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當局近期拋出「機構改革」,預計在「兩會」後公布內容。當局強調「改革」是「以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為統領」。習近平要集權於黨,並不令人意外。但對於習自認危機深深,必須「自我革命」的黨來說,經得起這番折騰嗎? 「機構改革」黨權無孔不入 剛於二中全會審議的黨國機構改革方案,具體內容沒說明,擬提交人大會議審議的只是「部分內容」。屆時公布的,應該也不會是全部內容。這是政治黑箱操作的慣例。 「統籌黨中央機構、全國人大機構、國務院機構、全國政協機構,統籌中央和地方」,這是官方宣布的一個「改革」原則。按官方已公布的說法,當局預計會在金融體制、科技工作統一領導的體制,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等方面改動,並強調在基層治理,混合所有制企業、非公有制企業和行業協會、學會、商會等方面加強黨建。 其實諸君應該看得明白,整個「改革」,都在加強黨的控制,實際上是開始搞黨控全覆蓋了,包括非公企業,甚至各種學會、商會,黨的干預未來會更加無孔不入,怕了嗎? 一黨專政的中共政權,在鄧小平時期開始搞「改革開放」,也只是在毛澤東多年政治運動折騰後的危機中,在經濟體制上鬆鬆綁而已。不再幻想讓中共改良,已是反共人士的共識。如今習近平繼續以「機構改革」方式,加大集權力度,除了政治清洗意圖,其實也是為了救黨。 香港媒體早前報導說機構改革涉及要對國安系統進行重大變革,或設中央內務委員會,納入公安部和國安部,並由習的親信王小洪親自擔任大總管。筆者認為,王小洪還可能在機構改革中有機會控制中央警衛局。習在握緊槍杆子、筆杆子之後,正式一統刀把子。 對於這個黨國「機構改革方案」,外界解讀為中共政權「強黨弱政」時代的來臨,但筆者認為「強黨弱政」本來就存在,中共本身就是以黨領政,總理本身也是黨的二把手,政府也是一個黨的工具而已。 「自我革命」形同自殺 在危機四伏中,中共在2021年終於挨過一百年,這個被稱紅朝、由西方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主宰的外來政權,在中國五千年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如今它卻已百病纏身、沉痾不愈,從官場政治看,也是越反越腐,無藥可救。打不完的老虎,拍不完的蠅。 習近平近年提出一個聲稱可以避免政權倒台的方法叫「自我革命」「刀刃向內」,要自我解決。且不說無法做到自己為自己做手術,這是一個常理,一個腐朽入骨、病入膏肓的老邁者,做大手術,更如同自殺、自我了斷。 中共「兩會」早被外界形容為「橡皮圖章」或「舉手機器」,3月的兩會上,習近平就要連任國家主席,他打破中共近幾十年慣例,繼毛澤東之後,又一個進入第三任期的黨魁。但這看來是不祥的。 2月28日,中共官媒發布二中全會公報,提到「各種超預期因素隨時可能發生」,必須準備經受「驚濤駭浪」等等。黨刊《求是》雜誌28日當天宣布次日將發表習近平的舊講話,強調「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這些字裡行間,流露出習近平對中共壽命和自己掌權前景有種很重的不安全感。 兩會是中共黑幫新政府成員上路主政之期,習以為透過機構變革,可以轉移民怨視線,再讓修整過的政權機器能夠維持運作,避免紅色江山走向敗亡。但這輛破車一味修修補補,還能走多遠? 同樣,中共末路前想自救,習近平的做法也就是自救的一步。但,在內外交困中,他的折騰做法如同在深水裡越掙扎越會下沉。 習近平保中共一路兇險 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但五年後,他並無響應民間和外界抓捕迫害人權的惡首和腐敗總後台江澤民的呼聲,也沒有順應民意拋棄中共,而是在十九大上和江派達成交易,隨後修憲破除連任限制。 在二十大習更把一切權力抓到手中,開啟第三任總書記任期。但他也等於全部背上了中共前黨魁的黑鍋。 習近平越來越左,中共中央2月26日還專門下達文件,要求在法律教育中嚴格遵守習的指令,堅決反對「三權鼎立」「司法獨立」「憲政」等「西方錯誤觀點」,這是給兩會的代表和委員們提前發出警告:你們不能投反對票、棄權票,也不能選別人,習主席務必全票當選。 回頭看,中共病毒大瘟疫2019年底在中國武漢爆起,因中共隱瞞而傳遍全世界,習近平和中共到今天仍拒認帳,不管病毒是否泄漏,一味甩鍋。但冤有頭、債有主,相信未來這是國際上繼續施壓中共的突破口之一。 國內外普遍認為習近平的三年動態清零防疫政策,為中國造成了巨大的人道和經濟的災難,已沒有人相信所謂「人民至上」的說辭。習最後被迫放棄毫無效果且已失控的清零,短短兩個月,染疫暴增,天量死亡人數遭掩蓋。但這無阻當局聲稱抗疫出「人間奇蹟」。 從反封控的「白紙運動」中青年們喊出「打倒習近平、打倒共產黨」,到老人抗議醫保金縮水的「白髮運動」出現「打倒反動政府」口號,中國已出現全民反迫害的端倪。中共的秋後算帳只能壓制和恐嚇一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中共35年的計畫生育政策給中國社會造成無法修補的損害,退休大潮的來臨和中共不良的社會保障制度,更讓普通民眾陷入困境。中國百姓七十多年來一直供養著規模龐大的官僚體系,包括退休官員,主要也是黨員。全民養黨真相一旦全面公開,足以令中共倒台。 中共人權迫害臭名昭著,受到更多的國際制裁和譴責,中共野狼外交引發天下圍共。包括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醜聞,近期透過江西中學生胡鑫宇案(被指成為活摘器官受害者),也讓國內更多人相信有這回事了。 俄烏戰爭中,中共站位不良,形同以舉國之力暗助俄羅斯和公開力挺侵略,靠其表面的「和事佬」的表態和假動作,已站不住腳,如今可謂進退維谷。 習近平現在還拚命想恢復經濟來為政權輸血,但是除了外資撤離,民企倒閉,多行業凋零,國人大量用腳投票,連普通農民工中也涌動出國務工潮。中國經濟業績多年來基於假數據,財政虧空,已經無法掩蓋,只能靠在宣傳上封殺一切負面消息,要求官媒唱響「經濟光明論」。 中共內部暗流涌動。去年底疫情大爆發之時,就傳出有老軍頭背後大罵習近平。在俄烏戰爭一周年,也有親近被習抓捕的太子黨劉亞洲兄弟的上海學者胡偉,直指中共挺俄致外部環境將更為兇險。 不止政法系出了個「孫力軍政治團伙」,搜出藏有軍火,且「野心極度膨脹」,連王岐山和趙樂際掌控過的紀檢系統,也有黑龍江官員魏彬膽敢「惡意詆毀黨和國家領導人(習)」。習親信、現任中紀委書記李希在中共二中全會前不得不大喊「堅決清理門戶」,「真正做到讓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放心」。 二十大習近平把一切權力抓到手中,開啟第三任總書記任期,但也等於全部背上了中共前黨魁的黑鍋。 (圖片取自新華網) 權勢洶洶難擋亡黨路 去年的中共二十大閉幕當天,世界媒體透過前黨魁胡錦濤被強行架走一幕,已看破了中共重大會議的假嚴肅與真兒戲。今年的兩會也將一樣兒戲,這場政治秀,沒有了江澤民色眼盯緊女服務員的醜態,高官們大多會戰戰兢兢,只敢背後學張高麗另玩一套,但權力鬥爭是少不了的戲碼。不知道這回的主角是否即將卸任總理的李克強? 中共的民主是假民主,人大代表根本不是人民選出,當然不代表人民利益。過去的兩會代表還有些良心人士,敢於講句真話,這幾年徹底消失了。或許,習近平真的不用擔心這些既得利益者不投他的票,加上投票器上可能也設計了監控。 接任總理的李強只是一名農機專業的中專生,後來在職搞了個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和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歷。不是想貶低他,歷屆總理,李強確實是最弱的,這也表現在他和習的關係上。李強本來是習的大秘,秘書的首責即是服務領導,讓領導歡心,日後李強無法擺脫這個思維定勢和身份。 中共太腐朽,黨性本身就是毒藥,習近平拿大刀自我開刀亂折騰,救不了重病入骨的中共,只會加速中共的死亡。就像搞機構改革再集權,可能令他一時權勢洶洶,但隨著中共之亡,習也就成為了末代黨魁,拭目可待!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1、撒謊的數據與自吹的奇蹟 2月16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 會議宣稱,中國的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決定性勝利,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人口大國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蹟。 中國的新冠死亡率真的是「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嗎?按照中國衛健委公布的新冠死亡數字,截至2月份,中國新冠死亡人數共83150例。確實相當低。不過我敢說,這個數字,地球上沒有一個人會相信。 事實上,衛健委的這個數字,有的官方的專家也覺得太離譜,無法取信於民。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在1月21日曾經發文說,中國解封后已經有80%的人口感染過新冠病毒。吳尊友在2月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新冠病毒的病死率2022年的12月份是0.08%,那麼中國在2022年12月6日解封以來一個多月的病死人數就大約是:14億x80%x0.08%=89.6萬。也就是說,按照吳尊友估計新冠死亡人數89.6萬,就是中國衛健委公布數字的10倍。 但是吳尊友估計的這個數字肯定也是嚴重低估的。因為吳尊友說的2022年12月份新冠病死率0.08%這個數據,是國際平均病死率,由於在這段時期中國的情況和其他國家的情況有著很大的差別,因此,我們不能把其他國家的平均病死率,把國際平均病死率,徑直地當成中國的病死率。第一,中國的國產疫苗的效力比較低,第二,在去年12月解封之前,中國人感染過新冠的人相當少,這兩條加在一起,就使得面對同一種病毒,中國人的免疫力要比其他國家低得多,因此病死率必然會比國際平均病死率高得多。因此死亡人數就絕不止89.6萬,而是要比這個數字高若干倍。 紐約時報綜合四家研究機構的估算,認為中國解封后染疫死亡的人數應該在100萬至150萬之間,我仔細查了查他們的估算的模型,發現他們還是估算過低了。一是對感染人數估計偏低,一是對病死率估計偏低。比如那位哥倫比亞大學的流行病學家傑弗里·沙曼教授,他估算的一個假定是,中國感染者的死亡率與美國目前的情況大致持平:0.15%,沙曼注意到中國的情況有兩點和美國不同,一是中國的疫苗和美國的不一樣,另一點是,在這波疫情中,中國人由於先前很少感染過,因而比美國人更容易感染。沙曼認為這兩條是相互抵消的。這正好把話說反了。這兩條不是相互抵消,而是相互疊加的。中國疫苗的效力低,因此中國的病死率就會比美國更高;美國很多人先前已經感染過了,二次感染的癥狀通常更輕,病死率也會更低,中國人先前很少感染過,因此重症率和死亡率都會比美國更高。兩個更高疊加,其結果必定是更更高。沙曼教授顯然是犯了一個太低級的錯誤。因此,中國的病死率就絕不是和美國持平,而是要遠遠的高於美國。因此中國的病死人數要比沙曼教授估算的高好幾倍。 2、中共的撒謊心理學 有人會問,中共當局說中國新冠死亡人數只有8萬多。這個數字太離譜,沒人會信,那他們為什麼還要這麼說呢?把一個謊言編的不那麼離譜,不是更有迷惑性嗎? 這就是中共的撒謊心理學了。中共想的是,反正要撒謊,那乾脆就撒大點,越大越好,因為如果謊言之大超出了一般人想像的地步,那麼一般人在推測估計真實數據的時候,就會受到想像力的限制,總以為數據就是有出入也不會太大,3、5倍差不多吧,10倍就頂破天了,一般人不敢相信有人敢撒那麼大的謊,因此他們反而會給出一個比較低的估計。再說,中共知道沒人會相信它的數據,它也不指望別人會相信,它只是想把水攪渾。只要死亡數據成為誰也都說不清楚的無頭案,中共的目的就部分達到了。 中共當局在去年12月6日全面解除封控,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中國就有超過10億人被感染。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這事一定會寫進史書的。本來,連續三年的清零,沒完沒了的核酸檢測,到處修建的方艙,每年花掉成千上萬億的人民幣,還造成了巨大的次生災害,包括對經濟的衝擊,對民生的衝擊,還有對民眾心理的衝擊。但是在此期間,該做的事又沒有好好做:沒有讓民眾接種更有效力的疫苗,沒有在防止重症上下大功夫,沒有強化民眾的群體免疫力。後來的解封又搞得既倉促又混亂,由於中國是免疫窪地,國人的感染率特別高,病死率也相當高,還有醫療系統嚴重擠兌,甚至連布洛芬這樣的退燒藥都供不應求。這必然導致很多本來可以得到救治的人由於得不到及時的救治而死掉,到頭來,中國的病亡數據和其他國家的差不了多少甚至更糟糕。在三年清零付出那麼大代價之後,又把抗疫搞成了爛尾工程。到頭來中國人也沒少死。而中共居然還好意思說是奇蹟。 3、習近平為何不下罪己詔? 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抗疫搞得這麼差勁,要是換在古代皇帝,早下罪己詔了。那麼,為什麼習近平——恰似當年的毛澤東——就是不下罪己詔? 古代皇帝和中共領袖的區別不在於皇帝犯了錯要下罪己詔,領袖犯了錯從不公開認錯,而在於皇帝認了錯可以依然是皇帝,領袖一認錯就當不成領袖了。在傳統的帝制下,皇帝的權力來自天命、來自世襲,皇帝和群臣的分際是明確的。皇帝並不被認作是真理的化身、正確路線的代表。皇帝也可能說錯話做錯事,這一方面給大臣批評皇帝留下一定的空間,另一方面也使得皇帝可以承認錯誤而仍然繼續當他的皇帝。中共領袖則不然,因為中共領袖被視為正確路線的代表真理的化身,按定義就是不會犯錯誤的,一旦犯了錯誤就不是正確路線代表不是真理的化身,於是也就沒資格繼續當領袖了。所以領袖犯了錯也絕不敢認錯,因為一旦認錯就會下台,所以中共領袖永遠不認錯,永遠不下罪己詔。除非領袖被他的同志趕下台。 去年12月7日,習近平下令解封,導致史無前例的疫情海嘯,一時間怨聲四起,怨聲載道,黨內對習近平也嘖有煩言。習近平深感壓力巨大,其權威被嚴重動搖,於是趕快在12月26日至27日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的講話很長,關鍵的話就一句。習近平說: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實到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上,落實到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的實際行動上。 習近平講的是官話。官話的特點是,從字面上看,一般人不明白他在說什麼,但是官場上的人是明白的。習近平這話是什麼意思?翻譯成大白話,習近平是在訓示政治局的成員:維護我習近平的權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不能抽象地、泛泛地維護我的權威,遇到具體問題又打折扣,又不維護了,遇到具體問題,遇到我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抗疫問題,又說我這不對那不對了。這是絕對不允許的。習近平講話強調「任何時候任何情況」,這裡的任何時候,其實指的就是現在;這裡的任何情況,其實指的就是疫情海嘯。習近平就是在強調,在眼下疫情海嘯招致怨聲四起,對我的領導有諸多批評的情況下,你們越是要堅決維護權威,保持高度一致,堅持絕對忠誠,決不能荒腔走板、變味走調。簡單一句話,就是要堅稱中國的抗疫最科學最正確最成功。 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一開完,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緊接著在12月29日舉行了中央政法委全體會議。會議聲稱,三年的疫情防控方針是「科學有效、完全正確」的,現在的調整防控政策也是「完全正確」的。這就告訴我們,習近平在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說的「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在當下的意思就是要維護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中國抗疫是最成功的這個大謊言。 4、不撒謊不自吹,習近平真的會垮台 可是疫情海嘯造成的衝擊畢竟太大了。一時間習近平不可能把黨內的和社會的強烈不滿全都壓下去。例如對馬曉力的質疑與批評。以馬曉力的紅二代身份以及其父馬文瑞和習仲勛的交情,習近平不能用「不準妄議」的大帽子封口,更不能以「尋釁滋事」問罪。所以習近平在2023年新年賀詞里不得不說了點軟話。習近平說:「中國這麼大,不同人會有不同訴求,對同一件事也會有不同看法,這很正常,要通過溝通協商凝聚共識。」在春節晚會上,沒有歌頌大清零,也沒有歌頌大躺平,幾乎完全不提疫情,只有一處抗疫先進個人表彰,避免觸動國人的痛處引發眾怒。 然而,隱忍和迴避只是暫時的、局部的。在這段時期,當局一方面不動聲色地打壓不同的聲音,四通橋勇士彭載舟以及若干「白紙行動」的參加者或被捕或失蹤;在春運前夕,中國網信辦發出通知,要求嚴格管控「借發布回鄉筆記、返鄉見聞等不實信息,煽動攻擊、散布焦慮情緒、渲染社會陰暗面」;前階段網上流傳的披露疫情海嘯狀況的文字與圖像大量被刪除,網上再難見到蹤影。另一方面,當局又在繼續通過喉舌官媒,反覆宣揚中國病亡率全球最低,中國抗疫全世界最成功的大謊言。可笑的是,當局還編造一個全球民調。1月26日,央視新聞客戶端發布了一條消息,說中央廣播電視總台CGTN智庫聯合中國人民大學國家治理與輿論生態研究院面向全球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88.1%的全球受訪者讚賞中國三年來的防疫成果,71.6%的全球受訪者充分肯定中國對防疫政策進行動態調整的做法。 2月16日習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宣布,中國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決定性勝利,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蹟。如此高調,如此自信。但是,習近平和中共高層的高調和自信完全是裝出來的。問題是,對他們來說,不裝不行。尤其是對習近平,不撒謊不自吹自擂,習近平真的會垮台的。如果習近平承認,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抗疫有重大失誤,他憑什麼還不準妄議,憑什麼還定於一尊? 5、習近平在經濟政策也來了個大轉彎 幾乎在習近平抗疫政策大轉彎的同時,習近平在經濟政策上也來了個大轉彎。在去年12月15-16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前兩年被整治得奄奄一息的房地產、民辦教育和互聯網平台經濟出現起死回生的機會,會議重提「改善房企資產狀況」,確保房地產的「支柱產業地位」;「支持平台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和國際競爭者大顯身手」;「支持和規範民辦教育發展」等等,而對過去幾年習近平提出的整頓房地產市場,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以及實施「雙減」,整頓教培的主張卻隻字未提。 習近平在經濟政策上的大轉彎,意味著他原先的宏偉規劃遭受重挫,也成了爛尾工程。2月16日出版的第4期《求是》雜誌發表了他在去年12月15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其中講到「明年經濟工作千頭萬緒,需要從戰略全局出發,抓主要矛盾,從改善社會心理預期、提振發展信心入手」。這話倒沒講錯,但問題是,負面的社會心理預期是誰造成的呢?發展信心的低落是誰造成的呢?不就是習近平自己嗎?2月16日,商業部發文:讓修鞋、配鑰匙等規範有序回歸百姓生活。這話說的也對,是應該讓修鞋、配鑰匙等回歸百姓生活。但問題是,先前是誰把它們趕出百姓生活的呢?不就是習近平的愛將蔡奇,不就是習近平自己嗎? 不錯,當局的經濟政策大轉彎,對經濟本身是有利的。中國經濟下滑的趨勢可望得到某種扭轉。但負面的社會心理預期和低落的發展信心就不那麼好扭轉了。國人的經濟活動多少會恢復生氣,但難免不帶有更多的短期行為的特徵。一句話,經過習近平這一番胡折騰,中國的經濟已經不可能回到從前。 6、習近平陷入怪圈 「兩會」前夕的習近平,公信力已經降到最低點。作為獨裁者,習近平深知,越是缺少公信力,就越是需要威懾力;越是得不到臣民的擁戴,就越是需要讓臣民們恐懼。在近來一段時期,習近平和他的親信在多種場合大講特講「鬥爭」,大講特講「清理門戶」,聲稱要「全面從嚴治黨」,並以「機構改革」的名義對官場大洗牌,如此等等。 仔細研究習近平和習家軍的這些表現,我們可以發現,在看上去殺氣騰騰的講話背後,其實倒看不出習近平究竟打算要拿誰開刀問斬。他是對官場普遍的不信任、不放心。因此,他力圖造成一種普遍的恐怖氣氛,讓大家都害怕而已。而在這種貌似強勢的背後,是他深深的不安全感。 事實上,習近平已經陷入一個怪圈:他越是感到不安全,就越是要集中權力,而他越是集中權力,就越是感到不安全。這也是古今中外大獨裁者晚期共同的狀態。 (全文轉自光傳媒)
曾任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首席中國政策顧問,主張美國強硬對待中共的美籍華裔學者余茂春,素被中共目為「漢奸」,近日有大陸人迎合官方主旋律,特地仿照民間的秦檜像,鑄了一尊跪下的余茂春銅像,更在它胸前掛一黑牌,寫著: 「當代秦檜, 「漢奸」 第一人。1962- 祖籍安徽,生於重慶,南開大學歷史系畢業,公費留美,現美籍。美對華霸凌政策的背後 「操刀手」,為美涉疆,涉藏,涉台等一系列惡毒反華出謀劃策。六親不認,助紂為虐。背叛家國,數典忘祖。」 查維基百科,余茂春原來是蒙古人,嚴格來說,恐怕連做「漢奸」也沒資格。當然大家都心知肚明,「漢奸」這個標籤,就像「串謀煽動」、「勾結外國勢力」、「顛覆政權」等罪名一樣,說你是,你就是,無需證明。 何況「漢奸」這個詞,歷來語義變化,層出不窮,本來就是萬能插蘇,各方都可按照自己的需要,隨意標籤對手為「漢奸」。馬馬虎虎的中國人,從不細究。 據神戶大學文學部的王柯教授考證,類似「漢奸」的字詞配搭,最早見於元代胡震《周易衍義》卷六:「李固欲去漢奸而反遭群小之毒吝也」。王柯說,這兒「漢奸」是個特例,並不常見,只是「漢朝廷奸臣」簡稱,並無「出賣民族利益予外國外族」之意。 自大清立國,「漢奸」一詞才慢慢流行起來,但原意跟今天用法大異其趣。我綜合不同學者的說法,整理出三個意思: 一、「漢奸」的原初用法,是指稱那些「損害大清統治階級利益的漢人」,如雍正說的「土司之敢於恣肆者,大率皆由漢奸指使」,這兒「漢奸」表示煽動苗人作亂的漢人。 二、由鴉片戰爭至甲午戰爭前後,「漢奸」的意思較廣泛,指那些勾結洋人禍害中國的漢族奸徒,類似今天的用法。 三、清末,革命黨人則以「漢奸」指稱那些勾結滿清政府的漢人,跟「漢奸」的原義恰恰相反。 由此可見,不管是損害或維護滿清皇權的漢人,當時都可叫「漢奸」。中文果然博大精深! 以上「漢奸」都是貶義,但1903年有革命黨人寫了篇怪論〈漢奸辨〉,作者說「漢奸」可分兩種:一種是「真漢奸」,另一種是「滿洲人之所謂漢奸」。 「真漢奸」即「助異種害同種」的漢奸,例如「扶清滅明之吳三桂、耿繼茂、尚可喜,助滿洲殲滅太平王之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 至於「滿洲人所謂漢奸」,「乃漢族中之偉人碩士」,甘願為民「犧牲其身而不顧」,如漢武帝時誓殺匈奴的霍去病衛青、宋朝的岳飛、近代倡議自由平等,矢志傾覆暴政的烈士唐才常等。作者更以反諷口吻,形容這些人是「漢奸中之卓卓者」——此處「漢奸」已巧妙地變了褒義詞。 〈漢奸辨〉作者最後呼籲漢人,「慎毋為害己之漢奸,當為愛己之漢奸」,也勉勵他們不要因為滿人叫你漢奸,便害怕漢奸之名而忌諱。念歷史出身的余茂春,應該看過〈漢奸辨〉,所以他得悉自己被鑄成「當代秦檜,漢奸第一人」時,非但不介意漢奸之名,反而在Twitter調侃說:「我想買下這件共產主義宣傳品。」 其實余茂春做過什麼禍害中國人民呢?他沒有販賣人口和器官;也沒有侵吞民脂民膏,把數以萬億美元公款藏在瑞士銀行;更沒有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封鎖三年,然後一夜急轉彎,讓不知多少人死於非命…… 今時今日,或許也要區分兩種「漢奸」:一是摧毀中國文化,雜種殘害同種異種乜種物種的「真漢奸」;二是「中共所謂漢奸」。至於堅決不做任何一類「漢奸」的人,我是支持的——我真心支持你為「真漢奸」做人礦。
美國與中國,誰是好國好民,誰是壞國壞民?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發言人華春瑩在推特曬出圖片,聲稱中國無意變成另一個美國,並列出十點原因,每一則內容都附上關於美國的負面報道的新聞圖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不是在微信或抖音上發布,而是選擇在推特上發表,既然她如此厭惡美國,為何用美國的社交媒體?這種做法難道表明她本人崇洋媚外,就跟她口口聲聲反美的同時,卻在美國購置豪華房產並送孩子到美國讀書一樣?當然,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她所做的是大外宣,而非「大內宣」,中國牆內民眾都是韭菜或人礦,連被洗腦的資格都沒有,中共的重心已轉移到在國際上與美國和西方打宣傳戰了。 華春瑩的原因一:中國從來不對少數民族進行屠殺、掠奪和種族滅絕,從來不允許發生「我無法呼吸」事件。 實際上,中國在西藏和新疆等地的殖民暴政,早已被多國列為種族屠殺和種族滅絕。中國將上百萬維吾爾人關進「再教育營」,聲稱是職業培訓,但被關押者有大學校長和教授,難道他們需要職業培訓嗎?維族女性米日古麗·圖爾蓀和三個孩子被關進集中營,遭受慘無人道的酷刑折磨,並且被迫絕育,一個孩子悲慘死去。只因為她丈夫是埃及人,經過埃及政府的外交努力,她才被釋放,並在美國國會公開親身經歷,向全世界昭告中共的法西斯暴政。 華春瑩的原因二:中國從不允許百分之一的人口擁有相當於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財富的總和。 事實上,早在二零一四年,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所研究員謝宇與研究生周翔就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發表名為《今日中國的收入不平衡》的論文,根據多家中國大學所得的調查數據,研究者計算基尼係數(衡量收入平等的國際指標),二零一二年中國家庭收入基尼係數已達零點五五, 美國為零點四五。謝宇指出:「在今日中國,收入不平衡程度已位居全球高位,特別是與那些高標準生活國家相比。」二零二零年,二十四歲的貴州貧困大學生吳花燕因營養不良引發多項疾病,搶救無效去世,這個悲慘事件給了習近平炫耀的脫貧大業一記響亮耳光。 華春瑩的原因三:中國從來不允許其人民死於大規模槍擊事件,更不用說讓孩子們在校園裡被槍殺了。 華春瑩不能理解美國憲法所保障的公民的擁槍權,這是夏蟲不足以語冰。在嚴格控槍的中國,校園中的孩子沒有死於槍殺,卻死於刀殺。僅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十二日,短短五十天之內在中國就發生了六起幼稚園或學校兇殺事件,二十二個孩子被殺死,十六個受重傷。學者何包鋼指出,中國一系列妄殺幼童事件顯示了比美國的校園槍擊案更嚴重的社會危機。正是中國今天的高控制度和方法成為不穩定之源,讓社會最底層、最邊緣人物失去說話的場所。中國現存的問題在於缺乏一個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會,缺乏民間機制來調解各種社會問題。 華春瑩的原因四:中國不允許毒品問題困擾國家並每年導致十萬以上的人死亡。 其實,一方面,中國的毒品問題日益嚴重。中國公安部禁毒局局長劉躍進估計,中國吸毒人員的實際人數約為一千三百萬,一半人涉嫌吸食冰毒。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故意縱容中國生產的芬太尼流入西方國家。美國助理國務卿克爾斯滕·麥迪遜曾表示,二零一七年,美國七萬兩千萬例藥物過量死亡中有超過四成涉及芬太尼。美國緝毒局發言人凱瑟琳·帕夫指出,根據美國郵政系統的攔截,當地人提供的信息以及追蹤這些藥品的網路足跡,這些芬太尼大量來自中國。歐洲藥物監測機構的報告也稱:「大多數進入歐洲的新芬太尼來自中國的公司。」 美國與中國,誰得道多助,誰失道寡助? 華春瑩的原因五:中國從不侵略別國,不搞殖民擴張。 事實上,中共建政以來,與南韓、印度、蘇聯、越南等鄰國都發生過戰爭,在鄰國眼中,中國就是一個蠻橫殘暴的霸權。比如,越南堅稱擁有南沙和西沙群島主權,不會容忍中國的侵略行為。越南在對中國嚴加防備的同時,歡迎美國將美利堅秩序帶到東亞,越南國防部副部長阮志詠曾公開表示:「如果美國能為本區域能帶來和平、穩定,以及確保國家主權得到尊重,我們歡迎美國的舉動。」誰是侵略者,誰是和平締造者,不由自己說了算,而由周邊相對而言的小國和弱國說了算。 華春瑩的原因六:中國從不干涉別國內政,從不在國外尋找和扶植代理人。 柬埔寨人不會同意這個說法。正是在中共扶持下,波布的紅色高棉才成功奪權,實施階級屠殺,殺害柬埔寨四分之一的人口。波布在訪問北京時,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對毛說:「我從小就讀了許多毛主席的著作,尤其是那些有關人民戰爭的作品。毛主席的作品領導了我們整個黨。」 華春瑩的原因七:中國從來不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欺騙、謊言和偷竊」上,因為中國把這些視為恥辱,而不是驕傲。 但是,就連曾是中國的老大哥的蘇聯,也被中國的厚黑學和孫子兵法玩弄於股掌之上。赫魯雪夫對毛澤東挑動核戰爭、不惜中國人死一半的狂言感到震驚,認為毛是個瘋子。勃列日涅夫對美國總統尼克森說,中國人的特點是「野蠻、不忠誠、虛偽」。他們「背信棄義、心懷叵測」,「不誠實」,「特別狡猾、兩面三刀」。 華春瑩的原因八:中國從不稱霸世界,不剝奪任何國家(地區)的發展權。相反,中國謀求共同發展和繁榮。 然而,中國近年來在非洲的蠶食鯨吞,已激起非洲各國的憤怒聲討。中國在非洲國家採取「安哥拉模式」,以提供巨資協助基建,換取當地資源。倫敦政經學院國際關係教授艾登認為,這種以基建換資源的模式,使中國被視為「殖民者」,中國只重視從非洲獲取資源,及為中國企業創造國際市場,這種「設計」等同將部份非洲國家視為「附庸國」。尚比亞大學政治學講師比巴拉批評說,雖然中非經貿關係日益密切,但中國沒有提供太多技術轉移,有些國家又盲目生搬硬套中國發展模式,會令非洲愈益依賴中國,不利於非洲的可持續發展。 華春瑩的原因九:中國從來不會為了勝利而不擇手段地削弱或消滅對手。相反,中國專註於提升並超越自己。 這個說法又是自欺欺人。中國一直無孔不入地竊取西方先進技術,然後通過山寨方式大量生產,這才實現「彎道超車」。比如F-35的設計被盜,使中國空軍能夠開發出外觀相似、具有中國特徵的隱形戰鬥機。中國頂級駭客團隊從美國聯邦人事管理局的計算機中竊取兩千兩百萬美國人的安全保密文件,再加上從安塞姆健康保險公司竊取的醫療文件,以及從萬豪酒店竊取的旅行記錄,估計已經幫助中國制定危害美國國家安全和基礎設施的詳細藍圖。 華春瑩的原因十:中國從不向流浪氣球發射導彈,而是投資建設更好的鐵路,讓人民享受安全和健康。 這是典型的戈培爾話術,掩耳盜鈴還不夠,還要賊喊捉賊。中國放出間諜氣球侵入他國領空,還不允許他國出於保衛國家安全而將其擊落,難道被侵入國只能坐以待斃?曾在奧巴馬和川普執政期間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的麥可·羅傑斯上將表示:「此事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它的關注程度。當它成為對我們國家的物理侵入,感覺就不一樣了。」 華春瑩看似譴責美國,卻更像是揭中國的短,這種「高級黑」,騙不了別人,只能討好習近平一個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3月5日,中國五年一度的人大換屆後的人代會即將召開。這次會議的看點何在?可能還有人想起十年前溫家寶交卸時在記者招待會上的一番發言,但那是胡錦濤時代尾聲的表演,此戲謝幕不可再。今年李克強交卸時,應該除了應景報告、黯然退場之外,不會有吸引眼球的講話了。今年人代會的真正看點是財政難題,而財政困境的關鍵是地方財政之全面苦度,這代表著中國進入經濟困難的起始點。 一、中國:財政困境看地方 為什麼在中國,財政困境看地方?因為,所有的困難首先集中在地方財政這個層級。地方財政進入全面困境之後,即使中央財政勉強自保,全國各地都會因為地方財政全面困難而爆發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 要了解中國的財政制度,就必須了解中國的中央、地方這兩級財政「收收放放」的複雜關係之演變史。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實行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其財務核心就是,全國財政由中央政府一把抓,地方政府用錢,必須得到中央政府主管部門的批准。 經濟改革開始以後,中央政府不得不把財源更多地用到民生上,這便造成了軍費困難,為此不得不實行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大裁軍;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靠國家計劃委員會統管全國經濟發展的僵化做法,也不得不重新調整,要給地方政府和國營企業更多自主權,其中當然就包括給地方政府一些財權。這就是中央-地方財政關係中首次的財政放權階段。 但這種財政分權的辦法,造成了八十年代地方財政權力增加、而中央財政財權萎縮的局面。於是朱鎔基1994年開始,把全國財政收入集中了到中央財政。1994年以前,全國財政收入當中,中央財政佔三成,地方財政拿七成;而1994年開始,中央財政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全國財政收入的六成到七成,地方財政只剩三到四成。所以,中央-地方的財政關係,再度進入了中央財政的集權階段。 朱鎔基集中財權的做法,關鍵在實行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分稅制,即占稅收大頭的稅種歸中央財政,而地方政府能掌握使用的都是小稅種。這種情況下,沿海的經濟大省經濟實力強,它們可以通過引進外資、加快土地開發等辦法,補充自己的地方財力;但大部分省份的經濟實力弱,財政入不敷出,只能仰賴中央財政每年給予補助,即中央財政對大部分省例行的財政撥款。 1994年以後,中國各省的地方財政收入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即地方稅收、中央財政撥款和賣地收入。在地方財政當中,地方的稅收和中央財政撥款屬於「一般公共預算」,其開支受中央政府的監督;而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則被中央政府歸入了「政府性基金收入」,由地方政府自行支配。 當時朱鎔基把與土地相關的收入全都留給了地方財政,因為他不懂,與城市土地開發相關的財政收入,會因為城市化和房地產開發而不斷增加。中共的憲法規定,「國家可以……對土地實行徵購、徵用或者收歸國有」,地方政府只要宣布,哪塊土地需要徵用,就可以把這裡的居民遷走、舊房拆毀,然後這塊土地就可以高價賣給房地產公司,收入落入地方財政的腰包。這就是地方政府後來大力推進土地和房地產開發的由來。 隨著地方政府熱衷於賣地籌錢,房地產便成了支撐地方經濟和地方財政的支柱。於是,中國各省的地方財政全部轉向依靠賣地的土地財政階段。這是本世紀初中國經濟最繁榮時期的十幾年的狀態,在財政方面,這個階段里,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各撈各的錢,彼此相安無事。 二、總理喊話:「誰家的孩子誰抱」 如今,這個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相安無事的局面,終於結束了;而地方政府集體為錢和中央政府的爭鬥已經拉開了序幕。為什麼會是這樣一種結局呢?其中的道理很簡單,靠房地產拉動經濟,是不可能永久「玩下去」的,房地產泡沫大到不能不破的時候,地方財政的困境就必然發生。 溫家寶在任時裝傻,假裝不懂這一點。李克強在位十年,一開始也不懂,後來他終於明白了其中的危險:那就是,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落袋花光了,但各地開發土地的幾十兆巨額債務,卻留給了中央政府。而中央財政就算把軍警全都裁光,政治局全體不領薪水補貼、自己開私家車、秘書的「活」全都自己干、自己燒飯泡茶,中央政府的所有機關也數年「不吃不喝」,也仍然還不上這筆巨債。這就是目前李克強卸任前遇到的痛苦局面。 去年5月25日下午3點,國務院召開「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全國各省、市、縣的官員都通過視頻參加了會議。這個講話的錄音稿馬上就在網上和微信上傳開了。會上李克強講了一段話:「最近已經有幾個省給國務院打報告,提出來要借錢。我這裡明確的跟大家說……我這裡也給大家報個底賬,除非有特大的自然災害,還有一筆總理預備費,其他的錢就靠你們地方」。 李克強的意思很清楚,地方政府沒錢了,想找中央財政要,但中央也沒錢,你們各地自己想辦法。而總理上述喊話的意圖,被中國財政部長劉昆今年1月9日解讀得明明白白。他針對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強調說,「堅持中央不救助原則,做到『誰家的孩子誰抱』」,「將進一步打破(中央)政府兜底的預期」。 共產黨國家是集權制度,它本身必然會造成地方政府的「大鍋飯」觀念,自家的「孩子(債務)」想讓中央財政來「養」。何況,朱鎔基集中財權之後,實行對多數省市的中央財政撥款補助體制,這種體制又鼓勵和養成了地方財政的「大鍋飯」思維。這才有了李克強的如此喊話。 那麼,到底地方政府的債務是如何形成的?地方財政的債務主要是兩部分,全都與土地開發有關。要把一塊土地賣給房地產公司來開發住宅,地方政府至少必須先付錢做幾件事。其一,補償被拆遷的居民;其二,平整土地、修建道路、安裝水電、安排地鐵或公交。這都要在短期內投入大量資金。此錢何來?一個辦法是地方政府直接發債券;另一個辦法是,地方政府設立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即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用地方政府手裡的土地,向地方銀行獲得抵押貸款或發行債券。 這兩種支出花出去以後,不管能不能通過賣地收回成本,這些錢都是借來的,債務到期了,無論是銀行的抵押貸款,還是發行債券,到期了都必須還債。而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破滅以後,房地產公司多數都岌岌可危,不敢再買地了,也沒錢買地了;這樣,地方政府就沒錢還債了。 三、地方財政的帳外金庫枯竭 上面提到,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被中央政府歸類為「政府性基金收入」,由地方政府自行支配;也就是說,在財政監管的層面,賣地收入相當於地方政府的帳外金庫。如今,賬外金庫開始枯竭了。本來,地方政府發行的債券與國債一樣,以地方政府的稅收作為還本付息的擔保;但由於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量太大,靠稅收不夠還債,只能用賣地收入作為債券償還的資金來源。而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公司名義上是企業,不能用地方政府的稅收來擔保,但實際上卻是由地方政府用地方財政局的財政存款作擔保的,最後也靠用賣地收入來還債。 其實,即便是在中國經濟尚且繁榮的時候,地方政府的債務也可能出現無法償還到期債務的困難。中共的財政部知道,這種局面完全可能發生,是整個財政系統的潛在危機。但是,為了掩蓋中國的財政金融危機,中國財政部採取了一種欺詐性做法,假裝地方融資平台的債務不算是地方政府的債務,而是模糊地稱其為隱性債務問題,拖著想混下去。 然而,現在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破滅了,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急劇萎縮,於是,地方財政的帳外金庫開始枯竭。這種情況下,不管是地方政府的到期債券這種顯性債務,還是地方融資平台到期的所謂隱性銀行債務,就都難以償還了。 僅就中共公開承認並每兩個月公布一次的地方政府顯性債務(即地方政府發行的債券)數量來看,2022年底全國地方政府的債務餘額高達35兆(350,618億元),其中四成債券6年內到期,必須償還,剩下的債券到期償還的時間稍多4年。中共償還到期債券的辦法,邏輯上有三個,一是動用地方財政收入償還本息,二是動用賣地收入還債,三是借新債還舊債。從2022年中國各地方政府還債的實際做法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還債能力究竟如何。 據中國財政部今年1月30日公布的《2022年12月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和債務餘額情況》介紹,2022年全國地方政府還債數額是27,758億,其中由地方財政從正規預算和賣地收入中拿錢償還的只佔14%,其餘86%的債務都靠借新債還舊債;2022年地方政府一共發行債券47,566億元,其中的一半都用來償還到期債務。由此可見,地方財政儘管多年來拚命賣地,但仍然財源枯竭,只能指望不斷借新債,用推遲還債來逃避眼下的償債困境。而目前賣地收入驟降,經濟蕭條之下,地方財政收入不斷萎縮,這就預示著,今後地方政府不得不把償還債務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借新債上了。 四、2023年:中國各級財政進入苦境 地方政府的債務到底有多大?這關係到地方財政的苦境到底有多長?如果說,地方政府直接發行的債券大體上還算透明公開的話,那麼,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債務基本上就是一個黑箱了。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是指,在法定政府債務限額之外,地方政府通過各自的融資平台公司(也被稱為城投),直接或者承諾以財政資金償還以及違法提供擔保等方式舉借的債務。 2020年底,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隱性債務」總額是53兆,基本上是借新債還舊債,還債能力非常低。把地方政府直接發行的債券餘額35兆,加上融資平台的債務53兆,合計就高達88兆;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債務餘額22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餘額高達110兆。這110兆債務,大體上相當於中國121兆GDP的91%;其中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相當於地方政府綜合財力(稅收、賣地收入和中央財政補助)的260%;也就是說,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還清債務了。 一個國家的財政債務和GDP的比率,在國際上被稱為財政風險警戒線,通常公認的警戒線是60%;也就是說,中國的政府總負債率已經比財政風險警戒線高出30多個百分點了。而且,其中大部分不是國債,是地方債務。為什麼強調地方債務比率高,會很危險呢?因為,國債還可以向國際投行發行債券來融資,地方政府的債務沒有國際信用,基本上不能從國外融資。所以,中國的這種以地方債務為主的巨額債務,只能在國內拖下去,變成債多不還、「破罐子破摔」了,這種局面現在正變得越來越危險。 中國的經濟不只是面臨房地產泡沫破滅造成的總體困境,過去20年來,中共一直依靠做大財政和金融泡沫,才得以維持到今天。一旦這個財政和金融泡沫破滅,中國將面臨一場全面而極其嚴重的經濟災難。 五、銀行充當財政的錢袋 地方政府沒錢還債,要靠借新債來還舊債。那麼,地方政府一直以來都是向誰借錢的?它們主要是向銀行、證券公司、投資基金借錢。銀行、證券公司、投資基金的錢,都是民眾的儲蓄。目前全國銀行的資金中,2022年底住戶存款一共是120兆;對比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餘額110兆,中國各級財政的110兆債務佔住戶存款的91%。這意味著,各級財政因為欠下了巨額債務,其實已經把民眾的儲蓄大部分拿空了;而且,地方政府無力還債,只能借新債還舊債,也就是把欠條不斷換新,用今年的欠條替換五年前的欠條,債主永遠只看到「白條」,再也看不到自己的錢還回來了。 地方政府一直在玩「民眾存款搬家」的把戲,就是把民眾的銀行存款偷偷地通過中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搬到財政金庫里去用;存款搬家以後,地方政府在銀行里留下的只是一張永不兌現的欠條,只不過欠條不斷以舊換新而已。 在中國,政府可以從銀行里拿走民眾的儲蓄,因為所有銀行都受政府控制。中國的銀行大部分是上市公司,小部分城市和村鎮銀行也是股份制的,但銀行在政府面前都要下跪。因為中國的銀行分兩類,一類是全國性大銀行,中央政府是主要股東;另一類是地方銀行,地方政府或地方勢力是主要股東。至於持有零散銀行股份的個人股東,對銀行的運作完全不能過問。 所以,銀行必須聽政府的命令,不敢違背政府的意願。這就是共產黨治下金融制度的特點,銀行是政府的「錢袋」。地方財政要用錢,只需要給本地的地方銀行打個招呼,發一份公文,讓本地的官辦融資平台公司走一下程序,就把銀行里民眾的存款拿去用了。這種「民眾存款搬家」的把戲,能不能永遠玩下去?關鍵在於,會不會早晚把銀行的銀根抽空,導致銀行對存戶的日常兌付發生困難。這種情況去年下半年已經陸續在中國許多銀行發生了。 很顯然,地方政府玩「民眾存款搬家」的把戲,早晚一天要出大問題。中共的財政危機現在是靠從銀行里拿走民眾存款來應付財政開支,這只是把財政危機轉化成銀行的金融危機而已。等到財政危機逼得銀行無以為繼,金融危機因而爆發,整個局面就沒辦法收拾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周年前夕,中國外交部先後發布了《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和《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以下簡稱「概念文件」和「立場文件」)兩份重磅外交文件。說它們「重磅」,是因為中國外交當局如此「鄭重其事」地幾乎在同一時間就國際秩序和安全問題以及涉及他國的國際熱點事件發布兩個文件,宣示立場和態度,還是第一次,尤其考慮這個時間點選擇的微妙,顯然北京不是臨時起意,而是對此醞釀準備了有段時日。 2022年4月,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首提全球安全倡議,早前的2021年9月,他在第76屆聯大一般性辯論上,還提了全球發展倡議。此後外交當局凡涉國際和平與發展問題,必端此兩倡議,把它們作為中國外交新的「聖經」。外長秦剛日前在中國外交部藍廳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就直言,「概念文件」是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中國方案。 兩文件所表述的理念、原則和主張幾乎相同,不過,鑒於烏克蘭危機是當下關注的重大國際事件,「立場文件」比「概念文件」得到的國際反響更多一些。有官方外交學者認為這個文件「真正是從客觀中立的角度,對化解烏克蘭危機提出了一個理性、均衡、沒有私利的方案」。 北京在俄烏間試圖製造不偏不倚的平衡印象 兼顧平衡,不在俄烏之間拉偏架,看起來的確是北京要在「立場文件」中表達的一個意圖。雖然北京之前始終強調中國在政治、外交、軍事上對俄烏衝突保持中立、勸和促談,但國際社會特別是美歐認為北京偏袒莫斯科,此次它發布這個文件,是要「以正視聽」,以文件形式闡述中國在俄烏問題上的立場、態度和主張,對俄烏雙方的訴求,既有呼應,又有告誡。比如第一條尊重各國主權,實際含有安撫烏克蘭,批評俄羅斯之意,第八條核武器用不得,核戰爭打不得,也是在勸誡莫斯科不要動用核武;第七條維護核電站安全,則由於目前扎波羅熱的核電廠處於俄羅斯軍隊的實際控制下,是在勸告基輔不要攻擊它。 北京在俄烏間試圖給世人製造不偏不倚的印象,然而,對待西方特別是美國,可是毫不客氣,全力開火。「立場文件」儘管未提美名字,卻處處針對美國,整個十二條用中國網民的話說,是要顯示美國乃破壞烏克蘭和平的「大壞蛋」。比如第一條有暗批美國不尊重世界各國主權的含義,第二條摒棄冷戰思維,更是批美抱著冷戰思維和心態不放,三、四兩條停火止戰啟動和談,意思是,美國才是烏克蘭和平的最大障礙,第十條停止單邊制裁,第十一條確保產業鏈供應穩定,也都明確指向美國。 北京所以要在闡述中國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十二點主張中夾帶私貨,猛批美國,套用前述官方外交學者的話,是因為美國想把中國拉到這場危機中去,一直妖魔化中國的立場,試圖將發生在歐洲的這場衝突所強化了的聯盟架構,快速移植到亞太地區,針對中國展開一系列「戰略絞殺」。例如,美國務卿布林肯、中情局長伯恩斯等日前不斷宣稱,中國正考慮向俄羅斯提供包括武器彈藥的「致命性支持」。北京則要在這份「立場文件」中戳穿美國一連串假面具,讓國際社會看清誰才是烏克蘭危機的「拱火者」。 暗批美國,反守為攻,爭奪全球安全秩序主導權 從這個角度說,北京選在俄烏戰爭一周年時機,發布這份文件,不但是對美歐過去指責中國的一種「正本清源」,即向國際社會準確地傳遞中國對這場危機的基本立場和化解方案;也是反守為攻,它對美國的批判,含有以下企圖:國際社會要想化解烏克蘭危機以及全球安全困境,就需新的觀念和行動藍圖,而中國通過「立場文件」指出烏克蘭危機的原因、化解方案以及未來出路,傳遞「俄烏衝突不能繼續惡化下去」的信號,不像美國,準備將俄烏衝突推到一個更危險境地,中國才是國際安全的負責任者,而美國是它常常指責別人的那個破壞者。 換言之,北京不但要利用俄烏戰爭一周年的機會,提出一個政治解決烏克蘭問題的方案,為此準備加大勸和促談的介入力度;而且它試圖號召全球反美和疑美的國家,帶領它們構建一個新的全球安全秩序,以破解當下的全球安全困境。這就是「概念文件」出籠的動因。該文件列出20項重點合作方向,雖然強調要發揮聯合國作用,但它所借重的合作平台和機制,如上合組織、金磚合作、亞信、「中國+中亞五國」、東亞合作相關機制,以及中非和平安全論壇、中東安全論壇、北京香山論壇、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論壇(連雲港)等,都是試圖削弱美國和西方的領導力,因為這些合作平台和機制是中國能夠主導或者和中方有密切聯繫的,美國主導的平台和機制在這份文件中一個都未列出。北京這樣做的用心非常明顯,打出維護世界和平旗號,爭取反美疑美國家的支持,以及西方內部對中國立場和行動方案的理解,以削弱美國在全球和平與安全議題上的影響力和主導作用,爭奪國際話語權。 北京拋出這兩份外交文件,再加上稍前發布的《美國的霸權霸道霸凌及其危害》報告,可以明顯看出,在和美國及西方的外交競技中,它不甘處於守勢,轉而採取進取的外交攻勢。這很可能將是中國下一階段的外交常態。而外交攻勢要達效果,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眼下的烏克蘭危機。前面提到,在「立場文件」中,北京系統重申了對俄烏衝突的中立立場,但實則偏向俄羅斯,除了有習近平個人作為獨裁者的好惡,對普京專制政權天然有好感外,主要是由中國的地緣政治困境決定的。在北京看來,美國在打敗俄羅斯後,接下來就要回頭帶著眾盟友收拾中國,所以在戰略上中國不得不站在俄羅斯一邊。 北京也樂見俄羅斯的國力被削弱 儘管如此,北京也並非不樂見俄羅斯在戰爭中被削弱。去年俄烏戰爭爆發不久,我即提出,北京對俄的真實態度,一方面希望俄羅斯的實力在這場戰爭中被削弱後變成中國的一個小老弟,以後中俄關係由中方主導,俄方只是跟別,改變過去長期俄主中從的局面;另一方面通過俄烏戰爭,拖住美國,讓美國無法分心圍堵中國或者延緩、減弱對中國的遏制力度。北京這個真實的立場至今未變。 不過,也要指出,北京雖然希望俄羅斯的國力在戰爭中被削弱,但不願看到它被拖垮,否則中國就要獨自面對美西方的壓力。故北京除了因為擔憂西方的制裁不會直接援俄武器外,會在經濟和貿易以及一切必要的場合全力助俄,同後者堅定地站在一起,以讓俄能夠支撐起一場長期作戰。王毅的莫斯科之行帶有此番使命。可以說,北京認為,這場戰爭打的越久對中國越有利。此乃北京的陰陽兩面,它讓國際社會看到的只是它在兩份文件中宣示的和平和談的立場即陽的一面,陰的一面被隱藏在動聽的外交話語背後。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神功護體的少林高僧為何不敵中國病毒?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日,中國網上傳出少林武僧院武學導師延庄法師感染中國病毒、以五十九歲的壯年病逝的消息。就在兩天前,延庄法師還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打拳照,因此有人懷疑是否為康復期間劇烈運動導致死亡。 從其生前照片上看,留著長髯的釋延庄意圖把自己塑造成一副仙風道骨形象,其社交媒體的最後一則留言是:「寶劍、快意,一縷殺氣。酒杯,悲涼,一聲嘆息。知己,豪放,一往情深……」這明顯是在模仿古龍武俠小說的文字風格。而他帶領幾個學徒練拳的照片下有幾句說明文字,透露已感覺到呼吸不暢,想通過練習「龜息大法」,「通經活絡,只為能夠在殘喘里,還可向生而行,緩口粗氣……」 公開資料顯示,生於河南上蔡縣的釋延庄俗名趙世毅,自幼受到家庭武術氛圍熏陶,加上一九八二年李連杰電影「少林寺」風靡,他於一九八三年到少林寺出家,走練武之路。之後,他學到外界稱為「達摩內功」的禪功柔拳,號稱達到「百病不生」境界,長期擔任少林寺武僧總教頭,儼然是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武林至尊。 沒有想到,如此一位絕頂武林高手,輕易就被病毒擊倒。延庄的同門師弟延嘉在個人社交平台發文悼念說:「再也聽不到師兄的聲音了,你去西方極樂世界,我們還在這個塵世間度人。」有虔誠的信教徒留言詢問:「老爺子也是因為某流行性病毒走的嗎?」延嘉僅回復二字「自然」。這兩個充滿歧義,可理解為「自然死亡」,也可理解為「自然如此,何必再問」。 對於釋延庄離世原因,少林寺官方沒有作出任何說明——如果承認這位武術大師是感染中國病毒而死,對少林的聲望不啻為一個沉重打擊。首先,這一事實證明,所謂「百病不生」的「達摩內功」,不過是繪聲繪色的小說家言,世間沒有這種保命符,少林武術的神話也就不攻自破。 其次,被外界傳得神乎其神的少林內功,不見得能強身健體、延年益壽,中國男性的平均年齡已在八十歲上下,大名鼎鼎的少林第一武僧卻只活了五十九歲,這簡直就是莫大的諷刺。可見少林武術甚至比不上西方普通的健身運動。 第三,即便少林內功能抵抗《本草綱目》上記載的傳統的「百病」,卻無法抵抗「百病」之外的新病——中國病毒,可見中國病毒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中共故意播放的某種人工合成的病毒。 其實,少林武術,乃至整個中國功夫,都是虛無縹緲的「中國夢」的象徵。一九八零年代初,經過文革的「破四舊」,少林寺僅剩一片斷壁殘垣。中國人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中醒過來,傷痕纍纍,尊嚴掃地,精神空虛,看不到路在何方。突然間,電影《少林寺》橫空出世,舉國上下如醉如痴,幾乎成為革命夢斷的中國人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以及此後四十多年中國民族主義思潮興起之先聲。 然而,以少林武術振興民族精神,本身就是緣木求魚。少林寺尊達摩為祖師,且不說達摩是否真的是其祖師爺,就達摩本人而言,乃是來自印度或波斯的外國人,跟近代到中國傳福音的基督教傳教士是一樣的。所以,少林功夫,其實是印度功夫或波斯功夫的皮毛。這個被刻意忽略的事實,會讓中國的愛國者們痛不欲生。 少林武功號稱中國武術之正統,但遇到在搏擊界的後起之秀徐曉冬的挑戰時,少林寺無人敢出面應戰。後來表示願意與之一戰的,是曾任少林第一護法、後來自立門戶的釋延覺。有趣的是,釋延覺表示自己少一根手指,是四級殘廢,而且已五十歲,強調種種客觀不利因素。然後,提出一個苛刻的條件:若是打七十五公斤級的正規散打比賽,他願意與徐曉冬一決雌雄。眾所周知,徐曉冬的體重在九十公斤左右,讓他降十五公斤體重,是強人所難。 一間寺廟的敗壞與一個國家的敗壞 近年來,在方丈釋永信的領導下,少林寺從一間僧多粥少的苦寒寺廟,成為一家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釋永信本人也從出家人和修行人搖身一變為全球商業帝國的「CEO」。 《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傑安迪寫過一篇題為《財、色、權力:少林CEO面前的魔障》的報道。該報道指出,中國媒體上出現了一系列針對釋永信的的指控:矇騙大眾,玩弄女性,有多名情人,並私下與其中二人育有子女。釋永信追逐女性、金錢和奢華生活,與他身為中國佛教界重要人物而長期標榜的為人正派、生活簡樸的說法格格不入。這宗醜聞突顯了公眾對於眼下中國社會的冷嘲熱諷:貪婪與低俗的物慾碾過道德,位高權重人群尤為如此。 習近平掀起以反腐為名的政治清洗,黨政軍各界皆有大佬落馬,又牽連出他們背後更多的民營企業家和文藝娛樂界人士。偏偏屢屢被舉報、早已聲名狼藉的釋永信巋然不動、閑庭信步。釋永信跟習近平一樣「自信」,絕非偶然:他不僅是一名商業和尚,更是一名政治和尚,積極配合習近平「一帶一路」政策,少林寺這塊金字招牌成為「中國優秀文化」輸出西方的典範,跟「孔子學院」聯袂登台,一文一武,大紅大綠,流光溢彩。過去數十年,台灣新興佛教系統如慈濟、星雲等,影響力早已溢出台灣,遍及世界,還返回中國,吸引不少信徒和金錢奉獻。逃離被中共武力侵佔和殖民的圖博故土的達賴喇嘛,也讓藏傳佛教成為在西方頗受歡迎的東方宗教。為了與之競爭,中共當局積極鼓勵和支持少林寺到海外攻城掠地,發揚國威。 此前,釋永信計畫在澳大利亞東南部修建一處投資三億美元的豪華少林功夫度假村和高爾夫球場,引發很大爭議。中國官媒新華社出面為之保駕護航,高調報道釋永信對此事的回應:「文化走出去是件很體面的事。……中國人可以引進迪士尼,為什麼國外就不能引進少林寺?」將少林寺與迪士尼相提並論,引喻失義、不倫不類,卻很有點習近平躊躇滿志、睥睨天下的胸襟氣魄。若是習近平讀到這篇報道、看到釋永信的這番言論,一定會對之惺惺相惜。既然大方向對了,跟對人了,釋永信的生活「小節」問題就可忽略不計。於是,在習近平的中國,釋永信就成了一尊打不倒的金身羅漢。 釋永信不是國師勝過國師,少林寺不是皇家寺廟卻又宛如中共黨魁的家廟。馬克思和毛澤東都曾將宗教貶斥為麻醉人靈魂的鴉片,但習近平毫不諱言鴉片也可拿來為其所用。傑安迪在報道中評論說:「儘管中國官方信奉無神論,但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開始認可少林寺的全球推廣,欣賞它產生商業收入的能力。而且,從近些年不斷有官員前往少林寺參觀的情況看,他們中很多人也明顯相信少林武僧神奇的護佑能力,這一名聲早在七世紀就傳開了。就像故事裡講的,曾有十三個少林棍僧在戰亂之中救了唐王李世民。」那麼,今天的少林寺能夠護佑焦頭爛額的習近平走過內憂外患的驚濤駭浪嗎? 少林寺不是一方凈土,而是敗德的中國的縮影,如同《紅樓夢》中的那個典故:柳湘蓮路遇賈璉說媒,準備娶尤三姐為妻,但後來向寶玉打聽尤三姐品行,寶玉回「你既深知,何必問我?」湘蓮遂感嘆說:「你們這東府裡邊,除了這兩個石獅子是乾淨的,恐怕連貓兒狗兒都不幹凈了。」今天的中國處處是烏煙瘴氣、污泥濁水,少林寺不是一方凈土,也心安理得地藏污納垢、坑蒙拐騙。過去數十年,少林武術靠小說和影視的渲染,在中國成為家喻戶曉的佛教第一寺廟。在一切向錢看和向權看的時代,少林武術也就成了發大財、攬大權的法寶。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令整個西方世界最緊張的消息,就是布林肯國務卿所說的:中國將會以武器援助俄羅斯。輔助的消息就更多了,最扎眼的就是習近平將要訪問莫斯科,和普京總統再續前緣,談兩國特殊的友好關係。具體談得怎麼樣,咱們現在無法預測。 俄烏戰爭開始後的一年內,習近平忙著鞏固自己的後院,沒工夫招惹美國。再加上俄羅斯在戰場上也沒盡全力,談不上失敗還是勝利,那就讓子彈再飛一會兒吧。現在相對地俄羅斯加大了動員的力度,西方國家在援助烏克蘭方面減弱了力度。戰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連波蘭都在考慮烏克蘭戰敗後如何瓜分領土。這時候可能習近平覺得到了該出手摘桃子的時候了。 摘桃子的企圖肯定不會成功。因為美國不會讓俄羅斯得到全勝,也不會讓烏克蘭全勝。否則升級到核戰爭或者世界大戰,不是歐洲和美國所希望的。所以美國必須控制戰爭的節奏。最終就是個平局,這個應該可以預料到。歐洲人希望儘早看到平局的結果,減少不必要的損失,就是這個原因。 習近平說他去莫斯科是想促成談判,你信嗎?人家如果真的談成了,不符合普京吞併烏克蘭的計劃,將影響到普京在國內的威望。普京會願意嗎?我估計他會追究中共背信棄義沒有援助俄羅斯。中共將成為背鍋俠,充當出賣盟友的角色。普京才能向他的國民有個交代。 習近平的班子還沒有弱智到看不清這些。所以他不可能去勸和,只能是商談幫助俄羅斯的安排。過去中共不敢公開援助俄羅斯的原因,不是狼不吃肉了,而是擔心黨內的反對。高官顯宦們的財產、小蜜們都藏在西方,如果惹來了制裁,大家損失慘重,會減少對習近平的支持。 但現在如果普京垮了,中國共產黨將獨自面對西方陣營。這個大利害超過了個人的小利害,援助俄羅斯有利於保衛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所以援助俄羅斯,在現在這個局面下,是習近平的最佳選擇。 援助俄羅斯還有什麼更大的利益呢?這就是普京總統說過的:支持習近平統一台灣。中國的援助進入到烏克蘭戰場,美國就必須加大對烏克蘭的援助,以此取得平衡。抽走美國本身的武器彈藥,就減少了干涉台海危機的可能。小習武裝統一祖國的牛皮,就算吹成了,地位也就穩固了。至少習近平和他的參謀們會這樣想。 對美國來說,在中共軍事援助俄羅斯的情況下,如果美國和歐洲不加大對烏克蘭的援助,烏克蘭就會失敗或者投降,或者發生政變後割地求和。美國和西方試圖維護的國際秩序也將動搖,世界重返冷戰時代。如果加大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台海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就會升高。如果小習得手了,中華民國失敗甚至消失了,後果同樣嚴重。 而美國如果加大對中國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壓力,讓習近平集團處於內部危機的狀態,台海戰爭的可能性將會下降以至於消失。在政治壓力上,中國民眾的民主自由傾向和對美國的好感,是不利於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大因素。 如果共產黨對美國輿論和民意的操縱,足以達到維持對話綏靖政策,則天平會傾向習近平的一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一場慕尼克安全會議,西方國家短短几天內經歷了從春到冬的心情四季變換。中國最高級別外交官員王毅出席該會期間,受邀先後訪問匈牙利、義大利、法國,會後再赴俄羅斯。在馬克龍會見王毅之際,法國媒體興高采烈地宣稱「與中國重新建立聯繫的時機已經到來」,華府政界與美媒則均盼布林肯在慕安會期間與王毅建立「走廊(場邊)外交」,達成某種程度上的緩和。但等到王毅在會上指名痛斥美國在氣球事件中「歇斯底里」,「美國連巧取都沒有隻剩豪奪」,美方只能先在口舌上爭鋒,勉強達成的「場邊外交」自是無果而終。 真正的問題是:中國自俄烏戰爭以來的外交姿態轉守為攻,美國與中國終於在這場戰爭的國際舞台上正面相對了。 慕安會前後美歐對華仍是老套路 這次慕安會上,參加的國家150餘個,其實主角就美中兩國,歐洲大國算主要配角。會前美歐方面做足了輿論工作,首先由近年熱心推動「大重置」的索羅斯針對中俄發出預言 「俄羅斯帝國或將瓦解,而中國面臨政權更替或革命 」 再點名批評印度總理莫迪,表示印度「是個民主國家,但總理莫迪並不是民主人士」,印度外長尖銳回應,稱索羅斯的說法「主觀並且危險」,是印度選民決定國家如何運作,「我們是經歷過殖民主義的國家,我們知道外部干預的危險」。 對索羅斯的預言,中方沒有回應。在中方看來,從去年年初到年中,索羅斯曾先後兩度預言,如「四大因素威脅習近平連任」, 「習近平在清零等問題犯錯 或影響連任」 都落空,再回想一下1998年索羅斯製造東南亞金融危機,但衝擊香港卻未成功的那段歷史,北京認為不需要再回應。 其餘的三板斧套路從俄烏戰爭以來一直在玩:拜登攜5億美元訪問華沙後,稱烏克蘭永不會讓俄羅斯獲得勝利。(Ukraine will never be a victory for Russia. Never”),聯合國秘書長宣布將從聯合國會費中拿出39億美元援助烏克蘭。美歐再度聯手警告中方對俄軍事援助後果很嚴重。對此,《紐約時報》發表《美國警告中國不要向俄羅斯提供武器和彈藥》 ,稱這是阻止中國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的手段之一,這樣可以增加全球公眾對中國支持俄羅斯的任何潛在行動的監督。並稱這是重施去年3月之前華盛頓利用情報挫敗俄羅斯戰爭的戰略策略的一部分。 行文至此,必須補充一點:公布情報阻止中國軍事援俄,確實是「美烏共用資訊戰」的一部分,但最後變成了拜登政府的一道自問自答題:先公開稱中國有意向軍事援俄,過段時期想與中國政要會晤時又稱「沒有證據表明中國軍事援俄」,如是三四番之後,中國不再就此回應,比如這次慕安會後,西方輿論警告中俄不得結盟有如黑雲密雨,但王毅訪俄完全不受影響。在普京會見王毅後公布的四大內容當中最有趣的莫過於這句:「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正在按計劃發展」。也就是說,過去一年多以來美歐全力指責的俄中結盟,完全不受影響。只是不知這「計畫」形成於何時,內容也只能靠猜測。 除此之外,中國在俄烏戰爭問題上還有兩大新動作。 中國接連拋出兩份和平建議書 王毅在慕安會後赴俄羅斯訪問的同時,中國一點時間都不耽誤地推出兩大和平建議書:一是向基輔發出中國和平解決衝突的建議書,烏克蘭外長德米特里·庫萊拉表示收到,正擬研究並得出結論。具體內容外界不知,估計白宮五角大樓也正在研究準備指導意見。 中國還將在2月24日提交一份交由聯合國決議的草案——結束俄烏戰爭的中國和平方案。細節外界尚不知,據王毅稱其中包括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保障民用核設施安全,反對使用生化武器。另據彭博社透露,中方的和平建議書預計包括呼籲停火和暫停向烏克蘭交付武器的內容,以對抗烏克蘭支持者要求俄羅斯撤軍並結束敵對行動的另一份草案。在俄烏戰爭將滿一周年之際,聯合國將召開大會,就一項決議草案進行表決,烏克蘭和支持烏克蘭的國家希望爭取聯大近3/4與會國投下贊成票,以加深俄羅斯在外交上的孤立。 彭博社分析,儘管中國的計畫似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在過去的調解都已失敗的情況下,美國盟友擔心該提議可能會引起全球南方國家(指拉美、東南亞、非洲等國家與地區)的共鳴,並可能吸引它們在聯合國的投票。 美國和歐洲以外的許多國家拒絕加入對俄羅斯的制裁,並呼籲談判和可能的停火。二是有助於將習近平樹立為全球政治家正面形象,同時也將結果塑造成有利於北京的結果。 這兩方面擔心都並非杞人憂天。 西方國家錯估全球局勢 在俄烏衝突一周年之際,印度前外交秘書希夫尚卡爾·梅農(Shiv Shankar Menon)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撰文,評述發展中國家在俄烏衝突中為何不願意選邊站。其觀點如下: 1、西方分析人士錯估發展中國家對烏克蘭戰爭的反應。西方分析人士把烏克蘭戰爭看作是地緣政治的轉捩點。他們認為,在這場民主與專制的生死之戰中,世界各國天然會站在西方一邊。但北美和歐洲之外的國家對此看法與歐美並不一致,在俄烏戰爭開始時,許多發展中國家既不支持西方,也不支持俄羅斯。面對西方對俄羅斯實施的經濟制裁,許多國家儘管實際遵守了制裁,但它們並不願意正式宣布。隨著戰事的發展,其中一些國家已開始謀求在俄羅斯與西方間保持平衡。 2、對許多國家而言,烏克蘭戰爭關乎歐洲的未來而非世界的未來。儘管西方評論將烏克蘭戰爭說成人類命運的轉捩點,但很多發展中國家剛從疫情浩劫中恢復過來,正面臨著債務危機、世界經濟放緩等重大挑戰,這些遠比烏克蘭戰爭重要。 3、現在與冷戰時期的一大區別是,當今世界沒有兩極秩序。儘管有很多獨裁和民主相對抗的說法,但中美經濟相互依存以及經濟全球化的現實意味著,世界沒有明確被分割成兩部分,進而使傳統的兩極平衡出現。在當今世界,大國競爭已不再是兩個超級大國間的競爭,而是多個參與者之間的競爭。 應該說,這位印度外交家對形勢的判斷比較接近現實。 美國忽視了本國前輩的告誡 已經過世的冷戰之父喬治·肯南及如今健在的幾位外交專家道格拉斯·班杜(Doug Bandow,曾任雷根總統特別助理)都多次警告:尼克森擔任總統期間的妙招是令北京轉變為平衡蘇聯的地緣政治力量,無論如何不能讓中國與俄羅斯結盟。但世界左派的傳統是踢開權威鬧革命,美國左派更是牛氣衝天,在他們看來,這些「過氣人物」的警告自是不放心上,左派當家的白宮如今更是以咄咄逼人的姿態與這兩個大國對峙,應驗了那句古老的言語:我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 今年的慕尼克安全會議報告總結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表明民主國家必須保護自己免受專制修正主義的侵害,幾乎每一章都單獨提到中國。中國顯然也意識到,再繼續保持去年那種「中立」,不會減輕美國對中國的壓力與日漸升高的敵意,於是開始轉守為攻,面臨美歐指責疑似軍事援烏並警告之時,由辯解轉為要求北約等國停止向烏克蘭提供武器,而且時機選在南方國家對烏克蘭戰爭感到疲累之時,將了美國與北約一軍。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