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外长联合声明在东海与台湾等问题上牵制中国
2026 年 11 月 12 日
财经网红叶檀近日对华为太子女孟晚舟逢迎拍马，称她是在为所有人担罪。但评论区瞬间翻车。 网民的态度很坚决：我没有罪，也不需要她为我担罪。 也有网民一针见血的指出，我月薪3000，房供1500，要我为在加拿大住著千万豪宅的富婆操心？ 但叶檀大妈不服气，翌日继续发表声明，称孟晚舟被抓是美国打压中国顶尖科技企业，还自我表白称是为民族企业发声，让国人过上体面尊严的生活等等。 鸡同鸭讲，完全不在一个频道。 这不意外，能写歌卖钱的高晓松都跪下为党国涂脂抹粉了，何况流量平平的网红一枚？想继续在党国的锅里捞食，不跳几段忠字舞，显然是不行的。 但捞食就是捞食，不能给自己贴上高尚的标签。看到叶檀连续两天高举著所谓爱国，民族企业这样的标签，我确实就有点胃部不适了。 叶檀在挂在自己马甲上的广告词称是——听听故事，看看历史，聊聊生活，谈谈经济学……哎！说得跟真的一样。 叶女士您既然是复旦大学学历史的出身，那么，就应该知道，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的女孩们是可以在公共场合穿三点式游泳衣的。而现在，伊朗的女人们要是按照叶檀女士的著装标准穿衣，就可能呆在监狱里。 他们让年仅9岁的女孩嫁人，却鼓励、纵容人们用镰刀将一个14岁，对爱情懵懂而憧憬的女孩斩首。 在你为孟晚舟唱赞歌的时候，你是否想过在伊朗那些被失踪的女子，被绞死的记者、博主扎姆（Ruhollah Sam）和他们亲人的感受？如果没有任正非家族和党国的协助，这些受害者也许还有一丝逃离死神的机会。 关于生活。孟晚舟女士虽然戴著电子脚环，但她在加拿大住著7个卧室的豪宅，上私人绘画课和享受按摩，在商场里购物，在奢华的餐厅里和家人用餐。 而在中国，一个曾任记者的知名律师周筱赟，仅仅因为转发了最高法院公开的视频就被关进秘密场所；在河南，一场大雨让300多人遇难；在武汉，被官方刻意隐瞒的新冠疫情让成千上万人死亡和致残。而且，他们的名字都无法出现。 在南京，在郑州，失业在家的人，突然被以防疫的封堵在社区里，无钱购买昂贵的配送食物；在十堰封锁社区，6岁孩子独自陪伴爷爷的尸体长达数天；在黄冈，脑瘫的鄢成因父亲被强制隔离儿饿死在家里。 叶女士，他们只是活著，没有生活。而你却让他们向一个以助纣为虐且养尊处优的富婆致敬？ 当然，我知道你只是想做一个锋利的镰刀，以国家主义的马甲进行收割。从张维迎、沈丁立，再到你叶檀，复旦牌镰刀，刀刀相似。但网民的态度证明，镰刀多了韭菜也就醒了。 更何况，我们那个祖国是一个无比势利的社会。他们在乎男人的权势、金钱、女人的姿色，靠山，歧视链连绵到天边。这么多年来，无论您怎么涂脂抹粉，您都无法成为顶级流量，说明在党国的眼里，你只是鸡肋。 更何况，您没看最新的移民资料？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已经有61.3万中国人出逃海外寻求庇护。而有钱人更是闻风而逃。留下的所谓爱国者们，经过党国铁拳和爱国镰刀的反复挤压和收割，已没甚么油水，你于心何忍？ 当然，我知道你求生的压力。无论是中宣部还是网信办，确实能让你瞬间清零。但演戏就是演戏，您装装就可以了，别入戏太深，会闪了腰。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7月20日河南郑州下暴雨，消息开始传出是地铁站淹死人，尸体躺在地上的照片流出来，当局无法否认；岂料又传出京广路隧道也被淹没，后来拖出两百多辆私家车，当局说只死6个人。最后拖出两部公交车，窗子全用黑布遮住不让人看到里面。依照惯例，用黑布遮住的车窗，里面如果不是不想被人认出的高干，就是不想让人看见的死人。然而死亡数字没有增加，因此谜团重重。 当局为了推卸罪责，夸大说是千年一遇的大水，还有人说是5千年一遇。中国人号称有5千年文化，也就是说河南仰韶文化以来的最大洪水。不知道那时的结绳记事是如何记载洪水规模的，怎么知道是五千年以来规模最大的？ 1949年中共建国以来最大的洪水灾害大约是1954年、1975年、1991年、1998年与今年。最大一场应该是1975年8月上旬的河南水灾，一天降雨1300毫米，受灾县29个，人口1千100万，两个大水库与数十个中小水库决堤，京广铁路铁轨被冲走45公里远。当时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部保密，死亡人数至今没有公布。上述数字是我的一位水利部门的朋友告诉我的。其后钱钢在上世纪末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中说死了8.5万人。当时已经讲“千年一遇”了。 1991年的大水主要在长江下游，1998年大水主要是长江中游，今年又回到河南。 今年河南水灾宣布的受灾人口是1391.28万人。但是1975年全省人口7000万，现在则是9936万。按比例计算，还小于当年。1975年的水灾在河南南部驻马店，小县城居多，这次则是省会郑州与豫北最大城市新乡人口密集地区。这次有常庄水库（中型）泄洪，上午泄洪，到深夜才紧急通知，人早就“或为鱼鳖”，是最大人祸。但是当局一直回避不说。其他数字很难比较，这次用3小时雨量而不是一天，受灾农作物1450万亩，但不知几个县市。 中共报导灾情的惯例是缩小死亡人数，夸大经济损失数字。前者关系到官员的罢免，因此到现在才死99人（编者按，截止8月2日，官媒报道死亡人数上升为302人），不轻易越过3位数的红线；后者关系到中央与外界的赈灾金钱与物质，这是贪官污吏的重大财源。2008年的汶川地震，谁查贪官污吏全被抓去判刑。1991年的水灾，我在香港写文章要求联合国或国际红十字会派员监督外界捐款的使用，被香港新华社利用左报批判一个月说我“反华反共反昏了头”，回乡证随即被没收。可见挡人财路罪大恶极。 1991年是中共建党70周年，7月初大水包围了中共建党所在地上海与第二次开会地点的嘉兴南湖。那时六四屠杀刚过两年，所以我说是“天怒人怨”的天人感应，也引发中共暴怒。1975年大水是文革浩劫第9年，毛泽东、江青还不想结束也引发天怒，第二年还有唐山大地震最后逼死老毛。1998年是中共15大第二年，江泽民不肯交出权力，再多做一届。今年7月23日是中共建党100周年，习近平恢复终身制两年之后，河南民众再度堕入水深火热之中。河南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河南人是最纯粹的中华民族，这不是给习近平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狠狠打了一巴掌？ 毛泽东是相信天人感应的。1976年3月8日，在吉林市北郊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流星雨即陨石天文事件。4月下旬毛泽东默默的仰望天空，然后对他的贴身服务员孟锦云说：“我相信啊，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果然这一年毛泽东自己就死而结束文革。在河南暴雨前夕北京也下暴雨，未来就看看是否也能够应验在习近平身上。但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中国人要摆脱洪水红党的浩劫，还得自己奋起。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汉献帝建安二年，曹操大战袁术，大旱、缺粮。粮官王垕请示曹操咋办，曹操叫他以小斛发粮给士兵，部队怨声载道。曹操密召王垕，借王垕的头以安定军心，于是，王垕就被斩首做了替罪羊。 另一个是战国时期的《荆轲刺秦王》，燕国太子丹要借樊於期的头去刺杀秦王，自己不出面，还让荆轲背了锅。荆轲刺杀失败，樊於期的头白丢了。 在这些宏大叙事里，帝王将相们看到谁，都是一粒随时可以被借的头，贱入尘埃，卑如蝼蚁。这逻辑放在吴亦凡身上，亦如是！ 对偶像的瞬间崩塌，吴亦凡的粉丝们似乎有话要说，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女粉丝们伫列整齐在网上刷屏称：“要是能救出哥哥，我愿意把身体献给他。” 有人称，这是饭圈们对党国司法的反结构，具有积极的意义。无论是吴亦凡崩于“中国式MeToo”，还是女粉丝们此时的献身论，都是女权的胜利。这点我拿不准，也许！ 但我不认为党天下的国度会有女权！因为目前中国的女权人士，不是被迫跑路，就是在监狱里。 党为甚么要借吴亦凡的头，原因很简单。首先，无论是流量、财富、还是女色资源，他都动了党的自留地。 其次，无论是一亿农村光棍，还是买不起房就找不到女朋友的城市性饥渴群体，对吴亦凡的多吃多占都很有意见，民意汹汹，党无法为每一个荷尔蒙找到归处，但一定能暂时平息他们的冲天怒火。 此外，流量小生吴亦凡们的高调，还严重的威胁著党国后宫的安全。在党的“星期五生活日”或“中南海舞会”的邀请名单里，可以有孟锦云、汤灿，但暂时不会有吴亦凡。毕竟，在一个绝对的男权社会里，男色本身就蕴含著巨大的风险，例如和薄谷开来眉来眼去的王立军，以及令计划妻子谷丽萍的那些男知音等。 借吴亦凡可以让那些流量小生懂规矩，何乐而不为？于是，吴亦凡就被借了头。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绝不为吴亦凡自身的行为辩护，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我关心的是，在这种事情上，党国的双标。 比如，按照法律，只要是和14岁以下有染，就是强奸！但党员干部做下这等丑行，官方表述就成了嫖宿幼女。 从延安的强制性分配女大学生，到中南海夜宴分享女文工团员，明明是老牛强吃嫩草，却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浪漫情怀。 到了吴亦凡们，虽然他们确实也不是甚么正人君子，是不是强奸，甚么时候强奸，都是党说了算。 再说，吴亦凡们前赴后继地投奔党国怀抱捞金，其实是不知道在党的历史上，借头的战绩。 比如周恩来借自己前中共特工战友顾顺章一家老幼的头震慑自己人，毛泽东借王实味的头让延安那些指点江山的学生们闭口。 文革后以开会的名义、在云南被秘密处决的公安部数十个文革专案组成员，至今都难入党史的正册。 至于民国时期上海滩那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文艺人士，满怀激情的投身党国文宣，但淫威之下，曾经的体面人士相互揭短告密，斯文无存，九死一生。 至于习近平借头吴小晖洗牌红色资本，借头马云整肃电商大佬，借头马化腾教训互联网资本，都只是毛毛雨。 所以，到这个份上，无论是吴亦凡的老妈，还是成千上万的女粉丝们，别忙著喊冤。在党国的语境里，只有江山，没有黎庶，吴亦凡们需要时认清自己所处的真实的环境。 祖国的弃婴到了加拿大，成了奥运冠军；吴亦凡从加拿大投奔祖国，却成了强奸犯，不是偶然。 但迄今为止，一线流量小生们无视这个问题的本质。吴亦凡的倒掉，让他们弹冠相庆——你看，又多了好多桶美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7月23日是郑州水灾发生的第三天。根据我多年对中国历次巨灾的观察，灾害发生的前三天，是灾害资讯的成型期，有关灾害成因、死亡人数等相关资讯，只有在资讯成型期过后，才会颁布正式的官方说法。产生这一特殊现象，乃因中国是个信息管制的国度，资讯管制必然引起资讯饥渴，其后果就是非官方消息的广为传播（文革称之为“小道消息”），替代官方资讯。互联网时代，资讯的成型较短暂，过了三天，官方会修正说法，民间一些真相披露会被“维稳”，官方民间的虚假资讯会被少数网友识别出来，这几乎已经成为套路。本文以郑州这三天内的政府应急、民众反应、传媒行动为样本，展现这一在过去存在、今后长时期内仍将存在的灾害应对模式。 郑州洪灾：哪些是人祸因素？ 天灾当然是指连日暴雨。中国凡遇天灾，必面对三个问题：一是预警机制是否启动；二是这灾害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三是追责，其间伸缩馀地甚大，取决于前两个因素以及死亡人数。 灾害预警是否发布，不仅关系到社会避灾，也关系到官员仕途命运，其间利害，这次在郑州充分体现出来。当年汶川、玉树地震，问责的一大焦点就是事前为何无预警。这次民间最开始也将矛头指向气象局，认为郑州气象局失职，没提醒公众将有极端天气。但接下来，人们发现，郑州气象局发了预警，而且是持续三天。 据腾讯网报导，在特大暴雨到来河南省郑州前，河南省气象部门7月19日21时59分已发布第一次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自17日起发布雷电、暴雨、大风等预警资讯1427条，暴雨红色预警信息162条。郑州也在19日夜间起向全市2.25万名应急责任人发送了54万条预警，并通过手机简讯向1.2亿人次发送了暴雨预警。 网上流传一份由中共郑州市气象局党组书记、郑州市气象局局长李柯星于2021年7月19日21时59分签发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证明郑州市气象局确实发过预警，而且明确提出停止集会、停课、停业的建议。因此，责任不在预警这个环节，而在于郑州市政府忽视了这预警。 至于郑州城市容易出现水涝，这是所谓中国近20多年兴建的“海绵城市”的共有问题，人祸之由缘于此，但因这是历任政府积累而成，环节太多，恐怕只能追预警工作未做之责。 此次郑州洪灾当中，人祸的因素还有“溃坝”。关于这点，中国官方消息是神仙打架。最开始传说是位于郑州市二七区的郭家咀水库溃坝，新浪网转自介面新闻的消息是《郑州郭家咀水库发生溃坝，河南省防汛应急回应一夜连升三级》，但河南交通广播却说，截至7月21日凌晨6时，郑州郭家咀水库未发生溃坝。但现场发出地视频显示，郑州京广段隧道水淹，来势凶猛突然，亲历者说不到五分钟隧道就被洪水淹没。当时舆论就猜测有溃坝甚至决堤泄洪之事，这事现在已有官方定论。 新华社北京21日电引述习近平指示时，其中出现，“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水库溃坝”。这条资讯非常重要：一，地方当局向上报告承认有水库“溃坝”发生；二、请注意民间传闻是“泄洪”。这与“溃坝”有很大区别，溃坝是不可抗力之因素，最多只能说是品质不佳，难于追责；“泄洪”则是地方当局根据水势，淹没一地而保全更多地方，有个决策责任。根据推特上一些郑州网友介绍，溃坝发生地有郭家咀、常庄水库、郑州西南航海路工人路附近帝湖。这一真相弄清并不难，估计几天后就会弄清楚究竟是哪个水库“溃坝”。 习近平指示来自于地方政府的上报，这应该就是资讯成型的框架。 中国政府有关水灾的宣传套路 中国当局关于水灾宣传有套路，主要是三点：一是强调天灾的严重性；二是宣传政府抢险的主动性；三是尽量降低灾害中死亡人数。 关于第一点，官方宣传已无馀地再求“进步”。近年来，中国各地灾害频发，各地政府第一招就是将灾害归咎于天灾巨大。仅以水灾为例，从50年一遇，逐步升级为百年、500年、千年，郑州这次一下攀升至5000年。在河南省水利厅网站上，还是有“千年一遇”“五千年一遇”的说法，不少专家还给出概率学的演算法，为这种说法进行合理化的解释。但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否定了所谓“千年一遇”的说法，在7月21日中央气象台召开的媒体通气会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介绍，从目前掌握的气象资料，无法下此定义。陈涛说得曲里拐弯，这句最为关键：“从大气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形成有严谨记录的气象记录时间是在1950年之后，有了比较准确和完整的降雨量的科学记录。到现在为止，整个降雨量记录的这个时间是70年左右。” 这次还真有不少人在争辩从概率上说，是不是5000年一遇。陈涛此话一出，再争这些毫无意义。70年的纪录无法证明百年千年5000年一遇的说法正确。 第二点现在照做如仪，只是上级与民间都不当回事了。因此，这次郑州洪灾之后有点创新，以表彰洪水中救人、受灾群众互济互助为主，这种软性文章的宣传效果比表彰体制内人好得多。 接下来谈官方必须坚持的底线：从数位上控制死亡人数。 死亡人数关系到灾害级别与官员的乌纱帽 官方7月23日公布最新伤亡数字，郑州暴雨导致超过50多人遇难。一天前的通报是全省33死亡，8人失踪。估计这一资料还会不断更新，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大陆社交媒体上仍涌现大量寻找郑州失踪者的讯息，当中还有郑州周边的乡镇，其中有一个网站列出了多达130多名失踪者的个人资料。受灾的京广隧道现场，拥满了人群，许多家有失踪者的人正在辨认车辆，寻找亲人。只要郑州人不甘心亡者连成为数字的资格都没有，就会出现相对接近真实的数字。 但根据多年经验，真实的死亡资料不会向外公布，控制灾害死亡人数，这是中共宣传部门的传统做法，历经毛泽东、邓小平及后来数任总书记，经济大政随时修改，独这一点是党的传统。我当年在国内经历过深圳清水河大爆炸，记者从现场带回的死者照片共有近八十人（并非全部），但宣传部规定的死者就三人：两位公安局副局长与一位派出所所长。原因是当时规定：地方政府出现死亡十人以上的事故，算特大事故，行政首长须负领导责任——那时，连官员受贿数目定的标准也低，50万以上算特大贪腐案件，如今与时俱进，可能已经重新制定事故级别的死亡人数了。 互联网时代传播手段极为多样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严厉控制，但控制的积习不可能放弃。当局还有最后一招：抓谣言传播者。 据我多年观察，在三天资讯成型期内，各种传言满天飞，当局自身也忙于处理灾难预后工作，无暇抓“谣言”，这时候也是各种资讯非常丰富的时候，只要留心分析判断，想了解真相不是太困难。但三天过后，当局为灾难定调之后，抓谣言就成了当局灾难预后工作的重点之一。据中国官网消息，河南省政府已经提醒市民关注官方消息，不信谣言、不传谣言，这算是先打个招呼，勿谓言之不预也。 历次灾害还有一个戏码，募捐。但在汶川地震之后红十字会及政府部门侵吞捐款的丑闻迭出，到了2012年北京7·21水灾，政府劝捐，民间回骂以“捐你妹”，这个戏码的份量越来越轻。 结语 郑州洪灾当然不会是中国城市消灾终结篇。网上现在流传一篇《看看古人，再看看现在：一个内行眼里的中原水灾》，作者自称是2015年国家资讯中心对全国智慧城市建设评估专案的参与者，其中有段话，读者需要牢记：“浮土之上，只有浅浅的一层水泥砂石，最上面是做面子工程的地砖，这样的工程，我走遍了神州大地，东西南北中，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面子工程，别说百年难遇的大雨，就算是普通的大雨，也可能把底下的浮土掏空。”也就是说，只要住在中国的城市里，只要有特大暴雨，水灾随时可能发生，人们必须做好应付水灾的应急准备，留心天气预报，小心出行，别指望中国政府灾害应急模式能够有效预防灾害。 写到最后，我很怀念中国先秦蜀中太守李冰父子，都江堰功在一时，利在千秋。这样的人，已成中国绝响。（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出，原出处）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
加拿大籍华裔艺人吴亦凡被北京公安刑拘了，并且据报料人称，关于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瓜很大，比如权色交易、毒品、性侵未成年人，群体淫乱等等，观众们尽可坐吃。 就其基本犯罪事实来说，这瓜其实不大。比如，权色交易他比不过大裤衩的男女主播，毒品、群趴，也只是中国以正能量包装自己的演艺圈的通病。而性侵未成年人罪行严重，但迄今为止，中国的校长、官员、以及富商们在这事上作的孽，原超吴亦凡。 从舆情发酵到牢狱加身，短短10天顶级流量小生吴亦凡轰然倒塌。在一个司法不透明的社会里，他是不是真的有罪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没有基本司法权利，如同为加拿大人的前外交官康明凯。 吴亦凡现象并不让人意外。从32年前的天安门镇压斩断了中国社会的改良之路后，党国对娱乐一直就是有效管控加网开一面。他们发现，在大棒之下，让公众沉浸于奶嘴乐有利于维稳，于是，从CCTV到湖南台，从各种粗鄙的真人秀到争奇斗艳的网红，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 但不要以为甘当奶嘴就有了护身符，任何可能具有公民社会想像空间的奶嘴，都让当局如坐针毡。比如，2005年的超级女声，就让党国看到了政治选票的影子。一纸禁令，后续的超女们瞬间沦为鸡肋。 导演冯小刚曾在一个访谈节目中哀叹，到执导《非诚勿扰2》的时候，就感觉到观众不买帐了，他们更喜欢帅哥靓女奶嘴乐，而此前的30年里，唐国强式的奶油小生几乎没甚么票房号召力。 此事背后的党国诉求是，你可以娱乐，低俗最好，但不可以思考。于是，在互联网资本的充分迎合与火上浇油后，吴亦凡们迅速的崛起。至少从热闹场面看，被称为脑残级的爱豆（偶像）和饭圈（粉丝圈子）所向披靡，比如去年的肖战事件，动则上千万的粉丝统一行动，操控网路评论，刷资料、网暴、利用举报借刀杀人，真可谓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于是，有读书人甚至兴高采烈的高呼饭圈政治学，认为变相地狙击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公民社会从娱乐出发，曲线救国。 哎，祖国的读书人总是很天真。 先不说饭圈是否真的有兴趣，或者有胆量涉足社会议题，仅吴亦凡本人此前就积极地向党国靠拢，号召数千万粉丝支持香港员警镇压市民的抗争。 换句话说，为了每年一亿多元的收入，受过欧美教育的吴亦凡，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而党国顺手就捡起了他数千万粉丝，对正在街头流血的香港人各种抹黑，而他的粉丝们则群起回应，漫山遍野。 至于同为加拿大同胞的康明凯，尽管已被拘留超过两年多，在狱中饱受虐待，吴亦凡却一言不发。 在“选妃风波”骤起之际，吴亦凡曾很有底气的声明：没有过甚么“选妃”！没有“诱奸” “迷奸”！没有甚么“未成年”！如果有这类行为，请大家放心，我会自己进监狱！我对自己上述的所有话负法律责任！ 我理解吴亦凡的所谓底气，翻译过来就是，成千上万的漂亮女粉丝心甘情愿盼著被睡，哪里需要强奸？其实，这也是奶嘴乐风行多年后，顶级流量帅哥的自信之源。 但吴亦凡和他妈妈显然太不了解党国的逻辑。在党看来，无论是钞票，还是美色，都只能是他们的专属菜园。在特定的时候，你长得帅，或敢于公开喊冤，都是忤逆的表现。此外，再漂亮的奶嘴也仅仅只是奶嘴，党认为，喂甚么，他说了才算。 所以，回到正题。吴亦凡是加拿大籍！一个好不容易肉身翻墙成功的人，却总把自己吊在那个从不把自己当人看的国家里，一边下跪，一边捞钱。但上帝从来都会为每一样东西标上的价格。 您要是膝盖很软，轮椅就很贵，从不例外。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沙涛从地铁里失踪6天后，他的妻子尤婷（化名）终于找到了他。在殡仪馆的冷冻柜里，写著无名氏。另一位是来自上海的邹德强，也成了无名尸体。在官方此前的语境中，他们被描述为失联。 在此之前，她奔走于地铁站口、地铁公司，各级官方机构，只为让地铁公司早点去仍被水淹的地铁里搜救，却被各种借口推诿。 在寻人的过程中，甚至遭遇了勒索：给我费用，我带你去找他。 愤怒的尤婷控诉郑州地铁方面前期防汛预备工作没有做到位，部分地铁线路已进水，五号线却还在正常运营；发现地铁进水后，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及时疏散乘客逃生；后期发生事故没有及时上报，且没有及时做好后续搜救工作等等…… 对于那一度被困在地铁里，生死一线的500多乘客以及大多数灾民看来，尤婷的控诉句句属实，字字凿心。因此，地铁五号线才摆满了祭奠冤魂的鲜花。 但今天，尤婷再次成了主角。网民们扒出，在2019年8月香港市民上街抗争遭员警暴力镇压时，她在微博上多次转发《人民日报》和《人民网》抹黑香港抗争市民、支持员警的官宣。 在她和家人生命中最黯淡的时间重提此事，显得很不厚道，如有个朋友说，今天，她仅仅是个灾民。我认同这个说法，也对他们的遭遇有狐兔之悲的共情，但我还是想告诉尤婷香港究竟发生了甚么。 很简单，那些和你们一样年轻，甚至还是未成年孩子的香港人抗争，仅仅是因为不想像您的丈夫一样，在原本应该最安全的地铁里随机就被淹死了。即便有洪水的时候，他们能得到预警，能得到专业的救援，那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的救援机会，不会被只会背诵政治空话的官僚们浪费。 但从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的8年里，香港人原有的自由，独立的司法环境，专业高效的社会救助体系，都在被党一天天的夺去，以所谓爱国的名义。 党的高官们想把香港人和你们郑州人一样，随时放在可能被水淹的地铁里，下穿隧道里、哪怕是一个路边的下水道里，自身自灭。但他们自己的孩子，却在加州奢华的山顶海景别墅的泳池边，品著红酒、或喝著下午茶，一边欣赏著海天一色的美景，一边漫不经心地看著郑州水灾的消息，然后动动手指头，发一句“郑州加油，中国加油”！ 这很滑稽。尤婷，您觉得呢？ 郑州冤死者尸骨未寒，五号地铁的幸存者仅仅回现场献花，叙述了一下当时的场景，就被便衣现场警告是在为外媒递刀。按党国的这个逻辑，尤婷你在微博上寻夫，也就成了为海内外敌对势力递刀，这个卖国的大锅，你背吗？ 也许，接下来你可能有上百万（但愿如此）的赔偿，但我采访过数十宗中国矿难、甚至是所谓因公牺牲烈士的经验告诉我，在货币年年贬值的背景下，所谓的善后赔偿，对独生子沙涛的父母，对您，对您仅9个月的孩子，这都是杯水车薪。我甚至看见了今后您一家的艰难。 虽然遭受了生离死别的重创，但我也不指望你已经醒悟。毕竟，武汉敲锣女攻击作家方方那样当代版农夫和蛇的故事，其实一直在我们可怜的祖国重演，也更不指望在官方维稳和民间五毛的双重压力下，你会向香港人道个歉。 但请记住，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香港人的捐款创下中国灾害捐款纪录，但仅仅13年后，郑州水灾呢？在祖国的一再欺骗和暴力镇压下，他们累了。哀莫大于心死，请您想想，他们为甚么会转身离去？ 不客气地说，是祖国，和您这样的同胞逼的。 说到这，你未必会同意我的观点，至少在公开层面，你也不敢。但我还是想最后奉劝一句：《人民日报》和《人民网》里没有人民，只有书记。如果能拿了钱，带著老人孩子走吧，海角天涯。 他们说，离开了祖国你甚么都不是，其实，离开了祖国，你才能有尊严的活下来。离开了祖国就成愿，节哀顺便。如日本朋友的祈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拿下羽球男双金牌后，李洋与王齐麟这对搭档联袂接受台湾媒体的访问，他们的喜悦与骄傲之情全写在脸上。就在他们满心雀跃地与台湾观众分享心情之际，落败的中国双塔选手李俊慧与刘雨辰从他们身后走过。李洋的眼角馀光瞥见刚刚这对场上的对手，竟顾不得记者的访问，连忙欠身向他们致意。而正在说话的王齐麟一看到搭档突然向后方点头，背对著中国双塔的他也顾不得前方的记者，跟著做出同样的动作。 这毫无修饰，装也装不出来的5秒钟，把台湾这对金牌搭档谦虚温厚的特质展露无遗。 很多人都发现了，这届台湾选手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跟以往不太一样。这群二、三十岁的年轻选手，敢拼敢斗，没有太大包袱，更从不吝于表现出自己的情绪；赢了雀跃欢呼，尽情分享，输了掉泪拥抱，誓言下次再来，在他们身上，几乎找不到以往加诸于台湾运动选手身上的国仇家恨与责任重担。年轻的台湾选手透过她们在竞技场上的拼搏与赛场下的言行，具体实践“互相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杨勇纬在柔道冠军赛里惜败给日本选手高藤直寿，他在颁奖台上难掩落寞，但还是有风度想要举起高藤直寿的手为他恭喜，最后却由高藤直接将杨勇纬的手举起来接受现场的欢呼。杨勇纬事后哽咽地说，他不甘心，下次要拿金牌。 林昀儒在铜牌战败给德国名将奥恰洛夫，奥恰近身向林昀儒致意，这位德国名将后来说，“我很喜欢台湾，但竞技运动就是这个样子。”“林昀儒是个非常出色也非常厉害的球员，未来他一定会替你们拿下（奥运）奖牌。”他清楚这个19岁的后辈未来的路还有多长，更对林昀儒寄予无限的祝福。 戴资颖在八强赛击退难缠泰国对手伊瑟侬，伊瑟侬在赛场不甘心地靠在教练身上哭了起来，让许多台湾观众为之动容。但这无损于伊瑟侬与戴资颖几年交战下来的好交情，她昨天在自己的社群媒体分享一张网友创作的漫画，两人奋战到最后躺在地上，伊瑟侬对著小戴说：“妮（你）一定要赢到追（最）后喔。”亦敌亦友的俩人惺惺相惜。 而输掉了冠军战，戴资颖整理心情后笑著说，可以站上这个颁奖台是很不容易的，觉得自己发挥很不错，“这个成绩不会遗憾了”。体认不完美，尽力拼搏后把胜负置之度外，完全是举重若轻的球后风范。 陈柏任在男子举重96公斤量级出赛，这个大男孩腼腆寡言，甚至显得羞涩，平常放假就回家帮忙务农，他是一直到最后关头才得以递补出赛。来到奥运这个运动员最高殿堂，他只说“让我好好享受难得的大舞台”，目标是要抢进前六名。最后，他办到了，拿下了第五名，全世界100公斤以下的人里，他是最有力气的第五个人，这是多了不起的成绩。 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多不胜数，男子射箭代表团夺得银牌后，与日韩选手一起开心自拍合影。女子拳击的陈念琴亲吻地板告别这次赛事，誓言下次再来。也是女子拳击选手黄筱雯出身问题家庭，一心想要靠拳击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在确定晋级四强后激动落泪说：“我为台湾拿到一面奖牌了！”羽球的麟洋配击败印尼的大魔王组合后，不断地向这两位世界羽坛的大前辈鞠躬致意，连印尼人看了都动容，“这两个台湾人怎么这样谦卑有礼？”也祝福他们能顺利夺金。 在最重要的夺金感言里，李洋与王齐麟花了最多的篇幅要外界看他们背后的团队，包括教练、运动防护员、体能训练师，“我必须对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心存感激”、“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希望能有更完善的制度与福利照顾这些无名英雄。这对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奥运球类冠军得主，没被胜利冲昏头，得奖当下想到的尽是感恩与惜福。 新世代的台湾选手，举止自信，真诚自然，在竞技场上努力为自己与这块土地争胜，既不受旧的教条与国族仇怨束缚，也对运动场上的胜负有充分的同理心，这样的年轻光采，是比赢球夺冠更值得骄傲的事。 （全文转自上报）
河南突发大水，中原一片汪洋泽国，千百万民众受难。是天灾，更是人祸。中外舆论，最大的焦点，集中到郑州京广隧道和地铁五号线惨祸，到底有多少人死亡？以及惨祸背后的黑幕有多深？ 为了遮掩真相，维稳优先，中共军警特全面出动。警察出动，首先在京广隧道拉起警戒线，不准民众靠近，不准民众拍照；军队出动，第83集团军“杨根思”部队开进郑州，名为挖掘京广隧道，实为封锁京广隧道，并随时准备镇压民变；特务出动，一则监控民众，防止民众抗议，二则到处跟踪、围攻外国记者，企图让国际媒体无法获得一手资料和真实信息。 人们记忆犹新，去年武汉爆发大瘟疫，习近平摆出问责姿态，先后撤换了湖北省委书记、省长、武汉市委书记、市长。那么，今年如何？河南出了大事，郑州闹出天大人祸，河南省委书记、省长、郑州市委书记、市长，是否遭到问责？他们是否应该下台谢罪？ 然而，迄今的事态发展，人们对此保持怀疑。因为，眼下，河南省和郑州市的一把手都是习家军人物，即习近平的亲信、心腹。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今年五月底才从山西省委书记任上调过去，早年在浙江是习近平的部下，属于习家军中嫡系的“之江新军”。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近两年从杭州市长任上调过去，也因长期在浙江为官，是习近平的部下，同样属于习家军中嫡系的“之江新军”。 去年，习近平之所以对湖北和武汉的官员动刀，并非因为他们失职（那场大瘟疫的爆发和隐瞒，毕竟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并非习家军，而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乃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亲信、心腹、长期重用的左右手。当时，习近平与王岐山之间的权力斗争趋于白热化，习近平利用自己手中掌控的组织大权，趁机拉下王岐山的旧部。蒋超良自此去向不明，仿如人间蒸发。 今年，河南大水，人祸远大于天灾。事因已经很清楚，诸如京广隧道和地铁五号线惨祸的发生，并非因为暴雨，而是因为泄洪，即常庄水库偷偷泄洪，竟没有预警和知会民众。这个可怕行为的决策人，就是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同时，他为追求经济产值、保持所谓政绩，还愚蠢决策：保持主要交通干道畅通。这就导致，地铁未能及时停运，京广隧道依然运行。徐立毅是直接责任人，楼阳生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他是河南省一把手，所谓父母官。 习近平要不要查办他们？如果习近平不查办他们，中共内部，还有没有相应的机制可以查办他们？或者说，中共高层，还有没有制衡的力量？谁能问责、追责习家军？ 习近平调这两个习家军人物飞降最大的人口大省河南省当一把手，而仅由当地人当二把手（河南省长王凯、郑州市长侯红），就是对当地河南人的歧视。这就犹如中共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种族歧视政策：只有汉人才能当一把手（自治区党委书记），当地少数民族只能当二把手（自治区主席）。 重用楼阳生和徐立毅，习近平或许还有一个图谋，让他们在明年的中共二十大再上一层楼：让楼阳生跻身政治局，让徐立毅当上中央委员。如今，河南大水，对河南人民而言，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对习家军来说，则是另一场灾难，即他们权力布局的灾难。 习近平以权力傲慢而知名于世。但是，这一回，他陷入两难：如果追责这两名习家军人物，那么，他会自感威信扫地，习家军实力遭削弱；如果他拒不追责这两名习家军人物，那么，他将陷入国内外舆论风暴，并招致党内进一步憎恨。无论如何，因河南大水，习近平和习家军的又一个把柄落到党内反习势力手中，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的权力较量中，反习势力增添了筹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官方说，25死、7人失联（22日更新至33死，8人失踪），缘于郑州遭遇了千年不遇的降水。这说辞，信誓旦旦，掷地有声，如党每一次拍著胸脯的保证。 我溯了个源，果然发现973年前河南确实有过一场大雨，成有记载的黄河第三次改道，决口点大约就在今河南濮阳一带。除此以外，还有118年后，黄河第四次改道，又过了14年，黄河又一次决口。到了明清两朝，中原大雨频繁，黄河动不动就决口。比如，明朝时，黄河决溢143次，而明永乐年间的1410年，黄河灭开封城，1万4千户遇难。距今611年。 至于清朝、民国，再到现在，有详细记载的水患连绵，至于究竟哪一次算是千年不遇，就只能是本糊涂账了。 虽然中国现在满朝马屁精，但好在不掌握杀伐大权的中央气象台，还有一个不全顺著说的预报员陈涛。他称中国有严谨气象记录是在1950年以后，迄今为止，整个降雨量记录时间只有70年。 陈涛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千年不遇这个锅，咱不背。 就地理证据来说，河南区域的洪灾，有黄河是否决口这个直接的参照物。但实际上，这次郑州的降水量，也就只是让上游几个远谈不上大的水库告急，泄洪，动用武警抢险百馀人。而从郑州市城北趟过的黄河则波澜不惊，拒绝背千年不遇这个锅。 换句话说，黄河没决口，水库也没有崩坝，原本被称为最安全交通工具的地铁，这次淹死了人，河南和郑州的领导们急了，更何况，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是杭大地理专业毕业的，还当过绍兴水利局一把手。 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和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都来自浙江，是习近平的之江新军亲信。咋办？竖起千年不遇的牌坊，甩锅！ 虽然历史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被胜利者肆意轻薄的花姑娘，但人类毕竟是有记忆的。略翻一下河南的水患史，我们就能看到似曾相识的先例。 46年前的板桥水库等62座水库溃坝，连同救援不力导致的灾后瘟疫，总计超过22万人死亡。但此事被遮遮掩掩的披露则已是13年后。即便是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那场悲剧。 但这个悲剧故事还只是讲了一半。 虽然官方鼓吹7月20日郑州遇到的是千年一遇的降水，但翻开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一片祥和，看不见那场已夺走数十人生命的暴雨的任何消息。翻遍当天的《人民日报》，只在第七版有一条关于官方救援的消息，至于那些死者，以及仍被困在水中的千万郑州个体的命运，则无迹可寻。 死者尸骨未寒，领导们抢著在报上打卡，《环球时报》与其老总胡锡进正指导欧洲抗洪，党和祖国正忙著虚构感动。他们用“千年一遇”的枝条，缀上代表“感动”的罂粟花，向习近平表演虔诚。 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连续6次红色预警，都没能让党按下郑州的暂停键！幼稚园、学校继续上课，全市正常上班。为了不迟到，官方鼓励人们乘坐地铁……祖国看不见大雨，只需要你们劳动！ 如他们几十年来的那句宣传语，为党上刀山，下火海。 至于那两个在地铁座位上端坐却死不瞑目的少女，那个从山东枣庄来的24岁的失踪少女，那个在街头的湍流中挣扎、追著被洪水卷走孩子的父亲，那个在繁华的街头苦苦抱著大树等待救援的女子，还有那些死在停电的ICU病房的患者和新生儿，生命在祖国眼中的份量，从来都只是无需多言之轻。 我们同时也能预见的是，只要刚穿上干衣服，郑州人民就又开始感恩戴德。如13年前的汶川，如一年前武汉。生者苟且，死者无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在经济上的烦恼很多，吃肉的烦恼只是其中之一。2019年全国肉价暴涨，2021年又全国肉价暴跌，类似的现象上个世纪农村改革之后就出现了，中共那时曾为此十分烦恼。40年过去了，同样的烦恼依旧存在。7月19日，国家发改委表示，必要时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大调控调节力度，防止生猪价格大起大落。中共当局虽然现在自称“无所不能”，连国际社会的规则都想主导，却连一个小小的、并不复杂的吃肉的烦恼也解决不了；相反，因为它与美国打大豆战，导致民众为吃肉付出重大代价。 一、从肉价暴涨到肉价暴跌 2018年，中美开始经贸谈判。中共为了给川普总统施加压力，宣布停止进口美国猪肉，又因孟晚舟案停止进口加拿大猪肉。为补充国内猪肉供应，中共决定改从俄国进口，结果从俄国高价进口的猪肉却带进了非洲猪瘟。中国爆发非洲猪瘟后，大批生猪死亡；同时，养猪户为避免因猪瘟遭受损失，提前宰杀大量存栏生猪，全国的生猪存栏量因此减少了六成。 生猪存栏数下降，自然会造成第二年的生猪供应量减少。果然，2019年全国猪价开始暴涨。2019年8月，国家统计局的消息称，当月上旬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五成；8月中旬的十天内，猪肉价格又急升16%。民众大喊肉价太贵，吃不起猪肉了，各地都有人在抢购猪肉。于是各地政府奉命打响了“肉价保卫战”，共有29个省下发了20多亿“买肉钱”，以补贴城市消费者。尽管如此，到了当年9月，生猪出栏价已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猪价上涨后，养猪户逐步扩大了饲养量，但肉价涨得比猪的生长速度快。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2020年7月，全国猪肉平均价格涨到每公斤56元的最高点。 紧接着，2021年年初，全国肉价开始持续下跌，这意味着养猪亏损期即将到来。果然，据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发布的数据，2021年6月21日，全国生猪价格跌到每公斤14元，仅及2020年7月肉价峰值的四分之一。这时大喊吃不消的变成了养猪户，肉贱饲料贵，许多养猪户和养猪公司赶紧把存栏的生猪屠宰上市，以减少亏损。据发改委分析，按目前的生猪和饲料价格推算，今后生猪养殖平均每头要亏损804元。 目前中国的生猪存栏量正在急剧减少，而明年开始猪肉短缺将成定局，然后肉价将开始又一轮暴涨。为什么中国的肉价象“过山车”，高时高得令消费者咋舌，低时又低得令养猪户“吐血”？ 二、猪粮比价决定生猪供应的周期性波动 生猪的饲养过程中会发生出栏量的周期型波动，养猪户饲养猪的多少，直接受饲养成本的影响。养猪户一般的料肉比是3.2比1，一头猪吃3.2斤饲料才长1斤肉。饲料贵而肉价低，他们会亏本，自然就减少饲养量；反过来，饲料便宜肉价高，他们就增加养猪的数量。另一方面，生猪出栏多，肉价会下跌；生猪出栏少，肉价就上升。所以，养猪户必须同时关心饲料价格和肉价，以此来判断自己应该增加饲养量来扩大收益，还是减少饲养量以防止亏损。 指挥养猪户增产或减产的市场信号是猪粮比价，也就是生猪出栏价格和饲料价格的比率。这个比率的变动原因比较复杂：饲料价格除了受国内饲料产量高低的影响，还受到进口饲料数量多少、价格高低的影响；而生猪价格既与饲养量和出栏密集度有关，也与进口猪肉的数量有关。如果大量养猪户同时增加养猪的数量，饲料需求大增，饲料价格就会上涨；反过来，如果大量养猪户同时减少饲养量，并且把存栏生猪清空上市，饲料价格和肉价就会同时下跌。 饲料种植和生猪养殖都受农业的自然周期约束，饲料不能今天种明天收，而猪也只能一天一天地慢慢长。饲料种植面积和生猪入栏数量的增加，虽然会根据价格变化而调整，但饲料供给量和生猪出栏量通常会推迟半年到一年才改变。这样就出现了价格变化在先、生猪供应变化滞后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会导致生猪存栏数量出现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被称为“生猪周期”。 “猪粮比价—生猪周期”是经济研究中的一个老题目，早在一百年前德国的A. Hanau以及波兰的S. Schmidt和S. Mandecki，就出版了分析生猪价格和生猪周期的书。但那是市场经济情况下的研究结果，对曾经30多年实行计划经济的中国并不适用。也因此，中共当局和中国消费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没有这样的概念。中国大学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讲一些马克思的理论，对理解现实经济的运行毫无益处。 三、中国：从物价稳定到肉价波动 中国民众的主要肉食消费是猪肉和家禽，所以肉食价格直接关系到民生，特别是升斗小民餐桌上的食物。可以想见，猪肉价格的波动幅度对物价涨跌具有重大影响，稳肉价就是稳物价。今年以来中国的猪价暴挫，虽然工业产品的价格暴涨，但消费者的食品价格因肉价下跌而涨幅有限，因此肉价暴跌短时期内冲销了通货膨胀。但今年下半年，可能肉价就要开始快速上升，于是肉价推动通货膨胀将成为明年当局最头痛的难题。 这样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国家不见得那么严重，因为肉价从来就是波动的。但在中国，生猪周期却成了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残余影响和政府盲目应对的不良后果。中共在计划经济下，曾经长时间冻结工资和物价，从1960年代到1977年，由政府集中管控的全国各机构、企业的工资没涨过1分钱；猪肉价格虽然多年不变，但通过凭票供应来限量购买，以至于很多低收入家庭凭票买肉时宁可只买肥肉，好炸点猪油改善菜蔬的口感，为缺肉的家人补一点油腥。这种严格管控也养成了民众对肉价长期稳定的印象，而当局则不得不承诺稳定物价。 在经济改革初期的80年代，农村改革逐渐瓦解了计划经济对农民的冷酷盘剥，农产品开始进入市场经济下的自由交易，农民进城直接销售自己的农产品，于是市场价格左右了农业生产。但也因为市场价格的必然波动，肉价开始冲击城市居民的生活。1985年，中国出现了中共建政以来的首次“猪粮比价—生猪周期”，猪肉价格随生猪周期而上涨，到了1987年底上涨幅度越来越大。 当时，对经济问题有话语权的保守派“大佬”陈云，以及追随他的国家计委对“猪粮比价—生猪周期”一窍不通。他们认为，物价上涨就是经济过热，必须采取强硬的紧缩措施来稳定物价。而这种做法，恰恰迎合了民众对物价应当稳定不变的认知。当时我为国家体改委研究所撰写《1987年中国经济发展报告》时，专门分析了猪粮比价，用数据证明肉价波动系正常的经济现象，不应恐慌。对农业非常熟悉又理解市场经济规律的赵紫阳阅后，立即批给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刊登。随后，1988年初，新华社记者曾对我做过专访，在《人民日报》报道了我的这些分析。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第一次讨论生猪周期问题。 四、依赖美洲大豆，进口价格影响中国的生猪周期 进入本世纪以后，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出口景气使得经济繁荣，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对肉食的需求大大增加。2018年，全国的猪肉消费量达到5,540万吨，是1978年的7倍。如此迅速上升的猪肉需求自然会带来饲料紧张，但中共找到了一个办法来增加饲料供应。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以后，开始大量进口饲料。进口饲料中最主要的是大豆，大豆先用于炼取食用油，豆油占大豆重量的二成，剩下的八成豆粕就用来制作成猪饲料。豆粕属于优质高蛋白饲料，养猪户的料肉比最低。 2003年至2004年粮食年度，中国的大豆进口量首次超过国内产量，达到2,074万吨；2007年至2008年粮食年度，大豆进口量增加到3,782万吨；而到了2017年至2018年粮食年度，大豆进口跳升到9,350万吨，10年间增加1.5倍。就这样，中国在短短20年里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全球大豆出口量的六成以上都被中国买走了，每年需要进口1亿吨上下。即便如此，从2007年到现在，中国的生猪养殖户仍然逃不过生猪周期。2008年、2013年及2017年出现过3次行业型亏损，如果不算2018年非洲猪瘟造成的意外，今年是第4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 中国为什么不自己种植大豆，解决饲料短缺呢？大豆是一种低产农作物，它只能贴近地面生长，产量不高，因此种大豆收益也不高。如果中国停止饲料进口，改为国内大规模种植大豆，结果会怎样？我做过计算，中国如果要靠国内大豆种植来保饲料粮，需要占用至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耕地，那就会造成口粮严重不足。所以，在耕地总面积有限的前提下，要保口粮就没法大规模种植大豆，只能进口大豆作饲料。 进口大豆的数量太大，中国的肉价就受到国际上大豆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大豆的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占九成以上。中国要想相对稳定肉价，就既盼望这几个主要大豆出口国没有灾害，又希望大豆进口贸易顺利。这两个条件里有一个变化，大豆进口价格就会明显涨落，而饲料价格则上下颠簸，中国人的肉食价格就会跳动起来。 五、被中共挟持的猪肉 为什么去年中国的生猪价格暴涨，今年又如此暴跌，然后明年肯定暴涨？原因是，猪肉被中共挟持了。由于中共对美国打大豆战，其结果必然严重影响正常的猪粮比价。猪粮比价被中共变相操纵之后，当然会改变生猪周期的正常波动，造成生猪存栏量大起大落。这就相当于中共挟持了猪肉的供给，而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因此被胁持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国际媒体分析过这个问题，中国的消费者也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而只是一个劲地抱怨肉价过高。 过去这一年半当中，中国的生猪行业并没有瘟疫或其他意外因素发生，导致肉价暴跌的主要原因是猪粮比价急剧下跌，导致养猪亏损严重，因此养猪户纷纷把存栏生猪清空上市。短期内，过量的猪肉供应自然会令肉价暴跌。那为什么猪粮比价会突然下跌呢？ 正如前文所介绍的，2019年，中国的生猪存栏量因输入了非洲猪瘟而减少六成。这种情况下，当局如果要用市场信号激励养猪户扩大养殖以恢复生猪存栏量，本应增加进口大豆使得饲料价格下降，从而提高猪粮比价。但事实是，2020年底，全国生猪存栏量只恢复到非洲猪瘟疫情前的九成。养猪户对扩大养殖不太积极，与猪粮比价偏低有关。而猪粮比价偏低，又是中共对美国打大豆战的结果。 中共长期大规模盗窃美国的技术机密和知识产权，并用贸易壁垒维持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特朗普总统2018年3月22日签署备忘录，指责“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并根据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试图迫使中共改变其“不公平贸易行为”。中共拒绝承认盗窃技术机密等事实，而且于4月5日宣布，对美国的大豆等商品加征25%的关税；作为报复，同时改从巴西多进口大豆。 2019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大豆比2017年下降了44%，使得同年中国从各国进口的大豆总量减少了7%。大豆进口数量的减少，足以抬起2019年和2020年中国的饲料价格，进而压低猪粮比价。更重要的是，巴西大豆比美国大豆每吨贵40到60美元。由于中共2019年特意多从巴西进口大豆，导致中国进口大豆总量中，巴西大豆占65%。这样买大豆是弃低价就高价，于是进口饲料的价格就不可避免地步步上涨。 从2019年到2020年，虽然肉价暴涨但饲料价格也飞快上涨，猪粮比价被中南海人为地压低到养猪户必然亏本的程度。这就是2021年上半年，养猪户纷纷提前把存栏生猪清空的主要原因。中共为了对付美国而打乱正常生猪周期的后果，一共表现为三个方面：先是让民众掏钱买极为昂贵的猪肉；再让养猪户亏本得大吐血；2022年将再让民众花钱买昂贵猪肉。这就是几年来，中共为了实施其对美方针，而挟持猪肉的全景图。这幅图景，描画出了令中共头痛的“吃肉的烦恼”。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