓吹佛系,却是荼毒人性的“心灵毒鸡汤”,与“高大上”南辕北辙的存在。

介乎佛系生活与躺平之间,其实还出现了微博主“推拿熊”提倡的“上班摸鱼划水学”,齐当闲散慢活的上班族,以敷衍了事的工作态度对抗雇主薪酬福利与加班剥削,以及地狱般的恶劣工作环境。

不过据上可知,躺平并非消极颓废、混吃等死,而是青年最后的倔强,不得已的反抗。

这在中共领导层眼里,至少是可见的危机。故最初他们采取理解且同情的态度,试图导正劝说。中共中宣部的刊物《半月谈》在3月就以“蹲族”形容躺平者,简略剖析他们面对的困境,更寄语“社会应听到‘蹲族’的声音”。

但到了5月,躺平主义甚嚣尘上,躺平族的网上群组禁之不绝,官方喉舌态度丕变,抨击随之愈演愈烈。《新华社》引用《南方日报》批评青少年稍受挫折轻易躺平,实属可耻;《光明日报》形容他们“未富先躺”;共青团中央更于微博直指“当代青年从未选择躺平”,《环球时报》则谓这不过是网民玩票式过嘴瘾,不敢真正躺平,形容为释放负能量的小牢骚。

的确,中共急了:既然大家都寻思躺平,那么谁要为权贵打工,谁来创造财富供养他们?影响经济固然令既得利益者不好过,以经济成果衡量政治绩效的中共高层们,更不好过。

无奈反抗,演变成不合作运动?

有观点认为,躺平是青年从政治、经济乃至生活上看不到前途与希望,处处缺乏自由,活得像韭菜,继而采取的消极不反抗,初则牵涉社经,却有意无意地转化成政治意义。这说法亦属合理。

基于中国并无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政治参与虽遭受褫夺,却能换取“安定繁荣”,继而形成漠视自由民主、利益均沾的共犯结构。躺平族虽然出身于制度得益者家庭,但对“力争上游”的失衡、阶级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公义都深有体会 —“发奋图强”并非修正不合理的制度,反而是设法从不公平当中攫取特权,极力捍卫这套制度。未能反抗但至少抱持焦虑,这种不安感随著自身遭遇各式怪现状而放大,绷紧的神经终于断弦。

网上聚集志同道合者抨击政府甚至游行示威既不可行,零散的就地躺平中共大概莫可奈何,祇因官方封锁网上群组,无法制止群众心领神会的默契。官媒极力把躺平族污蔑为“废青”,本质是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妄顾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才会以为舆论的道德责难能够令周遭的人排拆、厌恶、孤立,让青年因而放弃躺平,恢复“高大上”的病态人生追求。

躺平族的特质除了寡欲,剥离外界植入的消费与攀比观念以外,尚有减少人际交往、淡出关心他人或社会、祇为自己而活的原子化倾向。电影《浪迹天地》(Nomadland)纵使描述主角过著偶尔打散工维生的游牧生活,但失去丈夫与房子的她,依旧保留人与人之间的羁绊。现实中假如一场运动欠缺人际间的鼓励,反战的嬉皮士(Hippies)终成纯粹虚无和享乐主义者,蛰居族终成啃老寄生虫,无家者(Houseless)终将沦为无家可归者(Homeless)。

中共自然不欲躺平主义蔚然成风,不过若没能进一步提升内蕴,恐怕未必会如实践者预期般带来更多社会改变。激起他们“站起来”的导火线,也许是《美国之音》访谈中提及的燃点意志之物,也许是一场社运,也许是一项共同目标或行动。

当然,亦非你想躺平就能躺平。外在因素,除非能自力救济活下去,且无需从政府领取福利。对付的方法,可以是增加税费,可以是将他们当成“低端人口”予以驱逐,也可能是秦晖在《福利问责与宪政之路》提到的强制劳动;至于内在,则视乎个人是否拥有独立人格,下决定后择善固执,否则内心躺也难平,遭受世间白眼后成了怨天尤人、仇视社会、愤世嫉俗的犬儒。

看不见未来,是短寿;看见没未来,是睿智。躺平是否真能逐渐形成一股沉默的力量,抑或止于短期社会矛盾的阶段表现,且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作者为香港人/网媒记者兼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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