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祭奠文革六十周年
2026 年 6 月 26 日
中共最新的政治局常委会虽然依然强调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但是经过常委会背书的疫情防控二十条的出台，某种程度可以看作转向逐步放开的信号。 全球疫情度过了整整三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疫情进入奥密克戎病毒传播阶段，已重新开放，民众的生活和经济活动回到疫情前状态，虽然各国为此付出了死亡人数不等的代价。中国则是全球极少数仍在严密防控的国家，也许除了朝鲜，真正唯一一个处于封控中的国家。尽管其死亡人数相对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说少得可怜。然而，它衍生出的各种各样无穷的次生灾害及其对民众生活、工作造成的压力和心理创伤，还有对经济的破坏性影响，其总体代价远远超过了维持动态清零政策的总收益。可诡吊的是，哪怕多数中国人已对此忍无可忍，整个社会怨声载道，政府依然不愿放弃动态清零，直到这最新的二十条防疫措施出场。 原因当然在于习近平。他不放松对疫情的严控，其他官员一点办法都没有。中共这种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最高领导人对事物的认知和判断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习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初，宣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动态清零既是他作出的决策，要修改或者废止，只能由他，别的领导人既不能、也不敢、也不愿趟此“浑水”，因此，习如何看待动态清零的政策效应和真实的疫情危害，就显得至关重要。 有论者指出，中国目前的防疫政策体系来自于前期成功的经验，后续的神化和政治正确，以及决策层收到的层层过滤的信息机制，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和缺乏细节指导的任意解释和自行其是。我非常同意这个看法，尤其是前期成功的经验，以及对这个经验的神化直接和习相关。具言之，到2020年年中以德尔塔病毒为主的抗疫第一阶段，由于初期对这个病毒不是很了解，缺乏相应的经验，同时没有有效的疫苗研发出来，中国采取严厉封城、流调追踪、核酸检验、方舱隔离等措施，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确实取得了成效，很快疫情被控制住，经济也得到较快恢复，成为国际抗疫的优等生。那段时间，中国向很多国家，包括一些西方国家派遣医疗队，输送防疫经验和模式。中国政府在2020年6月，还向国际社会发布抗疫白皮书，公开表示要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的抗疫主张，提供中国方案。 换言之，习要将抗疫政治化，把它作为中西两种制度竞争并体现他所谓的领导力的载体，以证明中国的体制至少在应对此类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优于西方的。习在武汉疫情刚流行不久，因为瞒报和应对不力，导致他个人的声誉和领导力严重受损，也正是在那时，中共内部和社会上出现了一波反习声浪，但是，抗疫第一阶段成功稳住疫情同时西方却身陷疫情之中的强烈对比，挽救了他，不但他的权力得以稳固，民间支持度也大增，那段时期一般民众很为中国的抗疫而自豪，嘲笑西方抄中国的作业。官方出于中美对抗的政治正确需要，在内外宣传中过度神化中国的防疫模式。 然而，这也就让习很难走出前期抗疫成功的经验陷阱。在疫情转向奥密克戎为主的第二阶段，由于该病毒的传播速度快同时重症率和致死性不高的特点，本来中国应该尽快调整防疫模式，还用对付德尔塔病毒的做法来对付奥密克戎，会显得捉襟见肘，效果不彰。但鉴于疫苗效力问题、老年人口庞大、公共卫生资源不足以及相应的抗病毒药物的缺乏，习也就继续采取第一阶段的清零做法。对他来讲，最看重的是少死人，因为这是唯一可向国际社会夸耀的中国抗疫模式优于西方的地方。如果在抗疫第二阶段像多数国家一样选择“躺平”，以中国人口的规模，就算万分之一的死亡率，也将有高达十几万的人口会死于新冠。这无疑会让官方前期大肆宣扬的抗疫成就不攻自破，习将面临被问责的民意压力，而这是他输不起的。现在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只有五千多，且主要出现在早期。在做国际比较时，他至少可以说做到了让中国少死人。 观察习过去十年的施政，这是个有严重偏执型人格的领导人，偏执型人格的显著特征，是在他看来正确的做法，无论旁人怎么觉得不可思议，他都会去坚守，不轻易改变。在清零政策上，前期抗疫的成功强化了他的这种认知，认为在当前条件下这是一个既然防控住疫情又能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不利影响的办法。但他或许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中共现行的行政机制、政绩导向和动员体系一定会导致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对疫情处置的层层加码、一刀切的过度防疫现象。中共上对下的问责制本身会使行政体系带有很强的制度刚性，而在过去三年，最高层把防疫作为头等政治大事，一旦防疫不力，动辄处分官员，这给地方官员传达的政治信号就是宁可被百姓骂，也切不可因疏于防疫而被摘乌纱帽。基层政府又处防疫最前线，但是它们的资源也最薄弱，因此理性的厉害计算就是对防疫层层加码、一刀切，即使出现一例感染，也要全员核酸，全地封控。加之今年是中共的政治年，二十大这个高压线是碰不得的，为保大会的顺利召开，在疫情防控上，没有最严，只有更严，这已成了官员们的思维和政策惯性。 然而，奥密克戎的高传染性让政府实际追求零感染的政策目标是做不到的。时间因素在此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因为任何非正常的高度紧张的状态，在短期内可能保证不出差错，可时间一长，懈怠就不可避免。中国的动态清零进行了三年，不说官员，每个百姓也高度疲倦，从过去对这种病毒怕得要死，到现在相当多的人持无谓态度，这就是时间的作用，时间会使人放松戒备，可病毒不管人的心理变化，趁虚而入，防不胜防。从此角度看，这个病毒没法防，很多国家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而放弃抵抗。 但是习认为他的动态清零能够战胜该病毒，防住疫情。随着此种防疫模式的时间拉长，后果也越积越重。清零三年给中国和习本人带来了三个严重后果，即维稳成本让地方政府不堪重负，经济衰退影响基本民生，大众不满使习的社会声誉受损严重。 维稳成本包括两方面，一是维持高强度的动态清零政府需要支付的各种费用；二是在清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次生灾害和后遗症，政府不得不花格外资源去解决。这两者已成了地方政府的一笔沉重负担，对财力本来就不足的地方而言更是如此。如果疫情不影响经济，地方政府还可以从经济增长中补充财力，可恰恰中国经济在疫情中也一地鸡毛。经济受损，影响的不仅是政府财政，还有民众的就业和收入。这种情况若长时间得不到改善，很可能还会引发社会动荡。而最能够反映社会和人心变化的，莫过于人们都想千方百计润出去，虽然最终能够移民的不多，但这显示民众对清零政策的高度不满。处于深宫中的习也许感觉不到这股民怨，或者不在乎，可经济毫无起色特别是地方政府维稳成本的无以为继，他是不能不在乎的。这就是此次全国疫情反弹中国政府不是去进一步强化控制，反而出台二十条措施的原因，即维稳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声誉成本已到了某个临界点，习可以不顾后者，但他必须重视前两者，以小步慢走的方式局部改变清零政策，实质放松对疫情的控制。 习在现阶段不会明确宣布在某个不长的时点放弃动态清零，这不但因为疫情还很严峻，更在于动态清零是他过去三年最大的政治资产，虽然这一政治资产正在变成他的政治包袱，但他不想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因为明确定出一个时间点等于宣告他的防疫政策失败。正如某外媒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的，习大概率要的是逐步退出动态清零，谨慎控制退出速度，可不会有一个退出时间表和退出的说法。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共产党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为什么死死抓住权力不放？这不只是个人野心问题，还与他们的恐惧有关。分析中共独裁者的恐惧症，不仅可以解释中共建立政权后历任独裁者发起的高层权力斗争，也可以判断独裁者的施政方向。独裁者之所以不肯真正地退休，都绕不开他们的各种恐惧症。这些恐惧症不是心理疾病，而是来自政治现实中真实的害怕；而且，每种恐惧症都有相应的政治行动为证。那中共独裁者到底有过哪些恐惧症呢？本文就来梳理一下中共历任独裁者的不同恐惧症。 一、红色政权独裁者的“清算恐惧症” 共产党政权的独裁者都有“清算恐惧症”。独裁者为了夺取最高权力，或夺得最高权力之后，还想在国际红色阵营里赢得最高地位，往往会一意孤行地推行倒行逆施的政策，结果造成惨痛的悲剧，在社会上和党内引发严重反弹。不过，在独裁者及其制度的政治高压下，下面的不满最多只能是腹诽，表面上并不构成对独裁者的直接威胁。 红色独裁者们活着的时候，已经被捧到云端了，但他们其实都不完全放心追随自己的手下，内心害怕“身后骂名滚滚来”。独裁者明白，自己掌权之时，还能压得住阵；死了之后，过往的劣迹就可能被翻案，让自己声名狼藉。 共产党政权里第一个批判独裁者的是苏共。斯大林死后三年，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做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多项严重错误。由此开创了红色政权的清算政治，也让后来的红色独裁者产生了清算恐惧症。 毛泽东是中国的“斯大林”式独裁者，他从苏共20大感受到的就是清算恐惧症。苏共20大之后中共连续发表了两篇政论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试图阻止苏共清算斯大林的做法扩散到其他红色国家。中苏随后交恶，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成了中共的靶子；同时，老毛也开始警惕中共高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二、毛泽东：“大跃进后果恐惧症”和“文革罪孽恐惧症” 毛泽东50年代把中共建立政权时的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独裁，不久，为实现他经济上超越苏联的国际野心，老毛推动了激进共产主义运动，即“大跃进”，因此把全体农民变成了党的“农奴”，必须无限度地为政府提供农产品，结果饿死了3千多万农民。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帮老毛纠正了部分错误政策，但也讲了两句实话。一句是在七千人干部大会上讲的，“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另一句是私下对老毛讲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大跃进”期间全国很多濒临死亡的农民不得不吃死人肉，“上书”指载入史书）。此话戳到了老毛心里，因为“七分人祸”的始作俑者就是老毛。 当时刘少奇赢得了各级官员的信任，曾一度让老毛被迫同意“退居二线”。而患上“大跃进后果恐惧症”的老毛，则看到了一幅可怕景象，即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正走在“赫鲁晓夫”的道路上。因此老毛用“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为口号，发动“文革”，整垮了刘少奇，把大部分官员赶下了台，用“造反派”和军队干部来代替，毁掉了支持刘少奇的中共各级官员这股势力。 这导致中共很大一部分官员敌视“文革”，想要翻盘，这就使老毛又患上了“文革罪孽恐惧症”。他临死前一直担忧死后会有“腥风血雨”，意思是会有政变，翻“文革”的案，会批判自己。果然，老毛死后不到1个月，政变就发生了，华国锋等人抓了“四人帮”。 三、邓小平：“否定改革恐惧症”和“六四镇压恐惧症” 陈云、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上台后，马上清算了华国锋等支持毛路线的高官，恢复了老干部的集体领导。当时，为杜绝毛式个人独裁，198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了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表面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终身任职制似乎被终结了，其实，中共的“枪指挥党”潜规则并未改变，邓小平的终身掌权开始了。虽然“六四镇压”后，老邓出于“六四镇压恐惧症”，不想背“六四屠夫”这个骂名，从军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休了，但他仍然把军权抓在手里。他下台后，通过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牢牢地控制军队，而江泽民这新任军委主席只有名义上的权力，军队的一切事务仍听命于杨尚昆，而杨尚昆则听命于老邓。 老邓从1989年秋下台到1992年南巡之前，确实“潜水”了一段，然后就“露峥嵘”了。他在南巡期间曾召集秘密的珠海会议，策划用乔石换掉江泽民。老邓要撤江泽民，与老邓的“否定改革恐惧症”有关，他怕江泽民追随中共高层以陈云为首的反改革势力，清算自己（关于珠海会议，请详见笔者在澳洲广播公司SBS网站上的文章《中共二十大之际的“换人”联想》）。后来江泽民看风转舵，老邓才放过了他。 然而，老邓在晚年的最后岁月里，还是被江泽民夺到了军权。老江仰赖曾庆红的协助，而老曾则利用老邓的“六四镇压恐惧症”。老曾通过老邓的大儿子邓朴方向老邓告状：杨尚昆有同情赵紫阳之心。结果老邓上当，除掉了杨尚昆。老邓的军权就此旁落，而此时他行将就木，什么也顾不上了。 四、习近平的“大清洗反弹恐惧症” 习近平上任后曾大动干戈，隔代夺了军权（关于这一过程，亦请参见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共二十大之际的“换人”联想》）。他因为夺取军权，以及用反腐败打击中共大批干部，进而得以连任，并走上了个人独裁的道路；与此同时，习近平也患上了他的三个独裁者恐惧症之一，“大清洗反弹恐惧症”。 习近平展开全党大清洗，其中有一个原因，中共从来一字不提，那就是贪官们往境外转移资产的行动，构成了对经济的冲击。自从反腐败开始，各级贪官就慌忙往海外转移资产，导致中共的外汇储备从2014年6月的4万亿美金，掉到2016年底的3万亿美金，整整少了1万亿。如果放任贪官们继续转移资产，中共的外汇储备见底，是可以预期的。 结果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就越来越狠，大清洗象滚雪球，越滚越大，最后整肃了1百多万中共官员。而整个中共官场对习近平的敌视也越来越大，习近平的大批敌人就在中共党内，都是党政精英。这些精英通过改革开放发了横财，习近平不许他们出国了，藏在海外的钱摸不到了，藏在国内的钱象“定时炸弹”，所以他们一直盼望习近平不要连任。 中共的贪官过去贪，今后仍然想贪，他们最终的目标都是移居国外。而中共独裁者要让政权维持下去，绝对不许他们掏空中国的财富。这是一个死结，贪官和中共政权相辅相成，但绝不会生死共依。习近平独裁一日，官员们就一日无望；习近平一旦撒手，中共党内的反习大清算，就会让习近平死无葬身之地，对此习近平一清二楚。 当然，未来的党内反习大清算，不会用打击腐败作理由；而习近平恰恰在另外两个巩固个人权力的领域里留下了重大把柄。这就造成了习近平还有另外两个独裁者恐惧症，即“经济逆转责任恐惧症”和“对外扩张失败恐惧症”。 五、习近平的“经济逆转责任恐惧症”和“对外扩张失败恐惧症” 习近平任上的前十年，管家是对经济半懂不懂的李克强，习本人对现代经济则一窍不通。这两个人都没看出来，他们上任时中国经济正朝着悬崖滑去；相反，习近平以为，他可以坐享其成，把胡锦涛时代的经济基础当作自己“崛起”的本钱。于是，习近平在任内的第一个十年便努力让中国经济为“追求经济称霸”狂奔。 温家宝当总理时奠定了依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的基本方针，开始时似乎一切顺利，高歌猛进，但其中的隐患日益暴露。待到李克强接任十年后，支撑着中国经济的房地产泡沫最后不可避免地破灭了，带动中国经济不断滑坡。那么，中国经济还能重获生机吗？很多人不相信中国这个庞大经济体会撑不下去；不过，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每况愈下，已成定局。 对习近平而言，这个经济逆转的政治责任非常之大，沉重不堪。因为，中共内部讨厌他、恨他的人，批习时用这个议题，是非常顺手的“棍子”。习近平因此就有了“经济逆转责任恐惧症”。 习近平的第三个独裁者恐惧症是“对外扩张失败恐惧症”。他为了显示自己强硬的领袖地位，开始挑战国际秩序。因此，中国海军2020年初通过中途岛海域针对美国的海军舰队演习，以及占领南海国际水域、修建充作军事基地的多个人工岛，点燃了中美冷战（参见我2020年6月29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美冷战进入快车道》）。 从此，中美关系的蜜月结束了，两国之间的对抗逐步升级。近年来，习近平的对外扩张部署遭到美国、日本的反制，而乌克兰战争也把中共海军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了（参见我今年5月19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乌克兰战争开启现代海战新模式》）。现在看来，习近平的对外扩张面临失败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习近平不能承认对外扩张战略的错误，但又不见得能不断推进对外扩张的计划。在这种局面下，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将来也必然成为习近平面临批判的议题之一。 六、习近平的独裁之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事实上，习近平用来巩固个人权力的手段，同时也是导致他患上三种独裁者恐惧症的原因；最后，这三大恐惧症推着他朝着独裁者悲剧的泥坑走去。由此可见，习近平的独裁之路，实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还有另一层意思，独裁者的这三大恐惧症让他顽强地抓住权力不放，但抓权到底的结果，却让这三大恐惧症的并发症状早早到来。 习近平明年就70岁了，自非年富力强，身处独裁之位，他会被沉重的用人行政这日复一日的事务工作压力，折磨得无处可避。可以想见，习近平早晚会因为身体难以支撑而倦勤。这时中南海里诸公就会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考虑，然后发生内部争斗。 而这种争斗有一个习近平种下的重要背景，即中共官场对习近平的不满，不会自然化解或取得党内和解，只是被政治高压遏制住，这颗“定时炸弹”早晚会炸。中共当今和此后的高层，无法既维系住这个政权，又满足官员们运走资产、出国当寓公的美梦，因此就无法让官场中人“扬眉吐气”。更何况，当年中共各级官员的财富是在经济泡沫中捞来的，来得何其容易；如今经济萧条当头，想再捞到那么多财富，无异于天方夜谭。如此来看，即便清算习某人，仍然无法让贪官们的贪欲充分实现，这种红色精英群体被压抑的永久性失落，将使得习后的争斗格外残酷。 另一方面，如果习近平为了证明其勇略而点燃中美战争，两个核大国之间，在不动用核武器的前提下，持续的战争就成为战力消耗的比拼。这样的战争，一个面临经济下滑、又严重依赖外国资源和市场的中共，未必承受得起，仍然可能面临失败。 独裁者虽然可以掌权到死，却常常会在其生命的末期，发生权力逐渐掌控不住的状况。毛泽东死前两年如此，邓小平死前几年也是如此。所以，此刻谈中共政变，莫如静观数年；等习某的独裁走到末路时，北京官场难免如沸腾之锅，局势大乱。 所以，习近平的三大恐惧症，其中反映出来的，都是失败的恐惧。他摆脱不了这样的恐惧，这三个恐惧就是习近平政权的宿命，也是习近平的宿命。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专栏上次节目播出的《陈全国的裸退与“新疆绝密文件”外泄的因果关系》一文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和分析了定于一尊的习近平虽然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为和自己同龄的王毅以及比自己还年长两岁张又侠开了“破八”的先例，但其他所有连任和新任的中央政治委员及书记处书记的年龄上限，还是67岁，即1955年生人。而超过67岁的，除了王毅和张又侠，包括1954年出生的韩正，以及习近平当年在清华当“工农兵学员”时的“上铺兄弟，1953年出生的陈希都未被破例。 而到明年三月才换届的那些“局外”副国级领导人，在二十大上是否连任中央委员，“八下”的原则似乎是严格坚持了。但67或者67岁以下者，谁能谁不能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那就要看习近平的个人喜好了。对外堂而皇之的说法是“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要坚持事业为上，根据工作需要、人选条件、廉洁情况和形象口碑，能留能转、能上能下，树立新时代鲜明用人导向。” 先说国务委员这一部分。1954年出生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风和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九届中央委员，如今未能连任二十届中央委员。现在基本上可以认定的是二十大上新任中央军委委员，现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兼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1958年出生的李尚福会在明年三月接替魏凤和。 1953年出生的国务委员赵克志是十八、十九届中央委员，如今也未能连任二十届中央委员。 1957年出生的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在连任十七、十八、十九届中央委员的基础上，又连任二十届中央委员。 1955年出生的国务委员王勇，在连任十八、十九届中央委员的基础上，又连任二十届中央委员。 另外一个现任国务委员就是被习近平“破八”的王毅。 虽说国务院是李克强的地盘，但五年前的李克强的国务院总理第二任期开始组成的国务院班子里的国务委员部分，不可能都是李克强决定的人选，不过至少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以及主管工业产的国务院委员王勇，此前说起来都是被看成“克强的人”，如今却在李克强一退到底的同时，都能够继任中央委员，证明了到明年三月换届时，此二人即使不会被李强收编，继任国务委员，也会被安排到全国人大担任一届副委员长，或者安排到全国政协担任一届副主席。 而全国人大系统里的现任党内副委员长们，1950年出生的王晨，1951年出生的吉炳轩，1953年出生的张春贤，1953年出生的艾力更·依明巴海，1951年出生的白玛赤林等五人在二十大上均未连任中央委员，纯属正常。而1957年出生的沈跃跃，1956年出生的王东明都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也属正常。证明此二人明年三月都将会再任一届副国级职务。其中王东明是身兼全国总工会主席，有可能是在明年三月之后继续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份再兼任一届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而沈跃跃因为到明年三月已经是满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了，所以明年三月的那个兼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全国人大女性副委员长一定是个新人，而沈跃跃“转岗”去处只能是全国政协或者国务院。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有点被降了四分之一格的感觉。也有很大可能被安排为下届国务院的国务委员之一。 不过，现任全国人大的党内副委员长中，也有一个“符合年龄”但未被“继续提名”者，那就是最高检察长出身的1955年出生的曹建明。 不过笔者并不认为曹建明是因为失势于习近平，当年周永康入狱后，因为曹建明和周永康各娶了一个央视女贾晓晔和王小丫做老婆，舆论自然会把他们两人绑在一起，但关键时刻还是因为习近平主动向他曹建明表示了一句“问候小丫”，替他曹建明解了大围。 从周永康事件脱身之后，曹建明在五年前的十九大上顺利连任中央委员之后，到2018年3月完全是因为连任两届最高检察长届满后必须转岗，这才被习近平犒赏了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如今他虽仍然符合被“继续提名”的年龄条件，但他到明年三月为止就连任了三个整届的副国级职务了，两个整届的最高检察长，加一个满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于是，即使是仍然“符合年龄”，处理方法也是“不进则退”。 说到曹建明的副委员长职务，就不能不提一下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1960年出生的周强，到二十大，已经是连任五届中央委员了。随着李克强的出局，整个二十届中央委员会里，连任五届中央委员的只有习近平和周强两人。在二十届中央委员会里，和他们两人还可以比资历的只有一个沈跃跃，但沈跃跃是十五和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然后是连任四届中央委员。 到明年三月，周强的最高法院院长就任满两个整届了，既然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那么明年三月就必须转岗至全国人大或者全国政协，开始他的第三个副国级任期。至于明年三月接替周强最高法院院长职务的人选，几乎可以肯定是从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的现任最高检察长张军及二十大上的新任中央委员，现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两人之间产生。至于明年三月的新任最高检察长，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应勇了。正如我们本专栏过去文章中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在二十大上连任了中央委员的张军，因为手下的两个副检察长应勇和童建明都已经被安排为二十届中央委员，所以他明年三月把最高检察长职务交出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届时的张军或者是改任最高法院长，或者是进入全国人大接替也没有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委，1955年出生的前最高检察长、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曹建明。 说完全国人大，然后是全国政协。目前在位的所有党内副主席中，最为外界关注的当然是1955年出生的何立峰，不但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而且已经入局。另外一个也是1955年出生的蒙古族干部巴特尔，也被安排连任了二十届中央委员。与此同时，1951年出生的张庆黎，1953年出生的刘奇葆，1952年出生的卢展工，1954年出生的马飚，1952年出生的夏宝龙，1954年出生的杨传堂，1954年出生的李斌（女）均未能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实属正常。 我们本专栏上周一播出的《习近平借二十大换届完成了对孟建柱余党的清洗》一文中，介绍了在位副国级官员二十大上能否连任中委原则上还是以1955年出生为限的前提下，1956年出生的在任最高检察张军得以连任， 1959年出生的全国政协党内副主席的汪永清却被除名。这足以证明汪永清虽然“符合年龄”，但在明年三月的全国两会上连任政协副主席的可能性已经为零。 换句话说，虽然正省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是65岁，但从明年三月开始，届时尚还未满64岁的汪永清就要被迫从副国级位置上直接退休了。 当时的这篇文章内容的缺失之一是没有提及比汪永清年长4岁却在二十大上得以继任中央委员的巴特尔。 两年前的2020年12月中，中共当局在国家民委网站上把党组书记的名字从巴特尔换成了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小江。与此同时，该网站上把对巴特尔的介绍内容中，也拿掉了他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兼职项。 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免去巴特尔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陈小江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同日，国家民委官网“委领导”栏目更新信息显示，陈小江同时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内地的一些网站关注到了这个取代巴特尔的陈小江，是“国家民委首位汉族主任”。 公开资料显示，自1954年以后，在陈小江履新之前，国家民委的先后7任主任都是少数民族，包括乌兰夫（蒙古族）、杨静仁（回族）、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李德洙（朝鲜族）、杨晶（蒙古族）、王正伟（回族）、巴特尔（蒙古族）。 在巴特尔被免去民委主任和党组书记兼职的当年初开始，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奉习近平上意，在整个自治区强推汉语教学，在当地引发了大规模民族抗议运动。就在中共当局终于平息了这场抗议运动之后，中央政权里的蒙古族代表巴特尔就被免去了中央民委党组书记、主任和统战部副部长三项兼职，自然会被评论界认为是在强推汉语教学问题上态度不鲜明。 今年6月，陈小江的国家民委主任职务被安排交给了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潘岳。我们自由亚洲电台曾以《潘岳将任民委主任 汉人继续掌管民族事务》为题报道此事。 先后由陈小江和潘岳担任国家民委主任的安排，已经证明了今后的国家民委一把手，即主任兼党组书记的职务，将永远和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党委一把手一样，只能由汉族干部担任。 至于巴特尔如今居然还能够被安排在二十大上继任中央委员，相信一个直接原因是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蒙古王乌兰夫的孙女布小林的因“病”辞职，导致明年三月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换届时，副委员长或者副主席中的内蒙古族代表就只有巴特尔可选了。接替布小林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职务的王莉霞是所谓“汉化蒙古人”，虽然在二十大上顺利成为中央委员，但明年3月即再跃升至副国级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与巴特尔一样也是目前这届全国政协主席中的少数民族代表，回族干部王正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957年出生的王正伟和前面介绍的沈跃跃一样，是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十八和十九届中央委员。 今年3月，我们自由亚洲电台曾刊登和播出《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接受调查》，文中引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内容说：这一调查的起因是有人认为王正伟在担任他的家乡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期间，推动“不受限制的穆斯林文化”，并鼓励宗教极端主义。 笔者也读到过一则网友跟贴，说的是王正伟曾经在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攻读伊斯兰经济制度方向的博士学位。王正伟一直致力于回族经济、文化研究，发表学术论著和各类作品100多万字。王正伟在国家民委主任期间，强化民族识别，大力推动清真食品管理条例出台，全国各地大建规模相对巨大的清真寺，被批在中国搞“伊斯兰化”。 不过，无论他王正伟是否是因为涉贪或者政治原因被调查过，他当年为宣传所谓“回汉一家亲”而举出的一个“生动例证”曾经令占比达百分之九十九点的中共汉族干部们很不受用。 却原来王正伟在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期间，曾经对采访他的记者大谈了一个“回汉一家亲的生动例证”。说回族本来很讲究生活习惯的，但是他愿意到汉族家去吃饭。什么原因呢？就是这家汉族已经不吃猪肉，完全在这个村子按照回民的习惯生活。大家互相尊重，已经到了这个份上，就是回汉之间都能吃饭。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说明互相尊重，互相包容。 当时他王正伟的这番话被公开报道出来后曾经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汉族共干中引起很大反感。虽然当时的习近平还是把他安排成了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的回族代表，但是跑票甚多。所以在今年二十大筹备的过程中，虽然“符合年龄”，但不被“继续提名”也是预料之中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在“二十大”结束不久，中共党内新一波整肃就已经开始。11月4日，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龙从办公室被直接带走，拘留审查。虽然中共每天都上演反腐大戏，但抓捕范一龙一事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范一龙作为一个副部级干部，在事先一点也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被捕，这种做法令人侧目；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是又一个王岐山系统主要人马被整肃，因此，外界难免会有传言：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中共内部整肃的对象？ 我认为，从各种情况分析，说王岐山处于危险的境地，其地位岌岌可危，是有一定根据的。最近几年，王岐山的好友，地产大亨任志强因为批评习近平被判18年徒刑；有王岐山大管家之称的董宏也被判死缓；中共前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的孙子姚庆，今年也一度被拘留，而姚庆，也是王岐山的妻侄。短短几年时间，身为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好友，亲信，家人，纷纷被收监入狱，按照习近平过去整肃周永康等人的从外围和亲信突破的手法看，王岐山很可能已经被确定为打击目标。 而习近平要整肃党内对手，拿王岐山下手也是不难想象的。首先，王岐山在中共体系内，从中央到地方担任过各种职务，门生故旧很多，说他有自己的人马，也就是外界说的“金融帮”并不为过，这当然是习近平最忌讳的。现在，团派，江派的势力均已经被铲除，习近平一定会开始收拾其他派系，王岐山自然首当其冲；第二，王岐山并非血统意义上的红二代，只是中共元老的女婿，但仍然属于太子党。最近红二代中的马小丽，陶斯亮等公开对防疫政策提出批判，看得出来红二代对习近平的不满还是存在的。打王岐山，也就是敲山震虎，打给红二代看。 第三，习近平违反党内成规连任，党内不满声浪普遍存在，习近平要巩固自己的权力，首先要做的，势必是党内清洗，这是他建立自己的权威的起家手段，也是他认为他能维护权威的唯一手段。即使不是王岐山，他也会找他人下手。面对各种挑战和党内的不满，习的内心是很没有安全感的。而没有安全感的人，对于任何被外界认为能力超过他的人，都有天生的忌惮，而王岐山正是这样的人。第四，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习近平第一任期中，王岐山被赋予党内整肃的调查大权，因此想必会掌握太多的党内贪腐的材料。习近平虽然高举反腐大旗，但自己的家族本身并不干净。在这种情况下，手中掌握的材料越多，其实是越危险的事情。周永康的落马已经是前车之鉴。王岐山也很有可能因为接触太多秘密成为习近平的心腹之患。 当然，以上都是根据过去中共党内整肃的经验做出的分析，王岐山会不会被整肃，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被整肃，我们都并不知情。但是，从范一龙几分钟内就从高级干部变成加阶下囚的事件，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中共党内新一轮的整肃已经开始。谁会是更大的目标，相信很快就会有更明确的迹象出现。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闭幕之后，中共新华社播发了《领航新时代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笔者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的近五年时间里，已经几次引述过这篇“纪实”中的如下关键一段内容：“大家认为，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也不是‘铁椅子’‘铁帽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主要根据人选政治表现、廉洁情况和事业需要，能留能转、能上能下。” 如今的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后，中共新华社又播发了《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文中又有如下一段：“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要坚持事业为上，根据工作需要、人选条件、廉洁情况和形象口碑，能留能转、能上能下，树立新时代鲜明用人导向。” 于是，在这个所谓“新时代鲜明用人导向”的规范下，“符合年龄”的李克强、汪洋，以及与他们两个同龄的陈全国下了，正值年富力强，甚至比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有成员都年轻的胡春华居然也被“转”了。 这里说的“转”，是指胡春华显然是被计划好了从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转”为非政治局委员的副国级。因为毕竟还是被继续“当选”了二十届中央委员，所以相信他胡春华没有多大可能在明年三月份本届副总理届满之后不被安排新的职务，而是已经在二十大召开之前的“通盘考虑”过程中，在被内定“出局”的同时，也已经被安排好了“局外”副国级的具体去向，比如和五年前的张春贤以及刘奇葆一样，不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就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然，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正如我们本专栏上周一的文章《习近平有可能会把对胡锦涛的恼怒 直接发泄到胡春华身上》一文中所说，对胡春华日后的安排也不排队第三种可能，那就是因为前总书记胡锦涛对胡春华的出局向习近平表示了不满，导致习近平干脆一不做二休，将胡春华彻底的闲置。甚至不排除对胡春华进一步打击报复。 五年前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闭幕后的2017年12月25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了《习近平是否会把胡春华“贬”为国家副主席》一文，文中引述一家境外网站上署名“吉哥的博客”的文章内容，文中猜测当时已经被李希接替了广东省委书记职务，回到北京待命的胡春华估计将接掌国家副主席。文中评论说国家副主席这个位置曾庆红、习近平曾经担任。国家副主席是接班人的概率较大，但也不是一定，如李源潮就是例子。 而笔者当时的观点是：李源潮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被从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和中组部长的实权位置上转换至徒有虚名的国家副主席任上，绝对是贬不是升。虽然眼下还难以断定胡春华的准确去向，但如果是已经被习近平内定为国家副主席接班人的话，那他可就真是步李源潮的后尘了。 而此文发表的3个月之后，胡春华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被宣布为国务院副总理。从那以后直到上月下旬的二十届一中全会召开前夜，胡春华就一直被外界舆论普遍看好为李克强的国务院总理接班人，至少也是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两年前的2020年11月2日，笔者又在本专栏发表了《孙政才入狱后习近平给胡春华的政治思想鉴定是“识大体，顾大局”》。文中分析说：“若论成为省委书记之前的政府行政系统的工作经历，李强至少是可以与现任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之间论短长的。” “单从这个角度分析，虽然胡春华在进入中央工作之前的地方行政领导经历既短少更不完整，但若论‘我们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当今中共高层政坛里就属他胡春华的履历颇为丰富了。大学毕业后直奔西藏，在当年分别担任过宣传干部，饭店负责人，地方行署副专员和专员，省级团委负责人，以及自治区副职领导人。日后在担任了两年时间的团中央一把手后，又先后转战河北，内蒙和广东……。特别是他在进入中央政治局并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广东省委书记之前的几年里，从2005 年从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升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开始，这个职务只过度了一年时间，即又历任了两年时间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一年时间的河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三年时间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然后就在胡锦涛向习近平交班的同时，进入中央政治局……。晋升速度之快，令党内党外为之咋舌！ 笔者曾经在《习近平考察“接班人”的首要条件》一文中就已经分析过：自从胡锦涛称赞江泽民把中共政权的“香火传递”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了之后，担任过省级行政和党的一把手，特别是担任过党的省级一把手，是进入政治局的必由之路。而在众多历届党代会的党代表眼里，均会认为他胡春华当初年纪轻轻就享受正省部级待遇，沾的就是共青团干部必须有年龄限制所以必须被突击提拔、所以被称之为“直升飞机干部”的光，与其他从县乡一级领导人干起，在基层数十年摸爬滚打，一步一个脚印递升至省委书记的干部相比，根本就不是公平竞争。 所以，在“推荐”、“比选”的所谓“党内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被“征求意见”的那些从基层一步步爬升上来的省委书记们大都不看好胡春华是很有可能的。 关于五年多前孙政才在习近平主导的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为何倒台，如何倒台的内幕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参阅笔者先后在本专栏发表过的《孙政才的罪孽到底有多深重？》，《每任总书记都要把至少一个在位政治局委员送进监狱》，《拔出萝卜带起泥，给王珉罗织罪状咬出孙政才？》，《广东省委上上下下都在为胡春华捏着一把汗！》， 以及《树倒胡、孙散，唇亡齿难全！》等多篇文章。其中《拔出萝卜带起泥，给王珉罗织罪状咬出孙政才？》一文中已经介绍过：孙政才被宣布“接受调查“的当天重庆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为标题，给人的印象是孙政才都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了居然还是一个“政治上的糊涂人”，所以才遭受到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的毫不留情的政治清算。重庆日报的这篇文章文章特别强调重庆全市上下都要“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要求“，足以说明孙政才在拥戴“习核心”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被习近平认为“态度很不明朗”的传闻或许为真。孙政才栽就栽在了没有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当成他自己和重庆市委的“第一位的政治要求”。 孙政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的主要部分都是中纪委在吉林省追查王珉经济问题时”拔出萝卜带起泥“，当地曾经给王珉书记巨额贿赂的私企老板在中纪委专案组的威逼之下，供出王珉的同时也把孙政才给供了出来， 令习近平如获至宝。当然也不排队王珉为了减少刑期主动供出了孙政才的可能。王珉被起诉书里提到的他2009年月11月利用担任吉林省委书记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款100万人民币用于支付个人费用。但事实上王珉就是在2009年月11月与孙政才交接的。所以提供如上消息的人士分析，这一百万很可能就是孙政才以新任省委书记名义慷国家之慨，赠送给王珉的“搬家费”。 曾有网友给笔者的文章留言说：“其实他孙政才只有两宗罪，一是屁股不干净，二是站错队。鉴定完毕。” 此话当然没错。但问题是，当今共产党的干部们屁股上有干净的吗？所以说到底还是他孙政才政治上“站错队”才导致中纪委奉命把他脱光示众。 在《树倒胡、孙散，唇亡齿难全！》这篇文章里，笔者的分析是：所以，五年多前的习近平正在为十九大上如何打发孙政才和胡春华这两个前朝元老硬塞给他的“党政接班人培养对象”犯思量的时候，王珉的“戴罪立功”的交待内容被“简报”到习府的时候，习近平最可能脱口而出的就是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先拿下一个孙政才，此后即使找不出胡春华的把柄，他胡春华也已经是势孤力单，孤掌难鸣。 中国古人早有“唇亡齿寒”一说，而把孙政才和胡春华在十年前的中共十八大上共同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后的关系形容成唇齿相依并不夸张。虽然在那之前他们二人似乎并未有政治结盟之嫌，但一经把他们两人同时敲定为党、政一把手接替人培养对象，他们两个就是一损俱损，一荣共荣的关系了。 这里以“树倒胡、孙散，唇亡齿难全”为标题，“树”还不仅仅指退休不久即被帕金森症所困扰、中共内部已经有传闻说他的健康状况还不如江泽民的胡锦涛，更包括十年前在十八大时未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从那以后就被习近平政治边缘化，五年多前召开的十九大上更是被迫提前退休的李源潮……。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胡、孙”被习近平强行拆散之后，随着孙被打入天牢，胡春华凭着习近平的一句“识大体，顾大局”的“政治思想鉴定”，虽然未能如此前胡锦涛向习近平交班时所设计的，十八大上进政治局，十九大上进常委会，但毕竟还是被在十九大上留任了政治局委员。 胡锦涛十年多前在交班习近平时所规划的，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分别会有总书记接班人选胡春华和总理接班人选孙政才，但在孙政才倒台和王沪宁等人对习近平长期执政的“热烈拥戴”的前提下，他胡春华五年前也未能因为被内定转岗国务院而在党内晋升政治局常委，因此也就令李克强的总理接班人选一直存疑到二十届一中全会公报的面世。 当年的习近平之所以能够被清华大学接收为“工农兵学员”，是因为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审查之后认为他习近平可以不再被继续被划归“黑五类”，应该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列。而从五年多前孙政才垮台至今，胡春华的政治境遇就相当于文革年代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时时刻刻都不忘夹着尾巴做人。 就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并对外公布新一届中央委员名单的前一天，笔者又在本专栏发表了《三个总理”候选人”，谁的可能性最大？》一文，文中分析说“假如韩正最终会成为李克强接班人的话，胡春华入常并接替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职务也并非唯一可能。其他可能包括不被安排入常同时也不再连任政治局委员，只是在连任中央委员的前提下等待明年三月出任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包括虽然如愿入常但离开国务院系统，比如担任全国政协主席职务？” 日后发生的事实虽然总理接班人不是韩正，而是韩正当年上海市委书记职务的继任者李强上位，但胡春华的下场却是被笔者不幸言中：“不被安排入常同时也不再连任政治局委员”。 一周之前，中共二十届一中公报一经发出，华尔街日报随即发表《中国自由派旗手胡春华落选政治局委员会》一文，说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巩固主导权不仅体现在他提拔哪些人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也体现在哪些人被他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中国四位现任副总理之一、曾被认为有望接替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春华在周日落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标志着一颗曾经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黯然落幕。 该文中说：一些政治分析人士之前认为，59岁的胡春华非常有机会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这一中共最高决策机构，并出任中国下一任总理。但在中共宣布的新一届政治局委员会名单中没有胡春华的名字，而是挤满了习近平的盟友和拥护者。本届政治局委员会共有24名成员，较之前少了一个席位。作为离任的政治局委员会中最年轻的官员，胡春华的离任年龄也远低于最近几届党代会上成为惯例的68岁的退休门槛。(该门槛在今年党代会上实际已打破)。 该文章中还说：胡春华在分析人士和海外高管中颇受好评，他们认为胡春华主张相对自由的经济政策，这与习近平倡导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形成对比。尽管胡春华在习近平消除农村贫困的行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外界并不认为他是习近平圈子里的一员，他是在其他政治大佬的帮助下升上去的。胡春华还在2006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一些政治观察人士由此认为，他是所谓“团派”（共青团派）、即一个松散的官员集团的主要人物，“团派”曾被视为对习近平阵营起到制衡作用的一支力量。 不知道华尔街日报这篇评论的作者是否意识到，恰恰是胡春华本人，正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愿意，甚至是最惧怕外部世界给他如此“好评”的人。外部世界对他胡春华的所有好评以及曾经寄予的期望，都及时提醒了习近平：绝不能让胡春华成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二十大开完，我说改革开放完了，朋友不同意，认为中共还会继续他们自己意义上的改革开放。最新的迹象表明，朋友有部份说对了，就是开放完了，但改革还在，只不过这种改革，不是往前改，而是往后改。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民政部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城市社区服务功能。按照标准规范要求，规划建设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幼儿园、托儿所、老年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配建便利店、菜店、食堂、邮件和快件寄递服务设施、理发店、洗衣店、药店、维修点、家政服务网点等便民商业服务设施。 这是二十大后，中共当局最先推出的重大社会改革，证明这件事对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以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前者是市场经济加社会主义，以市场经济为前提，后者是共产党专政加现代化，以共产党专政为前提。 所谓“完整社区建设”，就是将城市居民的生活，全面囊括在居委会的统一管制之下，涉及民生的所有生活供应和生活服务，都由居委会一手包办。表面上，这是“完善”社区服务的举措，实际上是强化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依附性，一个人一个家庭，日后离开居委会的“社区建设”，就将无法独自生存下去。 一旦政府的社会服务“完整”了，必将挤压和驱逐私营企业与个体户，由政府服务垄断市场，到时私营与个体户就会成为“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除”，直至市场只剩下公营的服务，那时社区建设就算“完整”了。 这步棋只志在垄断市场吗？当然不是，这步棋恰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步。有人将之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作比较，认为现在是走回全民所有制的老路。我认为习近平的野心远远不只于此，习近平要打造的，是对中国人全身心的掠夺与控制。城市居民在居委会这套全方位“服务”的体制之下，人身依附的彻底，将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无法比拟的。 大饥荒年代，社会上还有黑市存在，有钱还能买到稀缺物资；文革中还有米票肉票，有钱还能从市场上买到票据；但日后当居委会的社区服务全方位实现，并逐步将私营与个体挤出市场，那时居委会的生意便成为独家生意，除了居委会，一般人将找不到一个理发的地方。 当你家厕所坏了，满屋臭气熏天，度日如年时，唯一能帮你解决生活难题的，也只剩下居委会的维修店，那时你只好拜居委会为菩萨才能活下去。 目前政府宣布的，只是两年为期的改革试点，两年后全面铺开，再用几年时间，把全国大中小城市中的居委会功能，都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那时就实现了无死角的全覆盖。然后再用几年时间，把私营企业与个体户挤出市场，就实现了居委会全面管治市民生活的宏图。 到那时，还有人胆敢反抗吗？还有人乱说乱动，搞三搞四？只要你稍不听话，马上给你一个黄码，然后你没地方买菜吃饭，没地方就医取药、托儿养老、寄邮件、理发维修，总之你基本上没有任何生活能力，只有等死一途。到这地步，中共的江山就万代太平了。 因此，不可小看这一套“完整社区建设”的战略意义，这是中共实现独裁统治的长远规划，它之成败，关系到中国人民的祸福，关系到中共的存亡。 这一套“完整”建设之阴毒，在于它不是短期内实现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长到一般人无法感觉它的存在和发展。社区建设一点一点来，先做容易做的，再做不容易的，再做很难的。生活的改变不会突然间发生，它会一点点侵蚀，改一点不改一点，让你慢慢适应习惯。开始时还会有大量私营企业与个体户，与居委会企事业单位共存，然后居委会手越伸越广，越伸越深，最后私营与个体都站不住，望风波靡，居委会自然扩大版图，直至“解放”市场为止。 居委会建设初登场，要与私营和个体竞争，它的服务质量和定价都要依从市场规律，因此，一开始的服务质量与价格都会符合市民期望，但当居委会完全占领了市场，一家独大，无人足以动摇它的地位，那时只有居委会说了算。服务质量差了，你除了找它，已没有第三者可以委托，定价贵了，你除了与它交易，已没有谁可以和你交易，那时你就只是中共可以随意搓圆捏扁的群氓。 整件事的危险在于，没有人会在初起时有足够的警惕，也没有人有那种觉悟一开始就不服从，登高一呼，聚众反抗。事情一点点发生，温水煮蛙地很有耐性地等你习惯，然后有朝一日，你一觉醒来，突然发觉生活大变，到那时，什么都来不及了。 这一套会不会推行到香港来，希望不会，但如果会，也一点都不奇怪。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中共20大之后，习近平正式建立了一个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个人独裁地位。他安排的6个常委中，一半人是他一手提拔的往年部属，剩下的也都是听话之辈。这种“老板”与“伙计”的关系，让其他政治局常委成了习近平的办事班底或“军机处”。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人独断、后果下卸的局面。 一、20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选举”走过场 10月23日中共20大之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开会，按照习近平指定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投票”给名单上的人。由于这场所谓的选举是等额选举，中央委员们奉命投票给名单上的每个人，于是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就这样通过了。等额选举之下，事先确定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不会“落选”，“投票”不过是走过场而已。然后，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再开个小会，按习近平给的新政治局常委名单，还是等额选举，这样，确定新政治局常委的程序也走完了。 从中央委员会选政治局委员，再到政治局委员选政治局常委，基本上名单上的人都能得到全票或绝大多数票，计票容易得很。两场“选举”，全程大约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然后，中午12点左右习近平就带着其他6个新上任的政治局常委，参加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中共今后5年的中南海最高决策班底就这样亮相了。 习近平只留用了上一届政治局常委当中的两个人。一个是意识形态总管王沪宁，他从江泽民时代一直扮演这个角色到现在，平民出身，谨小慎微，习近平准备让他明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坐个无权无势的冷板凳。另一人是赵乐际，原来的中纪委书记，是习近平过去几年监管官场的得力助手，今后会让他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 二、出局者先知 上一届政治局常委一共7人，其中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已72岁，习近平安排他退休，算是正常处置，但习近平还处置了另外3人。总理李克强67岁，如果习近平对他比较满意，可以让他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但习近平却决定让李克强退休；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与李克强年龄相同，也安排退休；副总理韩正比李克强大1岁，是江泽民提拔的，习近平让他也退休了。习近平直接把这4个人从20届中央委员的预定名单上排除了，因此20大上他们就无法进入新一届政治局，就算20大的参会代表中有人把李克强的名字加到自己的选票上，也无济于事。 《新华网》10月24日按惯例发表了一篇介绍此次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产生过程的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这篇文章披露了两个情况。 其一，今年4月开始习近平为确定20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分别与19届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共30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这30个人当中，23名是19届政治局委员，1名是未进入政治局的书记处书记，4名是未列名政治局的中央军委委员，以及非政治局成员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这番谈话期间，上一届政治局委员当中那些习近平预定要排除出20届名单的人，通过谈话都已获悉，自己马上就要出局了。对这4个将被出局的19届政治局常委来说，20大上自己的命运毫无悬念。 其二，被出局的人在谈话中很识趣地表示，愿意主动退下来，这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李克强。他在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其实对挽救中国经济已经束手无策，连发展“地摊经济”和“大学毕业生下乡”这种毫无希望的经济政策都提出来了。由此可见，李克强对自己的处境一清二楚，提前退休就是他的宿命。 三、亲随入局 20届政治局常委当中，习近平提拔了3个到他身边办事的亲随，即李强、蔡奇、丁薛祥。这3个新政治局常委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习近平当地方大员或在中南海的跟班；他们当过跟班后，得到了习近平的大力提拔，但他们并没有多少解决难题的能力。 比如，即将被习近平任命为下一任总理的李强曾经是习近平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时的秘书长，进中南海前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最突出的“政绩”就是不顾民生而执行习近平的“清零”方针。 中共培养一个总理人选，往往会让他先从副总理职务上干起，以便熟悉烦杂的政务，历练中积累经验和人脉。但习近平把完全不熟悉国务院工作的李强直接就放到了总理位置上。李强从无处理国务的经验，在国务院系统也没有人脉，今后政务处置上会出很多问题。 习近平安排负责今后党务工作的蔡奇，曾经是习近平任福建省长时候的属下，习近平到浙江当省长后，蔡奇还是他的属下。习近平当上总书记之后，调蔡奇到北京，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再主政北京市，政绩平平，无所建树，却因为习近平的信任而官运亨通。 习近平这次安排明年担任副总理的丁薛祥，原来是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时的秘书，习近平喜欢这个跟班，一路带进中南海。现在又准备让这个从未掌管过一个省或一个部的亲信充当第一副总理。 四、党政分工被打破 中共最主要的两个掌事人总书记和总理，他们的办公地点都在中南海。胡耀邦任总书记时在中南海的南区办公，总理赵紫阳则在北区办公。平时总书记和总理召集各自的部属开会，也分别在南区或北区。这两个区之间没有隔墙，但警卫会限制外来开会者的自由穿行。虽然中午时这些去开会的人可以分别在南区或北区休息走动，但警卫会提醒他们，散步时不能越过南北两区分界处。 胡赵时期中南海内的这种分区格局有一个含义，即党政一把手的地位大体上平行，党政分明，各管一摊。赵紫阳当总理时，办公地点在北区；他改任总书记后，就搬到南区的勤政殿办公，把北区留给了李鹏。那时，居于胡赵之上的几个大佬当中，除了李先念还住在北区，其他人都不住中南海内，胡赵与大佬之间主要是靠文件往来传递信息。从胡赵时期直到胡锦涛时期，这种党政分开的惯例，实际上意味着双方的分工比较明确。 但是，习近平上任后，先后设立了一系列领导小组，开始干预和控制李克强的分管工作，打破了以往多年的党政分工惯例。而20大之后，即将担任总理的李强完全没有胡赵时期开始的过往历任总理的分管地位；习近平这个总书记的强势和独裁地位决定了，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成了习近平的办差班底。 习近平大权独揽之后，用人便随心所欲了。这次他安排的6个常委中，3个人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昔年部属，第4个跟班是为他服务过10年、谨慎顺从的王沪宁，其他两人也都是听话之辈。这样，习近平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关系就实质上变成了“老板”和“伙计”之间的关系。 五、“军机处”再度成形 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中，虽然各人有所分工，但均属习惯于听命习近平的人，他们只会事事请示，奉命照办。这样，习近平安排的政治局常委们就不再相对独立于总书记，不会自主处理各自分管的事务。这种新的状态很象习近平的办事班底或“军机处”。 军机处是清朝雍正皇帝设立的中枢权力机构，沿用到王朝终结，其办公场所在靠近皇帝办公的养心殿南侧隆宗门内。最重要的几个大臣在这里参与决策，是为皇帝的主要幕僚。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作为清朝的最高国家机关，由皇帝直接掌握，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 现在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模式之下，其他政治局常委与他不再是表面上的平行关系了，而是变成了“皇帝”和“军机处”的关系。中共在老毛独裁的年代里就是这样。那时总理周恩来扮演着“军机处”领班的角色，率领一班文官，为老毛充当“军机处”，小事才自行决定，稍大一点的事必须事事请示老毛，老毛的话一言九鼎。 其实，习近平前几年通过各种中央的“领导小组”来分别决策各方面事务，政治局常委分别参与不同的“领导小组”，而绝大部分的各种“领导小组”的组长都是习近平兼任。这意味着，所有方面的事务，最后决策时必须由习近平独断。20大以后，习近平与其他常委的关系让“军机处”再度成形了。 六、一人独断、后果下卸 习近平现在可以裁断任何事情，他的“军机处”会事事秉承习近平的“旨意”。但这种决策模式也注定了一种结局：习近平今后的随意决策中，所有的不利后果，都会被他的这个办事班底在执行中放大；而决策的不良影响，则要由这些“军机大臣”或下面的官员来承担责任。 这种新的决策模式预示着三点。其一，习近平所有的既定方针都会继续坚持下去，而且不存在纠错机制。其二，凡是过去十年中发生的重大难题，比如经济滑落、对美关系恶化等，过去解决不了，今后也同样无解，情形只会进一步恶化。其三，习近平安排这样的办事班底说明，他对个人专断的权力把握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他现在要用的，是帮他维持住个人权力的班底，而不是帮他解决难题的班底。 由此判断，习近平在今后的几年里，最关注的是掌控现状、防范恶化，而不是求解难题；而他采用的手段，仍然是强硬的命令和不顾一切地蛮干，不会有多少圆通的做法。不管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喜欢还是不喜欢，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一人独断、后果下卸的局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2年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闭幕会现场，现任总书记习近平下令特工将前任总书记胡锦涛强行架离会场。这惊悚的一幕，发生在人民大会堂、二十大的主席台上、中外媒体的镁光灯下，给世界留下二十大的唯一印象和最大震撼。 光天化日下的这一幕，让人细思极恐。设想，如果不是在中外媒体注视下、不是在二十大、不是在人民大会堂、不是对前任最高领导人，而是在中共高层无数的闭门会议上，针对党内同僚或党的其他领导人，其粗暴的手段和恐怖的场景更难以想象，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推论，习近平早就创造了这种开会模式：现场凡是出现反对他的意见，或是要求查证文件的真伪，习近平就惊怒交加，当场下令特工将反对者强行带离会场。 受命特工可能对反对者假装劝告，口称“您需要冷静一下”、“您需要休息一下”、“您需要暂时离开……”，暗中却用力拉扯推搡挟持，不由分说，就将反对者强行架离。给反对者施以惊吓的同时，也给在场的所有与会者制造震慑和惊惧。如今看来，就是在这种惊悚恐怖的气氛下，习近平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他的独裁和权位。 如此惊悚剧，人们以为，原本只有在史书记载的古代中国宫廷里、王朝的黑暗时期才曾经上演。比如，三国时董卓专权时期。初时，“董卓屯兵城外，每日带铁甲马军入城，横行街市，百姓惶惶不安。卓出入宫廷，略无忌惮。”稍后，董卓议事宫廷，“会集公卿，令吕布将甲士千余，侍卫左右。”会上若有人反对，“卓怒曰：天下事在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汝视我之剑不利否？”董卓随意废立年幼皇帝，尚书丁管反对，“卓大怒，喝武士拿下。”“卓命牵出斩之。” 谁能想到，如此的古代宫廷惊悚剧，竟赫然惊现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难怪，世人都有感：习近平和王沪宁等人不属于这个时代，是旧时代的幽灵在新世纪的舞台上游荡。另一方面，也再次证实：共产中国就是另一个专制王朝，众多专制王朝中的一个，俗称红朝。 需要考证的是，习近平何时创立这一开会模式？笔者判断，时间应该是紧接在2018年3月之后不久，当时，习近平通过“隐秘、迅速而狡诈的”手段，强行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因遭到党内外普遍反对、包括政治老人的反对，一方面，习派假意解释“取消任期制并不意味着长期或终身任职”，只是为了与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位表述保持一致（后两个职位没有宪法或党章明文规定的任期，但凭党内规则不得超过两届任期）。 另一方面，习近平密谋成立特勤局（终于2019年1月正式成立），并安排亲信王小洪充任特勤局局长。特勤局表面上的职责是警卫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四副两高”（国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外国访中要人，然而，王小洪的行事范围远超这一领域，名为警卫，实为监控，监听、监控从“四副两高”到其他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政治老人。 应该就是从那一时期开始，习近平开创了当场架人离场的恐怖会议模式，可称作“董卓模式”。只是，机关算尽的习近平，万万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在红墙后的这套粗暴手段竟会意外在中外媒体下曝光。那就是，在二十大闭幕日的主席台上，前总书记胡锦涛当场质疑中央委员会名单遭偷换和造假，习近平一急之下，竟悍然下令特工将胡锦涛强行架出会场。 这极端丑陋的一幕，不仅让二十大和习近平连任蒙上非法无效的阴影，而且让习近平用黑暗手段集权的秘密曝光于天下。来源不当的权力，胜之不武的连任，参杂着造假、偷换和舞弊的二十大人事重组，尽在那一幕之间。年近八旬、白发苍苍、性情温和的前总书记胡锦涛，以羸弱的身躯做坚韧的抗争，等于为习近平的连任、为二十大的结果盖下一个大写的章印，这个大写的章印就是两个大写的字：非法！ 是可忍，孰不可忍！习近平对前任最高领导人、昔日恩主胡锦涛的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冷血无情，让在场所有人，包括中共高层、政治老人和两千三百多名党代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心寒齿冷；通过视频和消息的传播，也让众多官员、党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心寒齿冷。对胡锦涛的同情，就是对习近平的憎恨。 习近平粗暴而野蛮地强行连任，只会在党内外制造更多敌人、凝聚更大的反习力量。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咬紧牙关，沉默地愤怒着，或者，愤怒地沉默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胡锦涛与习近平是一张烙饼的两面 胡锦涛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提前离场（或被离场），引发诸多揣测。我对这一幕被很多评论人士称为“政变”的场景基本无感。第一，胡锦涛时代早在十年前就结束了，此一场景并不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第二，胡锦涛与习近平当然存有权力之争，中国历史上，禅让的太上皇与“今上”之间从来都不是和谐关系，但两人都是铁杆共产党人，只有权力之争，并无路线或观念之争。那些因为痛恨习近平而赞美胡锦涛的评论，与事实真相南辕北辙。 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麦迪文发表了一篇题为《胡锦涛“被离场”引发诸多猜测，新华社英文推特回应原因》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胡锦涛代表了一个与习近平截然不同的中国。他更强调集体领导，必须平衡政治局常委中的各个派系。胡锦涛的年代被视为对外开放和对新思想的包容性增加的时期。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曝光的巅峰，外商企业在中国设立，国际游客不断涌入，互联网比现在更自由，境内媒体尝试开始做像样的新闻，中国的全球声誉也持续改进。虽然有些人评价胡锦涛是‘弱主’，但是他执政十年中国经济经常呈二位数成长，中国也更在乎其国际声誉。” 日本共同社驻台北记者矢板明夫在脸书专页上评论说：“新的政治局常委会将充斥着习近平的拥护者，确保继续朝着和胡锦涛时代的改革开放截然不同的方向前进。……共青团派这一次遭到团灭，在某种意义上讲，等于是中共的政权内的改革派、国际协调派的全面溃败。中国共产党已经丧失了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期待共产党内部的改革，已经不可能了。” 此类评论，对习近平走向毛泽东化、史达林化的评估是正确的，但将胡锦涛时代说成是改革开放、西化、国际协调，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胡锦涛靠在西藏屠杀藏人而上位，选拔胡锦涛的是中共二十大上如木乃伊般端坐的最年长（一百零五岁）的、信奉共产原教旨主义的元老宋平。胡锦涛比江泽民更左。胡温统治后期，国保特务治国肆无忌惮，陈光诚遭遇惨绝人寰的迫害，零八宪章运动遭到灭顶之灾，刘晓波入狱，我也被秘密绑架及酷刑折磨。我后来写了《河蟹大帝胡锦涛》和《刘晓波打败胡锦涛》两本书，记载了胡锦涛时代专制暴虐的斑斑劣迹。人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 有时，反倒是生活在别处的人看得一清二楚。台湾评论人“一个律师的笔记本”在题为《“忆昔锦涛全盛日”：历史叙事的猜想》一文中写道：“我猜想，未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历史叙事，就是把胡公锦涛形容成锐意改革的领导者，在开明专制之下放宽个人自由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公民社会的初步成长’，但这个迈向光明的进程，却被继起的习公硬生生破坏，从而断送了天朝上国的千古良机云云。‘忆昔锦涛全盛日，公民社会好形势。和平演变现前景，民主转型将落实。’诸如此类。”但他轻而易举就推翻了这个“想像的叙事”：“事实上，胡公与习公的统治，属于同一个连续进程。大方向相同，只是采用的手段随着形势变化而有所差异而已。前一个阶段自忖实力不足，故而韬光养晦、先行蛰伏；后一个阶段自恃羽翼丰满，所以逐鹿争霸、挥刀亮剑。然而，不论前期还是后期，对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神话的执念，乃至于共产党的统治思维，均无二致。既然有了第一个阶段，难免就会走到第二个阶段。或者说，第一个阶段本来就是在为后继阶段作准备，用来吸引猎物、累积资源。”所以，习近平不是胡锦涛的反动，而是胡锦涛的升级版。 什么人在怀念胡锦涛和温家宝？ 麦迪文和矢板明夫对胡锦涛有些“雾里看花”，而很多流亡海外的反共人士也参与到这场“胡锦涛奏鸣曲”之中，就让人相当错愕了。 胡温刚上台时，人们对“胡温新政”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尚情有可原；胡温已下台十年，居然还有不少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争相称颂胡温，更有人怀念江泽民，形成所谓“膜蛤文化”，那就是一种病入膏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比如，有一位八九学生，坐牢多年，最后一次下狱正是胡温时代，后来他成为基督徒，历尽磨难，逃亡到美国，居然在推特上辱骂我批评胡锦涛和温家宝是破坏改革派“大业”，客观上充当了强硬派的“侧翼”。还有一位因调查二零零八年四川地震中倒塌的豆腐渣校舍而被下狱的维权人士，至今仍对胡温“多难兴邦”的宣示念念不忘，相信胡温拥有将中国推向自由民主的“初心”，只是力不从心罢了。 若干在胡温时代受打压、沦落社会底层的人士，对胡温不离不弃；更多在胡温时代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人士，更是将江泽民、胡锦涛在位的二十三年（一九八九至二零一二年）视为中国的“黄金时代”，也是他们本人的“黄金时代”。确实，在那个时代，他们或是坐拥金山银山的民营企业老板，资本家可以入党，“红色资本家”地位看似稳如泰山；他们或是人面桃花、飞檐走壁的影视明星，在横店影视基地打造汉唐盛世、射雕英雄，一颦一笑，财源滚滚；他们或是巧舌如簧的党校教授，巡回全国宣扬“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名利双收；他们或是在中南海与市场经济两端游刃有余的知识分子，靠着“文化苦旅”发大财……正如维权律师陈建刚所说：“怀念胡温，赞美江泽民者，相当一部分是中共体制的获益者，在江胡温时代，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顺风顺水。……盛赞胡锦涛、温家宝的人都是幸存者，刀刃没有割到他们皮肉的时候，他们就会感觉到江胡温是好人。” 局部的真相，往往是假象。一块马赛克鲜艳，绝不意味着整块马赛克拼图都美轮美奂。二零零八年，奥运前夕，胡温踌躇满志，民主法治的高调响彻云霄。刘晓波在被捕入狱前四个月，撰文揭露胡温的民主乃是“画饼民主”，是花拳绣腿。刘晓波写道：“中共统治的常态是言行背离，现政权也不例外。胡温执政五年来，一面频繁地作亲民秀和政治开明秀，一面从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从不放松对民间的民主诉求的打压。起码，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现政权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因为胡温政权没有任何动真格的政改举动，甚至连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没有。所以，无论媒体把‘政治改革’的议题炒得多么红火，但现实中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仍然裹足不前。”刘晓波以他的殉道验证了这一结论。 今天，批判习近平是常识，怀念胡锦涛却是违背常识的无知与无耻。邓江胡时代，中共监狱中没有一天断绝政治犯，没有一天中断强迫拆迁和圈地运动，没有一天停止对宗教信仰者、异议者和少数族裔的打压迫害。我自己是受难者中的一员，我也见过许多跟我一样的受难者及其家属，如陈建刚所说：“他们在胡温时期被迫害，被酷刑，被抄家，被株连家属孩子，有人直接被打死，有人成了植物人。”然而，那些在胡温时代手上捧着金饭碗、银饭碗的人却置身事外、冷眼旁观——虽然共产党仍是一党专制，虽然共产党在荼毒他人的儿女，但只要还能在中共体制内分润，管他共产党做什么罪恶？唯有被习近平砸掉饭碗之后，他们才举起“反习拥胡”的旗帜，就如同当年天地会的“反清复明”。千百年来，中国历史循环往复，就连反抗的方式也一样。独裁者在不断进化，反抗者的思想境界却停滞在原始本能的阶段，所以不彻底的反抗注定了只能是失败的反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陈文清的“入局”与习近平的“警察治党”》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习近平居然一口气给他的二十届中央书记处里安排进去了三个职业警察，即国家安全部长陈文清、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刘金国和现任公安部部长王小洪。 就在这篇文章刊登和播出的当天，中共当局即对外宣布了陈文清的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务任命。紧接着，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抢在周末象征性地开会，令事实上早在二十大之前即已经内部决定的由陈一新接替国家安全部长的任命完成了“法律程序”。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回顾的本专栏去年12月13日的文章《国安部长陈文清比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更有晋升前途》中虽然认定陈文清“入局”的可能大于陈一新，但笔者当时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也还发表了《“手心手背都是肉”，二十大谁上谁下让习近平犯难》一文，文中特别分析到了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后犒赏陈一新一届“局外”副国级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无论其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具体出任的职务是什么，均享受正国级待遇，也就是所谓的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而不是常委的普通政治局委员，则都享受副国级待遇，也就是所谓的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至于“局外”副国级，也就是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副国级，包括了国务院的国务委员，最高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以及不是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内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的党内副主席。 笔者当时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如果一定要以过往在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基础上官升一级晋升副国级职务的例证来套用陈一新的话，那么他陈一新未来的政治走向更可能的应该是依照王胜俊模式，出任最高法院院长或者最高检察长。 1993年，安徽省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厅长出身的王胜俊奉调中央，在任建新手下担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五年后熬成正部长级的政法委秘书长。 此后，他在这个职务上熬了整整十年，后五年里虽然还兼任了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但仍然还是正部长级。 2008年，已经是一届中纪委委员，三届中央委员，在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和秘书长位置上坚持了十五年之久的王胜俊终于有了出头天，被安排出任了一届最高法院院长，官至副国级。 那么现如今的陈一新，二十大前在中央政法委委员中排名在他之下的陈文清成了他的顶着上司，他本人则是在被宣布接替陈文清国安部长职务之后，政法委秘书长成了他的兼职。至于这个政法委秘书长和国家安全部长由一个人担任的情况是否会长期持续，可能性不大。 已经有中共内部人士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即已经把未来陈一新政法委秘书长职务的最可能接班人选放在了新任副秘书长訚柏身上。 二十大召开之前的七月中旬，中国长安网“领导·机构”一栏更新显示，訚柏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不再担任。 此番被去职的景汉朝已经在这个职务上坐了五年，担任这个中央政法委秘书长职务之前是平级的最高法院副院长。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正常的人事更替，1960年出生的景汉朝已经62岁，按照副省部级60岁封顶的年龄规定，已经是“超龄服役”两年整了，不进则退。而接替他职位的訚柏是1969年生人，纳西族，此前是从云南省跨省交流到青海的，到青海之前的最高职务是正厅级的省政法委副书记省维稳办主任，以及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2016年1月调任青海之初即被宣布为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和党组书记，从此官至副省部级。 此后的訚柏先后担任了任青海省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青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青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海西州委书记、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党工委书记， 青海省委常委兼省委组织部部长和政法委书记，青海省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和省行政学院院长，青海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等职务。 2022年5月26日下午，中共青海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西宁召开，訚柏“当选”为省委专职副书记。 从跨省“交流”到青海之后在青海省委内被频繁更换重要职务的情况说明，当时的訚柏是被当成就地晋升为省长的方向培养的，但在刚刚被安排为青海省委专职副书记之后，又被认为是留在政法系统内更为合适，这才有了调升中央的机会。 说起来，如果是继续留在青海省委专职副书记位置上的话，那么他訚柏在二十大上会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而调升中央政法委后，虽然暂时还是副省部级待遇，但却在二十大上被安排成了中纪委常委，二十大闭幕后，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陈一新为国安部长的同时， 任命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委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因为中共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同中纪委“合署办公”，所以中纪委第一副书记同时也会兼任国家监察委主任，其他副书记同时也都会被宣布为国家监察委副主任，中纪委常委同时也都会被宣布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委员。 10月19日，中共二十大开幕的次日，大会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是由訚柏以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身份，率领最高法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一级大法官贺荣，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一级大检察官童建明，以及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国家移民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许甘露和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左力等人，向记者宣布所谓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在法治中国建设领域取得了五项重要的成就“。 这里的贺荣和童建明都已经在二十大上被安排为中央委员。而訚柏同时被任命的中纪委常委待遇，说起来是相当于中央委员，但最高法和最高检无疑是被置于中央政法绝对领导之下的。 到二十大为止，此前于2017年与景汉朝一起被任命为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的白少康暂时还在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里排名在訚柏之前。 这个白少康说起来还是李克强以及如今已经在二十大上高就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统战部长的石泰峰的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弟，比如上二人晚两年入学。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这个白少康选择了同校同系同学们大都看不起的警察职业，主动要求“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到家乡陕西省公安厅刑侦处当了一名普通刑警。但也因为他的北京大学法律系的亮眼学历，所以省厅领导对他很器重，令他很快就从副主任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省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省厅刑警总队政委、省公厅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政委等职务上一路递升，2006年即已经升任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 2010年3月，白少康升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但在这个位置上只停留了一年半时间，即被安排为公安部局级岗位中最重要的一局（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当时的顶头上司是部领导中分管国保，原本就是一局局长出生身的陈智敏，以及公安部里当时号称周永康第一亲信的是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兼中央601办公室主任李东生。 日后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李东生被判15年，陈智敏也被免职，但在周永康倒台之后公安部的第一轮大清洗过程中，白少康不但全身而退，而且还被孟建柱向中组部提名为上海市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兼武警上海市总队第一政委，不久后又依被惯例被安排为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部局长和党委书记。 接下来，赶在十九大上退位并交出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务的孟建柱抢在十九大召开之前的2017年5月把白少康召回京城，委以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职务，同时兼任政法委机关党委书记。 中共十九大上，孟建柱被宣布退休，白少康被安排为十九届中纪委常委。但是在次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把时任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安排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同时，习近平却没有依照孟建柱的“遗愿”行事，没有安排把白少康递升，而是把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调升政法委秘书长。 此后的白少康甘居“后来者”之下，一路配合过来，表面上看是相安无事，但随着孙力军被查，此前每个曾被孟建柱和孙力军看好并提拔上去的干部都成了被逐一重点审查的可疑对像，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打入“孙力军政治团伙”。 在决定二十大人事名单过程中，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出身的刘金国出生于1955年，不但留任中纪委常委，而且还晋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纪委第一副书记。与白少康同龄或者还比他年长的张升民、肖培、喻红秋和傅奎都连任了常委和副书记，新当选的中纪委委员中也有好几个都是和他白少康同龄。比如王爱文、许罗德、侯凯。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县级以上的纪委干部任命，在年龄限制上比同级党政官员放宽三岁。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副省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是60岁，但同为省委常委的省纪书记的最高任职年龄则是63岁。同样道理，中央和国务院的副部长的退休年龄是60岁，但同为部党委委员的部纪检组组长的退休年龄是63岁。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许多省纪委书记和部纪检组长都还在年满63岁的时间又被安排“超龄服役”一段时间，最晚有65岁才被安排退休的。 也就是说，每届全国党代会召开之前，在酝酿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中纪委委员的过程中，对副省部级的中纪委委员的年龄限制，一般也比对中央候补委员的年龄限制放宽三年。依此类推，对中纪委常委的年龄限制，则在对中央委员的年龄限制的基础上放宽三年。这足以证明在二十大上未能连任中纪委常委的白少康，此前已经在中共政法内部传说的正在被调查一说不是空穴来风。 总之，未能在二十大上连任的上届中纪委常委，1962年出生，今年才满60的白少康能够被安排提前退休，就已经是最好下场了 。 不但是白少康，就是五年前被孟建柱安排白少康，但却又被习近平安排陈一新顶替接替其政法委秘书长职务的汪永清也可能是下场可悲，虽然表面上还有一项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但已经被习近平踢出中央委员会，未来的最好下场就是在明年三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平安降落”，提前退休。 去年底，笔者曾经在本专栏为文《被习近平委以“闲差”的汪永清能否“咸鱼翻生”？》，文中针对外界关于汪永清与周永康和令计划有政治牵连的传闻分析说：仅从逻辑角度分析，这个汪永清肯定是已经被证明了与周永康和令计划之间绝无半点“非组织关系”，不然怎么可能会让他在离开中央政法委的同时还官升副国级。虽然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是个“闲差”，但从任何一个正省部级岗位上晋升到这一职务，至少从政治和生活待遇上都是上了一个台阶……。 与此同时，笔者当时也在这篇文章里分析到了“当年安排汪永清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安排何立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幕后考量截然不同，两人之间没有可比性。未来二十大上，何立峰是否能够官升一级是一回事，汪永清能否‘咸鱼翻生’，回任一项政法系统的副国级实职是另一回事。但笔者相信，汪永清未来被“咸鱼翻生”的可能性比何立峰明年晋升政治局委员，继而在后年三月出任一届国务院副总理的可能性要小。“ 此文见光几天后，一位自称来自“内部”的人士给笔者留言说：汪永清不是周永康的人，但却是孟建柱的人。调查孙立军就肯定会调查他。别说”翻生“了 ，能“平安降落”就“皇恩浩荡”了。 果不其然，在副国级官员二十大上能否连任中委是以1955年出生为限的前提下，1956年出生的在任最高检察张军得以连任，1957出生的在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得以连任，1959年出生的全国政协党内副主席的汪泳清却被除名。这足以证明汪永清虽然“符合年龄”，但在明年三月的全国两会上连任政协副主席的可能性已经为零。 自此，习近平利用二十大换届的机会把抓不到重大把柄的孟建柱曾经安排在中央政法委内的余党也都清洗出去了。 至于在二十大上连任了中央委员的张军，因为手下的两个副检察长应勇和童建明都已经被安排为二十届中央委员，所以他明年三月把最高检察长职务交出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届时的张军或者是改任最高法院长，或者是进入全国人大接替也没有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委，1955年出生的前最高检察长、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曹建明。在此前提下，明年三月新产生的最高法院院长能否会是陈一新呢？这将是我们下篇文章所要介绍和分析的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