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美女如云
2026 年 8 月 8 日
我在2022年1月2日的专栏文做过一个预测，2022年中国不会好，中国人开始要真正过苦日子。不幸被言中。当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认为有四大原因让中国日子难过，一是2022年外部环境和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让好起来的因素没有出现，二是中共20大有可能产生某种于习近平不利的变数，三是民众对习的政治高压到了某种程度的物极必反阶段，四是2022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大概率会比2021年困难。现实表明比我的悲观预测还糟。 中美关系会趋缓 不过我觉得2023年中国的形势可能要好于2022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2022年实在是太坏了，特别是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差的，比八九六四后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还要坏，2023年不太可能出现比2022年更坏的情形，因此只能往好的方向走。但是，虽然可能有好转，可日子依然难过，这一点不会改变。 具体来说，2023年中国可能好于2022年的因素主要有：（一）中美关系在2023年总体会趋缓，尽管对抗依然会进行；中国跟欧洲，还有日本和澳洲的关系都会得到一定程度改善，整体国际环境会比2022年好。（二）中共二十大尘埃落定后，围绕著人事和路线的斗争暂告一段落，2023年是二十大后的开局之年，新班子要有点新气象，这是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的。（三）因为2022经济实在太差，2023年要拿出一点像样的成绩，就得聚精会神搞建设，不太可能再瞎折腾，政治环境会有所放松，包括反腐有可能降低力度。 G20会议和APEC峰会习近平忙著见与会各国领导人以及之后的中国外交，预示著中国的国际环境在2023年会有所好转。首先当然是最重要的中美关系2023年可能不会变得更不稳定。虽然美国新的国会开始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可能的访台，以及台湾政策法的审议出台会给美中关系带来新的考验，甚至引发中国山崩海啸般的反应，但布林肯的访华至少会使两国关系在上半年保持稳定。另外，中国会把外交的重点放在欧盟、东盟、中东、非洲等地区。法德会继续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澳洲和中国关系改善的力度会相当大。两岸关系因台湾临近大选以及受美国因素的影响，依然会处于紧张状态，但2023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很低。总之，为发展经济，中国会努力使自己的地缘政治环境好一点。 权斗不会影响大局 相对外部环境，2023年中国好坏与否的更重要因素在内政。只要内政尤其党内高层不出现大的问题，危机就可控。从这个角度看，二十大新的领导班子的选出消除了围绕著权力博弈的一大隐患。虽然党内和社会对习将亲信塞进政治局，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习氏班子很不满，但不满归不满，木已成舟，只得接受这个结果。党内高层的权力大博弈，要等到几年后的二十一大前。而对以李强为首的新班子来说，为了证明他们确实有能力把中国搞好，不单是因为和习的关系密切才上位的，也要好好的表现，不让习失望。从习而言，他所以不考虑党内多数领导干部的感受，硬要组成一个信得过的“内阁”，一个出发点是在高层排除杂音，让他们一心一意地干事，免得拆台和牵扯，花费太多精力协调不同意见。当然，2023年要完全排除党内权力斗争也不可能，只是说，即使有权斗，也不会影响大局。 2023年中国最大的政治是如何搞活搞好经济。经济是根本，是中心工作，这话放在过去几年是不可能的话，2023年习不得不收敛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想法或者野心，集中精力救经济。迄今为止，中共的合法性还是来自经济，习的一切抱负都要经济做后盾和支撑。经济好，一好百好，经济坏，一坏百坏。要不是2022年的经济实在不行，仅仅面对封控出现的抗议，习可能不会退让，放弃清零，放开疫情管控。但如果经济出大问题，轻则连政府的运转都会成为一个麻烦，重则出现连锁反应，被强力压制的各种矛盾都会被激化，社会的危机和动荡很可能不可避免。虽然出现这种情况政府可以用暴力镇压下去，可要知道，暴力也是要用钱的。没有钱，暴力都难以为继。 所以，当经济坏到威胁中共统治后，习不得不妥协，重以经济为中心。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发出这个信号。但是，由于过去几年习对私营经济和资本限制得太厉害，伤了企业家们的心，一时半会很难让他们相信当局的诚意。故2023年的经济工作并不那么容易做的，而这正是对新班子的考验，除在经济政策上做出大的调整和转向外，恐怕还需要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比如是否可以请马云回来重掌阿里，或者让他的蚂蚁金服再上市，又或修改宪法，将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提到和国有经济一样高。减少政治上的清规戒律，让官员像过去一样放开手脚去拼经济。 上面只是从一般可能的状况去分析评估2023年。2022年出现了几个意料不到，2023年也不排除在国际国内出现意外导致局势不是变好而是进一步变坏。真出现此种情形，只能说上苍不再眷顾习了。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我在今年初撰文表示，2022年，中国不会好，中国人开始要真正过苦日子。列举了四大理由，一是外部环境和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让中国好起来的因素没有出现，二是中共20大有可能产生某种于习近平不利的变数，三是民众对习的政治高压到了某种程度的物极必反阶段，四是2022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大概率会比2021年困难。 不幸的是，我的这个预测完全兑现，时间老人即将跨入2023年，中国的情形比我预想的还要糟糕，尤其习的形象从高高在上的神坛快速跌落，比预期的还要快。 回顾2022，似乎开局就对习当局不利，一堆坏事情接踵而至。先是湖南湘西女教师李田田事件发生，接着网球名将彭帅指控前常委张高丽性侵一事舆论发酵，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国际网球协会甚至为此还取消在中国的赛程。再下去是徐州铁链女事件曝光，此事更是引起巨大的舆论海啸，并持续了相当长时间，迫使江苏两级地方政府成立调查组，一批官员因此丢了乌纱帽，中共的形象也受重创。要不是此后疫情再起，尤其是上海的封控，这起事件恐怕还要延续一段时间。 尽管如此，这些事件对习只能算前奏，尚未直接冲击习，他还能凭着冬奥会张艺谋制造的流光溢彩的开幕式以及谷爱凌出色的赛事成绩，来分散冲淡它们的不利影响，转移舆论视线，表现他所谓的领导力。然而，抗疫的失败对习的权威是巨大打击，某种程度上成了他的“政治滑铁卢”，虽然他看起来依然大权在握。 习上台整整10年，前5年完成了“核心”地位的确立任务，并将自己的思想写入党章成为指导思想，这是他的前任江、胡都做不到的。但是此时他还不能一言九鼎，大权独揽。十九大让他的权力进一步巩固。正当他意气风发在第二任期要大干一番之际，2018年美中贸易战爆发，美国开始了对中国的围堵。贸易战初期对习的权力是有损害的，国内对他的领导力的质疑开始成气候。但随着中国抵御住了美国的关税惩罚，美中贸易的逆差不减反增，习受损的权力和权威得到部分弥补。不过，似乎上苍不想让他喘口气，要继续消解他的地位，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 疫情三年，习像坐过山车般既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也享受了权力巅峰，但最终从峰巅跌落。武汉疫情初期，由于瞒报和出于让全国人民过一个安乐祥和的春节的政治需要，没有及时防控，导致疫情快速蔓延，随后李文亮医生之死激起大众愤怒，社会和党内的反习势力开始谋划拆台。 在2020年的二、三、四月，应该是习当上总书记后最暗淡的三个月，这从当时官方会议的表述上可以看出。如果疫情不能得到较快控制，他将无法向中国和世界交代，提前下台不是不可能的。故为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挽回信誉，习宣称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以示担当和敢于负责。他实际是要赌一把，赢了重回核心，输了可能地位不保。结果在这一阶段他赌赢了，靠采取原始野蛮的封城措施，终于控制住了疫情的泛滥，并让经济得到较快恢复，而此时，全球其他国家，尤其西方国家纷纷中招，深陷疫情泥潭。 从2020年年中到2021年下半年这段时间，中国被看作国际抗疫的模范生，当局早早在2020年10月开抗疫表彰大会，把抗疫的“胜利”归之于习的卓越领导能力和中共的制度优势，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那段时期中国民众也确实信心爆满，一扫疫情初期的不满情绪，嘲笑西方抄中国的作业。 在这种全民亢奋和一片凯歌声下，习的权力和权威不仅得到完全恢复，而且登上神坛，这集中表现在2021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上。该决议将习领导的十年称之为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伟大十年，把习吹捧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在党内和中国历史的地位与毛并驾齐驱。 可惜成也疫情，败也疫情。习未能很好利用德尔塔病毒的一年多时间对中国防疫形成的有利局面，在病毒进入奥密克戎阶段，及时转向，放开封控。由于担忧开放后感染和死亡人数的激增影响冬奥会的举行特别是中共二十大的召开，当局继续采取清零政策，严防死守，地方层层加码，变本加厉，终于再次引起大众的强烈不满，并导致经济一落千丈。尤其是上海长达三月的封城出现的不可思议的乱像，及其造成的比武汉封城严重得多的人道灾难，让人们失去耐心。 11月初，习当局意识到这个病毒是防不住的，想用小步慢走的方式退出清零，出台了防疫20条。然而，由于在指导思想上不能放弃清零，加上地方政府特别是处于防疫一线的基层部门滥用权力，随意封控，激起了民愤。在这一过程中，乌鲁木齐火灾10人死亡的事件添了一把火，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再也不能忍受这种非人道的抗疫了，走向街头表达抗议，“白纸运动”于是在全国20多个大城市爆发。上海的抗议者甚至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道出了人民的心声。此情此景下，加上经济严重滑坡，当局又出台防疫新十条，完全放弃清零。 但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疫情放开后海啸般的感染让大多数人猝不及防，人们发现，当局原来对放开根本没作好预案，连最基本的相关防治药品都未储备，大众的本能反应便是抢购药品，许多老年人因为买不到救命药而去世。这使得民众特别是那些本来就反对放开的人群对当局非常不满，指责当局撒手不管，在真正需要它的时候对人民弃之如敝屣，习的形象再受伤害。 历史来看，对独裁政权领导人的巨大打击，莫过于他的错误政策在现实中造成巨大灾难，走不下去而不得不撤回，因为独裁领导人常常被政权的宣传机器塑造成天纵英明，从不犯错，是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要听他的指令和指挥，就可以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独裁领导人是人不是神，相反，由于独裁领导人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比一般人更自负，听不进不同意见，被一帮阿谀奉承和投机取巧之徒的片面信息误导，更容易做出错误决策。小错也就罢了，大错很可能导致不可收拾的后果。如果出现这样的大错，那么官方之前把独裁者捧的多高，摔的就有多重。 毛从神坛上跌落，是他发起的三年大跃进造成几千万人饿死，这使得党内原先对他盲目崇拜的官员以及民众开始醒悟，毛终究不是神，他也会出大错。文革十年进一步摧毁了毛在中国多数民众中的光辉形象，以致在他的晚年，党内和社会就在酝酿反叛情绪，等他一死，他的路线就被全盘推翻，亲信包括其夫人也被抓。 动态清零是习在过去三年防疫的总政策，实际也是过去三年实行社会管控的总方针，他因动态清零攀上权力高峰，也就预示着一旦动态清零碰壁不得不放弃，他要从权力高峰跌落下来，就像毛的形象在三年大跃进跌落下来一样。 对习形象造成损害的不只是疫情，还有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出现的前总书记胡锦涛被架离会场一幕。如今，他虽然在二十大如愿以偿开启第三任期，并建立了一个清一色的习氏班子，抗疫的失败看起来并未动摇他对权力的绝对掌控，可从毛的案例来看，他跨过了权力和权威的巅峰期，进入下行通道。毛三年大跃进后经历了一段权力的收缩期，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自我检讨，尽管之后他发动文革，再次封神，但已经是秋后的蚂蚱，其权威在文革中严重受损。 习应该不会因他的清零政策在党内作自我批评，退居二线，但他也难于像毛一样，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运动来扭转不利局面，重新立威，即便他依然掌控绝对权力。换言之，以2022年12月被迫放弃清零为分水岭，习就算还能统治中国10多年，但已经走在下坡路上。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日前习近平令已故总书记江泽民极尽哀荣自有其真情表露的一面，毕竟是江泽民为他习近平的顺利接班，打下了坚实的“维稳”基础。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江泽民在中南海站稳脚跟全靠曾庆红》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过了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因为杨家兄弟的原因，接替了赵紫阳总书记职务的江泽民即使在当年十一月份也表面上接替了邓小平的军委主席职务，但却长期没有抓到实际军权。不过，当时的江泽民却还是及时通过改组武警部队,先把这支“看家”部队迅速壮大并掌在自己心腹手中。 当年把戒严部队的坦克从天安门广场撤走之后，从共产党政权自身的角度如何汲取“六四”镇压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是否曾经与江泽民等人讨论得十分具体,外界没有第一手资料证明,但从江泽民上台后围绕“稳定”二字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具体措施分析,还是能够看得出他们的思维脉络。 首先,当时的邓小平也好,陈云也好,江泽民和李鹏等人也好,无不认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动乱”是江泽民的前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政治上“右”倾,长期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必然结果。所以江泽民上台之后,虽然在经济政策上左右反复,但在政治路线上显然是一直在汲取前两任总书记的经验教训。从“反和平演变”到“讲政治”,江泽民抓“精神文明建设”的那只手从来就没有疲软过一天。 其次,考虑到政治上抓得再紧,经济改革过程中因为利益调整而引发的部分社会阶层的不满情绪,总要找机会发泄,而“经济动乱”和“社会骚乱”一旦发生势必会被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所趁机利用,使得江泽民自上台之后,满脑袋里装的都是所谓“风险意识”。直到他“功成身退”那一天为止,“六四”事件的教训一直都使他江泽民的政治思维随时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的临战状态。 当年江泽民上台以后首先抓的大事之一,便是加强武装警察部队的建设。他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才被对外宣布接替赵紫阳总书记职务的。一个多星期之后，也就是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江泽民便以会见出席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全体与会者的机会首次对外公开露面，,就维护社会稳定问题发表谈话说:“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主要靠我们的公安,主要靠我们的武警。” 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江泽民又在内蒙古武警部队发表讲话说:“就维护社会稳定来讲,站在第一线的是武警。” 一九九一年四月,江泽民在四川接见武警部队官兵时表示:“任何国家,从来没有成天乱哄哄的而能把经济搞上去”;“我们武警部队要时刻做好准备,一有不安定苗头,就要果断地制止,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 一九九二年十月,江泽民所作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特别提到武警部队的作用,这是武警部队建立以来,中共党代会首次把武警部队写入政治报告。 另据当时的中共《人民日报》报道:“江总书记根据武警部队执行任务的特殊性,提出了武警部队在处置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中,要站在第一线、打头阵的思想。” 另外一则信息便是江泽民当时对扩大武警编制和组建武警防暴部队的高度重视。 仅以北京地区为例,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驻北京的武警部队兵员成倍增长。先是在进京执行镇压任务后的野战部队中精挑细选了八千多人,分别补充进北京武警总队下属的十二个支队。与此同时,江泽民又下令于一九八九年底之前完成为北京武警总队在全国范围提前召募近万名新兵的任务。 接着,江泽民又亲自批准于一九九零年七月,从全国各地的武警部队中抽调近六千名精名强将,正式组建起武警部队的第一支“特警部队”,对外号称“中国武警第一旅”,内部编制为北京武警部队第十三支队。这支部队是专门为“突发性任务”而组建的,其兵员不但质量上是百里挑一,数量上也远远超出全国范围内的任何一支武警支队。 1996年2月2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在家中遇害。这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首次有国家级领导人遇害，一时十分轰动。 遇害前的李沛瑶的住处是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4号院，当时这里住着40多位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驻有27名武警官兵，设有6个固定值勤哨位和1个流动哨。院内李沛瑶的相对独立的住所更是有专门配给他本人的一个班的武警官兵轮流换岗，24小时值勤。而作案人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江泽民闻讯大怒，立即下令将武警总部及北京支队的领导班子进行一番大清洗。当时的武警总部还是副大军区级，江泽民借机动议将武警部队由副大军区级晋升为正大军区级,但因为武警警衔最高为中将,是此前人大常委会立法决定的,同时又考虑到公安部与武警部队之间的平衡问题,故武警总部的规格暂时未动。但是,上海、天津、广东、西藏等重要地区的武警总队则由过去的正师级升格为副军级,北京武警总队则由副军级升格为正军级。自此,北京武警总队仅比武警总部低半格,所以它的第一政委系由武警总部副政委(正军级)兼任。 不过，不出一年，武警部队还是随江泽民所愿被提升为正大军区级。一九九八年，中共当局通过修“法“，将武警部队的警衔规定由原来的最高为中将改为最高为上将。 当年北京武警总队自成立之初即被规定基本不从北京市城区内招兵,北京郊区的兵员在其中的比例也十分有限。而发生“六四”事件之后,中共对此做出更严格的规定,北京武警总队的新兵全部来自外地。这就是江泽民所谓“政治保障”的重要体现。 另外,北京武警总队在“六四”事件之后的几年里,其装备更新的速度之快,现代化程度之高,亦令外界难以想象。尤其是特警部队,除配发微声冲锋枪等当时中国国内最先进的致命武器外,还从发达国家进口了最先进的电子空气自卫器、麻醉枪、自动标识发射器等非致命武器。 而依据“六四”事件的经验教训,当时的江泽民“痛定思痛”之后，也下令国内“攻关”，专为武警防暴部队研制了各种各样的现代防暴装备。比如当时由河北邯郸某工厂为主生产出的一种防暴装甲运兵车,不但具备超强防弹功能,而且特别借鉴“六四”事件教训而加装了非常昂贵的高级阻燃材料,当时的平均每辆车的造价即达百万人民币。据说这种车辆,截止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即已经在仅北京地区的“中国武警第一旅”配备了二百多辆。 再者,虽然中共野战军系统中当时也仍只有部分集团军陆续完成了下属陆航大队的组建,但那支“中国武警第一旅”从组建第一天就配备了武装直升飞机分队(相当于野战军的团级建制),而北京人从此时常抬头便可看见的“军用飞艇”,也是该部队侦察分队的先进装备之一。 更令一般人不太可能想象的是,大概是从一九九一或者一九九二年开始，北京地区的武警防暴部队就已经开始配备了一批“装甲布障车”,其特殊功能是可以用每分钟一百米以上的速度,迅速在北京城市主要交通要道的表面上布满编织着有无数个铁蒺藜的钢丝网,令人群乃至普通轮胎的车辆无法越过。 该部队有一位军官当时在朋友中吹嘘说:“国内生产的最先进防暴武器,以及凡是有可能买得进来的国外先进防暴武器,我们部队都配备了。全国范围内,除了正在深圳训练的驻港部队,没有第二支部队能与我们武警第一旅比装备。” 由上述信息足可见出,江泽民等人在“六四”事件之后,无疑是在内部认真检讨过“六四”镇压的成败得失。关于其“成果”与“收益”方面的内容,放在后面讨论,,而从“败”和“失”的角度,应该是深刻意识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调派野战军进城,完全使用战场上对付敌军的方式和手段对付手中至多有几块砖头、几枝棍棒的“暴乱”群众。因而必须对武警部队进行扩编。 其二,野战军进城执行镇压任务,武器的局限决定了部队官兵在面对群众反抗时,只有被动挨打和开枪杀人两种选择。因而必须抓紧建立配备非致使武器的武警防暴部队。 其三,“动乱”蔓延之后才下手,才导致不杀人已收不到阻吓效用的结局。 一九九七年在中共政权为邓小平去世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以及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中,都有一句“战胜一切困难,经过住各种风险”的提法。而在当时的江泽民的内心深处不会不清楚,如果没有“六四”镇压的惨重后果,已经倡导了改革开放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共产党政权日后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要低得多—-无论镇压决策者当时的出发点是什么,结果毕竟是欠下了一笔血债。 反之,当时的江泽民内心同样比谁都清楚,假如没有“六四”事件发生,或者说八九学运是因当局的绥靖手段奏效而告结束,历史也就没有可能会给他江泽民一个入主中南海勤政殿的机会。 另外，当年在大力加强武警部队建设的同时,对于一旦再发生仅仅依靠武装警察部队仍不足以平息的大规模“动暴乱”,江泽民政权还是作好了动用正规军，即国防部队对内参战的准备。但仍然是鉴于“六四”事件中的北京戒严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表现得确实“缺乏经验”,当时的江泽民曾下令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下发过一份《暴乱事件应急方案》,中共中央军委还在这份应急方案后面附加了一份《防暴行动条令》,并通知随此新的《防暴行动条令》的实行,一九九零年七月下发《中央军委关于部队参与防暴行动应注意事项暂行规定》废止。 该新版《暴乱事件应急方案》中要求: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必须限期成立由党政第一把手挂帅,由地方驻军、地方武警部队首长和当地公安、司法机关主要领导组成的“防暴指挥部”。防暴指挥部要有常设办公室,平时由常设办公室主持工作并安排专职人员昼夜值班。各地都要为防暴指挥部拨发专款,迅速添置现代化报警、通讯及其他防暴指挥器材。 文件规定,该防暴指挥部有权对当地驻军、武警部队及公安机关的防暴武器储备、防暴通讯器材使用情况、防暴战备值班任务执行情况等随时进行督促检查,有权对玩忽职守者督促改进并向及时向上通报。 文件要求:人民解放军驻各地部队,尤其是驻守在各大中城市周围的部队,都必须设立防暴指挥部并在原来特种部队的基础上,组建防暴警备队。 文件要求解放军部队平时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要结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爱国主义教育,加入坚决执行防暴行动任务之重要意义的教育内容,力求使部队干部战士在参加防暴行动时,能够充分认识到制止和平息一切暴乱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和平建设的具体任务,在当今暂没有外来军事侵略的和平建设年代里,防止任何形式的国内骚乱、武装叛乱等就是人民军队的主要战斗任务,更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务必要求各级干部在执行防暴任务过程中,既能做到严格掌握政策,又能保证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决不手软。 中央军委在附加的《防暴行动条令》中则具体针对在突发性暴乱事件中地方驻军应采取的行动措施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条令中还详细规定了防暴部队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烟幕弹、催泪弹、橡皮子弹等非致命武器。在如下情况下可以由部队指挥员下令开枪。一,在防暴过程中,如遇暴乱人员持械攻击部队或武装拒捕;二,暴乱分子施行放火、抢劫警告无效;三,暴乱分子持枪对部队或人群射击;四,暴乱分子聚众冲击党政军机关或军事防地,警告和使用非致命武器均未能有效制止…… 条令中规定:一旦发生暴乱,事发地区驻军出动防暴部队时可视情况严重程度,出动防暴装甲车、坦克、装甲车、武装直升飞机和武装巡逻艇等。但是,防暴部队首长只有权力决定是否使用防暴装甲车配置的非致命武器,如遇严重情况确实需要使用防暴装甲车上的致命武器和坦克、装甲车、武装直升飞机及武装巡逻艇上的杀伤性火力系统,必须请示中央军委或中央军委临时任命的防暴总指挥部首长同意。 由此可见，日前习近平为江泽民所至悼词内容中之所以说确实含有几分怀念和感激真情的话，那就是如今的习近平政权的“维稳”硬件，都是江泽民“功成身退”之前打下的雄厚基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正在爆发的COVID（新冠病毒）疫情浪潮。 多位世卫顾问对路透表示，中共当局的突然松绑防疫举动，可能成为拖延结束全球“大流行”的变数。 但更大的变数，似乎更藏在中共隐瞒和撒谎的恶习中，这历来与它试图维持政权稳定有关。 瞒疫招数精致化 从首都北京到全国各地爆发惊人的大规模感染潮，人们在社交简讯和电话中的第一句就是“你阳了吗”。许多海外人士也在交流中提到，国内亲友许多者“阳了”。西方媒体访问到的北京民众说，他们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大都已经感染。 引发人们恐慌的是似乎无准备的整个医疗保障体系。民众抢购药品，医院不堪重负，殡仪馆、火化场超负荷，人心慌乱，商业萧条。 当局12月14日停止了对无症状感染者数据的公布，这是隐瞒疫情的一个关键。 许多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因染疫离世，多家外媒实地采访显示，北京的许多殡仪馆火化了量比过往多很多倍。但中共国家卫健委12月20日通报称，12月19日新增5例染疫死亡；前天死亡2例，全来自北京。这是12月3日以来仅有的两次更新。 除了染疫病例数据和死亡数据被隐瞒，疫情大爆发的时间点也可疑。一般认为疫情突爆与当局突然全面放开防疫有关，但查实在中共“放开”前后的一个多月内，北大、清华大学，已经密集发布33名退休老教授的讣告。 12月19日，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一名北京政法官员称，早在中共二十大期间，北京的各大医院的院内感染就已非常严重，到12月初已经完全失控，但这一切都被官方严密封锁。 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Mike Ryan）12月15日也表示，早在中国松绑清零政策之前，确诊人数已经呈现爆炸性成长，原因是“防控措施本身并没有阻止疾病的发生”。 过去外界担心的是地方政会因怕麻烦而隐瞒疫情，现在来自中央政府的说法显示，隐瞒来自最高层，而且手法精致化。 12月20日，中共专家王贵强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会上解释，只有病毒导致肺炎及呼吸衰竭死亡才归类为染疫死亡。 这是中共当局更新的一个新冠死亡的指导方针，与世界其它国家不相同。这间接说明了中共公布的低死亡人数原因。 据美国官方标准，只要新冠病毒是导致死亡原因的一部分，就可被列入死因。当然，若一位阳性患者死于车祸，新冠病毒不会被列为其死亡原因，除非体检医师认为车祸的原因是来自新冠病毒。 英国官方公布的确诊死亡病例，也包括任何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但可能死于其它疾病的患者。 即便在香港，核酸或者抗原阳性者，在报告阳性的28日之内死亡，不论直接死因如何，皆计入新冠病死数。 这些归类方法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意见的大致相同。 中共现在公布的染疫死亡标准，其实是一种“高水平”的隐瞒手法，是历年隐瞒方法的精致化表现。 67岁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著名设计师吴冠英12月20日死亡，《北京日报》仅称“因感染重型感冒去世”。而其他一大批名人离世，官媒报导也基本没提新冠。但大陆网友在相关帖子中许多都提及此病。 根据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预测，到2023年，中国这波疫情可能导致超过100万人死亡。但基于中共的隐瞒，这些“多出”的数据，不可能出现在中共官方资料中。 中共骗术遗祸世界 在2003年的SARS疫情中，中共自己承认的针对疫情的隐瞒或撒谎骗术，早已为世界所见识。 2019年底从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也因为中共的隐瞒而迅速扩散世界。当时武汉的市长周先旺曾有一个经典的向上甩锅动作，指地方政府没有及时披露疫情信息，是因没有中央授权。 2020年的中国疫情暂时平息后，习近平曾自称打赢了这场的“人民的战争”，以封控为特点的清零政策成为他自夸的本钱；当年9月，他还在联合国强调中共的制度优势。 如今习近平放弃清零，等于无声认怂。但世界正担忧，新的灾难，会再从中国扩至世界。 中国目前传播的变种是全球主导的新冠变种Omicron及其分支，但也可能继续发生变异。中共官方12月20日称，中国一共有130多个Omicron的亚分支。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病毒学家汤姆皮科克对路透社表示，尚不清楚中国的疫情浪潮是由变异驱动的，或者它是否只是代表遏制的失败。 和之前中共为了维稳政权和强化控制社会，因而宣传病毒的恐怖不同，当局现在瞒住疫情规模和严重性，同样是为了保政权。因为大规模的死亡，有损其所谓制度优越性和党的“伟光正”形象。 在防疫政策转向后，党媒《人民日报》12月15日就发文《三年抗疫，我们这样同心走过》，宣传中共所谓三年“抗疫成就”，多次明确为习近平辩护，声称习中央“因时而动、顺势而为，抓住时机优化疫情防控政策。” 文章还推卸政府应担当的保障民众健康责任，称“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守护的第一责任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有奴才式帖子回应称，“国家保护了我们三年，已经尽力了。” 从暴力清零到，到瞒疫，再到虚假宣传，歌颂领袖，一切都像毛泽东时代“大跃进”的轮回。 中共放弃清零，以及北京这波巨大感染潮均充分证实，“清零”根本不可能，只是独裁专制政权的空想和无耻的统治骗术。 国际上的批评，中共会以内政问题掩堵；对内，它靠封锁消息和撒谎的精致化，让人们在温水煮青蛙中失去抗争热情。虽然部分民众感知到谎言，但是中共会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强力打压。只是，这种维稳状态是不会长久的。 彻底“躺平”背后是政权危机 中共二十大前，就有不少分析者认为，二十大后清零会松绑，因为清零只是政治维稳目的，主要是习近平要控制一切，保二十大连任。 今年初以来，世界各国根据病毒演变，陆续采取“与病毒共存”策略，让社会平稳进入后疫情时代。而中共坚持了长达三年的清零封控政策，导致人道灾难不断。今年上半年的上海疫情同样是Omicron，这本来是中国跟世界各国一样学习与病毒共存的机会，但是当局采取全面封城。 一如所料，10月下旬的二十大上，习已成功夺取第三个任期，其后当局果然开始部署放宽防疫。11月10日，习在政治局会议上，虽仍坚持动态清零，但另一方面又说要推行“精准”防疫、避免一刀切。政治局会后第二天，当局即宣布“20条”放宽措施，各地在观望中摇摆，引发富士康员工抗争事件。 直至11月24日新疆火灾因封控致严重伤亡，反清零抗议的白纸运动全国爆发。民众愤怒地集体喊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口号。 12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不提清零，次日抛出“新十条”，突然全面放松防疫。 一般相信，清零政策突转，正是因为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巨大反抗，另一方面是财政困难，清零难以为继。在民愤、抗争和严酷的事实面前，为了保政权稳定，习近平不得不转向。 救经济成效难测 整个2022年，是民怨积压和爆发的过程，包括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上海封城更是民怨滔天。对照中共建政后的“大跃进”引发“三年大饥荒”和历次运动，它一贯是不看重人命的，直至经济频临崩溃，文革才收场，转向所谓“改革开放”。经济层面的危机，才是中共最害怕的动摇政权根基的因素，今天也一样。 在防疫松绑之后，为期两天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6日结束，会议承认“国内经济下行”，定调2023年求“稳”，“做好经济工作”，特别提到支持民企，“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党媒在会后还放出习的口风“我一贯支持民企”。浙江新任书记易炼红12月18日赴民企阿里巴巴表支持。 看过海外网上的评论，人们对比中共近年对民企的打压，相信当局真正转向的人并不多，多认为只是权宜之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不提压制中产和富裕阶层的“共同富裕”口号，但中共财长王昆两天后在党媒《学习时报》发文大谈“共同富裕”，并称要做大国企，没提税收占比超过五成的民企。光从这一点同期释放的相反信息，企业家们就不会相信中共的话。 笔者近日和国内的亲友通电话，得知他们厂里两百多人染疫，员工都跑了，工资也不要。相信这种情况应该不少，特别是民营企业。这波疫情要烧到何时还是未知数。中国经济将会下滑到什么境地？ 防垮台左支右绌 在防疫政策大松绑后，疫情升温，全民大发烧，但药物奇缺。民众怒问，为什么没准备好药物就突然解封？ 舆论一直是中共政权维稳的关键，但在疫情突爆之际，大陆媒体包括自媒体开始间接揭露真相。当局看来已经管不住了，可能许多管理者也在“躺平”。 医药资讯媒体“赛柏蓝”12月20日刊文，引述行业内人士指出，疫情3年来管制退烧等药物，导致一部分药企和药店已经倒闭；现在突然放宽防疫，众多药企事先并没有接到备货通知，突然要加大生产面临困难。 网传的一个录音显示，北京一家医院领导在内部会议上说：“国家之前忙著去防，根本在治上没有动脑子。” 中共官员有药物特供也被陆媒曝光。 财新网12月20日引述多家企业透露，现在多地政府部门对防疫物资供应实行了行政管制，一部分用来调剂市场投放；还有相当部分产能流向了行政、国企等特供渠道。上海地区的一家医药企业人士称，他们生产的抗原大部分被政府征用，征用后去向不明，企业或个人要预订抗原，得等到30天之后。 中国国药12月15日终于签了代售美国辉瑞口服药的协议。该药在中国医药平台的价格为人民币2,980元，在媒体报导半小时后，线上平台就已搜寻不到该产品。 有网友反馈称:“在中国药店买不到辉瑞治疗新冠的药，但是省督查组、纪委都有这个药。” 还有网友质问：“为什么这种在其它国家由政府免费提供给高危人群的药物，在中国却卖这么贵？”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还在利用洗脑和维稳术已精致化的专制体制，试图维持政权。但是这个体制已是破车一辆，千疮百孔，虽有高科技配置用来封堵，在特殊时局之下也是左支右绌。 其它显示当局左支右绌的情况，还有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日前公开承认自己打了美国的辉瑞疫苗，并称中国国产疫苗安全性“没有充分保证”。河南省驻马店市卫健委的公众号12月6日转发文章，批层层加码防疫主要来自上级指令。文章后来删除，并宣称“误会”。 再者，民智已开，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在一波一波中共制造的人道灾难中，越来越多人清醒。中共的流氓嘴脸也在这次防疫转折中曝光于世界。 世界上的每个人，如何看待中共，如何从思想和行动上和共产党切割，对于避免世界更大损失，至关重要。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抗击大瘟疫，中美制度对决，不仅在药物和疫苗开发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决出高低。经济方面。美国经由疫苗开发、药物研制，以及温和的、劝告式而非强制的人性管制措施，美国社会从容与病毒共存，优先保障民生，很快复工复产，社会快速恢复常态，经济获得恢复性发展的强劲动力。 中国实行极端清零、极端封城的非人性、非人道的极端措施，企图清零病毒，其结果却是破坏经济、毁灭民生，制造海量次生灾害、人道悲剧，未能把病毒清零，而几乎把经济、民生和人命清零。 当美国抗疫把中国抗疫远远甩在后面之后，美国经济增长率超过中国，据称这还是1976年以来的首次。如今，世界上已经很少有人再谈及前些年的热门话题，所谓“中国超越美国”。这证明，单论经济发展，民主的美国仍然击败了专制的中国。 而在抗疫过程中，秉持人性、人道、人权的美国，处处与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权的中共，形成鲜明对照。比如：人民因居家隔离而生活困顿，美国政府不断向人民发放现金，予以补助和救助；但在号称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中国，政府从未给人民发过一分钱。对新冠患者，美国提供免费检测、免费药物、免费疫苗，而这一切，都由政府买单；反观中国，动辄收费，甚至逼迫人民高价卖药。 施打疫苗，美国的顺序是，先施打最高危、最弱势的老人群体，然后才轮到中年人，最后才轮到青少年和儿童。中国的顺序却是，先施打18岁至59岁的中青年阶层，然后才是老人。显示，美国的出发点是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中共的出发点是功利主义和势利眼—它们要优先保住青壮劳动力，而不惜牺牲老人，甚至默认、巴不得老人大量死亡，以减轻政府负担，包括退休金、养老金、各类老年福利等。对应的还有，当权者以疫谋独，也指望疫情、封控和死亡，封杀或终结政治老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而中美两国的决策机制，不仅显示制度的不同，而且直接决定了抗疫结果。中国方面，权力就是一切，权力高于医学、高于科学，权力更高于人民利益、民间疾苦、乃至人民的生命。按照中共领导人亲口所说：中国的清零和封城模式，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不要算经济账和民生账，而要算政治账。经由某人拍脑袋式的决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十多亿人民的命运操之于一人之手。 而在美国，权力受到监督和制衡，医学和科学高于政治，更高于权力，任何领导人，不可能做出悖离医学和科学的决策，只能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并接受监督和批评，具有随时修改的修复能力。换言之，在美国，权力服从医学、服从科学、更服从民意，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真正做到了而不是喊口号的以人为本、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至上。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是一场权力与科学的对决，而科学打败了权力。当然，归根到底，还是制度的差异，也是制度的竞争。中国盲从权力，而美国尊崇科学。其实，抵抗这场大瘟疫，美国本无意与中共展开制度竞争，只是依据民主制度的基本原理自然作为；但有意与美国展开制度竞争的中共，恰恰就败在制度差异之下。如此的制度之争，胜败分明，足以让世人深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当前全世界媒体开始关注中国再度严重爆发的疫情。这个话题迷雾重重，笔者试图探索此次疫情的一些真相。文章标题中的”动态清零”，大家早就听熟了，这是中国政府的防疫方针，目标是社会上不再有阳性感染者；而文章标题中的”反向清零”，是政府结束”动态清零”的结果，但”反向清零”的主导者是病毒，结果是核酸检测阴性的未感染者正被病毒”清零”。所以，从”动态清零”到”反向清零”，就是最近一个月来以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这波疫情的大致走向。 一、结束“清零”导致疫情爆发？ 结束“清零”导致疫情爆发，是最近不少媒体报道中经常出现的说法，中国国内民间也有不少这样的看法。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把因果关系颠倒了。 过去一个月里国际媒体关于中国内政新闻的报道中，按照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可以看到三个新闻热点：白纸抗议活动、中共宣布终止“清零”、疫情大规模重新爆发。按照新闻热点的时间线，很容易让人得出一个印象，即中共结束“清零”政策，导致疫情再度爆发，但实际情形正好相反。 由于中共严厉管制国内媒体和社交媒体，所以国际媒体的中国新闻报道往往有滞后性，这样的滞后性可能误导各国读者；而新闻报道如果漏掉了重要的时间点线索，也会误导读者。 中国的白纸抗议运动11月26日爆发；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2月15日引用中国国内的非官方消息来源报道，11月27日北京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群体感染；12月7日中国政府宣布终止“清零”政策。从这三个重要事件的时间点来看，白纸抗议活动与疫情再度爆发几乎同时发生，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为白纸抗议活动的规模小，只在若干城市的几个地点发生；而北京的疫情在该市16个区里陆续爆发，显然与白纸抗议活动无关。 疫情的大爆发也不是中共结束“清零”政策的结果，因为疫情重新爆发在前，中共结束“清零”政策在后；从新疫情在北京爆发，到中共宣布结束“清零”政策，中间相隔11天。如果以为是结束“清零”政策导致新疫情爆发，就因果倒置了。 事实上，疫情突然在北京爆发才几天，到12月1日的时候，据《北京人》（后面我会介绍这个网上杂志）的调查，北京市民被感染的比率已经达到9%。北京市的人口两千多万，将近十分之一的人11月底就已经阳性了；若按照“清零”政策的规定，北京市必须先把这两百万阳性以及后续还会感染的更多市民集中隔离，实现“清零”。这能做到吗？绝无可能。 所以，可以讲，中南海是面对病毒扩散的沉重压力，防无可防，最后彻底弃守，于是就宣布结束“清零”政策。因此，是病毒肆虐在先，当局被迫放弃“清零”在后；正因为疫情突然大规模爆发，导致当局吹嘘三年的“清零”政策破功，这才迫使12月7日中南海下令废除这个再也无法执行下去的“清零”了。 二、北京疫情与武汉疫情：三个共同点 在依靠手机获取新闻的时代，大家对旧闻很容易淡忘。但如果把这次的北京疫情与三年前的武汉疫情对比，至少可以看到三个共同点，值得我们警惕。 这三个共同点之一是，疫情初期，当局对疫情来源和动态高度保密。2019年的武汉疫情是12月1日出现病例；此后1个多月里当地并无防范，全中国亦无戒备，主要原因是中共对疫情保密。保密的范围包括导致疫情的病毒来源、疫情的危险性，以及避免感染的必要个人防范措施。当时武汉人对汹汹来袭的病毒全无防备；这次北京疫情爆发后，当局依然如法炮制。 其二，医疗卫生系统事先全无准备，只能匆忙应对大批涌向医院的感染者，无论是口罩，还是医用设备，或者是药物，都没有应急储备。因此，武汉疫情和北京疫情一样，都出现了医务人员疲于奔命，病人叫苦连天，很多感染后引起并发症的患者失去了生命。 其三，对疫情的人为异地传播毫无防范。3年前武汉疫情爆发后，据“民航资源中国网”当时公布的数据，从2019年12月30日到2020年1月20日，短短3周中从武汉直接飞往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旅客达11.5万人；还有80万人搭乘国内航班离开武汉，其中很多人到其它机场转搭国际航班出国。显然，当时武汉大批人口紧急出国、逃避疫情，但也把病毒传播到了其他国家。而这次北京疫情进入高峰、正蔓延到西南和华东数省市之时，结束“清零”5天之后的12月12日，国内航班总数与结束“清零”前的11月28日相比，增加了158%，达到7,290个。国内旅客通过快速交通工具离开疫区，又一次加快了疫情的全国传播。 三、北京疫情真相：《北京人》网站的调查报告 当中国政府封锁北京疫情真相时，唯一从中国传出来的相关疫情调查报告来自一个在京外国人的网站。法国《世界报》12月17日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疫情的报道，引用了在北京办的一个英文网上杂志《北京人(Beijinger)》12月15日发布的消息。 《北京人》杂志12月14日对微信群上的一个用英文交流的8千人群组做了一次调查，有3,007个在北京的人回应，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调查很简单，包括三个基本问题：是否感染、感染的时间、症状的程度。 调查显示，9%的人12月1日之前感染疫情，58%的人是12月1日到12月14日这段时间内感染的；只有33%的人尚未被感染。在确诊的人当中，30%有轻微症状，52%的人有中度症状，14%的人有严重或非常严重的症状。 因此法国《世界报》的报道指出，2,200万北京人中，没染疫的人是少数；一个人如果还没被感染，就算幸运者了。该报还引用武汉一位医生的话说，“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专家们已经将他们的灵魂卖给了国家宣传”。 从这次调查来看，北京疫情中，感染率高达三分之二；感染者当中，14%的人症状严重；从疫情爆发仅仅两个星期就全面扩散了，这一波新疫情的感染率是前一段时间感染率的6.6倍。 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北京在这一波新疫情爆发之前，一直有轻度疫情在传播；但11月27日以后到现在，新的疫情正用比以往疫情快6倍的速度在扩散。这暗示了一点，导致北京新疫情的病毒，有可能明显不同于以往的病毒，不见得只是以往病毒的变株。而这种病毒正在全国快速扩散。 四、从中国新疫情看政府的无能 中国的新疫情自11月27日爆发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疫情正在迅速覆盖中国各地。在各地疫情的最新动态逐渐曝光之前，我们从北京疫情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五个问题。 第一，中共对北京疫情的大规模爆发这种危机，竟然迟钝到惊人的程度。 中共虽然是中央集权、个人独裁的制度，但面临危机时，资讯从基层传到中南海，居然非常慢。疫情就在中南海红墙外面爆发，传递资讯到中南海里面，不过是几步之远。既然中共高层无法了解状况，那很可能是北京市的各级干部非常犹豫，不知道到底是要对上面实话实话，还是隐瞒真相。 第二，疫情的再度大规模爆发，让中共陷入严重的政治困境。中共一向强调，“清零”政策让中国有效地防止了疫情扩大，是世界各国中防疫最有效的国家。但北京疫情的突然爆发，狠狠地打了中南海的脸；新疫情证明，“清零”政策根本没用，中央政府所在地就率先成为疫情爆发的新集中地。中共面临解释“清零”政策彻底失败这个大难题，与形成新的防疫政策混在一起，让中南海手足无措。 第三，中国结束“清零”方针，其实主要是被局势所逼。这次中共决定结束“清零”政策，有平息白纸抗议活动所代表的民众对“清零”方针不满的考虑；但更大的背景是，“清零”政策已彻底失败，新疫情的严重局势所逼之下，多半北京市人口都感染了，“清零”政策再也行不通了。 第四，中共不得已让“清零”政策作废了，但新的防疫办法又难产，这就是此时此刻中国面临的窘境，疫情大扩散，中央不作为。中共高层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它找不到办法。 第五，中南海束手无策之际，全中国半瘫痪，听任疫情蔓延扩散。这就是集权政权的最大弱点之一，一旦高层不作为，那全国面对一种紧急事态时会全都瘫痪。这次新疫情的快速大范围蔓延，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五、北京疫情走遍全国？ 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有一个“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它用中国各省和香港的数据预测，中国这一波新的病毒爆发，到明年春天达到顶峰，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口，也就是将近5亿人，将会被感染。 过去三年在全球肆虐的这波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名为COVID-19，它是2019年起自中国武汉，来源很可能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这次的北京疫情爆发之后，中共再度象三年前那样，封锁疫情的真实状况，让世界各国无所适从。 现在，只有开放西方国家的专家到中国直接采样调查，才会有助于对比，究竟引致北京疫情的病毒是不是奥密克戎的变异。但是，中共当局不可能对外开放中国境内的病毒采用和病毒的国际对比研究。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北京疫情爆发后，疫情的传播率是过去一年的将近七倍，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共当局之所以要封锁病毒真相，是担心外界发现新病毒再度在中国流传。这一波北京疫情的元凶，会不会以后被发现是COVID-22？现在谁也不知道。 很明显的是，奥密克戎病毒的衍生毒株在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但没有哪个国家的任何一种衍生毒株，有北京疫情这样强的感染率。因此，北京疫情的发生，其原因很可能并不单纯。而更危险的是，北京疫情正在演变成中国新疫情，世界各国会不会再度受害，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曾庆红曾对江泽民有过救命之恩》中已经介绍了江泽民之所以能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后取代赵紫阳，全因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曾庆红的鼎力辅佐和及时点拨。当年曾庆红在上海的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等于是挽救了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泽民不是在八九年的关键时刻被曾庆红及时提醒,日后不但总书记宝座没他的份,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能够继续坐到退休就算幸运了。所以,他江泽民一旦得势,对曾庆红如果不感谢“救命之恩”的话,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更何况他江泽民进了中南海之后，更需要曾庆红的辅佐。 正因为当年与曾庆红有过这段特殊的经历,所以有海外报刊的分析文章认为:江泽民一是觉得用曾庆红放心;同时更觉得曾庆红其人的政治嗅觉极为灵敏,正是出任中办主任一职最难得的素质。 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泽民入主中南海之初,邓小平特别找他和李鹏等人谈话,强调党内核心领导层的团结问题。谈话间,邓小平还特别举例子说自己当年从四川奉调中央时,连个秘书都不带,以此说明党内不能搞帮派。江泽民嘴上喏喏连声,仍然没有改变将曾庆红带进中南海的主意,以至政界传出他“不带红木带红人”的非议。也正是因为对这种非议的顾虑,加之初进中南海时连李鹏都对他颇不服气,江泽民先是不敢让曾庆红在中办系统“一步到位”,只能先屈就在副主任的位置上。 笔者曾经在《中国民主党通讯》上读到过一篇标题为《曾庆红整肃杨家将内幕》的文章，说是江泽民、曾庆红真正的蜜月开始于1989年六四事件后。当江泽民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江泽民除了诚惶诚恐，更多的是一种前途莫测的感觉，不仅他的夫人王冶坪为他的北上流泪，他自己也似乎预感到重蹈前两任总书记覆辙的风险。因此，当江泽民赴任之时，他向杨尚昆、李鹏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带曾庆红进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尚昆、李鹏答应了他的要求。为什么江泽民不敢只身一人进京？为什么江泽民偏偏要曾庆红与他共行？为什么江泽民不带更获他信任的黄菊进京？最关键的因素有三： 一，胡耀邦、赵紫阳前两任总书记的下场令江泽民胆怯，他设想入主中南海前途凶多吉少，更何况他一点都不熟悉中南海的情况。相比胡赵，江在党内的资历更浅。稍有出错，可能导致比胡、赵更为悲惨的结局。 二，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现，国家大权仍然由这些老人掌握。更何况杨尚昆、薄一波仍然参与着中共中央最高事务的决策，拥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江泽民深感要处理好、协调好这些老人的关系非常不容易。 三，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可谓无功受禄。主导六四事件决策的“头号功臣”李鹏没有获得晋升，内心积怨在所难免。如何处理好与气势逼人、内心不服的李鹏的关系，令江泽民的确无所适从。还有，乔石、姚依林这两位政治局常委资格老，权力根基深，人脉资源广泛，同样难以对付。 这就迫使江泽民尽可能地利用自身能够利用的一切资源，来应对难题，处理危机。一人入主中南海，人地两生疏，没有人能协商，更没有人能帮助出主意，可能很快导致政治上的翻船。因此，当江泽民获悉自己被钦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他第一个念头想到的就是曾庆红。曾庆红从来以完全平等的姿态与江交谈，并且敢于当面纠正甚至否定江的某些想法，这使江对曾刮目相看。江深知曾庆红政治手腕高超，同时还想倚重曾庆红家庭的政治资源和曾庆红本人在北京建立的广泛的人脉关系。 曾庆红的政治手腕得益于他父亲的熏陶。曾山任内政部长时，曾专门花时间苦读大量的明朝、清朝档案，从中体味为官之道。在曾山的熏陶下，并不喜欢读书的曾庆红对明清的宫廷秘讳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阅读了大量的明清档案，据说曾庆红最感兴趣的案例是如何在权力斗争中保护自己、打击异己，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把握时局，化解矛盾，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在巩固权力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所有这些，都在曾庆红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应用了。与其说，当年的江泽民选择曾庆红是基于一种信任，不如说是为了利用曾庆红的政治韬略为其所用。同样的，与其说曾庆红辅佐江泽民是一种无私的忠诚，不如说曾庆红只是利用江泽民赋予的一次机会去实践他的政治梦想。曾庆红清楚，如果他能够成就江泽民的大业，日后必有大成。曾庆红终于找到了那条通向中国最高权力舞台之路。事实证明，曾庆红与江泽民的合作真可谓天作之合。没有曾庆红，江泽民不可能有十三年稳定的统治期。 进入中南海之后,江泽民将大部分业余时间用来阅读中外历史书籍和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在研读和分析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开国元勋的治国、治党的经验和教训时，江泽民发现“文革”后期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之所以受江青等人的利诱，背叛了他在共产党内最大的恩人周恩来，心理原因之一就是抱怨在周恩来手下长期得不到提拔。 汲取周恩来的教训，江泽民绝不能让关键时刻为他立了大功的曾庆红产生政治上的失意之感。正是在这种齐心协心共保红色江山的“党性”和“知恩图报”的“人性”在江泽民心中相互作用的前提下，曾庆红终于得以平步青云，熬成中国当代的“铁帽子王”。 在一九九二年十月闭幕的中共“十四大”上，曾庆红的名字不但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之列，甚至连候补委员都没有排上。所以,当时一度传出曾庆红已经失势的消息。认为虽说曾庆红是当年江泽民自上海带进中南海的“跟班红人”，但“伴君如伴虎”，侍奉权贵者从来都是仕宦前景与政治风险并存。 谁知当时的江泽民安排自己班底时，完全不按共产党此前的“惯例”出牌。十四大谢幕两个月,中共中央突然对外宣布曾庆红接替温家宝中办主任职务,一时间令随时关注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政治评论界如坠烟云雾里，搞不明白江泽民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而据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事实上曾庆红接替中办主任职务的计划早在十四大之前就已经部署好了。而之所以没有将他安排进十四届中委，则是江泽民的“计高一筹”。江泽民考虑到了党内对他带曾庆红进京一事早有微词，同时又由曾庆红的高干家庭背景联想到了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十三大代表落选，陈云长子陈元十四大代表落选的原因，担心如果将曾庆红安排成中委候选人，一旦在无记名投票中被差额下来，再任命他接替中办主任岂不是不尊重大部分党代表的意愿。而等到十四大过后，突然把不是中央委员的曾庆红任命为中办主任，将原主任温家宝委以农业“重任”，此举反而会被理解成“正常人事更替”。 十四大的选举结果一出来，果然证明江泽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中委候选人名单中，内定出任政治局委员的萧秧、内定出任书记处书记的俞正声及内定接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全部落选；安排进候补委员候选人序列后，萧秧、俞正声免强当选，李克强则名落孙山。后来,中共高层只好下令将李克强安排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 笔者注意到，日前在江泽民的追悼会上，1989年6月与江泽民一同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时任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也有出席。就是这个李瑞环在私下里评论当时的那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时，把江泽民和乔石都形容成搞不清他们到底是“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而无论我们今天对江泽民是否具有相当的政治智商仍持怀疑，也必须承认他在自己底气最不足的关键时候，选对了管家。早在上海掌管组织工作大权时，曾庆红“不拘一格降一才”，笼络了以王沪宁为代表的一批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得力表现，就已令江泽民刮目相看。而更为江泽民所依重的是，曾庆红通过自己本身的红色背景与党内主要元老及家庭建立的私人联络，使他进京后身边自然聚拢了一批中共元老子女和秘书，特别是军内的元老子女和秘书。所以,无须江泽民把话挑明，曾庆红进京帮办后首先想到的事，就是一步步帮助江泽民营建起自己的组织班底。 众所周知，因为杨家兄弟的原因，江泽民进京后长期没有抓到军权,但却还是及时通过改组武警部队,把这支“看家”部队掌在自己心腹手中。事后，外界只是看到江泽民把自己在上海的亲信巴忠炎提升为武警部队司令，却没有注意到同时提升的一个副司令和一个副政委的特殊背景。 当时，叶剑英元帅的公子，当年被称之为“太子党”的精神领袖的叶选宁虽然在恢复军衔制的第一时间即已经获授少将军衔，但职务只是解放军总政联络部的副部长。曾庆红跟江泽民进京之后，其中办副主任的职务任命还没有被正式公布，即匆匆先到叶选宁那里拜了码头。此后，叶选宁很快便成了正部长。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之前,武警总部的参谋长王文理是从北京卫戍区平调过来的，此人过去长期担任叶剑英秘书，与叶家关系极深。“六四”后，江泽民把武警部队的司令、副司令，政委、副政委全部撤光。正是因为叶选宁让曾庆红给总书记捎话，时任武警参谋长王文理不但没撤，反而被江泽民一纸命令，提升为第一副司令员。此举不但成功地笼络了对杨家将反感的叶家势力，同时也给众多元老的秘书、子女们很大的安慰。 同时,在曾庆红的鼓动下，当时的江泽民又把原武警总部后勤部的第二政委徐桂宝，直接提升成武警副政委。而此人的背景是前李先念办公室秘书。 纯从逻辑上推理，就不难相信，那些长期在中共政治元老身边担任秘书工作的人，在维护和巩固共产党政权方面表现出的责任心，不会亚于元老们的后代。而深知这一点的曾庆红为江泽民出了这个重用元老秘书的办法，确实令江泽民大开其窍。 而当时的曾庆红助江泽民在中南海站稳脚跟手另一重要运作，就是拉笼当时的中南海镖头杨德中效忠江泽民。 刚进中办时,曾庆红还排名在中办第一副主任杨德中之后。杨氏从华国锋及汪东兴倒台之后，即以“中南海总镖头”的身份，除全盘负责中央警卫工作之外，还按照中共惯例，亲自负责“一号首长”的警卫任务。虽然从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后改为总书记)开始，中共最高决策权一直是以邓、陈两位政治元老“垂帘听政”的方式，颇似晚清的东、西太后掌控光绪。但表面上还必须称总书记为党内一把手。所以,整个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里，杨德中先是亲自负责胡耀邦，后来又亲自负责赵紫阳的警卫工作。而当时直接负责邓、陈二人警卫工作的，则是杨德中的部下，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和牟信智。 正像当年毛泽东尸骨未寒,毛的第一宠臣汪东兴便亲自下手逮捕了毛夫人一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邓、陈两元老决定废黜胡耀邦时，首先是通知了杨德中作好“应变”准备;而决定罢免赵紫阳时，杨德中在赵氏面前的身份立刻由首长的警卫变成了人犯的看守。 正是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这段活教材，令江泽民夫人王冶平女士在刚刚听到丈夫奉命入主中南海的消息之后，不但没有半点夫贵妻荣的喜悦，反而有大祸即将临头之感。 江泽民入主中南海成为“一号首长”后杨德中立刻担负起了对他的保卫工作。如何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保证此后的杨德中不会由江泽民的警卫变成他的看守，也是曾庆红首当其冲的任务之一。详细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再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江泽民之所以能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后取代赵紫阳，全因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曾庆红的鼎力辅佐和及时点拨。 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的上篇文章《十四大前的江泽民 总书记当得比赵紫阳还窝囊》刊登和播出后，一位署名”马年生”的文学城网友跟帖说 ：“江当年奉命入京，没有军方背景的他确实需要邓的威信控制军方。邓当时需要杨尚昆这个国家主席支持。江则通过自己带到北京的曾庆红逐步摆平了军方和红二代，才有实力让邓小平请杨家兄弟归隐。江有曾的协助，还是有福气的。” 其实，当年曾庆红之于江泽民的重要程度，助他江泽民在中南海站稳脚跟还是后话。再往前追溯的话，可以说如果没有曾庆红，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只会终止在上海市委书记那一阶上。 话说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出生于1926年的江泽民本是与出生于1938年的曾庆红同时被安排进上海市委的“第三梯队”人选。当时的曾庆红还是深受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器重的。 当时比江泽民先进上海市委的曾庆红心里非常明白，象江泽民这样即有红色家庭背景,又有个从四十年代末参加中共学生地下党资历者,再加上其曾经留学苏联的红色专家头衔,这一切都决定了曾庆红这一代人被提拔再快,也还要有一个“排排座,吃果果”的先后次序。所以八十年代中期江泽民从北京调进上海市委出任曾庆红上司,并不存在一个曾庆红不服气的问题。但两人之间还是经过了一个从客客气气到配合默契的阶段,而促成两人彻底结为朋党,则是那场八九学潮。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不幸逝世。胡氏是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最开明者之一。中共党内著名马列理论家、“六四”后被开除党籍、流落美国的苏绍智先生认为:胡的民主思想、平民作风以及支持改革、关心群众的形象常为人民大众所称道。他在一九八六年底、一九八七年初被非法的所谓“党的生活会”胁迫辞职,一直是以后人们对中共不满的因素之一。他的不幸逝世自然引发人们的悲痛和怀念。中共领导层对他的不公正评价更引起人们的不满。于是人们自发地追悼胡耀邦,并发展成为重评胡耀邦、批评（当时的）现领导,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制度的群众游行示威。 如果说一九八九年的大学生“闹事”是以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索的话,那么当时上海市委封杀《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事件则对那场“动乱”客观上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正如苏绍智先生日后的回忆和总结中所说:而在悼念胡耀邦过程中,上海方面的“导报事件”,直接加深了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推动了更多的知识界人士参加游行示威。而更多的“六四”参与者在事后的反思中多认为:“导报事件”是八九学潮转为“全民抗议运动”的导火索。 事情的原委是:当年四月十九日,导报驻京办事处和新观察杂志社在文化部联合举行追悼胡耀邦的讨论会。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民主派都有多人参加。会上的发言,都是怀念和颂扬胡耀邦的,除严家其和戴晴的讲话外,都比较温和,没有批评现政权之处。严家其大致讲了党对胡耀邦的不公正待遇,犹如“四人帮”之对待周恩来。戴睛则讲了从陈独秀、瞿秋白到胡耀邦,中共中央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时任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决定导报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的第四百三十九期,全文刊载这一讨论会的所有发言,并抢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正式追悼会之前出版。 此消息由该导报的驻北京办事处首先向境外记者透露，有一份港报于当月十七日把消息登了出来，恰好被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看到。向时任市委副书记曾庆红汇报后,两人预感事情严重,立刻报告了市委第一把手江泽民。然后，曾庆红和陈至立连夜约见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要求调阅导报“悼胡座谈会”的文章清样,阅后即命令钦本立将两万五千字的座谈会纪要删节刊出。而在此之前,曾庆红一直对钦本立表示特别的尊重,在公众场合见面,从来是以“钦老”尊呼。 被要求删节的内容包括：牵涉到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为反自由化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子翻案;支持北京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等内容，等于是抽去了整个座谈会的全部精髓，而钦本立当面同意“服从组织”,同时却表示该期《导报》已经有一部分散发出去。于是曾庆红动员江泽民出面亲自召见钦本立，严厉指责他违反党纪，宣布撤消他的职务后,随派遣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为组长、时任《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为顾问的整顿工作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陈至立亲自到场宣布整顿该报的市委常委会议决定。 消息传出,群情大哗。上海首先出现支持导报的游行示威,北京各报纷纷写信向上海市委抗议,严家其、许良英发起签名的致上海市委的公开信题为“保卫新闻自由”。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有五百多名新闻记者走上街头,支持上海方面的导报，并呼吁新闻自由。自此,大学生之外的社会各界人士抗议活动全面开始。 据导报当时的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先生回忆:一九八八年，曾庆红还在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内召集《解放日报》、《文汇报》、《世界经济导报》的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开会，目的是要摸摸北京的情况。会上他对《导报》的人说：“你们离中南海最近，离国务院最近，离体改委最近，信息最灵。以后要多和市委通通气。” 这件事说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导报》在中共上海市委眼中的地位非同小可,也说明曾庆红甚至江泽民一度要利用《导报》，后来却又“卸磨杀驴”。 当时的曾庆红在事先能发现导报“不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及时查禁，获得江泽民的赞赏。在市委干部会上，江泽民特别表扬曾氏和陈至立“政治警觉性高”。如果当时曾、陈两人漏查了导报，那么中国共产党一九八九年以后的历史兴许就不会是今天这幅样子。所以江泽民在获知自己将高升总书记之后，惊恐之余,首先就想到了曾庆红。 江泽民一九八九年六月正式接任中共总书记职位后,一度表现得比李鹏还要僵化,张口阶级斗争、闭口反和平演变。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初的“南巡讲话”中驳斥的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其实正是江泽民最先提出的。而事实上一九八九年以前的江泽民并不是像他当了总书记以后直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这段时间里那样僵化。 当年赵紫阳下决心在城市和企业改革问题上有所突破时,江泽民在上海曾经率先考虑过股份制的问题,这在当时的省级领导中应该说是具有“超前意识”了。据一位思想较为开明的中共经济理论家吴敬涟回忆,江泽民当年在上海曾几次向他讨教股份制的可行性。 一九八九年五月初,赵紫阳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导报事件”恶果严重,当时的江泽民既明显表现出沉不住气的样子。当赵紫阳怒气冲冲地表示“上海把事情搞糟了,中央不负责”时,江泽民涨红着脸连句辩解的话都没有。会下,他找到李瑞环,希望听听天津处理学运问题的经验办法,而老奸具滑的李瑞环当然不会把自己那套“祸水引向北京”的妙计告诉他。 当时参加完赵紫阳的政治局会议后回到上海,江泽民一度曾经动过给钦本立“赔个不是”的念头,因为此时他一度对形势判断走样,误认为赵紫阳可以靠和平方式平息学潮进而提升其总书记的权威。特别是赵紫阳八九年五月初在亚银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后,江泽民更感到自己处理导报的方式“可能是偏左了”。 就在这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一旦“站错队”就会抱恨终生的关键时刻,正是曾庆红凭他在中共元老中的特殊信息渠道以及他自己自幼开始接受的阶级斗争意识熏染,及时嗅出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势必会对学运下毒手的血腥气。曾庆红此时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即使北京的大学生们愿意给赵紫阳一个大面子,赵紫阳在党内的政治对立面也绝不会善甘罢休。他们会采取与赵紫阳针锋相对的策略,继续激怒广场上的大学生,让他们继续闹，闹到政府不采取强硬手段便没有平息可能的地步。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在党外“杀一儆百”,在党内搬倒赵紫阳的目的。 于是,正是在曾庆红的及时提醒下,当时江泽民才鼓足勇气、硬着头皮“站稳了立场”。 “六四”镇压之后,江泽民进中南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组织声讨赵紫阳时狠狠报复了一下,特别要求李鹏在总结赵紫阳“罪行”的报告中加进他曾经指责上海“把事情搞糟了”的政治局会议内容。因为这件事情太让他江泽民现丑,特别是在也已经在“六四”镇压和赵紫阳下台之后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李瑞环面前。 由此说来,当年曾庆红在上海的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等于是挽救了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泽民不是在八九年的关键时刻被曾庆红及时提醒,日后不但总书记宝座没他的份,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能够继续坐到退休就算幸运了。所以,他江泽民一旦得势,对曾庆红如果不感谢“救命之恩”的话,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更何况他江泽民进了中南海之后，更需要曾庆红的辅佐。 正因为当年与曾庆红有过这段特殊的经历,所以有海外报刊的分析文章认为:江泽民一是觉得用曾庆红放心;同时更觉得曾庆红其人的政治嗅觉极为灵敏,正是出任中办主任一职最难得的素质。 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给外界留下的最后一次印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印象，就是他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凌晨五时许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出现。一句“我们老了，无所谓了”。充满了无限的伤感和无奈，令现场聆听的绝食大学生和无数电视观众至今记忆犹新，唏嘘不已。 当时就在赵紫阳离开广场之后几分钟，他在广场上全部活动的现场录相已经送进中南海勤正殿(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地点)。已经奉命从上海进京，静候总书记黄袍加身的江泽民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不但从赵紫阳的现场讲话中分析出了他“暴露党内矛盾”的罪证，同时更注意到了随侍赵紫阳身边者并不是贴身卫士或一般级别的秘书,而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 当时，温家宝右手紧紧搀扶着赵紫阳，左手帮他扶正手提式麦克风，一付虔诚护主的神态都被摄相机忠实地记录下来并汇报给赵紫阳的继任。也许正是这则电视画面的提示，令江泽民深感自己进驻中南海后，身边也必须有一个新的“温家宝”。 一个月后，江泽民荣升总书记的“决议”被正式昭告天下，接着，由江泽民和李鹏两人签字的一份任命书正式下发：曾庆红同志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于是,江泽民不要“红木”要“红人”的传说在上海滩不胫而走。 所谓“不要‘红木’要‘红人’”说得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进京高就中央政治局委员，离开上海时未带一兵一卒，只是由捧场者为他购置了全套高级红木家具。但货物正准备启运时，却被继任者江泽民通知火车站扣发。所以此次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后，自然不会选择红木家具，但却在自己身边安排了一个“红人”。 当然，江泽民提协曾庆红进京帮办，一是不忘曾庆红的关键一功；二是考虑到了曾庆红在陈云、姚依林等强硬派政治老人那里的特殊背景，所以提拔曾庆红进京不但不会有结党营私之嫌，反而会因此获得陈云等人进一步的好感。当时一位海外政治评论家认为:江泽民进京后将曾庆红视为第一心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曾氏可以为江泽民在与“老同志”联络感情方面,起到“太子党”圈外的平民出身的干部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江泽民也考虑到了进一步提拔曾庆红本来就是一种向“老同志”们“表忠心”的模范举动。 陈云在世时,长期控制着中共组织系统,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经他过亲自目的的所谓“第三梯队名单”一般都是省、部级正职。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泽民刚刚上台,即向陈云汇报准备安排曾庆红“加强”中办力量。陈云只接了一句话:“他是曾山的儿子。” 就凭这一句话,江泽民立刻明白陈云是在称赞他的选择。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陈云到上海暖冬时,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等人就向陈云特别介绍了曾庆红。陈国栋并借此回顾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跟随曾山进中央一同在陈云领导人主管财经工作时的历史,捧得陈云两眼直放亮光。 一九八九年“六四”后,随着赵紫阳的下台,无论是陈云还是江泽民,都不愿意赵紫阳的阴影继续留在中办,安排曾庆红进去自然最为可靠。后面发生的故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的二百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的故事，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当然这是说大话，吹牛逼，谁又能做到呢，除非超人。不过不换肩放到习的统治上到极具象征性意义，他是一个认死理，不认错，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但时下的形势不换肩也得换了，因为他扛不动了，不得不换肩来持续他的统治。 首先我们看到席卷全国的“白纸运动”，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抓捕，只是抓了一些主要的活跃人物，也没有让他们电视认罪等惩罚行动。与于此同时在极快的不到一周时间取消了“清零”政策，改为与病毒共存。另一方面在香港，反送中主要人物的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本来要送中受审，现在也暂时押后审判。支联会的邹幸彤上诉成功，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撤销了之前法院以“煽动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对她作出的有罪判决，同时也取消了她的刑期。以及反修运动被抓的6000多名被捕者，已提出不被起诉，以修复社会平和。到底是什么让习近平不顾打脸，放下一尊作出改变呢？ 世界卫生组织（12月14日）表示，早在中国政府决定放弃严格的 “新冠清零” 政策之前，中国的COVID-19感染就已经爆炸式增长。并反驳了关于政策的突然逆转导致病例激增的说法。可见习近平是在清零政策全面失败，疫情爆炸式增长的情况下不得不取消清零改与病毒共存的，因为不管如何隐瞒疫情，再坚持清零已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再则中国的经济也不允许清零坚持下去了。因此，尤其坚持清零不如借“白纸革命”，借坡下驴，把疫情爆发的原因归结于“白纸革命”反对清零，将白纸革命作为疫情爆发的替罪羊，这样的论调已经在社交媒体上传论，可见其用心之险恶。 那么为何在处理香港反抗人士问题上又突然变得有弹性了起来，是良心发现吗“当然不是，应该有内外两个因素，一是“白纸革命”给中共政权带来巨大的冲击，这场几乎是毫无前兆迅速开展的革命，使中共失了方寸。在如此严密的控制之下，又有大数据全面性的监视，一场革命平地一声雷爆发了出来，中共的恐惧是可想而知的。中共害怕如果港中联手来一场革命如何是好。实际上“白纸革命”港中已经开始联手了。另一方面，美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华，在人权问题上中共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毕竟现在中国求美的多，美求中国的少。虽然中共死鸭子最硬，但在内外交困之下，除出让步别发它法。对于中共来说在人权问题上今天宽一点，明天可以紧一点，反正是自己手上的事。因此，放宽对反抗港人的处理是最好的权宜之计。 最近中共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显然也遭到“白纸革命”的影响，习近平也开始换肩了。会议不再提“共同富裕”“反垄断”，而是鼓励支持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扩大，以及保障民营企业家的权益。不过十年来中国民营经济被习打得一片哀鸿，要想扭转型形势，让民营企业家重新相信中央政策，十分困难。大多数民营企业家不是躺平，就是润了。 独裁者看似冥顽不化，但一当危及政权还是会改变的，所有的独裁者都是机会主义者，毛是这样，习也同样。但不要相信改是真的，一当形势好转，会变本加厉。习近平换肩说明形势比人强。习虽然换了肩，但心有不甘，人民日报大赞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防疫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看起来象是讽刺，不过更象是高级黑。习的换肩证明政策全面性的失败，给国家与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样的一个祸国殃民的领导，在台上还能有多久。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中国这次疫情防控的放开程度，超出预期，很多人把“功劳”算在“白纸运动”上。该运动的一个直接诉求是放弃清零，放开管控。习近平在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会谈中，也承认年轻人因为在三年疫情中的挫败感而走向街头抗议，实际等于承认清零抗疫失败。鉴于习时代对社会的严密管控，“白纸运动”毫无预兆的突然大规模爆发，对习的心理冲击会相当强烈，这可能直接促成了当局放弃清零政策，以回应民意。 不过，来自经济的压力或许是一个更深层更关键的因素。不妨假设，如果中国经济表现得不错，像印度或者越南那样保持强健增长，习对抗议运动的诉求还会退让吗？估计很难。 一个多月前，我曾预判，倘若中国经济在第四季度表现尚可，很可能明年两会后才会放开疫情控制；而如果不见好转，最早在二十大后，最晚在明年一月才有可能放开。我之如此判断，是因为如果经济形势好，那么在习看来，他这套清零做法是对的，能够做到防疫和经济发展两不误，就像在德尔塔病毒阶段他做的那样。在抗疫第一阶段，中国采取的封控措施既控制住了疫情，同时经济又快速恢复，被认为是国际抗疫的所谓“优等生”，正是这个认知让他迟迟不愿放弃清零，至少是原因之一。可如果经济形势恶化，说明他鱼和熊掌都想兼得的想法是无法实现的，注定要舍弃一头。而就对社会的影响和他个人权力的稳定性来说，保经济显然比保清零重要得多。 对习来说，不幸的是，今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表现得会非常糟。一季度因为上年同期的经济增速实在太低，有较高增长；二季度由于上海封城，经济几乎停止增长；三季度有所好转，恢复增长态势，尽管增速仍然很低。当局把希望寄托在四季度上，假如疫情没有反复和各地的随意加码封控，四季度出现四个百分点的增速是可能的，全年虽然达不到当局制定的5%的增长目标，但应该能实现3.5%的增速。 然而，四季度经济形势比当局预想的要坏得多。按照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等五位经济学者在新11条公布前写给当局要求放开经济活动的建议一文披露的数据，10月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全面下滑，基建和制造业投资虽有韧性但也增长放缓，跌幅较大的是地产、出口和消费。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0.5%，比上月下降3个百分点；房地产销售金额同比-23.7%，比上月下降9.5个百分点；出口（以美元计）同比-0.3%，比上月下降6个百分点。解决就业主力的小微企业尤为困难。10月，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17.9%，实际情况可能更严峻。而受经济不景气和企业裁员影响，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11月的情形更差，大、中、小型企业经理人指数PMI分别为49.1%、48.1%和45.6%，比上月下滑1.0、0.8和2.6个百分点。可见，再不放开封控，四季度经济增速会比三季度大幅下降，并影响明年的经济发展。 中国银行的一份内部研究报告也透露，今年前八月，地方广义财政预算缺口达10.2万亿元，远高于中央广义财政预算缺口的6万亿元，较上年同期扩大 65%。分省看，除山西、河南财政收支缺口分别缩窄15.9%、0.3%，其他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扩大。其中，浙江、北京、广东三大经济强地财政收支缺口扩大幅度最大，分别达 1619.2%、293.9%和 102.7%，上海财政盈余则较上年同期减少79.2%。报告把地方财政预算缺口扩大归咎于疫情冲击超预期，以及土地市场低迷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行。后者其实也受前者的影响。财政收入端持续承压，支出则不断扩大，仅卫生健康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前八月保持在8%左右，高于历史同期。报告也指出财政压力过大的三个后果，一是违约风险上升，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债券余额占收入的比例接近财政部划定的120%的警戒线；二是制约基建投资增长，削弱政府促进经济中长期发展的能力；三是公共部门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阻碍。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习近平才不会在乎经济的好坏，保权才是他最看重的。如果说，在习权力尚不十分稳固，而经济下行速度又不是很大，没有对政府能力的行使造成太大影响下，他优先关注的是自身权力，就像疫情前一样；那么，现在他三连任了，并且组成了一个清一色的“习氏内阁”，权力意志在高层得到毫无阻碍地贯彻，可经济却一塌糊涂，不但影响到他要将中国力量推向全球的扩张计划，而且已经影响基本民生和社会稳定，很可能对他的政权带来较大冲击，这种时候，他怎么可能不把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重心？ 有人也许还会质疑，中国经济真坏到这个地步了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否则姚洋等官方学者不会在此时呼吁当局放开清零，并建议将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5%以上，以向各级官员重新发出政治信号：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习想做有为“君主”，二十大提出了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为人类探索出另一条现代化道路，不管这条道路有多少虚的成分，但有一点实打实，即民众普遍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没有这一点，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扯淡。 所以经济是一个硬指标。而现在经济衰退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财政危机。其他的不论，按照前述中国银行的报告估算，若常态化核酸检测覆盖9亿城镇人口，则全年将带来0.7万亿左右财政支出，对地方政府而言，这是一笔格外的负担。中国县乡一级政府财政早就破产，拿不出钱来支持核酸检测。这也就是山东等地为什么要靠发债建方舱医院。但债务迟早是要返的，如果到了中央政府都要大量借债度日，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概率就很高。而如果清零再持续半年，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出现。 经济是根本，这话对任何政府都适用，对中共尤其重要。自毛之后丧失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后，中共事实上把政权的合法性放在经济增长及由此带来的国家强盛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上。虽然在习上台前的30年在某些阶段会有偏差，但总体保持了这个趋势。习的前五年曾经一度也想在经济上有所作为，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中国改革的总规划，要实施供给侧改革，并亲任中央深改组主任一职，但反腐和集权打击了官员的积极性，让他的改革计划泡汤。在后五年，由于中美关系的恶化和对抗，以及确保二十大三连任的顺利，习的重心转向保权和应对国际社会的压力，期间发起了对资本史无前例的打压。尤其是疫情三年，各级政府忙着控制疫情，虽然习提出要经济发展和防疫兼顾，但事实上做不到这点，强行清零封控的代价就是经济的彻底熄火。 但习过去十年对中共的改造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对权力意志过于迷信，以为有自己的领导，加上中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和动员能力，只要想好了目标，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曲折，可最后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他的反腐、对资本的打压以及中美贸易战，都强化了他的这种认知。在疫情发生后，他也认为凭着他的强大权力意志，可以控制疫情，驯服社会，驯服经济。但他这回失算，经济的理性、经济的逻辑和经济的力量比他个人的权力意志强大得多，原因很简单，经济服从的是最赤裸裸的利益计算，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则，从来没有人——哪怕号称伟大领袖——和经济规律对抗不一败涂地的。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