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附近七輛半挂車連環相撞爆炸 火光衝天
2026 年 6 月 30 日
共產黨以打土豪分田地搗鼓工農兵起義，革命成功後，卻以沒收土地為國有，成為中國唯一的大地主，這個謊言一說一百年，十四億人彷彿只做了一場春夢。 1921年的7月23日，13個共產黨代表在上海法租界開了幾天的秘會議，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13人包括了毛澤東、張國燾，也包括後來的維新政府的要角陳公博、周佛海在內。 因為是一個以革命暴力推翻體製為目的的秘密組織，有關中國共產黨的組建歷史，從來就有各式各樣的爭論，直到1941年中共中央才把黨的生日定調為7月1日。 再有十天，中共將迎接它的百歳生日，這個13人發起的秘密小團體，已經發展成為9200萬黨員的龐然巨獸，而且牢牢的掌控著14億人的生活和命運，不能不說這是人類社會的奇蹟。 不管如何宣傳包裝，共產主義就是要透過暴力手段消滅階級剝削，建立人人平等的烏托邦，中國千年帝制和百年積弱正好替它提供了成長的土壤，廣大工農兵視共產黨為翻身的希望，是翻轉土地正義的救世主。 這一百年來，歷代中共領導人唇焦舌敝，訴說新社會願景，現在則輪到習近平來接棒說一段好故事，具體實踐方法是什麼呢？習主席說：莫忘初衷！ 於是人們不免要問，共產黨的初衷是什麼？顧名思義，就是要完全實現財產公有制，消滅一切階級差異。這種理想曾經打動了一些熱血青年，有句話形容說，三十歲以前不信共產主義，代表你沒有良心，三十歲以後還信共產主義，就表示你很愚蠢。毛澤東、鄧小平們是否終身都相信共產主義不得而知，但有一件事很肯定，他們絕對不愚蠢。 共產黨何時開始言行不一靈肉分離已不可考，但每五年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已經開過十九次，未聞主義高調久矣，鄧小平很早就被老毛劃為走資派，江澤民、胡錦濤乾脆光明正大以發大財追趕萬惡的資本主義，現在這位習近平，看似有心搞平均主義做一番大事業。然而，革命大業紅紅火火搞了一百年，猛一回首，赫然發現黨才是先烈們要革命的對象，可以說，最害怕原始共產教義的，應該就是今天的中國共產黨。 共產黨可以絕口不談原始共產主義，但韭菜還是要照樣收割，於是血統不純的資本家如馬雲、馬化騰就倒大霉了，但對紅朝新貴則可以網開一面區別對待，不信你去和紅色家族談初衷，你看他們干不幹？ 共產主義曾經管過半個地球，不說蘇聯墓木已拱，現在連朝鮮古巴也不怎麼搭理了，中共是否仍信仰共產主義或許已不重要，但是有14億人仍然生活在這種謊言體制下，卻不能不面對。有學者說中國2%的人掌握了80%的財富，這實在無法對馬克思交待，如何建構新論述，說服躺平族認命，無疑是當務之急，即使是國師如王滬寧之流，恐怕也要搔破腦袋頭痛萬分吧？ 毛澤東手書「為人民服務」，習近平要「說好中國故事」，7月1日，故事腳本會如何鋪陳呢？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西方國家常常錯估共產黨政權的經濟前景，迄今為止，至少有過兩次，一次是高估蘇聯經濟；另一次就是高估中國經濟。過去20多年裡，中國的經濟增長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之上，不可能再複製，因此那種繁榮是一次性的，絕無持續的可能。現在中國經濟積累了一系列幾乎無法解決的嚴重困難，也使中共再難謀求經濟繁榮。西方國家的記者、學者不了解中國經濟真相，依然沉浸在中國經濟往日短暫繁榮的回憶和想像中，他們似乎正在重蹈那些蘇聯經濟觀察家同行們的覆轍。 一、美國的蘇聯經濟研究教訓慘痛 自從世界上出現了共產黨政權以來，西方國家總有人會被共產黨政權的表面成就所迷惑。其中有些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或愛好者，他們只希望共產黨政權強大，但不願意關注共產黨政權隱藏起來的種種困境。那麼，美國有中情局，還有大批蘇聯經濟問題專家，他們也錯估了蘇聯的經濟前景嗎？答案是，確實如此。 蘇聯二戰以後憑藉美國提供的大量設備和技術，再加上從德國掠奪來的人才和技術，開始了經濟復興。其速度之快，市容面貌變化之大，高樓大廈接連建成，還首先發射了宇宙飛船，這一切令不懂極權主義政權特性的人目瞪口呆。當時蘇共頭目也宣稱，將很快超過美國。但這些成就並不是市場經濟之下經濟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集權政府調集全國財力物力一舉投入的產物。在民主國家，政府不能隨意支配民間資源；而在蘇聯和中國，政府可以把所有資源全部控制在自己手裡，想達成什麼目標，根本不用考慮經濟效益，只要把資源集中投進去，就能出現外觀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成就」。而這些表面的「成就」掩蓋了共產黨國家內在的經濟困境。 據美國的資深蘇聯經濟問題學者米拉（James Millar）1995年在《走出蘇聯研究（Beyond Soviet Studies》這本會議文集中撰文分析，美國歷史上一共出現過六代蘇聯經濟專家，總計260多人。蘇聯解體後，所有這些人多年積累的研究成果也隨之崩垮，因為他們雖然對蘇聯經濟做了大量細緻的研究，但誰也沒預見到蘇聯經濟的衰敗乃至蘇聯解體。學者們如此，中情局也好不到哪裡去。米拉1991年11月曾經為美國國會寫過一份報告，評估中情局1970年到1990年關於蘇聯經濟表現的分析。他在報告中寫道，中情局的相關分析一般都和美國的蘇聯經濟問題學者的觀點相似；該情報機構1980年代前半期仍然認為，蘇聯崩潰的可能性非常低。也就是說，中情局那個判斷上報之後僅僅幾年，蘇聯就解體了。 美國的中國經濟問題學者比那些蘇聯經濟問題學者高明嗎？看來未必。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關注局部現象和細枝末節，卻不具備宏觀層面的綜合判斷和深刻洞察力。當然，由於職業上的既得利益，不願看衰共產黨政權的經濟前景，也是西方的共產黨國家經濟問題專家不會明言的一個因素。 二、改革開放能送中共「步步登高」？ 蘇聯的經濟改革不成功，而中國拋棄了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和全盤公有制，實行了經濟市場化，再加上有機會通過對外開放加入了經濟全球化，這都是蘇聯所不具備的體制條件。但是，如果以為有了這些條件，中國經濟就可以從此永遠「高歌猛進」，沖向「世界第一」，那就太幼稚了。 從本世紀初到2017年，中國經濟的繁榮給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連續的高增長讓國際社會形成了一種認知，似乎經濟持續繁榮就是中國經濟的本色；疫情之後，一些歐洲國家甚至把本國經濟復甦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經濟長期繁榮產生的拉動效應上。事實上，中國的媒體從2008年開始，每年年初都談「最困難的一年」，持續多年後因局面仍無法根本改觀而閉嘴不談了。這種用語並非危言聳聽，其實反映了中國經濟的部分真實狀況，但國際社會忽視了其中的奧秘。從2015年開始，中國政府宣布今後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將會低於8%，並且稱這樣的經濟成長放緩為「新常態」。 中國經濟成長率的下降，是景氣循環的正常現象，還是經濟長期趨勢的轉折點？對此，國際社會有各種各樣的爭論。我分析過去20年中國經濟的繁榮之後發現，這場經濟繁榮主要由「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構成。只有了解它們的源起，才可能理解為何今日中國經濟繁榮不再是「常態」，而經濟困難反而成了「新常態」。中國過去20年里「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的形成與消失，是理解未來中國經濟困境的鑰匙。 三、「出口景氣」壽命十年2 1997年，中共因國企全面困境並拖累銀行系統陷入金融危機，不得不放棄了對國有企業的保護和依賴，開始了國企「改制」，其實質就是中小型國企的全面私有化和大型國企的重組上市（即部分私有化）。國企私有化為中國的經濟市場化奠定了基礎，而經濟市場化又為加入世貿組織鋪平了道路。中國終於在2001年加入了WTO，伴隨著引進外資高潮，為中國創造了第一個十年繁榮。從2002年到2011年這十年間，中國經濟始終保持每年增長9%以上，在此期間出口成為帶動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可以說，中國加入WTO之後那十年的經濟繁榮，是「出口景氣」之賜。 中國從1978年便開始經濟改革，但直到1993年，每年出口只有數百億美元，對經濟成長的推力不大。隨著港台企業在大陸建立越來越多的出口加工型企業，2000年中國的出口達到2,492億美元。但真正推動中國進入「出口景氣」的，主要是來自發達國家的投資。這些投資幫助中國全面打開了國際市場的大門，提升了中國企業的技術開發能力，使中國的出口產品延伸到製造業的各個領域。2013年，中國的出口額為22,090億美元，差不多是2000年的9倍。在出口景氣時期，外國公司幾乎對中國所有的產業都作了試探，從各種消費品到汽車，從能源產業到機械設備製造，從房地產業到金融業，幾乎未剩下任何「尚未開墾」的投資「處女地」。 中國在那「出口景氣」的輝煌歲月里，2003年到2007年，出口連續每年以高於25%的速度增長，一些年份的增長率甚至高達35%。中國能讓出口連續幾十年都保持25%以上的增長率嗎？顯然不可能。從常識判斷，人口規模小的國家出口數額小，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微乎其微，或可與西方經濟大國保持長期貿易順差；但對中國這樣的人口超級大國來說，全球市場卻顯得太小，中國的勞動力佔全球就業人口的26% ，即便全世界所有工業化國家都停止生產、把市場全讓給中國，中國的「出口景氣」也不可能無限期地延續下去。所以，中國無法長期依賴出口高速增長來拉動經濟，「出口景氣」總有結束的一天。 四、「出口景氣」迅速終結 實際上，中國的「出口景氣」只持續了幾年就開始受到三重打擊：其一，隨著出口景氣達到頂峰，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的工資、社會福利開支、稅收、地價、能源價格等不斷上漲，使得出口加工型企業的成本越來越高，外資企業的利潤逐漸被侵蝕，部分外企不得不遷走。其二，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的經濟相繼受到衝擊，各國的購買力明顯萎縮，讓中國的「出口景氣」大受衝擊。其三，工業化國家的製造業加快技術進步，自動化能力不斷提高，競爭力增強，其他發展中國家也紛紛引進外資、加工出口，中國產品的國外市場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中國這個「世界工廠」曾經因大量廉價生產服裝、鞋類、玩具、電子消費品等，讓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受惠；但中國的製造業大而不強，自主創新能力弱，產品檔次低，這也是它的致命弱點。這三重壓力都不是對中國「出口景氣」的暫時性衝擊，也不是周期性現象，而是長期存在並迫使中國的「出口景氣」收縮的重要因素。 2006年，外企開始從中國撤資，先是位於廣東的港、台製造鞋類、服裝、玩具的企業關廠；然後許多生產冰箱、洗衣機、空調、彩電及小家電的外資企業也撤離；接著，外資撤資浪潮進一步蔓延到長江三角洲這個電子、高科技外資企業集中的地區。到2015年，一些製造手機或其他電子產品的大型外資企業也相繼關廠。港、台、韓、日等撤離中國的企業紛紛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區，如東南亞國家和印度。中國的「出口景氣」從2012年開始逐步衰退，到了2016年，出口下降7.7%。中國經濟從此徹底告別「出口景氣」。 五、「土木工程景氣」再延十年繁榮 「出口景氣」衰退時，中共採取強力經濟刺激措施，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由此帶動了一輪「土木工程景氣」。各級地方政府把市區的舊建築拆除，翻建成高檔辦公樓、商業區或豪華住宅；同時通過道路、機場、公共設施等市政建設，大量建設市郊的住宅小區。土木工程相關投資佔GDP的比重，從2008年以前的18-20%，上升到2013和2014年的35%。2014年，僅房地產投資佔GDP的比重即達21%。土木工程投資的反常暴漲若持續多年，便可能產生房地產泡沫。日本平成經濟泡沫時期，房地產投資佔GDP比重只不過9%；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時，這一比例是6%。而中國房地產工程的投資規模大約相當於日本平成泡沫時期的1倍，是美國2008年次貸危機時房地產投資規模的3倍多。 短短十年內，土木工程成了中國經濟的領頭產業，帶動了幾十個上下游產業的繁榮。「土木工程景氣」高潮時期，中國3年消耗的水泥比美國整個20世紀消耗的水泥還要多；中國的粗鋼生產能力2008年相當於世界粗鋼產量的49%，到2014年佔世界粗鋼產量的69%。與「土木工程景氣」同時出現的是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到今年6月，按居住面積計算，深圳、北京和上海的房價與居民年平均收入的比例達到驚人的58倍、56倍和46倍，居全球之冠。工薪階層要70歲退休且不吃不喝、不養老人和孩子，如此用此生全部收入方能買得起房。當房地產泡沫膨脹到這種程度時，「土木工程景氣」也就走到頭了。 中國在短期內發動全國範圍的大規模土木工程建設，大、中型城市完成了城市現代化，城市景觀大為改善；京滬等特大城市的富麗堂皇遠超過紐約、大阪、芝加哥、洛杉磯等世界著名老城市。在外國人看來，這一切似乎都象徵著中國經濟持續不斷的繁榮，但這種表面繁榮其實是城市政府大量借債、過度投資的結果。這種情況在民主國家不會發生。中國的城市現代化首先是被市長們的陞官動機所驅動，服從於他們攀比、炫耀政績的動機，是各城市政府之間城市建設「錦標賽」的結果。其次，中國幾乎所有的城市政府都通過無限借債來維持城市建設，而不考慮債務償還。實際上，中國在短短十年里把今後幾十年內必要或完全不必要的城市建設項目都完成了。 六、中國經濟真相透視 過去20多年裡，中國的經濟增長建立在一次性的「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之上，不可能再複製，因此那種繁榮也是一次性的，絕無持續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又積累了一系列幾乎無法解決的嚴重困難，也使中共再難謀求經濟繁榮。 首先，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嚴重依賴房地產開發帶來的出售土地收入和售房稅收。今年6月4日中共財政部下令，地方政府的售地收入將改為稅收，由中央財政掌握；今年7月1日起，先在滬、浙、冀、內蒙、皖、滇等省市施行；明年1月1日起，全國統一如此辦理。這個中央財政因缺錢而採取的措施，對地方政府而言是個致命打擊。地方政府為基礎建設和開發房地產所發行的巨額債券將無法償還，會引起證券市場的震蕩。 其次，中央財政的上述政策還將動搖房地產市場。商業銀行已有巨額資金投入土木工程，或成為買房者的購房貸款，銀行非常害怕房地產泡沫破滅，否則銀行的壞賬會急劇上升，殃及銀行的安危。 再次，高房價已經把工薪階層擠壓得節衣縮食付房貸，而年輕一代僅憑節衣縮食也很難買房成家；同時，很多行業因為不景氣而大量裁員，留下來的員工也減薪，所以就業勞動力的平均收入在下降；再加上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快，老年人的消費有限，這三個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十幾億人口的消費能力再也無法拉動經濟。 房市、財政、銀行紛紛陷入吃緊狀態，不但經濟繁榮再難重現，而且高失業率和低工資體現出來的經濟困難日復一日地加劇，中國經濟上的「好日子」就這樣終結了。今後的中國經濟前景再也無法與那兩個景氣年代同日而語，通貨膨脹高企和實體經濟每況愈下，將成為「新常態」的新特徵。現在大陸部分年輕人開始流行的「平躺」生活模式（即不求職、不求偶、不結婚、靠父母的退休金過最低檔次的生活），在相當程度上正好反映出他們這一代人對未來的悲觀情緒。 西方國家的記者、學者不了解這些中國經濟真相，依然沉浸在中國經濟往日短暫繁榮的回憶和想像中，他們似乎正在重蹈那些蘇聯經濟觀察家同行們的覆轍。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很多大陸人被中共的外宣內宣搞得神魂顛倒，大白天都在夢遊，隨時口出狂言。有一個名叫李毅的人，在飯局上說一番話，就像是剛從瘋人院跑出來的精神病患者。 李毅是何方神聖？維基百科介紹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學家」，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社會學博士。他說大陸要做好發動核戰武統台灣的準備。他獻計中共，一旦準備明天開打，今天就把一份統一台灣和平協定送到台灣，指定當天五點半為最後時間，台灣五點鐘就會簽署，如此不費一兵一卒，台灣就拿下來了。 他說和平統一雖不可能，也用不著武裝統一，只要用北平方式就可以。什麼是北平方式？就是用武力威脅就可以了。當年北平在共軍鐵桶一樣包圍之中，國軍司令傅作義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投降，二是與城俱焚，傅作義最後選擇投降。 李毅的意思是，只要送一份和平統一協定去台灣，然後最後通牒，說你不服從我明天就打過來，這樣台灣政府就要跪下去了。 一個美國社會學博士，說出這樣冇腦（無腦）的話，足證今日中共麾下，滿朝都是些什麼貨色？事情真的那麼簡單，為什麼不試一下？今天就給台灣送一份和平協定去，同時坐等回復，你不簽，我明天就打過來！ 這種便宜事無須成本，也不用擔風險，不必調兵遣將，不費吹灰之力，還可替偉大領袖分憂，完成中華民族統一的偉業，何樂而不為？ 可恨習近平還有最低限度的理性，不相信這種冇腦的蠢話，否則李毅豈不是又成為國師了。 中共政治局找一個蠶蟲師爺張維為去開導大外宣，已經夠丟臉了。張維為說一大堆蠢話，政治委員還如聞九天綸音，難怪偌大中國今日搞成如斯模樣。中共元老李銳生前說過，習近平就只是小學生水平。 李毅狂言，大陸有十四億人，台灣只有二千三百萬，把台灣人都幹掉，從大陸移民四五千萬去台灣，一點問題都沒有，死二千三百萬人只是小菜一碟。 飯局上同台的人都上了年紀，不是街頭小混混，看上去都是有點身份的人，一個個竟都如夢初醒，醍醐灌頂，看來李毅的愛國幼稚病，被傳染的人還不少。 殺盡台灣人，移民大陸人去，和香港藍絲叫囂的「留島不留人」，就是同一模式，奪走數千萬活生生的生命，對中共來說也就是一個數字而已。台灣島在，香港島在，大陸人萬眾歡呼去接收，在那裡住下來，統一也就完成了。 統一台灣這麼容易，只派李毅一人去做就夠了。給他一份和平協定文本，讓他辛苦走一趟，協定送到台灣，五點鐘前蔡英文就簽署城下之盟，民進黨豎白旗開大門，台灣人簟食壼漿以迎王師，中國統一大業就此實現。 不過，在授權李毅去辦這份差事之前，習近平應該和他立一份軍令狀，就是如果他空手而回，就要提腦袋來見。這樣一來，看李毅還敢不敢去？ 李毅曾被指學術造假，他持觀光簽證到台灣，準備公開演講，結果被驅逐出境。如今膽敢送最後通牒，如果沒有兩國參戰不斬來使的規矩，直接把他就地正法。 最近香港社會也越來越向大陸看齊，張建宗學會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今日中國」了。當然，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沒有共產黨不是還有舊中國嗎？舊中國好過新中國多多聲，舊中國老百姓不用吃那麼多苦，不會死那麼多人。同樣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香港，但沒有共產黨自然有舊香港，舊香港不是比今日的「新」香港好得多？ 人一紅話就蠢，李毅如此，張建宗也如此。 最近美國軍機直接降落台北，大陸網民紛紛催促中共出兵，胡錫進顧左右而言他，說要掌握什麼時候發脾氣的主動權，簡直不要臉之至。你設了紅線，人家踩了，你就把紅線調低，人家踩紅線就沒有問題，你的紅線就等於沒有。你隨時都可以發脾氣動武，但你不主動發脾氣，你就永遠沒有脾氣，你的武統也就永遠不會發生。 這一點小小花招，騙騙大陸小粉紅差不多，想騙港台人民，真是發夢都冇咁早。 習近平已經看見死神了，李毅和胡錫進們還在做夢，君是亡國之君，臣是亡國之臣，時與勢盡失，國將不國矣。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七大工業國（G7）峰會結束，繼美英簽署建基於1941年《大西洋憲章》的文件，象徵民主國家針對獨裁政權之外，七國聯合聲明指控中國不公平貿易，提及香港與新疆的人權問題，以至首次提及維持台海、東海與南海和平；更是七國領導首次在聯合聲明之中，明確點名批評中國，正說明各國聯手針對中國的態度，比起以往每一次都堅決得多。 面對各國包圍中國的形勢，中國駐英領事館的發言，卻仍然不脫戰狼外交的說法，例如甚麼「世界上只有一個體系、一種秩序，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只有一種多邊主義，那就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國際法為基礎」、「不是基於小圈子利益，搞集團政治的偽多邊主義」云云；以此來思考，那麼在1971年中共成為聯合國的中國代表之前，難道中共當年是非法政權嗎？如果七國集團不經聯合國，就變成「偽多邊主義」，那麼「一帶一路」也不經過聯合國，難道中國在搞單邊主義嗎？ 至於另一番說法，在香港人就更引人發笑了──中國駐英使館聲明指，「在英國殖民香港統治150多年間，香港居民一直是港英政府壓迫的對象，沒有任何人權民主可言。試問，這一期間，美國等有關國家關心過香港的人權和民主嗎？」 首先1948年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及於1966年所通過的兩條人權公約，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簡稱ICCPR），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自1976年起生效的同年，英國即把兩項公約引伸至適用於香港──這正是中方所聲稱「只有一種多邊主義」、即聯合國的「國際法」，那麼為何聯合國要遲至1976年才生效這條條約呢？請問當時中共在做甚麼？ 中共即使在1971年成為了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卻要遲至1998年才在聯合國總部簽署ICCPR；然而簽署了卻不代表通過或執行，中國全國人大至今仍然未批准此公約在中國的執行，亦因此至今仍然未在中國生效；聯合國共有193個成員國，已有173國是ICCPR的締約國，亦即全球只有20個國家不執行此公約；而簽署了卻未批准的國家，則只有中國、古巴與四個小島國，而中國更是唯一未批准公約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那麼是誰在聯合國這個國際體系，搞單邊主義？ 而香港今日有幸受到此條約的保障，正是於1984年與英國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所保證把這兩條公約「繼續在香港生效」。因此根據中方的說法，這兩條條約「沒有人權」的話，那麼今日香港特區又是否同樣的「沒有人權」？ 當中共口中97主權移交之前的香港，香港居民如此受到「港英政府的壓迫」，那為何一直都是中國人涌到這個「人權無間地獄」去家庭團聚，而非港人瘋狂逃港，前往中國大陸團聚？當年香港只是一個小漁村，而在二戰後更只有數十萬人口，為何中國人紛紛離開共產主義天堂，卻要涌到「受壓迫」的香港，去當「殖民奴」？ 從這種聲明可見，當連在國內都無人相信的黨八股，可以變成海外聲明，來回應七大工業國集團時，這正說明了問題的根本──國際形勢不但無法改善，只會愈來愈差。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還有半個月，中共這個全世界最大政黨就要慶祝自己的成立一百周年生日了。目前，各項黨慶準備活動已經展開，12日在天安門廣場附近進行了慶典演練，動員一萬四千多人參加。據外媒報道，當局已經下令，要在15日之前，把上訪民眾全部驅除出北京；到20日，必須沒有任何死角。喜事喪辦、如臨大敵的景象，再次出現。100歲生日，按理說應當營造普天同慶的氣象，但這次我們似乎沒有看到中共當局進行大規模的黨慶動員，至少動員的規模和程度恐怕與外界預期有一定落差。可以說，這次中共的表現是相對低調的。這是因為這個黨的謙虛自製嗎？當然不可能。我認為，這充分反映了中共目前的心態，那就是色厲內荏。這樣的心態，是跟已經攪動全球的疫情有關的。 2019年底疫情在武漢爆發之後，一直到2020年初武漢封城，中共曾經是有過一度的恐慌的，其具體表現就是，為了平息民憤，短期開放了輿論對於吹哨人李文亮醫生被訓誡一事的討論以及相關的批評。但很快，當中共開始以「集中營模式」處理疫情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之後，尤其是疫情開始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大規模爆發，同時始終得不到有效控制之後，中共抓住了這個時機，開始利用疫情鼓吹「中國制度優先於民主制度」。這樣的論述在國際社會也許沒有太大的市場，但是對於信息獲取受到極大限制的國內民眾來說，顯然有很大的說服力。一時間，中共這個疫情的始作俑者居然搖身一變，成了制度競爭的優勝者。這之後中共的志得意滿，從戰狼外交的咄咄逼人，到習近平「中國可以平視世界」的狂妄言論，用「色厲」兩字形容並不過分。 但是，如此志得意滿的一個百年政黨，對於自己的百歲大壽卻表現得相對克制。既沒有比照過去慣例，每天發表世界各國領袖和政黨的賀電，也沒有舉行盛大的閱兵儀式，更沒有在全國大張旗鼓地發動各地的群眾遊行，這充分說明中共對於當前所處的危局，內心是清楚的。這樣的危局，從最近的西方大國G7領袖會議就可以看出。在美國的積極主導下，G7會議的主題除了疫情和經濟復甦之外，就是共同對抗中國的挑戰。中共可以控制得住國內，但在國際社會已經越來越陷於孤立。朋友越來越少，敵人越來越多，這個生日要怎麼過得好呢？ 更何況，眼下對中共來說，最大的挑戰可能很快會出現，那就是全球對於疫情起源的追究。現在，越來越多的懷疑已經指向武漢病毒實驗室，連一向避諱這個話題的西方主流媒體現在都開始轉向，在輿論上推動調查。對於疫情的真正起源，中共自己一定比誰都清楚，他們也不會不知道，一旦這個蓋子被掀開，他們將要面對的是怎樣的艱困局面。日前，中共抓緊出台《反外國制裁法》，多少也有一些為未來應對制裁先鞏固防線的意思。自己很清楚自己做了什麼，也清楚將要面對怎樣的追究，此時此刻的中共大概也只有「內荏」的份兒了。在這樣山雨欲來的凝重氣氛下，中共這個百歲生日要想辦得紅紅火火喜慶洋洋，恐怕確實為難他們了。 實際上，除了疫情問題外，中共今天全部的處境都可以用「色厲內荏」來形容。表面上的百年大黨，其實已經四面楚歌，這個生日，不過也罷。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6月7日下午，上海復旦大學數學學院發生一起命案。該校數學學院教師姜文華，持刀將學院黨委書記王永珍割喉致死。有知情網友在微博披露，案件就發生在復旦大學光華樓東主樓，事發後有警車與救護車趕到現場。 但令人不解的是，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當晚發布的案情通報，沒有公布復旦大學名稱及涉案人員身份。通報稱，上海市楊浦區邯鄲路某大學發生一起持刀傷人案件。嫌犯姜某（男，39歲）已被警方控制，被害人王某（男，49歲）已死亡。經初步審訊，「姜某自述因工作關係對被害人懷恨在心，故對其實施侵害」。 網上消息稱，姜文華，復旦大學副教授。2004年，他畢業於復旦大學數學與應用數學專業，2009年美國耶魯大學統計學博士，2009至2011年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從事博士後研究。姜文華回國後曾在蘇州大學任職，後轉到復旦大學任教，簽約6年。近日，學院稱他的科研任務未達標，準備將他解聘。他在學院宣布解聘前將黨委書記王永珍殺害。 網上一段視頻顯示，姜文華殺人後當場被警察制服，他滿身鮮血，衣服破爛，雙手被扣上，坐在一個辦公室的門外。當被問到為何殺人時，姜文華說，「在單位內受到很多陷害，受到很多惡劣的待遇」、「一直延續到現在」。 該事件在網上引起熱議。有很多網民稱，近期中國報復社會性的血案，受害者多是無辜的孩子和路人，但姜文華則體現了書生之怒。在法制不彰，公平稀缺的背景下，逼得原本拿筆的手也拿起了刀，自然法正義也屬無奈下的選擇。對這些網友的看法，我不認同。我覺得校園殺人案無論對殺人者姜文華和受害者王永珍都是悲劇，這一事件將會給雙方家庭和親人帶來嚴重的傷痛。我們對於用暴力剝奪他人的生命的行為應予譴責。鼓勵暴力復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傾向，這既顯示中國社會暴戾情緒，也反映出老百姓對社會正義的絕望。下面，就該事件，我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一，姜文華為何會殺人？ 中國社會頻頻出現報復社會的殺人事件，如砍殺幼兒園兒童和小學學生；公交車縱火；公交車司機開車墜河以及開車在鬧市區撞人等，但校園殺人事件並不多。即使有，也大多發生在師生之間。如2008年10月28日，中國政法大學昌平校園內，一名叫付成勵的男生持菜刀將法學院教授程春明砍死。其原因是付成勵認為其女友與程春明存在曖昧關係。我也曾聽說，2012年在某大學發生過副教授行兇事件，據悉一位副教授因為沒有評上教授而毆打在學術委員會上投反對票的教授。但教師對院校黨委書記持刀相向的事件的確少有耳聞。 為什麼姜文華要殺人呢？有匿名的大學理科教授稱，近幾年來，國內重點大學大規模引進海歸博士、博士後任教，定了很高的科研目標，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成功申請到國家科學基金委的資助項目，在6年內拿不到國家基金委的項目，就會被辭退，即「不升即走」模式。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學界除了充斥嚴重的裙帶之風，同時因為這套「不升即走」模式，衍生出學術造假的問題。教師須以6年內在核心期刊上發表的論文，以及申請到的資助項目數量為考核標準。但在國內，如果沒有權力資源，學者們無論是發論文還是申請項目都十分困難，絕大多數學者通過正常途徑根本無法做到。問題在於很多期刊人際關係是關鍵，逼得很多青年教師儘可能去找資源，膜拜那些掌控期刊的大佬。沒有關係有錢也行，發表一篇核心期刊論文，業內潛規則高的達到7、8萬，低的都要3、5萬。 姜文華與黨委書記王文珍是否存在個人恩怨，目前尚不得知，但僅從他自己回答警方的話語和相關報道來分析，行兇的直接動因與學院對他作出辭退的決定有關。在中國大學，一個優秀教師如果只專註於教學不搞關係，就很難為學院帶來科研項目，也很難發表學術論文。功利主義的教師聘任制度已經帶來了嚴重的惡果，如學術造假、貪污腐敗以及優秀教師被淘汰等。如果姜文華教學質量優秀，但因為不願行賄搞項目，不願意發表垃圾論文，而被學校辭退，他的內心一定會感到極大的不公平和羞辱。 第二，為什麼學院書記被殺？ 有網友質疑「聘用不聘用教授關書記什麼事？」也是，按理說書記的職責是黨務，辭退教授應該是學院院長的事。這就涉及到中國大學的管理體制問題了。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國的大學通常有兩個「一把手」，一個是學校的校長，一個是學校的黨委書記，這兩個領導幹部的級別，在通常情況下，和學校的行政級別是相當的。校長和書記，級別「肩並肩」。那麼，哪個才是實權上的一把手呢?中國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大學校長負責制。校長負責制，並不是校長一個人說了算，而是要在黨委的領導下實施。而大學黨委書記，才是大學黨委的一把手。在大學裡面，大學黨委書記才是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校長是按照黨委的領導和要求來開展工作的。話雖如此，但各個學校實際情況也不盡然，去年10月，成都大學黨委書記毛洪濤就稱校長王清遠在成都大學建立起獨立王國，拒絕黨委領導下校長負責制，讓他處境艱難，後來他跳河自殺。從復旦大學數學學院的情況而言，顯然王文珍書記是學院一把手，掌握著人事權，決定著姜文華的去留。 第三，沒地方講理的中國 應該說，即使學院處理姜文華的聘任不公平，也不至於發生兇殺事件，因為姜文華可以再找工作，無需在一棵樹上弔死。為什麼會發生如此極端的事件呢？該事件的背後隱藏著一個社會問題，那就是沒有地方講理。如果復旦大學有學術獨立，學院學術委員會可以對姜文華教學質量和學術能力進行認定。如認定他達不到要求，作出不再聘任決定，姜文華還可以申訴。如果中國存在司法獨立，姜文華可以通過司法實現公正。但很遺憾，學術獨立和司法獨立，中國都不存在。聘不聘任姜文華實際上是王文珍書記說了算。這樣，沒有出路的姜文華就會將矛頭、仇恨集中到王文珍身上，工作糾紛演變為個人恩怨。 我們再從姜文華事件說開去，沒地方講理是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經濟學家茅於軾曾在《中國民怨的根源在於政府不講理》一文中指出：中國社會的怨氣特別大，社會的矛盾也特別多。中國的民怨來自何處？茅於軾先生指出：他的直感是社會正義的缺失。簡單講，就是不講理。古語說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國，不跟你講理，所以有理沒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強的武力，黑社會有武力，力氣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難活了。不講理的人什麼社會裡都有。中國的特點是政府不講理，政府不主持正義。所以不講理變成了民怨。 一個社會是需要有正義的，大家都要講理，不要動武。講理能講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從武力。這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如果講理講不通，必須動武，這個社會就非常危險。正義從哪兒來？政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許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義的服務。政府自己要講理，帶頭講理，政府還要幫助別人講理。這就是正義的服務。中國的百姓越來越傾向於暴力，這不是老百姓的本性。老百姓沒有武力，他們希望講理。只有面對一個不講理的政府才會被迫走上暴力之路。 茅於軾先生的話可謂一針見血。現在，我們做一個總結。復旦大學數學學院發生暴力兇殺事件令人痛惜，他們的親人將承受無盡的傷痛。但這個悲劇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為勞資糾紛很普通，辭退人員也很普通，被辭退的人員不滿意和有怨恨情緒也很普通。姜文華鋌而走險與中國的教師考核制度不公正有關，與復旦大學沒有真正的學術獨立有關，也與中國沒有獨立的司法有關。這些因素疊加起來使姜文華認為在中國沒有講理的地方，只有使用暴力才能實現公正。但姜文華的悲劇又何止是他一人，中國早已是一個不講理的國家，一個公民的權益受到侵害，根本沒有救濟渠道，找政府告狀，官官相衛；上訪，被認為是顛覆政府；找新聞媒體，媒體是黨的喉舌，不管老百姓的事；找司法，司法是政府的刀把子，刀鋒對著老百姓；找維權律師，他們早已凋零，不是在牢里，就是已傷痕纍纍、心灰意冷，橫豎都沒有出路，於是只有華山一條路，以死相拼，以暴制暴。 （全文轉自議報）
中國政經民生的各種鬱悶，在中共治下彷彿成了無解的難題。 此時，一則主張「躺平主義」的網路帖文橫空出世：作者自述放棄工作已兩年有餘，維持相當低的生活慾望，且思考一系列哲學命題 — 朋輩同儕之間的攀比心態，長輩灌輸的傳統觀念，社會周遭各式強加己身的價值觀，愈發艱難的現實環境，壓得自己喘不過氣來。 「我可以像第歐根尼(Diogenes)一樣祇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曬太陽，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一樣住在山洞裡思考『邏各斯』(Logos)，既然這片土地從沒真實存在過高舉人主體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製造給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運動，祇有躺平，人才是萬物的尺度。」作者簡短的宣言一石激起千重浪，網上掀起無數和應，躺平的小夥伴們紛紛分享自身的理解與經驗，無形間不斷擴充躺平主義的意涵。 在了解何謂「躺平」之前，先介紹一個中文字：茵。意思是車上鋪坐的席褥墊子之類，字形是一個人大字型躺在一張方型大墊的舒適樣子，可謂生動描繪「躺平」這個種作。 要概括躺平主義的綱領，就是奉行「六不主義」，純粹為自己而活，堅拒充當貢獻國家的「螺絲釘」、社會主義的「後浪」。正所謂「人比人，比死人」，當過份講究汰弱留強的「內卷」淪為「立倦」，與此相對的躺平遂變成都市青年的無聲抗議。 對躺平的誤解 雖說保持低慾望是躺平族的特點，這種過往無以名之的現象亦非始於今日。不少評論認為中國並非特例，諸如日本的「低慾望」一族、台灣的「小確幸」，甚至更早前歐陸浮現的「尼特族」(NEET)之類。不過中國光怪陸離的國情，卻使其呈現獨特於別國的狀況。 這有別2015年一則「夫婦全年僅花二萬元(人民幣)」帖子的描述，那是在擁有自置居所、積蓄、不欠債、供滿社保的基礎上提早過退休生活，既可省吃儉用安貧樂道，想過好一點亦大可重新就業，隨時可進可退的彈性選擇。 這亦與知名的「三和大神」形態不同。 中國從1980年代推動改革開放，使大量「民工」自農村投身城市求職，失控的人口流動演變成「盲流」，帶來無數的治安與社會問題，薪金水平亦因勞動力過剩加上商人無良而「人離鄉賤」；2010年以後，隨著網路使用普及、智能電話興起，正值新生代農民工成年進城找工作的時期，但低學歷與低技術成為他們的軟肋，「黑廠」對工人的壓榨比過往更甚，生活的無情徹底粉碎他們積極上進的夢，乾脆放棄工作辛苦且拘束的月薪工作，打著「做一天玩三天」的日薪日結工廠短期職，支薪後旋即沉迷網吧玩遊戲、價廉且不安全的性愛、刺激的賭博，吃著粗糙的劣食醉生夢死混日子。無力還債之際，他們祇好透過網上小額借貸渡日，或是押上自己所有值錢的家當，在社會底層毫無尊嚴地苟延殘喘。 躺平族，主要誕生在城市。 農村鄉間生活即使不至於富足，但至少擁有恆常住所，甚至造著政府征地而通過村委會分紅的夢，最不堪也可當個啃老族，工作、結婚、生子，往往是茶餘飯後離不開的話題，鮮少探究人生意義之有無。 然而生於都市，無論校內學習抑或投身就業，則更深切感受殘酷競爭的壓逼感。從貿易戰以降帶來實質經濟下滑，到武漢肺炎疫情肆虐，既致使更多國民收入銳減甚或人浮於事，同時破壞原有的生活節奏，兩者均加速了躺平族的盛行。 扭曲的社會結構 中國青年躺平背後，帶有濃烈的無奈，主因是人口繁盛，令劇烈的競爭廣延至所有領域，出現嚴重內卷化：一方面社會動能並非用於促進發展，而是消耗在彼此拼輸贏之上；那邊廂，無法從外部獲取更多資源，惟有於內部互相爭奪。兩者結合，致使整體效益不增反降。 愈趨非理性的惡劣競爭，如同旅客紛紛擠到海岸旁看流星，過程中你推我撞，心思與精力都耗在注意旁人的站位，最終並沒多少人看到更多的景觀，但又不得不推擠下去，終落得彼此累得半死的苦況。 青少年從小被叮囑勤奮學習，長大踏入社會，迎面而來的卻不止職場挑戰，更要不斷交稅繳費，清還學貨、房貸與信用卡貸款 — 去年中國家庭負債增長高達17,000億美元，按年新增約6%；到了生兒育女之際，重複學而優則前途無限的教誨，把未能實現的理想與期望投射到子女身上，新一代等待宰割的「韭菜」，如是又成長起來。 事實上，即使他們再勤懇奮發，付出與收穫仍不成正比，無以累積資產甚或往上流動；中共權貴階層及同流合污的的商人，卻在肆意揮霍著蟻民揮灑血汗的勞動成果。既是無力反抗上位階層，那麼不拼搏即使更苦，祇需壓低個人慾望，日子不至於餓死就算勉強過得去。 微觀經濟觀察 伴隨疫情興起的宅經濟，網購、外送盛行而實體店鋪減少，看似是把餅做大，也在實現產業轉型，理應提供更好條件吸引勞動力加盟。可實際並非如此，茲舉一實例說明。 根據外賣龍頭平台「美團」2020年的《騎手就業報告》統計，旗下送外賣騎手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佔了24.6%，其中72萬是大學本科生，研究生更將近6萬。他們的待遇，又是如何？ 由2018年末疫情前的每單外送7.7元，官網宣稱騎手月入6,000-8,000元人民幣；2019年逐步下跌，平均4.5元一單；2020年尚有平均5-7元收入，但還未算上取消沖單獎勵、各種懲罰機制的扣款。今年央視一部紀錄片揭露「外送12小時僅賺41元」的個中苦況，美團回應卻是不痛不癢的抽佣調整，騎手收入反而減少，外賣價格愈來愈貴，但連騎手的社保也捨不得買。 無論外送抑或快遞平台，為了最短時間內派送最多食物或貨品，佔領更大的市場份額，運用高科技演算法與大數據，逼迫騎手設法對抗交通規則，生命安全無人在意。平台獲取巨大利潤的代價，是無數騎手的血汗犧牲。 從高學歷學生流落至「以命換錢」的惡劣狀況，試問一句：何必如此？青年失業與貧困狀況嚴重，可見其謀生之艱辛，不足為外人道。社保這張福利安全網距離他們遙遙無期，他們生來卻要背負高齡化國家的沉重負擔，日夕戰戰兢兢的競爭生涯。 內卷涉及整體社會環境，躺平則為個人受影響之反應。躺平不僅止於一時的舒壓，而是體會到生活沒有出路，絕望到不圖掙扎的作法，捨棄競爭，中斷這種集體鬱悶的循環。 中共態度變化 要知道中共如何看待躺平主義，大可追溯至2018年盛行一時的《旅かえる》(旅行青蛙)。那種低物慾懶洋洋「佛系」生活態度，甚至跡近頹唐的生存形態，就曾被中共官媒猛烈批評過 — 他們樹立的模範，是積極上進的社會主義愛國好青年；鼓吹佛系，卻是荼毒人性的「心靈毒雞湯」，與「高大上」南轅北轍的存在。 介乎佛系生活與躺平之間，其實還出現了微博主「推拿熊」提倡的「上班摸魚划水學」，齊當閑散慢活的上班族，以敷衍了事的工作態度對抗僱主薪酬福利與加班剝削，以及地獄般的惡劣工作環境。 不過據上可知，躺平並非消極頹廢、混吃等死，而是青年最後的倔強，不得已的反抗。 這在中共領導層眼裡，至少是可見的危機。故最初他們採取理解且同情的態度，試圖導正勸說。中共中宣部的刊物《半月談》在3月就以「蹲族」形容躺平者，簡略剖析他們面對的困境，更寄語「社會應聽到『蹲族』的聲音」。 但到了5月，躺平主義甚囂塵上，躺平族的網上群組禁之不絕，官方喉舌態度丕變，抨擊隨之愈演愈烈。《新華社》引用《南方日報》批評青少年稍受挫折輕易躺平，實屬可恥；《光明日報》形容他們「未富先躺」；共青團中央更於微博直指「當代青年從未選擇躺平」，《環球時報》則謂這不過是網民玩票式過嘴癮，不敢真正躺平，形容為釋放負能量的小牢騷。 的確，中共急了：既然大家都尋思躺平，那麼誰要為權貴打工，誰來創造財富供養他們？影響經濟固然令既得利益者不好過，以經濟成果衡量政治績效的中共高層們，更不好過。 無奈反抗，演變成不合作運動？ 有觀點認為，躺平是青年從政治、經濟乃至生活上看不到前途與希望，處處缺乏自由，活得像韭菜，繼而採取的消極不反抗，初則牽涉社經，卻有意無意地轉化成政治意義。這說法亦屬合理。 基於中國並無意義上的中產階級，政治參與雖遭受褫奪，卻能換取「安定繁榮」，繼而形成漠視自由民主、利益均沾的共犯結構。躺平族雖然出身於制度得益者家庭，但對「力爭上遊」的失衡、階級的不平等、社會的不公義都深有體會 —「發奮圖強」並非修正不合理的制度，反而是設法從不公平當中攫取特權，極力捍衛這套制度。未能反抗但至少抱持焦慮，這種不安感隨著自身遭遇各式怪現狀而放大，繃緊的神經終於斷弦。 網上聚集志同道合者抨擊政府甚至遊行示威既不可行，零散的就地躺平中共大概莫可奈何，祇因官方封鎖網上群組，無法制止群眾心領神會的默契。官媒極力把躺平族污衊為「廢青」，本質是缺乏對人的基本尊重，妄顧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才會以為輿論的道德責難能夠令周遭的人排拆、厭惡、孤立，讓青年因而放棄躺平，恢復「高大上」的病態人生追求。 躺平族的特質除了寡慾，剝離外界植入的消費與攀比觀念以外，尚有減少人際交往、淡出關心他人或社會、祇為自己而活的原子化傾向。電影《浪跡天地》(Nomadland)縱使描述主角過著偶爾打散工維生的游牧生活，但失去丈夫與房子的她，依舊保留人與人之間的羈絆。現實中假如一場運動欠缺人際間的鼓勵，反戰的嬉皮士(Hippies)終成純粹虛無和享樂主義者，蟄居族終成啃老寄生蟲，無家者(Houseless)終將淪為無家可歸者(Homeless)。 中共自然不欲躺平主義蔚然成風，不過若沒能進一步提升內蘊，恐怕未必會如實踐者預期般帶來更多社會改變。激起他們「站起來」的導火線，也許是《美國之音》訪談中提及的燃點意志之物，也許是一場社運，也許是一項共同目標或行動。 當然，亦非你想躺平就能躺平。外在因素，除非能自力救濟活下去，且無需從政府領取福利。對付的方法，可以是增加稅費，可以是將他們當成「低端人口」予以驅逐，也可能是秦暉在《福利問責與憲政之路》提到的強制勞動；至於內在，則視乎個人是否擁有獨立人格，下決定後擇善固執，否則內心躺也難平，遭受世間白眼後成了怨天尤人、仇視社會、憤世嫉俗的犬儒。 看不見未來，是短壽；看見沒未來，是睿智。躺平是否真能逐漸形成一股沉默的力量，抑或止於短期社會矛盾的階段表現，且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上月底，1979年從金門馬山游泳到對岸發展的中國經濟「國師」林毅夫在一個公開場合表示：荷蘭阿斯麥爾（ASML）現在若不賣光刻機（曝光機）給中國，3年之後，中國就可以掌握光刻機技術了，ASML就慘了，因為中國製造的產品向來有很強的競爭力，又好又便宜。林毅夫說他是轉述ASML執行長韋尼克（Wennink）的話。 韋尼克真的這麼說了嗎？ 台灣稱ASML為艾司摩爾，它不僅是世界第一，同業的日本尼康 （Nikon）、佳能（Canon）在「深紫外光刻機」（DUV, Deep Ultra-violate）總市佔率遠遠落後它，甚至到了14奈米以下製程，進入最先進的「極紫外光刻機」（EUV, Extreme Ultra-violate）市場，稱ASML為世界唯一也不為過，因為別人都做不出來EUV。 光刻機是晶片（Chip）製程中最重要的製造設備，ASML因而關鍵。 荷蘭政府禁止ASML賣EUV給中國，背後當然是美國，因為美國發起針對中國科技戰最強大的武器，非晶片莫屬，策略也很簡單，就是讓你：「自己造不出，向外買不到」。 簡單，卻很有效，被稱為「掐住中國的脖子」了。若不能解決這一「掐」，中國的崛起勢頭，不但已經減速，未來甚至可能總體國力與美國的差距被拉大，一直拉大到再也威脅不了美國的老大地位，像前蘇聯變成現在的俄羅斯。這應該也就是美國的戰略目標。 向外買不到？手段是把禁止買到的中國公司，都列入黑名單，「敕令」主要晶片生產國的公司，有錢也不準賺，等於斬斷中國公司的貨源，這招夠狠。譬如台積電不準賣給海思－華為旗下的晶片設計公司，於是華為的手機無「芯」可用－中國稱晶片為晶元－也就沒貨可出，從2020第二季世界銷量第一的寶座重重摔下來，一路跌到五名外，連副品牌榮耀都賣掉了。 美國的長臂管轄之所以有效，是因為主要的晶片生產國－歐、日、韓、台，甚至包括中國自己－的晶片製造公司，都使用美國廠商所製造的晶片生產設備，「你若敢賣給黑名單上的客戶，就斷供你的設備」－又是斬斷貨源這一招。 所以，中國向外買不到、自己造不出的關鍵，其實都在於晶片的製造設備。 也因此，中國要掙脫被掐的脖子，設法自己造出晶片－而且質與量都要能滿足所需，就必需先造出能製造晶片的設備。 晶片製造分為前段的「晶圓製造」與後段的「封裝測試」，涉及的設備很多樣，中國大陸原先封裝測試實力不弱，產能在世界上也有一席之地，主要有江蘇長電、華天科技等公司。晶圓製造則較弱，主要就是被強力制裁的中芯國際（SMIC）還有華虹半導體。中芯國際有台灣半導體業界的梁孟松、蔣尚義先後加入，此二人都曾在台積電任職。 蔣尚義將要加入中芯國際擔任副董的消息去年底傳出後，共同執行長梁孟松自導自演了一出憤而辭職的風波，當時梁孟松公開的辭職信中特別提及「只要光刻機一到…」，按梁孟松的說法，中芯應該是已經訂了一座EUV，但一直沒到貨。梁孟松信中明示，沒有EUV，製程就無法向5奈米攻關，雖然就這件事本身，有不同看法，但也算間接證明了光刻機的關鍵性。某個角度來說，光刻機就是中國在半導體領域被掐住的脖子。 光刻機很重要，所以ASML很重要，重要到林毅夫也以它為題發表言論。 中芯高層當然也知道，延攬蔣尚義的目的，就是捨棄攻關高端製程，改走另一條技術路線，包括先進封裝與小晶片技術（Chiplet），來提升總體功效。不過，這有點像製造一輛高級汽車，因為實在買不到最先進的引擎，就想法在傳動系統、板金材料、甚至影音內裝等方面下手，想辦法在整體效能上，接近競爭對手的車型。 換言之，蔣尚義能做的也有限度，中國要發展自給自足、以矽材料為基礎、且與世界先進技術平起平坐的晶片製造產業，仍然繞不開自製光刻機這個坎。 要多久才能造出來？ ASML的執行長韋尼克（Wennink）四月份接連接受路透社、彭博社、Politico等媒體表達他對於美國禁止他們賣產品給中國的不滿，他憂慮：「如果對中國實施出口管制，就會逼他們落實『科技主權』…被逼急後不出15年光景，他們就能什麼都自己做，就不會再依賴歐洲供應商市場」。 中國15年內可以研發出光刻機？是指較成熟的DUV或最先進的 EUV？或二者同時？韋尼克沒明說。根據 SIA與BCG的研究報告第30頁，EUV有100,000個零件，來自美國、英國、西歐、日本等主要幾個區域或國家的 5,000家供應商。換言之，荷蘭的AMSL是總其成的最終系統商，這是一項經濟全球化、各國相互依賴的典範。就這項產品而言，美國確實已經成功揪集了一個「反中聯盟」。 反之，就光刻機而言，中國要以一國之力，不只要對抗ASML一家，而是要一一發展出足以取代其背後那5,000家廠商各自擁有的獨門絕活－先不談是否能合法繞開技術專利。 面對此一處境，中國人可能會又有些悲情愁緒－怎麼「八國聯軍」又來了？這回「船堅炮利」在半導體產業。 如此看來，不論DUV或EUV，中國要在15年內獨立發展出「國產」光刻機，真不太容易，因為人家也不是站在那兒等你來追。林毅夫說3年，有些誇張。 （※作者為台大政治系博士候選人，全文轉自上報）
本文為日本《Liberty》雜誌記者竹內光風 （Kofu Take）採訪何清漣內容： 竹內光風：中國政府宣傳「克服了新冠，經濟正在恢復」，實際情況是怎樣呢？ 何清漣：此時此刻，中國的廣東省尤其是廣州疫情非常嚴重，疫苗接種率超過66%的廣州已經封鎖荔灣、南沙等數個城區，並在全省抽調醫務人員趕赴廣州支援，其他省份如東北等地也發生疫情，可見並未控制住。 目前肆虐世界的COVID-19主要是變異病毒，根據目前美國方面暴露的政醫勾結利用疫情干預本國政治的資訊，日本也需要做好應對準備。貴國媒體從業者最喜歡也最相信的《紐約時報》之類左媒由於政治立場，不會登載這類消息。但與政界及民主黨關係不那麼緊密的媒體近日卻密集披露，美國奧巴馬時期資助的中國病毒研究有「功能增益」部分。 《名利場》（Vanity Fair）這家雜誌專設團隊從事深度調查，屢爆獨家新聞。據其6月3日報導，經連月調查，訪問逾40人，又審視幾百頁政府文件，包括內部備忘、會議紀錄和電郵等，發現科學界有連串利益衝突嫌疑，部分涉及華府巨額資助的爭議性「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病毒研究。這類研究主要是透過強化病毒以了解其特性。這類研究主要是透過強化病毒（實際上就是讓病毒變異）以了解其特性。 《國家脈動》6月3日報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在2011年舉辦活動，關注可能對人類健康構成「重大威脅」雙重用途研究（DURC），武漢病毒所副所長在會議的電話發言中反覆強調，他的實驗室和中共當局，對雙重用途研究缺乏任何有意義的監管。他解釋說，「中國沒有監管，對一些雙重用途研究的鑒定沒有監管，對研究的分類和資訊的分類也沒有監管。」這裡必須注意，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將雙重用途研究，定義為「可能被直接誤用，對公眾健康和安全構成重大威脅，具有廣泛的潛在後果」的研究，其中包括功能增益研究。 隨著真相的逐步揭露，最讓美國公眾傷心的是美國抗疫專家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這位被左派媒體譽為「美國老祖父」的形象被徹底顛覆：在與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合作上，他是美國的主要參與者；在美國國內疫情通報上，他完全淪為民主黨左派政治的婢女，不斷撒謊。 也就是說，病毒的變異，中美兩國的技術現在都不敢保證會被控制住，在台灣、印度、中國等國家開始的新一波疫情就是明證，這對經濟會有影響。 竹內光風：有經濟專家曾指出「中國的2020年的經濟增長率接近0%」，您對此如何評價？ 由於統計資料造假，研究中國的經濟狀態，不僅要研究經濟增長率，還得注意三個與經濟增長率配套的宏觀經濟指標：就業率、消費率、投資率，最主要看什麼因素促動增長。2020年中國倒閉46萬家企業，經濟增長几乎不太可能。 今年猛炒中國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率很高，達18.3%，但仔細分析後會發現幾點：一、第一季度的增長率是環比，用今年18.3%的超高增速與去年疫情爆發的一季度負增長6.8%的超低基數相比較；二、出口拉動效應明顯。從出口商品結構來看，主要是疫情拉動的疫情所需物質以及應付疫情期間家居辦公的相關生活用品。歐美等發達地區的產能則在疫情反覆下受到限制，供給能力遲遲難以修復。疫情控制差異導致中國的供給能力要遠高於國外，出口產生了明顯的替代效應。這種情況不能長久。 竹內光風：中國在統計資料上是造假的慣犯，中國的債務問題是否達到了深刻的程度呢？您如何看待？ 何清漣：這事單講中國可能無助於認識全球債務風險。國際金融協會（IIF）最新一份報告指出，2020年全球債務規模飆升至創紀錄的275萬億美元，全球央行債務佔全球GDP之比也從2019年的90%升至105%。 世界各國央行早就成了超級凱恩斯主義者。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最愛借錢的是美國，新增債務約為發達國家總額的一半。單就每個國家來說，美國無疑是世界上負債最多的國家，但如果以佔GDP的比重計算，日本才是全球第一。那美、日、中三國的債務如何呢？目前美國的債務已經超過27萬億美元，佔全球債務總額的9.8%，接近10%。據IMF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10月，日本的政府債務總額占該國GDP的比率為266％，是美國的2倍。截至2020年3月底，中國政府債務總額約為17萬億元，約為2.43萬億美元，加上地方政府的債務，佔比為GDP的41%，低於美國和日本。 日本的債務風險我沒研究。但中國的債務風險其實高於美國。美元是世界硬通貸，有紙黃金之稱，因此，美國債務主要通過印鈔，帶來的通脹風險，其實是全世界承擔，各國都得承受美元貶值帶來的輸入型通脹。中國人民幣國際化剛開始，無論是作為儲備貨幣還是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在世界範圍內接受度遠低於美國，因此，中國債務風險全得在國內自我消化，包括通脹。 竹內光風：針對那些相信中國經濟魅力無窮，今後也會持續增長的企業經營者，您會用「這是一個幻想」來反駁嗎，或者您會如何反駁？ 何清漣答：世界上只有兩種企業經營者仍然會認為中國經濟魅力無窮，會持續增長。一種是從來未去過中國的，持有這種幻想的人很多，我在台灣都遇到過，相信日本也有；另一種是去過中國，認為自己在中國有良好的政商關係，功夫在經商之外，美國金融界、風投界一堆這種人，包括美國現任國務卿布林肯。他在奧巴馬離任後創辦的西政諮詢公司，主頁上就介紹該公司的長處是與中國政府有良好的關係，可以幫助投資者搭橋。 相比其他國家的政府，中共可能更能洞悉人性的幽暗之處，也因此擅長與各國政客、商人建立利益關係並牽引之。一旦成了這種關係，不可能通過陳說事實改變他們的想法，我不做這種無用功。更何況，我又不是他們的投資顧問，不負責提供諮詢。 竹內光風：先生以前曾指出：「為了中國的民主化，有必要像清朝末期那樣進行地方分權」，您為什麼這麼說，可以請教個中緣由嗎？ 何清漣答：我談的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分權。即中央政府掌握軍事、外交、鑄幣等權力，各地行政首長由地方分級選舉，按各地情況實行地方立法、新聞自由，政治自治。中國地域廣闊，民風、習俗、宗教都有很大不同，就算同是漢族，在思想觀念上差異甚大，有藍色沿海與紅色內地之差異。藍色沿海比較開放，現代經濟部門多集中於這些地方，那裡的人們能夠接受西方世界的現代觀念與生活方式；紅色內地則比較保守，比如湖南、江西等地至今還對毛澤東念念不忘。北京這個中央政權與法國、美國不同，高度集權，無視這些地方的差異，而且經常削高就低，讓先進地區遷就落後地區，很不利於社會發展。 如果實行地方自治，我相信上海為主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廣州為主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會比現在快得多。落後地區也會不得不開始考慮經濟自立，因為不能再依靠中央扶貧、財政轉移支付，專門吃經濟發達地區的大戶。那種吃大戶、不思上進、平均主義的落後生活方式也會改變，從長遠來看，有利於這些地區發展。 竹內光風：在中國，問題是中產階級沒有增加，差距在擴大。 你認為富裕的中產階級人數會增加，差距會縮小，未來經濟會成熟嗎？ 何清漣：如果您指的「經濟成熟」是指形成良好的經濟結構，我覺得不可能。中國經濟最好的時期是胡溫統治的黃金十年，江澤民時期加入了WTO，朱鎔基對國企採取抓大放小，培養了一批在國計民生行業（能源、電訊、糧食）有壟斷能力的國有資本寡頭，為胡溫十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那十年，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全世界各國就業機會都在減少，而中國卻因外資湧入而大量增加，中國的第一代億元級富豪與中產階級人數高峰（佔總人口比為23%左右）就是產生於那時。毫不誇張地說，那時候中國人是歷史上最富的一代。 但中國經濟結構有嚴重缺陷，形成了以房地產為龍頭的產業集群。在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之時，中國曾有一次機會扭轉，但5萬億救市，導致產業結構更加扭曲，最後形成嚴重產能過剩，只好推出「一帶一路」計畫以輸出過剩產能。 中國的問題，不在於富人、中產階級人數多少的問題，因為沒有保護私有財產的法治環境，擁有再多的財富，政府也可以讓你失去。中國國民沒有選舉權、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等基本政治權利。無論是哪個階層，都沒有參政議政的權力，甚至連表達帶政治性的意見也受到各種壓力，一旦被網管發現，片警會上門威脅。中國富豪當然也沒有保護自己私有財產的權利。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富豪受到嚴重打擊，從王健林、肖建華等與中國三代政治局常委都有瓜葛的政商，鄧小平外孫女婿吳小暉，再到目前的馬雲，以及從不搞政商勾結的民間企業家孫大午，不管哪個類別，只要當局樂意，不是陷獄，就是被迫出售資產給國企低調收斂。 隨著中國投資環境惡化，外資逐漸撤出中國，中產階級人數嚴重萎縮，以前那些研究者的理論假設，比如經濟發展、中產階級人數增加必會促使中國民主化，應該被拋棄了。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拜登出發訪歐，又要開七大工業國首腦會，又要會見歐盟和北約各國領袖，又要與普京面談，八天之間風塵僕僕，為美國打理一個全新的國際關係網。 英國首相自把自為，另外邀請了澳洲﹑印度﹑韓國及歐盟列席G7峰會，目的是壯大聲勢，方便以後把G7打造成G10。澳印韓都是亞洲強國，如此一來，G10便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美歐亞民主聯盟。 峰會未舉行，七國聯合公報已經外泄，除了疫苗﹑病毒追責﹑環保這些例行話題之外，最集中的要點就是對付中共。因此，美歐亞各國杯酒言歡之時，就是中共背脊發涼之日。 至此，拜登已基本完成了他上台之前許諾的，美國要重回世界，要聯合盟國共同對付中共的大戰略，這個老政客，搞外交還是有一套經驗。 當然，客觀形勢也對拜登有利。中共在川普手上，已經吃了幾記悶棍，真正發起對中共實施反擊的，還是川普，還是他手下的蓬佩奧，還有餘茂春等一大批熟悉中共事務的專家。美國這個國家，因其民主機制，有非同尋常的自我糾錯能力，一旦發覺苗頭不對，整個國家機器動員起來，兩黨兩院很容易取得共識。因為不管內部怎麼斗，斗得如何七彩，一旦涉及國家根本利益，所有人都要歸隊，那個「隊」就不是你的黨我的黨，那個「隊」就是美國。 因此張維為那種蠶蟲師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到表面看不到本質，所以會得出「美國不團結。歐洲不聽話，中國不信邪」的戇居結論。而中共整個政治局居然被這個蠶蟲師爺「舞」得神魂顛倒，可見整個政治局，便是一群缺乏大視野大胸襟的政客。 中共背脊發涼，原因是整個國際大勢已不可逆轉，不是說你今天換一副面孔，放棄戰狼外交，突然變得溫言款言，整個西方世界就會走回柯林頓奧巴馬那種綏靖政策。西方世界與中共拍膊頭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自此以後，就是西方如何統一步調，共同對敵，收拾中共的問題了。 G7峰會聯合公報中，著重提到高科技的協同發展，這一點對中共是致命的。光是美國已經很難對付，再加上G7，他們每個國家都可以獨當一面，聯合起來爆發的創造力更是空前絕後。不但經濟實力雄厚，科技基礎紮實，日後在創新科技方面，在共同制定新科技的標準和規則方面，都成了引領世界潮流的中堅力量。也就是說，中共被排除在這個大圈子之外，一邊廂熱氣騰騰，一邊廂死火，一邊廂大踏步前進，一邊廂不知所措，一邊廂擴大版圖，一邊廂困守孤城，這樣不消三五年，中共的生存空間就會急速被壓縮，這是想起來都令中共不寒而慄的事。 G7上也會討論如何面對中共的貿易霸凌的問題，這方面澳洲又可以現身說法。被中共霸凌後，澳洲非但沒有死，而且活得更好，中國市場不稀罕，更全力開發世界市場。每個國家都懂得這個道理，互相之間又積極互通有無，一邊廂生意暢旺，一邊廂生意慘淡，一邊廂對酒當歌，一邊廂對隅而泣，這個結局，也是中共自己都可以看到的。 中共現在的問題是，要後悔已經太遲，現在再放棄爭霸世界，再放棄戰狼外交，對於時與勢之失已經無補於事。也就是說，現在中共對西方豎起降旗，西方也不會善罷甘休了。 對民主國家來說，最危險的不是中共強大，最危險的是中共強大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必然碾壓普世價值。與其等中共強大起來，各國被蠶食，倒不如趁中共還不夠強大，把他擠垮。中共本質不會改變，再給他一次韜光養晦的機會，等他有朝一日再來反咬？ 習近平在視察紅軍湘江血戰紀念館時，哀嘆要「向死而生」，最近在視察青海時，又脫口說是要「九死而不悔」，一個最高領袖，說話「死死聲」，真太不吉利了。可見他早已預感到中共的國力將急速衰落，日子越來越難過，將面臨空前艱困，以至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那種極度危險的絕境。這是習自己內心的恐慌，也反映他黔驢技窮的萬般無奈。 有朋友時常批評我看問題太樂觀，我不喜歡那種沒有根據的自我安慰，也不喜歡去追蹤中共黨內權斗，把希望寄托在某人下不下台的問題上。我只是盡量看趨勢，看主流，看發展方向。專制獨裁者貌似強大，可是實際是外強中乾，內里空上來了，外面還打腫臉充胖子，因此他們要垮台，可能比我們想像的更快。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