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視察山東 群眾高舉雙手鼓掌畫面被諷「朝鮮化」
2026 年 6 月 26 日
新年前后，听到不少有关2023年的预测。说什么的都有，但是乐观派明显不多。特别是私下里聊天，几乎是程度不等的悲观派。因为私下里说话顾忌比较少，真话就比较多。中国人、美国人都一样。 综合一下大家的预测，天下大乱的说法最多。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下滑，而且没有复苏的样子。习近平一帮人折腾还不够，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什么招数都用上，经济看样子不乐观。工人失业，农民叫苦，穷人更穷，富人返贫。这将是发生在多数人身上的故事。 多数中国人民越来越穷，是个什么局面呢？古人总结的规律就是穷则思变。变有两大类，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多的就是变法，按照中国文化传统比较有效的就是造反。而且民间文化艺术树立的就是造反的英雄，不大表现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改革。所以老百姓脑袋里的穷则思变，大概率就是造反。 造反了，当然就天下大乱。宫廷政变、军事政变直接拿下四人帮，这种华国锋模式动荡最小。但是论者们说到此，往往抚掌叹息道：更无一人是男儿的中共，不像造反起家的第一代了，谁有胆量敢造反呢？就看二十大上绑架胡锦涛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就是猪狗看见同伙被害，也要挣蹦挣蹦，叫唤叫唤。正是鸦雀无声，更无一人是男儿，所以习近平才这么嚣张跋扈。 我有一次打野猪，一枪没打死。那野猪嘴里喷着血就朝我冲过来了。即使更无一人是男儿，也还不是全都猪狗不如吧。陈胜、吴广，黄巢、李闯就不说了，什么李渊、李密之类的应该也不在少数。被压迫得狠了，穷则思变，亲戚朋友都不例外，何况最底层的老百姓。 有精英论证过，农民造反没有成功的，朱元璋是特例。但是官吏和皇亲国戚造反，一般都是在陈胜、吴广之后，看准了形势再下手。饥荒和苛政是官逼民反的基本形势。现在清零的苛政没有了，爆发的疫情不比苛政差到哪儿去。经济下滑相当于饥荒，那接近半数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中国老百姓，还能忍耐多久？ 下层人民造反，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对社会的破坏最大。古今中外的案例不胜枚举。因为独裁政权之下，没有大家都认可的领袖，领袖一般只能在混战中产生。秦朝末年，隋朝末年和明朝末年等等几乎无一例外。所以大乱一段时间，把社会财产和资源消耗得差不多了，甚至人口都是十剩二三，也就是百分之二三十活着，人们才能消停下来。 这都现代社会了，能不能不要这么惨呢？现代的变革，多数都采用和平演变的模式。台湾模式，苏联模式等等，可以避免古代模式的惨烈。但是在共产党多年洗脑宣传教育之下，很多人都在思考中否决了和平演变的模式。什么苏联教授吃不起黑面包呀，台湾人仇恨大陆人，而且不当中国人啦之类的说法，阻碍了很多人的思考和选择。这都是阻碍和平演变的社会心理因素。 最重要的是：和平演变要在最高领导层里边开始。在社会压力和国际压力之下，他们明智地审时度势，看到了和平演变的必要性，着手启动和平演变。整个社会才能平稳地跟上来，最终完成演变的过程。这期间并不是风平浪静，也有惨烈的斗争和流血的牺牲。但和天下大乱比较，可以算是和平。 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中更无一人是男儿，他们的最高层是习近平的团伙。想当皇帝的人不会考虑和平演变，只能是背道而驰。习近平他十几年来干什么坏什么，整个一个烂尾领袖。能走到什么地步，大家见仁见智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对中国在西藏残暴的殖民统治熟视无睹 二零二二年九月五日，在成都全城封控的“白色恐怖”中，我的堂兄、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余驰携家人成功润到美国。出行时，他两度遇险：先是在驾车驶出封控小区时，在绕城高速公路路口被警察拦下，警察告知，没有防疫特别通行证不得出城，经过他的百般解释和哀求，才被放行；在机场安检时，正好遇到四川发生六点八级地震，安检机器险些倾倒，航班差点被取消。他们从成都飞到香港，再飞首尔，最后顺利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余驰比我年长两岁，一九八九年夏天考入重庆大学，他还记得六四的时候，在中学当老师的父亲夜不成寐、长吁短叹、痛骂邓小平。他很小就充满叛逆精神，小学时在课间操场上大喊“打倒毛泽东”，吓坏了班主任。但真正让他深刻认识中共暴政的，是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再被派到西藏工作，参与西藏党政军机关及重要企业供暖系统的设计施工。从二零零四年开始，他在西藏工作生活多年，乘飞机出入西藏六十多次，驾车出入西藏十多次，足迹遍布西藏数十个城市和乡镇，由此看到了一般中国民众全然不知的真实的西藏。 余驰曾经为当时的西藏自治区主席、后来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白玛赤林以及西藏军区政委、司令、副司令和各地驻军高级将领的住宅设计、安装新式供暖系统。他亲身观察到各级官僚的专横任性、颐指气使，极少听取专业人士意见，自以为是，胡乱指挥，浪费大量劳力和金钱。他们极度腐败，普通公家单位使用的设备，标准被降低，施工质量也很差，以此中饱私囊；而他们自己家中的设备，却全都选用进口名牌。西藏的很多高级官员，不仅在拉萨拥有堂皇的官邸，还在林芝等地拥有度假别墅，同样极尽奢华。在高级官员家中施工时，他看到其家中堆满名画古董——他特别提到一个具有西藏特色的细节：很多高高官和将军家中储藏室摆满一麻袋一麻袋的虫草，虫草这种只产于西藏的珍贵药材，市面价格超过十万元一斤，一麻袋虫草少说也价值数百万元。白玛赤林是典型的“藏奸”，他曾声称，自治区内没有任何居民、僧人与尼姑自焚，却又谴责“达赖集团煽动自焚是不道德、不人道的行为”。很多高级官员从西藏离任时，人们送给他们的是“十亿某某”的称号。 余驰利用工作余暇走访了很多寺庙和普通藏族人家。他发现，尽管北京声称每年都给西藏大笔援建资金，但这些钱大部分都被到西藏淘金的汉族官商据为己有，藏人得到的实惠很少。他去过很多藏人家中，完全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根本达不到脱贫的标准。许多藏人家中唯一的财产就是放牧的牦牛，这些牦牛只能让他们得到基本的温饱。从西藏到四川康巴藏区，大量青壮年藏族人实际上都是处于失业状态，赖以生存的技能非常有限，对中共经济上的竭泽而渔和充满种族歧视的殖民统治敢怒而不敢言。他们尊崇达赖喇嘛，盼望达赖喇嘛早日回到西藏，很多人家中珍藏着达赖喇嘛的照片。除了白玛赤林这样的高级官员，他从未听过任何藏人说达赖喇嘛的坏话。有一次，他来到西藏与尼泊尔的边境地带，当地藏人指着不远处的雪山告知，那边有几条小路，可通往尼泊尔，再进入印度，然后到达兰萨拉，他们的很多亲友就是如此逃亡到藏人心中的新圣地。看来，中共半个多世纪以来对达赖喇嘛的妖魔化文宣并未收到什么效果。 藏人的厄运已然拷贝到所有中国人身上 二零零八年三月，中共血腥镇压了藏人的抗议活动，当时正在西藏的余驰亲眼目睹了镇压的惨状，他没有赶上六四屠杀，但作为摄影爱好者，这次悄悄用镜头拍摄了大量中共军警镇压和抓捕和平示威民众的场景。基于安全原因，他不敢公开表达对藏人的支持和对中共的反对，却用这种方式记录下即将被中共迅速歪曲和改写的历史真相。 从二零零八年起，尤其是二零一一年陈全国主政西藏之后，采取铁腕政策治藏，在拉萨市内，每几百米就设立一个警察岗亭，里面安排武警、警察、协警及社区工作人员，严密监控周边动静。原本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些大型寺庙门口，都设置武装检查站，有狼牙棒式的围栏，甚至在旁边建立军营。布达拉宫前的广场，原来提供给从各地前来朝圣的信徒顶礼膜拜，如今只划出一小块区域给朝圣者使用，警察仔细盘查朝圣者的身份证件并予以训斥羞辱。就连普通的加油站，也重重设防，必须出示身份证件才能加油。即便是偏远地区的小寺庙也设置了所谓的工作组，凌驾于寺庙原有的管理系统之上，僧侣的宗教信仰自由被剥夺，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严格限制。 余驰也亲眼目睹陈全国出行的大阵仗，多辆警车开道，用警笛和高音喇叭驱赶道路上的普通车辆和行人，这种场景在中国其他省份也很难看到，其他省份的封疆大吏大都不敢如此张扬。陈全国正是靠着残酷和杀伐，得到习近平的赏识，从西藏调任新疆，将在西藏的高压政策变本加厉地拿到新疆使用，打造出一套超过纳粹集中营和苏联古拉格的镇压系统，囚禁数百万维吾尔人。 余驰结束在西藏的工作之后，回到成都的家中，却发现极权主义的阴影已然笼罩在中国每一片土地上——他想去参加成都的家庭教会，却发现秋雨圣约教会等家庭教会遭到打压与扫荡，成都基督徒的命运跟西藏佛教徒的命运并无二致。在他工作的大型央企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他身为高级工程师和楼宇公司副总经理，是唯一非共产党员的高管，曾对永无休止、装腔作势的党组会议公开表达意见——党的会议不应占用正常的办公时间和办公地点，更不应当强迫非党员参加。由此，他受到上级的斥责和打压。 余驰不愿意成为一个失去不服从能力的“组织人”。用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心理学家弗洛姆的话来说，纳粹屠夫艾希曼就是一个“组织人”的代表，是一个异化的官僚，对他来说，男女老少仅仅是一串数字，人们可以从艾希曼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正在服从的事实。在与纳粹德国愈来愈相像的中国，余驰身边的人们都对西藏和新疆正在发生的种族迫害和种族灭绝视而不见。 然而，大部分中国人没有想到，陈全国模式或者说习近平模式，很快从西藏复制到新疆，再从西藏、新疆复制到全中国，包括被中国重新劣质殖民的香港。在香港，连出版一本儿童绘本都会被捕入狱。而在习近平以防疫为名开展的清零封城暴政中，很多人终于意识到，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的厄运，也会在自己身上重演，正像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所说：“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整片大陆的一部分，没有人是完全的自己，而总是社会全体的一部分。当丧钟为他人响起，你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是为你而鸣。” 为了将自己拍摄的关于西藏镇压的真相带到自由世界发表、传播，为了揭穿中共的谎言和暴力，也为了自己与家人能过上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生活，五十出头的余驰决定放弃在中国看似成功的职业和事业，全家逃离中国，与极权政府决裂。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一旦做出这个决定，他立刻变得无比轻松。他说，在美国做一个空调修理师或卡车司机，比在中国做一个带着面具的高级工程师和公司总经理幸福。他是如今已经润出中国或正要润出中国的优秀人才中的一员。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如弗洛姆所说：“人类究竟是否有未来，文明究竟是否会终结，端赖我们是否能秉持怀疑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和不服从的能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快要撑不下去了吗？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引述陈独秀的一句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十六个字，正是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习近平权力模式的真实写照。 对于中共二十大之后政局的走向，人言人殊。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认为，中共正面临其建政以来最复杂、最多变的时代，台湾面对的，或许不是一个强大的中国，而是一个即将快要撑不下去的中国、一个“后中共时代”的中国。矢板明夫早年曾在中国生活过，深知共产暴政之邪恶，比起大多数温和内敛的日本媒体人来，他向来不加掩饰地谴责中国的种种黑暗面，对此，我引以为同道。但我不能认同他对中国极度乐观的看法。 矢板明夫认为中共快要撑不下去的第一个论据是：俄乌战争是中美两大阵营的代理战争，而代表中国出场的俄罗斯，已经显露出败相。这个看法并不符合事实。首先，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并非中国唆使，普京开战，并不需要获得习近平批准，习近平只是乐见其成。 其次，俄罗斯确实显露败相，但俄罗斯的败相并非中国的败相，相反是中国火中取栗的契机。俄罗斯与乌克兰（以及乌克兰背后的西方）两败俱伤，习近平坐山观虎斗，白白捡了个大便宜。 《纽约时报》发表了资深驻华记者储百亮撰写的题为《中国眼中乌克兰战争的赢家：中国》的文章，该文指出：“乌克兰战争远未结束，但一种共识正在中国的政策圈子里形成：有一个国家将在这场动荡中脱颖而出成为胜者，那就是中国。……随着俄罗斯为反抗西方制裁向北京寻求支持，俄国将中国作为自己外交和经济生命线以及地缘政治重要战略支撑的依赖程度将越来越大。”《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努尔·哈伊里撰写的题为《乌克兰战争是否将俄罗斯变成中国附庸国？》的文章，更直白地指出：“莫斯科开始逐渐转变为强大中国的从属国，最近爆发的俄乌战争及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孤立，加剧了这一趋势，使俄罗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中国。…… 不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控制着俄罗斯一半的贸易交易，并成为通信、运输和能源生产等重要领域的最大技术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在俄罗斯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并且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影响力。……中国将是这种转变的最大受益者，它将尽其所能在克里姆林宫维持一个促进其利益的友好政权，通过购买廉价的俄罗斯自然资源，扩大中国技术市场，推广中国技术标准，并将人民币兑换成欧亚大陆北部事实上的区域货币。随着其影响力的增长，北京将能够从俄罗斯获得一项重要的让步，而这在一年前无法想像，即获得最先进的俄罗斯武器和设计，并享有进入俄罗斯北极地区的特权，并考虑中国在中亚的利益。”所以，习近平不是俄乌战争的受损者，而是获益者。 矢板明夫还认为，中国内部近期有诸多矛盾浮上台面，“二十大胡锦涛被架出场，说明中共党内的矛盾已经表面化；习近平出访时当面训斥加拿大总理，说明中国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矛盾表面化；全国到处出现的‘白纸革命’，也说明了中共和人民的矛盾也表面化了”。但这三个论据都不能说明中共的统治已出现重大危机。第一，胡锦涛在江泽民的葬礼上公开亮相，说明党内斗争并未到彻底决裂的地步；第二，习近平训斥加拿大总理，而世界各国领导人仍争先恐后与之会面，说明西方对华绥靖政策被未被彻底埋葬；第三，白纸抗议不是革命，影响面相当有限，解封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党和政府在过去三年里“无微不至地呵护民众”感激涕零。 不要再犯了刘宾雁的错误了 无独有偶，香港资深出版人、原天地图书总编辑颜纯钩先后发表《我的乐观：中共没那么强大，中国人没那么怯懦》和《我仍相信中国在十年内必有大变》两篇文章，提出中国即将发生大变的三个理由：一是习近平上台十年，把内政外交搞得一塌糊涂，把中共的家底几乎耗光；二是习近平政治上大倒退不得人心，对人民的管控无所不用其极；三是白纸运动压迫下，中共不得不对人民作出让步。他指出，“我只是相信人性，人性趋利避害，人性追求自由，抗拒压迫，人性要求实现个人和家庭的幸福”，人性必然战胜党性。他还说，“今后主要看经济状况……经济恶化中共力竭，大陆人没有活路，那时真正的改变就会到来”。 颜纯钩是一位有正义感、良知和风骨的知识人，他在天地图书任职时，曾出版我的成名作《火与冰》的香港版。他退休后迁居加拿大，没有保持沉默，屡屡就香港和中国议题发出掷地有声的言论。但是，或许因为他很早就离开中国，对中国事务的评论往往显得隔膜，在事实上有相当的落差，在论述和分析上过于乐观而无法让人信服。比如，他认为白纸抗议“全中国都有人响应了”，这显然高估了白纸抗议的力道。据我了解，十有八九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彭载舟及白纸抗议，一位生活在中国国内、关心时事的脸友评论说：“墙外白纸的讨论和传播非常热烈，但墙内一片肃杀，大部分人并不知道白纸抗议，他们也不明白一夜之间解封的原委始末。白纸封杀得如死牢一般。” 颜纯钩对中国未来的乐观，是因为他对人性的乐观，而这种对人性的乐观是靠不住的——他忽视了人性中的“幽暗意识”，人性并不一定追求自由，正如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如果一个人只知服从而不知不服从，这是一个奴隶；如果一个人只知不服从而不知服从，这是一个暴民。”中国人长期在奴隶与暴民之间晃荡，从未养成公民人格。 颜纯钩还认为，中国的经济恶化必然导致变革到来，这也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历史——从大饥荒到文革，经济比现在糟糕多了，连邓小平都承认，国民经济已然崩溃，但中共的统治仍稳如磐石。个中原因，如王岐山所说，中国人吃草都能活下去。 六四发生后不久，流亡美国的作家刘宾雁曾预言中共不出两年就会倒台。但后来中国的发展与他的预言大相径庭，他对此深切反省说：“我们，不是我一个人，相当多的人，在六四以后对中国形势的估计都犯了一些错误，我们没有料到江泽民会稳稳当当地执政十三年。当时我们以为天安门运动的势头还会继续，想不到九二年邓小平改变了战略，用经济利益来诱使中国人忘掉政治。这十三年来，也就是因为大家在经济上得到了一些好处，这个国家在经济上确实有了很快速的增长，大家对现状也就接受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合作，中国人和共产党合作了。九二年以后，我们对形势仍然估计不足，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把江泽民的社会基础估计过低了。”今天，不要再犯跟当年的刘宾雁同样的错误了。 我赞同经济学者何清涟在《中国：溃而不崩》中的论述：中共政权在十至二十年不会崩溃，中国社会却将长期处于“溃而不崩”状态。这个过程是中共透支中国未来以维持自身存在的过程，也是中国日渐衰败的过程，当然更是中国不断向外部（尤其是港台）扩散负面影响力的过程。也许我们一辈子都要面对这样一个溃而不崩的中国，一辈子都要与这个恶魔抗争。 颜纯钩批评说，“悲观导致消极的态度，无心做事，放弃抗争”。其实，悲观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如鲁迅所说“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当年，生活在漫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异议分子对未来非常悲观，他们认为自己无法看到自由的降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确实没有看到自由的降临），但他们仍然不放弃抗争。对此，刘晓波曾说过，我们的抗争如同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石头最终抵达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推它。这种在彻底的绝望中生发出来的抗争勇气，比盲目的乐观更能持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当年江泽民和曾庆红看好习近平的原因除了他的红色出身，还有他胜出李克强的政坛履历：穿过军装，下过基层。 我们本专栏上期节目播出的《没有江、曾的推举就没有习近平的上位》一文中介绍和分析了为什么说如果把以江、曾为代表的所谓“上海帮”与习近平放在对立面分析，就没有办法解释当年的习近平为何能够取代原本为胡锦涛看好的李克强而成功上位。 说起来江泽民对习近平有了较深印象的时间应该是一九九四年，当时的江泽民到福建视察，时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被时任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向江泽民特别介绍，江泽民一边和习近平握手一边侧身对贾庆林说：“他是习仲勋同志的好儿子，干部子女的好榜样”。 一九九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当时的预先准备好的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又被临时加进从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不幸被差额掉的邓朴方等几位，向党代表提供的全部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推荐名单共一百五十四人，但并没有向各代表团说明要差额掉多少名。各代表团预先投票过后，计票的结果是，习近平得票在整个中央候补委员建议候选人名单中倒数第四，邓朴方得票倒数第五。邓朴方实际得票只比习近平高两票。 接下来，以江泽民为首，胡锦涛具体主持日常运作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其实也就是当时仍然在主持工作的上届党的中央政治局的全体人马紧急协商，有人提出为了照顾小平同志的家属，应该差额到邓朴方以下为止，意思是把包括在邓朴方在内的都留下，差额掉四个就行了。但江泽民认为当时已经担任了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各方面的表现都十分优异，如果他落选中央候补委员，整个福建省委就会一个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有，既然这届中央候补委员差额到朴方同志以下，差额比例已经不足百分之五，那么还是应该把习近平同志也留下来为好。胡锦涛立刻附和了江泽民的动议。与是，参加会议的全体主席团常务委员眼见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同，举手通过了“十五大主席团常务委会关于本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差额人数的决定”，在一百五十四名参选者中差额掉习近平之下的三名得票最少者。然后就把这份习近平名列最后的候选人名单交由大会进行正式选举，而这个正式选举其实是等额选举，得票过半数即可当选。在正式选举过程中得票不过半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中央候补委员在预选过程中每个人的得票数，与正式选举中的得票数基本一致，这就是习近平一九九七年九月在中共十五大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名列最后一名的内幕经过。当时公开的一百五十一名“当选”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前，特别说明了按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画为序，自然就令名单上的最后一名习近平显得十分刺眼。 但是，在“当选”的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是得票数最少的一个并没有影响当时的江泽民以及他的“大内总管”曾庆红对习近平的进一步培养。 在当时的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曾庆红一步跨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虽然暂时还只是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但当时并没有安排一个书记处书记那怕是普通中央委员出任中组部长。而是由全国政协常委张全景超龄留任，圈内立刻明白这是要让曾庆红把中央党务系统最重要的两大块，中办和中组的大权全都揽到一个人手上。习近平被看好为江泽民的隔代接班人，也就是胡锦涛的接班人，都是在曾庆红完全把持了中央组织大权之后的事情。 于是，习近平先是于一九九九年被就地安排为福建省代省长、省长，继而又赶在十六大召开前的一个月被宣布平调至浙江省任省长，等待接替已经被内定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就是这样的一番预先铺垫，，保证了他习近平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顺利通过了十六届中央委员的预选和正式选举。 众所周知，正是从江泽民向胡锦涛移交了党总书记职位的中共十六大开始，曾庆红就在胡锦涛身边事实上扮演着“副总书记”角色。 九年前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习近平的“伯乐”是江泽民还是曾庆红？》一文，文中介绍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陈云力主推荐李锐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干局局长之后,当面交给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选拔“干部子弟”陆续进入“接班梯队”。习近平就是那段时间里决心到基层去为进入“干部第三梯队”积累政治资本。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倒台后,推出了一个烈士后代李鹏;一九八九年赵紫阳倒台时,又推出了一个烈士遗孤江泽民,从此形成了外界所说的“江、李体制”。 从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泽民接替赵紫阳总书记职务到他二零零四年十月把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也让给胡锦涛，实际在位长达十五年，而胡锦涛全面接班之后实际在位时间只有八年，中共最高领导权即又交回到“红色后代”手里。可见,陈云早在胡耀邦在位时即说过的“还是自己的子弟(在政治上)可靠一些”，对中共最高层组织运作的影响力一直都是决定性的。难怪李锐先生二十多年前即说过陈云对中共组织工作的影响力事实上比邓小平更大。 更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把胡锦涛的在位说成是十年也好，八年也好，他在位的两个时段，即十六大至十七大这第一时段和十七大至十八大这第二时段，分别是由两个“太子党”成员“辅佐”，前一个是曾庆红，后一个是习近平。 自习近平上台之后将两个前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政治上打翻在地之后，中共内部即把胡锦涛八年间的军委主席权位事实上是被两个军委副主席“驾空”的说法对外公开，但无论是中共内部还是外部世界在回顾胡锦涛事实上从来没有把军权抓在自己手里的同时，都忽略了胡锦涛在位时的党权也从未“独揽”，尤其是党内组织大权，前五年是被他“放心”地交给曾庆红行使，后五年则是由曾庆红的接班人习近平接掌。而当时这曾、习之间的“副总书记”职务的交接班，决定权如果说是在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手中，不如说是在当时的曾庆红和仍在幕后干政的江泽民手中更准确。 很多人都应该还记得，当年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宣布“立案调查，并免去其在上海市一切职务，停止其在中央担任的职务”的具体时间，是二零零六年九月。当时 ，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陈良宇前去北京参加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筹备会议，当陈良宇抵达北京后，即被中纪委宣布“双规”。紧接着，中共政权即对外宣布了时任上海市长韩正出任上海市委代理书记的消息。 但是六个月之后，即二零零七年三月，中共中央突然对外宣布调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出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同志不再代理上海市委书记”的消息。如此变动的内幕就是江泽民和曾庆红为了赶在十七大召开之前，为习近平提供一个政治热身的难得机会，为他在党内“比选”的过程中胜过李克强创造条件。 而当时在内部讨论的过程中之所以令胡锦涛也承认习近平比李克强更有“优势”，关键在于江泽民和曾庆红列举出了习近平政坛履历的两点“过人”之处。 纵观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接班史就不难看出，从华国锋开始，此后的胡耀邦虽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出身，但他在文革前也还是被下放到地方省委锻炼过，至于再往后的赵紫阳，江泽民，再就是胡锦涛，都是地方省级党委的一把手出身，胡锦涛甚至还有过团中央，贵州省和西藏自治区的三个党中央的下级或地方省级一把手的履历。 如果说基层政坛的长时间历炼和省级一把手是成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接班对象的必要政治履历的话，那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主持人耿飚的政治秘书的任职经历，则是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将所有中央主要领导人接班人培养对象候选人比了下去的最重要因素。当年曾庆红和江泽民都向胡锦涛强调过的习近平的重要“优势”之一，就是习近平具备了李克强所不具备的最难得的政坛履历：不仅仅是穿过军装，而且还是当年军委常务工作主持人的秘书。 而李克强的“劣势”之二，，就是没有像习近平一样，当过“七品芝麻官”。 李克强当然不是从地方基层一步步提拔起来的，大学毕业第二年便成了团中央副职领导干部。他从团中央副职至团中央一把手的履历与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完全一样，离开团中央后也被胡锦涛等人苦心克隆成为胡锦涛第二，安排到不同省份担任行政一把手和党的一把手进行政治热身。换句话说，当年无论是胡锦涛的本意，还是胡锦涛手下具体操作人员揣测当时总书记内心本意之后的苦心设计，中共中央组织部在中共十七大之前那几年对李克强的工作安排实在是有克隆胡锦涛之嫌，难怪当时的李克强面对外界称呼他小胡锦涛时从来都是抱以会意的微笑． 当年中共十七大上习近平和李克强双双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后，有内地网站上的公开文章中煞有介事地分析说，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在考虑习近平和李克强谁正谁负的时候，一定是考虑了他们的学历和业务专长。习近平是马列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博士，李克强是经济学博士，所以习近平被安排为总书记接班人，李克强被安排了总理接班人。 笔者不排除当年的江泽民、曾庆红和胡锦涛三人一同讨论所谓第五代接班梯队主要人选时，也考虑到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人不同的“专业优势”，但所谓的马列“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之间的“专业”区别，肯定不是最终令习近平力克李克强的决定性因素。 记得二零零七年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在外界舆论大都已经相信习近平和李克强均会成为第五接班梯队的主要人选的前提下，虽然习近平已经被安排在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上对党内党外单彰显他的“更为重要”，但仍然有内地网友坚信因为胡锦涛是在任总书记，所以总书记接班人选肯定应该是李克强而不是习近平。有网友调侃说：李克强的名字起得好，“克强”的意思就是习近平再“强”也会被李克强“克”掉。 十七届一中全会开过之后，眼见习近平的名字已经被放在了李克强之前，也许还是同一位网友又大发感慨说：李克强最终“败”就“败”在他的名字上了。“克强”两个字太显张扬…… 事实让，相比于比自己年长两岁的习近平，李克强当年被中共高层看在眼里的所谓“比选优势”首先是担任正省部级职务的时间较习近平长了七年，李克强正式接替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时习近平还只是地市级干部。其次是李克强进中委的时间比习近平早了一届。如果不是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上落选中委后只好转任全国人大常委，李克强担任中央委员的资历应该比习近平早了整整十年。 但是，李克强的这一“长项”被当时的曾庆红换了一个角度分析，恰恰又变成了他与习近平之间相比的“短项”，那就是当年“一步登天”，大学毕业即成为县团级干部，次年即成为副部级干部的李克强在副省部级和正省部级的任职资历较习近平长许多，恰恰证明他李克强不具备习近平的省级以下的，特别是县一级的基层领导工作经验。 早在习近平在十七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准备在十八大上接替总书记职务之前即有在中共官媒宣传说，查阅习近平的早期从政经历和文章，不难发现他对县委书记这一岗位的珍视，有一种浓烈的“县委书记”情结。 习近平接班之后，立刻要求中央党校要定期开设县委书记研修班。二零一五年一月，习近平就专程去中央党校与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的两百余名学员座谈，声称“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级政权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官媒评论说：这与习近平担任过县委书记的经历有着直接关系，但更与他对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县委书记重要地位与作用的战略意识紧密联系。由此可见，作为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师”，总书记对县级政治发挥的政策传递、区域功能、治理绩效高度重视。 二零一五年一月中旬，中共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还特别刊登了一篇标题为《习近平的“县委书记”情结：“芝麻官”关系国家兴衰安危》的文章，说是郡县治则天下治……。明摆着是在彰显习近平相比李克强的政治优势。 笔者在二零零三年三月看到中共官媒特别渲染曾庆红与习近平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国家副主席交接班“拥抱仪式”之后即从内地记者朋友处得到消息说：十七大之前江泽民、曾庆红和胡锦涛在“比选”习近平和李克强时，曾庆红一强调习近平的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特别是县级和地市级领导工作经验，胡锦涛立马哑口无言，因为这也同样是胡锦涛的软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对于防疫问题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当局的国家治理能力已经大幅度下降。面对疫情，中共要不然就是蛮横无理地靠暴力强行封控，结果造成人民生活的巨大损失；要不然就是毫不负责地“躺平”式解封，在基本的医疗救助体系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在医疗结构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让人民自生自灭，导致比疫情还严重的人道灾难。面对天灾，如此作为，反映出中共处理危机的能力低下。这其实本来已经是既存的现实，只是在2022年的防疫中彻底暴露出来了； 第二件事，就是习近平已经成为全民公敌。当2012年习近平刚刚接掌政权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出于对他的父亲习仲勋的敬重而对他充满期待，希望他可以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但从战狼外交到国进民退，从强行连任到“动态清零”，习近平一路走到今天，其施政能力和独裁本质已经引发全国人民的不满，白纸革命喊出“习近平下台”，就非常具有代表性。这样的不满，不仅弥漫在中共内部，而且已经是全民共识，大家只是嘴上不说而已，但从内心对习近平还充满尊敬和期待的，应当已经寥寥无几。这样一个孤家寡人，还要继续统治中国至少五年，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件事就是11月26日爆发的白纸革命。这场抗争运动表面上争取的是改变防疫政策，但背后的重大意义在于，这代表着人民抗争的时代开始了，新的国家与社会的对抗开始了。“六四”之后中共通过各种手段与人民达成了隐形契约，只要中共能发展经济，人民就服从中共的统治。但上海封城，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等一系列的恶性发展，已经打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默契，当勇敢的抗争着喊出“共产党下台”的那一刻起，中国就进入了新时代。这将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它或许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代，但也可能是一个带给人民希望的时代。 第四件事，就是中产阶级作为一个阶层，集体性地与统治集团决裂。目前为止，他们采取的，还是用脚投票的方式，大批的有产阶级纷纷移民海外，从新加坡到泰国，从美国到欧洲，中国移民人数的大量增长，反映出中国的中产阶级对未来的预期和绝望。长期以来，中国的中产阶级仰赖中共专政体制的政治环境，通过利益交换等方式可以安稳发财，但现在，随着经济无可挽回的下滑，国家反过来要剥夺中产阶级的财富，进行所谓的“共同富裕”，其实就是对财富的掠夺。这迫使中产阶级觉醒。对于那些无法“润”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将与来约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不仅他们的财富积累无法继续进行，就连已经创造的财富都没有安全性可言。中产阶级的觉醒，必将成为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变化的重要动力之一。 短短的2022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这些事情纵使表面上已经成为过去，但它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中国人的集体认知，对中共未来的统治基础，都将产生冲击性的影响，我们会在未来五到十年中看到这些影响对现实的改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放弃动态清零后，全国陷入空前混乱，北京人家中有人去世，排队火化要等七天，更没有冷库收留大体。正常情况下，人死后三天身体开始腐败，亲人咫尺故去，不能入土为安，那不是人间，那是地狱。 赵立坚说，生活在中国你就偷著乐吧，现在为何没有记者去问问他？ 各大城市都成死城，社会全面停摆，春运期间疫情还将扩散到全国城乡，医疗系统不堪挤兑之外，地产、外贸与消费三套马车趋于瘫痪，那么中共国的出路又在哪里？ 民怨沸腾之际，习近平突然发现，经济垮，金融垮，医疗保险与退休金都不可支付，基层政府无法运作，那时不必外部势力动员，中国人都会造反。九千万党员只是虚浮的群体，无实利即无凝聚力，到时树倒猢狲散，中南海便是习近平的煤山。 近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重唱以经济为中心的高调。纵观新政策十条，尽是空话套话，较特别的是又在向民企示好了。“要从制度上和法律上，把对国企与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时至今日，还有人相信中共会善待民企吗？善待民企就与国进民退的基本国策背道而驰，就显示对民企的全面封杀搞错了，早前阿里巴巴、教培行业、滴滴出行等公司的厄运又如何解释？入一股做董事，在私企内部建党组织，这些野蛮政府行为，要不要全面纠偏？ 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违背中共二十大再三强调的斗争哲学，违背实行农村供销社与城市居委会全面管控居民生活的长期战略，不符合全面回归计划经济的长远规划。 经过习近平这十来年的欺凌，私营企业家早已明白自己的终极命运，李嘉诚早走早著，马云与潘石屹也侥幸脱身，更多不知名的富豪，已经在新加坡日本与欧美国家平安落地，他们还会被中共一番花言巧语再诓回大陆去自投罗网？ 再次一级的小富豪和一般小生意人，吃尽清零的苦果，早已精疲力尽，幸运的净身出户，不幸的背了一身债，更不知如何安顿家小，他们还有什么心情和能力重回市场？ 经济是一个大系统，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么简单。经济活力来源于社会生活的安全感，来源于普通人梦想成真的激励机制，来源于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当整个社会的利益链条只向中共一党之私倾斜时，多数人选择躺平，完全符合正常人性。 满目无可奈何花落去，却无似曾相识燕归来。 中共每逢环境好，就要讲理想，讲理想的目的，便是更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但一到环境恶劣，中共又开始讲现实了，讲现实他又可以讲到推心置腹涕泗交流，然后环境一变好，他又一阔脸就变，又露出青面獠牙。这一套都演得滚瓜烂熟，中国人也看得倒胃口了，现在又粉墨登场，可惜已经“倒嗓子”了。 前有清零解封后的百丈悬崖，后有经济恶化的遍地追兵，中共突然发觉自己站在绝境前，无计可施之下，又想祭出韬光养晦的老招数，对内向私企让步，对外向美国示好，假惺惺扮可怜，只想再躲过一劫。 但习近平有两个死结解不开，一是对内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对外反美。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围剿私营经济，要反美，一定得不到西方的合作与善待，那么经济的活水何来？没有活水，在龟裂的泥土上能长出什么好东西来？ 这一次，中国人大概不会再上当了，美国人也不会再上当了。因为习近平二十大上全面控权，习近平在位一日，没有人相信他会醒悟，即使暂时让步，也只是花招而已，因此中共唯一的生机，就是把习近平赶下台。 正常的政府，把国事搞到如此不堪地步，习近平应该鞠躬下台，但习在位坏事做尽，得罪政敌太多，他一下台即无死所，所以他绝对不会主动辞职。 生死存亡之际，党内本应有政敌策划搞一场宫廷政变，把习近平赶下台，但中共高层已烂透，很难形成反习集团，没有人肯冒杀身之祸，因此今日中共国是一个自由落体之势，不断加速坠落，完成崩溃的过程。 海外不少媒体都在讨论中共崩溃的结局，讨论后中共时代的中国，这不是偶然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大家都看到这个结局，这个结局就一定会来到。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我在2022年1月2日的专栏文做过一个预测，2022年中国不会好，中国人开始要真正过苦日子。不幸被言中。当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认为有四大原因让中国日子难过，一是2022年外部环境和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让好起来的因素没有出现，二是中共20大有可能产生某种于习近平不利的变数，三是民众对习的政治高压到了某种程度的物极必反阶段，四是2022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大概率会比2021年困难。现实表明比我的悲观预测还糟。 中美关系会趋缓 不过我觉得2023年中国的形势可能要好于2022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2022年实在是太坏了，特别是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差的，比八九六四后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还要坏，2023年不太可能出现比2022年更坏的情形，因此只能往好的方向走。但是，虽然可能有好转，可日子依然难过，这一点不会改变。 具体来说，2023年中国可能好于2022年的因素主要有：（一）中美关系在2023年总体会趋缓，尽管对抗依然会进行；中国跟欧洲，还有日本和澳洲的关系都会得到一定程度改善，整体国际环境会比2022年好。（二）中共二十大尘埃落定后，围绕著人事和路线的斗争暂告一段落，2023年是二十大后的开局之年，新班子要有点新气象，这是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的。（三）因为2022经济实在太差，2023年要拿出一点像样的成绩，就得聚精会神搞建设，不太可能再瞎折腾，政治环境会有所放松，包括反腐有可能降低力度。 G20会议和APEC峰会习近平忙著见与会各国领导人以及之后的中国外交，预示著中国的国际环境在2023年会有所好转。首先当然是最重要的中美关系2023年可能不会变得更不稳定。虽然美国新的国会开始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可能的访台，以及台湾政策法的审议出台会给美中关系带来新的考验，甚至引发中国山崩海啸般的反应，但布林肯的访华至少会使两国关系在上半年保持稳定。另外，中国会把外交的重点放在欧盟、东盟、中东、非洲等地区。法德会继续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澳洲和中国关系改善的力度会相当大。两岸关系因台湾临近大选以及受美国因素的影响，依然会处于紧张状态，但2023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很低。总之，为发展经济，中国会努力使自己的地缘政治环境好一点。 权斗不会影响大局 相对外部环境，2023年中国好坏与否的更重要因素在内政。只要内政尤其党内高层不出现大的问题，危机就可控。从这个角度看，二十大新的领导班子的选出消除了围绕著权力博弈的一大隐患。虽然党内和社会对习将亲信塞进政治局，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习氏班子很不满，但不满归不满，木已成舟，只得接受这个结果。党内高层的权力大博弈，要等到几年后的二十一大前。而对以李强为首的新班子来说，为了证明他们确实有能力把中国搞好，不单是因为和习的关系密切才上位的，也要好好的表现，不让习失望。从习而言，他所以不考虑党内多数领导干部的感受，硬要组成一个信得过的“内阁”，一个出发点是在高层排除杂音，让他们一心一意地干事，免得拆台和牵扯，花费太多精力协调不同意见。当然，2023年要完全排除党内权力斗争也不可能，只是说，即使有权斗，也不会影响大局。 2023年中国最大的政治是如何搞活搞好经济。经济是根本，是中心工作，这话放在过去几年是不可能的话，2023年习不得不收敛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想法或者野心，集中精力救经济。迄今为止，中共的合法性还是来自经济，习的一切抱负都要经济做后盾和支撑。经济好，一好百好，经济坏，一坏百坏。要不是2022年的经济实在不行，仅仅面对封控出现的抗议，习可能不会退让，放弃清零，放开疫情管控。但如果经济出大问题，轻则连政府的运转都会成为一个麻烦，重则出现连锁反应，被强力压制的各种矛盾都会被激化，社会的危机和动荡很可能不可避免。虽然出现这种情况政府可以用暴力镇压下去，可要知道，暴力也是要用钱的。没有钱，暴力都难以为继。 所以，当经济坏到威胁中共统治后，习不得不妥协，重以经济为中心。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发出这个信号。但是，由于过去几年习对私营经济和资本限制得太厉害，伤了企业家们的心，一时半会很难让他们相信当局的诚意。故2023年的经济工作并不那么容易做的，而这正是对新班子的考验，除在经济政策上做出大的调整和转向外，恐怕还需要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比如是否可以请马云回来重掌阿里，或者让他的蚂蚁金服再上市，又或修改宪法，将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提到和国有经济一样高。减少政治上的清规戒律，让官员像过去一样放开手脚去拼经济。 上面只是从一般可能的状况去分析评估2023年。2022年出现了几个意料不到，2023年也不排除在国际国内出现意外导致局势不是变好而是进一步变坏。真出现此种情形，只能说上苍不再眷顾习了。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我在今年初撰文表示，2022年，中国不会好，中国人开始要真正过苦日子。列举了四大理由，一是外部环境和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让中国好起来的因素没有出现，二是中共20大有可能产生某种于习近平不利的变数，三是民众对习的政治高压到了某种程度的物极必反阶段，四是2022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大概率会比2021年困难。 不幸的是，我的这个预测完全兑现，时间老人即将跨入2023年，中国的情形比我预想的还要糟糕，尤其习的形象从高高在上的神坛快速跌落，比预期的还要快。 回顾2022，似乎开局就对习当局不利，一堆坏事情接踵而至。先是湖南湘西女教师李田田事件发生，接着网球名将彭帅指控前常委张高丽性侵一事舆论发酵，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国际网球协会甚至为此还取消在中国的赛程。再下去是徐州铁链女事件曝光，此事更是引起巨大的舆论海啸，并持续了相当长时间，迫使江苏两级地方政府成立调查组，一批官员因此丢了乌纱帽，中共的形象也受重创。要不是此后疫情再起，尤其是上海的封控，这起事件恐怕还要延续一段时间。 尽管如此，这些事件对习只能算前奏，尚未直接冲击习，他还能凭着冬奥会张艺谋制造的流光溢彩的开幕式以及谷爱凌出色的赛事成绩，来分散冲淡它们的不利影响，转移舆论视线，表现他所谓的领导力。然而，抗疫的失败对习的权威是巨大打击，某种程度上成了他的“政治滑铁卢”，虽然他看起来依然大权在握。 习上台整整10年，前5年完成了“核心”地位的确立任务，并将自己的思想写入党章成为指导思想，这是他的前任江、胡都做不到的。但是此时他还不能一言九鼎，大权独揽。十九大让他的权力进一步巩固。正当他意气风发在第二任期要大干一番之际，2018年美中贸易战爆发，美国开始了对中国的围堵。贸易战初期对习的权力是有损害的，国内对他的领导力的质疑开始成气候。但随着中国抵御住了美国的关税惩罚，美中贸易的逆差不减反增，习受损的权力和权威得到部分弥补。不过，似乎上苍不想让他喘口气，要继续消解他的地位，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 疫情三年，习像坐过山车般既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也享受了权力巅峰，但最终从峰巅跌落。武汉疫情初期，由于瞒报和出于让全国人民过一个安乐祥和的春节的政治需要，没有及时防控，导致疫情快速蔓延，随后李文亮医生之死激起大众愤怒，社会和党内的反习势力开始谋划拆台。 在2020年的二、三、四月，应该是习当上总书记后最暗淡的三个月，这从当时官方会议的表述上可以看出。如果疫情不能得到较快控制，他将无法向中国和世界交代，提前下台不是不可能的。故为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挽回信誉，习宣称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以示担当和敢于负责。他实际是要赌一把，赢了重回核心，输了可能地位不保。结果在这一阶段他赌赢了，靠采取原始野蛮的封城措施，终于控制住了疫情的泛滥，并让经济得到较快恢复，而此时，全球其他国家，尤其西方国家纷纷中招，深陷疫情泥潭。 从2020年年中到2021年下半年这段时间，中国被看作国际抗疫的模范生，当局早早在2020年10月开抗疫表彰大会，把抗疫的“胜利”归之于习的卓越领导能力和中共的制度优势，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那段时期中国民众也确实信心爆满，一扫疫情初期的不满情绪，嘲笑西方抄中国的作业。 在这种全民亢奋和一片凯歌声下，习的权力和权威不仅得到完全恢复，而且登上神坛，这集中表现在2021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上。该决议将习领导的十年称之为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伟大十年，把习吹捧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在党内和中国历史的地位与毛并驾齐驱。 可惜成也疫情，败也疫情。习未能很好利用德尔塔病毒的一年多时间对中国防疫形成的有利局面，在病毒进入奥密克戎阶段，及时转向，放开封控。由于担忧开放后感染和死亡人数的激增影响冬奥会的举行特别是中共二十大的召开，当局继续采取清零政策，严防死守，地方层层加码，变本加厉，终于再次引起大众的强烈不满，并导致经济一落千丈。尤其是上海长达三月的封城出现的不可思议的乱像，及其造成的比武汉封城严重得多的人道灾难，让人们失去耐心。 11月初，习当局意识到这个病毒是防不住的，想用小步慢走的方式退出清零，出台了防疫20条。然而，由于在指导思想上不能放弃清零，加上地方政府特别是处于防疫一线的基层部门滥用权力，随意封控，激起了民愤。在这一过程中，乌鲁木齐火灾10人死亡的事件添了一把火，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再也不能忍受这种非人道的抗疫了，走向街头表达抗议，“白纸运动”于是在全国20多个大城市爆发。上海的抗议者甚至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道出了人民的心声。此情此景下，加上经济严重滑坡，当局又出台防疫新十条，完全放弃清零。 但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疫情放开后海啸般的感染让大多数人猝不及防，人们发现，当局原来对放开根本没作好预案，连最基本的相关防治药品都未储备，大众的本能反应便是抢购药品，许多老年人因为买不到救命药而去世。这使得民众特别是那些本来就反对放开的人群对当局非常不满，指责当局撒手不管，在真正需要它的时候对人民弃之如敝屣，习的形象再受伤害。 历史来看，对独裁政权领导人的巨大打击，莫过于他的错误政策在现实中造成巨大灾难，走不下去而不得不撤回，因为独裁领导人常常被政权的宣传机器塑造成天纵英明，从不犯错，是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要听他的指令和指挥，就可以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独裁领导人是人不是神，相反，由于独裁领导人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比一般人更自负，听不进不同意见，被一帮阿谀奉承和投机取巧之徒的片面信息误导，更容易做出错误决策。小错也就罢了，大错很可能导致不可收拾的后果。如果出现这样的大错，那么官方之前把独裁者捧的多高，摔的就有多重。 毛从神坛上跌落，是他发起的三年大跃进造成几千万人饿死，这使得党内原先对他盲目崇拜的官员以及民众开始醒悟，毛终究不是神，他也会出大错。文革十年进一步摧毁了毛在中国多数民众中的光辉形象，以致在他的晚年，党内和社会就在酝酿反叛情绪，等他一死，他的路线就被全盘推翻，亲信包括其夫人也被抓。 动态清零是习在过去三年防疫的总政策，实际也是过去三年实行社会管控的总方针，他因动态清零攀上权力高峰，也就预示着一旦动态清零碰壁不得不放弃，他要从权力高峰跌落下来，就像毛的形象在三年大跃进跌落下来一样。 对习形象造成损害的不只是疫情，还有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出现的前总书记胡锦涛被架离会场一幕。如今，他虽然在二十大如愿以偿开启第三任期，并建立了一个清一色的习氏班子，抗疫的失败看起来并未动摇他对权力的绝对掌控，可从毛的案例来看，他跨过了权力和权威的巅峰期，进入下行通道。毛三年大跃进后经历了一段权力的收缩期，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自我检讨，尽管之后他发动文革，再次封神，但已经是秋后的蚂蚱，其权威在文革中严重受损。 习应该不会因他的清零政策在党内作自我批评，退居二线，但他也难于像毛一样，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运动来扭转不利局面，重新立威，即便他依然掌控绝对权力。换言之，以2022年12月被迫放弃清零为分水岭，习就算还能统治中国10多年，但已经走在下坡路上。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日前习近平令已故总书记江泽民极尽哀荣自有其真情表露的一面，毕竟是江泽民为他习近平的顺利接班，打下了坚实的“维稳”基础。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江泽民在中南海站稳脚跟全靠曾庆红》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过了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因为杨家兄弟的原因，接替了赵紫阳总书记职务的江泽民即使在当年十一月份也表面上接替了邓小平的军委主席职务，但却长期没有抓到实际军权。不过，当时的江泽民却还是及时通过改组武警部队,先把这支“看家”部队迅速壮大并掌在自己心腹手中。 当年把戒严部队的坦克从天安门广场撤走之后，从共产党政权自身的角度如何汲取“六四”镇压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是否曾经与江泽民等人讨论得十分具体,外界没有第一手资料证明,但从江泽民上台后围绕“稳定”二字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具体措施分析,还是能够看得出他们的思维脉络。 首先,当时的邓小平也好,陈云也好,江泽民和李鹏等人也好,无不认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动乱”是江泽民的前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政治上“右”倾,长期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必然结果。所以江泽民上台之后,虽然在经济政策上左右反复,但在政治路线上显然是一直在汲取前两任总书记的经验教训。从“反和平演变”到“讲政治”,江泽民抓“精神文明建设”的那只手从来就没有疲软过一天。 其次,考虑到政治上抓得再紧,经济改革过程中因为利益调整而引发的部分社会阶层的不满情绪,总要找机会发泄,而“经济动乱”和“社会骚乱”一旦发生势必会被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所趁机利用,使得江泽民自上台之后,满脑袋里装的都是所谓“风险意识”。直到他“功成身退”那一天为止,“六四”事件的教训一直都使他江泽民的政治思维随时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的临战状态。 当年江泽民上台以后首先抓的大事之一,便是加强武装警察部队的建设。他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才被对外宣布接替赵紫阳总书记职务的。一个多星期之后，也就是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江泽民便以会见出席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全体与会者的机会首次对外公开露面，,就维护社会稳定问题发表谈话说:“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主要靠我们的公安,主要靠我们的武警。” 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江泽民又在内蒙古武警部队发表讲话说:“就维护社会稳定来讲,站在第一线的是武警。” 一九九一年四月,江泽民在四川接见武警部队官兵时表示:“任何国家,从来没有成天乱哄哄的而能把经济搞上去”;“我们武警部队要时刻做好准备,一有不安定苗头,就要果断地制止,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 一九九二年十月,江泽民所作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特别提到武警部队的作用,这是武警部队建立以来,中共党代会首次把武警部队写入政治报告。 另据当时的中共《人民日报》报道:“江总书记根据武警部队执行任务的特殊性,提出了武警部队在处置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中,要站在第一线、打头阵的思想。” 另外一则信息便是江泽民当时对扩大武警编制和组建武警防暴部队的高度重视。 仅以北京地区为例,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驻北京的武警部队兵员成倍增长。先是在进京执行镇压任务后的野战部队中精挑细选了八千多人,分别补充进北京武警总队下属的十二个支队。与此同时,江泽民又下令于一九八九年底之前完成为北京武警总队在全国范围提前召募近万名新兵的任务。 接着,江泽民又亲自批准于一九九零年七月,从全国各地的武警部队中抽调近六千名精名强将,正式组建起武警部队的第一支“特警部队”,对外号称“中国武警第一旅”,内部编制为北京武警部队第十三支队。这支部队是专门为“突发性任务”而组建的,其兵员不但质量上是百里挑一,数量上也远远超出全国范围内的任何一支武警支队。 1996年2月2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在家中遇害。这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首次有国家级领导人遇害，一时十分轰动。 遇害前的李沛瑶的住处是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4号院，当时这里住着40多位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驻有27名武警官兵，设有6个固定值勤哨位和1个流动哨。院内李沛瑶的相对独立的住所更是有专门配给他本人的一个班的武警官兵轮流换岗，24小时值勤。而作案人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江泽民闻讯大怒，立即下令将武警总部及北京支队的领导班子进行一番大清洗。当时的武警总部还是副大军区级，江泽民借机动议将武警部队由副大军区级晋升为正大军区级,但因为武警警衔最高为中将,是此前人大常委会立法决定的,同时又考虑到公安部与武警部队之间的平衡问题,故武警总部的规格暂时未动。但是,上海、天津、广东、西藏等重要地区的武警总队则由过去的正师级升格为副军级,北京武警总队则由副军级升格为正军级。自此,北京武警总队仅比武警总部低半格,所以它的第一政委系由武警总部副政委(正军级)兼任。 不过，不出一年，武警部队还是随江泽民所愿被提升为正大军区级。一九九八年，中共当局通过修“法“，将武警部队的警衔规定由原来的最高为中将改为最高为上将。 当年北京武警总队自成立之初即被规定基本不从北京市城区内招兵,北京郊区的兵员在其中的比例也十分有限。而发生“六四”事件之后,中共对此做出更严格的规定,北京武警总队的新兵全部来自外地。这就是江泽民所谓“政治保障”的重要体现。 另外,北京武警总队在“六四”事件之后的几年里,其装备更新的速度之快,现代化程度之高,亦令外界难以想象。尤其是特警部队,除配发微声冲锋枪等当时中国国内最先进的致命武器外,还从发达国家进口了最先进的电子空气自卫器、麻醉枪、自动标识发射器等非致命武器。 而依据“六四”事件的经验教训,当时的江泽民“痛定思痛”之后，也下令国内“攻关”，专为武警防暴部队研制了各种各样的现代防暴装备。比如当时由河北邯郸某工厂为主生产出的一种防暴装甲运兵车,不但具备超强防弹功能,而且特别借鉴“六四”事件教训而加装了非常昂贵的高级阻燃材料,当时的平均每辆车的造价即达百万人民币。据说这种车辆,截止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即已经在仅北京地区的“中国武警第一旅”配备了二百多辆。 再者,虽然中共野战军系统中当时也仍只有部分集团军陆续完成了下属陆航大队的组建,但那支“中国武警第一旅”从组建第一天就配备了武装直升飞机分队(相当于野战军的团级建制),而北京人从此时常抬头便可看见的“军用飞艇”,也是该部队侦察分队的先进装备之一。 更令一般人不太可能想象的是,大概是从一九九一或者一九九二年开始，北京地区的武警防暴部队就已经开始配备了一批“装甲布障车”,其特殊功能是可以用每分钟一百米以上的速度,迅速在北京城市主要交通要道的表面上布满编织着有无数个铁蒺藜的钢丝网,令人群乃至普通轮胎的车辆无法越过。 该部队有一位军官当时在朋友中吹嘘说:“国内生产的最先进防暴武器,以及凡是有可能买得进来的国外先进防暴武器,我们部队都配备了。全国范围内,除了正在深圳训练的驻港部队,没有第二支部队能与我们武警第一旅比装备。” 由上述信息足可见出,江泽民等人在“六四”事件之后,无疑是在内部认真检讨过“六四”镇压的成败得失。关于其“成果”与“收益”方面的内容,放在后面讨论,,而从“败”和“失”的角度,应该是深刻意识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调派野战军进城,完全使用战场上对付敌军的方式和手段对付手中至多有几块砖头、几枝棍棒的“暴乱”群众。因而必须对武警部队进行扩编。 其二,野战军进城执行镇压任务,武器的局限决定了部队官兵在面对群众反抗时,只有被动挨打和开枪杀人两种选择。因而必须抓紧建立配备非致使武器的武警防暴部队。 其三,“动乱”蔓延之后才下手,才导致不杀人已收不到阻吓效用的结局。 一九九七年在中共政权为邓小平去世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以及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中,都有一句“战胜一切困难,经过住各种风险”的提法。而在当时的江泽民的内心深处不会不清楚,如果没有“六四”镇压的惨重后果,已经倡导了改革开放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共产党政权日后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要低得多—-无论镇压决策者当时的出发点是什么,结果毕竟是欠下了一笔血债。 反之,当时的江泽民内心同样比谁都清楚,假如没有“六四”事件发生,或者说八九学运是因当局的绥靖手段奏效而告结束,历史也就没有可能会给他江泽民一个入主中南海勤政殿的机会。 另外，当年在大力加强武警部队建设的同时,对于一旦再发生仅仅依靠武装警察部队仍不足以平息的大规模“动暴乱”,江泽民政权还是作好了动用正规军，即国防部队对内参战的准备。但仍然是鉴于“六四”事件中的北京戒严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表现得确实“缺乏经验”,当时的江泽民曾下令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下发过一份《暴乱事件应急方案》,中共中央军委还在这份应急方案后面附加了一份《防暴行动条令》,并通知随此新的《防暴行动条令》的实行,一九九零年七月下发《中央军委关于部队参与防暴行动应注意事项暂行规定》废止。 该新版《暴乱事件应急方案》中要求: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必须限期成立由党政第一把手挂帅,由地方驻军、地方武警部队首长和当地公安、司法机关主要领导组成的“防暴指挥部”。防暴指挥部要有常设办公室,平时由常设办公室主持工作并安排专职人员昼夜值班。各地都要为防暴指挥部拨发专款,迅速添置现代化报警、通讯及其他防暴指挥器材。 文件规定,该防暴指挥部有权对当地驻军、武警部队及公安机关的防暴武器储备、防暴通讯器材使用情况、防暴战备值班任务执行情况等随时进行督促检查,有权对玩忽职守者督促改进并向及时向上通报。 文件要求:人民解放军驻各地部队,尤其是驻守在各大中城市周围的部队,都必须设立防暴指挥部并在原来特种部队的基础上,组建防暴警备队。 文件要求解放军部队平时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要结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爱国主义教育,加入坚决执行防暴行动任务之重要意义的教育内容,力求使部队干部战士在参加防暴行动时,能够充分认识到制止和平息一切暴乱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和平建设的具体任务,在当今暂没有外来军事侵略的和平建设年代里,防止任何形式的国内骚乱、武装叛乱等就是人民军队的主要战斗任务,更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务必要求各级干部在执行防暴任务过程中,既能做到严格掌握政策,又能保证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决不手软。 中央军委在附加的《防暴行动条令》中则具体针对在突发性暴乱事件中地方驻军应采取的行动措施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条令中还详细规定了防暴部队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烟幕弹、催泪弹、橡皮子弹等非致命武器。在如下情况下可以由部队指挥员下令开枪。一,在防暴过程中,如遇暴乱人员持械攻击部队或武装拒捕;二,暴乱分子施行放火、抢劫警告无效;三,暴乱分子持枪对部队或人群射击;四,暴乱分子聚众冲击党政军机关或军事防地,警告和使用非致命武器均未能有效制止…… 条令中规定:一旦发生暴乱,事发地区驻军出动防暴部队时可视情况严重程度,出动防暴装甲车、坦克、装甲车、武装直升飞机和武装巡逻艇等。但是,防暴部队首长只有权力决定是否使用防暴装甲车配置的非致命武器,如遇严重情况确实需要使用防暴装甲车上的致命武器和坦克、装甲车、武装直升飞机及武装巡逻艇上的杀伤性火力系统,必须请示中央军委或中央军委临时任命的防暴总指挥部首长同意。 由此可见，日前习近平为江泽民所至悼词内容中之所以说确实含有几分怀念和感激真情的话，那就是如今的习近平政权的“维稳”硬件，都是江泽民“功成身退”之前打下的雄厚基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正在爆发的COVID（新冠病毒）疫情浪潮。 多位世卫顾问对路透表示，中共当局的突然松绑防疫举动，可能成为拖延结束全球“大流行”的变数。 但更大的变数，似乎更藏在中共隐瞒和撒谎的恶习中，这历来与它试图维持政权稳定有关。 瞒疫招数精致化 从首都北京到全国各地爆发惊人的大规模感染潮，人们在社交简讯和电话中的第一句就是“你阳了吗”。许多海外人士也在交流中提到，国内亲友许多者“阳了”。西方媒体访问到的北京民众说，他们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大都已经感染。 引发人们恐慌的是似乎无准备的整个医疗保障体系。民众抢购药品，医院不堪重负，殡仪馆、火化场超负荷，人心慌乱，商业萧条。 当局12月14日停止了对无症状感染者数据的公布，这是隐瞒疫情的一个关键。 许多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因染疫离世，多家外媒实地采访显示，北京的许多殡仪馆火化了量比过往多很多倍。但中共国家卫健委12月20日通报称，12月19日新增5例染疫死亡；前天死亡2例，全来自北京。这是12月3日以来仅有的两次更新。 除了染疫病例数据和死亡数据被隐瞒，疫情大爆发的时间点也可疑。一般认为疫情突爆与当局突然全面放开防疫有关，但查实在中共“放开”前后的一个多月内，北大、清华大学，已经密集发布33名退休老教授的讣告。 12月19日，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一名北京政法官员称，早在中共二十大期间，北京的各大医院的院内感染就已非常严重，到12月初已经完全失控，但这一切都被官方严密封锁。 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Mike Ryan）12月15日也表示，早在中国松绑清零政策之前，确诊人数已经呈现爆炸性成长，原因是“防控措施本身并没有阻止疾病的发生”。 过去外界担心的是地方政会因怕麻烦而隐瞒疫情，现在来自中央政府的说法显示，隐瞒来自最高层，而且手法精致化。 12月20日，中共专家王贵强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会上解释，只有病毒导致肺炎及呼吸衰竭死亡才归类为染疫死亡。 这是中共当局更新的一个新冠死亡的指导方针，与世界其它国家不相同。这间接说明了中共公布的低死亡人数原因。 据美国官方标准，只要新冠病毒是导致死亡原因的一部分，就可被列入死因。当然，若一位阳性患者死于车祸，新冠病毒不会被列为其死亡原因，除非体检医师认为车祸的原因是来自新冠病毒。 英国官方公布的确诊死亡病例，也包括任何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但可能死于其它疾病的患者。 即便在香港，核酸或者抗原阳性者，在报告阳性的28日之内死亡，不论直接死因如何，皆计入新冠病死数。 这些归类方法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意见的大致相同。 中共现在公布的染疫死亡标准，其实是一种“高水平”的隐瞒手法，是历年隐瞒方法的精致化表现。 67岁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著名设计师吴冠英12月20日死亡，《北京日报》仅称“因感染重型感冒去世”。而其他一大批名人离世，官媒报导也基本没提新冠。但大陆网友在相关帖子中许多都提及此病。 根据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预测，到2023年，中国这波疫情可能导致超过100万人死亡。但基于中共的隐瞒，这些“多出”的数据，不可能出现在中共官方资料中。 中共骗术遗祸世界 在2003年的SARS疫情中，中共自己承认的针对疫情的隐瞒或撒谎骗术，早已为世界所见识。 2019年底从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也因为中共的隐瞒而迅速扩散世界。当时武汉的市长周先旺曾有一个经典的向上甩锅动作，指地方政府没有及时披露疫情信息，是因没有中央授权。 2020年的中国疫情暂时平息后，习近平曾自称打赢了这场的“人民的战争”，以封控为特点的清零政策成为他自夸的本钱；当年9月，他还在联合国强调中共的制度优势。 如今习近平放弃清零，等于无声认怂。但世界正担忧，新的灾难，会再从中国扩至世界。 中国目前传播的变种是全球主导的新冠变种Omicron及其分支，但也可能继续发生变异。中共官方12月20日称，中国一共有130多个Omicron的亚分支。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病毒学家汤姆皮科克对路透社表示，尚不清楚中国的疫情浪潮是由变异驱动的，或者它是否只是代表遏制的失败。 和之前中共为了维稳政权和强化控制社会，因而宣传病毒的恐怖不同，当局现在瞒住疫情规模和严重性，同样是为了保政权。因为大规模的死亡，有损其所谓制度优越性和党的“伟光正”形象。 在防疫政策转向后，党媒《人民日报》12月15日就发文《三年抗疫，我们这样同心走过》，宣传中共所谓三年“抗疫成就”，多次明确为习近平辩护，声称习中央“因时而动、顺势而为，抓住时机优化疫情防控政策。” 文章还推卸政府应担当的保障民众健康责任，称“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守护的第一责任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有奴才式帖子回应称，“国家保护了我们三年，已经尽力了。” 从暴力清零到，到瞒疫，再到虚假宣传，歌颂领袖，一切都像毛泽东时代“大跃进”的轮回。 中共放弃清零，以及北京这波巨大感染潮均充分证实，“清零”根本不可能，只是独裁专制政权的空想和无耻的统治骗术。 国际上的批评，中共会以内政问题掩堵；对内，它靠封锁消息和撒谎的精致化，让人们在温水煮青蛙中失去抗争热情。虽然部分民众感知到谎言，但是中共会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强力打压。只是，这种维稳状态是不会长久的。 彻底“躺平”背后是政权危机 中共二十大前，就有不少分析者认为，二十大后清零会松绑，因为清零只是政治维稳目的，主要是习近平要控制一切，保二十大连任。 今年初以来，世界各国根据病毒演变，陆续采取“与病毒共存”策略，让社会平稳进入后疫情时代。而中共坚持了长达三年的清零封控政策，导致人道灾难不断。今年上半年的上海疫情同样是Omicron，这本来是中国跟世界各国一样学习与病毒共存的机会，但是当局采取全面封城。 一如所料，10月下旬的二十大上，习已成功夺取第三个任期，其后当局果然开始部署放宽防疫。11月10日，习在政治局会议上，虽仍坚持动态清零，但另一方面又说要推行“精准”防疫、避免一刀切。政治局会后第二天，当局即宣布“20条”放宽措施，各地在观望中摇摆，引发富士康员工抗争事件。 直至11月24日新疆火灾因封控致严重伤亡，反清零抗议的白纸运动全国爆发。民众愤怒地集体喊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口号。 12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不提清零，次日抛出“新十条”，突然全面放松防疫。 一般相信，清零政策突转，正是因为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巨大反抗，另一方面是财政困难，清零难以为继。在民愤、抗争和严酷的事实面前，为了保政权稳定，习近平不得不转向。 救经济成效难测 整个2022年，是民怨积压和爆发的过程，包括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上海封城更是民怨滔天。对照中共建政后的“大跃进”引发“三年大饥荒”和历次运动，它一贯是不看重人命的，直至经济频临崩溃，文革才收场，转向所谓“改革开放”。经济层面的危机，才是中共最害怕的动摇政权根基的因素，今天也一样。 在防疫松绑之后，为期两天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6日结束，会议承认“国内经济下行”，定调2023年求“稳”，“做好经济工作”，特别提到支持民企，“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党媒在会后还放出习的口风“我一贯支持民企”。浙江新任书记易炼红12月18日赴民企阿里巴巴表支持。 看过海外网上的评论，人们对比中共近年对民企的打压，相信当局真正转向的人并不多，多认为只是权宜之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不提压制中产和富裕阶层的“共同富裕”口号，但中共财长王昆两天后在党媒《学习时报》发文大谈“共同富裕”，并称要做大国企，没提税收占比超过五成的民企。光从这一点同期释放的相反信息，企业家们就不会相信中共的话。 笔者近日和国内的亲友通电话，得知他们厂里两百多人染疫，员工都跑了，工资也不要。相信这种情况应该不少，特别是民营企业。这波疫情要烧到何时还是未知数。中国经济将会下滑到什么境地？ 防垮台左支右绌 在防疫政策大松绑后，疫情升温，全民大发烧，但药物奇缺。民众怒问，为什么没准备好药物就突然解封？ 舆论一直是中共政权维稳的关键，但在疫情突爆之际，大陆媒体包括自媒体开始间接揭露真相。当局看来已经管不住了，可能许多管理者也在“躺平”。 医药资讯媒体“赛柏蓝”12月20日刊文，引述行业内人士指出，疫情3年来管制退烧等药物，导致一部分药企和药店已经倒闭；现在突然放宽防疫，众多药企事先并没有接到备货通知，突然要加大生产面临困难。 网传的一个录音显示，北京一家医院领导在内部会议上说：“国家之前忙著去防，根本在治上没有动脑子。” 中共官员有药物特供也被陆媒曝光。 财新网12月20日引述多家企业透露，现在多地政府部门对防疫物资供应实行了行政管制，一部分用来调剂市场投放；还有相当部分产能流向了行政、国企等特供渠道。上海地区的一家医药企业人士称，他们生产的抗原大部分被政府征用，征用后去向不明，企业或个人要预订抗原，得等到30天之后。 中国国药12月15日终于签了代售美国辉瑞口服药的协议。该药在中国医药平台的价格为人民币2,980元，在媒体报导半小时后，线上平台就已搜寻不到该产品。 有网友反馈称:“在中国药店买不到辉瑞治疗新冠的药，但是省督查组、纪委都有这个药。” 还有网友质问：“为什么这种在其它国家由政府免费提供给高危人群的药物，在中国却卖这么贵？”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还在利用洗脑和维稳术已精致化的专制体制，试图维持政权。但是这个体制已是破车一辆，千疮百孔，虽有高科技配置用来封堵，在特殊时局之下也是左支右绌。 其它显示当局左支右绌的情况，还有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日前公开承认自己打了美国的辉瑞疫苗，并称中国国产疫苗安全性“没有充分保证”。河南省驻马店市卫健委的公众号12月6日转发文章，批层层加码防疫主要来自上级指令。文章后来删除，并宣称“误会”。 再者，民智已开，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在一波一波中共制造的人道灾难中，越来越多人清醒。中共的流氓嘴脸也在这次防疫转折中曝光于世界。 世界上的每个人，如何看待中共，如何从思想和行动上和共产党切割，对于避免世界更大损失，至关重要。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