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澳洲，因為這裡讓親情補了課
2026 年 8 月 9 日
最近，中共的輿論導向又開始吹捧義和團了。中國和世界絕大多數頭腦清醒的人們都清楚，所謂的義和團運動就是一群愚不可及的刁民在當權集團縱容下的土匪行徑，其思想根源是明清以來的自大狂加上閉關鎖國，在底層人民中造成的自我滿足和排外傾向。 現在，習近賓士下的中國似乎又回到了那個時代。所謂民族主義的根本，就是自大狂和閉關鎖國。而且從輿論上看，自我滿足加上排外傾向已經開始多時了，連自古就不是中國文化的種族主義也泛濫成災。真是學好不容易，學壞速成班。 當年，正當歐洲各國學習世界成功的文化、制度和科技的成就，迅速走向現代化之時，中國開始了明清時代的自大狂加上閉關鎖國。到了清朝末年，西方的大炮攜帶著新文化、新技術，衝擊了老大帝國的自信心。結果產生了兩股反彈：一個極端是全盤西化，以半吊子文人為主；另一個就是保衛落後制度的運動，以愚昧的宗教迷信組織為基礎。兩相鬥爭，造就了中國的百年蹉跎，進一步又退兩步，最終選擇了落後兩千年的共產主義農奴制。 兩派思潮相爭，最終從全盤西化派裡邊分化出了第三派 — 非驢非馬的共產主義派。表面上全盤西化了，學習了西方思想的怪胎之一共產主義，實際上實行的是西方怪胎和東方農奴制的雜種 — 蘇聯式的農奴制。在俄國，他們只是倒退了一百多年，人民的不適應還不太嚴重。在中國就是倒退了兩千多年，人民和社會嚴重地不適應。這就是中國的反抗早於蘇聯的根本原因。 鄧小平的半吊子改革雖有很多缺點，但他使中國放棄了閉關鎖國，恢復了經濟的活力。這是他對中國的一大功勞。但他為了不放棄共產黨的專制政治，極大地限制了市場經濟的發展。這說明他沒有選擇好現代化的道路，仍然在躊躇蹉跎，半吊子改革。到了習近平這個時代，已經面臨著是進還是退的局面。所謂的中國模式，在失去了西方輸血的前景下，不得不找新的出路。 前進一步，就是補齊鄧小平改革的缺陷，以政治體制改革配合法律和經濟體制的改革，中國可以走上民主和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道路，這才是正常的現代化道路。倒退一步，就是回到毛澤東的蘇聯式封建農奴制，結合一黨專政的體制。小習同志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喜歡迫害他們全家的蘇聯式的專制。他選擇了倒退回毛澤東時代，政治上發展了西方式的現代化專制，經濟上再走農奴制的國營計劃經濟，以便於配合專制政治。 這條路明顯是走不通的道路，只能讓中國倒退落後，分崩離析。它不但保不了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還會導致比文革更慘痛的大劫難。中國還有前途嗎？這是無論哪一派的朋友們都會問出的問題。全盤西化不可能，固步自封也不可能，共產黨的雜種體制更加沒前途，怎麼辦？ 只有老老實實學習歐美各國的成功經驗，學習世界上所有成功的思想、文化、制度和科學技術成果，發展出自己國家文化基礎上的民主和法治，才能趕上發達國家，進入現代化的大家庭。日本、韓國和台灣，是東方成功的例子。 古語說：欲速則不達。毛澤東和一眾五四文人都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或者什麼主義，結果都是災難。而美國人從實用主義出發，老老實實地改進自己的生活，卻發展出世界最先進的國家。這個歷史的經驗，值得我們仔細地好好學習，不要再好高騖遠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上海合作組織成立於2001年6月15日，多年來存在感不強，但今年卻被特別關注。這倒不是上合今年有什麼大動作，而是習近平、普京二人可能將於9月15日在上合組織開會的烏茲別克會面。自從今年2月23日俄烏戰爭開打以來，西方都希望中國與俄羅斯保持距離，失去中國購買能源的資金輸血，俄羅斯最後在俄烏戰爭中大敗。基於此，有媒體認為最近俄羅斯烏戰失利，「習近平此刻去見普京比較尷尬」，因為無法回應普京希冀的「合作」。這希冀多少有點一廂情願，因為完全忽視了中國在中俄關係中考較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中國今年就中俄關係的表態 俄烏戰爭開打前的2月4日，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稱：「中俄關係上不封頂，不斷攀登新高」，並「回顧近年來，習近平主席已同普京總統會晤38次，通電話和往來函電逾百次，無論在交往次數上，還是交流深度、廣度、溫度上，在大國領導人之間都絕無僅有」。6月14日，中國政府宣布樂玉成被任命為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副局長，「不再擔任外交部副部長職務」。日經資深記者中澤克二發文認為，曾經是下一任外長熱門人選的樂玉成作為俄羅斯問題專家，過於親俄以至於誤判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局勢，失去了一些信任。除此之外，由於樂玉成和外交部長王毅都沒有與美國進行外交的經驗，他的調任也反映了中國希望更重視與美國關係的意圖。這一看法被廣為引用，媒體經常從中國外交官員的字裡行間尋找中國對俄羅斯有所保留的蛛絲馬跡，在各種猜測中度過了大半年。 9月10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結束對俄羅斯訪問。據新華社報道，栗戰書在訪問期間譴責西方對俄的制裁，而俄羅斯則強調「一個中國」原則， 譴責佩洛西訪台。栗戰書在遠東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會見了普京，並在莫斯科與國家杜馬主席沃洛金、聯邦委員會主席馬特維延科分別舉行會談，也會見國家杜馬五大黨團負責人。 9月12日，主管中國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楊潔篪在與即將離任的俄羅斯駐華大使安德烈·傑尼索夫會面時表態稱：”在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的戰略引領下，兩國關係始終沿著正確軌道篤定前行”，”中方願同俄方一道，不斷做細做實兩國高水平戰略協作內涵，維護雙方共同利益，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關鍵詞是「做細做實」。 此時，距離傳說的15日習普會只差三天，習普會將在「友好氛圍中」舉行已無疑問。在此，我要借用一下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的重大意義來分析中俄關係。佩洛西女士訪台前後曾經宣布：不能讓中國政府規定我們可以怎樣做，不可以怎樣做。這個目的達到了，隨著佩洛西訪台，現在各國國會議員絡繹訪台，中國只好裝不看見了。 同理，中國也會抱持同樣態度：西方想要中國與俄羅斯保持距離，中國為什麼要按照西方的意願做事？更何況，習近平應該對毛澤東這句十二分著名的語錄稔熟於心：「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不按敵人的意願走步，這也是中國政府的原則。 北京很清楚唇亡齒寒的關係 中國至今未正式將俄羅斯列為盟友，但很清楚美國對兩國的真實態度，正是這個共同的敵人讓兩國走到一起了。對這一點，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看得非常清楚，今年4月中旬，新加坡政府發布了李顯龍4月初訪美時出席《華爾街日報》編輯對話會的訪談實錄。在這場對話中，李顯龍表示，希望美國不要把俄烏衝突描述為「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之間的衝突，不要因這場衝突試圖孤立中國，使兩個大國之間本已緊張的關係複雜化。他還表示，不要順理成章地把中國在衝突中的立場定義為「中國已經站在錯誤的一邊」。 在8月份的國慶講話中，李顯龍談得更清楚，「中美關係作為給全球事務定調的一對超級大國關係，中美兩國需要在許多緊要的全球問題上進行合作，例如應對氣候變化、疫情、核擴散等問題」，然而，如今中美關係緊繃使得這些合作「幾乎變得不可能了」，這對於整個世界來說都是壞消息。他還特別提到，由於拜登稱俄烏戰爭是專制與民主的戰爭，這讓中國心生警惕：既然這是對專制國家而來，對付完俄羅斯就輪到中國了。這必然會促使中國支持俄羅斯。 北京經營中俄關係多年，成了多層次的利益同盟 中國一直在兩個層面尋求與俄羅斯的合作。地緣政治上，中國一直尋求向歐亞地區的進展，上海合作組織這個區域性的國際組織就是這一需要的產物。但上合組織由於參與國之間歷史與現實恩怨夾纏不清，各國矛盾犬牙交錯，幾乎做不成任何事情，成了北京棄之不舍，食之無味的雞肋。中俄雙方從2009年開始，在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五國金磚聯盟（簡稱BRICKS）內尋求合作，小有所成，今年俄羅斯在反西方制裁時，得BRICKS不少助力，甚至催生了正在擬議中的BRICKS Pay，這是一套計劃在金磚國家統一零售支付和匯款平台的框架下，對各國支付系統進行初步整合的支付系統，於2019年提出構想，但直到俄烏戰爭開始後，才得以成行，從此，金磚五國內的貿易與各種經濟來往可以不用美元而用各國的本幣支付。 第二個層面是能源合作。俄羅斯是能源大國，中國是能源需求大國。對國際社會能源供求當中潛藏的巨大風險，中國可能比其他國家比如德國、歐盟更為警惕，大概於21世紀之初就希望與俄羅斯進行各種能源合作，但這條路並不順利。那時俄羅斯-普京這隻「雙頭鷹」，朝向西方的那隻頭睜大眼睛，朝向東方（中國）這隻眼睛則是閉合的。以2012年中國向俄購買天然氣為例，中國談判處於不利地位，「環球財經」這篇《中俄能源合作尚待走出紙上談兵》（2012年7月16日）談到，自1996年4月中俄兩國簽署《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共同開展能源領域合作的協議》後的十餘年間，中俄兩國又在能源領域簽署了眾多合作協議。但就當時情況來看，真正落地的項目寥寥無幾，中俄能源合作成了「光說不練假把式」。反觀日本與俄羅斯之間的合作，無論在石油或天然氣方面，都取得了實質性進展。日本三井、三菱等財團企業不斷進入俄羅斯，與俄企業進行富有成效的合作。中日俄石油管道博弈反反覆復持續了近10年之久，從「安大」到「安納」，再到「泰納」，最終在2009年告一段落，但中俄雙方關於管道費用問題又產生了矛盾。 那時候，並不只有俄羅斯「雙頭鷹」將頭朝向西方，中美那時也是「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每年舉行高層戰略對話。既然都希望與美國交好，自然都不太看重對方，尤其是俄羅斯那時真沒把中國放在眼中。這一情形直到2014年2月克里米亞危機 （Crimean crisis ）發生後，俄羅斯受到西方嚴厲制裁，才不得不對北京放低身段。2014年9月1日，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開始修建「西伯利亞力量」輸氣管道，俄總統普京出席了管道開工儀式，向出席儀式的來賓和工作人員祝賀工程開工；時任中國副總理的張高麗在開工儀式上說，中國將於2015年上半年開始修建該輸氣管道中國境內段。這合同由習近平與普京親自簽署，根據合約，從2018年起，俄羅斯開始通過中俄天然氣管道東線向中國供氣，輸氣量逐年增長，最終達到每年380億立方米，累計30年。 以後的中俄能源合作總算結束了磕磕碰碰，進入順利狀態。其後中俄之間的各種合作開始，包括中俄貿易形式的靈活變通，比如雙方貿易採取本幣購買、貨幣互換、以貨易貨，總之是怎樣便利怎樣來。但從總體上來看，中俄之間的關係只能算「非正式聯盟」，數月前中國駐德大使還發言澄清：中俄不是盟友。出於地緣政治需要，加上雙方對美國都高度不滿，中俄現在成了事實上的盟友，雙方都非常謹慎小心地經營這種關係。 綜上所述，此次上合組織會議期間普習會面，習近平不可能如西方所期待的那樣對中俄關係降溫。由於俄烏戰爭形成的世界多極化格局已經形成，如果說美國、歐盟還在留戀以前西方主導世界格局的昔日輝煌，中俄卻已經看清楚自己需要謀求的新位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這類獨裁政黨的高層人事變動，往往不是舉手投票、憑票數多少來決定最高掌權者，而是用背地裡的陰謀政治來解決問題，但沒有槍的下台大佬很難把手裡拿槍的習近平逼下台。習近平目前處在他上任以來最困難的狀態，主要問題是經濟惡化，但由此產生的社會不滿並不能轉化成獨裁者政治權力的崩塌。內憂之際，習近平也面臨越來越明顯的國際孤立，但他很難與普京結成緊密而互相依靠的聯盟，來增強自己的國際地位。出於歷史、現實和文化等種種原因，中俄關係只會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 一、習近平的連任與紅色大國的接班模式 從去年以來，中國國內和各國媒體對習近平能否在中共20大連任，一直有種種猜測。一種看法認為，中國面臨的對內、對外困境讓習近平難以連任；另一種看法認為，習近平連任會給中國帶來更大的危機。兩種看法在一個共同點上是一致的，即希望習近平交卸最高權力。 中共最高領導人如何交卸權力，其統治史上有過三種模式。其一是絕不交卸，連任到死，毛澤東的終身制就是如此；其二是鄧小平的年邁半退，但掌控軍權到人生的最後；其三是江胡時代的所謂屆滿退休。表面上看，從絕不交卸到屆滿退休，似乎是制度上的進步；其實，其中的個人因素使得這種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交卸與制度化相差甚遠，甚至連慣例化都靠不住。 上述三種模式各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毛時代個人崇拜走向頂峰，高居神壇的毛一天也不肯放棄權力，卻把曾提拔栽培多年的接班人劉少奇、林彪相繼整死。鄧時代為了把繁瑣的日常政務交給年輕一些的胡、趙去辦，鄧安排自己半退，其中也包含拽著政治對手陳雲一起半退的意圖，但軍權始終掌握在半退的鄧小平手裡。從江時代過渡到胡時代，與鄧生前安排的胡錦濤繼任有關，也是江澤民的政治對手喬石堅持拉著江到齡退休的結果。所以，中共高層如何面對習近平的連任，其實起決定性因素的，更大程度上不是制度化或高層默認的慣例，而是高層的內部政治操作。 中共的祖師爺蘇共，在其統治的大部分時期，都是上述第一種模式。斯大林時代是終身制，赫魯曉夫之後到戈爾巴喬夫之前，還是終身制，或稱為到死放手。另外，蘇共還有中國沒出現過的政變模式，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都遇到了針對他們的政變。前一個成功了，赫魯曉夫被趕下台，換成勃列日涅夫；後一個失敗了，戈爾巴喬夫任內的最後時日里，蘇共高幹們組成的最高蘇維埃（相當於中國的全國人大）投票宣布蘇共為違法組織，就此終結了蘇聯。 二、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到底有多大爭鬥空間？ 共產黨高層會發生權力鬥爭，從來如此。但是，高層權力鬥爭是否可能導致蘇共那樣的政變，就需要具體分析了。我今年6月22日為本台寫的評論文章《中共建政以來的政變及其幕後》，介紹了其中的奧秘。 習近平早就準備連任，這自然會引起高層內部各種腹誹。而習近平連任的年頭恰恰是中國經濟衰退、國際關係惡化這種江胡時代從未有過的局面，危機之下，「換人做做看」就成了很多中國內外關心時局之人的話題中心。談到「換人」，必然會有人聯想到政變和高層權力鬥爭。但政變本身有哪些操作空間，卻不是憑空臆想就能猜出來的。 中共作為獨裁政黨，這類政治集團的高層人事變動，從來不是舉手投票、憑票數多少來決定最高掌權者，而是用背地裡的陰謀政治來解決問題。但這樣的陰謀政治無法影響到高層警衛體制；也就是說，設想沒有槍的下台大佬能把手裡拿槍的習近平逼下台，那是在編故事。中共的最高領導人通過掌控其他高層成員的警衛和醫療，實際上可以控制住局面，政見上不同派系的爭鬥，無法真正導致推翻最高領導人的政變。 按照習近平時代中共高層權力的分布來判斷，習近平如果想連任，實際上其他高層成員無法阻止他。中共即將召開二十大，會不會發生部分中央委員挺身而出、振臂一呼、群起相應，然後就推翻事先內定的連任安排呢？二十大不過是中共開個會，按事先編排好的「劇本」，規定中央委員這些「演員們」照劇本演戲，擁戴習近平連任。這個會本身沒有懸念，習近平並非這場「戲」的觀眾，僅僅坐在一邊安靜地看著「演員們」隨意發揮；事實上，習近平不但是二十大的總導演，而且也是「演員們」的總老闆，哪個「演員」演出不賣力，秋後算賬馬上降臨。「演員」們哪怕在自己的地盤裡有那麼一點不陰不陽的腹誹，到了京西賓館的二十大會場上，個個都十分乖巧，誰會和自己的烏紗帽以及身家性命過不去呢？ 三、期待獨裁政權兌現黨內「民主」？ 中國憲法的總綱第一條寫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句話裡面，只有「人民民主專政」才是實質；而在中共的政治話語里，「人民民主專政」還有另一個說法，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專政就是獨裁，在英文里是同一個字（dictatorship）。用獨裁這個字代替專政，中國憲法的那句話，其意思就非常明白了，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獨裁國家。前面定語中提到所謂的「工人階級領導」，中共乃至中國政權真與「工人階級領導」有關嗎？所謂的「工人階級」，中共建立政權時有幾百萬人，加上農民是幾億人，這些民眾能通過民主程序產生民意代表、選舉領導人嗎？當然不能。那是民主國家才會發生的事，如果有了民主選舉，中共豈能獨裁？ 所謂獨裁，不但對國人獨裁，也對黨內獨裁。那中共的統治，到底是誰在獨裁？中共黨章開篇寫得很清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番話的意思是，根本不需要真正的選舉，中共掌握著鎮壓機器，宣稱它永遠代表全體國人，自封是觀念最先進的「先鋒隊」，因此中共不但必須執政，而且要永遠執政。 如此這般地強迫民眾承認它永遠執政的權力，正是道道地地的獨裁。中共講的「無產階級專政」，其實就是以「無產階級」的名義，來實行中共領導層對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永久獨裁。中共的獨裁與帝制的區別在於，皇帝打下一片江山，會宣稱自己授命於天；那中共的虛偽在於，它把永遠的獨裁偽裝成授命於民，但不許民眾批評，更不許反對。 中共有幾千萬黨員，中共領導層的獨裁當然也不讓普通黨員插嘴，甚至中央委員也不能自主投票。所以，中共的獨裁，說到底就是共產黨最高層一小群人的獨裁，而這一小群人之間的權力鬥爭成敗，關鍵在於軍權被誰掌握。習近平上任後的頭幾年，主要就在做這件事。 四、經濟惡化會不會導致習近平的個人權力動搖？ 不管習近平是否連任，經濟惡化不見得會動搖習近平的個人權力。確實，現在習近平的日子並不好過；甚至可以說，他坐在所謂的「龍椅」上，還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難過。從中國的國內形勢來看，習近平目前處在他上任以來最困難的狀態，主要的問題就是經濟惡化。經濟惡化首先影響民生，會產生很多社會不滿，這樣的不滿現在可以從很多民間的自媒體視頻中看到；但是，所有這些自媒體所採訪的人都不會提到習近平，因為那是政治禁忌，誰講誰倒霉。 在中共治下的這個獨裁國家裡，民眾的行為與民主國家的民眾完全不同。在民主國家，民眾對政府的政策有很多不滿的話，可以找民意代表、媒體記者，也可以抗議遊行，有各種表達不滿的辦法；民眾更可以用定期選舉的選票來表達不滿，希望更換各層級的執政者。 八十年代中國也有過兩次學生民主運動，分別在1986年和1989年，與當時胡耀邦、趙紫陽時代政治氣氛相對寬鬆有關。而1989年鄧小平調動幾十萬軍隊到北京，用坦克鎮壓民眾的抗議、造成大血案之後，中國再也沒有民眾的大規模政治抗議了。此後，社會不滿嚴重時，中共所關注的只是如何加強社會監控和社會打壓。 中國現在的社會不滿會不會折射成政局動蕩呢？從經濟層面看，習近平的權力是變得越來越脆弱，因為他改變不了經濟下滑的趨勢，無能為力。但這樣的局面並不能轉化成獨裁者政治權力的崩塌，他依然在運用各種鎮壓手段來「維穩」。而且，中國的很多既得利益群體，比如，退休公務員和事業單位退休職工，他們拿著比其他社會群體高不少的退休金，甚至比年輕人辛苦工作的工資都高，這些既得利益群體都不希望政局動蕩，因為他們害怕政府的困局會影響到他們的退休金。 五、習近平能通過與普京結盟來增強自己的國際地位？ 中共對外孤立，能把俄國發展成可靠的戰略盟友嗎？今年5月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曾報道，法國電視國際五台今年2月5日專訪法國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馬克·朱利安（Marc Julienne）。他表示：中俄關係升溫是有緣由的，它不是牢固的聯盟，而是理性的聯手、權宜之計的友好關係。 中蘇兩國1950年代有一段非常緊密的紅色陣營聯盟關係，彼此有正式的條約，蘇聯給了中共大量軍事技術援助，幫助中共建立了軍事工業的基礎。但後來老毛想在紅色陣營里稱霸，就和蘇聯翻臉了，一直鬧到雙方兵戎相見。蘇聯最後決定，趁中共的洲際飛彈還沒研製成功之前，用核武器消滅中共。然後尼克松救了中共，把中共拉到了美國的核保護傘之下。 此後中共安全了，但中蘇關係進入了冷戰狀態。蘇聯當時是在打兩場冷戰，一面是美蘇冷戰，一面是中蘇冷戰。蘇聯解體之後，中俄關係始終處在三個陰影之下，一是中國對俄羅斯軍事技術的工業間諜活動非常猖獗；另一個是俄國遠東經濟凋零，而中國移民和商人在遠東地區極度活躍，讓莫斯科的精英們始終擔心遠東地區乃至西伯利亞以東地帶早晚會淪為中國的經濟殖民地；第三個陰影是，中共的「一帶一路」戰略主要是向西發展，欲拉攏中國以西的國家，而在俄國的眼中，這恰恰是對俄國傳統勢力範圍的蠶食和威脅。 這三個陰影屬於長期影響，而中俄兩國在短期國際局勢變化方面始終存在合作的必要。俄羅斯2014年佔領克里米亞時，普京在國際上孤立無援，便提升了俄中關係，以打破這種孤立。這不是和中國建立戰略聯盟，而是一種政治合作。這次烏克蘭戰爭又再次出現了這樣的需要，俄國需要進一步提升與中國的關係，這仍然是政治合作。 之所以中俄兩國無法建立緊密而互相依靠的聯盟關係，根本上是因為，俄國的經濟實力不足，它害怕與中共的緊密關係會讓中國佔據主導地位，把俄國在經濟上變成次等的小兄弟。中共的軍事擴張戰略同樣讓俄國產生被威脅感，畢竟俄國人口稀少、駐軍有限的西伯利亞以東的一半國土，始終都處在中共的壓力之下，何況兩國歷史上還有過密友翻臉的歷史記錄，所以俄國永遠都不敢信任中共。 這種不信任就決定了，雙方無法成為真正的盟友，只能是多邊合作。外交上，俄國比中共老到得多，它當年在美蘇冷戰年代積累了豐富的外交經驗，更重要的是它懂得如何與西方既妥協又對抗；而中共作為一個想要稱霸的新勢力，非常笨拙，只會對西方國家一通亂罵。中共的意識形態專家們，比如那個國師王滬寧，永遠都編不出好聽一點、有說服力的國際說辭去打動西方社會；而習近平更缺乏國際眼光和處理大國關係的經驗和外交語言，他也聽不進任何戰狼語言之外的說法。 所以，普京和俄羅斯的精英不會真正看得起習近平；而習近平內心裡卻認為，自己現在實力大了，應該壓俄國一頭。這樣兩個領導人之間，不信任不僅僅有歷史原因，有現實原因，還有文化原因。法廣今年5月的那則報道所用標題是，《中俄之間與其說是友誼，不如說是互不信任》。中俄關係只會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這恰恰就是法國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馬克·朱利安（Marc Julienne）的看法。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二十大已經決定於今年十月十六日召開。在北戴河會議上習近平與李克強的兩條路線將如何妥協，還是一個謎。這是中共的黑箱作業使然。 習近平的路線給中國造成巨大的傷害不言而喻。外交孤立不是李克強管得了，他只能就對外貿易發表意見；然而早先的「共同富裕」與其後的「動態清零」，無疑對中共經濟造成巨大傷害，爛尾樓事件、銀行呆賬、地方財政的窘境、GDP的急墮等等，都是無可迴避的事實。根據中共的體制，李克強無法對習近平明刀明槍的干，然而可以暗地裡對他「使壞」，拿回原本屬於國務院自己主管經濟的權力。 依照我的觀察，李克強也做到了一些。 第一，習近平已逐漸失去黨內的支持。若干會議的情況可以看到端倪。中共的政治局會議基本上每月月底召開一次，由習近平主持，名曰「學習」。但是有幾次缺席者眾。如四月底，二十五人中有六人缺席，六月中旬的有七人缺席，缺席者佔四分之一，實屬罕見。雖然四月上海疫情，也隻影響上海市委書記李強與疫情欽差的副總理孫春蘭兩人；然而連習近平愛將、身在北京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也缺席，是否反映政治局成員對「學習」意興闌珊，核心缺乏凝聚力？ 第二，李克強支持者眾。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李克強召開十萬人大會（類似毛時代的三級幹部會議），談克服經濟困難問題，國防部長魏鳳和上將出席。國防部與外交部表面隸屬國務院，但是李克強無法插手，這次魏鳳和出席，外交部長王毅缺席，二十六日王在南太平洋現身。外交部有沒有其他官員出席？然而外交部大撒幣卻是中國經濟陷於風險的重要原因之一。七月七日，李克強在福建主持召開東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負責人經濟形勢座談會。福建省委和福建、上海、江蘇、浙江、廣東五省市政府主要負責人發言。福建、浙江是習近平的老巢，這些也是習家軍控制的地區，意味深長的是點名福建省委，豈止省長，省委書記也出來捧場。他們為了地方經濟的發展，願意配合李克強。其實這幾年來李克強已經多次利用在地方考察機會，在當地召開跨省市的座談會，以此籠絡地方幹部，避開中共中央辦公廳的管束與習近平的猜忌。 第三，經濟民生比政治鬥爭實惠。習近平利用中紀委進行政治鬥爭，李克強則關注經濟民生，尤其這些年來經濟下行，失業率暴升，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債台高築，顯然李克強比習近平更受地方政府的歡迎，至少可以向他訴苦。反之習近平的鬥爭哲學不但造成民不聊生，也「官不聊生」，就是被視為習家軍的人馬也朝不保夕。就如習近平上台，立即將愛黨愛鄉、站在搶險第一線的廣州軍區政委張陽上將一舉提拔為最重要主管人事的總政治部主任，是排名第五的中央軍委委員，在二○一五年軍改後也出任政治工作部首任主任，但二○一七年就上吊自殺。在人人自危的情況下，只有小學程度的習近平又沒有毛澤東的威望，那麼有什麼人會真心支持他？習家軍隨時可能分崩離析！ 習近平上台十年，被查的貪官污吏有四百七十萬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共產黨員，約佔黨員總數近百分之五，他們有多少同夥與親友？關在秦城監獄的共軍將領有一個連的人數。習近平不但失去全黨的支持，也失去軍隊的支持。打仗要死人，看看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死了多少將校，中共的將校會真心支持習近平玩火？他們花了多少代價、好不容易爬上高位，放下舒服的日子不過，要去送死？一將功成萬骨枯，誰願意做習近平「復興」的枯骨？ 因為習近平已經失去國企、民企、中產階級的支持，北戴河會議上李克強可以比較容易得到高層、地方政府以及已經離休老幹部的支持，做出比較有利於李克強的妥協。北戴河會議後，李克強南下深圳肯定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習近平則到東北參觀遼瀋戰役紀念館，一個經濟，一個軍事。然後習近平居然消失兩個星期，李克強除了在深圳召開六個經濟大省座談會，要他們「勇挑大樑」，國務院還派十九個督查組到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督查他們「穩經濟」的情況。 習近平的個性是不甘個人野心受挫，他會想辦法翻盤，不論二十大前還是後。新華社社長傅華在最新一期《中國網信》雜誌發表署名文章，提出要宣傳好人民領袖愛人民、人民領袖人民愛的深厚情懷，就是臭習熏天的文章，肉麻鼓吹「做到一分鐘都不站在黨的隊伍之外，一分鐘都不偏離習近平總書記指引的方向，一分鐘都不離開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的視野」。另外就是製造台海危機。一旦李克強出現軟弱的言行，習近平就會反撲。而要製造台海危機，除了軍方的配合，就是台灣統派的配合，然而軍方並不是真想打仗，因此台灣統派的配合非常重要，台灣要非常警覺。而習近平即將在疫情後第一次出國訪問，也是要擺脫「怕死鬼」的形象。中共黨內鬥爭還有什麼花樣，真的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全文轉自自由時報）
瀘定地震了，6.8級。至今造成88 人死亡、30人失聯。 在距蘆山7.0地震發生9年、5.12汶川8.0級大地震14年後，我的家鄉四川，再次傷痕纍纍。 地震發生幾個小時後，震央甘孜州的官府發布禁令稱，因為防疫的原因，禁止民間志願者前往災區；72小時後，官媒發出了籌備多時的特稿，描繪了官方救災人員的豐功偉績，大意是，在懸崖和滑坡落石危險中，堅持救援。俗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汶川地震後斗轉星移14載，依然是喪事喜辦，套路沒變。而我們的悲傷排山倒海，卻無處安放。 14年前，我正在重災區一線，親眼目睹了這場人間悲喜劇： 在屍骨累累的綿竹縣紅白鎮小學，我聽見的是遇難孩子父母的徹夜的哀哭，漸至嘶啞，最後無聲。與之相伴的，是那些在廢墟中亂竄的失去主人的野狗，它們在苦苦地尋找永不再回來的主人，這些喪家之犬徹夜發出像狼一樣的哀嚎。 另一方面，當聽說高級領導要來，那些原本正在廢墟中搜尋的軍隊，立即早早地列隊在公路邊數小時，準備著以山呼海嘯般的口號夾道歡迎。 那一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在北川中學的臨時授課點寫下四個字：多難興邦。 但我知道，個體的多難，僅僅是下一次災難的開始，從來無以興邦。 那時候，一家南方的報社被勒令召回記者，只是因為他們記錄了死者親人的悲傷。記者在被迫離開的時候，發表文章《在時間的長河裡》以示抗議。 從5月的淚流成河，到6、7月的感動中國，再到決戰紅八月，屍山血海背後的悲傷，被輕輕翻過。至於悲傷的失獨家長、孤苦無依的老人、失去父母的孤兒，從此不再是黨國宏大敘事的主題。任何試圖深度觸及這個話題的人，都會被牢獄加身，如四川作家譚作人等。 那些14年前汶川震區的孩子們，現在已經成年，他們甚至無法知道譚作人的故事。在時間的長河裡，他們，以及我們的悲傷仍在流淌，抑鬱成疾，但無可訴說。 這一切，在9年前的蘆山地震時重演。 災難發生5個小時後，當我孤身一人翻山越嶺進入震中的時候，所謂官方和軍方的救災隊伍，正被堵在鄉道上寸步難行，旌旗招展。 震天的口號，旌旗招展，從北川，到汶川，概莫例外。但我知道，真正的救災，是不需要旌旗的。 如果說那一次他們有甚麼變化，就是閉口不談孩子們的傷亡，就像從來沒發生過一樣。儘管，我親眼目睹了名叫武傑的16歲少年的葬禮。他在睡夢中死於鄰居倒塌的山牆。葬禮之後，他那一直強忍悲傷的父親躲在廢墟里突然嚎啕大哭。 從汶川到蘆山，再到瀘定，14年三震，其中還有頻發的魯甸、川南地震。但所有關於救災的故事都如出一轍：徒步突進震中、徒步翻越懸崖、徒步運送傷患、救災部隊渾水煮泡麵…… 但不要指責那些中國的一線記者們，喪事喜辦——這是黨國宣傳的邏輯，也是從業者消極抵抗的方式。正如一個前同事所說，我們無力反抗，但可以一本正經的惡搞。 事實上無論是汶川、蘆山，還是瀘定地震，都有人禍的痕迹。川西地震，幾乎都涉及水電，川南地震，基本和葉岩油開採有關。但無論是汶川地震中的紫坪鋪水庫、瀘定地震中的大渡河水電站、川南的葉岩油，都已經成為絕對的敏感詞。 14年前，我們還可以公開調侃溫家寶先生的「多難興邦」。而如今，在中國，連這種調侃都已成為不可能。 黨國語境下，汶川大地震中的民間互助和感動已消失殆盡，集體主義正在回潮，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只剩下了我們的苦難和他們的表演。至於個體的權利，更是無足掛齒。這讓人不寒而慄。 瀘定地震之後，那些民間的義和團們，以抗疫的名義，對不戴口罩的鄰居拳打腳踢；社區保安，就可以鎖住人們的逃生之路。美其名曰：為了大家的利益，而圍觀者，卻一片歡呼。 老舍說過，「我想寫一出最悲的悲劇，裡面充滿著無恥的笑聲。」是的！我明白他的絕望。14年來，從汶川到瀘定，在黨國邏輯下，我們的悲傷，永遠無處安放。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普京視察了遠東地區的多國軍事演習，照片上他露出了開心的笑容。這不對呀，最近俄烏戰爭都是壞消息，普京氣急敗壞切斷了向歐洲供應天然氣，怎麼還笑容滿面呢？有點兒詭異。 在莫斯科他笑不起來，到了海參崴他笑了。因為習近平的軍隊參加了普京的軍事演習，讓普京增加了信心。向普京的敵人展示了中俄聯盟仍然存在，這比僅僅聲援俄羅斯要來得實際，足夠讓普京們興奮一陣子了。 習近平的老搭檔栗戰書來到了海參崴，表面的理由是參加什麼經濟論壇。所以粗心的媒體都沒太關注，覺得這沒什麼可炒作的。沒想到一天之內就簽下了兩個大單：石油付款協議和新建輸氣管道協議。普京高興地宣布：多年談不下來的蒙古輸氣管道，這次竟然一口氣連價格都談好了，高興得一臉燦爛的笑容。 這僅僅是兩個商業合同嗎？是，也不是。這兩個商業合同，是對普京的政治支持和財政支持。雖然高價石油讓普京賺了不少，但是制裁也讓俄羅斯損失不小，兩相抵消，巨額軍費開支還是俄羅斯難以承受的壓力；還得從伊朗和朝鮮等國購買武器彈藥，財政的壓力可是不小。 小習同志一直在想，怎麼幫助他崇拜的硬漢男兒呢？直接給武器給錢不行，國內經濟界強烈反對。因為中國的經濟也一塌糊塗，唯一的亮點就是外貿掙的那點外匯了。你公開違反西方的制裁，就成了制裁對象。唯一的亮點沒了，洗錢的渠道也沒了，內部就得造反。現在大家的三件寶，老婆、孩子、錢包都在西方，制裁就等於要了大家的命。這個不能幹，也幹不成。 俗話說：辦法總比困難多。就在「戰鬥民族」要穿幫，普京加大徵兵應付烏克蘭戰爭之際，小習同志出於無產階級的國際友誼，送上了兩份大禮。中俄貿易用人民幣和盧布結算，這個俄羅斯多年不願意的辦法，現在正合普京的意願。沒有了美元、歐元的外匯，用人民幣可以繞過國際結算體系，向朝鮮、伊朗和其它國家支付。一下子就把西方的制裁削減了一大塊，普京可以到世界大多數地方自由地買東西了。順便也擴大了人民幣的國際市場。 途徑蒙古的輸氣管道更直接。雖然中國人用上清潔能源還遙遙無期，但合同的預付款就是普京同志的現款收入。而且多年的分期付款，也就成了俄羅斯銀行的信用證。過去合同簽不下來，是中國擔心俄羅斯用代理人蒙古，卡中國的脖子。現在成了，幾年之內幫助普京解決了財政困難，反過來卡了俄羅斯的脖子。只要俄烏戰爭不結束，俄羅斯就得對中國低聲下氣。這次栗戰書可是難得風光了一次。 在中共經濟下滑，政治分裂的二十大召開之前，習近平的這番操作會是什麼後果呢？美國、歐洲的反共浪潮高漲之際，對於大力幫助普京的中共會有什麼反應呢？這幾天還沒見動靜，可能正在醞釀大招呢。普京的底氣比之前更強了，歐洲人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大規模遊行示威已經開始，降低冬季取暖的措施已經公布了，各國木柴的價格都已經節節高了，怎麼辦？ 過去是美國的拜登總統在推動歐洲支持烏克蘭，歐洲各國出於自身的利益，扭扭捏捏不怎麼情願。現在反過來了。歐洲人出於自身的利益，要推動美國放出更有效的大手段，對抗俄羅斯與中共聯手的新形勢。這一波的形勢和前段時間不同，俄羅斯是個定數，習近平插手進來成為最大的變數。西方如果不下狠心改變對中共的綏靖政策，必然很快就自食其果。首當其衝的，應該是一向首鼠兩端的歐洲。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寫在前面──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於今年4月28日宣布：我們發布了有史以來的第一份公開的美國政府報告，展示我們為在全球推動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酷兒及間性人等人士（LGBTQI+）的人權所作的工作。我們敦促所有政府與我們一起採取行動，支援LGBTQI+人權捍衛者不懈和崇高的工作。 我想看看有多少亞洲國家回應美國的號召，在網上搜索，發現台灣行政院《「性別變更要件法制化及立法建議」研究案》該報告集中了全世界左派國度的變性經驗，美國青少年變性之都加州專列一章。蔡政府這個方案是2020年9月2日開始招標，編號為Ex10924（委託研究報告），世新大學得標。 因此，我希望在此介紹一下美國拜登政府兩年以來的主要內政，推廣變性，尤其是青少年變性，供台灣一切希望變性的彩虹群體參考。佔據拜登政府實質性的中心議題是變性這個話題。這話題很少出現在主流媒體上，但卻是美國民眾焦慮所在。 拜登立法推動全美變性運動 美國的性別現在一共有多少種？通常以2014年FaceBook定的標準為標配，共計58種。但此後民主黨州不斷豐富性別種類，最後美國將會出現多少種性別，只有未來知道。但變性人尤其是青少年變性人迅速增加，卻是有研究報告可查。據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今年6月的研究報告，全美變性人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是13-17歲的孩子，共計160萬人（Nearly one in five people who identify as transgender are ages 13-17.） 根據我在該網站上查詢的資料，除了13-17歲的未成年人之外，美國還有變性成年人130萬（Adult 1.3M ）；變性青年人30萬（Youth 300000）。這一研究最大的缺陷是未將13歲以下的變性兒童囊括在內，事實上，美國小學鼓動少年兒童變性相當普遍。耶魯大學兒科性別專案的主任和聯合創始人克利斯蒂·奧萊澤斯基 （Christy Olezeski）在她製作的 YouTube 視頻中，她解釋了自己如何運行一個專案，幫助 3 歲以上的兒童進行「性別之旅」。 拜登上任伊始，就盡全力兌現他的競選承諾：推動青少年變性。 說是競選承諾，是以下事實為證：2020年10月15日美東時間晚上八點，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前副總統拜登在賓州費城國家憲法中心由美國廣播公司（ABC）新聞主辦的選民互動大會講話。他回答了選民關於疫苗、口罩、填塞法院等問題。 在直播接近尾聲時，州立學院居民米克·海克（Mieke Haeck）獲得了向這位前副總統提問的機會。海克是當地的一名理療師，也是兩個女兒（其中一個是變性人）的「驕傲的媽媽」。她問拜登，如果當選，他將如何保護LGBTQ的權利。 拜登說：「我將斷然修改法律，取消那些威脅LGBTQ權利的行政命令。如果一個8歲或10歲的孩子決定想成為變性人，如果她覺得那樣會讓她感覺更好，會讓她的生活變得更輕鬆。我們應該零歧視。我保證，父母和其他人沒有權利不同意她這麼做。」 同性婚合法化這個門檻在美國早已跨過，拜登要想在國內進步事務上有政績，只能是努力推廣變性政策。一方面，他於2021年10月19日，任命了一位從未在軍隊供職的男變女變性人瑞吉兒·萊文（Rachel Levine）為四星上將，成為美國最高級別的跨性別官員。瑞吉兒·萊文從無軍隊供職經歷，能獲授此職完全是因她的變性人身份。 與此同時，美國推出性別中立的「X護照」，要求各國接受。2022年4月，拜登和他的政府發布了兩份下屬機構的檔，旨在支持和鼓勵男孩和女孩進行化學和手術閹割，且美其名曰 「一種支持性醫療保健的類別」。這兩份檔，一份來自人口事務辦公室（Office of Population Affairs），題為《性別確認保健與年輕人》（Gender-Affirming Care and Young People）；另一份是《性別確認保健是創傷告知保健》（Gender-Affirming Care is Trauma-Informed Care」，由國家兒童創傷壓力網路（The National Child Traumatic Stress Network）發布，用奧威爾在《1984》里描寫的專制主義的語言解釋了為什麼父母和其他人支持孩子改變性別的願望如此重要。這些官員表示：「早期確認性別的保健對兒童的整體健康和福祉至關重要」。接下來，拜登政府推出五項 「性別肯定保健」（gender-affirming care）法規。 美國軍隊早就開始推行鼓勵包含變性在內的性多元文化（LGBTQI），到了2022年8月，乾脆開始禁用性別、年齡等稱呼，例如她、他，老少之類的。 天下左派是一家，拜登的變性運動與當年毛時代中共大搞政治運動一個德性：層層加碼，比如大躍進時期，上級說畝產千斤，基層最後弄出畝產萬斤來；拜登說鼓勵八歲孩子不用經過父母同意自主變性，這位耶魯教授則將孩子自主變性的年齡提前至3歲。美國網友對此憤怒，在她的視頻後面留言說這是虐待兒童。 變性：奧巴馬重要的政治遺產 這一切當然得歸功於奧巴馬。奧巴馬在第一任期內比較謹慎，因為他必須要獲得第二任期，才能為改變美國完成謀篇布局。但到了第二任期，他幾乎不加掩飾地推進變性議題，2015年奧巴馬任命Randy Berry（Gay）做美國特使，周遊各國，表明LGBTI權利屬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事務；奧巴馬政府公開表示，變性人是人類多樣性的體現；2016年5月年5月，奧巴馬指示公立學校允許跨性別學生按照其自身的性別認同選擇使用廁所，並威脅可能會對不遵循該行政令的學校取消聯邦補助。跨性別群體認為這一舉措是其公民權利的勝利。簽發廁所令開始，性別認知成為美國一個事涉政治正確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一場由極左發動的荒謬文化戰爭正式拉開序幕，成為奧巴馬留給民主黨繼任者的重要政治遺產。 川普一直被美國媒體稱為「恐同症」、「厭女症」，對民主黨熱愛的變性議題只能在軍隊加以限制（拜登上任後第一天就予以取消），前引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威廉姆斯研究所今年6月發布的報告顯示，自2017年以來，美國被認定為跨性別者的年輕人（13-24歲）數量幾乎翻了一番，該報告基於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2017-2020年的健康調查。同時，該報告估計，在美國13-17歲的青少年中，有1.4%（約30萬人）認定自己是跨性別者，在18歲及以上的成年人中，這一比例僅為0.5%（約130萬人）。 拜登2021年1月20日上任，當天就頒布發總統令，恢復曾被川普下令廢止的奧巴馬廁所令（俗稱男女同廁令）。3月31日，美國國務院的斯科特·巴斯比（Scott Busby）出席紀念國際跨性別現身日（Transgender Day of Visibility）視訊會議並發表講話說，「在取得進展的同時，對跨性別者，特別是有色人種和非二元性別認同者的輕侮在全世界很多國家仍然普遍存在，「政府有責任保護、尊重和維護所有人的尊嚴和基本自由」，其中包括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酷兒和間性者等群體（簡稱為LGBTQI+）。 早已成為美國左派第一重鎮的加利福尼亞州，在變性的進步運動中走在最前面 。2021年9月22日，加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簽署法案，將該州多年來允許兒童向父母隱瞞性行為和墮胎的行為予以法律肯定，從此以後，該州的未成年人在父母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況下進行變性手術受到法律保護。父母如果幹預，會被剝奪監護權。社交媒體上，經常會看到一些家長因為干預子女變性而被剝奪子女監護權的痛訴，三藩市一些家長還會因此受到法律懲罰。變性人（女變男）安德魯-馬丁內斯(Andrew Martinez)，出生時名叫雅麗(Yaeli)，於2019年9月4日卧軌自殺。她的母親阿比蓋爾-馬丁內斯（Abigail Martinez）指責她所在的洛杉磯縣的學校鼓勵雅麗在小時候服用激素並接受變性手術，同時沒有適當治療她的嚴重抑鬱症。 據這位四個孩子的母親聲稱，學校工作人員告訴雅麗不要和她的母親談論變性問題，但卻秘密地讓她加入一個LGBTQ團體，勸說這個女孩只有變性才能獲得幸福。在接受媒體的獨家採訪時，這位出生於薩爾瓦多的母親說，一位年長的變性學生「指導」雅麗如何告訴社會工作者將她送入寄養家庭，以便國家支付她的變性費用。當這位元母親試圖介入時，政府錯誤地剝奪了她對女兒的撫養權，逼迫女孩變性為男性，並對他在19歲的自殺負有責任。在給媒體的一份聲明中，洛杉磯縣同意他們「積極為LGBTQ+青少年實施包容性、性別肯定的法律、政策和支援性服務」，但將安德魯的死亡部分歸咎於同性戀青年的「較高自殺率」。 2022年6月，加利福尼亞州通過 S.B.107法案，該法案的主旨是：加利福尼亞州為所有因在外州違法而遷居加州的變性家庭與實施變性手術的醫生提供保護：任何違反另一州禁止變性的法律而對某人發出的州外刑事逮捕令，加利福尼亞概不承認；它維護 「性別確認」手術的正當性，並在法律框架下為之辯護。而且，若有外州的變性外科醫生遭訴訟時，可以來加州躲起來，以保護其財產。 青少年變性後悔無回頭路 考慮到青少年青春期的行為不成熟、易受外部影響做出輕率決定，美國一直禁止21歲以下的青少年飲酒。與這條法律相比，目前讓3-8歲的孩子自主變性的法律實在荒唐之極。目前，變性者有很多後悔者，但多數主流媒體奉行左派意識形態，不予報導。一位早年的變性者沃爾特·海爾（Walt Heyer）創辦了一個網站「後悔變性」，2021年8月31日，他接受媒體採訪，講述自身的經歷與心路歷程。海爾在1983年接受變性手術，曾作為變性女人蘿拉（laura）生活過八年，其間受到嚴重的心理虐待、身體嚴重不適。 他說，這種情況目前正在大規模發生，醫療機構正在向數千名年輕人推動這些危險的激素治療和外科手術。《紐約郵報》今年6月18日發表了一篇《為什麼變性青少年會後悔改變性別》，文章指出稱，由於變性手術是不可逆轉的，那些跨性別後改變主意，決定再度轉變回原來性別的青少年人數，正在驚人地增長。然而，可悲的是，這些「去性別轉換者（detransitioners）」中的許多人，將不得不在他們的餘生中與不可逆轉的醫療後果作鬥爭。 社會倫理最重要的是婚姻、家庭，婚姻的締結基礎是性別，美國進步文化的性多元化就是基於一種對性別的錯亂認知，這個問題正在瓦解美國人的家庭與價值觀。台灣雖然需要美國軍事上的保護，但有些原則問題不可輕易遷就。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美國數據研究機構Statista七月公布統計，2020到2021學年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有31.7萬人，比Covid大流行前的2019年少了5萬多人，前不久《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也提到，2022年上半年，美國發給中國公民的學生簽證和大流行前相較，已大幅下降了50%，今年一到七月的中國學生簽證數甚至被印度超越。 Covid之前，國際學生每年為美國經濟貢獻了440億美元，其中35%來自中國學生，排名第二的印度學生僅佔18%，因此若中國留學生人數繼續下滑，對許多十分仰賴國際學生挹注（學費）的美國學校來說（主要是大學），自然會造成校方經營上的壓力。至於為什麼中國學生減少，原因不外乎疫情久久不退，以及美國近年反亞洲的種族主義事件不斷，加上美中關係惡化，無不直接、間接降低了中國留學生前往美國的意願。 但儘管如此，直到今天美國校園裡的外國學生最大來源仍是中國，畢竟美國在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和社會科學等現代化知識領域，依舊處於先驅地位，短期內對中國學生還是具備相當誘因。 但反向觀察，自1997年起，美國學界一度大肆鼓勵美國學生留學中國，當時中國正緩步崛起，加上「一抹東方神秘感」，確實吸引了美國學生選擇前進中國，「中文是未來的語言，中國文化是未來的文化」更曾在美國學界成為一種主流宣傳。不過，30餘年過去，根據Statista的統計，美國曆來前往中國留學的學生，始終維持在1萬多人的水準，並自2013年起人數不增反減，2018到2019學年尚有1萬1639人，之後Covid一記重擊，中國各地封城下，2019到2020學年的美國在中留學生便僅剩2481人。對照中美兩強各自留學生，即使人口有異，比例上還是很懸殊。 匹茲堡大學教授Michael Meyer是積極推動美國學生前往中國的學者之一，他對美國學生不喜歡去中國讀書所提出的解釋是，可能因為東方的神秘感不再，或者美國學生的經濟狀況不容許他們飛到遠東學習（需要學貸）。但其實這些說法並不太有說服力，另方面，我們卻可從2012年習近平上台，美國留中學生人數開始下降，嗅出其間的因果關係。 眾所周知的是，習近平對中國高等教育「著力很深」。因而，2014年有了所謂《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教育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強調黨對大學的控制，並發起從大學中清除受西方啟發的自由主義思想。繼之，2015年中國教育部再指示，面對新形勢，必須加強對西方原創教材使用的管理，且「不允許在課堂上傳播西方價值觀的教材」，同時禁止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發泄情緒」（尤指對政府的批評），以確保習思想「進教材、進課堂、進思想」。 到了2016年，習近平已近乎完全掌控大學校園，幾年來下來，中國再沒有出現任何批評習近平教育政策的文章。2017年，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講話上，又進一步標示了教育是中共的生死存亡問題，與國家安全同等重要，許多不贊成由黨意領導大學教育的聲音都被壓制下來，接著就進入知識分子徹底沉默的世界。再到2019年，中國名校之一的上海復旦大學，更率先從其治校章程中刪除了對「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保證的一節。自此，中國已全然否定自己成為全球知識交流開放體系一部分的可能。 所謂對中國新鮮感降低，外國畢業生在中國不容易找到工作（中國公司多聘用當地人），美國大學生經濟不夠寬裕等等，其實都不足以解釋為什麼美國學生留學中國的人數會一直這麼少，更何況今天的中國比起Michael Meye鼓吹中國熱的當時，已不可同日而語，美國年輕人對飛越太平洋去念書這件事依舊興趣缺缺，這當然和中國的大學校風有關，當大學已成為中共軍民融合政策的一環，對一個生長於自由多元社會的年輕人來說，這樣的校園誘因還有多少？ 中國學生前仆後繼前往美國，同一時間等於替美國社會注入了龐大的人才庫，過去以來彼此間的知識激蕩，正向作用甚而遠勝過許多美國大學所著眼的中國留學生經濟效益。以中國今天自豪的人才濟濟，國力居然還不能一舉超越美國，「在中國的美國大學生人數」或許透露了一些端倪，本該推崇自由獨立思想的大學校園，落得必須「聽黨的話」，到頭來恐怕已形同中國自廢武功。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不久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還在高歌猛進：他在中共內部鞏固了權力，將自己的官方地位與中共標誌性領導人毛澤東並駕齊驅，他取消了主席任期限制，可終生領導中國。在國內，他自詡減少貧困獲得了長足進展；在國外，他聲稱把中國的國際聲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假如為了民族復興，習近平的強人策略或許還是能接受的代價。 表面上看，習近平仍然很有信心。在2021年1月的演講中，他宣稱中國「不可戰勝」。但在幕後，他的權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習近平摒棄中國長期以來的集體領導傳統，營造讓人聯想到圍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從而激怒了許多黨內人士。與此同時，一系列政策失誤甚至讓他的支持者大失所望。習近平對經濟改革倒行逆施，對新冠病毒大流行應對無能，摧毀了他在普通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在私下裡，中共精英的不滿情緒正在上升。 我曾有機會長期近距離觀察中共的宮廷內鬥。在中央黨校任教的15年期間，我幫助培訓了數千名在中國官僚機構任職的中共高幹。在任教期間，我就黨建問題給中共最高領導層做過諮詢建議，2012年退休後繼續這樣做著。2020年，在我批評習近平後，我被開除黨籍、被剝奪退休金福利，並被警告我的安全堪憂、處境危險。我現在流亡美國，但仍與中國的許多關係保持著聯繫。 在今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預計將獲得第三個五年任期。儘管一些黨內精英對習近平越來越不滿，意味著他爭取連任不會完全沒有爭議，但習很可能會成功，而這種成功將在未來導致更多動蕩。在獲得史無前例的額外任期的鼓舞下，習近平可能會在國內進一步收緊控制，並在國際上提升他的野心。隨著習的統治方式越來越極端，他所引發的內訌和積怨只會越來越強烈。黨內各派系之間的競爭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激烈、更複雜和殘酷。 到那時，中國可能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即習近平採取更大膽的行動來對被意識到的威脅做出反應，而這導致更多的反擊。被困在這種惡性循環中絕望地尋求救贖，他甚至可能會採納災難性的鋌而走險建議，如攻擊台灣。習近平很可能會毀掉中國過去40年所獲得的成績——穩定的具有領導力的良好國際聲譽。事實上，他已經這樣做了。 中國黑手黨 在許多方面，中共自1949年奪取政權以來幾乎沒有改變。一如既往，這個黨對中國實行絕對控制，包括統馭軍隊、掌控行政部門以及橡皮圖章式的立法機構。進一步，黨內的各級組織對政治局常委會——中國的最高決策機構——負責。政治局常委由五到九名政治局委員組成，由黨的總書記領導，這是中國的最高領導者。2012年以來，這個人就是習近平。 常委會如何運作的詳細情況是嚴格保密的，然而眾所周知，許多決定是通過在涉及重大政策問題的上報材料傳閱「畫圈」來做出的，常委們在這些「文件」的空白處寫上評論意見。這些「文件」通常由部委和其他黨黨政機關「一把手」以及一流大學及智庫的專家撰寫。「文件」在常委之間被傳閱，是文件撰寫者的殊榮，也是他所在單位的「政績」。我任教期間，中央黨校要求我們每月要上報這樣的文字材料。上報的材料如果獲准在常委之間傳閱，作者則被獎勵相當於1萬人民幣的獎金——當時超過教授一個月的薪水。 中共體制另一個持續不變的特點是：人脈至關重要。一個人若要在黨內升遷，那麼，他的個人關係，包括其家庭聲譽及黨內派系，往往與能力和意識形態表現一樣重要。 毫無疑問，習近平的職業生涯也是如此。雖然中國的輿論宣傳以及許多西方分析家認為習是靠才華崛起的，但事實恰恰相反。習近平從他父親習仲勛的關係中受益匪淺，後者是一位具有無可挑剔的革命資歷的中共領導人，曾在毛澤東時期短暫地擔任過宣傳部長。1980年代初，習近平在河北省北部擔任縣委書記時，他的母親給河北省委書記高揚寫了一個信，請他關照習近平的仕途。然而，高揚最終在省委常委會議上披露了該信的內容。這信的爆光令習家非常尷尬，因為它違反了中共新頒發的反對幹部尋求特權的制度規定。（習近平永遠不會忘記這件事：2009 年高揚去世，他直接拒絕參加高揚的葬禮；鑒於兩人都曾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此舉違反了慣例。）這樣的尋求特殊幫助的醜聞或許會毀掉其他一般幹部的仕途，但習近平的人脈卻拯救了他：福建省委書記的父親一直是習近平父親的密友，於是兩個家族安排了罕見的把習近平重新分配到福建省的調動。 在那裡，習近平的仕途仍然一籌莫展。1988年，在一次地方選舉中，習競選當地的常務副市長落選，之後他被提升為一個地區的黨委書記。然而，習近平在那裡表現平庸，導致仕途萎靡不進。在中共官場，從地廳級到省部級是一個主要的「關口」，多年來習一直無法跨越。但是家庭關係再一次介入了。1992年，在習的母親向福建新任省委書記賈慶林作了懇請後，習被調到省會。從那時起，他的職業生涯起飛了。 下級幹部都知道，要攀援中共官場階梯，就必須找個上司靠山。這對習近平來說相當容易，因為許多黨的領導人都非常尊重他的父親。習近平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導師耿彪，曾經是高級外交官和軍事將領，他曾為習近平的父親工作過。1979年，他讓年輕的習近平擔任自己的秘書。習近平從政的早期就需要這種關照，幾十年下來產生了連鎖性的效應。中共高官各自都有自己的「系譜」（lineages），內部人士稱之為「恩庇」群體（「XXX」條線上的），相當於中共內部事實上的派別。其實，中共內部那些被表述為意識形態和政策辯論的爭端往往並不複雜，說到底不過是各個「系譜」之間的權力鬥爭。這樣的一個系統導致個人化的效忠關係盤根錯節、錯綜複雜。倘若某人的「靠山」失勢了，結果意味著他在官場變成孤兒。 局外人發現這一點，即把中共更多地作為一個黑手黨組織而不是一個政黨去考慮，會很有幫助。黨的最高領袖是黑幫老大，下面坐著黑幫兄弟，即所謂常務委員會，常委們依慣例分割權力，每個人負責各自的領地——外交政策、經濟、人事、反腐敗等等。他們還應當作為黑幫老大的咨議員服務於老大，就他們各自負責的領域向老大獻計獻策。常委之外還有其他18名政治局委員，他們可以被看作黑幫頭目，負責執行習近平的指令，消除種種威脅隱患，以圖博得老大的青睞。他們的地位意味著特權，亦即在他們認為合適的時候自肥，沒收財產、吞併企業，而不必受懲罰。和黑手黨一樣，中共慣於使用不客氣的直接手段來得到它想要的東西：賄賂、勒索，甚至暴力。 共享是福 儘管自共產主義中國成立以來，以個人關係為基礎的權力和有靈活性的正式規則依然保持不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一件事發生了變化：即權力集中於一人的程度。從1960 年代中期開始，毛澤東對一切事務擁有了絕對的控制權和最終決定權，即便毛只是偶爾行使該權力，即便按照官方說法毛在地位平等的領導人中僅僅只是排名第一。而當鄧小平在1978 年成為中國事實上的領導人時，他削除了毛澤東的個人終身獨裁製。 鄧小平限定了中國國家主席兩個五年的任期制，並建立了集體領導模式，讓其他官員——首先是胡耀邦然後是趙紫陽——擔任黨的總書記，雖然他在幕後大權在握。1987年，中共決定改革中共中央委員會成員的遴選過程，名義上黨的監督和從中選擇政治局成員的機構。共產黨首次提出要讓候選人數量要超過當選席位——這算不上是民主選舉，卻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一步。即便有鄧的支持也不能保證成功獲選；例如，鄧小平曾承諾提拔毛派思想家鄧立群入政治局，但後者因未獲得足夠的選票而被迫退出政治生活。（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中央委員會選舉時，習近平勉強過關，在所有當選的中央候補委員中得票最少，這反映出黨內普遍反感「太子黨」的現象，亦即中共高幹子女靠裙帶關係而非能力崛起政壇。） 為尋求避免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國重演——那時毛主義的宣傳曾達到登峰造極——鄧小平也試圖防範形成對任何領導人的個人崇拜。早在1978年，一位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官員，他是我家關係親密的好朋友，在學校組織的一次去北京郊區參觀養豬場的活動中，他注意到華國鋒在此地視察時使用的物品——熱水瓶、茶杯等——竟然被陳列在玻璃櫃中，彷彿是一個宗教聖壇。我的朋友寫信給華國峰，批評個人崇拜，華就把這個陳列撤掉了。1982年，中共領導層甚至在黨章中寫入禁止搞個人崇拜的條款，他們認為這是獨特的危險。 鄧小平分權的意願僅僅到此為止；當胡耀邦、趙紫陽被認為在政治上過於自由化時，鄧先後將他們趕下台。然而，鄧的繼任者江澤民進一步深化政治改革。江將他的顧問團隊制度化，使其更像是一個行政辦公室。他向常委員全體成員徵求意見，以其多數票作出決定，並廣泛分發演講稿（徵求意見）。江還通過提高候選人與入選席位的比例，使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更具競爭性，乃至連太子黨，包括鄧小平的一個兒子，也會輸掉選舉。 2002年，胡錦濤接替江澤民後，中國進一步走向集體領導。胡錦濤以九位常委的「一致同意」來執政，眾所周知常委會被人們稱為「九龍治水」。但這種「平等」主義做法也有不利之處。只要有一個成員不同意，常委會就無法做出任何決定，這加劇了胡錦濤作為軟弱的領導人無法克服僵局的印象。將近十年，鄧小平開啟的經濟改革陷於停滯。但也有好處，因為需要一致同意，從而防止了輕率作出決策。例如，胡錦濤上任第一年，非典在中國爆發，胡慎重處理非典疫情，撤職了掩蓋疫情的衛生部長，並鼓勵幹部如實報告非典傳染的情況。 胡錦濤還試圖擴大使用任期限制。儘管胡錦濤在試圖設立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任期制時遭遇阻力，但他確實設法在省部級以下（含省部級）建立了任期制。更為成功的是，胡錦濤建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序：政治局委員要先經過中共高層的黨員投票選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通過這種准民主制度，習近平升到了權力的頂點。2007年，在中央委員會的擴大會議上，中共400多位高層領導人齊聚北京，以投票的方式，從200名部長級官員的名單中推薦組成政治局成員的25人。習近平得票最多。我懷疑，決定因素不是習作為浙江省委書記與上海市委書記的政績，而是投票人對他父親的尊重，以及來自於黨退位的老領導人的支持和壓力。在五年後的一次類似的投票測評中，習近平得票最多；在即將離任領導人的一致意見下，習被提拔到權力金字塔的頂端。他迅速著手消除中共幾十年來在集體領導方面所取得的進展。 孤家寡人黨 當習近平上台時，西方許多人稱讚他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有些人甚至認為，像蘇聯的最終領導人一樣，習近平會進行激進的改革，解除國家對經濟的控制，並使政治制度民主化。當然，結果證明這是幻想。恰恰相反，習近平作為毛澤東的忠實學生，渴望像毛一樣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記，遂著手建立自己的絕對權力。恰恰是因為之前的改革未能對黨的領導人進行真正的制衡，習取得了成功。現在，就像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再次上演獨角戲。 習近平鞏固權力的步驟之一是，解決他所謂的意識形態危機。習近平表示，互聯網對中共構成生存威脅，已經讓中共失去了對人民思想的控制。因此，習近平鎮壓博客作者和網上活躍人士、審查異議，並加強中國的「防火牆」、限制訪問外國網站，其結果是扼殺了一個新生的公民社會，並消除了能對習近平有所制約的公眾輿論。 他採取的另一個步驟是發起反腐運動，稱其為拯救黨免於自我毀滅的一項使命。由於腐敗在中國很普遍，幾乎每個官員都是潛在目標，這使習近平能夠利用這場運動進行政治清洗。官方數據顯示，2012年12月至2021年6月，中共共查處393名省部級以上幹部；這些幹部往往被當作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培養提拔；此外，63.1萬名負責在基層執行黨的政策的處級幹部被懲處。在整肅行動中，一些被習近平視為威脅的最有權勢的官員遭到逮捕，包括前政治局常委、中國安全機構負責人周永康，以及被視為習近平競爭對手、潛在繼任者的政治局委員孫政才。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幫助習近平崛起的人沒有被觸及，比如1990年代福建省委書記、最終成為常委的賈慶林，他在習近平權力攀升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儘管有理由相信賈慶林及其家人極度腐敗——據從一家律師事務所泄露的巴拿馬文件透露，賈的孫女和女婿擁有數家秘密離岸公司——然而賈家在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中安然無事。 習近平的策略並不含蓄微妙。我從一位黨內知情人士那裡得知，2014 年左右，習的手下登門拜訪一位公開批評過習近平的高官，威脅他說，如果不停止就要對他進行腐敗調查。 （他閉嘴了。）習的下屬在追捕他們政治清洗的對象時，經常向官員的家人和助手施壓。我在中央黨校讀博士研究生時就認識的前遼寧省委書記王珉，2016年被捕，就是根據他的司機的供詞；供詞稱王在轎車裡曾向另一位乘客抱怨升職被忽略。王珉後被判處無期徒刑，罪名之一是抵制習近平的領導。 一旦將對手趕出重要崗位，習近平就安插自己的人。習近平在黨內的派系被稱為「之江新軍」（浙江幫）。這個團體由習在擔任福建省和浙江省領導人期間的屬下組成，並囊括習的大學同學和中學舊友等。自從掌權以來，習近平迅速提拔他的追隨者，而往往超出了他們的勝任能力。他在清華大學時的室友陳希被任命為中共組織部部長，這個職位必須由政治局委員兼任，並有權決定幹部升遷。然而，陳希完全沒有相關資歷：他的五位前任都有地方黨務經驗，而他的職業生涯幾乎僅限於清華大學。 被習近平取消的另一項重大改革是「黨政分開」，這項改革旨在削弱強調意識形態控制的黨務系統幹部的權力，降低他們對政府機構的技術官僚和管理決策的干預程度。為了使官僚體系專業化，鄧小平和他的繼任者們試圖將政府行政擺脫黨務系統的過度干涉，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習近平開倒車，成立了大約40個臨時性質的「小組」，凌駕於政府機構之上並直接插手政府職能機構的事務。例如，與他的前任不同，習有自己的團隊來處理南海問題，繞過外交部和國家海洋局。 這些「小組」的作用是從中國政府首腦李克強總理手中奪走大部分權力，並將李的搭檔地位降低為助手一級。這種變化可以從李在公開場合的舉止中看出。李的兩個前任朱鎔基和溫家寶分別與江胡並肩而立，李則知道要與習保持距離，似乎是在強調各自權力的差異。此外，過去官方通訊和官方媒體都提到「江朱體制」和「胡溫體制」，但今天幾乎沒有人談論「習李體制」。在中國，黨和政府之間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矛盾——內部人士稱之為中南海的「南院」和「北院」之爭；中南海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習堅持讓每個人都他視為最高權威，加劇了這一緊張關係。 習近平還改變了常委會的運作方式。這在中共歷史上是第一次：每個政治局委員甚至常委，都必須通過定期向習近平提交報告，以表示向黨中央彙報工作，並且習近平親自點評他們的工作表現。曾經的常委之間的友情及平等相處一去不復返了。北京的一位前官員告訴我，作為七常委之一的王岐山——是國家副主席和習的長期盟友——曾向朋友抱怨，習和其他常委的關係已是「君臣關係」。 最厚顏無恥的改變是，習近平取消了中國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一如江澤民以後的每一位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同時擔任著三個職務：中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雖然兩個五年的任期限制僅適用於這三個職位中的第一個，但從胡以來就形成共識，即兩個五年任期制也適用於其他兩個職位，如此才有可能讓一個人同時擔任三個職位。 但在2018年，應習近平的要求，中國立法機關修改了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制。而且理由很可笑：官方公然稱這是為了使國家主席職位與黨和軍隊的職位保持一致，儘管顯而易見的改革應該是，增加對另外兩個職位的任期限制。 再來看個人崇拜。儘管黨章中仍然明確寫著「禁止個人崇拜」的條文，但習近平和他的副手們要求對最高領袖保持自毛以後未曾見過的高度忠誠和敬仰。2016 年至今，自從習近平被稱為黨的「領導核心」（前任胡錦濤沒有的頭銜）以來，在官方的人物照中，習近平位居其他常委成員之前。而習的肖像也效仿毛澤東，在政府機關、學校、宗教場所及家庭中到處懸掛。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道，習近平的屬下提議，將清華大學——習的母校、中國頂尖學府——改名為習近平大學。他們甚至主張，將習近平肖像掛在天安門與毛像並列。儘管這兩個提議都不了了之，但在2017年，習近平還是設法將習近平思想載入黨章，成為繼毛澤東之後唯一一位在任期內將自己的意識形態載入黨章的領導人，次年又載入國家憲法。2017年，官方新華社發表長文，給習近平冠以七個朝鮮式的新頭銜，讓習的前任們無地自容：「開創性領導人」、「造福於人民的勤奮工作者」、「新時代現代化建設總設計師」等，不一而足。 在黨內，習家軍正在開展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擁戴習繼續掌權以完成他開啟的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伴隨他們的強勢作為，他們的信息也被不斷簡化。今年4月，廣西自治區黨委書記提出了一個新口號：「永遠擁戴領袖、捍衛領袖、追隨領導」。模仿毛澤東「小紅皮書」的樣子，他們還發行了袖珍習語錄集，要求民眾背誦習語錄的內容等。習近平似乎不僅要做黨的偉大領袖，而且要當現代皇帝。 皇帝沒穿衣服 一般而言，一個政治體系越是以一個領袖為中心，這個領袖的缺陷和特點就越是舉足輕重。就習近平而言，這個領袖虛榮，固執，獨裁。 其實，習的這些品質在他掌權之前就已經暴露無遺了。2008年，習近平成為中央黨校校長，當時我在那裡任教。在次年的一次教職工會議上，中央黨校的二號領導傳達了習近平對教師們的一項威脅：「絕不允許有人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意思是拿著政府的工資卻私底下批評其制度。習近平的荒謬觀念——是共產黨而不是中國納稅人養著國家——令我感到憤怒，我在座位上反唇相譏。我大聲說：「共產黨吃誰的飯？共產黨吃人民的飯，天天砸他們的鍋。」沒有人舉報我，我的教師同事們同意我的看法。 習近平一旦掌權，就再也不能容忍批評意見。習近平慣於在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上不討論制定政策，而是動輒發表冗長的講話。根據官方數據，2012 年 11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間，習召集了 80 次政治局的「集體學習」，在會上就「學習」的特定主題進行長篇大論的講話。他拒絕下屬任何他認為會讓他難堪的建議，據王岐山（王是核心圈子人物、習第一任時出任中共中央常委）友人透露，王岐山曾建議習把對黨內要求的「八項規定」改名為正式的黨內製度。但即便這是相當諂媚的建議，也被習認為是某種冒犯，因為這不是他自己想出來的，習因此當場斥責了王。 不僅如此，習近平還是一個瑣細的管理者。正如許多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樣，他扮演著「掌管一切」的角色。例如，2014年，他就環保問題下達了17次指令——事無巨細的干預顯示出明顯的偏執。鄧、江、胡都認識到，管理一個像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必須兼顧地方事務的複雜性。他們強調，各級幹部要聽從黨中央的指示，但也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這種靈活性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為它為地方官員提供了創新空間。但習近平卻堅持他的指示要一字不差地被貫徹。我知道的是，一位縣委書記在 2014 年根據實際情況，試圖為中央的「八項規定」制定具體的執行規則，因為「招商引資」需要請客吃飯。然而，習得知這個創新嘗試後大發雷霆，指責這個縣委書記「妄議黨中央」——這項嚴重指控後來被寫入黨的紀律條例中，情節嚴重者可開除出黨。 中共有一個可追溯到毛時期的悠久傳統，即幹部可以寫信給最高領導人，提出建議甚至批評。然而，習近平上任後不久，那些嘗試這樣做的人得到了反面教訓。 2017年左右，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前國家主席的女婿劉亞洲寫信給習近平，建議調整新疆政策，停止關押維吾爾少數族裔民眾。他被警告不要再妄議習近平的政策。習近平拒不接受他人建議，杜絕了一個自我糾錯的重要渠道。 為什麼習近平與他的前任們截然不同，對別人的建議如此排斥？我認為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習有自卑情結。與其他中共高層領導人相比，習自知自己的教育程度很低。儘管曾在清華大學念化學工程，但習是「工農兵」學員之一，亦即1970年代根據政治可靠、階級出身而非學術成績被大學錄取的學生。相比之下，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是通過競爭激烈的考試被大學錄取的。2002年，當習是省級幹部時，他在清華大學獲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博士學位，但正如英國記者邁克爾·謝里丹所證明的，習的論文充斥涉嫌抄襲的例子。據我在中央黨校期間了解，高級官員經常將課業分配給秘書完成，而他們的教授則對此視而不見。事實上，當時習近平本應自己完成論文，但是他因擔任福建省省長而忙於工作。 錯誤先生 在任何政治體系中，不受約束的權力都是危險的。脫離現實、沒有集體意見的束縛，領導者就會輕率行事，而實施的政策往往不明智或不受歡迎，或兩者兼具。毫不奇怪，習近平要「掌控一切」的統治風格導致他做出諸多災難性的決定。其間的共同點在於，沒有能力把握指令的實際後果。 先來看外交政策：習近平擯棄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決定直接挑戰美國，追求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這就是為什麼他對外展開冒險性和攻擊性的行為，包括南海軍事化、威脅台灣、鼓勵他的外交官採用一種粗暴的外交政策風格，被稱為「戰狼」外交。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結成了事實上的聯盟，進一步疏遠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隨著各國厭煩了與之相關的債務和腐敗，習近平的「一帶一路」面臨著越來越大的阻力。 同樣的，習近平的經濟政策適得其反。開啟市場化改革是中共標誌性成就之一，它使數億中國人擺脫貧困。然而，習近平上台後，將民營經濟視為統治威脅，復辟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他加強國有企業，在民營企業建立黨組織來指導企業經營。他以打擊腐敗和實施反壟斷法為幌子，掠奪私營公司和民營企業家的資產。過去幾年，中國一些最具活力的企業，包括安邦保險集團和海航集團，實際上已被迫將業務控制權移交給國家。其他一些企業，如騰訊集團和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在新法規、調查和罰款的組合打壓下被迫屈服。2020年，大午農牧集團所有者、億萬富翁孫大午因公開批評習近平鎮壓維權律師而被誣告和逮捕，很快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他的企業在一次虛假拍賣中被賣給一家倉促成立的國有企業，收購價格只是原企業真實價值的零頭。 如所預期，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放緩，分析人士大多認為，未來幾年的增長速度會更慢。儘管有多重因素在起作用——包括美國對中國科技公司的制裁、烏克蘭戰爭和新冠病毒大流行等——但根本問題是中共對經濟的干預。政府不斷插手民營企業以實現政治目標的做法，早已被證明是生產率的毒藥。許多中國企業家生活在企業被沒收、自己被拘押的恐懼中，幾乎不再考慮投資創新。今年 4 月，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前景惡化，習近平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公布他對中國經濟困境的補救措施，包括退稅、減費、基礎設施投資、貨幣寬鬆等若干組合措施。但是，正因為這些舉措不能解決國家過度干預經濟這一根本問題，所以註定要失敗。 就習近平的控制欲而言，沒有哪件事比他對新冠病毒的反應更具有災難性。當這種疾病於 2019 年 12 月在武漢市首次傳播時，習近平對公眾隱瞞相關信息，以維護繁榮中國的形象。與此同時，地方官員被癱瘓了。正如武漢市市長周先旺一個月後在國家電視台上承認的那樣，未經上級批准，他無法公開披露疫情。當八名勇敢的醫護人員吹哨（揭露）疫情時，政府拘留了他們、強迫他們沉默。八人之一事後透露，他被迫簽署虛假供詞。 此外，習近平的瑣細管理偏好大大妨礙了對新冠大流行的反應。習近平不是讓政府的衛生團隊來制定政策實施細節，而是堅持由他本人親自來協調全中國的行動。後來，習近平自詡「親自指揮、謀劃應對、統攬全局、果斷行動、指明前進方向」。如果這是真的，那麼結果不會更好。事實上，他的干預導致一系列混亂和不作為；當地衛生官員收到北京的混亂信息，手足無措而拒絕採取行動。據我從國務院（中國最高行政當局）的消息人士處獲悉，李克強總理提議在 2020 年 1 月上旬啟動應急響應機制，但習近平因擔心妨礙正在進行的春節慶祝活動籌備而拒絕批准。 2022年2月，當奧密克戎病毒變異株在上海肆虐時，習近平再次選擇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應對方式。我從國務院的一位人士那裡了解到一些決策過程的細節：上海疫情爆發不久，舉行了一次有約60名流行病專家參加的在線會議。與會者一致認為，如果上海嚴格按照最新公布的官方指導方針包括放寬隔離要求，那麼，這座城市的生活就可以大致照常進行。上海市黨政系統及衛生系統很多官員都支持這種做法。然而，習聞言大怒。他拒絕聽取專家意見，堅持強制執行他的「清零」政策。上海數以千萬計的居民被禁止外出，即使是去購買食品、尋求救命的醫療服務也不允許。有的人死在醫院門口，更有人從公寓樓跳樓身亡。 就這樣，上海這座現代的繁榮城市變成人道主義災難地，人們忍飢挨餓，嬰兒與父母被拆散。倘若領導人更開放地接受影響性的意見或被更有力的制衡，似乎不太可能實施如此嚴厲的政策；抑或一旦成本和民怨變得顯而易見，起碼會改弦易轍。但對習近平來說，收回成命就好像是承認錯誤，絕無可能。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中共領導層從來不是鐵板一塊。正如毛澤東所說，「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向來如此。」個人關係是這些派系的主要組織原則，而這些派系群體傾向於把他們自己排列在從左到右的譜繫上。換句話說，雖然中國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呈現為個人化的派系，但在國家的政策方向上確實存在著不同，而每個派系都傾向於把它自己與老祖宗的思想聯繫起來。 譜系左邊（左派）是那些致力於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人士；左派在鄧時代以前佔主導地位，主張繼續進行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左派目前囊括以毛澤東命名的諸多子派系、還有已故的陳雲（鄧小平時第二號權勢領導人）、薄熙來（習近平上台前被邊緣化並被監禁的前政治局委員）以及習近平本人。在基層，左派還包括少數政治上無能為力的馬克思主義大學生隊伍，以及因鄧小平改革而下崗的工人。 譜系中間（中間派）以鄧小平的政治後裔為主。因為今天的幹部大多是在鄧時期培養出來的，所以中間派是主導中共官僚體系的派系。中間派支持全面的經濟改革和有限的政治改革，所有這些都是為了確保黨的永久統治。中間派還包括退休的江澤民和曾慶紅（前國家副主席）的團體，以及一個名為「團派」的團體，由前中共領導人胡錦濤、現任總理李克強的支持者組成。 最後是譜系右邊的右派。右派在中國語境中指主張市場經濟和溫和權威主義（乃至主張憲政民主）的自由主義者。我屬於這個陣營，在三個陣營中實力最弱。右派囊括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追隨者，胡趙是鄧小平之下的中共領導人。或許可以說，右派還包括在2003至2013年間擔任中國總理的溫家寶，溫至今仍具有影響力。在2010年的一次採訪中，他被問及政治改革問題，溫家寶回答說：「我不會屈服，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 習近平面臨來自上述左中右三個派別日益增多的反對。左派雖然最初支持他的政策，但現在認為他在重振毛澤東的政策方面做得不夠，其中有些人在他鎮壓勞工運動後對其幻想破滅。中間派不滿於習近平對開經濟改革開倒車。右派則完全被噤聲，習近平取締了哪怕是最輕微的政治辯論。 派系分歧在政治局常委中可見一斑。其中常委成員韓正被廣泛認為是江派成員。尤其是，李克強與習近平似有分歧，而官員之間的爭吵正在進入公眾視野。長期以來，李克強一直在悄悄抵制習近平的清零政策，強調需要企業重新開工和保護經濟發展。今年5 月，李克強在一次在線會議上對 10 萬名幹部表示經濟狀況比預期更糟糕，而習近平的盟友隨即發起反擊。他們透過新華社為習辯護，稱「中國經濟發展前景一定會更加光明。」作為抵制習近平疫情政策的象徵，李和他的隨行人員拒絕戴口罩。4月，李克強在南昌市的一次演講時，李的助手要求與會者摘下口罩。截至目前，李克強一直忍讓習的專橫跋扈，迫不得已默許習繼續清零政策。或許，他不久就會達到忍讓的臨界點。 在官僚機構中，精英階層的憤慨正向下擴散。在習近平上任初期，隨著他展開權力「洗牌」，官僚機構中的許多人日益不滿和失望。但他們的抵抗是被動的，表現為不作為。許多地方幹部請病假，或找借口拖延習的反腐行動。 2021年底，中共中央紀委公布，當年1至10月，共查處「貫徹落實習近平和中央重要指示精神不力」案件24.7萬件。在上海封城期間，抵抗變得更加公開。在社交媒體上，地方官員公開批評清零政策。 今年4月，上海三林鎮居委會成員集體辭職，並在公開信中抱怨他們被關在辦公室24天，無法與家人見面。 尤其令習近平不安的是，精英們的不滿情緒正在向公眾蔓延。在一個威權國家，不可能準確地衡量民意，但習近平嚴厲的清零措施很可能讓大多數中國人失去對習的好感。早在2020年2月，房地產大亨任志強就發出異議的聲音，他稱習是應對疫情不力的「小丑」。（經過一天庭審，任被判處 18 年有期徒刑。）中國社媒平台上充斥著普通民眾懇求習近平結束清零政策的視頻。 今年5月，一個自稱「上海自救自治委員會」的團體在網上發布了一份宣言，題為「不要做奴隸——自救」。該文件呼籲上海市居民與封城作鬥爭，並組建自治機構互相幫助。在社交媒體上，一些中國人不無諷刺地提出，抗擊疫情最有效的辦法是儘快召開二十大，以阻止習近平繼續執政。 儘管習近平聲稱消除了貧困，但大多數中國人仍在艱難度日，入不敷出。正如李克強在2020年所透露的，中國仍有6億人（約佔其人口的 40%）月收入勉強達到1000人民幣。根據香港《南華早報》獲得的數據，在 2021 年1至11月期間，約有440萬家小企業倒閉，是同期新註冊公司數量的三倍多。面對金融危機，地方政府被迫削減政府工資、包括教師工資，有的高達 50%。地方政府很可能會尋找新辦法，從民營企業和普通公民那裡掠奪財富，從而製造更多的經濟苦難。 經過40年的開放，大多數中國人不想回到毛澤東時代。在中共精英內部，許多人對習近平打破傳統的權力分配規則不滿，並認為他的魯莽政策正在危及黨的未來。結果是，自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以來，中國領導人第一次不僅要面臨內部異議，而且要面臨民眾的強烈反對、以及社會動蕩的真正風險。 再來五年？ 心懷不滿是一回事，訴諸行動是另一回事。中共高層人士知道他們會被指控腐敗，因此他們不敢與習近平作對。而高科技監控被認為如此普遍，以至於包括退休的國家領導人在內的黨內精英，都不敢在官方活動之外相互交流，即使是日常事務。就公眾而言，他們保持沉默，因為受到審查、監視、以及害怕被抓捕。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的反對者專註於使他出局的合法途徑：在即將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拒絕他連任第三個任期。 或許是感覺到了日益嚴重的失望感，習近平盡其所能地讓競爭環境對他有利。當然，最重要的投票者是他的常委同僚，他們最終對習的去留具有最大的發言權，部分原因是他們對中國立法機構成員的掌控。習近平很可能已盡最大努力確保常委會成員的支持，從承諾他們繼續掌權到不對他們的家人進行調查等。 幾乎同樣重要的是軍隊，因為拒絕習近平的連任可能需要將軍們的支持。宣傳人員經常強調「黨指揮槍」，但中國領導人知道，實際上總是「槍押著黨」。儘管習近平多年來一直有步驟地提拔自己的人來充實將軍群體，但從軍隊將領的言論看，在對習近平個人忠誠和對黨的中央軍委這個機構忠誠之間，他們搖擺不定。（習近平掌握軍權。） 有跡象顯示，在軍隊將領中仍然存在著反對者。去年12月，我從中國的幾位聯繫人那裡得知，因批評習的維吾爾政策而受到習近平指責的劉亞洲將軍與他的弟弟同時「失聯」了，他弟弟也是將軍，兄弟倆的房子都被搜查。這一消息在軍方引起震動，因為作為前國家主席的女婿，劉亞洲通常被認為是不可觸動的。習近平通過拘留劉亞洲兄弟倆，向太子黨及軍隊高層發出了迄今為止最強烈的警告：他們必須站隊。 此外，習近平加強了表面上的反腐運動。2022年上半年，共查處省部級以上幹部21人（含省部級），廳局級幹部1237人。其中，中國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一直受到特別關注。今年 1 月，中國國家電視台播出了孫立軍的供詞，孫曾是中國公安部副部長，被指控犯有腐敗罪，面臨被處決的可能。根據中共中央紀檢委的說法，孫的罪過是「成伙作勢控制要害部門」、「政治野心極度膨脹」以及「政治品質極為惡劣」。 3月，孫立軍的上司、中共中央委員、中國司法部長傅政華也被控貪污，並被免職和開除黨籍。信號很明確：要麼忠順要麼垮台。 習近平為進一步保證他能連任第三個任期，對退休的中共幹部發出含蓄的威脅。長期以來，中共大佬在中國政治中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例如，在 1989 年，正是退位大佬把趙紫陽拉下馬的。今年1月，習近平劍指這一群體，宣布政府將通過對各地工作「倒查20年」來「清理系統性腐敗，消除隱患」。 5月，中共收緊了對離退休幹部的指導原則，警告他們「不得公開妄議黨中央的大政方針，不得散布負面政治言論，不得參加非法社會組織的活動，不得利用原有的權威、地位及影響為自己和他人謀取利益，堅決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思想。」 更進一步，習近平努力確保出席中共二十大的2300名代表的支持，其中三分之二是各地的高級官員，三分之一是在基層工作的普通黨員。依據對習近平的忠誠度，與會代表經過了仔細篩選。為了防範在大會上出意外，出台禁止「非組織活動」的禁令，以禁止代表們在省代表團的正式小組會議之外串聯，限制代表們組織反對特定政策及領導人的能力。 在中共二十大召開前的幾個月里，中共內部的暗鬥可能會愈演愈烈。習近平可能下令逮捕更多高級官員、進行更多審判，而習的批評者也會泄露更多信息、散布更多謠言。與西方分析家的一般推測相反，習的第三個任期尚未板上釘釘。日益增多的反習人士可以成功地將他趕下台，只要他們能夠說服多數常委；習已經失去了中共基層黨員的支持；或者他們能夠說服黨的大佬們進行干預。一旦經濟危機、社會動蕩加劇，即使是最堅定的盟友也會起來反對習；不能說完全沒有這種可能。儘管如此，今年秋天最可能的結果是，習通過操縱程序、恐嚇對手而獲得他在黨內的第三個任期，並因此得以連任國家和軍隊的領導人。就這樣，鄧小平執政以來唯一有意義的政治改革將化為烏有。 無制約的習 然後怎樣呢？毫無疑問，習近平將把其勝利看作是某種授權，亦即為實現中共振興中國的既定目標，他可以為所欲為。他的野心將上升到新的高度。當打壓民營企業而導致振興經濟的努力失敗後，習近平將加倍推行他的中央集權經濟政策。為了維護權力，習將繼續先發制人地消滅任何潛在的競爭對手，加強社會控制，讓中國越來越像朝鮮。習近平甚至會在第三個任期之後試圖繼續掌權。膽大妄為的習近平很可能會加速在南海爭議地區的軍事化，並試圖強行接管台灣。伴隨習近平不斷追求中國的支配地位，他也將讓中國進一步孤立於世界。 但是，所有上述舉措都不會讓黨內的不滿情緒神奇般消失。即便獲得連任也不能減少中共內部對習擴權、搞個人崇拜的反對聲浪，更不能解決習在民眾心目中日益惡化的合法性問題。事實上，習近平在第三個任期內的可能舉措，很可能會增加戰爭風險、社會動蕩和經濟危機，從而進一步加劇現有的不滿情緒。即使在中國，僅僅靠武力和恐嚇來掌權是行不通的，政績表現依然重要。毛和鄧都靠成就贏得權威——毛擊敗國民黨、解放中國，鄧開放中國、開啟經濟繁榮。相比之下，習近平沒有可稱道的勝利，也沒有犯錯的餘地。 在我看來，中國改變習路線的唯一可行方式，是最可怕也是最致命的：在戰爭中屈辱地失敗。如果習近平攻擊他的首選目標台灣，戰爭可能不會按計划進行，而台灣在美國的幫助下，將能夠抵抗入侵、並對中國大陸造成嚴重破壞。在那種情況下，精英和大眾將會拋棄習近平，這不僅為習個人垮台鋪平了道路，甚至也可能為中共垮台鋪平了道路。追溯歷史先例，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