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撞北京最高楼 中共急封杀 传言四起
2026 年 6 月 27 日
时隔三年再访台湾，这期间新冠疫情肆虐、中美角力升级，随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国扩大威胁台海紧张，来自法国的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发现，台湾人面对中国文攻武吓普遍仍保持冷静，让他感到不可思议。从热爱中国到揭开中共假面具，长期观察中国与亚洲局势的他形容，中国罔顾人权、对资源肆意掠夺无异于“朝自己的脚开枪”继续下去只是掘坟墓。 董尼德新闻资历丰富于法新社效力37年，期间曾派驻北京、东京等城市，但在1984年派驻北京前，他在1981曾住在台湾一年学习中文。董尼德理解毛泽东当年“简体化”是为扫除文盲，但认为，要认识真正的中国文明与历史，势必得学繁体字。他在新作“中国大掠夺”中，以锐利的眼睛分析中国就人权、环境与科技等，深度剖析中国的掠夺行径及其对全球影响，特别是在习近平掌权后，一更具野心更自信的中国跃上世界舞台中心。 政府严密监控，消费是中国人仅存的自由 致力为受到中国政权压迫的人发声，董尼德并不在乎社交媒体充斥的粉红谩骂声，倒是有中国媒体试图接近“想和我做朋友”为中国美言几句，但为他所拒。董尼德坦言，在中国政权的严密监控下，自己可能不会再踏上中国土地，因为他担心自己的中国朋友甚至是陌生人，都可能因此受牵连，“我不想给他们带来麻烦。” 董尼德如此热爱中国，年轻时还曾在房间贴上周恩来的海报，他和那个时代欧洲年轻人一样，对共产党的新中国怀抱热烈期待，只不过很快就幻灭。眼见中国现状令人心如刀割，但最令他失望的莫过于中国文化与思想在共产党掌权下彻底改变，仅存的消费自由推升物质主义至上，盲目追逐生活福祉、钱财与社会地位，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正在消失。 他认为，如中国共产党所言，填饱肚子固然重要，但思想与见解的培养同样不能少，但在当局刻意塑造的环境下，长久以来的丰富文化几乎消失，京剧等传统文化式微，道教、基督教等宗教遭打压，书籍出版要经审查，文学、节目等创作都须依照党的规范，董尼德不禁感叹，中国人的文化思想“还剩下什么？”，这对一个文明古国的文化发展来说非常可惜。 中国掠夺触角肆意延伸四处树敌，无异于自掘坟墓 中共二十大即将到来，习近平将确立他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五年任期，董尼德指出，即使习近平一步步走向“帝王”之路，但他任内所犯错误不会因此平息，包括摧毁香港民主、迫害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族群与对台湾的强势打压。 习近平强推港版国安法等于公然撕毁“中英联合声明”，1984年，时任中国领导人的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中方曾开放外国媒体参与见证这场历史性对谈的前十分钟。 董尼德清楚记得，邓小平人坐在沙发上两眼直视柴契尔，“柴契尔女士，你是伟大的女性，人们称你为铁娘子，我也尊重你，你今日前来所为何事？”柴契尔夫人先是称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接著直截了当表示：“我来只为一个目的，我们英国想要继续保有香港。” “不可能！”董尼德记得邓小平立刻回绝，而且警告铁娘子，若英国执意继续统治香港，中国有能力让香港断水断电，此将引发港人反动到连中国也无法收拾的地步。柴契尔最后签署协议，香港将于1997年权力移交中国，只是这份协议已在2020年遭习近平推翻。 从人权、民主到科技与资源，中国的掠夺触角继续延伸。许多国家都声称握有南海部分主权，但只有中国在当地大肆扩张，建造至少三座军事基地，而中国主张的南海控制权论点难以令人信服，仅以在部分岛屿发现中国古代钱币与瓷器即断言南海本属中国。 董尼德指出，南海不仅面积广袤且富含多样鱼类与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更是国际贸易枢纽，但中国在南海的行径是在为自己树敌，无异于“朝自己的脚开枪”自惹祸端。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Center）2021年调查，世界多国对中国的看法普遍负面且有恶化趋势，即便是与中国较亲近的东南亚、南亚或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也开始转变。 习近平将在中国人民与自身利益之间抉择 董尼德认为，过去东南亚国家选择亲中是别无选择，因为中国是亚洲强势经济体，但随著东南亚人民对中国野心愈加反感，政府不得不开始改变对中立场。董尼德提到，斯里兰卡经济危机敲响一带一路国家内心一记警钟，促使各国重新检视与中国的贸易合作，即便发现自己早落入债务陷阱。 在防疫这条路上，中国与世界多国背道而驰。董尼德表示，中国坚持清零明显失败，突如其来的封城激怒各地民众，有人在自家阳台大喊“习近平下台”，如此景象发生在中国令人难以置信。当局为消灭病毒不择手段，竟将父母与襁褓婴儿硬生生分离，还有怀孕女性被医院阻挡在外最后只能在路边生产，不仅让人于心不忍，也让人忍不住质问，这难道是一个口口声声说要做世界大国的政府应有表现。 世界各国都想厘清病毒来源，但中共不是拒绝就是阻挡调查，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知病毒从何而来，但可以学习与病毒共存，多数国家逐步敞开国门之际，只有中国坚持走清零道路，把大量外资往外推，更遑论中国经济正在走下坡。 但董尼德强调，不论是研发新科技抑或是解决气候变迁、环境危机，全球未来发展都少不了中国。他认为，中国不应切断与外界的合作关系，必须认知到，要生存下去就要成为世界的一份子，若选择孤立只会继续拉大与他国距离。尽管有如不可能的任务，但“我们非常需要中国人一同合作”。 董尼德指出，习近平将在中国人民与自己的利益之间做选择，虽然无法预测他的决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都将影响全球局势。他有机会成为历史上那位为中国做出正确决定的人，把中国人民福祉置于自身利益之上，“他（习近平）很聪明的”。 （全文转自上报）
本专栏的前一期节目播讲的文章中已经特别提请读者们注意，从孟建柱接任公安部长开始，再到郭声琨，再到赵克志，他们被宣布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时间，都不是在他们仅仅是被宣布为新任公安部长之初，而都是在他们被宣布为新任公安部长的次年3月，在是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表决通过”为国务院国务委员之后。原因应该是此三人在接任公安部长的头几个月里，也就是被全国人大会议“表决”为国务院国务委员之前，其级别还只是正省部级，所以暂时不宜被宣布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以避免被诟病为正部级领导副国级 — 因为在中央政法委里，只是普通委员的最高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都是副国级。 但如今的习近平不但是让王小洪赶在二十大召开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即提前接替了赵克志的公安部长职务，甚至还把个王小洪同时也宣布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彻彻底底地不按常理出牌了。 人们注意到，上月29日，对外曝光机率越来越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所谓“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有特别关注这则消息的外界评论人士发文质疑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共官方报导，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赵克志、最高法院长周强、最高检检察长张军均出席会议，而本该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却未见身影。这着实有些蹊跷。” 该质疑文章认为：王小洪不出席的原因不外乎客观和主观原因，客观上是因为自己很忙，以致于无暇参会；主观上是不想参加。在中共官场，不管是什么原因，王小洪此举都是不将上级领导郭声琨放在眼中的体现，也是对习的不敬。如果王小洪没有什么背景，官位很可能不保。但事实是，王小洪的背景很硬。 显然，让王小洪有恃无恐的恰恰是习近平，王是习近平最为信任的人之一。他从福建起就跟随在习的身后，一路快速升迁，直至当上公安部部长也都是在习的提拔下。习此前去香港、去新疆，王小洪都跟随在身边，负责安保。这样的王小洪不去参加中央政法会的原因，就耐人寻味了。 该评论文章还分析说：截至目前，为了排除江派的干扰，习针对公安、政法系统已经进行了几次清剿，周永康、孙力军、邓恢林、龚道安、傅政华等公安、政法系高官接连被拿下。而江派重要人物、原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长孟建柱也传出了被软禁的消息。在中共二十大前高层角力激烈的情况下，习近平再拿下江派高官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其实，如上评论人士有所不知的是，按照中共官方中央级媒体诸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被内部统一的会议报道格式，凡是以某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为第一出席（讲话）人的会议报道内容中，会议出席者无论多少，只有其中的副国级的名字才有资格被在报道文章的最后一句被列出。所以相关报道中没有列出王小洪的名字，就如同也没有特别点出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的名字一样，都不能证明他们没有出席这个中央政法委的全体会议。请注意，这是一个“全体会议”。 就以中央政法委官网长安网7月底刊登的这篇《郭声琨：以忠诚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例，它使用的原始稿件是来自人民网，内容中的最后一句只是“赵克志、周强、张军出席”。这仅仅是因为，直到中共不久即将要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和它的一中全会结束之前，如今台面上的中央政法委成员名单中，只有国务院国务委员赵克志、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察长张军是副国级，其他包括已经是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王小洪和实际主持中央政法委日常工作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都暂时还是正部长级。 但是，如果某个二级或者更低级的官方媒体在报道某个中央会议时，不是直接使用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的统一电讯稿，那么会议内容和出席者名单就有可能被报道得更为详尽。比如，最高检察院所属的官网正义网就在与如上长安网同一天刊登的、报道同样一个会议的标题被取为《郭声琨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时强调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以忠诚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特别注明了新闻来源是它自己：“正义网-《检察日报》”。 标题比长安网援引的人民网的新闻稿取得长，具体内容也比长安网取自人民网的内容详细一些。最后一段内容是：“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赵克志，公安部部长、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小洪，中央政法委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国家安全部部长陈文清、司法部部长唐一军、中央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出席会议。” 笔者在本文特别要纠正一下外界关于王小洪缺席郭声琨主持并讲话的中央政法会议 — 而且还是全体会议的误判，是因为外界以讹传讹；另外还有评论文章干脆以《郭声琨现身主持政法委会议，王小洪缺席涉习李斗》为标题，令不明就里的读者信以为真。甚至还有外界媒体记者欲以此为题访笔者。笔者当时只是请这位记者去“谷哥”一下该会议的正义网和《人民法院报》的专题报道和新闻照片。正义网和《人民法院报》的会议新闻配发的照片中显示，主席台上端坐着10位中央政法委全体成员，一个不少！ 笔者所得到的相关信息是，王小洪早在先接替了赵克志公安部党委书记职务的同时，即被宣布增补为中央政法委委员之后，就开始参与中央政法委的工作。所以，他不但没有可能缺席中央政法委的全体会议，而且一定是要到场宣示他这位正部长级副书记的特别存在才合乎情理。 有内部报料者称，自去年11月王小洪被宣布接替公安部党委书记之后，赵克志就没有再穿过警服，更没有在公安部露过面。从那以后到赵克志被宣布连公安部长行政职务也交给王小洪之前的半年时间里，公安部所有部级会议，无论是党委会议还是部务会议，主持人和讲话人都是王小洪。 今年6月下旬，王小洪正式接替公安部长职务并被增补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后，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姜信治在郭声琨的陪同下出现在中央政法委办公会议上，当场宣布王小洪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后，赵克志在政法委内的兼职仍然保留，但只负责禁毒工作，继续以国务院领导人身份兼任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除这项工作而外，赵克志此前在政法委机关分管的工作事项全部转交王小洪。主持政法委机关日常工作的秘书长陈一新，向郭声琨和王小洪共同负责。 由此可见，现如今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实权，事实上已经落在主持日常工作的陈一新和必须对其负责的新任副书记王小洪两人手里了。至于如今赵克志的副书记，甚至于郭声琨的书记，事实上都已经是挂名的中央政法委在中共二十大之后的负责人安排，具体说就是正、副书记和秘书长的人事安排。笔者注意到了日前《大纪元》刊登的《王小洪排名异常 习近平不放心政法委？》一文所做的独特分析，认为“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王小洪6月份兼任公安部长，同时上位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中央政法委高层成员的排名由此出现不寻常状况。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不放心政法系，安排王小洪夺权仓促所致。而王小洪在公安部还未安排常务副手，其当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猜测也可能落空。” 如上文章据此分别引述台媒和时事评论员的分析说：观察目前中央政法委领导成员的排名有些蹊跷，王小洪是正部级官员，但却以副书记职务力压周强和张军两名副国级大员。特别是周强连续当了四届中央委员，反而屈居王小洪之下。这项排名异常，是因为赵克志的国务委员还没有剥夺下来给王小洪，所以按照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委员的排名，就出现了正部级压倒副国级的现象。其实也是说明了王小洪夺权较为仓促，习对政法委不放心。 如上评论认为，（虽然）自王小洪去年11月接任公安部党委书记之后，有关他可能在中共二十大上升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猜测四起。（但是）如果王小洪在二十大成为政法委书记，那么现在应该要有他的公安部接班人出现。 此人必须现在开始接手公安部的常务事务，不然王小洪突然升官，运作的衔接就会有断档。 如上评论认为：中共公安部官网更新显示，孙茂利已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兼公安部法制局（十八局）党委书记、局长。至目前为止，六名公安部副部长均为普通副部长。现在等于王小洪这个公安部的部长掌控着所有日常事务和运作，公安部全部权力都在他手上。如果北戴河休假结束后，接下来公安部那些副部长没有人职务出现“负责日常事务”的表述，王小洪未必能当政法委书记，只是到明年两会兼任国务委员。 如上评论内容出现之前，笔者曾于今年6月底在本专栏发表过《王小洪已经是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的最可能人选了》。文章的最后一段内容是：随着应勇被出乎预料地安排在湖北省委书记位置上提前退居二线，（过去一直被外界猜测的）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竞争“者少了一个。至于习近平是否会在现任地方省委一把手中挑选一个中意者直接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笔者认为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安排王小洪的可能性更大。简单说来，如今安排反正也是快要退休的赵克志“提前”把公安部长的行政职务也一并让给王小洪，同时也还安排把他增补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目的就是让王小洪在未来二十大上以公安部长和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身份晋升为主管中央政法委的政治局委员’顺理成章’。” 笔者的如上判断也许不会在未来的中共二十大上得到验证，但是，目前的公安部暂时还没有常务副部长绝不能证明王小洪不会从目前的公安部部长、部党委书记和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位置上晋升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道理再简单不过，王小洪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晋升部长本来就是“特殊安排“。在他王小洪接任这个职务之前，从周永康开始形成的“惯例”，连续四任公安部长都是从地方省委一把手中选拔上位的。所以，假如习近平已经内定把下届政法委书记位置交给王小洪，很可能就会是让他以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的身份继续兼任公安部长和部党委书记直到到明年三月份。届时提拔一个尚属年富力强目前在位的省委书记出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认为王小洪的公安部长继任人会从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中产生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7月31日到8月16日，中共中央高层领导集体失踪，这两个星期显然是召开了北戴河会议。原来有传说胡锦涛时代就停止了北戴河会议，现在看来不准确，北戴河会议这个机制应当还是存在的。会议结束，习近平，李克强一个南下，一个北上，各说各的话，党内分歧已经到了无法掩盖，双方也不想掩盖的地步。看来北戴河会议并非一帆风顺，习近平未必能控制住局面。否则李就不会如此故意地跟他分庭抗礼了。那么，两个人的分歧到底在哪里？我们详细解读一下两个人的讲话，就可以看得出来。 8月16日至17日，习近平先后来到锦州、沈阳等地进行调研。在辽沉战役纪念馆，他说了一番重话：“我们的红色江山是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决不允许江山变色，人民也绝不答应。”问题是，江山有要变色吗？谁要让江山变色？如果有，说明承认政权不稳；如果没有，这不是无的放矢吗？显然，习近平是有所指的，那么，暗指的是什么？矛头对准谁？这里恐怕大有文章。习近平还说：“我们要继续向前走，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告慰革命先辈和先烈。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这段话，很明显是为自己连任铺陈，但也说明，有人质疑他的连任，他才搬出这番话，试图建立自己连任的合法性。 在东湖文化广场，习近平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能只是少数人富裕，而是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本是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委婉否定了的事情，说是“急不得”，现在旧话重提。17日，他在参访工厂的时候说：“要坚持自力更生，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这也是旧话重提，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对李克强经济路线的反扑。可见习近平全力维护自己的政策，习李路线分歧进一步凸显。值得注意的是，在18日召开的第三次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上，政协主席汪洋也表示，对口支援西藏是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看来，北戴河会议上，就共同富裕的政策，习近平取得了胜利，重新确立了这个口号和经济方针。 我们再来看看李克强。8月16日至17日，李克强在深圳考察。他上来就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但接下来才是他的重点。他说：“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这就话中有话了。他还说，我们既要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又要支持民营大企业做强做优。国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国企、民企、外企和合资企业等各类企业在政策支持上一视同仁。这与共同富裕的政策也有微妙的区别。当然，他最大的动作就是专程到莲花山公园瞻仰邓小平铜像，并敬献花篮。众所周知，习近平是否定邓小平路线的，李克强此举显然是摆明与习近平不同。他讲“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黄河长江不会倒流”，话说得很明白，就是有人要阻挡改革开放，要让长江黄河倒流。问题是，他指的是谁呢？我想不言自明。李这个动作非常大胆，看来是豁出去了。 问题是，这是代表习下李上？还是李克强要下台之前的“其言也善”？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如果他要接班就会表现得谨慎一些，没有必要现在就刺激习近平。只有确定自己要下台的人，如温家宝，才会为了历史定位说一些外界看来比较开明的话。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目前看到的讯号，二十大最终的结果如何，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
提到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大外宣，许多读者都多少知道一些。海外各国的中文和外文媒体中有不少中国的大外宣项目，至于境外网络媒体上十分活跃的小粉红就更是常见。但是，对于解放军的网络攻击部队和心理战部队，可能大家就不那么了解了。最近，随着中国在台湾周边海域发射导弹威胁，解放军对台湾的网络攻击和心理战也极为活跃。笔者略为分析从事此类活动的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的分工和任务，从而为读者们勾画出中国网军和心理战部队的大致图像。 一、解放军网军和心理战部队空前活跃 解放军的境外军事行动，按其军事目的通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战争行动，即与其他国家的军队开战；另一类是非战争行动，这是指军队采取其他威胁或破坏型行动，但不启动战争。非战争行动可以是海军、空军对周边国家的骚扰，也可能是网络部队对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这类看不见的战斗。 习近平今年6月13日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从今年6月15日起，中国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开始生效实施。这个《纲要》共有6章59条，但中国官方对这个非战争行动纲要的具体内容保密。官媒《环球时报》从此纲要中挑了一些好听的任务列举出来，诸如救灾、人道救援、护航、维和等；其实，《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里还包括实施大规模网络攻击、开展境外心理战、出动武装民兵船只占领国际水域等等。 《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的生效表明，中国当局今后将会大量运用非战争军事手段来达到用战争手段无法实现的境外扩张目标。而佩洛西防台之后，我们马上就看到了解放军使用非战争军事手段威胁台湾的具体操作：一方面，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海域实行导弹发射演习的同时，又以军机扰台、军舰绕台加以配合，造成紧张气氛；另一方面，解放军的网军和心理战部队展开了对台的大量网络攻击和心理战行动。 单是8月4日中午到5日清晨，台湾发现境外网军对台湾各网站发动的大量攻击，“恶意连线次数最大值高达每分钟1亿7千万多次”，这就是解放军网军的行动。而在心理战层面，台湾的一些7-11超商的广告屏幕内容遭到置换，变成了咒骂佩洛西的图文；而台湾民视新闻台的新闻网络频道遭遇盖台，然后播起了中共的爱国歌曲；台湾的一些网媒还传出“中国渔船登陆台湾屏东县东港镇”等假消息。 二、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一个21世纪从事网络战和心理战的新军种 以上种种非战争军事行动，其主角都是解放军新组成的战略支援部队。解放军的这个新军种在当今世界上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不是单纯为解放军的军事活动提供技术支援的部队，它还是用高科技手段入侵各国互联网的谍报部队，又是干扰它国社会政治、经济稳定的政治作战单位。事实上，解放军的网军不只攻击台湾，它还攻击美国、日本，甚至也攻击中共的盟友俄罗斯。 中共的网军究竟是怎样庞大的一支部队，它的目标是什么，下面稍作分析。中国2015年建立了战略支援部队，这是除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之外的第五个军种。这个新军种的出现，是习近平改变军队体制的结果。习近平在巩固自己军权的过程中，撤销了解放军长期以来实行的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装备部和总后勤部四总部管理全军的体制，把原来四总部下面的二级部组建成16个新的部级机构，直接归习近平的军委联合指挥部控制。 过去的总参谋部下面有一些规模非常庞大的技术型部队，比如总参三部（技术侦察部）、总参四部（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各自都有分布全国的十几万技术型官兵。习近平把原来的总参谋部的职能压缩和简单化了，同时就把总参三部、总参四部这些技术兵种划归新组建的战略支援部队。所以，战略支援部队的主力其实就是过去总参三部、四部所属的部队。 战略支援部队同时还纳入了军方的心理和政治战任务相关部队。以前这些部队归总政治部管，归属总政治部下面的对外联络部（即国共内战时期的敌区工作部）。该部门早期主要是策反国军将领，后来负责在台湾和其他国家渗透。80年代这个联络部里有个研究局，局长是大校军衔，任此职的是邓小平女儿邓榕。她当时同时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的副主任，研究局的副局长是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女儿杨李。 中共组建的这个新军种战略支援部队除了包括网络战部队、心理战部队、电子战部队之外，还包括太空战部队。原来属于总装备部的多个卫星发射中心和测控中心，也划归战略支援部队中的太空战分支。 三、战略支援部队网络系统部：解放军的网络战部队 原来的总参三部现在划归战略支援部队的网络系统部。总参三部是1950年组建的，负责涉外的无线电侦听并搜集分析电子情报。1950年以后，解放军的战略假想敌逐渐从国军变成了苏军、美军，电讯监听也日益国际化；同时，电讯监听的内容也从单纯的军事通讯扩展到非军事领域，开始大量搜集政治、经济、科技等非军事情报。 总参三部通过设在边境和沿海地区的无数“监听站”，侦听、处理国外各种电台的通信传播信号，截收电子情报，有十几万工作人员；还负责监听所有国际长途电话，截收海外的传真；电视普及后，又开始24小时监听监看外国电视；自从发射军事卫星之后，实施卫星侦察也成了该部的一项任务；互联网出现后，总参三部又增加了利用过滤系统截收电邮的监视互联网通讯的任务。 总参三部在海外也设有若干监听站，如1992年在缅甸安达曼海的一个岛屿上设立侦听站，以监视印度洋；1994年在老挝南方占巴塞省(Champasak)设立了3个侦听站；1999年与古巴的卢尔德（Lourdes）侦听站展开合作。 该部军人不仅受过技术训练，能操纵各种复杂的电子装备，而且懂外语，可以侦听破译外国电讯。各地的侦听站有不同的目标区域，例如，兰州军区的侦听站负责侦听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的无线电通信。总参三部下属各局当中，有一些局专门针对特定国家，如总参三部二局以美国为主要对象，其成员熟练掌握英语。 互联网问世之前，总参三部的主要功能是侦听各种国外电子讯号，从技术上讲还算是被动搜索，基本上不踏入信号发出国的领土。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出现了全新的电子情报搜集模式。一国军事情报单位通过国际光缆进入它国政府、军事单位和企业的网站，然后入侵外国网站的内部数据库，把它国网站的保密数据下载，这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动搜索式电子侦听，而变成主动入侵、直接盗取资料了。网络入侵者坐在大洋彼岸的办公室里，运作电脑程序去搜集它国保密的电子情报，即便被查获，如何认证，如何交涉，如何惩治，目前国际社会还没有找到有效的防范对策。 四、解放军的网络战活动 网络战是指一个国家渗透到另一国家的电脑或互联网系统内，以造成损害或破坏为目的之行动。网络战与民间骇客的网上有害活动的区别在于，网络战是政府或军队的行为，有政府设定的政治目的。民间骇客侵入其它公司的数据库窃取情报，属于“高智商犯罪（white collar crime），其目的一般都是非法地获取经济利益。但军事情报部门从事同样的活动，就属于网络间谍活动。 网络战大体上分为两类：网络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活动。网络间谍活动一般不致于引起武力报复；但网络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活动之间并没有清晰的边界，持续性的网络间谍活动有时就是网络攻击活动的准备阶段。如果一国的军事情报部门试图破坏它国的互联网，或破坏它国的政府、军事或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私营企业的网站及其数据库，这种网络攻击行为通常会以网络间谍活动为前奏，先搜集目标数据库的资讯，然后为破坏这些网站作各种测试。 由于21世纪的各种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通讯、能源、交通等行业全都依靠电脑系统维持运转，而民用电脑系统又高度依赖互联网，大规模有计划的网络攻击，完全可能瘫痪一个国家的正常经济运行。这是20世纪传统的电子侦听与21世纪网络战的根本区别，因为互联网使得被动的电子侦听部门具备了实施网络攻击的强大能力。 2013年，总参三部位于上海市的61398部队对美国的网络入侵活动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注意。61398部队的军内称谓是总参三部二局（美国局）位于上海浦东地区高桥镇的网络战作战“阵地”，负责对美搜集网络情报，地址是大同路50号。 上海是中国互联网的一个主要的物理链接国际出口和国际“网关”。中国自1993年建成第1条国际海底光缆系统，后来已有7个大型国际海底光缆系统，其中3个在长江口的崇明岛登陆，3个在上海的南汇区登陆。61398部队的营地位置选在靠近崇明岛的高桥地区，处于光缆登陆地点崇明岛和中国电信设在浦东康桥的通信枢纽之间。该单位实施网络入侵的目标区域是美国，中共军方的网络战部门利用直接进入跨国光纤电缆的便利，轻而易举地长驱直入到美国的政府部门和企业的网站上，从事大规模网路间谍活动。 这个部队的IP地址属于上海市网管办，然后从这个“阵地”反复入侵美国的多个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民营企业，如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天然气管线公司的数据库。这属于有政治目的之网络战行动，而不是单纯的盗窃技术资料之类的商业间谍活动。 五、解放军的心理战和电子战活动 美国国防大学2018年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军方战略支援部队的研究报告《中国战略支援部队：面向新时代的力量》。这份报告介绍，本世纪初解放军提出了对外战争的政治战模式，要协调使用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简称“三战”），以控制敌国民众的观念，塑造促进中共利益的话语。 解放军负责政治战的部队中有一支被称为311基地，设在福州，下辖6个团级单位。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2021年9月20日发表了一份长达646页的报告指出，福州市的311基地是解放军进行“三战”的总部，负责指挥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三战”的目的是：一，塑造和强加符合中共利益的说法，即舆论战；二，恐吓对方民间社会，制造心理压力和疑惧，即心理战；三是故意曲解国际法规，把国际法方面的扯皮当作“武器”，试图迫使相关国家放弃国际海洋法公约所保障的合法权利，来削弱或压制被视为利益敌对的国家，“南海内海说”和“台海内海说”就是这样出笼的。 法国的这份报告还提到，过去十年里，中共至少试图干涉7个国家的10次选举。这种举动其实是属于政治破坏战。 这个311基地对外自称商业公司，旗下有中国华谊广播公司、海峡之声、海丰出版社等，这个政战部门2019年的资金投入达到6千万欧元。这个基地也指挥中国的“五毛大军”，通过娱乐公众和宣传中共来反击其批评者。这份报告指出，“五毛大军”中有2百万全职人员和2千万兼职人员，他们的任务是用亲中共的资讯淹没社交平台。 战略支援部队还包括原属总参四部的网络电子战部队，主要负责电子情报、电子对抗、雷达干扰等。该部还管理各种军用通信系统，如电话网、军用数据通信网络、野战通信系统、军用地下光纤网络、高频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信、对流层散射通信等。 台湾把解放军的心理战称为“认知战”。这种战法运用现代高效能计算系统、网际网路和社交媒体，透过网路渗透与心理、舆论操作，来混乱目标对象的社会、心理、法治等价值观。认知战综合运用心理战、舆论战、法律战之“三战”，散播不易分辨的假讯息，借由全面性文攻武吓手段，企图造成对其有利的态势。这种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传统的做法，如今用到了境外各国，它的破坏性值得世界各国关注，因为它是对世界和平的现实威胁。
俄乌战争以来，由于北京不肯明确站到西方阵营一边，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大受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限于嘴炮，实际上经贸来往反而比以前更密切。这有西方媒体的报道为证，德国最新公布的进出口数据都显示了这一事实。 脱钩是政治表态 经济依赖是现实需要 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德国就开始检讨自身与中国的关系。有关让德国经济减小对中国市场依赖性的讨论不断，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大企业备受各种批评指责，例如大众汽车——2021年，大众汽车营销额的44%来自中国市场。但事与愿违， 8月19日，路透社援引德国经济研究所（IW）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尽管德国面临着政治压力，要求其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但德国经济在2022年上半年还是变得更加依赖中国，直接投资和贸易逆差均达到了新的高度：2022年上半年，中国在德国进口商品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3.4%上升至12.4%；在这六个月期间，德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价值同比激增45.7%。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跃升至近410亿欧元，这一差距到年底将会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显著放缓，并援引经济学家的观点指出，中国市场开始出现更多的本地生产化趋势。这份研究还指出，今年1月至6月，德国在中国的投资达到了约100亿欧元，远远超过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值——62亿欧元。 IW这份研究报告的作者是经济学家尤尔根·马特斯（Jürgen Matthes），他得出结论：“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要比中国经济对德国的依赖要大得多。”因此指出，由于中国在俄乌战争上支持俄罗斯并对台湾施压，德国必须减少与中国的经济来往，但事实表明，德国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必须避免在中国的业务出现“大到不能倒”的局面。 另一家德国智库近期的研究结果则显示，如果欧盟和德国与中国在贸易方面“脱钩”，德国将遭受相当于英国脱欧时（的德国）6倍的损失。 对德国眼下的困境做出判断，德国对华政策政治与经济成皮肉分离状态：无论是这份研究报告，还是近来德国总理的表态，均呼吁德国企业减少或不要过于对中国依赖——这是“皮”。但德国经济依赖中国市场的发展趋势却在进一步加深——这是“肉”。 新德国崛起需要旧商业模式结束 德国成为欧洲的经济支柱，在欧盟当中享有话事权，全依靠1990年代全球化以来的经济快速成长。企业界与经济学界都承认：由于全球化的关系，德国利用自身强大的工业基础，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巨大的中国市场、让自己一直居于世界GDP前四之列（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前，德国曾位居第二），从未掉出这个名次。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德国经济形成两大特点：1、德国一直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2，它也使德国经济产生了高度的依赖性，其中以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依赖性尤为严重。俄乌冲突爆发前，德国20%的煤炭、35%的石油和50%的天然气都来自俄罗斯。正因为具有第一大优势，德国能够率先实行不计成本的绿色能源计划。 今年2月下旬俄乌战争发生，美国、欧盟联手对俄罗斯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全方位经济制裁，使德国的经济运行模式的基础发生动摇：首先，由于能源价格飚升，德国迎来史上最高通胀。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德国通胀率已连续5个月超过7%，5月最高达7.9%，创1973年12月以来历史新高。其次，从默克尔上台伊始，逐年投入1万亿欧元的绿色能源计划濒临破产。不仅原来列入非绿能的天然气、核电全部漂绿（Green Washing），还要开启空气污染祸首的煤矿用来燃煤发电。 7月8日，德国最大的能源供应商之一Uniper集团正式向政府提出国家援助申请。自俄乌战争以来，Uniper集团表示为填补能源缺口每天都在损失3000万欧元，预计今年亏损高达110亿欧元。7月上旬，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绿党）不得不宣布，提升天然气紧缺警戒级别，启动德国天然气紧缺应急方案第二级“警报”，把天然气定义为“稀缺商品”，并宣布将采取一系列紧急应对措施，包括限制使用天然气发电，转而更多地利用煤炭发电。 也因此，德国用煤激增。据福布斯8月23日的报道《俄罗斯制裁扰乱欧洲市场和能源安全》（Europe’s Markets And Energy Security Disrupted By Russia Sanctions）所引资料，德国禁买俄煤之后，转而向南非与世界第四大产煤国美国购买。“欧盟现在正在从南非购买煤炭。与去年同期相比，美国对欧洲的煤炭出口在 5 月份增长了 140% 以上……。美国煤炭出口联盟表示，到 10 月，美煤运输量将需要比现在高得多。”…2022年，大部分欧洲国家将支付相当于GDP 13%的能源费用。 文章引述多位专家的话：欧洲正变成西方国家中的第三世界。 德国企业界的纠结：离不开中国市场 看德国的纠结，德国之声应该算个窗口。在《德语媒体：德国离不开中国市场吗？》（2022年3月11日）这篇文章中，重心是“由于中国在俄乌冲突中一边倒的表现，德国经济界普遍担心，一旦中欧关系急剧恶化，失去了俄罗斯市场的德国企业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失去中国市场。”该文援引《法兰克福汇报》一篇题为《中国风险》指出：”表面看来，德国经济确实对中国市场有极高的依赖性。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连续第六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贸易总额高达2450亿欧元，比上一年递增了15%。尤其是手机、游戏以及服装类产品的进口量急剧攀升，已经成为德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德中两国的国民经济已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和主要向德国输出天然气和原油的俄罗斯不同，德中经济的密切联络主要体现在企业层面的合作上。” 5个 月之后，德国仍然陷在对中国市场需要的纠结当中。8月25日，德国之声又发表《分析：俄罗斯侵乌战争与德国的“时代转折”》，前半部分是谈俄乌战争以来，德国政界下定决定增加军费、切断俄罗斯能源、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催生一个“新德国”。但结果是还必须冒政治正确之大讳，继续使用俄罗斯天然气，无法离开中国市场：“过去数十年的商业模式可简述如下：使用来自俄罗斯的大量廉价能源，将中国的初级产品变成高质产品——并主要出口到中国；中国是最重要贸易伙伴；整个经济部门都依赖中国市场；其它领域的供应链也依赖中国供应商。这样的模式如今开始动摇。” 全球化三十年形成的经济模式，不是想改就能立竿见影收效。仅以中国市场而言，不仅德国、澳大利亚，就连美国也存在类似问题。过去西方世界是政治、经济分开考量，俄乌战争发生后，终于发现分开考量也会有问题，平常还可以无视那些深藏的矛盾，一旦有事，自身就会因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确而精神撕裂。
前天是知名中国作家、剧作家老舍的祭日。距离他文革中投湖陨命56年了，朋友圈里寥落的几句哀悼，很快又湮没于铺天盖地的晒吃晒喝的图片和短视频中，无迹可寻。 虽然这时候，嘉陵江几近断流，洞庭湖晒干了，山火席卷重庆，1000多万重庆人顶著40多度的高温测核酸，却不敢对酷热下对断电限电说半个不字，但他们会骑车摩托车去表演灭火，美其名曰：“血性的重庆崽儿，雄起！” 其实我很为他们担心。我知道，3年前攀枝花27名去扑灭山火的消防官兵尸骨未寒冷，他们的亲人就成了维稳对象。至于第二年死于攀枝花又一场大火的几十名民间志愿者，更没掀起一丝涟漪。 这就是中国社会真实的断面，血腥而冰冷。 30多年前我记住了老舍，是因为他的《龙须沟》是中学课本的标配，但文章中那赤裸裸的宣传歌颂，让我无论如何也喜欢不起来。直到后来看见了《茶馆》中那些从底层百姓之口说出的台词，比如，“大清国要完，我爱国，可国爱我么？”等等，振聋发聩。再后来，我看见他写的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宣传北京郊县陈各庄农民科学养猪，对他的那点好感，就又崩了。 从创作《龙须沟》到《茶馆》，再到《养猪》，前后只有16年。期间可见他努力匍匐在地，用文字努力“养猪”以屈就党的美学标准，但最终还是没能换来生机。也许，相比于被打死和被迫跳楼，投湖，也许是一种更少痛苦的方式。 最近，知识份子圈掀起《茶馆》台词热，大约相当于指桑骂槐。一万多个汉字，你有剪刀手，我有春秋贴；你有敏感词，我有谐音梗。如此而已。 其实指桑骂槐这种文人的把戏，老舍在茶馆里也没少玩。比如借宋恩子那句：“我们就是大清，大清就是我们。大清啊 ，没有办错事儿的时候……”以及“现在想起来，大清国不见得好，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反映的何尝不是知识份子的恐惧与挣扎？ 恐惧是有原因的！投共后，即便是有著“人民艺术家”的马甲，但经历，并亲自参与了反胡风，批胡适、批批判俞平伯的血雨腥风中，老舍清晰地看见了自己可怕的命运。 所以，在他的祭日那天重读《茶馆》后，我原谅了他歌颂“陈各庄的猪”。 但如果我们只是将他的悲剧视为个例，那真的属于“常识欠费”。 在他死去56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大清国其实没完，无论是想发国难财的唐铁嘴还是大清打手宋恩子，以及铁拳下的芸芸众生，一个不落，都在！ 就连茶馆一角中“莫谈国事”的标语，都一字不变，只是现在不能公开说了，只能私信。因为连贴到墙上都可能被寻衅滋事。 大多数中国人是不读书的，至少，不会读老舍的书。因为跟满屏的搞笑段子相比，他的文字太费脑。但随著近年来现实生活中被暴击的几率剧增，《茶馆》中的很多台词，也就成了段子，还顺带用谐音梗破了敏感词的功。特别是上海封城之后，出现满屏的“大清药丸”。 短短7个月，从上海到海南、从东北到西南，西北，一直到青藏高原，百业凋敝，民生多艰，但哀声难以“出圈”。 而党的态度亦如《茶馆》中大清爪牙宋恩子的信心满满：咱没有办错事的时候！ 不怕你不信，只怕你不服！ 但可以确定的是，党国的这个自信让成千上万“莫谈国事”、只顾埋头觅食的精英岁静人士如梦初醒，慌不择路地找船票跑路。甚至连靠在网上骂美国的爱国流量大V翟山鹰，也赶紧带著收割底层小粉红的红利，润（Run，跑）到了美国。 他们心里都不想临死前还要去歌颂“陈各庄的猪”。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20大即将召开。未来的政治局常委会将会如何构成？引起坊间的各种猜测和学者的严肃讨论。这里我谈谈我的看法。我的分析是基于正式的资讯与报道，不是根据来路不明的小道消息，也没有任何“独家之秘”。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现在这七个是常委。习近平要连任总书记。按照“七上八下”这个不成文的规矩，72岁的栗战书和68岁的韩正都会退下来，留下两个位子给新人；其余4个留任。 有人说，20大，李克强会退，汪洋会留。我认为不可能，汪和李都是1955年生人，若按“七上八下”，两人皆可留。汪洋出生于1955年3月5日，今年20大不到68岁，但明年3月两会就68岁了。李克强出生于1955年7月1日，明年3月的两会也还不到68岁。因此，要么汪不留李留，不可能汪留李不留。既然汪李都退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很可能是汪李都留。 如果李克强留任常委，会担任什么职务呢？总理已经当了两届，按规定是不能再当了。2018年修宪只是取消了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没有取消包括国务院总理在内的其他领导职务的两届任期限制。因此李克强不可能再当总理，他很可能会当人大委员长。李鹏就是做满了两届总理然后转任人大委员长，这是有先例的。李鹏转任人大委员长后，在党内排名仍然是第二位，排在那时的总理朱镕基之前。如果李克强未来转任人大委员长，估计也会和李鹏一样，在党内仍然排名第二。 汪洋若留在政治局常委会，接下来他可能仍然当他的政协主席。他只当了一届政协主席，还可以再当一届。 入常只有两位新人。一位肯定是胡春华，我在上个月的一篇评论里研判胡春华会接替李克强当总理。不少人认为，胡春华那么年轻，一入常就当总理未免有违党内伦理。他们忘记了，胡春华和孙政才这两个60后在18大进入政治局，原本是元老们安排的隔代接班人，当时的习近平想必也没有拒绝。按照当年元老们的计划，19大胡春华和孙政才该入常，20大该轮到胡春华接替习近平当总书记，孙政才接替李克强当总理。我在2011年写文章分析说，18大赢家通吃，习近平的权势会远超江胡，因此习近平一定不会买元老的账。果不其然。在2017年19大前夕，孙政才被扣上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在19大上，胡春华也没能进入常委会；再接下来，习近平通过修改宪法，为自己无限期连任总书记铺平道路。这样，18大元老们的隔代接班人安排就被废掉了。可是完全废掉也不行，胡春华毕竟是当年元老们共同推举的，这么些年又找不出什么错处，又向习近平表示了效忠。因此，一个妥协的方案就是，在习近平连任总书记的前提下，让胡春华当总理。 另一个新科常委是接替韩正当副总理，估计会是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且不说上海市委书记的含金量比重庆市委书记高，还有一点就是，李强出生于1959年，5年后就68岁了，这次不入常就没机会了。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出生于1960年，5年后67岁，还有机会。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是搞党务的，接替副总理的可能性本来就不大。再说，丁薛祥出生于1962年，5年后刚65岁，21大还有机会入常。 有人说，习近平可能要打破“七上八下”这个不成文的规矩；也有人说，习近平可能会把7常委改成9常委，以便塞进更多的习家军。我以为都不会。因为习近平打破惯例三连任，在权力再分配中独占了最大头，别的派系的人肯定是不满的，所以他不能一步走得太远，做得太过分。他需要把余下的权力也分给别人一点。再说，“七上八下”这个规矩对习近平是有利的，他可以用这一条把前朝元老们安排给他的高级同僚不需要找理由就一批批换下去，空出位子把自己的亲信安上去。 我研判，到目前为止，党国高层商定的新班子很可能是：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胡春华-国务院总理，汪洋-政协主席，王沪宁-书记处书记，赵乐际-中纪委书记，李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从美国章家墩2001年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毁》一书以来，有关中国经济是否崩毁的讨论当时马上成为学术圈讨论的热门话题。2008年的中国奥运会一度使得章嘉顿的中国崩毁论黯然失色，与此同时的美国次贷危机却给人以美国与中国时空互换的大国地位变化之感。至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学术圈内鲜有人再提中国崩毁论，代之于中国何时超过美国的讨论。 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出现了下行的趋势。而后，特别是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出现诸多问题，中国开始预防灰犀牛和黑天鹅。2021年，经过习近平的一系列新政，中国经济突然灾难性下行，但这些经济上的逐渐发酵并无给全中国国民以直面的感同身受。直到2022年，动态清零在上海的封城，中国少数几个上交财政收入大户上海的停摆，再加上多地“烂尾楼”和银行拒付存款事件，才将多年积累的经济弊病雪崩式的呈现在世人面前。 二十多年前，中国曾经爆发过一场“后发优势论”与“后发劣势论”的争论，争论的主角是林毅夫和杨小凯。林毅夫的主要观点是，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不应该重复发达国家经历过的漫长研发道路，可以通过快速引进，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不管是购买还是“抄袭”，“拿来为我所用”，以节约时间和成本，抄“近道”快速发展，后来居上。要做好这一切，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发展战略。 杨小凯并不否定“后发”的优势，但杨强调，如果只是一味奉行“拿来主义”，从而忽略自身的制度创新和技术研发，那就只能永远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跑，受人控制。所以杨主张把两种后发理论放在一起看，不要在尝到“后发优势”的甜头之后，迷恋上瘾，甚至误以为自己原本落后的体制和腐朽文化一下子“先进”起来。若是，恰恰中了“后发劣势”的邪。所以，杨更强调，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偏重技术模仿而忽视制度模仿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这就是“后发”的劣势。 “后发优势论”与“后发劣势论”在美国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中早有论述，林杨二人只是拿来在当时的中国做了引伸和具体化表述。作为两种学术理论，各有千秋。但在中国当时环境下，中国政府恰恰兴趣在不触动本身原有应该改变的制度下，直接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于是，在中国教育部的批示下，中国高校不能提及“后发劣势论”，更不能允许讨论，因为高层认为，那是“海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四项基本原则和发展战略的“变相攻击”，“后发优势论”则成为中国高校教科书的金科玉律。不但经济系学生耳熟能详，其它专业的学生也必须牢记在心，更获得中国高层的赏识。在中共醉心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所谓制度优势下，“后发优势论”直接上升为中共可以赶超西方的弯道超车基本经济发展战略。 至于杨小凯提到的后发国家赶超中所必须注意的制度模仿，有些学者据此曾言，只有先进行政治改革，才能为经济改革创造条件。苏东解体后不同国家政治转型的不同结果和各自国家经济改革发展的比较，为后发国家的制度模仿提供了多样化解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孰先孰后，很难概括为一种普遍模式。但是中国的发展模式走到今天的困境，却使我们更多地看到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严重弊病以及更深领会后发国家发展的”魔咒“。 现在回过头来看二十年多前林杨两位争论的实践后果，中国一开始的向西方拿来主义，还是遵守了商业平等法则。但一旦中国人熟悉了西方的商业法则，他们并非是像西方同行一样遵守制约双方的商业规则，而是利用商业规则中的灰色地带，或者是公然违背契约精神，将学习变成“抄袭”，购买变成“偷窃”，引进变成“留下买路钱”。其对商业平等精神的违背，集中表现在加入WTO10多年后不仅没有完成当时的承诺，更可以追溯到当初时的承诺仅仅是为了得到批准的权益之计，而非对契约精神的尊重。一场互为平等的贸易行为，最终演变成世界各国纷纷对中国不平等贸易的指责，直至最终引发川普向中国开启贸易战。 如果对中国四十年改开路程做一最简洁梳理，那就是对内大搞土木工程，对外廉价出口。西方各国是私有制，成本核算和资金来源限制了国家和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投资规模。中国的国家混合资本主义在种种违规利己主义指导下，依靠引进的国外资本和本国不计后果的银行信贷，催生了中国短短几十年的土木建筑繁荣。WTO的加入，又为低价劳动力成本制造的廉价出口商品，创造了占领世界市场份额的绝好佳机，这种结果迅速缩短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中国这种弯道超车的发展战略除了在对外方面造成和西方各国的紧张关系，在对内经济发展方面即是 过分依赖房地产。根据世界银行今年6月对中国房地产业的分析报告，一般发达国家房地产投资比重是5%，超过10%就是畸形化。而中国从2003年的3%到2014年的14.8%，至2021年仍是12.9%。因为对地方政府来说，发展房地产就是圈地卖地，运作简单，收入来的快,也保赚不亏。政府有收入，官员有回扣，发展商有利益，百姓有屋住，皆大欢喜。加之中央集权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专制体制，这几十年的房地产发展可谓风生水起，买卖兴隆。中国经济增长25%来自房地产及其供应链的各类活动，政府财政收入30%来自房地产，居民的财富88%来自房地产。房地产的兴旺，不但是中国政府片面发展房地产的畸形结果，也是这几十年吸收中国政府超发货币的一个最重要的蓄水池，其直接体现就是房价飞涨，更是许多西方人士从中国城市景观迅速改变，转而认为中国经济强盛并向共产中国顶礼膜拜的病因。 如今，从去年的恒大房地产债务危机到今天多地大面积烂尾楼和“集体停贷”以及多数城市房价的下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已经成为现实。接下来，人们将关注这股房地产危机是否会导致向房地产输血的金融业。至于“动态清零”政策引起的经济大规模停顿，重点不在于一旦“动态清零”政策结束，经济就理所当然恢复。问题在于一个疾病缠身的经济体的突然停顿将会引爆原先就处处埋藏的经济地雷，从而导致经济的全面下滑。如同一辆运行在轨道上的高速列车的突然停顿，即会使整列车箱冲撞、扭曲、出轨和翻车。社会经济的运行如果出现这种状况，绝非短期内可以恢复。 2017年，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和程晓农出书，中国将处于“溃而不崩”模式。“溃”是指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步同时造成了种种经济、环境、社会、政治溃烂。“崩”是指共产党政权至少在十年内还不会崩毁。多年前，现为台湾大学教授的前八十年代京城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曾言，中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省份有盈余，中国经济就不会垮。上述预测都为中国经济发展留有余地，但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均属共识。 历史叙述中谈到某个历史时期的危机，常常以某个事件的爆发作为危机的起点，因为这种突发事件有着历史发展中导致的不同结果。实际生活中，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存在和发生着同危机爆发时相同的事，只不过远没有达到危机爆发后引起的全社会震动效因。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已是处在一个危机到来的过程中，至于这个危机的真正爆发是在何时和引起多大的风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非一个学术命题。 1978年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四十年，不同于西方经济发展的周期运行，从无经历过重大下行。此波中国经济下行，从经济发展的周期看，也许是中国这种混合经济周期性危机爆发的开始，过后得以恢复。但能否复原到原有的速度特别是将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并走出经济怪圈以保持合理的运行，调整的周期有多长，无人知晓。另一种可能是中国经济将陷入一种不断用新债务的投资去缓解旧债务困境的循环之中，高速度将成为昨日黄花，永无可能，走不出中国经济的怪圈将成为新长态，这也是目前中国政府仍在采取的仅有之策。至于超越美国的野心，恐怕也只能成为一种功亏一篑的望洋兴叹。 世界发展史上，曾出现多个辉煌帝国。帝国的建成需要几个世纪，但帝国的毁灭往往只是一瞬间事件的产生。中国改开四十年产生的经济体量直达世界第二，也助长了国人冲顶中华帝国的梦想。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导致经济本身内在发展矛盾的激化，再加上习近平在政治经济发展战略上的一系列误判的加速，改开四十年积累的成果毁于一旦并非天方夜谭。在这个意义上，判断2022年发生的一系列经济信号，可以说中国经济严重下行灾难性后果的时间开始了……。
国际投行不再对中国经济前景抱持乐观态度。中国央行现在不顾物价上涨而不断降息，说明它也不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从中国传来的经济消息多半令人悲观，一片愁云笼罩在中国上空，炎夏之际，却让很多人的心中寒意阵阵。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正在冲击着千家万户和银行系统。银行想把自己的危机转嫁出去，政府想让房市“接盘侠”托住房价，最后恐怕都是无望的幻想。这就是为什么李克强无力救助经济的根本原因。 一、国际投行对中国经济前景预期不良 中国政府一直对自己的经济前景抱持一种错觉，误把浮在房地产泡沫上的经济幻景，当作国家“崛起”真实牢固的长期基础。而这种错觉加上对外官方宣传，也影响到整个世界。西方国家，特别是华尔街，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一直看好。即便中国疫情迭起、房地产泡沫崩溃，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投行仍然寄希望于疫情后经济复苏和政府拯救房地产业。但是，中国经济情势的发展让他们越来越失望。 8月1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政府救市热情不高，中国房地产危机继续发酵》的报道。此文依然认为，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危机不会袖手旁观。其暗含的意思是，最好政府能出手拉房地产公司一把，虽然恒大之类病入膏肓的房企已不可救药，但对财务状况尚可的房企，政府最好还是要加以帮助。该文称，“中国房地产行业乃至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取决于房地产市场的整体复苏。而目前仍然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将采取大胆举措来实现这一目标。” 显然，这篇报道对中国政府出力不够，颇有不满之意。问题是，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政府真救得了吗？倘若越救越危，又预后如何？ 而同一天，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报道，著名投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和野村证券（Nomura）再次下调中国的经济预期，理由是，中国经济受到需求疲弱、房地产业萎靡不振以及“清零”和限电等其他措施的冲击。高盛把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率从之前的预测值3.3%下调至3.0%；野村证券把类似的预测从以前的3.3%下修到2.8%；渣打银行16日也把对中国今年经济成长的预测从过去的4.1％大幅调降至3.3％。投行摩根·斯丹利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8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同样表示，“7月经济数据已经验证了，下半年不会出现V型复苏。” 二、各国加息，为何中国偏偏减息？ 目前，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出于不同的原因，不约而同地面临着巨大困难。美国因为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联储会只能不断升息，三次上调政策利率，试图打压通货膨胀，但至今收效不彰。欧盟由于对俄国天然气供应的依赖，俄乌战争开始后能源价格暴涨，带动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在也需要升息来遏制通货膨胀。日本经济的生产率虽然高于美国、德国和法国，但消费不振，其央行的政策利率一直保持在零利率上下。 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处境不同，中国经济的最大困难是经济衰退。中国的央行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不但不升息，相反却接连采取降息措施，试图刺激衰迷不振的经济。继中国央行8月15日宣布对几项关键利率降息之后，8月22日，中国央行再次宣布下调两项基准利率。这就让中国的货币政策变成了鹤立鸡群。 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会影响本国的经济走势，升息必然造成经济成长收缩，而减息则是为了拉抬萎靡不振的经济。央行的货币政策代表着货币管控当局对本国经济走向的基本判断，凡是采取加息措施的，都担心通货膨胀冲击民众的购买力，因此不惜经济代价来打压通货膨胀；而采取减息措施的货币当局则判断经济走势不妙，所以要不顾物价上涨来加热经济，希望经济下滑的趋势得以遏制。所以，加息与减息之异，实际上反映出各国经济真实问题之所在。换言之，西方国家或为通货膨胀所扰（如美国和欧盟），或为经济疲软所忧（如日本），而中国的经济困境与众不同，中国是为经济衰退所苦。 三、中国经济进入衰退通道 最近，中国传来的经济消息多半都是令人悲观的。从房地产市场一片萧条，到大批店铺倒闭、大批工厂关门；从职场上千军万马挤破头去抢公务员编制，到地方政府财源短拙而开始降薪；连失业者过去认为是保底养活自己的就业机会，如网约车和送餐公司等，现在都在裁员。一片愁云笼罩在中国上空，炎夏之际，却让很多人的心中寒意阵阵。 而这种经济寒意也从另一个角度得到了证实。今年6月，中国的社保部门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纪录，一个月发放了372亿元，是去年6月的3.6倍。中国的许多小企业不肯为员工购买失业保险，只有大中型企业的失业员工被解雇后可能有机会领取一段时间的失业保险金，数额有限。中国人力资源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6月已向584万户企业的失业员工发放了失业保险金。这个数据表明，上半年至少有近6百万家为员工购买失业保险的企业裁撤了许多员工。 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公布之后，很多人寄希望于三季度的经济能重新向好，但7月的经济数据似乎展现出经济继续收缩的态势。7月，16-24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上升到了近20%。每5个青年人当中就有1个人无法找到工作，这种情形今年以来一直在不断恶化。高失业率意味着民众的购买力相对萎缩，疫情防控影响了上半年的经济复苏，7月曾经被认为是消费大幅反弹的时候。但实际上，今年7月的全国餐饮业营收下降1.5%，而商品零销售仅比去年同期增加3%，主要还是物价上涨造成的。 在投资方面，7月全国的投资与6月相比处于零增长状态。由于当月工业品价格上涨4%，所以，实际上7月的投资比6月下降了4%以上。1到7月累计，房地产投资下降6.4%，把用料涨价因素考虑进去，房地产投资实际上下降了10%以上；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与去年同期比下降了23%，商品房销售额下降了29%。 虽然很多人以为，“清零”政策严重冲击了经济活动，但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并不是一直都处在封禁式疫情防控之中。疫情防控其实可能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没有疫情，中国经济也仍然会进入衰退通道。 四、中国政府为何难以扭转经济颓势？ 一国经济俗称是由“三驾马车”拉动的，即投资、消费、出口。而供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产品，大部分来自制造业。政府松动货币政策，就是希望企业能增加银行借款，恢复正常经营。但对企业来说，产品能不能卖出去，才是企业活下去的前提。既然消费需求如此萎缩，企业怎么敢借钱扩大生产？那只会导致库存积压上升，企业债务负担变重。事实上，大批制造业中小企业倒闭，各行业的许多中型制造业企业减产，原因全都是需求萎缩。 当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都在萎缩的时候，企业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出口订单了。在这方面，7月似乎是个好月份，因为当月的出口增加了24%；但与此同时，从国外传来的消息却让出口企业非常紧张。由于欧美市场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消费者为了应付生活必需品开支以及汽油、家用能源的涨价，开始压缩非必需品购买。这就造成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工业制品的需求开始收缩，许多零售企业库存爆满，被迫减少新订单。 今年以来直到7月，欧美零售企业担心中国“清零”政策影响商品出口供应链，曾经大量进口中国商品，造成了7月中国的出口额大幅度上升；但接下来的几个月，直到圣诞前的零售高峰季节，欧美零售企业不得不努力消化库存，而且难以预测通货膨胀对非必需品购买的冲击何时才能缓解。所以，中国的出口企业现在发愁的是，后续订单不足甚至消失，而不是加大马力出口挣钱。7月，中国的进口额只有百分之几的增加，这也说明中国的加工出口后劲不足。因为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当中，大部分是进口零部件组装再出口，进口零部件少，说明今后组装出口的数量也会收缩。 五、房地产泡沫破灭冲击千家万户 之所以中国的消费不断萎缩，高失业率只是因素之一。实际上，即使家中没有失业青年，也同样会受到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冲击。中国的城镇家庭大体上可以分成有房无贷、有房有贷、无房有贷和无房欲贷这四类，而这四类家庭面对经济萎缩所作的不同反应，最后都会构成对银行的压力。 无房有贷的家庭是买了期房、申请了房贷并全额付款，但房地产公司资金链断裂，无力完工期房。这样的家庭最悲惨，他们的期房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交工，因此有一部分人就主动停供房贷，希望借此对房地产公司施加压力，让房地产公司恢复施工。虽然他们似乎有一些停供的理由，但他们与银行之间的房贷契约依然存在，这些期房房主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契约纠纷，并不能自动免除他们与银行的房贷契约。这方面的情况我在给自由亚洲电台写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伤及中国经济命门》一文已经说明过。 有房有贷的家庭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房贷负担沉重，为了按月支付房贷本息，只能减少生活开支来供房。他们最担心的是房产价格下跌，因为一旦房产价格缩水幅度超过自己的首付，这套房就会变成“负资产”，即房产现值甚至低于尚未偿还的房贷数额，哪怕将来还清了房贷，自己至少也亏光了首付款额。结果，一些持有多套房的人，或者因为财务能力短拙，或者是害怕“负资产”损失过大，开始主动断供房贷。于是他们断供房贷的住房就被银行没收并拍卖，这就是为什么全国的法拍屋数量暴增的原因。进入法拍程序的住房卖不出多少钱，银行不得不承担一定程度的损失；而房主的首付也基本上泡汤了，很难再回收。 有房有贷的家庭还有另一类，他们有能力现在就还清房贷。此时他们的盘算是，自己买了房子，随着房价下跌，吃亏是吃定了；如今钱存在银行里的存款利息远远低于房贷利息，不如提前还贷，让银行少从自己身上赚取利息。这样来减少财务损失，也是一种精明的考量。但对银行来讲，房贷因为有房子作抵押，属于银行资产当中的优质资产，而房贷客户大量提前还贷，等于是缩减银行的优质资产，同时也造成银行的坏账比例相应上升。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银行发通知，禁止房贷客户提前还贷的原因。 有房无贷的家庭如果持有多套房，貌似最轻松，因为他们没有还贷压力。但是，这样的家庭有另一套盘算。他们过去是把房子当作固定利率的债券来看待的，即房产的价值相当于债券的购买额，而房产的市场增值相当于债券的固定收益；等到需要用现金时，随时可以把一套房子卖掉套现，稳赚不赔。因此，中国的中产家庭往往把不少现金投资到房产上，然后把房产市值和金融资产合起来算作是家庭财富。但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这套如意算盘就落空了。一方面，二手房不容易卖出去，所以手中持房未必能够变现，家庭财富的很大一部分也因此泡沫化了；另一方面，二手房要想卖出去，只能降价求售，而越降买主就越看跌，于是手中持房的价值随时在缩水。这些家庭原来表面上的财富现了原形，今后他们其实不那么富有了，只剩下金融资产可以动用。这样的家庭很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家庭理财计划，节省开支。 最后一类是无房欲贷的家庭。这部分人是银行现在挽救金融危机的希望，也是政府公务员被迫多买房，以及银行设计出老人房贷子孙还的原因。银行知道房地产泡沫破裂造成的银行坏账与日俱增，要保住自己的分行、支行不倒，只有增加新的“优质”房贷客户，产生每月定期打入银行的房贷月付现金流。一些银行由于法拍屋数量大或期房房贷客户停供，或者企业破产、贷款难以收回，导致银行的现金收入减少，于是就编造借口，用临时封住存款客户银行卡或设定每日最高取款额的办法，减少银行的现金支出。这就是银行金融危机的先兆。然而，眼看着全国数百个烂尾楼项目到处铺开，现在谁敢轻信房地产公司的期房承诺呢？何况房价看跌，早买不如晚买，等一等就能省一大笔钱，这样的账，无房家庭谁不会算？总之一句话，新房购买趋谨慎，谁肯再买烂尾楼？ 银行想把自己的危机转嫁出去，政府想让房市“接盘侠”托住房价，最后恐怕都是无望的幻想。这就是为什么李克强无力救助经济的根本原因，也是华尔街分析师们失算的地方。后者总把中国政府设想得万能无敌，希望政府能力挽狂澜。但这次中国经济确实在往深渊不可避免地滑下去，神仙也救不了。何况习近平和李克强并非神仙，不过凡人而已。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据中国官媒报道，16日李克强赴深圳召开六省经济会议，习近平则到辽宁省锦州市考察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回顾东北解放战争历史和辽沈战役。众多海外媒体认为，中国领导人隐身二周后纷纷露面标志着中共北戴河会议已经结束，二十大权力分配已经与中共老人们达成妥协。 目前中国内忧外患，说内忧主要是指经济严重下行，失业率居高不下。说外患是中国正在被国际社会孤立，台海局势剑拔弩张。按理说，在李克强南下抓经济救火，习近平也应该有所动作，如缓和中美关系和周边国家关系，但他却跑到锦州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这是什么原因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简单说一下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是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的“三大战役”，即辽沈、淮海及平津战役的首战，历时52天（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据中共党史资料，辽沈战役后，中共军力超过了国民党。 为什么辽沈战役会导致根本性转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正当中共军队节节败退即将覆灭之时，美国竟然阻止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对国民政府实施武器禁运。国民党军队的止步使林彪绝处逢生，同时苏联把俘获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也给了林彪，使他指挥的第四野战军战力大增。有分析人士指出，“苏联把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把支持苏联打希特勒的130亿美元中的40亿，连包装都没打开，直接通过西伯利亚铁路给了共军第四野战军。”当年国民政府使用的美国武器装备仅30亿美元。当美国政府再次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时，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一切为时已晚。” 可见，锦州之战是中共与国民党的重大转折点，直接导致了中国江山易色，国民党退居台湾，共产党统治大陆。 接着，我们再回忆一个重要历史事件，那就是1966年毛泽东最后一次游长江的事。 1966年7月16日， 73岁高龄的毛泽东最后一次游长江。毛泽东一生喜欢游泳。从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间，从六十三岁到七十三岁，毛泽东曾十八次畅游长江，1966年7月是最后一次。 毛泽东这次游长江有什么意义呢？它的意义在于，这是毛泽东全面开展文革的前奏。虽然中共中央已于1966年5月发出开展“文革”通知，但主持“文革”的仍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真实想法。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再次在长江游泳，表面上以此方式对外展示自己身体健康，其实质是掀起文革巨浪之前的自我激励和下最后的决心。毛泽东以“畅游长江”为标志，拉开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序幕，文革灾难迅速升级，红祸肆虐神州大地。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从武汉回到北京。7月24日中共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刘、邓，决定撤销派往大学的工作组。 8月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有理”，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吹响了打倒刘、邓，升级“文革”的“集结号”。 8月18日，毛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从此，红海洋波涛汹涌，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综上，我认为毛泽东游长江就是在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之前激励自己，也向世人展现他的强大和坚定的意志。 以上，我们说了锦州之战和毛泽东1966年游长江之后，现在可以回答“习近平为什么要到锦州参观”的问题了。我的看法是： 一是习近平的连任已经取得中共老人的集体赞同。当然他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方法，其中一个杀手锏就是北戴河会议前开始审理肖建华案件，对中共老人进行敲山震虎。如果老人们不识趣，反对连任，他会用他们的子女、家族与肖建华的勾结威胁他们。事实上，习近平上任后就一直在秘密收集中共权贵的贪腐材料。江泽民的儿子江锦恒、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曾庆红的儿子曾伟都捏在习近平的手上，王小红的刀已经磨得铮明瓦亮了。 二是中共面临的严峻形势不亚于锦州之战。目前中国处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围堵之下，对习而言仍是敌强我弱，他期待在下一个任期之内打一场辽沈战役，反败为胜，武统台湾成为中国统一之父，与美国分庭抗礼，称为世界霸主。有观众朋友问习近平的底气何在？我的看法是他坚信世界大势东升西降，美国和西方衰落不可避免。美国必将重犯锦州之战的错误，中共必将在绝境中再次赢得转机。 我认为，习近平存在三个严重误判： 第一个误判：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误判。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实力的看法过于乐观。中国GDP总量的确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崛起主要是依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商机，自身科技创新能力低下。中国的人均GDP远远落后于日本，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第二个误判：对国际影响力的误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一直强调韬光养晦，特别叮嘱第三代领导集体，“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韬光养晦应当继续50年，不当头，不当老大”。但习近平认为中国已经强大到可以与美国掰手腕，成为世界霸主。 第三个误判：对民意的误判。习近平认为只要通过洗脑宣传和严刑峻法就可以让中国北韩化。但中国人早已今非昔比，是见过世面的人。中国人的真实想法就是安居乐业，不折腾，不搞政治运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慢慢来，民主化也不急于求成。但他们内心赞同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 三是二十大变天前，习近平需要激励自己。习近平到锦州参观与毛泽东到武汉游泳一样，都是在大举措之前进行自我激励。当然毛泽东很自信，而习近平不自信，他对自己的未来忐忑不安。 什么是习近平二十大后要举的旗和走的路呢？我的看法是重返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对内极权朝鲜化，对外霸权。具体而言，政治上高压，移植新疆集中营模式，对人民全面管制；经济上对外开放，对内壮大国有经济，压缩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文化上清除西方文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行嫁接；教育党校化，全面洗脑，篡改历史。 习近平北上锦州是希望中共列祖列宗保佑他实现中国极权主义梦想，再现反败为胜的奇迹。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连任是迷恋权力，而是为了保住中共的江山，让共产党永久执政。但这只是中共独裁者的迷梦，注定是个即将破碎的肥皂泡。因为中国人民不愿回到黑暗时代，世界也不会容忍一个法西斯帝国在21世纪崛起。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