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汽車銷量下滑 官方推出解救方案
2026 年 6 月 27 日
本专栏上篇文章《赵克志和郭声琨的下场取决于曾庆红对习近平连任的是否支持？》刊登和播出的次日，习近平当局对外宣布了二十大的“前戏”十九届七中全会，也就是十九届最后一次全会的召开时间是下月9日，同时宣布了中共二十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建议”时间是下月的16日。 依照惯例，最后一次本届中央全会上的例行公事之一是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而在此之前，党章是否又会修改并不对外公开。众所周知，中共政权是1982年召开十二大以来，历次党代会上都对党章做过修改，修改内容最多、篇幅最大的就是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依笔者之预测，二十大如果再次修改党章的话，修改篇幅远不会有十九大那么多。 十九届七中全会上，还有一项重要的例行公事就是对本届中央委员会进行“清仓”，同时递补一批中央候补委员为中央委员。比如，5年前的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就听取了中央纪委、中央军委对孙政才、王建平等15人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孙政才、黄兴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树林、王三运、项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云峰、杨崇勇、莫建成开除党籍处分，给予李立国、杨焕宁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给予张喜武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份15人名单中的前面12人，包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及时任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内，无论是否被司法追究，其被开除党籍的处分都已被在是次中央全会召开之前陆续对外公开；对后3个分别获留党察看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者，都是首次对外宣布。其中的李立国是此前的国务院民政部部长，杨焕宁则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以此类比，那么下月9日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上，对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清仓” 内容，毫无疑问是包括了对十九届中央委员、前司法部长傅正华，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法院前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前南京市委书记和江苏省委副书记张敬华等人被开除党籍的“确认”；以及对十九届中央委员、前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李佳（女）给予撤消党内职务处分的确认。 相比于五年前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十九届七中全会上对本届中央委员会的“清仓”工作已经远不是那么繁重和庞杂，数量上大概是1:10的比例；而从被“清仓”者的最高政治级别角度比，也已经从政治局委员降至普通中央委员。 自1987年中共党的十三大召开至十九大召开之前为止，每两届党代会之间都会有至少一名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被查办。但十九大闭幕至今，距中共二十大召开的时间只剩一个半月的时间，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里，以及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和在任其他副国级，比如国务委员、“两高”院长，以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副职领导人里，都还没有被公开处分者。 除了如上已经被对外公开的肖亚庆和李佳，下月初将召开的十九届七中全会上，将会宣布对另外某个甚或某几个正省部级的当届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进行党纪处分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公开宣布对某个副国级的在任领导人进行党内处分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了。如此说来，赵克志也好 ，郭声琨也好，被习近平恩准在二十大上“平安降落” 的可能性是一天大于一天。也就是我们本专栏过去文章中所说的，对他们两人的“内部冷处理”– 即只给予比留党察看还要轻微的党内处分，比如党内警告，至多是严重警告，甚或只是内部“通报批评”，同时令其所担任的主要职务“自然终止”，即“到点下车”的可能性，一天大于一天。因为但凡此二人从政治忠诚角度不被习近平怀有太大疑心，习近平本人也不愿意给外界一个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从上到下全都烂透了的印象。 当然，因年龄原因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不再连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者，“平安降落” 之后终究还是没有逃脱被整肃的先例，也是大有人在。从政法系统的角度，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周永康了。 10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已经被外界猜测因为“挺薄”有了麻烦的周永康，以在新疆“全票当选”的十八大代表的身份在会场上神采飞扬。央视的新闻镜头里，也有他和胡锦涛、习近平等人“亲切握手致意” 的照片。 日后从网上可以查到，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上“荣退”一年后的201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央纪委在查办案件中发现的周永康违纪线索情况的汇报，决定开展相应核查工作”。 但是，这一消息当时并未被对外公开。直到2014年7月底，中共当局才对外公开宣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央纪委开展核查工作情况的汇报，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 而根据中共官方当时那段时间的公开报道内容，周永康“荣退”后的次年，即2013年10月份，还有很是高调的公开活动。足见当时的周永康失去自由的时间应该是在2013年年底，也就是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开展核查工作”之后。 依此类推，对整个公安系统内形成了一个“孙力军政治团伙”至少应该负“失察”之责的郭声琨也好，赵克志也好，即使在下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平安降落”，“麻烦还在后头”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而本文和本专栏下篇文章中要继续讨论的是，他们这两个现在还分别挂着书记和副书记名头的中央政法委成员，将会在下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之后如何改组。话题就要从今天刚刚被宣布为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应勇的“东山再起”、“咸鱼翻生”说起。 大概是3天之前，有香港媒体署名作者援引中共最高检察院的内部消息说，本被视为二十大政治局新贵，但今年3月因“年龄原因”卸任湖北书记，转任中国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界以为他“退居二线”被仕途看淡的应勇的身影，已经于8月20日左右出现在最高检察院。最高检察院的党组会议上已经宣布，中央任命应勇为最高检察院党组副书记，排名在另一名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正部长级）童建明之前。 当时的这则消息来源中，也还说了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于今年至9月2日在北京举行，届时会任命应勇为最高检副检察长。 果不其然，今天的中共官方媒体已经宣布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2日经表决，任命应勇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与此同时，中共官媒也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应勇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检察官的公告》，公告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张军”。 回顾以往，最近的一次由张军以首席大检察官身份任命一个一级大检察官的时间，是2020年5月20日。当时的被任命者童建明，担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已经近两年，严格说是1年零11个月的时间了。只不过是他在被宣布为一级大检察官的前几天，刚刚被中组部宣布为最高检党组副书记和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正部长级）。中共官网此前宣布，2018年6月22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童建明、陈国庆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任命。 童建明此前的职务先后是最高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办公厅主任，最高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河北省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依其如此资历，现如今当然只能排名卸任省委书记、毕竟还是十九届中央委员的应勇之后。 也是在今天宣布应勇为最高检察院副院长的同时，百度百科等也都奉命把应勇的词条修正为“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检察院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一级大检察官”。 与此同时，最高检察院网站也重新排列领导人名单，张军之下就是应勇，童建明从老二变成了老三。 笔者注意到，即使是必须严守新闻纪律的中共内地新闻媒体，也还是要想方设法表示出一点对应勇这一年内职务上的“起死回生”的好奇。比如，一家内地媒体报道此新闻的标题就是《湖北省委原书记应勇履新最高检 政法老兵重回政法一线》，内容中强调“此次任职最高检，将是应勇今年来的第二次履新。2020年2月，应勇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赶赴湖北任职，在湖北工作770余天；2022年3月，应勇卸任湖北省委书记职务，后赴京担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番履新最高检，这位政法老兵重回政法阵地……。” 笔者在这里把应勇今年内的职务变化说成是“起死回生”， 是因为这个月球人都知道其为习近平铁杆亲信之背景的应勇，在今年4月被宣布从湖北省委书记改任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二线职务时，虽并未达到65岁的正省部级一线职务的封顶年龄，但仍然还是被新华社的报道中特别解释了一句“因年龄原因”，从在中共政坛上的政治前途看当然是“日落西山”。而从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挂名副主任返回一线，出任最高检察院排名第一的副检察长、一级大检察官及党组副书记，而且是赶在距二十大召开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宣布，毫无疑问是要在二十大上继任中央委员，并在此基础上或者入局，或在明年三月接任与政治局委员一样都是副国级的最高检察长。可以戏称是“咸鱼翻生”，是不是也可以说成是政治上的“起死回生” ？ 从今年3月底离开湖北省委，到十几天以前突然现身在最高检察院的那段时间的应勇，只不过是完成了一段基于某种特定需要的“诈死”，也是很有可能的。 关于习近平的铁杆政治亲信应勇，笔者过去几年来已经在本专栏有多篇文章分别介绍了他的过去，分析了他的现在并预测了他的未来。比如，去年6月的《十堰大爆炸案的真实死亡人数与应勇的副国级晋升前景》、去年7月《谁会与应勇竞争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去年11月的《应勇和彭清华都是最可能升任副国级的省级党委一把手》等。 但是，今年3月应勇突然被宣布免去湖北省委书记实职，并被新华社特地强调为“因年龄原因”之后，笔者也曾一度怀疑，这个应勇是不是因为什么外界猜测不到的原因失宠于习近平了？ 而现如今，无论是先安排应勇“退居二线”然后又赶在二十大召开前夜宣布他重返“政法一线”，为晋升副国级热身的这一番骚操作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幕后考量，或者是基于我们外界无法猜测到的复杂人事斗争原因，他应勇在下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之后，以65岁的年龄晋升副国级的前景，已经和习近平连任第三届中共党魁一样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至于他应勇未来是否会如同今天几家港媒上分析的，接任张军的最高检察长，还是其他副国级实职，甚至直接在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入局，将是我们下篇文章的分析重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外界瞩目的中共“二十大”已经正式确定在10月16日召开。确定日期，通常表明中共内部已经针对人事问题，以及未来五到十年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二十大”本身，其实也就是一个对外正式宣布的形式而已。中共高层格局，至此可以说大局已定。当然，大家未免还是会好奇：已经确定了的“大局”，内容到底是什么？前一段海内外疯传习近平受到党内元老批评，可能无法如愿连任，是否有可能成为现实？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回到中国官方媒体在“二十大”日期确定之后发表的具有定调性质的社论文本去分析，可能更有依据。因为这些社论的推出，毫无疑问是为“二十大”的结果进行铺垫，发出政治讯号。而最新的一篇，就是9月2日新华社发表的重磅文章，题目为《复兴之路，真理之光 — 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这篇具有新华社社论规格的文章，旨在总结习近平执政十年来在执政理念上进行的所谓“创新与发展”。但文中的一些表述给外界发出强烈的讯号，那就是未来中国的发展，仍将是在习近平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句话就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鲜明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北戴河会议上最终确定的结论，而强调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使得习近平继续掌控中国未来发展的政策，可以说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文中再次重申“共同富裕”这项国策，说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这里不仅提出了未来习近平第三任可能作为主要论述框架的新名词“中国式现代化”，而且把习近平一意孤行提出的共同富裕，列为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内容，很明确地表示习近平的治理路线不会改变，而过去一年对于共同富裕政策的反弹和不同意见已经被平息下去。文中最后一句话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创造新的更大奇迹，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这句放在文章最后，是总结性的一句，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未来的中国发展仍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等于再一次发出政治讯号，那就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将继续连任。 当然，不到“二十大”结束，针对人事问题，我们还不能下任何绝对的结论。外界最新的传言“习上李不下”，也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趋势。但不管人事上有怎样的调整或不调整，有一条现在应当是可以确定了，那就是：在未来五到十年的时间中，中国仍将笼罩在习近平路线的阴影下，习近平对中共和军队的控制仍将是绝对的，他十年前提出的口号和目标仍将是中共的最高指导思想。对此而言，他在不在原来的位置上，其实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中国，仍然摆脱不掉习近平。
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政治转型与民主化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大变革。尤其是对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政治转型的同时还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其变化之巨、影响之深，必将导致主导政治转型的戈尔巴乔夫身处国内国际极端分裂的两极评价之中。这位前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8月30日去世之后，西方社会相继表示悼念之情非常一致：结束了苏联帝国，终结了冷战。但在他的祖国俄罗斯，引起的反应却是另外一极。作为经历过苏联崩溃后的世界剧变的一代中国知识人，我深知，作为一位终结旧苏联体制却未迎来新世界的戈尔巴乔夫，其肉身虽然还归道山，但有关他的两极化评价还会延续下去。这种评价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俄罗斯未来的命运，及这个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二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欧未来的走向；三是全球政治格局与地缘政治的变化。 西方世界视为结束苏联帝国的世界英雄 对这位苏共前总书记的评价可谓汗牛充栋，本文长话短说，挑最有代表性的。 理查德•莱亚德（美国人）在《俄罗斯重振雄风 新俄罗斯经济政治指南》中简明概括：“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时，做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决定：第一个决定是，如果东欧想抛弃共产主义，苏联将不进行干涉；第二个决定是，在苏联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他同时开始了这两种改革。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决定了后来发生的大部分事情。政治改革注定要导致民主，在6年的时间内，苏联的政权便瓦解了。” 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冷战的结束完全归功于一个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他，一切变化都不可能发生。” 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称赞他在（苏联解体）和平进程中发挥的领导作用，称这个进程塑造了当时国际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文如下：for his leading role in the peace process which today characterizes important pa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要言之，戈尔巴乔夫在东欧剧变、两德统一等事件上的作为完全符合西方的预期与利益，因此西方世界普遍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世界英雄。这一评价迄今未变，在戈尔巴乔夫逝世之后，《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及所有悼念辞都将以前的评价再次重复了一遍。 因俄乌战争与俄罗斯处于敌对状态的德国的哀悼之情较他国更深。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对戈尔巴乔夫为德国统一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前总理默克尔在她的网站上称赞戈尔巴乔夫是“一位独特的世界政治家”，如果没有他的开放和改革的勇气，“民主德国的和平革命是不可能的。”现任总理朔尔茨赞扬他为使欧洲的民主和自由成为可能，做出了贡献。《图片报》情真意切地说，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戈尔巴乔夫离世应该是全国哀悼的原因，没有他就没有德国的统一。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历史领袖，德国首都的一个大型中央广场应命名为戈尔巴乔夫广场，通往广场的街道应该有科尔大道和布什（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街，这是德国统一的三位父亲。 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葬送者 但俄罗斯人的评价与西方相较犹如冰火两重天。戈尔巴乔夫病逝的消息传开之后，网上欢呼“乌拉！”的声音一片，还有“请向叶利钦问好，你们会在同一个锅里被煮”、“他从没悔改，他是人民的叛徒、国家的叛徒，我希望他能尽快地将他的西方朋友带走”、“建议将8月30日设为一个欢乐的假日”——对此我并不意外，早在今年6月，我在推特上曾看到一条消息，戈尔巴乔夫因病重入院，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表示，“在发生这一切后（指俄乌战争），这位前总书记非常担心，他死后会发生什么……对他，尤其是现在俄罗斯人正浴血纠正他所犯下的错的背景下，他病危的消息评论区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欢呼。” 如果要说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有何变化，只能遗憾地说离苏联崩溃时日越远，评价越糟糕。1999年，俄罗斯有一家名为社会舆论基金会的组织，就20世纪的俄罗斯领导人谁对国家造成最坏的影响进行了民意调查。戈尔巴乔夫以34%的得票率高居榜首，叶利钦以30%的得票率紧随其后，戈、叶两个苏联解体前后的主角，成为俄罗斯人心中两个“坏人”。2012年，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在近百年俄罗斯历任领导人中，戈巴卓夫的具体政策最不受欢迎，仅14%的受访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具体政策是对的，低于沙皇尼古拉二世（31%），斯大林（近28%），赫鲁晓夫（24%），叶利钦（17%）。高达61%的俄罗斯人认为普京的政策更正确。2021年3月2日，戈尔巴乔夫90岁生日时，俄罗斯网民对他的评价民调只有5%的人持正面态度，94%对他持负面评价，1%称“说不清“。 前苏联最后一位被授予元帅之衔的军人是德米特里·亚佐夫，他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及普京都有密切共事之谊，他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也许最能代表俄罗斯人的看法。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葬送者”，内政上，“他是一位经济改革的天才，是在当时苏联百姓‘排队买面包’的窘迫生活下的国家人才。……他是天才，但是并没有领导苏联的能力。他做出一个个仓促的决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逐步将苏联推向了深渊。”在美苏冷战上，“为了避免同美国的战争，戈尔巴乔夫所做的只是退让。为了展现出自己的诚意，作为核武器‘执剑人’的戈尔巴乔夫主动提出减少核武器的储备，并宣布要计划裁军。” 通过俄罗斯民众对戈尔巴乔夫的负面评价，可以了解到一个西方认为完全不正常的现实：俄罗斯人依然怀念苏联时期的美好生活，以及苏联给民众带来的自豪感；俄罗斯人认为，是戈尔巴乔夫使俄罗斯沦为二流国家，造成了苏联崩溃之后的普遍贫困。 戈尔巴乔夫本人的纠结 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这个奖代表的是西方世界对他的肯定，而不是本国对他的赞扬。1991年8月那次试图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虽然失败了，但大大削弱了他的地位，迫使他于1991年12月25日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次日苏联正式解体。戈尔巴乔夫曾于1996年试图重返政坛，在总统大选中向时任总统叶利钦发起挑战，但最终的得票率不到1%。所有这些，对戈尔巴乔夫退休后的心理状态造成极大的影响。此后，他只能从访问西方与赞赏他的西方政要的交流中得到肯定与安慰，对俄罗斯人的不满，只能持续不断地辩解，这从他陆续发表的著作中有痕迹可寻： 在1995年出版的两卷本《生活与改革》(Life and Reforms)一书中，戈尔巴乔夫写道：“我不会对自己发起这些改革推卸责任，因为我仍然深信，这些改革至关重要，最终将为我的祖国的福祉服务，并将有利于世界。”2012年，他人为他写的回忆录标题为《孤独相伴》，书名就表明了他在本国感受到的落寞。据德国电视二台报道，戈尔巴乔夫最后于2017年出版的《我依然乐观》（I remain an optimist） 是关于他对德国人和西方的失望。具体而言，他抱怨人们正在把俄罗斯绘制成新的敌人形象。 现实正如英国政治学者彼得·雷德韦（Peter Reddaway）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西方）看到了戈尔巴乔夫最好的一面。苏联人看到的是另一面，并且指责他有错。” 前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的一生，后人曾以一块黑白大理石墓碑寓意了他的人生。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一生，注定被定格于1990年代初结束苏联铁幕统治与终结冷战的高光时刻。他的逝世时间点正逢全球化1.0版结束、大重置（全球化2.0版）到来，俄乌战争尚不知将以何种形式结束之时。俄罗斯本土与西方对他的两极评价是如此的对立与爱憎分明，因此，戈尔巴乔夫注定将拥有评价截然不同的两块墓碑，由俄罗斯与西方分别书写。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随着时代发展，共产奴隶现在的称呼是“甘愿被收割的韭菜”，韭菜仍具奴隶本性，还多了一个功能：跟党走，被党宰割。 老共洗脑教育大功告成，把中国人变成共党人或称马克斯信徒，这也为什么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敢大声喊，要对台湾人洗脑再教育。 党国洗脑的原创者是苏联，后来被北朝鲜学习，韩战时间，北朝鲜成功把被俘虏美军洗脑成热爱共产主义，讨厌资本主义，创下成功案例。 韩战后，北韩需要建设资金，于是把脑筋动到旅日朝鲜人身上，北韩利用大外宣，宣传北韩是最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将近十万旅日朝鲜人，被美好家园愿景欺骗，加上异乡生活不如人意，于是放弃日本籍回到北朝鲜，成为第一批韭菜。 北韩第一批韭菜，与目前进入中国淘金的台湾商人相似度很高，奉献财富、能力建设北韩，成为肉票，这些被骗的日本人后悔不已，后代多数成为脱北者。 北韩是全世界最封闭国家，手机网路只限境内，金家政权已经传承三代，10%党国权贵压榨90%人民，可是90%北韩人相信自己活在幸福国家，因为党国告诉他们，你们饥饿的原因，是把粮食一半给了南韩饥饿的同胞了，北韩人饿到死，还是坚信这种说法。 中共洗脑完全抄袭北韩，因为中国地方大，只要锁住资讯流通，眼瞎耳聋者，无须特别制造，就会自然产生。 例如最近中国银行闹钱荒，中国银行锁住存户提款卡，拒绝给存户领钱，从村镇蔓延到大城市，为了领一千块，韭菜要排队一整天，虽有怨言，却不敢反抗；这种奇景，自由的台湾人简直无法想像，如果在台湾，早就挤兑，甚至闹革命，推倒银行和政府了。 存户无法提领自己的存款，证明共产党是来真的，学习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是假的，因为你的钱被共产了，还只能向老共下跪。 根据报导，海南岛疫情非常严重，上周，三亚、海口几个城市突然封控，15万外地人至今还留在三亚等地，七成来自上海有钱人家，海南政府先安抚旅客，住宿免费，其实是关门割韭菜，饭店趁机抬高住宿费、伙食费，上海旅客投诉江苏政府，江苏政府协商海南，希望把韭菜用专机送回上海，两个政府还因此打起官司。 六四事件后，流亡到美国的民运分子看到上海封城，自以为中国会闹起革命，我说，还不会，因为中国人被折腾还不够；果然，刚刚体验被封城的上海人，逃到海南度假，下场还是被封，上海人感叹何时才到头?这句话意味深长，从奴隶变韭菜，自练自成至死方休，不会有终点。 毛泽东说，只要让中国人处于半饥饿状态，中国人就不会搞革命，这句话是老共泡制韭菜的高招。 中国人均号称1.2万美金，事实上10亿人口所得2千人民币以下，2千人民币的概念，就是不饱不饥状态，人民稍稍远离饥荒，老共的镰刀就砍过来了，这也是上海人被割韭菜原因，因为上海人日子太好过了。 如今北上广深四大都会区轮流封城，韭菜割了一轮，人人叫苦连天，饿到想死的心都有了，那有力气再搞革命，原来，韭菜是这样制成的。 （作者曾任报社总编辑、国际公关公司主管，全文转自民报）
八月底，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二十大将于10月16日举行。在此之前，10月9日，将依例召开七中全会。举世瞩目的中共高层换届由此进入倒计时。习近平连任与否、以何种方式连任？以及政治局常委会如何重组？这两桩，仍是高层斗争与权力交易的重中之重。这段时间，各派讨价还价，幕后紧锣密鼓。 外国媒体如《纽约时报》等，多认为习近平将打破中共制度，进入第三任，即连任。除了外媒自己的消息和情报来源之外，它们也刻舟求剑地认为：既然2018年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既然去年通过了为习近平量身定做的第三份历史决议，所以他会连任。 中文媒体中，则看法分歧。传统媒体因受到习派暗中施压，所谓“打招呼”，对此话题谨小慎微。但中文自媒体中，大多唱衰习近平连任之路，主要基于习近平内政外交的全盘失败，尤其今年以来，习近平又搞砸了多项大事：力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俄军却陷入苦战、濒于溃败；极端清零、甚至动辄封城，尤其封锁大上海，砸毁了中国经济火车头；以及，中国经济大滑坡、民众生计困顿、到处呈现烂尾项目……由此认为中共可能换人做，如果这个百年大党还有起码理性和规则的话。 本文盘点习近平进退的四种可能性，以及由此衍生的政治局常委会重组版本。 第一种，连任，并继续担任三个职务，继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不设接班人。这意味着：习近平不仅连任，还将长期执政，并可能终身执政。若出现这种情况，是中共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表现，如笔者前文所述，只能归结为某种形式的政变，至少是柔性政变。实为中共这个百年大党的空前失败。一人成功而全党失败。 第二种，连任，并继续担任三个职务，但设立接班人。这意味着：习近平连任一届，继续当政五年后卸任，到二十一大向接班人交棒。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因习近平死活要连任，赖着不下；另一方面，是反习派无奈之下，需要打破政治僵局，双方妥协的结果。 第三种，连任，但只连任三个最高职务中的一个或者两个，而让出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给其他常委。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六种可能的组合。即，他只续任一个职务，就有三种可能；他续任其中两个职务，也有三种可能；总计六种可能。而如果是这种情况，也必然设立接班人。意即，习近平继续担任一个或两个职务，是各派的妥协方案，更是一种过渡性安排、渐进式退位。 第四种，卸任，三个职务同时卸下，像胡锦涛那样全退、裸腿，获得“品德高尚、高风亮节”的评语。若出现这种情况，那必是多数党内高层、多数政治老人团结发力、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反对走回头路、反对极左路线的成果。如笔者前文所述，这才属于正常情况，表明中共仍有一定程度的集体意志、党章原则和法制观念。 对应第一种情况，政治局常委会的重组就极可能是最简单的一种：两出两进。意即，按照七上八下（67岁以下者留任、68岁以上者退休）的党内规则，除习近平（69岁）之外，超龄的两名政治局常委栗战书（72岁）和韩正（68岁）退出；习派和团派各进一人递补。可能的人选，团派：胡春华；习派：丁薛祥。李强或陈敏尔虽也有可能，但成功率下降。 对应第二种情况，接班人极可能是团派人物胡春华，这是各派妥协、派系平衡的预期，如果情况相对正常的话。而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仍可能是上述最简单的那种：两出两进。但如果习近平像江泽民那样，同意只延任个别职务两年，保全颜面后交权，那么，他的接班人也可能是习派的丁薛祥。这将是习近平要价的结果。 对应第三种情况，政治局常委的重组版本就很多，情况复杂得多。可能维持七常委，也可能扩大为九常委，对应其下六种可能性的任何一种，常委分工不同，人数也可能不同。 对应第四种情况，李克强临时接位（汪洋也有一定可能），任期一届。常委会扩大至九人的可能性大增。因为，在此情况下，习近平极可能仿效2002年的江泽民，自己以退为进，提高要价，要求在常委会中安插更多习家军人物，一则稀释新领导人的权力，二则监视新领导人，以此确保自己退位后的人身安全。同时保全自己的颜面，显示自己退休成为政治老人中的一员后，仍能对政局保持影响力。 在习近平裸退的方案下，至少又有两种可能：其一，三人出，三人进。即超龄的习近平、栗战书、韩正退出，而升任三人：一个团派加两个习派。其二，三人出、五人进。进入者，一个团派加四个习派，类似于江泽民退休前的布局。此时，李强、陈敏尔、蔡奇、李鸿忠等人可能获得入常机会。当然，也未必是四个习派，也可能出现一个无派无系的中间派，黑马型人物，犹如在十九大入常的赵乐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月中国四川因为干旱问题导致其电厂的发电量大幅降低，进而引发电力供不应求，限电危机虽已获得缓解，但是，从上海的清零封城措施到四川工业限电问题，皆持续引发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特别是在极端气候已逐渐成为常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合理预期水资源与电力等工业生产要素的供给稳定性将面临重大考验，对于以出口为主要经济成长动能的亚洲国家而言，这将会是极大的挑战，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也是许多产品供应链的重要一员，因此，产业担心的断链问题仍会因为气候异常而持续发生。 造成产业断链问题的原因除了极端气候所产生的缺水或缺电危机外，美中冲突持续，加上中国对台湾实施军演等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升高，也都是造成厂商对未来经济前景不确定性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的报导指出，日本马自达汽车与本田汽车公司将试图建立去中化的供应链以降低产业断链对其营运的冲击。 平心而论，水资源缺乏或电力供应吃紧与限电的问题不会只有在中国发生，中国可能因为气候变迁导致其生产资源的供应不稳定，但是，厂商往印度或越南设厂投资也必须面临相同的问题。因此，厂商往东南亚或南亚国家设厂的主要考量，除了生产要素投入的稳定性外，降低地缘政治的风险以及想要有更多生产的基地来提高其供应链的韧性，应是厂商会前往这些国家投资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后，中国经济政策的可信度降低，以及对市场经济运作机制的介入愈来愈深，这都是加速厂商离开中国的原因，这也是其他国家与中国政府有显著差异之处。 此外，在中国人力成本逐渐上升后，厂商在中国的获利也会逐渐降低，这使得厂商在中国设厂的诱因持愈来愈少，若再考虑地缘政治的风险，则投资好处减少但投资风险增加的结果，将会加速厂商撤离中国或缩小在中国的投资。换句话说，厂商前往中国以外其他国家投资的诱因将会上升，这也使得刺激中国经济成长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会持续减少。若再考虑通货膨胀对全球民生消费的伤害，则各国对于中国工厂的订单需求也会降低，中国的生产将会减缓，出口也会衰退。 上述的推论可以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在8月15日的数据得到验证，“7月社会消费品零总额年增2.7%，远逊预期的5%；当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增3.8%，逊于预期的4.3%；固定资产投资部分，前7月年增5.7%，增速全年最低”，这表示中国经济成长率离5.5%的预设目标又更远了。 最后，在全球产业垂直分工已非常细腻的基础下，全球供应链中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环境恶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必然会带来负向的影响，因此，中国产业环境持续恶化与经济持续下滑虽非台湾与各国所乐见，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国内产业经营环境受到中国官方政策影响的程度也愈来愈深，面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们看不到乐观的理由。 （※作者为淡江大学产业经济与经济学系合聘教授，全文转自上报）
本专栏上周五播讲的文章《王小洪和陈一新已经全面接管了中央政法委》一文中，介绍了今年6月下旬王小洪正式接替公安部长职务，并被增补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后，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姜信治在郭声琨的陪同下出现在中央政法委办公会议上，当场宣布王小洪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赵克志在政法委内的兼职仍然保留，但只负责禁毒工作，继续兼任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除这项工作而外，赵克志此前在政法委机关分管的工作事项全部转交王小洪。主持政法委机关日常工作的秘书长陈一新，向郭声琨和王小洪共同负责。 而已经在今年6月份即已经完成了向王小洪全面交权的赵克志，之所以被决定继续保留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职务，还有基于政治层面影响的考虑因素。 我们局外人已经看得很明白，至少在孙力军和孟宏伟两人的问题上，身为此二人直接上级的赵克志不可能一点牵连不受。但是，到目前为止，习近平似乎还没有最后决定对赵克志以及郭声琨如何处理，内部冷处理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所谓内部冷处理，就是只给予轻微的党内处分 — 比如，党内警告至多是严重警告，甚或只是内部“通报批评”，同时令其所担任主要职务“自然终止”，即“到点下车”。 笔者在今年二月发表的《下一个被公开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会是谁？》一文中已经说过：这个赵克志能够在中共官场上得以“平安降落”，得以政治上的“善终”，必须是在他赵克志终于被王小洪领导的“专项小组”证明，与“孙力军政治团伙”确实没有瓜葛的大前提之下 — 因为孙力军毕竟是在他在公安部长任内的副部长。而四年半前向赵克志交班公安部长职务期间，被孟建柱授意提拔孙力军为公安部副部长的郭声琨的政治处境，也许比赵克志更尴尬！ 不过，按照中共内部人士的说法，赵克志也好，郭声琨也好，反正也是要“到点下车”了。只要他们两人在政治层面没有落下把柄，同时被孙力军等人交待出来的受贿金额不是太过惊人，习近平仅仅对他们进行内部处理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为习近平本人也不愿意给外界一个，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从上到下全都烂透了的印象。 那么，按照中共政权的一贯作法，高官不要说受到党内的轻处分，就是受到党内的开除党籍处分，只要不“移交司法”，就不对外公开宣布。所以我们不妨假设一种可能，那就是赵克志的问题已经被习近平同意“不作深究”，所以就没有必要赶在他“到点下车”之前让他颜面尽失。而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职务，事实上是可实可虚的。以公安部长和公安部党委书记身份兼任的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当然是实，但没有了公安部长职务的中央政法委副书记，除非是被在内部宣布为“主持日常工作”的专职副书记，否则就有挂名之嫌，或者说仅仅是个职务过渡阶段而已。 而从工作角度，目前的王小洪虽然已经在中央政法委内，被明确宣布为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长的上级领导，但习近平赶在中共二十大党的中央政治局和它的书记处换届，和明年三月的国务院“内阁”换届层之前，没有可能把他王小洪中途“增补”为副国级。所以，跨部委的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的兼职继续由保留国务委员职务的赵克继续兼任，有利于理顺工作关系。国务院禁毒委员会的成员机构，除了政法委系统的几大机构之外，毕竟还包括了国家卫健委、教育部等好几个国务院下属的相关机构，让目前还只是国务院系统的一个正部长的王小洪出面去“协调”它们并不合适。更何况，在禁毒工作的对外交往层面，以国务院副职领导人兼任中国禁毒委员会主任的“高配”，更彰显了中共国对这项工作的格外重视。 当然，笔者如上分析内容中的习近平决定放赵克志一马，也只是可能性之一。即使这一假设事实上“命中”了习近平截止目前的决策，日后生变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君不见，无论是孙力军还是傅正华，虽然都早已在一审过程中“当庭认罪悔罪”，但那个“择期宣判”的“期”至今未到。迟迟不判的原因，当然不会是长春市中级法院的法官们组成的所谓“合议庭”的“合议”至今“议而不决”，而是因为从中央政法委到习近平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不排除恰恰是习近平本人还在继续考虑孙力军也好，傅政华也好，还有多少利用价值？需要的话，不但是利用他们两人继续深入揭发，那么怕是暗示他们无中生有地编造出几例郭声琨或者赵克志，当然还有孟建柱与他们曾经的部下傅正华、孙力军之间的“上下勾结，狼狈为奸”的罪证，都是有可能的。 外界普遍认可的关于孟建柱和郭声琨的所谓“党内派别”的归属分析，特别是其幕后靠山是习近平轻易不敢，或者说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主动招惹的曾庆红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如果现如今的曾庆红已经，或者说正在私底下发挥其影响力，力助习近平的第三届连任的最后冲刺，那么习近平下令不再深究孙力军和傅政华的政治后台，是很有可能的。 道理再简单不过，自孙力军入狱，特别是孙力军被中纪委安排在央视纪录片上“自责”了一把之后，孟建柱就开始被架在火上烤了。他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全自己，当面向习近平喊爹的心都有，怎么可能会有向习近平“反扑”的胆量？除非他背后的政治靠山指使他，甚至是逼迫他，与习近平“拼个鱼死网破”。 所以，只要他孟建柱背后的靠山不挑衅习近平，或者说，已经被习近平百分之百相信不再是自己连任的政治威胁，那么他孟建柱本人，以及已经交出公安部长实职的赵克志，和事实上已经向王小洪和陈一新“让权”的郭声琨，都被习近平下令允许他们以副国级离休待遇“安度晚年”的可能性，要大过给他们以更大程度难堪的可能性。 在如上分析内容的前提下，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孙力军和傅政华会被赶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宣布他们害怕却也期待的判决结果，那就证明了习近平已经与孟建柱背后的政治靠山达成了“党国为重”的政治妥协？ 笔者前不久刚刚听说了来自中共公安部的故事，故事的原始爆料人是王小洪派到长春“旁听”孙力军一审过程的公安部某局现任副局长。说的是一审庭审过程中，“依法”允许孙力军发表自辩，而整个庭审过程中的孙力军大部分时间都是两眼漠然地直视着与自己咫尺之间、面对面的两个身着法警警服的年轻女书记员，不知是否是回想起了自己在武汉为两个花际之年的女警察主持入党宣誓的场面，竟然被法官两次询问“还有什么说得没有？”，都没有反应。被身边的法警捅了一下胳膊才猛然打了一个激凌，赶紧回答说：“我认罪悔罪，服从判决，决不上诉。” 孙力军这席回答，立刻话引出对面两个美貌女书记员的抿嘴偷笑。旁听席上，也有人禁不住笑出了声。因为“服从判决，绝不上诉”这句话即使是发自内心，也应该是在宣读判决书的法庭上，听完对自己的判决结果之后的表态。 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犯罪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中共党内大贪官，在听到自己不会掉脑袋的判决结果 — 无论是死缓，还是无期 — 之后，都会当庭表示一句“服从判决，决不上诉”。讲出如上这则故事的公安部人士认为，孙力军下意识地在一审法庭上即脱口说出了“服从判决，绝不上诉”，肯定不是他的所谓“认罪悔罪”已经达到了愿意“以死谢罪”的境界，而是他内心已经认定，或者说在与中纪委专案组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经被允诺“刀下留人”。 自孙力军和傅政华先后被长春中级法院一审，并于当天就结束之后，笔者已经不止一次被记者问及，他们两人的“枪”罪有何不同？为什么一个“最终被入罪”，另一个却没有？ 笔者在今年三月于本专栏上发表的《长春市公安局在孙力军案中扮演的角色非同小可》一文中，已经介绍过孙力军的“操纵证券市场”和“非法持枪”两项罪名，都是在最高检察院将孙案指定给长春市检察院之后，由“协助侦查”的长春市公安局给坐实的。因为对孙力军的“非法持枪罪”并没有早在宣布将他逮捕时就与“受贿罪”同时宣布，而等到长春市检察院起草起诉书时，才临时增添。基于此，笔者认为更大的可能是长春市公安局在侦查孙力军操纵证券市场罪行的同时，也找到了他非法持枪的罪证。 笔者在这篇文章里，特别不同意外部世界把孙力军的“非法持枪”罪分析成中共当局“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道理就是，仅仅孙力军的受罪金额一项就够得上死缓，甚至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度了，而非法持枪罪的最高刑期只有7年。 众所周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境内是全世界控枪最严格的国度。这就从反向导致了必要的工作过程中才有持枪权的公职人员，特别是公安警察都是把枪支视为自己特权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各级公安局乃至派出所的头头们，个个都喜欢向亲朋好友炫枪。而因为按规定，公务用枪在执行完任务之后都要当日上交“集体保管”，所以警察们为了炫着方便，往往就会在家里私藏枪枝。 按照一位中国内地律师的介绍和分析，够点级别的警察头目在退休后，大都喜好私藏枪支：一是因为有枪瘾；二是因为在位时仇家太多，用以防身；第三就是为了炫耀。具体到孙力军其人，既然他在电视认罪时都主动承认，进公安部当了警察之后就开始随便闯红灯了，足以见得这个“半路出家”的警棍也一定会“嗜枪”。 所以，这位律师认为，从长春市公安局落实孙力军的“非法持枪罪”时间点上分析，很有可能就是在查实他“操纵证券市场罪”的过程中，被犯罪同伙，也就是央视一姐董卿的丈夫顺带着揭发出来的。比如说，孙力军曾在家中的“朋友聚会”过程中，穿插了他这位公安部要人向董卿等来宾们展示他收集珍藏枪支的节目。 也就是说，孙力军的所谓“非法持枪”罪里的那一枝或者数枝枪，并不是他在执行公务时才有权佩带，并在必要时有权使用的公务用枪，而是他本人的私藏。 而傅政华在被“双开”的中纪委通报中所指证的“长期违规领用和携带枪支，形成严重安全隐患”，从字面上看就应该明白，这里的“违规”与孙力军的违法持枪，性质上有所不同。 北京警察博物馆曾收藏的“傅政华局长佩戴的六四式手枪（中国）”照片，日后也随着他的落马而被网民重新上载相片到网上。照片里的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与随从都全副武装，穿着正面全是弹夹的防弹衣，佩带枪支在王府井大街巡逻。 如果说，这照片里的傅政华此时此刻是合法依规佩带枪枝的话，那么在非必要场合，比如会议场合仍然携带枪枝的话，那么自然就是所谓的“形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另外，中共《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规定》中特别要求：“配枪民警个人保管枪支的审批时限，一次不得超过30天。” 那么，当年身为公安部副部长的傅政华几乎可以肯定是长期违反了这条规定，是所谓“长期违规领用”。但是这都只是严重违纪，并不违法。所以中纪委通报内容中给他罗列的这一“罪状”，进入司法程序后并不能入罪。 更多的分析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有时候观察中国政治局势，会让人有一种百思不得其解的感觉，习近平对于权力的掌控就是一例。 所有人都知道，习近平上台十年来，把中国搞的一团乱且四面树敌，经济大滑坡，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按照正常的标准来说，这个人毫无政绩可言；所有人都知道，也许在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还有人对他有所期待和尊重，但现在，除了少数脑子不清楚的人之外，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反感他，对他敢怒不敢言，他失去了民众的拥戴；所有人都知道，即使是在中共党内，对他的不满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从太子党到地方势力，从元老们到李克强等，几乎各国派系都被他得罪了一遍，连他过去的支持者王岐山，刘鹤等，现在都开始保持沉默。但是，所有人也都知道，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他连任的机率目前看来极大；换句话说，他很可能仍将继续掌握中国的最高权力，且看上去权力稳固。一个昏庸无能，蛮横无理，四面树敌，人人讨厌的家伙，权力居然如此稳固，这不合逻辑但却是中国的现实，为什么？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这个：习近平稳坐江山，这是中共的体制决定的。 当我们用现代的眼光看待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你就已经犯了错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远远不是现代化的体制，而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封建帝王专制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包括帝王掌握一切权力，一旦登基，很难推翻；重要的还有另外一个，那就是：帝王和江山是联系在一起的。习近平常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他当然是胡扯。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中共最高领导人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换句话说，中共最高领导人—现在是江泽民—如果被推翻，意味着江山的动摇，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这，正是中共内部大多数人对习近平不满，但很少有人愿意真正去挑战他的原因。因为挑战他不算什么，但挑战他，就是挑战中共的一党专制的体制。那些体制内的人，再怎么不满习近平，也不会挑战体制，因为他们就是体制，他们依靠体制生存。 当初“文革”结束，从民众到中共内部的老干部，对于“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都充满了愤恨和不满，在中共内部召开的四千人大会上，要求彻底否定和批判毛泽东的言论几乎成为主流。但邓小平一言九鼎，要求一切向前看，否定对毛泽东进行批判，毛的画像依旧挂在天安门城楼上。邓小平“文革”期间受到政治打击，三起三落，自己的长子邓朴方被迫害到跳楼自杀未遂，他的内心当然不可能爱戴毛泽东，但为什么要继续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呢？道理就是上面所说的，推翻了毛，就等于否定了体制，而邓小平要掌握权力，中共要继续统治中国，还是要依靠这个体制。这，就是毛不能倒，习近平无法倒的原因。 有人说，那为什么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都倒台了？邓小平不怕动摇体制吗？那是因为不管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都不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们虽然身为总书记，但只是邓小平的傀儡，邓小平不倒，体制就不会倒，胡赵倒不倒对体制无损。而习近平不同，在没有元老可以牵制他的情况下，他现在就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按照中共的传统，不管他把国家祸害到什么程度，只要没有危及中共的统治，就找不到推翻他的理由。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 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余本。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中国外交的笑话太多了，不胜枚举，而且出的笑话也是越来越奇葩。驻北爱尔兰首都贝尔法斯特的总领事，为了批评美国有史以来都搞侵略，开出了一张美帝侵略史的菜单。这个菜单可是比网上的傻冒还奇葩，不但把美国的南北战争列为侵略战争，居然还把美国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列为侵略战争。其余的就不赘述了，奇葩加脑残，这就是习近平的外交官。 俗话讲：臭鱼找烂虾，乌龟找王八，什么人玩什么鸟。有习近平这样的“通商宽衣”，就有外交官的奇葩加脑残。美国人在抗战期间和之后的内战期间，都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忙。单靠斯大林的偷偷摸摸和仨瓜俩枣援助，共产党还不足以打败国民党。没有美国的撮合谈判和全面禁运，给了共产党调整部署的时间，共军不可能在东北取得转折性的胜利。 胜利后就翻脸，这倒也是共产党的性格。一般的流氓在翻脸后不承认别人帮过自己，也就是流氓的底线了。以此来看，毛泽东时代没有超越流氓的底线，转而吹捧斯大林老爹，也是站队的需要。流氓假义气，有奶便是娘，以流氓的标准无可厚非。但公然把别人的帮助说成是侵略、是欺负了自己，这脸皮可是城墙一拐弯儿了，超出了流氓的水平。 文革之后，我就听中共的老外交家们沉痛地评论说：现在的外交官是一代不如一代。从那之后到现在，中共的外交系统还真被说着了，不断出产丢人现眼的外交官。为什么这样呢？我认为和中共领导人一代不如一代有关。如今，能选上冲着公众竖中指的总领事、说美国南北战争是自己侵略了自己的总领事、发现有中餐馆就证明了有领土主权的发言人，这不是偶然，是和选拔人物的领导者的品味有关。正所谓王八吃绿豆，它们能对得上眼。 老外交家们为什么会沉痛呢？因为外交就好像一个人的脸面。文革时期在家里搞得一塌糊涂，在外边还维持着脸面。不但美国、苏联这种对头不敢小看中共，就是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左派也还是以毛泽东的马首是瞻。这多少也帮助中共缓解了外部的压力，没有最终导致崩溃。 现在习近平的战狼外交让国内那一帮小粉红、自干五们欢欣鼓舞，却让全世界正常人看见了习近平的底裤。战狼外交没吓住别人，倒让别人看不起：原来这不过是个流氓，而且是个小流氓，不会自我掩饰的小流氓而已。轻视之心顿起，也就是不再拿你当回事儿了。谁说面子不重要？外交就是国家的面子–国际声望的表现，软实力的具体化。 说习近平违背了邓小平的宗旨，也不尽然。习近平把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发展到了极端。他不仅在国内黑猫白猫，只重视实际利益，而且在国际事务上也只重视实际利益，可以不要脸。在家里欺压老婆、儿女、父母，别人看不见，但一般人在外边还是要维护脸面，不能不要脸。这就是邓小平的有限实用主义。从胡耀邦、赵紫阳，到江泽民、朱镕基，都遵从了邓小平的两面派实用主义，骗取了全世界的援助。 而习近平倒是个实诚人，把变戏法的骗术漏了底细。漏了底细的戏法还能骗下去吗？哪怕就是西方人愿意相信共产党的骗术，也没办法了，事实摆在那儿呢。这就是不要脸造成了逐渐与美欧等国脱钩的原因。从经济到政治到全球秩序，想重回毛泽东时代已经不可能了。时代不同了，习近平也不是毛泽东。制造的迷信和真迷信不一样，习近平应该羡慕金三胖。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北戴河会议后，中共逼近二十大，习近平是否连任，高层权力如何重组，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鉴于中共政治不透明，流于黑箱操作、幕后斗争、台下交易，虽传言四起，外界仍难确切掌握其结果。但无论习近平连任与否，对他来说，以下结论几乎都成立。 连任不受欢迎，不连任受各界期待。习近平执政十年，治国理政一地鸡毛，内政外交一塌糊涂，国内怨声载道，国际不受待见。自毛泽东死亡之后，还没有一个中共领导人遭到如此广泛的反对和反感，习近平创下的纪录，可谓历来之最。希望习近平下台，成为党内外、国内外的共同呼声。 连任违逆党意民心，不连任顺应党意民心。习近平图谋连任，不仅遭到民间反对，也遭到党内反对。仅说眼下，他的极端清零政策还在肆虐中国，动辄封城，人们被迫大排长龙测核酸，无论高温与严寒，无论大风与大雨，中国人民遭受自文革后空前的折腾，苦不堪言。即便中共的党员、官员，因他们自己家人也受牵累，多数也都对习近平充满怨恨，唯敢怒而不敢言。 不连任，中国人喘一口气；连任，中国人无法呼吸。若习近平退休，换人做，换一种方式，不可能有比习近平和他的政策更激进、更荒谬的了，人民或许得以喘一口气；若习近平连任，依照习派所暗示的宁愿闭关锁国、走朝鲜道路，那么，人民将呼吸困难、甚至窒息。 不连任避免战争，连任危害世界和平。习近平当政，不仅遭到国内反对，也遭到国际反对。原因在于，他不仅强化对内镇压，而且痴迷对外扩张，在台海、南海、东海、乃至中印边界，都不断制造事端、升级紧张，甚至就在他两届任期的最后一年，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抓狂，上演了空前危险的围台军演，让台海局势濒临战争边缘。 习近平把“拿下台湾”当作他所谓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帝王梦；极左势力鼓动他当“统一之父”，他本人也以此为理由谋求连任或长期执政，那么，如果习近平连任，就是推进战争的节奏，不仅可能触发台海战争，甚至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他及时退休，有可能避免战争，让台海转危为安。 不连任是正常，连任是政变。何以如此？不连任，即不超过两届任期，符合改革开放之后的党内定制，故而称之为正常。如果连任，就是破了制度、坏了规矩。而要达到连任的目的，只能通过政变，未必是硬性的武力政变，至少也是柔性政变。比如，让政治老人不再起作用，让北戴河会议流于走过场。要做到这一点，可能的情节是，习近平通过他的亲信、身兼特勤局长和公安部长的王小洪，对政治老人实施监听、监控、变相软禁，从而让他们失去发言权。对现任党内高层或党内政敌，习派则可能施以各种威逼和利诱手段。 换言之，如果政治老人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如果政治局常委会能够行使多数人意见，习近平就必须到点下班、到站下车，两届任期后卸任。如果习近平得以强行连任，那必是政变的结果。 正如2018年初的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习派用尽诡计、耍尽权术，利用连续召开一中、二中和三中全会的间隙，绑架中央委员会，强行通过修宪。国际媒体称之为“隐秘、迅速而狡诈的修宪”。其实质，就是一场政变。 不连任，习近平可以软着陆、平安着陆；连任，习近平给自己的未来自设风险，最终的结局和下场极可能不妙，凶多吉少。道理不必多言，历史上的王莽与董卓，就是生动的前车之鉴。 人类进入文明与现代化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却倒退到这样的荒唐年代：指鹿为马。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与历史逻辑完全悖反的政权，到底能够存活多久？这是对一个民族、也是对全人类的拷问。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