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紅為《抓特務》催票翻車 博主嘆中國電影業「比房地產慘」
2026 年 6 月 26 日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不久前在他的发迹之地上海与世长辞了。出乎很多人预料的是，他竟然也效仿周恩来、邓小平等“将自己的骨灰撒进了大海”。听上去冠冕堂皇。这难道真的是共产党所谓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理想归宿吗？如果是，那么接下来前党魁胡锦涛和现党魁习近平会不会跟随效仿？其他的中共党政要员也应该纷纷跟随效仿才对，毕竟他们都如周、邓、江自称是马恩列斯毛的传人，都自称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套无神论和无产理论，不是吗？ 如果中共省部级的要员们拒绝效仿，绝非是他们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级别不够高，而是其他不便言明的什么东西。其实我们从探究中共高层官员们生活历史的冰山一角就能找到一些端倪。 俗话说“头顶三尺有神灵”，人所做的一切都无法逃出天数规则，正所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这样的古训或者天道规则，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而言似乎毫无约束价值，他们相信“谎言重复 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他们认为，只要掌握了权力就可以战天斗地篡改历史；他们认为因果循环、阴司报应是封建迷信。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者们作起恶来无所顾忌，毫无底线。 无论是周恩来前面亲自签字命令下属作恶害人，随后紧接着踏着节奏来到现场痛哭流涕地说：“同志们，我来晚了！”撒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邓小平面对成千上万要求惩治腐败的年轻学子和爱国市民，他竟然命令军队开着坦克冲上街头、广场，用机枪对着人民疯狂扫射…… 如果说周恩来的戏演得还能掩盖事实于一时的话，那么 八九“六四”的屠杀就无论如何也没有蒙混过关的可能性了。 江泽民踩着“六四”的鲜血上位，靠着对 八九学生的追杀得到了邓小平的信任。江泽民在暴力“计生”上于中国农村和部分城镇所犯的罪行罄竹难书。他动用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信仰者，导致无数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中共当权者们的罪恶暴行无法掩盖，世人怎么可能忘记？！这一点他们自己也十分清楚。 不仅如此，他们还知道：红色江山必定会倒台，他们犯下的罪责，一定会遭到人民的清算。为了避免楚王被伍子胥掘墓鞭尸的下场发生在他们身上，与其留着骨灰被后人唾骂，还不如在红色江山未倒之时，趁早把自己挫骨扬灰以绝后耻。故此，为避免遭后人当众清算，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遗嘱身后毁尸灭迹成为不约而同的选择。 对此，无论宣传机器怎样渲染美化，都无法改变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终在事实上死无葬身之地的事实。我坚信：“死无葬身之地”这句在中国历史上最严酷的诅咒，绝非是共产党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内心理想的归宿和他们信仰的最高境界。看看当今红色皇帝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占地四万亩（相当于三分之一个香港岛）之大的陵园，究竟哪个是他们心中真正“理想”的去处？人人心知肚明。可是为什么至今无人能与其攀比？江泽民们除了死无葬身之地，难道还有其它选择吗？！ 就算习仲勋，这四万亩土地能永远归他占有吗？ 在网络时代，即使“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甘愿挫骨扬灰，中共党魁们的照片无法销毁，将来人民一定会把他们放在被告席上审判，他们将永远被世人钉在耻辱柱上。不幸的是，他们最终明白时，已上黄泉路。 中共后继者千万要引以为戒。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2月7日，中共当局发布防疫新十条，放弃动态清零，改为与病毒共存。 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也太急了。它一下子就把当局置于非常尴尬、非常狼狈的境地。 新华社赶快出来打圆场。就在12月7日这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在坚持中赢得战略主动——近三年来我国打好疫情防控攻坚战述评。”文章说：“近三年来，病毒弱了，我们强了。以争分夺秒的加速度，提升应对疫情大考的能力，我们等来新冠病毒的致病力下降。” 这话明显不符合事实。新冠病毒的致病力是三年后的今天才下降的吗？不，不是。新冠病毒的致病力早就下降了，因此，世界各国都早就不搞严厉封控，都早就与病毒共存了——只除了中国。 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中国一直拖到今天才放弃动态清零，才开始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习近平。因为今年要开二十大，习近平要在二十大实现三连任。防治疫情既然是他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因此他务必要在二十大上拿出一份漂亮的防疫成绩单，因此他决不允许疫情在二十大胜利闭幕前出现任何状况。 当局在9月8日公布了一套新的防疫要求，从9月10日中秋节一直到10月31日，实施强化疫情防控5项措施，即便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也要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等二十大开完，习近平顺利三连任。随后当局开始改变防疫政策。从10月31日起，部分地区发布通告，乘坐火车和飞机出行等不再需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紧接着，有关部门宣布，停止抗疫期间一直在使用的航空熔断机制。今后将不再对搭载超过一定数量新冠阳性病例的航班采取熔断机制，等等。接下来，当局又推出防疫二十条。只不过在这时，当局并没有放弃动态清零的口号。当局仍然坚称要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因为当局不想把弯子转得太急。当局力图做出前后一贯，只是随着病毒毒性下降而逐渐放开的样子。殊不料白纸行动狂飙突起，当局被迫急转弯。当局本来想来个滑翔式软着陆，结果是一头栽下来，摔得鼻青脸肿很难看。 诚然，迫使当局急转弯的因素很多，其中经济因素也很重要，但主要是政治因素，是全国性的抗议行动。习近平发现，如果再不赶快改变，只怕抗议行动会越来越大，其政治性会越来越强，就算你强行打压，到头来还是要面对清零难以为继的局面，还是非改不行。这么一盘算，那还不如现在就改了吧。不错，等到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了才改变，已经晚了，已经很被动很难堪了，但更晚只会更被动更难堪。 有人把这次当局防疫政策急转弯比作当年文革期间的林彪九一三事件。两者确有相似之处。当专制者以一种前后一贯的方式强行实施他那套哪怕是十分恶劣的政策时，人们会出于敬畏交加的心理而不敢萌生异议；然而，一旦这位专制者自己遇到了前后矛盾、穿帮露馅、自打嘴巴的情况，事情就不一样了。在这时，人们无需乎依据别的标准而仍然沿用官方自己的标准，也足以发现那套体系出了漏洞不再灵光。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形象一落千丈。这次当局在防疫政策的急转弯，也导致习近平不可挑战的神话彻底破产。 对独裁者来说，最糟糕的莫过于在民意面前让步，因为它会长老百姓的志气，灭独裁者的威风。对独裁者来说，更糟糕的是让了步还要挨骂。于是有人说，中共搞动态清零你们骂，中共不搞动态清零了你们也骂。你们是为反对而反对。 不对。我们并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为什么中共搞动态清零我们要批评，不搞动态清零了我们也要批评？ 因为中共是做了不该做的，该做的又没做。 它不应该把力量都放在严防死守，防止感染上，而没有把力量放在增强国人免疫力，防治重症，减少死亡上。现在，当局放弃动态清零了，不该做的终于不再做了，但是该做的长期被耽误，到现在也没做好。我们为什么不该继续批评呢？既然造成这种宽严皆误的原因是在体制上，因此我们不但要继续批评，而且还要批评得更深入更有力量。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当局隆重追悼江泽民，规格和规模超过当年的邓小平。有人或说，当年邓小平追悼会有万人出席，江泽民追悼会五千人而已。但，考虑当下北京疫情深重的因素，习派不仅组织了五千人聚集的大型追悼会，而且纠集了五万人在通往八宝山的路上制造”追悼人潮”。后面这一出，是当年追悼邓小平所不曾有的景观。 超规格、超规模追悼江泽民的背景是，习近平的连任，遭到党内外的双重否定。党内否定，以二十大闭幕式的重大穿帮丑闻为标记：代表政治老人的前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要求查对各派事先达成的中央委员会名单、竟遭习近平下令特工强行架离。党外否定，以轰动世界的中国白纸革命为标记：抗议民众、尤其年轻一代，不仅要求解除极端封控、结束极端清零，而且喊出时代最强音：“中国不要皇帝”、“反对终身制”、“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 由此可见，习近平强求连任，不得人心，遭到党内和民间的普遍反对。党内反对他连任，他却霸王硬上弓，用尽各种手段 ，非要连任不可；民间反对他连任，他则暗中抓捕、报复，尤其针对白纸革命的抗争者。江泽民适时的死亡，仿佛给了习近平一个机会：借悼念江泽民，妆饰自己的权力。 这一点，从习近平所致的悼词内容及其篇幅比例分配也可以看出：表为推崇江泽民，实为宣传习近平自己。超规格、超规模追悼江泽民，习近平释放至少三重信息，或者说，流露出至少三重意图： 其一，他的权力有来源，所谓党内“合法性”。那就是，来源于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授予。江泽民隔代指定他接班，并对他大加栽培，才有了他今天的最高领导人地位。潜台词：尽管你们团派反对我的路线，团派之主胡锦涛反对我连任，但江泽民及江派支持我。换言之，习近平高调追悼江泽民，是要从江泽民名下寻求权力册封。从一个死人身上寻求权力册封，实在是习近平的无奈之举，甚至于，绝望之举。 其二，隆重追悼江泽民，试图遮掩或修补二十大与政治老人的冲突和裂痕，也试图掩饰或淡化习近平通过王小洪及其特勤局监控、软禁政治老人的惊悚剧（包括监视监控和变相软禁江泽民）。潜台词：谁说我不敬老？我并非不尊重老人！看看我给予江泽民的隆重追悼和隆重礼遇，政治老人在我心中是有地位的。只要你们不反对我，我就会继续保障你们的优厚待遇和礼遇，保障你们安享晚年。 其三，抬高江泽民，压低邓小平，褒江抑邓。暗示：习近平的极左路线、重新强调“社会主义方向”，沿自江泽民。习近平借此说穿：江泽民和李鹏原本有意恢复“社会主义正统”（1989至1992年），但却遭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老人邓小平“横加阻止”而被迫中断，这一中断就是二十年，直到习近平上台（2012年），才重新续上。习近平毫不掩饰且毫无顾忌地走上极左路线，在一定程度上，有公开为江泽民复仇之意，报1992年邓小平南巡痛批江泽民不改革、几乎罢黜江泽民之仇。 褒江抑邓，捧江贬邓，习近平还有一层心思：江泽民走后，尚有两任总书记在世，胡锦涛和习近平，前者由邓小平隔代指定，后者由江泽民隔代指定，故而，胡锦涛继承的是邓路线，即改革开放路线；习近平继承的是江路线，即回归左倾路线。若按照习派最新定调，江泽民高于邓小平，逻辑地，习近平就高于胡锦涛。 然而，经由超规格、超规模追悼江泽民，习近平达到他的三重意图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其一，江泽民指定习近平隔代接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江泽民未必同意习近平连任，大概率地，更不可能同意他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习近平为江泽民举办空前隆重的葬礼，想给民间或外界制造江泽民同意他连任、同意他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的印象或错觉。然而，江泽民身死，死无对证，谁信？ 其二，超高规格悼念江泽民，根本无法缓解与众多政治老人的紧张关系，也无法抹去二十大留下的重大政治阴影；而人为夸大的追悼场面、极不自然的追悼气氛，足以让非江派的政治老人不满、又足以让江派政治老人哭笑不得；造成更多伤害的是：由习家军把控的党媒党报，对出席追悼会的政治老人只字不提（仅在头天的告别遗体场面提到胡锦涛），仿佛他们是可有可无的影子人，开创了习班子集体羞辱政治老人的恶劣先例。 其三，褒江抑邓，是习近平的主观愿望，却无法激起任何共鸣。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人尽皆知，就历史地位而言，江泽民远不能比肩、更远不可能超越邓小平。习近平捧江贬邓，徒劳而已！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习近平所致悼词中把从江泽民从1989年6月开始的13年“领导核心”经历大吹特吹，但事实上直到中共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前，身受邓小平、陈云以及杨尚昆兄弟三重制约的江泽民并不比此前胡耀邦当总书记时的“儿皇帝“日子好过。 比较之后，笔者发现习近平为江泽民所致的悼词中有许多处此前陆续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及《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两篇长文中没有出现过的内容，比如“江泽民同志担任党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之际，我国正面临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严重时刻，可谓临危受命。江泽民同志坚定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临危受命“的形容到也符合当时的情境。2009年4月23日，退休的江泽民到访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时曾信口回顾： （当年）我绝对不知道，我作为一个上海市委书记怎么把我选到北京去了，所以邓小平同志跟我讲话，说“中央都决定啦，你来当总书记”，我说另请高明吧！ 我实在我也不是谦虚，我一个上海市委书记怎么到北京来了呢？ 至于习近平悼词中所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的表态虽然确有其事，但那是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标志着他江泽民总算坐稳了屁股底下的总书记宝座之后的事情。 话说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北京城里的血腥场面而告结束,对整个共产党政权来讲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当年的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结论肯定是截然相反。但对江泽民个人来讲,他毫无疑问是“六四”镇压的最大受益者。 在1989年的学潮镇压事件决策过程中,李鹏所扮演的角色这里无需赘述。但随着赵紫阳、胡启立等人的下台,和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正式组成，人们才突然发现李鹏虽然在“六四”镇压决策的形成过程中押进了自己的全部政治赌注,并成功地借此机会击败了自己的政治对手赵紫阳,但此后邓小平及其他幕后政治元老却没有根据“论功行赏”的常理,让他李鹏接替赵紫阳的职务。 而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包括一些在“六四”镇压和事后政治清查过程中惨遭迫害的政治异己分子,都已开始称赞邓小平的“明智”,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对“六四”镇压的仇恨完全集中到李鹏一人身上。害得李鹏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子女和亲信之口,对外解释他李鹏并无调兵之权。言下之意,让他李鹏一人承担“六四”镇压责任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李鹏当年自认为自己也将会在打翻赵紫阳后便成功地取而代之,没有想到在他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日后也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歧山的岳父姚依林在付出了召至千夫所指的沉重政治代价之后,在邓小平那里并非得到应有的政治补偿。好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前邓小平犹豫再三还是让他李鹏继续保持了一届总理职务,而姚依林干脆就被邓小平逼出政坛,回家当了寓公。如此不“公平”的政治现实令姚依林恶气难咽、悲愤满腔,终于过早离开了人世(与邓小平和陈云等政治元老的存世时间相比,姚依林的死期至少应该推后十五年)。 所以,当时的北京人说李鹏为“六四”镇压当了“冤大头”,并不是说他在这场镇压的决策过程中的表现情有可原,而是讽剌他的政治低能,虽有足够的勇气为一场血腥镇压行动冲锋陷阵,却没有足够的智谋角逐领导核心的职位;更没有足够的胆量向邓小平等人要求“论功行赏”。 1989年的六四镇压之前，当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带动起中国大陆一波又一波的全民经商大潮时,不知是谁人率先发明,把国家职工,特别是国家机关干部毅然辞去“大锅饭”公职到商海里弄潮称之为“下海”。如今,对岸的台湾同胞对这种说法听得时间长了,也已经见怪不怪。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里,许多到中国大陆的台商确实曾经对此目瞪口呆,因为在台湾早已经习惯把良家妇女因为生活所迫坠入风尘称之为“下海”。曾有一个台商回忆说,当年他初到大陆,常常听一些党政官员以非常羡慕或嫉妒的口吻议论某某人已经“下海”,感觉十分奇怪。再听到关于许多高级干部子女,甚至邓小平的家人都已经“下海”,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不至于吧?” 这些台胞们当年更不知道的是,当时北京的政治圈子里,居然把进入中南海决策核心也称之为“下海”。若形容某人背景通天,就会说此人“下海如履平地”,意思是此人是随时出入中南海的本事。沿此习惯,无论是中南海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一些私下里以针贬台前领导人为乐的政治元老子女们,当时一提起江泽民刚刚坐上总书记宝座的那段时间,便用“下海之初,毫无信心”形容。 据“六四”事件前在上海市委接近江泽民的人士回忆:一九八九年五月底江泽民被中央派专机接去北京后,上海市委一班人都还自作聪明地分析,一定是因为北京方面事态紧急,接江泽民去参加政治局会议而已。 “六四”枪声刚过,上海市委在接到的一份部署对北京“平暴”必须统一宣传口径的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上,除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而外,还赫然落有江泽民的签名。但当时江泽民的名字是排在上述人等之后。据此，当时的上海市委又有人自作聪明地分析:看来胡启立和芮杏文两人中至少有一人会因为“反对动乱不利”而“中箭落马”。既然中央十分肯定上海市委对导报事件处理得果断、及时,那么江泽民无疑是因此政绩而上调北京主管意识形态。此分析被转达给江泽民夫人王冶坪女士后,目击者用“如五雷击顶”描述当时王冶坪的表情。 既然江夫人对丈夫进京主管意识形态都认为是“大祸临头”,那么在听到邓小平在“‘六四’屠夫”的一片叫骂声中居然把自己的夫君拉去作赵紫阳替身的消息,第一反应恐怕不会是“夫贵妻荣”。 事实上从1989年5月底底进京被邓小平召见,到正式登基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江泽民不但拒绝接家眷进京,自己也要求中央办公厅暂时不要给他正式安排住房。登基后的开始几个月里,江泽民除了外出开会、巡视,平时一天24小时都不离开中南海勤政殿的书记处办公室。勤政殿的书记处办公地点面积不大,除了秘书、勤杂人员的用房外,每个书记处书记都有单独的一所套间,里间办公,外间会客。唯独原来给胡耀邦用的一套办公室面积最大、设备最全,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供休息用的套间。胡耀邦主政年代,因为工作忙顾不上回家时常常就便住在这里。从1989年5月底开始,过去的胡耀邦为自己设计的这个小天地被江泽民占领,白天在此办公,晚上就睡在这里。 在家眷没有进京前,结发妻子王冶坪最知丈夫此时的苦恼和压力,特别要求上海市委办公厅将刚买不久的一台聂耳牌立式钢琴运到江泽民处,以供他在夜深人静之时一人独奏,排遣心头的不知所措。何以解忧？唯有钢琴！被当时的中南海工作人员形容成勤政殿里的“夜半琴声“！ “六四”镇压的枪声刚刚平息,江泽民还没有正式登基的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家里召见了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以及杨尚昆、万里等人,谦虚地表示:“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世界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何况过去的那种办法并不算很成功。” 邓小平这里说的“并不算很成功”的所谓“过去的那种办法”,自然是指中共党十三大之后党内专门作出决议由他垂帘听政的办法。十三大之前,邓小平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党的一把手,但他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以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三重身份,出席党的最高决策会议合理合法。而且当时所有政治局成员随时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只要他在某一问题上表态,无人敢不随声唱和,故在表面上绝对符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掌声中从自己政治局委员的座位上走到过去赵紫阳坐的地方,张嘴冒出的第一句话便是“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经验,深感担子很重,力不从心”。必要的谦虚之外,对自己当时的心理压力之大,似乎并不想掩饰。与其说是“没有思想准备”,还不如说是对挽救政权颓势实在没有多大信心。 上台之后,江泽民自己如何看待“六四”镇压的惨烈结局给中共政权执政合法性带带来的巨大损害当然不能轻言与外人,但从他的就职演说中,把自己登基的那一时刻形容成“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谁会相信这纯粹是在舒发“临危受命”的光荣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 “六四”镇压过后,整个中国万马齐喑,整个世界千夫所指。而在北京城里,人们的牢骚、愤怨祗能通过黑色幽默的形式发泄。当时流行的一则政治笑话说: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和李瑞环四人在北京夜查民情时误入一家卡拉OK歌厅,面对歌厅主人的盛情相邀,四位首长在流行歌曲目录上各点了一首“你最喜爱的歌”。杨尚昆先点一首《我想有个家》,李鹏接点一首《我不是个坏小孩》,李瑞环点了《虽然我丑,但是我很温柔》,轮到总书记“钦点”时,一首《希望你明天还爱我》最能表达这位“儿皇帝”此时心情的酸楚。 这四首歌是当时中国大陆青年人中谁都能哼出两句的流行名曲,给杨尚昆安上《我想有个家》,是因为此时杨尚昆已经丧偶;《我不是个坏小孩》安给李鹏,是讽剌他因为“六四”镇压而成为千夫所指;李瑞环木匠出身,与其他中共领导人相比才疏学浅,但当时却显得相对开明,故让他说明自己“虽然我丑,但是我很温柔”。而江泽民的“希望你明天还爱我”,更是形象地讽剌了江泽民日夜担心自己是否会与胡耀邦和赵紫阳同样下场。自称从小喜好古典诗词的江泽民到此才真正体会出何谓“高处不胜寒”。 这一切都说明江泽民初入中南海时,其心境并不仅仅是象他在1989年6月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所表白的,“没有思想准备”,而是对挽救政权颓势根本没有信心。 当时,北京还有一则政治笑话说的是:某一日江泽民、李鹏、杨尚昆陪同邓小平视察,路遇一驴挡道。邓小平要求此三人设法将驴轰走,杨尚昆和李鹏轮番向驴子大吼:“再不走开小平同志要派戒严部队了”。驴子置若罔闻。大家目光集中到江泽民身上,只见江泽民不紧不慢地走到驴子身边附耳低语几句,驴子抬腿就跑。 于是,邓小平好奇地问道:“你同那驴子说什么竟把它吓成那个样子?”江泽民答曰:“我只是告诉它,‘如果你再不走,小平同志就要选你当下届总书记了’。” 这则讽剌笑话虽有点刻薄,但依江泽民当时的心境,那种在邓小平、陈云等超级政治元老面前“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多说半句话”,在杨家兄弟面前随时都要听命摆布的“一国之君”,当得也实在有些窝囊。 “一国三公,吾谁适从”这句话出自《左传.僖公五年》,说的是春秋时晋国一位大夫一仆三主,面对晋献公及公子夷吾、重耳三人的“政出多门”,深感无所适从。而从一九八九年六月至一九九二年十月这两年半时间内的江泽民,说起来也是“一国之君”,身居党、军最高权位,但事实上却同样处于“一仆三主”的局面,左宫元老陈云、右宫元老邓小平,外加当时实际掌控军队的“摄政王”杨尚昆及他的兄弟。 日后世人虽然都将他江泽民作为“邓小平的接班人”看待,但,事实上在江泽民步入中南海之前的仕途经历中,陈云对他的影响甚至大于邓小平。虽然江泽民在论及自己从政经历时,特别是在强调自己接班的合法性时,从不忘记自己曾经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即已经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但八九“六四”以后邓小平自己亲自动手将胡耀邦、赵紫阳帮他苦心经营的党内改革派阵营几乎一网打尽,让江泽民怎幺可能不心有余悸?所以,在初入中南海的头几年里,江泽民在思想和组织路线上大都依重党内保守力量,在政治、经济政策上对赵紫阳大力纠偏,客观上讲,也确实有他不得已的一面。这也是邓小平在1992年十四大之前只是通过南巡讲话的形式在方针政策上逼迫江泽民就范,但却没搞组织上换马的原因。 在那些年里陈云虽然确实给了江泽民以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以至于江泽民在陈云去世之后,始终念念不望陈云的恩德,一再回顾陈云同志生前如何强调“首先要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但事后回顾起来,他江泽民在陈云面前也和在邓小平那里一样， 同样也怀有“儿皇帝不好当”的沉闷和苦衷。一直到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召开，江泽民终于坐稳了中共总书记宝座的最重要标志有二，一是邓小平同意把安插在江泽民身边的“摄政王”杨尚昆和杨白冰逐出中央军委；二是以陈云为首、薄一波为辅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被宣布解散。详细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江泽民的死讯传了很多年，直到今年十一月三十日才终于应验。只不过，江泽民死的及时：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中国白纸运动爆发的四天后死；江泽民死得其所：江泽民发迹于上海，也撒手于上海；江泽民死的解气：死前终于听到上海民众高喊“习近平下台”……江泽民去世，不带走一个西红柿，但他造的孽则贻祸深远。当今中国人遭受的诸多灾难，其始作俑者都是江泽民！ 首先，江泽民为一己之私利将习近平推上皇位。习近平能有今天，都是江泽民的恩赐。中共内部比习近平有能力、有魅力的人可谓车载斗量，而江泽民唯独选中了习近平这个既无能力，又无学历，更无德行的习近平。习近平除了有一个是开国元勋的老爹之外，可以说一无是处。但这，正是江泽民心中最理想的中共接班人。江泽民长期把持中共国朝政，即便2002年将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职位让于胡锦涛，但是，仍霸占军委主席一职，直到2004年将自己的心腹安插于党政军等重要位置后才将军委主席一职让于胡锦涛。只可惜，当时的军中几乎清一色江派人马，胡锦涛只是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军委主席。胡锦涛执政十年无甚大作为，与江泽民幕后弄权、处处掣肘息息相关。江泽民贪恋权力，把胡锦涛当傀儡还嫌不过瘾，还想终身把持国家政权。于是，在胡锦涛退位之前指定了看起来憨傻、贪财好色又平庸无能的习近平，无非是想像玩胡锦涛一样玩习近平。就这样，千古昏君才得以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人今天所遭受的劫难，表面上看是习近平倒行逆施的结果，但追根溯源，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拜江泽民所赐！ 其次，江泽民将中共官员的腐败推向了高潮。自从邓小平倡导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中共官员就迈开了腐败的步伐，然而，在邓小平的时代，中共官员的腐败还只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主要是高层权贵，程度也相对有限。一九九七年二月江泽民举政中国后，中共官员腐败的性质就有根本的转变，即由小部分官员腐败转变为全体官员腐败，将腐败制度化、结构化。江泽民带头腐败，用江的话说就是：闷声大发财！这一下不打紧，全国各级官员贪腐争先恐后，贪污数额都是天文数字。官场成了一个大粪坑，一旦踏入，想干净都不成。于是，民间有谚曰：满朝文武揣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由于官员的极度贪腐导致天量国有资产流失，大量企业倒闭，大批工人下岗，当时民众哀怨曰：把生命交给了党，老来无人养；本想靠儿女，儿女又下岗！ 再次，残酷镇压法轮功学员。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令人发指，尤其是活摘发轮功学员器官，就达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中共国也因此开启了人体器官买卖商业化的时代，至今已经行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一个极端邪恶的产业链，该产业链的元凶正是江泽民！法轮功本是一种宗教信仰，练习者以弘扬“真善忍”为己任，与世无争、遵纪守法，然而，江泽民担心信仰法轮功的人数过于庞大而动摇老百姓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一旦中国人民抛弃了共产主义，那中共不就丧失了愚弄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了吗？这，恐怕就是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痛下杀手的根源所在！ 踏着六四学生鲜血走向权力巅峰的江泽民所造之孽远不止上述种种，他死有余辜。他一走了之，就算完事了吗？当然不会，他犯下的反人性、反人类的罪行，即便化成灰也难逃受害者与历史的清算！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江泽民去世，遗体从上海空运北京，全国降半旗，停止娱乐，默哀三分钟，倍受中共领导人之荣哀，规格超过邓小平。习近平高调为江泽民办丧事，到也没有值得可说之点，江死对他来说可谓是有益无害，搞得隆重显出他对老一代领导人的尊重。让人跌眼镜的是，那个二十大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他架出去的胡锦涛不但出席了追悼会，而且还与新科常委拉开距离与他并肩出席，同起同坐，胡锦涛俨然回到江、胡、习三代领导领导人的地位。 中共所的政治剧本，不要说外国人看得目瞪口呆，就是中国人也看得云里雾里。不知习近平这一惊一咋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习近平忽然礼遇胡锦涛，是不是习近平觉得二十大上把胡锦涛架出会场于心有愧，当然 不是，他这个人天地不敬，神鬼不怕，怎么可能突然良心发现，其中必是大有乾坤。 二十大胡锦涛被架出去的一幕全球惊愕，见证了习近平之冷酷与凶残，必然引起党内高层极度恐惧，如果再不对此发声，下一个恐怕就轮到自己了，必是冒死反弹，习也知道此举动了众怒，弄不好就会翻船。再说清零政策，乌鲁木奇火灾引发了“白纸革命”，迅速遍及十几个城市，几十所高校，那些曾经的老小粉红也成了“反贼”，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呼声，习近平已从他精心打造的神坛上跌了下来，承认白纸革命是由清零导致的。面对党内党外的怒火与压力，迫使他不得不放低身段，以江泽民的丧事礼遇胡锦涛来平息众怒。习近平在追悼会上说，“不能怕鬼，怕压”，实际上正好说明他怕鬼，怕压。鬼是江泽民，压是党外反对清零与党内对胡锦涛被架出的愤怒。 目前中共一放面抓捕“白纸运动”的革命者，另一方面也开始放宽了“清零”政策，开始有限度的解封，再加上礼遇胡锦涛。这二件事加起来不得不说习近平已经认错。当然这个认错并非真的认错，而是被逼之下的权宜之计。只是可怜了胡锦涛这个年纪还被习近平当猴耍。先是把胡当鸡，杀鸡惊猴，以架走胡锦涛来威吓官员。现在又将他当猴拉出来杂耍，以显自己的的宽厚仁慈。习虽然没有象当年大饥荒，毛泽东被迫在“七千人大会”上认错，但放宽清零，礼遇胡锦涛实际上是承认了错误。当然只要躲过这了阵子，时局稳定了，必伺机反攻倒算。 毛的文革是对“七千人大会”的反攻倒算。习近平能否等到反攻倒算的那一天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习近平这样的独夫民贼不会有好下场。“白纸革命”已对他作了宣判。今日“白纸革命”不过是讨贼先声，一场更大的反独裁的民主革命正在孕育之中。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终于在11月30日病逝。之所以说“终于”，是因为他的死讯传过多次，尤其是2011年那次，由中资的香港亚洲电视率先独家报导，因为老板王征来自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之父”盛宣怀的曾孙，母亲王云飞是江泽民妻子王冶坪的堂姊妹，这个背景令许多人深信不疑。但后来江泽民复活，死去的责任全推给亚视的下属。估计这个乌龙事件是江泽民的确已经一只脚踏入地狱，然而中共对其领导人不惜代价的令其“万寿无疆”而从地狱门口折返，从此又苟活了十多年。如今已经不是胡锦涛时代而是习近平时代，抢救过气领导人的神奇技术也许弱化，江泽民不得不死。而中共20大前夕10月初江泽民诡异生日照的流出，与这次江泽民之死是否有关？ 江泽民一死，也许“习江斗争”的不时流言可以告一段落，也让习近平对“反革命复辟”放下了心，然而以江泽民晚年的半痴呆状态，他还能在中共政坛发挥什么作用吗？防曾庆红可能胜过防江。因为曾庆红曾经是红二代的大阿哥，也是最后提拔习近平而被习近平反噬的人。不过都到了耄耋之年，还能做什么？ 接下来的好戏却是习近平如何为江泽民办后事。被习近平整的死去活来的江泽民，在死后却被习近平捧到天上，因为这种虚伪而仍然相信习近平中共的话，或者还为习近平说好话的，如果不是白痴就是巨骗。 江泽民去世的当天，习近平在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会谈时，就首先表示沉痛悼念江泽民，将化悲痛为力量，按照中共二十大的部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不但反江泽民个人，还反江泽民路线，而他的悲痛转化成的力量竟然是进一步推动反击江泽民、胡锦涛的中共20大路线。消费死人，莫此为甚。如果江泽民没死，也该活活气死。 丧礼的规格像毛泽东、邓小平看齐且不必说，那可以是“礼仪”，而把江泽民像蟾蜍那样摆在玻璃棺里供人膜拜更是突兀，是想吸引民众目光转移话题吗？ 关键还在于讣告中如何评价江泽民。讣文称江泽民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这要说多肉麻就有多肉麻。别的阿谀之词且不说，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令人啼笑皆非。从纯理论来说，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开国元勋”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改朝换代的中国式流寇，只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招牌：毛泽东还要背诵几句给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听；邓小平连这个水平都没有，所以禁止讨论“姓社姓资”；而到了江泽民干脆喊出“闷声大发财”，邓小平、李鹏、王震家族带头，江泽民家族紧跟，因此资本家可以入党，党员可以成为资本家，这哪里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习气？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如果这叫马克思主义，那么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叫做反马克思主义？当然，如果认为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根本是假的，那么他们就只是假的不同程度而已。 然而如果要真正还原真面目，应该说，江泽民是中共领导人当中的异类。他是所有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唯一受过西方完整教育的领导人，也是受过“民国教育”的领导人。所以他能英文背诵美国总统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他也能唱中华民国国歌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他还是多才多艺者，会说数国语言，还会弹奏钢琴等多种乐器。他宴请世界三大男高音，与他们高唱《我的太阳》（O Sole Mio），他还曾表示喜欢美国黑人民歌、福斯特的《故乡的亲人》（ Old Folks At Home）。他去参观莫扎特故乡萨尔斯堡时，居然不顾规矩坐下去弹奏仅供参观的莫扎特使用过的钢琴，使在场的奥地利总统十分尴尬。然而他弹奏的不是莫扎特《费加罗的咏叹调》，而是中国红歌、歌颂两把菜刀起家的土匪贺龙的《洪湖水，浪打浪》。也正是这个矛盾，使江泽民明明喜欢西方文化艺术，却反对和平演变，反对思想“西化”。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就在暗示西方文化就是先进文化，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中共要奉行的，也是自己家族与党羽闷声大发财的理论根据，却又无法明说而被写入党章、宪法显得不伦不类。这就像习近平走回文革却还赞扬江泽民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不伦不类。 中共20大与江泽民的逝世，似乎象征改革开放时代的结束与闭关锁国、贫穷社会主义时代的再开始。然而上述的种种矛盾仍然存在无法解决。这显示了没有理念只有急功近利的中共，在这种矛盾下还能混多久？ 如果说“亲美”的话，邓小平是假亲美，骨子里仍是中共土包子的反帝排外；江泽民是真亲美，西方文化渗透到他的细胞里，然而他身在中共这个庞大的绞肉机器里，需要自保；不但要支持六四对学生的屠杀，还要在1995年发动对台湾的军事演习而打破“和平统一”的诺言，还在1999年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对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的偷抢拐骗也是在他这个时候大规模兴起。然而与现在习近平公然称帝与战狼外交相比，却又显得江泽民“文明”一些。 历史无法假设，然而假设恢复终身制的是江泽民而不是习近平，他的“三个代表”后来会怎样发展，中国会完全走入“裙带资本主义”而与封建王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隔绝吗？个人或派系的力量能够像苏共那样冲破中共这个体制吗？中国的民众能够与苏联的民众那样冲破保守势力而支持改革吗？ （全文转自光传媒）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如今可能前所未有地感到沮丧。尽管他顺利获得总书记第三任期，并且借疫情后的外交秀在国际社会风光了一把，但他的真实危机在国内，而且挑战存在于他十分看重的年轻一代。 习近平被喊“下台” 向国际政要吐苦水？ 与世界各国温和处理新冠疫情不同，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极端、暴力的清零防疫，引发的人道灾难一个接一个，中国人真的忍无可忍了。 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大火因疫情封控致严重伤亡，自26日起，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南京等几个大城市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全国近百所高校大学生参与抗议。人们举白纸悼念新疆火灾死难者，反对疫情封控措施，上海抗议者更集体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官方除了抓人、封网、查手机等维稳动作，还释放一些愿意放宽防疫措施的信号，但没有任何对这场被称为“白纸运动”的抗议的直接回应。 12月1日，欧盟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举行会晤。《南华早报》12月2日报导说，习近平向米歇尔解释了为什么最近中国会有抗议，“他声称在疫情流行三年后遇到了问题，大学里的学生或青少年感到沮丧”。 这是习近平首次谈到“白纸运动”，尽管只是通过大外宣媒体报导出来。按此报导，习强调了年轻人的沮丧，但他强调人们不满的是疫情，避开了人们对清零政策这一恶政的批评，也回避了人们举起的白纸背后，涉及对人权、民主自由的诉求，包括要共产党和习下台。 笔者认为，抗议的学生根本就是愤怒，而真正感到沮丧的可能是习近平本人。习被满朝文武捧晕了，一直以为人民都拥戴他，以为年轻人都喜欢他。但这次似乎收到了实料，有人在喊他下台。清零政策骑虎难下，令习前所未有地沮丧。 而进一步令习感到沮丧的是，中共历来重视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洗脑，在习上台后又得到加强，如今看来洗脑成果不堪一击。 年轻人的觉醒对应中共洗脑术的破产 在最近这波白纸运动中，成都一名女生在演讲中质问中共：“中国共产党是黑社会吗？为什么不让人们说实话？为什么？” 女生说：“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其它国家会说我们中国没有人权，我在2022年才体会到，这个时候才体会到我们真的没有。” 这位女生点明自己的思想转折点，正是中共推行的清零防疫政策令她觉醒。之前，她应该是相信了中共所宣传的“江山就是人民”之类谎言。 海外多国高校的中国留学生近日也声援中国国内抗议，纪念新疆死难者，要求给中国人民自由。他们有些原来也是支持中共的小粉红。 参与抗议的中国留学生，许多人都戴著口罩，但也有露脸者。他们带上写著“中共是纳粹”、“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等标语，将中共五星旗等同于纳粹时期的标志，以及呼应先前四通桥抗议横幅上的“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等内容。 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等海外中文媒体，最近采访了许多在海外参与声援白纸运动的中国留学生。 其中，在英国留学三年的伊芙琳表示，在“四通桥勇士”彭载舟（本名彭立发）在北京街头挂起“要自由、要尊严”横幅后，她决定起来行动。 伊芙琳还说，从前她总以为中国留学生中，“小粉红”占的比例较多，然而自从四通桥事件后，她看到不少留学生开始转变，更多以往沉默不语的留学生不再惶恐。 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实名露脸声援中国”白纸运动”的王涵，今年25岁，他说，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和武汉疫情爆发时方斌等人曝光的当地惨景，促使他立志参加社会运动。 这些留学生的思想变化，基本上是因为经历这些事件的冲击和洗礼：香港反送中、铁链女事件、上海封城、四通桥事件、中共清零的贵州转运大巴翻车、新疆大火封控下的死亡…… 今年5月，一位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曾对大纪元表示，经过铁链女事件，再到2022年上海封城，现在九成的上海大学生都清醒了。 共产党并非一般的政党，对党徒以及一般民众的洗脑都是邪教式的强制做法，手段或硬或软。在旧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多时之后，如今这套邪教洗脑内容换上了习近平思想的新包装，号称“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中共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研究机构、省市、高校内建立了10个“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这种所谓的研究中心，到目前已至少18个。 2020年秋季学期，37所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所在高校，全面开设习近平思想概论课。 2021年是中共建党百年，当局大力推行红色教育，小学生开学式上就要上党史课，中学生加强封闭式的洗脑军训。对于高校学生，习近平亲自上阵，在清华大学放话，提出要大学生“又红又专”。这一用词令人想到毛泽东时代。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周慧琳去年4月22日在中宣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重点抓住党员领导干部和年轻人这两个关键人群，强调党史教育要做到“入脑入心”。“入脑入心”听起来就很恐怖，也只有邪教才会这样做。 习近平去年5月在共青团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要求青年团要“培养和发展党员，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他还呼吁共青团员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在中共的洗脑教育下，的确有部分中国年轻人对中共政权实力盲目自信，对西方人怀有敌意，他们被称为“小粉红”——在网际网路为中共站台的年轻民族主义者。 但人的天性是热爱自由的，中共“墙国”的孩子们一旦接触到外界，了解到历史真相，接受普世价值，中共洗脑的成果会瞬间崩塌。 身处国内或海外的小粉红，随著时局变化而觉醒的动向，令当局深感不安和恐惧。 那些中共眼中的年轻“反贼” 近几年，中共对年轻一代的洗脑术破产，具体实例已有许多： 参与撰写新疆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报告的澳籍华裔前记者许秀中，她被中共媒体形容是“极端反华败类”。不过，大学二年级才到澳洲留学的许秀中就指，自己曾是民族主义者，但在澳洲亲身采访过受迫害的中国人，令她反思自己的立场。 流亡欧洲的中国青年王靖渝，因在微博发帖质疑中共官方有关中印边境阵亡士兵的说法，被中共跨境追逃。他在声明中说，不希望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国家。他说中共的教育是从幼儿园就开始编造事实，坑蒙拐骗，“这个邪党，迟早会亡”。 2019年3月，来自中国山东的台南嘉南药理大学21岁陆生李家宝说，他们从上学到考研过程中，都要考政治。“共产党说的都是假的！”“当我初入社会之后，发现这个社会并不像共产党在学校里描述的那样，内心里对共产党厌恶透顶。” 华人女导演赵婷，1982年在北京出生，十几岁赴英国伦敦。她凭电影《无依之地》成功获得2021年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中共为自己贴金，称赵婷是“中国的骄傲”。但赵早年对一家电影杂志说：“我在中国长大，那是个遍地谎言的国家。我小时候得到的信息，后来发现都是假的，并让我变得很叛逆。” 这几年还有太多的案例，难以收集。而这次中国反清零抗议的国内大学生人群，以及海外参与声援的中国留学生人群，集合了众多中共眼中的“反贼”，这是最新的中共洗脑术破产的明证。 中共瞄准更小一代 但历史还会给它时间吗？ 可能因为受到部分年轻人觉醒的冲击，中共也感到现在大学生难控制，早已瞄准更小的一代。中共中央去年罕见发布官方文件，要求少年儿童要“听党话、跟党走”。上海市教委去年发布的《2021课程计画》规定，把“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变成中小学生必修课，而且还要学习“习思想”学生读本。 英媒《金融时报》去年报导称，从幼儿园到高中等教育机构，在按照高层指示，积极招收马克思主义专业的毕业生，教导年仅10岁的学生学习习近平思想。 当局又下令设立中小学课外读物12条负面清单，所谓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污蔑、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英模人物，以及涉及宗教的都要清理。 但是习近平可能来不及了，因为中共暴政的命本身也长不了，其内政外交危机，已经到达临界点。 另外，中共也低估了中国人未曾消失的内心善的力量。尽管经历文革大革命和六四屠杀，以及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的打压运动，在新一轮以动态清零为名义的全民迫害性运动中，许多人一度麻木、无奈，海外观察也对中国的未来感悲观。但是最近的白纸运动，那些高校学生的正义感和勇气、行动，令人们感到鼓舞。 参与抗议的年轻人正在遭受中共的打压，多人传出失联，他们需要海内外继续关注和声援。但无论接下来白纸运动能坚持多长，中共对中国年轻人洗脑的破产，注定这个专制政权倒台的大戏已揭开了帷幕。 （※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习近平对江泽民的身后评之高，丝毫不亚于25年前江泽民主持的对邓小平的盖棺定论。但那份《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中对江泽民主动退出领导岗位的高风亮节之赞，似乎句句都是在打脸习近平。 以96岁高龄去世的江泽民是中共政权结束老人政治之后的第一位名符其实的党政军一把手，所以习近平为他施以国葬理所当然，但显然是事先早已经准备好的那份盖棺定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对江泽民的评价之高，以及彭丽媛将军亲自陪同习近平偕文武百官在北京机场为江泽民迎灵的哀荣之倍、规格之高，还是令笔者感觉有些吃惊。因为习近平上台十年以来，从比肩毛、邓到自诩毛氏真传，给外界以彻底忽视了他与邓之间的江与胡的强烈感觉，再加上一个多月前刚刚发生的二十大全体大会会场上把前总书记胡锦涛强行驱离的惊恐场面仍还历历在目，就更让笔者预料他习近平无论对江泽民还是对胡锦涛的迟早都要发生的去世采取尽可能敷衍的态度，没成想他还亲自带上彭丽媛冒着刺骨的寒风在北京机场鞠躬90度为江泽民迎灵。更没成想他对江泽民的身后评价丝毫也不亚于25年前江泽民对邓小平的盖棺定论。 众所周知，江泽民是中共政权册封的所谓“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该称谓源自于邓小平1986年6月16日在家中召见江泽民、李鹏等人的“政治交待”。 邓小平当时的原话是：“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这无疑就是对江泽民丧事办理规格的最原始依据。 在中共政权的执政史上，于江泽民之前以《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形式正式公布领导人去世的消息只发生在毛泽东和邓小平去世之时。现如今习近平安排江泽民比肩毛、邓，具体到总体评价的部分，大都是照抄了25年前江泽民为邓小平的去世发表的那份《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对应段落。 25年前江泽民主持的给邓小平的身后评价是：“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25年后习近平主持的给江泽民的盖棺定论是：“江泽民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对比之后便不难发现，这两者之间在大部分雷同的前提下，关键的不同之处是没有出现邓小平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说法。而现如今在为江泽民发表的《告……书》中正式明确他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由此而引发了的问题是：那日后给胡锦涛的《告……书》中该怎么写呢？ 我们都知道胡锦涛无论是于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接替了江泽民总书记职务之后还是于2004年接替了江泽民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之后，一直都没有像之前的江泽民那样被党内称之为“核心”。 郑永年先生6年前曾有文章分析道：十六大之前，中共的表述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六大之后改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十八大一方面延续了这个提法，即“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但少了“领导集体”的概念。现在看来，十六大没有确立胡锦涛为执政团队的“核心”，非常欠缺考量，甚至有很大缺陷。当时的情况是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需要，因此特别强调“领导集体”，但对党内民主和领导核心之间的关系没有足够的认识，制度设计跟不上，不能在领导核心和党内民主之间实现制度平衡。结果，党内民主发展了，但权力核心不见了。没有权力核心，党内民主很快就演变成为顶层“分封制”，政治局常委“一人一块领地”，权力过度分散和制衡。结果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郑永年先生的这一分析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传达了王沪宁等人的真实想法，也是为胡锦涛之后的习近平为什么重新自封“领导核心”的诠释。但也为日后习近平如何盖棺定论胡锦涛留下了难题。 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之后，外界有所谓中共“第四代”的说法，但中共政权自己没有如此界定江泽民与胡锦涛之间的所谓“代际”。习近平上台之后，所谓“第五代”的说法即使在海外政评界也只是被零星使用过。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江泽民和习近平这两个“领导核心”之间的胡锦涛到底算什么？ 当年邓小平在自称自己是第二代核心时说过，他和第一代核心毛泽东之间的那个党主席华国锋算不上一代，因为他华国锋“没有自己的东西”。 如今眼看习近平对“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已经给以了极高的身后肯定，那么日后他习近平在评价自己与“江核心”之间的胡锦涛时，是不是会效仿邓小平对华国锋的轻蔑态度呢？此其一。 其二，只要他习近平还在台上，相信总有一天也会发生的日后对胡锦涛的后事处理表面上仍然还会出现中共执政史上的第四份《告……书》，但内容中的具体评价不会令他胡锦涛比肩邓、江，更不会把他胡锦涛形容成为“第四代”的什么什么。 当然，无论是25年前江泽民对邓小平的身后评价还是如今的习近平对江泽民的盖棺论定，都没有说他们是什么“思想家，战略家”，因为这是习近平留给未来的自己用的。 在为江泽民的盖棺定论中，还有一处令笔者颇感意外的内容就是毫不隐讳对江泽民主动退休的大力称赞。内容是：“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事关党和人民事业的重大战略问题。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为了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为了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他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并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以利于促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党中央同意了江泽民同志的请求。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繁重考虑，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同志留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后，江泽民同志全力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尽心尽力履行党中央交付他的职责。二〇〇四年，江泽民同志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又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深谋远虑。” 这一段描述，也是对应着25年前江泽民对邓小平主动退休的高风亮节的夸赞。当时的那段原文是：“邓小平同志早就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本人几次恳切地表达了退休的愿望。党的十三大决定同意他不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留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十三届五中全会又决定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邓小平同志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读罢如上内容，人们不禁会说，相比第二代领导核心和第三领导核心的主动交班，对如今习近平的所作所为该是多么大的讽刺啊？ 试想，面对习近平当局对全中国人民实施了最严格、最疯狂的通信监控，想出了人手一张白纸表达无声抗议主意的中国人，如今也不约而同地在各自的手机微信里张贴夸赞江泽民主动提出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的《告……书》内容，监管机构该如何应对？ 江泽民去世的第二天，中共大外宣，原多维新闻网在香港的分支《 香港01》适时发表了一篇颇耐人寻味的评论文章《当人们缅怀江泽民时 究竟在怀念什么？》。文中说：“江泽民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在今天这样的时间节点去世，像极了一个巨大的隐喻，因为就在几天前，上海街头爆发了罕见的反封控抗议活动，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着愤怒与不满，而江泽民逝世的次日，即是武汉通报首例不明原因肺炎三周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三年后的今天，面对内外挑战，虽然决策层信心满满，也做好了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重大考验的准备，但民众层面，群情不安的情绪却在各个阶层蔓延。人们的普遍困惑在于：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当江泽民时代致力于推动的党的正规化、制度化、现代化中断，当经济发展减缓甚至停滞下来，当社会和舆论的空间一再被限缩，人们还可以继续抱有对中国的期待吗？” 笔者相信很多中共体制外的人士都不会认同如上这篇大外宣评论文章中对江泽民的褒扬，但必须承认的是，该文是在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习近平。大外宣的文章能够如此露骨地表达对习近平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足以证明习近平的种种劣行已经在中共体制内强发了强烈反弹。 特别要指出的是，如上大外宣评论文章中中所说的“当江泽民时代致力于推动的党的正规化、制度化、现代化中断”，指的就是习近平复辟了毛泽东时代的最高领导人物终身制。 话说2004年9月19日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终于完成了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的军委主席职务的交接。本人不是十六届中央委员，当然也不是本届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成员的江泽民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只是仿效当年的邓小平，在中央全会结束之后到场接见了全体与会者。 该四中全会闭幕的次日，江泽民和胡锦涛双双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上第一个讲话的江泽民说：昨天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同意我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决定由锦涛同志挑起这副担子。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出发，我就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并退出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十六大上，我把总书记的班交了；在2003年的人大会议上，我把国家主席的班交了。当时，中央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自那时以来，我一直期望着在适当时候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这个班交给锦涛同志，有利于党和军队事业的长远发展，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从党的十六大到这次全会，我们党、国家、军队的高层领导完整地实现了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 继而，胡锦涛在讲话中说：江主席作出这个（交班的）重大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为我们党、国家、军队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江主席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而这个所谓党、国家、军队的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主要内容就是五年一届，十年一代。十年一代的意思就是，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党内职务都只能连任两届；以及最高任职年龄限制等。所谓的“七上八下”，就是这段时间内形成高层人事更替的潜规则。 现如今呢，习近平在完成了10年两届的任期之后，新华社居然代他大言不惭地声称：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证明了）要确保党的事业接续发展、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持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长期稳定—-由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考验、斗争历练的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继续掌舵领航。 江泽民去世之前如果神智都还清醒的话，真不知对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会做何感想！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从2022年11月26日开始的遍布中共沦陷区的反对“清零封控”的抗议行动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上海人民喊出的“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得到在场民众毫不迟疑地齐声附和，凝聚了“全国人民苦共久矣”的共同感受与高度认同。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沦陷区问题的总根源，确实切中要害。这不仅标志着沦陷区人民的认识跨出了历史性的关键一步，也意味着开弓没有回头箭。今后中共与中国人民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将走向公开化，必须直面，无法回避或者“模糊处理”。 事实上，不仅是在上海，与此同时在其他省份地区抗议者也不约而同地喊出了“不要独裁要民主”、“不作奴才作公民”、“不要核酸要自由”、“救中国，反独裁”、“不要皇帝要选票”等等振聋发聩的口号。从这些口号和抗议者呼喊“马克思、恩格斯才是境外势力！新疆大火是境外势力放的吗？贵州大巴车是境外势力推翻的吗？现在是境内势力不让我们聚集!”强有力地反击中共害民贼试图利用“境外势力”煽动民族仇恨的惯用无理说辞言论中，我们看到了中共暴政多年来的洗脑宣传和信息封锁的失败。这个结果不仅是国民认知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提高了自由世界人们对沦陷区人民真实认知的认知。毕竟之前，他们若不能直接接触到中国人民，仅仅从被中共审查过而剩下的网上支持中共的信息作判断，很容易被误导得出错误的结论。 对此我们要看到：为了公开说几句话而坐牢几年几月“得不偿失”的背后原因。之前，沈从文对沦陷区社会的看法一语道尽本质：“哪有什么民族劣根性，都是无良的社会制度逼的。” 尽管这次抗议规模空前，实属33年来的首次，可是在看到它巨大进步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所在，很多中小城市的人们仍在无声的接受中共的奴役，甚至不知道这几天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跨越各省遍及全国、在世界多国得到声援的抗议行动。这说明中共的信息封锁在沦陷区仍然很有效，必须设法将其打破。若这次抗议拓展到基层的地区县城乡镇，距离中共暴政的倒台就不远了，“共产党下台”就会一语成谶。 总之，在“时空伴随”、“天眼工程”、“面部识别”等“大数据”无处不在的监控下都没能阻止人民跨越省市至全国的抗议浪潮，今后无论中共怎样反动，也无法阻止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人民一旦觉醒，就绝不会再甘愿为奴。中国人民面对暴政，不再恐惧，恐惧的就是中共独裁者。未来只要中共还能和人民共存，他就会不断压缩人民的空间，剥夺人民的自由与人权。为了子孙后代的自由，我们必须携手努力把中共彻底清零。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