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疫情“负治理”的背后

面对中国的疫情灾难，本栏上篇文章提出了“负治理”这个说法，指出其中的机理在于：政府在疫情中的作为不仅不是帮助民众，反而是变本加厉为难民众、作践民众。实际上，这种现象，并非始自2022年12月以来的疫情政策大转弯、大撒把，而是中国现行权力制度的一贯逻辑和基本特点。现在这篇文章，想进一步说清楚这一点，并希望能够透视“负治理”的根本病灶何在。

在中国生活的人，不论贫富，相信都有这样的生活体验：但凡和政府打交道，一定会障碍重重，乃至受到羞辱种种，至于最后能不能把应办的事情办成，恐怕很难有人敢说有把握。一介百姓，要进政府机关的大门，已经难于上青天。这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儿，而是几十年一贯制——这话我敢说，因为1985年我在中共党报上写过文章，专门批评党政机关对民众来说“门难进”的现象。现在只是更难进了而已。

更难进的原因之一，在于后来三十多年里中共发展出了所谓“维稳体制”；这个体制的宗旨，就是从根本上把民众看作威胁、看作敌人、看作“不稳定因素”、看作控制的对象。但是，那么多年里的中国高速经济发展，装饰、遮掩、模糊、甚至美化了这种宗旨和体制。当你能从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时，你不仅看不到“负治理”的存在，你更可能认为中国的治理很棒。不是吗？一个基建项目，比如修条路，西方国家常常十年八年搞不定相关的拆迁事项，中国政府一个星期内可以砸掉几十个村庄，半年以后高速路就在这些村子原来民宅的地基上修通了。人们自豪于这种发展速度和这种行政效率，不愿意去看那几十个村庄的上万村民被强制拆迁的遭遇。

就全国来说，那就决不止是几十个村庄、上万名民众遭遇这样的事情了。但是，没关系，中国政府搞得定这种事情，不怕你不满，不怕你反抗。但凡政府想干的事情，不管民众多么不满意，政府总归干得成——这被一些人名之为“强大的国家能力”，据说是中国发展的秘诀。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很简单，因为它有强大的控制能力。所谓“控制”，在这里，就是剥夺你的自由与权利。事实上，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特点，就在于以控制的手段实行治理；通俗地说，就是用为你好的名义来监禁你。

以社会治安为例。毛的时代，社会治安不差，原因是每个人都被那一整套体制严密地控制着。出门要中共党组织开具介绍信，包括出门讨饭也是如此；没有政府发的粮票，你有钱也买不到饭吃；机关集体宿舍楼里有客人来访，在楼门口受到盘查不说，看门大爷事后还会向治安保卫部门汇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社会治安作为公共治理的基本要务，是这样通过全方位的控制来实现的。

今天的中国改变了很多，但是，毛的时代真的走远了吗？当新冠疫情来临，“封城”、“清零”举措登场时，用以实现在公共卫生问题上的所谓“治理”功能的手段，毫无疑问，还是控制：强力控制，全方位控制，不惜代价的控制！

不是控制疫情，而是控制民众！控制病毒的传播，那叫公共治理；剥夺民众的权利，那叫政治控制。中共当局的能力，即在于以控制作治理。

控制不是不能部分达成治理的目标，但是，如果一个政府只会以控制作治理，那必定产生一个悖论：随着它的控制能力的不断增强，它的治理能力必定不断下降，最终走向“负治理”。套句网上名言“专业的事情很扯淡，扯淡的事情很专业”到这里，那就是：如果搞控制很专业，做事情必定很扯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悖论呢？要害在于权利，或者说在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什么是权力？权力等于控制能力；权力很大很大，大到无所制约，那必定产生对于权利的践踏与剥夺。一个政府以践踏和剥夺公民权利为主旨，当然，对民众来说，有这个政府还不如没有这个政府——这就是所谓“负治理”。

以三年多来的中国疫情政策看，从武汉肇始，到上海封城，从“动态清零”，到“应阳尽阳”，不管看起来思路有什么变化，政府权力对于民众权利的践踏，这个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动态清零”、严防死守下，不准病人去医院，逼迫人们住方舱，这都是以政府的强大“控制能力”来剥夺你本来的权利。“应阳尽阳”、疫情海啸中，去了医院你也排不上队——一个据称“崛起”、“盛世”中的国家，公共卫生资源如此不堪，如此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要求，原因何在？那也正是“中国模式”累年漠视民众权利的结果。前几年，不经严格科学检验即强力地大规模推广国产“新冠”疫苗，是无视民众知情、问政的权利，也是践踏民众在攸关自己生命问题上的自主抉择的权利。现在，不发布相关信息，或者不如实发布信息，也是当局无视民众的知情权；至于拒绝引进国外三年来已经验证有效的相关疫苗，任凭亿万民众在缺医少药的境况中自生自灭，更同样是践踏民众的生命权利。

写到这里，应该可以对“负治理”得出进一步的认识了。所谓“负治理”，就是以剥夺民众权利为基础、为导向、为手段、为目的的所谓“治理”。所谓“负治理”，就是公共权力成为引发、制造和加重公共危机和民众灾难的根源。也可以再套一次那句网上名言：事关权力很专业，事关权利很扯淡——这就势必产生“负治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