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国逻辑下，我们的悲伤无处安放

泸定地震了，6.8级。至今造成88 人死亡、30人失联。

在距芦山7.0地震发生9年、5.12汶川8.0级大地震14年后，我的家乡四川，再次伤痕累累。

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震央甘孜州的官府发布禁令称，因为防疫的原因，禁止民间志愿者前往灾区；72小时后，官媒发出了筹备多时的特稿，描绘了官方救灾人员的丰功伟绩，大意是，在悬崖和滑坡落石危险中，坚持救援。俗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汶川地震后斗转星移14载，依然是丧事喜办，套路没变。而我们的悲伤排山倒海，却无处安放。

14年前，我正在重灾区一线，亲眼目睹了这场人间悲喜剧：

在尸骨累累的绵竹县红白镇小学，我听见的是遇难孩子父母的彻夜的哀哭，渐至嘶哑，最后无声。与之相伴的，是那些在废墟中乱窜的失去主人的野狗，它们在苦苦地寻找永不再回来的主人，这些丧家之犬彻夜发出像狼一样的哀嚎。

另一方面，当听说高级领导要来，那些原本正在废墟中搜寻的军队，立即早早地列队在公路边数小时，准备著以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夹道欢迎。

那一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北川中学的临时授课点写下四个字：多难兴邦。

但我知道，个体的多难，仅仅是下一次灾难的开始，从来无以兴邦。

那时候，一家南方的报社被勒令召回记者，只是因为他们记录了死者亲人的悲伤。记者在被迫离开的时候，发表文章《在时间的长河里》以示抗议。

从5月的泪流成河，到6、7月的感动中国，再到决战红八月，尸山血海背后的悲伤，被轻轻翻过。至于悲伤的失独家长、孤苦无依的老人、失去父母的孤儿，从此不再是党国宏大叙事的主题。任何试图深度触及这个话题的人，都会被牢狱加身，如四川作家谭作人等。

那些14年前汶川震区的孩子们，现在已经成年，他们甚至无法知道谭作人的故事。在时间的长河里，他们，以及我们的悲伤仍在流淌，抑郁成疾，但无可诉说。

这一切，在9年前的芦山地震时重演。

灾难发生5个小时后，当我孤身一人翻山越岭进入震中的时候，所谓官方和军方的救灾队伍，正被堵在乡道上寸步难行，旌旗招展。

震天的口号，旌旗招展，从北川，到汶川，概莫例外。但我知道，真正的救灾，是不需要旌旗的。

如果说那一次他们有甚么变化，就是闭口不谈孩子们的伤亡，就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尽管，我亲眼目睹了名叫武杰的16岁少年的葬礼。他在睡梦中死于邻居倒塌的山墙。葬礼之后，他那一直强忍悲伤的父亲躲在废墟里突然嚎啕大哭。

从汶川到芦山，再到泸定，14年三震，其中还有频发的鲁甸、川南地震。但所有关于救灾的故事都如出一辙：徒步突进震中、徒步翻越悬崖、徒步运送伤患、救灾部队浑水煮泡面……

但不要指责那些中国的一线记者们，丧事喜办——这是党国宣传的逻辑，也是从业者消极抵抗的方式。正如一个前同事所说，我们无力反抗，但可以一本正经的恶搞。

事实上无论是汶川、芦山，还是泸定地震，都有人祸的痕迹。川西地震，几乎都涉及水电，川南地震，基本和叶岩油开采有关。但无论是汶川地震中的紫坪铺水库、泸定地震中的大渡河水电站、川南的叶岩油，都已经成为绝对的敏感词。

14年前，我们还可以公开调侃温家宝先生的“多难兴邦”。而如今，在中国，连这种调侃都已成为不可能。

党国语境下，汶川大地震中的民间互助和感动已消失殆尽，集体主义正在回潮，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剩下了我们的苦难和他们的表演。至于个体的权利，更是无足挂齿。这让人不寒而栗。

泸定地震之后，那些民间的义和团们，以抗疫的名义，对不戴口罩的邻居拳打脚踢；社区保安，就可以锁住人们的逃生之路。美其名曰：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围观者，却一片欢呼。

老舍说过，“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著无耻的笑声。”是的！我明白他的绝望。14年来，从汶川到泸定，在党国逻辑下，我们的悲伤，永远无处安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