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以为英雄的懦夫的非正常死亡

2019年8月13日,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黄色小报《环球时报》当编辑的付国豪,没有记者证,却身穿记者反光衣,跑到香港国际机场,近距离拍摄反送中运动的示威者。这不是记者的所作所为,而是特务行径。他被示威者包围并抓获,人们发现他证件上的名字叫付国豪,信用卡却叫付豪,一人竟有两个名字,极似国安人员,马上令群情汹涌,将其捆绑起来示众。其间,付国豪展露出诡异的微笑,还用普通话高喊:“我支持香港员警,你们可以打我了!”一副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

付国豪的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

此一事件正好被北京当局拿来当做将香港抗争者妖魔化的证据,中国官媒立即加以铺天盖地的报道。付国豪回北京时,胡锡进等《环球时报》高层亲自接机和献花,《人民日报》亦发表名为《付国豪,真汉子!》的评论文章。付国豪一夜之间名满天下,无数民间战狼给他写信、邮寄礼物,他俨然被视为“国家英雄”。《环球时报》给他十万元重奖,胡锡进鼓励他在北京买房娶妻,似乎要将其培养成“叼飞盘党”的第二代掌门人。

2021年1月初,付国豪机场遇袭事件中的3名施袭者,被裁定暴动、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非法禁锢罪罪成,分别被判入狱4年3个月至5年半不等。

然而,付国豪的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一年多之后,付国豪透露,他的经济收入偏低,无法在北京立足,只好黯然回到天津。但既然此前曾与香港“结缘”,他产生了到香港工作的意愿,多次寄求职信到“成名”之地香港求职——香港已被中国再殖民,适合他的工作单位多如牛毛,如国安处、中联办、新华社香港分社、大公报、文汇报等,无一不可让其大展拳脚。然而,天不遂人愿,据付国豪父亲付成学在2021年7月发布的“告儿书”中所说,付国豪到香港工作的理想却因为“西方势力渗透香港”而石沉大海:“你(付国豪)虽多方向香港媒体单位寄简历求职,然,均未回复。这不是你的问题,西方势力渗透香港几十年,媒体毒渗尤甚,毒媒黄媒曾倡狂鼓燥,记协等港独组织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深恐之后他们将会孤注一掷,以身施暴,此刻的香港人非常需要正义的声音,香港人民的声音!”

看来,付国豪这样的小粉红,就像卫生纸,或耗尽能量成为废物的电池,用过后就被主人扔掉,没有再度回收利用的机会。于是,付国豪患上严重的抑郁症。2022年11月18日,其父付成学在今日头条平台发文说,儿子在2021年10月25日已经死了,年仅30岁,儿子是因病去世,那个病是抑郁症。但以常理推测,抑郁症通常不会致命,因抑郁症而死,多半是想不开。

付成学特别解释了为何事隔一年多后才公布儿子的死讯,称其“不能做出哪怕点滴,不利于国家利益和形象的,一点点细微的污损”。他说,在2021年年底,“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华大地,疫情肆虐,各级政府疲惫之极,百姓心呈焦虑”。加上“台湾当局以虎谋皮,图谋不轨,台独企图暴露无遗”,而且“《国家安全法》虽出台,但香港黑恶势力仍然倡狂”。所以,付国豪去世的消息若不选择一个适当的环境和空间公开,很有可能成为境外居心叵测势力的投毒素材。他又指,“西方仇华势力,虎视眈眈,小动作不断”、“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也是原因之一。

付成学吃儿子的人血馒头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子也必有其父。付成学的这段解释,画虎不成反类犬,将人们对其“英年早逝”的儿子的最后一点同情都消耗殆尽。他将儿子的死亡高度政治化,将儿子塑造成当代屈原或陈天华,不是因为个人的不得志而死,而是因为心忧国事的“第二种忠诚”,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台独、“香港黑恶势力”和“西方仇华势力”乃是害死他儿子的三大元凶,好像是这三大元凶害得他儿子在北京买不起房和娶不到媳妇,而他儿子本人全然无辜,党国更是对此一点责任都没有。

付成学的这种表述,显然是吃儿子的人血馒头。鲁迅小说中的吃革命先烈人血馒头的,是旁观死刑的路人。而在今天的中国,连父亲也欣欣然地吃儿子的人血馒头了,比易子而食也相差无几了。他无非是以此向官府讨要抚恤和恩典。他竭力放大其子的影响力和死亡的价值。其实,他心知肚明,他的儿子是一个如蝼蚁一般的小人物,其死亡丝毫不会影响中国的政局,更不会影响国际局势。但是,他将儿子的死亡与“家事,国事,天下事”勾连起来,他的儿子顿时变得如同毛泽东为刘胡兰所写的题词那样“生的光荣,死的伟大”。可惜中国没有忠烈祠,否则记过这一番陈述,付国豪一定可以进忠烈祠了。若非付成学这一番精彩的“过度阐释”,此事也不会引起我写一篇评论的兴趣。我读到这段文字时,突然意识到,其父的阐释方式比其子的死亡方式更具“重新阐释”的价值。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杰利·透纳假借古罗马奴隶主傅可斯之名出版了《如何豢养一只奴隶》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奴隶这个词原本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的奴性特质,真正的奴隶是那些行为举止缺乏道德感的人,无论他们是奴隶还是自由人。一个人的道德地位,是灵魂素质的反射,社会地位无关这个问题——有的自由人具有奴性,有的奴隶具有高尚的气质。唯有那种自甘为奴的人,才无药可救。从付成学的这篇文字中可看出,他就是透纳所说的“自甘为奴”的人之一。他不为儿子的死亡向薄情的当局讨说法(连敢于打官司的村姑“秋菊”都不如)、讨公道,反倒担心儿子死亡的消息会成为敌对势力的“炮弹”,甚至会给习近平的加冕典礼抹黑,所以将儿子的死讯封锁整整一年,简直有“相忍为国”的古风。

透纳在回答“如何使奴隶鞠躬尽瘁”这个问题时,有一番独到建议:除了鞭子之外,需要给予奴隶足够的食物,需要慷慨地称赞奴隶,尤其是那些显然雄心勃勃的人,他们很可能为了得到更多赞赏而努力。若从该理论出发,付国豪患抑郁症和死亡的原因,是党国(奴隶主)没有给他更多的食物(以及车子和房子等物质奖励),没有给他足够的肯定和称赞。在此意义上,党国有负于付国豪。不过,或许在党国眼中,付国豪父子只是肆意压榨和使用的奴隶,远未达到奴才的位份。付成学、付国豪父子的悲剧在于,身为奴隶,命比纸薄,却心比天高,想成为奴才而不得,结果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父子看似勇敢实则懦弱

付成学、付国豪父子,看似勇敢,实则懦弱。无论是付国豪在香港机场的高呼口号,还是付成学在党国和公众面前的苦情戏,都是精心算计的买卖。法国思想家波埃西在《论自愿为奴》一书中写道:“在暴政的统治下,人们必然变得怯懦、软弱。”这对父子可以成为今日中国人的精神分析的典型案例。鲁迅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今日亦如是:中国少有四通桥挺身抗暴的勇士,而多的是付氏父子这样自愿为奴的懦夫和走狗。波埃西如此分析此类人物的精神状态:“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人民在受到一个骗子的蛊惑而沦为奴隶,他们立即陷入堕落状态,竟然完全忘记了他们的所有权利,几乎无法再从麻木中唤醒他们,让他们去重新夺回他们的权利;看著他们如此屈从,又是如此心甘情愿,几乎可以说他们不仅丧失了自由,而且还丧失了对他们奴役状态的意识,沉沦于麻木和令人迟钝的奴隶状态。可以说,在开始的时候,人们的确是出于不得已,被迫屈从,但以后就慢慢习惯了;至于后来出生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自由,甚至也不知道自由是怎么回事,他们毫无遗憾地服从,自觉自愿地服从,而他们的父辈则是出于被迫才服从。所以,在枷锁下出生的人,他们在奴役状态下长大,受到的也是奴役教育,他们看不到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们满足于生来就是如此的生活;他们除了生来就拥有的,他们不会想到其他的权利,也不会想到其他的财富,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出身状态视为他们的自然状态。”

接近暴君,必然远离自由。付国豪没有资格接近习近平这样的大暴君,只能接近胡锡进这样的小衙门的小暴君。但大暴君靠无数小暴君完成其铁桶般的统治。付国豪的悲剧在于,他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素质,未能能成为胡锡进的接班人。如果他死前读过《论自愿为奴》,一定可以活下去,因为这本书就是他们这类人的一份心理分析报告:“他们不仅要完成暴君规定的任务,还要猜想他的需要,而且预见到他想要得到什么,并市场去满足他的种种欲望,绝不仅仅要对暴君唯命是从,还要设法讨好他,为此他们要放弃自我,劳心伤神,尽心竭力做好暴君交代的事情,因为他们只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他们牺牲自己的爱好去迎合他的爱好,由此扭曲了自己的秉性,离开了他们的天性。自己一无所有,他们的安宁、他们的自由、他们的身体,甚至他们的生命,一切都在他人手中,还有比这更悲惨的的生活吗?但他们还是自甘为奴,以便积累财富:但他们什么也不能获得,因为他们甚至不能说他们属于自己。……有太多这样的人,他们通过各种卑鄙手段赢得君主的信任,无非是赞美君主的邪恶爱好,或者是利用君主的天真,但他们最后还是被同样的君主碾得粉身碎骨;君主可以轻而易举地提拔他们,他也可以随时随地毁掉他们。”如果他读了这样的文字,就能“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好好活下去了。

付国豪死掉了,求仁得仁,死得其所。他的死亡不会惊醒其他奴隶的黄粱美梦。他的后来者还会络绎不绝。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关注时事,订阅新闻邮件
本订阅可随时取消

评论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