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澳洲，因为这里让亲情补了课
2026 年 8 月 9 日
二十大临近，各级官员又现奉承高潮。日前，新华社社长傅华在《中国网信》杂志署名发布文章，提出所谓“三个一分钟”“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之外，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视野。”这个三分钟道尽了中共官员向习近平献媚之能事，其无耻程度比之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地不忠诚”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作一个侫臣列传这位傅社长当在首位。 这个三分钟最绝的莫过于最后的一分钟：一分钟都不离开习书记的视线，说句难听话，难道晚上搂着老婆睡觉也不离开习书记的视线吗？人可以无耻但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当然这个无耻细分析起来到也不无道理。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来说，有着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就象《1984》老大哥的一双眼睛永远地注视着你，对于中共的官员尤其如此。高级官员身边的保姆、警卫员、司机、秘书都会是监视者，分分秒秒地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每一个官员对此都是心知肚明。尤其如此官员们还不如以此献忠，一分钟都不离开习书记的视野来得安全。 中共官员献媚表忠，互相攀比，挖空心思，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有：最有力的行动是勇担总书记赋予的光荣使命，最生动的体现是践行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最深刻的启迪是用好总书记指导的科学方法。最强烈的自觉是遵循总书记给予的谆谆教导”。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是：“一幕幕场景历历在目，一句句嘱讬言犹在耳：“总书记非凡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和领袖风范，让我们深受感召。总书记日夜思念关注着人民情怀，让我们深受教育……”。但是中共官员须知无论这样谄媚献忠，也不会真正得到习近平的信任，虽然谄媚会让习近平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但他仍然不会放心，独裁者不信任何一个人，今天是，过去是，将来也是。那些落马的官员哪一个没有向习近平献过媚，表过忠。就拿前些天刚落马的国安书记刘彦平来说，他曾语重心长地说没有习主席我们这个国家真的完了。最后的结果他自己完蛋了。 这是一个比丑，比烂，比荒唐，比肉麻，比无耻的时代，也是一个人人没有安全感的时代。中共官员也不是心甘情愿地以羞辱自己来献媚的，不过是官场的生存方式，每个一个官员在谄媚上大都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而已。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将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那个时候官员的日子将更为难过，人人过关的文革将会再次来临，如此这般还不如拍案而起。象三位老党员一样公开反对个人崇拜，为自己争得做一个正常人，做官无须奉承的权利。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0日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建议，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总结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这篇报道表明，如果期间不出现突发性重大事件，习近平将在二十大赢得总书记三连任。这也再一次表明，此前关于“习下李上”的传言并不是事实，它只不过是反映了很多人的愿望。 从近来有关“习下李上”的传言，不免使人联想到文革末期那份流传很广的“总理遗言”。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从2月份起，市面上开始流传一份名为“总理遗言”的传单。这份传单的文字不长，其中要紧的一段话，就是对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表示高度肯定。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势汹汹，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这份“总理遗言”表达了人心的不满，一时间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十多家外国和香港的电台播放了关于“总理遗言”的消息。中共当局十分恼怒，在全国范围追查反革命谣言，在5月5日抓捕了作者——一位年仅23岁的杭州工人李君旭，同时还抓捕了李君旭的好几个亲友，全国共有数千人受到牵连。李君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随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抓，李君旭获得平反。 8月26日，中纪委网站发布了一条消息，山西省政协原主席李佳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根据报道，李佳的罪状之一是“在党内选举中搞变相拉票等非组织活动”。在选举过程中拉票本来是正常的，中共却把拉票算成罪名，着实荒谬，姑且不论。据了解，所谓李佳搞拉票并不是最近的事，而是十八大之前的事，是李佳在内蒙古党委任职的事。那时的内蒙古党委书记是胡春华，李佳是组织部长、党委副书记，可以算胡春华的副手。在二十大召开前夕，中纪委扯出一件10年前的事情做文章，显然是别有用心。对李佳的处罚虽然很轻，但毕竟是处罚。俗话说打狗欺主，整李佳莫不是敲打胡春华？ 先前我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文章，评估胡春华可能接替李克强当总理，主要依据是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春华的长篇文章《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 奋力开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局面》。按说，胡春华这个副总理是主管农业的，由他来写一篇谈农村工作的文章似乎是顺理成章。胡春华这篇文章50多次提到习近平，只字不提李克强。习近平要三连任，胡春华表示效忠，这也没什么特别之处。问题是，头号党媒《人民日报》拿出那么大的版面发表胡春华的文章，而不是发表别的类似级别的人的文章，当然也有抬高胡春华地位的作用。所以我推测，在20大，胡春华不但会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而且很有可能在明年3月的全国人大上接李克强的班，出任国务院总理。 但是李佳这个案子一披露，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回过头去看《人民日报》发胡春华的文章，其政治意涵也要做另种解读了。官媒报道说，李佳态度好，对李佳从轻发落。这表明胡春华不会被清洗，还是有可能入常，但是要接任总理恐怕就有些玄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从来就没有改革开放，只有让共产党高官先富起来 北戴河分赃会议之后，李克强于八月十六日去南方考察，在“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深圳，各种剧目渐次登场：向邓小平铜像献花、召集六省领导财经座谈、巡视盐田港及比亚迪汽车，一路上谈的全是改革开放，仿佛对昔日邓小平南巡的路线亦步亦趋。李克强指出：“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十七日，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以头版的位置，报导“李克强敦促动能强健的地区稳固经济”，同时配上李克强微笑挥手的斗大照片。 《南华早报》早已被马云收购，鉴于香港被中国劣质殖民的惨状，这家有百年声誉的报纸早已不能代表自由世界的声音。日前，在香港居住二十八年的英国人、《南华早报》资深编辑Cliff Buddle在个人专栏宣布，他已离开香港返回英国，他无法忍受香港的若干政治因素，例如国安法、大规模拘捕以及“无尽的花言巧语”，他在香港的珍贵回忆都属于“已完结的时代”。过去几年，他试图在钢索上行走，如今这个空间愈来愈小。在此背景之下，《南华早报》凸显李克强的正面形象，是替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商人和企业家阶层发声，希望重新回到埋头发大财的时代，而李克强似乎可以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 习近平“尊毛攘邓”的今天，“改革开放”成了一个神话，谁念这个咒语，就能芝麻开门。若干救党派、开明派乃至海外华人，听到“改革开放”的说法，顿时如绝处逢生、久旱遇甘露。然而，正如我在《伪装的改革者：邓小平与蒋经国》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改革开放”，邓小平的伪改革开放的列车，终点站是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当年的大学生和市民都太幼稚了，以为邓小平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以为他们一上街，邓小平就会自动放弃垂帘听政。当他们发现士兵的枪管中射出来的不是橡皮子弹，而是开花弹时，想躲避却已太晚了。 邓小平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改革”而言，只是行政改革，而非政治改革，是要提升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而不是还政于民、鞠躬下台；就“开放”而言，只是搭上全球化的顺风车，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华尔街一起奴役、压榨数亿奴隶劳工，然后让红二代个个富可敌国，而不是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开放。 邓小平的伪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究竟是哪些人？看看花花元帅叶剑英的孙女叶明子的高调时尚生活就一目了然：叶明子是叶剑英最疼爱的孙女，七岁随父母移居香港，父亲主管保利集团在香港的子公司，倒卖军火，点石成金。叶明子从小就坐专机出行，以为飞机单单是给一家人乘坐的，后来去英国留学乘坐民航班机，才发现原来飞机上可以有很多人。她在英国入读全球最著名的艺术设计大学圣马丁大学，往来的同学非富即贵，连英国贵族都卖力巴结她。二零一零年，叶明子的婚礼在北京太庙举行，丈夫是美国银行家。婚纱是她自己设计的，她在英国的那些功夫恐怕全用在这上面了。婚礼上那些高贵的珠宝首饰，是号称给欧洲皇室做珠宝的卡地亚提供的，她妈妈还传了她一枚卡地亚的古董戒指作嫁妆，价值三千万。那些为邓小平的伪改革开放欢呼雀跃的韭菜们，先好好欣赏一下叶明子的世纪婚礼，看完之后，或许就会保持沉默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李克强的改革开放，都跟韭菜没有什么关系。 反习不反共，到老一场空 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李克强，由此站在了习近平的对立面？这是画饼充饥的联想。李克强不是习近平的敌人，正如周恩来不是毛泽东的敌人、朱镕基不是江泽民的敌人、温家宝不是胡锦涛的敌人。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中，作为总理的“男二号”，永远充当作为党魁和军头的“男一号”之配角，两人必然形成严父慈母、暴君贤相的权力结构。此种权力结构，并非始于中共朝，早已在两千年帝制传统中屡试不爽。如果连这个常识都明白，将影帝当救星，那就是自己找死，丝毫不值得同情。 在中央党校当了四十年教师的蔡霞，逃到美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救党运动，中国海外民运群体和西方主流媒体，纷纷将其当做打倒习近平的新式武器。蔡霞的“换人”理论，正中这些人下怀，两者一拍即合。于蔡霞而言，一旦习近平被中共党内“健康力量”换掉，中国恢复改革开放的太平盛世，她就可以像英雄一样凯旋；于过去三十年跟中国打得火热的西方“拥抱熊猫派”而言，李克强是温和派、务实派、开明派，是可以跟西方“双赢”的好人，所以他们无比重视为李克强的品牌代言人蔡霞的言论。 每当李克强有一点貌似跟习近平不一致的言论，远在太平洋彼岸的蔡霞立即两眼放光，两颊绯红，心跳加速。她说：“李克强，汪洋他们也很不容易，在各自的岗位上很努力地在减少损失。”她又说：“从北戴河出来后，李南下拜谒邓小平塑像，强调改革开放；习北上再看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吊革命和内战。这不仅是这两人的分歧继续表面化而且暗含著中国未来走向。中共把持著中国，二十大前是中国人命运的十字路口。现在李克强此次的深圳讲话被官媒撤下，微信传发被审核阻拦，难道中国人只能当西朝鲜奴民？！”她还说：“中共宣传系统铁了心地阻断李克强努力推进改革开放的讲话影响，铁了心地为习倒退大力造势。中共党宣系统以此进一步公开强化习李之间的方向路线根本性分歧。中共党宣的毫不遮掩，毛时期、邓胡赵时期都未曾出现如此情况，表明二十大前中共党内斗争空前激烈。” 此类言论，对历史与现实极度无知。第一，毛时代发生过多次真正的“路线分歧”。毛在大字报中公开说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说他身边躺卧著赫鲁雪夫，这才是你死我活的路线分歧。然后是党章上明确规定的接班人和副统帅林彪叛逃坠亡，这不是路线分歧又是什么？我不是党员，更不是党校教授，但还粗略知道这些历史。蔡霞这名党校教授难道对本党的党史一无所知？ 第二，习近平和李克强并无路线分歧，中共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确实一以贯之。习李在表达上和姿态上的差异，只是各司其职——暴君向百姓施加酷刑，贤相再给百姓以安抚，如此而已，其目的都是维持权力的垄断、让百姓自愿为奴。李克强绝对不是废奴主义者，而是奴隶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第三，蔡霞不是呼吁民众从中共的洗脑宣传中挣脱出来，走向自由与解放，而是希望民众支持李克强，支持“换人”计画。然而，中国的问题，难道是靠换一个最高领导人就能解决吗？即便习近平倒下，李克强取而代之，也不可能将中国带往康庄大道。李克强与习近平的差异，只是跳蚤与蟑螂的差异。 当年，中国人换不了毛泽东，只有等到毛的肉体死亡，文革才能结束；如今，中国人照样换不了习近平，只能眼睁睁地看著他走向帝制。中国的问题，不是换人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换党的问题——今天的俄罗斯，共产党早已成为在野党，但普京的统治有比史达林更文明、更民主吗？ 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是中国人的标配，周恩来与李克强也都是中国人的标配。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以及领袖的副手。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需要十四亿中国人换脑、换心，换上能独立思考的大脑，换上能自由呼吸的心灵。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病人”就是习近平 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从来不会发表有新闻价值的报道。沙子中能找出金子来吗？有趣的是，人们纷纷转发该网上的一则旧新闻：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四日，习近平参加全国人大湖北代表团审议时，一眼就认出十堰市太和医院党委书记罗杰，该医院曾组织十人医疗小组，成功救治了一名八十七岁的武汉病毒患者。这个故事曾被共产党的喉舌广为报道，显示共产党政权很在乎民众的生命。习近平两度赞扬说：“什么叫人民至上？这么多人围着一个病人转，这真正体现了不惜一切代价。” 人们关注的不是这则报道本身，而是习近平的精彩名言“这么多人围着一个病人转”——习近平果然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言简意赅地用一句话、十一个字概括出中国的真相与本质，比西方的中国通们汗牛充栋的研究中国的著作还要准确。 多年前，我读过一本名为《英国病人》的小说，如今则看到了“中国病人”的感人故事。真正的“中国病人”，不是那名死里逃生的、平凡的老人，而是看上去比之年轻、比之健康、满面红光、还能脚踢足球的习近平。 受到严密保护的习近平不会染上病毒——他躲在中南海的密室中，偷偷嘲笑很多西方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先后“中招”。但是，习近平患的却是更另一种严重的病。他不知道自己病了，很多普通的中国人却知道他病了。但没有人敢公开说习近平生病了，正如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没有人敢说皇帝什么也没有穿。说习近平生病了的人都被他关在监狱里，比如任志强，就因为说出这个真相和常识而获刑十八年，恼羞成怒的习近平要将其关押至死。 中国的很多网民已经摸索出戴着镣铐跳舞、戴着口罩说话的技巧。人们在转发这则新闻时，意味深长地评论说： ——最逗的是“来源：学习小组”，这篇文章由学“习”小组发出来，讽刺太到位了。 ——全国人民围着一个疯子转又怎么说？ ——“这么多人，围着一个病人转”，很好概括了中国的体制。只是不知道这个病人指的究竟是谁呢？ ——此小学生概括能力还挺强的，十四亿人围着一个神经病转。 ——论中国领导人的自我认知能力。 过去三十年中国取得的“进步”，居然被一个人一夜归零，可见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城堡。资深媒体人刘维尼在一篇脸书贴文中，谈到很多命运被习近平的防疫政策改变的人：在上海封城期间抑郁症越发严重，最终跳楼了断自己生命的制片人；和在加拿大的妻子分别三年，一直不能见面的北京中年男人；在武汉封城七十六天中，每天度日如年、几近崩溃的单身女孩；从事冷链工作，连着两年每天都要做核酸检测、天天被“捅”的超市员工；不能正常上课近三年的小学老师，不断见证孩子们的心理问题与日俱增；莫名其妙被通信大数据“扫到”、无端被隔离几次、失去人身自由的城市居民；去日本旅行然后被滞留在日本、对中国越来越失望，现已获得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体制内大佬；被中国的防疫封控快折磨疯，下决心卖掉北京五套房，发誓再不回中国的总编辑；在体制内尚有良知、价值观备受煎熬和挑战的高层公务员，他如此描述自己：“你那么讨厌那些人，和他们对峙了那么久，最终却变成和他们一样。”从这些身边不同阶层的人物的遭遇中，刘维尼得出结论：在专制国家，每个人都是演员——顶层忙着欺人，底层忙着自欺。 最可怕的，不是病人，而是让病人胡作非为的专制体制 一个病人，可以将十四亿没有病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是什么样的体制纵容病人有权这样做？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一生深受专制体制之害，他生前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未来的中国是否会回归毛泽东时代，甚至是文革复辟？习仲勋去世前，曾与另一名元老彭真闲谈。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习仲勋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习仲勋却没有料到，党内果然再出了一个毛泽东，偏偏就是他的儿子习近平。 习近平何以成为习近平？有些救党派公知认为，换掉习近平，回到集体领导时代就万事大吉。然而，多名寡头共治与皇帝个人独裁，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产暴政可以在这两者之间不断转换：毛时代是个人独裁；文革结束后是多名寡头共治；到了习近平时代又是个人独裁，始终换汤不换药，因为共产党从未想过还政于民。王岐山在来访的美国政治学者福山面前承认，再高明的医生也不可能给自己动手术。换言之，共产党不可能主动进行放弃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一党独裁体制之下，无论是胡温时代的九龙治水，还是习近平时代的走向帝制，结果都是残民以逞、苛政猛于虎。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充分发挥想象力，描绘了“老大哥”用双面电视屏幕控制民众的幽暗未来。却没有想到，半个多世纪之后，习近平的“数位极权主义”比《一九八四》中的场景可怕千百倍——网络与手机成了“老大哥”奴役民众的工具。在中国，没有健康码，寸步难行。封城或不封城，所有人都在等待习近平一个人发号施令。这是一个没有人承担责任、没有人认错的权力体系。 奥威尔不知道中国的极权统治会比苏俄更长，但他笔下的《一九八四》可以被当做观照中国的一面镜子。评论家大卫·布林指出，无论在哪一国的图书馆里，翻开冗长而枯燥的历史典籍，呈现在眼前的必然是统治者做出的一连串错误决策。即使不懂复杂的社会理论，我们也能把那些历史深处的过错看得一清二楚。过错往往可以追溯至一个人性的普遍弱点：自欺。它就像一根链条，串联起历史上的诸多灾难。就算是伟人，也往往会不顾他人劝阻，自欺欺人，最终走错致命的一步。奥威尔不仅用笔杆子讨伐专制统治的残暴，还讨伐了暴政的本质：愚蠢。他揭示了大洋国内部那些骄奢残暴却号令天下的寡头政治首脑们怎样榨干了一个国家的所有财富，只剩下贫穷的皮囊。这些人的政治花样不断翻新，实施极权统治的借口却基本上代代相传，一成不变。纵观各国历史，权力阶层的政治花样包括愚民，转嫁仇恨，控制言论；其最终目标无非是消灭批评声音，在短期内保持统治地位……，结果将他们领导的国家抛入长期的水深火热之中。 邪恶的制度打造了一个邪恶的病人，这个邪恶的病人又利用邪恶的制度变本加厉地作恶。他听到的全都是祝他万寿无疆的阿谀奉承。中国文青聚集的豆瓣网上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最终极的邪恶是什么？”有个人小心翼翼地回答说：“说了，号就没有了。”他似乎什么也没说，又好像一切尽在不言中。在中国，说这样一句话也不安全。很快，豆瓣网发出一份通知：你发表的“说了号就没有了”或该动态所分享的内容，有含有激进的时政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现已被移除。如果你的发言近期多次被管理员删除，你的账号可能会受到禁言或封禁处罚。再以后，就是国保警察上门查水表了。 有人说，二十年前的中国，会用网络，会用智能电子设备，是一种高级生存技能；二十年后的中国，不使用网络，不使用智能电子设备，是一种必备生存技能。这就是中国的进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专栏上篇文章《赵克志和郭声琨的下场取决于曾庆红对习近平连任的是否支持？》刊登和播出的次日，习近平当局对外宣布了二十大的“前戏”十九届七中全会，也就是十九届最后一次全会的召开时间是下月9日，同时宣布了中共二十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建议”时间是下月的16日。 依照惯例，最后一次本届中央全会上的例行公事之一是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而在此之前，党章是否又会修改并不对外公开。众所周知，中共政权是1982年召开十二大以来，历次党代会上都对党章做过修改，修改内容最多、篇幅最大的就是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依笔者之预测，二十大如果再次修改党章的话，修改篇幅远不会有十九大那么多。 十九届七中全会上，还有一项重要的例行公事就是对本届中央委员会进行“清仓”，同时递补一批中央候补委员为中央委员。比如，5年前的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就听取了中央纪委、中央军委对孙政才、王建平等15人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孙政才、黄兴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树林、王三运、项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云峰、杨崇勇、莫建成开除党籍处分，给予李立国、杨焕宁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给予张喜武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份15人名单中的前面12人，包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及时任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内，无论是否被司法追究，其被开除党籍的处分都已被在是次中央全会召开之前陆续对外公开；对后3个分别获留党察看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者，都是首次对外宣布。其中的李立国是此前的国务院民政部部长，杨焕宁则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以此类比，那么下月9日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上，对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清仓” 内容，毫无疑问是包括了对十九届中央委员、前司法部长傅正华，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法院前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前南京市委书记和江苏省委副书记张敬华等人被开除党籍的“确认”；以及对十九届中央委员、前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李佳（女）给予撤消党内职务处分的确认。 相比于五年前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十九届七中全会上对本届中央委员会的“清仓”工作已经远不是那么繁重和庞杂，数量上大概是1:10的比例；而从被“清仓”者的最高政治级别角度比，也已经从政治局委员降至普通中央委员。 自1987年中共党的十三大召开至十九大召开之前为止，每两届党代会之间都会有至少一名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被查办。但十九大闭幕至今，距中共二十大召开的时间只剩一个半月的时间，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里，以及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和在任其他副国级，比如国务委员、“两高”院长，以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副职领导人里，都还没有被公开处分者。 除了如上已经被对外公开的肖亚庆和李佳，下月初将召开的十九届七中全会上，将会宣布对另外某个甚或某几个正省部级的当届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进行党纪处分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公开宣布对某个副国级的在任领导人进行党内处分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了。如此说来，赵克志也好 ，郭声琨也好，被习近平恩准在二十大上“平安降落” 的可能性是一天大于一天。也就是我们本专栏过去文章中所说的，对他们两人的“内部冷处理”– 即只给予比留党察看还要轻微的党内处分，比如党内警告，至多是严重警告，甚或只是内部“通报批评”，同时令其所担任的主要职务“自然终止”，即“到点下车”的可能性，一天大于一天。因为但凡此二人从政治忠诚角度不被习近平怀有太大疑心，习近平本人也不愿意给外界一个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从上到下全都烂透了的印象。 当然，因年龄原因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不再连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者，“平安降落” 之后终究还是没有逃脱被整肃的先例，也是大有人在。从政法系统的角度，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周永康了。 10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已经被外界猜测因为“挺薄”有了麻烦的周永康，以在新疆“全票当选”的十八大代表的身份在会场上神采飞扬。央视的新闻镜头里，也有他和胡锦涛、习近平等人“亲切握手致意” 的照片。 日后从网上可以查到，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上“荣退”一年后的201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央纪委在查办案件中发现的周永康违纪线索情况的汇报，决定开展相应核查工作”。 但是，这一消息当时并未被对外公开。直到2014年7月底，中共当局才对外公开宣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央纪委开展核查工作情况的汇报，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 而根据中共官方当时那段时间的公开报道内容，周永康“荣退”后的次年，即2013年10月份，还有很是高调的公开活动。足见当时的周永康失去自由的时间应该是在2013年年底，也就是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开展核查工作”之后。 依此类推，对整个公安系统内形成了一个“孙力军政治团伙”至少应该负“失察”之责的郭声琨也好，赵克志也好，即使在下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平安降落”，“麻烦还在后头”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而本文和本专栏下篇文章中要继续讨论的是，他们这两个现在还分别挂着书记和副书记名头的中央政法委成员，将会在下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之后如何改组。话题就要从今天刚刚被宣布为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应勇的“东山再起”、“咸鱼翻生”说起。 大概是3天之前，有香港媒体署名作者援引中共最高检察院的内部消息说，本被视为二十大政治局新贵，但今年3月因“年龄原因”卸任湖北书记，转任中国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界以为他“退居二线”被仕途看淡的应勇的身影，已经于8月20日左右出现在最高检察院。最高检察院的党组会议上已经宣布，中央任命应勇为最高检察院党组副书记，排名在另一名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正部长级）童建明之前。 当时的这则消息来源中，也还说了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于今年至9月2日在北京举行，届时会任命应勇为最高检副检察长。 果不其然，今天的中共官方媒体已经宣布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2日经表决，任命应勇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与此同时，中共官媒也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应勇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检察官的公告》，公告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张军”。 回顾以往，最近的一次由张军以首席大检察官身份任命一个一级大检察官的时间，是2020年5月20日。当时的被任命者童建明，担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已经近两年，严格说是1年零11个月的时间了。只不过是他在被宣布为一级大检察官的前几天，刚刚被中组部宣布为最高检党组副书记和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正部长级）。中共官网此前宣布，2018年6月22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童建明、陈国庆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任命。 童建明此前的职务先后是最高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办公厅主任，最高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河北省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依其如此资历，现如今当然只能排名卸任省委书记、毕竟还是十九届中央委员的应勇之后。 也是在今天宣布应勇为最高检察院副院长的同时，百度百科等也都奉命把应勇的词条修正为“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检察院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一级大检察官”。 与此同时，最高检察院网站也重新排列领导人名单，张军之下就是应勇，童建明从老二变成了老三。 笔者注意到，即使是必须严守新闻纪律的中共内地新闻媒体，也还是要想方设法表示出一点对应勇这一年内职务上的“起死回生”的好奇。比如，一家内地媒体报道此新闻的标题就是《湖北省委原书记应勇履新最高检 政法老兵重回政法一线》，内容中强调“此次任职最高检，将是应勇今年来的第二次履新。2020年2月，应勇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赶赴湖北任职，在湖北工作770余天；2022年3月，应勇卸任湖北省委书记职务，后赴京担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番履新最高检，这位政法老兵重回政法阵地……。” 笔者在这里把应勇今年内的职务变化说成是“起死回生”， 是因为这个月球人都知道其为习近平铁杆亲信之背景的应勇，在今年4月被宣布从湖北省委书记改任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二线职务时，虽并未达到65岁的正省部级一线职务的封顶年龄，但仍然还是被新华社的报道中特别解释了一句“因年龄原因”，从在中共政坛上的政治前途看当然是“日落西山”。而从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挂名副主任返回一线，出任最高检察院排名第一的副检察长、一级大检察官及党组副书记，而且是赶在距二十大召开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宣布，毫无疑问是要在二十大上继任中央委员，并在此基础上或者入局，或在明年三月接任与政治局委员一样都是副国级的最高检察长。可以戏称是“咸鱼翻生”，是不是也可以说成是政治上的“起死回生” ？ 从今年3月底离开湖北省委，到十几天以前突然现身在最高检察院的那段时间的应勇，只不过是完成了一段基于某种特定需要的“诈死”，也是很有可能的。 关于习近平的铁杆政治亲信应勇，笔者过去几年来已经在本专栏有多篇文章分别介绍了他的过去，分析了他的现在并预测了他的未来。比如，去年6月的《十堰大爆炸案的真实死亡人数与应勇的副国级晋升前景》、去年7月《谁会与应勇竞争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去年11月的《应勇和彭清华都是最可能升任副国级的省级党委一把手》等。 但是，今年3月应勇突然被宣布免去湖北省委书记实职，并被新华社特地强调为“因年龄原因”之后，笔者也曾一度怀疑，这个应勇是不是因为什么外界猜测不到的原因失宠于习近平了？ 而现如今，无论是先安排应勇“退居二线”然后又赶在二十大召开前夜宣布他重返“政法一线”，为晋升副国级热身的这一番骚操作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幕后考量，或者是基于我们外界无法猜测到的复杂人事斗争原因，他应勇在下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之后，以65岁的年龄晋升副国级的前景，已经和习近平连任第三届中共党魁一样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至于他应勇未来是否会如同今天几家港媒上分析的，接任张军的最高检察长，还是其他副国级实职，甚至直接在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入局，将是我们下篇文章的分析重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外界瞩目的中共“二十大”已经正式确定在10月16日召开。确定日期，通常表明中共内部已经针对人事问题，以及未来五到十年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二十大”本身，其实也就是一个对外正式宣布的形式而已。中共高层格局，至此可以说大局已定。当然，大家未免还是会好奇：已经确定了的“大局”，内容到底是什么？前一段海内外疯传习近平受到党内元老批评，可能无法如愿连任，是否有可能成为现实？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回到中国官方媒体在“二十大”日期确定之后发表的具有定调性质的社论文本去分析，可能更有依据。因为这些社论的推出，毫无疑问是为“二十大”的结果进行铺垫，发出政治讯号。而最新的一篇，就是9月2日新华社发表的重磅文章，题目为《复兴之路，真理之光 — 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这篇具有新华社社论规格的文章，旨在总结习近平执政十年来在执政理念上进行的所谓“创新与发展”。但文中的一些表述给外界发出强烈的讯号，那就是未来中国的发展，仍将是在习近平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句话就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鲜明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北戴河会议上最终确定的结论，而强调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使得习近平继续掌控中国未来发展的政策，可以说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文中再次重申“共同富裕”这项国策，说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这里不仅提出了未来习近平第三任可能作为主要论述框架的新名词“中国式现代化”，而且把习近平一意孤行提出的共同富裕，列为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内容，很明确地表示习近平的治理路线不会改变，而过去一年对于共同富裕政策的反弹和不同意见已经被平息下去。文中最后一句话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创造新的更大奇迹，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这句放在文章最后，是总结性的一句，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未来的中国发展仍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等于再一次发出政治讯号，那就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将继续连任。 当然，不到“二十大”结束，针对人事问题，我们还不能下任何绝对的结论。外界最新的传言“习上李不下”，也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趋势。但不管人事上有怎样的调整或不调整，有一条现在应当是可以确定了，那就是：在未来五到十年的时间中，中国仍将笼罩在习近平路线的阴影下，习近平对中共和军队的控制仍将是绝对的，他十年前提出的口号和目标仍将是中共的最高指导思想。对此而言，他在不在原来的位置上，其实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中国，仍然摆脱不掉习近平。
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政治转型与民主化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大变革。尤其是对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政治转型的同时还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其变化之巨、影响之深，必将导致主导政治转型的戈尔巴乔夫身处国内国际极端分裂的两极评价之中。这位前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8月30日去世之后，西方社会相继表示悼念之情非常一致：结束了苏联帝国，终结了冷战。但在他的祖国俄罗斯，引起的反应却是另外一极。作为经历过苏联崩溃后的世界剧变的一代中国知识人，我深知，作为一位终结旧苏联体制却未迎来新世界的戈尔巴乔夫，其肉身虽然还归道山，但有关他的两极化评价还会延续下去。这种评价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俄罗斯未来的命运，及这个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二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欧未来的走向；三是全球政治格局与地缘政治的变化。 西方世界视为结束苏联帝国的世界英雄 对这位苏共前总书记的评价可谓汗牛充栋，本文长话短说，挑最有代表性的。 理查德•莱亚德（美国人）在《俄罗斯重振雄风 新俄罗斯经济政治指南》中简明概括：“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时，做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决定：第一个决定是，如果东欧想抛弃共产主义，苏联将不进行干涉；第二个决定是，在苏联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他同时开始了这两种改革。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决定了后来发生的大部分事情。政治改革注定要导致民主，在6年的时间内，苏联的政权便瓦解了。” 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冷战的结束完全归功于一个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他，一切变化都不可能发生。” 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称赞他在（苏联解体）和平进程中发挥的领导作用，称这个进程塑造了当时国际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文如下：for his leading role in the peace process which today characterizes important pa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要言之，戈尔巴乔夫在东欧剧变、两德统一等事件上的作为完全符合西方的预期与利益，因此西方世界普遍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世界英雄。这一评价迄今未变，在戈尔巴乔夫逝世之后，《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及所有悼念辞都将以前的评价再次重复了一遍。 因俄乌战争与俄罗斯处于敌对状态的德国的哀悼之情较他国更深。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对戈尔巴乔夫为德国统一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前总理默克尔在她的网站上称赞戈尔巴乔夫是“一位独特的世界政治家”，如果没有他的开放和改革的勇气，“民主德国的和平革命是不可能的。”现任总理朔尔茨赞扬他为使欧洲的民主和自由成为可能，做出了贡献。《图片报》情真意切地说，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戈尔巴乔夫离世应该是全国哀悼的原因，没有他就没有德国的统一。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历史领袖，德国首都的一个大型中央广场应命名为戈尔巴乔夫广场，通往广场的街道应该有科尔大道和布什（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街，这是德国统一的三位父亲。 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葬送者 但俄罗斯人的评价与西方相较犹如冰火两重天。戈尔巴乔夫病逝的消息传开之后，网上欢呼“乌拉！”的声音一片，还有“请向叶利钦问好，你们会在同一个锅里被煮”、“他从没悔改，他是人民的叛徒、国家的叛徒，我希望他能尽快地将他的西方朋友带走”、“建议将8月30日设为一个欢乐的假日”——对此我并不意外，早在今年6月，我在推特上曾看到一条消息，戈尔巴乔夫因病重入院，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表示，“在发生这一切后（指俄乌战争），这位前总书记非常担心，他死后会发生什么……对他，尤其是现在俄罗斯人正浴血纠正他所犯下的错的背景下，他病危的消息评论区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欢呼。” 如果要说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有何变化，只能遗憾地说离苏联崩溃时日越远，评价越糟糕。1999年，俄罗斯有一家名为社会舆论基金会的组织，就20世纪的俄罗斯领导人谁对国家造成最坏的影响进行了民意调查。戈尔巴乔夫以34%的得票率高居榜首，叶利钦以30%的得票率紧随其后，戈、叶两个苏联解体前后的主角，成为俄罗斯人心中两个“坏人”。2012年，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在近百年俄罗斯历任领导人中，戈巴卓夫的具体政策最不受欢迎，仅14%的受访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具体政策是对的，低于沙皇尼古拉二世（31%），斯大林（近28%），赫鲁晓夫（24%），叶利钦（17%）。高达61%的俄罗斯人认为普京的政策更正确。2021年3月2日，戈尔巴乔夫90岁生日时，俄罗斯网民对他的评价民调只有5%的人持正面态度，94%对他持负面评价，1%称“说不清“。 前苏联最后一位被授予元帅之衔的军人是德米特里·亚佐夫，他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及普京都有密切共事之谊，他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也许最能代表俄罗斯人的看法。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葬送者”，内政上，“他是一位经济改革的天才，是在当时苏联百姓‘排队买面包’的窘迫生活下的国家人才。……他是天才，但是并没有领导苏联的能力。他做出一个个仓促的决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逐步将苏联推向了深渊。”在美苏冷战上，“为了避免同美国的战争，戈尔巴乔夫所做的只是退让。为了展现出自己的诚意，作为核武器‘执剑人’的戈尔巴乔夫主动提出减少核武器的储备，并宣布要计划裁军。” 通过俄罗斯民众对戈尔巴乔夫的负面评价，可以了解到一个西方认为完全不正常的现实：俄罗斯人依然怀念苏联时期的美好生活，以及苏联给民众带来的自豪感；俄罗斯人认为，是戈尔巴乔夫使俄罗斯沦为二流国家，造成了苏联崩溃之后的普遍贫困。 戈尔巴乔夫本人的纠结 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这个奖代表的是西方世界对他的肯定，而不是本国对他的赞扬。1991年8月那次试图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虽然失败了，但大大削弱了他的地位，迫使他于1991年12月25日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次日苏联正式解体。戈尔巴乔夫曾于1996年试图重返政坛，在总统大选中向时任总统叶利钦发起挑战，但最终的得票率不到1%。所有这些，对戈尔巴乔夫退休后的心理状态造成极大的影响。此后，他只能从访问西方与赞赏他的西方政要的交流中得到肯定与安慰，对俄罗斯人的不满，只能持续不断地辩解，这从他陆续发表的著作中有痕迹可寻： 在1995年出版的两卷本《生活与改革》(Life and Reforms)一书中，戈尔巴乔夫写道：“我不会对自己发起这些改革推卸责任，因为我仍然深信，这些改革至关重要，最终将为我的祖国的福祉服务，并将有利于世界。”2012年，他人为他写的回忆录标题为《孤独相伴》，书名就表明了他在本国感受到的落寞。据德国电视二台报道，戈尔巴乔夫最后于2017年出版的《我依然乐观》（I remain an optimist） 是关于他对德国人和西方的失望。具体而言，他抱怨人们正在把俄罗斯绘制成新的敌人形象。 现实正如英国政治学者彼得·雷德韦（Peter Reddaway）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西方）看到了戈尔巴乔夫最好的一面。苏联人看到的是另一面，并且指责他有错。” 前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的一生，后人曾以一块黑白大理石墓碑寓意了他的人生。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一生，注定被定格于1990年代初结束苏联铁幕统治与终结冷战的高光时刻。他的逝世时间点正逢全球化1.0版结束、大重置（全球化2.0版）到来，俄乌战争尚不知将以何种形式结束之时。俄罗斯本土与西方对他的两极评价是如此的对立与爱憎分明，因此，戈尔巴乔夫注定将拥有评价截然不同的两块墓碑，由俄罗斯与西方分别书写。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随着时代发展，共产奴隶现在的称呼是“甘愿被收割的韭菜”，韭菜仍具奴隶本性，还多了一个功能：跟党走，被党宰割。 老共洗脑教育大功告成，把中国人变成共党人或称马克斯信徒，这也为什么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敢大声喊，要对台湾人洗脑再教育。 党国洗脑的原创者是苏联，后来被北朝鲜学习，韩战时间，北朝鲜成功把被俘虏美军洗脑成热爱共产主义，讨厌资本主义，创下成功案例。 韩战后，北韩需要建设资金，于是把脑筋动到旅日朝鲜人身上，北韩利用大外宣，宣传北韩是最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将近十万旅日朝鲜人，被美好家园愿景欺骗，加上异乡生活不如人意，于是放弃日本籍回到北朝鲜，成为第一批韭菜。 北韩第一批韭菜，与目前进入中国淘金的台湾商人相似度很高，奉献财富、能力建设北韩，成为肉票，这些被骗的日本人后悔不已，后代多数成为脱北者。 北韩是全世界最封闭国家，手机网路只限境内，金家政权已经传承三代，10%党国权贵压榨90%人民，可是90%北韩人相信自己活在幸福国家，因为党国告诉他们，你们饥饿的原因，是把粮食一半给了南韩饥饿的同胞了，北韩人饿到死，还是坚信这种说法。 中共洗脑完全抄袭北韩，因为中国地方大，只要锁住资讯流通，眼瞎耳聋者，无须特别制造，就会自然产生。 例如最近中国银行闹钱荒，中国银行锁住存户提款卡，拒绝给存户领钱，从村镇蔓延到大城市，为了领一千块，韭菜要排队一整天，虽有怨言，却不敢反抗；这种奇景，自由的台湾人简直无法想像，如果在台湾，早就挤兑，甚至闹革命，推倒银行和政府了。 存户无法提领自己的存款，证明共产党是来真的，学习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是假的，因为你的钱被共产了，还只能向老共下跪。 根据报导，海南岛疫情非常严重，上周，三亚、海口几个城市突然封控，15万外地人至今还留在三亚等地，七成来自上海有钱人家，海南政府先安抚旅客，住宿免费，其实是关门割韭菜，饭店趁机抬高住宿费、伙食费，上海旅客投诉江苏政府，江苏政府协商海南，希望把韭菜用专机送回上海，两个政府还因此打起官司。 六四事件后，流亡到美国的民运分子看到上海封城，自以为中国会闹起革命，我说，还不会，因为中国人被折腾还不够；果然，刚刚体验被封城的上海人，逃到海南度假，下场还是被封，上海人感叹何时才到头?这句话意味深长，从奴隶变韭菜，自练自成至死方休，不会有终点。 毛泽东说，只要让中国人处于半饥饿状态，中国人就不会搞革命，这句话是老共泡制韭菜的高招。 中国人均号称1.2万美金，事实上10亿人口所得2千人民币以下，2千人民币的概念，就是不饱不饥状态，人民稍稍远离饥荒，老共的镰刀就砍过来了，这也是上海人被割韭菜原因，因为上海人日子太好过了。 如今北上广深四大都会区轮流封城，韭菜割了一轮，人人叫苦连天，饿到想死的心都有了，那有力气再搞革命，原来，韭菜是这样制成的。 （作者曾任报社总编辑、国际公关公司主管，全文转自民报）
八月底，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二十大将于10月16日举行。在此之前，10月9日，将依例召开七中全会。举世瞩目的中共高层换届由此进入倒计时。习近平连任与否、以何种方式连任？以及政治局常委会如何重组？这两桩，仍是高层斗争与权力交易的重中之重。这段时间，各派讨价还价，幕后紧锣密鼓。 外国媒体如《纽约时报》等，多认为习近平将打破中共制度，进入第三任，即连任。除了外媒自己的消息和情报来源之外，它们也刻舟求剑地认为：既然2018年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既然去年通过了为习近平量身定做的第三份历史决议，所以他会连任。 中文媒体中，则看法分歧。传统媒体因受到习派暗中施压，所谓“打招呼”，对此话题谨小慎微。但中文自媒体中，大多唱衰习近平连任之路，主要基于习近平内政外交的全盘失败，尤其今年以来，习近平又搞砸了多项大事：力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俄军却陷入苦战、濒于溃败；极端清零、甚至动辄封城，尤其封锁大上海，砸毁了中国经济火车头；以及，中国经济大滑坡、民众生计困顿、到处呈现烂尾项目……由此认为中共可能换人做，如果这个百年大党还有起码理性和规则的话。 本文盘点习近平进退的四种可能性，以及由此衍生的政治局常委会重组版本。 第一种，连任，并继续担任三个职务，继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不设接班人。这意味着：习近平不仅连任，还将长期执政，并可能终身执政。若出现这种情况，是中共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表现，如笔者前文所述，只能归结为某种形式的政变，至少是柔性政变。实为中共这个百年大党的空前失败。一人成功而全党失败。 第二种，连任，并继续担任三个职务，但设立接班人。这意味着：习近平连任一届，继续当政五年后卸任，到二十一大向接班人交棒。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因习近平死活要连任，赖着不下；另一方面，是反习派无奈之下，需要打破政治僵局，双方妥协的结果。 第三种，连任，但只连任三个最高职务中的一个或者两个，而让出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给其他常委。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六种可能的组合。即，他只续任一个职务，就有三种可能；他续任其中两个职务，也有三种可能；总计六种可能。而如果是这种情况，也必然设立接班人。意即，习近平继续担任一个或两个职务，是各派的妥协方案，更是一种过渡性安排、渐进式退位。 第四种，卸任，三个职务同时卸下，像胡锦涛那样全退、裸腿，获得“品德高尚、高风亮节”的评语。若出现这种情况，那必是多数党内高层、多数政治老人团结发力、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反对走回头路、反对极左路线的成果。如笔者前文所述，这才属于正常情况，表明中共仍有一定程度的集体意志、党章原则和法制观念。 对应第一种情况，政治局常委会的重组就极可能是最简单的一种：两出两进。意即，按照七上八下（67岁以下者留任、68岁以上者退休）的党内规则，除习近平（69岁）之外，超龄的两名政治局常委栗战书（72岁）和韩正（68岁）退出；习派和团派各进一人递补。可能的人选，团派：胡春华；习派：丁薛祥。李强或陈敏尔虽也有可能，但成功率下降。 对应第二种情况，接班人极可能是团派人物胡春华，这是各派妥协、派系平衡的预期，如果情况相对正常的话。而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仍可能是上述最简单的那种：两出两进。但如果习近平像江泽民那样，同意只延任个别职务两年，保全颜面后交权，那么，他的接班人也可能是习派的丁薛祥。这将是习近平要价的结果。 对应第三种情况，政治局常委的重组版本就很多，情况复杂得多。可能维持七常委，也可能扩大为九常委，对应其下六种可能性的任何一种，常委分工不同，人数也可能不同。 对应第四种情况，李克强临时接位（汪洋也有一定可能），任期一届。常委会扩大至九人的可能性大增。因为，在此情况下，习近平极可能仿效2002年的江泽民，自己以退为进，提高要价，要求在常委会中安插更多习家军人物，一则稀释新领导人的权力，二则监视新领导人，以此确保自己退位后的人身安全。同时保全自己的颜面，显示自己退休成为政治老人中的一员后，仍能对政局保持影响力。 在习近平裸退的方案下，至少又有两种可能：其一，三人出，三人进。即超龄的习近平、栗战书、韩正退出，而升任三人：一个团派加两个习派。其二，三人出、五人进。进入者，一个团派加四个习派，类似于江泽民退休前的布局。此时，李强、陈敏尔、蔡奇、李鸿忠等人可能获得入常机会。当然，也未必是四个习派，也可能出现一个无派无系的中间派，黑马型人物，犹如在十九大入常的赵乐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月中国四川因为干旱问题导致其电厂的发电量大幅降低，进而引发电力供不应求，限电危机虽已获得缓解，但是，从上海的清零封城措施到四川工业限电问题，皆持续引发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特别是在极端气候已逐渐成为常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合理预期水资源与电力等工业生产要素的供给稳定性将面临重大考验，对于以出口为主要经济成长动能的亚洲国家而言，这将会是极大的挑战，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也是许多产品供应链的重要一员，因此，产业担心的断链问题仍会因为气候异常而持续发生。 造成产业断链问题的原因除了极端气候所产生的缺水或缺电危机外，美中冲突持续，加上中国对台湾实施军演等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升高，也都是造成厂商对未来经济前景不确定性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的报导指出，日本马自达汽车与本田汽车公司将试图建立去中化的供应链以降低产业断链对其营运的冲击。 平心而论，水资源缺乏或电力供应吃紧与限电的问题不会只有在中国发生，中国可能因为气候变迁导致其生产资源的供应不稳定，但是，厂商往印度或越南设厂投资也必须面临相同的问题。因此，厂商往东南亚或南亚国家设厂的主要考量，除了生产要素投入的稳定性外，降低地缘政治的风险以及想要有更多生产的基地来提高其供应链的韧性，应是厂商会前往这些国家投资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后，中国经济政策的可信度降低，以及对市场经济运作机制的介入愈来愈深，这都是加速厂商离开中国的原因，这也是其他国家与中国政府有显著差异之处。 此外，在中国人力成本逐渐上升后，厂商在中国的获利也会逐渐降低，这使得厂商在中国设厂的诱因持愈来愈少，若再考虑地缘政治的风险，则投资好处减少但投资风险增加的结果，将会加速厂商撤离中国或缩小在中国的投资。换句话说，厂商前往中国以外其他国家投资的诱因将会上升，这也使得刺激中国经济成长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会持续减少。若再考虑通货膨胀对全球民生消费的伤害，则各国对于中国工厂的订单需求也会降低，中国的生产将会减缓，出口也会衰退。 上述的推论可以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在8月15日的数据得到验证，“7月社会消费品零总额年增2.7%，远逊预期的5%；当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增3.8%，逊于预期的4.3%；固定资产投资部分，前7月年增5.7%，增速全年最低”，这表示中国经济成长率离5.5%的预设目标又更远了。 最后，在全球产业垂直分工已非常细腻的基础下，全球供应链中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环境恶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必然会带来负向的影响，因此，中国产业环境持续恶化与经济持续下滑虽非台湾与各国所乐见，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国内产业经营环境受到中国官方政策影响的程度也愈来愈深，面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们看不到乐观的理由。 （※作者为淡江大学产业经济与经济学系合聘教授，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