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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30 日
香港《苹果日报》被逼关闭事件，不仅标志着曾经的“东方明珠”香港从此进入言论自由逐渐消失、中共专制全面展开的黑暗时期，也意味着中共对待香港、台湾的“一国两制”政策展示出其“图穷匕首现”的真实面目。“一国两制”政策从此不再具有欺骗性，此刻它已寿终正寝了。 一、图穷匕首现 6月24日，香港言论自由的最后桥头堡《苹果日报》被中共强行关闭，此举意味着，中共“一国两制”政策的丧钟已经敲响，中共在香港完全展示出它的专制真面目。 过去这些年来，大部分香港原来的自由媒体被中共逐步接办，变成了为中共帮腔的喉舌，中共也有计划、有步骤地遏止港人的集会游行自由和选举自由。当港人的基本政治自由被逐一压制乃至渐渐消失之时，唯一的新闻自由代表机构《苹果日报》便象征着香港最后的新闻自由之“烛光”。现在《苹果日报》消失了，很多西方国家的媒体认为，香港《苹果日报》被关闭事件代表着香港彻底失去了新闻自由。 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建立在剥夺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中共不允许其管辖范围内有任何一块它不能完全掌控的土地，所以，香港的言论自由始终是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中共剿灭了香港《苹果日报》这个香港言论自由最后的桥头堡。 其实，香港从此丧失的不只是新闻自由，还丧失了言论自由；而港人没有了言论自由，也就不再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以思想自由和自由言论为基础；而自由的言论若通过自由的媒体发表，就表现为新闻自由。对港人来说，香港最后的自由媒体被剿灭之后，他们再也没法在本地传统媒体上看到言论自由的表达；于是，自由的言论就只剩下社交媒体可以表述，接下来中共迟早会象在内地那样，管控香港社交媒体上的言论，那时香港的言论自由就彻底消失了，港人和内地人一样，只剩下影射和腹诽的可能。 二、扣押私产作为政治迫害手段 香港开埠以来实行的传统法治始终保障着港人的政治自由和财产安全。如今，中共用自己的专制法规实施的法制（rule by law，实质是以党治管制民众），取代了香港原有的法治（rule by traditional law）。这种状态下，不单是港人的政治自由被剥夺，连港人的私人财产支配权也被中共在香港刚实行的国家安全法剥夺了。 这次剿灭香港《苹果日报》的过程中，中共两次实行了剥夺私人财产的措施。先是冻结香港《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的私人资产，想用这种办法逼香港《苹果日报》倒闭；后来发现这个办法不能马上让香港《苹果日报》停刊，因为《苹果日报》的银行账户里还有几千万资金，可以维持相当一段时间，而且民间不断有人注资支持香港《苹果日报》，中共便采取了第二个步骤，干脆冻结了香港《苹果日报》的银行账户，使报社无法开支，民间资助无法汇入。 这种做法表明，一个自由社会落入中共手中之后，这个地方的民众早晚会被迫向中共低头、磕头，谁让中共不满意，他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就随时受到威胁。这套手法就是中共当年占领大陆之后对市民的做法。我在给香港《苹果日报》写的评论中介绍过，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在全国掀起捐款助战的运动，要工商界和民众捐款购买战斗机。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上的文章披露，当时解放军的一个军需官到上海的大康药房数次强行索取5亿人民币（当时币值）的药品及医疗器械，所欠款项拒不支付。该药房老板王康年不堪勒索，不肯再赊账，遂遭当局逮捕，编织罪名将其枪毙。这是中共建政后的历史记录之一。 三、记者编辑因办报而入狱 中共这次对香港《苹果日报》下杀手，其中还有一个做法是抓捕记者编辑。6月17日香港警方出动500多人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姿态；警察不仅随意翻查桌上的东西，而且将几十台电脑和硬盘全部取走，以便今后罗织罪名。警方声称，该报自2019年起刊出数十篇文章，违反国安法，所以搜查“犯罪现场”。这是标准的中共行径。香港国安法去年6月30日才实施，中共把国安法实施之前香港长期存在的新闻自由也列为办罪证据。显然，它毫无顾忌地把香港原有的法治视为如今专政香港之桎梏，开始在香港赤裸裸地为所欲为。 香港警方还奉命陆续逮捕了多位《苹果日报》主管。先是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香港《苹果日报》总编罗伟光被捕后遭起诉，而且法院拒绝保释；然后，6月23日警方到家里拘捕了55岁的该报主笔杨清奇（笔名李平），6月27日深夜又在机场抓捕了《苹果日报》前主笔、英文版执行总编辑、57岁的冯伟光（笔名卢峰），中共给这两位罪名安上的罪名都是“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很显然，中共关押审判该报的主管和主笔，不单是为了寻找罪名给该报定罪，以便抄没该报相关的私人资产，还企图寻找与该报评论组有联系的境外或内地评论员，其在境外者，用来构陷所谓的“勾结敌对势力”，其在内地者，则到内地城市抓人。中共将不顺从的人一律视为“敌人”和“敌对势力”，采用“对敌从严”的打击手段，既要斩草除根，也要恐吓香港社会。这套手法是道地的政治迫害，被捕人员面临的是中共罗织的政治惩罚案件。 中共拘捕香港《苹果日报》人员之前，香港行政当局早已准备好的起诉书里使用了“敌对”字样。这是中共在大陆建政后一向使用的政治罪名，其前身是“反革命罪”，其含义是，凡对中共说不的声音均属于“政治反对罪”。现在，“政治反对罪”在香港已经和在大陆一样通行无阻了，中共“一国两制”政策自然就名存实亡。 四、香港《苹果日报》埋葬了“一国两制” 香港《苹果日报》一系列相关事件的发生意味着，在一个充满国际野心、完全无视国际诚信、藐视国际法规的共产党政权面前，所谓的“一国两制”承诺是一个迟早会被中共自己戳穿的谎言。 在国际社会里，中国从来只在国际法规和国际约定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加以利用，却从未打算遵守它们。比如，它从不把国际人权公约放在眼里，也同样藐视国际法庭。中共在南中国海强占公海建造一系列人造岛，用作军事基地，海牙国际仲裁庭裁定中共的做法非法，中共置之不理。香港收回之前的中英联合声明里所说的“50年不变”，包括言论自由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但中共诡辩说，那是历史文件，不算数了。 从中港关系来看，中共那“一国两制”的说法绝非香港前途的保障，而更像是中共给香港套上的“紧箍咒”。就此而言，香港民众很像“孙悟空”，而中共就象“唐僧”，“一国两制”则是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箍”；“唐僧”高兴的时候不念“紧箍咒”，稍不高兴就念，“孙悟空”便疼痛难活。“唐僧”和“孙悟空”之间并无什么“协议”或“文件”，也没有“菩萨”真能随时监督“唐僧”。唐僧念了“紧箍咒”，“孙悟空”便无处讲理了。 香港现状恶化的教训，其实就是“一国两制”真相的展现。中共对台湾也讲过“一国两制”，这种承诺同样毫无可信之处。国际社会里以及台湾总有一些人指望中共“弃暗投明”，走向民主化。其实，不管中共在经济层面如何做，它死保政权、绝不放松政治高压的统治手段不会改变。所以，中国不但不会发生中欧国家那样的“天鹅绒革命”，也不会因为经济自由化而放松政治高压。香港“一国两制”的死亡过程已经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中国经济成功，中共不会松手；经济不成功，中共更不会松手。 1997年的时侯，大多数香港民众没想到，恶法治港会来得那么快。今日之香港，已经沦落成1950年的上海。当年中共占领上海，入城时对商界市民的笑脸、“一切照常”的承诺，转眼间就变成了专制的嘴脸；中共先是全面接管治安、司法系统，然后控制所有媒体，接下来打击商人，最后推动共产，上海这个曾经的东方巴黎顿时失色。香港就是取上海而代之，迅速崛起的。当下香港政治制度的“不变”已经终结，北京开始全面接管，中共当年在上海、广州操作过的那一套，一步一步地搬到了香港。“一国两制”死于香港，也再难到台湾去行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997年7月1日，英国统治变成中共统治，殖民地变成特区，港英政府变成特区政府，转瞬间，香港色变，已经廿四年。 但是，2021年7月1日，除了要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4周年”，还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吗？ 要。如果你是加拿大人、卢旺达人、布隆迪人、阿拉伯联邦共和国人，你还要庆祝这四个国家的国庆。 无论这四个国家庆祝国庆的活动有多花费、有多精彩，相信也难以跟“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庆祝活动相比，至少“维基百科”有“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专页，但没有这四个国家庆祝国庆活动的专页。 “维基百科”专页提到的庆祝活动包括： （01）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纪念币； （02）首次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03）庆祝大会； （04）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和全国“两优一先”评选表彰； （05）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06）举办大型主题展览； （07）举办文艺演出； （08）召开理论研讨会和座谈会； （09）创作推出一批文艺作品和出版物； （10）开展群众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但是，笔者发现“维基百科”专页有下列不符事实的地方： 第一，右上方资料图列表中，“国家”显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国旗 和“香港”及区旗，遗漏了“澳门”及澳门区旗。“地点”是“全国各地，集中于北京市和香港”也不是事实。因为其实香港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庆祝活动，反而澳门就由“国务院新闻办、澳门特区政府及澳门中联办”合办了一个“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大型图片展”！北京市的庆祝活动当然是最大型，最抢眼，但上海的庆祝活动也不遑多让，香港就什么都没有，又怎可以说是“集中于北京市和香港”呢？可能中共希望是这样，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第三分段“地方”内，只有“上海”、“湖南省”和“香港”，明显也是遗留兼误导，遗留了真正有办庆祝活动的是澳门，还误导了香港也有庆祝活动，其实香港根本什么庆祝活动都没有，只是有一点大型的广告和标语而已，当晚的雷射汇演及幻彩咏香江也只是恒常都有的游客项目。 然而，末段“国际反应”中提到：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议员提出一项决议案，指出中共在建党百年不应庆祝，而是应该反思自己的历史。这一点，笔者绝对赞同。 再看看历史和事实： 7月1日本来是代表著开心与喜悦，代表著希望的日子！7月1日是一年的中位线；在7月1日，上半年过得不好，会希望下半年可以过得好些；上半年过得好，就希望下半年过得更好；所以，7月1日可以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日子，但是很可惜，2021年7月1日，偏偏也是香港人感到绝望和失落的日子，偏偏也是香港人什么都不愿庆祝的日子，因为： 未到7月1日，《苹果日报》已经寿终正寝！2021年7月1日，是首个没有《苹果日报》的7月1日。 未到7月1日，“民阵”已经被逼停止运作！2021年7月1日，是首个没有大型示威游行的7月1日。 罪魁祸首正正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共产党”，偏偏7月1日就是要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4周年”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不是很讽刺吗？ 2021年7月1日，到时，国父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政府快将11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快将103年，中共建党快将100年；美国向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快将7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快将76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快将72年，中共建国也快将72年；香港回归刚刚24年，澳门回归也快将22年。又如何？不庆祝可以吗？不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可以吗？不庆祝香港回归24年可以吗？ 今时今日，虽然走得较前的“和理非”、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连、区议员、立法会议员、反对派人士、民主派人士等等，包括黎智英与黄之锋等，通通都成了阶下囚，“壹传媒”和“苹果日报”亦都已经寿终正寝，“民阵”也要被逼停止运作！但是，笔者认为，不庆祝香港回归24年，不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暂时应该仍然是可以的！香港人暂时应该仍然是有自由的！况且，为免火上加油，中共暂时尚未提倡要香港参与“回归”、“党庆”和“国庆”等大型庆祝活动；所以，澳门搞大型图片展览，香港也没有跟随。 然而，十年！十年后，就未必可以了。 因为到时如果不庆祝香港回归纪念，就会被视为“不支持一国两制”和“不拥护基本法”，甚至会被视为支持“香港独立”和宣传“香港独立”。 因为到时如果不庆祝中共建党纪念，就会被视为“不支持一党专政”、“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危害国家安全”，甚至会被视为： 支持“推翻中共”和支持“推翻中央人民政府” 进行“反革命”和进行“颜色革命” 宣传“反革命”和宣传“颜色革命” 全部都是“危害国家安全”，全部都是“颠覆国家政权”，全部都必定罪成，而且全部都是不得保释，坐著牢等一两年后才定罪！坐著牢等一两年后才罪成！如果更不幸，7月1日当天你曾经到过某老外家中坐坐，就算只是五分钟，都足以构成“勾结外国势力”，足以变成“勾结外国势力颠覆国家政权”罪，也是必定罪成！还要罪加一等。 到时，就“想唔庆祝”都唔得。死未？惟有趁现在可以不庆祝，就尽量不庆祝好了。 最后，还是要重提美国国会议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应庆祝，应该自我反思自己的历史。谢谢。 （本文为作者投稿，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作者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选民。）
中共迎来百年党庆，北京照例戒备森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如临大敌。外界的感受：这哪里是庆祝？这分明是备战；哪里有喜庆气氛？更像是丧事气氛。戒备，备战，戒备谁？人民；准备跟谁作战？人民。 中共自称“四个自信”，然而，百年大党没有安全感。百年大党，成了人民的死对头。任何人群聚集，都让它从心底深处害怕得发抖。 中共自吹功绩，号称崛起，第二大经济体。其实，所谓富裕、强大、复兴，所有这些表象，并不新鲜，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过，那时候的名词叫做大治、盛世、中兴。中共建党百年，真正的“业绩”却是：祸国百年，千百万人头落地，千百万人活活饿死，亿万生灵沦为现代奴隶。由于中共的恶意阻扰，自由与民主，人权与宪政，让中国人民遥不可及。 中共自吹“十个伟大”，然而，百年大党没有大的样子，心胸狭隘，小肚鸡肠，睚眦必报。中共毫无容量、气量、雅量，因为它的领导人毫无容量、气量、雅量。已经推出港版国安法，却仍对香港民主派厉行秋后算账和绝地追杀，就是最新的实证。 中共建党，口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却很快演变成利益集团。有人申请入党，党组织必灌输“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而对于最高领导人，则变成“个人权力高于一切。”以至于，全党工作，围绕如何保住红色江山，全然不顾人民的根本福祉和国家的长远方向。以至于，最高领导人，终日耽于权力斗争，穷尽种种借口，追求无限的大权独揽。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更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 百年祸国，中共不会反省，因为它的领导人不会反省。应该说，早已沦为利益集团和腐败集团的中共，早已丧失了反省能力。然而，中华民族应该反省，也必须反省： 上个世纪，如何让中共成了气候？六四之后，如何又让中共起死回生？当然可以到外部去寻找理由。比如，上世纪初叶，共产主义传播，世界普遍左倾，中国不幸是苏联的最大邻国，深受赤祸染毒；然而，上世纪下半叶，苏联解体、东欧解放，中国竟又如何？病根在国内，犹如癌症在体内。 纵观这一百多年，两个甲子。先是，上有慈禧，下有义和团；后来，上有毛泽东，下有红卫兵；如今，上有习近平，下有小粉红。义和团鼓噪“扶清灭洋”，却不知，满清本身就是外来政权，灭亡了中国，中国人早已当了亡国奴；红卫兵吆喝“誓死保卫毛主席”、“打倒一切”，殊不知，他们本身就已经被毛泽东打倒，精神上被毛泽东彻底打倒而无法站起，而中共，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外来政权；小粉红高喊“爱国主义”，竟不知，“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多数家族，极限贪腐，早已把财富、家属、子女转移出境，并始终拒绝公布领导人和官员财产，构成实质上的叛国和卖国。 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它的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就是这个民族的一面镜子，折射出这个民族的盲目、愚昧和劣根性，包括自私、短视、油腻、滑头、观望、动摇、投机钻营、脚踩两条船…… 中共昭示世人：作恶也是一种生存之道，只要能包装得仿如行善。作恶，包括暴力、谎言、仇恨、腐败、淫乱等，经过偷梁换柱的粉饰之后，对应的包装变成：专政、宣传、爱憎分明、为人民服务、工作需要等。 百年大党，作恶百年，而犹自存活，且日生骄狂，藐视天下。这等奇事，实际就是这个国家的丑事，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最大污点。这是国耻，真正的国耻，天大的国耻！莫此为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日前发布的人口普查数字遭到公众的普遍质疑，当然，最高当局对真实数据心知肚明。大概数字让他们心惊肉跳，中共政治局在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会议上，为应对出生率骤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其中提到要“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援措施”，“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这是另一种反向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前是生二胎、三胎遭到迫害的中国人逃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以后将是因为没有生孩子或没有生二胎、三胎而遭受迫害的中国人逃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香港富豪、中原地产董事是施永青立即向中南海献计献策，其忠心耿耿，足以感天动地。他在名为《如何解决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问题》的文章中写道：“我认为可以待一个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责任，譬如生育两个孩子后，才可以有权使用避孕产品，以确保祖先的构想，起码有一部分可以落实。我这种想法一定有人觉得是匪夷所思；但随著人口老化，社会动力不足，而各种各样鼓励生育的方法又无法生效时，不排除人类社会可能要出此下策。”这不是其谦称的“下策”，而是保证大国崛起的“上上策”。作为警察国家的中国，实施购买避孕用品“实名制”并非难事。 然而，在重重重压下只能“躺平”的中国年轻人并不同意其构想。网友们纷纷调侃说——“他出钱吗？”、“以后买避孕套需要出示孩子出生证明。”、“从现在开始要囤积大量避孕套了。”、“可笑，买不到避孕套， 爱滋病、性病你控得住吗？”、“施大善人怎么不去救助住著笼屋的香港穷人，居者有其屋才能生活，才有能力抚养子女。” 施永青不关心民众的刑罚，他只关心习近平的想法，只要投习近平一人所好就能发大财。而习近平正领导中国迅速罗马尼亚化。在当年齐奥塞斯库统治的罗马尼亚，靠遍布的秘密警察拱卫著拜占庭式的裙带关系和低下效率。齐奥塞斯库认为，只要有秘密警察的支持，就可刀枪不入。秘密警察确实忠于他，为解决人口猛跌的难题，秘密警察中专门成检查妇女月经的“月经员警”，每月对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妇女进行强制体检。严厉的促进生育的法令造成成千上万妇女在得不到基本医疗照顾之下死亡，婴孩死亡率更高达千分之二十五，另有十万名以上儿童被教养院收养。 与如此悲惨的国家处境相比，齐奥塞斯库从未停止打造他和妻子的个人崇拜，那些颂歌的语言足以令斯大林感到脸红。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发现，齐奥塞斯库正式批准的、表彰其丰功伟业的词语有——设计师、智慧的舵手、最高的桅杆、胜利的光环、大神泰坦、太阳之子、思想的多瑙河等等。无独有偶，今天的中国，专门为前国宝级歌手彭丽媛写的《中国第一夫人》的颂歌也问世了。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如此描述此种东方专制主义社会说：“绝对的服从，就是意味著服从者是绝对愚蠢的。甚至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需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他的意愿就可以了。”习近平的下场不会比齐奥塞斯库更好。 而中国民众对于党国恩赐的生育权并不领情，有人在网上写了一则笑话：羊月薪八千，打算用三十万建一个窝，老虎不允许，说私自建就是违章建筑，只允许向狼买，不然不让小羊上学。狼是搞工程的，用八十万向老虎买这块地，花十万把羊圈建好，向羊要价两百五十万元。羊钱不够，老虎让开银行的小虎借两百五十万元给羊，连本带利四百五十万，三十年还清。羊全家三十年给老虎打工。老虎、小虎、狼都挣了钱，只有羊亏了，连羊崽子都不敢生了。羊越来越少，老虎觉得这样下去大家没有肉吃，于是宣布羊可以生三胎。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谣言四起，不明不白，究竟是谁叛逃了呢？大众和官方都关心这个问题。其实，不管是谁叛逃都说明一个问题：中共内部已经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了。就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船快沉了的征兆，就是船上的老鼠纷纷跳水逃窜。因为老鼠是最了解这艘船的，知道这艘船还有没有希望。 虽然谣言没有定论，但习近平和中共的一些动作却说明，情况和人们传说的一样严重，甚至更加严重。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现在连几十年前的大丑闻，中共几十年来都讳莫如深的大丑闻，都搬出来吓唬人了；也可以说明，习近平和他的打手们已经慌了神，手足无措，顾不得什么叫丢人了。 话说三十年代，中共遵照苏联的理论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最可靠，党的最高领导层里必须有工人出身的人才符合共产党的阶级理论。于是，工人兼混混出身的顾顺章就成为掌握中共高层情报系统的领导，某次出外执行任务被捕后叛变了，出卖了当时住在上海的中共领导机关。 于是周恩来带着陈赓等人组成的暗杀队，杀了顾顺章全家，以及在他们家的无关之人，包括曾经救过周恩来性命的恩人，只跑了顾顺章本人和他一个走亲戚的小女孩。之后，暗杀队继续追杀顾顺章的亲戚、朋友，总共杀了好几十人。国民党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利用漏网的小女孩大肆宣传，彻底搞臭了共产党，迫使中国共产党无法呆在上海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只能逃到江西等割据政权去了。 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是小时候陪着我父亲与他的老战友喝酒的时候。当时的我受的是学校里的洗脑教育，在饭桌上大肆吹捧周恩来。一个老头可能喝多了，把筷子一拍呵斥我说：你小孩子懂什么，瞎说八道。接着就讲了上边这个故事。我不信，他说他就是当时和陈赓等人一起杀顾顺章一家的成员。我还是不愿意相信，我说，那为什么党内有人敢说老毛的坏话，没人敢说周总理的坏话呢？他放下酒杯慢慢说：事后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说了一句话：以后要杀，就杀得他们家没有人告状，斩草要除根，谁还敢说周恩来的坏话呢？这成为共产党内不成文的规矩。 这个规矩，提升了斯大林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再加上了斩草除根、六亲不认。说他们是黑帮，黑帮都会觉得惭愧。中共党内自己人谁还会像毕福剑那样，随口几句笑话就断送了“卿卿性命”呢？刘少奇要搞掉高岗，老毛就不知道，彭、黄、张、周私下发牢骚，就激怒了老毛。林彪的儿子像开玩笑一样企图搞政变，老毛就知道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把储备粮和食品都提前运往苏联还债，老毛就不知道，直到饿死几千万人要老毛负责，他才发现人家要搞掉他。可见控制情治单位的可怕。 小习他爹和老邓都受过特务的迫害，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小习多年远离京城政治，也没有什么人缘，自然对特务们的阴谋诡计疑神疑鬼不放心。整顿完军队就整治特务机关，也是他们家的性格所致，所谓不忘初心嘛。这也说明北京的政治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像林彪说的那样：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发生政变，就是发生大清洗。 就像网民们评选的那样，现在最危险的职业就是当官。老百姓也别以为和自己没关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次可能比文革那次更严重，大家要提前做好防灾的准备，届时可以减少损失。
香港《苹果日报》停刊前，500多名警察以《国安法》之名大举搜查壹传媒总部暨《苹果日报》报社、拘捕五名高层，就连写社论的化名主笔都遭拘禁。英国BBC访问了一位在《港?》的陈先生说，他最切身的感受是恐惧，“这次是连采访资料也不放过，我并不介意你翻查我们的电脑，我们做的是正当采访，香港本应是有新闻自由的，但你这样不问自取，其实只是想制造白色恐惴，大家都很担心不知你想怎么样。” 编采同事人人自危，于是《苹果日报》容许员工无需按合约要求，可以选择即日离职。陈先生也是选择辞职的一员，“你会担心可能翌日清晨六点，就会有国安人员上门叫你协助调查，每天也在恐惧和白色恐怖之中，但每个人对那种恐惧的接受程度不一样，《苹果》的员工已尽最大努力守护新闻自由，撑多几天，也不见得对公司、对新闻自由有所改变。” 有人自请离职，但也有人选择坚守到最后一刻。香港《端传媒》访问了选择留守至最后一刻的医疗组资深记者李青璇，她一度担心：“我回来这间公司，会否真的是回到犯罪现场？”但还是回到报社，“我知道有些同事也回来了，若警察真的再进来，总要有个见证人吧。”另一位才在《港?》工作的七个月郑子聪说，“我很本能地想陪同事、陪公司到最后。那个最后是，除了工作，也想跟他们互相扶持。” 《港?》的行政总裁、营运总裁、总编辑、副社长及执行总编辑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中29条“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遭拘捕，但目前所公布的“证据”里，全是公开发表的一百多篇报导、评论和社评，没有任何一条实质“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的罪证。换言之，港府及共产党已经完全不管新闻产制过程，完全以言论论罪；而以其不断移动的红线标准，未来别说是鼓吹港独、呼吁国外正视香港现况，制裁港府的言论将涉罪，就连两面俱陈的报导、善意劝诫提醒的言论，都可能被入罪。要说这是香港新闻自由的末日，一点都不为过。 身为新闻同业，我们完全可以切身地体会当在产制新闻与评论时，必须面对一条不确定的红线，忧惧可能的刑罚，于是必须字斟句酌文章用字轻重的那种自我审查之恶；其对于新闻自由的戕害，实在难以名状。但新闻自由一向不是共产党与现在的港府所在意的，他们此刻加诸于香港《苹果日报》身上的，其实是要让所有香港人都感到恐惧，不但要让这种恐惧在香港其他的媒体之间蔓延，也要让香港人忘掉他们所曾经拥有的法治与自由，最后终成为一个与中国内地一模一样的城市。 一直到现在，许多人还是会以“如果当初不要如何如何，现在就不会变成这样”来看待香港去过去两年来的巨变。这些说法包括：如果当初让《送中条例》过关，就不会有后来的《国安法》；如果当初坚持和理非，共产党或许不会全面收紧对香港的管制。这种自我检讨的说法，这是共产党想塑造给香港社会的，但却完全无助于理解香港的现况与香港问题的本质。 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是天经地义，香港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共产党根本彻底地违背了它就香港问题对于全世界的承诺，导致香港成为中国政府自己政策下的牺牲品。如前美国政府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所言，香港问题反映的是中国与整个世界之间的对立。这个对立最终影响了美国（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与两岸关系的判断，也反映了共产党自己内心的恐惧。 暴政之下，最怕人民还怀抱希望。最后一夜的《苹果》，香港人蜂拥排队购买《苹果日报》，正代表香港人心不死。26年的《苹果日报》在香港关上他们最后一盏灯，但《苹果》掉下来，还会长出更多的苹果，香港人还在努力地与这个暴政比气长。 （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月31日主持政治局对外宣传集体学习时讲了一段话，立刻成为网路热门消息：中国要在国际社会广交朋友，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并强调要在对外宣传中注重基调，“谦逊谦和”——一般解读均为：战狼的恶形恶相太惹人厌恨，于是准备扮和善状，至于和善如兔或如维尼熊，评论者各有说法。还有评论者干脆认为大外宣荒唐可笑，完全失败，这显然是低估了中共经年累月花费钜资打造的大外宣系统。 大外宣有正规军与地下战线 形同战狼般张牙舞爪，以咬人为务，那是中国外宣正规军们（新华社、《人民日报》、国际广播电台等）从疫情以来的文宣风格，中国古话说，有理不在声高。因为这个被WHO定名为COVID-19的病毒，最开始发源于武汉，被疑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所致。因为祸延世界，感染了1.74亿人口，导致375万人死亡（5月17日资料），这祸惹得太大，就只好用高音喇叭大声喊叫，希望盖过其它声浪。 这样的战狼式外宣与外交当然令人憎恶，也容易被抵制，比如《中国日报》这张英文外宣旗舰在美国被列为外国代理人。但如果因此就认为中共大外宣从整体上失败，那是完全不了解中共大外宣还有一条遍布世界的地下战线。在2009年中共正式公开大外宣计画以前，“外宣工作本土化”战略已经推行了6年整。这一战略说白了，就是利用外国人、外国媒体在其国家帮助中国做大外宣工作，这种隐蔽的地下成员比使用正规军更方便，而且更容易取信于受众。 2009年，其实只是中国政府正式宣告大外宣计画实施而已，此前，中国早就开始在全球华文媒体与拉美、非洲等国实施大外宣刊物本土化策略。但2009年是中国将大外宣重点转移至英文世界的重要转捩点，早在2008年到2009年期间，中国政府便开始部署一项耗资450亿人民币的“大外宣”战略，推动中国官媒向国际扩张，加强它在全球媒体中的存在与影响力。 大外宣分两条战线推行，世界各国设立新闻机构来扩大其影响范围。其中，中国环球电视台（CGTN）在非洲、美国、伦敦设立总部；到2017年，CCTV的中、英、法、西、俄、阿和英语纪录等7个国际频道，已进入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但这些都是正规军的宣传主力，声音很大，效果不彰，因为资讯的输出不等于资讯被接受。因此，中共最厉害的外宣杀招是“外宣媒体本土化策略”的地下友军网路。我在研究大外宣的专著《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第二章“中国大外宣的本土化战略”当中，详尽介绍过其发展历史。（该书2019年3月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 利用地下友军做宣传，讲好“中国故事”，有“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之效，对受众影响大而且不易察觉。除了中国外宣正规军团用各国语言出版媒体之外，其策略主要是三点：一是与世界各国本土有影响力的媒体合作，这些合作包括交换版面（实则是购买）；二是邀请目标国记者编辑到中国参观学习进修，视该国经济水准为其提供较本国优渥的生活费与补贴，让他们用本国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报导中国；三是为目标国媒体更新媒体设备，对方会投桃报李，心照不宣地用媒体采访的形式报导中国故事或当地中国驻外企业对该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等等。 2020年7月，国际记者联盟（IFJ）发布了题为《中国故事：重塑世界媒体》的全球调查报告，揭示了中国近10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国际媒体及记者的影响，借此讲述“中国故事”，影响外国社会公众对中国的观感。比如说，世界各国记者联合会有三分之一报告说，有中国的机构找到他们跟他们签定备忘录。有一半接受我们调查的记者机构说，他们国家的记者获得到中共赠予的免费旅游的机会。 大外宣成功培养了一批隐形喉舌记者 办英文媒体更需要以英语为母语的记者。新华社于2009年7月1日开通英文电视新闻，此前中国就推出了几种面向外国读者的英文报纸，例如《中国新闻周刊》英文版《News CHINA》。2009年2月末，《中国日报》北美版及在华盛顿等地设立记者站，招聘英文记者，应者如云。中共环球电视网（CGTN）提供了具吸引力的选择：领取优渥的薪酬。一位元西方资深记者描述了同行竞争中国外宣媒体职位的“盛况”，“在位于伦敦西部奇西克地区那设备先进的CGTN——前身为中国国营广播机构央视国际，负责招聘的小组在翻阅简历的时候面临一个令人羡慕的难题：太多求职者了，只有90个‘以中国观点来报导新闻’的空缺，申请的人数却几乎有6000之多。光是阅读申请书这一简单工作也会需时接近两个月。” 在全球新闻界，过去十年（2008—2017年）已被定义为传统媒体衰落的十年，由于互联网的兴起，社交媒体等新传媒的出现，以生产严肃新闻为主的传统媒体陷入生存困境，当西方媒体因为互联网资讯与金融危机的冲击而被迫“瘦身”之时，中国对各语种编辑记者的需要为一些记者提供了看起来不错的就业机会。中国外宣媒体优渥的薪酬，足以让西方媒体记者“忘记”他们从小接受的理念。我在《红色渗透》一书第二章中专列一节“重金吸引‘洋雇用军团’加盟大外宣”。 本文的重点不是讲这些人加入大外宣队伍时，工作中接受宣传高于真相这种中共宣传准则，而是有这种工作经历的人重回西方媒体业后的影响。今年4月21日，美国《国家脉搏》（National Pulse）发文指出，《纽约时报》好几位员工曾为中共宣传机构工作，其中包括：《纽约时报》摄影部主任约拿‧凯塞尔（Jonah Kessel）；《纽约时报》现任编辑兼设计师迪亚穆德‧麦克德莫特（Diarmuid McDermott）；以及欧洲文化记者亚历克斯‧马歇尔（Alex Marshall）等等。凯塞尔曾在2009年7月至2010年11月期间，担任《中国日报》创意总监。他在Twitter上发帖称，为中共工作有时也有“好处”。他还提到，他当时对开始这个角色感到“兴奋”，其中包括“重新设计”中共的“宣传武器”。他在几篇帖子中透露，自己“在为”中共官方媒体“工作”并“收取报酬”。据麦克德莫特的LinkedIn个人资料和个人网站资讯显示，他曾在《中国日报》担任编辑和设计师。从2012年11月到2020年11月，在香港工作了8年。他去年在《纽约时报》担任同样的职务，现在仍驻香港。 投入重金购买美媒软文，对美国人悄悄洗脑 2020年6月美国司法部发布的一份档显示，中国官媒《中国日报》英文版自2016年11月以来，便向美国媒体支付1900多万美元印刷费和广告费，其中向《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支付的广告费用超过1100万美元。今年4月12日，美国智库詹姆士城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的《中国简讯》刊文指出，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努力扩大其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力，以便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多“话语权”（discourse power）。该文作者约翰·多森（John Dotson）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媒体在《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美国主要报纸上放付费插页“广告”。如新华社通常使用“中国观察”（China Watch）、“中国焦点”（China Focus）为标签进行广告宣传。这些插页中的文章乍一看就像主报的提供新闻和社论，实际上却是在为中共做大外宣，购买这些广告插页需要大量费用。 文章指出，中共党媒利用著名英文期刊的可信度，旨在“讲好中国（中共）故事”。事实上，这些插页广告上都有免责声明，但往往都是小字体的，所以很多人注意不到。这些文章通常打著“中国观察”或“中国焦点”的标签，实际上是中共机构准备好的宣传内容。增页也会被标注为“付费广告性质出版物”。不过这些文章看起来就像是主报提供的新闻和社论。 给外国人洗脑：正规军不如地下战线 这条看不见的战线，在平日所起的洗脑作用、在关键时刻起到的政治作用，是中共大外宣正规军无法企及的。今年5月，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FJ）发布一份新报告，揭露北京捆绑“疫苗外交”重塑世界媒体格局。报告举例自从菲律宾的总统通讯办公室与中国官媒签署合作备忘录后，多位元菲律宾记者开始在中国受训。有一名菲律宾记者透露，他观察到其他记者撰写报导时，往往会融入新华社或其它中国官媒的观点。通过这类手法，中国把这些对外宣传工作和“疫苗外交”捆绑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专案中，以确保受惠国在联合国会议等场合支持中共、赞扬中共。 媒体在美国号称“第四权力”，亚洲国家对《纽约时报》几乎到了膜拜的程度，如今成了中国在美的利益代言人与极左先锋，并为本国出资的政治派别利益代言。这种社会公器的堕落，意味著媒体不再是第四权力，而是依附于政治、经济权力的附庸。 以上分析，可以让人们了解，中国大外宣花费钜资，充分彰显了通过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一“中国模式”获利的中共政权，通过利益牵引腐蚀西方社会养成了一套成熟的技巧，几乎攻无不克。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原出处）
今日这篇文章，竟不知从何落笔。哀叹没有意义，互相鼓励的话也说尽了，形势如何大家心照，如何处身各有选择，那么还有什么好说？ 我想起和壹传媒有限来往的一些旧事，在此与各位分享。 黎智英创办《壹周刊》时，我看了第一期，就和一位前辈说，《壹周刊》掂！前辈是新闻界老行尊，那时他已从旧机构退休，《壹周刊》开档，他被请去专门处理读者来信。 前辈满脑子传统报刊的经验，对我的看法颇不以为然。我并没有特别高超的判断力，但整本杂志从头到尾看下去，几乎每一页都给我新鲜感，内容吸引，文字爽朗，永不拖泥慸水，插图和设计也都别竖一帜。我想既然我一看就喜欢，别人也一样，那杂志一定可以生存。 创办初期，因为服膺市场化，打破旧规则，创办狗仔队，更白日宣淫，有些新闻手法很出位，因此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黎智英是一个传媒“坏孩子”，拿著一枝大棒冲进传统媒体大殿，一轮乱棍扫去，打得里面的旧摆设碎片乱飞。 其间甚至发生“制造新闻”的丑闻，争吵一轮后，《壹周刊》公开道歉了事。 要在百年旧传媒中杀开一条血路，只有不按牌理出牌，志在吸引公众眼球，先冲得进去，把旧殿堂打得稀哩哗啦，然后再来收拾残局。 《壹周刊》成功后，黎智英再接再励创办《苹果日报》，并聘请董桥睇档。董桥何等人也，竟愿意报效一家市场导相﹑没有底线的新媒体？当时文化界前辈戴天和我说，黎智英是请董桥去开一间精品店。 戴天的比喻很有趣，《苹果日报》当时就像一间大的超市，什么都卖，在超市里辟一角落，卖一高档消费品，顺便把高消费人群也拉拢进来。由那时开始，苹果日报便站稳脚跟。 从苹果创刊起，我几乎每天都浏览，找自己喜欢的内容来看。苹果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她永远不闷，永远趣味盎然，即使没趣味的内容，他也要把他写得有趣味。还有，他一直强调独家新闻，用自己的记者去挖掘政圈商圈文化圈种种隐秘之事，保障读者的知情权，他们做独家一视同仁，不避社会关系，总之你有事情瞒著别人，这件事又是大家有兴趣知道的，苹果就要把它公诸于众。 苹果创办多年，我都没有给他们写稿，直至文革四十周年，我作了一次整体回顾，写了一篇四五千字的长文，标题为“四十年来家国”，寄给董桥先生。董桥初时回复我，说他们没有适当版面，要看编辑是否接受。结果过几天，苹果拨出大半个版面，把我那篇文章全文一次刊完。当时有一些文化界朋友读了，都还觉得对他们认识文革有点帮助。 后来有一次，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为我们重印的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序，我正愁没地方发表，有一晚在港大龙应台沙龙上碰到董桥，我提起余英时的新作，董桥想都不想就说：余教授的文章多长我们都要！过几天，余教授的宏文在苹果日报用两大版的形式一次过刊完。 如果苹果只是一份以低级趣味取悦读者的报纸，怎么可能一口气发表一篇历史学家严肃题材的长文？由此可见，黎智英办苹果，绝不只是赚钱那么简单，他有自己的政治与文化抱负。 直到占中运动前，我才开始用笔名“顾鸿飞”投稿给李怡。我和李怡认识，但我不想他看熟人面子登我的稿，因此用笔名。直到一段时间后，李怡大概从我收稿费的户口英文名拼出我的姓名来，这才打电话和我联络，鼓励我多写。 我于2018年回加拿大定居，直至2019年反送中运动起，我才又重拾时事评论的笔，又给苹果论坛版投稿。当时论坛版已有不少固定作者，剩馀的版面很有限，有时一篇文章要压一两个星期才刊出，失去时间性。 恰好那时中文大学出版社希望为我的长篇小说《血雨华年》做宣传，希望我开一个脸书专页，我当然责无旁贷，于是就在脸书上每日写时事评论。 去年四月间，有一天黎智英突然打电话给我，邀请我专栏。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曾想合作出版他的书，可惜不了了之。我在不同报刊写专栏写了几十年，从来没有报纸老板亲自约稿，不料黎智英纡尊降贵亲自打电话约稿，我这才明白他成功的原因就是事事亲力亲为。 专栏每周两篇，他和我商量见报的日期，又闲聊一阵，就此开始与苹果的合作。我长期看苹果，原有专栏作家很多都是我心仪的作家，蔡澜李碧华是天地图书的作者，陶杰﹑蒋芸和沈西城也是老相识，高慧然也是我的作者，左丁山每日必读，他的资讯都是我不知道的，此外林夕的尖锐，冯睎干的学问，李纯恩的俏皮，还有其他几位的识见和学问，都令我钦佩，因此就像进入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的社会生活面不如各位的广，常为题材伤脑筋，不过总是想把文章写得有意思也有趣味，免得拖低整个专栏版的平均质素。 又过了几个月，张剑虹先生写短讯向我约稿，希望我帮手写社论。先是每周一篇，后来增加到两篇，我初时有点战战兢兢，因此前未写过社论，张先生鼓励我，让我大胆写，此后慢慢上手，也摸到一些窍门。我的社论和专栏都得到编辑的尊重，从来一字不改，有时一点小小的疑问都要写短讯来问，有事情联络张剑虹先生，他都是即时办理回复，真是合作无间。 我很庆幸自己在退休之年还能为香港人服务，这都要拜苹果日报之所赐。我在苹果日报最后这一年时间内，和他们并肩打过一些美好的仗，因此深感荣幸，让我选择再来一次，我仍旧会视他们为亲密的战友。 人生有顺逆，这几天每日心情都不好，为苹果日报不值，为香港不值。但形势如此，人力难以挽回，我们只好接受现实，在不可能的现实面前，尽做一点可能的事。 苹果无可避免要走向结束，他们甘冒专制矢石，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志，现在虽然粉身，我相信日后一定会浴火重生。鲁迅诗句“于无声处听春雷”，从今以后，我们也就在无声处等待，等那一声春雷从天际响过来。 借此机会，向黎智英﹑张剑虹和罗伟光三位致意，希望他们善自珍重，保养身体，也通过他们感谢所有苹果日报员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且让我们以李白诗句共勉。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苹果日报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其实也不只苹果，香港自由网媒﹑各民主政党团体也都面临生存空间萎缩的难题。中共已撕下所有的面具，现在维持最低限度的专制统治，就是他们最高的期望了，此外什么都顾不上了。 现实一点看，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苹果日报可以再支持一段时间，但不可能一直支撑下去，总有一天，要面临日报无法出版的结局。 这是无可避免的，但也是暂时的，苹果一定会复刊，只是时间问题。 我不是专业人士，没有经验，也缺乏基本的辧报常识，但我喜欢天马行空，胡思乱想一番，假设苹果的一种生存方式。 苹果应该转入网上版的方式，把基地设到台湾。苹果在台湾有基础，有社会关系，也有一定的财政储备，应该会得到台湾朝野的支持，要重建一个基地不会困难。但在台湾建立的网上版，应该还是香港苹果日报，而不是台湾的苹果日报，以香港读者为主要对象，集中采编香港新闻，聚焦香港时事，报道香港人的生活，提供一个言论平台给香港市民发表个人意见。 为此应该继续雇用香港的记者编辑，只是这种雇佣关系应该转入地下。壹传媒是上市公司，日后不可能再经营下去，需用一间新公司签合约，出粮也采取自动转帐。记者自行采访，编辑部的工作安排都在网上完成。这样在香港就不必有写字楼和印刷厂，但整份网上报纸可以维持苹果原有的风格，主要目标读者也是香港市民。 采访﹑编辑﹑校对﹑摄影﹑设计都由苹果原班人员执行，只不过所有工作都先经互相沟通，分别由各人独立完成，然后电邮到台湾，整合成网上版的报纸。 大部份编采工作都可以独立完成，有些政府部门的采访要凭记者证出入，那就比较困难，但政府的新闻可以采用通讯社的通稿，只要那个通讯社足够中立中肯就可以。至于香港社会新闻﹑政坛动向﹑独家报道﹑专访和社会写实等方面的内容，则不会受太大影响。 苹果现在也有网上版，不过大部份工作都由现有员工在公司内完成，日后全部转入网上版，现有员工解散，重新组合，可以省下写字楼和行政开支，员工也可以适当减少，以最低限度的人去做最基本的工作。 我们最需要苹果日报的，除了一般的国内外时事之外，就是独家报道﹑时事评论﹑专访﹑综述﹑文化评析﹑专栏﹑历史追踪等等。比如发生一件重要新闻，对当事人追踪报道和采访，以得到事件的及时更新，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需要有一定经验和技巧。 此外，及时的时事评述，也需要对国内外政情有深入认识的资深记者或评论者，才可以高屋建瓴深入浅出。 当然，日后的采访会有很多困难，如何既保持运作顺畅，而又可以保密（可能很难，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减少政府的干扰和破坏，需要内行的技术处理，我相信苹果日报可以找到这种人才。 至于一般读者，目前通过网上来看苹果当然没问题，日后中共会不会建防火墙，是否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那只好边走边看。 为结省开支，在图片和设计方面，也可以睇?食饭，不一定要做到十全十美，只要过得去就可以，读者希望看到的只是信息，是否赏心悦目倒不是重点。 我希望不管以什么方式，都给苹果日报一个立足之地，不要让她就此消亡。网上订阅的月费，可以适当提高，以应付日常开支，假定每个订阅收一百港元，那一万订阅每月就有一百万。以香港读者为主体，加上台湾和海外华人，估计至少有三十万，那就是每月三千万，已可应付基本人工支出，再加上广告收入，可以生存下去。 对读者来说，经济上的负担，虽比现在的网上订阅贵，但一定比每日买报纸便宜，只是有些不能使用电脑上网的老人家会受到限制，有什么方法可以补这方面的不足，也希望大家多想想。 在香港苹果日报纸上版停刊之后，全香港清一色是红色传媒，香港人欠缺一个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可以相信，网上版的苹果，一定可以得到香港读者的支持。 政权打压，我们就化整为零，以无数个人﹑从不同方位﹑在不同时间继续与专制政府对抗下去。我们集气合力把苹果日报撑住，不管她是以纸媒形式，还是网媒形式，我们要维护这一个公共的资讯平台，让它活下去。苹果活下去，中共港共就不得安宁，他们就永远都要面对自己的末日。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一年前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在电台节目表示，游说外国制裁香港不构成分裂国家及颠覆国家政权，或恐怖主义的定义，更指“勾结”必须牵涉实际的刑事行为，才构成罪行；而现行法例下的“串谋”，若只有协议，没有行动是无法定罪，更指控当时大律师公会的声明“制造恐慌”，或者“将事情无限放大”。 然而才一年未够，特区政府却以《苹果日报》上面，有数十篇文章是呼吁外国制裁中国及特区政府为理由，拘捕以及检控《苹果日报》的高层成员，指控涉他们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单看官方记者会的解说，不但看不见“勾结”的“实际行动”，也无法理解如何“串谋”与“行动”。一年前汤大状指控大律师公会所谓的“制造恐慌”，如今全部成为了事实。 壹传媒的董事会更指出，警方要求本港七间银行，不得处理被冻结公司的资产，于是发薪就违反《国安法》，欠薪就违反雇佣条例，而政府不但没有回应，如何帮助这些记者出粮，反指出粮属公司的责任，而且冻结资产不能成为违反劳工法例的理由；简单而言就是只要令《苹果日报》无法营运下去，而坐视最少2000多名新闻从业员，失业以至无法出粮。 市民当记得1998年，当年特区政府的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即使多位被告的起诉书中，清楚见到检控当局当年，指控星岛集团主席兼大股东胡仙，与被控行政人员合谋，然而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却以“公众利益”为由，包括星岛集团的2000名员工可能失业，因此不作起诉胡仙；如今同样是报纸，涉及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员工，为何律政司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呢？背后的政治理由，大家都一清二楚吧？ 当香港失去新闻自由，结果就是令港人集体失望，不断移民出走；亲政府人士对移民者的态度，也180度扭转；2017年讨论一地两检时，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接受访问时，指不相信“一国两制”，觉得大陆会破坏一国两制，最好的方法是离开香港云云；去到2021年，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则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指港人移民前应三思，免失却在香港发展机会云云。 相较与大量学生与教师流失，由国际学校到本地直资都不断要招生要请教师的事实，近月来亲政府的舆论与KOL，都纷纷不断抹黑港人移民的计划，不断呼吁叫人不要走，这种态度已经说明了人材流失的严重性。然而政府不但无意减少政治寒冬的打压，反而在已经控制一切的情况下，仍然持续“改写”一国两制。结果当然只有一个，就是港人的出逃，只会更严重，最终民心涣散。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