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武林里商鋪空置率超五成 民眾嘆都在吃老本
2026 年 6 月 26 日
新年前後，聽到不少有關2023年的預測。說什麼的都有，但是樂觀派明顯不多。特別是私下裡聊天，幾乎是程度不等的悲觀派。因為私下裡說話顧忌比較少，真話就比較多。中國人、美國人都一樣。 綜合一下大家的預測，天下大亂的說法最多。一個主要原因是經濟下滑，而且沒有復甦的樣子。習近平一幫人折騰還不夠，爭權奪利，互相拆台，什麼招數都用上，經濟看樣子不樂觀。工人失業，農民叫苦，窮人更窮，富人返貧。這將是發生在多數人身上的故事。 多數中國人民越來越窮，是個什麼局面呢？古人總結的規律就是窮則思變。變有兩大類，在中國歷史上比較多的就是變法，按照中國文化傳統比較有效的就是造反。而且民間文化藝術樹立的就是造反的英雄，不大表現說不清、道不明的所謂改革。所以老百姓腦袋裡的窮則思變，大概率就是造反。 造反了，當然就天下大亂。宮廷政變、軍事政變直接拿下四人幫，這種華國鋒模式動蕩最小。但是論者們說到此，往往撫掌嘆息道：更無一人是男兒的中共，不像造反起家的第一代了，誰有膽量敢造反呢？就看二十大上綁架胡錦濤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就是豬狗看見同夥被害，也要掙蹦掙蹦，叫喚叫喚。正是鴉雀無聲，更無一人是男兒，所以習近平才這麼囂張跋扈。 我有一次打野豬，一槍沒打死。那野豬嘴裡噴著血就朝我衝過來了。即使更無一人是男兒，也還不是全都豬狗不如吧。陳勝、吳廣，黃巢、李闖就不說了，什麼李淵、李密之類的應該也不在少數。被壓迫得狠了，窮則思變，親戚朋友都不例外，何況最底層的老百姓。 有精英論證過，農民造反沒有成功的，朱元璋是特例。但是官吏和皇親國戚造反，一般都是在陳勝、吳廣之後，看準了形勢再下手。饑荒和苛政是官逼民反的基本形勢。現在清零的苛政沒有了，爆發的疫情不比苛政差到哪兒去。經濟下滑相當於饑荒，那接近半數掙扎在生存線上的中國老百姓，還能忍耐多久？ 下層人民造反，天下大亂，軍閥混戰對社會的破壞最大。古今中外的案例不勝枚舉。因為獨裁政權之下，沒有大家都認可的領袖，領袖一般只能在混戰中產生。秦朝末年，隋朝末年和明朝末年等等幾乎無一例外。所以大亂一段時間，把社會財產和資源消耗得差不多了，甚至人口都是十剩二三，也就是百分之二三十活著，人們才能消停下來。 這都現代社會了，能不能不要這麼慘呢？現代的變革，多數都採用和平演變的模式。台灣模式，蘇聯模式等等，可以避免古代模式的慘烈。但是在共產黨多年洗腦宣傳教育之下，很多人都在思考中否決了和平演變的模式。什麼蘇聯教授吃不起黑麵包呀，台灣人仇恨大陸人，而且不當中國人啦之類的說法，阻礙了很多人的思考和選擇。這都是阻礙和平演變的社會心理因素。 最重要的是：和平演變要在最高領導層裡邊開始。在社會壓力和國際壓力之下，他們明智地審時度勢，看到了和平演變的必要性，著手啟動和平演變。整個社會才能平穩地跟上來，最終完成演變的過程。這期間並不是風平浪靜，也有慘烈的鬥爭和流血的犧牲。但和天下大亂比較，可以算是和平。 遺憾的是中國共產黨中更無一人是男兒，他們的最高層是習近平的團伙。想當皇帝的人不會考慮和平演變，只能是背道而馳。習近平他十幾年來幹什麼壞什麼，整個一個爛尾領袖。能走到什麼地步，大家見仁見智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會對中國在西藏殘暴的殖民統治熟視無睹 二零二二年九月五日，在成都全城封控的「白色恐怖」中，我的堂兄、中國建筑西南設計院高級工程師余馳攜家人成功潤到美國。出行時，他兩度遇險：先是在駕車駛出封控小區時，在繞城高速公路路口被警察攔下，警察告知，沒有防疫特別通行證不得出城，經過他的百般解釋和哀求，才被放行；在機場安檢時，正好遇到四川發生六點八級地震，安檢機器險些傾倒，航班差點被取消。他們從成都飛到香港，再飛首爾，最後順利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 余馳比我年長兩歲，一九八九年夏天考入重慶大學，他還記得六四的時候，在中學當老師的父親夜不成寐、長吁短嘆、痛罵鄧小平。他很小就充滿叛逆精神，小學時在課間操場上大喊「打倒毛澤東」，嚇壞了班主任。但真正讓他深刻認識中共暴政的，是他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中國建筑西南設計院，再被派到西藏工作，參與西藏黨政軍機關及重要企業供暖系統的設計施工。從二零零四年開始，他在西藏工作生活多年，乘飛機出入西藏六十多次，駕車出入西藏十多次，足跡遍布西藏數十個城市和鄉鎮，由此看到了一般中國民眾全然不知的真實的西藏。 余馳曾經為當時的西藏自治區主席、後來升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白瑪赤林以及西藏軍區政委、司令、副司令和各地駐軍高級將領的住宅設計、安裝新式供暖系統。他親身觀察到各級官僚的專橫任性、頤指氣使，極少聽取專業人士意見，自以為是，胡亂指揮，浪費大量勞力和金錢。他們極度腐敗，普通公家單位使用的設備，標準被降低，施工質量也很差，以此中飽私囊；而他們自己家中的設備，卻全都選用進口名牌。西藏的很多高級官員，不僅在拉薩擁有堂皇的官邸，還在林芝等地擁有度假別墅，同樣極盡奢華。在高級官員家中施工時，他看到其家中堆滿名畫古董——他特別提到一個具有西藏特色的細節：很多高高官和將軍家中儲藏室擺滿一麻袋一麻袋的蟲草，蟲草這種只產於西藏的珍貴藥材，市麵價格超過十萬元一斤，一麻袋蟲草少說也價值數百萬元。白瑪赤林是典型的「藏奸」，他曾聲稱，自治區內沒有任何居民、僧人與尼姑自焚，卻又譴責「達賴集團煽動自焚是不道德、不人道的行為」。很多高級官員從西藏離任時，人們送給他們的是「十億某某」的稱號。 余馳利用工作餘暇走訪了很多寺廟和普通藏族人家。他發現，儘管北京聲稱每年都給西藏大筆援建資金，但這些錢大部分都被到西藏淘金的漢族官商據為己有，藏人得到的實惠很少。他去過很多藏人家中，完全是家徒四壁、一貧如洗，根本達不到脫貧的標準。許多藏人家中唯一的財產就是放牧的氂牛，這些氂牛隻能讓他們得到基本的溫飽。從西藏到四川康巴藏區，大量青壯年藏族人實際上都是處於失業狀態，賴以生存的技能非常有限，對中共經濟上的竭澤而漁和充滿種族歧視的殖民統治敢怒而不敢言。他們尊崇達賴喇嘛，盼望達賴喇嘛早日回到西藏，很多人家中珍藏著達賴喇嘛的照片。除了白瑪赤林這樣的高級官員，他從未聽過任何藏人說達賴喇嘛的壞話。有一次，他來到西藏與尼泊爾的邊境地帶，當地藏人指著不遠處的雪山告知，那邊有幾條小路，可通往尼泊爾，再進入印度，然後到達蘭薩拉，他們的很多親友就是如此逃亡到藏人心中的新聖地。看來，中共半個多世紀以來對達賴喇嘛的妖魔化文宣並未收到什麼效果。 藏人的厄運已然拷貝到所有中國人身上 二零零八年三月，中共血腥鎮壓了藏人的抗議活動，當時正在西藏的余馳親眼目睹了鎮壓的慘狀，他沒有趕上六四屠殺，但作為攝影愛好者，這次悄悄用鏡頭拍攝了大量中共軍警鎮壓和抓捕和平示威民眾的場景。基於安全原因，他不敢公開表達對藏人的支持和對中共的反對，卻用這種方式記錄下即將被中共迅速歪曲和改寫的歷史真相。 從二零零八年起，尤其是二零一一年陳全國主政西藏之後，採取鐵腕政策治藏，在拉薩市內，每幾百米就設立一個警察崗亭，裡面安排武警、警察、協警及社區工作人員，嚴密監控周邊動靜。原本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些大型寺廟門口，都設置武裝檢查站，有狼牙棒式的圍欄，甚至在旁邊建立軍營。布達拉宮前的廣場，原來提供給從各地前來朝聖的信徒頂禮膜拜，如今只划出一小塊區域給朝聖者使用，警察仔細盤查朝聖者的身份證件並予以訓斥羞辱。就連普通的加油站，也重重設防，必須出示身份證件才能加油。即便是偏遠地區的小寺廟也設置了所謂的工作組，凌駕於寺廟原有的管理系統之上，僧侶的宗教信仰自由被剝奪，連人身自由也受到嚴格限制。 余馳也親眼目睹陳全國出行的大陣仗，多輛警車開道，用警笛和高音喇叭驅趕道路上的普通車輛和行人，這種場景在中國其他省份也很難看到，其他省份的封疆大吏大都不敢如此張揚。陳全國正是靠著殘酷和殺伐，得到習近平的賞識，從西藏調任新疆，將在西藏的高壓政策變本加厲地拿到新疆使用，打造出一套超過納粹集中營和蘇聯古拉格的鎮壓系統，囚禁數百萬維吾爾人。 余馳結束在西藏的工作之後，回到成都的家中，卻發現極權主義的陰影已然籠罩在中國每一片土地上——他想去參加成都的家庭教會，卻發現秋雨聖約教會等家庭教會遭到打壓與掃蕩，成都基督徒的命運跟西藏佛教徒的命運並無二致。在他工作的大型央企中國建筑西南設計院，他身為高級工程師和樓宇公司副總經理，是唯一非共產黨員的高管，曾對永無休止、裝腔作勢的黨組會議公開表達意見——黨的會議不應佔用正常的辦公時間和辦公地點，更不應當強迫非黨員參加。由此，他受到上級的斥責和打壓。 余馳不願意成為一個失去不服從能力的「組織人」。用納粹集中營倖存者、心理學家弗洛姆的話來說，納粹屠夫艾希曼就是一個「組織人」的代表，是一個異化的官僚，對他來說，男女老少僅僅是一串數字，人們可以從艾希曼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甚至都意識不到自己正在服從的事實。在與納粹德國愈來愈相像的中國，余馳身邊的人們都對西藏和新疆正在發生的種族迫害和種族滅絕視而不見。 然而，大部分中國人沒有想到，陳全國模式或者說習近平模式，很快從西藏複製到新疆，再從西藏、新疆複製到全中國，包括被中國重新劣質殖民的香港。在香港，連出版一本兒童繪本都會被捕入獄。而在習近平以防疫為名開展的清零封城暴政中，很多人終於意識到，藏人、維吾爾人、香港人的厄運，也會在自己身上重演，正像英國詩人約翰·多恩所說：「沒有人是孤島，每個人都是整片大陸的一部分，沒有人是完全的自己，而總是社會全體的一部分。當喪鐘為他人響起，你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是為你而鳴。」 為了將自己拍攝的關於西藏鎮壓的真相帶到自由世界發表、傳播，為了揭穿中共的謊言和暴力，也為了自己與家人能過上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生活，五十齣頭的余馳決定放棄在中國看似成功的職業和事業，全家逃離中國，與極權政府決裂。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但一旦做出這個決定，他立刻變得無比輕鬆。他說，在美國做一個空調修理師或卡車司機，比在中國做一個帶著面具的高級工程師和公司總經理幸福。他是如今已經潤出中國或正要潤出中國的優秀人才中的一員。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如弗洛姆所說：「人類究竟是否有未來，文明究竟是否會終結，端賴我們是否能秉持懷疑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和不服從的能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快要撐不下去了嗎？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引述陳獨秀的一句話：”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十六個字，正是中共二十大之後中共和習近平權力模式的真實寫照。 對於中共二十大之後政局的走向，人言人殊。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認為，中共正面臨其建政以來最複雜、最多變的時代，台灣面對的，或許不是一個強大的中國，而是一個即將快要撐不下去的中國、一個「後中共時代」的中國。矢板明夫早年曾在中國生活過，深知共產暴政之邪惡，比起大多數溫和內斂的日本媒體人來，他向來不加掩飾地譴責中國的種種黑暗面，對此，我引以為同道。但我不能認同他對中國極度樂觀的看法。 矢板明夫認為中共快要撐不下去的第一個論據是：俄烏戰爭是中美兩大陣營的代理戰爭，而代表中國出場的俄羅斯，已經顯露出敗相。這個看法並不符合事實。首先，俄羅斯發動烏克蘭戰爭，並非中國唆使，普京開戰，並不需要獲得習近平批准，習近平只是樂見其成。 其次，俄羅斯確實顯露敗相，但俄羅斯的敗相併非中國的敗相，相反是中國火中取栗的契機。俄羅斯與烏克蘭（以及烏克蘭背後的西方）兩敗俱傷，習近平坐山觀虎鬥，白白撿了個大便宜。 《紐約時報》發表了資深駐華記者儲百亮撰寫的題為《中國眼中烏克蘭戰爭的贏家：中國》的文章，該文指出：「烏克蘭戰爭遠未結束，但一種共識正在中國的政策圈子裡形成：有一個國家將在這場動蕩中脫穎而出成為勝者，那就是中國。……隨著俄羅斯為反抗西方制裁向北京尋求支持，俄國將中國作為自己外交和經濟生命線以及地緣政治重要戰略支撐的依賴程度將越來越大。」《外交事務》雜誌發表了努爾·哈伊里撰寫的題為《烏克蘭戰爭是否將俄羅斯變成中國附庸國？》的文章，更直白地指出：「莫斯科開始逐漸轉變為強大中國的從屬國，最近爆發的俄烏戰爭及俄羅斯在全球範圍內日益孤立，加劇了這一趨勢，使俄羅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中國。…… 不難想像，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控制著俄羅斯一半的貿易交易，並成為通信、運輸和能源生產等重要領域的最大技術來源，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將在俄羅斯擁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並且會毫不猶豫地使用這種影響力。……中國將是這種轉變的最大受益者，它將盡其所能在克里姆林宮維持一個促進其利益的友好政權，通過購買廉價的俄羅斯自然資源，擴大中國技術市場，推廣中國技術標準，並將人民幣兌換成歐亞大陸北部事實上的區域貨幣。隨著其影響力的增長，北京將能夠從俄羅斯獲得一項重要的讓步，而這在一年前無法想像，即獲得最先進的俄羅斯武器和設計，並享有進入俄羅斯北極地區的特權，並考慮中國在中亞的利益。」所以，習近平不是俄烏戰爭的受損者，而是獲益者。 矢板明夫還認為，中國內部近期有諸多矛盾浮上檯面，「二十大胡錦濤被架出場，說明中共黨內的矛盾已經表面化；習近平出訪時當面訓斥加拿大總理，說明中國和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矛盾表面化；全國到處出現的『白紙革命』，也說明了中共和人民的矛盾也表面化了」。但這三個論據都不能說明中共的統治已出現重大危機。第一，胡錦濤在江澤民的葬禮上公開亮相，說明黨內鬥爭並未到徹底決裂的地步；第二，習近平訓斥加拿大總理，而世界各國領導人仍爭先恐後與之會面，說明西方對華綏靖政策被未被徹底埋葬；第三，白紙抗議不是革命，影響面相當有限，解封之後，絕大多數中國人對黨和政府在過去三年里「無微不至地呵護民眾」感激涕零。 不要再犯了劉賓雁的錯誤了 無獨有偶，香港資深出版人、原天地圖書總編輯顏純鉤先後發表《我的樂觀：中共沒那麼強大，中國人沒那麼怯懦》和《我仍相信中國在十年內必有大變》兩篇文章，提出中國即將發生大變的三個理由：一是習近平上台十年，把內政外交搞得一塌糊塗，把中共的家底幾乎耗光；二是習近平政治上大倒退不得人心，對人民的管控無所不用其極；三是白紙運動壓迫下，中共不得不對人民作出讓步。他指出，「我只是相信人性，人性趨利避害，人性追求自由，抗拒壓迫，人性要求實現個人和家庭的幸福」，人性必然戰勝黨性。他還說，「今後主要看經濟狀況……經濟惡化中共力竭，大陸人沒有活路，那時真正的改變就會到來」。 顏純鉤是一位有正義感、良知和風骨的知識人，他在天地圖書任職時，曾出版我的成名作《火與冰》的香港版。他退休後遷居加拿大，沒有保持沉默，屢屢就香港和中國議題發出擲地有聲的言論。但是，或許因為他很早就離開中國，對中國事務的評論往往顯得隔膜，在事實上有相當的落差，在論述和分析上過於樂觀而無法讓人信服。比如，他認為白紙抗議「全中國都有人響應了」，這顯然高估了白紙抗議的力道。據我了解，十有八九的中國人根本不知道彭載舟及白紙抗議，一位生活在中國國內、關心時事的臉友評論說：「牆外白紙的討論和傳播非常熱烈，但牆內一片肅殺，大部分人並不知道白紙抗議，他們也不明白一夜之間解封的原委始末。白紙封殺得如死牢一般。」 顏純鉤對中國未來的樂觀，是因為他對人性的樂觀，而這種對人性的樂觀是靠不住的——他忽視了人性中的「幽暗意識」，人性並不一定追求自由，正如納粹集中營倖存者、心理學家弗洛姆所說：「如果一個人只知服從而不知不服從，這是一個奴隸；如果一個人只知不服從而不知服從，這是一個暴民。」中國人長期在奴隸與暴民之間晃蕩，從未養成公民人格。 顏純鉤還認為，中國的經濟惡化必然導致變革到來，這也不符合當代中國的歷史——從大饑荒到文革，經濟比現在糟糕多了，連鄧小平都承認，國民經濟已然崩潰，但中共的統治仍穩如磐石。箇中原因，如王岐山所說，中國人吃草都能活下去。 六四發生後不久，流亡美國的作家劉賓雁曾預言中共不出兩年就會倒台。但後來中國的發展與他的預言大相徑庭，他對此深切反省說：「我們，不是我一個人，相當多的人，在六四以後對中國形勢的估計都犯了一些錯誤，我們沒有料到江澤民會穩穩噹噹地執政十三年。當時我們以為天安門運動的勢頭還會繼續，想不到九二年鄧小平改變了戰略，用經濟利益來誘使中國人忘掉政治。這十三年來，也就是因為大家在經濟上得到了一些好處，這個國家在經濟上確實有了很快速的增長，大家對現狀也就接受了，實際上，這是一種合作，中國人和共產黨合作了。九二年以後，我們對形勢仍然估計不足，其中有一個因素，就是我們把江澤民的社會基礎估計過低了。」今天，不要再犯跟當年的劉賓雁同樣的錯誤了。 我贊同經濟學者何清漣在《中國：潰而不崩》中的論述：中共政權在十至二十年不會崩潰，中國社會卻將長期處於「潰而不崩」狀態。這個過程是中共透支中國未來以維持自身存在的過程，也是中國日漸衰敗的過程，當然更是中國不斷向外部（尤其是港台）擴散負面影響力的過程。也許我們一輩子都要面對這樣一個潰而不崩的中國，一輩子都要與這個惡魔抗爭。 顏純鉤批評說，「悲觀導致消極的態度，無心做事，放棄抗爭」。其實，悲觀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而是如魯迅所說「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當年，生活在漫長的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異議分子對未來非常悲觀，他們認為自己無法看到自由的降臨（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確實沒有看到自由的降臨），但他們仍然不放棄抗爭。對此，劉曉波曾說過，我們的抗爭如同西西弗斯推石頭上山，石頭最終抵達何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一直在推它。這種在徹底的絕望中生髮出來的抗爭勇氣，比盲目的樂觀更能持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當年江澤民和曾慶紅看好習近平的原因除了他的紅色出身，還有他勝出李克強的政壇履歷：穿過軍裝，下過基層。 我們本專欄上期節目播出的《沒有江、曾的推舉就沒有習近平的上位》一文中介紹和分析了為什麼說如果把以江、曾為代表的所謂「上海幫」與習近平放在對立面分析，就沒有辦法解釋當年的習近平為何能夠取代原本為胡錦濤看好的李克強而成功上位。 說起來江澤民對習近平有了較深印象的時間應該是一九九四年，當時的江澤民到福建視察，時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被時任福建省委書記賈慶林向江澤民特別介紹，江澤民一邊和習近平握手一邊側身對賈慶林說：「他是習仲勛同志的好兒子，幹部子女的好榜樣」。 一九九七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上，當時的預先準備好的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名單又被臨時加進從中央委員預選過程中不幸被差額掉的鄧朴方等幾位，向黨代表提供的全部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推薦名單共一百五十四人，但並沒有向各代表團說明要差額掉多少名。各代表團預先投票過後，計票的結果是，習近平得票在整個中央候補委員建議候選人名單中倒數第四，鄧朴方得票倒數第五。鄧朴方實際得票只比習近平高兩票。 接下來，以江澤民為首，胡錦濤具體主持日常運作的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其實也就是當時仍然在主持工作的上屆黨的中央政治局的全體人馬緊急協商，有人提出為了照顧小平同志的家屬，應該差額到鄧朴方以下為止，意思是把包括在鄧朴方在內的都留下，差額掉四個就行了。但江澤民認為當時已經擔任了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各方面的表現都十分優異，如果他落選中央候補委員，整個福建省委就會一個中央候補委員都沒有，既然這屆中央候補委員差額到朴方同志以下，差額比例已經不足百分之五，那麼還是應該把習近平同志也留下來為好。胡錦濤立刻附和了江澤民的動議。與是，參加會議的全體主席團常務委員眼見江澤民和胡錦濤在這個問題上意見相同，舉手通過了「十五大主席團常務委會關於本屆中央候補委員選舉差額人數的決定」，在一百五十四名參選者中差額掉習近平之下的三名得票最少者。然後就把這份習近平名列最後的候選人名單交由大會進行正式選舉，而這個正式選舉其實是等額選舉，得票過半數即可當選。在正式選舉過程中得票不過半數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而中央候補委員在預選過程中每個人的得票數，與正式選舉中的得票數基本一致，這就是習近平一九九七年九月在中共十五大上中央候補委員名單中名列最後一名的內幕經過。當時公開的一百五十一名「當選」的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名單之前，特別說明了按得票多少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筆畫為序，自然就令名單上的最後一名習近平顯得十分刺眼。 但是，在「當選」的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中是得票數最少的一個並沒有影響當時的江澤民以及他的「大內總管」曾慶紅對習近平的進一步培養。 在當時的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上曾慶紅一步跨入中央核心領導層，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之後雖然暫時還只是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但當時並沒有安排一個書記處書記那怕是普通中央委員出任中組部長。而是由全國政協常委張全景超齡留任，圈內立刻明白這是要讓曾慶紅把中央黨務系統最重要的兩大塊，中辦和中組的大權全都攬到一個人手上。習近平被看好為江澤民的隔代接班人，也就是胡錦濤的接班人，都是在曾慶紅完全把持了中央組織大權之後的事情。 於是，習近平先是於一九九九年被就地安排為福建省代省長、省長，繼而又趕在十六大召開前的一個月被宣布平調至浙江省任省長，等待接替已經被內定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時任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就是這樣的一番預先鋪墊，，保證了他習近平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順利通過了十六屆中央委員的預選和正式選舉。 眾所周知，正是從江澤民向胡錦濤移交了黨總書記職位的中共十六大開始，曾慶紅就在胡錦濤身邊事實上扮演著「副總書記」角色。 九年前筆者曾在本專欄發表《習近平的「伯樂」是江澤民還是曾慶紅？》一文，文中介紹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陳雲力主推薦李銳出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兼青干局局長之後,當面交給他的首要任務就是培養、選拔「幹部子弟」陸續進入「接班梯隊」。習近平就是那段時間裡決心到基層去為進入「幹部第三梯隊」積累政治資本。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倒台後,推出了一個烈士後代李鵬;一九八九年趙紫陽倒台時,又推出了一個烈士遺孤江澤民,從此形成了外界所說的「江、李體制」。 從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澤民接替趙紫陽總書記職務到他二零零四年十月把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也讓給胡錦濤，實際在位長達十五年，而胡錦濤全面接班之後實際在位時間只有八年，中共最高領導權即又交回到「紅色後代」手裡。可見,陳雲早在胡耀邦在位時即說過的「還是自己的子弟(在政治上)可靠一些」，對中共最高層組織運作的影響力一直都是決定性的。難怪李銳先生二十多年前即說過陳雲對中共組織工作的影響力事實上比鄧小平更大。 更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把胡錦濤的在位說成是十年也好，八年也好，他在位的兩個時段，即十六大至十七大這第一時段和十七大至十八大這第二時段，分別是由兩個「太子黨」成員「輔佐」，前一個是曾慶紅，後一個是習近平。 自習近平上台之後將兩個前任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政治上打翻在地之後，中共內部即把胡錦濤八年間的軍委主席權位事實上是被兩個軍委副主席「駕空」的說法對外公開，但無論是中共內部還是外部世界在回顧胡錦濤事實上從來沒有把軍權抓在自己手裡的同時，都忽略了胡錦濤在位時的黨權也從未「獨攬」，尤其是黨內組織大權，前五年是被他「放心」地交給曾慶紅行使，後五年則是由曾慶紅的接班人習近平接掌。而當時這曾、習之間的「副總書記」職務的交接班，決定權如果說是在當時的總書記胡錦濤手中，不如說是在當時的曾慶紅和仍在幕後干政的江澤民手中更準確。 很多人都應該還記得，當年的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宣布「立案調查，並免去其在上海市一切職務，停止其在中央擔任的職務」的具體時間，是二零零六年九月。當時 ，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陳良宇前去北京參加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籌備會議，當陳良宇抵達北京後，即被中紀委宣布「雙規」。緊接著，中共政權即對外宣布了時任上海市長韓正出任上海市委代理書記的消息。 但是六個月之後，即二零零七年三月，中共中央突然對外宣布調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出任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同志不再代理上海市委書記」的消息。如此變動的內幕就是江澤民和曾慶紅為了趕在十七大召開之前，為習近平提供一個政治熱身的難得機會，為他在黨內「比選」的過程中勝過李克強創造條件。 而當時在內部討論的過程中之所以令胡錦濤也承認習近平比李克強更有「優勢」，關鍵在於江澤民和曾慶紅列舉出了習近平政壇履歷的兩點「過人」之處。 縱觀中共最高領導層的接班史就不難看出，從華國鋒開始，此後的胡耀邦雖然是團中央第一書記出身，但他在文革前也還是被下放到地方省委鍛煉過，至於再往後的趙紫陽，江澤民，再就是胡錦濤，都是地方省級黨委的一把手出身，胡錦濤甚至還有過團中央，貴州省和西藏自治區的三個黨中央的下級或地方省級一把手的履歷。 如果說基層政壇的長時間歷煉和省級一把手是成為黨中央主要領導人接班對象的必要政治履歷的話，那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中央軍委常務會議主持人耿飈的政治秘書的任職經歷，則是習近平在中共十七大召開之前將所有中央主要領導人接班人培養對象候選人比了下去的最重要因素。當年曾慶紅和江澤民都向胡錦濤強調過的習近平的重要「優勢」之一，就是習近平具備了李克強所不具備的最難得的政壇履歷：不僅僅是穿過軍裝，而且還是當年軍委常務工作主持人的秘書。 而李克強的「劣勢」之二，，就是沒有像習近平一樣，當過「七品芝麻官」。 李克強當然不是從地方基層一步步提拔起來的，大學畢業第二年便成了團中央副職領導幹部。他從團中央副職至團中央一把手的履歷與時任總書記胡錦濤完全一樣，離開團中央後也被胡錦濤等人苦心克隆成為胡錦濤第二，安排到不同省份擔任行政一把手和黨的一把手進行政治熱身。換句話說，當年無論是胡錦濤的本意，還是胡錦濤手下具體操作人員揣測當時總書記內心本意之後的苦心設計，中共中央組織部在中共十七大之前那幾年對李克強的工作安排實在是有克隆胡錦濤之嫌，難怪當時的李克強面對外界稱呼他小胡錦濤時從來都是抱以會意的微笑． 當年中共十七大上習近平和李克強雙雙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後，有內地網站上的公開文章中煞有介事地分析說，江澤民和胡錦濤等人在考慮習近平和李克強誰正誰負的時候，一定是考慮了他們的學歷和業務專長。習近平是馬列主義和思想政治教育博士，李克強是經濟學博士，所以習近平被安排為總書記接班人，李克強被安排了總理接班人。 筆者不排除當年的江澤民、曾慶紅和胡錦濤三人一同討論所謂第五代接班梯隊主要人選時，也考慮到了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不同的「專業優勢」，但所謂的馬列「學」博士和經濟學博士之間的「專業」區別，肯定不是最終令習近平力克李克強的決定性因素。 記得二零零七年中共十七大召開之前，在外界輿論大都已經相信習近平和李克強均會成為第五接班梯隊的主要人選的前提下，雖然習近平已經被安排在上海市委書記的位置上對黨內黨外單彰顯他的「更為重要」，但仍然有內地網友堅信因為胡錦濤是在任總書記，所以總書記接班人選肯定應該是李克強而不是習近平。有網友調侃說：李克強的名字起得好，「克強」的意思就是習近平再「強」也會被李克強「克」掉。 十七屆一中全會開過之後，眼見習近平的名字已經被放在了李克強之前，也許還是同一位網友又大發感慨說：李克強最終「敗」就「敗」在他的名字上了。「克強」兩個字太顯張揚…… 事實讓，相比於比自己年長兩歲的習近平，李克強當年被中共高層看在眼裡的所謂「比選優勢」首先是擔任正省部級職務的時間較習近平長了七年，李克強正式接替團中央第一書記職務時習近平還只是地市級幹部。其次是李克強進中委的時間比習近平早了一屆。如果不是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上落選中委後只好轉任全國人大常委，李克強擔任中央委員的資歷應該比習近平早了整整十年。 但是，李克強的這一「長項」被當時的曾慶紅換了一個角度分析，恰恰又變成了他與習近平之間相比的「短項」，那就是當年「一步登天」，大學畢業即成為縣團級幹部，次年即成為副部級幹部的李克強在副省部級和正省部級的任職資歷較習近平長許多，恰恰證明他李克強不具備習近平的省級以下的，特別是縣一級的基層領導工作經驗。 早在習近平在十七大上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之後，準備在十八大上接替總書記職務之前即有在中共官媒宣傳說，查閱習近平的早期從政經歷和文章，不難發現他對縣委書記這一崗位的珍視，有一種濃烈的「縣委書記」情結。 習近平接班之後，立刻要求中央黨校要定期開設縣委書記研修班。二零一五年一月，習近平就專程去中央黨校與第一期縣委書記研修班的兩百餘名學員座談，聲稱「縣委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一線指揮部』」,「縣級政權所承擔的責任越來越大，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党進程中起著重要作用。」 官媒評論說：這與習近平擔任過縣委書記的經歷有著直接關係，但更與他對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中縣委書記重要地位與作用的戰略意識緊密聯繫。由此可見，作為中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頂層「設計師」，總書記對縣級政治發揮的政策傳遞、區域功能、治理績效高度重視。 二零一五年一月中旬，中共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還特別刊登了一篇標題為《習近平的「縣委書記」情結：「芝麻官」關係國家興衰安危》的文章，說是郡縣治則天下治……。明擺著是在彰顯習近平相比李克強的政治優勢。 筆者在二零零三年三月看到中共官媒特別渲染曾慶紅與習近平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的國家副主席交接班「擁抱儀式」之後即從內地記者朋友處得到消息說：十七大之前江澤民、曾慶紅和胡錦濤在「比選」習近平和李克強時，曾慶紅一強調習近平的基層領導工作經歷，特別是縣級和地市級領導工作經驗，胡錦濤立馬啞口無言，因為這也同樣是胡錦濤的軟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第一件事，就是通過對於防疫問題的處理，我們可以看到，中共當局的國家治理能力已經大幅度下降。面對疫情，中共要不然就是蠻橫無理地靠暴力強行封控，結果造成人民生活的巨大損失；要不然就是毫不負責地「躺平」式解封，在基本的醫療救助體系都不具備的情況下，在醫療結構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讓人民自生自滅，導致比疫情還嚴重的人道災難。面對天災，如此作為，反映出中共處理危機的能力低下。這其實本來已經是既存的現實，只是在2022年的防疫中徹底暴露出來了； 第二件事，就是習近平已經成為全民公敵。當2012年習近平剛剛接掌政權的時候，還有不少人出於對他的父親習仲勛的敬重而對他充滿期待，希望他可以在政治上進行改革；但從戰狼外交到國進民退，從強行連任到「動態清零」，習近平一路走到今天，其施政能力和獨裁本質已經引發全國人民的不滿，白紙革命喊出「習近平下台」，就非常具有代表性。這樣的不滿，不僅瀰漫在中共內部，而且已經是全民共識，大家只是嘴上不說而已，但從內心對習近平還充滿尊敬和期待的，應當已經寥寥無幾。這樣一個孤家寡人，還要繼續統治中國至少五年，後果不堪設想。 第三件事就是11月26日爆發的白紙革命。這場抗爭運動表面上爭取的是改變防疫政策，但背後的重大意義在於，這代表著人民抗爭的時代開始了，新的國家與社會的對抗開始了。「六四」之後中共通過各種手段與人民達成了隱形契約，只要中共能發展經濟，人民就服從中共的統治。但上海封城，鐵鏈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等一系列的惡性發展，已經打破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默契，當勇敢的抗爭著喊出「共產黨下台」的那一刻起，中國就進入了新時代。這將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它或許是一個令人絕望的時代，但也可能是一個帶給人民希望的時代。 第四件事，就是中產階級作為一個階層，集體性地與統治集團決裂。目前為止，他們採取的，還是用腳投票的方式，大批的有產階級紛紛移民海外，從新加坡到泰國，從美國到歐洲，中國移民人數的大量增長，反映出中國的中產階級對未來的預期和絕望。長期以來，中國的中產階級仰賴中共專政體制的政治環境，通過利益交換等方式可以安穩發財，但現在，隨著經濟無可挽回的下滑，國家反過來要剝奪中產階級的財富，進行所謂的「共同富裕」，其實就是對財富的掠奪。這迫使中產階級覺醒。對於那些無法「潤」出中國的中產階級來說，他們將與來約認識到，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不僅他們的財富積累無法繼續進行，就連已經創造的財富都沒有安全性可言。中產階級的覺醒，必將成為未來五到十年中國變化的重要動力之一。 短短的2022年，發生了太多的事情，這些事情縱使表面上已經成為過去，但它們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對中國人的集體認知，對中共未來的統治基礎，都將產生衝擊性的影響，我們會在未來五到十年中看到這些影響對現實的改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放棄動態清零後，全國陷入空前混亂，北京人家中有人去世，排隊火化要等七天，更沒有冷庫收留大體。正常情況下，人死後三天身體開始腐敗，親人咫尺故去，不能入土為安，那不是人間，那是地獄。 趙立堅說，生活在中國你就偷著樂吧，現在為何沒有記者去問問他？ 各大城市都成死城，社會全面停擺，春運期間疫情還將擴散到全國城鄉，醫療系統不堪擠兌之外，地產、外貿與消費三套馬車趨於癱瘓，那麼中共國的出路又在哪裡？ 民怨沸騰之際，習近平突然發現，經濟垮，金融垮，醫療保險與退休金都不可支付，基層政府無法運作，那時不必外部勢力動員，中國人都會造反。九千萬黨員只是虛浮的群體，無實利即無凝聚力，到時樹倒猢猻散，中南海便是習近平的煤山。 近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重唱以經濟為中心的高調。縱觀新政策十條，儘是空話套話，較特別的是又在向民企示好了。「要從制度上和法律上，把對國企與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從政策和輿論上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 時至今日，還有人相信中共會善待民企嗎？善待民企就與國進民退的基本國策背道而馳，就顯示對民企的全面封殺搞錯了，早前阿里巴巴、教培行業、滴滴出行等公司的厄運又如何解釋？入一股做董事，在私企內部建黨組織，這些野蠻政府行為，要不要全面糾偏？ 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這違背中共二十大再三強調的鬥爭哲學，違背實行農村供銷社與城市居委會全面管控居民生活的長期戰略，不符合全面回歸計劃經濟的長遠規劃。 經過習近平這十來年的欺凌，私營企業家早已明白自己的終極命運，李嘉誠早走早著，馬雲與潘石屹也僥倖脫身，更多不知名的富豪，已經在新加坡日本與歐美國家平安落地，他們還會被中共一番花言巧語再誆回大陸去自投羅網？ 再次一級的小富豪和一般小生意人，吃盡清零的苦果，早已精疲力盡，幸運的凈身出戶，不幸的背了一身債，更不知如何安頓家小，他們還有什麼心情和能力重回市場？ 經濟是一個大系統，不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那麼簡單。經濟活力來源於社會生活的安全感，來源於普通人夢想成真的激勵機制，來源於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當整個社會的利益鏈條只向中共一黨之私傾斜時，多數人選擇躺平，完全符合正常人性。 滿目無可奈何花落去，卻無似曾相識燕歸來。 中共每逢環境好，就要講理想，講理想的目的，便是更瘋狂地搜刮民脂民膏，但一到環境惡劣，中共又開始講現實了，講現實他又可以講到推心置腹涕泗交流，然後環境一變好，他又一闊臉就變，又露出青面獠牙。這一套都演得滾瓜爛熟，中國人也看得倒胃口了，現在又粉墨登場，可惜已經「倒嗓子」了。 前有清零解封后的百丈懸崖，後有經濟惡化的遍地追兵，中共突然發覺自己站在絕境前，無計可施之下，又想祭出韜光養晦的老招數，對內向私企讓步，對外向美國示好，假惺惺扮可憐，只想再躲過一劫。 但習近平有兩個死結解不開，一是對內走社會主義道路，二是對外反美。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一定要圍剿私營經濟，要反美，一定得不到西方的合作與善待，那麼經濟的活水何來？沒有活水，在龜裂的泥土上能長出什麼好東西來？ 這一次，中國人大概不會再上當了，美國人也不會再上當了。因為習近平二十大上全面控權，習近平在位一日，沒有人相信他會醒悟，即使暫時讓步，也只是花招而已，因此中共唯一的生機，就是把習近平趕下台。 正常的政府，把國事搞到如此不堪地步，習近平應該鞠躬下台，但習在位壞事做盡，得罪政敵太多，他一下台即無死所，所以他絕對不會主動辭職。 生死存亡之際，黨內本應有政敵策劃搞一場宮廷政變，把習近平趕下台，但中共高層已爛透，很難形成反習集團，沒有人肯冒殺身之禍，因此今日中共國是一個自由落體之勢，不斷加速墜落，完成崩潰的過程。 海外不少媒體都在討論中共崩潰的結局，討論後中共時代的中國，這不是偶然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大家都看到這個結局，這個結局就一定會來到。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我在2022年1月2日的專欄文做過一個預測，2022年中國不會好，中國人開始要真正過苦日子。不幸被言中。當時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認為有四大原因讓中國日子難過，一是2022年外部環境和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讓好起來的因素沒有出現，二是中共20大有可能產生某種於習近平不利的變數，三是民眾對習的政治高壓到了某種程度的物極必反階段，四是2022年的中國經濟形勢大概率會比2021年困難。現實表明比我的悲觀預測還糟。 中美關係會趨緩 不過我覺得2023年中國的形勢可能要好於2022年。最根本的原因在於，2022年實在是太壞了，特別是經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差的，比八九六四後的三年治理整頓時期還要壞，2023年不太可能出現比2022年更壞的情形，因此只能往好的方向走。但是，雖然可能有好轉，可日子依然難過，這一點不會改變。 具體來說，2023年中國可能好於2022年的因素主要有：（一）中美關係在2023年總體會趨緩，儘管對抗依然會進行；中國跟歐洲，還有日本和澳洲的關係都會得到一定程度改善，整體國際環境會比2022年好。（二）中共二十大塵埃落定後，圍繞著人事和路線的鬥爭暫告一段落，2023年是二十大後的開局之年，新班子要有點新氣象，這是日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說的。（三）因為2022經濟實在太差，2023年要拿出一點像樣的成績，就得聚精會神搞建設，不太可能再瞎折騰，政治環境會有所放鬆，包括反腐有可能降低力度。 G20會議和APEC峰會習近平忙著見與會各國領導人以及之後的中國外交，預示著中國的國際環境在2023年會有所好轉。首先當然是最重要的中美關係2023年可能不會變得更不穩定。雖然美國新的國會開始後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可能的訪台，以及台灣政策法的審議出台會給美中關係帶來新的考驗，甚至引發中國山崩海嘯般的反應，但布林肯的訪華至少會使兩國關係在上半年保持穩定。另外，中國會把外交的重點放在歐盟、東盟、中東、非洲等地區。法德會繼續改善同中國的關係，澳洲和中國關係改善的力度會相當大。兩岸關係因台灣臨近大選以及受美國因素的影響，依然會處於緊張狀態，但2023年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還是很低。總之，為發展經濟，中國會努力使自己的地緣政治環境好一點。 權斗不會影響大局 相對外部環境，2023年中國好壞與否的更重要因素在內政。只要內政尤其黨內高層不出現大的問題，危機就可控。從這個角度看，二十大新的領導班子的選出消除了圍繞著權力博弈的一大隱患。雖然黨內和社會對習將親信塞進政治局，組成一個清一色的習氏班子很不滿，但不滿歸不滿，木已成舟，只得接受這個結果。黨內高層的權力大博弈，要等到幾年後的二十一大前。而對以李強為首的新班子來說，為了證明他們確實有能力把中國搞好，不單是因為和習的關係密切才上位的，也要好好的表現，不讓習失望。從習而言，他所以不考慮黨內多數領導幹部的感受，硬要組成一個信得過的「內閣」，一個出發點是在高層排除雜音，讓他們一心一意地幹事，免得拆台和牽扯，花費太多精力協調不同意見。當然，2023年要完全排除黨內權力鬥爭也不可能，只是說，即使有權斗，也不會影響大局。 2023年中國最大的政治是如何搞活搞好經濟。經濟是根本，是中心工作，這話放在過去幾年是不可能的話，2023年習不得不收斂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想法或者野心，集中精力救經濟。迄今為止，中共的合法性還是來自經濟，習的一切抱負都要經濟做後盾和支撐。經濟好，一好百好，經濟壞，一壞百壞。要不是2022年的經濟實在不行，僅僅面對封控出現的抗議，習可能不會退讓，放棄清零，放開疫情管控。但如果經濟出大問題，輕則連政府的運轉都會成為一個麻煩，重則出現連鎖反應，被強力壓制的各種矛盾都會被激化，社會的危機和動蕩很可能不可避免。雖然出現這種情況政府可以用暴力鎮壓下去，可要知道，暴力也是要用錢的。沒有錢，暴力都難以為繼。 所以，當經濟壞到威脅中共統治後，習不得不妥協，重以經濟為中心。經濟工作會議已經發出這個信號。但是，由於過去幾年習對私營經濟和資本限制得太厲害，傷了企業家們的心，一時半會很難讓他們相信當局的誠意。故2023年的經濟工作並不那麼容易做的，而這正是對新班子的考驗，除在經濟政策上做出大的調整和轉向外，恐怕還需要採取一些非常措施，比如是否可以請馬雲回來重掌阿里，或者讓他的螞蟻金服再上市，又或修改憲法，將民營經濟的法律地位提到和國有經濟一樣高。減少政治上的清規戒律，讓官員像過去一樣放開手腳去拼經濟。 上面只是從一般可能的狀況去分析評估2023年。2022年出現了幾個意料不到，2023年也不排除在國際國內出現意外導致局勢不是變好而是進一步變壞。真出現此種情形，只能說上蒼不再眷顧習了。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我在今年初撰文表示，2022年，中國不會好，中國人開始要真正過苦日子。列舉了四大理由，一是外部環境和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讓中國好起來的因素沒有出現，二是中共20大有可能產生某種於習近平不利的變數，三是民眾對習的政治高壓到了某種程度的物極必反階段，四是2022年的中國經濟形勢大概率會比2021年困難。 不幸的是，我的這個預測完全兌現，時間老人即將跨入2023年，中國的情形比我預想的還要糟糕，尤其習的形象從高高在上的神壇快速跌落，比預期的還要快。 回顧2022，似乎開局就對習當局不利，一堆壞事情接踵而至。先是湖南湘西女教師李田田事件發生，接著網球名將彭帥指控前常委張高麗性侵一事輿論發酵，引發國際社會關注，國際網球協會甚至為此還取消在中國的賽程。再下去是徐州鐵鏈女事件曝光，此事更是引起巨大的輿論海嘯，並持續了相當長時間，迫使江蘇兩級地方政府成立調查組，一批官員因此丟了烏紗帽，中共的形象也受重創。要不是此後疫情再起，尤其是上海的封控，這起事件恐怕還要延續一段時間。 儘管如此，這些事件對習只能算前奏，尚未直接衝擊習，他還能憑著冬奧會張藝謀製造的流光溢彩的開幕式以及谷愛凌出色的賽事成績，來分散沖淡它們的不利影響，轉移輿論視線，表現他所謂的領導力。然而，抗疫的失敗對習的權威是巨大打擊，某種程度上成了他的「政治滑鐵盧」，雖然他看起來依然大權在握。 習上台整整10年，前5年完成了「核心」地位的確立任務，並將自己的思想寫入黨章成為指導思想，這是他的前任江、胡都做不到的。但是此時他還不能一言九鼎，大權獨攬。十九大讓他的權力進一步鞏固。正當他意氣風發在第二任期要大幹一番之際，2018年美中貿易戰爆發，美國開始了對中國的圍堵。貿易戰初期對習的權力是有損害的，國內對他的領導力的質疑開始成氣候。但隨著中國抵禦住了美國的關稅懲罰，美中貿易的逆差不減反增，習受損的權力和權威得到部分彌補。不過，似乎上蒼不想讓他喘口氣，要繼續消解他的地位，2020年，武漢疫情爆發。 疫情三年，習像坐過山車般既經歷了人生的低谷，也享受了權力巔峰，但最終從峰巔跌落。武漢疫情初期，由於瞞報和出於讓全國人民過一個安樂祥和的春節的政治需要，沒有及時防控，導致疫情快速蔓延，隨後李文亮醫生之死激起大眾憤怒，社會和黨內的反習勢力開始謀劃拆台。 在2020年的二、三、四月，應該是習當上總書記後最暗淡的三個月，這從當時官方會議的表述上可以看出。如果疫情不能得到較快控制，他將無法向中國和世界交代，提前下台不是不可能的。故為避免這種局面的出現，挽回信譽，習宣稱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以示擔當和敢於負責。他實際是要賭一把，贏了重回核心，輸了可能地位不保。結果在這一階段他賭贏了，靠採取原始野蠻的封城措施，終於控制住了疫情的泛濫，並讓經濟得到較快恢復，而此時，全球其他國家，尤其西方國家紛紛中招，深陷疫情泥潭。 從2020年年中到2021年下半年這段時間，中國被看作國際抗疫的模範生，當局早早在2020年10月開抗疫表彰大會，把抗疫的「勝利」歸之於習的卓越領導能力和中共的制度優勢，極大增強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那段時期中國民眾也確實信心爆滿，一掃疫情初期的不滿情緒，嘲笑西方抄中國的作業。 在這種全民亢奮和一片凱歌聲下，習的權力和權威不僅得到完全恢復，而且登上神壇，這集中表現在2021年11月舉行的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第三份歷史決議上。該決議將習領導的十年稱之為發生「歷史性變革」的偉大十年，把習吹捧到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其在黨內和中國歷史的地位與毛並駕齊驅。 可惜成也疫情，敗也疫情。習未能很好利用德爾塔病毒的一年多時間對中國防疫形成的有利局面，在病毒進入奧密克戎階段，及時轉向，放開封控。由於擔憂開放後感染和死亡人數的激增影響冬奧會的舉行特別是中共二十大的召開，當局繼續採取清零政策，嚴防死守，地方層層加碼，變本加厲，終於再次引起大眾的強烈不滿，並導致經濟一落千丈。尤其是上海長達三月的封城出現的不可思議的亂像，及其造成的比武漢封城嚴重得多的人道災難，讓人們失去耐心。 11月初，習當局意識到這個病毒是防不住的，想用小步慢走的方式退出清零，出台了防疫20條。然而，由於在指導思想上不能放棄清零，加上地方政府特別是處於防疫一線的基層部門濫用權力，隨意封控，激起了民憤。在這一過程中，烏魯木齊火災10人死亡的事件添了一把火，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再也不能忍受這種非人道的抗疫了，走向街頭表達抗議，「白紙運動」於是在全國20多個大城市爆發。上海的抗議者甚至喊出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口號，道出了人民的心聲。此情此景下，加上經濟嚴重滑坡，當局又出台防疫新十條，完全放棄清零。 但是事情並未到此結束。疫情放開後海嘯般的感染讓大多數人猝不及防，人們發現，當局原來對放開根本沒作好預案，連最基本的相關防治藥品都未儲備，大眾的本能反應便是搶購藥品，許多老年人因為買不到救命葯而去世。這使得民眾特別是那些本來就反對放開的人群對當局非常不滿，指責當局撒手不管，在真正需要它的時候對人民棄之如敝屣，習的形象再受傷害。 歷史來看，對獨裁政權領導人的巨大打擊，莫過於他的錯誤政策在現實中造成巨大災難，走不下去而不得不撤回，因為獨裁領導人常常被政權的宣傳機器塑造成天縱英明，從不犯錯，是一貫正確路線的代表，只要聽他的指令和指揮，就可以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事實當然不是這樣，獨裁領導人是人不是神，相反，由於獨裁領導人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比一般人更自負，聽不進不同意見，被一幫阿諛奉承和投機取巧之徒的片面信息誤導，更容易做出錯誤決策。小錯也就罷了，大錯很可能導致不可收拾的後果。如果出現這樣的大錯，那麼官方之前把獨裁者捧的多高，摔的就有多重。 毛從神壇上跌落，是他發起的三年大躍進造成幾千萬人餓死，這使得黨內原先對他盲目崇拜的官員以及民眾開始醒悟，毛終究不是神，他也會出大錯。文革十年進一步摧毀了毛在中國多數民眾中的光輝形象，以致在他的晚年，黨內和社會就在醞釀反叛情緒，等他一死，他的路線就被全盤推翻，親信包括其夫人也被抓。 動態清零是習在過去三年防疫的總政策，實際也是過去三年實行社會管控的總方針，他因動態清零攀上權力高峰，也就預示著一旦動態清零碰壁不得不放棄，他要從權力高峰跌落下來，就像毛的形象在三年大躍進跌落下來一樣。 對習形象造成損害的不只是疫情，還有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出現的前總書記胡錦濤被架離會場一幕。如今，他雖然在二十大如願以償開啟第三任期，並建立了一個清一色的習氏班子，抗疫的失敗看起來並未動搖他對權力的絕對掌控，可從毛的案例來看，他跨過了權力和權威的巔峰期，進入下行通道。毛三年大躍進後經歷了一段權力的收縮期，不得不在七千人大會上自我檢討，儘管之後他發動文革，再次封神，但已經是秋後的螞蚱，其權威在文革中嚴重受損。 習應該不會因他的清零政策在黨內作自我批評，退居二線，但他也難於像毛一樣，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政治清洗運動來扭轉不利局面，重新立威，即便他依然掌控絕對權力。換言之，以2022年12月被迫放棄清零為分水嶺，習就算還能統治中國10多年，但已經走在下坡路上。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日前習近平令已故總書記江澤民極盡哀榮自有其真情表露的一面，畢竟是江澤民為他習近平的順利接班，打下了堅實的「維穩」基礎。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江澤民在中南海站穩腳跟全靠曾慶紅》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過了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因為楊家兄弟的原因，接替了趙紫陽總書記職務的江澤民即使在當年十一月份也表面上接替了鄧小平的軍委主席職務，但卻長期沒有抓到實際軍權。不過，當時的江澤民卻還是及時通過改組武警部隊,先把這支「看家」部隊迅速壯大並掌在自己心腹手中。 當年把戒嚴部隊的坦克從天安門廣場撤走之後，從共產黨政權自身的角度如何汲取「六四」鎮壓經驗和教訓,鄧小平是否曾經與江澤民等人討論得十分具體,外界沒有第一手資料證明,但從江澤民上台後圍繞「穩定」二字所採取的具體步驟、具體措施分析,還是能夠看得出他們的思維脈絡。 首先,當時的鄧小平也好,陳雲也好,江澤民和李鵬等人也好,無不認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動亂」是江澤民的前兩任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在政治上「右」傾,長期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必然結果。所以江澤民上台之後,雖然在經濟政策上左右反覆,但在政治路線上顯然是一直在汲取前兩任總書記的經驗教訓。從「反和平演變」到「講政治」,江澤民抓「精神文明建設」的那隻手從來就沒有疲軟過一天。 其次,考慮到政治上抓得再緊,經濟改革過程中因為利益調整而引發的部分社會階層的不滿情緒,總要找機會發泄,而「經濟動亂」和「社會騷亂」一旦發生勢必會被政治上的反對勢力所趁機利用,使得江澤民自上台之後,滿腦袋裡裝的都是所謂「風險意識」。直到他「功成身退」那一天為止,「六四」事件的教訓一直都使他江澤民的政治思維隨時處於一種高度戒備的臨戰狀態。 當年江澤民上台以後首先抓的大事之一,便是加強武裝警察部隊的建設。他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才被對外宣布接替趙紫陽總書記職務的。一個多星期之後，也就是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江澤民便以會見出席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全體與會者的機會首次對外公開露面，,就維護社會穩定問題發表談話說:「我認為在一般情況下,主要靠我們的公安,主要靠我們的武警。」 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江澤民又在內蒙古武警部隊發表講話說:「就維護社會穩定來講,站在第一線的是武警。」 一九九一年四月,江澤民在四川接見武警部隊官兵時表示:「任何國家,從來沒有成天亂鬨哄的而能把經濟搞上去」;「我們武警部隊要時刻做好準備,一有不安定苗頭,就要果斷地制止,保持一個安定團結的局面。」 一九九二年十月,江澤民所作的十四大政治報告中特別提到武警部隊的作用,這是武警部隊建立以來,中共黨代會首次把武警部隊寫入政治報告。 另據當時的中共《人民日報》報道:「江總書記根據武警部隊執行任務的特殊性,提出了武警部隊在處置突發事件、維護社會穩定中,要站在第一線、打頭陣的思想。」 另外一則信息便是江澤民當時對擴大武警編製和組建武警防暴部隊的高度重視。 僅以北京地區為例,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駐北京的武警部隊兵員成倍增長。先是在進京執行鎮壓任務後的野戰部隊中精挑細選了八千多人,分別補充進北京武警總隊下屬的十二個支隊。與此同時,江澤民又下令於一九八九年底之前完成為北京武警總隊在全國範圍提前召募近萬名新兵的任務。 接著,江澤民又親自批准於一九九零年七月,從全國各地的武警部隊中抽調近六千名精名強將,正式組建起武警部隊的第一支「特警部隊」,對外號稱「中國武警第一旅」,內部編製為北京武警部隊第十三支隊。這支部隊是專門為「突發性任務」而組建的,其兵員不但質量上是百里挑一,數量上也遠遠超出全國範圍內的任何一支武警支隊。 1996年2月2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沛瑤在家中遇害。這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首次有國家級領導人遇害，一時十分轟動。 遇害前的李沛瑤的住處是北京市西城區新街口外大街4號院，當時這裡住著40多位副部級以上的幹部，駐有27名武警官兵，設有6個固定值勤哨位和1個流動哨。院內李沛瑤的相對獨立的住所更是有專門配給他本人的一個班的武警官兵輪流換崗，24小時值勤。而作案人就是其中之一。 當時的江澤民聞訊大怒，立即下令將武警總部及北京支隊的領導班子進行一番大清洗。當時的武警總部還是副大軍區級，江澤民藉機動議將武警部隊由副大軍區級晉陞為正大軍區級,但因為武警警銜最高為中將,是此前人大常委會立法決定的,同時又考慮到公安部與武警部隊之間的平衡問題,故武警總部的規格暫時未動。但是,上海、天津、廣東、西藏等重要地區的武警總隊則由過去的正師級升格為副軍級,北京武警總隊則由副軍級升格為正軍級。自此,北京武警總隊僅比武警總部低半格,所以它的第一政委系由武警總部副政委(正軍級)兼任。 不過，不出一年，武警部隊還是隨江澤民所願被提升為正大軍區級。一九九八年，中共當局通過修「法「，將武警部隊的警銜規定由原來的最高為中將改為最高為上將。 當年北京武警總隊自成立之初即被規定基本不從北京市城區內招兵,北京郊區的兵員在其中的比例也十分有限。而發生「六四」事件之後,中共對此做出更嚴格的規定,北京武警總隊的新兵全部來自外地。這就是江澤民所謂「政治保障」的重要體現。 另外,北京武警總隊在「六四」事件之後的幾年裡,其裝備更新的速度之快,現代化程度之高,亦令外界難以想像。尤其是特警部隊,除配發微聲衝鋒槍等當時中國國內最先進的致命武器外,還從發達國家進口了最先進的電子空氣自衛器、麻醉槍、自動標識發射器等非致命武器。 而依據「六四」事件的經驗教訓,當時的江澤民「痛定思痛」之後，也下令國內「攻關」，專為武警防暴部隊研製了各種各樣的現代防暴裝備。比如當時由河北邯鄲某工廠為主生產出的一種防暴裝甲運兵車,不但具備超強防彈功能,而且特別借鑒「六四」事件教訓而加裝了非常昂貴的高級阻燃材料,當時的平均每輛車的造價即達百萬人民幣。據說這種車輛,截止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開，即已經在僅北京地區的「中國武警第一旅」配備了二百多輛。 再者,雖然中共野戰軍系統中當時也仍只有部分集團軍陸續完成了下屬陸航大隊的組建,但那支「中國武警第一旅」從組建第一天就配備了武裝直升飛機分隊(相當於野戰軍的團級建制),而北京人從此時常抬頭便可看見的「軍用飛艇」,也是該部隊偵察分隊的先進裝備之一。 更令一般人不太可能想像的是,大概是從一九九一或者一九九二年開始，北京地區的武警防暴部隊就已經開始配備了一批「裝甲布障車」,其特殊功能是可以用每分鐘一百米以上的速度,迅速在北京城市主要交通要道的表面上布滿編織著有無數個鐵蒺藜的鋼絲網,令人群乃至普通輪胎的車輛無法越過。 該部隊有一位軍官當時在朋友中吹噓說:「國內生產的最先進防暴武器,以及凡是有可能買得進來的國外先進防暴武器,我們部隊都配備了。全國範圍內,除了正在深圳訓練的駐港部隊,沒有第二支部隊能與我們武警第一旅比裝備。」 由上述信息足可見出,江澤民等人在「六四」事件之後,無疑是在內部認真檢討過「六四」鎮壓的成敗得失。關於其「成果」與「收益」方面的內容,放在後面討論,,而從「敗」和「失」的角度,應該是深刻意識到了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調派野戰軍進城,完全使用戰場上對付敵軍的方式和手段對付手中至多有幾塊磚頭、幾枝棍棒的「暴亂」群眾。因而必須對武警部隊進行擴編。 其二,野戰軍進城執行鎮壓任務,武器的局限決定了部隊官兵在面對群眾反抗時,只有被動挨打和開槍殺人兩種選擇。因而必須抓緊建立配備非致使武器的武警防暴部隊。 其三,「動亂」蔓延之後才下手,才導致不殺人已收不到阻嚇效用的結局。 一九九七年在中共政權為鄧小平去世發布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中,以及江澤民在鄧小平追悼會上所致的悼詞中,都有一句「戰勝一切困難,經過住各種風險」的提法。而在當時的江澤民的內心深處不會不清楚,如果沒有「六四」鎮壓的慘重後果,已經倡導了改革開放並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共產黨政權日後所面臨的政治風險要低得多—-無論鎮壓決策者當時的出發點是什麼,結果畢竟是欠下了一筆血債。 反之,當時的江澤民內心同樣比誰都清楚,假如沒有「六四」事件發生,或者說八九學運是因當局的綏靖手段奏效而告結束,歷史也就沒有可能會給他江澤民一個入主中南海勤政殿的機會。 另外，當年在大力加強武警部隊建設的同時,對於一旦再發生僅僅依靠武裝警察部隊仍不足以平息的大規模「動暴亂」,江澤民政權還是作好了動用正規軍，即國防部隊對內參戰的準備。但仍然是鑒於「六四」事件中的北京戒嚴部隊在執行任務過程中表現得確實「缺乏經驗」,當時的江澤民曾下令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聯合下發過一份《暴亂事件應急方案》,中共中央軍委還在這份應急方案後面附加了一份《防暴行動條令》,並通知隨此新的《防暴行動條令》的實行,一九九零年七月下發《中央軍委關於部隊參與防暴行動應注意事項暫行規定》廢止。 該新版《暴亂事件應急方案》中要求: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都必須限期成立由黨政第一把手挂帥,由地方駐軍、地方武警部隊首長和當地公安、司法機關主要領導組成的「防暴指揮部」。防暴指揮部要有常設辦公室,平時由常設辦公室主持工作並安排專職人員晝夜值班。各地都要為防暴指揮部撥發專款,迅速添置現代化報警、通訊及其他防暴指揮器材。 文件規定,該防暴指揮部有權對當地駐軍、武警部隊及公安機關的防暴武器儲備、防暴通訊器材使用情況、防暴戰備值班任務執行情況等隨時進行督促檢查,有權對玩忽職守者督促改進並向及時向上通報。 文件要求:人民解放軍駐各地部隊,尤其是駐守在各大中城市周圍的部隊,都必須設立防暴指揮部並在原來特種部隊的基礎上,組建防暴警備隊。 文件要求解放軍部隊平時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要結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愛國主義教育,加入堅決執行防暴行動任務之重要意義的教育內容,力求使部隊幹部戰士在參加防暴行動時,能夠充分認識到制止和平息一切暴亂都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保衛祖國和平建設的具體任務,在當今暫沒有外來軍事侵略的和平建設年代裡,防止任何形式的國內騷亂、武裝叛亂等就是人民軍隊的主要戰鬥任務,更是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務必要求各級幹部在執行防暴任務過程中,既能做到嚴格掌握政策,又能保證在對敵鬥爭中立場堅定,決不手軟。 中央軍委在附加的《防暴行動條令》中則具體針對在突發性暴亂事件中地方駐軍應採取的行動措施作了非常詳細的規定。條令中還詳細規定了防暴部隊在何種情況下可以使用煙幕彈、催淚彈、橡皮子彈等非致命武器。在如下情況下可以由部隊指揮員下令開槍。一,在防暴過程中,如遇暴亂人員持械攻擊部隊或武裝拒捕;二,暴亂分子施行放火、搶劫警告無效;三,暴亂分子持槍對部隊或人群射擊;四,暴亂分子聚眾衝擊黨政軍機關或軍事防地,警告和使用非致命武器均未能有效制止…… 條令中規定:一旦發生暴亂,事發地區駐軍出動防暴部隊時可視情況嚴重程度,出動防暴裝甲車、坦克、裝甲車、武裝直升飛機和武裝巡邏艇等。但是,防暴部隊首長只有權力決定是否使用防暴裝甲車配置的非致命武器,如遇嚴重情況確實需要使用防暴裝甲車上的致命武器和坦克、裝甲車、武裝直升飛機及武裝巡邏艇上的殺傷性火力系統,必須請示中央軍委或中央軍委臨時任命的防暴總指揮部首長同意。 由此可見，日前習近平為江澤民所至悼詞內容中之所以說確實含有幾分懷念和感激真情的話，那就是如今的習近平政權的「維穩」硬體，都是江澤民「功成身退」之前打下的雄厚基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正在爆發的COVID（新冠病毒）疫情浪潮。 多位世衛顧問對路透表示，中共當局的突然鬆綁防疫舉動，可能成為拖延結束全球「大流行」的變數。 但更大的變數，似乎更藏在中共隱瞞和撒謊的惡習中，這歷來與它試圖維持政權穩定有關。 瞞疫招數精緻化 從首都北京到全國各地爆發驚人的大規模感染潮，人們在社交簡訊和電話中的第一句就是「你陽了嗎」。許多海外人士也在交流中提到，國內親友許多者「陽了」。西方媒體訪問到的北京民眾說，他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大都已經感染。 引發人們恐慌的是似乎無準備的整個醫療保障體系。民眾搶購藥品，醫院不堪重負，殯儀館、火化場超負荷，人心慌亂，商業蕭條。 當局12月14日停止了對無癥狀感染者數據的公布，這是隱瞞疫情的一個關鍵。 許多老年人和有基礎病的人因染疫離世，多家外媒實地採訪顯示，北京的許多殯儀館火化了量比過往多很多倍。但中共國家衛健委12月20日通報稱，12月19日新增5例染疫死亡；前天死亡2例，全來自北京。這是12月3日以來僅有的兩次更新。 除了染疫病例數據和死亡數據被隱瞞，疫情大爆發的時間點也可疑。一般認為疫情突爆與當局突然全面放開防疫有關，但查實在中共「放開」前後的一個多月內，北大、清華大學，已經密集發布33名退休老教授的訃告。 12月19日，自由亞洲電台引述一名北京政法官員稱，早在中共二十大期間，北京的各大醫院的院內感染就已非常嚴重，到12月初已經完全失控，但這一切都被官方嚴密封鎖。 世衛組織緊急項目負責人瑞安（Mike Ryan）12月15日也表示，早在中國鬆綁清零政策之前，確診人數已經呈現爆炸性成長，原因是「防控措施本身並沒有阻止疾病的發生」。 過去外界擔心的是地方政會因怕麻煩而隱瞞疫情，現在來自中央政府的說法顯示，隱瞞來自最高層，而且手法精緻化。 12月20日，中共專家王貴強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的新聞會上解釋，只有病毒導致肺炎及呼吸衰竭死亡才歸類為染疫死亡。 這是中共當局更新的一個新冠死亡的指導方針，與世界其它國家不相同。這間接說明了中共公布的低死亡人數原因。 據美國官方標準，只要新冠病毒是導致死亡原因的一部分，就可被列入死因。當然，若一位陽性患者死於車禍，新冠病毒不會被列為其死亡原因，除非體檢醫師認為車禍的原因是來自新冠病毒。 英國官方公布的確診死亡病例，也包括任何對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但可能死於其它疾病的患者。 即便在香港，核酸或者抗原陽性者，在報告陽性的28日之內死亡，不論直接死因如何，皆計入新冠病死數。 這些歸類方法與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意見的大致相同。 中共現在公布的染疫死亡標準，其實是一種「高水平」的隱瞞手法，是歷年隱瞞方法的精緻化表現。 67歲的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著名設計師吳冠英12月20日死亡，《北京日報》僅稱「因感染重型感冒去世」。而其他一大批名人離世，官媒報導也基本沒提新冠。但大陸網友在相關帖子中許多都提及此病。 根據美國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的預測，到2023年，中國這波疫情可能導致超過100萬人死亡。但基於中共的隱瞞，這些「多出」的數據，不可能出現在中共官方資料中。 中共騙術遺禍世界 在2003年的SARS疫情中，中共自己承認的針對疫情的隱瞞或撒謊騙術，早已為世界所見識。 2019年底從武漢爆發的新冠疫情，也因為中共的隱瞞而迅速擴散世界。當時武漢的市長周先旺曾有一個經典的向上甩鍋動作，指地方政府沒有及時披露疫情信息，是因沒有中央授權。 2020年的中國疫情暫時平息後，習近平曾自稱打贏了這場的「人民的戰爭」，以封控為特點的清零政策成為他自誇的本錢；當年9月，他還在聯合國強調中共的制度優勢。 如今習近平放棄清零，等於無聲認慫。但世界正擔憂，新的災難，會再從中國擴至世界。 中國目前傳播的變種是全球主導的新冠變種Omicron及其分支，但也可能繼續發生變異。中共官方12月20日稱，中國一共有130多個Omicron的亞分支。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病毒學家湯姆皮科克對路透社表示，尚不清楚中國的疫情浪潮是由變異驅動的，或者它是否只是代表遏制的失敗。 和之前中共為了維穩政權和強化控制社會，因而宣傳病毒的恐怖不同，當局現在瞞住疫情規模和嚴重性，同樣是為了保政權。因為大規模的死亡，有損其所謂制度優越性和黨的「偉光正」形象。 在防疫政策轉向後，黨媒《人民日報》12月15日就發文《三年抗疫，我們這樣同心走過》，宣傳中共所謂三年「抗疫成就」，多次明確為習近平辯護，聲稱習中央「因時而動、順勢而為，抓住時機優化疫情防控政策。」 文章還推卸政府應擔當的保障民眾健康責任，稱「每個人都是自己健康守護的第一責任人」。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有奴才式帖子回應稱，「國家保護了我們三年，已經儘力了。」 從暴力清零到，到瞞疫，再到虛假宣傳，歌頌領袖，一切都像毛澤東時代「大躍進」的輪迴。 中共放棄清零，以及北京這波巨大感染潮均充分證實，「清零」根本不可能，只是獨裁專制政權的空想和無恥的統治騙術。 國際上的批評，中共會以內政問題掩堵；對內，它靠封鎖消息和撒謊的精緻化，讓人們在溫水煮青蛙中失去抗爭熱情。雖然部分民眾感知到謊言，但是中共會擺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嘴臉，強力打壓。只是，這種維穩狀態是不會長久的。 徹底「躺平」背後是政權危機 中共二十大前，就有不少分析者認為，二十大後清零會鬆綁，因為清零隻是政治維穩目的，主要是習近平要控制一切，保二十大連任。 今年初以來，世界各國根據病毒演變，陸續採取「與病毒共存」策略，讓社會平穩進入後疫情時代。而中共堅持了長達三年的清零封控政策，導致人道災難不斷。今年上半年的上海疫情同樣是Omicron，這本來是中國跟世界各國一樣學習與病毒共存的機會，但是當局採取全面封城。 一如所料，10月下旬的二十大上，習已成功奪取第三個任期，其後當局果然開始部署放寬防疫。11月10日，習在政治局會議上，雖仍堅持動態清零，但另一方面又說要推行「精準」防疫、避免一刀切。政治局會後第二天，當局即宣布「20條」放寬措施，各地在觀望中搖擺，引發富士康員工抗爭事件。 直至11月24日新疆火災因封控致嚴重傷亡，反清零抗議的白紙運動全國爆發。民眾憤怒地集體喊出「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口號。 12月6日的政治局會議不提清零，次日拋出「新十條」，突然全面放鬆防疫。 一般相信，清零政策突轉，正是因為遭到全中國人民的巨大反抗，另一方面是財政困難，清零難以為繼。在民憤、抗爭和嚴酷的事實面前，為了保政權穩定，習近平不得不轉向。 救經濟成效難測 整個2022年，是民怨積壓和爆發的過程，包括鐵鏈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上海封城更是民怨滔天。對照中共建政後的「大躍進」引發「三年大饑荒」和歷次運動，它一貫是不看重人命的，直至經濟頻臨崩潰，文革才收場，轉向所謂「改革開放」。經濟層面的危機，才是中共最害怕的動搖政權根基的因素，今天也一樣。 在防疫鬆綁之後，為期兩天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6日結束，會議承認「國內經濟下行」，定調2023年求「穩」，「做好經濟工作」，特別提到支持民企，「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黨媒在會後還放出習的口風「我一貫支持民企」。浙江新任書記易煉紅12月18日赴民企阿里巴巴表支持。 看過海外網上的評論，人們對比中共近年對民企的打壓，相信當局真正轉向的人並不多，多認為只是權宜之計。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雖然不提壓制中產和富裕階層的「共同富裕」口號，但中共財長王昆兩天後在黨媒《學習時報》發文大談「共同富裕」，並稱要做大國企，沒提稅收佔比超過五成的民企。光從這一點同期釋放的相反信息，企業家們就不會相信中共的話。 筆者近日和國內的親友通電話，得知他們廠里兩百多人染疫，員工都跑了，工資也不要。相信這種情況應該不少，特別是民營企業。這波疫情要燒到何時還是未知數。中國經濟將會下滑到什麼境地？ 防垮台左支右絀 在防疫政策大鬆綁後，疫情升溫，全民大發燒，但藥物奇缺。民眾怒問，為什麼沒準備好藥物就突然解封？ 輿論一直是中共政權維穩的關鍵，但在疫情突爆之際，大陸媒體包括自媒體開始間接揭露真相。當局看來已經管不住了，可能許多管理者也在「躺平」。 醫藥資訊媒體「賽柏藍」12月20日刊文，引述行業內人士指出，疫情3年來管制退燒等藥物，導致一部分葯企和藥店已經倒閉；現在突然放寬防疫，眾多葯企事先並沒有接到備貨通知，突然要加大生產面臨困難。 網傳的一個錄音顯示，北京一家醫院領導在內部會議上說：「國家之前忙著去防，根本在治上沒有動腦子。」 中共官員有藥物特供也被陸媒曝光。 財新網12月20日引述多家企業透露，現在多地政府部門對防疫物資供應實行了行政管制，一部分用來調劑市場投放；還有相當部分產能流向了行政、國企等特供渠道。上海地區的一家醫藥企業人士稱，他們生產的抗原大部分被政府徵用，徵用後去向不明，企業或個人要預訂抗原，得等到30天之後。 中國國葯12月15日終於簽了代售美國輝瑞口服藥的協議。該葯在中國醫藥平台的價格為人民幣2,980元，在媒體報導半小時後，線上平台就已搜尋不到該產品。 有網友反饋稱:「在中國藥店買不到輝瑞治療新冠的葯，但是省督查組、紀委都有這個葯。」 還有網友質問：「為什麼這種在其它國家由政府免費提供給高危人群的藥物，在中國卻賣這麼貴？」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還在利用洗腦和維穩術已精緻化的專制體制，試圖維持政權。但是這個體制已是破車一輛，千瘡百孔，雖有高科技配置用來封堵，在特殊時局之下也是左支右絀。 其它顯示當局左支右絀的情況，還有中共駐法大使盧沙野日前公開承認自己打了美國的輝瑞疫苗，並稱中國國產疫苗安全性「沒有充分保證」。河南省駐馬店市衛健委的公眾號12月6日轉發文章，批層層加碼防疫主要來自上級指令。文章後來刪除，並宣稱「誤會」。 再者，民智已開，人們，特別是年輕人，在一波一波中共製造的人道災難中，越來越多人清醒。中共的流氓嘴臉也在這次防疫轉折中曝光於世界。 世界上的每個人，如何看待中共，如何從思想和行動上和共產黨切割，對於避免世界更大損失，至關重要。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