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澳洲，因为这里让亲情补了课
2026 年 8 月 9 日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突然遇刺身亡，令国际社会感到震惊和悲痛。中国的粉红又上演一拙超出人类道德底线的狂欢，央视新闻报导之下竟有上百万条点赞。虽然中共官方对此表示哀悼与慰问，但本质上是猫哭老鼠。当外媒针对粉红的狂欢提问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竟然不予置评。可见民间仇日仇到失智、失德，失去人类正常感情的程度，是中共这些年洗脑教育与鼓励的结果。当然中国不仅仅只有粉红，明理懂情的中国人对粉红的狂欢深以为耻，对安倍不幸去世潸然泪下，感怀他对中国人的一片情意。 安倍是日本至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执政时期对华政策又了根本性的改变，日本战后历届首相，因着对中国侵略的负罪感，都毫无原则地向中共政权示好，对中共的人权问题不闻不问的同时给中国在经济上提供大量的援助，因此有了“经济动物”之称。直到安倍执政才有了改变，在经济上继续帮助中国的同时，也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批评，特别是在中共军事力量向东南，南海推进并向世界扩张，他敏锐地感到中共正进行新时代的军国主义，对世界形成威胁。日本愿意与世界民主国家共同担负起防止中共对世界的军事威胁。安倍也为此被称为警示中国破坏世界秩序的吹哨人。 在中共武力威胁台湾之时，安倍说出了让台湾人最暖心的话，“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以表达日本防护台湾不受中共武力犯台的决心。安倍的护台并不等于敌对中国，他所防范警惕的是中共，他对中国民众也是同样的暖心，在武汉病毒肆虐中国时，大量物资援助中国，标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他还拿出自己的工资捐款，并要求自民党国会议员扣除5000日元工资捐款中国。他对自己的国家人民更是暖心得让一切政治家感到脸红，他会跪在地上倾听市民的声音，疫情期间他与行人手碰着手，用手指做成一个“心型”。安倍是政治贵族家族出身，但他能做到对民如此鞠躬尽瘁，最后在演讲中倒在街头。安倍在2020年因健康的原因辞职，体现了一个民主领导人的风范，当自己的健康不能全身心为国家服务时，就退下来让他人来担当。 由着中共对世界形成了军事威胁，安倍在他的任期，提出了日本国家正常化，修改日本宪法使日本象正常国家一样拥有发展国防军备及拥有宣战权。日本在民主化半个多世界后的今天，他不再是世界的威胁而是世界和平保障的力量，确实是到了国家正常化的时候。安倍可以说是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重要倡导者与推手。 日本在历史上是一个有着政治暗杀文化的国家，从幕府时代到明治维新都有过惊心动魄的暗杀事件，二战国家民主化后也有过几次，最近的一次是1992年3月，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在演讲时遭枪击身亡。安倍的遇刺反映了民主化后的日本暗杀并没有绝迹，值得日本民族整体反思。一个国家要有稳定的民主，一定要彻底消除摒弃暗杀这种文化。否则民主不会得到稳固。 安倍的去世让世界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国际政治家与一位爱憎分明的亲民领导人，相信他的政治遗产国家正常化与国际社会一起担负起世界和平责任的遗产一定会被继承下去。安倍晋三已成为日本现代文明的精神之魂。安倍先生一路走好！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俄乌战争虽然还未告终，但世界已经将眼光转到中国。西方国家正盯紧美国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关税豁免究竟什么时候成行，中国斥资2500亿元，购买近300架空客，这对于自1991年来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的德国、陷入高通胀之苦的德法两国，几乎有雪中送炭之效，正处于对华战略摇摆阶段的美国，那摇摆的钟锤很快将定出中心位置。 西方对华外交：以经济为中心 如果不沉溺于中文自媒体各种稀奇古怪的政变传闻，只看世界几大金融机构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就会明白西方关注的其实主要是中国的经济基本面，而非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6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中国经济简报》，预计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后，VOA发表了一篇《中国经济急剧放缓，美国或需改变对华战略判断》，该文记者采访了数位华府智库人士，其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无论是国际地缘政治格局、还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都建筑在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即中国经济将会持续崛起，“美国政府的中国战略似乎是基于过去经济数据之上的、直线性上升的推断。” 意思很明白，美国对华战略的钟摆摆锤是经济，只是过去假定中国经济处于上升状态，现在形势变了，中国经济将进入衰落通道，因此得调整对华外交战略，意即是“战略竞争关系”，还是“竞争中有合作”抑或“合作中有竞争”，何者在前这一次序很重要。 这些智库人士的考量其实与白宫意见一致。拜登政府一年多以来，其实也多次说过，对华外交不以改变中国政治制度为核心。只是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太复杂，弄成了如同基辛格形容的这种状态——在英国《旁观者》杂志（The Spectator）7月2日刊登的专访中，在评价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时，基辛格指出，拜登政府似乎试图对话，但“美国政府通常会以一份有关中国不公正行为的声明作为开场白”。“强调台湾问题会产生对抗。我不知道对话会产生什么结果，但目前，我认为我们陷入了困境。” 美国对华政策看似摇摆实则有中心 西方世界主要是美、欧、加拿大、澳大利亚，还包括日本在内。尽管从去年以来国际格局形成多极化趋势，但西方世界在关键时刻仍必须追随美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比如本次G7最大看点就是6月26日的G7峰会上， 美国总统拜登画了一张雄心勃勃的基建宏图——“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PGII），目标是在2027年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6000亿美元基建资金，其中美国自己承担2000亿美元，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则要筹集3000亿欧元。但专业投资分析者都注意到这6000亿并非全是政府投资，是通过撬动私人资产，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效果如何，分析者情不自禁地提到美国政府前些年一直推行的“电力非洲”倡议。 根据《2018年电力非洲年度报告》的数据，“电力非洲”中的145个私营部门合作伙伴中有一半是美国公司。美国出台“电力非洲倡议”的重要意图之一是遏制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但如何解决融资和投资回报的问题是私营资本投资的关键，“电力非洲倡议”也因此实施进程缓慢，因为私营资本对于投资非洲电力持观望态度，担心倡议大规模推进竞争性购电协议本身就蕴藏着违约和债务的风险。 G7会议召开的同时，正逢美国制裁五家援助俄罗斯的中国军工企业。7月1日，路透社发布一条消息（英文）：《美国官方消息：中国没有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要点是：美国商务部于6月27日宣布，将五家中国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理由是它们涉嫌在莫斯科在乌克兰发动战争时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和国防工业基地。但路透引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拜登政府官员的话，美国政府本周早些时候对中国某些企业采取的执法措施只是针对这些企业个体行动，而不是针对中国政府。“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有系统地逃避或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路透这条消息让人联想到自6月8日以来美国财长耶伦女士关于中国关税的声明，她在国会听证会与媒体采访时都明确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调整（免除）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借此缓解处于几十年高位的通胀。 虽然目前尚无最后的消息正式公布，但耶伦作为财长在拜登政府的金融经济议题上的作用尤为关键，也因此，免除中国关税，与中国保持经济合作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钟锤摆动中心。 国际金融的两个指标显示的动向 以下两个因素可能会加重免除中国关税这一政策建议的权重。其中之一是中国250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让欧洲飞机制造商获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单日交易。这块石头丢下去，波音的反应来了，该公司发言人称：“令人失望的是，地缘政治差异继续限制美国飞机出口，对中国的销售历来支持数以万计的美国工作岗位”，波音敦促拜登政府考虑改变对华政策。 另一条则与美元霸权有关。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今年5月公布全球支付系统最新数据：在国际结算体系中，欧元份额已经涨至37.79%，美元降至38.85%，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占比为2.15%，保持全球支付第五大活跃货币的地位。排名第三、第四名的是英镑与日元，日元比人民币只高不到0.6个百分点。 一直关心美元地位的三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人员6月1日在IMF的博客上发表联名文章《美元主导与非传统储备货币的崛起》（Dollar Dominance and the Rise of Nontraditional Reserve Currencies），该文指出，根据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2021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降至59%以下，延续了20年来的下降趋势。美元失去的份额，四分之一转向人民币，传统上在外汇储备组合中并不重要的较小经济体货币，如澳元和加元、瑞典克朗和韩元，则占到了从美元转向外汇储备的四分之三。这比例在外部人看来微小得可以不予计算，但在IMF专业研究人员看来，表明了美国作用下降的趋势。 英国《金融时报》6月30日的消息证实了IMF研究人员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据报道 ，瑞银(UBS)在2022年4月至6月期间对30家主要央行所做的年度调查显示，各国央行在外汇储备多元化进程中对人民币兴趣升温，已经投资或有兴趣投资人民币的央行储备管理机构的比例从去年的81%升至85%。专业人士称，这是地缘政治纷争可能削弱美元主导地位的一个迹象。 拜登政府考量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复杂，加之今年俄乌战争发生后中国不肯与西方站在一条战壕，美国民主党有中期选举压力，断然做出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外界看到拜登政府班子对外公开表达的意见很不一致的原因。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专栏上周五播出的《二十大上年满六十五岁的王小洪“不进则退”》一文中，分析了习近平当局提前把公安部长的位置由赵克志换成王小洪并非权力斗争，而是人事布局。在省部级中央委员“三上四不上”和副国级“七上八下”年龄限制的前提下，今年七月就满六十五岁的王小洪在今年二十大上面临着“不进则退”的局面，即如果不被内定晋升副国级，笃定不能连任中央委员。所以，如果王小洪只以公安部党委书记职务进入二十届中央委员预选名单的话，那么届时的党代表们也许会质疑他六十五岁的正省部级封顶年龄。而避免这种可能出现的质疑的最简单办法，当然就是让党代表们明白他王小洪既然提前接替了赵克志的公安部长职务，那么他就是待任副国级，所以“限制”他的年龄标准不是“三上四下”，而是“七上八下”。 再者，65岁是所有中共非副国级官员兼任的正省部级领导职务的年龄上限。所谓正省部级领导职务，除了包括地方省委书记、省长以及省政协主席，中央各部委一把手也包括被内部明文规定为“正部长级”的中央及国务院部委的常务副职，比如中宣部和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也比如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以及“两高”的第一副职。 如我们过去节目详细介绍过的沈德咏，在年满65岁前晋升副国级的梦碎之后，愤而向习近平政权递了辞呈。2018年6月离任最高法之际，沈德咏曾通过最高法全体干警的办公平台发了一份《离职告别书》，其中一句是“根据我的诚恳请求，中央决定提前一年左右的时间，免去我在最高人民法院担任的各项职务”。 沈德咏是1954年3月生人，所以如果不是他“主动辞职”的话，中央组织部按规定结束他正部长级一线职务的时间应该是在他年满65岁的同时，或者稍晚。 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与王小洪同年同月出生的聂辰席日前刚刚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和党组书记的职务，继任人是比他年轻五岁的徐麟。虽然聂辰席依然还是在位的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但仅仅是因为年龄原因就只能退居二线。 与之同理，王小洪如果不是赶在年满65岁的当口就被赶紧宣布为按常规应该是由国务委员兼任的公安部长职务，那么他在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和公安部党委书记的岗位上应该也是和与自己同龄的聂辰席一样，现在就被安排退居二线的。 而象王小洪这样，既然已经年满或者刚刚年过65岁的正省部级年龄上限，但已经被内定赶在当年即将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换届之时或者之后晋升副国级者，先抢在此人年满65的当口让他把一个应该由政治局委员或者国务委员兼任的具体职位占上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前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被胡锦涛提拔的过程。 1947年7月出生的郭金龙当年曾在西藏工作过11年时间，先后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仅从他的这段从政经历看，就明白胡锦涛为什么一定要提拔他了。 2004年底离开西藏回到内地，郭金龙先在安徽省担任了3年左右的省委一把手，然后于2007年11月开始出任北京市长。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是中共国务院冶金部长出身，与胡锦涛和温家宝同龄的刘淇。 当时曾有一篇报道郭金龙与胡锦涛关系特殊的文章为中国境内、境外的众多网媒广为转载，标题为《郭金龙曾悄悄帮胡锦涛处理了一些“家事”》。说的是2004年，郭金龙被胡锦涛安排到老家安徽省任省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郭金龙当时帮胡锦涛处理了一些“家事”。 在距胡锦涛的祖籍绩溪县城约十公里的瀛洲乡大坑口村南，有一座古祠——胡氏宗祠，从1988年就开始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专家称之为“中国古祠一绝”。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唐代，绩溪出了个散骑大将军胡宓；宋代，出了个以两劾秦桧而名垂青史的监察御史胡舜陟；明代出过奕世尚书胡富、胡宗宪；清代，出了徽墨名家胡开文、红顶商人胡雪岩；近代，出了著名学者胡适；当代，出了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清末，光是胡姓祠堂绩溪全县就有30座。目前龙川胡氏宗祠仅是“尚书胡”一族的家庙，是其中的佼佼者。 胡锦涛2003年担任中共总书记后，当地政府开始利用胡锦涛的名牌发展旅游业——“锦涛故里”。绩溪大坑口村恢复了文革中被改掉的老名“龙川”，胡氏宗祠成为龙川胡氏宗祠。从2004年开始，安徽省政府拨款数千万将绩溪到龙川（大坑口）的公路进行了扩建，长12公里、宽8米的黑色路面公路取代了原来只有5米宽的土石公路。当地政府又修缮了村里的两座牌坊，村中小河的两边也修上了护河石堤；小河上还新修了几座石桥和木桥，河两岸的民房也做了很大规模的翻盖；胡的祖居更是做了翻新和保护。 据悉，胡锦涛的故居是企业收购，并设置了胡氏祖宗灵位等。当时胡氏宗祠及胡锦涛的故居都要凭门票参观，需要花费108元人民币。龙川一度成了红色旅游热点，全国各地官员打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旗号，伺机公费旅游，前往参观、膜拜。2005年年初，西藏有关官员到龙川“参拜”时，向胡氏始祖胡炎及胡锦涛父亲胡增钰的灵位献了哈达。因为旅游团越来越多，当地政府在龙川组建了一个大型的旅游服务公司，还投资800多万元人民币兴建办公大楼、贵宾接待厅、宾馆、酒店等配套设施。 据“SUN时事”当时报道，当地官员打着胡锦涛名义赚钱引起高层注意，胡锦涛委派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前往处理。郭金龙到达绩溪视察时，发现当地旅行社擅自设置胡氏祖宗灵位，不时举“总书记”名头，实际情况比媒体报导更严重。因此郭金龙立下几条禁令：一、以后不准再打胡锦涛的旗号招揽生意；二、胡锦涛的故居不再对外开放，参观者要经县委批准；三、把在胡锦涛故居和胡氏宗祠内的胡家祖先灵位撤掉；四、对当地旅行社的导游人员进行再培训，规范导游用语，接待游客时，不准再提胡锦涛的名字。 正是因为胡锦涛的谨慎，事后网上有当地人谈起“锦涛故里”旅游线时，还能看出他们对此“不满”的态度。有人推荐这条旅游线时表示，因为胡锦涛不愿宣传，尽管龙川村真的不错，可惜不为人知。还有当地民众希望胡锦涛给自己家乡做些什么，现在这里的人还是比较穷。 正因为郭金龙帮胡锦涛稳妥处理了这些“家事”，给胡锦涛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其实，郭金龙真正留给胡锦涛的最好印象无疑还是他在西藏的长期工作经历，正所谓“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有多苦，当年在西藏自治区委书记位置上因身体严重不适被迫返京治病的胡锦涛心中最有体验。所以，不提拔他提拔谁？ 2012年7月，时任北京市长郭金龙年满65岁，当时的胡锦涛政权于是安排即将在十八大上退位的时任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刘淇先把北京市委书记的兼职转给郭金龙，以令郭金龙不会在党代会上受到正省部级中央委员“三上四下”的年龄限制。与现在安排明年三月就会在国务委员位置上退休的赵克志赶在二十大召开之前，王小洪刚满65岁的当口，提前把公安部长职务交给王小洪的作法都是出于同一考量。 之后的郭金龙的故事，就是在出任了北京市委书记职务四个月后即在中共十七大上顺利连任中央委员，紧接着便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顺利“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身份工作至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当年年中，于2017年5月奉命把北京市委书记职务交给了习近平的嫡系 — 当时连个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蔡奇。 2012年7月，刘淇奉命把北京市委书记交给郭金龙之后至十七大召开之前的三个多月时间里，被安排了一个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的临时职务“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五年之后的2017年5月，习近平对郭金龙也是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式。 五年前的习近平把北京市委书记单单安排成蔡奇的目的是什么，不言自明。但具体到蔡奇的前任郭金龙，则不是因为什么“权力斗争”的原因“下台”，年龄使然！ 现如今赵克志也是一样，无论是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还是二十大召开之后，把公安部长职务正式交出，对他赵克志来说都是早晚的事。 我们不妨再从一个假设的前提分析，那就是，假设赵克志在今年二十大上的年龄符合“七上八下”，而且还已经被习近平内定按照“惯例”接替郭声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务，而他之后的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职务也已经内定交给二十大召开之前即已经年满65岁的王小洪，那么中央组织部仍然也会赶在如今的二十大召开之前、王小洪年满65岁的当口，安排赵克志提前把公安部长职务交给王小洪。 去年十一月，王小洪先接替了赵克志的公安部党委书记职务之后不久，时评人岳山即发表《北京二十大防反习 习家军铺满公安部》一文。说是王小洪的上位是习近平二十大安全需要，王小洪逐步接掌公安部无疑是中共二十大习近平人马布局的一部分。 按照岳山文章的说法，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要打破惯例连任，也没有设接班人，引发的党内怨恨更会成为危险因素。这其实是习近平持续强调首要任务是保政治安全的真正原因。中共二十大前，习近平的安保会进一步升级，而王小洪就会成为习提高防范的重要身边人。 岳山的文章中列举出了现如今王小洪以下的所有公安部领导成员，包括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长孙新阳、副部长杜航伟、副部长兼国家移民管理局局长许甘露、副部长刘钊、副部长林锐、政治部主任冯延、副部长陈思源。其中，2020年3月从江西省纪委书记调任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长的孙新阳，被岳山的文章说成不但与习近平是陕西富平同乡，而且与习近平的已故同父异母哥哥习正宁“关系匪浅”。 笔者在岳山文章的启发下，辗转向海南方面的知情人士查证到，这个为侦办孙立军案被习近平点名调任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组长的孙新阳，当年从陕西老家远赴海南就是投奔习正宁而去。 1964年7月出生的孙新阳，当年在家乡陕西富平县城就读时是小有名气的高材生，16岁就考上了西北地区最好的大学西安交大；在机械工程系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高校任教，成为陕西机械学院的助教。三年后，他又考回母校西安交大，在管理学院经济法专业苦读3年拿到硕士学位，期间还加入了中共。硕士学位拿到了，孙新阳决心弃学从政。现任中共外交部党委书记，当时在陕西省委组织部工作的齐玉把孙新阳推荐给了已经在海南任司法厅厅长的习正宁。 在习正宁手下，孙新阳刚刚到任期间和习正宁对话时全都是陕西话，令傍边人还误以为孙新阳是习正宁的儿子。日后，孙新阳有机会把这段“故事”讲给习近平听时，可以想象习近平从此之后对孙新阳会有多深多好的印象了。 因为有习正宁的培养和向组织部门举荐，孙新阳从省法制局主任科员干起，熬到副厅局级只用了八年；日后又一路晋升，2012年4月就升任了中共海南省省委常委兼任省委秘书长、省直属机关工委书记；三年后，又以中共海南省委常委身份兼任中共海口市委书记。 至于已经去世的习正宁留给自己弟弟习近平的最重要政治遗产之一孙新阳是如何转入纪委并被习近平委以重任，都是我们下篇文章所要介绍的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当局对外宣布了王小洪在已经是公安部党委书记的前提下，又把公安部长的行政职务也一并接过去之后，相当比例的外界评论都还是在从所谓“人事斗争”甚至是所谓“权力争夺”的角度入手，而笔者则认为习近平决定提前把公安部长的位置由赵克志换成王小洪，并非权力斗争，而是人事布局：为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必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的高层人事安排提前进行的人事布局内容之一。 正如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王小洪已经是中央政法委书记的最可能接班人选了》中已经分析过的那样，相对于王小洪从去年十一月底接替公安部党委书记之后的晋升前途，一九五三年出生，今年已经六十九岁的赵克志即使是习近平的铁杆亲信，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与他同岁的习近平无论如何也不会考虑把一个和自己一样年迈的人安排进入未来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并接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如今仍在台上的所有中共法制系统中的副国级和正省部级领导人中，赵克志是最没有可能，或者说完全没有可能在二十大上晋阶中央政治局并接掌中央政法委的。即使是没有唐山烧烤痁打人事件的发生，甚至还可以假设没有一个孙立军及其政治团伙的被揪出，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及明年三月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样都会是赵克志仕途的尽头。也就是说，二零一七年筹备召开中共十九大期间，一经决定了由时任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在连任中央委员之后即接替“按部就班”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的公安部长职务并等待接替郭声琨国务委员位置，就已经预示了他赵克志在五年之后，也就是在今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断无可能象当时的郭声琨接替孟建柱一样接替郭声琨。 到目前为止，距中共二十大的召开只剩三个多月的时间了，习近平对十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们的谁去谁留，以及新科政治局委员的人选，还有明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上才会正式对内对外宣布的所有非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副国级位置的继任和新任人选，诸如全国人大党内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党内副主席、国务院国务委员以及最高检和最高法的一把手等，无疑是都 已经心中有底。这其中的新任政治局委员中，当然就包括接替郭声琨中央政法位书记的那一位。 所以笔者比较倾向于相信如今习近平下令打破“惯例”，安排赵克志赶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就把公安部长职务“提前“交给王小洪，并非是基于“从赵克志手中夺回刀把子”的考量，而是为了让王小洪以公安部长和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身份在未来中共二十大上顺利进入中央政治局进而接替中央政法委书记的职位。 如果这一分析成立的话，那么二十大的继任或者新任中央委员中，也会产生出一个接替王小洪公安部长职务者，此公然后还要再等待到明年三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上被安排为一届国务院国务委员。这个人可能会是习近平的另外一个政治嫡系、现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也不排除会依照“惯例“，还是把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这样一个副国级职务犒赏给到二十大召开时仍还具备一定年龄优势的在位省委书记。 当然，退一步分析，如果王小洪在未来二十大上连任了中央委员，但在随之召开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上未能进入中央政治局，那么他继续担任他的公安部长职务，并在明年三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上再接替赵克志的国务院国务委员位置，就是百分之百。 这一切，都要从中共高层换届的年龄限制潜规则“七上八下”分析起。 当年胡锦涛在感恩江泽民终于把军委主席也交到他手里时，曾把个江泽民夸得跟朵花儿似的，说他为我们党、国家、军队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这里的高层领导无疑是指的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特别是政治局常委会这一层。制度化之一是年龄标准即新任或者连任者的年龄限制；二是任期，五年一届，十年一代。十年一代的意思就是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党内职务都只能连任两届。 以二零一七年中共十九大上修改党章再到二零一八年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上修改宪法为标志，已经笃定了习近平必将会在今年的二十大上打破“惯例”，开始他的第三届连任。但在此前提下，从逻辑角度判断，他习近平不但不会允许自己这个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之外的其他所有党政军职务均取消任期限制，应该也不会对他自己之外的所有连任和新任党政军中央级领导人取消年龄限制，即外界几乎人人都知道的中共副国级和正国级领导人的年龄限制规则：“七上八下”。 所谓的“七上八下”，是江泽民与胡锦涛交接班阶段内形成的高层人事更替的潜规则。意思是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当年，年满六十七岁者仍可继任或新任，年满六十八岁者即不再考虑。而在此之前的一九九七年筹备中共十五大高层人事时，江泽民提出的副国级以上职务的新任和连任的年龄限制是七十岁封顶，但他江泽民本人例外。所以，出生于一九二六年的江泽民本人在一九九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连任总书记时已经七十有一，同时连任政治局常委的李鹏和朱镕基，以及同时连任政治局委员的钱其琛则都是六十九岁。而当时已经担任了一届国务院委员的陈俊生等，则因为出生于一九二七年，召开十五大时刚好年满七十岁而被排除了连任的可能。 而从七十岁封顶进一步年轻化到了“七上八下”的潜规则 出台之后，出生于一九三二年的李岚清在二零零二年十六大召开的当年刚满七十岁，于是江泽民只有忍痛割爱，让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李岚清和时年七十四岁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一同退位。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也有一些媒体人，甚或是中国问题专家还是没有搞清楚这个“七上八下”，指的是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当年的副国级以上领导人的新任或者连任年龄限制，也就是就职当年的最高年龄限制是六十七岁，而不是任职的最高年龄限制。 换句话说，和正省部级领导人的“六十五岁”封顶的区别在于：“七上八下”规则中的“七”，也就是六十七岁，指的是新任或者连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上任的起始年限。只要是在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当年是六十七岁或者以下得以连任或者被安排新任副国级或者正国级职务者，上任后即会任满五年，不存在一个在两届党代会或者两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大会期间中途“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的可能性。而所谓“六十五岁封顶“，指的是国务院部长也好，省委书记和省长也好，最高任职年限是六十五岁。然后就是“退居二线”，即使你当时还是在位的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 在笔者过去多年发表过的相关文章里，曾经以胡锦涛时期的十六大、十七大，以及习近平开始执政的十八大上的政治局委员一级的人事安排中的具体人选例子，证明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新任或留任设限则是“七上八下”，意即六十七岁的可以连任甚至新任，六十八岁的必须出局。有兴趣验证是否真有其事的读者和听众可以核对一下从二零零二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至今，确实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在被安排新任或者连任的那一年已经年满六十八岁的。 二零零二年胡锦涛在十六大上接过江泽民总书记职务的同时，退位的上届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者为时年六十八岁，出生于一九三四年的李瑞环。而新任政治局常委中最年长者，被胡锦涛特别介绍为“老大哥”的罗干生于一九三五年，时年六十七岁。 二零零七年召开的十七大上产生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中最年长者为连任政治局常委的贾庆林，出生于一九四零年，时年六十七岁。而出生于一九三九年的曾庆红因为时年六十八岁而“到点下车”，未能连任政治局常委。 二零一二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新任政治局委员和新任政治局常委中最年长者是刘延东和俞正声，都是出生于一九四五年，时年六十七岁。而与胡锦涛等一同退位的十六届政治局常委中的最年轻者为出生于一九四四年的李长春，时年六十八岁。 二零一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一九四八年出生的王歧山因为年已六十有九而未能连任政治局常委。新任政治局常委中年龄最长者为一九五零年出生的栗战书，时年六十七岁。 这就是为什么说，即使赵克志不但是习近平的政治嫡系而且还是习近平认为是“劳苦功高”，年龄因素也决定了他断无可能成为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继任人，在今年二十大上必定出局。正式退休的时间当然还是会在明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召开之时。届时将断无可能连任国务委员。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安排王小洪赶在二十大召开之前，提前几个月就接替他赵克志公安部长职务，本文还要在上文分析内容的基础上，再从一个角度，那就是习近平至今并没有让王小洪在二十大上入局，进而接掌整个中央政法委的设想，只是“单纯”计划让他担任一届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职务的可能性角度分析，让王小洪赶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提前接替公安部长职务，应该也还是技术层面的安排，基于年龄角度的考量。 外界都知道中共政权的全国党代会是五年一届，地方各级党委在同级党代会上换届也是五年一次。而中央对省委换届的提名年龄的限制是什么呢？ 每届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当年拟定连任和新任中央委员名单时，都会大致遵行所谓“三上四下”之说，即当时还在正省部级领导岗位上而且并没有被内定提拔为副国级者，六十三岁的可以进入新一届中委候选人名单—-无论是新任或者连任，六十四岁的就不行了。 正是为了适应这个中央委员的“三上四下”，那么在新一届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为省级党代会换届做准备的省委书记、省长大换班过程中，就要以六十三岁为限了。而新一届党代会召开的当年召开的省级党代会上，时年六十三岁者仍可入选。 我们本专栏在中共十九大召开的一年之前，即2016年9月曾发表一篇标题为《省委书记六十三岁乃常态而非变态！》的分析文章，介绍了此文发表之前的两个月里接连被宣布从省委书记位置上“下岗”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强卫、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和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一样，全都不是六十五岁“下岗”，而是六十三岁“下岗”。原因都是在他们均不是习近平准备在十九大上提升为副国级考虑人选的前提下，到2017年10月召开十九大时都已经年满六十四岁，中央委员没有可能连任，所以他们就只能被安排在六十三岁的当口上在省委书记岗位上“提前下岗”。 那么在“三上四不上”的前提下，今年七月就满六十五岁的王小洪在今年二十大上面临着“不进则退”的局面，即如果不被内定晋升副国级，笃定不能连任中央委员。所以如果王小洪只能以公安部党委书记职务进入二十届中央委员预选名单的话，那么届时的党代表们也许会质疑他的六十五岁的正省部级封顶年龄。而避免这种可能出现的最简单办法，当然就是让党代表们明白他王小洪既然提前接替了赵克志的公安部长职务，那么他就是待任副国级，所以“限制”他的年龄标准不是“三上四下”，而是“七上八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权力是只怪兽，民主国家想方设法把它关在笼子里，但在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习近平花了十年时间将其极大化，十九大修宪取消任期制，打破七上八下隔代接班规律是其滥觞，即将到来的二十大则将完工验收，由于权力行使充满著任意性，结果就是制造出最具中国特色的恶意螺旋。 恶意螺旋堪称光怪陆离，有些令人喷饭，有些则令人毛骨悚然。先看轻松的，河北唐山发生暴力犯罪，因性质恶劣在网上激起民愤，结果触动了敏感的维稳神经，于是展开全网封锁，公安一度作态鼓励举报，有发展为引蛇出洞阳谋的可能。 于是乎有女乡民被道歉的视频瞬间爆红，她的道歉声明字字冲击体制，刻画出中共治理下的荒谬景象，被定性为“恶意道歉”而遭封杀，这里只小引一段，她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发布不实言论的视频，简直忘了端谁的饭碗了，我不应该忘了蛇鼠一窝，我其实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今后我将团结在以官方为中心的周围，高举美好生活的大旗…”，于是唐山四女的命运，又像铁炼女一样被社会所遗忘。 恶意螺旋还有更奇葩的，河南村镇银行发生近400亿人民币存款掏空事件，存户讨债维权遭到集体红码禁足，官方迄今不理不睬，极可能酿成为银行挤兑金融风暴，与此同时，官方为了刺激房市觅财源，想出拆迁发房票的老把戏，允许以小麦大蒜折抵头期款，千方百计诱使农民进城买房生娃，官方动员游说以评绩效，老百姓万一被查出有大额存款不买房，就会被判定具有恶意而受整治惩罚，建国七十三年前夕，人民彷佛一夜之间又回到改革开放前，那个集中分配，以物易物，凭票度日的计画经济时代。 为了加强与西方反华势力的斗争，习近平只能抓紧权与钱，一手枪杆子，一手刀把子，集权大概不成问题，但抓钱存在非常现实的困难，极端清零政策逼得政府财源枯竭现了形，若干省会城市已经公开宣布放弃普筛，公然与核心唱反调，有些省市则成立“减薪办”，拿公务员开刀，这可是动摇统治基础的杀招，李克强虽急，也拿不出什么锦囊妙计，中央没钱，地方只好另想贱招，东北最大的边境城市丹东，过去靠转移支付度日，现在靠罚款支撑财政缺口，国务院三令五申禁止乱摊派，仍然阻止不了地方政府向下割韭菜。 这一切的乱源，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治理模式，官方宣称这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谁不服，一概定性为恶意破坏团结，必须从严处理，如何处理呢？习近平有最高指示，他常把依法治国挂在嘴边，但他的法具有高度的任意性，人民往往因认识不足而跟不上，中国卶因此陷入无所适从的恶意螺旋中，只能等待著下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了。 （全文转自上报）
各位听众朋友 ： 本周，我来到洛杉矶，与当地流亡的香港年轻人进行了两场座谈，不仅表达我对港人争取民主运动的支持，也想借机针对他们将要面对的流亡生涯，分享我的一些经验，供他们参考。以下是我对他们的建议的部分内容，跟各位分享： 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在香港本土几乎已经不再有任何从事民主运动的空间，因此，越来越多的香港年轻的反抗者，通过各种方式离开了香港，来到了到海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流亡的生涯。 作为香港民主运动的坚定支持者，结合中国海外政治流亡群体和海外民运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我有一些或许“逆耳”的“忠言”，希望可以提供给他们参考。 首先，历史上看，政治流亡是一条非常艰苦的路，这不仅是会面临生活的挑战，更主要的还在于，要如何维持运动的动能，始终不放弃理想，在一个漫长的时段内还能始终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就此而言，具备宗教信仰的流亡团体，例如藏人，例如法轮功群体，都能很好地克服这个挑战。但这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内心的支撑，而不仅仅是靠政治理念，政治理念往往会被现实困境打倒，令人转为犬儒主义，但宗教的力量涉及生死关，远远大于理念的力量；另一个是宗教团体，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如尊者达赖喇嘛，如法轮功的李洪志。这样的领袖不需要选举，且因为宗教原因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有这样的领袖存在，流亡群体就会有凝聚力。 而政治流亡群体不仅没有这样天然的领袖人物，反而往往会因为政治领袖的竞逐而产生矛盾。不仅中国海外民运，其他各国的政治流亡团体都有这样的问题。说到底，政治本身就会存在权力斗争的问题，这其实是正常的。但也因为如此，政治流亡群体的长期团结，其实是很难做到的，这将是香港流亡团体很快就会面临的问题，应当现在就思考建立一套机制，争取能够妥善处理维持政治凝聚力的问题。否则，一旦流亡群体四分五裂，甚至相互攻击，流亡群体的公信力就会下降。 其次，我相信香港流亡群体已经有心理准备，只要中共不倒，离开香港容易，回去就很难了。在这方面，切不可有过分乐观的看法。中国海外民运在1989年的时候，很多人判断很快就可以回国，但现在三十二年了，我们仍在海外。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就要做好长期流亡的策略上的准备，这也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 目前国际社会对于香港普遍同情，对于流亡的香港人给予高度关注，这当然令人鼓舞。但从过去的经验上看，西方国家对抗中共，更在意的还是本土力量和在本土发生的事情，对于流亡群体，一开始当然会给予最大的热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热情是会逐渐降低的。坦率地讲，流亡群体不要对于所在国的支持寄予太大的希望，那样的支持会持续，但会停留在道义层次上，实际的支持会逐渐减少。这当然不是抱怨，因为局势随时在变化，新的热点不断出现，哪个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长期地聚焦在单一议题上，何况，西方国家的政治也是瞬息万变。因此，我会建议香港流亡团体必须做好准备，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在海外长期生存和奋斗，而近二三十年来早就已经移民海外的港人社区，才是真正需要流亡群体去争取的力量。港人的事情，还是港人会最关心。所谓“国际线”，其实是有时效效应的，不可作为长期的依靠。 第二， 作为流亡的政治群体，维持海外的反对运动，其难度之一就在于财务问题。时间久了之后，人毕竟还是要先解决生存问题。如果目前的几个主要的流亡群体不能长期支付工作人员的薪水，甚至是解决领导群体自己的个人生存问题，“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到底能够打多久，是令人担心的。我的经验和建议是：在流亡的初始阶段，筹款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应当趁目前政治捐款还有一定空间的机会，把筹到的款项用合适的方式进行作长远的规划，例如可以买下房产，不仅作为流亡群体的基地，房产本身也可以增值。政治捐款只会是一时的，未来的路还很长，没有资金的支持，这条路是很难走下去的。 我的第三个建言，是希望香港年轻世代要从政治理念出发，建立广泛的联盟网络，而不要用人群来进行划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我在海外二十几年的经验来看，尽管不同的流亡群体针对的矛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共的独裁专制；但不同流亡群体之间，往往会存在相互排斥现象。 以香港为例，我知道有一部分香港年轻世代，尤其是香港独立运动的支持者，对于香港人和中国人的区分十分在意。在他们看来，香港就是香港，中国就是中国，各管各的事情，没有必要搅和在一起。在这里，“我们”和“你们”的心理区隔现象，的确是存在的。当然不是所有的香港年轻人都是这样的，但即使有部分的人有这样的心态，我认为也是不利于长期的流亡抗争事业的。因为，今天在海外的华人世界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占绝大多数，其中当然很多人头脑中依旧有中共宣传的遗毒，抱持大一统思想，但不可否认，也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对于中共是不满的—否则他们也不会移民出来，因此对于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反共活动是很想积极支持的，他们是庞大的潜在的支持力量和群众观基础。如果把独立诉求演绎成对作为整体的中国人的排斥，最后圈子只能越来越小，同温层只能越来越薄。 在这方面，我认为流亡藏人群体在处理与汉族人之间的关系上，堪称典范。尊者达赖喇嘛一向主张争取汉人对于藏人诉求的支持，海外中国流亡群体与藏人流亡群体的联络非常多，互动非常热络，藏人流亡政府还设置了专门与海外汉人联络的专属机构和负责人，每年都邀请汉人代表到印度的达兰萨拉去参观访问，交换意见。我认为这里彰显了达赖喇嘛的政治智慧。藏人流亡力量能够在几十年的漫长时间中始终保持政治能量，与这样的政治智慧是分不开的。港人，是否也思考和借鉴一下尊者达赖喇嘛的政治策略呢？ 最后，我接触到的香港流亡的年轻人中，也有一部分人心情比较沮丧，不知道自己和香港的前途在哪里，不知道流亡的生活何时才能结束。对于他们，我想说的是： 流亡有被动的，也可以有主动的。作为主动选择的流亡，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自我完善。当你面临暴政危及你的生命的时候，流亡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生命是宝贵的，不应当轻易放弃；当你如此热爱自由的生活，而你的祖国让你感到心理上无法呼吸的时候，流亡，其实是追求自由的努力的一种延续。就此而言，流亡或许会带来种种的不便，流亡当然也要为之付出代价，但是，因为流亡其实已经成为自我成就的一部分，相比起来，这些代价就是如此的值得。因此，流亡作为一种状态，其实取决于你把它放置在你的人生中的什么位置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在北戴河会议上，反习势力会利于这个可能是最后的时间视窗，阻滞习连任，北戴河会上演“刀光剑影”的权力斗争。 根据外媒的报导，当局已禁止马斯克的特斯拉6月下旬到8月这段时间在北戴河一带出入，总理李克强最近也在河北考察，北戴河会议有可能比往年提前。一般来说，当局要在7月下旬到8月10日左右进入北戴河休假模式。考虑今年的特殊情况，如果一部分官员提前进驻北戴河，也不意外。不过，习李等领导人早早去北戴河度假，则可能性很低。外界看到，习前些天在主持金砖国家首脑视频峰会，7月5日又要访港，习不去，其他政治局常委也不会去，管党建或宣传的常委除外，因为按惯例他要提早一步接见在北戴河休假的劳模和科技人员代表。 中共官员的北戴河度假是一个历史传统，至于北戴河会议则是一个相沿成习的说法，在中共的正式制度规范中，没有北戴河会议，那就是在职官员和退休元老们利于休假这个闲暇时光，寒暄聊天，交流看法。如果有一些共识性的意见，可能会在以后的会议上拿来讨论，形成政策或决议。在北戴河正儿八经开会讨论和研究问题应该不会，因为这就不叫休假而是办公了。到北戴河来，就是要员们觉得在北京的中南海里呆的太烦闷太压抑，要出去透透气，与大自然亲近，放松放松心情。不过，在胡时期，为体现所谓亲民本色，曾一度废除北戴河休假，因为每次休假都劳师动众，恨不得把整个中南海都搬来。习上台后又恢复了北戴河休假制度，大概官员们对废除休假有看法吧。 倒习只能靠中共党内尤其是高层的力量 尽管来北戴河以休假为主，但不排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常委们和退休元老就当时一些重要的问题召开非正式的小范围的会议。所谓重要的事情，不一定是党或国家的大政方针，亦有可能是某个人事议题，比如对某位重要官员涉及腐败，要不要处理，如何处理等。中共二十大还有四个月就要举行。习应该不会单纯来北戴河享受日光浴的，其他常委和退休元老也不是，二十大报告的起草和主题，中共的发展方向，目前的时局和国际环境，人事安排等，估计在北戴河期间还是要在这些寡头们之间关起门来议议的。 然而，这是否意味著不同派系在北戴河会发生权力斗争，反习者要联手围攻他？理论和逻辑上讲，由于北戴河会议——如果有的话——的象征性，它确实是反习势力阻止习在二十大连任的最后时间视窗，故他们会把握好这个时机干扰他的议程，甚至同习摊牌。我说的反习势力不仅指那些有明确标签的中共和习近平的政治反对派，也包括不赞成或反对习近平政策和做法的党内外、海内外人士。 在反习者之间，对习能否连任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他在二十大连任的机会渺茫，理由是今年以来的疫情特别是上海的封城搞得天怒人怨，加上经济萧条，民心几乎完全逆习而动，换习声音在党内响起，希望李克强取代习，这让他们倍感鼓舞，倒习信心大增，认为习要在二十大连任已无完全把握。此乃“习下李上”说法近期广泛流传的原因所在。对这部分反习者来说，现在不是谈论习能不能连任的问题，而是如何激发李的斗志，让李为更多党内官员接受的问题。二是认为尽管舆论环境对习不利，但他连任的概率依然很高。在这部分反习者看来，就算不能阻止习连任，也要为他制造障碍，包括释放各种谣言，也许还能出现一些变局，比如，激化习李两人矛盾，造成中共内部分裂，也将能削弱习的极权统治。如果不在这个关口赶快行动起来，任何事都不做，乖乖等著习在二十大上台，以后就更没能力和机会反他了。 不过，不管人们如何评估习连任的可能性，当下要倒习，还只能靠中共党内尤其高层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暂时是指望不上。很多人就把希望寄托在高层出现反习领军人物和激烈的党内权力斗争上。客观而言，习近10年的折腾，他做的种种事情，确实为他制造了许多党内对手和敌人。在这些人看来，习既损害他们的利益，也把中国带向危途。因此，如果说民间特别是底层对习还有一些盲从，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信任习，现在更不信任他。 习近平的权威远不如毛，也不如邓 现如今很少有人怀疑习的权力是毛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中最大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毛，但是要论权威，则远不如毛，也不如邓。权威和权力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东西。简单地讲，专制政权下的领袖权威，是以权力作基础的，没有权力，就没有权威，但权威还有一些其他来源，比如能力资历声望关系等，它更多是基于对某种品质和能力的认同，而权力建立在一种制度刚性的基础上。例如，邓九二南巡时已完全是一介平民，但他依然能够在中国掀起巨浪并迫使江泽民接受他的改革主张，原因在于邓有巨大权威。习现在是有权力没有权威，他的权威要靠权力去维护。从这个角度看，党内高层要倒习，就必须出现能够同他分庭抗礼的力量或者在党内和社会拥有权威的人物。 李克强会是这样一个人物吗？显然不是。虽然如今反对派把他抬出来，但是他的权力被习死死地压著。经济形势的不好使李的处境有所改善，让他的媒体曝光率增加，但这种舆论影响力并没有转化成应有的权威。好比中共历史上三年大饥荒毛不得已退居二线刘少奇走向前台，但权力依然掌握在毛手里一样。李在这方面还不如刘，刘当时得到党内包括周邓的支持，也得到民众的拥护，当年毛刘的画像在官方和民间是并举的。这当然是因为今天的形势比当年还是要好得多，对习的权力冲击不像当年对毛的冲击大；也是因为李10年总理任期基本是一个小媳妇的角色，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绩让大家记住。而刘不同，刘的白区领导经历以及他在神话毛的过程中所做的理论贡献，让他形成了在中共党内仅次于毛的历史地位，得到很多要员的佩服和支持。李尤其在这一点上远不如刘。现在反对派高举李，只是因为他是国务院总理，本来主管经济且有相对开明的色彩，虽然在目前的特殊时期也会让李得到一部分或者多数党内官员的暗中支援，然而这种支持的力度是有限的，根本不足以动摇习的权力基础。此外，从李的个性看，他是一个温文尔雅之人，缺少非常时期应有的果敢和决断，不敢同习有正面交锋，这一点他也不如刘。后者敢表现出对毛的不满不敬，李不敢，他或许过多地从维护党的利益和前途考虑，以为同习公开冲突对党不利，又或习拿这个帽子吓他，他就不敢。 王岐山给人的印象倒是敢做敢为，但王反腐得罪了太多人，在这一点上，习王是一体的；另一方面，王现在没有党内职务，他的国家副主席是虚的；何况，他的屁股也不干净，很多人巴不得他被习开刀呢，所以他更没有力量同习叫板。 中共内部的不满只在暗处 党内高层过去是被习压著，对他敢怒不敢言，现在情况其实也好不了多少，大家的不满只是在暗处，或者通过社会发泄出来，公开还是要像李王一样称在习核心的领导下，以示臣服。有人根据习在近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有关反腐败的讲话将反腐提到重大政治斗争的高度，就臆测二十大前党内有一番残酷的权力斗争，会有某个政治局委员落马，并且会反映在北戴河会议上，但与其把习的这个讲话看作他接下来要将某个政治局委员拿来祭旗，不如看作他是对党内不满力量的“蠢蠢欲动”进行警告更恰当。从目前情形看，党内没有像样的力量在反对他，笔杆子依然控制在他手上，官媒天天在替他造神；刀把子依然控制在他手上，最近他的亲信王小洪正式被任命公安部部长，并且被安排为政法委副书记，差不多整个政法系统由王掌控了。此皆显示，重要人事任命依然由习主导。地方党代会和领导干部照旧在颂扬习的英明领导，更不用说军队牢牢掌握在他手上。 北戴河也许会有对中共未来政策和二十大人事的讨论和协调，也许会有不同派系的讨价还价，但都不会超出习允许的范围。如果他有雅量，可能还会允许他的同僚对前一阶段的抗疫和经济状况进行批评和检讨，消消气，发泄发泄不快，但他绝不会让这种批评和检讨变成对他个人的攻击，特别是反对派希望的路线斗争。现任官僚不敢这样做，退休元老同样不会。江已经96岁了，胡也80岁，江还能不能来北戴河都成问题，难以想像，在他们这把年纪下，在他们身边形成有效的反对力量，何况官员们被严禁串门。 因此，除非我们把政策和人事安排本来具有的正常分歧看成权力斗争，否则不要指望有什么对习特别不利的事情从北戴河传出。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 （全文转自上报）
英国《金融时报》于6月23日发表的《反全球化人士的七个认识误区》，列出的七大错误虚虚实实，有的是真实存在的观点但非错误，有的是虚设，还有的是张冠李戴。最重要的是，他完全回避了西方左派联盟已经将全球化（Globalization）升级为大重置（Great Reset）这一事实。本文将对沃尔夫在文章中指出的七大错误条陈缕析，指出大重置为人类设定的“新的定航”是世界祸害。 第一个错误是只盯着贸易——言下之意，在推广经济全球化时必须推广政治全球化，否则就是“错误”。沃尔夫的错误在于他以为美国与西方永远正确。 1990年代经济全球化初起不久之后，就推出以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等为内容的普世价值，全世界对此由衷表示欢迎，即使是推动以这些为内容的“颜色革命”，在专制国家也受到普遍欢迎，因为那时的美国是山巅之国，除了强大无比的硬实力之外，世人更崇拜其“软实力”（soft power，哈佛教授约瑟夫·奈尔首创）。所谓软实力，是指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除经济及军事外的第三方面实力，主要是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及民意等方面的影响力。相对于硬实力“一国利用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强迫或收买其他国家的能力”而言，软实力则是“一国透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并追随的能力”。 如今30年过去，在2011年西方欢呼的“阿拉伯之春”变成漫长的“阿拉伯之冬”后，颜色革命终于寿终正寝。美国民主党领导的左派联盟终于将在他国推行颜色革命的整套经验用之于本国，成功进行了一场自我“颜色革命”：以肤色划分权利等级的身份政治与社会主义经济诉求（红色），通过2020年美国大选向世界展示了一场活生生的“去民主化”过程，完全符合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在其颠峰之作《民主》一书中列举的去民主化四个标志：1、自由公正的选举恶化，出现大选被操纵的现象；2、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权受到削弱，削弱了政治反对派挑战政府的能力；3、法治对政府司法和官僚约束被削弱，司法独立受到威胁；4、政府制造或过分强调国家安全威胁，以制造一种“危机感”。 这样一个经过左派颜色革命后的美国，向外推广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普世价值与民主化，而是他们迷恋的“进步主义”文化。今年4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宣布：我们发布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公开的美国政府报告，展示我们为在全球推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及间性人等人士（LGBTQI+）的人权所作的工作。我们敦促所有政府与我们一起采取行动，支持LGBTQI+人权捍卫者不懈和崇高的工作。” 拜登政府此举自然不会受到欢迎。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在对调查结果和各种观点的总结中指出，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上，“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就连《纽约时报》也不得不在《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文化战争正在打响》中承认，“现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距离越来越大。但今天正在发生一些更为重大的事情，这与过去的大国斗争不同，也与冷战不同。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或经济冲突。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冲突。更具体地说，它是数以亿计的人在广泛的战线上对西方行事原则的拒绝。”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重点一向志在统一全球价值观，我很怀疑高度左倾的美国民主党政府是否能够认识到将LGBTQI文化推广到全球，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经济全球化的得与失 沃尔夫认为：“反全球主义者第二个错误是认为全球化时代是一场经济灾难”。 这种看法，我在媒体上几乎没见过。如果有人这样说，那肯定是错误的极端看法。普遍的说法是中、印等国尤其几乎是全球化的净受益者，这两国的27亿人口受益匪浅，成为世界上中产阶级人数暴增的国度。中国还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巨富阶层，亿万富翁的数量与美国在伯仲之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能够环游世界，都拜全球化之赐。 沃尔夫接着指证：“反全球化主义者被认定的第三个错误是认为一些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主要是贸易开放的结果，或者至少是这种开放的必然后果。” 经济全球化并非只有贸易，还有投资，发达国家产业外迁，也没有人将其局限于贸易。约八年前，就有经济学家基于大量经济数据做过认真研究，指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之一是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扩大。2016年5月，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E.罗默（John E. Roemer）在《哈佛经济学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个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却在不断扩大。从1988年到2011年，发达国家中下层家庭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增长速度相当缓慢。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印度、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其国内贫富差距在加剧。该研究根据大量数据得出一个严峻的结论：即使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带动世界整体收入的上升，并很大程度上缩小全球收入差距，但同时也引起了国内不平等的加剧。在后者所引发的不满情绪的主导下，全球化也许会被认为是在制造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皮尤一项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报告也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20世纪50年代初，中产阶级人数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2016年4月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给出的警示更强： 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不少美国工人及部分白领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全球化，工作机会外移，以及持续的移民大军抢占了工作机会。 第四个错误是，推测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可能会以较小代价保护经济体免受近年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沃尔夫称这种看法是“错误”看法，那就是他对俄乌战争之后资源供应国与资源需求国的易位缺少感觉。目前欧盟国家因天然气供应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方案，只能开始“漂绿”了，所谓漂绿（Greenwashing），就是欧盟国家不断调整标准，将原来被摒弃在清洁能源之外的污染能源比如核能、天然气、煤炭、木柴（更名为木屑）回收到清洁能源单子上。拜登政府甚至因为物品短缺、通胀上升，免除中国关税的行动正在进行中。 沃尔夫虚设的“错误” 第五个错误是，认为贸易是一种可选的额外经济活动——本人没见过这种论点。他举例说贸易对美国无足轻重，就与美国的现状完全相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大国，但美国经济是典型的空心化经济，不生产大部分消费品，主要依赖于进口。近年来，美国每年为世界提供贸易逆差数千亿美元，例如2021年美国贸易逆差首超1.0784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总量5％。不少国家的经济依靠对美输出商品支撑，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国外供给的各种产品，免除中国产品关税就是为了增加日常消费品供给。 第六个错误是假定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去全球化的时代——沃尔夫忘记了一点，宣判全球化死刑的就是大重置的提倡者——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克劳思·施瓦布（Klaus Schwab）。他认为全球化已不足以实现对世界的控制，因此在2020年6月3日世界covid-19疫情正急时，忙不迭地推出那篇宣言式文章，声称疫情的全球流行，给了大重置最佳机会，各国政府可趁机用疫苗健康证等重置社会。 这等于宣告全球化时代行将结束，大重置粉墨登场。沃尔夫在“全球化并没有消亡，它甚至可能并未步入末路。但在设定新的航向时，我们需要避免七大错误”这段话中指出的所谓“新的定航”，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宣示的大重置目标。因此，他认为快速去全球化是错误，并另找其他的错误制造者，是张冠李戴。 最后一个错误是认为世贸组织是多余的——这是一个许多国家都在犯的“错误”。2018年，WTO上诉机构拉美籍大法官赫尔南德斯（Ricardo Ramirez-Hernandez）将结束任期告别WTO，他在临别感言中称，WTO正在被慢慢勒死，但“这个机构不应该窒息而死”。近几年，由于对WTO机制不满意，催生了不少多边经济合作协议，比如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是包括中日韩澳与新西兰等15个国家在内的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美国的老对头伊朗与阿根廷正在申请加入BRICS，金砖五国很快将变成七国。以上这些算是顺应潮流，因为WTO这个机构本来就是克林顿为推进全球化将关税总同盟改组而成的机构。如今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正在变多极世界，外加新的不结盟运动，多极世界自然需要多极的贸易关系。 经济全球化自1990年代开始，至今已历30余年，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与矛盾，但谁都知道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不能自外于此潮流。但野心勃勃的大重置势力却趁人类遭遇大疫情这一灾难时期，将Great Reset视为全球化的升级版，试图建立一个New World Order，将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国家强行捏在一起，企图用绿色能源计划，无中生有地变出一个“碳排放权配额”，让资源需求国向资源大国索要金钱，理所当然遭到强烈抵制；法、加、美等国政府试图通过疫苗护照重置各国公民权利，更是引起本国人民强烈反对与抗议。大重置的首席执行官美国拜登政府如今异想天开，要将民主党钟爱的LGBTQI文化当作普世价值推广至全世界，让变性人全球开花，只能说是一场祸害全球的乌托邦试验。
二十大将近，中共官场又现献忠潮，一些地方领导开始先后向习近平表忠心，最有代表性的是严格执行：清零“政策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他说“最有力的行动是勇担总书记赋予的光荣使命，最生动的体现是践行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最深刻的启迪是用好总书记指导的科学方法。最强烈的自觉是遵循总书记给予的谆谆教导。” 以上讲话是他在上海党代会上的发言，尤其说他是对上海市委干部讲话，不如说是在向远在北京的习近平表忠。天子脚下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自然不甘落后，他说：“习近平有非凡的雄才大略，有他的定向引航就有无穷的信心，无往而不胜。习近平是主心骨、顶梁柱、定盘星”。与北京相邻的天津市委书记“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的李鸿忠再有惊语，“高举旗帜，紧跟核心，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夙夜在公，踔厉奋发”。这三位封疆大员对习近平献忠之语，已经到了挖空心思，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当然献忠的干部大有人才，除以上三位以外还有广东的李希，广西的刘宁，重庆的陈敏尔，河南的陈阳生，更多的人正准备着他们的献忠言词。他们在向习近平比忠的同时，也在比丑，比媚，比下流，比无耻。他们的献忠言词，比之当年文革向毛表忠心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习近平二十大连任遭到党内的不满，反习在党内是有人无派，他们在暗中进行，并不亮明身份，习近平只有通过让高层官员的献忠、效忠宣誓来逼迫他们站队表态来分辨。先由几个亲信率先，然后让其他官员跟随，这是相当厉害的手段，让那些反对他的人也不得跟随，如果不跟随就清楚了立场，就可以贪污腐败的名义清除。当然中共的官员都是口蜜腹剑的小人，谄媚最厉害的往往有可能是日后反叛最厉害的。苏联的赫鲁晓夫称斯大林是自己再生的父亲，结果反斯大林的是他。林彪吹捧毛泽东，称毛是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他说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最后反叛的是他。因此，向习表忠并不等于真忠。 习近平二十大如果不翻车连任，个人崇拜就会推到顶峰极致，今天我们在朝鲜看到对金正恩种种疯狂的崇拜就会在中国出现。到了那个时候习近平就不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人，而成了神，这个时候，国家的灾难就会推向不可逆转的深渊，只有当他象凡人那些死亡之时，才会从神坛跌落下来，灾难才会结束。但中国的不幸在于毛的神话破灭后又开始重新造神。中国是一个不信神的民族，却喜欢在凡人中造神，世代帝皇总是把自已称之为有天象神谕的天选之子，共产党虽然号称自己是现代政党，但对领袖的造神之疯狂却是历代帝王所不及。 共产党的基本教义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胡平在评论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一段文字，也许是对中共造神的最好解说：“共产党这种组织需要有红太阳，但是天无二日，也只有一个红太阳”。当毛太阳殒落后习太阳就升起来了。虽然毛死后中共有过破除迷信，禁止个人崇拜运动，但还是挡不住新的太阳升起。在中国大地上要消除对领袖的崇拜，只有消除一党独裁，实行民主宪政。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自从去年王小洪被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的称谓改为公安部负责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并同时接替了赵克志的党内职务公安部党委书记之后，无论中共党内党外，没有人不相信王小洪是公安部长的唯一接班人选。也没有人不相信明年三月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被赵克志坐满了一届的分管公安和国家安全及相关事务的国务委员职务会落实到王小洪身上。 但是，如今王小洪在距离中共二十大的召开还有至少四个月时间的时候即被宣布“提前”上位公安部长，如此“打破惯例”的不寻常安排，自然会令外界把关注焦点放在了赵克志的政治安危上面。而在此之前的唐山烧烤痁打人事件发生之后即已经出现的网络媒体上的诸如《唐山打人案为什么被热炒 赵克志后院起火了》、《唐山打人案背后有巨大政治阴谋 为拉公安部长下马》、《赵克志后院起火 唐山打人案疑涉高层内斗》等分析文章的内容，更被认为是“准确的分析和预测”。 比如本月13日开始在网络上被广为转载的《唐山打人案背后有巨大政治阴谋 为拉公安部长下马？》一文中分析说：唐山打人案本来在中国稀松平常，这种事情在每个城市每天都在发生，要解决的办法就是严控互联网，媒体不发声，这样全中国自然就是一片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景象了。但这次事情出现后，各大媒体发声，各种关于唐山警匪一家的帖子也在网上畅通无阻，连妇联也罕见为妇女发声了。且由中共公安部介入，交由异地办案。有分析指，唐山打人案疑涉高层内斗，从河北发迹的公安部长赵克志后院起火，而公安部党委书记王小洪很可能借机“倒赵”。王小洪任公安部党委书记后，已经掌握实权。而接近69岁的赵克志，恐怕很难平安退休，除了受唐山黑社会案影响，他的问题关键可能出在孙力军案上。 知名时评人岳山刊于本月13日的分析文章《唐山打人案异常爆炒 涉中共高层内斗？》认为：在中共二十大前，这次河北唐山闹得这么大，一个早已存在的黑社会问题，突然被作为大案处理，宣传爆炒，如同网友说法，太不寻常。 中共现任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今年4月才上任……,唐山打人案如果要找“领导责任”，到底还会波及谁？需要注意的是，现任公安部长赵克志，上任前一站就在河北。 岳山的如上文章还分析说：赵克志本来是胡锦涛的旧臣，原任贵州省委书记，在习近平上台后，赵克志进京的中转站和跳板，就是河北，他于2015年7月至2017年10月担河北省委书记，之后进京掌公安部，再升为副国级。也就是说，河北是赵克志在习时代发迹的政治后院，这里有他的大批旧部。包括唐山市公安局现任局长赵晋进，在赵克志掌河北时，曾任河北省公安厅反恐怖工作总队总队长、廊坊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况且，赵克志掌管公安多年，所谓的全国扫黑领导小组，赵克志是排名第一的副组长，如今被爆出重重黑幕，也属任内涉扫黑不力，这把火对赵克志已双重烘烤。自2020年以来，习近平布局在公安系统“整风”，然后先后打下孙力军、傅政华等政法虎，指他们野心极度膨胀，并且私自藏枪，是安全隐患。去年由王小洪升任公安部党委书记，实控公安部，并且大举清洗孙力军政治团伙余党，也可能触及赵克志，毕竟孙力军升任公安部副部长，也是赵任内的事，并且有可能他对孙力军的“阴谋”知情不报…… 本月16日，网络上的另外一篇标题为《唐山的后面是北京》的分析文章说：唐山打人事件曝光后的种种诡异现象，透出的就是打人案只是个引子，意图下大棋之人的真正目标是唐山的黑势力和背后的官员。不过，现在双方角力仍在继续……。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如要连任，政法系统的刀把子很重要。目前，公安部的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小洪，最有可能进入政治局，成为中共政法委的书记。王小洪是习近平从福建带出来的老人，和习近平关系密切。王小洪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现在的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长赵克志。 文章中引述中国内地网易6月12日刊登一篇题为“河北省副省长、原唐山市委书记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文章内容：唐山“烧烤店黑恶势力事件”，绝非偶然。因为有人要借助这件黑恶势力案件，深挖唐山乃至河北的官场，目标恐怕也是对准了现在中央任职的河北省前高官。 如上分析文章刊登数天之后，中共当局即对外宣布了赵克志被免去公安部长职务，任命王小洪为公安部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于是”唐山风暴‘刮走‘公安部长赵克志“及诸如此类的说法跃然网上。 但在笔者看来，中共高层，特别是习近平本人把唐山烧烤痁打人事件归咎到河北省委书记的前任身上，委实有些牵强。这里注解一下：赵克志本人是在2017年10月底被宣布接替郭声琨的公安部长及部党委书记职务，并与同时被宣布免去他只担任了两年零3个月的河北省委书记职务。 而在此之前的赵克志是从自己的家乡山东起家，一步步晋升至山东省副省长之后的仕途轨迹为：担任山东省副省长5年零1个月；担任江苏省常务副省长4年7个月；担任贵州省长和省委书记的时间共计5年。 如此说来，担任公安部长之前的河北省书记的职务对赵克志来说不过是个晋升中央副国级职务的过度，河北省真得算不上是他赵克志的“政治后院”。此其一。 其二，相对于王小洪从去年11月底接替公安部党委书记之后的晋升前途，1953年出生，今年已经69岁的赵克志即使是习近平的铁杆亲信，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与他同岁的习近平无论如何也不会考虑把一个和自己一样年迈的人安排进入未来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并接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江泽民时代还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产生的所有中央政治局的新任委员，最年长的只有68岁，年已或者年过69岁还能新“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事情，从中共政权进入了江泽民时代之后开始，再就从未发生过。而自己早已经决心连任第三届甚至更多的习近平，从常理上讲只会对自己下面的所有，至少是绝大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年龄限制更加坚持而不是相反。所以，如今仍在台上的所有中共法制系统中的副国级和正省部级领导人中，赵克志是最没有可能，或者说完全没有可能在二十大上晋阶中央政治局并接掌中央政法委的。那么所谓王小洪为谋政法委书记前途而打击赵克志或者说“倒赵“的说法根本不成立。 分析到此，笔者想要说明的结论是，即使是没有唐山烧烤痁打人事件的发生，甚至还可以假设没有一个孙立军及其政治团伙的被揪出，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及明年三月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样都会是赵克志仕途的尽头。 而如今习近平下令打破“惯例”，安排赵克志赶在中共二十大召开至今还有4个月时间就把公安部长职务“提前“交给王小洪，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之所以说是“提前“，是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是赵克志接替郭声琨，还是郭声琨接替孟建柱 ，还是孟建柱接替周永康，新一任公安部长都是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之后任命的。与此同时的党内任命是把刚刚卸任公安部长的那一位宣布为新一届的中央政法委书记。 也就是说，在赵克志接替公安部长之前，卸任公安部长者晋升为政法委书记已成“惯例“，而这个”惯例“将被打破，事实上是在2017年10月底赵克志接任公安部长的同时即已经被事实上宣告了。 在此之前，无论是周永康与孟建柱之间，还是孟建柱与郭声琨之间，都拉开了一定的年龄差距，也就是说，当初在考虑公安部长接班人选时，即已经把五年之后接班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年龄因素作为一个必要考量。但是，在为郭声琨安排公安部长接班人的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安排了比郭声琨还年长一岁的赵克志接替郭声琨的公安部长职务，就证明了无论是当时的习近平还是赵克志本人，都非常明白他赵克志没有可能在任满五年公安部长之后晋升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法委书记。 当年总部设在北京，现在已经被迫停刊的大外宣《多维网》去年7月初曾发表文章，《中共二十大后的“刀把子”握在谁手》。该文章中分析二十大后中央政法委书记人选，除了提及习近平的三名亲信之外，还特别点名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按照多维这篇分析文章的说法，中央政法委虽然经过中共二十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职权大为缩水，尤其是中央政法委书记“降级”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充任，武警部队被整体划转指挥隶属关系。但是，作为“公检法”三家国家合法暴力机器的业务指导上级，其作为“刀把子”的重要属性并未完全改变。 笔者在这里提醒一句，武装警察被习近平明确为中央军委直接统辖是不假，不过武装警察部队的司令员始终都是中央政法委的当然委员。这是由武警部队的“内卫”性质所决定的。 多维当时这篇分析文章的作者认为，2022年中共二十大，现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将年满69岁，按照“七上八下”年龄规律，将难以像前任孟建柱、郭声琨一样由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因此，中共二十大将新选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的接任者。 文章推举出了多个人选，出场次序是王小洪、应勇、周强、陈一新。除了周强外，其他3人都是习近平公认的亲信。 文章表示，如果郭声琨、赵克志“裸退”（不是“如果”，是肯定），北京能否在现公安系统内寻找接棒人呢？上升极快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洪（正部长级）曾一度被看好，但其最大的劣势是仅熟悉公安系统事务，没有地方执政经验。历史上，公安系统内部选拔（除中共建国后的几位军方领导人外）中央政法委书记没有先例。 当时，笔者也曾在本专栏发表《谁会与应勇竞争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一文，分析说无论是郭生琨还是赵克志，在未来二十大上“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几乎可以肯定。所以，届时空出的政法系统的副国级岗位至少有两个。 笔者当时认为应勇在未来二十大上接掌中央政法委的可能性较大，也是基于他本人的长期政法工作经历加之“地方执政经验“。毕竟过去几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从周永康到孟建柱再到郭声琨，都是地方省委一把手出身。 但是，随着应勇被出乎预料地安排在湖北省委书记位置上提前退居二线，前面列举的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竞争“者少了一个。至于习近平是否会在现任地方省委一把手中挑选一个中意者直接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笔者认为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安排王小洪的可能性更大。简单说来，如今安排反正也是快要退休的赵克志，“提前”把公安部长的行政职务也一并让给王小洪，同时也还安排把他增补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目的就是让王小洪在未来二十大上以公安部长和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身份晋升为主管中央政法委的政治局委员“顺理成章”。更详细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