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擷萃（十五）：獨具慧眼，何其重要
2026 年 6 月 28 日
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已经两年多时间。如今，随着疫苗的普及，世界各国陆续解除疫情限制，各国民众的生活相对恢复常态。但在一直严格实施病毒清零政策的中国，却不断传出一些城市或地区封城的消息。3月底，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封城，大概显现了中国疫情走向的一个高潮，因为在此之前，深圳、长春等城市先后采取了封城措施，中国21个省市和自治区都出现疫情。上海封城之后，中国的防疫抗疫向何处去？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 问：从今年3月28日开始，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突然宣布封城，随后出现了一些混乱，如抢购，打架，市民逃亡，当局甚至出动了民兵，为什么每当中国封城，都会出现混乱，是否说明当局准备不足？ 陈破空：对，大瘟疫都已经两年多，这两年多中，中国不断出现封城，其中包括武汉、西安、上海、深圳等，每次封城都出现了大量的乱象，不仅是当局准备不足，而且是政策自相矛盾。另外，对情况也估计不足，总以为疫情已经过去，或者以为是中国防疫、抗疫成功，都过上了正常生活或者岁月静好。但是事实证明疫情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恐怕在多方面证明，包括中国的这些医疗的无效、或者核酸检测有问题，还有政策-包括清零的政策-恐怕也不灵验。所以这些综合情况下，每一个地方宣布封城的时候，都是出现大量的乱象，抢购或者打架、或者市民逃跑，这些乱象都难免，即便是相对秩序比较好、比较文明的上海，都出现了惊人的乱象。这一方面也说明：当局的政策开始文革化，动用民兵就是这个标志。极端的封城、极端的管控措施，是一种文革化的表现。动用民兵，可以说是已经很多年不见了，就使人想到了文革时代、毛泽东时代。说明现在习近平当局走的仍然是一个倒退的路线，用旧的方式来对待新的情况。 问：上海以精准防控著称，但是目前也走到封城的地步，这是否体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的矛盾？ 陈破空：这里既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的矛盾，也体现了科学防疫、还是政治防疫的矛盾。因为上海地方政府就在3月26号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上海不会封城、也不应该封城。市民都以为说，通过各种各样的封控措施，该解封了。结果到了第二天，3月27号突然宣布封城，分两步：浦东和浦西。这证明是受到了北京中央政府压力，说明地方政府扛不住中央政府的压力，做了不情愿的事情。另一方面，精准防控是上海良心医师张文宏提出的模式，在过去两年证明，跟全国各地相比比较成功。后来去年又发生了争议。张文红医生说，病毒与人类长期共存，就提出了新的思维，这就像欧、美防疫、抗疫模式一样。但没想到，却受到中共的左派、极左派、尤其是来自于习近平、习家军方面的围攻，党媒、党报的围攻。这个围攻之下，就看到上海执政的李强-尽管是习家军人物-他也保护张文宏。但是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张文宏受到围攻，最近还被撤职。也就是说，以上海张文宏医师为样板，有一个模式；在广州，有一个钟南山模式，钟南山，也就是封城、政治领导这个模式，就是科学防疫，还是政治防御？那么最后看，就是政治防疫站在上风，钟南山的模式占了上风，也就是说，习近平的模式占了上风。最后就是政治代替科学，政治代替医学，外行管理内行。所以当上海撤职了张文宏，围攻了张文宏之后，精准防控就不灵验了，就用上了那一套反科学、反医学的政治防疫模式。就是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或者极端清零，所以最后上海也难免（受到）极端政策、极左政策的浩劫。 问：中国在防疫抗疫过程中，动辄采取大规模核酸测试，建立大量的方舱医院，这些手段是否有用，还是另有原因？ 陈破空：现在看来，中国这种动不动就大规模的核酸测试，大建方舱医院，跟它本身防疫抗疫的目的相矛盾，因为防疫抗疫是说：要保持距离，要尽可能清除病毒、减少传染。但是，中国一发现-哪怕只有一起病例、或者集体的阳性-，就立即进行大排队、进行核酸测试，而且不断地核酸测试。核酸测试过程中，我们看到，人们都是络绎的排队，到处是排长队、人挤人，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聚集性的一种方式，可以导致更大的传染-群体性的聚集。另外，这些医生护士也加班加点，以至于有的医生护士本身都是阳性、本身都在发烧，上级还不让他们下班，结果他们在过程中，给这些被测试的人群也构成感染。另外，中国的测试模式是口腔测试，不像在欧美国家是鼻腔测试。这种模式也可以说是导致了传播传染。所以这个完全是跟它目的背道而驰。同样，建立方舱医院，也看到这个矛盾的现象，就是：方舱医院把有阳性、测试阳性，不管是有症状还是没症状的人全部关在一起，而且条件很差，条件很简陋，很容易（造成）交叉传染，或者群体性的传染，这些都跟它的目的相违背。而这些人的下落，最后都不知道是怎样的处理。 根据一些专家、国外的专家-被邀请过去参加防疫抗疫，最后离开中国、到了国外后透露说：这个大规模的核酸测试、还有疫苗，背后都有猫腻，有中共利益集团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都涉及到背后的经济利益，甚至涉及到中共高层的家属和人物，这就是说，核酸是一个产业，疫苗也是一个产业。尽管中国的疫苗已经被证明为无效或者低效，但是仍然是坚持用中国的疫苗，尤其大规模的核酸测试，里面都是巨大的利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不管是民众自费也好，还是保险公司出费，还是国家包揽-这些费用背后都意味着重大的腐败，因为目前的制度下，本来官场就存在重大的腐败，就在这些防疫抗疫的过程中，这个腐败也参杂进来，使防疫抗疫平添了一些诡异的色彩。最后受害的就是国民，也就是这些基层的民众、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腐败，制度性的腐败，仍然是中国防疫抗疫的一个死穴。 问：中国一直宣称是抗疫成功的大国，并宣传欧美国家抗疫失败，但现在中国疫情大面积反弹，波及半个多中国，中国抗疫模式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陈破空：中国宣传它防疫抗疫的成功，主要是通过它的宣传机构、党媒党报；而且它的统计数据跟欧美和民主国家不一样，它的统计数据是一种政治数据、人为的控制，说是中国整个大瘟疫中，只有4000多死亡，两年多数字都不变。实际上，这个数字在武汉、在湖北都不成立，因为远高于它的4000多，恐怕是百倍千倍都不止。但是通过表面上的数字宣布它自己的数字少，而欧美国家、正常国家、民主国家的统计，是重复的统计，把各种病例加在一起，不管是老年癌症、还是糖尿病，只要沾上一点新冠的感染，都算上。看上去，这些民主国家好像死亡数很大，不光是一个真实的交叉的统计；看上去中国的数字很小，而北朝鲜的数据更加是零，零感染、零病例，从表面的数据，他们就得出结论，中国防疫抗疫成功。而欧美国家失败。但是，看上去现在欧美国家逐渐趋于平静，不光是疫苗开发的成功，还有就是集体免疫，以及与病毒共存的这种政策，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但是中国继续坚持（自己的做法），于是疫情一反扑，就是鸡飞狗跳、到处封城。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的情况发展已经证明了中国的防疫抗疫模式失败，不仅是跟欧美国家对照相比失败，就是跟同是华人社会的台湾对比，都是失败，对所谓大国抗疫、中国模式，应该说可以宣告失败了。 问：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激起越来越多的争议，包括在中共党内的争议，在民间，包括上海，深圳和长春等地也引起广泛不满，您认为这种极端清零政策能否持续下去，会不会危及到他个人的权位？ 陈破空：习近平号称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亲自拍板的这个所谓“动态亲零政策”。实际上，现在看来是“病态清零”，也是极端清零，实际上是完全反科学、反医学的，是一种政治清零，是一种政治上的考虑，是所谓的“一刀切”，或者举国体制。以为是制度优势，但是现在看来，祸国殃民。不仅是没有有效地制止疫情，疫情一再又一再地死灰复燃，大规模地反弹，而且造成了社会的重伤、经济的重伤。在社会上，很多人不是因为疫情死，反倒是因为防疫控疫的措施极端而死。像病人不能就医死亡，或者是有人不能动手术而死亡，或者说有人甚至跳楼自尽。这种死亡数比它的封城或者是防疫抗疫还要多，疫情感染本身的死亡数还要多。所以这些都显得很荒诞、非常地自相矛盾，但是，习近平为什么坚持这一条呢，在党内也激起了争议，在民间也激起了争议、愤怒和不满，深圳甚至出现了抗议。他为什么坚持呢？我想这是政治上的坚持。他自认为，他不能够认错、不能够说他的政策是错的，这样会危及他今年追求的最大政治目标：就是连任，想长期执政。但是这个倒过来，也会危及他的权位，那就是党内斗争，尤其党内高层的斗争。由于他的清零，不仅重伤了中国社会、也重伤了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在过去四个季度，每季度都是断崖式的下跌。到第四季度，更是跌到低点。今年如果疫情反弹，继续用极端清零政策的话，恐怕中国经济继续重伤。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党内的反习派、党内的政敌，会跟习近平有一个说法，加上政治老人加进来的话，反过来会危及习近平的权力和权位，有可能使他的连任添变数。但是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看上去并不愿意改弦易辙，并不愿意轻易的认错，不想让他成为一个错误路线而定义下来。不过，这种矛盾和纠结有可能引发、激化党内的斗争，党内的矛盾、思想斗争、路线斗争、权力斗争，最后导致今年的二十大可能出现很多的变数、或者 重大的变数，包括习近平能否连任都存在重大的变数。
俄国独裁者普京狂妄地宣称：“俄罗斯不在了，还要这地球干嘛！”这种狂妄，将希特勒甩出三条大街。普京话音刚落，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宛如鼎沸，普京的粉丝们都高潮了。 中国人向来崇尚强权、崇拜暴君，屠戮上亿中国人的毛泽东，至今仍是中国人票选的世界第一伟人。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普京俨然有后来居上的气势，中国社交媒体上有人讽刺说：“中年人一旦把持不住自己，便以为自己是普京，是秦皇，是汉武。他们仿佛成了一地的主宰，几句谈笑声间，樯橹就能灰飞烟灭，看人楼起了，笑人楼塌了。” 普京的魅力远非一般的娱乐明星所能媲美。一个网名为“夏花依旧YZ”的中国女子写道：“普京的人格魅力无可比拟，连我爸都夸，大半夜起来看新闻生怕普京吃亏，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样的男人谁不喜欢。”一个网名为“捌月三”的中国女子则写道：“优秀又帅气，之前看他的一个视频，他在写作，然后回眸一笑，我直接沦陷了。”更加赤裸裸的表白，是一个名为“TONG_NWA”的中国女子，她激动地写道：“我也好喜欢，我当场排卵了。” 中国国内如此，海外华人也没有闲着。某个自称的资深记者，将普京描述成拯救世界的弥赛亚：“普京在飞机上放置了圣像等圣物，并放有一本《圣经》，飞行时间够长时，他在天上读《圣经》，‘没有东正教，就没有俄罗斯。’普京带领俄罗斯回归东正教，目的是重建这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准则。”难道“这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准则”就是对内独裁、暗杀，对外霸凌、侵略，派军队跑到别国去杀人、放火、强奸吗？ 普京是一名好基督徒吗？美国维吉尼亚州麦克林圣经教会牧师乔·卡特在《俄乌战争为什么扯上了宗教？》一文中指出，自上台以来，普京曾多次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基督王国的护国公。俄罗斯东正教的牧首基里尔对其亦步亦趋，公开祝福这场侵略战争，辩称这一军事冲突是与罪恶和外国势力作斗争。然而，并非所有的俄国东正教信徒都赞同这一立场。一个由275名俄罗斯正教神父和执事组成的全球团体不畏打压，公开呼吁“停止自相残杀的战争”，并申明乌克兰人民拥有其政治自决权。此外，一个由100多位美国基督教领袖组成的跨宗派教会团体也致函基里尔，请他使用自己的影响力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并“祷告和重新考虑你对这场战争的支持”。俄国问题专家亚历克斯·米拉基科警告说：“普京利用传统基督教是为了政治效果。美国和欧洲的观察家们最好能看穿这套把戏。” 那么，为什么偏偏有那么多中国人为普京而痴狂，甚至支持其发动的侵略战争？鲁迅说过，很多中国人是“奴在心者”。他却不知道，一百年后，中国人仍是“奴在心者”，更有若干中国女子是“奴在卵者”。在中国，有些女人身不由己，被拐卖、被囚禁、被强暴、被当做生育机器，沦为铁链女奴，让人哀其不幸；而另外有些女人却是自愿为奴，不仅自愿为奴，而且自愿为性奴，最大的梦想就是“躺平”到普京身边，接受君王般的普京的恩泽，还洋洋得意地昭告天下。 这些公开宣称要为普京“排卵”的中国女人，未必都是共产党员。比起肥胖臃肿的习近平来，普京似乎更符合她们的审美标准：普京是一个上天开飞机、下水抓蛟龙的肌肉男。比起迟迟不敢出兵征服台湾的习近平来，普京实践了中国人“天下帝国”的想像——虽然俄国侵占了中国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国人却一点也不恨“老大哥”。 中美两国退伍军人会再度交战吗？ 支持普京的中国人不仅仅是女性。有一份名为《湖南省常德市参战老兵自愿赴俄前线支援俄罗斯请战书》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热传。这份致当地“国防动员委员会”和“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信件的作者，自称“我们是常德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退役老兵”，因为“北约企图东扩，威胁俄罗斯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安全”，基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打击乌克兰现政权，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请求当局准许他们去帮俄罗斯打这场烂尾仗。信件末尾，有他们的亲笔签名和手印。 最后一句名言“保卫俄罗斯就是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让人不禁联想到一九二九年的中东路事件：为了维护对中东铁路的控制，苏联悍然出兵中国，杀死和俘虏上万名东北军官兵。在这场武装冲突中，还是地方割据政权的中共中央发出《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的通告，提出“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中共积极维护苏联利益的举动，赢得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的赞誉：“中国共产党号召并组织群众去进行英勇的斗争，去反对自己的政府、中国的军阀和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中东路事件中，表示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模范。”中共前总书记陈独秀则因反对“武装保卫苏联”，而遭到中共开除党籍。 如今的中共跟当年的中共万变不离其宗，在谄媚苏俄上毫无二致。不过，色厉内荏的中国政府大概不敢派遣这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老兵去乌克兰战场。与这群虚张声势的中国退伍军人相比，美国的退伍军人却是真枪实弹走上战场。美国老兵瓦斯奎兹在推特上传身穿战服、站在乌漆墨黑的物体前的画面。他对着镜头说：“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我身后的是什么，这是俄罗斯坦克，是我们摧毁的第一辆。”他写到：“这个村庄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一个月，俄军恐吓民众、抢走他们的食物。今天我们进来，干掉7辆坦克和无数俄罗斯人，借此解放这里的民众。”镜头外，一名乌克兰人大喊“欢迎美国人！”瓦斯奎兹在视频中还大骂俄罗斯人是“废物”，“俄罗斯人拒绝带走阵亡同袍，让他们被流浪狗吃掉。美国人永远不会把同袍或尸体遗留在战场。”他的妻子虽然担心却仍然支持他，“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在九一一之后也是做了一样的事，急着去帮忙，这就是他，他是我的英雄。” 支持俄国的中国人并未死在战场，却死在回头路上。二零一四年，一名崇拜普京的浙江金华男子，带着两条金华火腿、两瓶酒和一张14万元存折，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的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准备送上特产和存折，却被拒之门外。后来，他狼狈回乡，在路上从货车坠落，被周围经过的车碾压，当场死亡，地上留下一滩血迹。这算是毛泽东所说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吗？ 在中国，网民有支持俄国和普京的言论自由，却没有反对俄国和普京的言论自由。脑性麻痹（脑瘫）诗人余秀华发表反战诗歌《我乞求诗歌能够阻挡一辆坦克》，引发不同立场的网友唇枪舌战。有支持余秀华的网友直言：“脑瘫比脑残高贵。”中国异见人士徐琳在脸书上说：“今天上午发了一个讽刺普京的行为艺术照片，傍晚时国保又打电话来要我删掉，我没答应。凭什么一下要我删这个、一下要我删那个？这个也不能说、那个也不能做，我到底出监了没有？我讽刺普京关你们什么事？普京真是你爹啊？”是的，普京似乎是习近平的洋爸爸。 鲁迅说过：“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今天的中国人“面对丰县，我一言不发；面对战争，我拍手叫好”，这是中国式的聪明。无数蜗居、蚁居的中国人，偏偏喜欢为中南海操心，这还不够，还要为克里姆林宫操心。所以，有些中国人跟共产党是分不开的。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民主国家齐声谴责普京的侵略行动。这场战争不仅分裂了乌克兰的国土，打破了欧洲大陆70多年来的和平局面，而且严重冲击了经济全球化的布局。可是很少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苏联解体后俄国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为什么这个国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进反退，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顺从独裁者的社会？谴责、憎恶普京这个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容易的，但对中国人来说，俄国民主化倒退的教训更值得警醒。 一、俄国民主化的终点：恢复国内专制和对外霸权 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后，全世界的专家学者都没料到，有朝一日，苏联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鼻祖、世界各国共产党政权的催生婆居然会抛弃社会主义道路；更没人料到，俄国的民主化居然最后通向了沙皇式统治，俄罗斯重新走上了穷兵黩武、称霸东欧的传统霸权主义道路。 1991年8月，苏共高层的一批官员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正把苏联引向危险的道路，因此组成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结果绝大部分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却站出来反对政变。事后，由苏共党员组成的苏联国会（苏联宪法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投票决定，禁止苏共在苏联的一切活动。一夜之间，统治苏联74年的唯一执政党苏共被苏共的国会取缔了，以苏共总书记身份担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也失去了合法性基础。 随即苏联的3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共和国的总统们一致同意，依据苏联宪法从苏联独立。于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苏联就这样解体了，乌克兰因此也独立建国。俄国进入叶利钦时代后，因为苏共已被取缔，唯一能取代苏共专制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因此俄国自然地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同时，叶利钦当局也选择了市场化方向的经济制度转型。 俄国转型初期，表面上一切似乎都与民主国家相近，政治开放，经济自由化，社会气氛活跃。我1995年去俄国考察制度转型之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见到一位到访的俄国科学院学者，当时他颇为自得地坐在会议室里自言自语，“（现在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莫斯科啊（Совсем другая Москва）。”然而，俄罗斯的好日子并没延续多久。 1999年底，叶利钦请辞，普京受命接任总统。在普京的统治下，俄国又朝着专制的原点回归。他通过修改宪法以及连任、替任等种种花样，事实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的终身总统。苏联解体后俄国确实踏上过民主化道路；可今天的俄国离个人独裁却只隔着一层“帝位”的窗户纸。当普京发动了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同时在国内打压反战的声音时，俄国的政治制度似乎已经回归到沙皇时代了，其所谓的“民主”制度只剩下国会这个躯壳，俄国实际上再也不是民主国家了。 然而，现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度转型走向依然不甚了了。许多国际问题专家以为，只要俄罗斯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如果欧盟不东扩，俄国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成熟的民主国家。他们当中似乎很少有人考虑过，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其实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而这种转型失败对周边国家乃至国际和平具有很大的威胁。乌克兰战争之所以震撼了多年主张“和平主义”的西欧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不懂，俄国民主化的终点居然是恢复国内专制和对外霸权。 二、苏联解体：假“男儿”败给了真男儿 俄国退回专制和霸权，是回归其历史传统吗？苏联也有70多年的历史传统，为什么却被苏联人抛弃了？习近平以为，苏联解体，就是其共产党统治的传统无人捍卫，即所谓“竟无一人是男儿”。其实，用传统这个词来解释俄罗斯失败的转型道路，实在太苍白无力。 习近平以为，苏共领导层里，但凡有几个“男子汉”，血气方刚，绝不退缩，苏联就不至于垮下来。他完全被中宣部的意识形态专家误导了。事实上，当时苏共的政变委员会就算是习近平心目中的“勇敢男儿”，他们确实站出来了，但却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的“男儿”站出来反对这几个不识时务的政变委员会成员。客观地讲，“扼杀”苏联的其实就是苏共的大部分精英。他们对苏联和苏共前途的判断与习近平的判断相反：守住苏联和苏共才是“窝囊废”，识时务的“好汉”就应该埋葬苏联和苏共。 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有从经济凋敝到国力渐衰、从民智开启到反对派萌芽等诸多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但他只是想改良。他的政改口号（俄文гла́сность）原意是“公开性”，指政治上的有限开放；其经改口号（俄文перестро́йка）原意是“重建”，即重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些改革并非制度转型。老戈之所以要实行这样的改良，实在是因为苏联的制度病入膏肓了；而他的改良不可避免的失败，还是因为这架制度机器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按照邓小平的认知，苏联人求变，是没能“富起来”。其实，1990年苏联解体前的一次全国民意调查揭示，90%的苏联老百姓认为，物质生活过得去。苏联老百姓求变，并非中国官媒宣传的那样，是因为物质生活不好；他们实际上是对苏共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不满。随着苏联社会的文明程度大幅度提高，苏联民众的价值观比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了很大进步。比如，诚实、有尊严地生活、排斥暴力之类的价值观念，不仅深入知识分子的心，深入苏联军人的心，也深入苏联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的心。 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总理雷日科夫当时如此评价苏联政府的状况：“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下到上，从上到下。所以，当时整个苏联的大部分老百姓都觉得，够了，我们不想再这样没有尊严地生活下去了。我们需要政治上的改变。”当时苏联人普遍认为，他们不想再忍受这种充满腐败、充满谎言、依靠镇压的制度。1990年苏联解体前，苏共党员的88%认为，苏共不再有威信；70%多党员准备退党。这个党其实已经被老百姓和它的党员抛弃了。 当不识时务的那几个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发动政变时，苏联70%的地方政府首脑宣布，不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军队的大多数也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同时，人民自发地上街抗议政变，阻挠政变的实施；最后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苏共代表投票送终了苏共。 三、俄国制度重建：用“旧”零件装出“新”机器？ 既然苏联解体时，其多数国人向往民主化，那为什么俄罗斯今天会走到这种地步？俄罗斯民主化失败的关键在于，俄国的制度转型是用“旧”零件组装“新”机器，这就必然导致“新”机器充满了“旧”功能。所谓的“旧”零件，是指俄罗斯民主化中，新官僚都是苏共旧人；而国人的价值观当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苏联时代的旧观念。这样，民主化开始后，官场、商场上旧人云集，投票时选民的旧观念作祟，民主化失败自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1995年，我曾经在圣彼得堡市采访了一个该市的前苏共区委书记。她被采访时担任一家私人银行的董事长，为我解释了苏共被取缔时党内掌实权的各级干部的共同心态。据她说，当时苏共各级干部关心的是怎样摆脱旧的苏联桎梏，开通自己发财致富的道路，又不必受克格勃的威胁，这就是他们抛弃苏联的主要原因。这种想法虽然未必与中共充分沟通，却天然地符合邓小平思想和江泽民路线。由此可见，共产党国家的官员心向贪污，又怕整肃，在俄国和中国都一模一样。采访时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位前苏共区委书记如何赤手空拳开了银行，当上了“金融家”？同样的问题在中国是讳莫如深的，而她却怡然自得地准许我把录音机放在她的面前，毫不隐讳地给我这个外国人讲了其中的奥秘。 苏共被取缔的次日，她召集原来由她任命的该区各国有企业厂长开会，商量出路，因为她和厂长们的合法性一夜之间都消失了。她的建议是，由她出面注册一家私营银行，厂长们把本企业的国有流动资金作为这家私营银行的入股资金，转入此银行；再用银行贷款的形式，把来自各企业的资金转回企业。通过一番这样的“神操作”，这家私营银行就凭空有了雄厚的“资本”，而各位厂长也从此成为掌握自己企业金融命脉的私营银行“股东”；虽然“组织上”不再任命这些厂长，但厂长们的地位由此得以稳固。 当时我追问：“这样做合法吗？”但却没料到，自己问了一个道地的傻问题。这位前区委书记微笑着问我：什么是法律（что такое закон）？她解释道：“我们各地的‘干部’们都在这样做，他们支持的国会议员在‘杜马’（俄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法令因此规定，这样的做法属于合法行为。不然，我也不敢告诉你了。”这就是“旧”零件组装出来的“新”机器在如何运作的典型案例。 苏共干部们并非真不懂经济，只是他们不喜欢计划经济之下的束手束脚而已，也不喜欢被党纪部门或克格勃勒索威胁；一旦让他们用权力自由自在地发财，就无师自通地各显神通，呼风唤雨。他们就是普京们的权力基础，仿佛沙皇时代的贵族一般。然而，用这些“旧”零件组装出来的俄国“新”政治制度，只是个民主制度的冒牌货。当中国民间呼唤民主化时，很少有人想过徒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在政治舞台上却“换汤不换药”，这样的冒牌“民主”完全可能重蹈普京的覆辙。 四、为什么俄国逃避社会转型？ 共产党国家一旦走上了转型道路，是否就从此一帆风顺地完成转型呢？实际上，答案是否定的。成败之别在于，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完整的制度转型必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缺一不可。政治转型是民主化，经济转型是私有化和市场化，而社会转型是民众价值观、道德观的涤荡和清洗。在民主选举的状况下，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成败取决于选民支持哪种政策主张。因此，社会转型才是民主化是否倒退、是否归于失败的关键影响因素。 因此，所有共产党国家的转型展现出三种模式：第一种，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这是以波兰、捷克为代表的中欧模式；第二种，实行政治、经济转型，但社会转型迟缓，这便是俄罗斯模式；第三种，实行了经济转型，但不实行政治转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现社会转型，此乃中国模式。 俄罗斯民众在苏共下台前曾支持民主化，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就可以轻松地推动象中欧国家那样的社会转型。俄国民众和大多数前苏共党员，并没有中欧国家民众那样全面否定红色历史的精神准备。俄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众的大多数人，把共产党制度的失败推给了被取缔的苏共，却回避实行中欧国家那样的个人忏悔和灵魂净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欧国家的社会重建是把红色历史、红色文化作为外国殖民统治的象征而清除的，清除共产党统治的遗毒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这做起来比较容易；而在俄国，红色历史、红色文化就是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对红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牵涉到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牵涉到对长辈、前辈社会声望的否定，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1995年，我在莫斯科的国民经济战略馆（北京展览馆采用了它的图纸）曾偶遇前苏联驻澳大利亚大使。两人谈了五个小时，中心话题是：为什么民主化的俄罗斯不能深入批判共产党文化？他的回答是，这是情感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他的爷爷是赤卫队队员，见过列宁，父亲是高干，他自己也算高干，一家三代全都和共产党血肉相联。他说，我们知道民主化比共产党好，但要我否定十月革命，等于是让我否定我爷爷和我爸爸的人生价值，这我做不到。 这次聊天后，我翻查了叶利钦时代的中学教科书，也检视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市的政治历史博物馆的展品。结果发现，俄国的知识分子和教育部门采用了混淆是非、逃避争论的实用主义手法，不想要的部分就抽掉，比如斯大林就从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展览馆里彻底消失了。结果，民主化过程中，俄国为了避免还原真实的历史，把苏联历史切碎了再稀里糊涂地拼在一起，这种做法其实是为逃避社会转型创造条件。 五、民主化失败的俄国重新成为战争温床 在俄国考察后我意识到，虽然理智上俄罗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产党下台，但情感上他们并不打算彻底清理共产党的精神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在共产党革命的摇篮国，清理共产党的精神遗产不是个单纯地明确是非判断的问题；即便是非已经明确，很多社会成员仍然拒绝从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红色历史和红色精神遗产，结果社会转型和道德重建就面临重重障碍。既然不对共产党统治时代的是非作深刻完整的重新评价，也就谈不上全社会范围的忏悔意识和净化意识。所以，俄罗斯在民主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青人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乱七八糟的混乱的历史教育，又在头脑里装进了苏联时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甚至比父辈还混乱。 被旧价值观深深影响的数代俄罗斯人会喜欢一个强大的政府、强汉般的领导人和强硬、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在这样的社会里，民主化必然走上失败的轨道，而普京当道却成为必然趋势。一个失败了的民主化国家很容易恢复共产党统治时代的对外霸权政策；这种对外霸权政策常常还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喝彩。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懂得，为什么普京敢于发动乌克兰战争。看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年轻人为中国进攻台湾的军事计划叫好。 从更深层次去看，失败的民主化又产生了俄国的制度劣势：经济上落后而毫无希望，政治上只能靠压制；对外，则只能展示强权。这种制度劣势会进一步深化俄国精英和民众的自卑感；而普京的制度自卑感让他对那些靠近西欧国家的前苏联集团成员国的成功充满了妒忌、敌意，总想找机会威胁它们，至少把他们的制度优势削弱。所以，俄国之所以恢复霸权主义，是俄国转型失败后出现的制度自卑之下的反应；它非常害怕周边国家的成功让俄罗斯昔日的辉煌沦为彻底的败落。这就是乌克兰战争的俄国背景。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网路上流传一篇分析反俄罗斯挺乌克兰的都是些甚么人? 那我也试着来分析挺俄反乌的人又是哪些人： 1). 不认同民主,人权价值的人。所以俄罗斯”侵略”,”不守约”,”不诚信”,”撒谎放假讯息”…他们也不认为这样的事有甚么严重。 2). 受假讯息洗脑的人。亲共小粉红当然如此，但也有些反共人士，只是这批人和之前接受阴谋论的狂热川粉高度重叠。他们仇视拜登，和主流媒体仇视川普一样，还更没水平，判断力低落到惨不忍睹。说什么现在出现的教宗是假的，现在出现的拜登也是假的，是有人冒充的，还说他们都是撒旦教云云。真是智商不在线! 他们也反疫苗，散播假讯息，夸大疫苗的缺点，漠视疫苗的优点。川普要大家去打疫苗，他们却不接受。 3). 反美成习惯的人。长期接受中共外宣的人多半反美。反共的教会人士也有些做如是观，好像美国已经被上帝丢弃了一样。美国教会是在没落没错，但根深蒂固的文化仍根植于基督信仰: 民主,自由,人权已经成了多数美国人最重要的DNA, 这才是美国最大的政治正确，而不是白左。白左若违反自由民主人权，一样会被轰、被嘘。 有一则笑话，反美是口号，赴美是生活。有人对挺俄反美的人做调查，把你家孩子送去俄罗斯留学，如何? 大家都不愿意。赴美留学仍是首选。 4).没有民主自由人权制度的经验，所以很难信任别人，也不信任专业，自然也不信任政府。医生说去打疫苗，他们不信任; 政府说去打疫苗，他们也反抗，自己没有判断力也不信任专业。 因此也不信任乌克兰总统愿意冒死捍卫自己的家乡，也不信任那些把妻儿送出去，自己留守乌克兰的男人。认为人人都想保命逃亡才是正常。不能理解人生有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 (这点从台湾人对俄乌战争的反应可以看出，万一两岸开打，愿意留在台湾保家卫国的人不断升高，从六成上升到最近九成了。) 大多数到西方国家移民的中国人不信任中共政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民主观念的确还有待加强。民主，就是信任专业，不然你投票选人出来做什么? 不信任医生，那还上医院做什么? (当然不是毫不质疑全信，那是盲信。) 不信任主流媒体，那还谈什么新闻? (我是主流媒体出身的新闻人，受过严谨的训练与考核。我虽不满美国主流媒体对川普的打压，但一竿子打翻全部是不对的，我以前那些同事还是有很多认真诚实的新闻人，他们的报导还是很可信的。) 5). 习惯二分法思考的人。非黑即白，容不下灰色的中间思考。其实二分法是最大的愚民工具，攻击对方就是把对方抹黑斗臭，真相就自然看不见了。例如挺川的人认为拜登做不出一件好事，挺拜登的就认为挺川都是落后保守人士。 最近和一位台湾朋友吵起来，因为他认为所有中国人在共产政权下长大，根深蒂固就是民族主义的”统派”，对台湾来说，通通不值得信任。这真是太偏激。 6). 不看国际新闻，不知道时代在变的人。例如上述瞧不起中国人的少数过去的台湾极绿的台独份子，就还停留在这样的认知里。都不晓得时代已经变了，到处可遇到反共的中国人，非常尊重台湾的自决。他们还处在台独份子不到台湾人一成的时代，因被打压而恐惧感疑心病甚重，所以不信任任何中国人。殊不知现在连台湾人都已经八成以上主张台独了。 再以俄乌来论。有朋友对乌克兰的印象就是亲中，所以下意识反乌挺俄。而且认定俄罗斯要打乌克兰，如秋风扫落叶，乌克兰几天就会沦陷。这些都是不看国际新闻，不晓得时代在变，还一味守着自己过去的印象的现象。 如果我们不能时时更新自己的思维跟上时代的改变，是很容易判断错误的。 7).民族主义至上的人。认为国土一吋都不能让，认为乌克兰以前就是苏俄的领土，应该亲俄才对，怎么可以和欧洲国家眉来眼去? 对台湾，这些人也主张”一点都不能少”。如果台湾要独立，那他们支持武统台湾。这种人最好别去台湾，以前还不一定会被嘘，俄乌战争之后，肯定被嘘出来。 其实，民族主义只是统治者的光环，对平民老百姓根本没啥影响。我是台湾人，和中国人语言相通，但那就可以统一吗? 当然不! 我才不要被这样撒谎不诚信的政权统治。 挺俄反乌的朋友，你属于哪一类?
台湾有民意调查机构最新数据显示：认为美国会协防台湾的人数剧烈下滑，认为日本会协防台湾的人数大幅度上升，认为台湾可以单独抵抗共军的人数也大幅度下降。这和战前判断乌克兰局势犯了同等的错误：重科技数据，而不看民心士气。俄乌战争的意外，正是古代军事思想里民心士气胜于武器装备的结果。 习近平为什么近年来武统的态势在上升呢？首先并不是武器装备迅速压倒了台湾，而是在控制舆论带来的民心士气上，颠倒了被动局面。控制宣传，是中国共产党历来使用的主要工具。但是过去为什么武统论遭到了嘲笑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信用在下降，反共的情绪在上升。就连高层内的舆论也有不少公开反对武统，或者不支持武统。这是制约邓小平、江泽民时代的政策，推出和统论的主要原因。 习近平是怎样颠倒了舆论呢？以他善于内斗而不善于治国的特点，他没这个能力。是台湾两党的错误政策导致了大陆人民和统的耐心下降，武统的舆论增强。国民党的亲共政策，消磨了大陆人民和统的耐心：既然他们都要投降了，何必再等呢？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政策，特别是一些深绿人士和媒体对大陆人民的侮辱和刺激性言论，被共产党媒体放大传播，推动了大陆人民中武统情绪的高涨。 很多过去不支持武统的人，被深绿人士说成低等支那人之后，也会愤怒地说：既然这样，就打没商量。这就是舆论颠倒的重要原因。依靠外人内斗的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之一。深绿们表演得淋漓尽致，怎么能让人看得起？真是有病乱投医。 台湾要想像乌克兰那样能抵抗大国的侵略，就不能像现在这样躺在外国的保护之下。说难听点儿，别人从很早就怕被台湾人给赖上，我在美国私下里和公开都听见过这种议论。这也是很多美国人坚持政策模糊论的原因。美国人相信：上帝只帮助那些敢于帮助自己的人。 好在蔡英文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自助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正在加强军备和训练预备役军人。但进展好像不怎么顺利。原因就是台湾大众还是依赖心理太重，反抗心理缺失。这是第一大问题，亟待解决。蔡政府如果真对台湾人民负责，首先就要全力以赴，动员对抗大陆侵略的舆论，减少内斗的舆论，减少大陆的虚假宣传。 俄罗斯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讳，军事侵略乌克兰？就是因为大部分俄罗斯人支持。现在习近平早就看到了更多的大陆人民支持，而且早就消灭了高层反对武统的军人，例如刘亚洲将军等人。这就是在为武统做准备。他倒是比台湾人聪明，知道人心向背是政治军事胜败的基本条件。甚至他的五毛网军，都伪装成台独分子来挑拨两岸人民的仇视情绪。 习近平以普京为榜样，能学到什么呢？不知道。很多人习惯以己度人，以为习近平会按正常人的思维做决定，这就进入了误区。至少他现在还没看到普京失败，至少他已经看到了西方只会制裁，而且没伤筋动骨。他和他的那帮参谋们会如何选择，不是能够预测的。祝愿台湾能尽快转变策略，自助、天助，保住中国人的一片民主的榜样。
3月14日，李进进律师不幸遇害身亡。噩耗传来，我感到十分震惊，悲痛之情久久不能平息。下午，我和我太太以及老友徐友渔夫妇赶到法拉盛的李进进律师楼，在进进办公室门前献上一束白花，谨表哀悼。连日来，进进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于脑海。我很难想象，进进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我和李进进结识于1993年。那时，他以访问学者的名义来到美国，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宪政与中国”项目，我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由于在此前，我们彼此对对方就有相当的了解，故而一见如故。在那时，《北京之春》的记者亚衣对李进进做了一次深度访谈。在访谈中，李进进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讲到他在1989年4月18日人民大会堂前主持了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讲到他在5月19日起草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宣言》，帮助建立了自49年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真正独立的工人组织，并成为其法律顾问。在八九民运诸多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领袖中，李进进是最早把注意力转向工人和市民，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的。 在访谈中，记者亚衣问：“从研究生期间的活动到天安门运动，你在政治上似乎一向主张和解与妥协，但是你又说过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残暴不讲道理的政权。在这个政权面前，你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主张？” 李进进答：我现在仍然坚持这种政治主张。这是因为第一，这是一个策略，非这样不可；第二，另一个更深刻的意义是在理念上。从理念上来讲，和平、理性、和解、妥协是一个社会走向民主过程的必然的方法和手段；将来在民主自由的条件下，也要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公正；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当中，首先就应当学会这种方法和手段。 李进进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很精彩。即便在30年后的今天，李进进这段话仍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 结束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李进进随即去了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法律学位。一次，我去麦迪逊参加会议，顺道去李进进的住所看望，见到他的妻子和儿子。进进拖家带口，在40岁攻读洋学位，课业繁重，自不待言，还要在餐馆打工维持生计，压力之大，可以想见。然而李进进却处之泰然，不叫苦，不感伤，不消沉。那份恒心与定力，令人赞叹。 进进得到博士学位后又回到纽约，办起了律师事务所。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我们同时在一些民运组织中任职，一起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次活动和会议。我介绍过几个朋友申办杰出人才移民或政治庇护，进进都认真办理，那几个朋友都对进进十分感谢。我有法律问题向进进请教，进进总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 自2011年起，李进进接任“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会长，组织和主持了多次活动和会议。尤其是在2012年秋，胡赵基金会在纽约长岛举办了“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研讨会，会议的正式发言人和评议人多达40几位，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9位独立学人；会后出版了一部厚达400多页的《僵局、“破局”与中国民主转型——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辑要及现场辩论实录》，可谓硕果累累。 在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李进进执笔提交了一份《“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白皮书指出，1989年民主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活动；1989年春夏期间，北京没有动乱；6月也没有发生所谓的暴乱；“六四”事件的屠杀性质不容质疑。这份白皮书从法理上，对共产党当年的诬陷、不实之辞进行了既全面又深入的分析和反驳，是海外民运不可多得的一份文献。 和不少“六四”流亡者一样，李进进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从广场到秦城》。和其他“六四”流亡者的回忆录不一样的是，李进进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法律博士生的狱中探法》。在这本书里，李进进不但讲述了自己从八九到“六四”的个人经历，而且还从法学家的角度，从法学理论上认真地探究了中国司法公正的若干重大问题。 在得到法学博士的学位后，李进进没有选择教学与学术研究，而是选择了当律师。在律师的实践中，李进进获得了很多在书斋里不容易获得的经验与感受。他又把这些来自实践的经验、感受放进他的理论学术的思考，由此引出了对美国三权分立、对美国司法体系的深刻领悟，以及对中国制度的深刻批判，并进而引出了对未来民主宪政中国如何实行法治的深入思考。这对于未来中国宪政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进进热爱文学，喜欢写作。进进属羊，他以“杨非羊”的笔名办了一个博客网页，上面收录了他写的短论、随笔、书评和诗歌。 进进远行不归，给我们留下深深的哀伤和思念。我想，我们对李进进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就是整理和接过他的思想遗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汪洋到新疆调研，说出一句“要完整准确理解和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似乎暗示，中南海有意调整新疆政策，要从习近平的极左路线上往回拉一些。其实，这在去年底由广东省长马兴瑞接替政治局委员陈全国、出任新疆党委书记之时就显露端倪：在国际谴责、压力和制裁下，北京或被迫调整其极端民族政策。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共高层一系列政策调整中的一环。其他方面还包括：防疫抗疫政策，在“动态清零”造成大规模灾难之后，被迫提出“最小代价”的说法。而习近平个人拍板的所谓“动态清零”实为极端清零，重伤中国经济和社会，到处制造封死之城、饥饿之城、绝望之城，乃至于抗议之城，如深圳。 对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态度，中共高层也在战争开始不久后转向，从习近平“中俄合作上不封顶”的极端政策，转向“中立”，至少呈现表面上的中立和平衡。虽然，由习家军把持的党媒基调，仍然是反美、亲俄、冷乌，但亲俄反美却在实质上受到党内反习派抵制。在美国一再打招呼之后，中共是否还会援助俄罗斯？似乎要采取军事不援助、仅有限经济援助的方式？反映在外交官口里，就是所谓“中方提供食品和药品，不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或者，缩小实际援助，但保持政治和外交援助。 而在经济上，习近平所主张的监管高科技行业、打击民企、国进民退、共同富裕等“大跃进”式的运动，也因经济急剧滑坡而遭党内反对派抵制、阻止、叫停。 按理说，习近平的极左和极端政策，不断给中国带来灾难和失败，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党内、尤其高层的反对。然而，他的权力、权位和连任之路，似乎仍然显得“稳稳”的样子？这到底是假象还是没人奈何得了他？或者干脆就是中共制度的完全失败？ 习近平刚刚报复了一个政敌：沈德咏，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主任、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上海市纪委书记。沈德咏被投入大牢，表面上的原因，无外乎“贪腐”之类，但真正的原因却是，他反对习近平连任。据传：早在2018年习近平操纵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时候，沈德咏就是明确的反对者之一。随即遭到习近平报复：免去他的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职务，仅任全国政协的虚职。 鉴于沈德咏是当年主办陈良宇大案的高官，深受胡锦涛和温家宝信任，习近平拿下沈德咏，隐约就是对政治老人胡温的叫板，而广泛的信息是：胡温并不认同习近平的极左路线、且不赞成他连任。前不久更传出，前总理朱镕基反对习近平连任、捍卫党内任期制。这预示着，即将于今年夏天召开的、由中共高层和政治老人云集的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与政治老人之间、习家军与团派和党内其他派系之间，将有一番激烈的交锋和较量。 其实，普京的超期连任、无限期连任和长期执政，已经向各国昭示沉痛教训：对内带给俄国倒退和失败，对外带给世界危险和战争。但凡恋栈权位、图谋长期执政或终生执政的领导人，无论以任何名义或者借口，无一例外地，都会给国家与民族带来危害和灾难，甚至给全人类带来威胁和灾难。 道理很简单，无论口号多么光鲜和高调，独裁者的内心深处，只在乎他自己的权位和名利，根本不在乎国家安危和人民福祉，更不在乎人类利益；他的所作所为，以权力为中心，任何人、任何民族或国家妨碍了他的权力和私利，他就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权作恶行凶，使用强制和压迫手段，厉行国家恐怖主义，强求人民或他国臣服于他。 俄罗斯的普京如此，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朝鲜的金正恩又何尝不是如此？超期连任、无限期连任、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几乎就是对内镇压和对外威胁的同义词。作为世界最大党、曾历经数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岂能不自思、自省、自警？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3月10日，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接受法国TF1频道采访时承认，欧盟犯了错，但他的认错却走歪了，他说：“我愿意承认我们犯了一些错误，错过了与俄罗斯走得更近的机会。”欧盟的最大错误就是与俄国走得太近，如果走得“更近”，其错更大。德国和欧盟的大多数西欧成员国的错误是西方左派政府积年累月所犯错误的集中爆发，最后引爆了乌克兰战争，也导致欧盟步入难以解脱的困境。这组系列文章的上篇和中篇谈了德国和欧盟的两个错误，反战的和平主义泛滥而放弃军备，盲目追求绿色能源而导致依赖俄国的天然气供应；下篇则进一步分析，德国这个欧盟领导国的欧洲大一统理念如何导致欧洲陷入混乱。 一、欧洲大一统的乌托邦梦想 欧盟的领导国德国和法国都醉心于实现欧洲大一统，这种理念的意识形态根源其实来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由于西欧以德国为首，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慢慢地向“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方向左转弯，北约和欧盟都被欧洲“左祸”所支配，他们相信世界大同的美妙，钟情于欧洲大一统政府的力量，从欧盟成立开始，一步一步把欧盟引导到欧洲大一统的轨道上。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取消国界、取消关税，到人口自由流动，再到用欧盟的资金补贴经济实力不足的成员国，甚至一度想实现欧盟财政的大一统。一句话，就是用欧盟的大政府来领导各成员国，而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实力最大的欧盟成员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欧盟的“当家人”。 这种构想其实早就有一个模板，那就是苏联。实行极权主义的苏联最终解体了，苏联人不满极权主义只是原因之一；而苏联解体的更重要原因其实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当中的“当家人”俄罗斯再也难以承受苏联这个大一统联盟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要寻求解脱，于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白俄罗斯率先扔掉了苏联这个大一统包袱，其他小加盟共和国便别无选择，既然无人照应了，就只能自立。 热爱大一统欧洲的德国和法国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浸染中，看不到苏联大一统必然终结这个历史规律，却对大一统欧洲“当家人”的国际地位和权力垂延欲滴。德国和法国自以为，建立并掌控了欧盟，自己就把握了欧洲未来的命运；而为了实现统一欧洲的乌托邦美梦，就要不断扩大欧盟的范围，然后希望以欧洲之主的身份，与美国平起平坐。 相关阅读： 程晓农：俄乌战争的德国因素（上篇） 程晓农：俄乌战争的德国因素（中篇） 由于西欧各国基本上都已成为欧盟成员国了，德国和法国要实现统一欧洲的乌托邦梦想，就只能在欧洲的东部寻找新成员国，而这些新成员国多半都是前苏联集团的成员。这样，欧盟东扩就导致欧盟的边界不断向东延伸，越来越接近俄国的边界。被这个乌托邦冲昏头脑的德国和法国领导人完全忘记了，欧盟东扩会警醒俄国，从而加重欧盟对东部成员国的防务义务，而德国自己裁军和缩减军备的战略又取消了欧盟国家的实际国防能力。这种狂妄而昏庸的欧盟国际战略种下了大祸，事实上为普京的霸权主义敞开了大门，创造了乌克兰战争的条件。 二、失败的民主化使俄国恢复霸权主义 如果俄国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尊重邻国的领土主权，没有霸权主义野心，那欧盟东扩并不至于引起欧盟和俄国的冲突。但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一些学者一直对俄罗斯的民主化走向作出错误判断，误以为俄国不会走向霸权主义道路。他们缺乏对俄罗斯的深入了解，以为俄罗斯可以变成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像西欧国家一样值得信任。这种自以为是的幼稚错误之根源是，他们根本不懂，俄罗斯在制度转型中走的是民主化必然失败的道路，而民主化失败就必然复活俄国的霸权主义。 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有两个明显的制度建构层面，即民主化和市场化；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通常被忽略的社会层面，那就是，要顺利完成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社会转型必不可少。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指的是全社会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洗脑是“极权国家”维持统治的基本手段，目的是改变人们在共产党建政之前自然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把老百姓改造成按照共产党意识形态教条来思考、行动的人。如果共产党国家走上了转型道路，人们在共产党时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都必须相应地调整、改变，如果社会转型不顺利，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在所有走过转型道路的共产党国家当中，只有中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实现了社会转型，清理了共产党的价值观，也从中上层排除了大批共产党时代的官僚。而俄罗斯只是在民主化过程中设立了议会，实行了选举，但民众的价值观仍然是共产党时代的，因此叶利钦时代的民主化成果到了普京时代就倒退了。虽然普京时代的选举常被操纵，但俄国民众反复多次地选择普京这样的领导人，根源就在于，多数民众的心目中，苏联时代的自豪感、对强权国家的信任和经济依赖，仍然是左右他们投票行为的内心尺度。所以俄国的民主化是明显失败的，而一个失败了的民主化国家出现民主倒退，就很容易恢复共产党统治时代的对外霸权政策；这种恢复对外霸权的政策，常常还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喝彩。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懂得，为什么普京敢于发动乌克兰战争。 此外，失败的民主化产生了俄国的制度劣势，又进一步深化了俄国精英和民众的自卑感。普京的倒行逆施毕竟在社会上遇到少部分人的反对，因此普京始终清楚地知道，俄国在他的统治下，与那些成功民主化的前苏联集团成员国的制度相比，俄国的制度劣势是非常明显的，经济上落后而毫无希望，政治上只能靠压制，对外则只能展示强权。因此，普京始终有非常强烈的制度自卑感。他对内用不断增强的政治高压来打击反对他的声音，对外对那些试图靠近西欧国家的前苏联集团成员国充满了妒忌、敌意，总想找机会威胁它们，至少把他们的制度优势削弱。俄国之所以恢复霸权主义，是俄国转型失败后出现的制度自卑之下的反应；它非常害怕周边国家的成功让俄罗斯昔日的辉煌沦为彻底的败落，因此就发动了乌克兰战争，而且想进一步威胁其他前苏联集团的成员国。 三、北约内部对俄罗斯的两种立场 德国之所以坚持亲俄、裁军，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虽然德国算是民主国家，但它同时也是世界上热爱马克思主义的“左祸”发源地。因此，德国对共产党制度从来缺乏深刻批判，更不愿面对俄国民主化倒退所造成的霸权主义复活。而北约的西欧成员国则长期以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以为放弃军备就能换来普京的信任与合作，本篇开头引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的话，就是一个注脚。 而另一方面，欧盟和北约的新成员国当中，有一部分是前苏联集团国家，它们在冷战时期曾经纷纷要求民族自主，发生了反对苏联压迫的抗争，却遭到苏军坦克的残酷镇压，比如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都与这些国家结下了血仇。这些经历过苏联军队血腥镇压的欧盟和北约新成员国并不相信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亲俄政策会带来和平，所以不断寻求美军给以象征性保护。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普京一直谎称，北约东扩对俄国是巨大的国家安全威胁，所以他要发动乌克兰战争。但是，所谓的“北约东扩”其实是个虚假命题，因为今天的北约与昔日的北约大相径庭。当西欧国家日益左倾化、逐步走上亲俄道路时，东欧和中欧新加入欧盟的那些国家却很难接受西欧国家的立场，这造成北约内部对俄罗斯的两种立场。 昔日的北约没有价值观上的严重分歧，这里讲的价值观不是民主和专制的区别，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塑造的左派价值观和自由民主国家传统价值观的差异。昔日的北约成员国也尊重美国的领导作用，大家要团结一致维持冷战中的优势，不会多头争夺领导权。而今日的北约内部，西欧国家的左派要反战亲俄，其战力急剧萎缩，实际上放弃了与俄国霸权主义对抗的能力；而苏联解体之后加入北约的原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战略野心保持高度警惕，于是两种价值观一直在打架。 今日北约内部，德国、法国率领西欧左派政府，要按照自己的左派价值观把北约改造成“无牙老虎”，为此试图争夺北约的领导权。而欧盟那些前苏联集团成员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从前苏联集团附庸国的状态加入欧盟，必然会有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在德国无国防的情况下，向美军求援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所谓的“北约东扩”论，其实只不过是美军在前苏联阵营成员国、现在的欧盟新成员国的小规模进驻，其规模根本不构成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只是一种美军应这些国家的要求做出的象征性姿态。 四、“北约脑死”为哪般？ 北约每年会例行地举行峰会，2017年之前北约峰会的主调是讨论乌克兰东部的分裂问题和欧盟东扩问题。在德国和法国的主导下，欧盟不断向东扩容，而防务却越来越松弛。于是出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随着欧盟不断东扩，欧盟的边界越来越接近俄国，俄国的反弹理应唤起欧盟的防务意识；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德国和法国却致力于靠拢俄罗斯，德国等一批西欧国家只剩下了象征性的“吃干饭”军队。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欧盟在防务战略上的判断开始背道而驰。一方面，德国和法国希望在国防开支上不要让俄国有威胁感，因此不断压低军费，但同时又不断采取欧盟东扩的措施，事实上不断制造新的对俄国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国认为，俄国仍然是潜在的威胁。这样，德国和法国就想主导欧盟乃至欧洲的走向，反对美国对俄国保持警戒姿态，又要美军继续为欧盟免费提供军事防卫。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德国和法国的极度自私和狂妄。一方面，德国认为，欧盟东扩提升了德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所以欧盟的亲俄政策不能受美国的干扰；另一方面，德国不愿花必要的军费来维持军力，却要求美国长期为欧盟的国防买单。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曾明确表达，德国不能增加军事开支，钱必须用在经济上。而站在美国纳税人的立场来看，既然德国认为，亲俄政策可以保证欧洲的安全，德国的军力不过是摆个“花架子”，没有军队不像话，真有军力不应该，那美国人为什么还得用自己的税款为欧盟的安全买单？ 正因为如此，川普总统上任后，在2017年和2018年的北约峰会上对德国的上述自私而矛盾的立场提出了批评。川普总统指出，德国已经被俄罗斯控制了，成了俄罗斯的俘虏；德国总理默克尔有钱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却不肯为北约支付足够的军费。川普总统认为，北约的欧盟成员国应该老老实实地按照北约的规定，各国的防务开支必须立即达到其GDP的2%。2017年5月在北约峰会上川普总统说：“目前28个成员国中，有23个国家未能支付其应该支付的份额。这对美国人民及其纳税人是不公平的。” 当北约内部德国和美国杠上后，2019年10月底，支持默克尔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英国《经济学人》专访时说了一番话：北约已经脑死亡，美国独自做战略决策、不与盟友协调……他的意思是，北约内部在战略和政治维度存在着根本分歧，已经不能在认识上就假想敌而统一思想了。马克龙的“北约脑死”论表达了法国、德国不能完全主导北约防务战略的牢骚；但“北约脑死”可以在字面上用到德国和法国领导人身上，他们的亲俄战略确实导致了“北约欧盟成员国脑死”问题。这种“脑死”状态的后果显而易见，乌克兰战争充分证明，川普总统说对了，德国的亲俄、裁军两大战略都造成了这场战争爆发。所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过，德国对乌克兰遭受的战争苦难是有罪的。 五、欧洲从此陷入困境 以乌克兰战争为转折点，本世纪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对抗比上个世纪欧洲大陆两个阵营的冷战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乌克兰战争是二战后欧洲大陆上爆发的第一次战争，上个世纪欧洲的东西方阵营相互对抗40年，始终处于冷战状态，而乌克兰战争却打破了欧洲二战之后70多年的和平，以致于欧洲国家不得不接受欧洲的战争难民。几百万乌克兰难民不得不流亡到欧盟国家，大部分在波兰；就在这困难时刻，欧盟议会却在3月10日通过决议，制裁接收乌克兰难民的波兰和匈牙利，卡住欧盟本应给这两个国家的经费。这表明，左派占大多数的欧洲议会反对欧盟成员国帮助乌克兰难民，西欧国家害怕乌克兰难民进入自己的领土，增加本国的财政负担。这等于是帮普京逼乌克兰投降，欧洲左派议员们撕碎了自己假装的“高大上”面目。 其次，上个世纪欧洲的东西方阵营相对稳定，界限分明，斗志坚定，而这次欧洲的东西方对抗，西方阵营中有的国家要求旗帜鲜明地顶住，而另一些国家则全无斗志，甚至与敌方眉来眼去，使得双方的对抗变得格外复杂。 不管俄乌战争的结局如何，只要德国不放弃绿色能源方针，它改用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为主要能源，将进一步推高德国的能源成本，造成全面通货膨胀；然后德国的制造业成本大幅度上升，让德国在欧洲的“经济皇冠”摇摇欲坠。德国不可能在坚持高成本能源的同时，还有效遏制高通胀、维持高增长和高福利，又保证高军费，它必定要放弃其中的某些选项；很可能，德国将不得不忍受长期的因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带来的经济萧条和社会福利缩水。德国经济一旦进入自己制造的困境，欧盟对经济落后的成员国实行补贴的方针就难以为继，因为出钱的主要是德国，那时德国对这些成员国的号召力也就荡然无存。德国如此，欧盟的西欧各国无不如此。就这样，乌克兰战争将从此撼动欧洲的稳定；这也同时预示着“政治正确”派衰败的开始。 （评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章原出处）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起全球震荡。但欧洲之外最为关注此次战争的地方非台湾莫属。个中因缘，不言自明。但乌克兰事变教训深刻，世界人民，尤其是台湾人民，必当认真考量和参照。不揣冒昧，略述如下。 国际地缘战略 绝不能寄希望于中共 首先，乌克兰事变告诉我们，在国际地缘战略中绝对不能走中间道路，不能立场不坚定，更不能寄希望于中共，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条约和国际义务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绝对不可靠。乌克兰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是造成目前乌克兰大难当头的一个重要因缘。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不少乌克兰的政治精英总是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犹豫不决，立场不坚定，不能定夺之际，就寄希望于一种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摆脱与布鲁塞尔和莫斯科的纠缠，和中共发展一种战略伙伴关系，希望以此来脱离乌克兰的战略困境。这种思维正中中共下怀，因为中共一直寄希望于将乌克兰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中间来，以便孤立与自己争夺全球战略资源或地缘影响的俄罗斯。于是中共顺水推舟，慷慨大方地与乌克兰签署了一系列信誓旦旦的友好条约，包括二○一一年与乌克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条约，和二○一三年底中乌有关“中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核安全保证”的保证书。这是中国直接向俄罗斯挑战，向乌克兰保证，在其受到第三国核威胁的时候，中共向乌克兰提供核保护伞。除了俄国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对乌克兰有核威胁的可能。由此种种，导致乌克兰的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受到这种中共战略保证的误导。 中共也因此获利甚丰。乌克兰长期以来向中共廉价甚至非法提供俄罗斯设计的各种尖端武器，从航空母舰，到重型轰炸机引擎，再到两栖作战气垫登陆艇，以及各种各样的飞弹技术等等，无一不有。多年来，甚至还有好几千名原来苏联训练的乌克兰武器专家受雇于中共的国防工厂和研究机构，为中共的武器现代化服务。不少乌克兰的领袖人物误以为有了中共这个第三条路线的安全保证，有GDP大于俄罗斯近十倍的中国这个战略伙伴，俄罗斯就不敢轻举妄动，中乌友谊合作万古长青。云云。 但是乌克兰现在痛苦地认识到，中共在权衡其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时，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信誓旦旦要支持保护的乌克兰，反而与侵略者沆瀣一气，毫无道德和信义。在乌克兰遭到俄罗斯明目张胆入侵的时候，中共这个战略伙伴总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如此，中共还公开助长俄罗斯的侵略野心，完全听命于莫斯科。在二○一四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中共就抛弃乌克兰，唯命是从于俄罗斯，拒绝向为其制造尖端武器的乌克兰政府付款，而按照莫斯科的命令乖乖地把欠乌克兰的武器钜款付给了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军工厂。这一次俄罗斯全面进攻乌克兰，中共更是毫不犹豫抛弃乌克兰这个战略伙伴，与俄罗斯狼狈为奸，还为其鼓吹打气。台湾人民应该吸取乌克兰这个深刻的教训，不要再相信什么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之类花里胡哨的统战宣传。这只能是自欺欺人。 国防自我独立 绝不能全部仰赖友邦 乌克兰向我们提供的另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就是，一个国家的防务一定要立足于自身而绝对不能百分之百地仰赖于友邦。要向以色列学习，在争取友邦支援的同时，立足于国防独立，推动全民国防动员，为自己的国家独立做出贡献。乌克兰在这次战争中没有得到美国和北约直接的军事参与，美国总统拜登从战争一开始就明确地表明美军不会卷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人民全民觉醒，全民抗战，进行了英勇不屈的反抗。虽然代价惨重，但是这种自我防务，免于亡国的经验和国民意识受到举世瞩目。我想这次战争之后，乌克兰一定会更加立足于国防的自我独立。 实际上只有在一个国家能够同仇敌忾，献身于自我防务之时，国际军事支援才有意义，才有源源不断地到来。不管这个国家是大还是小，它最终都会获取无穷的国民力量，也会因此而得到国际友邦的支持。如果自己都对自己的防务缺乏全面的自主投入和全民动员，那么国际社会就难于提供实质性的援助。如果乌克兰这一次没有展现出如此坚强的全民抵抗决心，美国和北约也不会在防御条约范畴之外提供如此实质性的协助，来挫败俄罗斯的军事侵略计划。对于俄罗斯来讲，也不至于在乌克兰的战事如此地停滞不前，陷入战略胶著。 失败主义、投降主义 绝对没有前途 乌克兰事变也深刻地启示我们，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绝对没有前途。乌克兰之所以成为世界抵御侵略的模范和榜样，而振奋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民众，是因为面对有绝对军事政治和经济优势的侵略者，没有表示丝毫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情绪。因为他们认识到国际国内道义和勇气的力量，也认识到侵略者内部的巨大矛盾和弱点。 大国有大国的优势，大国也有大国的矛盾和困境。而大国的矛盾与困境，往往比受侵略小国的矛盾和困境成比例地庞大。历史上发动侵略战争的强国大国，像沙皇帝国，像纳粹德国，往往都是因为自己在尖锐的内部矛盾下发动战争而垮台。所以有强大武器的侵略国家一旦发动战争，往往会导致侵略者内部问题激化和国际反侵略力量的迅速集聚。对于像中共这样万分恐惧其人民造反，防民之口之行胜于国防和国际观瞻，满处是饱藏戒心和饱受凌辱的邻国与多个伸张正义的世界强国，且无为之肝胆相照，出兵出力配合侵略的狼狈之辈，完全没有道理无端散布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乌克兰人告诉世界，战前言败言和，必败无疑。 侵略者理论偏激危害 必须坚决抵制 最后，乌克兰事变也揭示侵略者理论认知的偏激和危害，必须坚决抵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仅其打法残酷，更重要的是其推动这种侵略行为的理论非常荒唐和无理。按照中共话语来讲，就是普京搞的是历史虚无主义，也就是对历史公然的窜改和捏造。普京总统一直认为在原苏联统治下的加盟共和国统统没有所谓独立的民族性和国家意识，也就是Nationhood。他不仅认为乌克兰这个国家独立的民族意识是莫须有的，是苏联帝国统治时造成一种幻觉，在两、三年以前他也对哈萨克说过同样的话，认为在苏联垮台之前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哈萨克独立的民族性。这是他入侵乌克兰一个最大的理论基础，和中共彻底否定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几十年来独立发展起来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我想中共侵犯台湾一个最大的理论基础，就是完全否认台湾人民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早已是独立于中国大陆专制独裁生活方式的这个基本事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不去掉，世界上的未来战争是会连绵不断的。 （作者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担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现为哈德逊研究所及2049计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全文转自自由时报）
中共二十大前，有关中南海高层换届，谁进谁退的话题正热。但鲜有人关注：谁将接替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王岐山本来在习近平第一任期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书记，掌管反腐，为习清洗政敌，拿下大批以江派为主的高官，甚至直逼坊间认为最腐败的江泽民和曾庆红。 当时外界传说习、王二人早年当知青时曾同盖一床被，以致后来结成政治盟友，王岐山对习的重要性甚至高于中共二号人物、总理李克强，一时号称“习王体制”。 不过，留任呼声颇高的王岐山，在中共十九大上退任常委和中纪委书记。在2018年3月，王岐山接替比他还要年少两岁的李源潮出任国家副主席，成为1998年以来首个没有任何中共党内职务的国家副主席，官方排名在七常委之后，被称为“第八常委”。 王岐山的特殊任职模式 王岐山就任国家副主席打破了职务惯例。 根据现行中共宪法规定，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使主席的部分职权；在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副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大开会补选。 中共国家副主席职务主要负责的是礼仪性外交工作，至于拥有实权与否则要取决于担任者在党内的地位和职务。 1954年起，首任中共国家副主席是朱德。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失势下台，当时两位副主席宋庆龄和董必武没有按宪法规定继任主席，只是名义上代行权力。1975年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1982年重新恢复。2018年中共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限制，但没有增加任何权力。 一般认为，中共的国家副主席职务惯例成形，是从1998年开始，历届有5名国家副主席，分别为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李源潮和王岐山。 其中，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三任国家副主席因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三职而握有实权。另外，胡锦涛、习近平作为“储君”，在其国家副主席任期后半段兼任军委副主席，随后接任党魁。 2013年李源潮任国家副主席，他只是政治局委员，且中央党校校长一职另由刘云山出任。 无党职的王岐山任国家副主席，则彻底打破过去20年来的人事惯例。 王岐山接班人的四种可能 中共国家副主席是名义上的习近平副手，下届会由谁担任？也就是说，谁会接替王岐山？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如果今年68岁的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获三连任，中共所谓的“七上八下”的高层任职潜规则（67岁可上，68岁要下），等同变成废纸。但1948年7月生的王岐山，毕竟到明年3月已超过74岁，他又并非习近平，不太可能续任。 第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中共二十大有习近平接班人出现，此人可能走胡锦涛和习近平当年的模式，担任政治局常委兼国家副主席，并备位二十一大接班。 换句话说，习近平是否真的规划终身执政，就看中共二十大是否有接班人浮出。观察重点就是，若下一任国家副主席能够同时担任政治局常委，且年龄在60岁左右，外界便可大胆想像了。 第二种可能，再度由握有实权的政治局常委担任，就是曾庆红模式。这种情况可能由刘鹤升任，或是栗战书担任。但栗战书明年已72岁，有点老，而且据说他喝酒较多，身体不好。 这种模式可能性不大，因为习近平还会继续强化集权，不可能容忍副手是握有实权的政治局常委。 第三种可能就是李源潮模式，再次由一名政治局委员担任国家副主席，刘鹤、陈希这两名习的亲信都有可能。至于传闻不获习近平喜欢的胡春华，如果无法入常，也有可能走李源潮模式，接替王岐山。 第四种可能是继续走王岐山模式，将现在其中一名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解除党务后成为习的副手，失去实权后，自然对习毫无威胁，这种情况，李克强、汪洋、韩正、刘鹤都有些可能，但韩正的江派背景可能是障碍，李克强和习近平不和已久，可能自己选择全退。 王岐山口服心不服 王岐山在2017年十九大和次年的两会之间，出现诡异的一去一回的仕途安排，其内情早被认为涉及中南海一场政治交易。据信，习近平为在十九大上确保定于一尊地位，以及为在次年修宪破除连任限制，下令王歧山收兵，解除“兵权”。本来王岐山可以抓捕大小“虎王”江泽民和曾庆红，结果功亏一篑。 王岐山在过去五年实际上已逐步被边缘化。与美国政商界密切，对中国政治经济治理还颇有一套的他，在中美大打贸易战期间，并未起什么作用。只是不时在国内国外走走看看，放放空话。 王岐山疑似因心理落差大，曾数度公开抱怨。 2019年1月23日，在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年会上，王岐山致辞时按中共惯例照著演讲稿念，并调侃称，“读稿子的人就是低头念完就算了。” 2019年7月1日在中南海会见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时，王岐山再声称，自己的工作性质是“做一点礼仪性外交”。 2021年4月20日，王岐山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称自己是“临时主持人”，只是为习近平的致辞“报幕”。 不仅如此，这两年习近平和王岐山关系破裂的迹象显现。 2020年，与王岐山密切的红二代任志强因批习被捕、判重刑，其中纪委旧部董宏也落马。2021年初，与王岐山渊源甚深的海航集团宣布破产，被政府接管，意味著这一原属王岐山家族的利益地盘被习近平接手。 特别是中共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今年1月28日被判死缓，官方指其贪近5亿，涉贪的轨迹则紧随王岐山在海南、北京以及中纪委任上，不难想像对王岐山有所敲打。 经历了这么多，王岐山表面上还对习近平歌功颂德，三呼万岁。 据中共官媒报导，今年3月5日下午，王岐山参加他所在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由副总理胡春华陪同。 王岐山在这次会上吹捧确立习近平核心地位和习思想“指导地位”的所谓“两个确立”，称这是中共的“最大底气”，云云。 2021中共全国两会，当时就传与习近平不和的王岐山，也在参加湖南代表团会议发言中至少八次提到习近平，称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等等。 中共既有内斗传统，也有两面派传统。那些出位表忠者，未必出于本心忠诚，或是口服心不服，或是口蜜腹剑。从党鞭地位跌落还被习敲打的王岐山，应该也一样。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