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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7 日
最近在海外，關於中國高層政治未來演變的討論中，政變這個詞出現的頻率增加了不少。許多人希望習近平混不下去，而其中的一個猜測就是，會不會發生政變。但是，往往這樣的猜測都「剎車」在政變這兩個字上，因為究竟中共內部怎樣才會發生政變，似乎是個謎。本文就來梳理中共建政以來經歷過的政變。中共內部發生政變，實有先例；而影響政變成敗的因素其實很簡單，就是誰掌管槍。 一、習近平上台前周永康的未遂政變 最近的一次中共高層權力衝突發生在2012年3月19日，那時習近平還未上任。當時，對武警部隊有指揮權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曾動用武警，似有政變企圖，但陰謀被內部人舉報；胡錦濤調動38軍包圍了中央政法委的幾處辦公地點。據中國的媒體事後介紹，當時給38軍下達的任務是，「粉碎陰謀分子軍事政變」。事後周永康被逮捕下獄，引發了一波周派人馬的大抓捕。 武警部隊並非是只持有輕武器的警察，而是准軍事部隊。1995年5月3日中國國務院和中央軍委下發了國發（1995）5號文件，宣布《關於調整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領導管理體制的決定》，規定「武警部隊屬於國務院編製序列，由國務院、中央軍委雙重領導」；「武警總部接受公安部的領導和指揮，總隊及其以下武警部隊接受同級公安部門的領導」。 這樣，武警部隊的指揮權就變成了以公安部門為第一指揮者，中央軍委只負責武警的組織編製、幹部管理、訓練等；武警部隊的日常任務、規模和編製定額、指揮、經費物資保障等，均由公安部門決定。1996年10月中央軍委先後將陸軍的14個乙種步兵師劃歸武警部隊序列，編為武警內衛部隊機動師，直屬武警總部指揮和管理。而在中央政府這個層級，直接指揮武警部隊的便是周永康，這也是周永康2012年得以調動武警部隊的原因。 2012年的那次「3·19」事件只是場未遂政變，其之所以發生，是中共的部分軍隊出現了雙重指揮權。這也是習近平上任後改變軍隊體制、重新抓住軍權的原因。習近平隨後清洗了軍隊的主要將領，改變了中共長期以來由總參謀長和總政主任掌握軍隊核心權力的雙頭體制，取消了原來的總參、總政、總後和總裝四個軍委內設總部，把軍委各總部的二級部編成16個分管部門，各自直屬「軍委聯合指揮部」。在這個過程中，習近平也撤銷了「武警部隊」這相對獨立的軍種。 歷史上，中共的軍委主席對軍隊的管控是虛的，軍委主席不負責軍隊日常運轉的維持，只通過總參謀長和總政主任這兩個人的個人效忠來掌握軍隊；習近平則把軍委主席變成實際掌控軍隊日常運轉的職位，通過「軍委聯合指揮部辦公室」，直接把軍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裡。 二、毛澤東死後華國鋒的成功政變 中共建政後，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政變，就是抓捕「四人幫」。之所以要秘密抓捕，是因為會議上不佔多數；但抓了黨內高層里對立面的主要人物，就政變成功了。 據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2010年在《領導文萃》第5期發表的《胡耀邦與華國鋒》一文披露，華國鋒曾同胡耀邦有兩次長談，1977年12月談話的主要內容是關於這場政變的起因。華國鋒說，「採用什麼辦法，開全會，不行，輿論工具掌握在他們手上……只有把他們抓起來。」 范碩的《王震眼中的葉劍英》一文則寫道：當時對軍隊尚有控制力的葉劍英事先要王震多次去陳雲那裡通報意圖。陳雲反覆考慮後，直接與葉劍英面談，陳雲認為，可供選擇的只有兩種辦法：一是召開中共10屆3中全會，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幫」搞下去；另一個是採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幫」抓起來。 而葉永烈的《他影響了中國——陳雲全傳》補充了一個重要細節：陳雲在家裡反覆研究了十屆中央委員會的名單，算來算去，覺得通過召開中共十屆三中全會，讓與會人員舉手投票，從而實現政治上打倒「四人幫」的目的，並沒有完全的把握。葉劍英是主張武力解決的，當陳雲得知葉劍英的堅定態度後，便明確表示贊同，並且說，這場鬥爭不可避免。 顯然，當時能代表軍方意見的葉劍英，是這場政變幕後的主要決策者，而掌控中央警衛大權的汪東興，則是政變的重要執行者。為什麼陳雲這個當時中共高層里資格最深的元老，卻不能直接參与政變的組織和指揮？道理很簡單，他是文官，指揮不了軍隊。 葉劍英下了決心，華國鋒就得到了軍隊的支持，政變便得以成功。所以，能夠實際掌控軍隊的軍方主要人物，其實是這場政變的關鍵；反過來，如果葉劍英反對政變，那華國鋒和汪東興就不敢動，否則就面臨與軍隊對抗的危險。這種情況說明，如果沒有軍方實際控制者的默許，最高領導人若單純動用中央警衛局的權力來實施政變，就可能面臨內戰。 三、首長警衛抓首長 中共高官身邊都有警衛，要有效抓捕其中的某些人，警衛這一關是饒不過去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共為高層人員提供的警衛制度，恰恰就隱伏著政治局委員以上的國家級、副國級高官被隨時抓捕的可能性。 前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是唯一組織過成功的秘密政變的，毛澤東死後，華國鋒按照毛澤東的意願，繼承了中共的最高權力，然後馬上就發動了抓捕毛派高層骨幹（「四人幫」）的政變。為什麼如此輕而易舉？華國鋒去世前，曾談到過中共高層警衛制度在政變中的作用。 2005年1月12日上午，曾多次探望華國鋒的長沙市委秘書長蔣新祺又一次到華國鋒家裡，華國鋒與蔣談到30年前抓「四人幫」的經過時，介紹了中共的高層警衛制度：「我們的警衛制度是統一領導，警衛員只負責首長安全，其餘都要聽警衛局的。當首長的指示與警衛局指示相矛盾時，必須無條件執行警衛局的命令。首長外出，警衛員要每天向警衛局報告首長的安全及行蹤。開會時，警衛員把首長護送到會議地點，第一件事就是向駐會警衛交槍，存放起來，首長開完會再來領槍」。這段話曝露了那場政變成功的秘辛。 首先，首長的警衛們並不是無條件聽從他們奉命保護的首長所下達的指令；相反，警衛們必須無條件地優先執行他們的上級領導中央警衛局的命令。如果警衛局下令抓捕他們原來要保護的首長，那警衛們的槍就會毫不猶豫地對準這個首長。 其次，高官警衛們除了奉命保護自己負責的首長之外，也每天要向警衛局報告這首長的行蹤；換句話講，這樣的報告制度同時也就是，通過貼身警衛，隨時對那些受到保護的高官實行監控，那些高官其實並沒有行動自由。 再次，高官們離開住所或辦公室，到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釣魚台、玉泉山或京西賓館這些高層開會的場所，他們的隨身警衛必須在會議地點交出手槍，留在警衛休息室待命。而高官們在會場里的命運，其實是由中央警衛局的會場警衛們掌握的。所以，如果在這些會場里發動政變，是可能抓捕高層中的某些人的；但只有能指揮中央警衛局的最高領導人才做得到，他如果下令讓警衛局抓捕其他高官，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中共高層警衛制度的這三個特點說明，中共高層人員的人身安全，其實隨時都掌握在最高領導人的手心裡。這些特點迄今未變。 四、「管槍的」和「管紙的」，誰都能政變？ 中共高層如果發生政變，必然是用槍來說話的，根本不會讓中央委員或政治局委員們事先投票，來決定是否要秘密抓捕高層的某個人或幾個人。如果有抓捕行動，從來是先秘密抓捕，事後開個會，形式上讓中央委員或政治局委員舉手贊成。開會時大局底定，如果有政治局委員挺身而出反對抓人，那他可能就是下一個被抓的。 因此，談到中共高層的政變，就必須搞清楚，誰能夠抓誰。這答案既清楚又簡單，當然是「管槍的」抓「管紙的」，而不是「管紙的」抓「管槍的」。所謂「管槍的」，就是軍權在手的高層成員；所謂「管紙的」，就是其他的那些高層成員，他們的權力只不過是在文件上籤個同意之類，他手頭不但沒有槍，而且別人掌管的槍就頂在他背後。 「管槍的」是掌握軍權的人，如果黨魁同時有效地掌控了軍權，又控制了中央警衛局的指揮權，他就是唯一的「管槍的」；剩下的那些「不能管槍的」高層成員，他們就只有「管紙的」資格，也只有被政變的可能。 中共高層成員中，除了掌握軍權的最高領導人之外，其他人的個人行動、保健和通信聯絡，隨時都處在被監控狀態。政治局常委之間的電話被監聽，手機不許用，出門有警衛秘書貼身監視。所以，最高領導人可以掌握其他高層人員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誰想充當習近平的政敵，習近平一清二楚，隨時可以應付。對習近平以外的政治局成員而言，這就是「別人掌管的槍就頂在自己的背後」。若以為這些高層人員可以互相聯繫、拜訪或者隨意通內部電話，那都是瞎猜。 五、習近平四換中央警衛局長 正因為掌控警衛局對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如此重要，所以，不管中共的領導模式是集體領導還是個人專權，每換一個最高領導人，就會把前任留下的警衛局長換掉。習近平則換得更勤，七年里換了四次，但似乎與防止政變無關。 習近平上任時，中央中央辦公廳警衛局長是胡錦濤時代提拔起來的曹清，習近平一直等到上任兩年後才找到一個機會，通過警衛局使用習近平專機從非洲走私象牙這件事，先透消息給《紐約時報》和BBC，借外媒曝光了此事，然後調走曹清，讓他改任北京軍區副司令。 接下來，習近平讓曹清的副手、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王少軍接任局長。過了幾年，2020年11月，習近平調駐福建漳州的陸軍第31集團軍91師政委陳登鋁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到了2021年7月，再調北部戰區陸軍副參謀長周洪許接任中央警衛局局長，撤掉了王少軍的職務。但今年1月初，王少軍又被習近平安排回任，重新擔任警衛局局長。 習近平之所以如此仔細地反覆安排警衛局長的人選，可能有這樣一些因素。 其一，習近平對原來從副局長升上來的警衛局長王少軍，總是有點不放心，想換從野戰軍調過來的軍官。野戰軍的軍官一下子調到御林軍這個中樞位置，其本人從來不敢想過，所以會感恩戴德，對習近平就言聽計從。 其二，雖然這樣的野戰軍軍官事先也反覆考評過，但他們習慣在基層部隊指揮，頭腦比較簡單，一旦到了中央警衛局局長這個任務非常複雜的中樞位置，很多事情和任務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這些野戰軍軍官會很不適應。 其三，中央警衛局局長的職位一向是從內部拔擢，那樣的人對警衛業務比較熟悉；同時，對多年的部下非常了解，指揮靈便。然而，調野戰軍軍官來擔任警衛局長，警衛局的中層幹部會不服氣，因此也會暗中掣肘，讓新局長指揮不靈。所以，習近平最後還是只好把撤了職的老局長重新找回來，不過，經過這一番撤任和復任，王少軍多少會乖巧一些了。 隨著最近中共高層的北戴河度假期開始，中共政變論的焦點又轉移到了那裡。其實，北戴河的警衛制度與北京一樣，如何去指望李克強策劃和實施政變呢？ 東亞國家當中，倒是有一個政變中刺殺成功、但事後政變失敗的案例。那就是，1979年10月26日，韓國的中央情報部長金載圭在安井洞的特務機關里舉辦的私宴場合，開槍打死了威權總統朴正熙，死者即後來的韓國總統朴槿惠的父親。刺殺後，因軍方不配合金載圭策劃的政變，他被判了絞刑。韓國有一部政治歷史電視劇《第五共和國》，開頭三集就是這場政變成而又敗的經過。這可以算是了解政變的一個參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6月10日凌晨，唐山幾個流氓混混在一個燒烤店當眾猥褻年輕女孩子遭拒後，惱羞成怒將女孩拖出店外拳腳相加、圍毆暴打的視頻傳遍網路，成為網民關注的焦點。此視頻傳播速度和民眾對事件的關注度極高，在中共的網管猝不及防之下，相關信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擴散開來，登上了熱搜頭條。 這樣的事情在中共自問自答「中國為什麼這麼安全」中，超越了審查與管控成為熱點，熱得一發不可收拾。這當然是中共暴政不願看到的，無論是中共中央高官，還是地方基層小吏。如今，人民用中共當年自問自答的題目來質問中共：「中國為什麼這麼安全？連吃個夜宵都會被流氓猥褻，慘遭當眾毆打。」你中共當年準備好的答案肯定用不上了，何不給人民一個清楚的新答案？！ 到目前為止，事情發生已經十天有餘，仍有很多人將此類事情歸結於「黑社會猖獗」，此言差矣，謬也。在共產黨壟斷一切權力與資源的淪陷區，什麼事情的發生會與共產黨的專制統治沒有關係？!好事情都是共產黨「領導有方」，壞事情就不是「共產黨領導得好」，而變成「黑社會猖獗」了？這符合邏輯嗎？ 試問，沒有中國共產黨如此這般的領導，黑社會是怎麼猖獗起來的？中共賴以生存的爪牙之一 — 公安部門，本身就是專制暴政權力的延伸。沒有他們與黑社會沆瀣一氣、狼狽為奸，甚至直接權力尋租、公然交易，那些流氓混混怎能成為危害一方的惡霸、欺壓百姓的地頭蛇？！淪陷區內，全國各地的公安局、派出所哪個不是流氓黑社會的保護傘？！靠著向黑社會、各種會所、妓院……收保護費，為公安局、派出所個人創收。那些打算開辦會所或者舞廳的人，事先要與分管該地區的公安商量好了給他們多少乾股、怎樣分成……，達成協議後才開始裝修開業。這些會所會為提供保護的乾股股東 — 公安局長或者隊長們準備好專門的房間，供其隨時享用。 早在二十年前，山東臨沂市西城區派出所一個所長的位置，要向市公安局行賄幾百萬才能拿到，當時還是劉傑當局長。如今，據說交易早已是天價了。不過無論價格怎樣暴漲，這樣的買賣總是穩賺不賠。記得九十年代，百姓有句順口溜：「公檢法，國地稅，三陪女，黑社會」。其中，「三陪女」被歸為「新四害」實在是太冤了。 實際上，在中共淪陷區根本沒有唐山與佛山之分，也沒有杭州與天水之別，只有惡事是否在陰差陽錯之下被爆了出來，成為人民關注的熱點之分。 反觀歷史，每當這類惡事發生時，中共總是站在邪惡一邊，把當事人嚴密控制起來，使得他們發不出任何聲音；同時刪帖封號掩蓋真相，通過「喉舌」放出所謂「正在調查處理」的假信息欺騙人民；實際做的卻是不斷地銷毀證據，打壓敢於仗義執言者。多年前，湖北巴東的鄧玉嬌案如此，北京的雷洋被「嫖娼」案如此，徐州八孩「鐵鏈女」案如此，正在發生的唐山群毆女子案也不會例外。 此時，與其指望黑社會的保護傘 — 中共公安去打擊黑社會，還不如讓狼幫你看好羊。因為，狼看羊誰都知道意味著什麼，而且遠沒有讓黑社會的保護傘打擊黑社會那麼具有欺騙性。讓善良人對邪惡抱有希望的危害性有多大，對有常識的人來說，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總之，有位網友說得好：「不怕黑社會，就怕社會黑。」中共淪陷區一切不公與邪惡的根源在於制度，共產專制制度不除，類似於唐山流氓打人事件、徐州「鐵鏈女」事件，以及類似雷洋、曹順利等人的惡性事件還會不斷發生。只要中共存在一天，這些事情就別想得到解決，而只會不斷地在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形式，發生在生活於中共淪陷區的不同人的身上。 若不從長計議結束共產暴政，不僅是今天中共淪陷區居民，連同其子孫後代也難以倖免。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實行個人專權，而中共內部對習近平不滿的人非常多，主要的決定因素是利益對立。共產黨政權出現個人專權並非偶然現象，而是會反覆發生。中共和蘇共的歷史證明，共產黨政權的高層權力格局會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專權之間有規律地擺動，其關鍵原因是共產黨的政治經濟需要在不同歷史階段會發生變化。中國再也不具備回到集體領導模式的政治經濟環境，而集體領導與個人專權一樣，其實都是對國人和黨內的專制統治。 一、外媒議論習近平連任問題 過去這一年來，習近平是否遭到中共內部反習派的抵制，他能否在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連任，是一個各國媒體經常討論的話題。6月2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習近平禁止在共產黨內部發牢騷（Xi Jinping Bans Grumbling inside the Communist Party）》，再次挑起了這個話題，還被不少英文媒體提及。 《經濟學人》的文章認為，習近平對黨內批評他的人加強管控，這不代表習近平將面臨反習派的反擊與政變，但反習派的阻撓可能影響習近平的連任。這是個似是而非的說法，因為反習派在中共的體制內是否能影響習近平的連任，其關鍵在於，反習派有多大的政治能量？不清楚這個問題，就無法理解現在中共內部的政治摩擦。 中共內部討厭習近平的人確實占很大一部分，是不是這些人就可以一人一票，在黨內會議上把習近平推下台呢？這涉及到中共高層的內部監管制度。共產黨的統治之所以被稱為專制制度，它不僅對民眾是專制的，它對黨內也是專制的。 專制制度下，中共什麼時候是數著投票票數來確定重大人事的呢？從來沒有過。中共只允許有監控的投票，中共的黨代會、人代會都是如此；同時，中共根本不容許公開、透明的黨職或公職競選。在候選人由高層指定，黨代會或中央委員會會議的與會代表言行又受到嚴密監控的情況下，如果某高層成員在會議上站出來舉手一呼，一幫人跟著喊，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就會被奪走嗎？那是在編故事。在共產黨掌權的中國，這從來就不是史實，也不是現實。 《經濟學人》的上述文章還認為，習近平對抗黨內的反對聲音，等同於拔掉黨內抒發異議的安全閥，這些沒有管道傾瀉的異議壓力不會消失，將威脅著習近平的下一任期。這種看法似乎覺得，中共內部不同立場的派系可以讓不同觀點得到表達，有利於中共的統治。這種看法是錯誤地把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制衡套用到了共產黨制度上去了，共產黨的黨內監控一向是它的傳統，而要求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聽從最高領導，更是中共一貫的黨紀。 二、誰是習近平的黨內對立面？ 究竟中共內部的反習派是些什麼人，他們和習近平之間的爭鬥到底為了什麼？ 當下，中共內部對習近平不滿的人非常多，主要的決定因素是利益對立；而單純出於理念上反對習近平個人集權的人數並不多，這是習近平上任後打擊腐敗造成的。涉及腐敗、喜歡腐敗的幹部，占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各級幹部的大多數，這些人都討厭習近平。他們很難串聯橫向地搞地下組織活動，多半只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背地裡發牢騷而已。他們不敢公開活動，是因為各人都有腐敗案底，私下發牢騷是擔心遭到整肅；而不敢公開活動去反對習近平，還是因為害怕整肅。 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對中共內部的言論管控越來越嚴厲。他不但在管控現職幹部的言行，而且也管控退休幹部的言行。5月中旬，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一個文件，即《關於加強新時代離退休幹部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要求離退休幹部對黨忠誠、聽黨指揮。這個文件顯然是在約束中共離退休幹部的言行。 實際上，絕大多數反對習近平的中共幹部都敵視民主制度，他們只是在利益問題上和習近平對立而已。喜歡腐敗的幹部雖然討厭習近平，但心裡很明白，共產黨的統治才是他們發財的制度保障。在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就一直如此，他們討厭習近平是要保住自己撈到的利益，不是討厭共產黨制度。 三、共產黨的個人專權時代和集體領導時代之異同 針對習近平的個人專權，中國國內和國外都有一種懷念集體領導時代的說法。是不是共產黨的集體領導就比個人專權好一些呢？這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對比一下。 首先，共產黨的集體領導模式並不是沒有最高領導人，集體領導當中的最高領導人仍然擁有對其他高層人員生殺予奪的權力；只是在集體領導時代，最高領導人使用這種權力比較少一點而已。江澤民打擊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長陳希同，胡錦濤打擊政治局委員、上海市長陳良宇，就是最高領導人處罰不順從的高層人員的典型案例。而從社會鎮壓的角度來看，集體領導之下，對民眾的大規模鎮壓同樣會發生，「六四」屠殺便是中共元老們「集體領導」的結果。 其次，集體領導模式和個人專權模式與民主都毫無關係。集體領導模式是中共高層集體對全社會和黨內的各層級實行專制；其領袖的個人專權則是他一個人對全黨和全社會專制。這兩種模式都是專制，並沒有民主或不民主之分。 再次，對個人專權和集體領導這兩種模式的差別，感受最深的是官場中人。在集體領導下，官員們可以各自跟隨不同的上級，而這些上級最後都跟到政治局常委的不同人那裡去，一旦下級需要保護時，可以求助於自己一直以來巴結逢迎的「靠山」；但在個人專權狀態下，官員們的絕大多數都無法直接和最高領導人建立關係，只能聽命於高層，個人的迴旋餘地很小，犯錯倒霉時就沒有保護傘了。 最後，個人專權模式和集體領導模式各自服務於共產黨領導人不同時期的掌權目標，而這樣的目標最終會體現在經濟方面。從民眾的角度去體會，大體上可以說，在集體領導的時代，共產黨的政策會讓民眾感覺生活上舒適一些，比如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和中國的胡趙時代、江胡時代就是這樣。儘管如此，在集體領導模式之下，90年代後期朱鎔基曾迫使幾千萬國企員工下崗，逼他們艱難度日，但這段歲月已經被年輕一代忘卻了。而在個人專權時代，比如斯大林時代、毛澤東時代、戈爾巴喬夫時代和習近平時代，民眾的生活往往會比較艱困。 那麼，是不是共產黨的個人專權模式可以隨時轉換成集體領導模式呢？要回答這個疑問，就必須理解這兩種模式的生成原因。 四、習近平的個人專權是偶然現象嗎？ 共產黨政權出現個人專權，是一種偶然現象，還是會反覆發生？我分析中共和蘇共的歷史之後發現，共產黨政權的高層權力格局只有個人專權和集體領導兩種模式；而有趣的是，高層權力格局會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專權之間有規律地擺動，在蘇聯和中國都是如此。我給這種規律起了個名稱，即「鐘擺現象」。意思是，共產黨政權的高層權力格局一般都是先集體領導，然後個人集權；再集體領導，最後又個人集權。 這個「鐘擺現象」證明，共產黨政權高層的權力格局會在個人專權和集體領導兩種模式之間擺動，從一端擺向另一端。這種擺動並不是隨意的，它有明顯的規律；既然是有規律的政治現象，它就不是反常現象，是可以預判的。這種規律的重點不是習近平的個人專權如何不好；重點在於，在什麼樣的政治經濟背景下，共產黨政權高層的權力格局會發生改變，這個「鐘擺」為什麼會在某個時候「擺動」。 共產黨建立政權初期都是集體領導，蘇共在列寧時代，中共和朝鮮在50年代初期都是如此，這是高層權力格局的第一階段；到了第二階段，高層的政治氣氛決定了最高領導人容不得對自己的批評，清洗有不同意見的高層成員便成為常態，再通過推動個人崇拜，形成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個人獨裁；第三階段，獨裁者死後，又重回集體領導；第四階段，由於集體領導階段造成的政治經濟困境，最高領導人再度重新建立個人專權。 「鐘擺」「擺動」時，當然會發生權力鬥爭。但更大程度上，這種「擺動」與共產黨的統治需要有密切關係。 五、共產黨統治需要的階段性變化 蘇共和中共之所以出現同樣的「鐘擺」現象，最根本的原因是，這兩個政權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都出現了相似的政治經濟需要。 蘇共和中共從當政之初的集體領導向個人獨裁轉變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急於完成工業化，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同時把民眾的生活降到最低限度，還要打擊黨內為民請願的官員，消滅任何不同聲音，於是一種依靠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和大範圍政治清洗的統治模式就建立起來了。這是政治高壓最大、經濟成本最低的統治模式。 從個人獨裁到集體領導轉變，則是因為個人威權的最高領導者死後出現權力真空，為穩定政局，接班人通常會恢復集體領導模式，讓最高層的領導集體分享權力；同時通過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來贏得民心，再花錢買政治安定，包括允許腐敗來換取官員們效忠。這種局面一段時期內似乎可以長期穩定下去，這是共產黨政權的一種「高成本統治模式」。 集體領導是否再向個人集權轉變，其觸因是，「花錢買穩定」會消耗當局掌控的經濟資源。「高成本統治模式」快要耗盡當局的經濟資源時，可能會倒逼集權。而集體領導模式之下，通常會有部分高層人員抵制改革，胡趙時代、戈爾巴喬夫時代都是如此；集體領導模式也必然阻撓反腐敗。這兩種抵制的根源都是掌權的利益集團反對不利於自己的變化。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戈爾巴喬夫因為推動政治、經濟改革受阻，就改變了蘇共的集體領導模式，實行了總統制，集大權於一身。戈爾巴喬夫之所以急於改變蘇共的政治經濟現狀，是因為蘇聯過去幾十年盤剝民眾積累起來的經濟資源，被勃列日涅夫時代「花錢買穩定」用光了，處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狀態下的戈爾巴喬夫沒辦法再繼續「花錢買穩定」。 習近平上任前，高層權力鬥爭已經爆發，上台後他為了應付權力鬥爭而開始集權，又因為反腐敗受阻，最後走上了恢復個人集權的道路。這是當時的情勢，但習近平後來的作為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江胡時代對貪官的「放貪買平安」方針，掏空了中國經濟。因此，習近平對官場的管控便越收越緊，在這點上，貪官們和習近平永遠是對立的。 六、中國可能重回江胡時代嗎？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經說過，「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這句哲理所包含的意思是，河中的水在不斷流動、更新，如同萬物流變、無物常駐一般。事實上，希望習近平時代的中國重新回到江胡時代或胡趙時代，仿如刻舟求劍。 習近平的統治和趙紫陽時代、胡錦濤時代其實不可比，因為各自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趙紫陽時代中共的腐敗才初步出現一些苗頭，經濟還有發展的空間。胡錦濤時代則經濟發展的空間被差不多用盡了，同時，中共的全面腐敗讓各級官員積累了巨額財產；這些數以萬億計的貪官資產開始向國外轉移，以求安全。 而習近平上任後，因為權力鬥爭的需要而打擊腐敗，範圍越來越大，各級貪官的不安全感日益上升，便加快對國外轉移資產，並且辦理家族成員的國外身份，以便必要時逃之夭夭。到2015年，中共貪官們向國外轉移資產已累積上萬億美金，動搖了中共的外匯儲備，也讓習近平感受到了中共統治的內在危險性，於是他又進一步堵死官員們出逃之門。這個過程和他的個人專權的形成是同步的。 在習近平的個人專權之下，除非他本人想退隱，否則，沒有人能夠真的去成功地發動政變。雖然習近平在黨內、黨外都有大量政敵，但這種局面並不等於習近平就一定會倒在政敵手裡。關鍵在於，習近平的政敵有沒有活動能力和活動空間，習近平不斷強化政治高壓，就是試圖消滅潛在政敵的活動能力和活動空間。關於這個問題，我會另外寫一篇文章來分析。 當然，習近平如果身體不行了，中國政治完全可能大翻盤。共產黨政權的個人專權領導人一旦撒手，通常會發生接班人危機，那個時刻將是權力鬥爭交火的觸發點，這是共產黨政權的一個致命弱點。共產黨國家的專制獨裁者死後，最高權力的交班、接班往往伴隨著腥風血雨。不僅如此，共產黨國家的專制獨裁者死後，往往還遭到昔日下屬的批判，而黨國的大政方針也經常因此發生改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最近小動作不斷。軍機繞台已經不太受關注了，每天繞來繞去的，有點兒像狼來了的故事，人們漸漸地就麻木了。繼續浪費汽油的性價比越來越低。可能也不算浪費，就是把在內地上空的訓練挪到了台灣海峽。反正也要浪費汽油，那就增加點兒真實現場感覺吧。比那種導演設計好造假的演習，效果略微好那麼一點兒。 最近離中共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越來越近了。又據媒體觀察，小習書記的違規連任越來越懸了。怎麼辦？這是個列寧同志提出的問題，難倒了小習同志。習書記的謀士們不都是傻瓜，很可能已經給他找到了解決難題的辦法：或者發動政變掃除一切反動派，這個有些名不正，言不順；或者發動一場戰爭，這個名正言順。這種找死的節奏正是咱們習書記所需要的，他就偷著樂吧。 大家對浪費汽油已經麻木了。那就上點兒新鮮菜，宣布台灣海峽不是國際水域，一旦打起來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阻止外國艦船增援。用幾顆烏克蘭那種近程反艦導彈就地正法，外國軍艦可能不得不忌憚。美國海軍專家早就有這種議論，戰時不能靠近共軍導彈覆蓋區，否則航母也危險。 國際水域的說法是否合法呢？按照英美法系的原則，大家都承認的案例就是合法。英國和阿根廷的福克蘭群島戰爭，英國的二百海里管轄水域已經立下了慣例，並被國際社會所接受。這就是國際法，不需要什麼國際法庭來判決。可見共產黨的瞎參謀爛幹事們，不都是吃乾飯的，也有幾個比媒體大記者們懂行。 同時習總的橡皮圖章通過了什麼「非戰爭行動」的法律。這聽著有些繞口，意思還是挺明白的。這就是說不在國際水域，也不和外國打仗，就不算戰爭，而是類似普京的那種什麼特別行動。那麼內戰就不算戰爭，可以合法特別行動，外人不得干涉。比普京還要名正言順。 最近習近平和普京通電話，說互相支持，互相幫助，還包括軍事合作關係。這又是一個信號。說明中共的準備工作已經有條不紊地進行得很充分，至少他們自己這麼認為：可以逐漸明朗化，正在拉攏盟友。幫助俄羅斯什麼？不就是讓它拖住美國和歐洲，長期打下去，減輕武統台灣的風險嗎。美國的親中派政客們不是喊了很久：無論如何也不能兩面作戰。 形勢越來越說明台灣危險了。孫子兵法說：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台灣政府怎麼察的呢？加快了購買武器的步伐，不再說什麼立法院沒通過預算，等等。 台灣的一部分老百姓，已經不相信這個政府有能力保衛自己的安全，開始到靶場練習各種軍事技術。好準備共軍打過來，實行自衛游擊戰。這種學習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論，倒還有幾分勝算。至少可以等到美日等國慢慢討論好，再增援台灣人民。到那時雖然難免像烏克蘭一樣，但至少不會亡國。比受共產黨統治好得多。 我希望更多台灣人民，把網上罵中國人的勁頭用到練習巷戰技術上。讓共軍淹沒在千百萬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這倒是讓共軍不敢犯台的有效威懾。什麼晶元盾牌之類的廢話，也太幼兒園了吧。你以為共軍是小孩子，還是你們的精英名嘴是小孩子？
唐山暴打女子事件發生後，公安機關派警察在小食店站崗，保障食客安全，這可列入四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唐山若有一萬家大小食店，每個店派十名警察，每天要動用十萬警力，不知這樣的行動可支撐多久。 另一進展是，唐山案派廊坊公安去實行異地偵辦，證明唐山警黑勾結的現象高層也心知肚明。處理警黑勾結，本應清除公安內部毒瘤，才能平暴安良，才是長久之計。異地辦案只是斬腳趾避沙蟲，證明上級公安機關對基層公安正在失去控制。 唐山事件的現場錄影，意外在網上流傳，沒有被網信辦屏蔽，令事件發酵，點燃民意之火，這是很蹊蹺的事情。現在錄像已流傳到英美日本等西方國家，令西方朝野深入了解中國社會現狀，網信辦打的什麼主意，倒是值得觀察下去。 鄧小平早就說過，黑社會也有好人，因為共產黨擅長利用黑社會，去干他們不願或不宜乾的罪惡勾當。香港反送中運動中，警方就曾利用元朗黑勢力，暴打無辜路人，以此恫嚇抗爭市民，宣洩官方的仇恨。 多年來各地政府拆遷民房，暴力城管，很多時候都利用黑社會打手，暴力迫害、恐嚇鎮壓民間抗爭。當其時，官方與黑社會就是一家人，黑社會得到物質利益，官方得到政績，互相暗通款曲，各取所需。 官方與黑社會的暗黑關係，一直是政權運作的手段，無形中「養熟」了黑惡勢力。黑社會作惡官方包庇，官方需要時黑社會賣力，只把人民大眾當作敵人。長時間的互相利用，使官方和黑社會維持一種默契，就是無事各自搵食，有事互相掩護。一個城市官黑共存，警黑為奸，人民便沒有安全感。 最近有一個短片，拍到某惡男到食店輕薄女子，結果該女子到外面叫來另一夥惡漢，把作惡者砍傷，作惡者還滿肚子委屈，說自己有做錯，不過大家可以講道理，不必動刀子。能講道理者，怎麼會欺負女子？既然敢欺負人，就要承擔後果，後果就是活該被別人砍傷。 女子叫來的是什麼人？她或許依附黑社會，叫來的是黑兄弟，或許她叫來一夥同鄉，同鄉抱團互相保護，或許她叫來的是在其他食店打工的同業工友。在一個沒有法治，也沒有道德的國度，窮人要保護自己，唯一辦法就是抱團。 底層民眾勢單力薄，在一個野蠻的國度求生，永遠處在被壓迫被欺侮的弱勢地位，通常只有默默把苦處吞下去，如此委屈﹑擔驚受怕﹑朝不保夕的日子，看似永不到頭。但不平遭遇沒完沒了地發生，終有一天他們會覺悟，只有和更多弱勢者抱團，互相保護，才能形成一種社會力量，去反擊黑惡勢力的為非作歹。 早些年新疆人在各大沿海城市謀生，也曾屢受欺負，後來新疆人團結起來，一人有事眾人相幫。新疆人善用刀，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斬殺黑惡勢力絕不手軟，新疆人就安全了。 中共國官黑勾結，警黑為奸，隨著社會經濟下沉，失業大軍排山倒海，官家與黑社會更窮凶極惡，小百姓被奴役更成為常態。面對險惡處境，底層民眾唯有利用各種社會關係，互相抱團取暖，一呼百應，集眾人之合力，對抗黑惡勢力，那樣身在亂世，才有起碼的立足之地。 中共正面臨解體危機，政府囊中空了，沒有錢維穩，基層管治日漸鬆弛，社會治安日漸惡化。官方不作為，黑社會更有恃無恐，老百姓更痛苦。可以預料，民間會滋生出各種有形無形的組織，同鄉會﹑行業會﹑地下組織會成為基層民眾的保護傘，對抗官黑勾結的上層架構。 在鄉村地區，宗族勢力會崛起，地方鄉紳也會提供保護給普通村民，在中共基層黨官的勢力之外，會生長出傳統農業社會的另類地方勢力，實現變相自治，那時，中共的統治便從最底層開始瓦解。 清代哲學家顧炎武有「亡國」與「亡天下」之說，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亡國是一家一姓的朝廷之覆滅，亡天下是道德淪喪，人心敗壞，國將不國，民將不民。一個漫長的亂世，官家與百姓﹑富人與窮人無一倖免，正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中國唐山發生九名黑社會成員調戲婦女並群毆至重傷的惡行社會治安事件，在中國社群媒體掀起巨大的輿論浪潮，在輿論壓力下，公安當局迅速逮捕嫌犯，想必會以重判安撫民心。惡行社會治安事件在中國所在多有，這一起事件從民間到官方引起的關注，與之前的類似案件相比，大得超乎想像。難怪有外界猜測，是否中共當局放任輿情洶湧，以試圖稀釋最近上海防疫和經濟下滑引發的社會焦慮。 這樣的猜測不無道理，但我認為還有兩個因素需要注意：第一，這次事件的性質極為惡劣，肇事者之肆無忌憚令人咋舌。而鐵鏈女事件之後，中國女性地位本來就正在引起討論，這次受害者全部是女性，自然更加引發外界憤怒。在中國社會普遍存在「女性弱小」，「好男不和女斗」等傳統觀念的情況下，九名大漢圍毆四名弱女子，就更加引發社會輿論的憤怒。而中國黑社會勢力魚肉鄉里，一直是地方社會治安面對的嚴重挑戰，這一次的事件，進一步顯示出黑社會在中國的囂張，這令很多人震驚，為自己的安全感到擔憂。 第二，輿情洶湧，也不排除與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社會發展狀況導致的集體情緒有關。從上海的粗暴防疫措施令全民目瞪口呆，到傳出習近平和李克強之間產生政策分歧，從百業蕭條的經濟狀況到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困境，中國社會的集體情緒明顯有大面地的鬱悶和不滿的成分存在，唐山事件的發生，等於為這種壓抑下的集體情緒找到了一個發泄管道，各種不滿集結成了對於社會治安問題的抨擊。一起社會治安事件引發的全國關注，背後是整個社會的集體情緒躁動不安的現狀。 我們必須看到，這次唐山惡行社會治安事件，突出了中國發展存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地方治理問題。這絕不僅僅是一個社會治安事件，打人的這些黑社會中有成員過去就有犯罪紀錄，但能全身而退；他們犯案後駕駛車牌特殊的名車，在嚴格的惡地方防疫規定毫不困難地拿走出行證，在在表明這些人，與地方政府，尤其是警方，是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的；換句話說，他們的背後，是有地方政府內部的人撐腰的。只是這次事件鬧得太太，驚動了北京的高層，地方政府恐怕已經無力繼續袒護了。 警匪一家，是中國地方政府治理方式中嚴重的弊端。長期以來，在拆遷，攤販管理，甚至是在這次防疫行動中，地方政府利用黑社會的勢力推行政策，這是普遍存在的不公開現象。唐山事件，讓我們看到這樣的現象已經嚴重到什麼程度，地方政府的社會治理已經潰敗到什麼程度。在案發當天，中國其實同時發生了另外三起社會治安案件，包括：北京95後殺90後上司案； 上海金山路邊砍妻案； 江蘇省崑山95後女教師通姦13歲學生案。這更說明，不僅執政黨和政府腐敗濫權，整個中國社會也在加速潰敗中。社會戾氣嚴重，人與人之間，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不信任越來越嚴重，這都是潰敗的象徵。 在中國，不僅財產沒有安全，人身也沒有安全，其根本的癥結還是在於體制問題。尤其亟待解決的統治集團的兩大問題：專制，腐敗。人解決了這兩個問題，治安問題還是會有，但人民至少會有信心得到法律的保護。中國現在有很多的黑社會，但政府才是最大的黑社會。上行下效，政府越流氓，地方的黑惡勢力就越猖獗。不解決老大，解決不了小弟的問題。不限制政府的公權力，人民的一切權益都得不到保障。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的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全文轉自上報）
王滬寧宛如希特勒的御用哲學家羅森堡 二零二二年五月，浙江等省的手機用戶陸續接到電信公司簡訊通知：國際及台港澳電話及簡訊功能將自動設置為關閉，用戶若需要接收國際電話及簡訊，必須向電信公司申請並登記。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及中國電信三大電信公司都已證實此事，正式的紅頭文件也在網上流傳，包括浙江、河南、江西、遼寧、貴州等省的電信公司都已陸續公告。 三大電信公司提出的理由是，「打擊境外詐騙電話」。這個小小的理由與三大國有電信公司的大動作相比，顯然不成比例。為了預防一種犯罪活動而封鎖中國與國際社會的正常聯繫，就如同發現水中有一粒沙子，就要將在水中洗澡的嬰孩一起倒掉一樣。境外電話詐騙固然猖獗，但境內的電話詐騙更為層出不窮、千變萬化，難道下一步為了根除境內詐騙電話，就要徹底取消電話、手機和網路嗎？ 據海外媒體披露，此一看似技術面的措施，竟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下達的政治命令。王滬寧是復旦大學如假包換的博士及政治學教授，比起假博士習近平來，顯然更懂政治，深知信息的自由流通會危機極權統治的根基，所以才會悍然下達這個帶有強烈的閉關鎖國信號的命令。 中國正在實施嚴厲的清零封控政策，並且企圖將這一政策作為打造動物農莊的實驗，以及戰爭動員的預演。就連溫順如綿羊的中國民眾也開始對於這種文革式和納粹式的奴役政策感到越發不滿，北大、北師大、復旦、天津大學已出現多次學生聚眾抗議，甚至有學生直接喊出「打倒官僚主義，打倒習近平」的口號。中共當局更加擔心西方國家在「共存」模式下正常生活的真實情況傳入中國境內，引起民眾的更大反彈。所以，逐步斷絕中國與國外的通話和信息交流，就成了確保中共江山不變色的唯一選擇。 在中共現任七常委中，王滬寧是最低調、最少新聞報道、最不苟言笑的一個。這不是因為他謙虛，而是因為他更喜歡躲藏在幕後操作。作為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三代黨魁的心腹智囊，王滬寧經歷三朝而不倒，在中共歷史乃至中國歷史上都是一個奇蹟。 王滬寧大概永遠都不會寫日記，不會給後世留下他的真實面目和思想的記錄。所以，讀希特勒的「精神導師」、納粹黨「大祭司」阿爾弗雷德•羅森堡的日記，就如同一面照出王滬寧真面目的鏡子。羅森堡是納粹元首的意識形態代言人，他的理論「傑作」《二十世紀的神話》賣了超過一百萬冊，跟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一樣，被當成納粹意識形態經典。他的「惡魔日記」在消失半個多世紀後，經過一名聯邦調查局探員孜孜不倦的努力，終於重新被發現、整理並發表。這本日記記錄了從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四年間，羅森堡與希特勒的交往、第三帝國高層的複雜鬥爭等隱秘內幕，被研究者視為研究希特勒思想演變及第三帝國興亡史的重要史料。「無論你需要多少錢，我都給。羅森堡，屬於你的偉大時刻已經來臨，」希特勒曾經對他忠貞的副手說。「我沒必要用長篇大論的文字來表達此刻的心情，」飄飄然的羅森堡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從此，他假希特勒之手，將自己的思想變成了現實，把屠殺數百萬猶太人的惡行變成了「合理又合法」的事情。 當年，希特勒和羅森堡如何屠殺猶太人；今天，習近平和王滬寧就在用相似的方式屠殺維吾爾人等遭到中國殖民統治的少數族裔。當年，希特勒和羅森堡如何對德國人洗腦；今天，習近平和王滬寧就在用相似的方式將中國人封閉起來再洗腦，他們做得更加成功。 中共正在重蹈明朝的復轍 電信公司切斷中國與外界的通信並非孤立的個案。五月十日，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召開黨組會議指出：「要嚴格執行從嚴從緊的出入境政策，從嚴限制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動，嚴格出入境證件審批簽發。」移民管理局新聞發言人還稱，「境內人員仍需繼續堅持非必要非緊急不出境，確保個人健康安全，共同維護來之不易的防疫抗疫重大戰略成果」。 從一年多之前官媒早已傳出消息，中國暫停辦理護照，暫停辦理非緊急的出入境簽證安排。過去一年，中國護照的簽發量暴跌百分之九十八，很多在美華人也無法續簽新本；有人回國等候大半年，也沒能更新護照，無法再出境。很多網友反映，他們在美國有工作，但是護照更新時卻沒有獲准。 現在的政策是「暫不簽發普通護照等出入境證件」，很多人也將其理解為「暫時」，而不是「永久」。也有人認為，這項政策並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在一步一步地收緊。更有專業人士表示，暫停發出非緊急出入境證件與疫情有一定關係，但非主要原因。該措施是要集中資源力量，應對對美國的貿易和金融戰，為配合實現內循環和與美國脫鉤做準備。 與之相對應，從五月下旬起，英國、加拿大、丹麥、義大利、紐西蘭等國先後宣布關閉在北京的簽證中心，所有預約都被取消。有網友哀嘆，原本以為二零二零年最難，沒有想到二零二一年更難，更沒有想到二零二二年出國比前兩年還要難。 中共正在重蹈明朝閉關鎖國的覆轍。自鄭和下西洋之後，明帝國對遠洋航行和海外貿易失去了興趣。一四七七年，有人重提派寶船航行的做法，當時海外對大明的瓷器、茶葉有著巨大的需求量，派人再下西洋，拓寬銷售渠道，多賺點銀子回來，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以兵部車駕司郎中劉大夏為首的一些儒家教條主義者卻悍然燒毀鄭和的航海日誌、造船圖紙等資料。劉大夏振振有詞地宣稱：「鄭和前往西方的航海浪費了上百萬的金錢和穀物，而且成千上萬的人死於此……，這是一個極其糟糕的行動。大臣們本應該予以強烈反對，即使這些舊資料現在還保存著，也應該被燒毀。」當時的兵部尚書附和說：「你的陰德不小，這個位置遲早是你的！」劉大夏後來果然當上了兵部尚書。而劉大夏並非庸碌之輩，他曾毛遂自薦治理黃河水災，黃河兩岸很多地方的百姓把他尊為河神，每年都要進行祭拜。 美國學者戴倫·艾塞默魯和詹姆斯·羅賓森在《自由的窄廊》一書中指出，明朝是中國命運逆轉的時代，根本原因在於「朝廷設法嚴密規範和控制社會，國家的專制力量消除了大部分中國人的經濟機會和誘因」。與此同時，西方卻大步走向大航海、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這兩位學者認為，共產黨中國打造的發展模式，不可能在根據專制路線安排的經濟體系中，確保強而有力的創新。中國已經達成快速的經濟成長，但其成功是出於解決狹隘領域的特定問題，出於因應政府的要求。然而，「攸關未來成長的廣泛領域中的多元化和持續創新，不但取決於解決現有的問題，也取決於夢想出新問題，這樣就需要自主性和實驗。你可以提供巨量資源，可以命令個人努力工作，卻不能命令眾人生出創意。創意是持續創新的要素，極度依賴大量的個人實驗、然後用自己與眾不同的方式思考，打破常規，經歷失敗，而且偶爾碰到成功。但是，如果沒有自由，你怎麼可能實現這一切？」 所以，兩位學者的結論是：中國像所有專制式成長的前例一樣，在這項任務上不可能成功。如今，中國再次閉關鎖國，證明中國從來沒有走進自由的窄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時代》雜誌讀者大多已能接受它每年公布的百大人物並不是在說誰好、誰壞，而是「誰的影響力足以塑造（不同領域）過去的一年」，這次《時代》百大人物普京、澤連斯基同時上榜，則被認為是最極端的對比。其中普京是缺席四年後第7度入選，且全拜他入侵烏克蘭之賜。另外，習近平已是第13次登上《時代》百大，為《時代》有此專題以來之冠。 普京曾在2004、2008、2014年入選百大，2015年再入選，他的評量指數總積分（通常反映全球影響力）甚至超越了奧巴馬和達賴喇嘛及女神卡卡，是唯一擠入排名評分前五名的政治領袖。雖然當時有人因為普京會在度假時赤裸上身秀出肌肉，而覺得他比西方國家那班中規中矩的領導人們「有趣」，但在這些公關照的背後，其實也讓人察覺到潛伏其下的湍流，尤其前一年普京才并吞了克里米亞。 當年《時代》的外交專欄作家布雷默就寫道：「普京入榜（2015年），完全是出於他成功展現了對抗西方國家的能力，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會像普京領導的俄羅斯這樣，一邊影響著全球政治和經濟，一邊同時對內強化高壓統治，而偏偏此時的俄羅斯又正陷入經濟衰退，到處都有人反對他，他的聲望卻也因此水漲船高，這種複雜的現象，很難判斷他會繼續處在高位多久，又打算做什麼。」 到了2017年普京又上榜那年，是由戈巴契夫所寫的介紹文，他的文字更進一步透露了普京何以讓人不安。戈巴契夫說：「因為俄羅斯的政治體系缺陷，某些權威統治措施一開始或是合理的，但俄羅斯要走向正常化，就必須有真正的政黨競爭、多黨政治，和得以進行政權輪替的公平選舉，這才是普京應該做的。」當然，戈巴契夫會這麼介紹普京，就因為實際情況是普京在位愈久，俄羅斯就離所謂的國家正常化、民主化愈遠。 那次入選《時代》百大，適值普京和西方國家關係明顯惡化，隨後的四年，《時代》百大再不見普京蹤影，直到2022年他下令入侵烏克蘭，才逼使全世界不得不再回頭注意他。這次是由被普京關在監獄的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撰寫普京介紹文，他說：「普京再次提醒我們，以『操縱選舉』開始的道路總是通向獨裁，獨裁則總是導致戰爭…多年來，世界各國領導人面對普丁，一直是虛偽地談論『務實的做法』以及和俄羅斯往來貿易的好處…結果，他們讓俄羅斯從石油和天然氣中受益，然後幫助普京國內的控制力變得更強…眼前（西方國家）為這場戰爭付出的成本，早已遠高過當初以為可以從俄羅斯那裡得到的能源利益，而和普京簽署石油、天然氣合約時，大家都還曾開香檳慶祝呢。」 納瓦爾尼比起戈巴契夫說得更直白，即：「如果有人整肅獨立媒體，進行有組織的政治暗殺，並堅持他的帝國幻想，那麼他就是一個能夠在21世紀歐洲中心製造血腥屠殺的瘋子。誰都不應該在國際舞台上擁抱他。」「眼下，普京正在為所有人上一堂課，就是教大家如何瞬間抹煞掉一個國家歷經20多年才取得的經濟成果。」 攤開《時代》百大人物，雖然過去以來不少評論對《時代》把普京、女神卡卡相提並論，把曼德拉、金正日放在同一期封面，覺得很可笑，但環繞在普丁身上的評語，就算不是一種預言，這麼多年下來，應該也能當作某種程度的警示，況且他還真的就這樣為人類世界一步步帶來災難。 回頭再看另一個獨裁指標習近平，加州大學歷史學教授瓦瑟斯特倫在今年度習近平入選評語上寫著：「自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他對中國和這個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並在中國帶動自毛澤東以來最大的個人崇拜。」要評估習近平在2022年的特殊影響，最值得強調而他沒做，但可能做的四件事就是：「重新考慮被世衛批評為『不可持續的』的（病毒）清零戰略；在新疆這個嚴重侵犯人權的地方扭轉政策方向；與好戰的普京拉開距離；當然，還有指定一個繼任者。」只是，可能嗎？ 關於習近平的「評語介紹」不和普京如出一轍，都提到了一個獨裁者當下最該做，卻又最不可能做的事。那麼，習近平會不會也如普京一樣，終究一意孤行發動任何可能的戰爭，再於某年《時代》百大登峰造極？看著普京的治國路徑，在習近平身上豈止似曾相似，眼前有多少人打從內心祈禱明年《時代》百大人物中可以不再有這兩個人，因為明年這兩人若繼續留在名單內，無疑代表這世界仍不得安寧。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中國網路流傳一個非常醒腦的段子：說是有人被掐脖子快斷氣了，專家於是緊急會診，有人主張電擊除顫，有人主張插管，還有人聲稱可以跳大神，就是沒有人提醒：該放手了。 這非常形象了中國人當前的處境，李克強焦慮的召開十萬人的經濟工作大會，為經濟形勢下行大聲示警，並且為中央財政告急划了紅線，除了特大災害預備金，國務院已無力負擔地方財政缺口的撥補，地方缺錢，各省市領導自己想辦法，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從人民口袋掏錢。 造成地方財政吃緊的原因，很大程度來自於中央嚴控疫情管制，打亂了生產秩序，民間企業大量裁員，民生消費嚴重內卷，百業蕭條，唯獨病態的核酸經濟一枝獨秀，這導致了財政收入銳減，2020年赤字已突破6兆人民幣，今年更不樂觀，李克強不想留下難看的畢業考，當然會奮力一搏。 怎麼搏呢？5月25日，國務院主管的醫保局突然宣布，醫保基金不再為核酸檢測費用買單，並且大動作查辦多家弄虛作假的第三方檢測公司，於是各種多管混檢、陰陽一鍋炒的亂象便一一曝了光，說穿了，對權力尋租者們而言，核酸檢測的目的不在防疫，而是一盤大生意。 隨著上海逐漸放寬管制，中共衛健委又下令，全國需普設常態篩檢站，步行十五分鐘設一站，千萬人口城市動輒上萬個，這個新興的毒瘤式核酸經濟，商機究竟有多龐大呢？專家估計，如果覆蓋人口達30%，一年大約要開支1.45兆人民幣，這相當於2022年中共公開的國防開支1.47兆元。而如果覆蓋率推升到全人口的70%，每48小時篩一次，高盛研究估計，全年耗資將達到2.5兆人民幣，如何不教人垂涎？ 中國的醫保基金存量約3.6兆人民幣，如何禁得起這樣折騰？周而復始的檢測並不能消滅病毒，但對基礎醫療需求的排擠異常驚人，製造出大量的次生人道災難，但政治野心家和唯利是圖的商人看不到這個，中共國師鍾南山家族就是最大的獲利者，他掌控的「金域醫學」27個月來收入240億人民幣，其中的70億來自檢測，其掛名董事長財富100億元，列名胡潤富豪榜第669名。在錢權共生的中國，幾個主管醫政的中階官僚落馬，絕對只是冰山一角。 中國海外民運人士對「習下李上」滿懷不切實際的期待，但熟悉中共體制的人不會如此天真，李克強如果不是和習近平唱雙簧，則最近幾次不搭調，也只是在為甩鍋找借口，最終還是由老百姓自費檢測，再割一輪韭菜而已。 全民普篩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場政治運動，與科學爭論無關，是習近平英雄主義的象徵，能進不能退。李克強如果真心為這個瘋狂的政策踩剎車，就應告訴那個人該鬆手了，但他卻只敢拿商人下手，導致檢測業界一陣恐慌，姑不論其準確率如何，過剩的產能必須找到出口，台灣有些鼓吹快篩稀缺的人，是不是也有些心動了呢？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