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美女如云
2026 年 8 月 8 日
中共和美国有关台海战争的应对谋划，双方已进入到了兵棋推演阶段。虽然各自军方的兵棋推演是保密的，但非军方的兵棋推演本身说明，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确实已经离现实越来越近了。那么，这场军事冲突一旦发生，中共能得手吗？美国最近的一场非军方兵棋推演给出了重要结论，即中共必败。而结合中国海军近年来披露的一些军舰训练方面的资讯，或许还可以判断，中国海军如果近年内发动侵台战争，其结果可能比美国智库的研判结果还惨。 一、应对中共的台海威胁 法国国家情报机构的网媒“情报在线”（Intelligence Online）最近报道，习近平对台企图愈加明显，去年12月指派曾担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熟稔台海宣传议题的高翔，出任中国社科院院长，从而与中宣部在台湾议题上合作，以沙盘推演各种意外状况，“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武力侵台后国际祭出大规模制裁、企图让中国深陷经济孤立时所带来的后果”。 美国国防部对中共的战略企图抱有清醒的认识。去年12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出席在加州举办的第9届里根国防论坛时发表长篇讲话说，美国的“《国防战略》对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有着清醒的认识，这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说起。近几十年来，它的军队已经开始了一个飞速的现代化计划。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意愿并且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其地区和国际秩序、以满足其威权偏好的国家。所以让我清楚地表明：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他还表示，“这始于美国具有战斗力的威慑力。我们将保持并加强我们的作战优势，使中国永远无法得出侵略符合其最佳利益的结论。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调整我们的预算，以应对中国的挑战。我们正在对研发和锻造更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国防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投资。我们正在对美军进行现代化、训练和装备，以应对印太地区的突发事件。国防部终于在注意力和资源方面，向亚洲进行了根本性和前所未有的转变。” 二、美国智库对解放军攻台的兵棋推演报告 美国的非官方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今年1月9日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The First Battle of the Next War: Wargaming a Chinese Invasion of Taiwan（下一场战争的首战：中国入侵台湾的兵棋推演）”。 通常，兵棋推演的目的是检验双方各自的弱点，找出适当的应战策略。因此，对假想的战况会尽可能考虑到发生事先未能预料的意外后果；这也就是对敌情做出充分估计。这次兵棋推演中总共仿真了24种战况，其中的绝大多数战况都对防守方采用悲观假设，即假定共军舰队的作战实力与美军相当，而美军又反应不力。 据上述报告披露，兵棋推演的结论是，如果共军2026年入侵台湾，将会出现共军完败、美军“惨胜”的结局；“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台湾/日本击败了中国的常规两栖入侵，维持了台湾自治。然而，这种防御付出了高昂代价，美国及其盟国损失了数十艘船只、数百架飞机和数万名军人。台湾的经济遭受重创……损害了美国的全球地位。中国也损失惨重”。 华府的这家智库在研究报告中特地说明，它对中共海军的实力评估，是按照中方“展示的战力（demonstrated capabilities）”为基础。所谓“展示的战力”，也就是中国媒体宣传的海军战舰的单艘吨位、火力装备以及军舰数量。在这样的前提下，这次兵棋推演得出了上述结论。 三、中共的“三无”战舰能上阵？ 然而，根据中共媒体披露的海军一线战舰的若干资讯，笔者发现，中共海军的真实实力不只与美军实力相差太多，而且与一支海军正常作战所需要的实力也相差甚远。 中国海军攻台，主要靠海军把大量水陆两用坦克等重装备和大量兵力运到台湾的海岸，实施有效的登陆作战。这样的跨海运输，主要依靠数万吨的大型两栖攻击舰来完成。那目前中国海军的第一艘两栖攻击舰、即准航母海南舰的训练状况如何？按照中共媒体的介绍，这艘主力战舰处于“三无”（无经验、无资料、无专业人员）状态。 所谓的“三无”，按照重要性来讲，第一重要的是“无专业人员”，军舰的设备越复杂，越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类舰员来操作；其次的难题是“无资料”，就是新建的军舰使用了很多新装备，但舰员只有设备制造厂提供的基本使用手册，却没有适合作战使用的操作条令和规则，没办法正常训练新兵来操作军舰，因为此类军舰是第一次使用，根本没有老兵；第三个难题是所谓的“无经验”，在前两个难题掣肘训练的状况下，舰上官兵全都没有操作此类大型复杂军舰的必要经验。 这个“三无”的说法，是海南舰2019年9月下水时，时任舰长闾勇军讲的。按照常识，一个处于这种状态下的舰长，用上三年时间，从零开始来训练所有舰员，已经是非常紧迫了。于是，这个舰长先阅读堆起来有几米高的各种使用手册，再从零开始，编写舰上各部门的操作条令，再一个一个部门地训练新兵；然后，再从训练中发现的问题里摸索修改作战条令。 在此过程中，还出现水兵缺乏学习能力、无法掌握舰上设备，因此主动要求被调离岗位的情形。这说明，即便是从头开始训练所有舰员，仍然可能因舰员能力不足，而无法完成必要的训练和基本操作。 四、海军作战与陆军有何不同？ 海军与陆军有两大不同。其一是，单兵功能以及作战模式不一样。陆军虽然以班、排、连为单位组织战斗，但士兵射击的动作是一样的；有一个人的枪发生故障，或者射击精度太差，不致于影响到战场态势。而海军则完全不是这样，军舰上一个岗位一个人，每个人的任务不同，而每个岗位都很重要。如果有舰员的训练不合格，军舰可能就开不动，或者舰上的火力就不能正常发挥；而更危险的是，军舰上任何一个部门的操作失误，都会成为整艘军舰的灾难。 其二，陆军是在固定战位上射击固定或移动目标，相对比较容易；而海军则永远是360度全方位地应对三维空间的移动目标。军舰在作战中，要同时应付空中、水面和水下随时可能的袭击，为此，舰只必须始终保持高速机动（转向），而对方舰只也是如此；这样，军舰在快速移动中打击对方的快速移动目标，对射击瞄准、双方舰位相对变化的计算，难度非常高。 所以，军舰上的各部门，比如航海、轮机、火炮操作、导弹操作、通讯、电子指挥中心、抢险等各个部门，各自职能完全不同，专业分工非常细，技能要求非常高。许多关键部门的水兵必须非常熟悉自己的职责，并且经过不同战斗状况下应对难题的训练；否则，军舰开出军港后，就无法履行舰队下达的演习和作战任务。 由此可见，军舰的运转，要靠全体舰员作为一个完整的集体来支撑；军舰上的任何部门运作不力，都会影响到整艘军舰的功能。日本联合舰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于美国阿拉斯加州西面的阿留申群岛海战中，那智号重型巡洋舰因中弹起火，轮机部门有舰员操作时拉错一个电闸，造成军舰火炮系统断电，全部舰炮因此失去了瞄准能力，军舰瞬间就变成了战场上只能挨打的靶子。更悲惨的情形是，在联合舰队的马里亚纳海战中，旗舰大风号装甲航母被潜艇的鱼雷击中，本不致命，但抢险部门的军官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导致舰体内蒸发中的燃油挥发气体密度过高，发生舰体大爆炸，于是全舰快速沉没。 五、“山东号”航母面临训练难题？ 对海军来说，官兵训练不足，是整艘军舰、乃至整个舰队生死存亡的问题。任何国家的海军舰员，对有能力、经验丰富的舰长，都非常敬重，因为那是作战胜利和军舰安全的保障；反过来，能力不足、经常犯错的舰长，就很难取得舰上官兵的信任，而舰长的训练不足，更是全舰官兵的灾难，在战时尤其如此。 前面提到的海南舰舰长闾勇军刚开始训练本舰的舰员，才1年多时间，仅仅摸出了一点门道，就在2021年4月被调去担任中共第二艘航母山东号副舰长。这个调令说明，中国海军的航母，也同样确少合格的舰长、副舰长级别的高级指挥官。 山东号航母的舰长来奕军原来是东海舰队护卫舰大队长，不懂航母作战。此人虽然可能接受过担任航母舰长的培训，但对航母官兵的训练可能不在行，因此就调两栖攻击舰海南舰长去担任中共第一艘作战航母的副舰长。显然，中共不但缺乏有经验的舰员，也缺少有经验的舰长。然而，闾勇军只有训练舰员的经验，同样也不懂航母作战。因此，航母山东号的正副舰长都是作战外行；而航母的各级官兵也同样对航母作战一无所知。 最近中国官媒又披露了一个舰长不合格的问题，即海军的护卫舰也出现了“装备等人才”这样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舰长的训练难以完成；而舰长之所以训练不足，又是由于护卫舰舰员的训练程度太低，结果一些舰长没办法指挥自己的军舰完成正常的出海训练任务。为了让护卫舰舰长们有机会得到指挥能力的初步训练和体验，只好采用“借舰训舰长”的办法；让那些自己的军舰不能有效执行任务的舰长，跟随别的可以执行任务的军舰出海，轮番得到指挥方面的基本训练，好让这些菜鸟舰长不致于太无知无能。 以上状况说明，中共海军的实力，不能用军舰数量来衡量，也不能单纯用军舰吨位的大小来判断，更不能用远洋海军国家那种成熟海军的水准来衡量。因为，中共海军仍然是一只“菜鸟”，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变成合格的“老鸟”。“菜鸟”如果上阵犯台，那大家可以想见，有时候可能中共军舰不是被击沉的，而是发生故障、无力排除而退出作战。更何况，在激烈的海战中，要求舰长每一秒钟都要在复杂的战况中做出正确及时的决定，那些从来不懂真实海战的舰长和官兵们，又如何避免覆灭的命运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2年12月7日，中共由三年极端封控突然转为全面放开。结果，大瘟疫汹涌而来，席卷全国。中国，只有中国，呈现种种让人无法理解的现象，堪称诡异。 其一，大部分人口快速感染，成为阳性。按照中国御用专家们的说法，全国感染率或高达90%，即10亿人感染。整个中国，只用了三周时间，就赶上了其他国家三年才达到或达不到的感染率。创下另一项中国速度。 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封控期间，人们动辄大排长龙测核酸，人挨人，人挤人，却甚少阳性；而解封之初，大多数人足不出户，并未与外人接触，却迅速阳性。这等现象，不只出现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就连人烟稀少的农村、甚至荒无人烟的太行山上，就不能幸免，那里的人们也一夜阳性。人们不禁要问：病毒从何而来？空气和水怎么啦？谁在撒播病毒吗？是隐形的魔鬼还是隐藏的人为？ 其二，大量人口死亡，尤其大量老年人死亡。同时让世人见识，高喊了三年生命至上、健康至上的习当局，竟在医院、医护、医疗方面毫无准备，从极端清零、极端封控的三年大灾难，一跃而入放开后的另一场大灾难：医院爆满，太平间爆满，火葬场爆满，墓地爆满。曾经为测核酸大排长龙的中国人，转瞬间又到殡仪馆大排长龙。大多数遗体得不到像样的成殓，甚至得不到及时的火化和安放，落入生前没有尊严、死后也没有尊严的可悲境地。当代中国，号称盛世中国，如下成语居然尽都排上用场，而且恰如其分：尸横遍野，尸积如山，死无葬身之地。 关于死亡数字，当局一度坚持只有四十多人；在民意和国际社会压力下，当局改口说出59938人，指一个月内的死亡人数。但就是这个数字，中外都无人采信。其实，即便是这个接近6万的数字，至少也需要乘以10或者100。根据香港感染者0.7%的死亡率推算，医疗条件远逊于香港的中国内地，即便套用0.7%这个比例，10亿感染者中，至少有700万人死亡。如果以1%的死亡率计，则有上千万人死亡。 其三，就在中国人大量感染、大量死亡的时候，美国、德国、台湾等伸出援手，表达愿意提供从药物到疫苗的全面援助，但尽遭中国政府拒绝，甚至傲慢地回答“中国有制度优势”。中方与美国辉瑞公司谈判进口辉瑞特效药，谈判迅速破裂；中方谎称辉瑞药价格太高，但辉瑞公司披露的真相却是：中方出价太低，低于所有中低收入国家，甚至低于萨尔瓦多。但世人尽知，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是唯一宣布已经实现“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富裕国家，竟然舍不得花钱、或花不起钱进口救命药！ 如果把所有这些诡异加在一起，潜台词是什么？习当局宁愿坐视大量人口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拒绝援助，仿如责怪美欧等国多管闲事；谈判破裂，等于故意拖延时间，坐等大量人口消亡。套用小粉红或老粉红的说法：某某某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联想到中国已是一个高龄化国家，老年人越来越多，曾经有“未富先老”的说法。莫非，有人要借病毒之手，大量消减老年人口？从而缓解中国的高龄化、让整体人口趋向年轻？更关键的是，老年人大量死亡，还省了国家（政府）的巨大负担：一举抹去呈天文数字的退休金和养老金。莫非，这就是有人要下的一盘很大的棋？ 果如此，则无异于一场人口灭绝。老年人，是中国人口的一部分。故意坐视老年人消亡，就是有意灭绝这部分人口。然而，正如极端清零酿成中国社会的次生灾难一样，蓄意坐视老年人口大量死亡，也必然酿成中国社会的另一场次生灾难。 如今的中国老年人，即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从改革开放中走过来，不少人有存款或有房产。而这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沦入低收入、失业、躺平。一类情形是：父辈的退休金、养老金成了得以依靠的家庭来源，部分年轻人成为“啃老族”。眼下，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大量离世，等于让很多家庭失去退休金和养老金的余荫庇护。当“啃老族”失去经济靠山，必埋下贫困和动乱的种子。 另一类情形：中国人流传“家中有个老、胜似一个宝”的说法，意即，老人可以帮忙照看孙辈，让年轻夫妇专心工作、挣钱而无后顾之忧。但随着大量老年人口的提前消亡，部分年轻夫妇失去老人照看孙辈的指望，必加速年轻一代不婚、不孕、不生孩子的躺平模式。 如此下去，就是继续中国人口递减、高龄化加剧的恶性循环。当局的算盘或事与愿违。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的人口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议论纷纷。最近的统计说明，中国的人口开始负增长，也就是停止增长，开始下降了。西方和中国的企业界关心的是廉价劳动力会不会继续维持。这对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也就是赚钱的机会没有了，必须转移世界工厂了。 对中国的工薪阶层来说，有两种可能性。工人减少了，有利于提高工资，摆脱廉价劳动力的困境。另一种结果是，企业外迁，减少了工作机会，工作机会的竞争将继续维持低薪工作，工薪阶层的状况没什么改变。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共建国之后人口随着政策变化带来的结果，从而可以稍微预测将来工薪阶层的前途。 建国初期和文革的二十多年里，中共学习苏联鼓励生育，人口迅速增长。期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导致饿死几千万人，人口数量有一个挫折。但刘少奇的恢复期和文革初期，人口政策不变，仍然继续高速增长。这为二十年后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的廉价劳动力，打下了基础。 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增长落后于人口增长，过穷日子似乎无法为伟大的共产党圆谎。于是，以聪明的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一帮官僚们，就想出了一个甩锅的对象：说是人口太多国家养不起，要开始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既然是一项政策，就要养一帮官吏。这个专业官吏的利益群体，就要扩大自己的权力、利益和规模。这逐渐演化为一胎化和暴力堕胎，形成中国特色的人口政策，导致了三十多年后人口增长下降，老龄化提早到来。以至于现在的人口负增长，人口危机提前到来。 人口问题还有另一个分支，就是劳动人口和家庭结构。中国共产党为了降低劳动力价格，实行低工资、双职工政策。开始是为了增加政府积累，压抑工资增长。改革开放后成为吸引外国资本的有利条件，所以继续维持下来。这完全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结构，造成现在养儿难的现实问题。也从另一个方面限制了人口的增长。 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中国人口的负增长将会加速。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将无法维持现有的经济结构。在技术进步缓慢，资金和企业外迁的形势下，失业问题也会增加。国内市场会逐渐萎缩，经济增长将会和人口下降持平，或者达到一个低水平的平衡。 因为上述的原因，人口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第一重要的也是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产生和维持都和一党专政有关，它的存在也是维护一党专政的基础之一。 第二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回复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和家庭结构。把碎片化的个人主义社会结构，重新结合为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没有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就不会有正常的人口增长。碎片化的个人主义社会结构，更加有利于专制政府的存在。因为失去了家庭和亲属网络的依靠，人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这就是强大的专制政府存在的基础。 综上所述，解决人口问题，就会触及到专制政府的存在的基础。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工薪阶层将为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承担主要的后果。马屁文人们将会描绘出新的美好前景来忽悠老百姓。请大家警惕，防止继续被中共欺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时运高，又给我看到屈颖妍（香港激进亲共人士）一篇“潮文”，她指“黄丝手足”（泛指香港抗中人士）移居英国，仍搞年宵市集，卖中式传统美食、港式小吃、贺年装饰、挥春、利是封等等，于是大发议论： “一群弃国者、叛国者，以身为中国人为耻，口口声声‘我不是中国人’，但到头来，一个农历年，已令他们在自己的基因面前跪低，不认不认还须认，如果不是中国人，贴什么挥春？过什么兔年？” 凭常识也知道，庆祝农历新年的决不止中国人，光是亚洲，就有台湾人、越南人、韩国人、新加坡华人、马来西亚华人等。当然，我们不会期望一条长期散播假资讯、近乎文盲的中共文棍会讲常识，但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值得探讨的，就是“中国人”身份问题。 坦白说，从前我也习惯自称中国人，因为我素来喜欢中国语言文学（但不代表我喜欢所有中国文化），但近年考虑到一个问题，就决定不再随便以“中国人”自居了，必要时，也只会用“华人”两字。什么问题呢？我担心自称中国人，有人会误以为我自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本栏读者应该留意到，我行文时写“中国”，时写“中国”，这绝非笔误，而是刻意为之。“中国”两字源远流长，历来有多重含义，包括指中原地区、中国人、京师、朝廷，也是“神州”、“中土”的同义词。尽管大清国人偶尔也用“中国”称其国家，但“中国”作为官方国号，是近百年才有的事。要证据吗？可看看大清皇帝写给美国总统的信。 例如光绪皇帝在1896年3月2日致函美国总统卡夫兰（Grover Cleveland），开首写： 大清国 大皇帝问 大美国 大伯理玺天德好 “伯理玺天德”即President的音译。在此信的满文版，“大清国”是“Daicing Gurun”——这才是官方国号。前人用“中国”两字，如上所说，具多重含义，实际意思视文理而定。以我观察，民国前“中国”用法，大致等同“中土”、“神州”，表示区域，而非国号。 可知从前你自称“中国人”，不过表示你是在中国这片土地出生、居住的人，或比较宽松地代表“华人”、“唐人”。所以，明末遗民和同时代的大清国人，理论上均可自称“中国人”（尽管他们一般不这样讲），跟他们是否支持某个政权无关——假如大清国尚未灭亡，香港“黄丝手足”即使反对大清政权，相信也不介意自认是“中国人”的。 然而上世纪一个黄俄政权占领中国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以马、列为师的黄俄党，在中国立国后，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混水摸鱼简称“中国”，并声称世上凡自认中国人的，必然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祖国。这样的“逻辑”等于说，你爸爸若叫陈大明，那么只要我改名陈大明，你就得叫我爸爸。荒谬吗？但这样荒谬的大话，却有人讲足七十多年，还骗了很多笨蛋。 更不幸的，是英文“Chinese people”跟“中国人”同样含混，一时表示华裔人士，一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黄俄政权觑准这种日常语言的含糊性，巧加利用，以便统战，结果“中国人”和“Chinese”的意思都被严重扭曲了，成为别有用心的政治宣传用语。 明乎此，就知道我写“中国”是逼不得已——为了区分传统意义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只好把后者写成“中国”，而前者意义既受“污染”，则尽可能避而不用。一言以蔽之，“中国”和“中国”之别，就是“Hong Kong”和“Xianggang”之别。若要在本质上正名，今日“中国”的真正名字，该为“黄俄移民共和国”才对。 （全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面对中国的疫情灾难，本栏上篇文章提出了“负治理”这个说法，指出其中的机理在于：政府在疫情中的作为不仅不是帮助民众，反而是变本加厉为难民众、作践民众。实际上，这种现象，并非始自2022年12月以来的疫情政策大转弯、大撒把，而是中国现行权力制度的一贯逻辑和基本特点。现在这篇文章，想进一步说清楚这一点，并希望能够透视“负治理”的根本病灶何在。 在中国生活的人，不论贫富，相信都有这样的生活体验：但凡和政府打交道，一定会障碍重重，乃至受到羞辱种种，至于最后能不能把应办的事情办成，恐怕很难有人敢说有把握。一介百姓，要进政府机关的大门，已经难于上青天。这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儿，而是几十年一贯制——这话我敢说，因为1985年我在中共党报上写过文章，专门批评党政机关对民众来说“门难进”的现象。现在只是更难进了而已。 更难进的原因之一，在于后来三十多年里中共发展出了所谓“维稳体制”；这个体制的宗旨，就是从根本上把民众看作威胁、看作敌人、看作“不稳定因素”、看作控制的对象。但是，那么多年里的中国高速经济发展，装饰、遮掩、模糊、甚至美化了这种宗旨和体制。当你能从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时，你不仅看不到“负治理”的存在，你更可能认为中国的治理很棒。不是吗？一个基建项目，比如修条路，西方国家常常十年八年搞不定相关的拆迁事项，中国政府一个星期内可以砸掉几十个村庄，半年以后高速路就在这些村子原来民宅的地基上修通了。人们自豪于这种发展速度和这种行政效率，不愿意去看那几十个村庄的上万村民被强制拆迁的遭遇。 就全国来说，那就决不止是几十个村庄、上万名民众遭遇这样的事情了。但是，没关系，中国政府搞得定这种事情，不怕你不满，不怕你反抗。但凡政府想干的事情，不管民众多么不满意，政府总归干得成——这被一些人名之为“强大的国家能力”，据说是中国发展的秘诀。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很简单，因为它有强大的控制能力。所谓“控制”，在这里，就是剥夺你的自由与权利。事实上，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特点，就在于以控制的手段实行治理；通俗地说，就是用为你好的名义来监禁你。 以社会治安为例。毛的时代，社会治安不差，原因是每个人都被那一整套体制严密地控制着。出门要中共党组织开具介绍信，包括出门讨饭也是如此；没有政府发的粮票，你有钱也买不到饭吃；机关集体宿舍楼里有客人来访，在楼门口受到盘查不说，看门大爷事后还会向治安保卫部门汇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社会治安作为公共治理的基本要务，是这样通过全方位的控制来实现的。 今天的中国改变了很多，但是，毛的时代真的走远了吗？当新冠疫情来临，“封城”、“清零”举措登场时，用以实现在公共卫生问题上的所谓“治理”功能的手段，毫无疑问，还是控制：强力控制，全方位控制，不惜代价的控制！ 不是控制疫情，而是控制民众！控制病毒的传播，那叫公共治理；剥夺民众的权利，那叫政治控制。中共当局的能力，即在于以控制作治理。 控制不是不能部分达成治理的目标，但是，如果一个政府只会以控制作治理，那必定产生一个悖论：随着它的控制能力的不断增强，它的治理能力必定不断下降，最终走向“负治理”。套句网上名言“专业的事情很扯淡，扯淡的事情很专业”到这里，那就是：如果搞控制很专业，做事情必定很扯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悖论呢？要害在于权利，或者说在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什么是权力？权力等于控制能力；权力很大很大，大到无所制约，那必定产生对于权利的践踏与剥夺。一个政府以践踏和剥夺公民权利为主旨，当然，对民众来说，有这个政府还不如没有这个政府——这就是所谓“负治理”。 以三年多来的中国疫情政策看，从武汉肇始，到上海封城，从“动态清零”，到“应阳尽阳”，不管看起来思路有什么变化，政府权力对于民众权利的践踏，这个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动态清零”、严防死守下，不准病人去医院，逼迫人们住方舱，这都是以政府的强大“控制能力”来剥夺你本来的权利。“应阳尽阳”、疫情海啸中，去了医院你也排不上队——一个据称“崛起”、“盛世”中的国家，公共卫生资源如此不堪，如此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要求，原因何在？那也正是“中国模式”累年漠视民众权利的结果。前几年，不经严格科学检验即强力地大规模推广国产“新冠”疫苗，是无视民众知情、问政的权利，也是践踏民众在攸关自己生命问题上的自主抉择的权利。现在，不发布相关信息，或者不如实发布信息，也是当局无视民众的知情权；至于拒绝引进国外三年来已经验证有效的相关疫苗，任凭亿万民众在缺医少药的境况中自生自灭，更同样是践踏民众的生命权利。 写到这里，应该可以对“负治理”得出进一步的认识了。所谓“负治理”，就是以剥夺民众权利为基础、为导向、为手段、为目的的所谓“治理”。所谓“负治理”，就是公共权力成为引发、制造和加重公共危机和民众灾难的根源。也可以再套一次那句网上名言：事关权力很专业，事关权利很扯淡——这就势必产生“负治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真话是中国当下最稀缺的东西，尤其对习近平而言。他高高在上、坐在中南海的龙椅上，是听不到周边臣子的真心话的，所以，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当习谈到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时，要求营造环境、创造条件，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我不认为他是在作秀。不过，如果只要领导干部创造条件让基层干部群众敢讲真话，他显然没意识到，关键还不是领导干部听不到群众的真话，而首先是高级干部无人敢对他讲真话、讲实话、讲心理话。 要让群众和官员敢讲真话，下级直言不讳对上级谏言，其实也很简单，习带头做表率，就三年抗疫的失败像古代帝王一样下“罪己诏”，自然群众和基层官员乃至高级干部会踊跃向各级领导以及他本人讲真话和心理话，提意见和建议。 说到“罪己诏”，现代人不熟悉，但在古代却也不稀奇，就是古代帝王为在施政中出现的重大错误或者天灾向上天和百姓作的书面检讨。古人相信天人感应，认为如果帝王不管在私德还是公益方面犯了大错，或出现大的灾害，导致国家处于某种危险状态，是需要向上天和百姓检讨的，以求得上天和百姓的原谅。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想蒙混过关，上天在看着，百姓在看着，是赖不掉的。这构成了古代帝王的一种政治或责任伦理，即统治合法性所在。如果做了坏事推诿责任，会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丧失合法性，容易倒台。因此《左传》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三千多年，从传说中的夏禹和商汤，一直到民国袁世凯，据考证总共下过二百六十多份“罪己诏”，几乎每个朝代都下过，有的皇帝下过几次。这已成为一种机制。帝王之所以对自己的错误要下“罪己诏”，除了“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为自己博得一个好名声，本质的原因在于，天下是他家的，无论治乱好坏，首要的、第一责任人，都是帝王本人，他统治这个国家。天下兴旺，百姓安居乐业，是他治理有方，被后人赞誉为明君，写入历史，流芳百世；天下衰败，百姓流离失所，是他治理无方，被后人骂为昏君，也写入历史，遗臭万年。对于帝王来说，尤其那些有为的皇帝而言，肯定不愿成为后者，有没有“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帝王，有，但只是个别。在这样一种伦理责任下，凡遇重大的天灾人祸，帝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下“罪己诏”惩过。 当然，皇帝下“罪己诏”，到后来也流于形式，要表演给朝廷臣子和百姓看，像下《轮台罪己诏》的汉武帝一样，真心悔过的皇帝很少。但即便是迫于压力，下“罪己诏”的行为本身也表明在古代，帝王的责任伦理是真实存在的。此乃有人负责的政治伦理和无人负责的政治伦理的根本差别。 现在回到前面的问题，习会下“罪己诏”吗？所有的人都会说不会，因为中共领导人没有这样的政治伦理。 中共号称人民政权，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习在民主生活会上再次宣称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它始终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这个根本利益是有讲究的，现实中的根本利益由谁来定义，为什么是中共而不是别的政党可以代表它，这些其实都经不起追索。也许中共会说，它和民主体制一样，亦是人民授权的。70多年前中共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就决定了它有资格统治中国，所谓打江山坐江山是也。然而即便按照中共的这个逻辑，由于授权方式的不同，它的统治也是有问题的。 民主体制通过定期选举，政党轮换的方式，人民把不喜欢的政党和政治人物赶下台，把喜欢的政党和政治人物选上台，虽然这一过程有一些毛病，但大体反映了真实的民意；中共通过战争的残酷方式打败国民党，姑且算是赢得当时的民意，从人民那儿得到授权同意建立政权，但问题出在这之后，人民不可能无限期地授权你统治下去，总会有改变主意的时候，老一代人同意你统治，新一代人不愿意你统治，可不管人民同意与否，现在中共就赖在宝座上不走，还用武力威胁让人民闭嘴，装出一副同意的样子，事实上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皇帝。只不过过去的帝王一家一姓，家天下，如今这个皇帝姓党，家天下变成党天下。然而正是在这点上，中共还比不上古代的王朝。 前面讲了，帝王要最终为王朝的命运负责，做错了事要下“罪己诏”，党皇帝和党天下实际是没有一个最终负责人。因为后者是个集合概念，名义上它有一个最高领导人，即党主席或总书记，可实际上党的最高领导人有时是个没有党职的其他人，因此出了问题就不能要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负责。古代帝王尤其在王朝晚期，经常也会大权旁落，最高权力会被外戚宦官篡夺，但外戚宦官夺得的是朝廷的治权，在国家的正统叙述即合法性上，皇帝依然是最终负责人，所以他要为王朝衰败负最终之责。党天下不同，即使没有名义最高领导人和实际最高领导人不一的问题，由于它实行所谓集体领导制，做出决策行使权力的是党中央，真要追责时，最高领导人很容易以此为借口逃避责任，而如果要揽权，又很容易以此为由将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上，从而造成权责的严重脱节，即大权独揽，无人负责的局面。 中共的党皇帝和党天下同古代的皇帝和家天下的本质区别就在这儿，它没有为自己的施政错误的最终责任承担者，也即它严重缺乏责任伦理。这导致尽管有社会甚至党内压力，党的最高领导人从来不会公开就自己的施政向民众认错道歉，最多是在内部会议上轻描淡写地做个自我批评。 毛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遍野、人相食的惨状，连党的二把手刘少奇都看不下去，认为将来要上史书的。但毛不以为然，虽然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迫于党内压力作了自我批评，但也是尽量淡化责任。毛并未对他在大饥荒中的决策错误向全国人民认错。毛和他的那一代“战友”虽然信奉马列和阶级斗争学说，但也接受了完整的旧学教育，是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过渡人物，多少还保留了传统儒家的一点政治责任伦理，所以在邓小平当政下官方对文革和反右等错误，在党的决议和教科书中还能记上一笔，批评毛。然而，等到社会主义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执政，对中共建政70年尤其改革以来的40年犯下的一系列错误，避重就轻，或者干脆把它视为禁区，也不许民间讨论。习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后这种情形更严重，打通前后两个三十年，对中共的错误统统不提，七十年历史就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历史。 三年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损害和民众权利的践踏以及对国家伤害的整体后果，可能仅次于三年大饥荒。这是在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一手造成的，是他的动态清零政策带来的恶政。可在官方的叙述中，虽然已经不见了抗疫的伟大胜利，但还是在粉饰太平，仿佛人间惨状从来没有发生过。相反，在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官方强调的依然是习的英明领导，是对他绝对权力的“两个维护”和“两个确立”。在七千人大会上，诸侯还敢对毛表示某种不满，毛对他们的离心离德，尚且能够自我批评，然而习对自己铸下的大错，采取的是不理不睬，横竖不承认，品格比毛还下之，党内大员连稍有不满都不敢表达。 中共如今差不多从党天下变成习天下，接近古代王朝的家天下，但是在习统治下的中共和习自己，完全没有过去王朝和帝王的责任伦理意识。可见，历史不总是在进步，中共政权实际不如中世纪的王朝政治。人们需要看清这点。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最近拜登惹上一个不小的麻烦，就是在他担任奥巴马副手时，在他达拉威尔家中的车库、邻房与他的智库中分别被发现私藏了几分未解密的文件。这过程也算是无心插柳，主要是去年11月2日时拜登的几位私人律师，在整理拜登位于宾州大学的智库“宾夕法尼亚大学拜登外交与全球事务中心”（Penn Biden Center for Diplomacy and Global Engagement）的文件时，瞄到了几分看似重要的文件。因此这些律师花了八天的时间通知国家档案局归档。国家档案局接到文件后，发现这些都是未解密文件，整件事情非同小可，才决定上报司法部。 另一方面，川普也有同样的问题，同样涉嫌私藏任内未解密的文件。而且文件是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Mar-a-Lago）被联邦调查局搜出，整件事情从去年十二月开始越滚越大。而且川普遭受司法部的调查还不只这一桩，另外包括川普是否在2021年1月6日指使川粉火攻国会？不管拜登或者川普，现在对上的都是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或DOJ）的主官，检察总长（Attorney General）贾兰德（Merrick Garland）。贾兰德现在是美国政坛核心人物，分别任命了特别检察官（special council）史密斯（Jack Smith）调查川普，也任命了另一位特别检察官许尔（Robert Hur）调查拜登的密件门。 所有左派的人都在看，最后贾兰德会不会起诉川普这个前总统？目前司法部针对川普的调查方向，涉及四大面向：妨碍公务（obstructing an official proceeding）、密谋诈骗美国（conspiracy to defraud the United States）；密谋做出错误陈述（conspiracy to make a false statement）与煽动叛国罪（inciting, assisting or aiding or comforting an insurrection）。即使前三者让川普被起诉甚至定罪，川普还是可以顺利的选2024年总统，而且选上还能就职。只有最四条如果被定罪，根据宪法增修条文第14条，国会所订定的法律（例如House Bill 1405）的确可以禁止川普再选美国总统，甚至当选也无效。 美国司法部在做什么？ 1789年的法官法（The Judiciary Act）创制了这个“检察总长”这个职务，且逐渐演变为司法部的主官。司法部是联邦政府的主要执法部门，有点类似台湾的法务部。美国司法部是全世界最大的司法部门，下辖11万5千名员工。而美国除了司法部之后，由于三权分立的设计，一个与行政、立法（联邦国会）平行的机构为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常常会宣判联邦行政或者联邦国会的作为违宪，而此时司法部就担任为行政部门辩护的角色。又检察总长在法律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意即应总统要求给予其法律建议。这个位置由总统提名，并由参议院同意，一旦通过任期为四年。而现任总长贾兰德从2021年3月11日上任至今。贾兰德总长是一个低调但对于外界议论总能处之泰然的一个人，根据他亲友的描述，他个性谨慎，但当结果成熟时决断力很强。意识形态上来说是温和自由派，但绝不教条主义；私底下关心政治但绝不是政治偏执的那种。贾兰德在2016年时曾被欧巴马总统提名为大法官，但参院最后没有支持通过。 拜登、川普即将交手第二轮 目前美国政坛就像一出万神剧，要角不仅从白宫椭圆办公室出来，涉及到前任总统，然后司法部也参与其中，甚至国会山庄的参众议员都在暴风圈中。远一点的还有可能取代川普参选2024年的共和党新秀、现任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在国会参众议院的部份，由于在2022年的期中选举中，川系人马并没有想像中选得好，参院仍是民主党多数，而众议院共和党仅高出民主党十席，这样的结果导致麦卡锡在自己人也不挺的情况之下，竟然没有在第一轮就获得过半支持当选，这是百年来头一遭。而尽管川普打电话给麦卡锡打气，也公开呼吁共和党员不要再杯葛，应该尽速支持麦。但有廿位的川系共和党众议员完全不买单，他们认为麦卡锡不够右，尽管他们还是把川普当成精神领袖，但是他们有自己要极小联邦政府的理念要坚持，包括在社会福利、军事－如军援乌克兰甚至军援台湾-等议题上。后来在麦卡锡不断承诺要缩小自己职权的让步下，麦卡锡在第十五轮的投票才勉强过关。 另一个观察点，是新任众院议长麦卡锡，与参院少数党主席、同时也是台裔政治人物赵小兰的夫婿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尽管两人都是共和党，但目前处于一个很微妙的关系。两人相处其实没问题，但对于川普的看法大不相同，麦卡锡现在需要靠拢川普来延续其议长生涯，但麦康纳则是两年都没提到川普了，可以说从2020年末左右对于川普不承认大选结果开始，就与川普渐行渐远，甚至公然劝川普要接受败选事实。 现在拜登惹上密件门，这些极右派的参众议员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一定对拜登是穷追猛打。不过纵使司法部门除了调查川普也同时调查拜登，但毕竟拜登是现任总统，具有刑事豁免权，因此对于两位总统的调查对于川普稍微比较不利。其实美国的联邦政治人物，不过在行政部门、立法部门甚至是司法部门，由于影响力强大，手中常常握有关于全世界各政府的机密文件，因此联邦政府对于官员在卸任后应该缴回哪一些文件都有很严谨的规范，但也常常发生政治人物有意无意留下这些文件的事件。 2016年那一次的大选，希拉里败给川普，其中一个对她杀伤力很大的指控，就是机密信件未存放在公务信箱中，反而是出现在希拉里的私人信箱中。对于这个称之为“电邮门”的事件，希拉里并没有坦白，甚至给予外界一种在说谎的感觉。现在拜登也透过发言人对外说这些在他家发现的未解密文件也是无心为之的，随著拜登与川普都宣布要竞选2024年大选，拜登的密件门至少会吵到大选结束后。 （※作者为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突然被调职，近日成为外界媒体热议的焦点。但许多人是从中共外交走向角度观察，而缺少符合中共官场特色的视角。基于多年来对中共官场复杂人事的切身体会和了解，笔者认为，官场内斗才是赵立坚仕途沉浮的现实原因。 赵立坚为何被打入冷宫？ “战狼回收”说占主流 在中国新冠疫情大爆发期间，赵立坚自去年12月2日起“失踪”。直到1月9日，中共外交部网站的信息显示，他已经悄然被调至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担任副司长，排名第一。尽管如此，相比之前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台前风光，赵立坚调任主要职责包括“拟订陆地、海洋边界相关外交政策”的新职，形同被打入冷宫，网民更戏称其被“流放边疆”。 盘点发现，自1982年3月26日以来，共有33人次，32人曾经或正在担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分别是：钱其琛、齐怀远、马毓真、俞志忠、王振宇、李肇星、李金华、金桂华、段津、吴建民、范慧娟、李建英、陈健、沈国放、崔天凯、唐国强、朱邦造、孙玉玺、章启月、孔泉、刘建超、秦刚、姜瑜、马朝旭、洪磊、刘为民、华春莹、陆慷、耿爽、赵立坚、汪文斌、毛宁。秦刚是唯一先后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两次的人。 32人当中，在卸任发言人后，基本上仕途都在外交系统继续上升，或是直接外派到某国或国际组织任大使、总领事，或是由副司长转任外交部其他司任司长等，像赵立坚这样平调到一个明显边缘化的边界司任副司长的，没有第二人。 对于赵立坚为何被调职，目前外界分析大致有三个说法： 一是染疫说。赵立坚的妻子汤天如在去年12月19日在社交媒体透露，“买不到退烧药，好无助”，暗示赵立坚染疫。如今赵立坚可能身体未必恢复得好，官方只好将他调到一个不用多露面的闲职去。 二是妻子坑夫说。赵立坚的“战狼”风格不时引发争议，其妻子汤天如也紧随夫后，早两个月因不时高调评论时政惹议。 比如她质疑中国“反封控”示威活动是搞“颜色革命”，遭到网民围剿。她又发文“为夫护航”，称赵立坚每日工作逾10小时，没有加班工资，但换来国内外骂声一片。她为丈夫诉苦时说，“谁又在乎你？谁又能理解你？谁又能保护你？”有网民称她为“坑夫第一线”，可能会给赵立坚带来官场的麻烦。 三是“战狼”回收说。赵立坚的种种“战狼”表现在此不再细说。但现在习近平在国内危机中要在中共对外形象展示方面的策略调整，试图搞好对外关系，特别是在中美关系方面放软口风。赵立坚很可能因为执行之前党国的“敢于斗争”指示用力过猛，现在反而成为负面的包袱，故此被边缘化。 中共驻美大使秦刚上月底被提前任命为外交部长，1月2日返回北京履新前夕，他通过社群媒体发文，赞扬美国人“勤劳、热情和友善”。基于这个对比，因中共试图外交微调恶狼形象，赵立坚被抛弃的“战狼回收”说，似乎较合理。 不过，近年中共外交界流传一个潜规则：想升官就要当“战狼”。因为习近平喜欢这一套，故此为了表忠，外交官们不顾国际形象，将在国内训练成的野蛮粗暴放肆地在国际舞台上表演。也确实有人因此获得犒赏，比如经营多年的“战狼”代言人华春莹，就在争议不断中升官。 赵立坚算是“战狼”中的最卖力者，他在发言人位置上不惜使用戏谑、甚至暴戾的语言攻击西方。 作为中共或者说是习近平的对外喉舌，他在这几年有很大“贡献”，如今没有得到晋升，反而转移到一个没有丝毫光线的角落，确实不可思议。如果是因为对党国而言，赵立坚的可利用价值已耗尽，也应该打赏一下其苦劳。 其实秦刚本身也有“战狼”的一面，只是更会结合伪装技巧。中共二十大上，中共已把习近平经常挂在口头的“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口号写入党章。在这种对外强硬实质不改的情况下，秦刚高升不代表中共外交风格转向，赵立坚遭边缘化只是一个异数，应是别有原因。 外交部混战 妻子疑提前泄露赵立坚失意 笔者认为，当局如果要为调整外交政策在人事方面做准备，大可不必不用这种直接将赵立坚打入冷宫的方式。现在这种方式明显具有权力斗争性质，属于中共外交人事混战的体现。 赵立坚妻子两月前在微博有一句不经意的留言：“谁又在乎你？谁又能理解你？谁又能保护你？”疑泄露赵立坚在去年11月间就已获悉要走人的境况。而秦刚在二十大晋升中央委员，甚至更早在北戴河会议后的八九月，应该早已内定高升部长了。 赵立坚“出事”，首先主要是跟秦刚的原因。 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已接任杨洁篪卸下的中央外办主任，中央委员秦刚接任外长。而中共黑帮讲究的是，一换帮主，下边人事也要洗牌。因为是部长负责制，外交部应该主要是秦刚在选人。 由于中共历史上的原因，外交系统特别讲究背景，有两大标签，一是红色背景，二是外交名校出身。红后代和高干子弟最为吃香，连名校出身者都要抱他们大腿。 中共外交系统中科班出身者也有优越感，且以学校背景划分派系。 中共外交系统派系有大有小。大派系有北外（北京外国语大学）派、北二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派、北语（北京语言大学）派、上外（上海外国语大学）派、外交学院派、国关（国际关系学院）派、北大（北京大学）派、复旦（复旦大学）派等。各派系之间勾心斗角。 北二外派以王毅为首，秦刚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属于国关派，秦刚高升，他会被学弟学妹们视为“荣耀”，国关派由此势力上升。 北二外派的王毅，近年靠动口也动手的战狼言行，得罪了世界，却讨好了习近平，以69岁打破“七上八下”的局限高升政治局委员。中共外交领导多头，王毅在秦刚之上，但他和秦刚风格并不相似，王只晓得一味强硬，而刚柔皆可的秦刚现得今上宠幸，可能会冲击王，未来有待观察。 至于这次被边缘化的赵立坚，河北人，1972年11月生，他本科毕业于2000年就已被撤并的长沙铁道学院，后来不知从哪里弄了个硕士研究生（很可能是在职读的，校名不详）。他在学历方面处于劣势，也没有特殊背景。这类人只能靠更左、言语更出位、向上卖力表忠来搏升职。 传秦刚看不起赵立坚 56岁的秦刚是天津人，有二度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外交官的资历，加上在礼宾司司长职位上服务到家，深得习的欢心，其驻美时对外能软能硬的风格，也获得习近平的认可。 习近平最近因为感到外宣工作不力，中共国际形象不佳，改而要求努力塑造中共所谓“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秦刚被认为是一个卖力执行者，当然，他的手法也已被看穿。 北京官场流传的说法是，秦刚对赵立坚玩那套纯强硬粗鄙的一套很看不起，认为他不会装，只是敢于斗争，不是善于斗争。 知名媒体人矢板明夫日前也在脸书帖文透露，他自己早年间在北京当媒体特派员的时候，与秦刚经常打交道。据自己的观察，担任过两任外交部发言人的秦刚看来，“像赵立坚这种只会放狠话、到处得罪人的发言人，应该是不合格的”。 故此，秦刚要上任外长，提前布局调入自己喜欢的人，调走自己讨厌的人，都很正常。 有份挤走赵立坚的还有毛宁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去年9月5日增加一人，新闻司副司长毛宁，她1995进入外交部，但2020年6月到四川乐山市挂职副市长。她一回来就在外交部就力压赵立坚，排名在赵之前。 毛宁上任后，很快就有自媒体曝光其有中共已故党魁毛泽东的背景。这应是她有意安排的，就是给自己贴红色标签。 据称，毛宁是湖南湘潭人，与毛泽东同宗，按辈分为毛泽东堂妹。其父毛贻发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同属“贻”字辈。 学历方面，毛宁先是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后进入外交学院一系外交学专业获第二学士学位。工作后，她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获硕士学位。这些教育背景也比赵立坚硬。 毛宁比赵立坚早一年进外交部亚洲司，但在新闻司，赵立坚则早毛宁两年到位。这次毛宁从四川回来当发言人，位居赵立坚之上。露出红色背景声势压住赵立坚。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历史上同期都不会超过三人。毛宁担任发言人之后，外交部出现华春莹、汪文斌、毛宁和赵立坚四名发言人。排在末位的赵立坚，应该早已知自己会被挤走。 赵立坚和乐玉成走两个极端 仕途同样出意外 外交系统历来是中共内部最“左”的部门之一，但邓小平时代中，中共为了欺骗国际社会，摆出“韬光养晦”的姿态掩饰。而基于东升西降的认识，习近平上来后，鼓吹“敢于斗争”、展现的是强词夺理之下的破坏性外交。外界多以“战狼外交”描述习时代的外交风格，但更适合的说法是“流氓外交”。 在这种氛围下，有些官员不够左，可能会成为逆淘汰的对象。 2022年6月，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也被调离外交系统，改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他本被视为外长的大热门。 乐玉成有亲俄背景，他被调职，外界一度质疑是因为在处理俄乌战争的立场方面失策而被究责。但现在看来不符合事实，原因更可能是乐玉成在外交部一群战狼中，表现不够左。 2020年12月，在华春莹等人公开认领“战狼”称号之际，乐玉成曾在一次国际场合演讲时表示：“给我们贴‘战狼外交’这个标签，至少是对中共外交的误解。要知道，中国从来就是礼仪之邦，以和为贵……”他还说，“必须下决心解决挨骂问题”。 乐玉成在一股文革回潮的极左风气中明显站“错”了队，因没有揣摩好上意，在外交系统待不下去。 赵立坚的情况和乐玉成是两个极端，乐是不够左，赵立坚则是用力过猛。 赵立坚以玩民族主义吸引大量小粉红，在微博坐拥765万粉丝。如今被边缘化，他肯定不敢多发言，否则也是不合时宜，他的粉丝自会散去。赵的“名言”，“你们就偷著乐吧！”“小心他们（五眼联盟）的眼睛被戳瞎！”空留笑柄。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马云的“丧权失蚁“也许还意味着贾庆林等家族在蚂蚁集团里的股权利益被顺势合法化。当年曾经对习近平上位护驾有功的福建“老领导”们哪个都不会成为习近平打虎反腐的标靶。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曾经在“团派”中获得的重要支持者》中介绍了当年习近平的上位，除了同样红色家庭背景的曾庆红的力挺，还有“团派”出身的王兆国及其他福建“老领导”们的加持。 当年习近平从福建省长转任浙江省长，继而又升任浙江省委书记后，曾在回忆自己在福建政坛的“成长经历”时先后提到过王兆国、贾庆林和贺国强三位“老领导”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正如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说，当年习近平在中共政坛内被进一步重用之前，在福建省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十四任福建省省长。而在他习近平之前先后担任过福建省省长和省委书记，日后陆续成为中央副国级甚至正国级领导人者，除了习近平的上述三位“老领导”，更早的就是我们上篇文章中介绍的曾经担任过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和首届福建省政府主席的张鼎丞，曾经担任过福建省省长和省委第一书记的叶飞，以及曾经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韩先楚。此三人日后都官至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其中的张鼎丞更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结束了自己福建省党政一把手的五年任期后就升为副国级，成为中共政权的首任最高检察长。 如此说来，到曾经在福建省有过三年时间的省长任职经历的习近平为止，中共建政之后的历任福建省党、政一把手里，已经出了七个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从习近平往后的历任福建省长和省委书记中，伴随着习近平的高升，又陆续出了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是： 当初接替习近平福建省长职务，日后又在此基础上晋升福建省委书记的卢展工，从二零零三年三月开始，连任十二和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预计今年三月退休。 从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开始接替当时转任河南的卢展工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孙春兰，在福建省任职三年后，从二零一二年十月开始，连任中共十八和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至今还继续担任着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预计今年三月退休。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接替孙春兰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尤权，二零一七年十月进入十九届中央书记处，并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二零二零年底从四川省长位置上调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尹力，只有不足两年省委书记任资历即升任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继而接任北京市委书记。大概率会成为下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当年尤权从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位置上被空降福建省委书记时，为他送行的国务院办公厅的干部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一位当时在场现已退休在美国陪伴子女的前国务院办公厅干部回忆，欢送会上一位时任国务院办公厅局长当面向尤权献媚说：福建委和省府是孕育中央领导的地方，相信尤权秘书长福建省委任满一届便能够回任国务院，在党的十九大上进政治局。 现如今，接替尹力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周祖冀生于一九六五年，是目前整个中共政坛里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几乎可以肯定是习近平重点培养的下届党国领导人选之一。 总的算下来，中共建政之后的福建省历任党、政一把手中，已经陆续出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共十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除了爬到了权力顶峰的习近平，还有两个日后又从副国级爬升至了正国级，他们就是十六、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和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贺国强。 回顾当年，在讨论谁最适合成为胡锦涛党总书记接班人的中共十六大至十七大之间，贾庆林是当届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王兆国是当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和全国总工会主席，贺国强是当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长，他们三人当时都为习近平的出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完了王兆国。这里再说贾庆林。话题正好可以从一个星期前才发生的马云“丧权失蚁“说起。”蚁“是指马云一手创立的蚂蚁集团。 今年一月七日，，马云创立的蚂蚁集团宣布，不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股东单一或共同控制蚂蚁集团的情形。马云在内的十名自然人分别独立行使股份表决权，这将导致马云所持投票表决权从53.46%大幅降低为6.208%，马云也将不再是蚂蚁集团的实控人。 这令笔者不由得想起了两年前，也就是二零二一年二月由华尔街日报最先揭露出来的贾庆林及江泽民家族与蚂蚁集团的秘密关系。大致内容是说二零零零年年底中共当局叫停蚂蚁集团上市的真正原因，被爆是蚂蚁集团背后的复杂股权结构，牵涉多个中共权贵家族。其中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以及中共党魁江泽民孙子江志成也是蚂蚁的秘密投资者之一。 报道中说，在蚂蚁的秘密投资者中，以博裕资本最瞩目，该公司由“中共太子党”之一、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创办，与马云交情非浅。 另一名蚂蚁秘密投资者是与“江派”有密切关系的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李伯潭通过其控制的北京昭德投资、西藏鸿德世纪投资、福清麟生三号投资、上海众付，最后成为了蚂蚁的隐藏股东……。 如上外界报道内容被有“国师”之称的中国知名经济学者李稻葵在公开演讲中证实。去年六月，《联合早报》发表报道说，李稻葵透过视讯出席了大华私人银行投资论坛，谈及蚂蚁集团等中国互联网监管问题，透露蚂蚁IPO之所以被叫停，是因为上市前夕，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及亲属被发现涉入其中，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这真的吓到最高层领导。不过，现在互联网公司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已经“归零”，高层的担忧也打消了。 那么此前的马云无疑是深知江泽民和贾庆林在习近平那里的份量，而他利用蚂蚁金服笼络江泽民和贾庆林家族成员的目的，也就是李稻葵所说的“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无非是从希望政府放松监管的角度，以顺利实现他们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现如今，外界舆论把关注焦点只留在了马云一人身上，却忘记了如此“整改”的结果并没有影响到江泽民家族和贾庆林家族。其实，这似乎意味着顺势承认了江泽民和贾庆林等红色家族在蚂蚁集团的股权利益的合理、合法化。 其实，贾庆林“家族腐败”的传闻自习近平上台不久开始，他的“反腐打虎”运动至今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早在七、八年前，还是王歧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即有一篇标题为《 “巨虎”贾庆林列入习近平打贪名单》的港媒报道，曾被广为转载。 再往前追溯，大概是二零一四年七月前后，当时有无数家海外中文媒体都援引了中国享房网总裁程凌虚在微博发布的一则有鼻子有眼的消息，说是习近平当局于七月四日凌晨动用三十八军的五百多人，秘密逮捕贾庆林，并将其异地关押在呼和浩特的一所监狱……。 这则“新闻”当时被海外中文媒体竞相转载之后，中共官媒即借宣传习近平如何一如继往，无比重视“扶贫”工作的题目，回顾2000年习近平在接受《中华儿女》杂志社专访时透露的内容：当时的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贾庆林找他谈话，“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冲一下，改变那里的面貌。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开什么会议都坐最后一排，因为总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个地市，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你去之后，要采取一些超常措施，把这个状况改变一下……。” 当时的中共官媒如此刻意渲染，明显是在对外“辟谣”，用宣传习近平为贾庆林张目，但却没有引起外界的特别关注。 事实上，习近平与贾庆林的上下级关系早已从一九八五年就开始了。当时两人是前后脚从内地调进福建。贾庆林被调进福建的背景是，他本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任职于当年的国务院一机部办公厅期间，就被时任一机部副部长项南看中，五十年代长期担任团省委负责人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项南对贾庆林“文革“前担任过数年时间八机部团委负责人的经历很感兴趣，将他从一机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的技术员直接提拔成该部的产品管理局负责人，使当时才三十一岁的贾庆林成为该部最年轻的司局级领导人。 一九八五年年中，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乔石向项南征求对两个福建干部的意见，一个是当时项南的副手，拟在当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增补为中央委员的时任福建省省长胡平，另一个是拟在同一个会议上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刚刚才被任命为福建省委常委的陈明义。问到项南对福建省委领导班子的整体建设想法时，项南提出需要多几个外派干部进福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乔石问到有没有具体人选时，项南推举了时任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贾庆林。 于是，就在习近平抵达福建的一个多月后，贾庆林被中组部一纸调令任命为福建省委副书记，一年后又兼任了福建省委组织部长……。这就是习近平回忆的贾庆林推举他出任宁德地委书记的背景。到宁德前的习近平是副地市级，被贾庆林安排为宁德地委书记等于是官升一级。 贾庆林在福建任职时间是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六年，期间一直与习近平私交甚厚，还曾借率领福建党政代表团赴深圳和珠海“参观学习”时，率领全团成员专程到府上拜见习仲勋。此后，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在深圳看望习仲勋时对他说的那句“你培养了好儿女”，就是听了贾庆林对习近平的褒奖之后，向习仲勋说的。 正如在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已经介绍过的那样，习近平从一九九零年就开始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和省人大主任，但就是因为陈光毅的原因，身为省会城市一把手的习近平居然一直未被安排为省委常委，政治级别仍然停留在正厅局级将近三年时间。直到这个陈光毅的省委书记职务被江泽民安排的项南的老部下贾庆林接替，习近平在福建省的政治仕途才步入了快车道。 贾庆林在位福建省期间，习近平中共政坛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三步，，一是从副地市级升任正地市级，二是进入福建省的省委常委会，官至副省级；三是进一步升任专职党务副书记—-也就是省委第三把手，并在此基础上进入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都是当时的贾庆林力推的结果。 网上的一篇标题为《习近平上位的护官符》的文章这样写道：习由于在东南沿海大省和上海任职，被江派视为圈内人，被曾庆红推荐入常。习近平的另一个资源是他在十六届政治局中的人脉。贾庆林时任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习近平在福建时的省长王兆国时任政治局委员兼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另一位福建省长贺国强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长，习近平在浙江的曾经上司张德江也在政治局……。他们有与习近平及习父辈的双层关系，自然乐于拥习上位，积极附和曾庆红的动议。贾庆林，曾庆红，王兆国、贺国强等拥习上位，也是一种利益交换，换得自己的利益长久维持，全身而退，子孙富康。果然习登基后反贪，只打掉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异己，但对有拥立之功的几个最大贪官们都丝毫无损。 如上内容大致准确，不过事实上习近平当年“被曾庆红推荐入常”的时间，应该是在从浙江调任上海之前，调他去上海的目的明显就是给他习近平入常并成为党总书记备胎搭建政治跳板。 回顾二零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那天，习近平在福建的“老领导”之一，时任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长贺国强引领着习近平走上了上海市党政干部大会的主席台。 贺国强在代表党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夸赞近平政治上强，有较高的思想政策水平；熟悉党务和经济工作，宏观决策能力比较强，领导经验丰富，组织领导和驾驭全局能力强……。并特别强调安排习近平入主上海是从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经过认真比选、反复酝酿、慎重研究决定的。 当年的一句“是从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被指是泄露了习近平已经是内定“储君”的秘密。而如今的中共败象及中国惨状，就是贺国强口中的习近平的“宏观决策能力”及“组织领导和驾驭能力”的真实体现。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