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凡諾維奇被解僱後 搭檔淚灑《今日秀》直播現場
2026 年 6 月 26 日
聊天機器人ChatGPT的出世可能是人類近年取得的最重要技術突破。在現今的國際格局下，任何一項有著重大創新意義的技術，都不可避免地會被視作或拿來用作大國間的競爭工具。我們看到，在對ChatGPT的各種討論中，特別是在中文世界，一個被許多人問到的問題是，為什麼ChatGPT不是最先在中國而是在美國發明的？ 這個問題其實預設著提問者的答案：習近平的中國，專制統治打壓思想和言論自由，窒息了科研人員的創新力，所以AI的突破不可能最先出現在中國，中國人造不出ChatGPT。 不過這樣看問題有些簡單，有人也可以反問，為什麼ChatGPT不是最先出現在日本或者德國，又或它為什麼不是最先由Google或者蘋果公司開發的？中國雖然沒有第一個做出聊天機器人，但它很可能第二個或第三個做出來。 在ChatGPT問世後，中國的科技巨頭坐不住了，紛紛表態要下場迎戰，百度甚至宣布3月將推出自己的聊天機器人。 一個國家的思想專制會給科學研究帶來極大幹擾，但這種干擾更可能體現在基礎原理上，在應用技術層面，影響研發的可能主要是國家的科研體制、長官意志等。與此同時，也要看到，經濟發展水平和科研投入對一個國家的科技進步也會帶來很大影響，在專制統治恆定的條件下，甚至會起決定性作用。 仍舉中國為例，過去40多年一直處於中共統治下，但隨著經濟崛起，政府和企業加大研發投入，中國的技術在過去十幾年有一個突飛猛進，以致現在外界有意無意拿中國的科技和美國對比。 對人工智慧的開發，中國當局的思想鉗制雖然會干擾產品，但主要是在AI的數據處理上，要避開很多敏感詞，以及和官方立場、觀點相左的信息，語言編碼等純技術問題應該影響不大。然而，由於中國也是數據大國，擁有大數據優勢，開發者完全可以做到在AI的數據信息輸入中規避政治等敏感信息而不因此影響它的聊天功能，儘管這會影響AI對此類數據信息的獲取。換言之，思想鉗制導致的某些數據信息的缺席對中國沒有第一個開發出聊天機器人會有一定影響，但未必是主因。 既然中共的專制制度並不實質性影響人工智慧的開發，假如中國緊隨美國之後第二個推出中國版本的聊天機器人，開發者會不會在AI的數據中植入中共的專制信息，讓AI儲存有利中共統治的語言信息偏好，就非常值得警惕。幾乎可以肯定，當AI大規模運用於社會，中共必將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拿來作為控制人的手段，將專制統治推到極致。 關於這一點，有識者早就指出過，索羅斯在開放基金會的演講中曾警告，「在專制國家和大數據豐富的信息技術壟斷公司之間，正在形成一種聯盟，這種聯盟使新興的企業監控系統與已經發展的國家資助的監控系統結合起來，將導致形成一個甚至連喬治·奧威爾都無法想像的極權主義的監控網路。」這種情況實際在中國的三年抗疫中某種程度已出現。 中國官方學報2018年發表的一篇人工智慧論文，也討論了這個問題。文章分析了人工智慧和人類專制制度的三種對應關係，即人工智慧輔助下的人類專制、人類過度依賴人工智慧的專制、人工智慧自身對人類的專制。後者聽起來雖然可怕，但即使有哪一天，也是相當遙遠的事情。 對人類來說，眼下的問題才是真正需要關心的，也就是，如果有一個像希特勒這樣的極權統治者擁有人工智慧後，會用它來做什麼？該論文認為，鑒於人工智慧可以極大替代人類勞動力，降低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將改變專制統治者與大眾在勞動上的互相依賴關係，讓擁有技術的專制者不必在乎他們的具體感受；可以高效準確地執行統治者的命令，不會產生任何合法性、道德、意願等的約束，從而可以極大降低社會管製成本；可以賦予統治者強大的暴力能力，特別是武器等鎮壓工具的智能化，使得統治者無需用一支龐大的人工隊伍去操持武器，從而形成極大的對內對外的征服和控制能力，因此，作為機器屬性的人工智慧會被專制政權拿來作為一種絕佳的統治工具。 論文討論的是「人類專制」，把它換成中共專制，文章說到的人工智慧輔助下的專制情況就完全可以用來描述中國。在現存的專制政權中，中共是最具技術實力的，尤其是在習近平的統治下，藉助人工智慧，它的專制統治在經濟、管制、暴力領域將進一步完善，從而第一次對被專制者具有毫無顧忌的強大能力，想採取什麼樣的統治形態就採取什麼樣的形態，完全取決這個政權的好惡，這並非不可想像。果真到這一步，當然會是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專政。 目前階段而言，中共利用人工智慧加強專制統治最有可能出現的兩種情形，一是AI的設計和編程受當局影響，要求AI開發者在數據信息的輸入中偏向某種特定的有利於維護中共統治的觀點或立場，這樣AI輸出的結果就會偏向專制，從而影響信息接受者的看法。如果人們對此沒有很強的識別能力，今後在工作和生活中大量參考甚或依賴人工智慧的建議，當局就在不知不覺中對民眾進行了思想的洗腦。 二是當局用AI來監控大眾在網路上的發言、通信記錄和出行等，尤其用它來對付異議人士和政治反對派。這一點當然也不新鮮，當局早就在用科技手段竊聽和監控它眼中的反對者，包括用大數據搜索他們的信息。然而，人工智慧會更強化當局的這一監控能力。當AI的功能延申到網路搜索領域，監控者無須從海量的信息中撈取反對者的信息，人工智慧會自動撈取和識別，向監控者提供它最需要的信息，從而大大節省當局的監控成本，讓當局真正做到精準打擊。 現在，我們知道中國當局為什麼非常重視人工智慧的開發，強調在這一領域要奮起直追，不能落後美國太遠，除了它有經濟、科技和軍事的考量，維護和強化中共的專制統治，亦是一個本質因素。 儘管中共可以控制住中國的人工智慧發展不偏離它的統治方向，但無法完全控制民眾對國外人工智慧的使用。在美國推出ChatGPT後，中共已感受到某種對它的威脅。 有論者開始呼籲中國警惕美國利用人工智慧加劇對華認知戰，認為ChatGPT可能強化美國意識形態滲透能力，針對中國發布更具迷惑性的內容，使人們更加難以識別美西方的虛假信息，並利用ChatGPT炮製各類反華信息也將更迅速、更密集，令中國應對起來更困難。 既然中共擔憂ChatGPT對中國民眾進行意識形態滲透，要削弱人工智慧被中共用來加強其專制統治，美國必須抓住在該領域的領先優勢，在人工智慧的開發中，更多輸入反專制的、反映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的信息。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共政治局常委會2月16日召開會議，對2019年底以來長達3年的抗疫成果作出總結，自稱中國COVID-19死亡率保持全球最低水平，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人口大國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蹟。 很早就為習近平擔心，中國嚴厲清零政策，和其他國家與病毒共存政策相比，如果最終的死亡率相差無幾，習近平將如何自圓？如何對暗夜裡在社區廣場向大爺奶奶們求救一顆退燒藥的上海母親交待？如何對十數億受困清零管制長達3年的老百姓交待？ 最終證明多慮了，數字是可以創造的。中國3年疫情的死亡總數，先是排除非因呼吸道感染死亡者，再是排除非在醫院死亡者，最終的死亡人數統計只有8萬餘人。 於是，根據統計，全世界因COVID-19疫情的死亡人口，美國每10萬人中有337人居首；中國每10萬人中只有6人，最低。台灣的此項數據是70人，也遠遠超過中國。 但中國公布的死亡人數統計，西方國家不相信，美國紐約時報根據4種不同方式的科學家推估，中國因疫死亡人數在100萬到150萬中間。中國老百姓也不相信，微博上充斥著各種苦笑與酸言。 有中國網友說得好：「如果一件1年前、半年前、甚至3個月前的事件，他們可以自我粉飾到如此不要臉的程度，那麼，歷史教科書上那些5年前、10年前、百年前的事情，有半個字可以信嗎？」 只是，從中共主政者的立場來看，數字必須被發明、奇蹟必須被創造，否則黨將不黨。疫情初起，中共下令武漢封城，那可是個超過1000萬人口的城市！封鎖1000萬人口這種事，人類歷史上從無前例，不但驚壞世人，中共更因此自誇：這是中國的體制優勢。 什麼是中國體制優勢？就是共產黨領導、一黨領導的國家體制，以及全國一條鞭式的上行下效，而或許更重要的，是習近平領導。這樣的體制優勢，是中共「西降東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論基礎。因此，如果這樣的體制優勢最終被證明為虛幻，中共將如何自處？習近平怎能繼續干？ 目前為止，國際社會對處理疫情方式，包含中國的嚴格清零、西方的與病毒共處，及包含台灣在內的混合方式，並沒有一定的孰優孰劣評價，如何在經濟發展與人民生命中取捨，也沒有一定的判准。但中國已經有了自己的定論，他們的清零路線是正確的，而這樣的體制優勢是其他國家沒有的。
剛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習近平又發了一通指鹿為馬的奇談怪論。前不久在各界的壓力下，他結束了所謂的清零政策，放任不管了，引起了疫情在中國的快速發展。這才沒多久，忽然又說他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防疫政策，創造了什麼奇蹟，無比地正確。這不是自己打臉嗎？ 他為什麼要自己打臉呢？即使撒謊也要撒得圓一些呀。這就不能用什麼無能之類的理由來解釋了。他不得不自己打臉的原因，是內外交困又面臨兩會上的險惡局面，而不得不自己打臉。為的是靠可能還存留的威懾力，壓制黨內反習勢力推翻他的圖謀。這和兩千多年前的指鹿為馬一樣。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白紙革命之後剛剛發生的白髮革命。把一向比較傾向保守，也比較相信政府的退休老人們都惹翻了，就說明所有社會階層都傾向於反共了。至少這對習近平構成了直接的威脅。誰都知道民意是威脅政府的最大力量。 國際間發生的氣球事件，大家肯定都知道了。這造成了美國反共情緒的新一波高潮，參眾兩院一致通過了譴責案，導致拜登政府試圖緩和美中關係的努力流產了。布林肯國務卿取消了訪華的計劃，甚至取消了在國際會議上和中國外長的會面。形勢對習近平努力緩和美中關係這棵救命稻草，十分不利。 本來國內形勢危機四伏，國際關係有所緩和。像當年江澤民一樣堤內損失堤外補，也可以矇混過關。怎麼就失算了呢？有些朋友會認為是巧合。但我認為這麼大的事情巧合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何況一連放了四個間諜氣球，一個沒看見還有後續，是一定要引起反彈的姿態，這就不會是巧合了。 習近平自己給自己下絆挖坑嗎？他還沒傻到這個水平。肯定是有人在給他挖坑。誰幹的？誰需要習近平失敗就是誰幹的。習近平想抓住救命的稻草，人家把稻草毀掉了。這是巧合嗎？當然不是。說明黨內高層希望小習下台的人，已經開始撕破臉動手了。 這個情況和民意相結合，那是不死不休的姿態。怎麼辦？小習同志也只好撕破臉，拿出最後的力量指鹿為馬。他想造成一個面對面的對抗，檢驗一下你們這幫更無一人是男兒，是不是有這個膽量魚死網破。至少人家太監趙高就成功了，一屋子大臣們都說：是馬，是馬，不是鹿。若真這樣，小習就贏了這一局。 趙高贏了不等於小習也能贏，這裡邊的環境大不一樣。趙高當年氣勢正盛，群臣們也沒有面臨死局。說那是馬不是鹿，不會有什麼損失。只是個笑話而已，何必較真呢？這次不同，就像景陽岡上打虎，老虎不死就是你死。所以既然撕破臉了，大家只能抖擻精神，拚死一搏了。否則就是薄熙來的下場，能活著走出監獄的可能都不大。小習可比當年的毛澤東、鄧小平狠多了。 所以中國和共產黨以及老百姓，要想擺脫這個爛尾能手，不穿衣服也要當皇帝的習近平，只能聯手干他一場。但是高官和老百姓的目的，側重點不同。能不能形成合力還有待觀察。高官們要保命、保黨、保權勢，對老百姓不會給予信任。他們可能還會害怕老百姓造反奪了他們的天下。 老百姓當然早就不相信這些當官的。他們謊話連篇，自打嘴巴不臉紅的一貫作風，老百姓多年來早就看在眼裡，記在心上，自然謹防又被官員們給忽悠利用了。所以習近平和他的幫伙們，還有很大的挑撥離間的空間。這關係到國家民族和每個官員、老百姓的切身利害。希望大家謹防共產黨慣用的挑撥離間、各個擊破的手段，合作推翻習皇帝的暴政，創造一個新的局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間諜氣球事件發生以後，美中關係明顯惡化。在此期間，雙方經歷了一系列互動。美國政府先是與中國政府溝通，然後把氣球擊落，打撈之後，又宣布氣球上攜帶有情報攝取裝備；中共對此的態度，從承認氣球進入美國領土，變成抗議美國擊落氣球，再反誣美國也有氣球進入中國領空；美國的媒體關注點則逐漸從間諜氣球本身，轉移到中國對美國的惡意威脅問題。這短短的十幾天內，這個間諜氣球暴露出了中共處理對美關係的底牌，而其中深意值得分析。 一、間諜氣球是北京《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的一部分 關於間諜氣球的活動，目前美國的媒體主要是就事論事，但忽略了一個重要角度，即間諜氣球乃中共對美國的「非戰爭軍事行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從這個角度來看待間諜氣球事件，就比較容易理解，北京為何不惜破壞中美關係，也絕不肯承認間諜氣球的使命。 目前對中國間諜氣球的操作，美國媒體至多是延伸到中國可能存在「氣球艦隊」這樣的層面。但是，為什麼中共會如此明目張胆地操作間諜氣球項目，那只是單純的搜集情報需要嗎？實際上，如果把去年中共宣布的《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納入思考，就不難發現，中國正在部署實施針對美國和台灣的「非戰爭軍事行動」。美國到目前為止，無論是美國國務院、國防部，還是國會，似乎都沒有對中共的如此部署，有比較系統的分析和認知。 2022年6月13日習近平簽署了一項命令，宣布《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從2022年6月15日開始生效。我在去年8月26日給本台的評論文章中就此做過簡要分析。那時，我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此類行動對台灣的威脅這個層面；但當時我沒想到，這個行動同樣也針對美國，是中共對美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今年的這次間諜氣球事件，讓我們不得不把視界打開，要從中共的全球戰略這一角度，重新來認識中共有計劃、有步驟的「非戰爭軍事行動」。 美蘇長達40年的冷戰，留下了教訓，也留下了經驗。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雙方必須避免熱戰；否則，一旦動用核武器，就萬劫不復了。美蘇冷戰結束之後，美國長期未把中國可能取代蘇聯、成為美國新的戰略對手這一前景納入考量；直到川普總統任內，才開始警惕中國的潛在威脅。但美國目前基本上依然沿用美蘇冷戰的威懾戰略，希望中國也能象前蘇聯那樣，有所克制；而拜登最近開始對中國實行晶元領域的技術封鎖，這也是美蘇冷戰時代用過的手法，希望籍此延緩中國軍事技術的升級速度。 二、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是新冷戰的擴大化 然而，美國的行政和立法機構好像並沒認識到，中共已經從美蘇冷戰的經驗教訓之外，構想出一套非熱戰的新對抗戰略，並且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實施了；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實際上是把冷戰的範圍和手法擴大化了。這種「非戰爭軍事行動」動用軍事力量，但不啟動熱戰，卻可能達到傳統冷戰所達不到的威脅效果。 在美蘇冷戰那種傳統的冷戰當中，蘇聯除了被動地跟隨美國，不斷升級戰略威脅的強度、從核武庫的強化到擴大外太空的軍力競爭之外，也參與或發動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等傳統型地面戰爭，但蘇聯並沒採取主動型的非戰爭常規軍事行動。因此，美國也沒有這方面的防備。然而，中共關於「非戰爭軍事行動」的「發明」，給美國提出了新的國際關係課題，那就是，處於敵對狀態的國家一旦針對美國及其盟國啟動「非戰爭軍事行動」，美國要如何回應，又要如何防範。 中共的《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共有6章59條，但中國媒體沒公布這份命令的具體內容。中共對這個《綱要》保密，當然是因為其中很多內容並非中共官媒宣稱的所謂「救災」、「維和」等使命，而是軍隊對外戰略的非戰爭實施手段。 美國國會研究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21年的一份關於中國軍力的報告提到, 非戰爭行動指的是除全面衝突以外的軍事行動，可能包括定期活動，如巡邏、軍事外交和維和行動，以及危機應對行動。這是一種狹義的理解。 其實，中共軍隊的非戰爭軍事行動，完全可能包括對外實施挑釁型或威脅型的軍事行動，象這次的間諜氣球活動就是如此。中共的所謂「非戰爭軍事行動」，會涉及到海上和空中的准軍事行動，其目標既可能指向中國的鄰國，如台灣、日本，也可能指向美國本土以及美國的海外領地，如關島、中途島等重要的軍事基地。 在台灣和日本方面，「非戰爭軍事行動」可能包括以演習和巡邏為名的領空、領海入侵，諸如對鄰國的近海連續發射導彈；也可能動用軍隊參與的渡輪和武裝民兵船的行動，先測試鄰國的海岸防衛能力，然後對鄰國的港口實施騷擾型封鎖。 在南海，中共以「民用」為偽裝，陸續在一系列水下暗礁上造人工島，然後建成海空軍基地，造成了霸佔南海國際水域的事實。這正是「非戰爭軍事行動」的一種典型方式。 而在美國方面，中共則以空中偵察（包括間諜氣球）、水面艦隊逼近等方式，對美國施加壓力，展示中共無懼美國的姿態。 三、「非戰爭軍事行動」的戰術和戰略目的 從本質上講，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是一種戰爭邊緣政策和「蠶食」模式。它通過一步一步地擠壓對方的安全空間，造成對方的困憂，為進一步的威脅創造空間和機會。 在戰術上，「非戰爭軍事行動」試圖達到軍事上的戰爭手段不一定能達成的目標，例如，逼迫對方不戰而降，或者為了防止軍事衝突而步步退守，為中共的軍隊創造越來越大的威脅空間。 從戰略上看，「非戰爭軍事行動」可以讓中共的情報搜集和逼近演習常態化，讓對方疏於防範或疲於防衛，進而達到不戰而據上風的態勢，為以後升級軍事壓力製造機會。 在台灣方面，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很可能從戰術動作開始，企圖達到和平佔領台灣的目的。其戰術動作是，用軍事力量來實行港口封鎖和國際航路封鎖，實施經濟絞殺戰；同時試圖藉此動搖台灣的民心，設法誘導台灣的選民選出對中共投降的政黨來執政。如此中共就可以實現其「和平統一」的戰略目標，讓解放軍不費一槍一彈便在台灣登島，進而實現對台灣的統治。 在美國方面，2020年初中共海軍的水面艦隊到中途島附件海域演習，以及最近中共的航母編隊到關島附近海域演習，就是針對美軍基地採取的「非戰爭軍事行動」的一部分。而中共「間諜氣球」部隊對美國領空入侵，也是在測試美國的領空防衛能力，進而為今後利用氣球投放有害物質或小型武器積累經驗。 事實上，中共軍隊對日本和美國的威脅，與它對台灣的威脅是密切相關的。北京希望削弱美軍對台灣的支援能力，從而讓美軍在台灣海峽和台灣東部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中能夠為所欲為。中共的海上和空中威脅或騷擾，表面上不算是戰爭行動，所以中共有時會用「民用」目的或軍隊訓練來包裝；但是，此類軍方採取的行動無不具有軍事目的，都屬於准軍事行動。中共希望美軍對中方所謂的「民用」行動充分寬容，接受中共製造這種「非戰爭軍事行動」的現實，理由是，中共在「化解風險挑戰、應對突發事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地區穩定」。然而，在國際社會看來，這無非是新霸權主義的託詞而已。 四、中共對美敵意的三重來源 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對中國有兩大幻想。其一是，加入經濟全球化的中國會走上民主化道路；其二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會對國際社會承擔必要的義務，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前一個幻想，即中國民主化的幻想，早已破局。直到習近平連任獨裁之後，美國的中國研究圈才終於不得不承認，他們做了一個完全錯誤的判斷。經濟全球化不是為民主化鋪平了道路，而是為中共推行國際霸權奠定了基礎。 第二個幻想，所謂中國要做「負責任的大國」，雖然還在美國的外交語言中存在，但已被中共的各種行動破局。這次的間諜氣球事件，就是中共故意扮演「不負責任的大國」這一角色的典型表現。 從柯林頓到小布希的歷任總統為中共打開WTO大門的時候，中共策略性地保持著低姿態（即鄧小平所說的「韜光養晦」），因此給不少美國政治人物和中國問題專家一種印象，似乎中共擁抱了資本主義之後，早晚會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然而，這種幼稚看法完全忽視了中共對美國的三重敵意。 首先，中共對美國的敵意出於「民主恐懼症」。為了確保紅色政權，中共對民主國家的價值觀和民主制度充滿了恐懼，害怕國民嚮往世界上最大、又最繁榮的美國。因此，不管美中兩國的經濟、文化交往如何密切，中共從未停止過政治上的反美洗腦教育。如果中共的仇美、反美態度僅僅停留在「民主恐懼症」上，或許還不那麼具有進攻性。但中共現在也害怕「造反、紅色革命」等原始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散播，因此它的意識形態宣傳轉向了「愛國主義」，其核心觀念是「經濟趕超論」，即超越政治上的勁敵、經濟上的「老師」美國。 其次，中共的「經濟趕超論」也是中共對美第二重敵意的來源。中共需要用經濟快速發展，來支撐中共的「紅色制度優越論」。然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僅靠自然的經濟發展顯然不夠；於是中共就不擇手段地地在經濟上削弱美國，盜竊美國的技術機密來仿製產品、佔領美國市場。雖然拜登政府提出，美中兩國是戰略競爭關係，但中共一如既往地採用它的「損你強我」國家戰略。這種戰略並非單純的民間企業的個別行動，而是由政府規劃、組織、資助的大規模計劃和操作；更關鍵的是，它不是單純的自由競爭，而是具有敵意的國家行動。 中共對美國的第三重敵意，來自其「美國假想敵」軍事戰略。中共的這一軍事戰略不僅是它全球野心的工具，也是它「愛國主義」意識形態宣傳教育的重要支柱。長期以來，它不僅千方百計地設法竊取美國的軍事技術和機密，用於發展軍事科技，同時也以美國為假想敵來擴張軍事實力。這樣的軍事戰略不會悄悄實施，而是不斷向美國展示增強的軍事實力（即「亮肌肉」）。中共雖然不見得真要與美國直接軍事對抗，卻要通過軍事力量的強化，不斷向國民展示其「強大」，從而讓認同「軍事愛國主義」的民眾增強對中共的向心力。 這三重敵意表明，不管美中兩國在經貿層面有多密切的聯繫，也不管雙方在外交場合會談多少次，中共對美國的敵意都不會稍減。 五、中共對間諜氣球事件為何先恭後倨？ 白宮在間諜氣球事件中一直試圖與北京溝通。而中共的態度卻先恭後倨，起初承認是中國的飛行物，但拒絕承認是間諜工具；而間諜氣球被擊落之後，北京甚至毫無道理地倒打一耙，反咬一口，假稱也發現了美國的氣球云云。《美國之音》在2月15日的相關報道中引用CNN的分析指出，在氣球爭議問題上，北京當局反咬美國一口，標誌著爭議升級，與其最初為氣球事件所作的傷害控制努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然而，觀照北京的態度變化，如果把視角局限在間諜氣球本身，會把這個事件的關聯狹窄化。北京惱羞成怒，主要是因為間諜氣球被擊落後，中共的間諜手段被美國掌握嗎？這個超級龐大的間諜氣球之橫截面足有一個足球場大，其下方的懸掛吊籃則相當於兩、三輛校車的體積（12-18英尺寬）。然而，這個吊籃中的間諜設備被打撈出來以後，其中的情報價值未必關係到中共間諜活動的核心機密；也就是說，從情報技術的層面去評估，中共的損失並不見得很大。 那為什麼中共間諜活動的尾巴被抓住以後，會如此惱羞成怒？筆者認為，北京的先恭後倨，不只是出於上述三重敵意而作出的常規反應，還與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計劃遭到阻礙有關。 北京一開始希望美國放行這個間諜氣球，所以態度比較低調，但絕不承認氣球的功能是軍事間諜活動。因為，這個間諜氣球其實就是實施對美「非戰爭軍事行動」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北京的算盤可能是，這個氣球被發現，是早晚的事，如果美國放行，北京就為它今後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計劃畫出了一條底線，即凡屬針對美國及其盟友的「非戰爭軍事行動」，美國軍方不應做出反應。 等到間諜氣球被美國擊落以後，中共惱火的不只是設備吊籃被打撈；更關鍵的是，這個擊落行動意味著，美國會對中共策劃的「非戰爭軍事行動」採取不容忍政策。只要美國堅持這樣的立場，中共謀劃中的「非戰爭軍事行動」就可能破局。換言之，北京好不容易琢磨出一套針對美國及其盟友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計劃，對這種「蠶食」模式可能很快削弱美國極其盟友的防衛，抱有很大的期望，這次卻在一個間諜氣球事件中遭到破解。 這才是中國外交部不合常理地抗議不休的真正原因，也是美國軍方試圖與中國軍方高層通電話遭拒的背景。美中關係不太可能再回到以往了，其中最大的原因不在美國這一方，而是中共已經把它龐大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計劃列為了對美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次間諜氣球事件，會不會成為美國決策層深入審視中共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計劃之契機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高層人事決策歷來神秘無比，習近平上台之後更是如此。不過從新華社在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閉幕次日公開發表的專題報道文章中，還是不經意地透露出了一些有些參考價值的內容。 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張慶偉為何輸給了自己的老部下馬興瑞和袁家軍？》中介紹了從二零零二年十月召開的十六大即開始連任了五屆中央委員的張慶偉被從央企外放到地方是從二零一一年開始的，先是擔任了五年半時間的河北省長，然後是趕在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被升任黑龍江省委書記，成為當時中共政壇上最年輕的地方省級一把手。在黑龍江經營了四年半時間，又趕在二十大召開的前一年被平級調任湖南省委書記。這一段經歷，說明當時的中共高層還是在對他進行重點培養的。不過，張慶偉被宣布從黑龍江省委書記調任湖南省委書記的具體時間是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兩個月後的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馬興瑞就被宣布接替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陳全國的新疆區委書記職務，等於是提前「入局」。用當時一家中共大外宣的評論文章的話說，無論一年後才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會產生多少「新任」政治局委員，馬興瑞已經篤定成為其中的第一人。 去年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閉幕的次日，中共新華社即刊髮長篇報道文章《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文中按時間順利紀錄說：「從2022年年初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就如何醞釀產生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人選問題，認真聽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的意見。大家一致贊成……採取談話調研的方式，就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組成人選，國務院領導成員人選，中央軍委組成人選，以及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黨內新提拔人選等，在一定範圍內面對面聽取推薦意見和建議。」 這裡所說的「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黨內新提拔人選」中是否包括張慶偉，將是我們本專欄下篇文章的內容之一。 如上新華社文章中還記述說：「2022年3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進行專門研究，討論通過了《關於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人選醞釀工作談話調研安排方案》。談話調研和人選醞釀工作在習近平總書記直接領導下進行……」 也就是說，在圍繞中共二十大上產生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人醞釀工作「開始的前三個月，馬興瑞事實上即已經被宣布是」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中的當然人選了。 如上新華社刊發的長篇報道文章《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中還記述說：「根據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需要和中央領導機構建設的實際，參照往屆做法，中央對推薦人選的範圍、年齡和結構提出明確要求。」 「談話調研中，大家一致認為……推薦範圍、年齡杠杠和結構要求科學合理、符合實際，充分體現了黨中央的深謀遠慮、遠見卓識。」 由此可見，雖然二十屆中央政治局裡除了習近平而外，還有張又俠和王毅是「超齡服役」，但總體上還是有所謂「年齡杠杠」的，也就是所謂的「七上八下」。這個「七上八下」的「年齡杠杠」同時也適用於不是政治局委員兼任的副國級領導人，所有不是政治局委員兼任的副國級領導人在去年二十大召開時年已滿六十八歲的，一律不再進中委，當然也不會在今年三月即將召開的新一屆兩會上被安排連任或改任某項副國級的具體職務了。 這個「七上八下」在被運用到當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是否連任的醞釀過程中，也被形容為「七留八不留」。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里被「七留」的典型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蔡奇。被「八不留」的代表人物是一九五四年出生的尤權和韓正。 當然，一九五五年及之後出生者從「年齡杠杠」角度有資格「留」並不等於必須留。 如上新華社文章中還說： 「黨和國家領導職務不是『鐵椅子』，符合年齡的也不一定當然繼續提名，要堅持事業為上，根據工作需要、人選條件、廉潔情況和形象口碑，能留能轉、能上能下，樹立新時代鮮明用人導向。」談話調研中，許多談話對象都表達了這樣的意見。 在此前提下，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里「符合年齡」但卻未被「繼續提名」連任者，共有四人，他們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目前暫時仍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和目前暫時還在位的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一九六三年出生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目前暫時還在位的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以及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前新疆自治區委書記陳全國。 如上四人中，李克強和汪洋在現有職務上都沒有「退居二線」的餘地，所以除非他們二人在二十大上被安排連任政治局常委，並在此基礎上一個改任全國人大委員長，一個改任國務院總理，否則就只能「一退到底」。如果安排他們兩人如同當年的華國鋒一樣，在二十大上只連任中央委員，反而是一種對「犯了錯誤的同志」的一種羞辱性的安排。 而胡春華則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他在二十大上連個中央委員都沒有繼任，那前提必須是受到了黨內處分。而安排他從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位置上轉任表面上「同級」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也好，全國政協副主席也好，都不是一種處分，而是所謂「工作需要」。所以他自然會被安排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央委員。 如此說來，陳全國為什麼未能如他在新疆自治區委書記位置上的前任張春賢一樣，雖然不能連任政治局委員，但仍然還能在連任中央委員的前提下改任一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哪怕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委實成謎。 中共二十大後，外界輿論只顧為胡春華鳴不平，是因為他是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里最年輕的一個，比新產生的二十屆中央政治常委會裡七個人的最年輕者還要年輕一歲。但與陳全國同齡的蔡奇在二十大上不但晉陞一級，而且還被同時內定了接替王滬寧的「副總書記」位置。肯定會令陳全國敢怒不敢言。 眾所周知，陳全國曾經是習近平對新疆採取種族滅絕政策的一線總指揮官，長期堅守所謂「對敵鬥爭」的最前沿。並為此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站在習近平的角度，絕對是功不可沒。筆者曾經讀到過牆內的一篇愛國賊文章居然把陳全國稱之為「鐵血保護新疆漢人的千古功臣」。 而相比於陳全國的「鐵血治疆」，即使站在維護習近平政權的角度，他蔡奇是何德何能？擔任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五年里，治理北京的突出「政績」只有一個清理低端人口，真的是乏善可陳。 而如果說五年多前的張春賢在中共十九大上「出局」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他此前的「柔性治疆」政策被習近平否定，那作為張春賢新疆自治區委書記的繼任者陳全國鐵血治疆之後的政治下場怎麼還不如張春賢呢？ 二零二一年年底，陳全國奉旨交出新疆區委書記職務後即進京參加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習近平在這次會上重點強調的內容之一是 「今明兩年正值換屆，領導同志要嚴格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格遵守組織紀律、換屆紀律」；「正確看待組織、正確看待自己，服從大局、服從組織、服從安排」；中央政治局成員要「看淡個人得失、看開功名利祿」。 如上新華社的文章《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中還說：「在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醞釀人選和徵求意見時，一些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以黨和人民利益為重，以對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高度負責的精神，主動表示退下來，讓相對年輕的同志上來，表現出了共產黨人的寬闊胸懷和高風亮節。」 那麼這「主動表示退下來」的」一些黨和國家領導同志「具體指的是哪「一些」呢？首先李克強的總理職務已經連任兩屆，依」法「不能連任，所以他的」退下來「並不是什麼」主動「而是被動。汪洋和王滬寧同庚，兩人之間的全國政協主席職務的交接不能被形容成」讓相對年輕的同志上來「。至於胡春華，本是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里最年輕者，把他排除之後的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里的國務院總理和副總理候選人，也只有張國清較他年輕一歲。所以胡春華的」出局「顯然也不是「共產黨人的寬闊胸懷和高風亮節」所致。那還有誰呢？韓正？但是韓正本來就是已經不符合「年齡杠杠」的，「退下來」是現所當然，也無所謂高風亮節。就如同五年多前在十九大上「退下來」的王歧山一樣。更何況他韓正在從政治局常委「退下來」的同時，即已經被內定成為王歧山的國家副主席接班人。已經公布出來的消息是，韓正被安排在山東缺席「當選」了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是退位政治局常委中唯一一個成為未來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者，毫無疑問是複製了五年前的「王歧山模式」。 在中共二十屆政治局產生之後至韓正被宣布「當選」十四屆全國人大的山東省代表之前，外界關於王岐山的國家副主席繼任人選有多種猜測，但主要是集中在栗戰書身上。至於很少有人猜汪洋，是因為外界大都認為汪洋和李克強一樣，都是習近平欲除之而後快的「團派」代表人物 。其實是這些胡猜亂測的評論人都沒有搞明白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共的所謂「正國級」領導人中，也還是有級別之分的。七個政治局常委中，只有總書記兼軍委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和全國政協主席是「正國級」領導人中的「正職」，其他三名政治局常委，無論是那個相當於「副總書記」的中央書記處一把手，還是中紀委書記和那個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都比前四名「正職」低半格。 在此前提下，國家副主席無論相對於全國人大委員長，還是相對於國務院總理及全國政協主席，都是副職。最多相當於政治局常委中的那個常務副總理。由此說來，雖然栗戰書確實曾經在習近平的所謂政治親信中可以名列「首席」，但無論是安排他在卸任政治局常委和全國人大委員職務之後，還是安排汪洋在卸任政治局常委和全國政協主席職務之後改任國家副主席，都等於是降級安排，實際意義沒有，侮辱性極強。 綜上所述，在醞釀誰將是王岐山之後的下一屆國家副主席問題時，習近平面臨的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恢復王歧山之前的那種安排，由一個政治局委員兼任國家副主席，那麼這個國家副主席就只是副國級。二是把王歧山模式固定下來。那麼在退位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只有韓正一人可選。 眾所周知，自王歧山從十八屆政治局常委中退下出任了一屆國家副主席之後，其表面上的地位就一直是排名老八。七個政治局常委之後，其他所有副國級領導人之前。但外界評論在近一兩年里經常炒作一些王歧山在習近平那裡失勢的「內部消息」。不過我們前面引述的新華社《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一文里有這樣一段內容證明了在黨內連個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國家副主席王歧山的實際政治地位的特殊。文中說：「從2022年4月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專門安排時間，分別與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委員談話，充分聽取意見，前後談了30人。」 我們不妨計算一下。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除習近平本人是二十四人，不是政治局委員的書記處書記和中央軍委委員是五人，相加起來是二十九人。再加一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正好三十人。也就是說，當時的習近平除了與王歧山面議或者說是密謀，也還以面談的形式分別告之李克強、汪洋、胡春華和陳全國，要求他們「正確看待組織、正確看待自己，服從大局、服從組織、服從安排」； 「看淡個人得失、看開功名利祿」……。 如上新華社文章的內容中毫不避諱習近平對「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的定於一尊。文章說：「綜合各方面意見建議，習近平總書記就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的組成原則和組成方案，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進行了認真溝通、反覆醞釀。形成初步方案後，習近平總書記又再次聽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意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的組成方案。」 至於習近平向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會提出的這個「組成方案」的依據，雖然經過了一個所謂「醞釀」和「推薦」的過程，但新華社如上文章中也特彆強調了習近平的要求，即「黨的領導和民主是統一的，不是對立的，兩者不能偏廢，決不能簡單以票取人」。 言下之意，無論是胡春華這樣的「出局」者，還是蔡奇等被「繼續提名」者，或者是馬興瑞等被「新提名」者，說到底都不是因為他們在黨內人望的高低，而是取決於習近平的個人喜好。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楊恆均2019年1月19日早晨在廣州白雲機場入關時被從北京來的中國國安人員帶走，身陷囹圄迄今已整整四年。四年的折磨對他的健康造成了嚴重摧殘，但他的內心依舊剛強。幾天前他從獄中向仍然關心他的朋友和讀者傳話：四年是漫長的時間，我來到這裡受苦受難，但我沒有被征服；我是無辜的受害者，我對我入獄前所從事的正義事業依然充滿信心；我絕不放棄我與朋友們共享的價值觀，我期待早日重獲自由，以加倍努力的工作回報世人對我的關愛。 四年之前中共當局抓捕楊恆均，固然是為了報復2018年澳大利亞制定實際上針對中共的反滲透法案以及抵制華為的5G基建項目，就像抓捕康明凱、思巴夫以報復加拿大應美國要求扣押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一樣。但是，中共安全機關當年抓捕楊恆均，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防範「顏色革命」。至於「間諜犯罪」的指控，只是中共對楊恆均進行政治迫害的方便借口。2019年有諸多重大事件周年紀念日，包括「五四」100周年和「六四」30周年。中共當局擔心出現「灰犀牛」和「黑天鵝」，擔心民間藉機發動「顏色革命」，風聲鶴唳、如臨大敵，2018年下半年就啟動了對異議人士的大抓捕和大整肅。被整肅的維權律師有餘文生、隋牧青、文東海、謝燕益、李和平、王宇、張凱、劉曉原、常瑋平、何偉、玉品健、劉正清、藺其磊等人；被抓捕的異議人士和民間維權人士包括秦永敏、黃琦、王怡、蔣蓉、劉飛躍、甄江華、孫林、董瑤瓊、朱承志、戈覺平、吳其和、李英強、覃德富、沈夢雨、岳昕、楊舒涵等一大批；被抓捕和整肅的不知名人士更是不計其數。中國公民社會的民間意見領袖幾乎被安全部門「斬盡殺絕」， 以至於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流水革命」無法在中國大陸引發任何引人注目的呼應。 楊恆均是因為讀者眾多、在網路世界廣有影響力而成為中共當局打擊的目標。他2009年在我門下獲得博士學位之後，沒有選擇進入職場謀求生計，而是學業有成、躊躇滿志地以職業寫手的身份獻身於思想啟蒙的事業，特別是堅韌不拔地堅持在「牆內」寫作以擁有更多天然讀者。楊恆均有厚實的自由主義思想信仰和理論修養，但他在寫作中力避書卷氣。他善於用情深意切、深入淺出、生動詼諧的文筆指評時政，切實有效地向國人傳播現代民主政治及其相關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價值理念，迅速成為名滿天下的「民主小販」，因而也成為中共當局的眼中釘。中共當局認為楊恆均有發動革命的能量，2011年為防範「茉莉花革命」就曾經將他拘押了一回。2014-2016年間楊恆均的讀者群在全國50多個大、中城市自發組成以「羊【楊】群」 命名的微信群，真的具備了全國性影響力，中共當局2019年為防範「顏色革命」 而抓捕他就更有「理由」了，儘管他迫於壓力於2017年就已遠走美國、淡出江湖。 其實，楊恆均只是一位積極議政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位力圖克盡言責的書生。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傳人。在古代中國，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士居「四民之首」，而且「士志於道」。他們以天下為己任，帶著孟子所說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那麼一種士大夫精神，奔走呼號、激濁揚清，致力於創建和維護合乎「天道」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在當今中國和世界，合乎「天道」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便是基於普世價值的憲政民主。像楊恆均那樣優秀的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帶著「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帶著為真理和正義獻身的勇氣，義無反顧地為實現中國的憲政轉型、落實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而盡心竭力。 四年過去了，當今時過境遷。中共當今有改善中外關係以為經濟紓困、息事寧人以化解社會危機的雙重壓力，釋放楊恆均以及其他政治犯，甚至於鬆開「專政的鐵拳」以實現與公民社會的和解，顯然是很有魅力的選項。不過，人們有理由懷疑，中共領導層是否仍有做出明智選擇的能力。 （全文轉自光傳媒）
爆發在二月初的「間諜氣球」事件，在美國政壇和輿論投下震撼彈。簡單說來，它對美國人的震撼程度，就是「黑船來航」+「斯普尼克」。「黑船來航」是指1850年代，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率領艦隊駛入日本外海，日本人見到從天而降的「黑船」大為震驚，旋即和美國簽訂門戶開放的通商條約，此後日本發奮圖強，在亞洲諸國中率先成為現代列強。「斯普尼克」是指1950年代，美國正研發衛星上天，然而在美國人毫無心理準備下，蘇聯率先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震撼了整個美國政壇、科學界和輿論，美國從此大力投入科學教育和科研，最終在科技能力上遠遠超越其他國家。 筆者這種形容絕無誇大。在發現氣球後，美國政壇和輿論群情洶湧，連篇累牘地討論美國的不足和應對方法。「對中強硬」成為當前的兩黨極少數能達成共識的議題。 在公布發現氣球後，美國共和黨人就猛烈抨擊拜登政府不擊落氣球。拜登的解釋是「軍方說擊落氣球容易砸到人」，因此要挑一個合適的地點。國務卿布林肯在不久後，宣布推遲訪問中國，財長葉倫也暫停了前往中國的計劃。在中國說氣球是「民用飛艇」，要求美國「冷靜處理」之後，總統拜登頂著中國的反對壓力，當氣球到達海邊時就命令空軍把氣球擊毀。美國還頂著中國的壓力，把打撈上來的氣球殘骸送往檢查，拒絕交給中國。 在擊落氣球後，拜登形勢一下子變主動。然後有報導指出，在川普時期三次發現氣球，其中一次還在本土人煙稠密的佛羅里達州上空，但川普政府都沒有反應，這更讓拜登反客為主。2月7日，拜登發表國情咨文。由於兩黨矛盾很深，大部分場合共和黨議員都噓聲不斷，但是當他提到與中國的競爭，提到自己保衛國家時，現場掌聲如雷，這是極少數沒有人唱反調的時刻。 共和黨本有眾議員要動議譴責「拜登應對氣球時間不當」。然而，這樣的話，民主黨必然一致反對。為了不轉移焦點，不把外交國安事件，變成國內的黨政。在資深共和黨人的協調下，共和黨攜手民主黨共同推出了「譴責中國」的版本，兩黨眾議員一致支持，最後以400多票支持，零票反對，通過了動議。這是新一屆眾議員上任以來，第一次零票反對地通過一個議案。 可以說，通過氣球事件，拜登在國安議題上成為贏家，美國兩黨更難得地聯手一致齊心抗中。 這種震撼不但發生在美國，還發生在加拿大。中國氣球穿越加拿大領空的時間比美國更長，同樣很多加拿大政客質問，為何不在加拿大境內就擊毀氣球。總理特魯多只能像拜登一樣說「氣球會砸到人」。當然這種說法在加拿大更加不受歡迎，加拿大地廣人稀，在氣球穿過的育空領土只有每平方公里0.1人，西北領土更只有0.03人。這下特魯多也撐不住了，加拿大強烈譴責中國的氣球闖入領土。此後幾天，美國和加拿大聯合「打氣球」，四天內擊落了三個「不明飛行物」。其中一次，是加拿大授權美國空軍在境內擊落「不明飛行物」。這是極為罕見的事例。 美加還向四十多個國家通報了事件。雖然具體什麼國家沒有公開，但大抵是北約和印太地區的盟國。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中國打造了一支基地位於海南島的「氣球部隊」，在全球範圍內進行間諜活動。此後，日本也宣布發生過可疑氣球事件。很可能，各國空軍現正在翻查紀錄，以確定之前有沒有可疑氣球的入侵。 可以說，氣球事件一下子把美國和盟國都動員了起來，實在是一件重要的轉折點。 氣球事件引致這麼大的反應？ 首先要澄清，一些人認為氣球是「低科技」，「沒有用」。這絕非事實。現在雖然有高精度的衛星，但衛星不是固定在一個地方的，它圍著地球轉，要拍照，只能待繞到這個地點上空時才能拍。這隻能拍一個瞬間的照片。而且如果恰好天氣不好，就拍不到了。相反，如果氣球配備了動力系統（正如這次的氣球一樣），它就能長時間地停留在某個地方上空，把一舉一動實時地傳回中心。簡單地說，這是「照片」和「視頻」的區別。一些遙感偵察技術需要長時間地在工作。一些基於「掃描」原理的遙感技術，需要慢慢地一格一格地「掃描」，而不能「咔嚓」一下成像照片。還有一些電波的監聽，也需要長時間在線，才能「偷聽」到有用的信息。 現在中國的氣球能停留在幾萬米的高空，絕非普通的民用氣球。有人認為，中國可以大規模地放氣球，對美國飽和式入侵。這種說法應該是誇大其詞。中國氣球的造價不清楚，但肯定不可能像網上所說的那麼低廉。但即便是一些氣球入侵領空，這對被入侵的國家也是嚴峻的挑戰。氣球金屬成分極低，在雷達上很難被發現。而且發現了也不容易打下來。沒有飛機能飛到這麼高的地方，飛機載導彈的設計是為了對付高速運行的飛機，大家都在飛，相對速度可以較低。但現在氣球是不動的，飛機是動的，於是兩者的相對速度極高，制導不易，導彈就很難打准。而且一旦氣球成功潛入領土，那麼可以乾的事就很多，對國安的挑戰甚至不限於情報泄漏。 認識到氣球的威脅性之後，我們再分析此事引發這麼大反應的原因。這有美國的因素，也有中國的因素。 從美國方面看。第一，由於美國本土距離其他大國遙遠，美國國力軍力又是第一位，進入20世紀之後，除了恐怖襲擊，美國本土很少受到外國軍事威脅。所以，疑似間諜氣球特別引發美國政壇輿論民眾對安全的憂慮。 第二，氣球襲擊在美國有過不好的回憶。二次大戰時，日本曾用氣球攻擊美國的阿拉斯加和本土西岸。儘管造成的傷害很小（最重要的戰績是在俄勒岡州的一次襲擊中殺害了六個美國平民），但心理影響很大。這次氣球的入侵地點，更橫穿了美國內陸。震撼程度比阿拉斯加或美國西海岸更甚。 第三，美國的兩黨鬥爭激烈，雙方不但在國家安全上都沒有退讓的空間，還有意識地利用國家安全議題推進己方議程。 從中國方面看。第一，放在美中關係的嚴重惡化的大框架下，中國被定為美國最大的挑戰。這類侵入領空事件的出現，本來就很容易和當年德國（潛艇）、日本（氣球）、蘇聯（潛艇、軍機）對美國的本土的威脅相提並論。中國放任氣球闖入美國領空，本來就非常敏感。 第二，中國目無國際法和國際規則，突破了美國的「護欄」。美國政府對中國的要求並不那麼過分，就是中國必須遵守國際法，按照國際規則行事。說實在，國家之間互相進行間諜活動，互相監控獲取情報，這是國際通例。但所謂「盜亦有道」，干「壞事」也要有規有矩。比如美國無人機全球鷹，滿世界飛，但都不會違反國際法侵入他國的領空。向中國氣球事件那樣，公然侵入內陸領空，並不多見。中國嚴重違反國際法，挑戰了美國的底線。美國無法不做出符合國際法的激烈反應。 第三，中國的「戰狼式應對」令事件火上澆油。事件發生後，中國先是派出專家否認氣球屬於中國。美國方面證據確鑿，甚至給出了行動軌跡，中國無法否認後，才說這是「民用無人飛艇」。如果真的是民用氣球，就應該在進入他國國境之前向對方通報，而不是像現在被人抓住了現行才不得不承認。事發後，中國也不主動向美國解釋，要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主動打電話給中國外交主管王毅。中國沒有向美國道歉，反而要求美國「冷靜處理」。美國擊落氣球後，中國本來理虧，現在反而一跳三丈，外交途徑向美國「嚴正抗議」，指責美國「反應過激」。中國國防部又不肯接美國的電話。中國還要求美國「歸還」氣球殘骸。 中國還使出「whataboutism」的泥漿戰術，指責美國從去年初至今有十幾個氣球「非法飛越中國領空」，「你做得，為何我做不得」。然而，所謂「抓賊拿贓，抓姦成雙」，現在美國是有實錘證據，「捉姦在床」。中國卻大嘴一張，無論十幾個還是幾百個，都是中國自說自話，毫無實證。何況中國所謂的「飛越領空」是不是真的是公認的「中國領空」還有待查證，搞不好，把美國飛行器進入台灣上空，也算成了「非法飛越中國領空」。其實，從科學觀點，氣球隨著西風帶飄，從中國向東跨越太平洋飄向美國是順風，從美國向東飄去中國就要跨越整個歐亞大陸，美國真要放間諜地球到中國，根本瞞不了途中國家的眼睛。 正因如此，美國才對此事尤為惱火。 出現這種局面應該說不一定是習近平所希望的。去年拜登習近平雅加達會面後，中美局勢有所緩和，中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如日本澳洲等，關係也有所好轉。一些以親俄反美著名的戰狼型的外交官被調職或投閑置散，在美國當過大使的秦剛年底上任外長，這都似乎預示了中國外交有望一改「戰狼」作風。 由此令人困惑，中國搞出這個氣球事件，動機是什麼？眾說紛紜，也沒有準確答案。一種善意的想法是，氣球確實中國的間諜氣球，但也確實是誤入（比如只想測試功能，或者只想在領空外飛過），然而中共傳統的絕不認錯以及近年來的戰狼外交，把一件本來可以大事化小的事件，給搞砸了。總之，這次氣球事件令中國的戰狼外交復活，美中（以及中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又大幅倒退到雅加達會議之前。 （※作者為旅美學者，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氣球事件發生後，美國輿論認為，這或許會讓世界在與中國打交道時更加困難。拜登政府將這次氣球事件知會了40個國家，但歐洲反應冷淡，拉美國家對中國氣球飛進本國境內也淡然處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前國務卿基辛格也坐不住了，2月6日在美國政府加州紀念里根誕辰112周年的活動上，發表了一番以「力量」為主題講話。趕巧的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回憶錄近日在日本發售，披露了他在八年任期里與多國領導人打交道的經歷，談了自己如何與中國領導人打交道的經驗，無意中將世界導入一個大國外交的老話題：應該如何與中國打交道。 基辛格承認中國正在挑戰國際秩序 基辛格在講話時首先表示，如今美國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內部分裂和外部混亂，然而在這種大背景下，美國建制派卻沒能「發揮應有的凝聚力」，任由「關於我們是誰、我們主張什麼的爭論」撕裂美國，這樣的美國將無法應對現在面臨的挑戰。基辛格接著話鋒一轉，稱美國現在面臨的挑戰包括「野心勃勃的中國」，中國現在正在「挑戰國際秩序」。然後，基辛格進入講話重心，稱里根總統一直主張要「美國必須在物質和思想領域都強大起來，以保護世界秩序不受破壞，在必要情況下使用武力」。在這篇基辛格稱，美國仍要積極干涉全球事務，「一個信奉孤立主義的美國不可能帶給世界穩定」。他認為，美國現在亟需「下一個里根」。 道格拉斯·杜班如是說 早在2016年，經營美中外交數十年的美國政要都預感到美國對華外交將面臨大變，紛紛撰文貢獻自己的經驗。美國加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道格拉斯·班杜（Doug Bandow)）曾任羅納德·里根總統特別助理，他於2016年10月20日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網站發表一篇文章 《中國：給美國下一任總統關於亞洲崛起超級大國的十條建議》（China: 10 Pieces of Advice for America’s Next President on Asia’s Rising Superpower），我這裡引用時，有的一句話可表達，有的根據現實，有詳有略。 1、基於對華政策的整體目標背景考慮問題，並討論解決方案。涉及中國時，華盛頓的目標是多重的，但這些目標無法全部實現。必須設定優先處理事項，必須做出妥協並提供折中方案。比如說服北京向朝鮮施壓，或許有賴於承諾將美國軍事力量從韓國撤出；贏得投資、網路安全和知識產權方面的讓步，可能需要美國在貿易領域予以遷就。華盛頓必須判斷，哪一種組合方案對美國而言價值最重大。 2、站在北京的立場看待一些問題。中國國家領導人或許較為強硬，但那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舉動不合理。化解中國決策者的那些顧慮，將在與中國談判時收穫更多成功。問題不在於通報中南海華盛頓希望北京做些什麼。挑戰在於如何說服北京那麼做。 3、承認美國的錯誤、偽善和弱點。華盛頓曾在亞洲支持獨裁政權，在中東製造流血混亂，在歐洲創建附屬國，在自己的國家催生經濟危機。在教訓他們的北京同行之前，華盛頓官員理當展示出更多的謙恭。 4、夯實美國經濟以戰勝中國的產業政策； 5、扮演國際懦夫的角色（意即適當的示弱） ； 6、停止助推中國和俄羅斯往一起走。尼克松擔任總統期間的妙招或許是令北京轉變為平衡蘇聯的地緣政治力量。相較而言，奧巴馬行政當局逆轉了這一航線，助推其兩大潛在對手走到了一起。然而，華盛頓以咄咄逼人的姿態與這兩個大國對峙，應驗了那句古老的言語：我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一輪事關重大的博弈正在進行當中，美國的行止有必要更講戰略，將注意力放在全球均勢上。 7、將相對微不足道的事項爭端留給盟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1997 年1月至2001年1月）曾稱美國為不可或缺的大國。美國眼下的確如此，並有一些新的任務。擊敗重要軍事力量，指揮廣泛的國際同盟，在亞洲的案例中，這意味著阻止中國取得亞洲的軍事主導地位，雖然這種取得不大可能。但華盛頓不必充當微觀管理者，試圖將其意志強加到幾乎所有爭端上。 8、涉及人權和民主這類國內議題時，和緩表達立場。如同《聖經》中上帝關照一隻墜落地面的麻雀，最遙遠國度的最細小瑕疵也令美國政府牽掛。對諸如此類的關注，中國通常的回應並不令人滿意。相較而言，美國可以利用民間團體的公開批評來強化其理據。 9、認識到中國（倉促的）民主可能製造與其所解決的問題一樣多的麻煩（主要談中國的民族主義反對外來干預） 10、做長期準備。中國已經取得巨大進步，但依舊受縛於其傳統型的經濟政策和政治政策。美國依舊保持非比尋常的優勢，以及適應力強、開放、憲政的民主制度。中國渴求偉大，而美國已經擁有這種偉大。華盛頓的任務理當輕鬆得多：維護令美國得以繁榮昌盛的價值觀、政策和制度。 美國在對華政策重新定位之前須自我定位 距離杜班先生2016年發表這10點建議已經過去6年，美國國內政治社會與美中關係均發生了劇變，因為俄烏戰爭的關係，中俄事實上已經結盟。美國想再求得保爾森時期的「改革者、改革助推者」的角色已經毫無可能。也許參考一下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對華外交經驗或許有用。安倍在其回憶錄中說，安倍在回憶錄中談到對華外交的得意之筆是「管控安全領域課題的同時，在經濟方面將中國的市場價值轉化為日本的機遇，這是政治技巧。」 「中國的外交政策就像下棋，如果對手試圖吃掉你的高價值棋子，你也要以同樣的方式回敬。 「我感覺我在與中國打一場持續多年的心理戰。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人與韓國人完全不同，韓國人唯一的戰術就是把棋盤掀個底朝天。」日本問題專家劉慶彬曾數次與安倍晉三有過接觸，稱他「八面玲瓏」「能屈能伸」。 基辛格談的是道：原則；安倍談的是術：技巧。杜班則既有原則，也有技巧。美國對華外交的歷屆人才還在，但國際形勢已經發生劇變，在對華外交政策重新定位之前，美國得先自我定位：指導中國改革的改革者與改革助推者已是歷史，顛覆者這一角色在習近平結束外國NGO時已結束歷史使命，剩下的角色是「競爭者」，如何讓美國在競爭中獲勝，是今後美國政府面臨的主要課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近來ChatGPT走紅全球，人們都在提出各種命題和它對話，要試試人工智慧現在有多大能耐。余不能免俗，要問就問關於中國政局的問題。 我提出的一個命題是「中國的下一步」。ChatGPT的相關評論全文如下： 「很難預測中國的下一步究竟是什麼，因為這取決於各種因素，如國際關係、經濟狀況和國內政治。然而，近年來，中國一直致力於加強經濟、改善基礎設施和通過「一帶一路」等項目擴大全球影響力。此外，中國政府還在人工智慧和5G等新技術領域大力投資，以保持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隨著中國在實力和影響力方面不斷增長，它很可能成為全球舞台上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參與者，並可能採取措施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 另一個命題是：中國經濟怎麼樣？它的小作文是這樣的： 「截至我的知識截止日期 2021 年，中國經濟近年來一直在快速增長，已經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然而，COVID-19 疫情影響了全球經濟，包括中國的經濟，導致經濟增長放緩。2020年，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在疫情期間實現經濟增長的國家之一，這得益於政府迅速的應對和強有力的經濟支持措施。從那以後，中國經濟逐漸復甦，預計未來幾年將繼續增長。然而，請注意經濟形勢不斷變化，總是一個好主意檢查最新的最新信息。」（吳註：原文語法如此） 不知道本文的讀者們能從上述兩段話中得到什麼有益的信息。余也不敏，只能說什麼也沒學到。但是，感想卻有一些，這裡擇要談談。 首先，兩份小作文的要點都在於突出中國的經濟增長，其中又特彆強調中國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的積極作用。在我看來，這種把中國未來簡化為「經濟」，又把中國經濟歸結為「政府的經濟舉措」的觀點，不僅很片面，而且是站不住腳的。這裡沒有篇幅去展開批駁這種觀點，但明顯的事實擺在那裡：中國當局三年來對疫情的應對措施既不是「迅速」有效的，更不是能夠「強有力」地「支持」經濟的。 為什麼ChatGPT會給出這樣不靠譜的回答呢？這就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了。客氣一些地說，它對中國政局和經濟的看法是中外媒體主流看法的某種雜糅。要交待一句的是，我是先用英文發問的，然後用中文，而ChatGPT使用兩種不同語言給出的說法是完全一樣的。由於這個軟體的運作機制在於極為大量地使用網上現有信息來形成它的答案，得出這種「主流的雜糅」是不奇怪的。而不客氣地說，它的答案就是中國官方媒體相關論述的溫和版，只是加上了「中國可能會挑戰現有國際秩序」這個說法。 也許可以說，在全球「主流」聲音中，論及中國的事情，中國官方聲音所佔的份量明顯是不小的。 在這個意義上，恐怕不能輕易說中國的「大外宣」沒有多少影響。如果人們有對於現實的觀察能力並具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大外宣」那些東西往往不過是信息垃圾，可能很難有多大的影響。但是，在當今的信息化世界上，信息量極大地膨脹，個體人腦的處理能力跟不上的話，那就不免反過來削弱人們的觀察力和思考力。中國「大外宣」的優勢即在於量；它不惜工本極為大量地重複同樣的信息。這就形成了一種不妨稱之為「數碼戈培爾效應」的東西：戈培爾的宣傳訣竅在於「謊言重複千遍就成為真理」，而數碼技術提供了將某一信息輕易就能重複億萬次的便利；中共就是在用這種便利把它的聲音放大給全世界。 這當然並不是說中國的「大外宣」延伸到了ChatGPT。我要說的是：憑藉量的優勢，某種並非真相也不是真理的信息可以形成很強大的宣傳效能，人工智慧的相關表現不過是這一現實的表現。 人們不是常常詬病和嘲笑中國的幾十份報紙可以在某一天呈現出完全相同的面目和內容嗎？比如說，中共二十大閉幕這一天，自《人民日報》以下，中共的所有黨報第一版，出了報頭之外，全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人們不是很難理解中國的疫情死亡數字根本不顧現實、也不在乎人們在自己親身生活經驗中的感知而只管胡編亂造嗎？比如說，2022年12月某日，你在某地火葬場一處就看到上百名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的死者排隊等待火化，而官方照樣宣布這天全國只有個位數字的患者死於新冠病毒。現在，其中的邏輯應該清楚了吧？那就是：笑罵由你笑罵，謊言我自重複之；你的笑罵只有你身邊的人聽到，而且他們可能轉身就忘，我這樣重複千遍萬遍一億遍的謊言卻可以散布全球、流傳百世。這樣，「常識」可以被這些謊言所塑造，歷史也就是由這些謊言所寫成的。 也許不必這麼悲觀，因為ChatGPT至少並沒有去重複那些謊言。但是，要看到，似是而非的認知其實很容易成為謊言紮根生長的土壤，在自由的言論環境下同樣如此。信息技術的進步當然可以提高人們的認知能力，但那必須是建立在人們的認知本來仍然健康、正常的基礎上的。而一旦身邊充斥了信息垃圾，人們的正常認知久而久之就會被扭曲；ChatGPT在中國問題上的認知也許可以說是正常人認知的一個縮影吧。就此而言，如果有什麼「中國威脅」，我覺得在根本上說來那就是對正常人的健康認知能力的挑戰與破壞。 （作者任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併兼任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中心高級研究員，試圖以學術研究透視政治現實。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根據中國知名科幻作家劉慈欣的小說改編的電影《流浪地球2》在今年春節檔取得得了票房和口碑的雙豐收。在海外影評網站IMDb上，美國人給的評分也有7.8，這個分數還是相當不錯的。中國國內這段時間對這部電影和另一部電影《滿江紅》的討論非常多。不過，從中國官方的宣傳看，顯然更偏愛《流浪地球2》，北美市場和大陸同步上映此片。 上周我和家人去影院看了它，過去在國內看過《流浪地球》，但早已忘了講什麼。我女兒不喜歡看中國的的電影和電視劇，她在家看的電影基本都是美國的，偶爾也會有其他國家如韓國的。我曾建議她找一兩部中國電影看看，她都拒絕了，去影院看《流浪地球2》，也很勉強。但在放映完後我問她好不好看，她回答還可以。我想她可能是對影片中的特效或者故事情節比較滿意，至於影片要表達的思想內涵以她的年齡應該理解不了。影片長達2小時40分，我自己前一小時完全不在狀態，看得昏昏欲睡，有我前一晚沒睡好覺的原因，但敘事的拖沓催生了我的睡意。 來看《流浪地球2》的觀眾幾戶都是華裔——我用「幾乎」，是他/她們看起來都是中國人，有沒有其他亞裔，不敢確定。放映室的座位坐了不足1/3，大概有二、三十位吧，但以我所在地區的華裔人口，以及影片放映了幾天，我覺得相當可以了。不過這也反映一個事實，即中國的電影尚未真正打入美國市場，看中國電影的主要還是華裔，特別是大陸移民，這跟好萊塢電影在中國的受眾是完全不可比的，儘管據說這部電影在美國的票房排進前十。 《流浪地球2》在中國國內受歡迎的程度和它在海外的放映亦引起海外輿論的關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中國與亞太問題的專家柯嵐安——這是個地道的英國人——近期特意撰文，從劉慈欣的科幻小說切入，分析中國的全球戰略。他認為，劉的小說在敘事中顯露出某種「中國特色」的性質，而這種性質將影響中國對未來的設想，乃至影響全球秩序的塑造。他把其中包含的價值觀特徵，概括為「悲觀的樂觀主義」、「新社會主義」和「天下」。他最後指出，當中國科幻小說的設想超越了地緣政治二元論，開始思考人類與技術的關係，科學與政治的關係，並由此影響到全球秩序布局之時，我們（西方）也應該開始思考我們想要的全球秩序。 雖然柯嵐安討論的是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但在《流浪地球2》中，也相當程度地展示了他所說的這些價值觀特質。我想在這一基礎上，從兩個維度來探討這個影片透示出的中國官方要達到的目的或者意圖。 官方要用科幻電影搶佔國際話語權 第一個維度，中國官方大力扶持科幻電影走向海外的目的。 近年來，習近平一直強調要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故事。但在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問題上，文宣部門負有重要之責，可這恰恰也是中國的一塊軟肋，同中國經濟、科技在全球佔有的地位是高度不相稱的。中國的形象之所以在國際社會很差，話語權沒有掌握在自己手上是關鍵，這其中又和文宣部門講不好中國故事緊密相連。 但這不能怪中國的作家和藝術家，因為官方為講好中國故事設置了諸多限制，讓他們自縛手腳。在文化藝術的諸種表現形式和手法中，相對而言，電影對國家形象的改善和話語權的提高能夠起到比較快的效果，原因在於電影運用了多種感官形式特別是視角衝擊力是其他藝術不可比的，美國正是通過好萊塢電影的輸出，讓全球觀眾浸淫在好萊塢的大片中，從而不自覺地接受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的熏陶和洗禮，讓美國文化行銷世界。 中國崛起，文化和價值觀是短板，要改善這種狀況是個長期過程，但如果中國的電影藉助經濟和科技力量能夠在國際佔有一席之地，也可以承載輸出中國文化的使命，部分彌補價值觀的不足。而在電影的種類中，反映中國當下現實和中共歷史的影片是很難通過意識形態審查的，即便能夠通過官方審查，在國際社會叫好，它起到的作用可能恰恰是加重西方觀眾對中國的惡感，顯然這不是官方需要的。向西方展示傳統中國的面貌，過去以張藝謀為代表的電影倒是在國際社會一度走紅，可惜在國內引發很大爭議，被批判為用中國的落後和醜陋去取悅西方，官方當然也不希望向國際社會展示這樣的中國形象。所以，比較好的選擇就是科幻電影，既然規避意識形態的糾纏，又能展示一個全新的面向未來探索的中國。 作為一種類型電影，科幻影片能夠滿足觀眾對未來的好奇和想像，它也是好萊塢的強項，好萊塢通過製作眾多的科幻大片，征服全球。但是科幻電影不是有錢或者好的故事能拍好的，它的技術難度很高。好萊塢的科幻大片建立在美國有一套成熟的電影工業體系的基礎上，背後的支撐是美國發達的工業技術。這也是其他電影大國無法追趕好萊塢的原因。 然而現在，中國要來挑戰。中國有兩方面優勢，一是科幻小說市場繁榮，出現了像劉慈欣和郝景芳為代表的在國際上有很大知名度的科幻作家，這對科幻電影起到直接的推動作用；二是中國的工業技術在快速追上美國，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美國，為科幻電影的拍攝和製作提供了技術支持。《流浪地球2》導演郭帆談到這點，雖然承認中國的科幻片和整個電影工業同好萊塢的差距還有25到30年，後期特效與好萊塢也存在10到15年的差距，目前只能達到後者的中游水平，但他認為，這個差距正在縮短，全球化、互聯網的發展和新技術的使用，中國可以通過十年來追趕美國。比如《流浪地球》有75%的特效是由國內團隊完成，但到《流浪地球2》，這一比例提高至90%。在很多人看來，《流浪地球2》特效的製作和運用，並不亞於好萊塢的科幻大片。 故從電影工業的角度看，《流浪地球2》顯示出中國官方欲通過科幻電影這一類型，搶佔國際電影市場，以此輸出中國文化，進而同好萊塢分庭抗禮，掌握國際話語權。 《流浪地球2》呼應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二個維度，影片的意識形態密碼。 這部影片講述人類為應對太陽急速老化膨脹以致吞沒太陽系的危機，決定並執行將地球遷移至半人馬座α的計劃即「流浪地球」計劃的故事，為此美、俄、中、印提出了自己的危機應對計劃，美國是方舟，俄羅斯是逐月，中國是移山，還有一個數字生命計劃，地球聯合政府最後選定了中國的移山計劃作為應對太陽危機的唯一計劃。 可以對《流浪地球2》的這個主題作多個角度的解讀。由於篇幅所限，我只分析前文提到的柯嵐安討論的「天下」。「天下」觀是中國儒家想像的一種關於「天下」秩序的安排，習近平提出的、作為中國外交的最高目標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實際上是這種「天下」觀的現代翻版。儒家「天下」觀的核心內容是用儒家的禮法來規定天下秩序，故儒家雖主張天下大同，但這個大同秩序是由中國主導的，中國處於天下的中心。 影片的敘述圍繞「太空電梯危機」和「月球墜落危機」兩大事件，再配以550W/MOSS為核心的人工智慧與數字生命的暗線來展開，前者正是美國主導的方舟計劃的一部分，後者正是中國主導的移山計劃的一部分，最終移山計劃勝出。這不正好暗示現實中的中美競爭嗎？外國觀眾可能要問，人類出走太陽系，為什麼一定要設計帶著地球去流浪？電影會告訴人們，這反映了中國人的故鄉情節，地球是人類的故鄉，所以不能放棄地球。然而，故鄉情節的背後實際真正要傳達的是，地球和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以及中國人的責任意識，在危機面前人類必須同舟共濟，中國人又尤其要成為責任之榜樣。而中國人的責任意識正通過中國主導的移山計劃來體現。 我多次說過，習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並非要重置世界秩序，因為中國自認為是全球化和最大受益者，沒有動力去推翻這個秩序，他的真正目的，是要中國主導這個秩序，至少和美國共同主導，成為名副其實的「G2」體系。習認為中國開始有力量做到這一步，這當然就和美國的利益發生根本衝突，此即美中對抗不能緩和的緣由。《流浪地球2》再好不過地揭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正意涵。 科幻電影雖是虛構，但也可以成為現實政治的載體。對《流浪地球2》，不能僅僅把它看作普通的科幻電影，它承載了中國官方的使命和意識形態的企圖。人們在觀看這部影片，為它的特效製作震撼時，需要注意這個「密碼」。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