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澳索倫托海灘發生致命鯊魚襲擊 全澳今年已有5人喪生
2026 年 9 月 18 日
習近平最近的形勢不太妙。正在他努力了很久，排除黨內異己、打擊社會輿論，自以為成功之際，突然，他「親自部署」的病毒大舉入侵，導致全國陸續進入新的一波疫情。為了顯示他的抗疫成就，也是聽信了一幫馬屁科學家的逢迎阿諛，居然相信可以清什麼零。封城策略不但沒顯現出效果，反而增加了感染，搞得天怒人怨，民怨鼎沸。這給經濟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很多老百姓又要，或者已經過苦日子了。 他自己把國內的事情搞砸了，看上去就像是他自己不想連任第三屆了。但大家都知道，他準備了好幾年，既定目標就是要當永遠的一把手，就是要當大家批評的皇帝。沒看見他改變主意的蛛絲馬跡，沒看見他準備放棄第三任的表示，那他把事情搞砸是為什麼呢？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他的愚蠢又上了一個層次。 如何解除這個困境呢？估計他現在也看出來自己的愚蠢了，他的馬屁精們也沒什麼好主意。他自己獨斷專行，別人的意見他很難聽得進去。不說不錯，說了就可能錯。這是專制政治下臣子們的人生哲學，百試不爽。臣子們混得風生水起，國家就一步步地衰落。反正最後掉腦袋的是皇帝不是臣子，誰在乎呢？ 小習大人在這種形勢下，可能會考慮一個百試不爽的歪招，就是發動戰爭。從小習上台後，各國政治家都考慮過這種可能性。經常有人問我，誰會是他的目標？把周邊國家都排了一下隊，發現台灣是最適合的目標。我開玩笑說，其實北朝鮮是最好的目標；但大家都說NO、NO、NO，不好。因為沒有正當理由，還牽涉到朝鮮南北的親密關係，美國會比較尷尬。還是台灣最好，名正言順，軍力衰弱，是共產黨的最佳目標。 不管打不打得下來，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戰爭期間可以不必換領導人，這個最重要。國家是輸是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戰爭一起，想在二十大換人的一幫反對派的計劃就泡湯了，習總的連任就沒必要討論了。可以像二戰時期的羅斯福總統一樣，打破慣例不用選就連任。豈不快哉？ 可這樣一來，就苦了大陸和台灣的老百姓了。台灣被炸得稀里嘩啦，像現在的烏克蘭一樣，不知道多少年才能恢復元氣。大陸因為受到發達國家的制裁，日子會越過越艱難。習皇帝的位子坐穩了，共產黨的天下無憂了，對人民的鎮壓和剝削卻更狠了。除了習近平和他的黨羽們，誰能獲利呢？恐怕除了俄羅斯，大多數國家的經濟都會受到負面的影響，尤其是日本和韓國。 如何才能避免最壞的情況出現呢？恐怕不能靠什麼《舊金山條約》來保駕。那個條約對簽約國有效，對非簽約國沒有約束力。即使那個條約，也迴避了台灣地位的問題，或者說沒有必要提出。因為1952年的台灣是名正言順的中華民國領土。 對習近平不利的消息是：西方各國因為烏克蘭的頑強抵抗，加大了對烏援助的力度，包括軍事援助。俄羅斯雖然調整了戰略戰術，取勝的可能性也在逐漸下降。如果台灣也能得到同樣力度的援助，甚至介入，習近平因為戰爭導致共產黨跨台的可能性就會大幅度上升。 雖然那樣一來，台灣和大陸人民會付出很大的代價，但從長遠來看，共產黨垮台對台灣和大陸人民都是好事，長痛不如短痛嘛。吃個冰淇凌還要付錢呢，想不付代價就得到的那種好處，只有騙子的口袋裡才有。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大上海封城，大搞「動態清零」，即極端清零，天怒人怨。每天呈現的種種人禍，衝突、暴力、飢餓、死亡，震撼了世界，也驚悚了世界。上海人民展開各種形式的軟抵抗、不合作運動，經由文字、錄音、音樂、歌聲，既記錄了歷史，也展現了抗爭。 全世界圍觀上海、圍觀中國，實際上，無論上海還是中國，都成了國際上的一個大笑話。這個大笑話，並不屬於上海市民或中國人民，而是屬於中國共產黨的大笑話，具體而言，是屬於習近平的大笑話。因為，所有的荒誕劇，顯然都出自習近平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如果說，兩年前大瘟疫剛剛爆發，中國和世界都還沒有應對的經驗，搞封城模式尚可勉強理解。如今，兩年多過去了，大瘟疫已經以不同變種，流行了好幾波，但中國的應對方式居然一成不變。此時此刻，不能不讓人感嘆古人的智慧，他們早就為今天的蠢人準備了一個成語：刻舟求劍。 習近平刻舟求劍，似乎令人難以理喻。就連上海的一名高中生都明白：「現在在上海死去的人，全都不是死於新冠，而是死於新冠防控。」 他因而質問：「他們還把與新冠病毒無關的病當病嗎？還把非陽性的人命當人命嗎？」 如此簡單的質問和邏輯，難道習近平不懂？如果說習近平不懂，難道中共黨內就沒有其他人懂？如果中共黨內有人懂，難道就不能發聲制止？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此：中共制度失靈！習近平大權獨攬，權力傲慢，竟至無人能夠發聲、無人能夠制止。 從武漢、西安到上海，顯而易見，所謂「動態清零」，不僅是失敗了，而且是錯了，大錯特錯了。但在習近平集團的政治高壓下，黨內已經失聲，沒人能夠說出真話；即便有人以不同形式說了真話，也無力改變習近平的錯誤做法。竟任由習近平「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 被習近平推到抗疫前線的副總理孫春蘭喊出大躍進式的口號：「讓工作進度超過病毒傳播速度。」正如當年毛澤東的御用文人郭沫若所言：「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我們的筆趕不上生產的速度。」然而，稍具智商者都知道，所謂「動態清零」，極端清零，對大上海而言，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對中國各個城市，也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知不可為而為之，習近平為何一意孤行？實際上，習近平已經騎虎難下。如果堅持下去，民怨沸騰，必招致廣泛的痛恨；如果放棄，等於認輸，輸給西方，也輸給黨內政敵，輸給中國人民。種種跡象顯示，習近平甚至為此賭上了他的政治生命：把病毒清零與他的連任掛鉤。似乎，如能堅持清零政策，他就能連任；如果中途放棄，就等於放棄連任。 對中國而言，一黨專政橫行大半個世紀，已經是這個國家的失敗；對中共而言，歷經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共一度確立「集體領導制」和「領導人任期制」，到習近平上台，竟輕易推翻，輕鬆復辟一人獨裁，則又是這個執政黨的失敗。就在內政外交空前潰敗的此刻，如果習近平竟然能在今年中共二十大上強行連任，更是這個百年大黨的徹底失敗。 在習派御用學者那裡，把中國防疫模式定義為「動態清零」，把美歐防疫模式定義為「躺平」（與病毒共存）。選擇清零還是共存？習派御用學者上升到鬥爭高度，喊出：這是「制度之爭、國力之爭、治理模式之爭、甚至是文明之爭。」 而在習近平本人看來，除了權力連任的政治盤算，還有意識形態的盤算：放棄「動態清零」，就是放棄中國模式，就是默認美歐模式；默認歐美模式，就是默認中共制度失敗。 但弔詭和反諷的卻是，習近平得以獨斷專行、一手遮天，恰恰就是中共制度的失敗！完整地說，恰恰就是制度失敗、國力失敗、治理模式失敗、甚至是文明失敗，如果還談得上有某類特殊國情的所謂「文明」的話。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從2月下旬到4月下旬，整整兩個月，中國與美歐關係猶如坐過山車一樣險情百出。因中國堅持保持中立並與俄羅斯保持更密切的經濟合作，美歐對中國的態度從威脅經濟制裁到拜習視頻會後放棄制裁，美方雖然未能改變中國對俄態度，但聲明並無證據表明中國對俄實施了軍事援助。此後，雙方靜默了約半個月。但從4月中旬開始，先是歐盟、繼之是美國，相繼對中國釋放了一些友好表示。中國現階段因疫情清零與中共二十大前夕的政治緊張，來自美歐的這些表示對北京有減壓效果。 在中國完全未調整對俄態度的情況下，是什麼促使美歐主動調整？ 美國希望緩解中期選舉的壓力 先說美國調整了什麼。 據路透社報道，在4月21日布雷頓森林體系委員會主辦的一次活動中，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達利普·辛格（Daleep Singh）在會上表示，美國可以降低對自行車或服裝等一系列非戰略性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以幫助對抗通貨膨脹。以下這段話很關鍵，他說，前特朗普政府徵收的關稅可能給政府帶來了一些談判籌碼，但這些關稅沒有戰略目的，中國也有類似的非戰略性報復性關稅，在這個通脹上升的時刻，中國有自己非常嚴重的供應鏈問題，美國應該抓住機會做點什麼。例如，美國可降低對非戰略性中國商品的關稅，利用關稅來推進戰略重點；加強關鍵供應鏈、保持美國在基礎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支持國家安全，降低通脹。貿易代表戴琪重啟了一項關稅豁免程序，可能會降低部分中國商品的關稅。他並不諱言，中期選舉將至，必須緩解通脹壓力。 如果有人懷疑這是辛格個人建議，一天之後，美國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說，美國政府正在竭盡所能降低通貨膨脹，這包括了”仔細審視”對華貿易戰略。她強調，重新審視關稅也是”值得考慮的”，因為這將在抑制通脹方面”取得一些所期望的效果”。 美國的通脹率持續走高，2月份俄烏戰爭還未爆發，美國的年通脹率就高達7.9%，3 月份年通脹率高達 8.5%。4月12日，美國勞工部表示，3 月份消費者價格指數比12 個月前上漲了 8.5%，這是自 1981 年 12 月以來最大的同比漲幅。食品、汽油、住房和其他必需品的成本上升對消費者構成壓力，並抹去了許多人獲得的加薪。 我的看法是，由於美國通脹的成因主要不是中美貿易戰，政策性因素居多。就算與中國互免關稅，相對如此高企的通脹，不過是杯水車薪之效。 歐中關係陰轉多雲 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訪問布魯塞爾，在與歐盟有關方面負責人多方會談之後，於4月22日與歐盟外交事務部秘書長聯合發表聲明，提醒中國，對俄羅斯的任何支持都將會損害中國與美歐各方關係，並再次譴責中國因台灣問題制裁立陶宛的行為。 不過，「胡蘿蔔+大棒」是西方對待非本陣營國家的傳統方式。在4月1日舉行的中歐視頻峰會上，歐盟指出，有必要解決長期以來對中國市場准入和投資環境的擔憂，以確保平衡的貿易和經濟關係。歐中領導人授權高級別貿易和經濟對話在夏季之前找到在這些問題上取得進展的具體方法，並同意繼續就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開展合作。歐盟強調了在沙姆沙伊赫舉行的第 27 次締約方會議之前採取額外措施的重要性，包括逐步淘汰煤炭，確定環境與氣候高級別對話將在夏季前舉行。 中國方的回應是：4月20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了1930年《強迫勞動公約》和1957年《廢除強迫勞動公約》。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規定，批准這些公約的國家必須避免使用並禁止任何形式的強迫或強制勞動，還應該努力確保「立即和徹底廢除」這種勞動形式。批准這些公約是歐盟確認2020年底簽署的《中歐投資協定》的先決條件之一，該協議因人權問題而宣告暫停，原因是中國被指責在新疆使用強迫勞動以及侵犯當地少數民族的人權。聯合國下屬的國際勞工組織在其2月份的報告中嚴厲批評了中國，對新疆少數民族的待遇表示「深切關注」，並指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被系統地強迫從事農業勞動。美國等將維吾爾人勞改營視為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中國方面則聲稱這些營地是教育中心，旨在消除伊斯蘭極端主義。關於維吾爾族的人權問題，中國並未做出承諾，但法媒分析，「中國批准禁止強迫勞動的國際公約，中歐經濟協議或再上路。」 德國失去資源的同時 不能再失去中國的市場 目前，歐盟國家尤其是德國受這番經濟制裁影響最大，該國政府顧問已經將2022年經濟增長率預估從4.6%降至1.8%。整個歐盟的情況都不樂觀，4月21日，歐盟經濟專員Paolo Gentiloni在彼得森研究所會議上表示，烏戰預示全球化的終結，「戰爭及其後果——包括歐美對俄幾輪制裁——正在加劇對已緊張的全球供應鏈的壓力」，除了應對氣候變化和使經濟適應數字時代的本已龐大的支出壓力之外，此次入侵還迫使歐盟 27 國大幅增加國防支出。 德國是歐洲經濟支柱。最近，德國自己也承認，長期以來，廉價的俄羅斯能源、巨大的中國市場、全球化發展以及強大的德國工業，這些因素的交合作用下，催生了德國經濟的兩大特點：一，它給德國帶來了巨額的貿易順差——德國出口量遠超進口量，也因此長期遭到貿易夥伴美國的詬病。二，它也使德國經濟產生了高度的依賴性，其中以對俄羅斯和中國的依賴性尤為嚴重。據德國之聲4月8日報道，全球化工行業霸主巴斯夫總裁布魯德姆勒（ Martin Brudermüller）不久前接受《法蘭克福彙報》採訪時被記者問及，德國購買俄羅斯原油和天然氣，是不是等於在為普京發動的戰爭提供資金？布魯德姆勒說：”事實是這樣的，俄羅斯提供的天然氣是德國工業保持競爭力的基礎。”他認為，如果德國停止進口俄羅斯能源，將使”我們的富裕生活毀於一旦”，這種具有競爭力的能源供給是”德國經濟實力的重要基礎”。這位工業界巨頭直接道出了德國成為世界工業強國和出口冠軍的奧秘：先是進口價格相對優惠的能源，再在本土高度發達的工業體系中，藉助高薪技術工人的操作，生產出優質產品，再銷往全球各地賺取利潤。畢竟”德國製造”仍是享譽全球的質量象徵。 中國市場對德國多重要？上海忙於「清零」，經濟處於癱瘓狀態，世界上最繁忙的上海集裝箱港口——上海港目前貨物堆積如山，德國製造商正在為潛在的嚴重供應鏈危機著急。據德國聯邦工業聯合會（BDI）主席魯思沃（Siegfried Russwurm）告訴德新社：「德國工業界擔心未來幾周的生產流程會被打亂」。 歐盟經濟專員看到的情況，其實關心時事的有頭腦人士都能看明白。從2020年疫情以來，世界進入多事之秋，這次制裁更是打破了全球化勉強維持的平衡。無論是拋棄俄羅斯的能源還是拋棄中國製造與中國市場，世界各國都沒做好準備。如今因為俄羅斯侵烏戰爭，西方為表達支持發動制裁，在對俄羅斯實行部分能源制裁的同時，再拋棄中國市場與中國製造非常困難，這就是西方對北京表面中立實則支持俄羅斯雖然十分不滿，卻一時無法斷舍離的原因所在。對北京來說，4月24日的法國大選結果有利於北京，因為馬克龍更傾向於維護法中雙邊關係。比較戲劇化的是：中國現在正在忙於嚴重擾民的清零，顧不上西方亟需的供應鏈問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專欄播出和刊登的上篇文章《習近平重判薄熙來只是為證明自己不是「阿斗」？》引出幾位網友評論，實在是有必要向本專欄的讀者和聽眾介紹一下。 網友山龍發表評論說：「薄熙來除了命沒有習近平好，樣樣都比習強，習近平唯一值得驕傲的是身高，也比不過薄熙來。」 網友lostman 的評論是：「他不是阿斗，他是崇禎」。 網友scbean 的跟帖內容是：「習近平重判薄熙來，只是為證明自己不是『阿斗』」？他證明自己不如阿斗。」 網友三木匠的評論是：「『打黑』的進監獄，『掃黑』的居廟堂」。 網友US_Lion 顯然是對薄熙來有刻骨的恨，跟帖說「習主席應該弔死薄熙來這個王八」。 網友TexasIns02幽默了筆者一把，質疑 「薄瓜瓜寫的這篇文章？」 其實，筆者這些年來斷斷續續地在本專欄發表的十多篇關於薄熙來的文章的部分依據，還真是來自一位與「流落海外，有家難回」的薄瓜瓜一直保持聯繫的前中共商務部官員的爆料。 2013年8月20日，自由亞洲電台網站曾刊登題為《瓜瓜就薄熙來案審判發表聲明》的報道文章，說是隨著薄熙來案即將在山東濟南中院開庭的消息公布，有關薄熙來案件的各種猜測和評論再次成為輿論的熱點。薄熙來和谷開來的兒子薄瓜瓜打破長時間的沉默，投書美國《紐約時報》表達自己的態度。在這份聲明中，薄瓜瓜透露說，他過去18個月一直「未獲准」和在押的父母聯繫。 薄瓜瓜在《紐約時報》的簡短聲明，是他自前一年，即2012年9月以來，首次公開發聲。當年9月，薄瓜瓜在發給外國媒體的一份電子郵件中表示，很難相信當局對其父薄熙來所做的指控。而在這次聲明中，他只是希望中國當局能夠讓他父親「有機會回應各種批評，並且不受限制地為自己進行辯護」。 這篇報道還介紹了薄瓜瓜在聲明中，對外界傳言的有關中國當局用保證他本人的安全，換取薄熙來在審判當中的配合，以及換取谷開來以控方證人身份出庭的消息做出回應，表示如果這種傳言屬實，這場審判將「失去道德意義」。 這篇報道還引述了流亡美國的中國著名異議人士魏京生先生的判斷，認為「薄谷開來在審理時的態度，很明顯是受到某些方面的威脅。完全認罪，還說很漂亮的官話，所有人都會想到那是受到脅迫。作為一個母親，最大的脅迫，很可能是來自兒女。」 而事實，也確實如魏京生先生所判斷的那樣。 2013年9月22日，濟南市中級法院一審薄熙來「受賄、貪污、濫用職權案」的判決書內容很長，其中「受賄罪」的綜述是：19999年至2006年，被告人薄熙來利用擔任大連市人民政府市長、中共大連市委書記、遼寧省人民政府省長、商務部部長等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2000年至2012年，薄熙來單獨或者通過其妻薄谷開來（另案處理）、其子薄瓜瓜，收受大連國際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連國際公司）總經理唐肖林（另案處理）、大連實德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另案處理）給予的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21790587元。具體如下……。 據當時薄瓜瓜對爆料人回憶，他知道媽媽被抓走的消息是2012年3月下旬的一天。差不多就是那以後，來自中紀委和檢察院的「辦案人員」們就斷斷續續地或通過電郵，或通過越洋電話，花言巧語地說服薄瓜瓜回國「協助調查」，而且露骨地向薄瓜瓜表示「你的態度將直接影響對你父母的處理（判決）結果」。 日後，薄谷開來因為在合肥中級法院的一審判決中當庭表示接受死緩判決，不上訴，所以此前已經飽受了一番合肥中級檢察院和法院「越洋取證」騷擾的薄瓜瓜得以免受安徽高級法院的持續騷擾。但是接下來在對薄熙案件的司法審理過程中，已經被中紀委專案組騷擾得「死得心都有」的薄瓜瓜，不但又被濟南市中級檢察院一次次「越洋電話取證」，而且還因為薄熙來不服判決，又被山東高級法院以「案件複核」為借口騷擾了十數次才告罷休。 前述爆料人曾告訴筆者，薄瓜瓜在那種情況下猶豫再三，到底還是接受了薄、谷兩家長輩們的苦勸，到底沒有踏上回國的征程。這並非是擔心自己一旦回國也會被抓，而是擔心再也出不來了。 本專欄本月上旬刊登的《薄熙來大秘徐鳴真正的罪名應該是「妄議中央」》，曾引來網友評論說「薄熙來手下的『二徐』都沒有好下場」。對薄熙來其人稍有了解的人士都知道，這「二徐」指的是他的大秘徐鳴和薄熙來判決書中說的那個行賄人徐明。 當初薄熙來被控接受了徐明兩千多萬元人民幣的賄賂時，這個徐明曾在2013年8月對薄熙來的審判中出庭作證，但薄熙來予以否認。根據濟南中院當時公布的徐明證詞的具體內容，徐明多年來給薄家付出大筆賄賂，包括為薄瓜瓜支付信用卡賬單，並為谷開來在法國購買別墅支付資金，等等。 為此，徐明最終以行賄罪獲刑，刑期4年半，屬從輕處罰。 當時，除了被自己父母的「辦案人員」們無數次騷擾外，受理「徐明專案」的公安系統和檢察院系統的越洋電話騷擾也是令薄瓜瓜幾近崩潰。 照理，就在薄熙來被控之後沒幾天即也失去自由的徐明被判處徒刑後，即使不減刑也應該在2016年9月服滿刑期 — 因為他徐明不是中共黨員，2012年3月下旬對他的「收押」一開始就不是以中紀委「雙規」，而是以公安機關拘留的形式進行的，所以可以享受「押期抵刑期」的待遇。 2015年中秋節之後，人在武漢監獄中服刑的徐明曾告知前往探監的家人，稱自己身體很好，偶爾會鍛煉，精神狀態也很好。他還要求家人安撫其公司的舊部，甚至還討論到2016年春節期間出獄後的系列安排。由此可以判斷，他在監獄裡已經被減刑8個月。 但是，就在這次家人探監之後還曾有書信報告平安，當年12月4日，徐明的家人突然被監獄通知，說他「因突發心肌梗塞死亡」。 當時的騰訊財經曾發表公開報道稱，家屬在事發後幾個小時才得知徐明死亡的消息，而且一開始並不知曉具體原因。日後才有獄方通知稱，徐明在凌晨上廁所時突發心肌梗塞，倒地而亡，因平時運動過度，心臟承受能力出現了問題。騰訊財經的報道還說，徐明的親友和實德集團高管對他的猝死倍感意外。他死後遺體立即在武漢被火化，骨灰由家人運回大連入葬。 牆內的媒體當然不敢質疑徐明是不是「被死亡」。但是人在境外的薄瓜瓜則傾向於相信徐明死的不明不白，「好端端的一個健康人，才44歲就心肌梗塞，而且還是因為『運動過度』導致？能不讓人生疑嗎？」 徐明之死，不能不令人回想起當初薄熙來在法庭上的抗辯內容。其中與徐明直接相關的部分內容是：不能排除證人徐明等人因被刑事追訴或者與薄熙來存在重大利害衝突而推卸責任的可能性，其證言的真實性存在疑問；起訴指控薄熙來為徐明的實德集團提供的支持和幫助，均系薄熙來出於支持地方企業、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目的而依法履行職務的行為；薄熙來當時未與唐肖林、徐明二人約定事後給予其好處，故不能認定薄熙來為收受賄略而為他人謀取利益。 證人徐明與薄谷開來證言中，關於二人與薄熙來共同觀看楓丹·聖喬治別墅幻燈片情節的具體描述存在矛盾；徐明關於2004年薄熙來在商務部要求其對購買別墅一事保密的證言系孤證，且徐明所稱當時持有商務部車證一事無在卷證據支持；薄熙來當庭否認上述情節。且其對別墅的運作過程、產權關係、面積、價值等全部細節均不知曉，不能認定薄熙來對薄谷開來收受徐明錢款用於購買楓丹·聖喬治別墅一事知情；徐明為薄谷開來和薄瓜瓜等人支付機票、住宿、旅行費用以及購買電動平衡車、歸還信用卡欠款均不知情。 薄熙來口中的所謂徐明的「孤證」的真相隨著徐明遺體也一起被火化之後，薄瓜瓜回國探監的念想也徹底破滅了。按照前述爆料人的說法，徐明出獄之前突然被病死，確實把薄瓜瓜嚇得不輕。如果不是因為徐明死得不明不白讓薄瓜瓜再也不敢相信「組織上」，他薄瓜瓜怎麼說也應該趕在一直都是最疼愛自己的姥姥去世之前，悄悄回去看看的。 自由亞洲電台去年12月3日刊登了一篇題為《谷開來母親病逝家中設靈堂 薄熙來及全家送花圈惹猜測》的報道文章，說的是中共長征老幹部、開國少將谷景生遺孀范承秀11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靈堂設於住所，靈堂內擺放著范承秀的女婿薄熙來和妻子谷開來合送的花圈。外界猜測薄熙來和谷開來能否參加下周的范承秀遺體告別。 這位范承秀曾於2012年上半年，薄熙來被中紀委收押兩個多月之後，親自致信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及時任中共組織部長李源潮，說「我是薄熙來的岳母，我請求面見薄熙來。我已是九十多歲的老人，是和他生活在一起，我非常想念他，雙規依法人身還是自由的。我十五歲參加八路軍「一二九師」，第二年加入共產黨，終生為黨為人民獻身。在我見馬克思之前能見見熙來一面，死而無憾了。他因疲勞過度身體不好，我很惦念！」。 這封信以及當時的范承秀還寫給不知被關押何處的女婿薄熙來的親筆信的影印件，被於2013年初一起交給外界一家媒體，據信都是薄瓜瓜所為。 前述爆料人說，其實正是長征老幹部、時常被薄瓜瓜越洋電話問安的范承秀本人，病重後一再提醒薄瓜瓜「千萬不能回來」。 至於外界有報道說，范承秀曾經在十七大習近平被選中做接班人之後，在老幹部圈子裡議論「這個習近平能力不高，誰都知道他不如熙來」。前述爆料人不相信是真，但也說薄熙來被重判之後老人家確實感慨過「太過無情」。 不過，雖然為女婿薄熙來公開喊冤，這位「長征」老幹部死後還是被中組部批准享受「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的稱號。按照薄瓜瓜的說法，他父母和他本人分別給姥姥送一個花圈，也是「經組織上慎重研究」才這樣安排的。不過，雖然當初范承秀想見薄熙來一面的書面請求，被當時的中央組織部老幹部局局長登門傳達了拒絕的理由，但她病重期間請求「組織上安排小麗（薄谷開來的小名）回來和我告個別」的請求，還是被恩准了。 按照前述爆料人的說法，薄谷開來在去年11月中的一天，被全部都換上便服的司法部一名副部長和燕城監獄政委及監獄長三人親自監護到范承秀的住所，停留了兩、三個小時。其間，薄瓜瓜也被通知打電話過去，與母親和姥姥三人通了話。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薄熙來當年的重慶舉措全是為習近平搞的政治試點》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分析了早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召開之後，當時分別成為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習近平和薄熙來之間，即已經達成了某種默契。那就是，待2012年的十八大上由習近平接班胡錦濤的同時，他薄熙來將在新一屆政治局常委會內扮演黨內副手的角色。而十七大之後，薄熙來主政重慶的所作所為，無論是「唱紅打黑」還是「均貧富」，很可能也都是與習近平之間的默契內容：就是要把重慶作為「政治試驗田」，為習近平十八大接班之後全面左轉的執政路線和方針進行「積極有益的探索」。 記得2013年7月下旬，薄熙來的審判秀從綵排到公演的那段時間裡，有中國大陸之外的自由新聞媒體特地把薄熙來在重慶主政期間的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內，除總書記胡錦濤之外的其他八位常委先後考察重慶的時間表一一開列，包括：2008年12月，溫家寶考察重慶；2009年2月，賈慶林考察重慶；7月，李克強考察重慶；2010年9月，李長春考察重慶；11月，周永康考察重慶；12月，習近平考察重慶；2011年3月，賀國強考察重慶；4月，吳邦國考察重慶；5月底至6月初，賈慶林再次考察重慶。 把這八個時任常委在薄熙來主政重慶的不同時段里，分別考察重慶的行程和講話內容全都調出來對比一下就不難得出結論，時任總理溫家寶和時任第一副總理李克強當時的考察內容全部都是純經濟工作性質，此其一；其二，當時此二人分別考察重慶時，薄熙來的「唱紅」和王立軍的「打黑」都還沒有開始。賈慶林第一次前往時，「打黑」和「唱紅」也都還沒有正式登場，所以在李長春、周永康、習近平以及賀國強、吳邦國都已經到重慶與薄熙來一起登台唱過「紅歌」之後，賈慶林又專程前往「補上這一課」。 如此說來，估且就把當時沒有態度的李克強也假設成與胡錦濤和溫家寶一樣看扁薄熙來，當時那屆中央政治局的九名常委中的「挺薄派」也是佔了三分之二，而且這挺薄派的核心人物並不是周永康，而是習近平。更重要的是，當時這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的賀國強、吳邦國、李長春和賈慶林，都是此前上屆政治局裡力挺推舉習近平任胡錦濤接班人的關鍵人物。所以完全可以這樣說，就是當年胡錦濤總書記第二任內的政治局常委，挺薄派就是挺習派。 筆者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里向讀者聽眾們回顧了，習近平還是黨總書記接班人的時候親自前往重慶，與薄熙來一起登台「唱紅」，與王立軍共同慰問所謂的「打黑」英模，與薄熙來和王立軍之間曾經是那樣的默契，說他們的「唱紅打黑」等「很多經驗都具有示範意義」。按照薄熙來的說法，當時的習近平居然已經以王儲的身份先後九次下發批示，要求全黨全國「對重慶的一些作法認真總結和推廣」。 2010年底，當時的習近平高調現身重慶為薄熙來和王立軍撐腰打氣之後，中共官媒上的一篇網文說：幾天前，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到重慶考察調研，對重慶的公租房建設、打黑除惡、唱讀講傳等都給予高度讚揚。習近平對這些關乎民生、涉及傳統價值理念和社會公平事業的讚揚，當然是對重慶近兩年來各項工作給予掌聲。只不過，從習近平的講話中可以看出的是，他又不只是給了重慶掌聲。習近平對重慶未來的高度期待，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在肯定重慶「打黑除惡」做得好、為保衛重慶社會平安「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同時，習近平就期望重慶「『打黑除惡』還要再接再厲地向縱深推進」。在習近平給予重慶的掌聲當中，可以預見的是重慶的某些好做法，或將作為「樣板」在其他部分省市乃至全國廣泛推行。 筆者在此不厭其煩地引述這段馬屁文章，意在說明事實上這篇馬屁網文的作者對當時的習王儲與薄熙來以及王立軍之間的默契分析得十分到位，而此文對重慶「樣板」在其他部分省市乃至全國廣泛推行的期待，日後也都已經成為了習近平「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就是為什麼，事實上薄熙來倒台、王立軍入獄後，中共官方媒體不但從未批判、質疑過「唱紅打黑」四個字，反而是當時官方各級媒體都接到了不得在報道「薄熙來、王立軍事件」的新聞和評論中，涉及「唱紅」和「打黑」的「中央下達的通知」。而當時的國內媒體上，只有一些敢打「擦邊球」的非官營網路媒體讓「唱紅打黑」成為貶義詞。 更諷刺的是，2017年的十九大召開之後 ，他習近平居然把人家薄熙來當年在重慶發明的，或者說當年的薄熙來和王立軍共同發明的「打黑除惡專項行動」換了兩個字，「行動」換成「鬥爭」，即「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如此一來，他習近平就把自己當年親自前往重慶大力支持、高度讚揚的薄熙來和王立軍在重慶主導的「打黑除惡專項行動的成功經驗」，變成自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如何實現「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了。 為了讓黨內黨外相信這個「打黑除惡專項鬥爭」確實是習近平本人的「專利」，中共官媒奉命炒作習近平早在當年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即已經非常注重「平安建設」，曾親自兼任「平安浙江建設領導小組」的組長。但不刻意強調還好，如此一刻意強調，自然又令人聯想起薄煕來主政重慶時，習近平對他薄熙來和王立軍共同主導的「平安重慶」建設的大力推崇。 2011年5月，新華社曾發表評論《習近平肯定重慶「唱紅打黑」說明什麼？》。評論的「核心提示」是:「習近平近日調研時，對重慶開展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進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做法予以肯定。他高度評價重慶在開展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和加強社會治安方面取得的成效，希望重慶認真總結經驗，進一步形成構建平安重慶的長效機制。」 記得中共十九大召開的前一年，也就是2016年，當時的薄熙來已經入獄4年多時間了，但筆者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平安重慶」，赫然發現該詞條居然是薄煕來倒台之後特意為他評功擺好的內容。該詞條內容很長，以薄煕來語錄開頭。內容是：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他們有事著急，寫信上訪，我們當然要認真對待。今天，人民當家作主，一定要讓群眾打得起官司，有理就打得贏官司。執法人員要管得住自己，震得住壞人，幫得了百姓。 ——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 詞條具體內容中，一再出現「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煕來」的表述，同時也把當時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對薄煕來領導重慶市委「平安重慶」建設的「國家層面的認可」，介紹得非常詳細。 薄煕來主政重慶期間，曾經有一本《重慶模式》出版，一個名為楊帆的人是三名作者之一。作者曾自我介紹說，「我是《重慶模式》一書第二作者和主要策劃者。我們的書肯定重慶前三年成就 」。按照該書另外一位作者蘇偉的說法：「作為著名經濟學家的楊帆，可以從更深的根源挖掘『重慶模式』的內涵，從更高的層次分析『重慶模式』對中國與世界的影響。」 這位楊帆也是一個「紅二代」，當年中小學都是和薄熙來的弟弟薄熙成同班，小時候和劉少奇的兒子劉源，以及習近平等都隨著薄熙成稱薄熙來為二哥，都是薄熙來的「跟屁蟲」。 本人已經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的楊帆，當時為中國經濟出版社所寫的《重慶模式》一書的序言取標題為《 中國發展的新起點、新轉折與新模式》。文中吹噓說: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偉大，原因之一，正在於她能夠一次又一次地將西人常以為截然對立、國人也多以為如風馬牛的對立面結合起來、統一起來，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奇蹟。……如今，中國共產黨又創造性地開始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統一起來。『重慶模式』，就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得比較好的一個模式，是共產黨組織將自己的本性保持、發揚得比較好，而社會活力也比較充分迸發的一個模式。」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但作為人民群眾的代表，傑出人物對歷史的發展也起著獨特的巨大作用——雖不能決定歷史本身，卻能決定歷史事件。因此，說到『重慶模式』，就不能不說到帶領重慶各級黨組織、各級政府和3200萬重慶人民創造出這一新模式的重慶主政人——薄熙來。」 筆者強烈建議，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內容多少有些了解的讀者和聽眾找來這本《重慶模式》的原書和楊帆的序言一讀，讀罷後一定會和筆者一樣產生似曾相識的感覺。 當時的楊帆肉麻地吹捧說：「薄熙來是我們黨、我們國家很少的『個性官員』之一。為什麼『個性官』少？從歷史上看，是由於受儒家思想的長期熏陶。儒家要求所有的官員都要遵禮教、守禮制，因此，官員的個性都被『吃』得乾乾淨淨，這是歷史基因，也影響著我們現在。從現實上看，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講究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這是共性。這本來是黨性的要求，但是這個共性與人的個性也形成一對矛盾，絕大多數官員的個性都被共性淹沒。薄熙來，則是把和共產黨人的共性和傑出人物的個性結合得比較好，並統一到較高黨性的我黨高官之一。」 9年前，本專欄曾播發和刊登過《習近平自幼就敬畏薄熙來的故事》，說的是薄熙來受審之前，筆者即已經收到過一個關於薄熙來、谷開來和王立軍之間「友情互動」的「段子」，說的是王立軍被中紀委和國安部收押之後交待了大量薄熙來的「政治罪行」，其中之一就是他事實上是「目中無習」，當面表示尊重習近平卻又在背後詆毀和貶低習近平。具體內容是，薄谷開來曾親口告訴他王立軍，說薄熙來曾問當時人在北京的薄谷開來說：「習阿斗要『君臨』重慶了，你是不是也要來見一見？」 這就是為什麼，原來是胡錦濤下令抓捕的薄熙來在習近平接班總書記之後，居然沒有被習近平從輕發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薄熙來打小就看不上習近平的說法，筆者早在習近平還在福建當地委書記時即已經聽說。當時是因為筆者的一本《中共太子黨》招致讀者反饋無數，其中之一就是一位「太子圈」內的人士來美後即向筆者電話講述了習近平小時候，是隨著薄熙成和薄熙寧稱薄熙來為「二哥」的；自幼喜歡踢足球的習近平，被全家逐出中南海之前的慣常玩伴是薄熙成和薄熙寧，而對當時身材也比他習近平高出一截的薄熙來只有仰視的份兒。幼時的敬畏，決定了日後的習近平一旦被薄熙來「輔佐」，肯定就真的成為「阿斗」了。 《習近平自幼就敬畏薄熙來的故事》一文，刊發於2013年8月。次年，即2014年4月，楊帆曾就筆者這篇文章的相關內容在接受海外《大事件》雜誌專訪時說：「以前，確實是這樣，他們都奉薄熙來為二哥。原來的薄熙來、習近平、王岐山、俞正聲、劉源這些人，確實是存在相當密切的關係。從我對他們的了解看，他們確實有想挽救黨、國的意思。實際上，薄、習之間也沒有什麼大矛盾。」 2012年薄煕來被「審查」後不久，薄煕成即發出簡訊給包括楊帆在內的政商學者朋友說：「薄熙來案已經被中央做實，大家各自保重，不必再努力。」 習近平上台之後，雖然下令對薄谷開來「刀下留人」，但卻把薄熙來重判無期。為此憤憤不平的楊帆替薄熙來出氣的措施之一，就是公開呼籲當局「應該清查改革開放以來所有博士論文」；直斥不敢公開博士論文「就說明有鬼」；叫拍對象，就是譬如習近平那樣「現年六十歲左右的……，早已經身居高位，撈足了利益，二三十年前的『在職博士』們」。欲知詳細內容，參見筆者曾經在本專欄發表的《替煕來「二哥」復仇 楊帆叫板習近平？》一文。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我那篇《世界正站在布雷頓森林體系3.0的入口》剛發表，美國財長與美國任命的世界銀行行長就發表講話，表明要將改革全球金融體制。4月13日，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在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組織的一次會議上呼籲對世界主要經濟機構進行改革，稱烏克蘭戰爭表明需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組織進行改革，其中要點之一是改革IMF機制，這是針對該機構2016年吸納俄羅斯、中國、巴西、印度等做為該行投資國的改革而發；要點之二是要將俄羅斯從G20當中開除。世界銀行行長大衛·瑪律帕斯（David Malpass）則針對中國，稱減少依賴中國可能對所有人都有好處。這兩個機構是全球化兩大金融支柱，世行是美國人當家；美國也是IMF的最大股東，擁有一票否決權，但掌門人歸歐盟任命。現在IMF與世行同時發聲，說明美國已經做好準備：全球化在2022終結亦在所不惜，國際社會將成為多極世界。 政治分裂讓經濟全球化受阻 因白宮一再保證不直接參与俄烏戰爭，美國觀察人士因此不擔心觸發三戰，目前的關心重點已經轉到戰後的全球政治格局將發生什麼變化上來了。 1990年代蘇聯崩潰後，全球化成為世界潮流。全球化的推行順序大致是： 第一步是經濟全球化，這一點，世界各國都搭上西方物質文明的便車，無論哪個國家，從首都到窮鄉僻壤，都是受益者，推行無阻； 第二步是社會全球化，比如接受西方主張的言論自由、遷徙自由、個人自由（在中國主要體現為性自由），山溝孩子與城市中上層家庭出身的青年終於有機會坐在一起喝咖啡，因此也很受歡迎。雖然經濟全球化引發各國內部貧富差距增大，但同時也創造了無數富人與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但在美國，製造業從業者與農場主在2014年左右（奧巴馬第二任期開始之後），意識到自身成了全球化受損者，開始反對，在他們尋找政治代理人之時，川普正好出現。 及至政治全球化時，美國的「顏色革命」不僅在中國、俄羅斯受到政府當局堅決反對。2011年在中東北非四國發生的「阿拉伯之春」，以及1990年代南非曼德拉的「彩虹革命」之後的社會發展與經濟都發生嚴重倒退，因此，政治全球化引起的反應非常複雜，分裂的種子已經埋下。2020年美國大選舞弊不僅極大地削減了美國的軟實力，左派推行的CRT、BLM、LGBTQ、大麻合法化等進步主義主張也引起非歐美文化圈的疑慮及排斥。拜登向全球發出抵制北京冬奧的號召，響應者寥寥無幾，已經算是對美國如今軟實力的檢測。可以說，政治裂痕早存，今年的俄烏戰爭只是誘發因素，決非根本原因。 經濟全球化的終結，我在《世界正站在布雷頓森林體系3.0的入口》中談過，本文不再重複。美國能源理事會高級顧問蓋爾·拉夫特（Gal Luft）最近說的一番話非常生動：「毫無疑問，過去一個月的事件標誌著全球金融史上的轉折時刻，將成為經濟學史上最糟糕的自毀傷口被記錄。美元作為儲備貨幣是美國在世界上的重要權力，這讓美國能維持巨額赤字，維持30萬億美元的債務。一旦對美元的需求減少，美國將無法像近一個世紀以來那樣輕鬆地出售以美元計價的債務工具。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將重新考慮以之前的力度購買美債是否明智。」他進一步指出，隨著對美債的需求不斷下降，美國將不得不提高美債利率，這意味著償債成本將飆升，而留給國防、醫療、教育、基礎設施等的資金會更少。這種狀態必將影響美國提供對外援助、支援國際組織、保護其盟友以及在海外投資基礎設施的能力。因此，越來越多的國家將對美國感到失望，並將尋求其它安全和經濟夥伴。」 全球分裂成三個世界：兩大陣營+不結盟國家 我曾寫過一篇《2021的世界年度詞：極變》，從UN氣候峰會歐美強行推出綠能計畫受到中俄澳印等國抵制這一事實，推論世界將由美國主導的單極變成多極世界。俄烏戰爭後，美歐對俄羅斯開展的全面制裁，最後讓歐盟因為對俄能源尤其是天然氣的需求而陷入分裂，足以證明以往那種「將全球統一在單一經濟體系下並最終統一在單一政治體系下的宏大自由主義願景」只是一種幻想。 俄烏戰爭是否預示著後冷戰時代全球化的結束？一向主張全球化的西方觀察者現在不得不面對全球分裂這一事實，但看法大同中有小異。 一是認為今後的國家聯盟將按意識形態劃分。 比如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 Bertelsmann Stiftung ）經濟學家容布盧特（ Cora Jungbluth）認為，目前世界已然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經濟集團：一個是民主市場經濟體（歐盟、美國及整個北美、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大洋洲），另一個集團由專制國家（中國、俄羅斯及其最重要交易夥伴）組成，他強調：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地緣政治的回歸。而這一發展也導致了去全球化——試圖減少對理念不同國家的經濟依賴。」——這個看法其實忽視了西方世界當初推動全球化的最重要目的：西方民主國家經濟體除了美、加、澳大利亞等少數幾國之外，無論本國產品需要的市場，還是本國需要的資源，幾乎都對外嚴重依賴，從殖民時代開始，它們就需要從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得到資源或者開拓市場。正是這種內在的經濟擴張需求，才導致西方國家的全球化衝動。只是在與世界各國的交往過程中，西方國家覺得所有國家如果變成同一意識形態，打交道會方便很多，因之才產生價值觀與政治制度的全球化需求，最後發展成美歐對他國輸出顏色革命的行動。 因此，按意識形態劃分經濟合作關係，最後可能會讓美歐自縛手腳，此時此刻的德國正在為能源未來從何處取得發愁。 第二種是按照「對公平的需求」重新組合。 對全球化一直頗有微辭的蓋爾·拉夫特最近發表看法，他批評美國自擲金融核彈制裁俄羅斯反而成了自爆，失去了美元霸權地位，世界貨幣體系將多元化，世界隨之也會被劃分為三組國家。第一組是「西方+精英俱樂部成員」，如日本、新加坡和韓國。第二組是以中國和俄國為首的所謂「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s），這些國家希望推動建立一個更加公平的國際體系，使其他國家不再生活在西方的支配之下。第三組是大多數國家的狀態：不結盟。不結盟國家從全球化體系中獲益最多，它們希望在全球化體系中不受大國壓力，可以自由和各國進行貿易，自由使用貨幣或者技術——這或多或少是全球權力分布的新架構，大致接近未來全球政治格局，只是除了日本之外，新加坡與韓國與中國的經濟來往甚多，大多數時候，這兩國會遊離於兩個陣營之間，只在雙方對抗激烈之時視情況被迫表態。其餘五分之三左右的國家處於不結盟狀態，趨利而行。 隨著戰爭結局日漸迫近，這類反思全球化的文章將會陸續問世。有為全球化唱輓歌的，有承認地緣政治將結束全球化的幻覺，還有希望建立「新世界秩序」（希望拜登與英、法、德聯手挽救全球化，建立New World Order的，更有發現在婚姻、家庭、性別和性取向等問題上，「低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的主流價值觀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 但是，由於不結盟國家大量存在，估計2018年逝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積極的社會主義實踐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的第三世界理論將大有市場：所有後發國家、邊緣國家真正的發展，不是功利主義、追求國富、親資本式的「趕超」，而是要「別有作為」，即在與中心國家脫鉤的基礎上，實現區域內的平等交往與交換——社會主義意義上的經濟民主。 也就是說，從意識形態上來說，未來的世界比較奇幻：美歐左派奉行的是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新左派理論的各種變種、中國號稱是原教旨馬克思主義、不結盟國家拉美、非洲的反殖民理論與馬克思主義頗有淵源——福山的《歷史的終結》預言終於一命嗚呼。從地緣政治的範疇來說，則是三種文明（變種）的衝突再現。
習近平的清零政策，搞得天怒人怨。新聞比較多的是上海，已經被上海人民定性為忍耐到了極限，其實全國各地都有清零讓人無法生活的報道。但為什麼習近平一定要堅持他的清零政策呢？這讓許多人大惑不解。各種猜測都有，比較多的是說，他要顯示自己的權威，為他的二十大鋪平道路。這種說法也有道理，他就是個獨裁者嘛，不顯示他的權威就不正常了。老百姓的死活在他看來沒那麼重要，甚至黨國的命運也不夠重要，只有他自己的權勢最重要。 但是這種理智型的推論，不足以解釋他的發瘋一樣的清零政策。一個瘋子不一定是真的精神病，比如希特勒、毛澤東等人，按照正常人的看法就是瘋子，但他們並不是精神病人，而是有正常思維邏輯的人。可他們為什麼會有瘋子一樣的思考結果呢？這是因為他們思維的一些基本的因素是錯誤的、荒謬的。以謬誤的素材或者說前提，做合乎邏輯的思考，結果也必然是錯誤的。 自從共產黨的一套西方理論傳入中國以後，特別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哲學傳入中國以後，中國人的思想就開始進入了大混亂的時代。以偽科學代替常識，以詭辯代替邏輯成了一時的風尚。幾代人教育下來，可以明顯地看出從普通百姓到所謂知識精英的思想混亂。不講理的混亂到處都是，自打嘴巴的邏輯也不自知，甚至還自以為是，以為駁倒了常識和邏輯。 這種思維的混亂，發展到文革時期達到了頂峰。由於長期的宣傳教育洗腦的影響，其餘波至今沒有減弱。習近平同志就成長於那個時代，他的基本思想也成型於那個時代：滿腦子都是些偽科學，滿腦子都是人定勝天的狂妄，滿腦子都是迷信暴力和荒謬的思維素材。這才是造就了他今天堅持荒謬的清零政策的思想根源。 分析一下他的履歷可以知道，他的少年時期是被鎮壓的黑崽子，很少參與外界的運動，又缺乏分辨真假的能力。他接觸的大多是那個時代流行的各種暴力宣傳，以及怪力亂神的偽科學。被迫害的人會向兩個方向發展：一種是不滿，進而企圖消滅這種不合理的制度；一種是屈服，進而崇拜暴力壓迫，並發展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習近平恐怕是這後一種。 作為下鄉知青，被提拔為大隊書記本身就不正常。書記的職責就是宣傳迷信暴力的奴化思想，並實施壓迫。這就鑄成了他一生的專制主義性格：在壓迫下很會曲意逢迎，壓迫別人時則毫不留情，六親不認。這是文革流行的不要人性的暴君性格。 值得注意的是，他任大隊書記時期，大搞了什麼沼氣發電之類的小運動。這本身並沒什麼錯誤，但這種在不懂的前提下追求時髦，對不懂的時髦科學迷信的思想傾向，發展到現在就是人定勝天的清零政策，以及不顧經濟發展關閉煤礦，不讓老百姓燒煤取暖等等狂悖的政策。 習近平的種種荒誕不經的思維，造就了他的荒誕不經的政策。而這種荒誕不經能夠變成現實，是因為受文革影響的一大批和他一樣頭腦有病的人覺得他很正確，支持他並幫助他。否則他自己不可能把這麼荒誕的想法，變成真理一樣去實行。 一百年來，中國人學習西方文化，好的壞的都進來了。而共產黨執政，用各種運動和壟斷的宣傳把那些荒謬的東西加以放大，用來洗腦，造成了國人思想的八十年的混亂，這才是習近平許多荒謬政策的思想根源。現在的中國，應該像美國早期先賢們說的那樣：恢復常識，遠離偽科學。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澳洲工党參議員金伯利·基欽(Kimberley Kitching)於 3 月 10 日突然去世，年僅 52 歲。前工黨領袖比爾·肖頓（Bill Shorten）道出了背後的因素，工黨內部一直暗流涌動，試圖將她從參議院趕出去，基欽面臨黨內將她趕出參議院的「巨大壓力」。淚流滿面的肖頓說他無法說出為什麼這個 才52 歲的女議員突然離開人世，但他毫不懷疑政治壓力和密室里的陰謀詭計造成了這個結果。 肖頓此時似乎仗義。但是政治傾軋、派系爭鬥、尤其是「無面人（Faceless men）」背後運作在工黨內部似有傳統，而且有過先例。十二年前的2010年陸克文被從總理位置上背後中箭落馬就是當時工黨內部的傑作，而且肖頓對此事難脫干係。今天肖頓對金伯利·基欽參議員充滿激情的表述對照十二年前就有點滑稽可笑了。 金伯利·基欽參議員的突然離世對筆者來說還是感到非常驚愕和哀傷。原因很簡單，有二。因為她是澳洲為數很少對北京專制有比較堅定立場的政治人物，而且是工黨的，實屬不易。金伯利·基欽參議員是澳洲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的成員。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是一個由民主國家議員組成的國際跨黨派聯盟，美國佛州參議員盧比奧是這個創立這個聯盟的推手。聯盟重點關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PRC) 的關係，特別是與中國共產黨 (CCP) 的關係，成立於 2020 年 6 月 4 日。該聯盟由來自世界民主立法機構的 100 多名議員組成，其目的是在全球貿易、安全和人權方面對中共做出步調一致的應對。 其二，筆者與金伯利·基欽參議員有過「准」交集。那是2020年10月14日民主中國陣線應邀參加澳洲參議院外交事務，國防和貿易諮詢委員會關於澳大利亞僑民社區所面臨的問題聽證會。由於武漢病毒肆虐，澳洲也受疫情的影響，這個聽證會不是面對面的進行，而是通過全程電話錄音進行。五位參議員出席，兩位政府的，埃瑞克·阿貝茲（Eric Abetz）和康切塔·費拉凡蒂韋爾斯Concetta Fierravanti-Wells；兩位工黨的，金伯利·基欽和蒂姆·艾爾斯（Tim Ayres）；一位綠黨的珍尼特·萊斯（Janet Rice）。而聽證會主持人就是金伯利·基欽參議員。五位參議員都向筆者提問，筆者一一作答。主持人、兩位自由党參議員以及綠党參議員都與筆者進行依據事實心平氣靜的問答，唯獨那位工黨艾爾斯參議員發出詰難。作為回應，筆者要求主持人將聽證全部文字稿郵寄過來，以便對詰難議員問題逐一回復。聽證會主持人金伯利·基欽參議員爽快地同意，以後筆者根據澳洲參議院外交事務，國防和貿易諮詢委員會提供的聽證原文以文字逐條回復了那位議員的詰難問題，也直接點出了他對中國和中共認知的巨大缺失，甚至是無知。 與基欽參議員因為聽證有對話，但未曾謀面，所以冠之以「准交集」。因為這兩個原因，對於她的英年早逝倍感哀傷，特意撰文以示哀悼。 在澳洲聯邦政壇上對中共持強硬對抗立場屈指可數，在工黨內過去有猶太裔議員麥克·丹比（Michael Danby）,在小黨中有孤膽英雄澳洲綠黨領袖兼創始人鮑伯·布朗（Bob Brown）。澳洲的自由黨議員鮮見與中共明面上交惡的，但是他們的保守主義政治理念卻對共產主義有天然警覺和抑制。據筆者對聯盟黨領導人的一些了解和研究，前總理艾伯特（Tony Abbott）和前財長彼得·科斯特洛(Peter Costello)都對北京政權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和防範。 另一個令我倍感無奈和悲涼的則是，在澳洲敢於直面北京政權的國會議員要對付黨內預選勝出的暗潮湧動。金伯利·基欽參議員已經去世了，就是還在的話，工黨內部也不再支持她獲得預選繼續參選。聯盟黨中三個議員將在今年的聯邦大選後將不得已離開政壇，他們都是旗幟鮮明反對中共的議員。 紐省自由党參議員康切塔·費拉凡蒂韋爾斯Concetta Fierravanti-Wells在黨內預選中以微弱的票數敗落下來，2022年6月她將任期屆滿，從此止步她的參議員生涯。她原本在政府內閣中，2018年莫里森取代麥肯·騰博成為澳洲總理後從辭去內閣職務。上月末在參議院發言中，悲憤的她對總理斯科特·莫里森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指責莫里森是「沒有道德方向」的「惡霸」，並直言莫里森「不適合擔任總理」，並聲稱他「摧毀了新南威爾士州的自由黨」。這是澳洲政治中的黨內鬥爭表現。 埃瑞克·阿貝茲1994年補缺進入聯邦參議院，2013年艾伯特贏得大選以後進入內閣，2015年9月隨著麥肯·騰博取代艾伯特成為澳洲總理以後被貶抑，同時也失去了參議院自由黨領袖的地位。這些年對他來說可謂流年不利，2020年國防和貿易諮詢委員會關於澳大利亞僑民社區所面臨的問題聽證會以後備受澳洲親北京社團指責，工黨也藉此機會對他發起攻擊。雪梨一位前民聯總部領導人因為阿貝茲遭受無端攻擊而寫一篇文章從澳洲華人角度奮力維護阿貝茲參議員。也因為筆者代表民陣參加了那次聽證，阿貝茲參議員因事到雪梨之際，我們之間有過一個會談，參議員很坦率直接，也很真誠。那天是11月5日，是美國總統大選計票出現異象的時候。我們談得比較深刻，筆者憂心忡忡地表示這個異象將改變1949年以後首次形對北京政權構成衝擊的趨勢，對於當代中國民運來說，也許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到此為止而不再；對於澳洲來說，也許莫里森政府在美國白宮易主之後不再有信心像當年強力要求對武漢病毒進行獨立調查那樣，繼續硬抗北京對澳洲針對性打壓。在此之後筆者把華人社區支持他的那篇文章英譯稿轉給了他，表示對他抗共的堅定立場的支持。 屋漏又值連天雨，以前阿貝茲都是被排在塔斯馬尼亞參議院競選第一位順序上，這次被安放在第三順序上，獲選的機會大為降低。 2021年2月末在堪培拉的一個會議上與昆省議員喬治·克里斯滕森（George Christensen）有過一個交談，得知他將不再參加下一次大選，就此離開政壇。當時筆者還一廂情願地希望他繼續留在政壇，他是我們中國當代民主運動所需要的西方同盟和友人。雖然最近得知他已經改換門庭轉党參選參議院，根據筆者對澳洲政治的粗淺認識和客觀分析，他不可能勝出。 這次澳洲聯邦大選後，放眼望去，筆者直接認識的同情支持我們中國民主和人權的澳洲聯邦議員將所剩無幾了，心中很是悲涼。 2022年選戰過去了一周，主看兩位競賽者表現。反對黨領袖安東尼·阿爾巴尼西表現欠佳，一直磕磕碰碰；而留守總理莫里森則穩紮穩打沒有明顯錯誤，重複三年前的選舉結果，希望顯然有所增加。 （全文轉自獨家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