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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7 日
最近在海外，关于中国高层政治未来演变的讨论中，政变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增加了不少。许多人希望习近平混不下去，而其中的一个猜测就是，会不会发生政变。但是，往往这样的猜测都“刹车”在政变这两个字上，因为究竟中共内部怎样才会发生政变，似乎是个谜。本文就来梳理中共建政以来经历过的政变。中共内部发生政变，实有先例；而影响政变成败的因素其实很简单，就是谁掌管枪。 一、习近平上台前周永康的未遂政变 最近的一次中共高层权力冲突发生在2012年3月19日，那时习近平还未上任。当时，对武警部队有指挥权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曾动用武警，似有政变企图，但阴谋被内部人举报；胡锦涛调动38军包围了中央政法委的几处办公地点。据中国的媒体事后介绍，当时给38军下达的任务是，“粉碎阴谋分子军事政变”。事后周永康被逮捕下狱，引发了一波周派人马的大抓捕。 武警部队并非是只持有轻武器的警察，而是准军事部队。1995年5月3日中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下发了国发（1995）5号文件，宣布《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武警部队属于国务院编制序列，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武警总部接受公安部的领导和指挥，总队及其以下武警部队接受同级公安部门的领导”。 这样，武警部队的指挥权就变成了以公安部门为第一指挥者，中央军委只负责武警的组织编制、干部管理、训练等；武警部队的日常任务、规模和编制定额、指挥、经费物资保障等，均由公安部门决定。1996年10月中央军委先后将陆军的14个乙种步兵师划归武警部队序列，编为武警内卫部队机动师，直属武警总部指挥和管理。而在中央政府这个层级，直接指挥武警部队的便是周永康，这也是周永康2012年得以调动武警部队的原因。 2012年的那次“3·19”事件只是场未遂政变，其之所以发生，是中共的部分军队出现了双重指挥权。这也是习近平上任后改变军队体制、重新抓住军权的原因。习近平随后清洗了军队的主要将领，改变了中共长期以来由总参谋长和总政主任掌握军队核心权力的双头体制，取消了原来的总参、总政、总后和总装四个军委内设总部，把军委各总部的二级部编成16个分管部门，各自直属“军委联合指挥部”。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也撤销了“武警部队”这相对独立的军种。 历史上，中共的军委主席对军队的管控是虚的，军委主席不负责军队日常运转的维持，只通过总参谋长和总政主任这两个人的个人效忠来掌握军队；习近平则把军委主席变成实际掌控军队日常运转的职位，通过“军委联合指挥部办公室”，直接把军队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二、毛泽东死后华国锋的成功政变 中共建政后，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政变，就是抓捕“四人帮”。之所以要秘密抓捕，是因为会议上不占多数；但抓了党内高层里对立面的主要人物，就政变成功了。 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2010年在《领导文萃》第5期发表的《胡耀邦与华国锋》一文披露，华国锋曾同胡耀邦有两次长谈，1977年12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这场政变的起因。华国锋说，“采用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只有把他们抓起来。” 范硕的《王震眼中的叶剑英》一文则写道：当时对军队尚有控制力的叶剑英事先要王震多次去陈云那里通报意图。陈云反复考虑后，直接与叶剑英面谈，陈云认为，可供选择的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召开中共10届3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 而叶永烈的《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补充了一个重要细节：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了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算来算去，觉得通过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让与会人员举手投票，从而实现政治上打倒“四人帮”的目的，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叶剑英是主张武力解决的，当陈云得知叶剑英的坚定态度后，便明确表示赞同，并且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显然，当时能代表军方意见的叶剑英，是这场政变幕后的主要决策者，而掌控中央警卫大权的汪东兴，则是政变的重要执行者。为什么陈云这个当时中共高层里资格最深的元老，却不能直接参与政变的组织和指挥？道理很简单，他是文官，指挥不了军队。 叶剑英下了决心，华国锋就得到了军队的支持，政变便得以成功。所以，能够实际掌控军队的军方主要人物，其实是这场政变的关键；反过来，如果叶剑英反对政变，那华国锋和汪东兴就不敢动，否则就面临与军队对抗的危险。这种情况说明，如果没有军方实际控制者的默许，最高领导人若单纯动用中央警卫局的权力来实施政变，就可能面临内战。 三、首长警卫抓首长 中共高官身边都有警卫，要有效抓捕其中的某些人，警卫这一关是饶不过去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共为高层人员提供的警卫制度，恰恰就隐伏着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国家级、副国级高官被随时抓捕的可能性。 前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是唯一组织过成功的秘密政变的，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按照毛泽东的意愿，继承了中共的最高权力，然后马上就发动了抓捕毛派高层骨干（“四人帮”）的政变。为什么如此轻而易举？华国锋去世前，曾谈到过中共高层警卫制度在政变中的作用。 2005年1月12日上午，曾多次探望华国锋的长沙市委秘书长蒋新祺又一次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与蒋谈到30年前抓“四人帮”的经过时，介绍了中共的高层警卫制度：“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余都要听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警卫局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执行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警卫员要每天向警卫局报告首长的安全及行踪。开会时，警卫员把首长护送到会议地点，第一件事就是向驻会警卫交枪，存放起来，首长开完会再来领枪”。这段话曝露了那场政变成功的秘辛。 首先，首长的警卫们并不是无条件听从他们奉命保护的首长所下达的指令；相反，警卫们必须无条件地优先执行他们的上级领导中央警卫局的命令。如果警卫局下令抓捕他们原来要保护的首长，那警卫们的枪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准这个首长。 其次，高官警卫们除了奉命保护自己负责的首长之外，也每天要向警卫局报告这首长的行踪；换句话讲，这样的报告制度同时也就是，通过贴身警卫，随时对那些受到保护的高官实行监控，那些高官其实并没有行动自由。 再次，高官们离开住所或办公室，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玉泉山或京西宾馆这些高层开会的场所，他们的随身警卫必须在会议地点交出手枪，留在警卫休息室待命。而高官们在会场里的命运，其实是由中央警卫局的会场警卫们掌握的。所以，如果在这些会场里发动政变，是可能抓捕高层中的某些人的；但只有能指挥中央警卫局的最高领导人才做得到，他如果下令让警卫局抓捕其他高官，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中共高层警卫制度的这三个特点说明，中共高层人员的人身安全，其实随时都掌握在最高领导人的手心里。这些特点迄今未变。 四、“管枪的”和“管纸的”，谁都能政变？ 中共高层如果发生政变，必然是用枪来说话的，根本不会让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们事先投票，来决定是否要秘密抓捕高层的某个人或几个人。如果有抓捕行动，从来是先秘密抓捕，事后开个会，形式上让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举手赞成。开会时大局底定，如果有政治局委员挺身而出反对抓人，那他可能就是下一个被抓的。 因此，谈到中共高层的政变，就必须搞清楚，谁能够抓谁。这答案既清楚又简单，当然是“管枪的”抓“管纸的”，而不是“管纸的”抓“管枪的”。所谓“管枪的”，就是军权在手的高层成员；所谓“管纸的”，就是其他的那些高层成员，他们的权力只不过是在文件上签个同意之类，他手头不但没有枪，而且别人掌管的枪就顶在他背后。 “管枪的”是掌握军权的人，如果党魁同时有效地掌控了军权，又控制了中央警卫局的指挥权，他就是唯一的“管枪的”；剩下的那些“不能管枪的”高层成员，他们就只有“管纸的”资格，也只有被政变的可能。 中共高层成员中，除了掌握军权的最高领导人之外，其他人的个人行动、保健和通信联络，随时都处在被监控状态。政治局常委之间的电话被监听，手机不许用，出门有警卫秘书贴身监视。所以，最高领导人可以掌握其他高层人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谁想充当习近平的政敌，习近平一清二楚，随时可以应付。对习近平以外的政治局成员而言，这就是“别人掌管的枪就顶在自己的背后”。若以为这些高层人员可以互相联系、拜访或者随意通内部电话，那都是瞎猜。 五、习近平四换中央警卫局长 正因为掌控警卫局对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如此重要，所以，不管中共的领导模式是集体领导还是个人专权，每换一个最高领导人，就会把前任留下的警卫局长换掉。习近平则换得更勤，七年里换了四次，但似乎与防止政变无关。 习近平上任时，中央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长是胡锦涛时代提拔起来的曹清，习近平一直等到上任两年后才找到一个机会，通过警卫局使用习近平专机从非洲走私象牙这件事，先透消息给《纽约时报》和BBC，借外媒曝光了此事，然后调走曹清，让他改任北京军区副司令。 接下来，习近平让曹清的副手、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少军接任局长。过了几年，2020年11月，习近平调驻福建漳州的陆军第31集团军91师政委陈登铝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到了2021年7月，再调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周洪许接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撤掉了王少军的职务。但今年1月初，王少军又被习近平安排回任，重新担任警卫局局长。 习近平之所以如此仔细地反复安排警卫局长的人选，可能有这样一些因素。 其一，习近平对原来从副局长升上来的警卫局长王少军，总是有点不放心，想换从野战军调过来的军官。野战军的军官一下子调到御林军这个中枢位置，其本人从来不敢想过，所以会感恩戴德，对习近平就言听计从。 其二，虽然这样的野战军军官事先也反复考评过，但他们习惯在基层部队指挥，头脑比较简单，一旦到了中央警卫局局长这个任务非常复杂的中枢位置，很多事情和任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些野战军军官会很不适应。 其三，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位一向是从内部拔擢，那样的人对警卫业务比较熟悉；同时，对多年的部下非常了解，指挥灵便。然而，调野战军军官来担任警卫局长，警卫局的中层干部会不服气，因此也会暗中掣肘，让新局长指挥不灵。所以，习近平最后还是只好把撤了职的老局长重新找回来，不过，经过这一番撤任和复任，王少军多少会乖巧一些了。 随着最近中共高层的北戴河度假期开始，中共政变论的焦点又转移到了那里。其实，北戴河的警卫制度与北京一样，如何去指望李克强策划和实施政变呢？ 东亚国家当中，倒是有一个政变中刺杀成功、但事后政变失败的案例。那就是，1979年10月26日，韩国的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在安井洞的特务机关里举办的私宴场合，开枪打死了威权总统朴正熙，死者即后来的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刺杀后，因军方不配合金载圭策划的政变，他被判了绞刑。韩国有一部政治历史电视剧《第五共和国》，开头三集就是这场政变成而又败的经过。这可以算是了解政变的一个参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6月10日凌晨，唐山几个流氓混混在一个烧烤店当众猥亵年轻女孩子遭拒后，恼羞成怒将女孩拖出店外拳脚相加、围殴暴打的视频传遍网络，成为网民关注的焦点。此视频传播速度和民众对事件的关注度极高，在中共的网管猝不及防之下，相关信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扩散开来，登上了热搜头条。 这样的事情在中共自问自答“中国为什么这么安全”中，超越了审查与管控成为热点，热得一发不可收拾。这当然是中共暴政不愿看到的，无论是中共中央高官，还是地方基层小吏。如今，人民用中共当年自问自答的题目来质问中共：“中国为什么这么安全？连吃个夜宵都会被流氓猥亵，惨遭当众殴打。”你中共当年准备好的答案肯定用不上了，何不给人民一个清楚的新答案？！ 到目前为止，事情发生已经十天有余，仍有很多人将此类事情归结于“黑社会猖獗”，此言差矣，谬也。在共产党垄断一切权力与资源的沦陷区，什么事情的发生会与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没有关系？!好事情都是共产党“领导有方”，坏事情就不是“共产党领导得好”，而变成“黑社会猖獗”了？这符合逻辑吗？ 试问，没有中国共产党如此这般的领导，黑社会是怎么猖獗起来的？中共赖以生存的爪牙之一 — 公安部门，本身就是专制暴政权力的延伸。没有他们与黑社会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甚至直接权力寻租、公然交易，那些流氓混混怎能成为危害一方的恶霸、欺压百姓的地头蛇？！沦陷区内，全国各地的公安局、派出所哪个不是流氓黑社会的保护伞？！靠着向黑社会、各种会所、妓院……收保护费，为公安局、派出所个人创收。那些打算开办会所或者舞厅的人，事先要与分管该地区的公安商量好了给他们多少干股、怎样分成……，达成协议后才开始装修开业。这些会所会为提供保护的干股股东 — 公安局长或者队长们准备好专门的房间，供其随时享用。 早在二十年前，山东临沂市西城区派出所一个所长的位置，要向市公安局行贿几百万才能拿到，当时还是刘杰当局长。如今，据说交易早已是天价了。不过无论价格怎样暴涨，这样的买卖总是稳赚不赔。记得九十年代，百姓有句顺口溜：“公检法，国地税，三陪女，黑社会”。其中，“三陪女”被归为“新四害”实在是太冤了。 实际上，在中共沦陷区根本没有唐山与佛山之分，也没有杭州与天水之别，只有恶事是否在阴差阳错之下被爆了出来，成为人民关注的热点之分。 反观历史，每当这类恶事发生时，中共总是站在邪恶一边，把当事人严密控制起来，使得他们发不出任何声音；同时删帖封号掩盖真相，通过“喉舌”放出所谓“正在调查处理”的假信息欺骗人民；实际做的却是不断地销毁证据，打压敢于仗义执言者。多年前，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如此，北京的雷洋被“嫖娼”案如此，徐州八孩“铁链女”案如此，正在发生的唐山群殴女子案也不会例外。 此时，与其指望黑社会的保护伞 — 中共公安去打击黑社会，还不如让狼帮你看好羊。因为，狼看羊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而且远没有让黑社会的保护伞打击黑社会那么具有欺骗性。让善良人对邪恶抱有希望的危害性有多大，对有常识的人来说，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有位网友说得好：“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中共沦陷区一切不公与邪恶的根源在于制度，共产专制制度不除，类似于唐山流氓打人事件、徐州“铁链女”事件，以及类似雷洋、曹顺利等人的恶性事件还会不断发生。只要中共存在一天，这些事情就别想得到解决，而只会不断地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在生活于中共沦陷区的不同人的身上。 若不从长计议结束共产暴政，不仅是今天中共沦陷区居民，连同其子孙后代也难以幸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实行个人专权，而中共内部对习近平不满的人非常多，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利益对立。共产党政权出现个人专权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会反复发生。中共和苏共的历史证明，共产党政权的高层权力格局会在集体领导和个人专权之间有规律地摆动，其关键原因是共产党的政治经济需要在不同历史阶段会发生变化。中国再也不具备回到集体领导模式的政治经济环境，而集体领导与个人专权一样，其实都是对国人和党内的专制统治。 一、外媒议论习近平连任问题 过去这一年来，习近平是否遭到中共内部反习派的抵制，他能否在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连任，是一个各国媒体经常讨论的话题。6月2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习近平禁止在共产党内部发牢骚（Xi Jinping Bans Grumbling inside the Communist Party）》，再次挑起了这个话题，还被不少英文媒体提及。 《经济学人》的文章认为，习近平对党内批评他的人加强管控，这不代表习近平将面临反习派的反击与政变，但反习派的阻挠可能影响习近平的连任。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反习派在中共的体制内是否能影响习近平的连任，其关键在于，反习派有多大的政治能量？不清楚这个问题，就无法理解现在中共内部的政治摩擦。 中共内部讨厌习近平的人确实占很大一部分，是不是这些人就可以一人一票，在党内会议上把习近平推下台呢？这涉及到中共高层的内部监管制度。共产党的统治之所以被称为专制制度，它不仅对民众是专制的，它对党内也是专制的。 专制制度下，中共什么时候是数着投票票数来确定重大人事的呢？从来没有过。中共只允许有监控的投票，中共的党代会、人代会都是如此；同时，中共根本不容许公开、透明的党职或公职竞选。在候选人由高层指定，党代会或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与会代表言行又受到严密监控的情况下，如果某高层成员在会议上站出来举手一呼，一帮人跟着喊，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就会被夺走吗？那是在编故事。在共产党掌权的中国，这从来就不是史实，也不是现实。 《经济学人》的上述文章还认为，习近平对抗党内的反对声音，等同于拔掉党内抒发异议的安全阀，这些没有管道倾泻的异议压力不会消失，将威胁着习近平的下一任期。这种看法似乎觉得，中共内部不同立场的派系可以让不同观点得到表达，有利于中共的统治。这种看法是错误地把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制衡套用到了共产党制度上去了，共产党的党内监控一向是它的传统，而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听从最高领导，更是中共一贯的党纪。 二、谁是习近平的党内对立面？ 究竟中共内部的反习派是些什么人，他们和习近平之间的争斗到底为了什么？ 当下，中共内部对习近平不满的人非常多，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利益对立；而单纯出于理念上反对习近平个人集权的人数并不多，这是习近平上任后打击腐败造成的。涉及腐败、喜欢腐败的干部，占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各级干部的大多数，这些人都讨厌习近平。他们很难串联横向地搞地下组织活动，多半只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背地里发牢骚而已。他们不敢公开活动，是因为各人都有腐败案底，私下发牢骚是担心遭到整肃；而不敢公开活动去反对习近平，还是因为害怕整肃。 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对中共内部的言论管控越来越严厉。他不但在管控现职干部的言行，而且也管控退休干部的言行。5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一个文件，即《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离退休干部对党忠诚、听党指挥。这个文件显然是在约束中共离退休干部的言行。 实际上，绝大多数反对习近平的中共干部都敌视民主制度，他们只是在利益问题上和习近平对立而已。喜欢腐败的干部虽然讨厌习近平，但心里很明白，共产党的统治才是他们发财的制度保障。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就一直如此，他们讨厌习近平是要保住自己捞到的利益，不是讨厌共产党制度。 三、共产党的个人专权时代和集体领导时代之异同 针对习近平的个人专权，中国国内和国外都有一种怀念集体领导时代的说法。是不是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就比个人专权好一些呢？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对比一下。 首先，共产党的集体领导模式并不是没有最高领导人，集体领导当中的最高领导人仍然拥有对其他高层人员生杀予夺的权力；只是在集体领导时代，最高领导人使用这种权力比较少一点而已。江泽民打击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胡锦涛打击政治局委员、上海市长陈良宇，就是最高领导人处罚不顺从的高层人员的典型案例。而从社会镇压的角度来看，集体领导之下，对民众的大规模镇压同样会发生，“六四”屠杀便是中共元老们“集体领导”的结果。 其次，集体领导模式和个人专权模式与民主都毫无关系。集体领导模式是中共高层集体对全社会和党内的各层级实行专制；其领袖的个人专权则是他一个人对全党和全社会专制。这两种模式都是专制，并没有民主或不民主之分。 再次，对个人专权和集体领导这两种模式的差别，感受最深的是官场中人。在集体领导下，官员们可以各自跟随不同的上级，而这些上级最后都跟到政治局常委的不同人那里去，一旦下级需要保护时，可以求助于自己一直以来巴结逢迎的“靠山”；但在个人专权状态下，官员们的绝大多数都无法直接和最高领导人建立关系，只能听命于高层，个人的回旋余地很小，犯错倒霉时就没有保护伞了。 最后，个人专权模式和集体领导模式各自服务于共产党领导人不同时期的掌权目标，而这样的目标最终会体现在经济方面。从民众的角度去体会，大体上可以说，在集体领导的时代，共产党的政策会让民众感觉生活上舒适一些，比如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和中国的胡赵时代、江胡时代就是这样。尽管如此，在集体领导模式之下，90年代后期朱镕基曾迫使几千万国企员工下岗，逼他们艰难度日，但这段岁月已经被年轻一代忘却了。而在个人专权时代，比如斯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和习近平时代，民众的生活往往会比较艰困。 那么，是不是共产党的个人专权模式可以随时转换成集体领导模式呢？要回答这个疑问，就必须理解这两种模式的生成原因。 四、习近平的个人专权是偶然现象吗？ 共产党政权出现个人专权，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会反复发生？我分析中共和苏共的历史之后发现，共产党政权的高层权力格局只有个人专权和集体领导两种模式；而有趣的是，高层权力格局会在集体领导和个人专权之间有规律地摆动，在苏联和中国都是如此。我给这种规律起了个名称，即“钟摆现象”。意思是，共产党政权的高层权力格局一般都是先集体领导，然后个人集权；再集体领导，最后又个人集权。 这个“钟摆现象”证明，共产党政权高层的权力格局会在个人专权和集体领导两种模式之间摆动，从一端摆向另一端。这种摆动并不是随意的，它有明显的规律；既然是有规律的政治现象，它就不是反常现象，是可以预判的。这种规律的重点不是习近平的个人专权如何不好；重点在于，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共产党政权高层的权力格局会发生改变，这个“钟摆”为什么会在某个时候“摆动”。 共产党建立政权初期都是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和朝鲜在50年代初期都是如此，这是高层权力格局的第一阶段；到了第二阶段，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便成为常态，再通过推动个人崇拜，形成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第三阶段，独裁者死后，又重回集体领导；第四阶段，由于集体领导阶段造成的政治经济困境，最高领导人再度重新建立个人专权。 “钟摆”“摆动”时，当然会发生权力斗争。但更大程度上，这种“摆动”与共产党的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 五、共产党统治需要的阶段性变化 苏共和中共之所以出现同样的“钟摆”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两个政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出现了相似的政治经济需要。 苏共和中共从当政之初的集体领导向个人独裁转变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同时把民众的生活降到最低限度，还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了。这是政治高压最大、经济成本最低的统治模式。 从个人独裁到集体领导转变，则是因为个人威权的最高领导者死后出现权力真空，为稳定政局，接班人通常会恢复集体领导模式，让最高层的领导集体分享权力；同时通过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再花钱买政治安定，包括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效忠。这种局面一段时期内似乎可以长期稳定下去，这是共产党政权的一种“高成本统治模式”。 集体领导是否再向个人集权转变，其触因是，“花钱买稳定”会消耗当局掌控的经济资源。“高成本统治模式”快要耗尽当局的经济资源时，可能会倒逼集权。而集体领导模式之下，通常会有部分高层人员抵制改革，胡赵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都是如此；集体领导模式也必然阻挠反腐败。这两种抵制的根源都是掌权的利益集团反对不利于自己的变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因为推动政治、经济改革受阻，就改变了苏共的集体领导模式，实行了总统制，集大权于一身。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急于改变苏共的政治经济现状，是因为苏联过去几十年盘剥民众积累起来的经济资源，被勃列日涅夫时代“花钱买稳定”用光了，处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状态下的戈尔巴乔夫没办法再继续“花钱买稳定”。 习近平上任前，高层权力斗争已经爆发，上台后他为了应付权力斗争而开始集权，又因为反腐败受阻，最后走上了恢复个人集权的道路。这是当时的情势，但习近平后来的作为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江胡时代对贪官的“放贪买平安”方针，掏空了中国经济。因此，习近平对官场的管控便越收越紧，在这点上，贪官们和习近平永远是对立的。 六、中国可能重回江胡时代吗？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句哲理所包含的意思是，河中的水在不断流动、更新，如同万物流变、无物常驻一般。事实上，希望习近平时代的中国重新回到江胡时代或胡赵时代，仿如刻舟求剑。 习近平的统治和赵紫阳时代、胡锦涛时代其实不可比，因为各自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赵紫阳时代中共的腐败才初步出现一些苗头，经济还有发展的空间。胡锦涛时代则经济发展的空间被差不多用尽了，同时，中共的全面腐败让各级官员积累了巨额财产；这些数以万亿计的贪官资产开始向国外转移，以求安全。 而习近平上任后，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而打击腐败，范围越来越大，各级贪官的不安全感日益上升，便加快对国外转移资产，并且办理家族成员的国外身份，以便必要时逃之夭夭。到2015年，中共贪官们向国外转移资产已累积上万亿美金，动摇了中共的外汇储备，也让习近平感受到了中共统治的内在危险性，于是他又进一步堵死官员们出逃之门。这个过程和他的个人专权的形成是同步的。 在习近平的个人专权之下，除非他本人想退隐，否则，没有人能够真的去成功地发动政变。虽然习近平在党内、党外都有大量政敌，但这种局面并不等于习近平就一定会倒在政敌手里。关键在于，习近平的政敌有没有活动能力和活动空间，习近平不断强化政治高压，就是试图消灭潜在政敌的活动能力和活动空间。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另外写一篇文章来分析。 当然，习近平如果身体不行了，中国政治完全可能大翻盘。共产党政权的个人专权领导人一旦撒手，通常会发生接班人危机，那个时刻将是权力斗争交火的触发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致命弱点。共产党国家的专制独裁者死后，最高权力的交班、接班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不仅如此，共产党国家的专制独裁者死后，往往还遭到昔日下属的批判，而党国的大政方针也经常因此发生改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最近小动作不断。军机绕台已经不太受关注了，每天绕来绕去的，有点儿像狼来了的故事，人们渐渐地就麻木了。继续浪费汽油的性价比越来越低。可能也不算浪费，就是把在内地上空的训练挪到了台湾海峡。反正也要浪费汽油，那就增加点儿真实现场感觉吧。比那种导演设计好造假的演习，效果略微好那么一点儿。 最近离中共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越来越近了。又据媒体观察，小习书记的违规连任越来越悬了。怎么办？这是个列宁同志提出的问题，难倒了小习同志。习书记的谋士们不都是傻瓜，很可能已经给他找到了解决难题的办法：或者发动政变扫除一切反动派，这个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或者发动一场战争，这个名正言顺。这种找死的节奏正是咱们习书记所需要的，他就偷着乐吧。 大家对浪费汽油已经麻木了。那就上点儿新鲜菜，宣布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一旦打起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阻止外国舰船增援。用几颗乌克兰那种近程反舰导弹就地正法，外国军舰可能不得不忌惮。美国海军专家早就有这种议论，战时不能靠近共军导弹覆盖区，否则航母也危险。 国际水域的说法是否合法呢？按照英美法系的原则，大家都承认的案例就是合法。英国和阿根廷的福克兰群岛战争，英国的二百海里管辖水域已经立下了惯例，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这就是国际法，不需要什么国际法庭来判决。可见共产党的瞎参谋烂干事们，不都是吃干饭的，也有几个比媒体大记者们懂行。 同时习总的橡皮图章通过了什么“非战争行动”的法律。这听着有些绕口，意思还是挺明白的。这就是说不在国际水域，也不和外国打仗，就不算战争，而是类似普京的那种什么特别行动。那么内战就不算战争，可以合法特别行动，外人不得干涉。比普京还要名正言顺。 最近习近平和普京通电话，说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还包括军事合作关系。这又是一个信号。说明中共的准备工作已经有条不紊地进行得很充分，至少他们自己这么认为：可以逐渐明朗化，正在拉拢盟友。帮助俄罗斯什么？不就是让它拖住美国和欧洲，长期打下去，减轻武统台湾的风险吗。美国的亲中派政客们不是喊了很久：无论如何也不能两面作战。 形势越来越说明台湾危险了。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台湾政府怎么察的呢？加快了购买武器的步伐，不再说什么立法院没通过预算，等等。 台湾的一部分老百姓，已经不相信这个政府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安全，开始到靶场练习各种军事技术。好准备共军打过来，实行自卫游击战。这种学习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倒还有几分胜算。至少可以等到美日等国慢慢讨论好，再增援台湾人民。到那时虽然难免像乌克兰一样，但至少不会亡国。比受共产党统治好得多。 我希望更多台湾人民，把网上骂中国人的劲头用到练习巷战技术上。让共军淹没在千百万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倒是让共军不敢犯台的有效威慑。什么芯片盾牌之类的废话，也太幼儿园了吧。你以为共军是小孩子，还是你们的精英名嘴是小孩子？
唐山暴打女子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派警察在小食店站岗，保障食客安全，这可列入四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唐山若有一万家大小食店，每个店派十名警察，每天要动用十万警力，不知这样的行动可支撑多久。 另一进展是，唐山案派廊坊公安去实行异地侦办，证明唐山警黑勾结的现象高层也心知肚明。处理警黑勾结，本应清除公安内部毒瘤，才能平暴安良，才是长久之计。异地办案只是斩脚趾避沙虫，证明上级公安机关对基层公安正在失去控制。 唐山事件的现场录影，意外在网上流传，没有被网信办屏蔽，令事件发酵，点燃民意之火，这是很蹊跷的事情。现在录像已流传到英美日本等西方国家，令西方朝野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现状，网信办打的什么主意，倒是值得观察下去。 邓小平早就说过，黑社会也有好人，因为共产党擅长利用黑社会，去干他们不愿或不宜干的罪恶勾当。香港反送中运动中，警方就曾利用元朗黑势力，暴打无辜路人，以此恫吓抗争市民，宣泄官方的仇恨。 多年来各地政府拆迁民房，暴力城管，很多时候都利用黑社会打手，暴力迫害、恐吓镇压民间抗争。当其时，官方与黑社会就是一家人，黑社会得到物质利益，官方得到政绩，互相暗通款曲，各取所需。 官方与黑社会的暗黑关系，一直是政权运作的手段，无形中“养熟”了黑恶势力。黑社会作恶官方包庇，官方需要时黑社会卖力，只把人民大众当作敌人。长时间的互相利用，使官方和黑社会维持一种默契，就是无事各自揾食，有事互相掩护。一个城市官黑共存，警黑为奸，人民便没有安全感。 最近有一个短片，拍到某恶男到食店轻薄女子，结果该女子到外面叫来另一伙恶汉，把作恶者砍伤，作恶者还满肚子委屈，说自己有做错，不过大家可以讲道理，不必动刀子。能讲道理者，怎么会欺负女子？既然敢欺负人，就要承担后果，后果就是活该被别人砍伤。 女子叫来的是什么人？她或许依附黑社会，叫来的是黑兄弟，或许她叫来一伙同乡，同乡抱团互相保护，或许她叫来的是在其他食店打工的同业工友。在一个没有法治，也没有道德的国度，穷人要保护自己，唯一办法就是抱团。 底层民众势单力薄，在一个野蛮的国度求生，永远处在被压迫被欺侮的弱势地位，通常只有默默把苦处吞下去，如此委屈﹑担惊受怕﹑朝不保夕的日子，看似永不到头。但不平遭遇没完没了地发生，终有一天他们会觉悟，只有和更多弱势者抱团，互相保护，才能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去反击黑恶势力的为非作歹。 早些年新疆人在各大沿海城市谋生，也曾屡受欺负，后来新疆人团结起来，一人有事众人相帮。新疆人善用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斩杀黑恶势力绝不手软，新疆人就安全了。 中共国官黑勾结，警黑为奸，随著社会经济下沉，失业大军排山倒海，官家与黑社会更穷凶极恶，小百姓被奴役更成为常态。面对险恶处境，底层民众唯有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互相抱团取暖，一呼百应，集众人之合力，对抗黑恶势力，那样身在乱世，才有起码的立足之地。 中共正面临解体危机，政府囊中空了，没有钱维稳，基层管治日渐松弛，社会治安日渐恶化。官方不作为，黑社会更有恃无恐，老百姓更痛苦。可以预料，民间会滋生出各种有形无形的组织，同乡会﹑行业会﹑地下组织会成为基层民众的保护伞，对抗官黑勾结的上层架构。 在乡村地区，宗族势力会崛起，地方乡绅也会提供保护给普通村民，在中共基层党官的势力之外，会生长出传统农业社会的另类地方势力，实现变相自治，那时，中共的统治便从最底层开始瓦解。 清代哲学家顾炎武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说，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亡国是一家一姓的朝廷之覆灭，亡天下是道德沦丧，人心败坏，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一个漫长的乱世，官家与百姓﹑富人与穷人无一幸免，正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中国唐山发生九名黑社会成员调戏妇女并群殴至重伤的恶行社会治安事件，在中国社群媒体掀起巨大的舆论浪潮，在舆论压力下，公安当局迅速逮捕嫌犯，想必会以重判安抚民心。恶行社会治安事件在中国所在多有，这一起事件从民间到官方引起的关注，与之前的类似案件相比，大得超乎想像。难怪有外界猜测，是否中共当局放任舆情汹涌，以试图稀释最近上海防疫和经济下滑引发的社会焦虑。 这样的猜测不无道理，但我认为还有两个因素需要注意：第一，这次事件的性质极为恶劣，肇事者之肆无忌惮令人咋舌。而铁链女事件之后，中国女性地位本来就正在引起讨论，这次受害者全部是女性，自然更加引发外界愤怒。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女性弱小”，“好男不和女斗”等传统观念的情况下，九名大汉围殴四名弱女子，就更加引发社会舆论的愤怒。而中国黑社会势力鱼肉乡里，一直是地方社会治安面对的严重挑战，这一次的事件，进一步显示出黑社会在中国的嚣张，这令很多人震惊，为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 第二，舆情汹涌，也不排除与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导致的集体情绪有关。从上海的粗暴防疫措施令全民目瞪口呆，到传出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产生政策分歧，从百业萧条的经济状况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境，中国社会的集体情绪明显有大面地的郁闷和不满的成分存在，唐山事件的发生，等于为这种压抑下的集体情绪找到了一个发泄管道，各种不满集结成了对于社会治安问题的抨击。一起社会治安事件引发的全国关注，背后是整个社会的集体情绪躁动不安的现状。 我们必须看到，这次唐山恶行社会治安事件，突出了中国发展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地方治理问题。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治安事件，打人的这些黑社会中有成员过去就有犯罪纪录，但能全身而退；他们犯案后驾驶车牌特殊的名车，在严格的恶地方防疫规定毫不困难地拿走出行证，在在表明这些人，与地方政府，尤其是警方，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换句话说，他们的背后，是有地方政府内部的人撑腰的。只是这次事件闹得太太，惊动了北京的高层，地方政府恐怕已经无力继续袒护了。 警匪一家，是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方式中严重的弊端。长期以来，在拆迁，摊贩管理，甚至是在这次防疫行动中，地方政府利用黑社会的势力推行政策，这是普遍存在的不公开现象。唐山事件，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已经溃败到什么程度。在案发当天，中国其实同时发生了另外三起社会治安案件，包括：北京95后杀90后上司案； 上海金山路边砍妻案； 江苏省昆山95后女教师通奸13岁学生案。这更说明，不仅执政党和政府腐败滥权，整个中国社会也在加速溃败中。社会戾气严重，人与人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越来越严重，这都是溃败的象征。 在中国，不仅财产没有安全，人身也没有安全，其根本的症结还是在于体制问题。尤其亟待解决的统治集团的两大问题：专制，腐败。人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治安问题还是会有，但人民至少会有信心得到法律的保护。中国现在有很多的黑社会，但政府才是最大的黑社会。上行下效，政府越流氓，地方的黑恶势力就越猖獗。不解决老大，解决不了小弟的问题。不限制政府的公权力，人民的一切权益都得不到保障。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馀本。全文转自上报）
王沪宁宛如希特勒的御用哲学家罗森堡 二零二二年五月，浙江等省的手机用户陆续接到电信公司短信通知：国际及台港澳电话及短信功能将自动设置为关闭，用户若需要接收国际电话及短信，必须向电信公司申请并登记。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及中国电信三大电信公司都已证实此事，正式的红头文件也在网上流传，包括浙江、河南、江西、辽宁、贵州等省的电信公司都已陆续公告。 三大电信公司提出的理由是，“打击境外诈骗电话”。这个小小的理由与三大国有电信公司的大动作相比，显然不成比例。为了预防一种犯罪活动而封锁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正常联系，就如同发现水中有一粒沙子，就要将在水中洗澡的婴孩一起倒掉一样。境外电话诈骗固然猖獗，但境内的电话诈骗更为层出不穷、千变万化，难道下一步为了根除境内诈骗电话，就要彻底取消电话、手机和网络吗？ 据海外媒体披露，此一看似技术面的措施，竟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下达的政治命令。王沪宁是复旦大学如假包换的博士及政治学教授，比起假博士习近平来，显然更懂政治，深知信息的自由流通会危机极权统治的根基，所以才会悍然下达这个带有强烈的闭关锁国信号的命令。 中国正在实施严厉的清零封控政策，并且企图将这一政策作为打造动物农庄的实验，以及战争动员的预演。就连温顺如绵羊的中国民众也开始对于这种文革式和纳粹式的奴役政策感到越发不满，北大、北师大、复旦、天津大学已出现多次学生聚众抗议，甚至有学生直接喊出“打倒官僚主义，打倒习近平”的口号。中共当局更加担心西方国家在“共存”模式下正常生活的真实情况传入中国境内，引起民众的更大反弹。所以，逐步断绝中国与国外的通话和信息交流，就成了确保中共江山不变色的唯一选择。 在中共现任七常委中，王沪宁是最低调、最少新闻报道、最不苟言笑的一个。这不是因为他谦虚，而是因为他更喜欢躲藏在幕后操作。作为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党魁的心腹智囊，王沪宁经历三朝而不倒，在中共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王沪宁大概永远都不会写日记，不会给后世留下他的真实面目和思想的记录。所以，读希特勒的“精神导师”、纳粹党“大祭司”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日记，就如同一面照出王沪宁真面目的镜子。罗森堡是纳粹元首的意识形态代言人，他的理论“杰作”《二十世纪的神话》卖了超过一百万册，跟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一样，被当成纳粹意识形态经典。他的“恶魔日记”在消失半个多世纪后，经过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重新被发现、整理并发表。这本日记记录了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四年间，罗森堡与希特勒的交往、第三帝国高层的复杂斗争等隐秘内幕，被研究者视为研究希特勒思想演变及第三帝国兴亡史的重要史料。“无论你需要多少钱，我都给。罗森堡，属于你的伟大时刻已经来临，”希特勒曾经对他忠贞的副手说。“我没必要用长篇大论的文字来表达此刻的心情，”飘飘然的罗森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此，他假希特勒之手，将自己的思想变成了现实，把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恶行变成了“合理又合法”的事情。 当年，希特勒和罗森堡如何屠杀犹太人；今天，习近平和王沪宁就在用相似的方式屠杀维吾尔人等遭到中国殖民统治的少数族裔。当年，希特勒和罗森堡如何对德国人洗脑；今天，习近平和王沪宁就在用相似的方式将中国人封闭起来再洗脑，他们做得更加成功。 中共正在重蹈明朝的复辙 电信公司切断中国与外界的通信并非孤立的个案。五月十日，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党组会议指出：“要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还称，“境内人员仍需继续坚持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确保个人健康安全，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防疫抗疫重大战略成果”。 从一年多之前官媒早已传出消息，中国暂停办理护照，暂停办理非紧急的出入境签证安排。过去一年，中国护照的签发量暴跌百分之九十八，很多在美华人也无法续签新本；有人回国等候大半年，也没能更新护照，无法再出境。很多网友反映，他们在美国有工作，但是护照更新时却没有获准。 现在的政策是“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很多人也将其理解为“暂时”，而不是“永久”。也有人认为，这项政策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在一步一步地收紧。更有专业人士表示，暂停发出非紧急出入境证件与疫情有一定关系，但非主要原因。该措施是要集中资源力量，应对对美国的贸易和金融战，为配合实现内循环和与美国脱钩做准备。 与之相对应，从五月下旬起，英国、加拿大、丹麦、意大利、新西兰等国先后宣布关闭在北京的签证中心，所有预约都被取消。有网友哀叹，原本以为二零二零年最难，没有想到二零二一年更难，更没有想到二零二二年出国比前两年还要难。 中共正在重蹈明朝闭关锁国的覆辙。自郑和下西洋之后，明帝国对远洋航行和海外贸易失去了兴趣。一四七七年，有人重提派宝船航行的做法，当时海外对大明的瓷器、茶叶有着巨大的需求量，派人再下西洋，拓宽销售渠道，多赚点银子回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以兵部车驾司郎中刘大夏为首的一些儒家教条主义者却悍然烧毁郑和的航海日志、造船图纸等资料。刘大夏振振有词地宣称：“郑和前往西方的航海浪费了上百万的金钱和谷物，而且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此……，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行动。大臣们本应该予以强烈反对，即使这些旧资料现在还保存着，也应该被烧毁。”当时的兵部尚书附和说：“你的阴德不小，这个位置迟早是你的！”刘大夏后来果然当上了兵部尚书。而刘大夏并非庸碌之辈，他曾毛遂自荐治理黄河水灾，黄河两岸很多地方的百姓把他尊为河神，每年都要进行祭拜。 美国学者戴伦·艾塞默鲁和詹姆斯·罗宾森在《自由的窄廊》一书中指出，明朝是中国命运逆转的时代，根本原因在于“朝廷设法严密规范和控制社会，国家的专制力量消除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经济机会和诱因”。与此同时，西方却大步走向大航海、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这两位学者认为，共产党中国打造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在根据专制路线安排的经济体系中，确保强而有力的创新。中国已经达成快速的经济成长，但其成功是出于解决狭隘领域的特定问题，出于因应政府的要求。然而，“攸关未来成长的广泛领域中的多元化和持续创新，不但取决于解决现有的问题，也取决于梦想出新问题，这样就需要自主性和实验。你可以提供巨量资源，可以命令个人努力工作，却不能命令众人生出创意。创意是持续创新的要素，极度依赖大量的个人实验、然后用自己与众不同的方式思考，打破常规，经历失败，而且偶尔碰到成功。但是，如果没有自由，你怎么可能实现这一切？” 所以，两位学者的结论是：中国像所有专制式成长的前例一样，在这项任务上不可能成功。如今，中国再次闭关锁国，证明中国从来没有走进自由的窄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时代》杂志读者大多已能接受它每年公布的百大人物并不是在说谁好、谁坏，而是“谁的影响力足以塑造（不同领域）过去的一年”，这次《时代》百大人物普京、泽连斯基同时上榜，则被认为是最极端的对比。其中普京是缺席四年后第7度入选，且全拜他入侵乌克兰之赐。另外，习近平已是第13次登上《时代》百大，为《时代》有此专题以来之冠。 普京曾在2004、2008、2014年入选百大，2015年再入选，他的评量指数总积分（通常反映全球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奥巴马和达赖喇嘛及女神卡卡，是唯一挤入排名评分前五名的政治领袖。虽然当时有人因为普京会在度假时赤裸上身秀出肌肉，而觉得他比西方国家那班中规中矩的领导人们“有趣”，但在这些公关照的背后，其实也让人察觉到潜伏其下的湍流，尤其前一年普京才并吞了克里米亚。 当年《时代》的外交专栏作家布雷默就写道：“普京入榜（2015年），完全是出于他成功展现了对抗西方国家的能力，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会像普京领导的俄罗斯这样，一边影响著全球政治和经济，一边同时对内强化高压统治，而偏偏此时的俄罗斯又正陷入经济衰退，到处都有人反对他，他的声望却也因此水涨船高，这种复杂的现象，很难判断他会继续处在高位多久，又打算做什么。” 到了2017年普京又上榜那年，是由戈巴契夫所写的介绍文，他的文字更进一步透露了普京何以让人不安。戈巴契夫说：“因为俄罗斯的政治体系缺陷，某些权威统治措施一开始或是合理的，但俄罗斯要走向正常化，就必须有真正的政党竞争、多党政治，和得以进行政权轮替的公平选举，这才是普京应该做的。”当然，戈巴契夫会这么介绍普京，就因为实际情况是普京在位愈久，俄罗斯就离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民主化愈远。 那次入选《时代》百大，适值普京和西方国家关系明显恶化，随后的四年，《时代》百大再不见普京踪影，直到2022年他下令入侵乌克兰，才逼使全世界不得不再回头注意他。这次是由被普京关在监狱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撰写普京介绍文，他说：“普京再次提醒我们，以‘操纵选举’开始的道路总是通向独裁，独裁则总是导致战争…多年来，世界各国领导人面对普丁，一直是虚伪地谈论‘务实的做法’以及和俄罗斯往来贸易的好处…结果，他们让俄罗斯从石油和天然气中受益，然后帮助普京国内的控制力变得更强…眼前（西方国家）为这场战争付出的成本，早已远高过当初以为可以从俄罗斯那里得到的能源利益，而和普京签署石油、天然气合约时，大家都还曾开香槟庆祝呢。” 纳瓦尔尼比起戈巴契夫说得更直白，即：“如果有人整肃独立媒体，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暗杀，并坚持他的帝国幻想，那么他就是一个能够在21世纪欧洲中心制造血腥屠杀的疯子。谁都不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拥抱他。”“眼下，普京正在为所有人上一堂课，就是教大家如何瞬间抹煞掉一个国家历经20多年才取得的经济成果。” 摊开《时代》百大人物，虽然过去以来不少评论对《时代》把普京、女神卡卡相提并论，把曼德拉、金正日放在同一期封面，觉得很可笑，但环绕在普丁身上的评语，就算不是一种预言，这么多年下来，应该也能当作某种程度的警示，况且他还真的就这样为人类世界一步步带来灾难。 回头再看另一个独裁指标习近平，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瓦瑟斯特伦在今年度习近平入选评语上写著：“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他对中国和这个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中国带动自毛泽东以来最大的个人崇拜。”要评估习近平在2022年的特殊影响，最值得强调而他没做，但可能做的四件事就是：“重新考虑被世卫批评为‘不可持续的’的（病毒）清零战略；在新疆这个严重侵犯人权的地方扭转政策方向；与好战的普京拉开距离；当然，还有指定一个继任者。”只是，可能吗？ 关于习近平的“评语介绍”不和普京如出一辙，都提到了一个独裁者当下最该做，却又最不可能做的事。那么，习近平会不会也如普京一样，终究一意孤行发动任何可能的战争，再于某年《时代》百大登峰造极？看著普京的治国路径，在习近平身上岂止似曾相似，眼前有多少人打从内心祈祷明年《时代》百大人物中可以不再有这两个人，因为明年这两人若继续留在名单内，无疑代表这世界仍不得安宁。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中国网路流传一个非常醒脑的段子：说是有人被掐脖子快断气了，专家于是紧急会诊，有人主张电击除颤，有人主张插管，还有人声称可以跳大神，就是没有人提醒：该放手了。 这非常形象了中国人当前的处境，李克强焦虑的召开十万人的经济工作大会，为经济形势下行大声示警，并且为中央财政告急划了红线，除了特大灾害预备金，国务院已无力负担地方财政缺口的拨补，地方缺钱，各省市领导自己想办法，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人民口袋掏钱。 造成地方财政吃紧的原因，很大程度来自于中央严控疫情管制，打乱了生产秩序，民间企业大量裁员，民生消费严重内卷，百业萧条，唯独病态的核酸经济一枝独秀，这导致了财政收入锐减，2020年赤字已突破6兆人民币，今年更不乐观，李克强不想留下难看的毕业考，当然会奋力一搏。 怎么搏呢？5月25日，国务院主管的医保局突然宣布，医保基金不再为核酸检测费用买单，并且大动作查办多家弄虚作假的第三方检测公司，于是各种多管混检、阴阳一锅炒的乱象便一一曝了光，说穿了，对权力寻租者们而言，核酸检测的目的不在防疫，而是一盘大生意。 随著上海逐渐放宽管制，中共卫健委又下令，全国需普设常态筛检站，步行十五分钟设一站，千万人口城市动辄上万个，这个新兴的毒瘤式核酸经济，商机究竟有多庞大呢？专家估计，如果覆盖人口达30%，一年大约要开支1.45兆人民币，这相当于2022年中共公开的国防开支1.47兆元。而如果覆盖率推升到全人口的70%，每48小时筛一次，高盛研究估计，全年耗资将达到2.5兆人民币，如何不教人垂涎？ 中国的医保基金存量约3.6兆人民币，如何禁得起这样折腾？周而复始的检测并不能消灭病毒，但对基础医疗需求的排挤异常惊人，制造出大量的次生人道灾难，但政治野心家和唯利是图的商人看不到这个，中共国师锺南山家族就是最大的获利者，他掌控的“金域医学”27个月来收入240亿人民币，其中的70亿来自检测，其挂名董事长财富100亿元，列名胡润富豪榜第669名。在钱权共生的中国，几个主管医政的中阶官僚落马，绝对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海外民运人士对“习下李上”满怀不切实际的期待，但熟悉中共体制的人不会如此天真，李克强如果不是和习近平唱双簧，则最近几次不搭调，也只是在为甩锅找借口，最终还是由老百姓自费检测，再割一轮韭菜而已。 全民普筛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场政治运动，与科学争论无关，是习近平英雄主义的象征，能进不能退。李克强如果真心为这个疯狂的政策踩刹车，就应告诉那个人该松手了，但他却只敢拿商人下手，导致检测业界一阵恐慌，姑不论其准确率如何，过剩的产能必须找到出口，台湾有些鼓吹快筛稀缺的人，是不是也有些心动了呢？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