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飛機撞北京最高樓 中共急封殺 傳言四起
2026 年 6 月 27 日
時隔三年再訪台灣，這期間新冠疫情肆虐、中美角力升級，隨美國眾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中國擴大威脅台海緊張，來自法國的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發現，台灣人面對中國文攻武嚇普遍仍保持冷靜，讓他感到不可思議。從熱愛中國到揭開中共假面具，長期觀察中國與亞洲局勢的他形容，中國罔顧人權、對資源肆意掠奪無異於「朝自己的腳開槍」繼續下去只是掘墳墓。 董尼德新聞資歷豐富於法新社效力37年，期間曾派駐北京、東京等城市，但在1984年派駐北京前，他在1981曾住在台灣一年學習中文。董尼德理解毛澤東當年「簡體化」是為掃除文盲，但認為，要認識真正的中國文明與歷史，勢必得學繁體字。他在新作「中國大掠奪」中，以銳利的眼睛分析中國就人權、環境與科技等，深度剖析中國的掠奪行徑及其對全球影響，特別是在習近平掌權後，一更具野心更自信的中國躍上世界舞台中心。 政府嚴密監控，消費是中國人僅存的自由 致力為受到中國政權壓迫的人發聲，董尼德並不在乎社交媒體充斥的粉紅謾罵聲，倒是有中國媒體試圖接近「想和我做朋友」為中國美言幾句，但為他所拒。董尼德坦言，在中國政權的嚴密監控下，自己可能不會再踏上中國土地，因為他擔心自己的中國朋友甚至是陌生人，都可能因此受牽連，「我不想給他們帶來麻煩。」 董尼德如此熱愛中國，年輕時還曾在房間貼上周恩來的海報，他和那個時代歐洲年輕人一樣，對共產黨的新中國懷抱熱烈期待，只不過很快就幻滅。眼見中國現狀令人心如刀割，但最令他失望的莫過於中國文化與思想在共產黨掌權下徹底改變，僅存的消費自由推升物質主義至上，盲目追逐生活福祉、錢財與社會地位，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正在消失。 他認為，如中國共產黨所言，填飽肚子固然重要，但思想與見解的培養同樣不能少，但在當局刻意塑造的環境下，長久以來的豐富文化幾乎消失，京劇等傳統文化式微，道教、基督教等宗教遭打壓，書籍出版要經審查，文學、節目等創作都須依照黨的規範，董尼德不禁感嘆，中國人的文化思想「還剩下什麼？」，這對一個文明古國的文化發展來說非常可惜。 中國掠奪觸角肆意延伸四處樹敵，無異於自掘墳墓 中共二十大即將到來，習近平將確立他史無前例的第三個五年任期，董尼德指出，即使習近平一步步走向「帝王」之路，但他任內所犯錯誤不會因此平息，包括摧毀香港民主、迫害新疆維吾爾等少數族群與對台灣的強勢打壓。 習近平強推港版國安法等於公然撕毀「中英聯合聲明」，1984年，時任中國領導人的鄧小平在北京會見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中方曾開放外國媒體參與見證這場歷史性對談的前十分鐘。 董尼德清楚記得，鄧小平人坐在沙發上兩眼直視柴契爾，「柴契爾女士，你是偉大的女性，人們稱你為鐵娘子，我也尊重你，你今日前來所為何事？」柴契爾夫人先是稱讚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接著直截了當表示：「我來只為一個目的，我們英國想要繼續保有香港。」 「不可能！」董尼德記得鄧小平立刻回絕，而且警告鐵娘子，若英國執意繼續統治香港，中國有能力讓香港斷水斷電，此將引發港人反動到連中國也無法收拾的地步。柴契爾最後簽署協議，香港將於1997年權力移交中國，只是這份協議已在2020年遭習近平推翻。 從人權、民主到科技與資源，中國的掠奪觸角繼續延伸。許多國家都聲稱握有南海部分主權，但只有中國在當地大肆擴張，建造至少三座軍事基地，而中國主張的南海控制權論點難以令人信服，僅以在部分島嶼發現中國古代錢幣與瓷器即斷言南海本屬中國。 董尼德指出，南海不僅面積廣袤且富含多樣魚類與石油、天然氣等資源，更是國際貿易樞紐，但中國在南海的行徑是在為自己樹敵，無異於「朝自己的腳開槍」自惹禍端。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Center）2021年調查，世界多國對中國的看法普遍負面且有惡化趨勢，即便是與中國較親近的東南亞、南亞或非洲國家，對中國的態度也開始轉變。 習近平將在中國人民與自身利益之間抉擇 董尼德認為，過去東南亞國家選擇親中是別無選擇，因為中國是亞洲強勢經濟體，但隨著東南亞人民對中國野心愈加反感，政府不得不開始改變對中立場。董尼德提到，斯里蘭卡經濟危機敲響一帶一路國家內心一記警鐘，促使各國重新檢視與中國的貿易合作，即便發現自己早落入債務陷阱。 在防疫這條路上，中國與世界多國背道而馳。董尼德表示，中國堅持清零明顯失敗，突如其來的封城激怒各地民眾，有人在自家陽台大喊「習近平下台」，如此景象發生在中國令人難以置信。當局為消滅病毒不擇手段，竟將父母與襁褓嬰兒硬生生分離，還有懷孕女性被醫院阻擋在外最後只能在路邊生產，不僅讓人於心不忍，也讓人忍不住質問，這難道是一個口口聲聲說要做世界大國的政府應有表現。 世界各國都想釐清病毒來源，但中共不是拒絕就是阻擋調查，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確知病毒從何而來，但可以學習與病毒共存，多數國家逐步敞開國門之際，只有中國堅持走清零道路，把大量外資往外推，更遑論中國經濟正在走下坡。 但董尼德強調，不論是研發新科技抑或是解決氣候變遷、環境危機，全球未來發展都少不了中國。他認為，中國不應切斷與外界的合作關係，必須認知到，要生存下去就要成為世界的一份子，若選擇孤立只會繼續拉大與他國距離。儘管有如不可能的任務，但「我們非常需要中國人一同合作」。 董尼德指出，習近平將在中國人民與自己的利益之間做選擇，雖然無法預測他的決定，但可以確定的是，這都將影響全球局勢。他有機會成為歷史上那位為中國做出正確決定的人，把中國人民福祉置於自身利益之上，「他（習近平）很聰明的」。 （全文轉自上報）
本專欄的前一期節目播講的文章中已經特別提請讀者們注意，從孟建柱接任公安部長開始，再到郭聲琨，再到趙克志，他們被宣布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的時間，都不是在他們僅僅是被宣布為新任公安部長之初，而都是在他們被宣布為新任公安部長的次年3月，在是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被「表決通過」為國務院國務委員之後。原因應該是此三人在接任公安部長的頭幾個月里，也就是被全國人大會議「表決」為國務院國務委員之前，其級別還只是正省部級，所以暫時不宜被宣布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以避免被詬病為正部級領導副國級 — 因為在中央政法委里，只是普通委員的最高檢察長和最高法院院長都是副國級。 但如今的習近平不但是讓王小洪趕在二十大召開還有好幾個月的時間，即提前接替了趙克志的公安部長職務，甚至還把個王小洪同時也宣布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徹徹底底地不按常理出牌了。 人們注意到，上月29日，對外曝光機率越來越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法委員會全體會議。會議主要內容，是所謂「傳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和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研究貫徹落實意見」。 有特別關注這則消息的外界評論人士發文質疑說：「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中共官方報導，國務委員、中央政法委副書記趙克志、最高法院長周強、最高檢檢察長張軍均出席會議，而本該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公安部部長王小洪卻未見身影。這著實有些蹊蹺。」 該質疑文章認為：王小洪不出席的原因不外乎客觀和主觀原因，客觀上是因為自己很忙，以致於無暇參會；主觀上是不想參加。在中共官場，不管是什麼原因，王小洪此舉都是不將上級領導郭聲琨放在眼中的體現，也是對習的不敬。如果王小洪沒有什麼背景，官位很可能不保。但事實是，王小洪的背景很硬。 顯然，讓王小洪有恃無恐的恰恰是習近平，王是習近平最為信任的人之一。他從福建起就跟隨在習的身後，一路快速升遷，直至當上公安部部長也都是在習的提拔下。習此前去香港、去新疆，王小洪都跟隨在身邊，負責安保。這樣的王小洪不去參加中央政法會的原因，就耐人尋味了。 該評論文章還分析說：截至目前，為了排除江派的干擾，習針對公安、政法系統已經進行了幾次清剿，周永康、孫力軍、鄧恢林、龔道安、傅政華等公安、政法系高官接連被拿下。而江派重要人物、原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公安部長孟建柱也傳出了被軟禁的消息。在中共二十大前高層角力激烈的情況下，習近平再拿下江派高官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其實，如上評論人士有所不知的是，按照中共官方中央級媒體諸如新華社、《人民日報》等被內部統一的會議報道格式，凡是以某個中央政治局委員為第一出席（講話）人的會議報道內容中，會議出席者無論多少，只有其中的副國級的名字才有資格被在報道文章的最後一句被列出。所以相關報道中沒有列出王小洪的名字，就如同也沒有特別點出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的名字一樣，都不能證明他們沒有出席這個中央政法委的全體會議。請注意，這是一個「全體會議」。 就以中央政法委官網長安網7月底刊登的這篇《郭聲琨：以忠誠履職盡責的實際行動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為例，它使用的原始稿件是來自人民網，內容中的最後一句只是「趙克志、周強、張軍出席」。這僅僅是因為，直到中共不久即將要召開的中共二十大和它的一中全會結束之前，如今檯面上的中央政法委成員名單中，只有國務院國務委員趙克志、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和最高檢察長張軍是副國級，其他包括已經是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的王小洪和實際主持中央政法委日常工作的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都暫時還是正部長級。 但是，如果某個二級或者更低級的官方媒體在報道某個中央會議時，不是直接使用新華社或者《人民日報》的統一電訊稿，那麼會議內容和出席者名單就有可能被報道得更為詳盡。比如，最高檢察院所屬的官網正義網就在與如上長安網同一天刊登的、報道同樣一個會議的標題被取為《郭聲琨主持召開中央政法委員會全體會議時強調 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 以忠誠履職盡責的實際行動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特別註明了新聞來源是它自己：「正義網-《檢察日報》」。 標題比長安網援引的人民網的新聞稿取得長，具體內容也比長安網取自人民網的內容詳細一些。最後一段內容是：「國務委員、中央政法委副書記趙克志，公安部部長、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王小洪，中央政法委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國家安全部部長陳文清、司法部部長唐一軍、中央軍委政法委書記王仁華、武警部隊司令員王春寧出席會議。」 筆者在本文特別要糾正一下外界關於王小洪缺席郭聲琨主持並講話的中央政法會議 — 而且還是全體會議的誤判，是因為外界以訛傳訛；另外還有評論文章乾脆以《郭聲琨現身主持政法委會議，王小洪缺席涉習李斗》為標題，令不明就裡的讀者信以為真。甚至還有外界媒體記者欲以此為題訪筆者。筆者當時只是請這位記者去「谷哥」一下該會議的正義網和《人民法院報》的專題報道和新聞照片。正義網和《人民法院報》的會議新聞配發的照片中顯示，主席台上端坐著10位中央政法委全體成員，一個不少！ 筆者所得到的相關信息是，王小洪早在先接替了趙克志公安部黨委書記職務的同時，即被宣布增補為中央政法委委員之後，就開始參與中央政法委的工作。所以，他不但沒有可能缺席中央政法委的全體會議，而且一定是要到場宣示他這位正部長級副書記的特別存在才合乎情理。 有內部報料者稱，自去年11月王小洪被宣布接替公安部黨委書記之後，趙克志就沒有再穿過警服，更沒有在公安部露過面。從那以後到趙克志被宣布連公安部長行政職務也交給王小洪之前的半年時間裡，公安部所有部級會議，無論是黨委會議還是部務會議，主持人和講話人都是王小洪。 今年6月下旬，王小洪正式接替公安部長職務並被增補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後，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姜信治在郭聲琨的陪同下出現在中央政法委辦公會議上，當場宣布王小洪兼任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後，趙克志在政法委內的兼職仍然保留，但只負責禁毒工作，繼續以國務院領導人身份兼任國家禁毒委員會主任。除這項工作而外，趙克志此前在政法委機關分管的工作事項全部轉交王小洪。主持政法委機關日常工作的秘書長陳一新，向郭聲琨和王小洪共同負責。 由此可見，現如今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實權，事實上已經落在主持日常工作的陳一新和必須對其負責的新任副書記王小洪兩人手裡了。至於如今趙克志的副書記，甚至於郭聲琨的書記，事實上都已經是掛名的中央政法委在中共二十大之後的負責人安排，具體說就是正、副書記和秘書長的人事安排。筆者注意到了日前《大紀元》刊登的《王小洪排名異常 習近平不放心政法委？》一文所做的獨特分析，認為「中共公安部黨委書記王小洪6月份兼任公安部長，同時上位中央政法委副書記，中央政法委高層成員的排名由此出現不尋常狀況。有分析認為，這是習近平不放心政法系，安排王小洪奪權倉促所致。而王小洪在公安部還未安排常務副手，其當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猜測也可能落空。」 如上文章據此分別引述台媒和時事評論員的分析說：觀察目前中央政法委領導成員的排名有些蹊蹺，王小洪是正部級官員，但卻以副書記職務力壓周強和張軍兩名副國級大員。特別是周強連續當了四屆中央委員，反而屈居王小洪之下。這項排名異常，是因為趙克志的國務委員還沒有剝奪下來給王小洪，所以按照政法委書記、副書記、委員的排名，就出現了正部級壓倒副國級的現象。其實也是說明了王小洪奪權較為倉促，習對政法委不放心。 如上評論認為，（雖然）自王小洪去年11月接任公安部黨委書記之後，有關他可能在中共二十大上升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猜測四起。（但是）如果王小洪在二十大成為政法委書記，那麼現在應該要有他的公安部接班人出現。 此人必須現在開始接手公安部的常務事務，不然王小洪突然陞官，運作的銜接就會有斷檔。 如上評論認為：中共公安部官網更新顯示，孫茂利已任公安部黨委委員、副部長兼公安部法制局（十八局）黨委書記、局長。至目前為止，六名公安部副部長均為普通副部長。現在等於王小洪這個公安部的部長掌控著所有日常事務和運作，公安部全部權力都在他手上。如果北戴河休假結束後，接下來公安部那些副部長沒有人職務出現「負責日常事務」的表述，王小洪未必能當政法委書記，只是到明年兩會兼任國務委員。 如上評論內容出現之前，筆者曾於今年6月底在本專欄發表過《王小洪已經是下屆中央政法委書記的最可能人選了》。文章的最後一段內容是：隨著應勇被出乎預料地安排在湖北省委書記位置上提前退居二線，（過去一直被外界猜測的）下屆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競爭「者少了一個。至於習近平是否會在現任地方省委一把手中挑選一個中意者直接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政法委書記，筆者認為不是完全沒有可能，但安排王小洪的可能性更大。簡單說來，如今安排反正也是快要退休的趙克志「提前」把公安部長的行政職務也一併讓給王小洪，同時也還安排把他增補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目的就是讓王小洪在未來二十大上以公安部長和中央政法委副書記身份晉陞為主管中央政法委的政治局委員』順理成章』。」 筆者的如上判斷也許不會在未來的中共二十大上得到驗證，但是，目前的公安部暫時還沒有常務副部長絕不能證明王小洪不會從目前的公安部部長、部黨委書記和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的位置上晉陞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政法委書記。道理再簡單不過，王小洪從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晉陞部長本來就是「特殊安排「。在他王小洪接任這個職務之前，從周永康開始形成的「慣例」，連續四任公安部長都是從地方省委一把手中選拔上位的。所以，假如習近平已經內定把下屆政法委書記位置交給王小洪，很可能就會是讓他以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的身份繼續兼任公安部長和部黨委書記直到到明年三月份。屆時提拔一個尚屬年富力強目前在位的省委書記出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就是了。為什麼一定要認為王小洪的公安部長繼任人會從公安部的常務副部長中產生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7月31日到8月16日，中共中央高層領導集體失蹤，這兩個星期顯然是召開了北戴河會議。原來有傳說胡錦濤時代就停止了北戴河會議，現在看來不準確，北戴河會議這個機制應當還是存在的。會議結束，習近平，李克強一個南下，一個北上，各說各的話，黨內分歧已經到了無法掩蓋，雙方也不想掩蓋的地步。看來北戴河會議並非一帆風順，習近平未必能控制住局面。否則李就不會如此故意地跟他分庭抗禮了。那麼，兩個人的分歧到底在哪裡？我們詳細解讀一下兩個人的講話，就可以看得出來。 8月16日至17日，習近平先後來到錦州、瀋陽等地進行調研。在遼沉戰役紀念館，他說了一番重話：「我們的紅色江山是千千萬萬革命烈士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們決不允許江山變色，人民也絕不答應。」問題是，江山有要變色嗎？誰要讓江山變色？如果有，說明承認政權不穩；如果沒有，這不是無的放矢嗎？顯然，習近平是有所指的，那麼，暗指的是什麼？矛頭對準誰？這裡恐怕大有文章。習近平還說：「我們要繼續向前走，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告慰革命先輩和先烈。紅色江山來之不易，守好江山責任重大。」這段話，很明顯是為自己連任鋪陳，但也說明，有人質疑他的連任，他才搬出這番話，試圖建立自己連任的合法性。 在東湖文化廣場，習近平說：「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不能只是少數人富裕，而是要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本是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委婉否定了的事情，說是「急不得」，現在舊話重提。17日，他在參訪工廠的時候說：「要堅持自力更生，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牢牢掌握髮展主動權。」這也是舊話重提，這些都可以看作是對李克強經濟路線的反撲。可見習近平全力維護自己的政策，習李路線分歧進一步凸顯。值得注意的是，在18日召開的第三次對口支援西藏工作會議上，政協主席汪洋也表示，對口支援西藏是先富幫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重大舉措，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看來，北戴河會議上，就共同富裕的政策，習近平取得了勝利，重新確立了這個口號和經濟方針。 我們再來看看李克強。8月16日至17日，李克強在深圳考察。他上來就強調，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但接下來才是他的重點。他說：「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我們都堅定不移擴大開放。」這就話中有話了。他還說，我們既要支持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紓困解難，又要支持民營大企業做強做優。國家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對國企、民企、外企和合資企業等各類企業在政策支持上一視同仁。這與共同富裕的政策也有微妙的區別。當然，他最大的動作就是專程到蓮花山公園瞻仰鄧小平銅像，並敬獻花籃。眾所周知，習近平是否定鄧小平路線的，李克強此舉顯然是擺明與習近平不同。他講「中國開放還要繼續往前推進，黃河長江不會倒流」，話說得很明白，就是有人要阻擋改革開放，要讓長江黃河倒流。問題是，他指的是誰呢？我想不言自明。李這個動作非常大膽，看來是豁出去了。 問題是，這是代表習下李上？還是李克強要下台之前的「其言也善」？我認為，後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為，如果他要接班就會表現得謹慎一些，沒有必要現在就刺激習近平。只有確定自己要下台的人，如溫家寶，才會為了歷史定位說一些外界看來比較開明的話。當然，這一切都只是目前看到的訊號，二十大最終的結果如何，仍然有待進一步觀察。
提到中國對西方國家的大外宣，許多讀者都多少知道一些。海外各國的中文和外文媒體中有不少中國的大外宣項目，至於境外網路媒體上十分活躍的小粉紅就更是常見。但是，對於解放軍的網路攻擊部隊和心理戰部隊，可能大家就不那麼了解了。最近，隨著中國在台灣周邊海域發射導彈威脅，解放軍對台灣的網路攻擊和心理戰也極為活躍。筆者略為分析從事此類活動的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的分工和任務，從而為讀者們勾畫出中國網軍和心理戰部隊的大致圖像。 一、解放軍網軍和心理戰部隊空前活躍 解放軍的境外軍事行動，按其軍事目的通常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戰爭行動，即與其他國家的軍隊開戰；另一類是非戰爭行動，這是指軍隊採取其他威脅或破壞型行動，但不啟動戰爭。非戰爭行動可以是海軍、空軍對周邊國家的騷擾，也可能是網路部隊對其他國家的網路攻擊這類看不見的戰鬥。 習近平今年6月13日簽署了一項命令，宣布從今年6月15日起，中國的《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開始生效實施。這個《綱要》共有6章59條，但中國官方對這個非戰爭行動綱要的具體內容保密。官媒《環球時報》從此綱要中挑了一些好聽的任務列舉出來，諸如救災、人道救援、護航、維和等；其實，《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里還包括實施大規模網路攻擊、開展境外心理戰、出動武裝民兵船隻佔領國際水域等等。 《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的生效表明，中國當局今後將會大量運用非戰爭軍事手段來達到用戰爭手段無法實現的境外擴張目標。而佩洛西防颱之後，我們馬上就看到了解放軍使用非戰爭軍事手段威脅台灣的具體操作：一方面，解放軍在台灣周邊海域實行導彈發射演習的同時，又以軍機擾台、軍艦繞台加以配合，造成緊張氣氛；另一方面，解放軍的網軍和心理戰部隊展開了對台的大量網路攻擊和心理戰行動。 單是8月4日中午到5日清晨，台灣發現境外網軍對台灣各網站發動的大量攻擊，「惡意連線次數最大值高達每分鐘1億7千萬多次」，這就是解放軍網軍的行動。而在心理戰層面，台灣的一些7-11超商的廣告屏幕內容遭到置換，變成了咒罵佩洛西的圖文；而台灣民視新聞台的新聞網路頻道遭遇蓋台，然後播起了中共的愛國歌曲；台灣的一些網媒還傳出「中國漁船登陸台灣屏東縣東港鎮」等假消息。 二、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一個21世紀從事網路戰和心理戰的新軍種 以上種種非戰爭軍事行動，其主角都是解放軍新組成的戰略支援部隊。解放軍的這個新軍種在當今世界上究竟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它不是單純為解放軍的軍事活動提供技術支援的部隊，它還是用高科技手段入侵各國互聯網的諜報部隊，又是干擾它國社會政治、經濟穩定的政治作戰單位。事實上，解放軍的網軍不只攻擊台灣，它還攻擊美國、日本，甚至也攻擊中共的盟友俄羅斯。 中共的網軍究竟是怎樣龐大的一支部隊，它的目標是什麼，下面稍作分析。中國2015年建立了戰略支援部隊，這是除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之外的第五個軍種。這個新軍種的出現，是習近平改變軍隊體制的結果。習近平在鞏固自己軍權的過程中，撤銷了解放軍長期以來實行的由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裝備部和總後勤部四總部管理全軍的體制，把原來四總部下面的二級部組建成16個新的部級機構，直接歸習近平的軍委聯合指揮部控制。 過去的總參謀部下面有一些規模非常龐大的技術型部隊，比如總參三部（技術偵察部）、總參四部（電子對抗與雷達兵部），各自都有分布全國的十幾萬技術型官兵。習近平把原來的總參謀部的職能壓縮和簡單化了，同時就把總參三部、總參四部這些技術兵種劃歸新組建的戰略支援部隊。所以，戰略支援部隊的主力其實就是過去總參三部、四部所屬的部隊。 戰略支援部隊同時還納入了軍方的心理和政治戰任務相關部隊。以前這些部隊歸總政治部管，歸屬總政治部下面的對外聯絡部（即國共內戰時期的敵區工作部）。該部門早期主要是策反國軍將領，後來負責在台灣和其他國家滲透。80年代這個聯絡部里有個研究局，局長是大校軍銜，任此職的是鄧小平女兒鄧榕。她當時同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的副主任，研究局的副局長是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的女兒楊李。 中共組建的這個新軍種戰略支援部隊除了包括網路戰部隊、心理戰部隊、電子戰部隊之外，還包括太空戰部隊。原來屬於總裝備部的多個衛星發射中心和測控中心，也劃歸戰略支援部隊中的太空戰分支。 三、戰略支援部隊網路系統部：解放軍的網路戰部隊 原來的總參三部現在劃歸戰略支援部隊的網路系統部。總參三部是1950年組建的，負責涉外的無線電偵聽並搜集分析電子情報。1950年以後，解放軍的戰略假想敵逐漸從國軍變成了蘇軍、美軍，電訊監聽也日益國際化；同時，電訊監聽的內容也從單純的軍事通訊擴展到非軍事領域，開始大量搜集政治、經濟、科技等非軍事情報。 總參三部通過設在邊境和沿海地區的無數「監聽站」，偵聽、處理國外各種電台的通信傳播信號，截收電子情報，有十幾萬工作人員；還負責監聽所有國際長途電話，截收海外的傳真；電視普及後，又開始24小時監聽監看外國電視；自從發射軍事衛星之後，實施衛星偵察也成了該部的一項任務；互聯網出現後，總參三部又增加了利用過濾系統截收電郵的監視互聯網通訊的任務。 總參三部在海外也設有若干監聽站，如1992年在緬甸安達曼海的一個島嶼上設立偵聽站，以監視印度洋；1994年在寮國南方占巴塞省(Champasak)設立了3個偵聽站；1999年與古巴的盧爾德（Lourdes）偵聽站展開合作。 該部軍人不僅受過技術訓練，能操縱各種複雜的電子裝備，而且懂外語，可以偵聽破譯外國電訊。各地的偵聽站有不同的目標區域，例如，蘭州軍區的偵聽站負責偵聽俄羅斯和中亞各國的無線電通信。總參三部下屬各局當中，有一些局專門針對特定國家，如總參三部二局以美國為主要對象，其成員熟練掌握英語。 互聯網問世之前，總參三部的主要功能是偵聽各種國外電子訊號，從技術上講還算是被動搜索，基本上不踏入信號發出國的領土。進入互聯網時代之後，出現了全新的電子情報搜集模式。一國軍事情報單位通過國際光纜進入它國政府、軍事單位和企業的網站，然後入侵外國網站的內部資料庫，把它國網站的保密數據下載，這就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被動搜索式電子偵聽，而變成主動入侵、直接盜取資料了。網路入侵者坐在大洋彼岸的辦公室里，運作電腦程序去搜集它國保密的電子情報，即便被查獲，如何認證，如何交涉，如何懲治，目前國際社會還沒有找到有效的防範對策。 四、解放軍的網路戰活動 網路戰是指一個國家滲透到另一國家的電腦或互聯網系統內，以造成損害或破壞為目的之行動。網路戰與民間駭客的網上有害活動的區別在於，網路戰是政府或軍隊的行為，有政府設定的政治目的。民間駭客侵入其它公司的資料庫竊取情報，屬於「高智商犯罪（white collar crime），其目的一般都是非法地獲取經濟利益。但軍事情報部門從事同樣的活動，就屬於網路間諜活動。 網路戰大體上分為兩類：網路間諜活動和網路攻擊活動。網路間諜活動一般不致於引起武力報復；但網路間諜活動和網路攻擊活動之間並沒有清晰的邊界，持續性的網路間諜活動有時就是網路攻擊活動的準備階段。如果一國的軍事情報部門試圖破壞它國的互聯網，或破壞它國的政府、軍事或與國計民生關係重大的私營企業的網站及其資料庫，這種網路攻擊行為通常會以網路間諜活動為前奏，先搜集目標資料庫的資訊，然後為破壞這些網站作各種測試。 由於21世紀的各種與國計民生有關的通訊、能源、交通等行業全都依靠電腦系統維持運轉，而民用電腦系統又高度依賴互聯網，大規模有計劃的網路攻擊，完全可能癱瘓一個國家的正常經濟運行。這是20世紀傳統的電子偵聽與21世紀網路戰的根本區別，因為互聯網使得被動的電子偵聽部門具備了實施網路攻擊的強大能力。 2013年，總參三部位於上海市的61398部隊對美國的網路入侵活動引起了世界各國媒體的注意。61398部隊的軍內稱謂是總參三部二局（美國局）位於上海浦東地區高橋鎮的網路戰作戰「陣地」，負責對美搜集網路情報，地址是大同路50號。 上海是中國互聯網的一個主要的物理鏈接國際出口和國際「網關」。中國自1993年建成第1條國際海底光纜系統，後來已有7個大型國際海底光纜系統，其中3個在長江口的崇明島登陸，3個在上海的南匯區登陸。61398部隊的營地位置選在靠近崇明島的高橋地區，處於光纜登陸地點崇明島和中國電信設在浦東康橋的通信樞紐之間。該單位實施網路入侵的目標區域是美國，中共軍方的網路戰部門利用直接進入跨國光纖電纜的便利，輕而易舉地長驅直入到美國的政府部門和企業的網站上，從事大規模網路間諜活動。 這個部隊的IP地址屬於上海市網管辦，然後從這個「陣地」反覆入侵美國的多個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民營企業，如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天然氣管線公司的資料庫。這屬於有政治目的之網路戰行動，而不是單純的盜竊技術資料之類的商業間諜活動。 五、解放軍的心理戰和電子戰活動 美國國防大學2018年發表了一份關於中國軍方戰略支援部隊的研究報告《中國戰略支援部隊：面向新時代的力量》。這份報告介紹，本世紀初解放軍提出了對外戰爭的政治戰模式，要協調使用心理戰、輿論戰、法律戰（簡稱「三戰」），以控制敵國民眾的觀念，塑造促進中共利益的話語。 解放軍負責政治戰的部隊中有一支被稱為311基地，設在福州，下轄6個團級單位。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法國軍事學院戰略研究所2021年9月20日發表了一份長達646頁的報告指出，福州市的311基地是解放軍進行「三戰」的總部，負責指揮輿論戰、心理戰和法律戰。「三戰」的目的是：一，塑造和強加符合中共利益的說法，即輿論戰；二，恐嚇對方民間社會，製造心理壓力和疑懼，即心理戰；三是故意曲解國際法規，把國際法方面的扯皮當作「武器」，試圖迫使相關國家放棄國際海洋法公約所保障的合法權利，來削弱或壓制被視為利益敵對的國家，「南海內海說」和「台海內海說」就是這樣出籠的。 法國的這份報告還提到，過去十年里，中共至少試圖干涉7個國家的10次選舉。這種舉動其實是屬於政治破壞戰。 這個311基地對外自稱商業公司，旗下有中國華誼廣播公司、海峽之聲、海豐出版社等，這個政戰部門2019年的資金投入達到6千萬歐元。這個基地也指揮中國的「五毛大軍」，通過娛樂公眾和宣傳中共來反擊其批評者。這份報告指出，「五毛大軍」中有2百萬全職人員和2千萬兼職人員，他們的任務是用親中共的資訊淹沒社交平台。 戰略支援部隊還包括原屬總參四部的網路電子戰部隊，主要負責電子情報、電子對抗、雷達干擾等。該部還管理各種軍用通信系統，如電話網、軍用數據通信網路、野戰通信系統、軍用地下光纖網路、高頻通信、微波通信、衛星通信、對流層散射通信等。 台灣把解放軍的心理戰稱為「認知戰」。這種戰法運用現代高效能計算系統、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透過網路滲透與心理、輿論操作，來混亂目標對象的社會、心理、法治等價值觀。認知戰綜合運用心理戰、輿論戰、法律戰之「三戰」，散播不易分辨的假訊息，藉由全面性文攻武嚇手段，企圖造成對其有利的態勢。這種中共在國共內戰時期傳統的做法，如今用到了境外各國，它的破壞性值得世界各國關注，因為它是對世界和平的現實威脅。
俄烏戰爭以來，由於北京不肯明確站到西方陣營一邊，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大受影響。但這種影響主要限於嘴炮，實際上經貿來往反而比以前更密切。這有西方媒體的報道為證，德國最新公布的進出口數據都顯示了這一事實。 脫鉤是政治表態 經濟依賴是現實需要 從俄烏戰爭開始以來，德國就開始檢討自身與中國的關係。有關讓德國經濟減小對中國市場依賴性的討論不斷，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大企業備受各種批評指責，例如大眾汽車——2021年，大眾汽車營銷額的44%來自中國市場。但事與願違， 8月19日，路透社援引德國經濟研究所（IW）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儘管德國面臨著政治壓力，要求其擺脫對中國的依賴，但德國經濟在2022年上半年還是變得更加依賴中國，直接投資和貿易逆差均達到了新的高度：2022年上半年，中國在德國進口商品中所佔份額從2000年的3.4%上升至12.4%；在這六個月期間，德國對中國商品的進口價值同比激增45.7%。德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已躍升至近410億歐元，這一差距到年底將會進一步擴大。與此同時，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長顯著放緩，並援引經濟學家的觀點指出，中國市場開始出現更多的本地生產化趨勢。這份研究還指出，今年1月至6月，德國在中國的投資達到了約100億歐元，遠遠超過了2000年以來的最高值——62億歐元。 IW這份研究報告的作者是經濟學家尤爾根·馬特斯（Jürgen Matthes），他得出結論：「德國經濟對中國的依賴，要比中國經濟對德國的依賴要大得多。」因此指出，由於中國在俄烏戰爭上支持俄羅斯並對台灣施壓，德國必須減少與中國的經濟來往，但事實表明，德國在錯誤的方向上越走越遠，必須避免在中國的業務出現「大到不能倒」的局面。 另一家德國智庫近期的研究結果則顯示，如果歐盟和德國與中國在貿易方面「脫鉤」，德國將遭受相當於英國脫歐時（的德國）6倍的損失。 對德國眼下的困境做出判斷，德國對華政策政治與經濟成皮肉分離狀態：無論是這份研究報告，還是近來德國總理的表態，均呼籲德國企業減少或不要過於對中國依賴——這是「皮」。但德國經濟依賴中國市場的發展趨勢卻在進一步加深——這是「肉」。 新德國崛起需要舊商業模式結束 德國成為歐洲的經濟支柱，在歐盟當中享有話事權，全依靠1990年代全球化以來的經濟快速成長。企業界與經濟學界都承認：由於全球化的關係，德國利用自身強大的工業基礎，廉價的俄羅斯能源、巨大的中國市場、讓自己一直居於世界GDP前四之列（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之前，德國曾位居第二），從未掉出這個名次。在上述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德國經濟形成兩大特點：1、德國一直保持巨額的貿易順差；2，它也使德國經濟產生了高度的依賴性，其中以對俄羅斯和中國的依賴性尤為嚴重。俄烏衝突爆發前，德國20%的煤炭、35%的石油和50%的天然氣都來自俄羅斯。正因為具有第一大優勢，德國能夠率先實行不計成本的綠色能源計劃。 今年2月下旬俄烏戰爭發生，美國、歐盟聯手對俄羅斯實施歷史上最嚴厲的全方位經濟制裁，使德國的經濟運行模式的基礎發生動搖：首先，由於能源價格飈升，德國迎來史上最高通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德國通脹率已連續5個月超過7%，5月最高達7.9%，創1973年12月以來歷史新高。其次，從默克爾上台伊始，逐年投入1萬億歐元的綠色能源計劃瀕臨破產。不僅原來列入非綠能的天然氣、核電全部漂綠（Green Washing），還要開啟空氣污染禍首的煤礦用來燃煤發電。 7月8日，德國最大的能源供應商之一Uniper集團正式向政府提出國家援助申請。自俄烏戰爭以來，Uniper集團表示為填補能源缺口每天都在損失3000萬歐元，預計今年虧損高達110億歐元。7月上旬，德國副總理兼經濟和氣候保護部長哈貝克（綠黨）不得不宣布，提升天然氣緊缺警戒級別，啟動德國天然氣緊缺應急方案第二級「警報」，把天然氣定義為「稀缺商品」，並宣布將採取一系列緊急應對措施，包括限制使用天然氣發電，轉而更多地利用煤炭發電。 也因此，德國用煤激增。據福布斯8月23日的報道《俄羅斯制裁擾亂歐洲市場和能源安全》（Europe』s Markets And Energy Security Disrupted By Russia Sanctions）所引資料，德國禁買俄煤之後，轉而向南非與世界第四大產煤國美國購買。「歐盟現在正在從南非購買煤炭。與去年同期相比，美國對歐洲的煤炭出口在 5 月份增長了 140% 以上……。美國煤炭出口聯盟表示，到 10 月，美煤運輸量將需要比現在高得多。」…2022年，大部分歐洲國家將支付相當於GDP 13%的能源費用。 文章引述多位專家的話：歐洲正變成西方國家中的第三世界。 德國企業界的糾結：離不開中國市場 看德國的糾結，德國之聲應該算個窗口。在《德語媒體：德國離不開中國市場嗎？》（2022年3月11日）這篇文章中，重心是「由於中國在俄烏衝突中一邊倒的表現，德國經濟界普遍擔心，一旦中歐關係急劇惡化，失去了俄羅斯市場的德國企業也有可能會進一步失去中國市場。」該文援引《法蘭克福彙報》一篇題為《中國風險》指出：”表面看來，德國經濟確實對中國市場有極高的依賴性。去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連續第六年成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雙方貿易總額高達2450億歐元，比上一年遞增了15%。尤其是手機、遊戲以及服裝類產品的進口量急劇攀升，已經成為德國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德中兩國的國民經濟已經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和主要向德國輸出天然氣和原油的俄羅斯不同，德中經濟的密切聯絡主要體現在企業層面的合作上。」 5個 月之後，德國仍然陷在對中國市場需要的糾結當中。8月25日，德國之聲又發表《分析：俄羅斯侵烏戰爭與德國的「時代轉折」》，前半部分是談俄烏戰爭以來，德國政界下定決定增加軍費、切斷俄羅斯能源、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催生一個「新德國」。但結果是還必須冒政治正確之大諱，繼續使用俄羅斯天然氣，無法離開中國市場：「過去數十年的商業模式可簡述如下：使用來自俄羅斯的大量廉價能源，將中國的初級產品變成高質產品——並主要出口到中國；中國是最重要貿易夥伴；整個經濟部門都依賴中國市場；其它領域的供應鏈也依賴中國供應商。這樣的模式如今開始動搖。」 全球化三十年形成的經濟模式，不是想改就能立竿見影收效。僅以中國市場而言，不僅德國、澳大利亞，就連美國也存在類似問題。過去西方世界是政治、經濟分開考量，俄烏戰爭發生後，終於發現分開考量也會有問題，平常還可以無視那些深藏的矛盾，一旦有事，自身就會因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確而精神撕裂。
前天是知名中國作家、劇作家老舍的祭日。距離他文革中投湖隕命56年了，朋友圈裡寥落的幾句哀悼，很快又湮沒於鋪天蓋地的曬吃曬喝的圖片和短視頻中，無跡可尋。 雖然這時候，嘉陵江幾近斷流，洞庭湖晒乾了，山火席捲重慶，1000多萬重慶人頂著40多度的高溫測核酸，卻不敢對酷熱下對斷電限電說半個不字，但他們會騎車摩托車去表演滅火，美其名曰：「血性的重慶崽兒，雄起！」 其實我很為他們擔心。我知道，3年前攀枝花27名去撲滅山火的消防官兵屍骨未寒冷，他們的親人就成了維穩對象。至於第二年死於攀枝花又一場大火的幾十名民間志願者，更沒掀起一絲漣漪。 這就是中國社會真實的斷面，血腥而冰冷。 30多年前我記住了老舍，是因為他的《龍鬚溝》是中學課本的標配，但文章中那赤裸裸的宣傳歌頌，讓我無論如何也喜歡不起來。直到後來看見了《茶館》中那些從底層百姓之口說出的台詞，比如，「大清國要完，我愛國，可國愛我么？」等等，振聾發聵。再後來，我看見他寫的快板《陳各莊上養豬多》，宣傳北京郊縣陳各莊農民科學養豬，對他的那點好感，就又崩了。 從創作《龍鬚溝》到《茶館》，再到《養豬》，前後只有16年。期間可見他努力匍匐在地，用文字努力「養豬」以屈就黨的美學標準，但最終還是沒能換來生機。也許，相比於被打死和被迫跳樓，投湖，也許是一種更少痛苦的方式。 最近，知識份子圈掀起《茶館》台詞熱，大約相當於指桑罵槐。一萬多個漢字，你有剪刀手，我有春秋貼；你有敏感詞，我有諧音梗。如此而已。 其實指桑罵槐這種文人的把戲，老舍在茶館裡也沒少玩。比如借宋恩子那句：「我們就是大清，大清就是我們。大清啊 ，沒有辦錯事兒的時候……」以及「現在想起來，大清國不見得好，可到了民國，我挨了餓」——反映的何嘗不是知識份子的恐懼與掙扎？ 恐懼是有原因的！投共後，即便是有著「人民藝術家」的馬甲，但經歷，並親自參與了反胡風，批胡適、批批判俞平伯的血雨腥風中，老舍清晰地看見了自己可怕的命運。 所以，在他的祭日那天重讀《茶館》後，我原諒了他歌頌「陳各庄的豬」。 但如果我們只是將他的悲劇視為個例，那真的屬於「常識欠費」。 在他死去56年後的今天，我們發現大清國其實沒完，無論是想發國難財的唐鐵嘴還是大清打手宋恩子，以及鐵拳下的芸芸眾生，一個不落，都在！ 就連茶館一角中「莫談國事」的標語，都一字不變，只是現在不能公開說了，只能私信。因為連貼到牆上都可能被尋釁滋事。 大多數中國人是不讀書的，至少，不會讀老舍的書。因為跟滿屏的搞笑段子相比，他的文字太費腦。但隨著近年來現實生活中被暴擊的幾率劇增，《茶館》中的很多台詞，也就成了段子，還順帶用諧音梗破了敏感詞的功。特別是上海封城之後，出現滿屏的「大清藥丸」。 短短7個月，從上海到海南、從東北到西南，西北，一直到青藏高原，百業凋敝，民生多艱，但哀聲難以「出圈」。 而黨的態度亦如《茶館》中大清爪牙宋恩子的信心滿滿：咱沒有辦錯事的時候！ 不怕你不信，只怕你不服！ 但可以確定的是，黨國的這個自信讓成千上萬「莫談國事」、只顧埋頭覓食的精英歲靜人士如夢初醒，慌不擇路地找船票跑路。甚至連靠在網上罵美國的愛國流量大V翟山鷹，也趕緊帶著收割底層小粉紅的紅利，潤（Run，跑）到了美國。 他們心裡都不想臨死前還要去歌頌「陳各庄的豬」。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20大即將召開。未來的政治局常委會將會如何構成？引起坊間的各種猜測和學者的嚴肅討論。這裡我談談我的看法。我的分析是基於正式的資訊與報道，不是根據來路不明的小道消息，也沒有任何「獨家之秘」。 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現在這七個是常委。習近平要連任總書記。按照「七上八下」這個不成文的規矩，72歲的栗戰書和68歲的韓正都會退下來，留下兩個位子給新人；其餘4個留任。 有人說，20大，李克強會退，汪洋會留。我認為不可能，汪和李都是1955年生人，若按「七上八下」，兩人皆可留。汪洋出生於1955年3月5日，今年20大不到68歲，但明年3月兩會就68歲了。李克強出生於1955年7月1日，明年3月的兩會也還不到68歲。因此，要麼汪不留李留，不可能汪留李不留。既然汪李都退的可能性很小，那麼很可能是汪李都留。 如果李克強留任常委，會擔任什麼職務呢？總理已經當了兩屆，按規定是不能再當了。2018年修憲只是取消了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沒有取消包括國務院總理在內的其他領導職務的兩屆任期限制。因此李克強不可能再當總理，他很可能會當人大委員長。李鵬就是做滿了兩屆總理然後轉任人大委員長，這是有先例的。李鵬轉任人大委員長後，在黨內排名仍然是第二位，排在那時的總理朱鎔基之前。如果李克強未來轉任人大委員長，估計也會和李鵬一樣，在黨內仍然排名第二。 汪洋若留在政治局常委會，接下來他可能仍然當他的政協主席。他只當了一屆政協主席，還可以再當一屆。 入常只有兩位新人。一位肯定是胡春華，我在上個月的一篇評論里研判胡春華會接替李克強當總理。不少人認為，胡春華那麼年輕，一入常就當總理未免有違黨內倫理。他們忘記了，胡春華和孫政才這兩個60後在18大進入政治局，原本是元老們安排的隔代接班人，當時的習近平想必也沒有拒絕。按照當年元老們的計劃，19大胡春華和孫政才該入常，20大該輪到胡春華接替習近平當總書記，孫政才接替李克強當總理。我在2011年寫文章分析說，18大贏家通吃，習近平的權勢會遠超江胡，因此習近平一定不會買元老的賬。果不其然。在2017年19大前夕，孫政才被扣上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在19大上，胡春華也沒能進入常委會；再接下來，習近平通過修改憲法，為自己無限期連任總書記鋪平道路。這樣，18大元老們的隔代接班人安排就被廢掉了。可是完全廢掉也不行，胡春華畢竟是當年元老們共同推舉的，這麼些年又找不出什麼錯處，又向習近平表示了效忠。因此，一個妥協的方案就是，在習近平連任總書記的前提下，讓胡春華當總理。 另一個新科常委是接替韓正當副總理，估計會是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且不說上海市委書記的含金量比重慶市委書記高，還有一點就是，李強出生於1959年，5年後就68歲了，這次不入常就沒機會了。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出生於1960年，5年後67歲，還有機會。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是搞黨務的，接替副總理的可能性本來就不大。再說，丁薛祥出生於1962年，5年後剛65歲，21大還有機會入常。 有人說，習近平可能要打破「七上八下」這個不成文的規矩；也有人說，習近平可能會把7常委改成9常委，以便塞進更多的習家軍。我以為都不會。因為習近平打破慣例三連任，在權力再分配中獨佔了最大頭，別的派系的人肯定是不滿的，所以他不能一步走得太遠，做得太過分。他需要把餘下的權力也分給別人一點。再說，「七上八下」這個規矩對習近平是有利的，他可以用這一條把前朝元老們安排給他的高級同僚不需要找理由就一批批換下去，空出位子把自己的親信安上去。 我研判，到目前為止，黨國高層商定的新班子很可能是：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全國人大委員長，胡春華-國務院總理，汪洋-政協主席，王滬寧-書記處書記，趙樂際-中紀委書記，李強-國務院常務副總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自從美國章家墩2001年出版了《中國即將崩毀》一書以來，有關中國經濟是否崩毀的討論當時馬上成為學術圈討論的熱門話題。2008年的中國奧運會一度使得章嘉頓的中國崩毀論黯然失色，與此同時的美國次貸危機卻給人以美國與中國時空互換的大國地位變化之感。至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學術圈內鮮有人再提中國崩毀論，代之於中國何時超過美國的討論。 2015年前後，中國經濟增長乏力，出現了下行的趨勢。而後，特別是在美中貿易戰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出現諸多問題，中國開始預防灰犀牛和黑天鵝。2021年，經過習近平的一系列新政，中國經濟突然災難性下行，但這些經濟上的逐漸發酵並無給全中國國民以直面的感同身受。直到2022年，動態清零在上海的封城，中國少數幾個上交財政收入大戶上海的停擺，再加上多地「爛尾樓」和銀行拒付存款事件，才將多年積累的經濟弊病雪崩式的呈現在世人面前。 二十多年前，中國曾經爆發過一場「後發優勢論」與「後發劣勢論」的爭論，爭論的主角是林毅夫和楊小凱。林毅夫的主要觀點是，在融入世界市場的過程中，不應該重複發達國家經歷過的漫長研發道路，可以通過快速引進，把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不管是購買還是「抄襲」，「拿來為我所用」，以節約時間和成本，抄「近道」快速發展，後來居上。要做好這一切，關鍵是要有一個好的發展戰略。 楊小凱並不否定「後發」的優勢，但楊強調，如果只是一味奉行「拿來主義」，從而忽略自身的制度創新和技術研發，那就只能永遠跟在發達國家的後面跑，受人控制。所以楊主張把兩種後發理論放在一起看，不要在嘗到「後發優勢」的甜頭之後，迷戀上癮，甚至誤以為自己原本落後的體制和腐朽文化一下子「先進」起來。若是，恰恰中了「後發劣勢」的邪。所以，楊更強調，落後國家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製度比較困難，偏重技術模仿而忽視制度模仿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這就是「後發」的劣勢。 「後發優勢論」與「後發劣勢論」在美國的「發展經濟學「教科書中早有論述，林楊二人只是拿來在當時的中國做了引伸和具體化表述。作為兩種學術理論，各有千秋。但在中國當時環境下，中國政府恰恰興趣在不觸動本身原有應該改變的制度下，直接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於是，在中國教育部的批示下，中國高校不能提及「後發劣勢論」，更不能允許討論，因為高層認為，那是「海外敵對勢力」對中國四項基本原則和發展戰略的「變相攻擊」，「後發優勢論」則成為中國高校教科書的金科玉律。不但經濟系學生耳熟能詳，其它專業的學生也必須牢記在心，更獲得中國高層的賞識。在中共醉心於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所謂制度優勢下，「後發優勢論」直接上升為中共可以趕超西方的彎道超車基本經濟發展戰略。 至於楊小凱提到的後發國家趕超中所必須注意的制度模仿，有些學者據此曾言，只有先進行政治改革，才能為經濟改革創造條件。蘇東解體後不同國家政治轉型的不同結果和各自國家經濟改革發展的比較，為後發國家的制度模仿提供了多樣化解釋。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孰先孰後，很難概括為一種普遍模式。但是中國的發展模式走到今天的困境，卻使我們更多地看到這種發展模式帶來的嚴重弊病以及更深領會後發國家發展的」魔咒「。 現在回過頭來看二十年多前林楊兩位爭論的實踐後果，中國一開始的向西方拿來主義，還是遵守了商業平等法則。但一旦中國人熟悉了西方的商業法則，他們並非是像西方同行一樣遵守制約雙方的商業規則，而是利用商業規則中的灰色地帶，或者是公然違背契約精神，將學習變成「抄襲」，購買變成「偷竊」，引進變成「留下買路錢」。其對商業平等精神的違背，集中表現在加入WTO10多年後不僅沒有完成當時的承諾，更可以追溯到當初時的承諾僅僅是為了得到批准的權益之計，而非對契約精神的尊重。一場互為平等的貿易行為，最終演變成世界各國紛紛對中國不平等貿易的指責，直至最終引發川普向中國開啟貿易戰。 如果對中國四十年改開路程做一最簡潔梳理，那就是對內大搞土木工程，對外廉價出口。西方各國是私有制，成本核算和資金來源限制了國家和私人資本的無限擴張投資規模。中國的國家混合資本主義在種種違規利己主義指導下，依靠引進的國外資本和本國不計後果的銀行信貸，催生了中國短短几十年的土木建築繁榮。WTO的加入，又為低價勞動力成本製造的廉價出口商品，創造了佔領世界市場份額的絕好佳機，這種結果迅速縮短了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 中國這種彎道超車的發展戰略除了在對外方面造成和西方各國的緊張關係，在對內經濟發展方面即是 過分依賴房地產。根據世界銀行今年6月對中國房地產業的分析報告，一般發達國家房地產投資比重是5%，超過10%就是畸形化。而中國從2003年的3%到2014年的14.8%，至2021年仍是12.9%。因為對地方政府來說，發展房地產就是圈地賣地，運作簡單，收入來的快,也保賺不虧。政府有收入，官員有回扣，發展商有利益，百姓有屋住，皆大歡喜。加之中央集權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專制體制，這幾十年的房地產發展可謂風生水起，買賣興隆。中國經濟增長25%來自房地產及其供應鏈的各類活動，政府財政收入30%來自房地產，居民的財富88%來自房地產。房地產的興旺，不但是中國政府片面發展房地產的畸形結果，也是這幾十年吸收中國政府超發貨幣的一個最重要的蓄水池，其直接體現就是房價飛漲，更是許多西方人士從中國城市景觀迅速改變，轉而認為中國經濟強盛並向共產中國頂禮膜拜的病因。 如今，從去年的恆大房地產債務危機到今天多地大面積爛尾樓和「集體停貸」以及多數城市房價的下跌，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已經成為現實。接下來，人們將關注這股房地產危機是否會導致向房地產輸血的金融業。至於「動態清零」政策引起的經濟大規模停頓，重點不在於一旦「動態清零」政策結束，經濟就理所當然恢復。問題在於一個疾病纏身的經濟體的突然停頓將會引爆原先就處處埋藏的經濟地雷，從而導致經濟的全面下滑。如同一輛運行在軌道上的高速列車的突然停頓，即會使整列車箱衝撞、扭曲、出軌和翻車。社會經濟的運行如果出現這種狀況，絕非短期內可以恢復。 2017年，旅美經濟學家何清漣和程曉農出書，中國將處於「潰而不崩」模式。「潰」是指中國經濟發展的每一步同時造成了種種經濟、環境、社會、政治潰爛。「崩」是指共產黨政權至少在十年內還不會崩毀。多年前，現為台灣大學教授的前八十年代京城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曾言，中國只要有三分之一的省份有盈餘，中國經濟就不會垮。上述預測都為中國經濟發展留有餘地，但中國經濟出了大問題均屬共識。 歷史敘述中談到某個歷史時期的危機，常常以某個事件的爆發作為危機的起點，因為這種突發事件有著歷史發展中導致的不同結果。實際生活中，危機爆發前就已經存在和發生著同危機爆發時相同的事，只不過遠沒有達到危機爆發後引起的全社會震動效因。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經濟的發展，已是處在一個危機到來的過程中，至於這個危機的真正爆發是在何時和引起多大的風暴，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非一個學術命題。 1978年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四十年，不同於西方經濟發展的周期運行，從無經歷過重大下行。此波中國經濟下行，從經濟發展的周期看，也許是中國這種混合經濟周期性危機爆發的開始，過後得以恢復。但能否復原到原有的速度特別是將經濟結構優化調整，並走出經濟怪圈以保持合理的運行，調整的周期有多長，無人知曉。另一種可能是中國經濟將陷入一種不斷用新債務的投資去緩解舊債務困境的循環之中，高速度將成為昨日黃花，永無可能，走不出中國經濟的怪圈將成為新長態，這也是目前中國政府仍在採取的僅有之策。至於超越美國的野心，恐怕也只能成為一種功虧一簣的望洋興嘆。 世界發展史上，曾出現多個輝煌帝國。帝國的建成需要幾個世紀，但帝國的毀滅往往只是一瞬間事件的產生。中國改開四十年產生的經濟體量直達世界第二，也助長了國人沖頂中華帝國的夢想。但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導致經濟本身內在發展矛盾的激化，再加上習近平在政治經濟發展戰略上的一系列誤判的加速，改開四十年積累的成果毀於一旦並非天方夜譚。在這個意義上，判斷2022年發生的一系列經濟信號，可以說中國經濟嚴重下行災難性後果的時間開始了……。
國際投行不再對中國經濟前景抱持樂觀態度。中國央行現在不顧物價上漲而不斷降息，說明它也不看好中國的經濟前景。從中國傳來的經濟消息多半令人悲觀，一片愁雲籠罩在中國上空，炎夏之際，卻讓很多人的心中寒意陣陣。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正在衝擊著千家萬戶和銀行系統。銀行想把自己的危機轉嫁出去，政府想讓房市「接盤俠」托住房價，最後恐怕都是無望的幻想。這就是為什麼李克強無力救助經濟的根本原因。 一、國際投行對中國經濟前景預期不良 中國政府一直對自己的經濟前景抱持一種錯覺，誤把浮在房地產泡沫上的經濟幻景，當作國家「崛起」真實牢固的長期基礎。而這種錯覺加上對外官方宣傳，也影響到整個世界。西方國家，特別是華爾街，對中國的經濟前景一直看好。即便中國疫情迭起、房地產泡沫崩潰，這些國家的經濟學家和投行仍然寄希望於疫情後經濟復甦和政府拯救房地產業。但是，中國經濟情勢的發展讓他們越來越失望。 8月18日，《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政府救市熱情不高，中國房地產危機繼續發酵》的報道。此文依然認為，中國政府對房地產危機不會袖手旁觀。其暗含的意思是，最好政府能出手拉房地產公司一把，雖然恆大之類病入膏肓的房企已不可救藥，但對財務狀況尚可的房企，政府最好還是要加以幫助。該文稱，「中國房地產行業乃至中國經濟的長期健康，取決於房地產市場的整體復甦。而目前仍然沒有明確的跡象表明，中國政府將採取大膽舉措來實現這一目標。」 顯然，這篇報道對中國政府出力不夠，頗有不滿之意。問題是，中國的房地產危機，政府真救得了嗎？倘若越救越危，又預後如何？ 而同一天，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CNBC）報道，著名投行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和野村證券（Nomura）再次下調中國的經濟預期，理由是，中國經濟受到需求疲弱、房地產業萎靡不振以及「清零」和限電等其他措施的衝擊。高盛把中國經濟今年的增長率從之前的預測值3.3%下調至3.0%；野村證券把類似的預測從以前的3.3%下修到2.8%；渣打銀行16日也把對中國今年經濟成長的預測從過去的4.1％大幅調降至3.3％。投行摩根·斯丹利的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8月1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同樣表示，「7月經濟數據已經驗證了，下半年不會出現V型復甦。」 二、各國加息，為何中國偏偏減息？ 目前，全球的主要經濟體出於不同的原因，不約而同地面臨著巨大困難。美國因為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聯儲會只能不斷升息，三次上調政策利率，試圖打壓通貨膨脹，但至今收效不彰。歐盟由於對俄國天然氣供應的依賴，俄烏戰爭開始後能源價格暴漲，帶動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現在也需要升息來遏制通貨膨脹。日本經濟的生產率雖然高於美國、德國和法國，但消費不振，其央行的政策利率一直保持在零利率上下。 與西方國家的經濟處境不同，中國經濟的最大困難是經濟衰退。中國的央行在物價持續上漲的情況下，不但不升息，相反卻接連採取降息措施，試圖刺激衰迷不振的經濟。繼中國央行8月15日宣布對幾項關鍵利率降息之後，8月22日，中國央行再次宣布下調兩項基準利率。這就讓中國的貨幣政策變成了鶴立雞群。 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會影響本國的經濟走勢，升息必然造成經濟成長收縮，而減息則是為了拉抬萎靡不振的經濟。央行的貨幣政策代表著貨幣管控當局對本國經濟走向的基本判斷，凡是採取加息措施的，都擔心通貨膨脹衝擊民眾的購買力，因此不惜經濟代價來打壓通貨膨脹；而採取減息措施的貨幣當局則判斷經濟走勢不妙，所以要不顧物價上漲來加熱經濟，希望經濟下滑的趨勢得以遏制。所以，加息與減息之異，實際上反映出各國經濟真實問題之所在。換言之，西方國家或為通貨膨脹所擾（如美國和歐盟），或為經濟疲軟所憂（如日本），而中國的經濟困境與眾不同，中國是為經濟衰退所苦。 三、中國經濟進入衰退通道 最近，中國傳來的經濟消息多半都是令人悲觀的。從房地產市場一片蕭條，到大批店鋪倒閉、大批工廠關門；從職場上千軍萬馬擠破頭去搶公務員編製，到地方政府財源短拙而開始降薪；連失業者過去認為是保底養活自己的就業機會，如網約車和送餐公司等，現在都在裁員。一片愁雲籠罩在中國上空，炎夏之際，卻讓很多人的心中寒意陣陣。 而這種經濟寒意也從另一個角度得到了證實。今年6月，中國的社保部門失業保險基金的支出達到了10年來的最高紀錄，一個月發放了372億元，是去年6月的3.6倍。中國的許多小企業不肯為員工購買失業保險，只有大中型企業的失業員工被解僱後可能有機會領取一段時間的失業保險金，數額有限。中國人力資源部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到6月已向584萬戶企業的失業員工發放了失業保險金。這個數據表明，上半年至少有近6百萬家為員工購買失業保險的企業裁撤了許多員工。 上半年中國經濟數據公布之後，很多人寄希望於三季度的經濟能重新向好，但7月的經濟數據似乎展現出經濟繼續收縮的態勢。7月，16-24歲人口的調查失業率上升到了近20%。每5個青年人當中就有1個人無法找到工作，這種情形今年以來一直在不斷惡化。高失業率意味著民眾的購買力相對萎縮，疫情防控影響了上半年的經濟復甦，7月曾經被認為是消費大幅反彈的時候。但實際上，今年7月的全國餐飲業營收下降1.5%，而商品零銷售僅比去年同期增加3%，主要還是物價上漲造成的。 在投資方面，7月全國的投資與6月相比處於零增長狀態。由於當月工業品價格上漲4%，所以，實際上7月的投資比6月下降了4%以上。1到7月累計，房地產投資下降6.4%，把用料漲價因素考慮進去，房地產投資實際上下降了10%以上；而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與去年同期比下降了23%，商品房銷售額下降了29%。 雖然很多人以為，「清零」政策嚴重衝擊了經濟活動，但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並不是一直都處在封禁式疫情防控之中。疫情防控其實可能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沒有疫情，中國經濟也仍然會進入衰退通道。 四、中國政府為何難以扭轉經濟頹勢？ 一國經濟俗稱是由「三駕馬車」拉動的，即投資、消費、出口。而供投資、消費和出口的產品，大部分來自製造業。政府鬆動貨幣政策，就是希望企業能增加銀行借款，恢復正常經營。但對企業來說，產品能不能賣出去，才是企業活下去的前提。既然消費需求如此萎縮，企業怎麼敢借錢擴大生產？那隻會導致庫存積壓上升，企業債務負擔變重。事實上，大批製造業中小企業倒閉，各行業的許多中型製造業企業減產，原因全都是需求萎縮。 當國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都在萎縮的時候，企業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出口訂單了。在這方面，7月似乎是個好月份，因為當月的出口增加了24%；但與此同時，從國外傳來的消息卻讓出口企業非常緊張。由於歐美市場受到通貨膨脹的衝擊，消費者為了應付生活必需品開支以及汽油、家用能源的漲價，開始壓縮非必需品購買。這就造成了西方國家對中國工業製品的需求開始收縮，許多零售企業庫存爆滿，被迫減少新訂單。 今年以來直到7月，歐美零售企業擔心中國「清零」政策影響商品出口供應鏈，曾經大量進口中國商品，造成了7月中國的出口額大幅度上升；但接下來的幾個月，直到聖誕前的零售高峰季節，歐美零售企業不得不努力消化庫存，而且難以預測通貨膨脹對非必需品購買的衝擊何時才能緩解。所以，中國的出口企業現在發愁的是，後續訂單不足甚至消失，而不是加大馬力出口掙錢。7月，中國的進口額只有百分之幾的增加，這也說明中國的加工出口後勁不足。因為中國的工業製成品出口當中，大部分是進口零部件組裝再出口，進口零部件少，說明今後組裝出口的數量也會收縮。 五、房地產泡沫破滅衝擊千家萬戶 之所以中國的消費不斷萎縮，高失業率只是因素之一。實際上，即使家中沒有失業青年，也同樣會受到房地產泡沫破滅的衝擊。中國的城鎮家庭大體上可以分成有房無貸、有房有貸、無房有貸和無房欲貸這四類，而這四類家庭面對經濟萎縮所作的不同反應，最後都會構成對銀行的壓力。 無房有貸的家庭是買了期房、申請了房貸並全額付款，但房地產公司資金鏈斷裂，無力完工期房。這樣的家庭最悲慘，他們的期房不知道還有沒有希望交工，因此有一部分人就主動停供房貸，希望藉此對房地產公司施加壓力，讓房地產公司恢復施工。雖然他們似乎有一些停供的理由，但他們與銀行之間的房貸契約依然存在，這些期房房主與房地產公司之間的契約糾紛，並不能自動免除他們與銀行的房貸契約。這方面的情況我在給自由亞洲電台寫的《房地產泡沫破滅，傷及中國經濟命門》一文已經說明過。 有房有貸的家庭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房貸負擔沉重，為了按月支付房貸本息，只能減少生活開支來供房。他們最擔心的是房產價格下跌，因為一旦房產價格縮水幅度超過自己的首付，這套房就會變成「負資產」，即房產現值甚至低於尚未償還的房貸數額，哪怕將來還清了房貸，自己至少也虧光了首付款額。結果，一些持有多套房的人，或者因為財務能力短拙，或者是害怕「負資產」損失過大，開始主動斷供房貸。於是他們斷供房貸的住房就被銀行沒收並拍賣，這就是為什麼全國的法拍屋數量暴增的原因。進入法拍程序的住房賣不出多少錢，銀行不得不承擔一定程度的損失；而房主的首付也基本上泡湯了，很難再回收。 有房有貸的家庭還有另一類，他們有能力現在就還清房貸。此時他們的盤算是，自己買了房子，隨著房價下跌，吃虧是吃定了；如今錢存在銀行里的存款利息遠遠低於房貸利息，不如提前還貸，讓銀行少從自己身上賺取利息。這樣來減少財務損失，也是一種精明的考量。但對銀行來講，房貸因為有房子作抵押，屬於銀行資產當中的優質資產，而房貸客戶大量提前還貸，等於是縮減銀行的優質資產，同時也造成銀行的壞賬比例相應上升。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銀行發通知，禁止房貸客戶提前還貸的原因。 有房無貸的家庭如果持有多套房，貌似最輕鬆，因為他們沒有還貸壓力。但是，這樣的家庭有另一套盤算。他們過去是把房子當作固定利率的債券來看待的，即房產的價值相當於債券的購買額，而房產的市場增值相當於債券的固定收益；等到需要用現金時，隨時可以把一套房子賣掉套現，穩賺不賠。因此，中國的中產家庭往往把不少現金投資到房產上，然後把房產市值和金融資產合起來算作是家庭財富。但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後，這套如意算盤就落空了。一方面，二手房不容易賣出去，所以手中持房未必能夠變現，家庭財富的很大一部分也因此泡沫化了；另一方面，二手房要想賣出去，只能降價求售，而越降買主就越看跌，於是手中持房的價值隨時在縮水。這些家庭原來表面上的財富現了原形，今後他們其實不那麼富有了，只剩下金融資產可以動用。這樣的家庭很可能不得不重新考慮家庭理財計劃，節省開支。 最後一類是無房欲貸的家庭。這部分人是銀行現在挽救金融危機的希望，也是政府公務員被迫多買房，以及銀行設計出老人房貸子孫還的原因。銀行知道房地產泡沫破裂造成的銀行壞賬與日俱增，要保住自己的分行、支行不倒，只有增加新的「優質」房貸客戶，產生每月定期打入銀行的房貸月付現金流。一些銀行由於法拍屋數量大或期房房貸客戶停供，或者企業破產、貸款難以收回，導致銀行的現金收入減少，於是就編造借口，用臨時封住存款客戶銀行卡或設定每日最高取款額的辦法，減少銀行的現金支出。這就是銀行金融危機的先兆。然而，眼看著全國數百個爛尾樓項目到處鋪開，現在誰敢輕信房地產公司的期房承諾呢？何況房價看跌，早買不如晚買，等一等就能省一大筆錢，這樣的賬，無房家庭誰不會算？總之一句話，新房購買趨謹慎，誰肯再買爛尾樓？ 銀行想把自己的危機轉嫁出去，政府想讓房市「接盤俠」托住房價，最後恐怕都是無望的幻想。這就是為什麼李克強無力救助經濟的根本原因，也是華爾街分析師們失算的地方。後者總把中國政府設想得萬能無敵，希望政府能力挽狂瀾。但這次中國經濟確實在往深淵不可避免地滑下去，神仙也救不了。何況習近平和李克強並非神仙，不過凡人而已。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據中國官媒報道，16日李克強赴深圳召開六省經濟會議，習近平則到遼寧省錦州市考察了遼瀋戰役紀念館，回顧東北解放戰爭歷史和遼瀋戰役。眾多海外媒體認為，中國領導人隱身二周後紛紛露面標誌著中共北戴河會議已經結束，二十大權力分配已經與中共老人們達成妥協。 目前中國內憂外患，說內憂主要是指經濟嚴重下行，失業率居高不下。說外患是中國正在被國際社會孤立，台海局勢劍拔弩張。按理說，在李克強南下抓經濟救火，習近平也應該有所動作，如緩和中美關係和周邊國家關係，但他卻跑到錦州參觀遼瀋戰役紀念館，這是什麼原因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簡單說一下遼瀋戰役。 遼瀋戰役是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的「三大戰役」，即遼瀋、淮海及平津戰役的首戰，歷時52天（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據中共黨史資料，遼瀋戰役後，中共軍力超過了國民黨。 為什麼遼瀋戰役會導致根本性轉折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錯誤。正當中共軍隊節節敗退即將覆滅之時，美國竟然阻止了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並對國民政府實施武器禁運。國民黨軍隊的止步使林彪絕處逢生，同時蘇聯把俘獲日本關東軍的武器裝備也給了林彪，使他指揮的第四野戰軍戰力大增。有分析人士指出，「蘇聯把美國通過租借法案，把支持蘇聯打希特勒的130億美元中的40億，連包裝都沒打開，直接通過西伯利亞鐵路給了共軍第四野戰軍。」當年國民政府使用的美國武器裝備僅30億美元。當美國政府再次向國民政府提供軍事援助時，解放軍已經打過長江，一切為時已晚。」 可見，錦州之戰是中共與國民黨的重大轉折點，直接導致了中國江山易色，國民黨退居台灣，共產黨統治大陸。 接著，我們再回憶一個重要歷史事件，那就是1966年毛澤東最後一次游長江的事。 1966年7月16日， 73歲高齡的毛澤東最後一次游長江。毛澤東一生喜歡游泳。從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間，從六十三歲到七十三歲，毛澤東曾十八次暢遊長江，1966年7月是最後一次。 毛澤東這次游長江有什麼意義呢？它的意義在於，這是毛澤東全面開展文革的前奏。雖然中共中央已於1966年5月發出開展「文革」通知，但主持「文革」的仍是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不知道毛澤東發動文革真實想法。 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再次在長江游泳，表面上以此方式對外展示自己身體健康，其實質是掀起文革巨浪之前的自我激勵和下最後的決心。毛澤東以「暢遊長江」為標誌，拉開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序幕，文革災難迅速升級，紅禍肆虐神州大地。 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在暢遊長江後，從武漢回到北京。7月24日中共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評劉、鄧，決定撤銷派往大學的工作組。 8月1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支持紅衛兵「造反有理」，再次指責中央派工作組：「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吹響了打倒劉、鄧，升級「文革」的「集結號」。 8月18日，毛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從此，紅海洋波濤洶湧，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了。 綜上，我認為毛澤東遊長江就是在全面展開文化大革命之前激勵自己，也向世人展現他的強大和堅定的意志。 以上，我們說了錦州之戰和毛澤東1966年游長江之後，現在可以回答「習近平為什麼要到錦州參觀」的問題了。我的看法是： 一是習近平的連任已經取得中共老人的集體贊同。當然他採取了威逼利誘的方法，其中一個殺手鐧就是北戴河會議前開始審理肖建華案件，對中共老人進行敲山震虎。如果老人們不識趣，反對連任，他會用他們的子女、家族與肖建華的勾結威脅他們。事實上，習近平上任後就一直在秘密收集中共權貴的貪腐材料。江澤民的兒子江錦恆、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朱鎔基的兒子朱雲來、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曾慶紅的兒子曾偉都捏在習近平的手上，王小紅的刀已經磨得錚明瓦亮了。 二是中共面臨的嚴峻形勢不亞於錦州之戰。目前中國處於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圍堵之下，對習而言仍是敵強我弱，他期待在下一個任期之內打一場遼瀋戰役，反敗為勝，武統台灣成為中國統一之父，與美國分庭抗禮，稱為世界霸主。有觀眾朋友問習近平的底氣何在？我的看法是他堅信世界大勢東升西降，美國和西方衰落不可避免。美國必將重犯錦州之戰的錯誤，中共必將在絕境中再次贏得轉機。 我認為，習近平存在三個嚴重誤判： 第一個誤判：對中國經濟實力的誤判。習近平對中國經濟實力的看法過於樂觀。中國GDP總量的確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經濟崛起主要是依靠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商機，自身科技創新能力低下。中國的人均GDP遠遠落後於日本，仍然屬於發展中國家。 第二個誤判：對國際影響力的誤判。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鄧小平一直強調韜光養晦，特別叮囑第三代領導集體，「我們不要吹，越發展越要謙虛」，「不隨便批評別人、指責別人，過頭的話不要講，過頭的事不要做」，「韜光養晦應當繼續50年，不當頭，不當老大」。但習近平認為中國已經強大到可以與美國掰手腕，成為世界霸主。 第三個誤判：對民意的誤判。習近平認為只要通過洗腦宣傳和嚴刑峻法就可以讓中國北韓化。但中國人早已今非昔比，是見過世面的人。中國人的真實想法就是安居樂業，不折騰，不搞政治運動。政治體制改革可以慢慢來，民主化也不急於求成。但他們內心贊同自由民主和普世價值。 三是二十大變天前，習近平需要激勵自己。習近平到錦州參觀與毛澤東到武漢游泳一樣，都是在大舉措之前進行自我激勵。當然毛澤東很自信，而習近平不自信，他對自己的未來忐忑不安。 什麼是習近平二十大後要舉的旗和走的路呢？我的看法是重返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對內極權朝鮮化，對外霸權。具體而言，政治上高壓，移植新疆集中營模式，對人民全面管制；經濟上對外開放，對內壯大國有經濟，壓縮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文化上清除西方文化，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強行嫁接；教育黨校化，全面洗腦，篡改歷史。 習近平北上錦州是希望中共列祖列宗保佑他實現中國極權主義夢想，再現反敗為勝的奇蹟。因為他並不認為自己連任是迷戀權力，而是為了保住中共的江山，讓共產黨永久執政。但這只是中共獨裁者的迷夢，註定是個即將破碎的肥皂泡。因為中國人民不願回到黑暗時代，世界也不會容忍一個法西斯帝國在21世紀崛起。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