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HYPEN粉絲Mina直播中不幸離世！生前曾遭網暴
2026 年 8 月 9 日
我在2022年1月2日的專欄文做過一個預測，2022年中國不會好，中國人開始要真正過苦日子。不幸被言中。當時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認為有四大原因讓中國日子難過，一是2022年外部環境和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讓好起來的因素沒有出現，二是中共20大有可能產生某種於習近平不利的變數，三是民眾對習的政治高壓到了某種程度的物極必反階段，四是2022年的中國經濟形勢大概率會比2021年困難。現實表明比我的悲觀預測還糟。 中美關係會趨緩 不過我覺得2023年中國的形勢可能要好於2022年。最根本的原因在於，2022年實在是太壞了，特別是經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差的，比八九六四後的三年治理整頓時期還要壞，2023年不太可能出現比2022年更壞的情形，因此只能往好的方向走。但是，雖然可能有好轉，可日子依然難過，這一點不會改變。 具體來說，2023年中國可能好於2022年的因素主要有：（一）中美關係在2023年總體會趨緩，儘管對抗依然會進行；中國跟歐洲，還有日本和澳洲的關係都會得到一定程度改善，整體國際環境會比2022年好。（二）中共二十大塵埃落定後，圍繞著人事和路線的鬥爭暫告一段落，2023年是二十大後的開局之年，新班子要有點新氣象，這是日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說的。（三）因為2022經濟實在太差，2023年要拿出一點像樣的成績，就得聚精會神搞建設，不太可能再瞎折騰，政治環境會有所放鬆，包括反腐有可能降低力度。 G20會議和APEC峰會習近平忙著見與會各國領導人以及之後的中國外交，預示著中國的國際環境在2023年會有所好轉。首先當然是最重要的中美關係2023年可能不會變得更不穩定。雖然美國新的國會開始後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可能的訪台，以及台灣政策法的審議出台會給美中關係帶來新的考驗，甚至引發中國山崩海嘯般的反應，但布林肯的訪華至少會使兩國關係在上半年保持穩定。另外，中國會把外交的重點放在歐盟、東盟、中東、非洲等地區。法德會繼續改善同中國的關係，澳洲和中國關係改善的力度會相當大。兩岸關係因台灣臨近大選以及受美國因素的影響，依然會處於緊張狀態，但2023年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還是很低。總之，為發展經濟，中國會努力使自己的地緣政治環境好一點。 權斗不會影響大局 相對外部環境，2023年中國好壞與否的更重要因素在內政。只要內政尤其黨內高層不出現大的問題，危機就可控。從這個角度看，二十大新的領導班子的選出消除了圍繞著權力博弈的一大隱患。雖然黨內和社會對習將親信塞進政治局，組成一個清一色的習氏班子很不滿，但不滿歸不滿，木已成舟，只得接受這個結果。黨內高層的權力大博弈，要等到幾年後的二十一大前。而對以李強為首的新班子來說，為了證明他們確實有能力把中國搞好，不單是因為和習的關係密切才上位的，也要好好的表現，不讓習失望。從習而言，他所以不考慮黨內多數領導幹部的感受，硬要組成一個信得過的「內閣」，一個出發點是在高層排除雜音，讓他們一心一意地幹事，免得拆台和牽扯，花費太多精力協調不同意見。當然，2023年要完全排除黨內權力鬥爭也不可能，只是說，即使有權斗，也不會影響大局。 2023年中國最大的政治是如何搞活搞好經濟。經濟是根本，是中心工作，這話放在過去幾年是不可能的話，2023年習不得不收斂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想法或者野心，集中精力救經濟。迄今為止，中共的合法性還是來自經濟，習的一切抱負都要經濟做後盾和支撐。經濟好，一好百好，經濟壞，一壞百壞。要不是2022年的經濟實在不行，僅僅面對封控出現的抗議，習可能不會退讓，放棄清零，放開疫情管控。但如果經濟出大問題，輕則連政府的運轉都會成為一個麻煩，重則出現連鎖反應，被強力壓制的各種矛盾都會被激化，社會的危機和動蕩很可能不可避免。雖然出現這種情況政府可以用暴力鎮壓下去，可要知道，暴力也是要用錢的。沒有錢，暴力都難以為繼。 所以，當經濟壞到威脅中共統治後，習不得不妥協，重以經濟為中心。經濟工作會議已經發出這個信號。但是，由於過去幾年習對私營經濟和資本限制得太厲害，傷了企業家們的心，一時半會很難讓他們相信當局的誠意。故2023年的經濟工作並不那麼容易做的，而這正是對新班子的考驗，除在經濟政策上做出大的調整和轉向外，恐怕還需要採取一些非常措施，比如是否可以請馬雲回來重掌阿里，或者讓他的螞蟻金服再上市，又或修改憲法，將民營經濟的法律地位提到和國有經濟一樣高。減少政治上的清規戒律，讓官員像過去一樣放開手腳去拼經濟。 上面只是從一般可能的狀況去分析評估2023年。2022年出現了幾個意料不到，2023年也不排除在國際國內出現意外導致局勢不是變好而是進一步變壞。真出現此種情形，只能說上蒼不再眷顧習了。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我在今年初撰文表示，2022年，中國不會好，中國人開始要真正過苦日子。列舉了四大理由，一是外部環境和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讓中國好起來的因素沒有出現，二是中共20大有可能產生某種於習近平不利的變數，三是民眾對習的政治高壓到了某種程度的物極必反階段，四是2022年的中國經濟形勢大概率會比2021年困難。 不幸的是，我的這個預測完全兌現，時間老人即將跨入2023年，中國的情形比我預想的還要糟糕，尤其習的形象從高高在上的神壇快速跌落，比預期的還要快。 回顧2022，似乎開局就對習當局不利，一堆壞事情接踵而至。先是湖南湘西女教師李田田事件發生，接著網球名將彭帥指控前常委張高麗性侵一事輿論發酵，引發國際社會關注，國際網球協會甚至為此還取消在中國的賽程。再下去是徐州鐵鏈女事件曝光，此事更是引起巨大的輿論海嘯，並持續了相當長時間，迫使江蘇兩級地方政府成立調查組，一批官員因此丟了烏紗帽，中共的形象也受重創。要不是此後疫情再起，尤其是上海的封控，這起事件恐怕還要延續一段時間。 儘管如此，這些事件對習只能算前奏，尚未直接衝擊習，他還能憑著冬奧會張藝謀製造的流光溢彩的開幕式以及谷愛凌出色的賽事成績，來分散沖淡它們的不利影響，轉移輿論視線，表現他所謂的領導力。然而，抗疫的失敗對習的權威是巨大打擊，某種程度上成了他的「政治滑鐵盧」，雖然他看起來依然大權在握。 習上台整整10年，前5年完成了「核心」地位的確立任務，並將自己的思想寫入黨章成為指導思想，這是他的前任江、胡都做不到的。但是此時他還不能一言九鼎，大權獨攬。十九大讓他的權力進一步鞏固。正當他意氣風發在第二任期要大幹一番之際，2018年美中貿易戰爆發，美國開始了對中國的圍堵。貿易戰初期對習的權力是有損害的，國內對他的領導力的質疑開始成氣候。但隨著中國抵禦住了美國的關稅懲罰，美中貿易的逆差不減反增，習受損的權力和權威得到部分彌補。不過，似乎上蒼不想讓他喘口氣，要繼續消解他的地位，2020年，武漢疫情爆發。 疫情三年，習像坐過山車般既經歷了人生的低谷，也享受了權力巔峰，但最終從峰巔跌落。武漢疫情初期，由於瞞報和出於讓全國人民過一個安樂祥和的春節的政治需要，沒有及時防控，導致疫情快速蔓延，隨後李文亮醫生之死激起大眾憤怒，社會和黨內的反習勢力開始謀劃拆台。 在2020年的二、三、四月，應該是習當上總書記後最暗淡的三個月，這從當時官方會議的表述上可以看出。如果疫情不能得到較快控制，他將無法向中國和世界交代，提前下台不是不可能的。故為避免這種局面的出現，挽回信譽，習宣稱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以示擔當和敢於負責。他實際是要賭一把，贏了重回核心，輸了可能地位不保。結果在這一階段他賭贏了，靠採取原始野蠻的封城措施，終於控制住了疫情的泛濫，並讓經濟得到較快恢復，而此時，全球其他國家，尤其西方國家紛紛中招，深陷疫情泥潭。 從2020年年中到2021年下半年這段時間，中國被看作國際抗疫的模範生，當局早早在2020年10月開抗疫表彰大會，把抗疫的「勝利」歸之於習的卓越領導能力和中共的制度優勢，極大增強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那段時期中國民眾也確實信心爆滿，一掃疫情初期的不滿情緒，嘲笑西方抄中國的作業。 在這種全民亢奮和一片凱歌聲下，習的權力和權威不僅得到完全恢復，而且登上神壇，這集中表現在2021年11月舉行的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第三份歷史決議上。該決議將習領導的十年稱之為發生「歷史性變革」的偉大十年，把習吹捧到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其在黨內和中國歷史的地位與毛並駕齊驅。 可惜成也疫情，敗也疫情。習未能很好利用德爾塔病毒的一年多時間對中國防疫形成的有利局面，在病毒進入奧密克戎階段，及時轉向，放開封控。由於擔憂開放後感染和死亡人數的激增影響冬奧會的舉行特別是中共二十大的召開，當局繼續採取清零政策，嚴防死守，地方層層加碼，變本加厲，終於再次引起大眾的強烈不滿，並導致經濟一落千丈。尤其是上海長達三月的封城出現的不可思議的亂像，及其造成的比武漢封城嚴重得多的人道災難，讓人們失去耐心。 11月初，習當局意識到這個病毒是防不住的，想用小步慢走的方式退出清零，出台了防疫20條。然而，由於在指導思想上不能放棄清零，加上地方政府特別是處於防疫一線的基層部門濫用權力，隨意封控，激起了民憤。在這一過程中，烏魯木齊火災10人死亡的事件添了一把火，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再也不能忍受這種非人道的抗疫了，走向街頭表達抗議，「白紙運動」於是在全國20多個大城市爆發。上海的抗議者甚至喊出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口號，道出了人民的心聲。此情此景下，加上經濟嚴重滑坡，當局又出台防疫新十條，完全放棄清零。 但是事情並未到此結束。疫情放開後海嘯般的感染讓大多數人猝不及防，人們發現，當局原來對放開根本沒作好預案，連最基本的相關防治藥品都未儲備，大眾的本能反應便是搶購藥品，許多老年人因為買不到救命葯而去世。這使得民眾特別是那些本來就反對放開的人群對當局非常不滿，指責當局撒手不管，在真正需要它的時候對人民棄之如敝屣，習的形象再受傷害。 歷史來看，對獨裁政權領導人的巨大打擊，莫過於他的錯誤政策在現實中造成巨大災難，走不下去而不得不撤回，因為獨裁領導人常常被政權的宣傳機器塑造成天縱英明，從不犯錯，是一貫正確路線的代表，只要聽他的指令和指揮，就可以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事實當然不是這樣，獨裁領導人是人不是神，相反，由於獨裁領導人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比一般人更自負，聽不進不同意見，被一幫阿諛奉承和投機取巧之徒的片面信息誤導，更容易做出錯誤決策。小錯也就罷了，大錯很可能導致不可收拾的後果。如果出現這樣的大錯，那麼官方之前把獨裁者捧的多高，摔的就有多重。 毛從神壇上跌落，是他發起的三年大躍進造成幾千萬人餓死，這使得黨內原先對他盲目崇拜的官員以及民眾開始醒悟，毛終究不是神，他也會出大錯。文革十年進一步摧毀了毛在中國多數民眾中的光輝形象，以致在他的晚年，黨內和社會就在醞釀反叛情緒，等他一死，他的路線就被全盤推翻，親信包括其夫人也被抓。 動態清零是習在過去三年防疫的總政策，實際也是過去三年實行社會管控的總方針，他因動態清零攀上權力高峰，也就預示著一旦動態清零碰壁不得不放棄，他要從權力高峰跌落下來，就像毛的形象在三年大躍進跌落下來一樣。 對習形象造成損害的不只是疫情，還有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出現的前總書記胡錦濤被架離會場一幕。如今，他雖然在二十大如願以償開啟第三任期，並建立了一個清一色的習氏班子，抗疫的失敗看起來並未動搖他對權力的絕對掌控，可從毛的案例來看，他跨過了權力和權威的巔峰期，進入下行通道。毛三年大躍進後經歷了一段權力的收縮期，不得不在七千人大會上自我檢討，儘管之後他發動文革，再次封神，但已經是秋後的螞蚱，其權威在文革中嚴重受損。 習應該不會因他的清零政策在黨內作自我批評，退居二線，但他也難於像毛一樣，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政治清洗運動來扭轉不利局面，重新立威，即便他依然掌控絕對權力。換言之，以2022年12月被迫放棄清零為分水嶺，習就算還能統治中國10多年，但已經走在下坡路上。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日前習近平令已故總書記江澤民極盡哀榮自有其真情表露的一面，畢竟是江澤民為他習近平的順利接班，打下了堅實的「維穩」基礎。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江澤民在中南海站穩腳跟全靠曾慶紅》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過了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因為楊家兄弟的原因，接替了趙紫陽總書記職務的江澤民即使在當年十一月份也表面上接替了鄧小平的軍委主席職務，但卻長期沒有抓到實際軍權。不過，當時的江澤民卻還是及時通過改組武警部隊,先把這支「看家」部隊迅速壯大並掌在自己心腹手中。 當年把戒嚴部隊的坦克從天安門廣場撤走之後，從共產黨政權自身的角度如何汲取「六四」鎮壓經驗和教訓,鄧小平是否曾經與江澤民等人討論得十分具體,外界沒有第一手資料證明,但從江澤民上台後圍繞「穩定」二字所採取的具體步驟、具體措施分析,還是能夠看得出他們的思維脈絡。 首先,當時的鄧小平也好,陳雲也好,江澤民和李鵬等人也好,無不認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動亂」是江澤民的前兩任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在政治上「右」傾,長期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必然結果。所以江澤民上台之後,雖然在經濟政策上左右反覆,但在政治路線上顯然是一直在汲取前兩任總書記的經驗教訓。從「反和平演變」到「講政治」,江澤民抓「精神文明建設」的那隻手從來就沒有疲軟過一天。 其次,考慮到政治上抓得再緊,經濟改革過程中因為利益調整而引發的部分社會階層的不滿情緒,總要找機會發泄,而「經濟動亂」和「社會騷亂」一旦發生勢必會被政治上的反對勢力所趁機利用,使得江澤民自上台之後,滿腦袋裡裝的都是所謂「風險意識」。直到他「功成身退」那一天為止,「六四」事件的教訓一直都使他江澤民的政治思維隨時處於一種高度戒備的臨戰狀態。 當年江澤民上台以後首先抓的大事之一,便是加強武裝警察部隊的建設。他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才被對外宣布接替趙紫陽總書記職務的。一個多星期之後，也就是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江澤民便以會見出席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全體與會者的機會首次對外公開露面，,就維護社會穩定問題發表談話說:「我認為在一般情況下,主要靠我們的公安,主要靠我們的武警。」 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江澤民又在內蒙古武警部隊發表講話說:「就維護社會穩定來講,站在第一線的是武警。」 一九九一年四月,江澤民在四川接見武警部隊官兵時表示:「任何國家,從來沒有成天亂鬨哄的而能把經濟搞上去」;「我們武警部隊要時刻做好準備,一有不安定苗頭,就要果斷地制止,保持一個安定團結的局面。」 一九九二年十月,江澤民所作的十四大政治報告中特別提到武警部隊的作用,這是武警部隊建立以來,中共黨代會首次把武警部隊寫入政治報告。 另據當時的中共《人民日報》報道:「江總書記根據武警部隊執行任務的特殊性,提出了武警部隊在處置突發事件、維護社會穩定中,要站在第一線、打頭陣的思想。」 另外一則信息便是江澤民當時對擴大武警編製和組建武警防暴部隊的高度重視。 僅以北京地區為例,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駐北京的武警部隊兵員成倍增長。先是在進京執行鎮壓任務後的野戰部隊中精挑細選了八千多人,分別補充進北京武警總隊下屬的十二個支隊。與此同時,江澤民又下令於一九八九年底之前完成為北京武警總隊在全國範圍提前召募近萬名新兵的任務。 接著,江澤民又親自批准於一九九零年七月,從全國各地的武警部隊中抽調近六千名精名強將,正式組建起武警部隊的第一支「特警部隊」,對外號稱「中國武警第一旅」,內部編製為北京武警部隊第十三支隊。這支部隊是專門為「突發性任務」而組建的,其兵員不但質量上是百里挑一,數量上也遠遠超出全國範圍內的任何一支武警支隊。 1996年2月2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沛瑤在家中遇害。這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首次有國家級領導人遇害，一時十分轟動。 遇害前的李沛瑤的住處是北京市西城區新街口外大街4號院，當時這裡住著40多位副部級以上的幹部，駐有27名武警官兵，設有6個固定值勤哨位和1個流動哨。院內李沛瑤的相對獨立的住所更是有專門配給他本人的一個班的武警官兵輪流換崗，24小時值勤。而作案人就是其中之一。 當時的江澤民聞訊大怒，立即下令將武警總部及北京支隊的領導班子進行一番大清洗。當時的武警總部還是副大軍區級，江澤民藉機動議將武警部隊由副大軍區級晉陞為正大軍區級,但因為武警警銜最高為中將,是此前人大常委會立法決定的,同時又考慮到公安部與武警部隊之間的平衡問題,故武警總部的規格暫時未動。但是,上海、天津、廣東、西藏等重要地區的武警總隊則由過去的正師級升格為副軍級,北京武警總隊則由副軍級升格為正軍級。自此,北京武警總隊僅比武警總部低半格,所以它的第一政委系由武警總部副政委(正軍級)兼任。 不過，不出一年，武警部隊還是隨江澤民所願被提升為正大軍區級。一九九八年，中共當局通過修「法「，將武警部隊的警銜規定由原來的最高為中將改為最高為上將。 當年北京武警總隊自成立之初即被規定基本不從北京市城區內招兵,北京郊區的兵員在其中的比例也十分有限。而發生「六四」事件之後,中共對此做出更嚴格的規定,北京武警總隊的新兵全部來自外地。這就是江澤民所謂「政治保障」的重要體現。 另外,北京武警總隊在「六四」事件之後的幾年裡,其裝備更新的速度之快,現代化程度之高,亦令外界難以想像。尤其是特警部隊,除配發微聲衝鋒槍等當時中國國內最先進的致命武器外,還從發達國家進口了最先進的電子空氣自衛器、麻醉槍、自動標識發射器等非致命武器。 而依據「六四」事件的經驗教訓,當時的江澤民「痛定思痛」之後，也下令國內「攻關」，專為武警防暴部隊研製了各種各樣的現代防暴裝備。比如當時由河北邯鄲某工廠為主生產出的一種防暴裝甲運兵車,不但具備超強防彈功能,而且特別借鑒「六四」事件教訓而加裝了非常昂貴的高級阻燃材料,當時的平均每輛車的造價即達百萬人民幣。據說這種車輛,截止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開，即已經在僅北京地區的「中國武警第一旅」配備了二百多輛。 再者,雖然中共野戰軍系統中當時也仍只有部分集團軍陸續完成了下屬陸航大隊的組建,但那支「中國武警第一旅」從組建第一天就配備了武裝直升飛機分隊(相當於野戰軍的團級建制),而北京人從此時常抬頭便可看見的「軍用飛艇」,也是該部隊偵察分隊的先進裝備之一。 更令一般人不太可能想像的是,大概是從一九九一或者一九九二年開始，北京地區的武警防暴部隊就已經開始配備了一批「裝甲布障車」,其特殊功能是可以用每分鐘一百米以上的速度,迅速在北京城市主要交通要道的表面上布滿編織著有無數個鐵蒺藜的鋼絲網,令人群乃至普通輪胎的車輛無法越過。 該部隊有一位軍官當時在朋友中吹噓說:「國內生產的最先進防暴武器,以及凡是有可能買得進來的國外先進防暴武器,我們部隊都配備了。全國範圍內,除了正在深圳訓練的駐港部隊,沒有第二支部隊能與我們武警第一旅比裝備。」 由上述信息足可見出,江澤民等人在「六四」事件之後,無疑是在內部認真檢討過「六四」鎮壓的成敗得失。關於其「成果」與「收益」方面的內容,放在後面討論,,而從「敗」和「失」的角度,應該是深刻意識到了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調派野戰軍進城,完全使用戰場上對付敵軍的方式和手段對付手中至多有幾塊磚頭、幾枝棍棒的「暴亂」群眾。因而必須對武警部隊進行擴編。 其二,野戰軍進城執行鎮壓任務,武器的局限決定了部隊官兵在面對群眾反抗時,只有被動挨打和開槍殺人兩種選擇。因而必須抓緊建立配備非致使武器的武警防暴部隊。 其三,「動亂」蔓延之後才下手,才導致不殺人已收不到阻嚇效用的結局。 一九九七年在中共政權為鄧小平去世發布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中,以及江澤民在鄧小平追悼會上所致的悼詞中,都有一句「戰勝一切困難,經過住各種風險」的提法。而在當時的江澤民的內心深處不會不清楚,如果沒有「六四」鎮壓的慘重後果,已經倡導了改革開放並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共產黨政權日後所面臨的政治風險要低得多—-無論鎮壓決策者當時的出發點是什麼,結果畢竟是欠下了一筆血債。 反之,當時的江澤民內心同樣比誰都清楚,假如沒有「六四」事件發生,或者說八九學運是因當局的綏靖手段奏效而告結束,歷史也就沒有可能會給他江澤民一個入主中南海勤政殿的機會。 另外，當年在大力加強武警部隊建設的同時,對於一旦再發生僅僅依靠武裝警察部隊仍不足以平息的大規模「動暴亂」,江澤民政權還是作好了動用正規軍，即國防部隊對內參戰的準備。但仍然是鑒於「六四」事件中的北京戒嚴部隊在執行任務過程中表現得確實「缺乏經驗」,當時的江澤民曾下令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聯合下發過一份《暴亂事件應急方案》,中共中央軍委還在這份應急方案後面附加了一份《防暴行動條令》,並通知隨此新的《防暴行動條令》的實行,一九九零年七月下發《中央軍委關於部隊參與防暴行動應注意事項暫行規定》廢止。 該新版《暴亂事件應急方案》中要求: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都必須限期成立由黨政第一把手挂帥,由地方駐軍、地方武警部隊首長和當地公安、司法機關主要領導組成的「防暴指揮部」。防暴指揮部要有常設辦公室,平時由常設辦公室主持工作並安排專職人員晝夜值班。各地都要為防暴指揮部撥發專款,迅速添置現代化報警、通訊及其他防暴指揮器材。 文件規定,該防暴指揮部有權對當地駐軍、武警部隊及公安機關的防暴武器儲備、防暴通訊器材使用情況、防暴戰備值班任務執行情況等隨時進行督促檢查,有權對玩忽職守者督促改進並向及時向上通報。 文件要求:人民解放軍駐各地部隊,尤其是駐守在各大中城市周圍的部隊,都必須設立防暴指揮部並在原來特種部隊的基礎上,組建防暴警備隊。 文件要求解放軍部隊平時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要結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愛國主義教育,加入堅決執行防暴行動任務之重要意義的教育內容,力求使部隊幹部戰士在參加防暴行動時,能夠充分認識到制止和平息一切暴亂都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保衛祖國和平建設的具體任務,在當今暫沒有外來軍事侵略的和平建設年代裡,防止任何形式的國內騷亂、武裝叛亂等就是人民軍隊的主要戰鬥任務,更是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務必要求各級幹部在執行防暴任務過程中,既能做到嚴格掌握政策,又能保證在對敵鬥爭中立場堅定,決不手軟。 中央軍委在附加的《防暴行動條令》中則具體針對在突發性暴亂事件中地方駐軍應採取的行動措施作了非常詳細的規定。條令中還詳細規定了防暴部隊在何種情況下可以使用煙幕彈、催淚彈、橡皮子彈等非致命武器。在如下情況下可以由部隊指揮員下令開槍。一,在防暴過程中,如遇暴亂人員持械攻擊部隊或武裝拒捕;二,暴亂分子施行放火、搶劫警告無效;三,暴亂分子持槍對部隊或人群射擊;四,暴亂分子聚眾衝擊黨政軍機關或軍事防地,警告和使用非致命武器均未能有效制止…… 條令中規定:一旦發生暴亂,事發地區駐軍出動防暴部隊時可視情況嚴重程度,出動防暴裝甲車、坦克、裝甲車、武裝直升飛機和武裝巡邏艇等。但是,防暴部隊首長只有權力決定是否使用防暴裝甲車配置的非致命武器,如遇嚴重情況確實需要使用防暴裝甲車上的致命武器和坦克、裝甲車、武裝直升飛機及武裝巡邏艇上的殺傷性火力系統,必須請示中央軍委或中央軍委臨時任命的防暴總指揮部首長同意。 由此可見，日前習近平為江澤民所至悼詞內容中之所以說確實含有幾分懷念和感激真情的話，那就是如今的習近平政權的「維穩」硬體，都是江澤民「功成身退」之前打下的雄厚基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正在爆發的COVID（新冠病毒）疫情浪潮。 多位世衛顧問對路透表示，中共當局的突然鬆綁防疫舉動，可能成為拖延結束全球「大流行」的變數。 但更大的變數，似乎更藏在中共隱瞞和撒謊的惡習中，這歷來與它試圖維持政權穩定有關。 瞞疫招數精緻化 從首都北京到全國各地爆發驚人的大規模感染潮，人們在社交簡訊和電話中的第一句就是「你陽了嗎」。許多海外人士也在交流中提到，國內親友許多者「陽了」。西方媒體訪問到的北京民眾說，他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大都已經感染。 引發人們恐慌的是似乎無準備的整個醫療保障體系。民眾搶購藥品，醫院不堪重負，殯儀館、火化場超負荷，人心慌亂，商業蕭條。 當局12月14日停止了對無癥狀感染者數據的公布，這是隱瞞疫情的一個關鍵。 許多老年人和有基礎病的人因染疫離世，多家外媒實地採訪顯示，北京的許多殯儀館火化了量比過往多很多倍。但中共國家衛健委12月20日通報稱，12月19日新增5例染疫死亡；前天死亡2例，全來自北京。這是12月3日以來僅有的兩次更新。 除了染疫病例數據和死亡數據被隱瞞，疫情大爆發的時間點也可疑。一般認為疫情突爆與當局突然全面放開防疫有關，但查實在中共「放開」前後的一個多月內，北大、清華大學，已經密集發布33名退休老教授的訃告。 12月19日，自由亞洲電台引述一名北京政法官員稱，早在中共二十大期間，北京的各大醫院的院內感染就已非常嚴重，到12月初已經完全失控，但這一切都被官方嚴密封鎖。 世衛組織緊急項目負責人瑞安（Mike Ryan）12月15日也表示，早在中國鬆綁清零政策之前，確診人數已經呈現爆炸性成長，原因是「防控措施本身並沒有阻止疾病的發生」。 過去外界擔心的是地方政會因怕麻煩而隱瞞疫情，現在來自中央政府的說法顯示，隱瞞來自最高層，而且手法精緻化。 12月20日，中共專家王貴強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的新聞會上解釋，只有病毒導致肺炎及呼吸衰竭死亡才歸類為染疫死亡。 這是中共當局更新的一個新冠死亡的指導方針，與世界其它國家不相同。這間接說明了中共公布的低死亡人數原因。 據美國官方標準，只要新冠病毒是導致死亡原因的一部分，就可被列入死因。當然，若一位陽性患者死於車禍，新冠病毒不會被列為其死亡原因，除非體檢醫師認為車禍的原因是來自新冠病毒。 英國官方公布的確診死亡病例，也包括任何對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但可能死於其它疾病的患者。 即便在香港，核酸或者抗原陽性者，在報告陽性的28日之內死亡，不論直接死因如何，皆計入新冠病死數。 這些歸類方法與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意見的大致相同。 中共現在公布的染疫死亡標準，其實是一種「高水平」的隱瞞手法，是歷年隱瞞方法的精緻化表現。 67歲的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著名設計師吳冠英12月20日死亡，《北京日報》僅稱「因感染重型感冒去世」。而其他一大批名人離世，官媒報導也基本沒提新冠。但大陸網友在相關帖子中許多都提及此病。 根據美國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的預測，到2023年，中國這波疫情可能導致超過100萬人死亡。但基於中共的隱瞞，這些「多出」的數據，不可能出現在中共官方資料中。 中共騙術遺禍世界 在2003年的SARS疫情中，中共自己承認的針對疫情的隱瞞或撒謊騙術，早已為世界所見識。 2019年底從武漢爆發的新冠疫情，也因為中共的隱瞞而迅速擴散世界。當時武漢的市長周先旺曾有一個經典的向上甩鍋動作，指地方政府沒有及時披露疫情信息，是因沒有中央授權。 2020年的中國疫情暫時平息後，習近平曾自稱打贏了這場的「人民的戰爭」，以封控為特點的清零政策成為他自誇的本錢；當年9月，他還在聯合國強調中共的制度優勢。 如今習近平放棄清零，等於無聲認慫。但世界正擔憂，新的災難，會再從中國擴至世界。 中國目前傳播的變種是全球主導的新冠變種Omicron及其分支，但也可能繼續發生變異。中共官方12月20日稱，中國一共有130多個Omicron的亞分支。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病毒學家湯姆皮科克對路透社表示，尚不清楚中國的疫情浪潮是由變異驅動的，或者它是否只是代表遏制的失敗。 和之前中共為了維穩政權和強化控制社會，因而宣傳病毒的恐怖不同，當局現在瞞住疫情規模和嚴重性，同樣是為了保政權。因為大規模的死亡，有損其所謂制度優越性和黨的「偉光正」形象。 在防疫政策轉向後，黨媒《人民日報》12月15日就發文《三年抗疫，我們這樣同心走過》，宣傳中共所謂三年「抗疫成就」，多次明確為習近平辯護，聲稱習中央「因時而動、順勢而為，抓住時機優化疫情防控政策。」 文章還推卸政府應擔當的保障民眾健康責任，稱「每個人都是自己健康守護的第一責任人」。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有奴才式帖子回應稱，「國家保護了我們三年，已經儘力了。」 從暴力清零到，到瞞疫，再到虛假宣傳，歌頌領袖，一切都像毛澤東時代「大躍進」的輪迴。 中共放棄清零，以及北京這波巨大感染潮均充分證實，「清零」根本不可能，只是獨裁專制政權的空想和無恥的統治騙術。 國際上的批評，中共會以內政問題掩堵；對內，它靠封鎖消息和撒謊的精緻化，讓人們在溫水煮青蛙中失去抗爭熱情。雖然部分民眾感知到謊言，但是中共會擺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嘴臉，強力打壓。只是，這種維穩狀態是不會長久的。 徹底「躺平」背後是政權危機 中共二十大前，就有不少分析者認為，二十大後清零會鬆綁，因為清零隻是政治維穩目的，主要是習近平要控制一切，保二十大連任。 今年初以來，世界各國根據病毒演變，陸續採取「與病毒共存」策略，讓社會平穩進入後疫情時代。而中共堅持了長達三年的清零封控政策，導致人道災難不斷。今年上半年的上海疫情同樣是Omicron，這本來是中國跟世界各國一樣學習與病毒共存的機會，但是當局採取全面封城。 一如所料，10月下旬的二十大上，習已成功奪取第三個任期，其後當局果然開始部署放寬防疫。11月10日，習在政治局會議上，雖仍堅持動態清零，但另一方面又說要推行「精準」防疫、避免一刀切。政治局會後第二天，當局即宣布「20條」放寬措施，各地在觀望中搖擺，引發富士康員工抗爭事件。 直至11月24日新疆火災因封控致嚴重傷亡，反清零抗議的白紙運動全國爆發。民眾憤怒地集體喊出「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口號。 12月6日的政治局會議不提清零，次日拋出「新十條」，突然全面放鬆防疫。 一般相信，清零政策突轉，正是因為遭到全中國人民的巨大反抗，另一方面是財政困難，清零難以為繼。在民憤、抗爭和嚴酷的事實面前，為了保政權穩定，習近平不得不轉向。 救經濟成效難測 整個2022年，是民怨積壓和爆發的過程，包括鐵鏈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上海封城更是民怨滔天。對照中共建政後的「大躍進」引發「三年大饑荒」和歷次運動，它一貫是不看重人命的，直至經濟頻臨崩潰，文革才收場，轉向所謂「改革開放」。經濟層面的危機，才是中共最害怕的動搖政權根基的因素，今天也一樣。 在防疫鬆綁之後，為期兩天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6日結束，會議承認「國內經濟下行」，定調2023年求「穩」，「做好經濟工作」，特別提到支持民企，「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黨媒在會後還放出習的口風「我一貫支持民企」。浙江新任書記易煉紅12月18日赴民企阿里巴巴表支持。 看過海外網上的評論，人們對比中共近年對民企的打壓，相信當局真正轉向的人並不多，多認為只是權宜之計。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雖然不提壓制中產和富裕階層的「共同富裕」口號，但中共財長王昆兩天後在黨媒《學習時報》發文大談「共同富裕」，並稱要做大國企，沒提稅收佔比超過五成的民企。光從這一點同期釋放的相反信息，企業家們就不會相信中共的話。 筆者近日和國內的親友通電話，得知他們廠里兩百多人染疫，員工都跑了，工資也不要。相信這種情況應該不少，特別是民營企業。這波疫情要燒到何時還是未知數。中國經濟將會下滑到什麼境地？ 防垮台左支右絀 在防疫政策大鬆綁後，疫情升溫，全民大發燒，但藥物奇缺。民眾怒問，為什麼沒準備好藥物就突然解封？ 輿論一直是中共政權維穩的關鍵，但在疫情突爆之際，大陸媒體包括自媒體開始間接揭露真相。當局看來已經管不住了，可能許多管理者也在「躺平」。 醫藥資訊媒體「賽柏藍」12月20日刊文，引述行業內人士指出，疫情3年來管制退燒等藥物，導致一部分葯企和藥店已經倒閉；現在突然放寬防疫，眾多葯企事先並沒有接到備貨通知，突然要加大生產面臨困難。 網傳的一個錄音顯示，北京一家醫院領導在內部會議上說：「國家之前忙著去防，根本在治上沒有動腦子。」 中共官員有藥物特供也被陸媒曝光。 財新網12月20日引述多家企業透露，現在多地政府部門對防疫物資供應實行了行政管制，一部分用來調劑市場投放；還有相當部分產能流向了行政、國企等特供渠道。上海地區的一家醫藥企業人士稱，他們生產的抗原大部分被政府徵用，徵用後去向不明，企業或個人要預訂抗原，得等到30天之後。 中國國葯12月15日終於簽了代售美國輝瑞口服藥的協議。該葯在中國醫藥平台的價格為人民幣2,980元，在媒體報導半小時後，線上平台就已搜尋不到該產品。 有網友反饋稱:「在中國藥店買不到輝瑞治療新冠的葯，但是省督查組、紀委都有這個葯。」 還有網友質問：「為什麼這種在其它國家由政府免費提供給高危人群的藥物，在中國卻賣這麼貴？」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還在利用洗腦和維穩術已精緻化的專制體制，試圖維持政權。但是這個體制已是破車一輛，千瘡百孔，雖有高科技配置用來封堵，在特殊時局之下也是左支右絀。 其它顯示當局左支右絀的情況，還有中共駐法大使盧沙野日前公開承認自己打了美國的輝瑞疫苗，並稱中國國產疫苗安全性「沒有充分保證」。河南省駐馬店市衛健委的公眾號12月6日轉發文章，批層層加碼防疫主要來自上級指令。文章後來刪除，並宣稱「誤會」。 再者，民智已開，人們，特別是年輕人，在一波一波中共製造的人道災難中，越來越多人清醒。中共的流氓嘴臉也在這次防疫轉折中曝光於世界。 世界上的每個人，如何看待中共，如何從思想和行動上和共產黨切割，對於避免世界更大損失，至關重要。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抗擊大瘟疫，中美製度對決，不僅在藥物和疫苗開發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決出高低。經濟方面。美國經由疫苗開發、藥物研製，以及溫和的、勸告式而非強制的人性管制措施，美國社會從容與病毒共存，優先保障民生，很快復工復產，社會快速恢復常態，經濟獲得恢復性發展的強勁動力。 中國實行極端清零、極端封城的非人性、非人道的極端措施，企圖清零病毒，其結果卻是破壞經濟、毀滅民生，製造海量次生災害、人道悲劇，未能把病毒清零，而幾乎把經濟、民生和人命清零。 當美國抗疫把中國抗疫遠遠甩在後面之後，美國經濟增長率超過中國，據稱這還是1976年以來的首次。如今，世界上已經很少有人再談及前些年的熱門話題，所謂「中國超越美國」。這證明，單論經濟發展，民主的美國仍然擊敗了專制的中國。 而在抗疫過程中，秉持人性、人道、人權的美國，處處與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權的中共，形成鮮明對照。比如：人民因居家隔離而生活困頓，美國政府不斷向人民發放現金，予以補助和救助；但在號稱社會主義和為人民服務的中國，政府從未給人民發過一分錢。對新冠患者，美國提供免費檢測、免費藥物、免費疫苗，而這一切，都由政府買單；反觀中國，動輒收費，甚至逼迫人民高價賣葯。 施打疫苗，美國的順序是，先施打最高危、最弱勢的老人群體，然後才輪到中年人，最後才輪到青少年和兒童。中國的順序卻是，先施打18歲至59歲的中青年階層，然後才是老人。顯示，美國的出發點是科學精神和人道主義，中共的出發點是功利主義和勢利眼—它們要優先保住青壯勞動力，而不惜犧牲老人，甚至默認、巴不得老人大量死亡，以減輕政府負擔，包括退休金、養老金、各類老年福利等。對應的還有，當權者以疫謀獨，也指望疫情、封控和死亡，封殺或終結政治老人的影響力和生命力。 而中美兩國的決策機制，不僅顯示制度的不同，而且直接決定了抗疫結果。中國方面，權力就是一切，權力高於醫學、高於科學，權力更高於人民利益、民間疾苦、乃至人民的生命。按照中共領導人親口所說：中國的清零和封城模式，是由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所決定的；不要算經濟賬和民生賬，而要算政治賬。經由某人拍腦袋式的決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十多億人民的命運操之於一人之手。 而在美國，權力受到監督和制衡，醫學和科學高於政治，更高於權力，任何領導人，不可能做出悖離醫學和科學的決策，只能是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並接受監督和批評，具有隨時修改的修復能力。換言之，在美國，權力服從醫學、服從科學、更服從民意，始終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真正做到了而不是喊口號的以人為本、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至上。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也是一場權力與科學的對決，而科學打敗了權力。當然，歸根到底，還是制度的差異，也是制度的競爭。中國盲從權力，而美國尊崇科學。其實，抵抗這場大瘟疫，美國本無意與中共展開制度競爭，只是依據民主制度的基本原理自然作為；但有意與美國展開制度競爭的中共，恰恰就敗在制度差異之下。如此的制度之爭，勝敗分明，足以讓世人深省。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當前全世界媒體開始關注中國再度嚴重爆發的疫情。這個話題迷霧重重，筆者試圖探索此次疫情的一些真相。文章標題中的”動態清零”，大家早就聽熟了，這是中國政府的防疫方針，目標是社會上不再有陽性感染者；而文章標題中的”反向清零”，是政府結束”動態清零”的結果，但”反向清零”的主導者是病毒，結果是核酸檢測陰性的未感染者正被病毒”清零”。所以，從”動態清零”到”反向清零”，就是最近一個月來以及今後相當一段時間裡中國這波疫情的大致走向。 一、結束「清零」導致疫情爆發？ 結束「清零」導致疫情爆發，是最近不少媒體報道中經常出現的說法，中國國內民間也有不少這樣的看法。但這個說法是錯誤的，把因果關係顛倒了。 過去一個月里國際媒體關於中國內政新聞的報道中，按照時間上的先後順序，可以看到三個新聞熱點：白紙抗議活動、中共宣布終止「清零」、疫情大規模重新爆發。按照新聞熱點的時間線，很容易讓人得出一個印象，即中共結束「清零」政策，導致疫情再度爆發，但實際情形正好相反。 由於中共嚴厲管制國內媒體和社交媒體，所以國際媒體的中國新聞報道往往有滯後性，這樣的滯後性可能誤導各國讀者；而新聞報道如果漏掉了重要的時間點線索，也會誤導讀者。 中國的白紙抗議運動11月26日爆發；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12月15日引用中國國內的非官方消息來源報道，11月27日北京就開始出現大規模的群體感染；12月7日中國政府宣布終止「清零」政策。從這三個重要事件的時間點來看，白紙抗議活動與疫情再度爆發幾乎同時發生，但這兩個事件之間沒有因果關係。因為白紙抗議活動的規模小，只在若干城市的幾個地點發生；而北京的疫情在該市16個區里陸續爆發，顯然與白紙抗議活動無關。 疫情的大爆發也不是中共結束「清零」政策的結果，因為疫情重新爆發在前，中共結束「清零」政策在後；從新疫情在北京爆發，到中共宣布結束「清零」政策，中間相隔11天。如果以為是結束「清零」政策導致新疫情爆發，就因果倒置了。 事實上，疫情突然在北京爆發才幾天，到12月1日的時候，據《北京人》（後面我會介紹這個網上雜誌）的調查，北京市民被感染的比率已經達到9%。北京市的人口兩千多萬，將近十分之一的人11月底就已經陽性了；若按照「清零」政策的規定，北京市必須先把這兩百萬陽性以及後續還會感染的更多市民集中隔離，實現「清零」。這能做到嗎？絕無可能。 所以，可以講，中南海是面對病毒擴散的沉重壓力，防無可防，最後徹底棄守，於是就宣布結束「清零」政策。因此，是病毒肆虐在先，當局被迫放棄「清零」在後；正因為疫情突然大規模爆發，導致當局吹噓三年的「清零」政策破功，這才迫使12月7日中南海下令廢除這個再也無法執行下去的「清零」了。 二、北京疫情與武漢疫情：三個共同點 在依靠手機獲取新聞的時代，大家對舊聞很容易淡忘。但如果把這次的北京疫情與三年前的武漢疫情對比，至少可以看到三個共同點，值得我們警惕。 這三個共同點之一是，疫情初期，當局對疫情來源和動態高度保密。2019年的武漢疫情是12月1日出現病例；此後1個多月里當地並無防範，全中國亦無戒備，主要原因是中共對疫情保密。保密的範圍包括導致疫情的病毒來源、疫情的危險性，以及避免感染的必要個人防範措施。當時武漢人對洶洶來襲的病毒全無防備；這次北京疫情爆發後，當局依然如法炮製。 其二，醫療衛生系統事先全無準備，只能匆忙應對大批湧向醫院的感染者，無論是口罩，還是醫用設備，或者是藥物，都沒有應急儲備。因此，武漢疫情和北京疫情一樣，都出現了醫務人員疲於奔命，病人叫苦連天，很多感染後引起併發症的患者失去了生命。 其三，對疫情的人為異地傳播毫無防範。3年前武漢疫情爆發後，據「民航資源中國網」當時公布的數據，從2019年12月30日到2020年1月20日，短短3周中從武漢直接飛往其它國家或地區的旅客達11.5萬人；還有80萬人搭乘國內航班離開武漢，其中很多人到其它機場轉搭國際航班出國。顯然，當時武漢大批人口緊急出國、逃避疫情，但也把病毒傳播到了其他國家。而這次北京疫情進入高峰、正蔓延到西南和華東數省市之時，結束「清零」5天之後的12月12日，國內航班總數與結束「清零」前的11月28日相比，增加了158%，達到7,290個。國內旅客通過快速交通工具離開疫區，又一次加快了疫情的全國傳播。 三、北京疫情真相：《北京人》網站的調查報告 當中國政府封鎖北京疫情真相時，唯一從中國傳出來的相關疫情調查報告來自一個在京外國人的網站。法國《世界報》12月17日刊登了一篇關於中國疫情的報道，引用了在北京辦的一個英文網上雜誌《北京人(Beijinger)》12月15日發布的消息。 《北京人》雜誌12月14日對微信群上的一個用英文交流的8千人群組做了一次調查，有3,007個在北京的人回應，其中大多數是外國人。調查很簡單，包括三個基本問題：是否感染、感染的時間、癥狀的程度。 調查顯示，9%的人12月1日之前感染疫情，58%的人是12月1日到12月14日這段時間內感染的；只有33%的人尚未被感染。在確診的人當中，30%有輕微癥狀，52%的人有中度癥狀，14%的人有嚴重或非常嚴重的癥狀。 因此法國《世界報》的報道指出，2,200萬北京人中，沒染疫的人是少數；一個人如果還沒被感染，就算幸運者了。該報還引用武漢一位醫生的話說，「人們不知道該相信誰，專家們已經將他們的靈魂賣給了國家宣傳」。 從這次調查來看，北京疫情中，感染率高達三分之二；感染者當中，14%的人癥狀嚴重；從疫情爆發僅僅兩個星期就全面擴散了，這一波新疫情的感染率是前一段時間感染率的6.6倍。 在這裡特別要指出的是，北京在這一波新疫情爆發之前，一直有輕度疫情在傳播；但11月27日以後到現在，新的疫情正用比以往疫情快6倍的速度在擴散。這暗示了一點，導致北京新疫情的病毒，有可能明顯不同於以往的病毒，不見得只是以往病毒的變株。而這種病毒正在全國快速擴散。 四、從中國新疫情看政府的無能 中國的新疫情自11月27日爆發到現在，已經快一個月了，疫情正在迅速覆蓋中國各地。在各地疫情的最新動態逐漸曝光之前，我們從北京疫情的過程當中，可以看出五個問題。 第一，中共對北京疫情的大規模爆發這種危機，竟然遲鈍到驚人的程度。 中共雖然是中央集權、個人獨裁的制度，但面臨危機時，資訊從基層傳到中南海，居然非常慢。疫情就在中南海紅牆外面爆發，傳遞資訊到中南海裡面，不過是幾步之遠。既然中共高層無法了解狀況，那很可能是北京市的各級幹部非常猶豫，不知道到底是要對上面實話實話，還是隱瞞真相。 第二，疫情的再度大規模爆發，讓中共陷入嚴重的政治困境。中共一向強調，「清零」政策讓中國有效地防止了疫情擴大，是世界各國中防疫最有效的國家。但北京疫情的突然爆發，狠狠地打了中南海的臉；新疫情證明，「清零」政策根本沒用，中央政府所在地就率先成為疫情爆發的新集中地。中共面臨解釋「清零」政策徹底失敗這個大難題，與形成新的防疫政策混在一起，讓中南海手足無措。 第三，中國結束「清零」方針，其實主要是被局勢所逼。這次中共決定結束「清零」政策，有平息白紙抗議活動所代表的民眾對「清零」方針不滿的考慮；但更大的背景是，「清零」政策已徹底失敗，新疫情的嚴重局勢所逼之下，多半北京市人口都感染了，「清零」政策再也行不通了。 第四，中共不得已讓「清零」政策作廢了，但新的防疫辦法又難產，這就是此時此刻中國面臨的窘境，疫情大擴散，中央不作為。中共高層之所以不作為，是因為它找不到辦法。 第五，中南海束手無策之際，全中國半癱瘓，聽任疫情蔓延擴散。這就是集權政權的最大弱點之一，一旦高層不作為，那全國面對一種緊急事態時會全都癱瘓。這次新疫情的快速大範圍蔓延，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五、北京疫情走遍全國？ 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有一個「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它用中國各省和香港的數據預測，中國這一波新的病毒爆發，到明年春天達到頂峰，大約三分之一的中國人口，也就是將近5億人，將會被感染。 過去三年在全球肆虐的這波疫情，世界衛生組織將其定名為COVID-19，它是2019年起自中國武漢，來源很可能是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這次的北京疫情爆發之後，中共再度象三年前那樣，封鎖疫情的真實狀況，讓世界各國無所適從。 現在，只有開放西方國家的專家到中國直接採樣調查，才會有助於對比，究竟引致北京疫情的病毒是不是奧密克戎的變異。但是，中共當局不可能對外開放中國境內的病毒採用和病毒的國際對比研究。 前面已經提到，由於北京疫情爆發後，疫情的傳播率是過去一年的將近七倍，所以我們有理由懷疑，中共當局之所以要封鎖病毒真相，是擔心外界發現新病毒再度在中國流傳。這一波北京疫情的元兇，會不會以後被發現是COVID-22？現在誰也不知道。 很明顯的是，奧密克戎病毒的衍生毒株在世界各國都出現了，但沒有哪個國家的任何一種衍生毒株，有北京疫情這樣強的感染率。因此，北京疫情的發生，其原因很可能並不單純。而更危險的是，北京疫情正在演變成中國新疫情，世界各國會不會再度受害，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曾慶紅曾對江澤民有過救命之恩》中已經介紹了江澤民之所以能夠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後取代趙紫陽，全因當時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曾慶紅的鼎力輔佐和及時點撥。當年曾慶紅在上海的關鍵時刻的關鍵作用,等於是挽救了江澤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澤民不是在八九年的關鍵時刻被曾慶紅及時提醒,日後不但總書記寶座沒他的份,上海市委書記的位置能夠繼續坐到退休就算幸運了。所以,他江澤民一旦得勢,對曾慶紅如果不感謝「救命之恩」的話,從良心上也說不過去。更何況他江澤民進了中南海之後，更需要曾慶紅的輔佐。 正因為當年與曾慶紅有過這段特殊的經歷,所以有海外報刊的分析文章認為:江澤民一是覺得用曾慶紅放心;同時更覺得曾慶紅其人的政治嗅覺極為靈敏,正是出任中辦主任一職最難得的素質。 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澤民入主中南海之初,鄧小平特別找他和李鵬等人談話,強調黨內核心領導層的團結問題。談話間,鄧小平還特別舉例子說自己當年從四川奉調中央時,連個秘書都不帶,以此說明黨內不能搞幫派。江澤民嘴上喏喏連聲,仍然沒有改變將曾慶紅帶進中南海的主意,以至政界傳出他「不帶紅木帶紅人」的非議。也正是因為對這種非議的顧慮,加之初進中南海時連李鵬都對他頗不服氣,江澤民先是不敢讓曾慶紅在中辦系統「一步到位」,只能先屈就在副主任的位置上。 筆者曾經在《中國民主黨通訊》上讀到過一篇標題為《曾慶紅整肅楊家將內幕》的文章，說是江澤民、曾慶紅真正的蜜月開始於1989年六四事件後。當江澤民被指定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江澤民除了誠惶誠恐，更多的是一種前途莫測的感覺，不僅他的夫人王冶坪為他的北上流淚，他自己也似乎預感到重蹈前兩任總書記覆轍的風險。因此，當江澤民赴任之時，他向楊尚昆、李鵬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帶曾慶紅進北京，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楊尚昆、李鵬答應了他的要求。為什麼江澤民不敢隻身一人進京？為什麼江澤民偏偏要曾慶紅與他共行？為什麼江澤民不帶更獲他信任的黃菊進京？最關鍵的因素有三： 一，胡耀邦、趙紫陽前兩任總書記的下場令江澤民膽怯，他設想入主中南海前途凶多吉少，更何況他一點都不熟悉中南海的情況。相比胡趙，江在黨內的資歷更淺。稍有出錯，可能導致比胡、趙更為悲慘的結局。 二，從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元老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現，國家大權仍然由這些老人掌握。更何況楊尚昆、薄一波仍然參與著中共中央最高事務的決策，擁有舉足輕重的發言權。江澤民深感要處理好、協調好這些老人的關係非常不容易。 三，江澤民入主中南海，可謂無功受祿。主導六四事件決策的「頭號功臣」李鵬沒有獲得晉陞，內心積怨在所難免。如何處理好與氣勢逼人、內心不服的李鵬的關係，令江澤民的確無所適從。還有，喬石、姚依林這兩位政治局常委資格老，權力根基深，人脈資源廣泛，同樣難以對付。 這就迫使江澤民儘可能地利用自身能夠利用的一切資源，來應對難題，處理危機。一人入主中南海，人地兩生疏，沒有人能協商，更沒有人能幫助出主意，可能很快導致政治上的翻船。因此，當江澤民獲悉自己被欽定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他第一個念頭想到的就是曾慶紅。曾慶紅從來以完全平等的姿態與江交談，並且敢於當面糾正甚至否定江的某些想法，這使江對曾刮目相看。江深知曾慶紅政治手腕高超，同時還想倚重曾慶紅家庭的政治資源和曾慶紅本人在北京建立的廣泛的人脈關係。 曾慶紅的政治手腕得益於他父親的熏陶。曾山任內政部長時，曾專門花時間苦讀大量的明朝、清朝檔案，從中體味為官之道。在曾山的熏陶下，並不喜歡讀書的曾慶紅對明清的宮廷秘諱表現出特別的興趣，他閱讀了大量的明清檔案，據說曾慶紅最感興趣的案例是如何在權力鬥爭中保護自己、打擊異己，如何在錯綜複雜的局勢中把握時局，化解矛盾，如何鞏固自己的權力，並在鞏固權力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所有這些，都在曾慶紅後來的政治實踐中應用了。與其說，當年的江澤民選擇曾慶紅是基於一種信任，不如說是為了利用曾慶紅的政治韜略為其所用。同樣的，與其說曾慶紅輔佐江澤民是一種無私的忠誠，不如說曾慶紅只是利用江澤民賦予的一次機會去實踐他的政治夢想。曾慶紅清楚，如果他能夠成就江澤民的大業，日後必有大成。曾慶紅終於找到了那條通向中國最高權力舞台之路。事實證明，曾慶紅與江澤民的合作真可謂天作之合。沒有曾慶紅，江澤民不可能有十三年穩定的統治期。 進入中南海之後,江澤民將大部分業餘時間用來閱讀中外歷史書籍和共產黨的歷史文獻。在研讀和分析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開國元勛的治國、治黨的經驗和教訓時，江澤民發現「文革」後期的外交部長喬冠華之所以受江青等人的利誘，背叛了他在共產黨內最大的恩人周恩來，心理原因之一就是抱怨在周恩來手下長期得不到提拔。 汲取周恩來的教訓，江澤民絕不能讓關鍵時刻為他立了大功的曾慶紅產生政治上的失意之感。正是在這種齊心協心共保紅色江山的「黨性」和「知恩圖報」的「人性」在江澤民心中相互作用的前提下，曾慶紅終於得以平步青雲，熬成中國當代的「鐵帽子王」。 在一九九二年十月閉幕的中共「十四大」上，曾慶紅的名字不但沒有進入中央委員之列，甚至連候補委員都沒有排上。所以,當時一度傳出曾慶紅已經失勢的消息。認為雖說曾慶紅是當年江澤民自上海帶進中南海的「跟班紅人」，但「伴君如伴虎」，侍奉權貴者從來都是仕宦前景與政治風險並存。 誰知當時的江澤民安排自己班底時，完全不按共產黨此前的「慣例」出牌。十四大謝幕兩個月,中共中央突然對外宣布曾慶紅接替溫家寶中辦主任職務,一時間令隨時關注中共高層人事變動的政治評論界如墜煙雲霧裡，搞不明白江澤民葫蘆里到底賣的是什麼葯。而據接近中共高層的人士透露，事實上曾慶紅接替中辦主任職務的計劃早在十四大之前就已經部署好了。而之所以沒有將他安排進十四屆中委，則是江澤民的「計高一籌」。江澤民考慮到了黨內對他帶曾慶紅進京一事早有微詞，同時又由曾慶紅的高幹家庭背景聯想到了鄧小平長子鄧朴方十三大代表落選，陳雲長子陳元十四大代表落選的原因，擔心如果將曾慶紅安排成中委候選人，一旦在無記名投票中被差額下來，再任命他接替中辦主任豈不是不尊重大部分黨代表的意願。而等到十四大過後，突然把不是中央委員的曾慶紅任命為中辦主任，將原主任溫家寶委以農業「重任」，此舉反而會被理解成「正常人事更替」。 十四大的選舉結果一出來，果然證明江澤民的擔心並不是多餘，中委候選人名單中，內定出任政治局委員的蕭秧、內定出任書記處書記的俞正聲及內定接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李克強全部落選；安排進候補委員候選人序列後，蕭秧、俞正聲免強當選，李克強則名落孫山。後來,中共高層只好下令將李克強安排為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 筆者注意到，日前在江澤民的追悼會上，1989年6月與江澤民一同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時任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也有出席。就是這個李瑞環在私下裡評論當時的那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時，把江澤民和喬石都形容成搞不清他們到底是「大智若愚」還是「大愚若智」。而無論我們今天對江澤民是否具有相當的政治智商仍持懷疑，也必須承認他在自己底氣最不足的關鍵時候，選對了管家。早在上海掌管組織工作大權時，曾慶紅「不拘一格降一才」，籠絡了以王滬寧為代表的一批在社會上很有影響力的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得力表現，就已令江澤民刮目相看。而更為江澤民所依重的是，曾慶紅通過自己本身的紅色背景與黨內主要元老及家庭建立的私人聯絡，使他進京後身邊自然聚攏了一批中共元老子女和秘書，特別是軍內的元老子女和秘書。所以,無須江澤民把話挑明，曾慶紅進京幫辦後首先想到的事，就是一步步幫助江澤民營建起自己的組織班底。 眾所周知，因為楊家兄弟的原因，江澤民進京後長期沒有抓到軍權,但卻還是及時通過改組武警部隊,把這支「看家」部隊掌在自己心腹手中。事後，外界只是看到江澤民把自己在上海的親信巴忠炎提升為武警部隊司令，卻沒有注意到同時提升的一個副司令和一個副政委的特殊背景。 當時，葉劍英元帥的公子，當年被稱之為「太子黨」的精神領袖的葉選寧雖然在恢復軍銜制的第一時間即已經獲授少將軍銜，但職務只是解放軍總政聯絡部的副部長。曾慶紅跟江澤民進京之後，其中辦副主任的職務任命還沒有被正式公布，即匆匆先到葉選寧那裡拜了碼頭。此後，葉選寧很快便成了正部長。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鎮壓之前,武警總部的參謀長王文理是從北京衛戍區平調過來的，此人過去長期擔任葉劍英秘書，與葉家關係極深。「六四」後，江澤民把武警部隊的司令、副司令，政委、副政委全部撤光。正是因為葉選寧讓曾慶紅給總書記捎話，時任武警參謀長王文理不但沒撤，反而被江澤民一紙命令，提升為第一副司令員。此舉不但成功地籠絡了對楊家將反感的葉家勢力，同時也給眾多元老的秘書、子女們很大的安慰。 同時,在曾慶紅的鼓動下，當時的江澤民又把原武警總部後勤部的第二政委徐桂寶，直接提升成武警副政委。而此人的背景是前李先念辦公室秘書。 純從邏輯上推理，就不難相信，那些長期在中共政治元老身邊擔任秘書工作的人，在維護和鞏固共產黨政權方面表現出的責任心，不會亞於元老們的後代。而深知這一點的曾慶紅為江澤民出了這個重用元老秘書的辦法，確實令江澤民大開其竅。 而當時的曾慶紅助江澤民在中南海站穩腳跟手另一重要運作，就是拉籠當時的中南海鏢頭楊德中效忠江澤民。 剛進中辦時,曾慶紅還排名在中辦第一副主任楊德中之後。楊氏從華國鋒及汪東興倒台之後，即以「中南海總鏢頭」的身份，除全盤負責中央警衛工作之外，還按照中共慣例，親自負責「一號首長」的警衛任務。雖然從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後改為總書記)開始，中共最高決策權一直是以鄧、陳兩位政治元老「垂簾聽政」的方式，頗似晚清的東、西太后掌控光緒。但表面上還必須稱總書記為黨內一把手。所以,整個上世紀的八十年代里，楊德中先是親自負責胡耀邦，後來又親自負責趙紫陽的警衛工作。而當時直接負責鄧、陳二人警衛工作的，則是楊德中的部下，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孫勇和牟信智。 正像當年毛澤東屍骨未寒,毛的第一寵臣汪東興便親自下手逮捕了毛夫人一樣，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鄧、陳兩元老決定廢黜胡耀邦時，首先是通知了楊德中作好「應變」準備;而決定罷免趙紫陽時，楊德中在趙氏面前的身份立刻由首長的警衛變成了人犯的看守。 正是共產黨內「路線鬥爭」的這段活教材，令江澤民夫人王冶平女士在剛剛聽到丈夫奉命入主中南海的消息之後，不但沒有半點夫貴妻榮的喜悅，反而有大禍即將臨頭之感。 江澤民入主中南海成為「一號首長」後楊德中立刻擔負起了對他的保衛工作。如何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保證此後的楊德中不會由江澤民的警衛變成他的看守，也是曾慶紅首當其衝的任務之一。詳細的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再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江澤民之所以能夠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後取代趙紫陽，全因當時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曾慶紅的鼎力輔佐和及時點撥。 我們夜話中南海專欄的上篇文章《十四大前的江澤民 總書記當得比趙紫陽還窩囊》刊登和播出後，一位署名」馬年生」的文學城網友跟帖說 ：「江當年奉命入京，沒有軍方背景的他確實需要鄧的威信控制軍方。鄧當時需要楊尚昆這個國家主席支持。江則通過自己帶到北京的曾慶紅逐步擺平了軍方和紅二代，才有實力讓鄧小平請楊家兄弟歸隱。江有曾的協助，還是有福氣的。」 其實，當年曾慶紅之於江澤民的重要程度，助他江澤民在中南海站穩腳跟還是後話。再往前追溯的話，可以說如果沒有曾慶紅，江澤民的政治生命只會終止在上海市委書記那一階上。 話說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中期，出生於1926年的江澤民本是與出生於1938年的曾慶紅同時被安排進上海市委的「第三梯隊」人選。當時的曾慶紅還是深受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器重的。 當時比江澤民先進上海市委的曾慶紅心裡非常明白，象江澤民這樣即有紅色家庭背景,又有個從四十年代末參加中共學生地下黨資歷者,再加上其曾經留學蘇聯的紅色專家頭銜,這一切都決定了曾慶紅這一代人被提拔再快,也還要有一個「排排座,吃果果」的先後次序。所以八十年代中期江澤民從北京調進上海市委出任曾慶紅上司,並不存在一個曾慶紅不服氣的問題。但兩人之間還是經過了一個從客客氣氣到配合默契的階段,而促成兩人徹底結為朋黨,則是那場八九學潮。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不幸逝世。胡氏是當時的中共高層領導人中最開明者之一。中共黨內著名馬列理論家、「六四」後被開除黨籍、流落美國的蘇紹智先生認為:胡的民主思想、平民作風以及支持改革、關心群眾的形象常為人民大眾所稱道。他在一九八六年底、一九八七年初被非法的所謂「黨的生活會」脅迫辭職,一直是以後人們對中共不滿的因素之一。他的不幸逝世自然引發人們的悲痛和懷念。中共領導層對他的不公正評價更引起人們的不滿。於是人們自發地追悼胡耀邦,並發展成為重評胡耀邦、批評（當時的）現領導,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制度的群眾遊行示威。 如果說一九八九年的大學生「鬧事」是以胡耀邦逝世為導火索的話,那麼當時上海市委封殺《世界經濟導報》（以下簡稱「導報」）事件則對那場「動亂」客觀上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 正如蘇紹智先生日後的回憶和總結中所說:而在悼念胡耀邦過程中,上海方面的「導報事件」,直接加深了統治者和知識分子的矛盾,推動了更多的知識界人士參加遊行示威。而更多的「六四」參與者在事後的反思中多認為:「導報事件」是八九學潮轉為「全民抗議運動」的導火索。 事情的原委是:當年四月十九日,導報駐京辦事處和新觀察雜誌社在文化部聯合舉行追悼胡耀邦的討論會。體制內的和體制外的民主派都有多人參加。會上的發言,都是懷念和頌揚胡耀邦的,除嚴家其和戴晴的講話外,都比較溫和,沒有批評現政權之處。嚴家其大致講了黨對胡耀邦的不公正待遇,猶如「四人幫」之對待周恩來。戴睛則講了從陳獨秀、瞿秋白到胡耀邦,中共中央總書記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時任導報總編輯欽本立決定導報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的第四百三十九期,全文刊載這一討論會的所有發言,並搶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正式追悼會之前出版。 此消息由該導報的駐北京辦事處首先向境外記者透露，有一份港報於當月十七日把消息登了出來，恰好被當時的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看到。向時任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彙報後,兩人預感事情嚴重,立刻報告了市委第一把手江澤民。然後，曾慶紅和陳至立連夜約見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要求調閱導報「悼胡座談會」的文章清樣,閱後即命令欽本立將兩萬五千字的座談會紀要刪節刊出。而在此之前,曾慶紅一直對欽本立表示特別的尊重,在公眾場合見面,從來是以「欽老」尊呼。 被要求刪節的內容包括：牽涉到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為反自由化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子翻案;支持北京和平的愛國民主運動等內容，等於是抽去了整個座談會的全部精髓，而欽本立當面同意「服從組織」,同時卻表示該期《導報》已經有一部分散發出去。於是曾慶紅動員江澤民出面親自召見欽本立，嚴厲指責他違反黨紀，宣布撤消他的職務後,隨派遣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為組長、時任《文匯報》總編輯馬達為顧問的整頓工作組進駐世界經濟導報,陳至立親自到場宣布整頓該報的市委常委會議決定。 消息傳出,群情大嘩。上海首先出現支持導報的遊行示威,北京各報紛紛寫信向上海市委抗議,嚴家其、許良英發起簽名的致上海市委的公開信題為「保衛新聞自由」。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有五百多名新聞記者走上街頭,支持上海方面的導報，並呼籲新聞自由。自此,大學生之外的社會各界人士抗議活動全面開始。 據導報當時的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先生回憶:一九八八年，曾慶紅還在上海駐北京辦事處內召集《解放日報》、《文匯報》、《世界經濟導報》的駐北京辦事處負責人開會，目的是要摸摸北京的情況。會上他對《導報》的人說：「你們離中南海最近，離國務院最近，離體改委最近，信息最靈。以後要多和市委通通氣。」 這件事說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導報》在中共上海市委眼中的地位非同小可,也說明曾慶紅甚至江澤民一度要利用《導報》，後來卻又「卸磨殺驢」。 當時的曾慶紅在事先能發現導報「不與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及時查禁，獲得江澤民的讚賞。在市委幹部會上，江澤民特別表揚曾氏和陳至立「政治警覺性高」。如果當時曾、陳兩人漏查了導報，那麼中國共產黨一九八九年以後的歷史興許就不會是今天這幅樣子。所以江澤民在獲知自己將高升總書記之後，驚恐之餘,首先就想到了曾慶紅。 江澤民一九八九年六月正式接任中共總書記職位後,一度表現得比李鵬還要僵化,張口階級鬥爭、閉口反和平演變。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初的「南巡講話」中駁斥的改革「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其實正是江澤民最先提出的。而事實上一九八九年以前的江澤民並不是像他當了總書記以後直到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這段時間裡那樣僵化。 當年趙紫陽下決心在城市和企業改革問題上有所突破時,江澤民在上海曾經率先考慮過股份制的問題,這在當時的省級領導中應該說是具有「超前意識」了。據一位思想較為開明的中共經濟理論家吳敬漣回憶,江澤民當年在上海曾幾次向他討教股份制的可行性。 一九八九年五月初,趙紫陽曾經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導報事件」惡果嚴重,當時的江澤民既明顯表現出沉不住氣的樣子。當趙紫陽怒氣沖沖地表示「上海把事情搞糟了,中央不負責」時,江澤民漲紅著臉連句辯解的話都沒有。會下,他找到李瑞環,希望聽聽天津處理學運問題的經驗辦法,而老奸具滑的李瑞環當然不會把自己那套「禍水引向北京」的妙計告訴他。 當時參加完趙紫陽的政治局會議後回到上海,江澤民一度曾經動過給欽本立「賠個不是」的念頭,因為此時他一度對形勢判斷走樣,誤認為趙紫陽可以靠和平方式平息學潮進而提升其總書記的權威。特別是趙紫陽八九年五月初在亞銀會議上的講話發表後,江澤民更感到自己處理導報的方式「可能是偏左了」。 就在這政治形勢變化莫測,一旦「站錯隊」就會抱恨終生的關鍵時刻,正是曾慶紅憑他在中共元老中的特殊信息渠道以及他自己自幼開始接受的階級鬥爭意識熏染,及時嗅出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勢必會對學運下毒手的血腥氣。曾慶紅此時已經敏感地意識到,即使北京的大學生們願意給趙紫陽一個大面子,趙紫陽在黨內的政治對立面也絕不會善甘罷休。他們會採取與趙紫陽針鋒相對的策略,繼續激怒廣場上的大學生,讓他們繼續鬧，鬧到政府不採取強硬手段便沒有平息可能的地步。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在黨外「殺一儆百」,在黨內搬倒趙紫陽的目的。 於是,正是在曾慶紅的及時提醒下,當時江澤民才鼓足勇氣、硬著頭皮「站穩了立場」。 「六四」鎮壓之後,江澤民進中南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組織聲討趙紫陽時狠狠報復了一下,特別要求李鵬在總結趙紫陽「罪行」的報告中加進他曾經指責上海「把事情搞糟了」的政治局會議內容。因為這件事情太讓他江澤民現丑,特別是在也已經在「六四」鎮壓和趙紫陽下台之後也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李瑞環面前。 由此說來,當年曾慶紅在上海的關鍵時刻的關鍵作用,等於是挽救了江澤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澤民不是在八九年的關鍵時刻被曾慶紅及時提醒,日後不但總書記寶座沒他的份,上海市委書記的位置能夠繼續坐到退休就算幸運了。所以,他江澤民一旦得勢,對曾慶紅如果不感謝「救命之恩」的話,從良心上也說不過去。更何況他江澤民進了中南海之後，更需要曾慶紅的輔佐。 正因為當年與曾慶紅有過這段特殊的經歷,所以有海外報刊的分析文章認為:江澤民一是覺得用曾慶紅放心;同時更覺得曾慶紅其人的政治嗅覺極為靈敏,正是出任中辦主任一職最難得的素質。 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趙紫陽給外界留下的最後一次印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印象，就是他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凌晨五時許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出現。一句「我們老了，無所謂了」。充滿了無限的傷感和無奈，令現場聆聽的絕食大學生和無數電視觀眾至今記憶猶新，唏噓不已。 當時就在趙紫陽離開廣場之後幾分鐘，他在廣場上全部活動的現場錄相已經送進中南海勤正殿(現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地點)。已經奉命從上海進京，靜候總書記黃袍加身的江澤民畢竟不是等閑之輩,不但從趙紫陽的現場講話中分析出了他「暴露黨內矛盾」的罪證，同時更注意到了隨侍趙紫陽身邊者並不是貼身衛士或一般級別的秘書,而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 當時，溫家寶右手緊緊攙扶著趙紫陽，左手幫他扶正手提式麥克風，一付虔誠護主的神態都被攝相機忠實地記錄下來並彙報給趙紫陽的繼任。也許正是這則電視畫面的提示，令江澤民深感自己進駐中南海後，身邊也必須有一個新的「溫家寶」。 一個月後，江澤民榮升總書記的「決議」被正式昭告天下，接著，由江澤民和李鵬兩人簽字的一份任命書正式下發：曾慶紅同志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於是,江澤民不要「紅木」要「紅人」的傳說在上海灘不脛而走。 所謂「不要『紅木』要『紅人』」說得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後,時任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進京高就中央政治局委員，離開上海時未帶一兵一卒，只是由捧場者為他購置了全套高級紅木傢具。但貨物正準備啟運時，卻被繼任者江澤民通知火車站扣發。所以此次江澤民出任總書記後，自然不會選擇紅木傢具，但卻在自己身邊安排了一個「紅人」。 當然，江澤民提協曾慶紅進京幫辦，一是不忘曾慶紅的關鍵一功；二是考慮到了曾慶紅在陳雲、姚依林等強硬派政治老人那裡的特殊背景，所以提拔曾慶紅進京不但不會有結黨營私之嫌，反而會因此獲得陳雲等人進一步的好感。當時一位海外政治評論家認為:江澤民進京後將曾慶紅視為第一心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曾氏可以為江澤民在與「老同志」聯絡感情方面,起到「太子黨」圈外的平民出身的幹部無法替代的作用。同時,江澤民也考慮到了進一步提拔曾慶紅本來就是一種向「老同志」們「表忠心」的模範舉動。 陳雲在世時,長期控制著中共組織系統,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里經他過親自目的的所謂「第三梯隊名單」一般都是省、部級正職。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澤民剛剛上台,即向陳雲彙報準備安排曾慶紅「加強」中辦力量。陳雲只接了一句話:「他是曾山的兒子。」 就憑這一句話,江澤民立刻明白陳雲是在稱讚他的選擇。 其實,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陳雲到上海暖冬時,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等人就向陳雲特別介紹了曾慶紅。陳國棟並藉此回顧起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跟隨曾山進中央一同在陳雲領導人主管財經工作時的歷史,捧得陳雲兩眼直放亮光。 一九八九年「六四」後,隨著趙紫陽的下台,無論是陳雲還是江澤民,都不願意趙紫陽的陰影繼續留在中辦,安排曾慶紅進去自然最為可靠。後面發生的故事，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的二百斤麥子十里山路不換肩的故事，在中國幾乎是家喻戶曉。當然這是說大話，吹牛逼，誰又能做到呢，除非超人。不過不換肩放到習的統治上到極具象徵性意義，他是一個認死理，不認錯，一條道走到黑的人，但時下的形勢不換肩也得換了，因為他扛不動了，不得不換肩來持續他的統治。 首先我們看到席捲全國的「白紙運動」，沒有進行大規模的抓捕，只是抓了一些主要的活躍人物，也沒有讓他們電視認罪等懲罰行動。與於此同時在極快的不到一周時間取消了「清零」政策，改為與病毒共存。另一方面在香港，反送中主要人物的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本來要送中受審，現在也暫時押後審判。支聯會的鄒幸彤上訴成功，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撤銷了之前法院以「煽動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對她作出的有罪判決，同時也取消了她的刑期。以及反修運動被抓的6000多名被捕者，已提出不被起訴，以修復社會平和。到底是什麼讓習近平不顧打臉，放下一尊作出改變呢？ 世界衛生組織（12月14日）表示，早在中國政府決定放棄嚴格的 「新冠清零」 政策之前，中國的COVID-19感染就已經爆炸式增長。並反駁了關於政策的突然逆轉導致病例激增的說法。可見習近平是在清零政策全面失敗，疫情爆炸式增長的情況下不得不取消清零改與病毒共存的，因為不管如何隱瞞疫情，再堅持清零已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再則中國的經濟也不允許清零堅持下去了。因此，尤其堅持清零不如借「白紙革命」，借坡下驢，把疫情爆發的原因歸結於「白紙革命」反對清零，將白紙革命作為疫情爆發的替罪羊，這樣的論調已經在社交媒體上傳論，可見其用心之險惡。 那麼為何在處理香港反抗人士問題上又突然變得有彈性了起來，是良心發現嗎「當然不是，應該有內外兩個因素，一是「白紙革命」給中共政權帶來巨大的衝擊，這場幾乎是毫無前兆迅速開展的革命，使中共失了方寸。在如此嚴密的控制之下，又有大數據全面性的監視，一場革命平地一聲雷爆發了出來，中共的恐懼是可想而知的。中共害怕如果港中聯手來一場革命如何是好。實際上「白紙革命」港中已經開始聯手了。另一方面，美國務卿布林肯即將訪華，在人權問題上中共不得不作出一些讓步。畢竟現在中國求美的多，美求中國的少。雖然中共死鴨子最硬，但在內外交困之下，除出讓步別發它法。對於中共來說在人權問題上今天寬一點，明天可以緊一點，反正是自己手上的事。因此，放寬對反抗港人的處理是最好的權宜之計。 最近中共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顯然也遭到「白紙革命」的影響，習近平也開始換肩了。會議不再提「共同富裕」「反壟斷」，而是鼓勵支持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擴大，以及保障民營企業家的權益。不過十年來中國民營經濟被習打得一片哀鴻，要想扭轉型形勢，讓民營企業家重新相信中央政策，十分困難。大多數民營企業家不是躺平，就是潤了。 獨裁者看似冥頑不化，但一當危及政權還是會改變的，所有的獨裁者都是機會主義者，毛是這樣，習也同樣。但不要相信改是真的，一當形勢好轉，會變本加厲。習近平換肩說明形勢比人強。習雖然換了肩，但心有不甘，人民日報大讚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防疫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看起來象是諷刺，不過更象是高級黑。習的換肩證明政策全面性的失敗，給國家與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這樣的一個禍國殃民的領導，在台上還能有多久。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中國這次疫情防控的放開程度，超出預期，很多人把「功勞」算在「白紙運動」上。該運動的一個直接訴求是放棄清零，放開管控。習近平在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的會談中，也承認年輕人因為在三年疫情中的挫敗感而走向街頭抗議，實際等於承認清零抗疫失敗。鑒於習時代對社會的嚴密管控，「白紙運動」毫無預兆的突然大規模爆發，對習的心理衝擊會相當強烈，這可能直接促成了當局放棄清零政策，以回應民意。 不過，來自經濟的壓力或許是一個更深層更關鍵的因素。不妨假設，如果中國經濟表現得不錯，像印度或者越南那樣保持強健增長，習對抗議運動的訴求還會退讓嗎？估計很難。 一個多月前，我曾預判，倘若中國經濟在第四季度表現尚可，很可能明年兩會後才會放開疫情控制；而如果不見好轉，最早在二十大後，最晚在明年一月才有可能放開。我之如此判斷，是因為如果經濟形勢好，那麼在習看來，他這套清零做法是對的，能夠做到防疫和經濟發展兩不誤，就像在德爾塔病毒階段他做的那樣。在抗疫第一階段，中國採取的封控措施既控制住了疫情，同時經濟又快速恢復，被認為是國際抗疫的所謂「優等生」，正是這個認知讓他遲遲不願放棄清零，至少是原因之一。可如果經濟形勢惡化，說明他魚和熊掌都想兼得的想法是無法實現的，註定要捨棄一頭。而就對社會的影響和他個人權力的穩定性來說，保經濟顯然比保清零重要得多。 對習來說，不幸的是，今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表現得會非常糟。一季度因為上年同期的經濟增速實在太低，有較高增長；二季度由於上海封城，經濟幾乎停止增長；三季度有所好轉，恢復增長態勢，儘管增速仍然很低。當局把希望寄托在四季度上，假如疫情沒有反覆和各地的隨意加碼封控，四季度出現四個百分點的增速是可能的，全年雖然達不到當局制定的5%的增長目標，但應該能實現3.5%的增速。 然而，四季度經濟形勢比當局預想的要壞得多。按照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等五位經濟學者在新11條公布前寫給當局要求放開經濟活動的建議一文披露的數據，10月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全面下滑，基建和製造業投資雖有韌性但也增長放緩，跌幅較大的是地產、出口和消費。10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0.5%，比上月下降3個百分點；房地產銷售金額同比-23.7%，比上月下降9.5個百分點；出口（以美元計）同比-0.3%，比上月下降6個百分點。解決就業主力的小微企業尤為困難。10月，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高達17.9%，實際情況可能更嚴峻。而受經濟不景氣和企業裁員影響，大學生就業形勢十分嚴峻。11月的情形更差，大、中、小型企業經理人指數PMI分別為49.1%、48.1%和45.6%，比上月下滑1.0、0.8和2.6個百分點。可見，再不放開封控，四季度經濟增速會比三季度大幅下降，並影響明年的經濟發展。 中國銀行的一份內部研究報告也透露，今年前八月，地方廣義財政預算缺口達10.2萬億元，遠高於中央廣義財政預算缺口的6萬億元，較上年同期擴大 65%。分省看，除山西、河南財政收支缺口分別縮窄15.9%、0.3%，其他地方財政收支缺口均出現一定程度的擴大。其中，浙江、北京、廣東三大經濟強地財政收支缺口擴大幅度最大，分別達 1619.2%、293.9%和 102.7%，上海財政盈餘則較上年同期減少79.2%。報告把地方財政預算缺口擴大歸咎於疫情衝擊超預期，以及土地市場低迷導致土地出讓收入大幅下行。後者其實也受前者的影響。財政收入端持續承壓，支出則不斷擴大，僅衛生健康支出佔全國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前八月保持在8%左右，高於歷史同期。報告也指出財政壓力過大的三個後果，一是違約風險上升，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的債券餘額占收入的比例接近財政部劃定的120%的警戒線；二是制約基建投資增長，削弱政府促進經濟中長期發展的能力；三是公共部門和經濟社會發展面臨阻礙。 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習近平才不會在乎經濟的好壞，保權才是他最看重的。如果說，在習權力尚不十分穩固，而經濟下行速度又不是很大，沒有對政府能力的行使造成太大影響下，他優先關注的是自身權力，就像疫情前一樣；那麼，現在他三連任了，並且組成了一個清一色的「習氏內閣」，權力意志在高層得到毫無阻礙地貫徹，可經濟卻一塌糊塗，不但影響到他要將中國力量推向全球的擴張計劃，而且已經影響基本民生和社會穩定，很可能對他的政權帶來較大衝擊，這種時候，他怎麼可能不把經濟作為政府工作的重心？ 有人也許還會質疑，中國經濟真壞到這個地步了嗎？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否則姚洋等官方學者不會在此時呼籲當局放開清零，並建議將明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設定5%以上，以向各級官員重新發出政治信號：把工作重點轉向經濟。習想做有為「君主」，二十大提出了所謂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要為人類探索出另一條現代化道路，不管這條道路有多少虛的成分，但有一點實打實，即民眾普遍過上現代化的生活，沒有這一點，中國式現代化就是扯淡。 所以經濟是一個硬指標。而現在經濟衰退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財政危機。其他的不論，按照前述中國銀行的報告估算，若常態化核酸檢測覆蓋9億城鎮人口，則全年將帶來0.7萬億左右財政支出，對地方政府而言，這是一筆格外的負擔。中國縣鄉一級政府財政早就破產，拿不出錢來支持核酸檢測。這也就是山東等地為什麼要靠發債建方艙醫院。但債務遲早是要返的，如果到了中央政府都要大量借債度日，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概率就很高。而如果清零再持續半年，這種情況不是不可能出現。 經濟是根本，這話對任何政府都適用，對中共尤其重要。自毛之後喪失意識形態的感召力後，中共事實上把政權的合法性放在經濟增長及由此帶來的國家強盛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上。雖然在習上台前的30年在某些階段會有偏差，但總體保持了這個趨勢。習的前五年曾經一度也想在經濟上有所作為，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中國改革的總規劃，要實施供給側改革，並親任中央深改組主任一職，但反腐和集權打擊了官員的積極性，讓他的改革計劃泡湯。在後五年，由於中美關係的惡化和對抗，以及確保二十大三連任的順利，習的重心轉向保權和應對國際社會的壓力，期間發起了對資本史無前例的打壓。尤其是疫情三年，各級政府忙著控制疫情，雖然習提出要經濟發展和防疫兼顧，但事實上做不到這點，強行清零封控的代價就是經濟的徹底熄火。 但習過去十年對中共的改造讓他產生了一種錯覺，對權力意志過於迷信，以為有自己的領導，加上中共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和動員能力，只要想好了目標，雖然可能會有一些曲折，可最後沒有什麼不能做到的。他的反腐、對資本的打壓以及中美貿易戰，都強化了他的這種認知。在疫情發生後，他也認為憑著他的強大權力意志，可以控制疫情，馴服社會，馴服經濟。但他這回失算，經濟的理性、經濟的邏輯和經濟的力量比他個人的權力意志強大得多，原因很簡單，經濟服從的是最赤裸裸的利益計算，是最基本的市場規則，從來沒有人——哪怕號稱偉大領袖——和經濟規律對抗不一敗塗地的。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