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已撤销逾17.5万件签证
2026 年 8 月 12 日
郭台铭跟台积电买到BNT疫苗了，这代表什么？ 在野党会说，政府买不到，民间企业买到了，这代表政府无能；执政党会说，政府买不到，民间企业买到了，这代表不可言说的中共压力无所不在。在野党支持者会说，这都是郭台铭的功劳，执政党不要现在来沾光抢功；执政党的支持者会说，如果不是政府一路开绿灯直接授权通力合作，哪来的一千万剂BNT疫苗？ 我们要说，谢谢鸿海及台积电慨然捐赠疫苗，这是一次台湾公私协力外交出击采购疫苗的典范，如果缺了任何一方，这桩疫苗采购可能都无法成局。但是，“郭董买到疫苗”的背后，对台湾社会还有更深沈的意义。 台湾驻德代表谢志伟13日发文描述这桩BNT疫苗采购案的过程，他说，自己是在今年1月13日接到台北高层指令，奉命亲与BNT高层联系，原来，疾管署在签完BNT疫苗采购合约后寄回，却石沉大海。为了了解这的过程，谢志伟重新阅读此前三个月双方的书信往来，“尤其看到1月6日的英文新闻稿里具体提到‘共五百万剂疫苗。三月供应60万剂，四月一百万剂，五月一百万剂，六月一百万剂，最后，七月一百四十万剂’时，我感到整个人都颤抖起来。”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对方对于我方自称“我国”有意见，疾管署立刻回函改为“台湾”，但却未获回应，原本差一步就要达成的BNT采购合约，就从此石沉大海，一直到五月中郭台铭也加入采购BNT，才又死灰复燃。 为什么台湾政府买不到，郭台铭的加入却可以让BNT疫苗起死回生？为什么别的国家买BNT没问题，台湾政府买就有问题？为什么台湾买莫德纳、AZ都那么顺畅，想要买BNT就得九弯十八拐？关键当然是BNT的“大中华区总代理”上海复星。所以，美国官方公开说：“北京方面正在以政治因素为由，全面地阻挡台湾购买疫苗。”德国大报《法兰克福广讯报》说，北京不放过任何机会，制造台湾政府无法照顾台湾人民的印象，因此当上海复星愿意提供疫苗给台湾时，遭中国政府反对。 在台湾这个民主社会，你可以批评这个政府在购买疫苗时不够积极、忧谗畏讥、失去决断，但实在不能对中共以政治手段胁迫台湾疫苗采购的蛮横行径装作没看到。从最早的“炒作国产疫苗股票”到“阻挡BNT疫苗进口”，种种失去比例原则的批评，反而模糊蔡政府疫苗政策该被质疑讨论的焦点。 台湾从五月中旬每日五、六百个确诊的高峰，到现在每天30个以下确诊的可控状况，关键在人民的高度自律，其实跟有无疫苗干系不大。不过，即将卸任的AIT处长一句“台湾疫情不严重”，被有心的政治人物炒作成“是嫌台湾死的人不够多”、“美国没卖一支疫苗给我们”，瞬间挑动台湾内部两股意识形态的激烈对立；而台湾大乱，共产党形势大好，这刚好是它们卡住这批BNT疫苗时，最想看到的局面。 事实是，即使郭台铭与台积电如此卖力，他们所采购的疫苗最快也要到九月底才能陆续分批到台湾，以目前台湾已拥有七百万剂疫苗在手，加上每月进口三、四百万剂疫苗的速度，以及疫情缓降的趋势，这批BNT疫苗到货时，锦上添花的程度恐怕远高于雪中送炭。朝野阵营把大量的时间精力耗费在这批无法稍解燃眉之急的疫苗，还吵到剑拔弩张、势不两立，显见疫苗攻防是虚，政治对立才是实。 日本学界的“台湾通”、日本外国语大学小笠原欣幸过去两个月观察台湾社会的“疫苗焦虑”后，归纳了三点台湾人的政治性格：一、自我中心；二、服从权威；三、不愿思考而善变。他认为在面对外部挑战时，台湾社会常陷入集体歇斯底里的焦虑之中，但过一阵子再自我缝合、充满活力。 回首过去两个月台湾社会的“疫苗焦虑”，对照郭台铭被迫必须此地无银三百两“感谢”大陆北京当局让这次疫苗采购回归“商业谈判本质”，以及蓝绿阵营毫无建设性的政治攻防，台湾人是不是也看到了小笠原眼中的自己？ （全文转自上报）
上星期（7月6日）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指中方注意到近日部份中国留学生在申请赴美签证时，被美国以违反前总统川普所签署的第10043总统令为理由，拒绝其签证，中方表示“严重关切”，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与另一发言人华春莹一样，质疑这是否美国的“自由与开放”云云。 然而细心的网民，却立即翻查以往中国外交部的发言纪录，例如2019年11月29日，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曾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签证问题是一国的主权。中国政府当然有权决定允许谁入境，不允许谁入境。那些不受欢迎的人，自然不会被允许入境。” 时间在回溯多一年，即2018年香港特区政府，拒绝签证给香港外国记者协会的副主席马凯，续领工作签证时，党报《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指签证是主权问题，不给续签是“可以不做解释的”；而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亦于当时指出，“签证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指“香港特区政府根据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有权是否批准在港签证延期申请作出决定…外国无权干预”。 因此为何中国外交部如今，却“觉今是而昨非”，突然认为签证问题不是“他国内政”，也不是美国的主权？为何认为中国有权干预美国签证的“内政”呢？难道中国政府认为，美国政府没有权，去决定谁去入境？为何不会回忆起自己于2019年、以至2018年的发言──“那些不受欢迎的人，自然不会被允许入境”呢？ 更何况早前大量爱国人士，都指出中国留学生，为外国的大学，带来巨额的学费收入，甚至高言是全靠中国留学生，养起外国各间大学，令他们能避免破产倒闭；如今美国政府“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令自己损失高额的学费收入，令这些留学生都可以留下来，在中国建设为祖国效力，而不是把人民币换成美金，更不用怕他日移民令人才流失，以及改善目前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理应是庆祝才是，为何要自行双重标准，再意图帮助美国的各间大学院校呢？ 一些报道更指出，美国保持目前的签证政策的话，将会导致“中国人才的涌入，永远不会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而美国的科技发展，会因此受到损害”云云；美国之失，即为中国之得，中国能够保住这500位原本会前往美国发展的留学生，为何中国不是立即庆祝，各大院校立即争相罗致这批学生，而是竟要抗议，甚至有人提出要去美国请律师，花更多的钱，去争取把中国的人才，流失去美国呢？ 奇哉怪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欣（Suhail Shaheen）日前借中方媒体之口，公开向中共表忠，信誓旦旦的表示，欢迎中方投资其占领区，并发誓要保护中方投资和人员的安全。官媒《环球时报》老总胡锡进欣喜若狂，在微博高调宣称，这是美国耗资万亿的阿富汗战争失败的失败，更是中共外交的胜利等等。 美国人从不讳言，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并不是一场胜利的战争，美国无论政界精英和民意，这些年来都清晰地否定了战争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事实上，这也是美国撤军阿富汗的最根本的原因。 通俗地说，迄今为止，美国政界和社会的自我纠错功能依然健全，始终敢于直面任何问题，包括自己的错误。 胡锡进对塔利班抛来的橄榄枝兴高采烈，我基本可以理解为这是中国官方的基本认知。这不仅仅是因为胡锡进本人的身份特殊，而是这些年，中国官方的价值体系里，一直就将团结天下所有的流氓对抗美国，视为基本国策。 但到这时候，我反而为胡主编捏了一把汗了。党的惯例是，我可以做，但你不可以说。而胡锡进兴高采烈的欢呼，基本相当于大张旗鼓的将党和塔利班勾肩搭背的事实昭告天下！这是泄露国家机密的表现啊。让党一时不高兴，也就意味著党会让你馀生不高兴。胡主编显然忘了潘汉年的教训。潘汉年和周恩来关系很铁哦，胡主编，你和谁关系铁？ 胡主编贵为官媒老总，行政厅级官员，按中共党的行政体系，属高级干部，党国栋梁。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再给胡主编普及一下做人的基本常识。 《礼记大学》说过，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胡主编对塔利班表现出来的极度好感，让我明白胡主编的心显然不正。 即便是党国大佬邓小平，生前也曾严厉告诫党内，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别当小流氓的老大。但习近平显然不服气，他想当老大！ 如果深究一下胡主编的逻辑，也会发现这其实不是胡主编个人的问题。从杨洁篪、王毅和赵立坚的战狼外交范本都显示出，在欧美越来越警惕的背景下，从普京到金三胖、从缅甸军头到塔利班，拉几个流氓抱团壮胆是中共必然的选择。 但中国有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这些年来，从人肉炸弹袭击无辜平民到绑架儿童当炮灰，塔利班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罄竹难书，并且他们的残暴，更多的是针对自己的同胞，这一点和中共自己的历史也非常相似。 从1921年中共在上海划船开业以来，其100年生意经，从头到尾都是一部屠杀自己同胞、甚至是战友的暗黑史。 从江西苏区屠杀乡村仕绅和勉强温饱的农民，到25000里长征的沿路劫掠、从八年抗战的大后方保存实力抢地盘，到国共内战数以千万的国人尸骸遍野，再到土改数百万地主和富农被肉身消灭，反右、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和文革剿灭百万计的知识份子，无论是屠杀的手段，还是受害者的总量，塔利班都望尘莫及。 所以，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还是现实的证据，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党和塔利班惺惺相惜的逻辑，也就是王八看绿豆的故事，即对上眼了。至于胡锡进，只是抢著拍了一下大领导的马屁，怕被赵立坚等抢了先机。 但这世界好在还是有是非之分。事实一再证明，无论是中共还是塔利班都不会从良，自由世界也不再对此抱有幻想。 但欧美自由社会低估这事的影响现然是愚蠢的。根据党的宣传纪律，胡锡进的高调只是奉旨发声。而欧美如果还一厢情愿的认为退让和安抚可以促使中共从良，那基本等于自取其辱。香港已经沦陷，新疆惨不忍睹。狼真的来了，别天真，血光中的惺惺相惜让我们不寒而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自建政以来，坚持将收复台湾作为其历史使命，采取了武装夺取、经济绑架、政治渗透、外交打压，军事封锁等各种方法，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制定了《封锁台湾作战预案》，企图通过军事封锁导致台湾经济、社会动荡，逼迫台湾政治转向，承认一个中国，接受一国两制，达成统一目的。 这里要说明的是，中共从韩战后基本上就放弃了以武力强行攻占台湾的企图，不管是当初第七舰队的进驻，还是美国与台湾断交后签定的《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因为美国不愿意看到台湾被中共拿下，横刀挡在中间。中共口头上坚持不放弃武力，实际上也是军事威胁的需要。 习近平上台后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欲与美国一争高下，特别是武汉病毒造成全球灾难的情况下，导致了全世界的围攻，内外交困；而台湾却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同情与支持，特别是在看到中共在香港的暴行后，根本就不接受所谓的一国两制。可以说，中共以封锁造成台湾混乱、再以统战手段达成统一的企图已经完全破灭。 事实证明，只要美国拦在中间，中共的统一就会难上加难。霸王硬上弓代价太大，且成功率微乎其微，毫无胜算。但也不能说中共就没其它办法了，既然统一是它们的历史使命，尤其是习近平将其身家性命都赌在了这上面，台湾方面就不能马放南山，高枕无忧。要知道中共是个没有底线思维、为达其目的不择手段的这么一个邪恶组织，不会就这么放弃的。 几十年来，整个西方世界都给中共骗了，以为经济发展了它就会接受普世价值，就会走上民主道路。 到今天，在中共用生化武器达成其改变世界、推行其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情况下，依然有些国家对中共抱有幻想，甚至表示无意推翻中共独裁政权。美国军方的一些将军们坚持认为解放军不是对手，三年内、六年内不会对台动武，这是在严重误导。这也充分说明了美国战略方面严重不足，对中共存在极大的误判，如此下去，一旦中共走出困境，美国必败。 拿下台湾只是中共海洋战略三步走的第一步，到本世纪中期成为第一军事强国，控制西太平洋，称霸亚太才是它们的既定目标。在这方面美国非常短视，以为守住了台湾就万事大吉了，以为中共无法渡过眼前的困难──大错特错，中共在建政后渡过了无数次难关，韩战、越战如何？饿死几千万人又如何？八九六四全世界制裁又如何？即便是下一步美中开战，即便是重创了中共海、空军、火箭军也是动摇不了中共的政权，中共在夹缝中生存能力是超强的。七十多年的共产洗脑，让大陆很多人还在无条件的支持中共，甚至表示吃草都要与美决战，杀光台湾人也要统一。 这也是西方人根本就无法理解的。如果不趁此次因中共病毒促成的全球对其围攻，彻底解决这个对人类严重威胁的政权，美国及西方国家将后悔莫及。 下面我简单、概略的介绍一下中共接下来会如何实现它们统一台湾的战役企图。 一是封锁不成改为以局部军事行动，那就是对台湾外岛动手，组织这种行动不需要正规军顶在前面，用数百艘海上预备役渔船即可，当成千上万个渔民登上这些外岛时即告登陆成功。 二是在对台湾本岛作战中，中共也不会组织登陆，不对称作战和超限战的方法很多，网络、电子干扰、用导弹攻击台军的雷达、通信等军事实施、装备甚至赖以生存的设施，造成岛内的极度恐慌，再以利诱达成一国两制的目的。 三是解决台湾问题首先是要将美军逼出第一岛链，最有效的就是核威胁，甚至还会用上生物、基因等武器。中共目前正在大量的装备战略导弹，扩充核武库，虽然中共也明白美国的核打击能力领先，但知道美国是个民主因家，不会随便用，造成平民伤亡。而中共却不管这些，只要有一枚能打到美国本土就达成目的了。这样，在对台发动局部军事行动中逼迫美国放弃介入。而台湾在看到西方国家无力保护自己时只能投降，接受中共的统战条件。 各种方法还有很多，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可以说，中国人在军事谋略能力方面超过西方人，这不是中、西方人的智慧问题，而是价值观问题。中共作战是不讲规则、不计成本，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治行为；而西方由于其政治制度、利益代价所限根本就无法与其对抗。 最后用一句中国的成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告戒世人，不将中共这个撒旦从人世间清除，这个世界所面临的灾难会没完没了。 （作者为前中共海军中校参谋，原文链接）
外传郭台铭已与德国生技公司BNT代理商上海复星医药达成初步协议，首批BNT新冠疫苗最快8月将从德国原厂进口。对此，郭台铭办公室发出声明严正表示，希望媒体别再报导疫苗采购不要再报导进度、臆测内情，这可能妨害台湾取得疫苗的时程，对台湾防疫毫无帮助。 先前，台湾政府说，国家处境状况特殊，对采购过程与到货时间要保密；这说法被质疑是“黑箱作业”、“推卸责任”。就连美国政府公开说：“台湾取得疫苗的途径被截断”，还是有人认为“中共打压就把证据摊开”。如今，与蓝营关系密切的郭台铭希望媒体不要再报导这些采购过程与内情，显见他碰到与台湾政府买疫苗相仿的困难。就连郭董买疫苗都要紧张到好像搞谍报战，就表示除了“钱”与“货”以外，其中的确有难以道尽的“外部压力”。 澳洲疫情最近陆续爆发，疫苗短缺，民众抢疫苗无著；澳洲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卫生厅长哈扎德（Brad Hazzard）说，这是电影“饥饿游戏”真实上演，但政府尽力了，外界不要用后见之明来批评政府的疫苗政策。民众先是没把疫苗当回事，疫情突出才抢打，再就是埋怨政府没有“超前部署”，没预备好够多的疫苗让想打的民众随时可以打，这几乎是过去一年抗疫相对成功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不单是台湾的困境。 有人羡慕美国现在到处可以打疫苗的“富有”状况，但美国走到今天，是用3千3百万人确诊数，近60万的死亡人数，以及以近124亿美元钜资和13家药厂及生技公司预先签订合作协议换来的。美国人口是台湾的13倍，我们或可想想：如果用240万台湾人口确诊，4.6万的死亡数，来替换“富有的疫苗”与美国式的解封，你会选择哪一个模式？ 无视欧美国家如何走到今天的血泪，用去脉络的方式看待欧美国逐步解封的现况，也往往忽略了无论就百万人口的确诊数及死亡数，台湾都还是全世界的资优班。日本《产经新闻》驻台特派员矢板明夫说，疫情期间台湾比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多守了500多天是一项奇迹，在被攻破之后又用2个月的时间，把700多个感染降到30以下，这又是个另一个奇迹。这是不是值得此刻珍视的防疫成绩单？说法其实可受公评。 郭台铭愿意贡献一己之力出手为台湾买疫苗的心令人感佩，而台湾人或可通过郭董买疫苗的路径重新了解：买疫苗不是买猪肉，不是有钱就好，最难的不是订货，而是现货。至于老共有没有出手拦截干预？德国政府的态度与国台办“唯一代理”的声明，其实都已经再淸楚不过了。美国政府不是没有BNT疫苗，但捐赠给台湾的250万剂却全选择莫德纳，这其中的故事情节其实更意在言外。 疫苗是战略物质，其中的买卖从来不只是商业逻辑；但台湾社会从来都要求物超所值，既希望随时有疫苗可打，还要求品质要好，又不能买太贵，然这三项绝不可能同时存在的条件，其实只在巨婴的想像世界里。疫苗政策既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人，朝野阵营名嘴政论就只好各引立论，各自攻防，乱战不歇。 没疫苗时说“政府杀人”，有疫苗时说“这是乞讨来的”，开始打疫苗说“这疫苗会打死人”，大规模测试施打时说这政府只是让人“望梅止渴”。如果疫苗之乱是一面镜子，其实就是让人看清楚台湾人有多么自我中心，而这个社会又到底有多脆弱？ （全文转自上报）
在文章《中共中央至今仍未完成对湖北省委常委会的“改组”》中，讨论了去年初因为武汉疫情失控，而替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央决策层背锅的时任湖北省和武汉市主要领导人应该是接受了哪一类党内处分的问题。 按照中共党章和党内的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纪处分共分为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出党籍等5种。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对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中央委员会全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出处理决定，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前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至今并没有受到开除党籍以及留党查看的处分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位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被开除党籍处分并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都是在某次中央全会上进行并对外公开宣布的。从程序 上讲，无法对外保密。 远的例子不举，自一九九五年九月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以来，二十多年积累下来，已经有近二十名时任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在中央全会上确认被开除党籍，包括外界无人不知的薄熙来和令计划以及孙政才等。 另有过去还有两个在位的中央委员，在某次中央全会上被撤消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但并未被开除党籍的事例。一九九五年九月召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第十四届中央委员陈希同被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后一次中央全会上又被宣布开除党籍，移交司法）；二零零七年十月召开的第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于幼军被撤消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这里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周永康还是郭伯雄等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被宣布开除党籍时都已经不在位了。也就是说，对中共党员来说，开除党籍不但是最重的处分，而且在具体实行过程中， 所有在位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所接受的党内处分如果严重到开除党籍的话，那么一定都是已经被内定“移交司法处理”了，极少有例外。 可见，在蒋超良和马国强去年初双双被宣布免职之后，如果已经被附带了党内处分的话，只能是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有湖北省委人士透露，日前由湖北省委副书记兼省长位置上黯然下台、到全国政协去等待退休的王晓东，事实上虽然没有在去年二月和蒋超良及马国强一同下台，但当时他们三人同时都被内部宣布了处以党内的警告处分和严重警告处分。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条规定，党员受到警告处分，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职务的党外职务。党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半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 虽然蒋超良下台之后已经完全没有可能被安排在党内提升，或者被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 — 比如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既然已经被免去原来的职务，再被安排任何一个同级别的新任职务也还是需要一个为时至少一年半的“沉寂”期。马国强也是一样。 当时有外界媒体注意到，党报《环球时报》总编、“叼盘手”胡锡进有一段很诡秘的话，他说蒋超良和马国强黯然离职，留下很多思考。胡锡进称，这两位官员“本可以把过失的责任主动承担起来，如果有七分责任，他们应该主动承担九分”，那就会赢得“谅解”，可是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只想承认“一小部分”。 胡锡进此言一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即发表评论说：胡锡进的意思就是，地方官员要把习近平的责任、中央的责任揽在自己头上，这样党中央就谅解了，就不会免你的职了。 有消息说，就在武汉疫情失控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一度保持沉默的习近平其实也不是整天围着中南海游泳池转圈，嘴里不停地吭叽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而是几次招见王沪宁、栗战书、许其亮、张又侠等人，问计发布戒严令的可行性。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自统治了中国大陆之后，由中央发布 “戒严令”的情况只出现过一次，那就是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 根据中共当局的相关“法律”规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戒严令。 当时的情况是，广场示威学生和社会各界的诉求之一就是召开全国人大，依法解决事端，所以就搞出了一个“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李鹏总理戒严令”。 之后，中共当局“痛定思痛”，肯定了对“戒严”一事进行专门立法的必要性。 一九九六年，当时还是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共当局正式生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称： “在发生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紧急状态时，国家可以决定实行戒严” “戒严期间，为保证戒严的实施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国家可以依照本法在戒严地区内，对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使做出特别规定”； “戒严地区内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戒严令和实施戒严令的规定，积极协助人民政府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戒严任务由人民警察、人民武装警察执行；必要时，国务院可以向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派出人民解放军协助执行戒严任务”。 当时有外界评论说：舆情汹涌，人民的怒火对准了官员，与其说习近平派去的省市委书记比蒋超良和马国强更有能力消灭瘟疫，不如说习近平派他们去是为了灭火，是为了巩固被这场大疫撼动的政权。表面看，习近平的权力仍然很强大，但是，李文亮医生不幸逝世之后，中国人罕见的一致的愤怒，对失去言论自由权利的愤怒，对一个吹哨人被剥夺权利的愤怒，一一指向北京，这也是近年来罕见的。在李医生逝世前，已经有清华教授许章润勾勒了“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的形势，还有在自己的祖国逃亡的宪政学者许志永发表了劝习近平让位的檄文。李文亮逝世后，到处都是要求政权向人民道歉，呼吁全国人大落实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的声音。习近平派亲信重整武汉，意在修补自己黯淡无光的形象……。 当时被派去的应勇无疑是习近平的政治亲信，但称得上是习近平政治亲信者多了去了，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应勇？而武汉市委书记的继任人，为什么会是当时的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而不是另外的什么人？ 仔细研读并对照他们两人的中共政坛履历就不难发现，却原来当时的习近平政权从中央部委和地方百官中，单单选中了都是职业警察出身的应勇和王忠林前往接掌危机中的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主要考虑因素就是在决定暂时不直接公开宣布实施 “戒严令”的前提下，在当地实施没有“戒严令”，但事实上比实施“戒严令”还严酷的控制手段。这两个职业警察出身的省级党政官员，是最可能胜任的。 如果把湖北和武汉疫情爆发之前的中共所有任副省部和正省部级官员逐一对比就会发现，正在或者一直是在担任政法系统职务者除外 — 因为这类人并不同时具备地方党政主官的从政经验，正在担任省和副省一级地方党政主官者中，职业警察出身者少之又少，而应勇和王忠林又是他们中间履历最亮眼的两个。 先说应勇。在自己的简历中声称是“大学学历、法学硕士”的应勇，事实上没有经历过哪怕半天的正规大学的校园生活。他十九岁即在家乡浙江的一个工商行政管理所当办事员，据传是因为他的父亲退休，他因此获得了一个“顶替”的“招干”名额。工商制服穿了一年，应勇即改穿了警察制服 ，开始了为时近三十年的职业警察生涯。 从一九七七年至二零零三年，他前后花了二十六年时间，从一个乡镇派出所的“片儿警”，一步步经历了派出所所长、地区公安处的副处长和处长、地级市的公安局长，直到省公厅的正局级副厅长。并在此职务上，进入了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从福建省调至浙江省委的习近平的“法眼”。 此后，他脱掉警服，担任了不到两年时间的浙江省纪委副书记兼省监察厅厅长；随又改穿上一身法警制服，被当时的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升为享受副省部级待遇的浙江高级法院院长。 二零零七年中共十七大前夜，已经担任了数月时间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进中央任职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书记之前，主持的最后一次上海市高层人事变动的事项之一就是安排时任浙江高院院长应勇任上海高院党组书记。在此党内职务的基础上，等待同级人大会议上通过一个接任上海高院院长的“法律”程序。 再说王忠林。此人从一九八零年在家乡山东费县高中毕业后，即被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刑法专业录取；一九八四年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回山东。从基层警员做起，刑警、交警、侦察员……，干过好几个警种，花了十一年时间才爬升到枣庄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队长的职位；而后又花了五年时间，爬升到枣庄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职位。但只在这个位置停留了不到半年，就脱掉了制服，开始了地方党政官员的任职过程。直到二零一六年，以山东省济南市市长身份开始享受副省部级待遇。在此期间，他“在职进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的在职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此基础上，日后他也和习近平一样，也弄了一个“在职博士”的头衔。 不过，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如果不是因为武汉疫情，当时马国强的仕途前景明显比王忠林看好。因为比王忠林还年轻一岁的马国强已经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而十九大召开时，还只是济南市代市长的王忠林连十九大代表都没有被安排。 而现在看来，马国强的未来最好前景就是被异地安排一个不为众人所关注的副省部级闲职。而王忠林在已被从武汉市委书记升任湖北省长的基础上，二十大进中委当然是板上钉钉的事，而且届时接替应勇的省委书记职务是非常有可能的。 至于应勇本人，我们前面节目中已经介绍和分析过的近一个月前，十堰燃气爆炸事故后后续追踪报道眼看已经被完全压制下来，“政治影响”已经被从快从速消除，不会因此而影响他应勇在明年二十大上的仕途走向，是越来越可以肯定了。 确实，两个“临危受命”的职业警察到任之后的“酷吏”作为，简直可以说是令习近平大喜过望。未来二十大上，肯定都会是首先考虑的犒赏对象之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1年3月2日星期二晚，几名中共国企高层，在湾仔一间高级私人会所，宴请区嘉宏（香港入境处处长）和邓以海（香港海关关长），共九人同台在席，公然违反“限聚令”，公然漠视防疫措施，其中一名国企高层，更涉嫌在当晚强奸一名女子后被捕。事件一直保密，直至6月22日星期二，有人向多间香港新闻机构告密，只有《明报》斗胆调查，并于7月8日刊登报道，市民才得知。 自香港回归至今，特区政府丑闻多的是，政府纪律部队的丑闻，已经不止一次，警队的丑闻，就更加不止一次！最近一两年，政府纪律部队的丑闻，就越来越多！ 2020年2月16日，“香港警务处”高层，无视防疫指引，照办恒常公关活动，跟一众影视名人在九龙塘一会所，联欢晚宴，约二百人在席，为了感谢众艺人“撑警”，时任警务处处长（一哥）邓炳强（新任保安局局长），不负责任，大放厥词！本来无人知悉，后来，在席的，退休后才因退休前以警棍，胡乱鞭打途人，被判入狱的朱经纬警司，把自己拍摄的晚宴片段，在互联网公开后，市民哗然。 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中午前后，香港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国家安全处处长） 蔡展鹏，离开“湾仔警察总部”，步行8分钟至附近庄士敦道191号至193号，胜意大楼1楼A室“VIET SPA”（现已改名为“Daisy Spa”）接受性服务，刚巧遇上同事执行“打击色情场所”的“查牌行动”，断正！事件一直保密，直至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晚上，有人向多间香港新闻机构告密，市民才得知。 自从中共打死了“苹果”后，白色恐怖弥漫整个新闻界，大家都自我审查，大家都非常小心！幸好仍有《明报》肯仗义执言，捍卫市民的知情权，否则，香港就真的玩完了。 3月2日晚国企高层宴请处长和关长一事，《明报》报道后，全城热议，但是，大家过分集中“漠视防疫措施”和“违反限聚令”，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共国企要宴请两个纪律部队的首长？是否有事相求？还是有事吩咐？是否秘密交易？是否唔见得光？是否要保密？是国家机密？还是不正当的国家任务？抑或只是一般的私相授受、普通的行贿与受贿？ 6月22日的匿名投诉信，《明报》没有公开，所以市民暂时仍然未知是哪间国企请客，亦未知在湾仔哪间高级私人会所请客？见到《明报》的报道后，7月8日早上已经有多个其他本地媒体，包括香港电台，向警方查询，向入境处查询，向海关查询，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查询，向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查询，向特首林郑月娥查询，但是直至晚上，全部皆守口如瓶，有的说没有补充，有的索性不作回复，为什么？政府迟早都要向公众交代，难道还可以瞒天过海吗？ 首先，国企是否有行贿？处长和关长是否有受贿？特区政府必须尽快说清楚，廉政公署亦应该尽快主动调查，以释公众疑虑！此外，根据防贪指引，处长和关长接受五百元或以上的款待，必须要先向上司报告和申请批准，他俩有做到吗？他俩的上司，时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新任政务司司长）知道吗？有批准过吗？李家超为什么要批准？为什么不避嫌？还是李家超根本蒙在鼓内？政府也应该要交代。 第二，事件中是否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是否有破坏特区政府的声誉和市民对政府的信心，必须要调查清楚，违者必究，公事公办，律政司郑若骅司长责无旁贷！保安局邓炳强局长责无旁贷！政务司李家超司长责无旁贷！特首林郑月娥责无旁贷。 第三，处长和关长早已作出《公务员宣誓与声明》，发誓必定效忠“香港特区”，尽忠职守和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如今两人公然违反“限聚令”，公然漠视防疫措施，公然接受国企高层的好处，还有受贿之嫌，仍然算是尽忠职守吗？仍然算是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吗？仍然算是没有违反《公务员宣誓与声明》吗？仍然算是遵守著《公务员宣誓与声明》吗？必须要调查清楚，违者必究，公事公办，公务员事务局聂德权局长责无旁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责无旁贷。 笔者的疑问，亦都是广大香港市民的疑问，希望特区政府能够开诚布公，尽快交代，免得市民对香港政府的信心，跌至新低。 最后，也是最重要，就是希望《明报》今次“爆料”，不会被中共视为“违反国安法”，祝愿《明报》不会因为今次报道，就得到跟《苹果日报》一样的待遇；祝愿《明报》不会被要求交出报料人的身份；祝愿《明报》不会被大搜掠、大搜查；祝愿《明报》不会有人被捕；祝愿《明报》不会被冻结资产；祝愿《明报》不会有朝一日也要被关门大吉；阿门（Amen），谢谢。 （本文为作者投稿，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作者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选民。）
距痛殴院士王晋年、吴美蓉整整一个月后，中国航天的霸道总裁张陶终于落马了。 北京警方的通报虽遮遮掩掩，但总算给了个实锤——刑拘。但张陶的上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则继续羞羞答答、欲语还休，始终没敢下个结论。 但我并不觉得张陶打院士让人吃惊，因为在体制内，上级揍下级，这些年来已是家常便饭。比如，去年底河南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抽市政府秘书长翟伟栋的嘴巴，更早年薄熙来打了王立军的耳光等等，先例累累、上行下效而已。 还有人说，张陶不该打院士，要是揍个普通人，这事就不了了之。 其实这是分不清衙内的本质。高衙内为甚么调戏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的老婆？因为衙内是分不清普通人和自己人的。只要是对上了眼，他们认为揍谁都只是体育锻炼。 这次也只是张书记傲娇得有些过头，揍了可以通天的人，还没让摄像头坏掉！ 但张陶先生揍人之后的吊诡之处，还是让我诧异。比如，航天集团公开护短、张陶行凶后不屑一顾、舆论曝光后其以公司档的方式高调反驳，甚至出动庞大的水军将自己包装成激情爱国者，因义愤痛打恨国贼…… 更让人意外的是，因分赃不均导致多年来内讧不断的航天界，这次却几乎保持了罕见的集体沉默。因为航天领域的“影子上级”是军方。根据惯例，这只有两种原因可以解释：要么是他的来头大到所有的人都不敢惹火烧身，要么是他成功地把所有的大佬都绑在了自己的船上。 当然，民间有自己的解读。比如，张陶姓张，并且起步于陕西，他们也会立即联想到和航太关系密切、同时还是陕西籍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家族。网路舆论一边倒的认定，张陶是张又侠的侄子、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孙。 也有人联系了其名陶字，认定他同时还是陶铸的外孙、陶斯亮的儿子。但陶斯亮虽然不背书单，但她确实读过几本书，知道张陶这种红旗下的衙内，所以赶紧辟谣。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场景：在《英烈保护法》出台后，官方动辄以侮辱英烈为名抓人，但全民大不敬，一定要给开国上将家送个不肖子孙，但无论是张家还是官家，都保持著尴尬的沉默。 这并不是张又侠或航天集团高层们不想说，而是他们确实不敢说。 根据红色家族约定俗成的政治规矩，红色家族之间相互挖坑、甚至是惨烈厮杀都稀疏平常，但不得在草民面前公开撕逼。只要老大习近平没发话，主家没主动认领，别的人都只能装聋作哑。于是，张陶究竟是红旗下谁下的蛋，也就成了一笔糊涂账。如云南衙内孙小果那位非官方认定的神秘的生父，亲儿子都毙了，他也终没敢露面哭个坟。 大隐隐于市？不，大隐隐于朝——朝廷的朝。 巧合的是，孙小果的父辈和张又侠发迹都始于云南，14军。也曾经是薄熙来他爹、薄一波的嫡系部队。就他们而言，当代衙内、官场肉搏、身世迷雾，细节虽有差异，但剧本基本相同。历史转了好几个圈，一次次的又回到了原点。接下来，注定也只是继续转圈，等待下一个衙内重演一遍。 但衙内们没明白，从林立果、刘源、邓朴方、薄熙来、周滨、包括习近平自己的命运也都能看出，因为权力的更替，他们会被周期性的抛入深谷，生死难定。 原因很简单，当张陶们可以肆意挥起拳头的时候，这一切就成了宿命。这很公平，因为我们都是红旗牌绞肉机里的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虽然说过是“五十年不变”，但是，今时今日，就算是小平复活，就算是Margaret复活，香港七一也难复再，“七一游行”就更难复再！ 要说“七一游行”，就必须由1997年说起。 1997年7月1日下午，香港政权回归不足十五小时，支联会就以“爱国爱港民主大游行”的名义，冒雨游行，呼吁必定要建设“民主中国”。期间，香港警方首次警告支联会，要准确估计游行人数；回归首天就警告游行人士？支联会成员张文光表示，警方以前从来未有警告支联会，希望回归首天就警告游行人士，只是巧合事件。 游行队伍最后安全抵达政府总部门外，由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代表游行人士，递交意见书给香港特区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游行人士之后和平散去。 自始，“香港七一”和“七一游行”，都成为香港民情的温度计，香港社会运动的寒暑表，香港政权的照妖镜；以下是过去廿四个“七一游行”的参与人数和相关记要： *..1997年：….3000…董建华上任。 …1998年：……40 …1999年：…..500 …2000年：….3700 …2001年：…..700 …2002年：…..350…董建华连任。 **.2003年：…46万6…根据警方以直升机图片点算，人数是67万5千。 *..2004年：…19万4 …2005年：….2万2…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以健康理由宣布辞职，曾荫权接任。 …2006年：….3万6 …2007年：….3万2…曾荫权连任。 …2008年：….1万8 …2009年：….3万5 …2010年：….2万4 …2011年：….6万3 …2012年：….9万5…双普选落空，梁振英上任。 …2013年：….9万8 *..2014年：…15万8…同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发生占领中环事件，后来发展成“雨伞革命”。 …2015年：….2万8 …2016年：….3万. …2017年：….3万1…林郑月娥上任。 …2018年：….3万. **.2019年：…25万9…7月1日，“立法会大楼”被示威群众占领。 *..2020年：无法统计…《港区国安法》于7月1日开始正式生效，“七一游行”被禁。 *..2021年：无法统计…“七一游行”再被禁！ *为值得关注；**为人数极高和值得关注。 自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当日开始，不少争取香港民主的民间组织，已经开始每年办“七一游行”，但初时规模都较小。直至2002年9月13日民间人权阵线（民阵）成立，2003年“七一游行”首次由民阵统筹主办；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回忆录中提到，2003年“七一游行”，警方内部的游行人数为67万5千人。 2003年的“七一游行”，是八九民运以来，香港最澎湃、最浩瀚的游行示威，受到国际舆论重视，由于《香港基本法》第23条强行立法，加上SARS病毒从国内传入导致整个香港社会不景气，引起大量香港市民的不满，游行主题变成“反对廿三，还政于民”，大会呼吁市民穿黑色衣服参与游行，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当日香港虽然天气炎热，但也有大量人士参与游行。游行所引发的七一效应，加上自由党撤回对立法的支持，使香港政府停止对廿三条立法程序，并使建制派在同年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大败。 2014年七一大游行，人数接近16万，是所有“七一游行”中的第四高（2003：46万6千、2019：25万9千、2004：19万4千、2014：15万8千）。游行于下午3时半从维园起步，连续第2年往中环遮打道集会，但期间游行人士多次疑遭亲中派人士暴力对待。游行诉求也是最多样化，包括：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反对“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停止大屿山土地发展计划、要求特首选举要有“公民直接提名”、2017年落实真普选、抗议警察滥权、反对扩建将军澳堆填区、保卫粤语、同志平权、反对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扩建计划、争取成立“动物警察”等。 2014年“七一游行”也是主题曲最多的一年，除了Beyond乐队的《海阔天空》、《长城》、《抗战二十年》和《光辉岁月》作为一贯的主题曲外，还有：谢安琪的《鸡蛋与羔羊》、《最好的时刻》，以及改编自《孤星泪》中“社运代表作”《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问谁未发声》，此曲亦为6·22公投主题曲。数个月后爆发的学界大罢课、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及雨伞运动，也应用了这些歌曲；同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正是发生占领中环事件，后来发展成“雨伞革命”。 【最近五年 = 最后五年！】 2017年7月1日，林郑月娥由政务司司长摇身一变，变成新任特首，“七一游行”就开始不能再跟过往一样，使用维园足球场作为“集合起步点”，首次被逼使用维园“中央草坪”作为“集合起步点”！游行主题为“一国两制，呃足廿年，民主自治，重夺香港”，游行人士的主要诉求包括：中共释放病危的刘晓波、香港政府从速修补社会撕裂、改善教育、改善社会福利政策等。新上任的林郑政府，只是循例回应了两句：政府会继续用好“一国”和“两制”的优势，掌握国家带来的庞大机遇，积极拓展香港的经济，改善市民生活；并努力营造合适的社会氛围，以改善政制问题。 2018年7月1日，“七一游行”继续不能够使用维园足球场作为“集合起步点”，由铜锣湾东角道起步的建议，亦遭警方否决，游行人士，再次被逼使用维园“中央草坪”作为“集合起步点”！香港警方首次警告市民切勿中途加入（插队），并恐吓市民插队乃“非法集会”，会被检控！然而。也有小部分市民成功于崇光百货和希慎广场等处，成功插队；游行人士的主要诉求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兴建更多公共房屋、反对法治“沉沦”、批评公立医院超负荷、不满高铁一地两检、不满港铁“豆腐渣”建造工程丑闻、停止以普通话教授中文科（普教中）、捍卫广东话等。但是，林郑政府的回应，则较往年严厉：政府一直用心聆听市民诉求，但是，任何不尊重“一国”、无视宪制秩序、哗众不实的口号，皆不符香港整体利益及发展。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港大民研）”的估算，2015年至2018年的“七一游行人数”都是约三万人，但2019年的“七一游行人数”就突然暴升九倍至接近廿七万人，为什么？ 2019年，就是因为有人想利用台湾杀人案，强行修改香港法例，方便中共在香港捉人；过程中，政府漠视民意，林郑作风强硬，挑起民愤，市民强烈不满，引起香港社会全反弹：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最后，林郑惟有说声：“逃犯条例修订，已经寿终正寝。”来宣布撤回。 此外，2019年7月1日，除了有“七一游行”外，还同时发生多区警民冲突，都是廿多年“七一游行”所没有的。林郑政府逃避责任，把这些警民冲突全部归咎于“七一游行”，香港警方也以这些警民冲突，作为日后拒绝所有“七一游行”的借口，甚至作为日后拒绝所有和平集会、示威与游行的借口。 笔者认为，这个借口未免太牵强，因为早于“七一游行”开始前十二小时，各区警民冲突就已经开始；警民冲突发生在前，“七一游行”在后；“七一游行”又怎会是警民冲突的成因呢？是否有点冤枉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香港警方经常以这些警民冲突作为借口，拒绝所有和平集会、示威与游行；拒绝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把所有和平集会、示威与游行，变成违法行为，有利将来大搜捕所有反对派与“和理非”，才是背后的真正目的。 2020年7月1日，香港警方继首次拒绝“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后，首次拒绝“七一游行”，但是，民愤实在太大，民怨实在太深，大家都低估了市民的胆量；大批市民依然无畏无惧地以身试法，参与“七一游行”；结果，香港警方全日共拘捕约了370人，最年轻的只有15岁，同时搜出多面跟“香港独立”有关的旗帜，当中10人因为涉嫌违反“人大”刚刚通过的《港区国安法》而被捕。 由于“民阵”已于6月30日晚上宣布无法主办“七一游行”，部份市民便选择在其他各区游行，代替“七一游行”。 2020年7月1日，早上7时，“社民连”梁国雄（长毛）、古思尧（长须）、吴文远等人，举有“结束一党专政”旗帜，成功由修顿球场游行至金紫荆广场，焚烧请愿信后散去。 中午12时，香港警方因街站问题，与市民发生冲突，下午1时开始向市民喷射胡椒喷雾，并无理要求林卓廷（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和谭凯邦（环保触觉、新民主同盟、区议员）撤走街站，并武力拘捕尹兆坚（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之后于记利佐治街和东角道一带推进，多次施放胡椒喷剂，多名记者和市民被喷中，场面混乱，多人被捕。 下午约1时半，警方封锁“崇光百货”对出一段轩尼诗道的所有行车线，再封闭港铁铜锣湾站D1及E出口，封闭百德新街、东角道及记利佐治街，同时要求集结群众停止集结及立即离开，大批市民在波斯富街和百德新街被警方拦截，不能离开，有市民被制服。其中在百德新街行人路，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慢必”陈志全，“快必”谭得志和富商“刘公子”刘定成等数十人被捕。 2020年7月1日，下午约2时半，警方于“黄金广场”外向数名市民“近距离”施放胡椒喷剂，有市民要走入广场内洗眼。下午3时，警方水炮车在铜锣湾轩尼诗道鹅颈桥底发射水炮，记者被喷中后不停咳嗽；之后警员突然冲向示威者，并举起黑旗（催泪烟警告），期间有长者被推跌。而一名便衣警员称人群中有一人“煽动”，强行拉走该人，其间一名穿有反光衣的女记者被推倒，在场其他记者把她扶起期间，警员却用胡椒喷剂指向及赶走在场所有记者。 下午3时58分，“崇光百货”外骆克道位置，有近一百名市民被警员包围截查，有小朋友在成人陪同下被截查，之后侥幸获得放行；警方设大范围封锁线，禁止记者走近拍摄。 之后，多区警民冲突持续，包括：金钟、湾仔、铜锣湾、天后、炮台山等，其中以旁晚约六时半发生的“时代广场冲突”最为激烈！入夜后，人群渐渐消散；到晚上11时45分，网媒PPPN international拍摄到有外籍人士于铜锣湾站出口，近“英光大厦”外赤裸身体，展示坚持五大诉求标语后送上警车被捕。 “香港记者协会（记协）”强烈谴责警方以水炮车和胡椒喷雾，袭击新闻工作者，重申记协对警方屡次作出类似行为，表示极度愤怒，要求警方立即制止前线警员所有阻碍、干扰新闻工作者的行为，让记者能够履行监察的职责。“民阵”陈皓桓认为市民是因为“反对国安法”和“争取民主自由”而站出来，难能可贵，又呼吁港人珍惜可以发声及表态的机会。 2020年7月1日，晚上10时18分，政府发新闻稿表示，严厉谴责示威者在7月1日罔顾警方发出的反对通知书，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进行非法集结及作出暴力违法行为，甚至严重伤害警务人员身体；并强调绝不容忍任何破坏社会安宁的违法行为，并表示全力支持警方严正、果断执法，将违法之徒绳之于法。警方则表明不会惧怕媒体的恶意攻击，继续坚守岗位，依法办事。 2021年6月，“民阵”已经停止运作，并宣布不会再以“民阵”名义举办“七一游行”及其他活动。其后“社民连”、“天水连线”和“守护大屿联盟”承接“民阵”，向警方申请举办七一游行。结果，警方以防疫为由，不但再次拒绝“六四维园烛光晚会”，也同样再次拒绝“七一游行”，时藉特区政府刚刚突然大换班，惟有批评一句：“摆明是鹰派政府上场，向中共献媚！”还可以怎样？ 2021年7月1日早上，唯一仍未入狱的“社民连”主席黄浩铭，手持扬声器，与3名成员游行（防疫限聚令上限为四人），呼吁中共毋忘建党初心，实行普选，释放所有政治犯！数十名警员在场戒备，并搜查四名游行人士随身物品。黄浩铭形容警方如临大敌，形容香港有如变成“警察社会”。 2021年7月1日中午12时，一向是“七一游行”起点的维多利亚公园（维园），被警方以“有人在网上呼吁到维园参与已被禁止的集会”为由，引用《公安条例》围封。警方警力倾巢而出，市民如果在铜锣湾出现，都会被警员截查，大部份都会被无理票控违反“限聚令”，小部份更会被拘捕，各处街站也受到警方无理阻挠，提早结束。 直至晚上，仍有大批警察于铜锣湾一带戒备，不幸的是，到晚上十时十分，“香港维他奶”采购主任，50岁的梁健辉，走进其中一群警员，拔刀插向一名28岁机动部队警员的左肩背，随即再以同一军刀自插心脏自尽，送往医院时，已经返魂无术。事件虽然被保安局和警方形容为孤狼式恐怖袭击，但没有伤及无辜市民，被市民追封为烈士，随后数天，亦有不少市民到案发现场献花悼念，驻守的警员，随即市民的鲜花扔进垃圾桶，并大举截查和票控手持鲜花的市民，包括指“献花者”乱抛垃圾。 试想想，梁健辉没有攻击其他市民，就算攻击那名28岁警员，也没有攻其要害，反而决绝地、毫不犹豫地插自己的心脏，插自己的要害，证明梁健辉是以“自杀”为主，“伤警”为副，并非“杀警”，更加无意误伤任何无辜途人，更加不是“徐步高”！所以，笔者认为，警方应该把事件定性为“伤人及自杀”案件处理，而不是“谋杀及自杀”案件处理。当然，现在已经死无对证，法庭亦肯定不会为审判一个死人而开庭，警方喜欢怎样说也可以，李家超的政治目的，林郑月娥的政治目的，中共的政治目的，也自然呼之欲出，大家又可以怎样？ 2021年7月1日，虽然《港区国安法》生效已经一年，虽然因此而被捕和拘留的“和理非”，数以千计，但也无减市民走出来的决心；纵使游行被反对，警方仍部署超过一万警力戒备，仍封锁维园，依然有不少市民站出来，在维园附近一带示威及开设街站，结果，整天最少有19人被警方拘捕。 2022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共统治廿五周年，“五十年不变”刚好过了一半，香港已经变得七七八八，难道你还可以天真地奢望，以为到时已经复办“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吗？以为到时会有机会复办“七一游行”吗？冇可能！其实“七一游行”，由2020年开始，就已经名存实亡，市民只有在全港各区，分散地设街站，分散地小规模示威、抗议与游行代替；“五十年不变”，相信这个就是未来廿六年“七一抗争”的样板。 总结过去廿四年的“香港七一”和“七一游行”，2020年是“香港七一”的一个大转折点，“七一游行”突然不见了，已经不见了，而且不再复还；2021年则是未来“香港七一”和“七一抗争”的新典范，未来“香港七一”和“七一抗争”的新模式，将会不断重复：全面封锁维园，禁止集会，禁止街站，禁止所有示威与游行，市民继续敢于以身试法，分散于维园附近，以至全港各区，集会、设街站、示威、游行，警方继续高度戒备，驱散市民，拘捕市民；梁健辉式的“袭警后自杀”也会每年都出现，每年两个至三个梁健辉，也不出奇。 “香港七一”难复再，“七一游行”更难复再。但是，“七一抗争”仍会来，留得青山在，怎怕无柴烧！香港人，加油！谢谢！ （本文为作者投稿，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作者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选民。）
无论“武汉肺炎病毒”怎样变，也无需“去标签化”。因为“去标签化”，有替中共掩饰之嫌。 有鉴于2019冠状病毒病（武汉肺炎）肆虐已经18个月，多得中共，不但人类仍然束手无策，而且“变种病毒株（变体）”的数量越来越多，容易引起混淆；为免引起混乱和恐慌，同时亦为方便公众的沟通与讨论，也为了去标签化，2021年5月31日星期一，世界卫生组织（世卫）决定增加采用新的命名机制（希腊字母），来为“变体”取名，奏效吗？可以持续吗？笔者认为，两者都未必。 虽然世卫采用希腊字母（新标签）已经超过一个月，但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每天疫情报告，尚未使用新标签，媒体使用新标签的程度亦有限，最多使用的，就只有Delta病毒株或Delta变体，至于Alpha、Beta和Gamma，就甚少有报道采用，为什么？ 要解答这个问题，必先看看现时的实际使用情况是如何。“世卫”用24个希腊字母（新标签）来为需要“感兴趣”和“关注”的“变体”定名，如下： 次序…新标签..最早记录地点与日期…..重要胺基酸变异 01…..Alpha….2020年09月英国………GR/501Y.V1(GRY) 02…..Beta…..2020年05月南非………GH/501Y.V2 03…..Gamma….2020年11月巴西………GR/501Y.V3 04…..Delta….2020年10月印度………G/478K.V1 05…..Epsilon 2020年03月美国………GH/452R.V1 06…..Zeta…..2020年04月巴西………GR/484K.V2 07…..Eta……2020年12月多个国家…..G/484K.V3 08…..Theta….2021年01月菲律宾…….GR/1092K.V1 09…..Iota…..2020年11月美国………GH/253G.V1 10…..Kappa….2020年10月印度………G/452R.V3 11…..Lambda…2020年12月秘鲁………GR/452Q.V1 12…..Mu…….尚未使用。 13…..Nu…….尚未使用。 14…..Xi…….尚未使用。 15…..Omicron..尚未使用。 16…..Pi…….尚未使用。 17…..Rho……尚未使用。 18…..Sigma….尚未使用。 19…..Tau……尚未使用。 20…..Upsilon..尚未使用。 21…..Phi……尚未使用。 22…..Chi……尚未使用。 23…..Psi……尚未使用。 24…..Omega….尚未使用。 * 来自《世卫网页》2021年7月5日的更新。 从上表可以看出： （1）几乎一半标签已经使用，只剩下13个尚未使用的标签，可供新病毒株使用。 （2）已取得标签的11个变体病毒株，有10个是去年已经被发现，是较旧的“变体”。 （3）踏入2021年至今，出现的新病毒株（新“变体”），应该不少；然而，只有一个菲律宾的变体病毒株取得新标签（08 Theta），“世卫”似乎正在不断提高变体病毒株可以取得新标签的要求，避免新标签太早用罄。 （4）世卫先定出11个“需要感兴趣的变体（Variants of Interest）”，由于当中4个已经严重爆发，所以已经升级为“需要关注的变体（Variants of Concern）”（01-04）。 （5）由于全球疫情尚未受控，相信馀下7个尚未升级的“变体”（05-11），很快都会严重爆发，很快都会升级为“需要关注的变体（Variants of Concern）”。 （6）24个希腊字母，只有Alpha、Beta、Gamma、Delta（已经使用）、Omega和Sigma（尚未使用）大家较为熟悉；其馀十八个字母，包括已经使用的七个字母（Epsilon、Zeta、Eta、Theta、Iota、Kappa、Lambda），大家可能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7）既然大家较为熟悉的希腊字母已经使用，馀下来的13个字母，就只有Omega和Sigma较为常见，其他11个字母，作为标签，在广大群众心目中，就未必能够做到易记易明的效果，甚至极有可能会弄巧反拙！ （8）还有，24个希腊字母，始终会有用完用尽的一天，到时，怎么办？ （9）世卫采用希腊字母来标签“武汉肺炎变种病毒株（变体）”，可持续性低，理应终止。 至于“去标签化”，笔者认为，其实有点自欺欺人。 首先，Delta来自印度，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有谁不知道？ 就正如“2019冠状病毒病（武汉肺炎）Covid-19”来自中国武汉，也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有谁不知道？元祖病毒来自中国，有谁不知道？中国也没有否认！后来较新的，Alpha来自英国，Beta来自南非，Gamma来自巴西，也是众所周知的，有谁不知道？ 既然“去标签化”效果存疑，为什么还要“去标签化”呢？为了中共？为了整个疫症大流行的始作俑者？为了方便中共甩锅卸责？极有可能！尤其是这种以“新标签”来“去标签化”的做法，在国际医学界，绝无仅有。例如：普遍使用多年的“流感病毒变体”的命名，“世卫”从来没有主张过“去标签化”，笔者整理了2004年至今，“世卫”建议的流感疫苗成份如下： 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变体： “世卫”建议使用年份 01_类甲型/加利福利亚/7/2004(H3N2)病毒疫苗： 2005-2006。 02_类甲型/加利福利亚/7/2009(H1N1)pdm-09病毒疫苗： 2014-2017。 03_类甲型/加利福利亚/7/2009(H1N1)病毒疫苗： 2010-2014。 04_类甲型/布里斯本/02/2018(H1N1)pdm-09病毒疫苗： 2019-2020。 05_类甲型/布里斯本/10/2007(H3N2)病毒疫苗： 2008-2010。 06_类甲型/布里斯本/59/2007(H1N1)病毒疫苗： 2008-2011。 07_类甲型/所罗门群岛/3/2006(H1N1)病毒疫苗： 2007-2008。 08_类甲型/肯萨斯/14/2017(H3N2)病毒疫苗： 2019-2020。 09_类甲型/威斯康辛/67/2005(H3N2)病毒疫苗： 2006-2008。 10_类甲型/惠灵顿/1/2004(H3N2)病毒疫苗： 2004-2005。 11_类甲型/柏斯/16/2009(H3N2)病毒疫苗： 2010-2012。 12_类甲型/香港/2652/2006病毒疫苗： 2009-2010。 13_类甲型/香港/2671/2019(H3N2)病毒疫苗： 2020-2021。 14_类甲型/香港/4801/2014(H3N2)病毒疫苗： 2016-2018。 15_类甲型/密歇根/45/2015(H1N1)pdm-09病毒疫苗： 2017-2019。 16_类甲型/鸟拉圭/716/2007病毒疫苗： 2009-2010。 17_类甲型/新加坡/INFIMH－16－0019/2016(H3N2)病毒疫苗： 2018-2019。 18_类甲型/新喀里多尼亚/20/99(H1N1)病毒疫苗： 2004-2007。 19_类甲型/瑞士/9715293/2013(H3N2)病毒疫苗： 2015-2016。 20_类甲型/福建/411/2002(H3N2)病毒疫苗： 2004-2005。 21_类甲型/维多利亚/208/2009病毒疫苗： 2010-2011。 22_类甲型/维多利亚/361/2011(H3N2)病毒疫苗： 2012-2014。 23_类甲型/广东茂南/SWL1536/2019(H1N1)pdm-09病毒疫苗： 2020-2021。 24_类甲型/德克萨斯/50/2012(H3N2)病毒疫苗： 2014-2015。 25_类乙型/上海/361/2002病毒疫苗： 2004-2006。 26_类乙型/山形/16/88谱系病毒疫苗： 2009-2010，2018-2019。 27_类乙型/普吉/3073/2013病毒疫苗： 2015-2016，2017-2021。 28_类乙型/布里斯本/60/2008病毒疫苗： 2009-2012，2014-2018。 29_类乙型/佛罗里达/4/2006病毒疫苗： 2008-2009。 30_类乙型/威斯康辛/1/2010病毒疫苗： 2012-2013。 31_类乙型/科罗拉多/06/2017病毒疫苗： 2018-2020。 32_类乙型/马来西亚/2506/2004病毒疫苗： 2005-2008。 33_类乙型/马萨诸塞/2/2012病毒疫苗： 2013-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