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已撤銷逾17.5萬件簽證
2026 年 8 月 12 日
郭台銘跟台積電買到BNT疫苗了，這代表什麼？ 在野黨會說，政府買不到，民間企業買到了，這代表政府無能；執政黨會說，政府買不到，民間企業買到了，這代表不可言說的中共壓力無所不在。在野黨支持者會說，這都是郭台銘的功勞，執政黨不要現在來沾光搶功；執政黨的支持者會說，如果不是政府一路開綠燈直接授權通力合作，哪來的一千萬劑BNT疫苗？ 我們要說，謝謝鴻海及台積電慨然捐贈疫苗，這是一次台灣公私協力外交出擊採購疫苗的典範，如果缺了任何一方，這樁疫苗採購可能都無法成局。但是，「郭董買到疫苗」的背後，對台灣社會還有更深沈的意義。 台灣駐德代表謝志偉13日發文描述這樁BNT疫苗採購案的過程，他說，自己是在今年1月13日接到台北高層指令，奉命親與BNT高層聯繫，原來，疾管署在簽完BNT疫苗採購合約後寄回，卻石沉大海。為了了解這的過程，謝志偉重新閱讀此前三個月雙方的書信往來，「尤其看到1月6日的英文新聞稿里具體提到『共五百萬劑疫苗。三月供應60萬劑，四月一百萬劑，五月一百萬劑，六月一百萬劑，最後，七月一百四十萬劑』時，我感到整個人都顫抖起來。」 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對方對於我方自稱「我國」有意見，疾管署立刻回函改為「台灣」，但卻未獲回應，原本差一步就要達成的BNT採購合約，就從此石沉大海，一直到五月中郭台銘也加入採購BNT，才又死灰復燃。 為什麼台灣政府買不到，郭台銘的加入卻可以讓BNT疫苗起死回生？為什麼別的國家買BNT沒問題，台灣政府買就有問題？為什麼台灣買莫德納、AZ都那麼順暢，想要買BNT就得九彎十八拐？關鍵當然是BNT的「大中華區總代理」上海復星。所以，美國官方公開說：「北京方面正在以政治因素為由，全面地阻擋台灣購買疫苗。」德國大報《法蘭克福廣訊報》說，北京不放過任何機會，製造台灣政府無法照顧台灣人民的印象，因此當上海復星願意提供疫苗給台灣時，遭中國政府反對。 在台灣這個民主社會，你可以批評這個政府在購買疫苗時不夠積極、憂讒畏譏、失去決斷，但實在不能對中共以政治手段脅迫台灣疫苗採購的蠻橫行徑裝作沒看到。從最早的「炒作國產疫苗股票」到「阻擋BNT疫苗進口」，種種失去比例原則的批評，反而模糊蔡政府疫苗政策該被質疑討論的焦點。 台灣從五月中旬每日五、六百個確診的高峰，到現在每天30個以下確診的可控狀況，關鍵在人民的高度自律，其實跟有無疫苗干係不大。不過，即將卸任的AIT處長一句「台灣疫情不嚴重」，被有心的政治人物炒作成「是嫌台灣死的人不夠多」、「美國沒賣一支疫苗給我們」，瞬間挑動台灣內部兩股意識形態的激烈對立；而台灣大亂，共產黨形勢大好，這剛好是它們卡住這批BNT疫苗時，最想看到的局面。 事實是，即使郭台銘與台積電如此賣力，他們所採購的疫苗最快也要到九月底才能陸續分批到台灣，以目前台灣已擁有七百萬劑疫苗在手，加上每月進口三、四百萬劑疫苗的速度，以及疫情緩降的趨勢，這批BNT疫苗到貨時，錦上添花的程度恐怕遠高於雪中送炭。朝野陣營把大量的時間精力耗費在這批無法稍解燃眉之急的疫苗，還吵到劍拔弩張、勢不兩立，顯見疫苗攻防是虛，政治對立才是實。 日本學界的「台灣通」、日本外國語大學小笠原欣幸過去兩個月觀察台灣社會的「疫苗焦慮」後，歸納了三點台灣人的政治性格：一、自我中心；二、服從權威；三、不願思考而善變。他認為在面對外部挑戰時，台灣社會常陷入集體歇斯底里的焦慮之中，但過一陣子再自我縫合、充滿活力。 回首過去兩個月台灣社會的「疫苗焦慮」，對照郭台銘被迫必須此地無銀三百兩「感謝」大陸北京當局讓這次疫苗採購回歸「商業談判本質」，以及藍綠陣營毫無建設性的政治攻防，台灣人是不是也看到了小笠原眼中的自己？ （全文轉自上報）
上星期（7月6日）中國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趙立堅指中方注意到近日部份中國留學生在申請赴美簽證時，被美國以違反前總統川普所簽署的第10043總統令為理由，拒絕其簽證，中方表示「嚴重關切」，並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與另一發言人華春瑩一樣，質疑這是否美國的「自由與開放」云云。 然而細心的網民，卻立即翻查以往中國外交部的發言紀錄，例如2019年11月29日，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曾在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簽證問題是一國的主權。中國政府當然有權決定允許誰入境，不允許誰入境。那些不受歡迎的人，自然不會被允許入境。」 時間在回溯多一年，即2018年香港特區政府，拒絕簽證給香港外國記者協會的副主席馬凱，續領工作簽證時，黨報《環球時報》發表評論，指簽證是主權問題，不給續簽是「可以不做解釋的」；而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亦於當時指出，「簽證是一國主權範圍內的事務」，指「香港特區政府根據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有權是否批准在港簽證延期申請作出決定…外國無權干預」。 因此為何中國外交部如今，卻「覺今是而昨非」，突然認為簽證問題不是「他國內政」，也不是美國的主權？為何認為中國有權干預美國簽證的「內政」呢？難道中國政府認為，美國政府沒有權，去決定誰去入境？為何不會回憶起自己於2019年、以至2018年的發言──「那些不受歡迎的人，自然不會被允許入境」呢？ 更何況早前大量愛國人士，都指出中國留學生，為外國的大學，帶來巨額的學費收入，甚至高言是全靠中國留學生，養起外國各間大學，令他們能避免破產倒閉；如今美國政府「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令自己損失高額的學費收入，令這些留學生都可以留下來，在中國建設為祖國效力，而不是把人民幣換成美金，更不用怕他日移民令人才流失，以及改善目前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理應是慶祝才是，為何要自行雙重標準，再意圖幫助美國的各間大學院校呢？ 一些報道更指出，美國保持目前的簽證政策的話，將會導致「中國人才的湧入，永遠不會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而美國的科技發展，會因此受到損害」云云；美國之失，即為中國之得，中國能夠保住這500位原本會前往美國發展的留學生，為何中國不是立即慶祝，各大院校立即爭相羅致這批學生，而是竟要抗議，甚至有人提出要去美國請律師，花更多的錢，去爭取把中國的人才，流失去美國呢？ 奇哉怪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塔利班發言人蘇海爾·沙欣（Suhail Shaheen）日前借中方媒體之口，公開向中共表忠，信誓旦旦的表示，歡迎中方投資其佔領區，並發誓要保護中方投資和人員的安全。官媒《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欣喜若狂，在微博高調宣稱，這是美國耗資萬億的阿富汗戰爭失敗的失敗，更是中共外交的勝利等等。 美國人從不諱言，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並不是一場勝利的戰爭，美國無論政界精英和民意，這些年來都清晰地否定了戰爭解決政治問題的功能。事實上，這也是美國撤軍阿富汗的最根本的原因。 通俗地說，迄今為止，美國政界和社會的自我糾錯功能依然健全，始終敢於直面任何問題，包括自己的錯誤。 胡錫進對塔利班拋來的橄欖枝興高采烈，我基本可以理解為這是中國官方的基本認知。這不僅僅是因為胡錫進本人的身份特殊，而是這些年，中國官方的價值體系里，一直就將團結天下所有的流氓對抗美國，視為基本國策。 但到這時候，我反而為胡主編捏了一把汗了。黨的慣例是，我可以做，但你不可以說。而胡錫進興高采烈的歡呼，基本相當於大張旗鼓的將黨和塔利班勾肩搭背的事實昭告天下！這是泄露國家機密的表現啊。讓黨一時不高興，也就意味著黨會讓你餘生不高興。胡主編顯然忘了潘漢年的教訓。潘漢年和周恩來關係很鐵哦，胡主編，你和誰關係鐵？ 胡主編貴為官媒老總，行政廳級官員，按中共黨的行政體系，屬高級幹部，黨國棟樑。但我覺得非常有必要再給胡主編普及一下做人的基本常識。 《禮記大學》說過，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胡主編對塔利班表現出來的極度好感，讓我明白鬍主編的心顯然不正。 即便是黨國大佬鄧小平，生前也曾嚴厲告誡黨內，翻譯過來的意思是：別當小流氓的老大。但習近平顯然不服氣，他想當老大！ 如果深究一下胡主編的邏輯，也會發現這其實不是胡主編個人的問題。從楊潔篪、王毅和趙立堅的戰狼外交範本都顯示出，在歐美越來越警惕的背景下，從普京到金三胖、從緬甸軍頭到塔利班，拉幾個流氓抱團壯膽是中共必然的選擇。 但中國有句老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這些年來，從人肉炸彈襲擊無辜平民到綁架兒童當炮灰，塔利班犯下的反人類罪行罄竹難書，並且他們的殘暴，更多的是針對自己的同胞，這一點和中共自己的歷史也非常相似。 從1921年中共在上海划船開業以來，其100年生意經，從頭到尾都是一部屠殺自己同胞、甚至是戰友的暗黑史。 從江西蘇區屠殺鄉村仕紳和勉強溫飽的農民，到25000里長征的沿路劫掠、從八年抗戰的大後方保存實力搶地盤，到國共內戰數以千萬的國人屍骸遍野，再到土改數百萬地主和富農被肉身消滅，反右、大躍進導致的大饑荒和文革剿滅百萬計的知識份子，無論是屠殺的手段，還是受害者的總量，塔利班都望塵莫及。 所以，無論是從歷史的淵源還是現實的證據，我們都能清晰地看到，黨和塔利班惺惺相惜的邏輯，也就是王八看綠豆的故事，即對上眼了。至於胡錫進，只是搶著拍了一下大領導的馬屁，怕被趙立堅等搶了先機。 但這世界好在還是有是非之分。事實一再證明，無論是中共還是塔利班都不會從良，自由世界也不再對此抱有幻想。 但歐美自由社會低估這事的影響現然是愚蠢的。根據黨的宣傳紀律，胡錫進的高調只是奉旨發聲。而歐美如果還一廂情願的認為退讓和安撫可以促使中共從良，那基本等於自取其辱。香港已經淪陷，新疆慘不忍睹。狼真的來了，別天真，血光中的惺惺相惜讓我們不寒而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自建政以來，堅持將收復台灣作為其歷史使命，採取了武裝奪取、經濟綁架、政治滲透、外交打壓，軍事封鎖等各種方法，特別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制定了《封鎖台灣作戰預案》，企圖通過軍事封鎖導致台灣經濟、社會動蕩，逼迫台灣政治轉向，承認一個中國，接受一國兩制，達成統一目的。 這裡要說明的是，中共從韓戰後基本上就放棄了以武力強行攻佔台灣的企圖，不管是當初第七艦隊的進駐，還是美國與台灣斷交後簽定的《與台灣關係法》，就是因為美國不願意看到台灣被中共拿下，橫刀擋在中間。中共口頭上堅持不放棄武力，實際上也是軍事威脅的需要。 習近平上台後拋棄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欲與美國一爭高下，特別是武漢病毒造成全球災難的情況下，導致了全世界的圍攻，內外交困；而台灣卻得到了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同情與支持，特別是在看到中共在香港的暴行後，根本就不接受所謂的一國兩制。可以說，中共以封鎖造成台灣混亂、再以統戰手段達成統一的企圖已經完全破滅。 事實證明，只要美國攔在中間，中共的統一就會難上加難。霸王硬上弓代價太大，且成功率微乎其微，毫無勝算。但也不能說中共就沒其它辦法了，既然統一是它們的歷史使命，尤其是習近平將其身家性命都賭在了這上面，台灣方面就不能馬放南山，高枕無憂。要知道中共是個沒有底線思維、為達其目的不擇手段的這麼一個邪惡組織，不會就這麼放棄的。 幾十年來，整個西方世界都給中共騙了，以為經濟發展了它就會接受普世價值，就會走上民主道路。 到今天，在中共用生化武器達成其改變世界、推行其共產主義價值觀的情況下，依然有些國家對中共抱有幻想，甚至表示無意推翻中共獨裁政權。美國軍方的一些將軍們堅持認為解放軍不是對手，三年內、六年內不會對台動武，這是在嚴重誤導。這也充分說明了美國戰略方面嚴重不足，對中共存在極大的誤判，如此下去，一旦中共走出困境，美國必敗。 拿下台灣只是中共海洋戰略三步走的第一步，到本世紀中期成為第一軍事強國，控制西太平洋，稱霸亞太才是它們的既定目標。在這方面美國非常短視，以為守住了台灣就萬事大吉了，以為中共無法渡過眼前的困難──大錯特錯，中共在建政後渡過了無數次難關，韓戰、越戰如何？餓死幾千萬人又如何？八九六四全世界制裁又如何？即便是下一步美中開戰，即便是重創了中共海、空軍、火箭軍也是動搖不了中共的政權，中共在夾縫中生存能力是超強的。七十多年的共產洗腦，讓大陸很多人還在無條件的支持中共，甚至表示吃草都要與美決戰，殺光台灣人也要統一。 這也是西方人根本就無法理解的。如果不趁此次因中共病毒促成的全球對其圍攻，徹底解決這個對人類嚴重威脅的政權，美國及西方國家將後悔莫及。 下面我簡單、概略的介紹一下中共接下來會如何實現它們統一台灣的戰役企圖。 一是封鎖不成改為以局部軍事行動，那就是對台灣外島動手，組織這種行動不需要正規軍頂在前面，用數百艘海上預備役漁船即可，當成千上萬個漁民登上這些外島時即告登陸成功。 二是在對台灣本島作戰中，中共也不會組織登陸，不對稱作戰和超限戰的方法很多，網路、電子干擾、用導彈攻擊台軍的雷達、通信等軍事實施、裝備甚至賴以生存的設施，造成島內的極度恐慌，再以利誘達成一國兩制的目的。 三是解決台灣問題首先是要將美軍逼出第一島鏈，最有效的就是核威脅，甚至還會用上生物、基因等武器。中共目前正在大量的裝備戰略導彈，擴充核武庫，雖然中共也明白美國的核打擊能力領先，但知道美國是個民主因家，不會隨便用，造成平民傷亡。而中共卻不管這些，只要有一枚能打到美國本土就達成目的了。這樣，在對台發動局部軍事行動中逼迫美國放棄介入。而台灣在看到西方國家無力保護自己時只能投降，接受中共的統戰條件。 各種方法還有很多，只有你想不到，沒有它做不到。可以說，中國人在軍事謀略能力方面超過西方人，這不是中、西方人的智慧問題，而是價值觀問題。中共作戰是不講規則、不計成本，無所不用其極的政治行為；而西方由於其政治制度、利益代價所限根本就無法與其對抗。 最後用一句中國的成語「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告戒世人，不將中共這個撒旦從人世間清除，這個世界所面臨的災難會沒完沒了。 （作者為前中共海軍中校參謀，原文鏈接）
外傳郭台銘已與德國生技公司BNT代理商上海復星醫藥達成初步協議，首批BNT新冠疫苗最快8月將從德國原廠進口。對此，郭台銘辦公室發出聲明嚴正表示，希望媒體別再報導疫苗採購不要再報導進度、臆測內情，這可能妨害台灣取得疫苗的時程，對台灣防疫毫無幫助。 先前，台灣政府說，國家處境狀況特殊，對採購過程與到貨時間要保密；這說法被質疑是「黑箱作業」、「推卸責任」。就連美國政府公開說：「台灣取得疫苗的途徑被截斷」，還是有人認為「中共打壓就把證據攤開」。如今，與藍營關係密切的郭台銘希望媒體不要再報導這些採購過程與內情，顯見他碰到與台灣政府買疫苗相仿的困難。就連郭董買疫苗都要緊張到好像搞諜報戰，就表示除了「錢」與「貨」以外，其中的確有難以道盡的「外部壓力」。 澳洲疫情最近陸續爆發，疫苗短缺，民眾搶疫苗無著；澳洲人口最多的新南威爾士州衛生廳長哈扎德（Brad Hazzard）說，這是電影「飢餓遊戲」真實上演，但政府儘力了，外界不要用後見之明來批評政府的疫苗政策。民眾先是沒把疫苗當回事，疫情突出才搶打，再就是埋怨政府沒有「超前部署」，沒預備好夠多的疫苗讓想打的民眾隨時可以打，這幾乎是過去一年抗疫相對成功的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不單是台灣的困境。 有人羨慕美國現在到處可以打疫苗的「富有」狀況，但美國走到今天，是用3千3百萬人確診數，近60萬的死亡人數，以及以近124億美元鉅資和13家藥廠及生技公司預先簽訂合作協議換來的。美國人口是台灣的13倍，我們或可想想：如果用240萬台灣人口確診，4.6萬的死亡數，來替換「富有的疫苗」與美國式的解封，你會選擇哪一個模式？ 無視歐美國家如何走到今天的血淚，用去脈絡的方式看待歐美國逐步解封的現況，也往往忽略了無論就百萬人口的確診數及死亡數，台灣都還是全世界的資優班。日本《產經新聞》駐台特派員矢板明夫說，疫情期間台灣比全世界其他國家都多守了500多天是一項奇蹟，在被攻破之後又用2個月的時間，把700多個感染降到30以下，這又是個另一個奇蹟。這是不是值得此刻珍視的防疫成績單？說法其實可受公評。 郭台銘願意貢獻一己之力出手為台灣買疫苗的心令人感佩，而台灣人或可通過郭董買疫苗的路徑重新了解：買疫苗不是買豬肉，不是有錢就好，最難的不是訂貨，而是現貨。至於老共有沒有出手攔截干預？德國政府的態度與國台辦「唯一代理」的聲明，其實都已經再淸楚不過了。美國政府不是沒有BNT疫苗，但捐贈給台灣的250萬劑卻全選擇莫德納，這其中的故事情節其實更意在言外。 疫苗是戰略物質，其中的買賣從來不只是商業邏輯；但台灣社會從來都要求物超所值，既希望隨時有疫苗可打，還要求品質要好，又不能買太貴，然這三項絕不可能同時存在的條件，其實只在巨嬰的想像世界裡。疫苗政策既不可能同時滿足所有人，朝野陣營名嘴政論就只好各引立論，各自攻防，亂戰不歇。 沒疫苗時說「政府殺人」，有疫苗時說「這是乞討來的」，開始打疫苗說「這疫苗會打死人」，大規模測試施打時說這政府只是讓人「望梅止渴」。如果疫苗之亂是一面鏡子，其實就是讓人看清楚台灣人有多麼自我中心，而這個社會又到底有多脆弱？ （全文轉自上報）
在文章《中共中央至今仍未完成對湖北省委常委會的「改組」》中，討論了去年初因為武漢疫情失控，而替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央決策層背鍋的時任湖北省和武漢市主要領導人應該是接受了哪一類黨內處分的問題。 按照中共黨章和黨內的紀律處分條例規定，黨紀處分共分為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出黨籍等5種。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對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給以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開除黨籍的處分，必須由中央委員會全會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決定。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級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做出處理決定，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 前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和前湖北省委副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至今並沒有受到開除黨籍以及留黨查看的處分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在位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被開除黨籍處分並被清除出中央委員會，都是在某次中央全會上進行並對外公開宣布的。從程序 上講，無法對外保密。 遠的例子不舉，自一九九五年九月的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以來，二十多年積累下來，已經有近二十名時任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在中央全會上確認被開除黨籍，包括外界無人不知的薄熙來和令計劃以及孫政才等。 另有過去還有兩個在位的中央委員，在某次中央全會上被撤消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但並未被開除黨籍的事例。一九九五年九月召開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上，第十四屆中央委員陳希同被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後一次中央全會上又被宣布開除黨籍，移交司法）；二零零七年十月召開的第十七屆三中全會上，于幼軍被撤消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給予留黨察看兩年處分。 這裡要說明的是，無論是周永康還是郭伯雄等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被宣布開除黨籍時都已經不在位了。也就是說，對中共黨員來說，開除黨籍不但是最重的處分，而且在具體實行過程中， 所有在位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所接受的黨內處分如果嚴重到開除黨籍的話，那麼一定都是已經被內定「移交司法處理」了，極少有例外。 可見，在蔣超良和馬國強去年初雙雙被宣布免職之後，如果已經被附帶了黨內處分的話，只能是黨內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 有湖北省委人士透露，日前由湖北省委副書記兼省長位置上黯然下台、到全國政協去等待退休的王曉東，事實上雖然沒有在去年二月和蔣超良及馬國強一同下台，但當時他們三人同時都被內部宣布了處以黨內的警告處分和嚴重警告處分。 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條規定，黨員受到警告處分，一年內不得在黨內提升職務和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於其原職務的黨外職務。黨員受到嚴重警告處分，一年半內不得在黨內提升職務和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於其原任職務的黨外職務。 雖然蔣超良下台之後已經完全沒有可能被安排在黨內提升，或者被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於其原任職務的黨外職務 — 比如全國政協副主席，但既然已經被免去原來的職務，再被安排任何一個同級別的新任職務也還是需要一個為時至少一年半的「沉寂」期。馬國強也是一樣。 當時有外界媒體注意到，黨報《環球時報》總編、「叼盤手」胡錫進有一段很詭秘的話，他說蔣超良和馬國強黯然離職，留下很多思考。胡錫進稱，這兩位官員「本可以把過失的責任主動承擔起來，如果有七分責任，他們應該主動承擔九分」，那就會贏得「諒解」，可是他們給人的印象是只想承認「一小部分」。 胡錫進此言一出，《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先生即發表評論說：胡錫進的意思就是，地方官員要把習近平的責任、中央的責任攬在自己頭上，這樣黨中央就諒解了，就不會免你的職了。 有消息說，就在武漢疫情失控的最初一段時間裡，一度保持沉默的習近平其實也不是整天圍著中南海游泳池轉圈，嘴裡不停地吭嘰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而是幾次招見王滬寧、栗戰書、許其亮、張又俠等人，問計發布戒嚴令的可行性。 眾所周知，中共政權自統治了中國大陸之後，由中央發布 「戒嚴令」的情況只出現過一次，那就是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 根據中共當局的相關「法律」規定，全國或者個別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戒嚴，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發布戒嚴令。 當時的情況是，廣場示威學生和社會各界的訴求之一就是召開全國人大，依法解決事端，所以就搞出了一個「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李鵬總理戒嚴令」。 之後，中共當局「痛定思痛」，肯定了對「戒嚴」一事進行專門立法的必要性。 一九九六年，當時還是江澤民為總書記的中共當局正式生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戒嚴法》，稱： 「在發生嚴重危及國家的統一、安全或者社會公共安全的動亂、暴亂或者嚴重騷亂，不採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維護社會秩序、保護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的緊急狀態時，國家可以決定實行戒嚴」 「戒嚴期間，為保證戒嚴的實施和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國家可以依照本法在戒嚴地區內，對憲法、法律規定的公民權利和自由的行使做出特別規定」； 「戒嚴地區內的一切組織和個人，必須嚴格遵守戒嚴令和實施戒嚴令的規定，積極協助人民政府恢復正常社會秩序」； 「戒嚴任務由人民警察、人民武裝警察執行；必要時，國務院可以向中央軍事委員會提出，由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派出人民解放軍協助執行戒嚴任務」。 當時有外界評論說：輿情洶湧，人民的怒火對準了官員，與其說習近平派去的省市委書記比蔣超良和馬國強更有能力消滅瘟疫，不如說習近平派他們去是為了滅火，是為了鞏固被這場大疫撼動的政權。表面看，習近平的權力仍然很強大，但是，李文亮醫生不幸逝世之後，中國人罕見的一致的憤怒，對失去言論自由權利的憤怒，對一個吹哨人被剝奪權利的憤怒，一一指向北京，這也是近年來罕見的。在李醫生逝世前，已經有清華教授許章潤勾勒了「憤怒的人民不再恐懼」的形勢，還有在自己的祖國逃亡的憲政學者許志永發表了勸習近平讓位的檄文。李文亮逝世後，到處都是要求政權向人民道歉，呼籲全國人大落實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的聲音。習近平派親信重整武漢，意在修補自己黯淡無光的形象……。 當時被派去的應勇無疑是習近平的政治親信，但稱得上是習近平政治親信者多了去了，為什麼單單選中了應勇？而武漢市委書記的繼任人，為什麼會是當時的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而不是另外的什麼人？ 仔細研讀並對照他們兩人的中共政壇履歷就不難發現，卻原來當時的習近平政權從中央部委和地方百官中，單單選中了都是職業警察出身的應勇和王忠林前往接掌危機中的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主要考慮因素就是在決定暫時不直接公開宣布實施 「戒嚴令」的前提下，在當地實施沒有「戒嚴令」，但事實上比實施「戒嚴令」還嚴酷的控制手段。這兩個職業警察出身的省級黨政官員，是最可能勝任的。 如果把湖北和武漢疫情爆發之前的中共所有任副省部和正省部級官員逐一對比就會發現，正在或者一直是在擔任政法系統職務者除外 — 因為這類人並不同時具備地方黨政主官的從政經驗，正在擔任省和副省一級地方黨政主官者中，職業警察出身者少之又少，而應勇和王忠林又是他們中間履歷最亮眼的兩個。 先說應勇。在自己的簡歷中聲稱是「大學學歷、法學碩士」的應勇，事實上沒有經歷過哪怕半天的正規大學的校園生活。他十九歲即在家鄉浙江的一個工商行政管理所當辦事員，據傳是因為他的父親退休，他因此獲得了一個「頂替」的「招干」名額。工商制服穿了一年，應勇即改穿了警察制服 ，開始了為時近三十年的職業警察生涯。 從一九七七年至二零零三年，他前後花了二十六年時間，從一個鄉鎮派出所的「片兒警」，一步步經歷了派出所所長、地區公安處的副處長和處長、地級市的公安局長，直到省公廳的正局級副廳長。並在此職務上，進入了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前從福建省調至浙江省委的習近平的「法眼」。 此後，他脫掉警服，擔任了不到兩年時間的浙江省紀委副書記兼省監察廳廳長；隨又改穿上一身法警制服，被當時的浙江省省委書記習近平提升為享受副省部級待遇的浙江高級法院院長。 二零零七年中共十七大前夜，已經擔任了數月時間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進中央任職政治局常委兼書記處書記之前，主持的最後一次上海市高層人事變動的事項之一就是安排時任浙江高院院長應勇任上海高院黨組書記。在此黨內職務的基礎上，等待同級人大會議上通過一個接任上海高院院長的「法律」程序。 再說王忠林。此人從一九八零年在家鄉山東費縣高中畢業後，即被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系刑法專業錄取；一九八四年大學畢業後，即被分配回山東。從基層警員做起，刑警、交警、偵察員……，干過好幾個警種，花了十一年時間才爬升到棗莊市公安局交警支隊隊長的職位；而後又花了五年時間，爬升到棗莊市檢察院副檢察長的職位。但只在這個位置停留了不到半年，就脫掉了制服，開始了地方黨政官員的任職過程。直到二零一六年，以山東省濟南市市長身份開始享受副省部級待遇。在此期間，他「在職進修」的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專業的在職研究生課程進修班。在此基礎上，日後他也和習近平一樣，也弄了一個「在職博士」的頭銜。 不過，正所謂「時勢造英雄」，如果不是因為武漢疫情，當時馬國強的仕途前景明顯比王忠林看好。因為比王忠林還年輕一歲的馬國強已經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而十九大召開時，還只是濟南市代市長的王忠林連十九大代表都沒有被安排。 而現在看來，馬國強的未來最好前景就是被異地安排一個不為眾人所關注的副省部級閑職。而王忠林在已被從武漢市委書記升任湖北省長的基礎上，二十大進中委當然是板上釘釘的事，而且屆時接替應勇的省委書記職務是非常有可能的。 至於應勇本人，我們前面節目中已經介紹和分析過的近一個月前，十堰燃氣爆炸事故後後續追蹤報道眼看已經被完全壓制下來，「政治影響」已經被從快從速消除，不會因此而影響他應勇在明年二十大上的仕途走向，是越來越可以肯定了。 確實，兩個「臨危受命」的職業警察到任之後的「酷吏」作為，簡直可以說是令習近平大喜過望。未來二十大上，肯定都會是首先考慮的犒賞對象之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1年3月2日星期二晚，幾名中共國企高層，在灣仔一間高級私人會所，宴請區嘉宏（香港入境處處長）和鄧以海（香港海關關長），共九人同台在席，公然違反「限聚令」，公然漠視防疫措施，其中一名國企高層，更涉嫌在當晚強姦一名女子後被捕。事件一直保密，直至6月22日星期二，有人向多間香港新聞機構告密，只有《明報》斗膽調查，並於7月8日刊登報道，市民才得知。 自香港回歸至今，特區政府醜聞多的是，政府紀律部隊的醜聞，已經不止一次，警隊的醜聞，就更加不止一次！最近一兩年，政府紀律部隊的醜聞，就越來越多！ 2020年2月16日，「香港警務處」高層，無視防疫指引，照辦恆常公關活動，跟一眾影視名人在九龍塘一會所，聯歡晚宴，約二百人在席，為了感謝眾藝人「撐警」，時任警務處處長（一哥）鄧炳強（新任保安局局長），不負責任，大放厥詞！本來無人知悉，後來，在席的，退休後才因退休前以警棍，胡亂鞭打途人，被判入獄的朱經緯警司，把自己拍攝的晚宴片段，在互聯網公開後，市民嘩然。 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中午前後，香港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國家安全處處長） 蔡展鵬，離開「灣仔警察總部」，步行8分鐘至附近庄士敦道191號至193號，勝意大樓1樓A室「VIET SPA」（現已改名為「Daisy Spa」）接受性服務，剛巧遇上同事執行「打擊色情場所」的「查牌行動」，斷正！事件一直保密，直至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晚上，有人向多間香港新聞機構告密，市民才得知。 自從中共打死了「蘋果」後，白色恐怖瀰漫整個新聞界，大家都自我審查，大家都非常小心！幸好仍有《明報》肯仗義執言，捍衛市民的知情權，否則，香港就真的玩完了。 3月2日晚國企高層宴請處長和關長一事，《明報》報道後，全城熱議，但是，大家過分集中「漠視防疫措施」和「違反限聚令」，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為什麼中共國企要宴請兩個紀律部隊的首長？是否有事相求？還是有事吩咐？是否秘密交易？是否唔見得光？是否要保密？是國家機密？還是不正當的國家任務？抑或只是一般的私相授受、普通的行賄與受賄？ 6月22日的匿名投訴信，《明報》沒有公開，所以市民暫時仍然未知是哪間國企請客，亦未知在灣仔哪間高級私人會所請客？見到《明報》的報道後，7月8日早上已經有多個其他本地媒體，包括香港電台，向警方查詢，向入境處查詢，向海關查詢，向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查詢，向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查詢，向特首林鄭月娥查詢，但是直至晚上，全部皆守口如瓶，有的說沒有補充，有的索性不作回復，為什麼？政府遲早都要向公眾交代，難道還可以瞞天過海嗎？ 首先，國企是否有行賄？處長和關長是否有受賄？特區政府必須儘快說清楚，廉政公署亦應該儘快主動調查，以釋公眾疑慮！此外，根據防貪指引，處長和關長接受五百元或以上的款待，必須要先向上司報告和申請批准，他倆有做到嗎？他倆的上司，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新任政務司司長）知道嗎？有批准過嗎？李家超為什麼要批准？為什麼不避嫌？還是李家超根本蒙在鼓內？政府也應該要交代。 第二，事件中是否有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是否有破壞特區政府的聲譽和市民對政府的信心，必須要調查清楚，違者必究，公事公辦，律政司鄭若驊司長責無旁貸！保安局鄧炳強局長責無旁貸！政務司李家超司長責無旁貸！特首林鄭月娥責無旁貸。 第三，處長和關長早已作出《公務員宣誓與聲明》，發誓必定效忠「香港特區」，盡忠職守和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如今兩人公然違反「限聚令」，公然漠視防疫措施，公然接受國企高層的好處，還有受賄之嫌，仍然算是盡忠職守嗎？仍然算是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嗎？仍然算是沒有違反《公務員宣誓與聲明》嗎？仍然算是遵守著《公務員宣誓與聲明》嗎？必須要調查清楚，違者必究，公事公辦，公務員事務局聶德權局長責無旁貸。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責無旁貸。 筆者的疑問，亦都是廣大香港市民的疑問，希望特區政府能夠開誠布公，儘快交代，免得市民對香港政府的信心，跌至新低。 最後，也是最重要，就是希望《明報》今次「爆料」，不會被中共視為「違反國安法」，祝願《明報》不會因為今次報道，就得到跟《蘋果日報》一樣的待遇；祝願《明報》不會被要求交出報料人的身份；祝願《明報》不會被大搜掠、大搜查；祝願《明報》不會有人被捕；祝願《明報》不會被凍結資產；祝願《明報》不會有朝一日也要被關門大吉；阿門（Amen），謝謝。 （本文為作者投稿，不代表看傳媒新聞網立場。作者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選民。）
距痛毆院士王晉年、吳美蓉整整一個月後，中國航天的霸道總裁張陶終於落馬了。 北京警方的通報雖遮遮掩掩，但總算給了個實錘——刑拘。但張陶的上級，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則繼續羞羞答答、欲語還休，始終沒敢下個結論。 但我並不覺得張陶打院士讓人吃驚，因為在體制內，上級揍下級，這些年來已是家常便飯。比如，去年底河南濟源市委書記張戰偉抽市政府秘書長翟偉棟的嘴巴，更早年薄熙來打了王立軍的耳光等等，先例累累、上行下效而已。 還有人說，張陶不該打院士，要是揍個普通人，這事就不了了之。 其實這是分不清衙內的本質。高衙內為甚麼調戲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的老婆？因為衙內是分不清普通人和自己人的。只要是對上了眼，他們認為揍誰都只是體育鍛煉。 這次也只是張書記傲嬌得有些過頭，揍了可以通天的人，還沒讓攝像頭壞掉！ 但張陶先生揍人之後的弔詭之處，還是讓我詫異。比如，航天集團公開護短、張陶行兇後不屑一顧、輿論曝光後其以公司檔的方式高調反駁，甚至出動龐大的水軍將自己包裝成激情愛國者，因義憤痛打恨國賊…… 更讓人意外的是，因分贓不均導致多年來內訌不斷的航天界，這次卻幾乎保持了罕見的集體沉默。因為航天領域的「影子上級」是軍方。根據慣例，這隻有兩種原因可以解釋：要麼是他的來頭大到所有的人都不敢惹火燒身，要麼是他成功地把所有的大佬都綁在了自己的船上。 當然，民間有自己的解讀。比如，張陶姓張，並且起步於陝西，他們也會立即聯想到和航太關係密切、同時還是陝西籍的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家族。網路輿論一邊倒的認定，張陶是張又俠的侄子、開國上將張宗遜之孫。 也有人聯繫了其名陶字，認定他同時還是陶鑄的外孫、陶斯亮的兒子。但陶斯亮雖然不背書單，但她確實讀過幾本書，知道張陶這種紅旗下的衙內，所以趕緊闢謠。 這就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場景：在《英烈保護法》出台後，官方動輒以侮辱英烈為名抓人，但全民大不敬，一定要給開國上將家送個不肖子孫，但無論是張家還是官家，都保持著尷尬的沉默。 這並不是張又俠或航天集團高層們不想說，而是他們確實不敢說。 根據紅色家族約定俗成的政治規矩，紅色家族之間相互挖坑、甚至是慘烈廝殺都稀疏平常，但不得在草民面前公開撕逼。只要老大習近平沒發話，主家沒主動認領，別的人都只能裝聾作啞。於是，張陶究竟是紅旗下誰下的蛋，也就成了一筆糊塗賬。如雲南衙內孫小果那位非官方認定的神秘的生父，親兒子都斃了，他也終沒敢露面哭個墳。 大隱隱於市？不，大隱隱於朝——朝廷的朝。 巧合的是，孫小果的父輩和張又俠發跡都始於雲南，14軍。也曾經是薄熙來他爹、薄一波的嫡系部隊。就他們而言，當代衙內、官場肉搏、身世迷霧，細節雖有差異，但劇本基本相同。歷史轉了好幾個圈，一次次的又回到了原點。接下來，註定也只是繼續轉圈，等待下一個衙內重演一遍。 但衙內們沒明白，從林立果、劉源、鄧朴方、薄熙來、周濱、包括習近平自己的命運也都能看出，因為權力的更替，他們會被周期性的拋入深谷，生死難定。 原因很簡單，當張陶們可以肆意揮起拳頭的時候，這一切就成了宿命。這很公平，因為我們都是紅旗牌絞肉機里的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雖然說過是「五十年不變」，但是，今時今日，就算是小平復活，就算是Margaret復活，香港七一也難復再，「七一遊行」就更難復再！ 要說「七一遊行」，就必須由1997年說起。 1997年7月1日下午，香港政權回歸不足十五小時，支聯會就以「愛國愛港民主大遊行」的名義，冒雨遊行，呼籲必定要建設「民主中國」。期間，香港警方首次警告支聯會，要準確估計遊行人數；回歸首天就警告遊行人士？支聯會成員張文光表示，警方以前從來未有警告支聯會，希望回歸首天就警告遊行人士，只是巧合事件。 遊行隊伍最後安全抵達政府總部門外，由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先生，代表遊行人士，遞交意見書給香港特區首任特首董建華先生，遊行人士之後和平散去。 自始，「香港七一」和「七一遊行」，都成為香港民情的溫度計，香港社會運動的寒暑表，香港政權的照妖鏡；以下是過去廿四個「七一遊行」的參與人數和相關記要： *..1997年：….3000…董建華上任。 …1998年：……40 …1999年：…..500 …2000年：….3700 …2001年：…..700 …2002年：…..350…董建華連任。 **.2003年：…46萬6…根據警方以直升機圖片點算，人數是67萬5千。 *..2004年：…19萬4 …2005年：….2萬2…2005年3月10日，董建華以健康理由宣布辭職，曾蔭權接任。 …2006年：….3萬6 …2007年：….3萬2…曾蔭權連任。 …2008年：….1萬8 …2009年：….3萬5 …2010年：….2萬4 …2011年：….6萬3 …2012年：….9萬5…雙普選落空，梁振英上任。 …2013年：….9萬8 *..2014年：…15萬8…同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發生佔領中環事件，後來發展成「雨傘革命」。 …2015年：….2萬8 …2016年：….3萬. …2017年：….3萬1…林鄭月娥上任。 …2018年：….3萬. **.2019年：…25萬9…7月1日，「立法會大樓」被示威群眾佔領。 *..2020年：無法統計…《港區國安法》於7月1日開始正式生效，「七一遊行」被禁。 *..2021年：無法統計…「七一遊行」再被禁！ *為值得關注；**為人數極高和值得關注。 自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當日開始，不少爭取香港民主的民間組織，已經開始每年辦「七一遊行」，但初時規模都較小。直至2002年9月13日民間人權陣線（民陣）成立，2003年「七一遊行」首次由民陣統籌主辦；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回憶錄中提到，2003年「七一遊行」，警方內部的遊行人數為67萬5千人。 2003年的「七一遊行」，是八九民運以來，香港最澎湃、最浩瀚的遊行示威，受到國際輿論重視，由於《香港基本法》第23條強行立法，加上SARS病毒從國內傳入導致整個香港社會不景氣，引起大量香港市民的不滿，遊行主題變成「反對廿三，還政於民」，大會呼籲市民穿黑色衣服參與遊行，以表達對政府的不滿。當日香港雖然天氣炎熱，但也有大量人士參與遊行。遊行所引發的七一效應，加上自由黨撤回對立法的支持，使香港政府停止對廿三條立法程序，並使建制派在同年的香港區議會選舉大敗。 2014年七一大遊行，人數接近16萬，是所有「七一遊行」中的第四高（2003：46萬6千、2019：25萬9千、2004：19萬4千、2014：15萬8千）。遊行於下午3時半從維園起步，連續第2年往中環遮打道集會，但期間遊行人士多次疑遭親中派人士暴力對待。遊行訴求也是最多樣化，包括：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反對「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停止大嶼山土地發展計劃、要求特首選舉要有「公民直接提名」、2017年落實真普選、抗議警察濫權、反對擴建將軍澳堆填區、保衛粵語、同志平權、反對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擴建計劃、爭取成立「動物警察」等。 2014年「七一遊行」也是主題曲最多的一年，除了Beyond樂隊的《海闊天空》、《長城》、《抗戰二十年》和《光輝歲月》作為一貫的主題曲外，還有：謝安琪的《雞蛋與羔羊》、《最好的時刻》，以及改編自《孤星淚》中「社運代表作」《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問誰未發聲》，此曲亦為6·22公投主題曲。數個月後爆發的學界大罷課、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及雨傘運動，也應用了這些歌曲；同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正是發生佔領中環事件，後來發展成「雨傘革命」。 【最近五年 = 最後五年！】 2017年7月1日，林鄭月娥由政務司司長搖身一變，變成新任特首，「七一遊行」就開始不能再跟過往一樣，使用維園足球場作為「集合起步點」，首次被逼使用維園「中央草坪」作為「集合起步點」！遊行主題為「一國兩制，呃足廿年，民主自治，重奪香港」，遊行人士的主要訴求包括：中共釋放病危的劉曉波、香港政府從速修補社會撕裂、改善教育、改善社會福利政策等。新上任的林鄭政府，只是循例回應了兩句：政府會繼續用好「一國」和「兩制」的優勢，掌握國家帶來的龐大機遇，積極拓展香港的經濟，改善市民生活；並努力營造合適的社會氛圍，以改善政制問題。 2018年7月1日，「七一遊行」繼續不能夠使用維園足球場作為「集合起步點」，由銅鑼灣東角道起步的建議，亦遭警方否決，遊行人士，再次被逼使用維園「中央草坪」作為「集合起步點」！香港警方首次警告市民切勿中途加入（插隊），並恐嚇市民插隊乃「非法集會」，會被檢控！然而。也有小部分市民成功於崇光百貨和希慎廣場等處，成功插隊；遊行人士的主要訴求包括：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興建更多公共房屋、反對法治「沉淪」、批評公立醫院超負荷、不滿高鐵一地兩檢、不滿港鐵「豆腐渣」建造工程醜聞、停止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普教中）、捍衛廣東話等。但是，林鄭政府的回應，則較往年嚴厲：政府一直用心聆聽市民訴求，但是，任何不尊重「一國」、無視憲制秩序、嘩眾不實的口號，皆不符香港整體利益及發展。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港大民研）」的估算，2015年至2018年的「七一遊行人數」都是約三萬人，但2019年的「七一遊行人數」就突然暴升九倍至接近廿七萬人，為什麼？ 2019年，就是因為有人想利用台灣殺人案，強行修改香港法例，方便中共在香港捉人；過程中，政府漠視民意，林鄭作風強硬，挑起民憤，市民強烈不滿，引起香港社會全反彈：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最後，林鄭惟有說聲：「逃犯條例修訂，已經壽終正寢。」來宣布撤回。 此外，2019年7月1日，除了有「七一遊行」外，還同時發生多區警民衝突，都是廿多年「七一遊行」所沒有的。林鄭政府逃避責任，把這些警民衝突全部歸咎於「七一遊行」，香港警方也以這些警民衝突，作為日後拒絕所有「七一遊行」的借口，甚至作為日後拒絕所有和平集會、示威與遊行的借口。 筆者認為，這個借口未免太牽強，因為早於「七一遊行」開始前十二小時，各區警民衝突就已經開始；警民衝突發生在前，「七一遊行」在後；「七一遊行」又怎會是警民衝突的成因呢？是否有點冤枉呢？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香港警方經常以這些警民衝突作為借口，拒絕所有和平集會、示威與遊行；拒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把所有和平集會、示威與遊行，變成違法行為，有利將來大搜捕所有反對派與「和理非」，才是背後的真正目的。 2020年7月1日，香港警方繼首次拒絕「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後，首次拒絕「七一遊行」，但是，民憤實在太大，民怨實在太深，大家都低估了市民的膽量；大批市民依然無畏無懼地以身試法，參與「七一遊行」；結果，香港警方全日共拘捕約了370人，最年輕的只有15歲，同時搜出多面跟「香港獨立」有關的旗幟，當中10人因為涉嫌違反「人大」剛剛通過的《港區國安法》而被捕。 由於「民陣」已於6月30日晚上宣布無法主辦「七一遊行」，部份市民便選擇在其他各區遊行，代替「七一遊行」。 2020年7月1日，早上7時，「社民連」梁國雄（長毛）、古思堯（長須）、吳文遠等人，舉有「結束一黨專政」旗幟，成功由修頓球場遊行至金紫荊廣場，焚燒請願信後散去。 中午12時，香港警方因街站問題，與市民發生衝突，下午1時開始向市民噴射胡椒噴霧，並無理要求林卓廷（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和譚凱邦（環保觸覺、新民主同盟、區議員）撤走街站，並武力拘捕尹兆堅（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之後於記利佐治街和東角道一帶推進，多次施放胡椒噴劑，多名記者和市民被噴中，場面混亂，多人被捕。 下午約1時半，警方封鎖「崇光百貨」對出一段軒尼詩道的所有行車線，再封閉港鐵銅鑼灣站D1及E出口，封閉百德新街、東角道及記利佐治街，同時要求集結群眾停止集結及立即離開，大批市民在波斯富街和百德新街被警方攔截，不能離開，有市民被制服。其中在百德新街行人路，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慢必」陳志全，「快必」譚得志和富商「劉公子」劉定成等數十人被捕。 2020年7月1日，下午約2時半，警方於「黃金廣場」外向數名市民「近距離」施放胡椒噴劑，有市民要走入廣場內洗眼。下午3時，警方水炮車在銅鑼灣軒尼詩道鵝頸橋底發射水炮，記者被噴中後不停咳嗽；之後警員突然沖向示威者，並舉起黑旗（催淚煙警告），期間有長者被推跌。而一名便衣警員稱人群中有一人「煽動」，強行拉走該人，其間一名穿有反光衣的女記者被推倒，在場其他記者把她扶起期間，警員卻用胡椒噴劑指向及趕走在場所有記者。 下午3時58分，「崇光百貨」外駱克道位置，有近一百名市民被警員包圍截查，有小朋友在成人陪同下被截查，之後僥倖獲得放行；警方設大範圍封鎖線，禁止記者走近拍攝。 之後，多區警民衝突持續，包括：金鐘、灣仔、銅鑼灣、天后、炮台山等，其中以旁晚約六時半發生的「時代廣場衝突」最為激烈！入夜後，人群漸漸消散；到晚上11時45分，網媒PPPN international拍攝到有外籍人士於銅鑼灣站出口，近「英光大廈」外赤裸身體，展示堅持五大訴求標語後送上警車被捕。 「香港記者協會（記協）」強烈譴責警方以水炮車和胡椒噴霧，襲擊新聞工作者，重申記協對警方屢次作出類似行為，表示極度憤怒，要求警方立即制止前線警員所有阻礙、干擾新聞工作者的行為，讓記者能夠履行監察的職責。「民陣」陳皓桓認為市民是因為「反對國安法」和「爭取民主自由」而站出來，難能可貴，又呼籲港人珍惜可以發聲及表態的機會。 2020年7月1日，晚上10時18分，政府發新聞稿表示，嚴厲譴責示威者在7月1日罔顧警方發出的反對通知書，在銅鑼灣和灣仔一帶進行非法集結及作出暴力違法行為，甚至嚴重傷害警務人員身體；並強調絕不容忍任何破壞社會安寧的違法行為，並表示全力支持警方嚴正、果斷執法，將違法之徒繩之於法。警方則表明不會懼怕媒體的惡意攻擊，繼續堅守崗位，依法辦事。 2021年6月，「民陣」已經停止運作，並宣布不會再以「民陣」名義舉辦「七一遊行」及其他活動。其後「社民連」、「天水連線」和「守護大嶼聯盟」承接「民陣」，向警方申請舉辦七一遊行。結果，警方以防疫為由，不但再次拒絕「六四維園燭光晚會」，也同樣再次拒絕「七一遊行」，時藉特區政府剛剛突然大換班，惟有批評一句：「擺明是鷹派政府上場，向中共獻媚！」還可以怎樣？ 2021年7月1日早上，唯一仍未入獄的「社民連」主席黃浩銘，手持揚聲器，與3名成員遊行（防疫限聚令上限為四人），呼籲中共毋忘建黨初心，實行普選，釋放所有政治犯！數十名警員在場戒備，並搜查四名遊行人士隨身物品。黃浩銘形容警方如臨大敵，形容香港有如變成「警察社會」。 2021年7月1日中午12時，一向是「七一遊行」起點的維多利亞公園（維園），被警方以「有人在網上呼籲到維園參與已被禁止的集會」為由，引用《公安條例》圍封。警方警力傾巢而出，市民如果在銅鑼灣出現，都會被警員截查，大部份都會被無理票控違反「限聚令」，小部份更會被拘捕，各處街站也受到警方無理阻撓，提早結束。 直至晚上，仍有大批警察於銅鑼灣一帶戒備，不幸的是，到晚上十時十分，「香港維他奶」採購主任，50歲的梁健輝，走進其中一群警員，拔刀插向一名28歲機動部隊警員的左肩背，隨即再以同一軍刀自插心臟自盡，送往醫院時，已經返魂無術。事件雖然被保安局和警方形容為孤狼式恐怖襲擊，但沒有傷及無辜市民，被市民追封為烈士，隨後數天，亦有不少市民到案發現場獻花悼念，駐守的警員，隨即市民的鮮花扔進垃圾桶，並大舉截查和票控手持鮮花的市民，包括指「獻花者」亂拋垃圾。 試想想，梁健輝沒有攻擊其他市民，就算攻擊那名28歲警員，也沒有攻其要害，反而決絕地、毫不猶豫地插自己的心臟，插自己的要害，證明梁健輝是以「自殺」為主，「傷警」為副，並非「殺警」，更加無意誤傷任何無辜途人，更加不是「徐步高」！所以，筆者認為，警方應該把事件定性為「傷人及自殺」案件處理，而不是「謀殺及自殺」案件處理。當然，現在已經死無對證，法庭亦肯定不會為審判一個死人而開庭，警方喜歡怎樣說也可以，李家超的政治目的，林鄭月娥的政治目的，中共的政治目的，也自然呼之欲出，大家又可以怎樣？ 2021年7月1日，雖然《港區國安法》生效已經一年，雖然因此而被捕和拘留的「和理非」，數以千計，但也無減市民走出來的決心；縱使遊行被反對，警方仍部署超過一萬警力戒備，仍封鎖維園，依然有不少市民站出來，在維園附近一帶示威及開設街站，結果，整天最少有19人被警方拘捕。 2022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共統治廿五周年，「五十年不變」剛好過了一半，香港已經變得七七八八，難道你還可以天真地奢望，以為到時已經復辦「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嗎？以為到時會有機會復辦「七一遊行」嗎？冇可能！其實「七一遊行」，由2020年開始，就已經名存實亡，市民只有在全港各區，分散地設街站，分散地小規模示威、抗議與遊行代替；「五十年不變」，相信這個就是未來廿六年「七一抗爭」的樣板。 總結過去廿四年的「香港七一」和「七一遊行」，2020年是「香港七一」的一個大轉折點，「七一遊行」突然不見了，已經不見了，而且不再復還；2021年則是未來「香港七一」和「七一抗爭」的新典範，未來「香港七一」和「七一抗爭」的新模式，將會不斷重複：全面封鎖維園，禁止集會，禁止街站，禁止所有示威與遊行，市民繼續敢於以身試法，分散於維園附近，以至全港各區，集會、設街站、示威、遊行，警方繼續高度戒備，驅散市民，拘捕市民；梁健輝式的「襲警後自殺」也會每年都出現，每年兩個至三個梁健輝，也不出奇。 「香港七一」難復再，「七一遊行」更難復再。但是，「七一抗爭」仍會來，留得青山在，怎怕無柴燒！香港人，加油！謝謝！ （本文為作者投稿，不代表看傳媒新聞網立場。作者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選民。）
無論「武漢肺炎病毒」怎樣變，也無需「去標籤化」。因為「去標籤化」，有替中共掩飾之嫌。 有鑒於2019冠狀病毒病（武漢肺炎）肆虐已經18個月，多得中共，不但人類仍然束手無策，而且「變種病毒株（變體）」的數量越來越多，容易引起混淆；為免引起混亂和恐慌，同時亦為方便公眾的溝通與討論，也為了去標籤化，2021年5月31日星期一，世界衛生組織（世衛）決定增加採用新的命名機制（希臘字母），來為「變體」取名，奏效嗎？可以持續嗎？筆者認為，兩者都未必。 雖然世衛採用希臘字母（新標籤）已經超過一個月，但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每天疫情報告，尚未使用新標籤，媒體使用新標籤的程度亦有限，最多使用的，就只有Delta病毒株或Delta變體，至於Alpha、Beta和Gamma，就甚少有報道採用，為什麼？ 要解答這個問題，必先看看現時的實際使用情況是如何。「世衛」用24個希臘字母（新標籤）來為需要「感興趣」和「關注」的「變體」定名，如下： 次序…新標籤..最早記錄地點與日期…..重要胺基酸變異 01…..Alpha….2020年09月英國………GR/501Y.V1(GRY) 02…..Beta…..2020年05月南非………GH/501Y.V2 03…..Gamma….2020年11月巴西………GR/501Y.V3 04…..Delta….2020年10月印度………G/478K.V1 05…..Epsilon 2020年03月美國………GH/452R.V1 06…..Zeta…..2020年04月巴西………GR/484K.V2 07…..Eta……2020年12月多個國家…..G/484K.V3 08…..Theta….2021年01月菲律賓…….GR/1092K.V1 09…..Iota…..2020年11月美國………GH/253G.V1 10…..Kappa….2020年10月印度………G/452R.V3 11…..Lambda…2020年12月秘魯………GR/452Q.V1 12…..Mu…….尚未使用。 13…..Nu…….尚未使用。 14…..Xi…….尚未使用。 15…..Omicron..尚未使用。 16…..Pi…….尚未使用。 17…..Rho……尚未使用。 18…..Sigma….尚未使用。 19…..Tau……尚未使用。 20…..Upsilon..尚未使用。 21…..Phi……尚未使用。 22…..Chi……尚未使用。 23…..Psi……尚未使用。 24…..Omega….尚未使用。 * 來自《世衛網頁》2021年7月5日的更新。 從上表可以看出： （1）幾乎一半標籤已經使用，只剩下13個尚未使用的標籤，可供新病毒株使用。 （2）已取得標籤的11個變體病毒株，有10個是去年已經被發現，是較舊的「變體」。 （3）踏入2021年至今，出現的新病毒株（新「變體」），應該不少；然而，只有一個菲律賓的變體病毒株取得新標籤（08 Theta），「世衛」似乎正在不斷提高變體病毒株可以取得新標籤的要求，避免新標籤太早用罄。 （4）世衛先定出11個「需要感興趣的變體（Variants of Interest）」，由於當中4個已經嚴重爆發，所以已經升級為「需要關注的變體（Variants of Concern）」（01-04）。 （5）由於全球疫情尚未受控，相信餘下7個尚未升級的「變體」（05-11），很快都會嚴重爆發，很快都會升級為「需要關注的變體（Variants of Concern）」。 （6）24個希臘字母，只有Alpha、Beta、Gamma、Delta（已經使用）、Omega和Sigma（尚未使用）大家較為熟悉；其餘十八個字母，包括已經使用的七個字母（Epsilon、Zeta、Eta、Theta、Iota、Kappa、Lambda），大家可能都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7）既然大家較為熟悉的希臘字母已經使用，餘下來的13個字母，就只有Omega和Sigma較為常見，其他11個字母，作為標籤，在廣大群眾心目中，就未必能夠做到易記易明的效果，甚至極有可能會弄巧反拙！ （8）還有，24個希臘字母，始終會有用完用盡的一天，到時，怎麼辦？ （9）世衛採用希臘字母來標籤「武漢肺炎變種病毒株（變體）」，可持續性低，理應終止。 至於「去標籤化」，筆者認為，其實有點自欺欺人。 首先，Delta來自印度，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有誰不知道？ 就正如「2019冠狀病毒病（武漢肺炎）Covid-19」來自中國武漢，也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有誰不知道？元祖病毒來自中國，有誰不知道？中國也沒有否認！後來較新的，Alpha來自英國，Beta來自南非，Gamma來自巴西，也是眾所周知的，有誰不知道？ 既然「去標籤化」效果存疑，為什麼還要「去標籤化」呢？為了中共？為了整個疫症大流行的始作俑者？為了方便中共甩鍋卸責？極有可能！尤其是這種以「新標籤」來「去標籤化」的做法，在國際醫學界，絕無僅有。例如：普遍使用多年的「流感病毒變體」的命名，「世衛」從來沒有主張過「去標籤化」，筆者整理了2004年至今，「世衛」建議的流感疫苗成份如下： 疫苗針對的流感病毒變體： 「世衛」建議使用年份 01_類甲型/加利福利亞/7/2004(H3N2)病毒疫苗： 2005-2006。 02_類甲型/加利福利亞/7/2009(H1N1)pdm-09病毒疫苗： 2014-2017。 03_類甲型/加利福利亞/7/2009(H1N1)病毒疫苗： 2010-2014。 04_類甲型/布里斯本/02/2018(H1N1)pdm-09病毒疫苗： 2019-2020。 05_類甲型/布里斯本/10/2007(H3N2)病毒疫苗： 2008-2010。 06_類甲型/布里斯本/59/2007(H1N1)病毒疫苗： 2008-2011。 07_類甲型/索羅門群島/3/2006(H1N1)病毒疫苗： 2007-2008。 08_類甲型/肯薩斯/14/2017(H3N2)病毒疫苗： 2019-2020。 09_類甲型/威斯康辛/67/2005(H3N2)病毒疫苗： 2006-2008。 10_類甲型/惠靈頓/1/2004(H3N2)病毒疫苗： 2004-2005。 11_類甲型/柏斯/16/2009(H3N2)病毒疫苗： 2010-2012。 12_類甲型/香港/2652/2006病毒疫苗： 2009-2010。 13_類甲型/香港/2671/2019(H3N2)病毒疫苗： 2020-2021。 14_類甲型/香港/4801/2014(H3N2)病毒疫苗： 2016-2018。 15_類甲型/密歇根/45/2015(H1N1)pdm-09病毒疫苗： 2017-2019。 16_類甲型/鳥拉圭/716/2007病毒疫苗： 2009-2010。 17_類甲型/新加坡/INFIMH－16－0019/2016(H3N2)病毒疫苗： 2018-2019。 18_類甲型/新喀里多尼亞/20/99(H1N1)病毒疫苗： 2004-2007。 19_類甲型/瑞士/9715293/2013(H3N2)病毒疫苗： 2015-2016。 20_類甲型/福建/411/2002(H3N2)病毒疫苗： 2004-2005。 21_類甲型/維多利亞/208/2009病毒疫苗： 2010-2011。 22_類甲型/維多利亞/361/2011(H3N2)病毒疫苗： 2012-2014。 23_類甲型/廣東茂南/SWL1536/2019(H1N1)pdm-09病毒疫苗： 2020-2021。 24_類甲型/德克薩斯/50/2012(H3N2)病毒疫苗： 2014-2015。 25_類乙型/上海/361/2002病毒疫苗： 2004-2006。 26_類乙型/山形/16/88譜系病毒疫苗： 2009-2010，2018-2019。 27_類乙型/普吉/3073/2013病毒疫苗： 2015-2016，2017-2021。 28_類乙型/布里斯本/60/2008病毒疫苗： 2009-2012，2014-2018。 29_類乙型/佛羅里達/4/2006病毒疫苗： 2008-2009。 30_類乙型/威斯康辛/1/2010病毒疫苗： 2012-2013。 31_類乙型/科羅拉多/06/2017病毒疫苗： 2018-2020。 32_類乙型/馬來西亞/2506/2004病毒疫苗： 2005-2008。 33_類乙型/馬薩諸塞/2/2012病毒疫苗： 2013-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