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祭奠文革六十周年
2026 年 6 月 26 日
中共最新的政治局常委會雖然依然強調堅定不移貫徹「動態清零」總方針，但是經過常委會背書的疫情防控二十條的出台，某種程度可以看作轉向逐步放開的信號。 全球疫情度過了整整三年。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疫情進入奧密克戎病毒傳播階段，已重新開放，民眾的生活和經濟活動回到疫情前狀態，雖然各國為此付出了死亡人數不等的代價。中國則是全球極少數仍在嚴密防控的國家，也許除了朝鮮，真正唯一一個處於封控中的國家。儘管其死亡人數相對中國的人口規模來說少得可憐。然而，它衍生出的各種各樣無窮的次生災害及其對民眾生活、工作造成的壓力和心理創傷，還有對經濟的破壞性影響，其總體代價遠遠超過了維持動態清零政策的總收益。可詭吊的是，哪怕多數中國人已對此忍無可忍，整個社會怨聲載道，政府依然不願放棄動態清零，直到這最新的二十條防疫措施出場。 原因當然在於習近平。他不放鬆對疫情的嚴控，其他官員一點辦法都沒有。中共這種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最高領導人對事物的認知和判斷力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習在武漢疫情爆發之初，宣稱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動態清零既是他作出的決策，要修改或者廢止，只能由他，別的領導人既不能、也不敢、也不願趟此「渾水」，因此，習如何看待動態清零的政策效應和真實的疫情危害，就顯得至關重要。 有論者指出，中國目前的防疫政策體系來自於前期成功的經驗，後續的神化和政治正確，以及決策層收到的層層過濾的信息機制，地方政府的競爭機制和缺乏細節指導的任意解釋和自行其是。我非常同意這個看法，尤其是前期成功的經驗，以及對這個經驗的神化直接和習相關。具言之，到2020年年中以德爾塔病毒為主的抗疫第一階段，由於初期對這個病毒不是很了解，缺乏相應的經驗，同時沒有有效的疫苗研發出來，中國採取嚴厲封城、流調追蹤、核酸檢驗、方艙隔離等措施，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確實取得了成效，很快疫情被控制住，經濟也得到較快恢復，成為國際抗疫的優等生。那段時間，中國向很多國家，包括一些西方國家派遣醫療隊，輸送防疫經驗和模式。中國政府在2020年6月，還向國際社會發布抗疫白皮書，公開表示要向國際社會闡述中國的抗疫主張，提供中國方案。 換言之，習要將抗疫政治化，把它作為中西兩種制度競爭並體現他所謂的領導力的載體，以證明中國的體制至少在應對此類大規模的公共衛生危機的時候優於西方的。習在武漢疫情剛流行不久，因為瞞報和應對不力，導致他個人的聲譽和領導力嚴重受損，也正是在那時，中共內部和社會上出現了一波反習聲浪，但是，抗疫第一階段成功穩住疫情同時西方卻身陷疫情之中的強烈對比，挽救了他，不但他的權力得以穩固，民間支持度也大增，那段時期一般民眾很為中國的抗疫而自豪，嘲笑西方抄中國的作業。官方出於中美對抗的政治正確需要，在內外宣傳中過度神化中國的防疫模式。 然而，這也就讓習很難走出前期抗疫成功的經驗陷阱。在疫情轉向奧密克戎為主的第二階段，由於該病毒的傳播速度快同時重症率和致死性不高的特點，本來中國應該儘快調整防疫模式，還用對付德爾塔病毒的做法來對付奧密克戎，會顯得捉襟見肘，效果不彰。但鑒於疫苗效力問題、老年人口龐大、公共衛生資源不足以及相應的抗病毒藥物的缺乏，習也就繼續採取第一階段的清零做法。對他來講，最看重的是少死人，因為這是唯一可向國際社會誇耀的中國抗疫模式優於西方的地方。如果在抗疫第二階段像多數國家一樣選擇「躺平」，以中國人口的規模，就算萬分之一的死亡率，也將有高達十幾萬的人口會死於新冠。這無疑會讓官方前期大肆宣揚的抗疫成就不攻自破，習將面臨被問責的民意壓力，而這是他輸不起的。現在中國新冠死亡人數只有五千多，且主要出現在早期。在做國際比較時，他至少可以說做到了讓中國少死人。 觀察習過去十年的施政，這是個有嚴重偏執型人格的領導人，偏執型人格的顯著特徵，是在他看來正確的做法，無論旁人怎麼覺得不可思議，他都會去堅守，不輕易改變。在清零政策上，前期抗疫的成功強化了他的這種認知，認為在當前條件下這是一個既然防控住疫情又能最大程度減少對經濟不利影響的辦法。但他或許沒有意識到的一點是，中共現行的行政機制、政績導向和動員體系一定會導致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對疫情處置的層層加碼、一刀切的過度防疫現象。中共上對下的問責制本身會使行政體系帶有很強的制度剛性，而在過去三年，最高層把防疫作為頭等政治大事，一旦防疫不力，動輒處分官員，這給地方官員傳達的政治信號就是寧可被百姓罵，也切不可因疏於防疫而被摘烏紗帽。基層政府又處防疫最前線，但是它們的資源也最薄弱，因此理性的厲害計算就是對防疫層層加碼、一刀切，即使出現一例感染，也要全員核酸，全地封控。加之今年是中共的政治年，二十大這個高壓線是碰不得的，為保大會的順利召開，在疫情防控上，沒有最嚴，只有更嚴，這已成了官員們的思維和政策慣性。 然而，奧密克戎的高傳染性讓政府實際追求零感染的政策目標是做不到的。時間因素在此的重要性凸顯出來，因為任何非正常的高度緊張的狀態，在短期內可能保證不出差錯，可時間一長，懈怠就不可避免。中國的動態清零進行了三年，不說官員，每個百姓也高度疲倦，從過去對這種病毒怕得要死，到現在相當多的人持無謂態度，這就是時間的作用，時間會使人放鬆戒備，可病毒不管人的心理變化，趁虛而入，防不勝防。從此角度看，這個病毒沒法防，很多國家也正是基於這個原因而放棄抵抗。 但是習認為他的動態清零能夠戰勝該病毒，防住疫情。隨著此種防疫模式的時間拉長，後果也越積越重。清零三年給中國和習本人帶來了三個嚴重後果，即維穩成本讓地方政府不堪重負，經濟衰退影響基本民生，大眾不滿使習的社會聲譽受損嚴重。 維穩成本包括兩方面，一是維持高強度的動態清零政府需要支付的各種費用；二是在清零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次生災害和後遺症，政府不得不花格外資源去解決。這兩者已成了地方政府的一筆沉重負擔，對財力本來就不足的地方而言更是如此。如果疫情不影響經濟，地方政府還可以從經濟增長中補充財力，可恰恰中國經濟在疫情中也一地雞毛。經濟受損，影響的不僅是政府財政，還有民眾的就業和收入。這種情況若長時間得不到改善，很可能還會引發社會動蕩。而最能夠反映社會和人心變化的，莫過於人們都想千方百計潤出去，雖然最終能夠移民的不多，但這顯示民眾對清零政策的高度不滿。處於深宮中的習也許感覺不到這股民怨，或者不在乎，可經濟毫無起色特別是地方政府維穩成本的無以為繼，他是不能不在乎的。這就是此次全國疫情反彈中國政府不是去進一步強化控制，反而出台二十條措施的原因，即維穩成本、經濟成本和社會聲譽成本已到了某個臨界點，習可以不顧後者，但他必須重視前兩者，以小步慢走的方式局部改變清零政策，實質放鬆對疫情的控制。 習在現階段不會明確宣布在某個不長的時點放棄動態清零，這不但因為疫情還很嚴峻，更在於動態清零是他過去三年最大的政治資產，雖然這一政治資產正在變成他的政治包袱，但他不想給人留下這種印象，因為明確定出一個時間點等於宣告他的防疫政策失敗。正如某外媒引述知情人士的話透露的，習大概率要的是逐步退出動態清零，謹慎控制退出速度，可不會有一個退出時間表和退出的說法。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共產黨政權的最高領導人為什麼死死抓住權力不放？這不只是個人野心問題，還與他們的恐懼有關。分析中共獨裁者的恐懼症，不僅可以解釋中共建立政權後歷任獨裁者發起的高層權力鬥爭，也可以判斷獨裁者的施政方向。獨裁者之所以不肯真正地退休，都繞不開他們的各種恐懼症。這些恐懼症不是心理疾病，而是來自政治現實中真實的害怕；而且，每種恐懼症都有相應的政治行動為證。那中共獨裁者到底有過哪些恐懼症呢？本文就來梳理一下中共歷任獨裁者的不同恐懼症。 一、紅色政權獨裁者的「清算恐懼症」 共產黨政權的獨裁者都有「清算恐懼症」。獨裁者為了奪取最高權力，或奪得最高權力之後，還想在國際紅色陣營里贏得最高地位，往往會一意孤行地推行倒行逆施的政策，結果造成慘痛的悲劇，在社會上和黨內引發嚴重反彈。不過，在獨裁者及其制度的政治高壓下，下面的不滿最多只能是腹誹，表面上並不構成對獨裁者的直接威脅。 紅色獨裁者們活著的時候，已經被捧到雲端了，但他們其實都不完全放心追隨自己的手下，內心害怕「身後罵名滾滾來」。獨裁者明白，自己掌權之時，還能壓得住陣；死了之後，過往的劣跡就可能被翻案，讓自己聲名狼藉。 共產黨政權里第一個批判獨裁者的是蘇共。斯大林死後三年，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做秘密報告，批判斯大林的多項嚴重錯誤。由此開創了紅色政權的清算政治，也讓後來的紅色獨裁者產生了清算恐懼症。 毛澤東是中國的「斯大林」式獨裁者，他從蘇共20大感受到的就是清算恐懼症。蘇共20大之後中共連續發表了兩篇政論文章，《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試圖阻止蘇共清算斯大林的做法擴散到其他紅色國家。中蘇隨後交惡，反斯大林的赫魯曉夫成了中共的靶子；同時，老毛也開始警惕中共高層「赫魯曉夫式的人物」。 二、毛澤東：「大躍進後果恐懼症」和「文革罪孽恐懼症」 毛澤東50年代把中共建立政權時的集體領導變成了個人獨裁，不久，為實現他經濟上超越蘇聯的國際野心，老毛推動了激進共產主義運動，即「大躍進」，因此把全體農民變成了黨的「農奴」，必須無限度地為政府提供農產品，結果餓死了3千多萬農民。 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幫老毛糾正了部分錯誤政策，但也講了兩句實話。一句是在七千人幹部大會上講的，「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另一句是私下對老毛講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大躍進」期間全國很多瀕臨死亡的農民不得不吃死人肉，「上書」指載入史書）。此話戳到了老毛心裡，因為「七分人禍」的始作俑者就是老毛。 當時劉少奇贏得了各級官員的信任，曾一度讓老毛被迫同意「退居二線」。而患上「大躍進後果恐懼症」的老毛，則看到了一幅可怕景象，即自己的接班人劉少奇正走在「赫魯曉夫」的道路上。因此老毛用「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為口號，發動「文革」，整垮了劉少奇，把大部分官員趕下了台，用「造反派」和軍隊幹部來代替，毀掉了支持劉少奇的中共各級官員這股勢力。 這導致中共很大一部分官員敵視「文革」，想要翻盤，這就使老毛又患上了「文革罪孽恐懼症」。他臨死前一直擔憂死後會有「腥風血雨」，意思是會有政變，翻「文革」的案，會批判自己。果然，老毛死後不到1個月，政變就發生了，華國鋒等人抓了「四人幫」。 三、鄧小平：「否定改革恐懼症」和「六四鎮壓恐懼症」 陳雲、鄧小平等一批老幹部上台後，馬上清算了華國鋒等支持毛路線的高官，恢復了老幹部的集體領導。當時，為杜絕毛式個人獨裁，1982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憲法了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表面上，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終身任職制似乎被終結了，其實，中共的「槍指揮黨」潛規則並未改變，鄧小平的終身掌權開始了。雖然「六四鎮壓」後，老鄧出於「六四鎮壓恐懼症」，不想背「六四屠夫」這個罵名，從軍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休了，但他仍然把軍權抓在手裡。他下台後，通過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牢牢地控制軍隊，而江澤民這新任軍委主席只有名義上的權力，軍隊的一切事務仍聽命於楊尚昆，而楊尚昆則聽命於老鄧。 老鄧從1989年秋下台到1992年南巡之前，確實「潛水」了一段，然後就「露崢嶸」了。他在南巡期間曾召集秘密的珠海會議，策劃用喬石換掉江澤民。老鄧要撤江澤民，與老鄧的「否定改革恐懼症」有關，他怕江澤民追隨中共高層以陳云為首的反改革勢力，清算自己（關於珠海會議，請詳見筆者在澳洲廣播公司SBS網站上的文章《中共二十大之際的「換人」聯想》）。後來江澤民看風轉舵，老鄧才放過了他。 然而，老鄧在晚年的最後歲月里，還是被江澤民奪到了軍權。老江仰賴曾慶紅的協助，而老曾則利用老鄧的「六四鎮壓恐懼症」。老曾通過老鄧的大兒子鄧朴方向老鄧告狀：楊尚昆有同情趙紫陽之心。結果老鄧上當，除掉了楊尚昆。老鄧的軍權就此旁落，而此時他行將就木，什麼也顧不上了。 四、習近平的「大清洗反彈恐懼症」 習近平上任後曾大動干戈，隔代奪了軍權（關於這一過程，亦請參見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共二十大之際的「換人」聯想》）。他因為奪取軍權，以及用反腐敗打擊中共大批幹部，進而得以連任，並走上了個人獨裁的道路；與此同時，習近平也患上了他的三個獨裁者恐懼症之一，「大清洗反彈恐懼症」。 習近平展開全黨大清洗，其中有一個原因，中共從來一字不提，那就是貪官們往境外轉移資產的行動，構成了對經濟的衝擊。自從反腐敗開始，各級貪官就慌忙往海外轉移資產，導致中共的外匯儲備從2014年6月的4萬億美金，掉到2016年底的3萬億美金，整整少了1萬億。如果放任貪官們繼續轉移資產，中共的外匯儲備見底，是可以預期的。 結果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就越來越狠，大清洗象滾雪球，越滾越大，最後整肅了1百多萬中共官員。而整個中共官場對習近平的敵視也越來越大，習近平的大批敵人就在中共黨內，都是黨政精英。這些精英通過改革開放發了橫財，習近平不許他們出國了，藏在海外的錢摸不到了，藏在國內的錢象「定時炸彈」，所以他們一直盼望習近平不要連任。 中共的貪官過去貪，今後仍然想貪，他們最終的目標都是移居國外。而中共獨裁者要讓政權維持下去，絕對不許他們掏空中國的財富。這是一個死結，貪官和中共政權相輔相成，但絕不會生死共依。習近平獨裁一日，官員們就一日無望；習近平一旦撒手，中共黨內的反習大清算，就會讓習近平死無葬身之地，對此習近平一清二楚。 當然，未來的黨內反習大清算，不會用打擊腐敗作理由；而習近平恰恰在另外兩個鞏固個人權力的領域裡留下了重大把柄。這就造成了習近平還有另外兩個獨裁者恐懼症，即「經濟逆轉責任恐懼症」和「對外擴張失敗恐懼症」。 五、習近平的「經濟逆轉責任恐懼症」和「對外擴張失敗恐懼症」 習近平任上的前十年，管家是對經濟半懂不懂的李克強，習本人對現代經濟則一竅不通。這兩個人都沒看出來，他們上任時中國經濟正朝著懸崖滑去；相反，習近平以為，他可以坐享其成，把胡錦濤時代的經濟基礎當作自己「崛起」的本錢。於是，習近平在任內的第一個十年便努力讓中國經濟為「追求經濟稱霸」狂奔。 溫家寶當總理時奠定了依靠房地產來拉動經濟的基本方針，開始時似乎一切順利，高歌猛進，但其中的隱患日益暴露。待到李克強接任十年後，支撐著中國經濟的房地產泡沫最後不可避免地破滅了，帶動中國經濟不斷滑坡。那麼，中國經濟還能重獲生機嗎？很多人不相信中國這個龐大經濟體會撐不下去；不過，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的每況愈下，已成定局。 對習近平而言，這個經濟逆轉的政治責任非常之大，沉重不堪。因為，中共內部討厭他、恨他的人，批習時用這個議題，是非常順手的「棍子」。習近平因此就有了「經濟逆轉責任恐懼症」。 習近平的第三個獨裁者恐懼症是「對外擴張失敗恐懼症」。他為了顯示自己強硬的領袖地位，開始挑戰國際秩序。因此，中國海軍2020年初通過中途島海域針對美國的海軍艦隊演習，以及佔領南海國際水域、修建充作軍事基地的多個人工島，點燃了中美冷戰（參見我2020年6月29日在本台發表的文章《中美冷戰進入快車道》）。 從此，中美關係的蜜月結束了，兩國之間的對抗逐步升級。近年來，習近平的對外擴張部署遭到美國、日本的反制，而烏克蘭戰爭也把中共海軍的弱點完全暴露出來了（參見我今年5月19日在本台發表的文章《烏克蘭戰爭開啟現代海戰新模式》）。現在看來，習近平的對外擴張面臨失敗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大。習近平不能承認對外擴張戰略的錯誤，但又不見得能不斷推進對外擴張的計劃。在這種局面下，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將來也必然成為習近平面臨批判的議題之一。 六、習近平的獨裁之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事實上，習近平用來鞏固個人權力的手段，同時也是導致他患上三種獨裁者恐懼症的原因；最後，這三大恐懼症推著他朝著獨裁者悲劇的泥坑走去。由此可見，習近平的獨裁之路，實乃「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還有另一層意思，獨裁者的這三大恐懼症讓他頑強地抓住權力不放，但抓權到底的結果，卻讓這三大恐懼症的併發症狀早早到來。 習近平明年就70歲了，自非年富力強，身處獨裁之位，他會被沉重的用人行政這日復一日的事務工作壓力，折磨得無處可避。可以想見，習近平早晚會因為身體難以支撐而倦勤。這時中南海里諸公就會開始為自己的未來考慮，然後發生內部爭鬥。 而這種爭鬥有一個習近平種下的重要背景，即中共官場對習近平的不滿，不會自然化解或取得黨內和解，只是被政治高壓遏制住，這顆「定時炸彈」早晚會炸。中共當今和此後的高層，無法既維繫住這個政權，又滿足官員們運走資產、出國當寓公的美夢，因此就無法讓官場中人「揚眉吐氣」。更何況，當年中共各級官員的財富是在經濟泡沫中撈來的，來得何其容易；如今經濟蕭條當頭，想再撈到那麼多財富，無異於天方夜譚。如此來看，即便清算習某人，仍然無法讓貪官們的貪慾充分實現，這種紅色精英群體被壓抑的永久性失落，將使得習後的爭鬥格外殘酷。 另一方面，如果習近平為了證明其勇略而點燃中美戰爭，兩個核大國之間，在不動用核武器的前提下，持續的戰爭就成為戰力消耗的比拼。這樣的戰爭，一個面臨經濟下滑、又嚴重依賴外國資源和市場的中共，未必承受得起，仍然可能面臨失敗。 獨裁者雖然可以掌權到死，卻常常會在其生命的末期，發生權力逐漸掌控不住的狀況。毛澤東死前兩年如此，鄧小平死前幾年也是如此。所以，此刻談中共政變，莫如靜觀數年；等習某的獨裁走到末路時，北京官場難免如沸騰之鍋，局勢大亂。 所以，習近平的三大恐懼症，其中反映出來的，都是失敗的恐懼。他擺脫不了這樣的恐懼，這三個恐懼就是習近平政權的宿命，也是習近平的宿命。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專欄上次節目播出的《陳全國的裸退與「新疆絕密文件」外泄的因果關係》一文中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和分析了定於一尊的習近平雖然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為和自己同齡的王毅以及比自己還年長兩歲張又俠開了「破八」的先例，但其他所有連任和新任的中央政治委員及書記處書記的年齡上限，還是67歲，即1955年生人。而超過67歲的，除了王毅和張又俠，包括1954年出生的韓正，以及習近平當年在清華當「工農兵學員」時的「上鋪兄弟，1953年出生的陳希都未被破例。 而到明年三月才換屆的那些「局外」副國級領導人，在二十大上是否連任中央委員，「八下」的原則似乎是嚴格堅持了。但67或者67歲以下者，誰能誰不能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央委員，那就要看習近平的個人喜好了。對外堂而皇之的說法是「黨和國家領導職務不是『鐵椅子』，符合年齡的也不一定當然繼續提名，要堅持事業為上，根據工作需要、人選條件、廉潔情況和形象口碑，能留能轉、能上能下，樹立新時代鮮明用人導向。」 先說國務委員這一部分。1954年出生的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風和是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十九屆中央委員，如今未能連任二十屆中央委員。現在基本上可以認定的是二十大上新任中央軍委委員，現任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兼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指揮，1958年出生的李尚福會在明年三月接替魏鳳和。 1953年出生的國務委員趙克志是十八、十九屆中央委員，如今也未能連任二十屆中央委員。 1957年出生的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在連任十七、十八、十九屆中央委員的基礎上，又連任二十屆中央委員。 1955年出生的國務委員王勇，在連任十八、十九屆中央委員的基礎上，又連任二十屆中央委員。 另外一個現任國務委員就是被習近平「破八」的王毅。 雖說國務院是李克強的地盤，但五年前的李克強的國務院總理第二任期開始組成的國務院班子里的國務委員部分，不可能都是李克強決定的人選，不過至少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以及主管工業產的國務院委員王勇，此前說起來都是被看成「克強的人」，如今卻在李克強一退到底的同時，都能夠繼任中央委員，證明了到明年三月換屆時，此二人即使不會被李強收編，繼任國務委員，也會被安排到全國人大擔任一屆副委員長，或者安排到全國政協擔任一屆副主席。 而全國人大系統里的現任黨內副委員長們，1950年出生的王晨，1951年出生的吉炳軒，1953年出生的張春賢，1953年出生的艾力更·依明巴海，1951年出生的白瑪赤林等五人在二十大上均未連任中央委員，純屬正常。而1957年出生的沈躍躍，1956年出生的王東明都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央委員，也屬正常。證明此二人明年三月都將會再任一屆副國級職務。其中王東明是身兼全國總工會主席，有可能是在明年三月之後繼續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身份再兼任一屆全國總工會副主席。而沈躍躍因為到明年三月已經是滿兩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了，所以明年三月的那個兼任全國婦聯主席的全國人大女性副委員長一定是個新人，而沈躍躍「轉崗」去處只能是全國政協或者國務院。從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有點被降了四分之一格的感覺。也有很大可能被安排為下屆國務院的國務委員之一。 不過，現任全國人大的黨內副委員長中，也有一個「符合年齡」但未被「繼續提名」者，那就是最高檢察長出身的1955年出生的曹建明。 不過筆者並不認為曹建明是因為失勢於習近平，當年周永康入獄後，因為曹建明和周永康各娶了一個央視女賈曉曄和王小丫做老婆，輿論自然會把他們兩人綁在一起，但關鍵時刻還是因為習近平主動向他曹建明表示了一句「問候小丫」，替他曹建明解了大圍。 從周永康事件脫身之後，曹建明在五年前的十九大上順利連任中央委員之後，到2018年3月完全是因為連任兩屆最高檢察長屆滿後必須轉崗，這才被習近平犒賞了一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如今他雖仍然符合被「繼續提名」的年齡條件，但他到明年三月為止就連任了三個整屆的副國級職務了，兩個整屆的最高檢察長，加一個滿屆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於是，即使是仍然「符合年齡」，處理方法也是「不進則退」。 說到曹建明的副委員長職務，就不能不提一下現任最高法院院長周強。 1960年出生的周強，到二十大，已經是連任五屆中央委員了。隨著李克強的出局，整個二十屆中央委員會裡，連任五屆中央委員的只有習近平和周強兩人。在二十屆中央委員會裡，和他們兩人還可以比資歷的只有一個沈躍躍，但沈躍躍是十五和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然後是連任四屆中央委員。 到明年三月，周強的最高法院院長就任滿兩個整屆了，既然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央委員，那麼明年三月就必須轉崗至全國人大或者全國政協，開始他的第三個副國級任期。至於明年三月接替周強最高法院院長職務的人選，幾乎可以肯定是從二十大上連任中央委員的現任最高檢察長張軍及二十大上的新任中央委員，現任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兩人之間產生。至於明年三月的新任最高檢察長，不出意外的話，應該就是應勇了。正如我們本專欄過去文章中已經分析過的那樣：在二十大上連任了中央委員的張軍，因為手下的兩個副檢察長應勇和童建明都已經被安排為二十屆中央委員，所以他明年三月把最高檢察長職務交出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屆時的張軍或者是改任最高法院長，或者是進入全國人大接替也沒有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委，1955年出生的前最高檢察長、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曹建明。 說完全國人大，然後是全國政協。目前在位的所有黨內副主席中，最為外界關注的當然是1955年出生的何立峰，不但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央委員，而且已經入局。另外一個也是1955年出生的蒙古族幹部巴特爾，也被安排連任了二十屆中央委員。與此同時，1951年出生的張慶黎，1953年出生的劉奇葆，1952年出生的盧展工，1954年出生的馬飈，1952年出生的夏寶龍，1954年出生的楊傳堂，1954年出生的李斌（女）均未能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央委員，實屬正常。 我們本專欄上周一播出的《習近平借二十大換屆完成了對孟建柱餘黨的清洗》一文中，介紹了在位副國級官員二十大上能否連任中委原則上還是以1955年出生為限的前提下，1956年出生的在任最高檢察張軍得以連任， 1959年出生的全國政協黨內副主席的汪永清卻被除名。這足以證明汪永清雖然「符合年齡」，但在明年三月的全國兩會上連任政協副主席的可能性已經為零。 換句話說，雖然正省部級幹部的退休年齡是65歲，但從明年三月開始，屆時尚還未滿64歲的汪永清就要被迫從副國級位置上直接退休了。 當時的這篇文章內容的缺失之一是沒有提及比汪永清年長4歲卻在二十大上得以繼任中央委員的巴特爾。 兩年前的2020年12月中，中共當局在國家民委網站上把黨組書記的名字從巴特爾換成了時任中紀委副書記陳小江。與此同時，該網站上把對巴特爾的介紹內容中，也拿掉了他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兼職項。 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免去巴特爾的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職務，任命陳小江為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同日，國家民委官網「委領導」欄目更新信息顯示，陳小江同時擔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國內地的一些網站關注到了這個取代巴特爾的陳小江，是「國家民委首位漢族主任」。 公開資料顯示，自1954年以後，在陳小江履新之前，國家民委的先後7任主任都是少數民族，包括烏蘭夫（蒙古族）、楊靜仁（回族）、司馬義·艾買提（維吾爾族）、李德洙（朝鮮族）、楊晶（蒙古族）、王正偉（回族）、巴特爾（蒙古族）。 在巴特爾被免去民委主任和黨組書記兼職的當年初開始，時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石泰峰奉習近平上意，在整個自治區強推漢語教學，在當地引發了大規模民族抗議運動。就在中共當局終於平息了這場抗議運動之後，中央政權里的蒙古族代表巴特爾就被免去了中央民委黨組書記、主任和統戰部副部長三項兼職，自然會被評論界認為是在強推漢語教學問題上態度不鮮明。 今年6月，陳小江的國家民委主任職務被安排交給了時任國務院僑辦主任潘岳。我們自由亞洲電台曾以《潘岳將任民委主任 漢人繼續掌管民族事務》為題報道此事。 先後由陳小江和潘岳擔任國家民委主任的安排，已經證明了今後的國家民委一把手，即主任兼黨組書記的職務，將永遠和各少數民族自治區的黨委一把手一樣，只能由漢族幹部擔任。 至於巴特爾如今居然還能夠被安排在二十大上繼任中央委員，相信一個直接原因是前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蒙古王烏蘭夫的孫女布小林的因「病」辭職，導致明年三月的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換屆時，副委員長或者副主席中的內蒙古族代表就只有巴特爾可選了。接替布小林內蒙古自治區主席職務的王莉霞是所謂「漢化蒙古人」，雖然在二十大上順利成為中央委員，但明年3月即再躍升至副國級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與巴特爾一樣也是目前這屆全國政協主席中的少數民族代表，回族幹部王正偉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1957年出生的王正偉和前面介紹的沈躍躍一樣，是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十七、十八和十九屆中央委員。 今年3月，我們自由亞洲電台曾刊登和播出《全國政協副主席王正偉接受調查》，文中引述《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內容說：這一調查的起因是有人認為王正偉在擔任他的家鄉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席和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期間，推動「不受限制的穆斯林文化」，並鼓勵宗教極端主義。 筆者也讀到過一則網友跟貼，說的是王正偉曾經在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經濟研究所攻讀伊斯蘭經濟制度方向的博士學位。王正偉一直致力於回族經濟、文化研究，發表學術論著和各類作品100多萬字。王正偉在國家民委主任期間，強化民族識別，大力推動清真食品管理條例出台，全國各地大建規模相對巨大的清真寺，被批在中國搞「伊斯蘭化」。 不過，無論他王正偉是否是因為涉貪或者政治原因被調查過，他當年為宣傳所謂「回漢一家親」而舉出的一個「生動例證」曾經令佔比達百分之九十九點的中共漢族幹部們很不受用。 卻原來王正偉在擔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和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期間，曾經對採訪他的記者大談了一個「回漢一家親的生動例證」。說回族本來很講究生活習慣的，但是他願意到漢族家去吃飯。什麼原因呢？就是這家漢族已經不吃豬肉，完全在這個村子按照回民的習慣生活。大家互相尊重，已經到了這個份上，就是回漢之間都能吃飯。這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說明互相尊重，互相包容。 當時他王正偉的這番話被公開報道出來後曾經在中國大陸境內的漢族共干中引起很大反感。雖然當時的習近平還是把他安排成了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的回族代表，但是跑票甚多。所以在今年二十大籌備的過程中，雖然「符合年齡」，但不被「繼續提名」也是預料之中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在「二十大」結束不久，中共黨內新一波整肅就已經開始。11月4日，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范一龍從辦公室被直接帶走，拘留審查。雖然中共每天都上演反腐大戲，但抓捕范一龍一事格外引人注目。這不僅是因為范一龍作為一個副部級幹部，在事先一點也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被捕，這種做法令人側目；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這是又一個王岐山系統主要人馬被整肅，因此，外界難免會有傳言：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中共內部整肅的對象？ 我認為，從各種情況分析，說王岐山處於危險的境地，其地位岌岌可危，是有一定根據的。最近幾年，王岐山的好友，地產大亨任志強因為批評習近平被判18年徒刑；有王岐山大管家之稱的董宏也被判死緩；中共前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的孫子姚慶，今年也一度被拘留，而姚慶，也是王岐山的妻侄。短短几年時間，身為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好友，親信，家人，紛紛被收監入獄，按照習近平過去整肅周永康等人的從外圍和親信突破的手法看，王岐山很可能已經被確定為打擊目標。 而習近平要整肅黨內對手，拿王岐山下手也是不難想像的。首先，王岐山在中共體系內，從中央到地方擔任過各種職務，門生故舊很多，說他有自己的人馬，也就是外界說的「金融幫」並不為過，這當然是習近平最忌諱的。現在，團派，江派的勢力均已經被剷除，習近平一定會開始收拾其他派系，王岐山自然首當其衝；第二，王岐山並非血統意義上的紅二代，只是中共元老的女婿，但仍然屬於太子黨。最近紅二代中的馬小麗，陶斯亮等公開對防疫政策提出批判，看得出來紅二代對習近平的不滿還是存在的。打王岐山，也就是敲山震虎，打給紅二代看。 第三，習近平違反黨內成規連任，黨內不滿聲浪普遍存在，習近平要鞏固自己的權力，首先要做的，勢必是黨內清洗，這是他建立自己的權威的起家手段，也是他認為他能維護權威的唯一手段。即使不是王岐山，他也會找他人下手。面對各種挑戰和黨內的不滿，習的內心是很沒有安全感的。而沒有安全感的人，對於任何被外界認為能力超過他的人，都有天生的忌憚，而王岐山正是這樣的人。第四，我們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在習近平第一任期中，王岐山被賦予黨內整肅的調查大權，因此想必會掌握太多的黨內貪腐的材料。習近平雖然高舉反腐大旗，但自己的家族本身並不幹凈。在這種情況下，手中掌握的材料越多，其實是越危險的事情。周永康的落馬已經是前車之鑒。王岐山也很有可能因為接觸太多秘密成為習近平的心腹之患。 當然，以上都是根據過去中共黨內整肅的經驗做出的分析，王岐山會不會被整肅，可能以什麼樣的方式被整肅，我們都並不知情。但是，從范一龍幾分鐘內就從高級幹部變成加階下囚的事件，我們完全可以認定，中共黨內新一輪的整肅已經開始。誰會是更大的目標，相信很快就會有更明確的跡象出現。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閉幕之後，中共新華社播發了《領航新時代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筆者在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的近五年時間裡，已經幾次引述過這篇「紀實」中的如下關鍵一段內容：「大家認為，黨和國家領導職務也不是『鐵椅子』『鐵帽子』，符合年齡的也不一定當然繼續提名，主要根據人選政治表現、廉潔情況和事業需要，能留能轉、能上能下。」 如今的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閉幕後，中共新華社又播發了《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文中又有如下一段：「黨和國家領導職務不是『鐵椅子』，符合年齡的也不一定當然繼續提名，要堅持事業為上，根據工作需要、人選條件、廉潔情況和形象口碑，能留能轉、能上能下，樹立新時代鮮明用人導向。」 於是，在這個所謂「新時代鮮明用人導向」的規範下，「符合年齡」的李克強、汪洋，以及與他們兩個同齡的陳全國下了，正值年富力強，甚至比新「當選」的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所有成員都年輕的胡春華居然也被「轉」了。 這裡說的「轉」，是指胡春華顯然是被計劃好了從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轉」為非政治局委員的副國級。因為畢竟還是被繼續「當選」了二十屆中央委員，所以相信他胡春華沒有多大可能在明年三月份本屆副總理屆滿之後不被安排新的職務，而是已經在二十大召開之前的「通盤考慮」過程中，在被內定「出局」的同時，也已經被安排好了「局外」副國級的具體去向，比如和五年前的張春賢以及劉奇葆一樣，不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就是全國政協副主席。 當然，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正如我們本專欄上周一的文章《習近平有可能會把對胡錦濤的惱怒 直接發泄到胡春華身上》一文中所說，對胡春華日後的安排也不排隊第三種可能，那就是因為前總書記胡錦濤對胡春華的出局向習近平表示了不滿，導致習近平乾脆一不做二休，將胡春華徹底的閑置。甚至不排除對胡春華進一步打擊報復。 五年前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閉幕後的2017年12月25日，筆者在本專欄發表了《習近平是否會把胡春華「貶」為國家副主席》一文，文中引述一家境外網站上署名「吉哥的博客」的文章內容，文中猜測當時已經被李希接替了廣東省委書記職務，回到北京待命的胡春華估計將接掌國家副主席。文中評論說國家副主席這個位置曾慶紅、習近平曾經擔任。國家副主席是接班人的概率較大，但也不是一定，如李源潮就是例子。 而筆者當時的觀點是：李源潮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被從政治局委員兼書記處書記和中組部長的實權位置上轉換至徒有虛名的國家副主席任上，絕對是貶不是升。雖然眼下還難以斷定胡春華的準確去向，但如果是已經被習近平內定為國家副主席接班人的話，那他可就真是步李源潮的後塵了。 而此文發表的3個月之後，胡春華在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上被宣布為國務院副總理。從那以後直到上月下旬的二十屆一中全會召開前夜，胡春華就一直被外界輿論普遍看好為李克強的國務院總理接班人，至少也是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兩年前的2020年11月2日，筆者又在本專欄發表了《孫政才入獄後習近平給胡春華的政治思想鑒定是「識大體，顧大局」》。文中分析說：「若論成為省委書記之前的政府行政系統的工作經歷，李強至少是可以與現任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之間論短長的。」 「單從這個角度分析，雖然胡春華在進入中央工作之前的地方行政領導經歷既短少更不完整，但若論『我們的幹部來自五湖四海』，當今中共高層政壇里就屬他胡春華的履歷頗為豐富了。大學畢業後直奔西藏，在當年分別擔任過宣傳幹部，飯店負責人，地方行署副專員和專員，省級團委負責人，以及自治區副職領導人。日後在擔任了兩年時間的團中央一把手後，又先後轉戰河北，內蒙和廣東……。特別是他在進入中央政治局並以政治局委員身份兼任廣東省委書記之前的幾年裡，從2005 年從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兼自治區政府常務副主席，升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開始，這個職務只過度了一年時間，即又歷任了兩年時間的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一年時間的河北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省長，三年時間的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兼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然後就在胡錦濤向習近平交班的同時，進入中央政治局……。晉陞速度之快，令黨內黨外為之咋舌！ 筆者曾經在《習近平考察「接班人」的首要條件》一文中就已經分析過：自從胡錦濤稱讚江澤民把中共政權的「香火傳遞」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了之後，擔任過省級行政和黨的一把手，特別是擔任過黨的省級一把手，是進入政治局的必由之路。而在眾多歷屆黨代會的黨代表眼裡，均會認為他胡春華當初年紀輕輕就享受正省部級待遇，沾的就是共青團幹部必須有年齡限制所以必須被突擊提拔、所以被稱之為「直升飛機幹部」的光，與其他從縣鄉一級領導人干起，在基層數十年摸爬滾打，一步一個腳印遞升至省委書記的幹部相比，根本就不是公平競爭。 所以，在「推薦」、「比選」的所謂「黨內徵求意見」的過程中，被「徵求意見」的那些從基層一步步爬升上來的省委書記們大都不看好胡春華是很有可能的。 關於五年多前孫政才在習近平主導的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為何倒台，如何倒台的內幕分析，有興趣的讀者和聽眾可以參閱筆者先後在本專欄發表過的《孫政才的罪孽到底有多深重？》，《每任總書記都要把至少一個在位政治局委員送進監獄》，《拔出蘿蔔帶起泥，給王珉羅織罪狀咬出孫政才？》，《廣東省委上上下下都在為胡春華捏著一把汗！》， 以及《樹倒胡、孫散，唇亡齒難全！》等多篇文章。其中《拔出蘿蔔帶起泥，給王珉羅織罪狀咬出孫政才？》一文中已經介紹過：孫政才被宣布「接受調查「的當天重慶日報評論員文章以「堅決擁護中央決定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為標題，給人的印象是孫政才都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員了居然還是一個「政治上的糊塗人」，所以才遭受到習近平總書記這個「黨中央的領導核心」的毫不留情的政治清算。重慶日報的這篇文章文章特彆強調重慶全市上下都要「把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作為第一位的政治要求「，足以說明孫政才在擁戴「習核心」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被習近平認為「態度很不明朗」的傳聞或許為真。孫政才栽就栽在了沒有把「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當成他自己和重慶市委的「第一位的政治要求」。 孫政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獲取巨額經濟利益「的主要部分都是中紀委在吉林省追查王珉經濟問題時」拔出蘿蔔帶起泥「，當地曾經給王珉書記巨額賄賂的私企老闆在中紀委專案組的威逼之下，供出王珉的同時也把孫政才給供了出來， 令習近平如獲至寶。當然也不排隊王珉為了減少刑期主動供出了孫政才的可能。王珉被起訴書里提到的他2009年月11月利用擔任吉林省委書記職務上的便利，侵吞公款100萬人民幣用於支付個人費用。但事實上王珉就是在2009年月11月與孫政才交接的。所以提供如上消息的人士分析，這一百萬很可能就是孫政才以新任省委書記名義慷國家之慨，贈送給王珉的「搬家費」。 曾有網友給筆者的文章留言說：「其實他孫政才只有兩宗罪，一是屁股不幹凈，二是站錯隊。鑒定完畢。」 此話當然沒錯。但問題是，當今共產黨的幹部們屁股上有乾淨的嗎？所以說到底還是他孫政才政治上「站錯隊」才導致中紀委奉命把他脫光示眾。 在《樹倒胡、孫散，唇亡齒難全！》這篇文章里，筆者的分析是：所以，五年多前的習近平正在為十九大上如何打發孫政才和胡春華這兩個前朝元老硬塞給他的「黨政接班人培養對象」犯思量的時候，王珉的「戴罪立功」的交待內容被「簡報」到習府的時候，習近平最可能脫口而出的就是那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先拿下一個孫政才，此後即使找不出胡春華的把柄，他胡春華也已經是勢孤力單，孤掌難鳴。 中國古人早有「唇亡齒寒」一說，而把孫政才和胡春華在十年前的中共十八大上共同進入中央政治局之後的關係形容成唇齒相依並不誇張。雖然在那之前他們二人似乎並未有政治結盟之嫌，但一經把他們兩人同時敲定為黨、政一把手接替人培養對象，他們兩個就是一損俱損，一榮共榮的關係了。 這裡以「樹倒胡、孫散，唇亡齒難全」為標題，「樹」還不僅僅指退休不久即被帕金森症所困擾、中共內部已經有傳聞說他的健康狀況還不如江澤民的胡錦濤，更包括十年前在十八大時未能進入政治局常委，從那以後就被習近平政治邊緣化，五年多前召開的十九大上更是被迫提前退休的李源潮……。 接下來發生的故事是，「胡、孫」被習近平強行拆散之後，隨著孫被打入天牢，胡春華憑著習近平的一句「識大體，顧大局」的「政治思想鑒定」，雖然未能如此前胡錦濤向習近平交班時所設計的，十八大上進政治局，十九大上進常委會，但畢竟還是被在十九大上留任了政治局委員。 胡錦濤十年多前在交班習近平時所規劃的，是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裡分別會有總書記接班人選胡春華和總理接班人選孫政才，但在孫政才倒台和王滬寧等人對習近平長期執政的「熱烈擁戴」的前提下，他胡春華五年前也未能因為被內定轉崗國務院而在黨內晉陞政治局常委，因此也就令李克強的總理接班人選一直存疑到二十屆一中全會公報的面世。 當年的習近平之所以能夠被清華大學接收為「工農兵學員」，是因為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審查之後認為他習近平可以不再被繼續被劃歸「黑五類」，應該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列。而從五年多前孫政才垮台至今，胡春華的政治境遇就相當於文革年代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時時刻刻都不忘夾著尾巴做人。 就在中共二十大閉幕並對外公布新一屆中央委員名單的前一天，筆者又在本專欄發表了《三個總理”候選人”，誰的可能性最大？》一文，文中分析說「假如韓正最終會成為李克強接班人的話，胡春華入常並接替國務院常務副總理職務也並非唯一可能。其他可能包括不被安排入常同時也不再連任政治局委員，只是在連任中央委員的前提下等待明年三月出任一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也包括雖然如願入常但離開國務院系統，比如擔任全國政協主席職務？」 日後發生的事實雖然總理接班人不是韓正，而是韓正當年上海市委書記職務的繼任者李強上位，但胡春華的下場卻是被筆者不幸言中：「不被安排入常同時也不再連任政治局委員」。 一周之前，中共二十屆一中公報一經發出，華爾街日報隨即發表《中國自由派旗手胡春華落選政治局委員會》一文，說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鞏固主導權不僅體現在他提拔哪些人進入中共最高權力機構，也體現在哪些人被他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中國四位現任副總理之一、曾被認為有望接替習近平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胡春華在周日落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會，標誌著一顆曾經冉冉升起的政壇新星黯然落幕。 該文中說：一些政治分析人士之前認為，59歲的胡春華非常有機會進入政治局常委會這一中共最高決策機構，並出任中國下一任總理。但在中共宣布的新一屆政治局委員會名單中沒有胡春華的名字，而是擠滿了習近平的盟友和擁護者。本屆政治局委員會共有24名成員，較之前少了一個席位。作為離任的政治局委員會中最年輕的官員，胡春華的離任年齡也遠低於最近幾屆黨代會上成為慣例的68歲的退休門檻。(該門檻在今年黨代會上實際已打破)。 該文章中還說：胡春華在分析人士和海外高管中頗受好評，他們認為胡春華主張相對自由的經濟政策，這與習近平倡導的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形成對比。儘管胡春華在習近平消除農村貧困的行動中發揮了主導作用，但外界並不認為他是習近平圈子裡的一員，他是在其他政治大佬的幫助下升上去的。胡春華還在2006年至2008年期間擔任過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一些政治觀察人士由此認為，他是所謂「團派」（共青團派）、即一個鬆散的官員集團的主要人物，「團派」曾被視為對習近平陣營起到制衡作用的一支力量。 不知道華爾街日報這篇評論的作者是否意識到，恰恰是胡春華本人，正是這個世界上最不願意，甚至是最懼怕外部世界給他如此「好評」的人。外部世界對他胡春華的所有好評以及曾經寄予的期望，都及時提醒了習近平：絕不能讓胡春華成為「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二十大開完，我說改革開放完了，朋友不同意，認為中共還會繼續他們自己意義上的改革開放。最新的跡象表明，朋友有部份說對了，就是開放完了，但改革還在，只不過這種改革，不是往前改，而是往後改。 近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民政部聯合印發通知，開展完整社區建設試點工作，進一步健全完善城市社區服務功能。按照標準規範要求，規劃建設社區綜合服務設施、幼兒園、託兒所、老年服務站、社區衛生服務站，配建便利店、菜店、食堂、郵件和快件寄遞服務設施、理髮店、洗衣店、藥店、維修點、家政服務網點等便民商業服務設施。 這是二十大後，中共當局最先推出的重大社會改革，證明這件事對習近平的中國式現代化有極其重大的意義。以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在強調中國式的現代化，前者是市場經濟加社會主義，以市場經濟為前提，後者是共產黨專政加現代化，以共產黨專政為前提。 所謂「完整社區建設」，就是將城市居民的生活，全面囊括在居委會的統一管制之下，涉及民生的所有生活供應和生活服務，都由居委會一手包辦。表面上，這是「完善」社區服務的舉措，實際上是強化城市居民對政府的依附性，一個人一個家庭，日後離開居委會的「社區建設」，就將無法獨自生存下去。 一旦政府的社會服務「完整」了，必將擠壓和驅逐私營企業與個體戶，由政府服務壟斷市場，到時私營與個體戶就會成為「資本主義尾巴」，必須「割除」，直至市場只剩下公營的服務，那時社區建設就算「完整」了。 這步棋只志在壟斷市場嗎？當然不是，這步棋恰恰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一步。有人將之與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作比較，認為現在是走回全民所有制的老路。我認為習近平的野心遠遠不只於此，習近平要打造的，是對中國人全身心的掠奪與控制。城市居民在居委會這套全方位「服務」的體制之下，人身依附的徹底，將是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無法比擬的。 大饑荒年代，社會上還有黑市存在，有錢還能買到稀缺物資；文革中還有米票肉票，有錢還能從市場上買到票據；但日後當居委會的社區服務全方位實現，並逐步將私營與個體擠出市場，那時居委會的生意便成為獨家生意，除了居委會，一般人將找不到一個理髮的地方。 當你家廁所壞了，滿屋臭氣熏天，度日如年時，唯一能幫你解決生活難題的，也只剩下居委會的維修店，那時你只好拜居委會為菩薩才能活下去。 目前政府宣布的，只是兩年為期的改革試點，兩年後全面鋪開，再用幾年時間，把全國大中小城市中的居委會功能，都強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那時就實現了無死角的全覆蓋。然後再用幾年時間，把私營企業與個體戶擠出市場，就實現了居委會全面管治市民生活的宏圖。 到那時，還有人膽敢反抗嗎？還有人亂說亂動，搞三搞四？只要你稍不聽話，馬上給你一個黃碼，然後你沒地方買菜吃飯，沒地方就醫取葯、托兒養老、寄郵件、理髮維修，總之你基本上沒有任何生活能力，只有等死一途。到這地步，中共的江山就萬代太平了。 因此，不可小看這一套「完整社區建設」的戰略意義，這是中共實現獨裁統治的長遠規劃，它之成敗，關係到中國人民的禍福，關係到中共的存亡。 這一套「完整」建設之陰毒，在於它不是短期內實現的，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長到一般人無法感覺它的存在和發展。社區建設一點一點來，先做容易做的，再做不容易的，再做很難的。生活的改變不會突然間發生，它會一點點侵蝕，改一點不改一點，讓你慢慢適應習慣。開始時還會有大量私營企業與個體戶，與居委會企事業單位共存，然後居委會手越伸越廣，越伸越深，最後私營與個體都站不住，望風波靡，居委會自然擴大版圖，直至「解放」市場為止。 居委會建設初登場，要與私營和個體競爭，它的服務質量和定價都要依從市場規律，因此，一開始的服務質量與價格都會符合市民期望，但當居委會完全佔領了市場，一家獨大，無人足以動搖它的地位，那時只有居委會說了算。服務質量差了，你除了找它，已沒有第三者可以委託，定價貴了，你除了與它交易，已沒有誰可以和你交易，那時你就只是中共可以隨意搓圓捏扁的群氓。 整件事的危險在於，沒有人會在初起時有足夠的警惕，也沒有人有那種覺悟一開始就不服從，登高一呼，聚眾反抗。事情一點點發生，溫水煮蛙地很有耐性地等你習慣，然後有朝一日，你一覺醒來，突然發覺生活大變，到那時，什麼都來不及了。 這一套會不會推行到香港來，希望不會，但如果會，也一點都不奇怪。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中共20大之後，習近平正式建立了一個居高臨下、俯視其他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的個人獨裁地位。他安排的6個常委中，一半人是他一手提拔的往年部屬，剩下的也都是聽話之輩。這種「老闆」與「夥計」的關係，讓其他政治局常委成了習近平的辦事班底或「軍機處」。從此，中國進入了一人獨斷、後果下卸的局面。 一、20屆政治局委員和常委：「選舉」走過場 10月23日中共20大之後的第一次中央委員會開會，按照習近平指定的政治局委員名單，「投票」給名單上的人。由於這場所謂的選舉是等額選舉，中央委員們奉命投票給名單上的每個人，於是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就這樣通過了。等額選舉之下，事先確定的政治局委員「候選人」不會「落選」，「投票」不過是走過場而已。然後，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再開個小會，按習近平給的新政治局常委名單，還是等額選舉，這樣，確定新政治局常委的程序也走完了。 從中央委員會選政治局委員，再到政治局委員選政治局常委，基本上名單上的人都能得到全票或絕大多數票，計票容易得很。兩場「選舉」，全程大約用了不到兩個小時。然後，中午12點左右習近平就帶著其他6個新上任的政治局常委，參加了中外記者招待會。中共今後5年的中南海最高決策班底就這樣亮相了。 習近平只留用了上一屆政治局常委當中的兩個人。一個是意識形態總管王滬寧，他從江澤民時代一直扮演這個角色到現在，平民出身，謹小慎微，習近平準備讓他明年開始擔任全國政協主席，坐個無權無勢的冷板凳。另一人是趙樂際，原來的中紀委書記，是習近平過去幾年監管官場的得力助手，今後會讓他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 二、出局者先知 上一屆政治局常委一共7人，其中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已72歲，習近平安排他退休，算是正常處置，但習近平還處置了另外3人。總理李克強67歲，如果習近平對他比較滿意，可以讓他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但習近平卻決定讓李克強退休；全國政協主席汪洋與李克強年齡相同，也安排退休；副總理韓正比李克強大1歲，是江澤民提拔的，習近平讓他也退休了。習近平直接把這4個人從20屆中央委員的預定名單上排除了，因此20大上他們就無法進入新一屆政治局，就算20大的參會代表中有人把李克強的名字加到自己的選票上，也無濟於事。 《新華網》10月24日按慣例發表了一篇介紹此次政治局委員和常委產生過程的文章，《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這篇文章披露了兩個情況。 其一，今年4月開始習近平為確定20屆政治局委員和常委的名單，分別與19屆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委員共30人談話，聽取他們的意見。這30個人當中，23名是19屆政治局委員，1名是未進入政治局的書記處書記，4名是未列名政治局的中央軍委委員，以及非政治局成員的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這番談話期間，上一屆政治局委員當中那些習近平預定要排除出20屆名單的人，通過談話都已獲悉，自己馬上就要出局了。對這4個將被出局的19屆政治局常委來說，20大上自己的命運毫無懸念。 其二，被出局的人在談話中很識趣地表示，願意主動退下來，這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李克強。他在任期的最後幾年裡，其實對挽救中國經濟已經束手無策，連發展「地攤經濟」和「大學畢業生下鄉」這種毫無希望的經濟政策都提出來了。由此可見，李克強對自己的處境一清二楚，提前退休就是他的宿命。 三、親隨入局 20屆政治局常委當中，習近平提拔了3個到他身邊辦事的親隨，即李強、蔡奇、丁薛祥。這3個新政治局常委都有一個共同特點，是習近平當地方大員或在中南海的跟班；他們當過跟班後，得到了習近平的大力提拔，但他們並沒有多少解決難題的能力。 比如，即將被習近平任命為下一任總理的李強曾經是習近平在浙江當省委書記時的秘書長，進中南海前在上海市委書記任上，最突出的「政績」就是不顧民生而執行習近平的「清零」方針。 中共培養一個總理人選，往往會讓他先從副總理職務上干起，以便熟悉煩雜的政務，歷練中積累經驗和人脈。但習近平把完全不熟悉國務院工作的李強直接就放到了總理位置上。李強從無處理國務的經驗，在國務院系統也沒有人脈，今後政務處置上會出很多問題。 習近平安排負責今後黨務工作的蔡奇，曾經是習近平任福建省長時候的屬下，習近平到浙江當省長後，蔡奇還是他的屬下。習近平當上總書記之後，調蔡奇到北京，任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再主政北京市，政績平平，無所建樹，卻因為習近平的信任而官運亨通。 習近平這次安排明年擔任副總理的丁薛祥，原來是習近平任上海市委書記時的秘書，習近平喜歡這個跟班，一路帶進中南海。現在又準備讓這個從未掌管過一個省或一個部的親信充當第一副總理。 四、黨政分工被打破 中共最主要的兩個掌事人總書記和總理，他們的辦公地點都在中南海。胡耀邦任總書記時在中南海的南區辦公，總理趙紫陽則在北區辦公。平時總書記和總理召集各自的部屬開會，也分別在南區或北區。這兩個區之間沒有隔牆，但警衛會限制外來開會者的自由穿行。雖然中午時這些去開會的人可以分別在南區或北區休息走動，但警衛會提醒他們，散步時不能越過南北兩區分界處。 胡趙時期中南海內的這種分區格局有一個含義，即黨政一把手的地位大體上平行，黨政分明，各管一攤。趙紫陽當總理時，辦公地點在北區；他改任總書記後，就搬到南區的勤政殿辦公，把北區留給了李鵬。那時，居於胡趙之上的幾個大佬當中，除了李先念還住在北區，其他人都不住中南海內，胡趙與大佬之間主要是靠文件往來傳遞信息。從胡趙時期直到胡錦濤時期，這種黨政分開的慣例，實際上意味著雙方的分工比較明確。 但是，習近平上任後，先後設立了一系列領導小組，開始干預和控制李克強的分管工作，打破了以往多年的黨政分工慣例。而20大之後，即將擔任總理的李強完全沒有胡趙時期開始的過往歷任總理的分管地位；習近平這個總書記的強勢和獨裁地位決定了，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成了習近平的辦差班底。 習近平大權獨攬之後，用人便隨心所欲了。這次他安排的6個常委中，3個人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昔年部屬，第4個跟班是為他服務過10年、謹慎順從的王滬寧，其他兩人也都是聽話之輩。這樣，習近平與其他政治局常委的關係就實質上變成了「老闆」和「夥計」之間的關係。 五、「軍機處」再度成形 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中，雖然各人有所分工，但均屬習慣於聽命習近平的人，他們只會事事請示，奉命照辦。這樣，習近平安排的政治局常委們就不再相對獨立於總書記，不會自主處理各自分管的事務。這種新的狀態很象習近平的辦事班底或「軍機處」。 軍機處是清朝雍正皇帝設立的中樞權力機構，沿用到王朝終結，其辦公場所在靠近皇帝辦公的養心殿南側隆宗門內。最重要的幾個大臣在這裡參與決策，是為皇帝的主要幕僚。軍機處總攬軍政大權，作為清朝的最高國家機關，由皇帝直接掌握，相當於皇帝的秘書處。 現在習近平的個人獨裁模式之下，其他政治局常委與他不再是表面上的平行關係了，而是變成了「皇帝」和「軍機處」的關係。中共在老毛獨裁的年代裡就是這樣。那時總理周恩來扮演著「軍機處」領班的角色，率領一班文官，為老毛充當「軍機處」，小事才自行決定，稍大一點的事必須事事請示老毛，老毛的話一言九鼎。 其實，習近平前幾年通過各種中央的「領導小組」來分別決策各方面事務，政治局常委分別參與不同的「領導小組」，而絕大部分的各種「領導小組」的組長都是習近平兼任。這意味著，所有方面的事務，最後決策時必須由習近平獨斷。20大以後，習近平與其他常委的關係讓「軍機處」再度成形了。 六、一人獨斷、後果下卸 習近平現在可以裁斷任何事情，他的「軍機處」會事事秉承習近平的「旨意」。但這種決策模式也註定了一種結局：習近平今後的隨意決策中，所有的不利後果，都會被他的這個辦事班底在執行中放大；而決策的不良影響，則要由這些「軍機大臣」或下面的官員來承擔責任。 這種新的決策模式預示著三點。其一，習近平所有的既定方針都會繼續堅持下去，而且不存在糾錯機制。其二，凡是過去十年中發生的重大難題，比如經濟滑落、對美關係惡化等，過去解決不了，今後也同樣無解，情形只會進一步惡化。其三，習近平安排這樣的辦事班底說明，他對個人專斷的權力把握仍然沒有足夠的信心，因此他現在要用的，是幫他維持住個人權力的班底，而不是幫他解決難題的班底。 由此判斷，習近平在今後的幾年裡，最關注的是掌控現狀、防範惡化，而不是求解難題；而他採用的手段，仍然是強硬的命令和不顧一切地蠻幹，不會有多少圓通的做法。不管中國社會的各階層喜歡還是不喜歡，從此中國進入了一個一人獨斷、後果下卸的局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2年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閉幕會現場，現任總書記習近平下令特工將前任總書記胡錦濤強行架離會場。這驚悚的一幕，發生在人民大會堂、二十大的主席台上、中外媒體的鎂光燈下，給世界留下二十大的唯一印象和最大震撼。 光天化日下的這一幕，讓人細思極恐。設想，如果不是在中外媒體注視下、不是在二十大、不是在人民大會堂、不是對前任最高領導人，而是在中共高層無數的閉門會議上，針對黨內同僚或黨的其他領導人，其粗暴的手段和恐怖的場景更難以想像，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推論，習近平早就創造了這種開會模式：現場凡是出現反對他的意見，或是要求查證文件的真偽，習近平就驚怒交加，當場下令特工將反對者強行帶離會場。 受命特工可能對反對者假裝勸告，口稱「您需要冷靜一下」、「您需要休息一下」、「您需要暫時離開……」，暗中卻用力拉扯推搡挾持，不由分說，就將反對者強行架離。給反對者施以驚嚇的同時，也給在場的所有與會者製造震懾和驚懼。如今看來，就是在這種驚悚恐怖的氣氛下，習近平一次又一次地強化了他的獨裁和權位。 如此驚悚劇，人們以為，原本只有在史書記載的古代中國宮廷里、王朝的黑暗時期才曾經上演。比如，三國時董卓專權時期。初時，「董卓屯兵城外，每日帶鐵甲馬軍入城，橫行街市，百姓惶惶不安。卓出入宮廷，略無忌憚。」稍後，董卓議事宮廷，「會集公卿，令呂布將甲士千餘，侍衛左右。」會上若有人反對，「卓怒曰：天下事在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汝視我之劍不利否？」董卓隨意廢立年幼皇帝，尚書丁管反對，「卓大怒，喝武士拿下。」「卓命牽出斬之。」 誰能想到，如此的古代宮廷驚悚劇，竟赫然驚現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難怪，世人都有感：習近平和王滬寧等人不屬於這個時代，是舊時代的幽靈在新世紀的舞台上遊盪。另一方面，也再次證實：共產中國就是另一個專制王朝，眾多專制王朝中的一個，俗稱紅朝。 需要考證的是，習近平何時創立這一開會模式？筆者判斷，時間應該是緊接在2018年3月之後不久，當時，習近平通過「隱秘、迅速而狡詐的」手段，強行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因遭到黨內外普遍反對、包括政治老人的反對，一方面，習派假意解釋「取消任期制並不意味著長期或終身任職」，只是為了與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職位表述保持一致（後兩個職位沒有憲法或黨章明文規定的任期，但憑黨內規則不得超過兩屆任期）。 另一方面，習近平密謀成立特勤局（終於2019年1月正式成立），並安排親信王小洪充任特勤局局長。特勤局表面上的職責是警衛黨和國家領導人中的「四副兩高」（國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以及外國訪中要人，然而，王小洪的行事範圍遠超這一領域，名為警衛，實為監控，監聽、監控從「四副兩高」到其他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包括政治老人。 應該就是從那一時期開始，習近平開創了當場架人離場的恐怖會議模式，可稱作「董卓模式」。只是，機關算盡的習近平，萬萬沒有想到，有朝一日，他在紅牆後的這套粗暴手段竟會意外在中外媒體下曝光。那就是，在二十大閉幕日的主席台上，前總書記胡錦濤當場質疑中央委員會名單遭偷換和造假，習近平一急之下，竟悍然下令特工將胡錦濤強行架出會場。 這極端醜陋的一幕，不僅讓二十大和習近平連任蒙上非法無效的陰影，而且讓習近平用黑暗手段集權的秘密曝光於天下。來源不當的權力，勝之不武的連任，參雜著造假、偷換和舞弊的二十大人事重組，盡在那一幕之間。年近八旬、白髮蒼蒼、性情溫和的前總書記胡錦濤，以羸弱的身軀做堅韌的抗爭，等於為習近平的連任、為二十大的結果蓋下一個大寫的章印，這個大寫的章印就是兩個大寫的字：非法！ 是可忍，孰不可忍！習近平對前任最高領導人、昔日恩主胡錦濤的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冷血無情，讓在場所有人，包括中共高層、政治老人和兩千三百多名黨代表都看在眼裡、記在心上，心寒齒冷；通過視頻和消息的傳播，也讓眾多官員、黨員看在眼裡、記在心上，心寒齒冷。對胡錦濤的同情，就是對習近平的憎恨。 習近平粗暴而野蠻地強行連任，只會在黨內外製造更多敵人、凝聚更大的反習力量。儘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咬緊牙關，沉默地憤怒著，或者，憤怒地沉默著。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胡錦濤與習近平是一張烙餅的兩面 胡錦濤在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提前離場（或被離場），引發諸多揣測。我對這一幕被很多評論人士稱為「政變」的場景基本無感。第一，胡錦濤時代早在十年前就結束了，此一場景並不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第二，胡錦濤與習近平當然存有權力之爭，中國歷史上，禪讓的太上皇與「今上」之間從來都不是和諧關係，但兩人都是鐵杆共產黨人，只有權力之爭，並無路線或觀念之爭。那些因為痛恨習近平而讚美胡錦濤的評論，與事實真相南轅北轍。 英國廣播公司駐北京記者麥迪文發表了一篇題為《胡錦濤「被離場」引發諸多猜測，新華社英文推特回應原因》的評論文章。文章認為：「胡錦濤代表了一個與習近平截然不同的中國。他更強調集體領導，必須平衡政治局常委中的各個派系。胡錦濤的年代被視為對外開放和對新思想的包容性增加的時期。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是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曝光的巔峰，外商企業在中國設立，國際遊客不斷湧入，互聯網比現在更自由，境內媒體嘗試開始做像樣的新聞，中國的全球聲譽也持續改進。雖然有些人評價胡錦濤是『弱主』，但是他執政十年中國經濟經常呈二位數成長，中國也更在乎其國際聲譽。」 日本共同社駐台北記者矢板明夫在臉書專頁上評論說：「新的政治局常委會將充斥著習近平的擁護者，確保繼續朝著和胡錦濤時代的改革開放截然不同的方向前進。……共青團派這一次遭到團滅，在某種意義上講，等於是中共的政權內的改革派、國際協調派的全面潰敗。中國共產黨已經喪失了自我糾正錯誤的能力，期待共產黨內部的改革，已經不可能了。」 此類評論，對習近平走向毛澤東化、史達林化的評估是正確的，但將胡錦濤時代說成是改革開放、西化、國際協調，則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胡錦濤靠在西藏屠殺藏人而上位，選拔胡錦濤的是中共二十大上如木乃伊般端坐的最年長（一百零五歲）的、信奉共產原教旨主義的元老宋平。胡錦濤比江澤民更左。胡溫統治後期，國保特務治國肆無忌憚，陳光誠遭遇慘絕人寰的迫害，零八憲章運動遭到滅頂之災，劉曉波入獄，我也被秘密綁架及酷刑折磨。我後來寫了《河蟹大帝胡錦濤》和《劉曉波打敗胡錦濤》兩本書，記載了胡錦濤時代專制暴虐的斑斑劣跡。人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痛。 有時，反倒是生活在別處的人看得一清二楚。台灣評論人「一個律師的筆記本」在題為《「憶昔錦濤全盛日」：歷史敘事的猜想》一文中寫道：「我猜想，未來可能會出現一種歷史敘事，就是把胡公錦濤形容成銳意改革的領導者，在開明專制之下放寬個人自由與經濟發展，實現了『公民社會的初步成長』，但這個邁向光明的進程，卻被繼起的習公硬生生破壞，從而斷送了天朝上國的千古良機云云。『憶昔錦濤全盛日，公民社會好形勢。和平演變現前景，民主轉型將落實。』諸如此類。」但他輕而易舉就推翻了這個「想像的敘事」：「事實上，胡公與習公的統治，屬於同一個連續進程。大方向相同，只是採用的手段隨著形勢變化而有所差異而已。前一個階段自忖實力不足，故而韜光養晦、先行蟄伏；後一個階段自恃羽翼豐滿，所以逐鹿爭霸、揮刀亮劍。然而，不論前期還是後期，對於『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神話的執念，乃至於共產黨的統治思維，均無二致。既然有了第一個階段，難免就會走到第二個階段。或者說，第一個階段本來就是在為後繼階段作準備，用來吸引獵物、累積資源。」所以，習近平不是胡錦濤的反動，而是胡錦濤的升級版。 什麼人在懷念胡錦濤和溫家寶？ 麥迪文和矢板明夫對胡錦濤有些「霧裡看花」，而很多流亡海外的反共人士也參與到這場「胡錦濤奏鳴曲」之中，就讓人相當錯愕了。 胡溫剛上台時，人們對「胡溫新政」持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尚情有可原；胡溫已下台十年，居然還有不少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爭相稱頌胡溫，更有人懷念江澤民，形成所謂「膜蛤文化」，那就是一種病入膏肓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比如，有一位八九學生，坐牢多年，最後一次下獄正是胡溫時代，後來他成為基督徒，歷盡磨難，逃亡到美國，居然在推特上辱罵我批評胡錦濤和溫家寶是破壞改革派「大業」，客觀上充當了強硬派的「側翼」。還有一位因調查二零零八年四川地震中倒塌的豆腐渣校舍而被下獄的維權人士，至今仍對胡溫「多難興邦」的宣示念念不忘，相信胡溫擁有將中國推向自由民主的「初心」，只是力不從心罷了。 若干在胡溫時代受打壓、淪落社會底層的人士，對胡溫不離不棄；更多在胡溫時代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人士，更是將江澤民、胡錦濤在位的二十三年（一九八九至二零一二年）視為中國的「黃金時代」，也是他們本人的「黃金時代」。確實，在那個時代，他們或是坐擁金山銀山的民營企業老闆，資本家可以入黨，「紅色資本家」地位看似穩如泰山；他們或是人面桃花、飛檐走壁的影視明星，在橫店影視基地打造漢唐盛世、射鵰英雄，一顰一笑，財源滾滾；他們或是巧舌如簧的黨校教授，巡迴全國宣揚「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名利雙收；他們或是在中南海與市場經濟兩端遊刃有餘的知識分子，靠著「文化苦旅」發大財……正如維權律師陳建剛所說：「懷念胡溫，讚美江澤民者，相當一部分是中共體制的獲益者，在江胡溫時代，他們作為既得利益者順風順水。……盛讚胡錦濤、溫家寶的人都是倖存者，刀刃沒有割到他們皮肉的時候，他們就會感覺到江胡溫是好人。」 局部的真相，往往是假象。一塊馬賽克鮮艷，絕不意味著整塊馬賽克拼圖都美輪美奐。二零零八年，奧運前夕，胡溫躊躇滿志，民主法治的高調響徹雲霄。劉曉波在被捕入獄前四個月，撰文揭露胡溫的民主乃是「畫餅民主」，是花拳繡腿。劉曉波寫道：「中共統治的常態是言行背離，現政權也不例外。胡溫執政五年來，一面頻繁地作親民秀和政治開明秀，一面從不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從不放鬆對民間的民主訴求的打壓。起碼，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到現政權進行政治改革的誠意，因為胡溫政權沒有任何動真格的政改舉動，甚至連不會影響到政治穩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沒有。所以，無論媒體把『政治改革』的議題炒得多麼紅火，但現實中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仍然裹足不前。」劉曉波以他的殉道驗證了這一結論。 今天，批判習近平是常識，懷念胡錦濤卻是違背常識的無知與無恥。鄧江胡時代，中共監獄中沒有一天斷絕政治犯，沒有一天中斷強迫拆遷和圈地運動，沒有一天停止對宗教信仰者、異議者和少數族裔的打壓迫害。我自己是受難者中的一員，我也見過許多跟我一樣的受難者及其家屬，如陳建剛所說：「他們在胡溫時期被迫害，被酷刑，被抄家，被株連家屬孩子，有人直接被打死，有人成了植物人。」然而，那些在胡溫時代手上捧著金飯碗、銀飯碗的人卻置身事外、冷眼旁觀——雖然共產黨仍是一黨專制，雖然共產黨在荼毒他人的兒女，但只要還能在中共體制內分潤，管他共產黨做什麼罪惡？唯有被習近平砸掉飯碗之後，他們才舉起「反習擁胡」的旗幟，就如同當年天地會的「反清復明」。千百年來，中國歷史循環往複，就連反抗的方式也一樣。獨裁者在不斷進化，反抗者的思想境界卻停滯在原始本能的階段，所以不徹底的反抗註定了只能是失敗的反抗。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陳文清的「入局」與習近平的「警察治黨」》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習近平居然一口氣給他的二十屆中央書記處里安排進去了三個職業警察，即國家安全部長陳文清、前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劉金國和現任公安部部長王小洪。 就在這篇文章刊登和播出的當天，中共當局即對外宣布了陳文清的中央政法委書記職務任命。緊接著，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搶在周末象徵性地開會，令事實上早在二十大之前即已經內部決定的由陳一新接替國家安全部長的任命完成了「法律程序」。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里回顧的本專欄去年12月13日的文章《國安部長陳文清比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更有晉陞前途》中雖然認定陳文清「入局」的可能大於陳一新，但筆者當時在發表這篇文章之前，也還發表了《「手心手背都是肉」，二十大誰上誰下讓習近平犯難》一文，文中特別分析到了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後犒賞陳一新一屆「局外」副國級的可能性。 眾所周知，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無論其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具體出任的職務是什麼，均享受正國級待遇，也就是所謂的黨和國家一級領導人。而不是常委的普通政治局委員，則都享受副國級待遇，也就是所謂的黨和國家二級領導人。至於「局外」副國級，也就是不是政治局委員的副國級，包括了國務院的國務委員，最高檢察長、最高法院院長，以及不是由政治局委員兼任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黨內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的黨內副主席。 筆者當時在這篇文章中認為如果一定要以過往在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基礎上官升一級晉陞副國級職務的例證來套用陳一新的話，那麼他陳一新未來的政治走向更可能的應該是依照王勝俊模式，出任最高法院院長或者最高檢察長。 1993年，安徽省政法委書記和公安廳長出身的王勝俊奉調中央，在任建新手下擔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五年後熬成正部長級的政法委秘書長。 此後，他在這個職務上熬了整整十年，後五年里雖然還兼任了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副主任，但仍然還是正部長級。 2008年，已經是一屆中紀委委員，三屆中央委員，在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和秘書長位置上堅持了十五年之久的王勝俊終於有了出頭天，被安排出任了一屆最高法院院長，官至副國級。 那麼現如今的陳一新，二十大前在中央政法委委員中排名在他之下的陳文清成了他的頂著上司，他本人則是在被宣布接替陳文清國安部長職務之後，政法委秘書長成了他的兼職。至於這個政法委秘書長和國家安全部長由一個人擔任的情況是否會長期持續，可能性不大。 已經有中共內部人士在二十大召開之前，即已經把未來陳一新政法委秘書長職務的最可能接班人選放在了新任副秘書長誾柏身上。 二十大召開之前的七月中旬，中國長安網「領導·機構」一欄更新顯示，誾柏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景漢朝不再擔任。 此番被去職的景漢朝已經在這個職務上坐了五年，擔任這個中央政法委秘書長職務之前是平級的最高法院副院長。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次正常的人事更替，1960年出生的景漢朝已經62歲，按照副省部級60歲封頂的年齡規定，已經是「超齡服役」兩年整了，不進則退。而接替他職位的誾柏是1969年生人，納西族，此前是從雲南省跨省交流到青海的，到青海之前的最高職務是正廳級的省政法委副書記省維穩辦主任，以及迪慶藏族自治州州委書記，2016年1月調任青海之初即被宣布為為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候選人和黨組書記，從此官至副省部級。 此後的誾柏先後擔任了任青海省檢察院檢察長、黨組書記，青海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青海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兼海西州委書記、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黨工委書記， 青海省委常委兼省委組織部部長和政法委書記，青海省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書記和省行政學院院長，青海省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等職務。 2022年5月26日下午，中共青海省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西寧召開，誾柏「當選」為省委專職副書記。 從跨省「交流」到青海之後在青海省委內被頻繁更換重要職務的情況說明，當時的誾柏是被當成就地晉陞為省長的方向培養的，但在剛剛被安排為青海省委專職副書記之後，又被認為是留在政法系統內更為合適，這才有了調升中央的機會。 說起來，如果是繼續留在青海省委專職副書記位置上的話，那麼他誾柏在二十大上會進入中央候補委員序列。而調升中央政法委後，雖然暫時還是副省部級待遇，但卻在二十大上被安排成了中紀委常委，二十大閉幕後，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陳一新為國安部長的同時， 任命為國家監察委員會委員。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因為中共國家監察委員會是同中紀委「合署辦公」，所以中紀委第一副書記同時也會兼任國家監察委主任，其他副書記同時也都會被宣布為國家監察委副主任，中紀委常委同時也都會被宣布為國家監察委員會委員。 10月19日，中共二十大開幕的次日，大會新聞中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是由誾柏以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身份，率領最高法院黨組副書記、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長、一級大法官賀榮，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檢察長、一級大檢察官童建明，以及安部黨委委員、副部長、國家移民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許甘露和司法部黨組成員、副部長左力等人，向記者宣布所謂圍繞「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們在法治中國建設領域取得了五項重要的成就「。 這裡的賀榮和童建明都已經在二十大上被安排為中央委員。而誾柏同時被任命的中紀委常委待遇，說起來是相當於中央委員，但最高法和最高檢無疑是被置於中央政法絕對領導之下的。 到二十大為止，此前於2017年與景漢朝一起被任命為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的白少康暫時還在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里排名在誾柏之前。 這個白少康說起來還是李克強以及如今已經在二十大上高就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兼中央統戰部長的石泰峰的北京大學法律系的學弟，比如上二人晚兩年入學。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這個白少康選擇了同校同系同學們大都看不起的警察職業，主動要求「從哪裡來，回哪裡去「，到家鄉陝西省公安廳刑偵處當了一名普通刑警。但也因為他的北京大學法律系的亮眼學歷，所以省廳領導對他很器重，令他很快就從副主任科員、副科長、科長、副處長，省廳刑警總隊副總隊長、省廳刑警總隊政委、省公廳刑事偵查局副局長、政委等職務上一路遞升，2006年即已經升任陝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黨委委員。 2010年3月，白少康升任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局長，但在這個位置上只停留了一年半時間，即被安排為公安部局級崗位中最重要的一局（國內安全保衛局）局長。當時的頂頭上司是部領導中分管國保，原本就是一局局長出生身的陳智敏，以及公安部里當時號稱周永康第一親信的是部黨委副書記、副部長兼中央601辦公室主任李東生。 日後周永康被判無期徒刑，李東生被判15年，陳智敏也被免職，但在周永康倒台之後公安部的第一輪大清洗過程中，白少康不但全身而退，而且還被孟建柱向中組部提名為上海市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兼武警上海市總隊第一政委，不久後又依被慣例被安排為上海市副市長兼公安部局長和黨委書記。 接下來，趕在十九大上退位並交出中央政法委書記職務的孟建柱搶在十九大召開之前的2017年5月把白少康召回京城，委以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職務，同時兼任政法委機關黨委書記。 中共十九大上，孟建柱被宣布退休，白少康被安排為十九屆中紀委常委。但是在次年3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上把時任政法委秘書長汪永清安排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同時，習近平卻沒有依照孟建柱的「遺願」行事，沒有安排把白少康遞升，而是把時任湖北省委副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陳一新調升政法委秘書長。 此後的白少康甘居「後來者」之下，一路配合過來，表面上看是相安無事，但隨著孫力軍被查，此前每個曾被孟建柱和孫力軍看好並提拔上去的幹部都成了被逐一重點審查的可疑對像，每個人都有可能被打入「孫力軍政治團伙」。 在決定二十大人事名單過程中，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出身的劉金國出生於1955年，不但留任中紀委常委，而且還晉陞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紀委第一副書記。與白少康同齡或者還比他年長的張升民、肖培、喻紅秋和傅奎都連任了常委和副書記，新當選的中紀委委員中也有好幾個都是和他白少康同齡。比如王愛文、許羅德、侯凱。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中共縣級以上的紀委幹部任命，在年齡限制上比同級黨政官員放寬三歲。一個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副省部級官員的退休年齡是60歲，但同為省委常委的省紀書記的最高任職年齡則是63歲。同樣道理，中央和國務院的副部長的退休年齡是60歲，但同為部黨委委員的部紀檢組組長的退休年齡是63歲。而且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許多省紀委書記和部紀檢組長都還在年滿63歲的時間又被安排「超齡服役」一段時間，最晚有65歲才被安排退休的。 也就是說，每屆全國黨代會召開之前，在醞釀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以及中紀委委員的過程中，對副省部級的中紀委委員的年齡限制，一般也比對中央候補委員的年齡限制放寬三年。依此類推，對中紀委常委的年齡限制，則在對中央委員的年齡限制的基礎上放寬三年。這足以證明在二十大上未能連任中紀委常委的白少康，此前已經在中共政法內部傳說的正在被調查一說不是空穴來風。 總之，未能在二十大上連任的上屆中紀委常委，1962年出生，今年才滿60的白少康能夠被安排提前退休，就已經是最好下場了 。 不但是白少康，就是五年前被孟建柱安排白少康，但卻又被習近平安排陳一新頂替接替其政法委秘書長職務的汪永清也可能是下場可悲，雖然表面上還有一項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職務，但已經被習近平踢出中央委員會，未來的最好下場就是在明年三月的全國政協會議上「平安降落」，提前退休。 去年底，筆者曾經在本專欄為文《被習近平委以「閑差」的汪永清能否「鹹魚翻生」？》，文中針對外界關於汪永清與周永康和令計劃有政治牽連的傳聞分析說：僅從邏輯角度分析，這個汪永清肯定是已經被證明了與周永康和令計劃之間絕無半點「非組織關係」，不然怎麼可能會讓他在離開中央政法委的同時還官升副國級。雖然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職務是個「閑差」，但從任何一個正省部級崗位上晉陞到這一職務，至少從政治和生活待遇上都是上了一個台階……。 與此同時，筆者當時也在這篇文章里分析到了「當年安排汪永清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和安排何立峰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幕後考量截然不同，兩人之間沒有可比性。未來二十大上，何立峰是否能夠官升一級是一回事，汪永清能否『鹹魚翻生』，回任一項政法系統的副國級實職是另一回事。但筆者相信，汪永清未來被「鹹魚翻生」的可能性比何立峰明年晉陞政治局委員，繼而在後年三月出任一屆國務院副總理的可能性要小。「 此文見光幾天後，一位自稱來自「內部」的人士給筆者留言說：汪永清不是周永康的人，但卻是孟建柱的人。調查孫立軍就肯定會調查他。別說」翻生「了 ，能「平安降落」就「皇恩浩蕩」了。 果不其然，在副國級官員二十大上能否連任中委是以1955年出生為限的前提下，1956年出生的在任最高檢察張軍得以連任，1957出生的在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沈躍躍得以連任，1959年出生的全國政協黨內副主席的汪泳清卻被除名。這足以證明汪永清雖然「符合年齡」，但在明年三月的全國兩會上連任政協副主席的可能性已經為零。 自此，習近平利用二十大換屆的機會把抓不到重大把柄的孟建柱曾經安排在中央政法委內的餘黨也都清洗出去了。 至於在二十大上連任了中央委員的張軍，因為手下的兩個副檢察長應勇和童建明都已經被安排為二十屆中央委員，所以他明年三月把最高檢察長職務交出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屆時的張軍或者是改任最高法院長，或者是進入全國人大接替也沒有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委，1955年出生的前最高檢察長、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曹建明。在此前提下，明年三月新產生的最高法院院長能否會是陳一新呢？這將是我們下篇文章所要介紹和分析的內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