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雪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頒贈睦誼外交獎章予友台小組主席
2026 年 6 月 30 日
香港《蘋果日報》被逼關閉事件，不僅標誌著曾經的「東方明珠」香港從此進入言論自由逐漸消失、中共專制全面展開的黑暗時期，也意味著中共對待香港、台灣的「一國兩制」政策展示出其「圖窮匕首現」的真實面目。「一國兩制」政策從此不再具有欺騙性，此刻它已壽終正寢了。 一、圖窮匕首現 6月24日，香港言論自由的最後橋頭堡《蘋果日報》被中共強行關閉，此舉意味著，中共「一國兩制」政策的喪鐘已經敲響，中共在香港完全展示出它的專制真面目。 過去這些年來，大部分香港原來的自由媒體被中共逐步接辦，變成了為中共幫腔的喉舌，中共也有計劃、有步驟地遏止港人的集會遊行自由和選舉自由。當港人的基本政治自由被逐一壓制乃至漸漸消失之時，唯一的新聞自由代表機構《蘋果日報》便象徵著香港最後的新聞自由之「燭光」。現在《蘋果日報》消失了，很多西方國家的媒體認為，香港《蘋果日報》被關閉事件代表著香港徹底失去了新聞自由。 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建立在剝奪民眾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基礎之上。中共不允許其管轄範圍內有任何一塊它不能完全掌控的土地，所以，香港的言論自由始終是中共的眼中釘、肉中刺。因此，中共剿滅了香港《蘋果日報》這個香港言論自由最後的橋頭堡。 其實，香港從此喪失的不只是新聞自由，還喪失了言論自由；而港人沒有了言論自由，也就不再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以思想自由和自由言論為基礎；而自由的言論若通過自由的媒體發表，就表現為新聞自由。對港人來說，香港最後的自由媒體被剿滅之後，他們再也沒法在本地傳統媒體上看到言論自由的表達；於是，自由的言論就只剩下社交媒體可以表述，接下來中共遲早會象在內地那樣，管控香港社交媒體上的言論，那時香港的言論自由就徹底消失了，港人和內地人一樣，只剩下影射和腹誹的可能。 二、扣押私產作為政治迫害手段 香港開埠以來實行的傳統法治始終保障著港人的政治自由和財產安全。如今，中共用自己的專製法規實施的法制（rule by law，實質是以黨治管制民眾），取代了香港原有的法治（rule by traditional law）。這種狀態下，不單是港人的政治自由被剝奪，連港人的私人財產支配權也被中共在香港剛實行的國家安全法剝奪了。 這次剿滅香港《蘋果日報》的過程中，中共兩次實行了剝奪私人財產的措施。先是凍結香港《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的私人資產，想用這種辦法逼香港《蘋果日報》倒閉；後來發現這個辦法不能馬上讓香港《蘋果日報》停刊，因為《蘋果日報》的銀行賬戶里還有幾千萬資金，可以維持相當一段時間，而且民間不斷有人注資支持香港《蘋果日報》，中共便採取了第二個步驟，乾脆凍結了香港《蘋果日報》的銀行賬戶，使報社無法開支，民間資助無法匯入。 這種做法表明，一個自由社會落入中共手中之後，這個地方的民眾早晚會被迫向中共低頭、磕頭，誰讓中共不滿意，他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就隨時受到威脅。這套手法就是中共當年佔領大陸之後對市民的做法。我在給香港《蘋果日報》寫的評論中介紹過，上世紀50年代初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在全國掀起捐款助戰的運動，要工商界和民眾捐款購買戰鬥機。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站上的文章披露，當時解放軍的一個軍需官到上海的大康藥房數次強行索取5億人民幣（當時幣值）的藥品及醫療器械，所欠款項拒不支付。該藥房老闆王康年不堪勒索，不肯再賒賬，遂遭當局逮捕，編織罪名將其槍斃。這是中共建政後的歷史記錄之一。 三、記者編輯因辦報而入獄 中共這次對香港《蘋果日報》下殺手，其中還有一個做法是抓捕記者編輯。6月17日香港警方出動500多人搜查《蘋果日報》大樓，擺出一副如臨大敵的姿態；警察不僅隨意翻查桌上的東西，而且將幾十台電腦和硬碟全部取走，以便今後羅織罪名。警方聲稱，該報自2019年起刊出數十篇文章，違反國安法，所以搜查「犯罪現場」。這是標準的中共行徑。香港國安法去年6月30日才實施，中共把國安法實施之前香港長期存在的新聞自由也列為辦罪證據。顯然，它毫無顧忌地把香港原有的法治視為如今專政香港之桎梏，開始在香港赤裸裸地為所欲為。 香港警方還奉命陸續逮捕了多位《蘋果日報》主管。先是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香港《蘋果日報》總編羅偉光被捕後遭起訴，而且法院拒絕保釋；然後，6月23日警方到家裡拘捕了55歲的該報主筆楊清奇（筆名李平），6月27日深夜又在機場抓捕了《蘋果日報》前主筆、英文版執行總編輯、57歲的馮偉光（筆名盧峰），中共給這兩位罪名安上的罪名都是「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很顯然，中共關押審判該報的主管和主筆，不單是為了尋找罪名給該報定罪，以便抄沒該報相關的私人資產，還企圖尋找與該報評論組有聯繫的境外或內地評論員，其在境外者，用來構陷所謂的「勾結敵對勢力」，其在內地者，則到內地城市抓人。中共將不順從的人一律視為「敵人」和「敵對勢力」，採用「對敵從嚴」的打擊手段，既要斬草除根，也要恐嚇香港社會。這套手法是道地的政治迫害，被捕人員面臨的是中共羅織的政治懲罰案件。 中共拘捕香港《蘋果日報》人員之前，香港行政當局早已準備好的起訴書里使用了「敵對」字樣。這是中共在大陸建政後一向使用的政治罪名，其前身是「反革命罪」，其含義是，凡對中共說不的聲音均屬於「政治反對罪」。現在，「政治反對罪」在香港已經和在大陸一樣通行無阻了，中共「一國兩制」政策自然就名存實亡。 四、香港《蘋果日報》埋葬了「一國兩制」 香港《蘋果日報》一系列相關事件的發生意味著，在一個充滿國際野心、完全無視國際誠信、藐視國際法規的共產黨政權面前，所謂的「一國兩制」承諾是一個遲早會被中共自己戳穿的謊言。 在國際社會裡，中國從來只在國際法規和國際約定有利於自己的時候加以利用，卻從未打算遵守它們。比如，它從不把國際人權公約放在眼裡，也同樣藐視國際法庭。中共在南中國海強佔公海建造一系列人造島，用作軍事基地，海牙國際仲裁庭裁定中共的做法非法，中共置之不理。香港收回之前的中英聯合聲明裡所說的「50年不變」，包括言論自由和遊行示威的自由，但中共詭辯說，那是歷史文件，不算數了。 從中港關係來看，中共那「一國兩制」的說法絕非香港前途的保障，而更像是中共給香港套上的「緊箍咒」。就此而言，香港民眾很像「孫悟空」，而中共就象「唐僧」，「一國兩制」則是套在「孫悟空」頭上的「箍」；「唐僧」高興的時候不念「緊箍咒」，稍不高興就念，「孫悟空」便疼痛難活。「唐僧」和「孫悟空」之間並無什麼「協議」或「文件」，也沒有「菩薩」真能隨時監督「唐僧」。唐僧念了「緊箍咒」，「孫悟空」便無處講理了。 香港現狀惡化的教訓，其實就是「一國兩制」真相的展現。中共對台灣也講過「一國兩制」，這種承諾同樣毫無可信之處。國際社會裡以及台灣總有一些人指望中共「棄暗投明」，走向民主化。其實，不管中共在經濟層面如何做，它死保政權、絕不放鬆政治高壓的統治手段不會改變。所以，中國不但不會發生中歐國家那樣的「天鵝絨革命」，也不會因為經濟自由化而放鬆政治高壓。香港「一國兩制」的死亡過程已經給出了清晰的答案：中國經濟成功，中共不會鬆手；經濟不成功，中共更不會鬆手。 1997年的時侯，大多數香港民眾沒想到，惡法治港會來得那麼快。今日之香港，已經淪落成1950年的上海。當年中共佔領上海，入城時對商界市民的笑臉、「一切照常」的承諾，轉眼間就變成了專制的嘴臉；中共先是全面接管治安、司法系統，然後控制所有媒體，接下來打擊商人，最後推動共產，上海這個曾經的東方巴黎頓時失色。香港就是取上海而代之，迅速崛起的。當下香港政治制度的「不變」已經終結，北京開始全面接管，中共當年在上海、廣州操作過的那一套，一步一步地搬到了香港。「一國兩制」死於香港，也再難到台灣去行騙。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1997年7月1日，英國統治變成中共統治，殖民地變成特區，港英政府變成特區政府，轉瞬間，香港色變，已經廿四年。 但是，2021年7月1日，除了要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4周年」，還要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嗎？ 要。如果你是加拿大人、盧安達人、蒲隆地人、阿拉伯聯邦共和國人，你還要慶祝這四個國家的國慶。 無論這四個國家慶祝國慶的活動有多花費、有多精彩，相信也難以跟「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慶祝活動相比，至少「維基百科」有「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慶祝活動」專頁，但沒有這四個國家慶祝國慶活動的專頁。 「維基百科」專頁提到的慶祝活動包括： （01）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紀念幣； （02）首次頒發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 （03）慶祝大會； （04）開展「七一勳章」評選頒授和全國「兩優一先」評選表彰； （05）開展黨史學習教育； （06）舉辦大型主題展覽； （07）舉辦文藝演出； （08）召開理論研討會和座談會； （09）創作推出一批文藝作品和出版物； （10）開展群眾主題宣傳教育活動。 但是，筆者發現「維基百科」專頁有下列不符事實的地方： 第一，右上方資料圖列表中，「國家」顯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國旗 和「香港」及區旗，遺漏了「澳門」及澳門區旗。「地點」是「全國各地，集中於北京市和香港」也不是事實。因為其實香港並沒有任何明顯的慶祝活動，反而澳門就由「國務院新聞辦、澳門特區政府及澳門中聯辦」合辦了一個「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大型圖片展」！北京市的慶祝活動當然是最大型，最搶眼，但上海的慶祝活動也不遑多讓，香港就什麼都沒有，又怎可以說是「集中於北京市和香港」呢？可能中共希望是這樣，但事實並非如此。 第二，第三分段「地方」內，只有「上海」、「湖南省」和「香港」，明顯也是遺留兼誤導，遺留了真正有辦慶祝活動的是澳門，還誤導了香港也有慶祝活動，其實香港根本什麼慶祝活動都沒有，只是有一點大型的廣告和標語而已，當晚的雷射匯演及幻彩詠香江也只是恆常都有的遊客項目。 然而，末段「國際反應」中提到：美國國會眾議院兩黨議員提出一項決議案，指出中共在建黨百年不應慶祝，而是應該反思自己的歷史。這一點，筆者絕對贊同。 再看看歷史和事實： 7月1日本來是代表著開心與喜悅，代表著希望的日子！7月1日是一年的中位線；在7月1日，上半年過得不好，會希望下半年可以過得好些；上半年過得好，就希望下半年過得更好；所以，7月1日可以說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日子，但是很可惜，2021年7月1日，偏偏也是香港人感到絕望和失落的日子，偏偏也是香港人什麼都不願慶祝的日子，因為： 未到7月1日，《蘋果日報》已經壽終正寢！2021年7月1日，是首個沒有《蘋果日報》的7月1日。 未到7月1日，「民陣」已經被逼停止運作！2021年7月1日，是首個沒有大型示威遊行的7月1日。 罪魁禍首正正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國共產黨」，偏偏7月1日就是要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4周年」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日子，不是很諷刺嗎？ 2021年7月1日，到時，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政府快將110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快將103年，中共建黨快將100年；美國向日本投下兩枚原子彈快將7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也快將76年；國民黨退守台灣快將72年，中共建國也快將72年；香港回歸剛剛24年，澳門回歸也快將22年。又如何？不慶祝可以嗎？不慶祝中共建黨100周年可以嗎？不慶祝香港回歸24年可以嗎？ 今時今日，雖然走得較前的「和理非」、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區議員、立法會議員、反對派人士、民主派人士等等，包括黎智英與黃之鋒等，通通都成了階下囚，「壹傳媒」和「蘋果日報」亦都已經壽終正寢，「民陣」也要被逼停止運作！但是，筆者認為，不慶祝香港回歸24年，不慶祝中共建黨100周年，暫時應該仍然是可以的！香港人暫時應該仍然是有自由的！況且，為免火上加油，中共暫時尚未提倡要香港參與「回歸」、「黨慶」和「國慶」等大型慶祝活動；所以，澳門搞大型圖片展覽，香港也沒有跟隨。 然而，十年！十年後，就未必可以了。 因為到時如果不慶祝香港回歸紀念，就會被視為「不支持一國兩制」和「不擁護基本法」，甚至會被視為支持「香港獨立」和宣傳「香港獨立」。 因為到時如果不慶祝中共建黨紀念，就會被視為「不支持一黨專政」、「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危害國家安全」，甚至會被視為： 支持「推翻中共」和支持「推翻中央人民政府」 進行「反革命」和進行「顏色革命」 宣傳「反革命」和宣傳「顏色革命」 全部都是「危害國家安全」，全部都是「顛覆國家政權」，全部都必定罪成，而且全部都是不得保釋，坐著牢等一兩年後才定罪！坐著牢等一兩年後才罪成！如果更不幸，7月1日當天你曾經到過某老外家中坐坐，就算只是五分鐘，都足以構成「勾結外國勢力」，足以變成「勾結外國勢力顛覆國家政權」罪，也是必定罪成！還要罪加一等。 到時，就「想唔慶祝」都唔得。死未？惟有趁現在可以不慶祝，就盡量不慶祝好了。 最後，還是要重提美國國會議員的決議案：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不應慶祝，應該自我反思自己的歷史。謝謝。 （本文為作者投稿，不代表看傳媒新聞網立場。作者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選民。）
中共迎來百年黨慶，北京照例戒備森嚴，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如臨大敵。外界的感受：這哪裡是慶祝？這分明是備戰；哪裡有喜慶氣氛？更像是喪事氣氛。戒備，備戰，戒備誰？人民；準備跟誰作戰？人民。 中共自稱「四個自信」，然而，百年大黨沒有安全感。百年大黨，成了人民的死對頭。任何人群聚集，都讓它從心底深處害怕得發抖。 中共自吹功績，號稱崛起，第二大經濟體。其實，所謂富裕、強大、復興，所有這些表象，並不新鮮，幾乎歷朝歷代都有過，那時候的名詞叫做大治、盛世、中興。中共建黨百年，真正的「業績」卻是：禍國百年，千百萬人頭落地，千百萬人活活餓死，億萬生靈淪為現代奴隸。由於中共的惡意阻擾，自由與民主，人權與憲政，讓中國人民遙不可及。 中共自吹「十個偉大」，然而，百年大黨沒有大的樣子，心胸狹隘，小肚雞腸，睚眥必報。中共毫無容量、氣量、雅量，因為它的領導人毫無容量、氣量、雅量。已經推出港版國安法，卻仍對香港民主派厲行秋後算賬和絕地追殺，就是最新的實證。 中共建黨，口稱「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卻很快演變成利益集團。有人申請入黨，黨組織必灌輸「黨的利益高於一切。」 而對於最高領導人，則變成「個人權力高於一切。」以至於，全黨工作，圍繞如何保住紅色江山，全然不顧人民的根本福祉和國家的長遠方向。以至於，最高領導人，終日耽於權力鬥爭，窮盡種種借口，追求無限的大權獨攬。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更凌駕於國家和人民之上。 百年禍國，中共不會反省，因為它的領導人不會反省。應該說，早已淪為利益集團和腐敗集團的中共，早已喪失了反省能力。然而，中華民族應該反省，也必須反省： 上個世紀，如何讓中共成了氣候？六四之後，如何又讓中共起死回生？當然可以到外部去尋找理由。比如，上世紀初葉，共產主義傳播，世界普遍左傾，中國不幸是蘇聯的最大鄰國，深受赤禍染毒；然而，上世紀下半葉，蘇聯解體、東歐解放，中國竟又如何？病根在國內，猶如癌症在體內。 縱觀這一百多年，兩個甲子。先是，上有慈禧，下有義和團；後來，上有毛澤東，下有紅衛兵；如今，上有習近平，下有小粉紅。義和團鼓噪「扶清滅洋」，卻不知，滿清本身就是外來政權，滅亡了中國，中國人早已當了亡國奴；紅衛兵吆喝「誓死保衛毛主席」、「打倒一切」，殊不知，他們本身就已經被毛澤東打倒，精神上被毛澤東徹底打倒而無法站起，而中共，也是意識形態上的外來政權；小粉紅高喊「愛國主義」，竟不知，「黨和國家領導人」中的多數家族，極限貪腐，早已把財富、家屬、子女轉移出境，並始終拒絕公布領導人和官員財產，構成實質上的叛國和賣國。 共產黨的所作所為，尤其是它的領導人的所作所為，就是這個民族的一面鏡子，折射出這個民族的盲目、愚昧和劣根性，包括自私、短視、油膩、滑頭、觀望、動搖、投機鑽營、腳踩兩條船…… 中共昭示世人：作惡也是一種生存之道，只要能包裝得仿如行善。作惡，包括暴力、謊言、仇恨、腐敗、淫亂等，經過偷梁換柱的粉飾之後，對應的包裝變成：專政、宣傳、愛憎分明、為人民服務、工作需要等。 百年大黨，作惡百年，而猶自存活，且日生驕狂，藐視天下。這等奇事，實際就是這個國家的醜事，是五千年中華民族的最大污點。這是國恥，真正的國恥，天大的國恥！莫此為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日前發布的人口普查數字遭到公眾的普遍質疑，當然，最高當局對真實數據心知肚明。大概數字讓他們心驚肉跳，中共政治局在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會議上，為應對出生率驟降和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審議並通過了《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其中提到要「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援措施」，「依法組織實施三孩生育政策」。這是另一種反向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前是生二胎、三胎遭到迫害的中國人逃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以後將是因為沒有生孩子或沒有生二胎、三胎而遭受迫害的中國人逃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 香港富豪、中原地產董事是施永青立即向中南海獻計獻策，其忠心耿耿，足以感天動地。他在名為《如何解決生育率不斷下降的問題》的文章中寫道：「我認為可以待一個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責任，譬如生育兩個孩子後，才可以有權使用避孕產品，以確保祖先的構想，起碼有一部分可以落實。我這種想法一定有人覺得是匪夷所思；但隨著人口老化，社會動力不足，而各種各樣鼓勵生育的方法又無法生效時，不排除人類社會可能要出此下策。」這不是其謙稱的「下策」，而是保證大國崛起的「上上策」。作為警察國家的中國，實施購買避孕用品「實名制」並非難事。 然而，在重重重壓下只能「躺平」的中國年輕人並不同意其構想。網友們紛紛調侃說——「他出錢嗎？」、「以後買避孕套需要出示孩子出生證明。」、「從現在開始要囤積大量避孕套了。」、「可笑，買不到避孕套， 愛滋病、性病你控得住嗎？」、「施大善人怎麼不去救助住著籠屋的香港窮人，居者有其屋才能生活，才有能力撫養子女。」 施永青不關心民眾的刑罰，他只關心習近平的想法，只要投習近平一人所好就能發大財。而習近平正領導中國迅速羅馬尼亞化。在當年齊奧塞斯庫統治的羅馬尼亞，靠遍布的秘密警察拱衛著拜占庭式的裙帶關係和低下效率。齊奧塞斯庫認為，只要有秘密警察的支持，就可刀槍不入。秘密警察確實忠於他，為解決人口猛跌的難題，秘密警察中專門成檢查婦女月經的「月經員警」，每月對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的婦女進行強制體檢。嚴厲的促進生育的法令造成成千上萬婦女在得不到基本醫療照顧之下死亡，嬰孩死亡率更高達千分之二十五，另有十萬名以上兒童被教養院收養。 與如此悲慘的國家處境相比，齊奧塞斯庫從未停止打造他和妻子的個人崇拜，那些頌歌的語言足以令斯大林感到臉紅。歷史學家托尼·朱特發現，齊奧塞斯庫正式批准的、表彰其豐功偉業的詞語有——設計師、智慧的舵手、最高的桅杆、勝利的光環、大神泰坦、太陽之子、思想的多瑙河等等。無獨有偶，今天的中國，專門為前國寶級歌手彭麗媛寫的《中國第一夫人》的頌歌也問世了。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如此描述此種東方專制主義社會說：「絕對的服從，就是意味著服從者是絕對愚蠢的。甚至連發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為他無需思想，懷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他的意願就可以了。」習近平的下場不會比齊奧塞斯庫更好。 而中國民眾對於黨國恩賜的生育權並不領情，有人在網上寫了一則笑話：羊月薪八千，打算用三十萬建一個窩，老虎不允許，說私自建就是違章建築，只允許向狼買，不然不讓小羊上學。狼是搞工程的，用八十萬向老虎買這塊地，花十萬把羊圈建好，向羊要價兩百五十萬元。羊錢不夠，老虎讓開銀行的小虎借兩百五十萬元給羊，連本帶利四百五十萬，三十年還清。羊全家三十年給老虎打工。老虎、小虎、狼都掙了錢，只有羊虧了，連羊崽子都不敢生了。羊越來越少，老虎覺得這樣下去大家沒有肉吃，於是宣布羊可以生三胎。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謠言四起，不明不白，究竟是誰叛逃了呢？大眾和官方都關心這個問題。其實，不管是誰叛逃都說明一個問題：中共內部已經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了。就像人們傳說的那樣，船快沉了的徵兆，就是船上的老鼠紛紛跳水逃竄。因為老鼠是最了解這艘船的，知道這艘船還有沒有希望。 雖然謠言沒有定論，但習近平和中共的一些動作卻說明，情況和人們傳說的一樣嚴重，甚至更加嚴重。俗話說，家醜不可外揚。現在連幾十年前的大丑聞，中共幾十年來都諱莫如深的大丑聞，都搬出來嚇唬人了；也可以說明，習近平和他的打手們已經慌了神，手足無措，顧不得什麼叫丟人了。 話說三十年代，中共遵照蘇聯的理論認為，只有工人階級最可靠，黨的最高領導層里必須有工人出身的人才符合共產黨的階級理論。於是，工人兼混混出身的顧順章就成為掌握中共高層情報系統的領導，某次出外執行任務被捕後叛變了，出賣了當時住在上海的中共領導機關。 於是周恩來帶著陳賡等人組成的暗殺隊，殺了顧順章全家，以及在他們家的無關之人，包括曾經救過周恩來性命的恩人，只跑了顧順章本人和他一個走親戚的小女孩。之後，暗殺隊繼續追殺顧順章的親戚、朋友，總共殺了好幾十人。國民黨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利用漏網的小女孩大肆宣傳，徹底搞臭了共產黨，迫使中國共產黨無法呆在上海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只能逃到江西等割據政權去了。 我第一次聽說這件事，是小時候陪著我父親與他的老戰友喝酒的時候。當時的我受的是學校里的洗腦教育，在飯桌上大肆吹捧周恩來。一個老頭可能喝多了，把筷子一拍呵斥我說：你小孩子懂什麼，瞎說八道。接著就講了上邊這個故事。我不信，他說他就是當時和陳賡等人一起殺顧順章一家的成員。我還是不願意相信，我說，那為什麼黨內有人敢說老毛的壞話，沒人敢說周總理的壞話呢？他放下酒杯慢慢說：事後總結經驗教訓，周恩來說了一句話：以後要殺，就殺得他們家沒有人告狀，斬草要除根，誰還敢說周恩來的壞話呢？這成為共產黨內不成文的規矩。 這個規矩，提升了斯大林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再加上了斬草除根、六親不認。說他們是黑幫，黑幫都會覺得慚愧。中共黨內自己人誰還會像畢福劍那樣，隨口幾句笑話就斷送了「卿卿性命」呢？劉少奇要搞掉高崗，老毛就不知道，彭、黃、張、周私下發牢騷，就激怒了老毛。林彪的兒子像開玩笑一樣企圖搞政變，老毛就知道了。劉少奇和周恩來把儲備糧和食品都提前運往蘇聯還債，老毛就不知道，直到餓死幾千萬人要老毛負責，他才發現人家要搞掉他。可見控制情治單位的可怕。 小習他爹和老鄧都受過特務的迫害，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繩。小習多年遠離京城政治，也沒有什麼人緣，自然對特務們的陰謀詭計疑神疑鬼不放心。整頓完軍隊就整治特務機關，也是他們家的性格所致，所謂不忘初心嘛。這也說明北京的政治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正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像林彪說的那樣：樹欲靜而風不止。不是發生政變，就是發生大清洗。 就像網民們評選的那樣，現在最危險的職業就是當官。老百姓也別以為和自己沒關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次可能比文革那次更嚴重，大家要提前做好防災的準備，屆時可以減少損失。
香港《蘋果日報》停刊前，500多名警察以《國安法》之名大舉搜查壹傳媒總部暨《蘋果日報》報社、拘捕五名高層，就連寫社論的化名主筆都遭拘禁。英國BBC訪問了一位在《港?》的陳先生說，他最切身的感受是恐懼，「這次是連採訪資料也不放過，我並不介意你翻查我們的電腦，我們做的是正當採訪，香港本應是有新聞自由的，但你這樣不問自取，其實只是想製造白色恐惴，大家都很擔心不知你想怎麼樣。」 編採同事人人自危，於是《蘋果日報》容許員工無需按合約要求，可以選擇即日離職。陳先生也是選擇辭職的一員，「你會擔心可能翌日清晨六點，就會有國安人員上門叫你協助調查，每天也在恐懼和白色恐怖之中，但每個人對那種恐懼的接受程度不一樣，《蘋果》的員工已盡最大努力守護新聞自由，撐多幾天，也不見得對公司、對新聞自由有所改變。」 有人自請離職，但也有人選擇堅守到最後一刻。香港《端傳媒》訪問了選擇留守至最後一刻的醫療組資深記者李青璇，她一度擔心：「我回來這間公司，會否真的是回到犯罪現場？」但還是回到報社，「我知道有些同事也回來了，若警察真的再進來，總要有個見證人吧。」另一位才在《港?》工作的七個月鄭子聰說，「我很本能地想陪同事、陪公司到最後。那個最後是，除了工作，也想跟他們互相扶持。」 《港?》的行政總裁、營運總裁、總編輯、副社長及執行總編輯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中29條「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遭拘捕，但目前所公布的「證據」里，全是公開發表的一百多篇報導、評論和社評，沒有任何一條實質「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的罪證。換言之，港府及共產黨已經完全不管新聞產制過程，完全以言論論罪；而以其不斷移動的紅線標準，未來別說是鼓吹港獨、呼籲國外正視香港現況，制裁港府的言論將涉罪，就連兩面俱陳的報導、善意勸誡提醒的言論，都可能被入罪。要說這是香港新聞自由的末日，一點都不為過。 身為新聞同業，我們完全可以切身地體會當在產制新聞與評論時，必須面對一條不確定的紅線，憂懼可能的刑罰，於是必須字斟句酌文章用字輕重的那種自我審查之惡；其對於新聞自由的戕害，實在難以名狀。但新聞自由一向不是共產黨與現在的港府所在意的，他們此刻加諸於香港《蘋果日報》身上的，其實是要讓所有香港人都感到恐懼，不但要讓這種恐懼在香港其他的媒體之間蔓延，也要讓香港人忘掉他們所曾經擁有的法治與自由，最後終成為一個與中國內地一模一樣的城市。 一直到現在，許多人還是會以「如果當初不要如何如何，現在就不會變成這樣」來看待香港去過去兩年來的巨變。這些說法包括：如果當初讓《送中條例》過關，就不會有後來的《國安法》；如果當初堅持和理非，共產黨或許不會全面收緊對香港的管制。這種自我檢討的說法，這是共產黨想塑造給香港社會的，但卻完全無助於理解香港的現況與香港問題的本質。 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是天經地義，香港問題的真正關鍵在於：共產黨根本徹底地違背了它就香港問題對於全世界的承諾，導致香港成為中國政府自己政策下的犧牲品。如前美國政府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所言，香港問題反映的是中國與整個世界之間的對立。這個對立最終影響了美國（西方國家）對於中國與兩岸關係的判斷，也反映了共產黨自己內心的恐懼。 暴政之下，最怕人民還懷抱希望。最後一夜的《蘋果》，香港人蜂擁排隊購買《蘋果日報》，正代表香港人心不死。26年的《蘋果日報》在香港關上他們最後一盞燈，但《蘋果》掉下來，還會長出更多的蘋果，香港人還在努力地與這個暴政比氣長。 （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5月31日主持政治局對外宣傳集體學習時講了一段話，立刻成為網路熱門消息：中國要在國際社會廣交朋友，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並強調要在對外宣傳中注重基調，「謙遜謙和」——一般解讀均為：戰狼的惡形惡相太惹人厭恨，於是準備扮和善狀，至於和善如兔或如維尼熊，評論者各有說法。還有評論者乾脆認為大外宣荒唐可笑，完全失敗，這顯然是低估了中共經年累月花費鉅資打造的大外宣系統。 大外宣有正規軍與地下戰線 形同戰狼般張牙舞爪，以咬人為務，那是中國外宣正規軍們（新華社、《人民日報》、國際廣播電台等）從疫情以來的文宣風格，中國古話說，有理不在聲高。因為這個被WHO定名為COVID-19的病毒，最開始發源於武漢，被疑是武漢病毒研究所泄漏所致。因為禍延世界，感染了1.74億人口，導致375萬人死亡（5月17日資料），這禍惹得太大，就只好用高音喇叭大聲喊叫，希望蓋過其它聲浪。 這樣的戰狼式外宣與外交當然令人憎惡，也容易被抵制，比如《中國日報》這張英文外宣旗艦在美國被列為外國代理人。但如果因此就認為中共大外宣從整體上失敗，那是完全不了解中共大外宣還有一條遍布世界的地下戰線。在2009年中共正式公開大外宣計畫以前，「外宣工作本土化」戰略已經推行了6年整。這一戰略說白了，就是利用外國人、外國媒體在其國家幫助中國做大外宣工作，這種隱蔽的地下成員比使用正規軍更方便，而且更容易取信於受眾。 2009年，其實只是中國政府正式宣告大外宣計畫實施而已，此前，中國早就開始在全球華文媒體與拉美、非洲等國實施大外宣刊物本土化策略。但2009年是中國將大外宣重點轉移至英文世界的重要轉捩點，早在2008年到2009年期間，中國政府便開始部署一項耗資450億人民幣的「大外宣」戰略，推動中國官媒向國際擴張，加強它在全球媒體中的存在與影響力。 大外宣分兩條戰線推行，世界各國設立新聞機構來擴大其影響範圍。其中，中國環球電視台（CGTN）在非洲、美國、倫敦設立總部；到2017年，CCTV的中、英、法、西、俄、阿和英語紀錄等7個國際頻道，已進入170多個國家和地區播出。但這些都是正規軍的宣傳主力，聲音很大，效果不彰，因為資訊的輸出不等於資訊被接受。因此，中共最厲害的外宣殺招是「外宣媒體本土化策略」的地下友軍網路。我在研究大外宣的專著《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第二章「中國大外宣的本土化戰略」當中，詳盡介紹過其發展歷史。（該書2019年3月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 利用地下友軍做宣傳，講好「中國故事」，有「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之效，對受眾影響大而且不易察覺。除了中國外宣正規軍團用各國語言出版媒體之外，其策略主要是三點：一是與世界各國本土有影響力的媒體合作，這些合作包括交換版面（實則是購買）；二是邀請目標國記者編輯到中國參觀學習進修，視該國經濟水準為其提供較本國優渥的生活費與補貼，讓他們用本國受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報導中國；三是為目標國媒體更新媒體設備，對方會投桃報李，心照不宣地用媒體採訪的形式報導中國故事或當地中國駐外企業對該地經濟發展的貢獻等等。 2020年7月，國際記者聯盟（IFJ）發布了題為《中國故事：重塑世界媒體》的全球調查報告，揭示了中國近10年來通過各種方式加強對國際媒體及記者的影響，藉此講述「中國故事」，影響外國社會公眾對中國的觀感。比如說，世界各國記者聯合會有三分之一報告說，有中國的機構找到他們跟他們簽定備忘錄。有一半接受我們調查的記者機構說，他們國家的記者獲得到中共贈予的免費旅遊的機會。 大外宣成功培養了一批隱形喉舌記者 辦英文媒體更需要以英語為母語的記者。新華社於2009年7月1日開通英文電視新聞，此前中國就推出了幾種面向外國讀者的英文報紙，例如《中國新聞周刊》英文版《News CHINA》。2009年2月末，《中國日報》北美版及在華盛頓等地設立記者站，招聘英文記者，應者如雲。中共環球電視網（CGTN）提供了具吸引力的選擇：領取優渥的薪酬。一位元西方資深記者描述了同行競爭中國外宣媒體職位的「盛況」，「在位於倫敦西部奇西克地區那設備先進的CGTN——前身為中國國營廣播機構央視國際，負責招聘的小組在翻閱簡歷的時候面臨一個令人羨慕的難題：太多求職者了，只有90個『以中國觀點來報導新聞』的空缺，申請的人數卻幾乎有6000之多。光是閱讀申請書這一簡單工作也會需時接近兩個月。」 在全球新聞界，過去十年（2008—2017年）已被定義為傳統媒體衰落的十年，由於互聯網的興起，社交媒體等新傳媒的出現，以生產嚴肅新聞為主的傳統媒體陷入生存困境，當西方媒體因為互聯網資訊與金融危機的衝擊而被迫「瘦身」之時，中國對各語種編輯記者的需要為一些記者提供了看起來不錯的就業機會。中國外宣媒體優渥的薪酬，足以讓西方媒體記者「忘記」他們從小接受的理念。我在《紅色滲透》一書第二章中專列一節「重金吸引『洋僱用軍團』加盟大外宣」。 本文的重點不是講這些人加入大外宣隊伍時，工作中接受宣傳高於真相這種中共宣傳準則，而是有這種工作經歷的人重回西方媒體業後的影響。今年4月21日，美國《國家脈搏》（National Pulse）發文指出，《紐約時報》好幾位員工曾為中共宣傳機構工作，其中包括：《紐約時報》攝影部主任約拿‧凱塞爾（Jonah Kessel）；《紐約時報》現任編輯兼設計師迪亞穆德‧麥克德莫特（Diarmuid McDermott）；以及歐洲文化記者亞歷克斯‧馬歇爾（Alex Marshall）等等。凱塞爾曾在2009年7月至2010年11月期間，擔任《中國日報》創意總監。他在Twitter上發帖稱，為中共工作有時也有「好處」。他還提到，他當時對開始這個角色感到「興奮」，其中包括「重新設計」中共的「宣傳武器」。他在幾篇帖子中透露，自己「在為」中共官方媒體「工作」並「收取報酬」。據麥克德莫特的LinkedIn個人資料和個人網站資訊顯示，他曾在《中國日報》擔任編輯和設計師。從2012年11月到2020年11月，在香港工作了8年。他去年在《紐約時報》擔任同樣的職務，現在仍駐香港。 投入重金購買美媒軟文，對美國人悄悄洗腦 2020年6月美國司法部發布的一份檔顯示，中國官媒《中國日報》英文版自2016年11月以來，便向美國媒體支付1900多萬美元印刷費和廣告費，其中向《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等美國主流媒體支付的廣告費用超過1100萬美元。今年4月12日，美國智庫詹姆士城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的《中國簡訊》刊文指出，長期以來，中共一直努力擴大其在西方社會的影響力，以便在國際社會獲得更多「話語權」（discourse power）。該文作者約翰·多森（John Dotson）指出，長期以來，中國媒體在《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等美國主要報紙上放付費插頁「廣告」。如新華社通常使用「中國觀察」（China Watch）、「中國焦點」（China Focus）為標籤進行廣告宣傳。這些插頁中的文章乍一看就像主報的提供新聞和社論，實際上卻是在為中共做大外宣，購買這些廣告插頁需要大量費用。 文章指出，中共黨媒利用著名英文期刊的可信度，旨在「講好中國（中共）故事」。事實上，這些插頁廣告上都有免責聲明，但往往都是小字體的，所以很多人注意不到。這些文章通常打著「中國觀察」或「中國焦點」的標籤，實際上是中共機構準備好的宣傳內容。增頁也會被標註為「付費廣告性質出版物」。不過這些文章看起來就像是主報提供的新聞和社論。 給外國人洗腦：正規軍不如地下戰線 這條看不見的戰線，在平日所起的洗腦作用、在關鍵時刻起到的政治作用，是中共大外宣正規軍無法企及的。今年5月，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FJ）發布一份新報告，揭露北京捆綁「疫苗外交」重塑世界媒體格局。報告舉例自從菲律賓的總統通訊辦公室與中國官媒簽署合作備忘錄後，多位元菲律賓記者開始在中國受訓。有一名菲律賓記者透露，他觀察到其他記者撰寫報導時，往往會融入新華社或其它中國官媒的觀點。通過這類手法，中國把這些對外宣傳工作和「疫苗外交」捆綁到「一帶一路」倡議的投資專案中，以確保受惠國在聯合國會議等場合支持中共、讚揚中共。 媒體在美國號稱「第四權力」，亞洲國家對《紐約時報》幾乎到了膜拜的程度，如今成了中國在美的利益代言人與極左先鋒，並為本國出資的政治派別利益代言。這種社會公器的墮落，意味著媒體不再是第四權力，而是依附於政治、經濟權力的附庸。 以上分析，可以讓人們了解，中國大外宣花費鉅資，充分彰顯了通過共產黨資本主義這一「中國模式」獲利的中共政權，通過利益牽引腐蝕西方社會養成了一套成熟的技巧，幾乎攻無不克。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原出處）
今日這篇文章，竟不知從何落筆。哀嘆沒有意義，互相鼓勵的話也說盡了，形勢如何大家心照，如何處身各有選擇，那麼還有什麼好說？ 我想起和壹傳媒有限來往的一些舊事，在此與各位分享。 黎智英創辦《壹周刊》時，我看了第一期，就和一位前輩說，《壹周刊》掂！前輩是新聞界老行尊，那時他已從舊機構退休，《壹周刊》開檔，他被請去專門處理讀者來信。 前輩滿腦子傳統報刊的經驗，對我的看法頗不以為然。我並沒有特別高超的判斷力，但整本雜誌從頭到尾看下去，幾乎每一頁都給我新鮮感，內容吸引，文字爽朗，永不拖泥慸水，插圖和設計也都別豎一幟。我想既然我一看就喜歡，別人也一樣，那雜誌一定可以生存。 創辦初期，因為服膺市場化，打破舊規則，創辦狗仔隊，更白日宣淫，有些新聞手法很出位，因此受到四面八方的攻擊。黎智英是一個傳媒「壞孩子」，拿著一枝大棒衝進傳統媒體大殿，一輪亂棍掃去，打得裡面的舊擺設碎片亂飛。 其間甚至發生「製造新聞」的醜聞，爭吵一輪後，《壹周刊》公開道歉了事。 要在百年舊傳媒中殺開一條血路，只有不按牌理出牌，志在吸引公眾眼球，先沖得進去，把舊殿堂打得稀哩嘩啦，然後再來收拾殘局。 《壹周刊》成功後，黎智英再接再勵創辦《蘋果日報》，並聘請董橋睇檔。董橋何等人也，竟願意報效一家市場導相﹑沒有底線的新媒體？當時文化界前輩戴天和我說，黎智英是請董橋去開一間精品店。 戴天的比喻很有趣，《蘋果日報》當時就像一間大的超市，什麼都賣，在超市裡辟一角落，賣一高檔消費品，順便把高消費人群也拉攏進來。由那時開始，蘋果日報便站穩腳跟。 從蘋果創刊起，我幾乎每天都瀏覽，找自己喜歡的內容來看。蘋果最重要的品質就是她永遠不悶，永遠趣味盎然，即使沒趣味的內容，他也要把他寫得有趣味。還有，他一直強調獨家新聞，用自己的記者去挖掘政圈商圈文化圈種種隱秘之事，保障讀者的知情權，他們做獨家一視同仁，不避社會關係，總之你有事情瞞著別人，這件事又是大家有興趣知道的，蘋果就要把它公諸於眾。 蘋果創辦多年，我都沒有給他們寫稿，直至文革四十周年，我作了一次整體回顧，寫了一篇四五千字的長文，標題為「四十年來家國」，寄給董橋先生。董橋初時回復我，說他們沒有適當版面，要看編輯是否接受。結果過幾天，蘋果撥出大半個版面，把我那篇文章全文一次刊完。當時有一些文化界朋友讀了，都還覺得對他們認識文革有點幫助。 後來有一次，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為我們重印的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長序，我正愁沒地方發表，有一晚在港大龍應台沙龍上碰到董橋，我提起余英時的新作，董橋想都不想就說：余教授的文章多長我們都要！過幾天，余教授的宏文在蘋果日報用兩大版的形式一次過刊完。 如果蘋果只是一份以低級趣味取悅讀者的報紙，怎麼可能一口氣發表一篇歷史學家嚴肅題材的長文？由此可見，黎智英辦蘋果，絕不只是賺錢那麼簡單，他有自己的政治與文化抱負。 直到佔中運動前，我才開始用筆名「顧鴻飛」投稿給李怡。我和李怡認識，但我不想他看熟人面子登我的稿，因此用筆名。直到一段時間後，李怡大概從我收稿費的戶口英文名拼出我的姓名來，這才打電話和我聯絡，鼓勵我多寫。 我於2018年回加拿大定居，直至2019年反送中運動起，我才又重拾時事評論的筆，又給蘋果論壇版投稿。當時論壇版已有不少固定作者，剩餘的版面很有限，有時一篇文章要壓一兩個星期才刊出，失去時間性。 恰好那時中文大學出版社希望為我的長篇小說《血雨華年》做宣傳，希望我開一個臉書專頁，我當然責無旁貸，於是就在臉書上每日寫時事評論。 去年四月間，有一天黎智英突然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專欄。我和他有過一面之緣，曾想合作出版他的書，可惜不了了之。我在不同報刊寫專欄寫了幾十年，從來沒有報紙老闆親自約稿，不料黎智英紆尊降貴親自打電話約稿，我這才明白他成功的原因就是事事親力親為。 專欄每周兩篇，他和我商量見報的日期，又閑聊一陣，就此開始與蘋果的合作。我長期看蘋果，原有專欄作家很多都是我心儀的作家，蔡瀾李碧華是天地圖書的作者，陶傑﹑蔣芸和沈西城也是老相識，高慧然也是我的作者，左丁山每日必讀，他的資訊都是我不知道的，此外林夕的尖銳，馮睎乾的學問，李純恩的俏皮，還有其他幾位的識見和學問，都令我欽佩，因此就像進入一個大家庭一樣。 我的社會生活面不如各位的廣，常為題材傷腦筋，不過總是想把文章寫得有意思也有趣味，免得拖低整個專欄版的平均質素。 又過了幾個月，張劍虹先生寫短訊向我約稿，希望我幫手寫社論。先是每周一篇，後來增加到兩篇，我初時有點戰戰兢兢，因此前未寫過社論，張先生鼓勵我，讓我大膽寫，此後慢慢上手，也摸到一些竅門。我的社論和專欄都得到編輯的尊重，從來一字不改，有時一點小小的疑問都要寫短訊來問，有事情聯絡張劍虹先生，他都是即時辦理回復，真是合作無間。 我很慶幸自己在退休之年還能為香港人服務，這都要拜蘋果日報之所賜。我在蘋果日報最後這一年時間內，和他們並肩打過一些美好的仗，因此深感榮幸，讓我選擇再來一次，我仍舊會視他們為親密的戰友。 人生有順逆，這幾天每日心情都不好，為蘋果日報不值，為香港不值。但形勢如此，人力難以挽回，我們只好接受現實，在不可能的現實面前，盡做一點可能的事。 蘋果無可避免要走向結束，他們甘冒專制矢石，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志，現在雖然粉身，我相信日後一定會浴火重生。魯迅詩句「於無聲處聽春雷」，從今以後，我們也就在無聲處等待，等那一聲春雷從天際響過來。 藉此機會，向黎智英﹑張劍虹和羅偉光三位致意，希望他們善自珍重，保養身體，也通過他們感謝所有蘋果日報員工。「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且讓我們以李白詩句共勉。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蘋果日報的處境越來越艱難，其實也不只蘋果，香港自由網媒﹑各民主政黨團體也都面臨生存空間萎縮的難題。中共已撕下所有的面具，現在維持最低限度的專制統治，就是他們最高的期望了，此外什麼都顧不上了。 現實一點看，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蘋果日報可以再支持一段時間，但不可能一直支撐下去，總有一天，要面臨日報無法出版的結局。 這是無可避免的，但也是暫時的，蘋果一定會復刊，只是時間問題。 我不是專業人士，沒有經驗，也缺乏基本的辧報常識，但我喜歡天馬行空，胡思亂想一番，假設蘋果的一種生存方式。 蘋果應該轉入網上版的方式，把基地設到台灣。蘋果在台灣有基礎，有社會關係，也有一定的財政儲備，應該會得到台灣朝野的支持，要重建一個基地不會困難。但在台灣建立的網上版，應該還是香港蘋果日報，而不是台灣的蘋果日報，以香港讀者為主要對象，集中采編香港新聞，聚焦香港時事，報道香港人的生活，提供一個言論平台給香港市民發表個人意見。 為此應該繼續僱用香港的記者編輯，只是這種僱傭關係應該轉入地下。壹傳媒是上市公司，日後不可能再經營下去，需用一間新公司簽合約，出糧也採取自動轉帳。記者自行採訪，編輯部的工作安排都在網上完成。這樣在香港就不必有寫字樓和印刷廠，但整份網上報紙可以維持蘋果原有的風格，主要目標讀者也是香港市民。 採訪﹑編輯﹑校對﹑攝影﹑設計都由蘋果原班人員執行，只不過所有工作都先經互相溝通，分別由各人獨立完成，然後電郵到台灣，整合成網上版的報紙。 大部份編採工作都可以獨立完成，有些政府部門的採訪要憑記者證出入，那就比較困難，但政府的新聞可以採用通訊社的通稿，只要那個通訊社足夠中立中肯就可以。至於香港社會新聞﹑政壇動向﹑獨家報道﹑專訪和社會寫實等方面的內容，則不會受太大影響。 蘋果現在也有網上版，不過大部份工作都由現有員工在公司內完成，日後全部轉入網上版，現有員工解散，重新組合，可以省下寫字樓和行政開支，員工也可以適當減少，以最低限度的人去做最基本的工作。 我們最需要蘋果日報的，除了一般的國內外時事之外，就是獨家報道﹑時事評論﹑專訪﹑綜述﹑文化評析﹑專欄﹑歷史追蹤等等。比如發生一件重要新聞，對當事人追蹤報道和採訪，以得到事件的及時更新，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需要有一定經驗和技巧。 此外，及時的時事評述，也需要對國內外政情有深入認識的資深記者或評論者，才可以高屋建瓴深入淺出。 當然，日後的採訪會有很多困難，如何既保持運作順暢，而又可以保密（可能很難，希望大家集思廣益)，減少政府的干擾和破壞，需要內行的技術處理，我相信蘋果日報可以找到這種人才。 至於一般讀者，目前通過網上來看蘋果當然沒問題，日後中共會不會建防火牆，是否可以達到他們的目的，那隻好邊走邊看。 為結省開支，在圖片和設計方面，也可以睇?食飯，不一定要做到十全十美，只要過得去就可以，讀者希望看到的只是信息，是否賞心悅目倒不是重點。 我希望不管以什麼方式，都給蘋果日報一個立足之地，不要讓她就此消亡。網上訂閱的月費，可以適當提高，以應付日常開支，假定每個訂閱收一百港元，那一萬訂閱每月就有一百萬。以香港讀者為主體，加上台灣和海外華人，估計至少有三十萬，那就是每月三千萬，已可應付基本人工支出，再加上廣告收入，可以生存下去。 對讀者來說，經濟上的負擔，雖比現在的網上訂閱貴，但一定比每日買報紙便宜，只是有些不能使用電腦上網的老人家會受到限制，有什麼方法可以補這方面的不足，也希望大家多想想。 在香港蘋果日報紙上版停刊之後，全香港清一色是紅色傳媒，香港人欠缺一個呼吸新鮮空氣的地方，可以相信，網上版的蘋果，一定可以得到香港讀者的支持。 政權打壓，我們就化整為零，以無數個人﹑從不同方位﹑在不同時間繼續與專制政府對抗下去。我們集氣合力把蘋果日報撐住，不管她是以紙媒形式，還是網媒形式，我們要維護這一個公共的資訊平台，讓它活下去。蘋果活下去，中共港共就不得安寧，他們就永遠都要面對自己的末日。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一年前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在電台節目表示，遊說外國制裁香港不構成分裂國家及顛覆國家政權，或恐怖主義的定義，更指「勾結」必須牽涉實際的刑事行為，才構成罪行；而現行法例下的「串謀」，若只有協議，沒有行動是無法定罪，更指控當時大律師公會的聲明「製造恐慌」，或者「將事情無限放大」。 然而才一年未夠，特區政府卻以《蘋果日報》上面，有數十篇文章是呼籲外國制裁中國及特區政府為理由，拘捕以及檢控《蘋果日報》的高層成員，指控涉他們嫌違反《國安法》第29條「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單看官方記者會的解說，不但看不見「勾結」的「實際行動」，也無法理解如何「串謀」與「行動」。一年前湯大狀指控大律師公會所謂的「製造恐慌」，如今全部成為了事實。 壹傳媒的董事會更指出，警方要求本港七間銀行，不得處理被凍結公司的資產，於是發薪就違反《國安法》，欠薪就違反僱傭條例，而政府不但沒有回應，如何幫助這些記者出糧，反指出糧屬公司的責任，而且凍結資產不能成為違反勞工法例的理由；簡單而言就是只要令《蘋果日報》無法營運下去，而坐視最少2000多名新聞從業員，失業以至無法出糧。 市民當記得1998年，當年特區政府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即使多位被告的起訴書中，清楚見到檢控當局當年，指控星島集團主席兼大股東胡仙，與被控行政人員合謀，然而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卻以「公眾利益」為由，包括星島集團的2000名員工可能失業，因此不作起訴胡仙；如今同樣是報紙，涉及同樣人數甚至更多的員工，為何律政司採取完全不同的態度呢？背後的政治理由，大家都一清二楚吧？ 當香港失去新聞自由，結果就是令港人集體失望，不斷移民出走；親政府人士對移民者的態度，也180度扭轉；2017年討論一地兩檢時，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接受訪問時，指不相信「一國兩制」，覺得大陸會破壞一國兩制，最好的方法是離開香港云云；去到2021年，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則採取完全相反的態度，指港人移民前應三思，免失卻在香港發展機會云云。 相較與大量學生與教師流失，由國際學校到本地直資都不斷要招生要請教師的事實，近月來親政府的輿論與KOL，都紛紛不斷抹黑港人移民的計劃，不斷呼籲叫人不要走，這種態度已經說明了人材流失的嚴重性。然而政府不但無意減少政治寒冬的打壓，反而在已經控制一切的情況下，仍然持續「改寫」一國兩制。結果當然只有一個，就是港人的出逃，只會更嚴重，最終民心渙散。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看傳媒新聞網立場。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