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官员称：习近平下周访美 川普将罕见亲自接机
2026 年 9 月 18 日
习近平困守中南海两年零八个月，不敢迈出国门一步，害怕被自家创造的武汉肺炎病毒毒死；即使跑到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的香港，而且已经“习家军治港”，也不敢在那里过夜，只吃一顿晚宴也胆战心惊。这样一个怕死鬼，还敢嘲笑苏联变天时没有一个“男儿”出来挽救危局。 养精蓄锐两年零八个月后，习近平首次出国，应该有一番惊天动地的言行来显示他将在中共20大坐上“天子”大位。没料到在普京入侵乌克兰前，夸下海口“合作无上限”的习近平，因为入侵受挫，居然不敢明言支持普京这个“男儿”惊破天下的侵略乌克兰的行径，其鬼鬼祟祟、吞吞吐吐、投机取巧的言论终于让普京清醒表示“理解”。除了这个洋相还不算，居然在上海合作组织会后的国家领导人晚宴上落跑，表达的公开原因是“防疫”需要。习近平的命是命，别的国家领导人的命就不是命？这样一个极端自私的人，还堪称“大国领袖”，还要领导“全球化”？真是笑死人。 上海合作组织1996年在上海成立，中俄等5国是创始国，现在有九个成员国，占全球人口43%，其影响力当然不能忽视。这次开会虽然在乌兹别克，远祖却在中国上海，无论在哪里召开会议，中国都是半个主人。这次习近平落跑，显示他已经不把这个组织放在心上。习近平蛰伏两年零八个月后，表演这一场好戏，让全世界看破他的手脚。 习近平的落跑，原因有真有假。真的一面，他的却是怕死鬼。假的一面就有多个原因需要探讨。 第一， 中共20大他就要坐上天子宝座，不值得冒险与其他“洋人”一起脱口罩吃饭，因为不知道他们身上带有什么变种病毒。如果壮志未酬身先死，岂非长使小鼠泪满襟？ 第二， 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上已经失去权位，这次出国只是行礼如仪，他已经没有心思为中华民族争光。因此敷衍了事，让后人来收拾残局。所以从下飞机的一刹那就心神不定差点摔跤。 第三， 习近平真的有病，看他脸面浮肿，与挺着大肚腩，都是极不健康的表现。他比打败仗的普京气色更差。然而中共领导人的健康是绝对机密，因此只能赶快编造一个借口班师回朝。 这次国际丑闻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且看后续发展。然而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习近平在某些专制国家中的威望一定为此付出代价而急剧坠落。 （全文转自光传媒）
在俄乌战争发生战略性大转折之际，在决定中共未来十年最高领导层的关键会议“二十大”召开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双双放下手中最重要的事情，来到乌兹别克举行会晤，等于向全世界，尤其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盟再次宣示：中俄之间已经结成战略同盟，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将相互支持。这次特殊时期的特殊会见，看似显示中俄同盟坚定紧密，但稍加推敲就不难看到，这，其实是一个别别扭扭的联盟，一点也不坚定和亲密。 首先体现在中俄双方对于高层会晤这件事，在事先的对外表态上。其实，早在8月份，美国《华尔街日报》就已经报道了习近平将要出国，参加“上合组织”会议的消息。外界普遍认为，会有“普习会”。但中方外交部对于相关提问，始终不予证实。反观俄罗斯，不仅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上一周就公开证实了普习会，甚至普京本人也刻意高调地在会议前几天，就在公开场合证实他将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对于普京本人的证实，中国外交部还是保持沉默，好像习近平会见普京是一件多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似的。一直到习近平出国的前两天，中国官方媒体才正式宣布了这次出访的细节。这是习近平疫情爆发之后第一次出国，中国号称是进行大国元首外交。既然是如此意义重大的事情，按理说应当大张旗鼓、意气风发，中方的官方宣传却如此羞羞答答，这看起来不是很别扭吗？ 更别扭的是，双方见面以后的一番对话。虽然此前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已经代表中国毫不顾忌地表示要对俄罗斯的战争进行“策应”，习近平在与普京见面的时候也强调中俄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要相互支援”，听起来，中国对于俄罗斯的支持是无保留的。但是普京似乎并不忌惮戳穿表面的假象，在发言中说“莫斯科方面理解中国对乌克兰战争有疑问和疑虑”，这句话措辞委婉，但态度上可以说是毫不客气，单刀直入。表面上很平静，实际上听得出普京内心是不满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中方如果对于俄罗斯的战争有任何的疑问和疑虑，一定会在双方的会晤中提出，到底有什么必要对外公布出来呢？何况，到底是怎么的疑虑？什么疑问？普京也不明确说明。既然不方便明确说明，那又何必说出来呢？习近平曾经深情款款地说，普京是他的“知心好友”。请问，天下有这样有话不直说，别别扭扭的深厚友情吗？ 我当然不否认这次普习会是中俄联盟的表现，中俄的确清晰地向全世界表达了相互支持的立场。但是，普京的牢骚，中方的低调，这些，都不是具有坚定和亲密关系的同盟之间正常的互动，因此我才称之为“别扭联盟”。而之所以如此别扭，其实有很深厚的历史和战略渊源。但普京的一席话其实也点出了别扭的关键，那就是俄罗斯急需中国为俄乌战争提供更直接、更积极的支持，而习近平显然曾经承诺过这样的支持；但是，或许是由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无法支撑大规模的军事外援，或许是因为中国目前还不愿意完全与美国撕破脸，显然中国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承诺。当初，普京很可能是因为有中方的承诺才大打出手的；现在战争陷入僵局，回头一看，盟友却在磨磨蹭蹭，不肯出手。也难怪普京内心别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中共的舆论导向又开始吹捧义和团了。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头脑清醒的人们都清楚，所谓的义和团运动就是一群愚不可及的刁民在当权集团纵容下的土匪行径，其思想根源是明清以来的自大狂加上闭关锁国，在底层人民中造成的自我满足和排外倾向。 现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时代。所谓民族主义的根本，就是自大狂和闭关锁国。而且从舆论上看，自我满足加上排外倾向已经开始多时了，连自古就不是中国文化的种族主义也泛滥成灾。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速成班。 当年，正当欧洲各国学习世界成功的文化、制度和科技的成就，迅速走向现代化之时，中国开始了明清时代的自大狂加上闭关锁国。到了清朝末年，西方的大炮携带着新文化、新技术，冲击了老大帝国的自信心。结果产生了两股反弹：一个极端是全盘西化，以半吊子文人为主；另一个就是保卫落后制度的运动，以愚昧的宗教迷信组织为基础。两相斗争，造就了中国的百年蹉跎，进一步又退两步，最终选择了落后两千年的共产主义农奴制。 两派思潮相争，最终从全盘西化派里边分化出了第三派 — 非驴非马的共产主义派。表面上全盘西化了，学习了西方思想的怪胎之一共产主义，实际上实行的是西方怪胎和东方农奴制的杂种 — 苏联式的农奴制。在俄国，他们只是倒退了一百多年，人民的不适应还不太严重。在中国就是倒退了两千多年，人民和社会严重地不适应。这就是中国的反抗早于苏联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的半吊子改革虽有很多缺点，但他使中国放弃了闭关锁国，恢复了经济的活力。这是他对中国的一大功劳。但他为了不放弃共产党的专制政治，极大地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说明他没有选择好现代化的道路，仍然在踌躇蹉跎，半吊子改革。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已经面临着是进还是退的局面。所谓的中国模式，在失去了西方输血的前景下，不得不找新的出路。 前进一步，就是补齐邓小平改革的缺陷，以政治体制改革配合法律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可以走上民主和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才是正常的现代化道路。倒退一步，就是回到毛泽东的苏联式封建农奴制，结合一党专政的体制。小习同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喜欢迫害他们全家的苏联式的专制。他选择了倒退回毛泽东时代，政治上发展了西方式的现代化专制，经济上再走农奴制的国营计划经济，以便于配合专制政治。 这条路明显是走不通的道路，只能让中国倒退落后，分崩离析。它不但保不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还会导致比文革更惨痛的大劫难。中国还有前途吗？这是无论哪一派的朋友们都会问出的问题。全盘西化不可能，固步自封也不可能，共产党的杂种体制更加没前途，怎么办？ 只有老老实实学习欧美各国的成功经验，学习世界上所有成功的思想、文化、制度和科学技术成果，发展出自己国家文化基础上的民主和法治，才能赶上发达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大家庭。日本、韩国和台湾，是东方成功的例子。 古语说：欲速则不达。毛泽东和一众五四文人都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或者什么主义，结果都是灾难。而美国人从实用主义出发，老老实实地改进自己的生活，却发展出世界最先进的国家。这个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仔细地好好学习，不要再好高骛远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6月15日，多年来存在感不强，但今年却被特别关注。这倒不是上合今年有什么大动作，而是习近平、普京二人可能将于9月15日在上合组织开会的乌兹别克会面。自从今年2月23日俄乌战争开打以来，西方都希望中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失去中国购买能源的资金输血，俄罗斯最后在俄乌战争中大败。基于此，有媒体认为最近俄罗斯乌战失利，“习近平此刻去见普京比较尴尬”，因为无法回应普京希冀的“合作”。这希冀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因为完全忽视了中国在中俄关系中考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中国今年就中俄关系的表态 俄乌战争开打前的2月4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称：“中俄关系上不封顶，不断攀登新高”，并“回顾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已同普京总统会晤38次，通电话和往来函电逾百次，无论在交往次数上，还是交流深度、广度、温度上，在大国领导人之间都绝无仅有”。6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乐玉成被任命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不再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日经资深记者中泽克二发文认为，曾经是下一任外长热门人选的乐玉成作为俄罗斯问题专家，过于亲俄以至于误判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局势，失去了一些信任。除此之外，由于乐玉成和外交部长王毅都没有与美国进行外交的经验，他的调任也反映了中国希望更重视与美国关系的意图。这一看法被广为引用，媒体经常从中国外交官员的字里行间寻找中国对俄罗斯有所保留的蛛丝马迹，在各种猜测中度过了大半年。 9月10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结束对俄罗斯访问。据新华社报道，栗战书在访问期间谴责西方对俄的制裁，而俄罗斯则强调“一个中国”原则， 谴责佩洛西访台。栗战书在远东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了普京，并在莫斯科与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分别举行会谈，也会见国家杜马五大党团负责人。 9月12日，主管中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与即将离任的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会面时表态称：”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笃定前行”，”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做细做实两国高水平战略协作内涵，维护双方共同利益，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关键词是“做细做实”。 此时，距离传说的15日习普会只差三天，习普会将在“友好氛围中”举行已无疑问。在此，我要借用一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重大意义来分析中俄关系。佩洛西女士访台前后曾经宣布：不能让中国政府规定我们可以怎样做，不可以怎样做。这个目的达到了，随着佩洛西访台，现在各国国会议员络绎访台，中国只好装不看见了。 同理，中国也会抱持同样态度：西方想要中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中国为什么要按照西方的意愿做事？更何况，习近平应该对毛泽东这句十二分著名的语录稔熟于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按敌人的意愿走步，这也是中国政府的原则。 北京很清楚唇亡齿寒的关系 中国至今未正式将俄罗斯列为盟友，但很清楚美国对两国的真实态度，正是这个共同的敌人让两国走到一起了。对这一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看得非常清楚，今年4月中旬，新加坡政府发布了李显龙4月初访美时出席《华尔街日报》编辑对话会的访谈实录。在这场对话中，李显龙表示，希望美国不要把俄乌冲突描述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冲突，不要因这场冲突试图孤立中国，使两个大国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复杂化。他还表示，不要顺理成章地把中国在冲突中的立场定义为“中国已经站在错误的一边”。 在8月份的国庆讲话中，李显龙谈得更清楚，“中美关系作为给全球事务定调的一对超级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需要在许多紧要的全球问题上进行合作，例如应对气候变化、疫情、核扩散等问题”，然而，如今中美关系紧绷使得这些合作“几乎变得不可能了”，这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坏消息。他还特别提到，由于拜登称俄乌战争是专制与民主的战争，这让中国心生警惕：既然这是对专制国家而来，对付完俄罗斯就轮到中国了。这必然会促使中国支持俄罗斯。 北京经营中俄关系多年，成了多层次的利益同盟 中国一直在两个层面寻求与俄罗斯的合作。地缘政治上，中国一直寻求向欧亚地区的进展，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就是这一需要的产物。但上合组织由于参与国之间历史与现实恩怨夹缠不清，各国矛盾犬牙交错，几乎做不成任何事情，成了北京弃之不舍，食之无味的鸡肋。中俄双方从2009年开始，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国金砖联盟（简称BRICKS）内寻求合作，小有所成，今年俄罗斯在反西方制裁时，得BRICKS不少助力，甚至催生了正在拟议中的BRICKS Pay，这是一套计划在金砖国家统一零售支付和汇款平台的框架下，对各国支付系统进行初步整合的支付系统，于2019年提出构想，但直到俄乌战争开始后，才得以成行，从此，金砖五国内的贸易与各种经济来往可以不用美元而用各国的本币支付。 第二个层面是能源合作。俄罗斯是能源大国，中国是能源需求大国。对国际社会能源供求当中潜藏的巨大风险，中国可能比其他国家比如德国、欧盟更为警惕，大概于21世纪之初就希望与俄罗斯进行各种能源合作，但这条路并不顺利。那时俄罗斯-普京这只“双头鹰”，朝向西方的那只头睁大眼睛，朝向东方（中国）这只眼睛则是闭合的。以2012年中国向俄购买天然气为例，中国谈判处于不利地位，“环球财经”这篇《中俄能源合作尚待走出纸上谈兵》（2012年7月16日）谈到，自1996年4月中俄两国签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共同开展能源领域合作的协议》后的十余年间，中俄两国又在能源领域签署了众多合作协议。但就当时情况来看，真正落地的项目寥寥无几，中俄能源合作成了“光说不练假把式”。反观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无论在石油或天然气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日本三井、三菱等财团企业不断进入俄罗斯，与俄企业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中日俄石油管道博弈反反复复持续了近10年之久，从“安大”到“安纳”，再到“泰纳”，最终在2009年告一段落，但中俄双方关于管道费用问题又产生了矛盾。 那时候，并不只有俄罗斯“双头鹰”将头朝向西方，中美那时也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每年举行高层战略对话。既然都希望与美国交好，自然都不太看重对方，尤其是俄罗斯那时真没把中国放在眼中。这一情形直到2014年2月克里米亚危机 （Crimean crisis ）发生后，俄罗斯受到西方严厉制裁，才不得不对北京放低身段。2014年9月1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力量”输气管道，俄总统普京出席了管道开工仪式，向出席仪式的来宾和工作人员祝贺工程开工；时任中国副总理的张高丽在开工仪式上说，中国将于2015年上半年开始修建该输气管道中国境内段。这合同由习近平与普京亲自签署，根据合约，从2018年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 以后的中俄能源合作总算结束了磕磕碰碰，进入顺利状态。其后中俄之间的各种合作开始，包括中俄贸易形式的灵活变通，比如双方贸易采取本币购买、货币互换、以货易货，总之是怎样便利怎样来。但从总体上来看，中俄之间的关系只能算“非正式联盟”，数月前中国驻德大使还发言澄清：中俄不是盟友。出于地缘政治需要，加上双方对美国都高度不满，中俄现在成了事实上的盟友，双方都非常谨慎小心地经营这种关系。 综上所述，此次上合组织会议期间普习会面，习近平不可能如西方所期待的那样对中俄关系降温。由于俄乌战争形成的世界多极化格局已经形成，如果说美国、欧盟还在留恋以前西方主导世界格局的昔日辉煌，中俄却已经看清楚自己需要谋求的新位势。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这类独裁政党的高层人事变动，往往不是举手投票、凭票数多少来决定最高掌权者，而是用背地里的阴谋政治来解决问题，但没有枪的下台大佬很难把手里拿枪的习近平逼下台。习近平目前处在他上任以来最困难的状态，主要问题是经济恶化，但由此产生的社会不满并不能转化成独裁者政治权力的崩塌。内忧之际，习近平也面临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孤立，但他很难与普京结成紧密而互相依靠的联盟，来增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出于历史、现实和文化等种种原因，中俄关系只会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 一、习近平的连任与红色大国的接班模式 从去年以来，中国国内和各国媒体对习近平能否在中共20大连任，一直有种种猜测。一种看法认为，中国面临的对内、对外困境让习近平难以连任；另一种看法认为，习近平连任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危机。两种看法在一个共同点上是一致的，即希望习近平交卸最高权力。 中共最高领导人如何交卸权力，其统治史上有过三种模式。其一是绝不交卸，连任到死，毛泽东的终身制就是如此；其二是邓小平的年迈半退，但掌控军权到人生的最后；其三是江胡时代的所谓届满退休。表面上看，从绝不交卸到届满退休，似乎是制度上的进步；其实，其中的个人因素使得这种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交卸与制度化相差甚远，甚至连惯例化都靠不住。 上述三种模式各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毛时代个人崇拜走向顶峰，高居神坛的毛一天也不肯放弃权力，却把曾提拔栽培多年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相继整死。邓时代为了把繁琐的日常政务交给年轻一些的胡、赵去办，邓安排自己半退，其中也包含拽着政治对手陈云一起半退的意图，但军权始终掌握在半退的邓小平手里。从江时代过渡到胡时代，与邓生前安排的胡锦涛继任有关，也是江泽民的政治对手乔石坚持拉着江到龄退休的结果。所以，中共高层如何面对习近平的连任，其实起决定性因素的，更大程度上不是制度化或高层默认的惯例，而是高层的内部政治操作。 中共的祖师爷苏共，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期，都是上述第一种模式。斯大林时代是终身制，赫鲁晓夫之后到戈尔巴乔夫之前，还是终身制，或称为到死放手。另外，苏共还有中国没出现过的政变模式，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遇到了针对他们的政变。前一个成功了，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换成勃列日涅夫；后一个失败了，戈尔巴乔夫任内的最后时日里，苏共高干们组成的最高苏维埃（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投票宣布苏共为违法组织，就此终结了苏联。 二、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到底有多大争斗空间？ 共产党高层会发生权力斗争，从来如此。但是，高层权力斗争是否可能导致苏共那样的政变，就需要具体分析了。我今年6月22日为本台写的评论文章《中共建政以来的政变及其幕后》，介绍了其中的奥秘。 习近平早就准备连任，这自然会引起高层内部各种腹诽。而习近平连任的年头恰恰是中国经济衰退、国际关系恶化这种江胡时代从未有过的局面，危机之下，“换人做做看”就成了很多中国内外关心时局之人的话题中心。谈到“换人”，必然会有人联想到政变和高层权力斗争。但政变本身有哪些操作空间，却不是凭空臆想就能猜出来的。 中共作为独裁政党，这类政治集团的高层人事变动，从来不是举手投票、凭票数多少来决定最高掌权者，而是用背地里的阴谋政治来解决问题。但这样的阴谋政治无法影响到高层警卫体制；也就是说，设想没有枪的下台大佬能把手里拿枪的习近平逼下台，那是在编故事。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通过掌控其他高层成员的警卫和医疗，实际上可以控制住局面，政见上不同派系的争斗，无法真正导致推翻最高领导人的政变。 按照习近平时代中共高层权力的分布来判断，习近平如果想连任，实际上其他高层成员无法阻止他。中共即将召开二十大，会不会发生部分中央委员挺身而出、振臂一呼、群起相应，然后就推翻事先内定的连任安排呢？二十大不过是中共开个会，按事先编排好的“剧本”，规定中央委员这些“演员们”照剧本演戏，拥戴习近平连任。这个会本身没有悬念，习近平并非这场“戏”的观众，仅仅坐在一边安静地看着“演员们”随意发挥；事实上，习近平不但是二十大的总导演，而且也是“演员们”的总老板，哪个“演员”演出不卖力，秋后算账马上降临。“演员”们哪怕在自己的地盘里有那么一点不阴不阳的腹诽，到了京西宾馆的二十大会场上，个个都十分乖巧，谁会和自己的乌纱帽以及身家性命过不去呢？ 三、期待独裁政权兑现党内“民主”？ 中国宪法的总纲第一条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句话里面，只有“人民民主专政”才是实质；而在中共的政治话语里，“人民民主专政”还有另一个说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专政就是独裁，在英文里是同一个字（dictatorship）。用独裁这个字代替专政，中国宪法的那句话，其意思就非常明白了，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独裁国家。前面定语中提到所谓的“工人阶级领导”，中共乃至中国政权真与“工人阶级领导”有关吗？所谓的“工人阶级”，中共建立政权时有几百万人，加上农民是几亿人，这些民众能通过民主程序产生民意代表、选举领导人吗？当然不能。那是民主国家才会发生的事，如果有了民主选举，中共岂能独裁？ 所谓独裁，不但对国人独裁，也对党内独裁。那中共的统治，到底是谁在独裁？中共党章开篇写得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番话的意思是，根本不需要真正的选举，中共掌握着镇压机器，宣称它永远代表全体国人，自封是观念最先进的“先锋队”，因此中共不但必须执政，而且要永远执政。 如此这般地强迫民众承认它永远执政的权力，正是道道地地的独裁。中共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来实行中共领导层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永久独裁。中共的独裁与帝制的区别在于，皇帝打下一片江山，会宣称自己授命于天；那中共的虚伪在于，它把永远的独裁伪装成授命于民，但不许民众批评，更不许反对。 中共有几千万党员，中共领导层的独裁当然也不让普通党员插嘴，甚至中央委员也不能自主投票。所以，中共的独裁，说到底就是共产党最高层一小群人的独裁，而这一小群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成败，关键在于军权被谁掌握。习近平上任后的头几年，主要就在做这件事。 四、经济恶化会不会导致习近平的个人权力动摇？ 不管习近平是否连任，经济恶化不见得会动摇习近平的个人权力。确实，现在习近平的日子并不好过；甚至可以说，他坐在所谓的“龙椅”上，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难过。从中国的国内形势来看，习近平目前处在他上任以来最困难的状态，主要的问题就是经济恶化。经济恶化首先影响民生，会产生很多社会不满，这样的不满现在可以从很多民间的自媒体视频中看到；但是，所有这些自媒体所采访的人都不会提到习近平，因为那是政治禁忌，谁讲谁倒霉。 在中共治下的这个独裁国家里，民众的行为与民主国家的民众完全不同。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府的政策有很多不满的话，可以找民意代表、媒体记者，也可以抗议游行，有各种表达不满的办法；民众更可以用定期选举的选票来表达不满，希望更换各层级的执政者。 八十年代中国也有过两次学生民主运动，分别在1986年和1989年，与当时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政治气氛相对宽松有关。而1989年邓小平调动几十万军队到北京，用坦克镇压民众的抗议、造成大血案之后，中国再也没有民众的大规模政治抗议了。此后，社会不满严重时，中共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加强社会监控和社会打压。 中国现在的社会不满会不会折射成政局动荡呢？从经济层面看，习近平的权力是变得越来越脆弱，因为他改变不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无能为力。但这样的局面并不能转化成独裁者政治权力的崩塌，他依然在运用各种镇压手段来“维稳”。而且，中国的很多既得利益群体，比如，退休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他们拿着比其他社会群体高不少的退休金，甚至比年轻人辛苦工作的工资都高，这些既得利益群体都不希望政局动荡，因为他们害怕政府的困局会影响到他们的退休金。 五、习近平能通过与普京结盟来增强自己的国际地位？ 中共对外孤立，能把俄国发展成可靠的战略盟友吗？今年5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曾报道，法国电视国际五台今年2月5日专访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朱利安（Marc Julienne）。他表示：中俄关系升温是有缘由的，它不是牢固的联盟，而是理性的联手、权宜之计的友好关系。 中苏两国1950年代有一段非常紧密的红色阵营联盟关系，彼此有正式的条约，苏联给了中共大量军事技术援助，帮助中共建立了军事工业的基础。但后来老毛想在红色阵营里称霸，就和苏联翻脸了，一直闹到双方兵戎相见。苏联最后决定，趁中共的洲际飞弹还没研制成功之前，用核武器消灭中共。然后尼克松救了中共，把中共拉到了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 此后中共安全了，但中苏关系进入了冷战状态。苏联当时是在打两场冷战，一面是美苏冷战，一面是中苏冷战。苏联解体之后，中俄关系始终处在三个阴影之下，一是中国对俄罗斯军事技术的工业间谍活动非常猖獗；另一个是俄国远东经济凋零，而中国移民和商人在远东地区极度活跃，让莫斯科的精英们始终担心远东地区乃至西伯利亚以东地带早晚会沦为中国的经济殖民地；第三个阴影是，中共的“一带一路”战略主要是向西发展，欲拉拢中国以西的国家，而在俄国的眼中，这恰恰是对俄国传统势力范围的蚕食和威胁。 这三个阴影属于长期影响，而中俄两国在短期国际局势变化方面始终存在合作的必要。俄罗斯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时，普京在国际上孤立无援，便提升了俄中关系，以打破这种孤立。这不是和中国建立战略联盟，而是一种政治合作。这次乌克兰战争又再次出现了这样的需要，俄国需要进一步提升与中国的关系，这仍然是政治合作。 之所以中俄两国无法建立紧密而互相依靠的联盟关系，根本上是因为，俄国的经济实力不足，它害怕与中共的紧密关系会让中国占据主导地位，把俄国在经济上变成次等的小兄弟。中共的军事扩张战略同样让俄国产生被威胁感，毕竟俄国人口稀少、驻军有限的西伯利亚以东的一半国土，始终都处在中共的压力之下，何况两国历史上还有过密友翻脸的历史记录，所以俄国永远都不敢信任中共。 这种不信任就决定了，双方无法成为真正的盟友，只能是多边合作。外交上，俄国比中共老到得多，它当年在美苏冷战年代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更重要的是它懂得如何与西方既妥协又对抗；而中共作为一个想要称霸的新势力，非常笨拙，只会对西方国家一通乱骂。中共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比如那个国师王沪宁，永远都编不出好听一点、有说服力的国际说辞去打动西方社会；而习近平更缺乏国际眼光和处理大国关系的经验和外交语言，他也听不进任何战狼语言之外的说法。 所以，普京和俄罗斯的精英不会真正看得起习近平；而习近平内心里却认为，自己现在实力大了，应该压俄国一头。这样两个领导人之间，不信任不仅仅有历史原因，有现实原因，还有文化原因。法广今年5月的那则报道所用标题是，《中俄之间与其说是友谊，不如说是互不信任》。中俄关系只会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这恰恰就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朱利安（Marc Julienne）的看法。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二十大已经决定于今年十月十六日召开。在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与李克强的两条路线将如何妥协，还是一个谜。这是中共的黑箱作业使然。 习近平的路线给中国造成巨大的伤害不言而喻。外交孤立不是李克强管得了，他只能就对外贸易发表意见；然而早先的“共同富裕”与其后的“动态清零”，无疑对中共经济造成巨大伤害，烂尾楼事件、银行呆账、地方财政的窘境、GDP的急堕等等，都是无可回避的事实。根据中共的体制，李克强无法对习近平明刀明枪的干，然而可以暗地里对他“使坏”，拿回原本属于国务院自己主管经济的权力。 依照我的观察，李克强也做到了一些。 第一，习近平已逐渐失去党内的支持。若干会议的情况可以看到端倪。中共的政治局会议基本上每月月底召开一次，由习近平主持，名曰“学习”。但是有几次缺席者众。如四月底，二十五人中有六人缺席，六月中旬的有七人缺席，缺席者占四分之一，实属罕见。虽然四月上海疫情，也只影响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与疫情钦差的副总理孙春兰两人；然而连习近平爱将、身在北京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也缺席，是否反映政治局成员对“学习”意兴阑珊，核心缺乏凝聚力？ 第二，李克强支持者众。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李克强召开十万人大会（类似毛时代的三级干部会议），谈克服经济困难问题，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出席。国防部与外交部表面隶属国务院，但是李克强无法插手，这次魏凤和出席，外交部长王毅缺席，二十六日王在南太平洋现身。外交部有没有其他官员出席？然而外交部大撒币却是中国经济陷于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七月七日，李克强在福建主持召开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福建省委和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五省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发言。福建、浙江是习近平的老巢，这些也是习家军控制的地区，意味深长的是点名福建省委，岂止省长，省委书记也出来捧场。他们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愿意配合李克强。其实这几年来李克强已经多次利用在地方考察机会，在当地召开跨省市的座谈会，以此笼络地方干部，避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管束与习近平的猜忌。 第三，经济民生比政治斗争实惠。习近平利用中纪委进行政治斗争，李克强则关注经济民生，尤其这些年来经济下行，失业率暴升，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债台高筑，显然李克强比习近平更受地方政府的欢迎，至少可以向他诉苦。反之习近平的斗争哲学不但造成民不聊生，也“官不聊生”，就是被视为习家军的人马也朝不保夕。就如习近平上台，立即将爱党爱乡、站在抢险第一线的广州军区政委张阳上将一举提拔为最重要主管人事的总政治部主任，是排名第五的中央军委委员，在二○一五年军改后也出任政治工作部首任主任，但二○一七年就上吊自杀。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只有小学程度的习近平又没有毛泽东的威望，那么有什么人会真心支持他？习家军随时可能分崩离析！ 习近平上台十年，被查的贪官污吏有四百七十万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约占党员总数近百分之五，他们有多少同伙与亲友？关在秦城监狱的共军将领有一个连的人数。习近平不但失去全党的支持，也失去军队的支持。打仗要死人，看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死了多少将校，中共的将校会真心支持习近平玩火？他们花了多少代价、好不容易爬上高位，放下舒服的日子不过，要去送死？一将功成万骨枯，谁愿意做习近平“复兴”的枯骨？ 因为习近平已经失去国企、民企、中产阶级的支持，北戴河会议上李克强可以比较容易得到高层、地方政府以及已经离休老干部的支持，做出比较有利于李克强的妥协。北戴河会议后，李克强南下深圳肯定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习近平则到东北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一个经济，一个军事。然后习近平居然消失两个星期，李克强除了在深圳召开六个经济大省座谈会，要他们“勇挑大梁”，国务院还派十九个督查组到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督查他们“稳经济”的情况。 习近平的个性是不甘个人野心受挫，他会想办法翻盘，不论二十大前还是后。新华社社长傅华在最新一期《中国网信》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提出要宣传好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深厚情怀，就是臭习熏天的文章，肉麻鼓吹“做到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之外，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视野”。另外就是制造台海危机。一旦李克强出现软弱的言行，习近平就会反扑。而要制造台海危机，除了军方的配合，就是台湾统派的配合，然而军方并不是真想打仗，因此台湾统派的配合非常重要，台湾要非常警觉。而习近平即将在疫情后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要摆脱“怕死鬼”的形象。中共党内斗争还有什么花样，真的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全文转自自由时报）
泸定地震了，6.8级。至今造成88 人死亡、30人失联。 在距芦山7.0地震发生9年、5.12汶川8.0级大地震14年后，我的家乡四川，再次伤痕累累。 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震央甘孜州的官府发布禁令称，因为防疫的原因，禁止民间志愿者前往灾区；72小时后，官媒发出了筹备多时的特稿，描绘了官方救灾人员的丰功伟绩，大意是，在悬崖和滑坡落石危险中，坚持救援。俗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汶川地震后斗转星移14载，依然是丧事喜办，套路没变。而我们的悲伤排山倒海，却无处安放。 14年前，我正在重灾区一线，亲眼目睹了这场人间悲喜剧： 在尸骨累累的绵竹县红白镇小学，我听见的是遇难孩子父母的彻夜的哀哭，渐至嘶哑，最后无声。与之相伴的，是那些在废墟中乱窜的失去主人的野狗，它们在苦苦地寻找永不再回来的主人，这些丧家之犬彻夜发出像狼一样的哀嚎。 另一方面，当听说高级领导要来，那些原本正在废墟中搜寻的军队，立即早早地列队在公路边数小时，准备著以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夹道欢迎。 那一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北川中学的临时授课点写下四个字：多难兴邦。 但我知道，个体的多难，仅仅是下一次灾难的开始，从来无以兴邦。 那时候，一家南方的报社被勒令召回记者，只是因为他们记录了死者亲人的悲伤。记者在被迫离开的时候，发表文章《在时间的长河里》以示抗议。 从5月的泪流成河，到6、7月的感动中国，再到决战红八月，尸山血海背后的悲伤，被轻轻翻过。至于悲伤的失独家长、孤苦无依的老人、失去父母的孤儿，从此不再是党国宏大叙事的主题。任何试图深度触及这个话题的人，都会被牢狱加身，如四川作家谭作人等。 那些14年前汶川震区的孩子们，现在已经成年，他们甚至无法知道谭作人的故事。在时间的长河里，他们，以及我们的悲伤仍在流淌，抑郁成疾，但无可诉说。 这一切，在9年前的芦山地震时重演。 灾难发生5个小时后，当我孤身一人翻山越岭进入震中的时候，所谓官方和军方的救灾队伍，正被堵在乡道上寸步难行，旌旗招展。 震天的口号，旌旗招展，从北川，到汶川，概莫例外。但我知道，真正的救灾，是不需要旌旗的。 如果说那一次他们有甚么变化，就是闭口不谈孩子们的伤亡，就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尽管，我亲眼目睹了名叫武杰的16岁少年的葬礼。他在睡梦中死于邻居倒塌的山墙。葬礼之后，他那一直强忍悲伤的父亲躲在废墟里突然嚎啕大哭。 从汶川到芦山，再到泸定，14年三震，其中还有频发的鲁甸、川南地震。但所有关于救灾的故事都如出一辙：徒步突进震中、徒步翻越悬崖、徒步运送伤患、救灾部队浑水煮泡面…… 但不要指责那些中国的一线记者们，丧事喜办——这是党国宣传的逻辑，也是从业者消极抵抗的方式。正如一个前同事所说，我们无力反抗，但可以一本正经的恶搞。 事实上无论是汶川、芦山，还是泸定地震，都有人祸的痕迹。川西地震，几乎都涉及水电，川南地震，基本和叶岩油开采有关。但无论是汶川地震中的紫坪铺水库、泸定地震中的大渡河水电站、川南的叶岩油，都已经成为绝对的敏感词。 14年前，我们还可以公开调侃温家宝先生的“多难兴邦”。而如今，在中国，连这种调侃都已成为不可能。 党国语境下，汶川大地震中的民间互助和感动已消失殆尽，集体主义正在回潮，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剩下了我们的苦难和他们的表演。至于个体的权利，更是无足挂齿。这让人不寒而栗。 泸定地震之后，那些民间的义和团们，以抗疫的名义，对不戴口罩的邻居拳打脚踢；社区保安，就可以锁住人们的逃生之路。美其名曰：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围观者，却一片欢呼。 老舍说过，“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著无耻的笑声。”是的！我明白他的绝望。14年来，从汶川到泸定，在党国逻辑下，我们的悲伤，永远无处安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普京视察了远东地区的多国军事演习，照片上他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这不对呀，最近俄乌战争都是坏消息，普京气急败坏切断了向欧洲供应天然气，怎么还笑容满面呢？有点儿诡异。 在莫斯科他笑不起来，到了海参崴他笑了。因为习近平的军队参加了普京的军事演习，让普京增加了信心。向普京的敌人展示了中俄联盟仍然存在，这比仅仅声援俄罗斯要来得实际，足够让普京们兴奋一阵子了。 习近平的老搭档栗战书来到了海参崴，表面的理由是参加什么经济论坛。所以粗心的媒体都没太关注，觉得这没什么可炒作的。没想到一天之内就签下了两个大单：石油付款协议和新建输气管道协议。普京高兴地宣布：多年谈不下来的蒙古输气管道，这次竟然一口气连价格都谈好了，高兴得一脸灿烂的笑容。 这仅仅是两个商业合同吗？是，也不是。这两个商业合同，是对普京的政治支持和财政支持。虽然高价石油让普京赚了不少，但是制裁也让俄罗斯损失不小，两相抵消，巨额军费开支还是俄罗斯难以承受的压力；还得从伊朗和朝鲜等国购买武器弹药，财政的压力可是不小。 小习同志一直在想，怎么帮助他崇拜的硬汉男儿呢？直接给武器给钱不行，国内经济界强烈反对。因为中国的经济也一塌糊涂，唯一的亮点就是外贸挣的那点外汇了。你公开违反西方的制裁，就成了制裁对象。唯一的亮点没了，洗钱的渠道也没了，内部就得造反。现在大家的三件宝，老婆、孩子、钱包都在西方，制裁就等于要了大家的命。这个不能干，也干不成。 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就在“战斗民族”要穿帮，普京加大征兵应付乌克兰战争之际，小习同志出于无产阶级的国际友谊，送上了两份大礼。中俄贸易用人民币和卢布结算，这个俄罗斯多年不愿意的办法，现在正合普京的意愿。没有了美元、欧元的外汇，用人民币可以绕过国际结算体系，向朝鲜、伊朗和其它国家支付。一下子就把西方的制裁削减了一大块，普京可以到世界大多数地方自由地买东西了。顺便也扩大了人民币的国际市场。 途径蒙古的输气管道更直接。虽然中国人用上清洁能源还遥遥无期，但合同的预付款就是普京同志的现款收入。而且多年的分期付款，也就成了俄罗斯银行的信用证。过去合同签不下来，是中国担心俄罗斯用代理人蒙古，卡中国的脖子。现在成了，几年之内帮助普京解决了财政困难，反过来卡了俄罗斯的脖子。只要俄乌战争不结束，俄罗斯就得对中国低声下气。这次栗战书可是难得风光了一次。 在中共经济下滑，政治分裂的二十大召开之前，习近平的这番操作会是什么后果呢？美国、欧洲的反共浪潮高涨之际，对于大力帮助普京的中共会有什么反应呢？这几天还没见动静，可能正在酝酿大招呢。普京的底气比之前更强了，欧洲人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已经开始，降低冬季取暖的措施已经公布了，各国木柴的价格都已经节节高了，怎么办？ 过去是美国的拜登总统在推动欧洲支持乌克兰，欧洲各国出于自身的利益，扭扭捏捏不怎么情愿。现在反过来了。欧洲人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推动美国放出更有效的大手段，对抗俄罗斯与中共联手的新形势。这一波的形势和前段时间不同，俄罗斯是个定数，习近平插手进来成为最大的变数。西方如果不下狠心改变对中共的绥靖政策，必然很快就自食其果。首当其冲的，应该是一向首鼠两端的欧洲。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写在前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于今年4月28日宣布：我们发布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公开的美国政府报告，展示我们为在全球推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及间性人等人士（LGBTQI+）的人权所作的工作。我们敦促所有政府与我们一起采取行动，支援LGBTQI+人权捍卫者不懈和崇高的工作。 我想看看有多少亚洲国家回应美国的号召，在网上搜索，发现台湾行政院《“性别变更要件法制化及立法建议”研究案》该报告集中了全世界左派国度的变性经验，美国青少年变性之都加州专列一章。蔡政府这个方案是2020年9月2日开始招标，编号为Ex10924（委托研究报告），世新大学得标。 因此，我希望在此介绍一下美国拜登政府两年以来的主要内政，推广变性，尤其是青少年变性，供台湾一切希望变性的彩虹群体参考。占据拜登政府实质性的中心议题是变性这个话题。这话题很少出现在主流媒体上，但却是美国民众焦虑所在。 拜登立法推动全美变性运动 美国的性别现在一共有多少种？通常以2014年FaceBook定的标准为标配，共计58种。但此后民主党州不断丰富性别种类，最后美国将会出现多少种性别，只有未来知道。但变性人尤其是青少年变性人迅速增加，却是有研究报告可查。据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今年6月的研究报告，全美变性人当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是13-17岁的孩子，共计160万人（Nearly one in five people who identify as transgender are ages 13-17.） 根据我在该网站上查询的资料，除了13-17岁的未成年人之外，美国还有变性成年人130万（Adult 1.3M ）；变性青年人30万（Youth 300000）。这一研究最大的缺陷是未将13岁以下的变性儿童囊括在内，事实上，美国小学鼓动少年儿童变性相当普遍。耶鲁大学儿科性别专案的主任和联合创始人克利斯蒂·奥莱泽斯基 （Christy Olezeski）在她制作的 YouTube 视频中，她解释了自己如何运行一个专案，帮助 3 岁以上的儿童进行“性别之旅”。 拜登上任伊始，就尽全力兑现他的竞选承诺：推动青少年变性。 说是竞选承诺，是以下事实为证：2020年10月15日美东时间晚上八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在宾州费城国家宪法中心由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主办的选民互动大会讲话。他回答了选民关于疫苗、口罩、填塞法院等问题。 在直播接近尾声时，州立学院居民米克·海克（Mieke Haeck）获得了向这位前副总统提问的机会。海克是当地的一名理疗师，也是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是变性人）的“骄傲的妈妈”。她问拜登，如果当选，他将如何保护LGBTQ的权利。 拜登说：“我将断然修改法律，取消那些威胁LGBTQ权利的行政命令。如果一个8岁或10岁的孩子决定想成为变性人，如果她觉得那样会让她感觉更好，会让她的生活变得更轻松。我们应该零歧视。我保证，父母和其他人没有权利不同意她这么做。” 同性婚合法化这个门槛在美国早已跨过，拜登要想在国内进步事务上有政绩，只能是努力推广变性政策。一方面，他于2021年10月19日，任命了一位从未在军队供职的男变女变性人瑞吉儿·莱文（Rachel Levine）为四星上将，成为美国最高级别的跨性别官员。瑞吉儿·莱文从无军队供职经历，能获授此职完全是因她的变性人身份。 与此同时，美国推出性别中立的“X护照”，要求各国接受。2022年4月，拜登和他的政府发布了两份下属机构的档，旨在支持和鼓励男孩和女孩进行化学和手术阉割，且美其名曰 “一种支持性医疗保健的类别”。这两份档，一份来自人口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Population Affairs），题为《性别确认保健与年轻人》（Gender-Affirming Care and Young People）；另一份是《性别确认保健是创伤告知保健》（Gender-Affirming Care is Trauma-Informed Care”，由国家儿童创伤压力网路（The National Child Traumatic Stress Network）发布，用奥威尔在《1984》里描写的专制主义的语言解释了为什么父母和其他人支持孩子改变性别的愿望如此重要。这些官员表示：“早期确认性别的保健对儿童的整体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接下来，拜登政府推出五项 “性别肯定保健”（gender-affirming care）法规。 美国军队早就开始推行鼓励包含变性在内的性多元文化（LGBTQI），到了2022年8月，干脆开始禁用性别、年龄等称呼，例如她、他，老少之类的。 天下左派是一家，拜登的变性运动与当年毛时代中共大搞政治运动一个德性：层层加码，比如大跃进时期，上级说亩产千斤，基层最后弄出亩产万斤来；拜登说鼓励八岁孩子不用经过父母同意自主变性，这位耶鲁教授则将孩子自主变性的年龄提前至3岁。美国网友对此愤怒，在她的视频后面留言说这是虐待儿童。 变性：奥巴马重要的政治遗产 这一切当然得归功于奥巴马。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比较谨慎，因为他必须要获得第二任期，才能为改变美国完成谋篇布局。但到了第二任期，他几乎不加掩饰地推进变性议题，2015年奥巴马任命Randy Berry（Gay）做美国特使，周游各国，表明LGBTI权利属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事务；奥巴马政府公开表示，变性人是人类多样性的体现；2016年5月年5月，奥巴马指示公立学校允许跨性别学生按照其自身的性别认同选择使用厕所，并威胁可能会对不遵循该行政令的学校取消联邦补助。跨性别群体认为这一举措是其公民权利的胜利。签发厕所令开始，性别认知成为美国一个事涉政治正确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一场由极左发动的荒谬文化战争正式拉开序幕，成为奥巴马留给民主党继任者的重要政治遗产。 川普一直被美国媒体称为“恐同症”、“厌女症”，对民主党热爱的变性议题只能在军队加以限制（拜登上任后第一天就予以取消），前引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威廉姆斯研究所今年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017年以来，美国被认定为跨性别者的年轻人（13-24岁）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该报告基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2017-2020年的健康调查。同时，该报告估计，在美国13-17岁的青少年中，有1.4%（约30万人）认定自己是跨性别者，在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这一比例仅为0.5%（约130万人）。 拜登2021年1月20日上任，当天就颁布发总统令，恢复曾被川普下令废止的奥巴马厕所令（俗称男女同厕令）。3月31日，美国国务院的斯科特·巴斯比（Scott Busby）出席纪念国际跨性别现身日（Transgender Day of Visibility）视讯会议并发表讲话说，“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对跨性别者，特别是有色人种和非二元性别认同者的轻侮在全世界很多国家仍然普遍存在，“政府有责任保护、尊重和维护所有人的尊严和基本自由”，其中包括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和间性者等群体（简称为LGBTQI+）。 早已成为美国左派第一重镇的加利福尼亚州，在变性的进步运动中走在最前面 。2021年9月22日，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签署法案，将该州多年来允许儿童向父母隐瞒性行为和堕胎的行为予以法律肯定，从此以后，该州的未成年人在父母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变性手术受到法律保护。父母如果干预，会被剥夺监护权。社交媒体上，经常会看到一些家长因为干预子女变性而被剥夺子女监护权的痛诉，三藩市一些家长还会因此受到法律惩罚。变性人（女变男）安德鲁-马丁内斯(Andrew Martinez)，出生时名叫雅丽(Yaeli)，于2019年9月4日卧轨自杀。她的母亲阿比盖尔-马丁内斯（Abigail Martinez）指责她所在的洛杉矶县的学校鼓励雅丽在小时候服用激素并接受变性手术，同时没有适当治疗她的严重抑郁症。 据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声称，学校工作人员告诉雅丽不要和她的母亲谈论变性问题，但却秘密地让她加入一个LGBTQ团体，劝说这个女孩只有变性才能获得幸福。在接受媒体的独家采访时，这位出生于萨尔瓦多的母亲说，一位年长的变性学生“指导”雅丽如何告诉社会工作者将她送入寄养家庭，以便国家支付她的变性费用。当这位元母亲试图介入时，政府错误地剥夺了她对女儿的抚养权，逼迫女孩变性为男性，并对他在19岁的自杀负有责任。在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洛杉矶县同意他们“积极为LGBTQ+青少年实施包容性、性别肯定的法律、政策和支援性服务”，但将安德鲁的死亡部分归咎于同性恋青年的“较高自杀率”。 2022年6月，加利福尼亚州通过 S.B.107法案，该法案的主旨是：加利福尼亚州为所有因在外州违法而迁居加州的变性家庭与实施变性手术的医生提供保护：任何违反另一州禁止变性的法律而对某人发出的州外刑事逮捕令，加利福尼亚概不承认；它维护 “性别确认”手术的正当性，并在法律框架下为之辩护。而且，若有外州的变性外科医生遭诉讼时，可以来加州躲起来，以保护其财产。 青少年变性后悔无回头路 考虑到青少年青春期的行为不成熟、易受外部影响做出轻率决定，美国一直禁止21岁以下的青少年饮酒。与这条法律相比，目前让3-8岁的孩子自主变性的法律实在荒唐之极。目前，变性者有很多后悔者，但多数主流媒体奉行左派意识形态，不予报导。一位早年的变性者沃尔特·海尔（Walt Heyer）创办了一个网站“后悔变性”，2021年8月31日，他接受媒体采访，讲述自身的经历与心路历程。海尔在1983年接受变性手术，曾作为变性女人萝拉（laura）生活过八年，其间受到严重的心理虐待、身体严重不适。 他说，这种情况目前正在大规模发生，医疗机构正在向数千名年轻人推动这些危险的激素治疗和外科手术。《纽约邮报》今年6月18日发表了一篇《为什么变性青少年会后悔改变性别》，文章指出称，由于变性手术是不可逆转的，那些跨性别后改变主意，决定再度转变回原来性别的青少年人数，正在惊人地增长。然而，可悲的是，这些“去性别转换者（detransitioners）”中的许多人，将不得不在他们的馀生中与不可逆转的医疗后果作斗争。 社会伦理最重要的是婚姻、家庭，婚姻的缔结基础是性别，美国进步文化的性多元化就是基于一种对性别的错乱认知，这个问题正在瓦解美国人的家庭与价值观。台湾虽然需要美国军事上的保护，但有些原则问题不可轻易迁就。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