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美女如云
2026 年 8 月 8 日
中共当局近期抛出“机构改革”，预计在“两会”后公布内容。当局强调“改革”是“以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习近平要集权于党，并不令人意外。但对于习自认危机深深，必须“自我革命”的党来说，经得起这番折腾吗？ “机构改革”党权无孔不入 刚于二中全会审议的党国机构改革方案，具体内容没说明，拟提交人大会议审议的只是“部分内容”。届时公布的，应该也不会是全部内容。这是政治黑箱操作的惯例。 “统筹党中央机构、全国人大机构、国务院机构、全国政协机构，统筹中央和地方”，这是官方宣布的一个“改革”原则。按官方已公布的说法，当局预计会在金融体制、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等方面改动，并强调在基层治理，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等方面加强党建。 其实诸君应该看得明白，整个“改革”，都在加强党的控制，实际上是开始搞党控全覆盖了，包括非公企业，甚至各种学会、商会，党的干预未来会更加无孔不入，怕了吗？ 一党专政的中共政权，在邓小平时期开始搞“改革开放”，也只是在毛泽东多年政治运动折腾后的危机中，在经济体制上松松绑而已。不再幻想让中共改良，已是反共人士的共识。如今习近平继续以“机构改革”方式，加大集权力度，除了政治清洗意图，其实也是为了救党。 香港媒体早前报导说机构改革涉及要对国安系统进行重大变革，或设中央内务委员会，纳入公安部和国安部，并由习的亲信王小洪亲自担任大总管。笔者认为，王小洪还可能在机构改革中有机会控制中央警卫局。习在握紧枪杆子、笔杆子之后，正式一统刀把子。 对于这个党国“机构改革方案”，外界解读为中共政权“强党弱政”时代的来临，但笔者认为“强党弱政”本来就存在，中共本身就是以党领政，总理本身也是党的二把手，政府也是一个党的工具而已。 “自我革命”形同自杀 在危机四伏中，中共在2021年终于挨过一百年，这个被称红朝、由西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主宰的外来政权，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如今它却已百病缠身、沉疴不愈，从官场政治看，也是越反越腐，无药可救。打不完的老虎，拍不完的蝇。 习近平近年提出一个声称可以避免政权倒台的方法叫“自我革命”“刀刃向内”，要自我解决。且不说无法做到自己为自己做手术，这是一个常理，一个腐朽入骨、病入膏肓的老迈者，做大手术，更如同自杀、自我了断。 中共“两会”早被外界形容为“橡皮图章”或“举手机器”，3月的两会上，习近平就要连任国家主席，他打破中共近几十年惯例，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进入第三任期的党魁。但这看来是不祥的。 2月28日，中共官媒发布二中全会公报，提到“各种超预期因素随时可能发生”，必须准备经受“惊涛骇浪”等等。党刊《求是》杂志28日当天宣布次日将发表习近平的旧讲话，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些字里行间，流露出习近平对中共寿命和自己掌权前景有种很重的不安全感。 两会是中共黑帮新政府成员上路主政之期，习以为透过机构变革，可以转移民怨视线，再让修整过的政权机器能够维持运作，避免红色江山走向败亡。但这辆破车一味修修补补，还能走多远？ 同样，中共末路前想自救，习近平的做法也就是自救的一步。但，在内外交困中，他的折腾做法如同在深水里越挣扎越会下沉。 习近平保中共一路凶险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但五年后，他并无响应民间和外界抓捕迫害人权的恶首和腐败总后台江泽民的呼声，也没有顺应民意抛弃中共，而是在十九大上和江派达成交易，随后修宪破除连任限制。 在二十大习更把一切权力抓到手中，开启第三任总书记任期。但他也等于全部背上了中共前党魁的黑锅。 习近平越来越左，中共中央2月26日还专门下达文件，要求在法律教育中严格遵守习的指令，坚决反对“三权鼎立”“司法独立”“宪政”等“西方错误观点”，这是给两会的代表和委员们提前发出警告：你们不能投反对票、弃权票，也不能选别人，习主席务必全票当选。 回头看，中共病毒大瘟疫2019年底在中国武汉爆起，因中共隐瞒而传遍全世界，习近平和中共到今天仍拒认帐，不管病毒是否泄漏，一味甩锅。但冤有头、债有主，相信未来这是国际上继续施压中共的突破口之一。 国内外普遍认为习近平的三年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为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道和经济的灾难，已没有人相信所谓“人民至上”的说辞。习最后被迫放弃毫无效果且已失控的清零，短短两个月，染疫暴增，天量死亡人数遭掩盖。但这无阻当局声称抗疫出“人间奇迹”。 从反封控的“白纸运动”中青年们喊出“打倒习近平、打倒共产党”，到老人抗议医保金缩水的“白发运动”出现“打倒反动政府”口号，中国已出现全民反迫害的端倪。中共的秋后算帐只能压制和恐吓一时，“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中共35年的计画生育政策给中国社会造成无法修补的损害，退休大潮的来临和中共不良的社会保障制度，更让普通民众陷入困境。中国百姓七十多年来一直供养著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包括退休官员，主要也是党员。全民养党真相一旦全面公开，足以令中共倒台。 中共人权迫害臭名昭著，受到更多的国际制裁和谴责，中共野狼外交引发天下围共。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丑闻，近期透过江西中学生胡鑫宇案（被指成为活摘器官受害者），也让国内更多人相信有这回事了。 俄乌战争中，中共站位不良，形同以举国之力暗助俄罗斯和公开力挺侵略，靠其表面的“和事佬”的表态和假动作，已站不住脚，如今可谓进退维谷。 习近平现在还拼命想恢复经济来为政权输血，但是除了外资撤离，民企倒闭，多行业凋零，国人大量用脚投票，连普通农民工中也涌动出国务工潮。中国经济业绩多年来基于假数据，财政亏空，已经无法掩盖，只能靠在宣传上封杀一切负面消息，要求官媒唱响“经济光明论”。 中共内部暗流涌动。去年底疫情大爆发之时，就传出有老军头背后大骂习近平。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也有亲近被习抓捕的太子党刘亚洲兄弟的上海学者胡伟，直指中共挺俄致外部环境将更为凶险。 不止政法系出了个“孙力军政治团伙”，搜出藏有军火，且“野心极度膨胀”，连王岐山和赵乐际掌控过的纪检系统，也有黑龙江官员魏彬胆敢“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习亲信、现任中纪委书记李希在中共二中全会前不得不大喊“坚决清理门户”，“真正做到让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放心”。 二十大习近平把一切权力抓到手中，开启第三任总书记任期，但也等于全部背上了中共前党魁的黑锅。 （图片取自新华网） 权势汹汹难挡亡党路 去年的中共二十大闭幕当天，世界媒体透过前党魁胡锦涛被强行架走一幕，已看破了中共重大会议的假严肃与真儿戏。今年的两会也将一样儿戏，这场政治秀，没有了江泽民色眼盯紧女服务员的丑态，高官们大多会战战兢兢，只敢背后学张高丽另玩一套，但权力斗争是少不了的戏码。不知道这回的主角是否即将卸任总理的李克强？ 中共的民主是假民主，人大代表根本不是人民选出，当然不代表人民利益。过去的两会代表还有些良心人士，敢于讲句真话，这几年彻底消失了。或许，习近平真的不用担心这些既得利益者不投他的票，加上投票器上可能也设计了监控。 接任总理的李强只是一名农机专业的中专生，后来在职搞了个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和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历。不是想贬低他，历届总理，李强确实是最弱的，这也表现在他和习的关系上。李强本来是习的大秘，秘书的首责即是服务领导，让领导欢心，日后李强无法摆脱这个思维定势和身份。 中共太腐朽，党性本身就是毒药，习近平拿大刀自我开刀乱折腾，救不了重病入骨的中共，只会加速中共的死亡。就像搞机构改革再集权，可能令他一时权势汹汹，但随著中共之亡，习也就成为了末代党魁，拭目可待！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1、撒谎的数据与自吹的奇迹 2月16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 会议宣称，中国的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 中国的新冠死亡率真的是“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吗？按照中国卫健委公布的新冠死亡数字，截至2月份，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共83150例。确实相当低。不过我敢说，这个数字，地球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事实上，卫健委的这个数字，有的官方的专家也觉得太离谱，无法取信于民。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1月21日曾经发文说，中国解封后已经有80%的人口感染过新冠病毒。吴尊友在2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新冠病毒的病死率2022年的12月份是0.08%，那么中国在2022年12月6日解封以来一个多月的病死人数就大约是：14亿x80%x0.08%=89.6万。也就是说，按照吴尊友估计新冠死亡人数89.6万，就是中国卫健委公布数字的10倍。 但是吴尊友估计的这个数字肯定也是严重低估的。因为吴尊友说的2022年12月份新冠病死率0.08%这个数据，是国际平均病死率，由于在这段时期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不能把其他国家的平均病死率，把国际平均病死率，径直地当成中国的病死率。第一，中国的国产疫苗的效力比较低，第二，在去年12月解封之前，中国人感染过新冠的人相当少，这两条加在一起，就使得面对同一种病毒，中国人的免疫力要比其他国家低得多，因此病死率必然会比国际平均病死率高得多。因此死亡人数就绝不止89.6万，而是要比这个数字高若干倍。 纽约时报综合四家研究机构的估算，认为中国解封后染疫死亡的人数应该在100万至150万之间，我仔细查了查他们的估算的模型，发现他们还是估算过低了。一是对感染人数估计偏低，一是对病死率估计偏低。比如那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流行病学家杰弗里·沙曼教授，他估算的一个假定是，中国感染者的死亡率与美国目前的情况大致持平：0.15%，沙曼注意到中国的情况有两点和美国不同，一是中国的疫苗和美国的不一样，另一点是，在这波疫情中，中国人由于先前很少感染过，因而比美国人更容易感染。沙曼认为这两条是相互抵消的。这正好把话说反了。这两条不是相互抵消，而是相互叠加的。中国疫苗的效力低，因此中国的病死率就会比美国更高；美国很多人先前已经感染过了，二次感染的症状通常更轻，病死率也会更低，中国人先前很少感染过，因此重症率和死亡率都会比美国更高。两个更高叠加，其结果必定是更更高。沙曼教授显然是犯了一个太低级的错误。因此，中国的病死率就绝不是和美国持平，而是要远远的高于美国。因此中国的病死人数要比沙曼教授估算的高好几倍。 2、中共的撒谎心理学 有人会问，中共当局说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只有8万多。这个数字太离谱，没人会信，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把一个谎言编的不那么离谱，不是更有迷惑性吗？ 这就是中共的撒谎心理学了。中共想的是，反正要撒谎，那干脆就撒大点，越大越好，因为如果谎言之大超出了一般人想象的地步，那么一般人在推测估计真实数据的时候，就会受到想象力的限制，总以为数据就是有出入也不会太大，3、5倍差不多吧，10倍就顶破天了，一般人不敢相信有人敢撒那么大的谎，因此他们反而会给出一个比较低的估计。再说，中共知道没人会相信它的数据，它也不指望别人会相信，它只是想把水搅浑。只要死亡数据成为谁也都说不清楚的无头案，中共的目的就部分达到了。 中共当局在去年12月6日全面解除封控，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国就有超过10亿人被感染。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事一定会写进史书的。本来，连续三年的清零，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到处修建的方舱，每年花掉成千上万亿的人民币，还造成了巨大的次生灾害，包括对经济的冲击，对民生的冲击，还有对民众心理的冲击。但是在此期间，该做的事又没有好好做：没有让民众接种更有效力的疫苗，没有在防止重症上下大功夫，没有强化民众的群体免疫力。后来的解封又搞得既仓促又混乱，由于中国是免疫洼地，国人的感染率特别高，病死率也相当高，还有医疗系统严重挤兑，甚至连布洛芬这样的退烧药都供不应求。这必然导致很多本来可以得到救治的人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死掉，到头来，中国的病亡数据和其他国家的差不了多少甚至更糟糕。在三年清零付出那么大代价之后，又把抗疫搞成了烂尾工程。到头来中国人也没少死。而中共居然还好意思说是奇迹。 3、习近平为何不下罪己诏？ 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抗疫搞得这么差劲，要是换在古代皇帝，早下罪己诏了。那么，为什么习近平——恰似当年的毛泽东——就是不下罪己诏？ 古代皇帝和中共领袖的区别不在于皇帝犯了错要下罪己诏，领袖犯了错从不公开认错，而在于皇帝认了错可以依然是皇帝，领袖一认错就当不成领袖了。在传统的帝制下，皇帝的权力来自天命、来自世袭，皇帝和群臣的分际是明确的。皇帝并不被认作是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皇帝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这一方面给大臣批评皇帝留下一定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得皇帝可以承认错误而仍然继续当他的皇帝。中共领袖则不然，因为中共领袖被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真理的化身，按定义就是不会犯错误的，一旦犯了错误就不是正确路线代表不是真理的化身，于是也就没资格继续当领袖了。所以领袖犯了错也绝不敢认错，因为一旦认错就会下台，所以中共领袖永远不认错，永远不下罪己诏。除非领袖被他的同志赶下台。 去年12月7日，习近平下令解封，导致史无前例的疫情海啸，一时间怨声四起，怨声载道，党内对习近平也啧有烦言。习近平深感压力巨大，其权威被严重动摇，于是赶快在12月26日至27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的讲话很长，关键的话就一句。习近平说：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 习近平讲的是官话。官话的特点是，从字面上看，一般人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是官场上的人是明白的。习近平这话是什么意思？翻译成大白话，习近平是在训示政治局的成员：维护我习近平的权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能抽象地、泛泛地维护我的权威，遇到具体问题又打折扣，又不维护了，遇到具体问题，遇到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抗疫问题，又说我这不对那不对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习近平讲话强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这里的任何时候，其实指的就是现在；这里的任何情况，其实指的就是疫情海啸。习近平就是在强调，在眼下疫情海啸招致怨声四起，对我的领导有诸多批评的情况下，你们越是要坚决维护权威，保持高度一致，坚持绝对忠诚，决不能荒腔走板、变味走调。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坚称中国的抗疫最科学最正确最成功。 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一开完，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紧接着在12月29日举行了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会议声称，三年的疫情防控方针是“科学有效、完全正确”的，现在的调整防控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这就告诉我们，习近平在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说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在当下的意思就是要维护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国抗疫是最成功的这个大谎言。 4、不撒谎不自吹，习近平真的会垮台 可是疫情海啸造成的冲击毕竟太大了。一时间习近平不可能把党内的和社会的强烈不满全都压下去。例如对马晓力的质疑与批评。以马晓力的红二代身份以及其父马文瑞和习仲勋的交情，习近平不能用“不准妄议”的大帽子封口，更不能以“寻衅滋事”问罪。所以习近平在2023年新年贺词里不得不说了点软话。习近平说：“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在春节晚会上，没有歌颂大清零，也没有歌颂大躺平，几乎完全不提疫情，只有一处抗疫先进个人表彰，避免触动国人的痛处引发众怒。 然而，隐忍和回避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在这段时期，当局一方面不动声色地打压不同的声音，四通桥勇士彭载舟以及若干“白纸行动”的参加者或被捕或失踪；在春运前夕，中国网信办发出通知，要求严格管控“借发布回乡笔记、返乡见闻等不实信息，煽动攻击、散布焦虑情绪、渲染社会阴暗面”；前阶段网上流传的披露疫情海啸状况的文字与图像大量被删除，网上再难见到踪影。另一方面，当局又在继续通过喉舌官媒，反复宣扬中国病亡率全球最低，中国抗疫全世界最成功的大谎言。可笑的是，当局还编造一个全球民调。1月26日，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布了一条消息，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智库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与舆论生态研究院面向全球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88.1%的全球受访者赞赏中国三年来的防疫成果，71.6%的全球受访者充分肯定中国对防疫政策进行动态调整的做法。 2月16日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宣布，中国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如此高调，如此自信。但是，习近平和中共高层的高调和自信完全是装出来的。问题是，对他们来说，不装不行。尤其是对习近平，不撒谎不自吹自擂，习近平真的会垮台的。如果习近平承认，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抗疫有重大失误，他凭什么还不准妄议，凭什么还定于一尊？ 5、习近平在经济政策也来了个大转弯 几乎在习近平抗疫政策大转弯的同时，习近平在经济政策上也来了个大转弯。在去年12月15-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前两年被整治得奄奄一息的房地产、民办教育和互联网平台经济出现起死回生的机会，会议重提“改善房企资产状况”，确保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和国际竞争者大显身手”；“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等等，而对过去几年习近平提出的整顿房地产市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及实施“双减”，整顿教培的主张却只字未提。 习近平在经济政策上的大转弯，意味着他原先的宏伟规划遭受重挫，也成了烂尾工程。2月16日出版的第4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他在去年12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讲到“明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需要从战略全局出发，抓主要矛盾，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这话倒没讲错，但问题是，负面的社会心理预期是谁造成的呢？发展信心的低落是谁造成的呢？不就是习近平自己吗？2月16日，商业部发文：让修鞋、配钥匙等规范有序回归百姓生活。这话说的也对，是应该让修鞋、配钥匙等回归百姓生活。但问题是，先前是谁把它们赶出百姓生活的呢？不就是习近平的爱将蔡奇，不就是习近平自己吗？ 不错，当局的经济政策大转弯，对经济本身是有利的。中国经济下滑的趋势可望得到某种扭转。但负面的社会心理预期和低落的发展信心就不那么好扭转了。国人的经济活动多少会恢复生气，但难免不带有更多的短期行为的特征。一句话，经过习近平这一番胡折腾，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 6、习近平陷入怪圈 “两会”前夕的习近平，公信力已经降到最低点。作为独裁者，习近平深知，越是缺少公信力，就越是需要威慑力；越是得不到臣民的拥戴，就越是需要让臣民们恐惧。在近来一段时期，习近平和他的亲信在多种场合大讲特讲“斗争”，大讲特讲“清理门户”，声称要“全面从严治党”，并以“机构改革”的名义对官场大洗牌，如此等等。 仔细研究习近平和习家军的这些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在看上去杀气腾腾的讲话背后，其实倒看不出习近平究竟打算要拿谁开刀问斩。他是对官场普遍的不信任、不放心。因此，他力图造成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让大家都害怕而已。而在这种貌似强势的背后，是他深深的不安全感。 事实上，习近平已经陷入一个怪圈：他越是感到不安全，就越是要集中权力，而他越是集中权力，就越是感到不安全。这也是古今中外大独裁者晚期共同的状态。 （全文转自光传媒）
曾任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主张美国强硬对待中共的美籍华裔学者余茂春，素被中共目为“汉奸”，近日有大陆人迎合官方主旋律，特地仿照民间的秦桧像，铸了一尊跪下的余茂春铜像，更在它胸前挂一黑牌，写着： “当代秦桧， “汉奸” 第一人。1962- 祖籍安徽，生于重庆，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公费留美，现美籍。美对华霸凌政策的背后 “操刀手”，为美涉疆，涉藏，涉台等一系列恶毒反华出谋划策。六亲不认，助纣为虐。背叛家国，数典忘祖。” 查维基百科，余茂春原来是蒙古人，严格来说，恐怕连做“汉奸”也没资格。当然大家都心知肚明，“汉奸”这个标签，就像“串谋煽动”、“勾结外国势力”、“颠覆政权”等罪名一样，说你是，你就是，无需证明。 何况“汉奸”这个词，历来语义变化，层出不穷，本来就是万能插苏，各方都可按照自己的需要，随意标签对手为“汉奸”。马马虎虎的中国人，从不细究。 据神户大学文学部的王柯教授考证，类似“汉奸”的字词配搭，最早见于元代胡震《周易衍义》卷六：“李固欲去汉奸而反遭群小之毒吝也”。王柯说，这儿“汉奸”是个特例，并不常见，只是“汉朝廷奸臣”简称，并无“出卖民族利益予外国外族”之意。 自大清立国，“汉奸”一词才慢慢流行起来，但原意跟今天用法大异其趣。我综合不同学者的说法，整理出三个意思： 一、“汉奸”的原初用法，是指称那些“损害大清统治阶级利益的汉人”，如雍正说的“土司之敢于恣肆者，大率皆由汉奸指使”，这儿“汉奸”表示煽动苗人作乱的汉人。 二、由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后，“汉奸”的意思较广泛，指那些勾结洋人祸害中国的汉族奸徒，类似今天的用法。 三、清末，革命党人则以“汉奸”指称那些勾结满清政府的汉人，跟“汉奸”的原义恰恰相反。 由此可见，不管是损害或维护满清皇权的汉人，当时都可叫“汉奸”。中文果然博大精深！ 以上“汉奸”都是贬义，但1903年有革命党人写了篇怪论〈汉奸辨〉，作者说“汉奸”可分两种：一种是“真汉奸”，另一种是“满洲人之所谓汉奸”。 “真汉奸”即“助异种害同种”的汉奸，例如“扶清灭明之吴三桂、耿继茂、尚可喜，助满洲歼灭太平王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 至于“满洲人所谓汉奸”，“乃汉族中之伟人硕士”，甘愿为民“牺牲其身而不顾”，如汉武帝时誓杀匈奴的霍去病卫青、宋朝的岳飞、近代倡议自由平等，矢志倾覆暴政的烈士唐才常等。作者更以反讽口吻，形容这些人是“汉奸中之卓卓者”——此处“汉奸”已巧妙地变了褒义词。 〈汉奸辨〉作者最后呼吁汉人，“慎毋为害己之汉奸，当为爱己之汉奸”，也勉励他们不要因为满人叫你汉奸，便害怕汉奸之名而忌讳。念历史出身的余茂春，应该看过〈汉奸辨〉，所以他得悉自己被铸成“当代秦桧，汉奸第一人”时，非但不介意汉奸之名，反而在Twitter调侃说：“我想买下这件共产主义宣传品。” 其实余茂春做过什么祸害中国人民呢？他没有贩卖人口和器官；也没有侵吞民脂民膏，把数以万亿美元公款藏在瑞士银行；更没有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封锁三年，然后一夜急转弯，让不知多少人死于非命…… 今时今日，或许也要区分两种“汉奸”：一是摧毁中国文化，杂种残害同种异种乜种物种的“真汉奸”；二是“中共所谓汉奸”。至于坚决不做任何一类“汉奸”的人，我是支持的——我真心支持你为“真汉奸”做人矿。
美国与中国，谁是好国好民，谁是坏国坏民？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晒出图片，声称中国无意变成另一个美国，并列出十点原因，每一则内容都附上关于美国的负面报道的新闻图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不是在微信或抖音上发布，而是选择在推特上发表，既然她如此厌恶美国，为何用美国的社交媒体？这种做法难道表明她本人崇洋媚外，就跟她口口声声反美的同时，却在美国购置豪华房产并送孩子到美国读书一样？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她所做的是大外宣，而非“大内宣”，中国墙内民众都是韭菜或人矿，连被洗脑的资格都没有，中共的重心已转移到在国际上与美国和西方打宣传战了。 华春莹的原因一：中国从来不对少数民族进行屠杀、掠夺和种族灭绝，从来不允许发生“我无法呼吸”事件。 实际上，中国在西藏和新疆等地的殖民暴政，早已被多国列为种族屠杀和种族灭绝。中国将上百万维吾尔人关进“再教育营”，声称是职业培训，但被关押者有大学校长和教授，难道他们需要职业培训吗？维族女性米日古丽·图尔荪和三个孩子被关进集中营，遭受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并且被迫绝育，一个孩子悲惨死去。只因为她丈夫是埃及人，经过埃及政府的外交努力，她才被释放，并在美国国会公开亲身经历，向全世界昭告中共的法西斯暴政。 华春莹的原因二：中国从不允许百分之一的人口拥有相当于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财富的总和。 事实上，早在二零一四年，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研究员谢宇与研究生周翔就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名为《今日中国的收入不平衡》的论文，根据多家中国大学所得的调查数据，研究者计算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平等的国际指标)，二零一二年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已达零点五五， 美国为零点四五。谢宇指出：“在今日中国，收入不平衡程度已位居全球高位，特别是与那些高标准生活国家相比。”二零二零年，二十四岁的贵州贫困大学生吴花燕因营养不良引发多项疾病，抢救无效去世，这个悲惨事件给了习近平炫耀的脱贫大业一记响亮耳光。 华春莹的原因三：中国从来不允许其人民死于大规模枪击事件，更不用说让孩子们在校园里被枪杀了。 华春莹不能理解美国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拥枪权，这是夏虫不足以语冰。在严格控枪的中国，校园中的孩子没有死于枪杀，却死于刀杀。仅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十二日，短短五十天之内在中国就发生了六起幼稚园或学校凶杀事件，二十二个孩子被杀死，十六个受重伤。学者何包钢指出，中国一系列妄杀幼童事件显示了比美国的校园枪击案更严重的社会危机。正是中国今天的高控制度和方法成为不稳定之源，让社会最底层、最边缘人物失去说话的场所。中国现存的问题在于缺乏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会，缺乏民间机制来调解各种社会问题。 华春莹的原因四：中国不允许毒品问题困扰国家并每年导致十万以上的人死亡。 其实，一方面，中国的毒品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估计，中国吸毒人员的实际人数约为一千三百万，一半人涉嫌吸食冰毒。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故意纵容中国生产的芬太尼流入西方国家。美国助理国务卿克尔斯滕·麦迪逊曾表示，二零一七年，美国七万两千万例药物过量死亡中有超过四成涉及芬太尼。美国缉毒局发言人凯瑟琳·帕夫指出，根据美国邮政系统的拦截，当地人提供的信息以及追踪这些药品的网路足迹，这些芬太尼大量来自中国。欧洲药物监测机构的报告也称：“大多数进入欧洲的新芬太尼来自中国的公司。” 美国与中国，谁得道多助，谁失道寡助？ 华春莹的原因五：中国从不侵略别国，不搞殖民扩张。 事实上，中共建政以来，与南韩、印度、苏联、越南等邻国都发生过战争，在邻国眼中，中国就是一个蛮横残暴的霸权。比如，越南坚称拥有南沙和西沙群岛主权，不会容忍中国的侵略行为。越南在对中国严加防备的同时，欢迎美国将美利坚秩序带到东亚，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阮志咏曾公开表示：“如果美国能为本区域能带来和平、稳定，以及确保国家主权得到尊重，我们欢迎美国的举动。”谁是侵略者，谁是和平缔造者，不由自己说了算，而由周边相对而言的小国和弱国说了算。 华春莹的原因六：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从不在国外寻找和扶植代理人。 柬埔寨人不会同意这个说法。正是在中共扶持下，波布的红色高棉才成功夺权，实施阶级屠杀，杀害柬埔寨四分之一的人口。波布在访问北京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对毛说：“我从小就读了许多毛主席的着作，尤其是那些有关人民战争的作品。毛主席的作品领导了我们整个党。” 华春莹的原因七：中国从来不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欺骗、谎言和偷窃”上，因为中国把这些视为耻辱，而不是骄傲。 但是，就连曾是中国的老大哥的苏联，也被中国的厚黑学和孙子兵法玩弄于股掌之上。赫鲁雪夫对毛泽东挑动核战争、不惜中国人死一半的狂言感到震惊，认为毛是个疯子。勃列日涅夫对美国总统尼克森说，中国人的特点是“野蛮、不忠诚、虚伪”。他们“背信弃义、心怀叵测”，“不诚实”，“特别狡猾、两面三刀”。 华春莹的原因八：中国从不称霸世界，不剥夺任何国家（地区）的发展权。相反，中国谋求共同发展和繁荣。 然而，中国近年来在非洲的蚕食鲸吞，已激起非洲各国的愤怒声讨。中国在非洲国家采取“安哥拉模式”，以提供巨资协助基建，换取当地资源。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教授艾登认为，这种以基建换资源的模式，使中国被视为“殖民者”，中国只重视从非洲获取资源，及为中国企业创造国际市场，这种“设计”等同将部份非洲国家视为“附庸国”。赞比亚大学政治学讲师比巴拉批评说，虽然中非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但中国没有提供太多技术转移，有些国家又盲目生搬硬套中国发展模式，会令非洲愈益依赖中国，不利于非洲的可持续发展。 华春莹的原因九：中国从来不会为了胜利而不择手段地削弱或消灭对手。相反，中国专注于提升并超越自己。 这个说法又是自欺欺人。中国一直无孔不入地窃取西方先进技术，然后通过山寨方式大量生产，这才实现“弯道超车”。比如F-35的设计被盗，使中国空军能够开发出外观相似、具有中国特征的隐形战斗机。中国顶级骇客团队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计算机中窃取两千两百万美国人的安全保密文件，再加上从安塞姆健康保险公司窃取的医疗文件，以及从万豪酒店窃取的旅行记录，估计已经帮助中国制定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基础设施的详细蓝图。 华春莹的原因十：中国从不向流浪气球发射导弹，而是投资建设更好的铁路，让人民享受安全和健康。 这是典型的戈培尔话术，掩耳盗铃还不够，还要贼喊捉贼。中国放出间谍气球侵入他国领空，还不允许他国出于保卫国家安全而将其击落，难道被侵入国只能坐以待毙？曾在奥巴马和川普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麦可·罗杰斯上将表示：“此事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的关注程度。当它成为对我们国家的物理侵入，感觉就不一样了。” 华春莹看似谴责美国，却更像是揭中国的短，这种“高级黑”，骗不了别人，只能讨好习近平一个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3月5日，中国五年一度的人大换届后的人代会即将召开。这次会议的看点何在？可能还有人想起十年前温家宝交卸时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番发言，但那是胡锦涛时代尾声的表演，此戏谢幕不可再。今年李克强交卸时，应该除了应景报告、黯然退场之外，不会有吸引眼球的讲话了。今年人代会的真正看点是财政难题，而财政困境的关键是地方财政之全面苦度，这代表着中国进入经济困难的起始点。 一、中国：财政困境看地方 为什么在中国，财政困境看地方？因为，所有的困难首先集中在地方财政这个层级。地方财政进入全面困境之后，即使中央财政勉强自保，全国各地都会因为地方财政全面困难而爆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要了解中国的财政制度，就必须了解中国的中央、地方这两级财政“收收放放”的复杂关系之演变史。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实行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其财务核心就是，全国财政由中央政府一把抓，地方政府用钱，必须得到中央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 经济改革开始以后，中央政府不得不把财源更多地用到民生上，这便造成了军费困难，为此不得不实行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裁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靠国家计划委员会统管全国经济发展的僵化做法，也不得不重新调整，要给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更多自主权，其中当然就包括给地方政府一些财权。这就是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中首次的财政放权阶段。 但这种财政分权的办法，造成了八十年代地方财政权力增加、而中央财政财权萎缩的局面。于是朱镕基1994年开始，把全国财政收入集中了到中央财政。1994年以前，全国财政收入当中，中央财政占三成，地方财政拿七成；而1994年开始，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六成到七成，地方财政只剩三到四成。所以，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再度进入了中央财政的集权阶段。 朱镕基集中财权的做法，关键在实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税制，即占税收大头的税种归中央财政，而地方政府能掌握使用的都是小税种。这种情况下，沿海的经济大省经济实力强，它们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加快土地开发等办法，补充自己的地方财力；但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实力弱，财政入不敷出，只能仰赖中央财政每年给予补助，即中央财政对大部分省例行的财政拨款。 1994年以后，中国各省的地方财政收入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地方税收、中央财政拨款和卖地收入。在地方财政当中，地方的税收和中央财政拨款属于“一般公共预算”，其开支受中央政府的监督；而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则被中央政府归入了“政府性基金收入”，由地方政府自行支配。 当时朱镕基把与土地相关的收入全都留给了地方财政，因为他不懂，与城市土地开发相关的财政收入，会因为城市化和房地产开发而不断增加。中共的宪法规定，“国家可以……对土地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地方政府只要宣布，哪块土地需要征用，就可以把这里的居民迁走、旧房拆毁，然后这块土地就可以高价卖给房地产公司，收入落入地方财政的腰包。这就是地方政府后来大力推进土地和房地产开发的由来。 随着地方政府热衷于卖地筹钱，房地产便成了支撑地方经济和地方财政的支柱。于是，中国各省的地方财政全部转向依靠卖地的土地财政阶段。这是本世纪初中国经济最繁荣时期的十几年的状态，在财政方面，这个阶段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捞各的钱，彼此相安无事。 二、总理喊话：“谁家的孩子谁抱” 如今，这个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相安无事的局面，终于结束了；而地方政府集体为钱和中央政府的争斗已经拉开了序幕。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结局呢？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靠房地产拉动经济，是不可能永久“玩下去”的，房地产泡沫大到不能不破的时候，地方财政的困境就必然发生。 温家宝在任时装傻，假装不懂这一点。李克强在位十年，一开始也不懂，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危险：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落袋花光了，但各地开发土地的几十兆巨额债务，却留给了中央政府。而中央财政就算把军警全都裁光，政治局全体不领薪水补贴、自己开私家车、秘书的“活”全都自己干、自己烧饭泡茶，中央政府的所有机关也数年“不吃不喝”，也仍然还不上这笔巨债。这就是目前李克强卸任前遇到的痛苦局面。 去年5月25日下午3点，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全国各省、市、县的官员都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这个讲话的录音稿马上就在网上和微信上传开了。会上李克强讲了一段话：“最近已经有几个省给国务院打报告，提出来要借钱。我这里明确的跟大家说……我这里也给大家报个底账，除非有特大的自然灾害，还有一笔总理预备费，其他的钱就靠你们地方”。 李克强的意思很清楚，地方政府没钱了，想找中央财政要，但中央也没钱，你们各地自己想办法。而总理上述喊话的意图，被中国财政部长刘昆今年1月9日解读得明明白白。他针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强调说，“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将进一步打破（中央）政府兜底的预期”。 共产党国家是集权制度，它本身必然会造成地方政府的“大锅饭”观念，自家的“孩子（债务）”想让中央财政来“养”。何况，朱镕基集中财权之后，实行对多数省市的中央财政拨款补助体制，这种体制又鼓励和养成了地方财政的“大锅饭”思维。这才有了李克强的如此喊话。 那么，到底地方政府的债务是如何形成的？地方财政的债务主要是两部分，全都与土地开发有关。要把一块土地卖给房地产公司来开发住宅，地方政府至少必须先付钱做几件事。其一，补偿被拆迁的居民；其二，平整土地、修建道路、安装水电、安排地铁或公交。这都要在短期内投入大量资金。此钱何来？一个办法是地方政府直接发债券；另一个办法是，地方政府设立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即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用地方政府手里的土地，向地方银行获得抵押贷款或发行债券。 这两种支出花出去以后，不管能不能通过卖地收回成本，这些钱都是借来的，债务到期了，无论是银行的抵押贷款，还是发行债券，到期了都必须还债。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房地产公司多数都岌岌可危，不敢再买地了，也没钱买地了；这样，地方政府就没钱还债了。 三、地方财政的帐外金库枯竭 上面提到，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被中央政府归类为“政府性基金收入”，由地方政府自行支配；也就是说，在财政监管的层面，卖地收入相当于地方政府的帐外金库。如今，账外金库开始枯竭了。本来，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与国债一样，以地方政府的税收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但由于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量太大，靠税收不够还债，只能用卖地收入作为债券偿还的资金来源。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名义上是企业，不能用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担保，但实际上却是由地方政府用地方财政局的财政存款作担保的，最后也靠用卖地收入来还债。 其实，即便是在中国经济尚且繁荣的时候，地方政府的债务也可能出现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困难。中共的财政部知道，这种局面完全可能发生，是整个财政系统的潜在危机。但是，为了掩盖中国的财政金融危机，中国财政部采取了一种欺诈性做法，假装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不算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而是模糊地称其为隐性债务问题，拖着想混下去。 然而，现在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了，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急剧萎缩，于是，地方财政的帐外金库开始枯竭。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地方政府的到期债券这种显性债务，还是地方融资平台到期的所谓隐性银行债务，就都难以偿还了。 仅就中共公开承认并每两个月公布一次的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即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数量来看，2022年底全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高达35兆（350,618亿元），其中四成债券6年内到期，必须偿还，剩下的债券到期偿还的时间稍多4年。中共偿还到期债券的办法，逻辑上有三个，一是动用地方财政收入偿还本息，二是动用卖地收入还债，三是借新债还旧债。从2022年中国各地方政府还债的实际做法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究竟如何。 据中国财政部今年1月30日公布的《2022年12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介绍，2022年全国地方政府还债数额是27,758亿，其中由地方财政从正规预算和卖地收入中拿钱偿还的只占14%，其余86%的债务都靠借新债还旧债；2022年地方政府一共发行债券47,566亿元，其中的一半都用来偿还到期债务。由此可见，地方财政尽管多年来拼命卖地，但仍然财源枯竭，只能指望不断借新债，用推迟还债来逃避眼下的偿债困境。而目前卖地收入骤降，经济萧条之下，地方财政收入不断萎缩，这就预示着，今后地方政府不得不把偿还债务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借新债上了。 四、2023年：中国各级财政进入苦境 地方政府的债务到底有多大？这关系到地方财政的苦境到底有多长？如果说，地方政府直接发行的债券大体上还算透明公开的话，那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基本上就是一个黑箱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是指，在法定政府债务限额之外，地方政府通过各自的融资平台公司（也被称为城投），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 2020年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总额是53兆，基本上是借新债还旧债，还债能力非常低。把地方政府直接发行的债券余额35兆，加上融资平台的债务53兆，合计就高达88兆；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22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高达110兆。这110兆债务，大体上相当于中国121兆GDP的91%；其中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相当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税收、卖地收入和中央财政补助）的26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还清债务了。 一个国家的财政债务和GDP的比率，在国际上被称为财政风险警戒线，通常公认的警戒线是60%；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府总负债率已经比财政风险警戒线高出30多个百分点了。而且，其中大部分不是国债，是地方债务。为什么强调地方债务比率高，会很危险呢？因为，国债还可以向国际投行发行债券来融资，地方政府的债务没有国际信用，基本上不能从国外融资。所以，中国的这种以地方债务为主的巨额债务，只能在国内拖下去，变成债多不还、“破罐子破摔”了，这种局面现在正变得越来越危险。 中国的经济不只是面临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的总体困境，过去20年来，中共一直依靠做大财政和金融泡沫，才得以维持到今天。一旦这个财政和金融泡沫破灭，中国将面临一场全面而极其严重的经济灾难。 五、银行充当财政的钱袋 地方政府没钱还债，要靠借新债来还旧债。那么，地方政府一直以来都是向谁借钱的？它们主要是向银行、证券公司、投资基金借钱。银行、证券公司、投资基金的钱，都是民众的储蓄。目前全国银行的资金中，2022年底住户存款一共是120兆；对比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110兆，中国各级财政的110兆债务占住户存款的91%。这意味着，各级财政因为欠下了巨额债务，其实已经把民众的储蓄大部分拿空了；而且，地方政府无力还债，只能借新债还旧债，也就是把欠条不断换新，用今年的欠条替换五年前的欠条，债主永远只看到“白条”，再也看不到自己的钱还回来了。 地方政府一直在玩“民众存款搬家”的把戏，就是把民众的银行存款偷偷地通过中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搬到财政金库里去用；存款搬家以后，地方政府在银行里留下的只是一张永不兑现的欠条，只不过欠条不断以旧换新而已。 在中国，政府可以从银行里拿走民众的储蓄，因为所有银行都受政府控制。中国的银行大部分是上市公司，小部分城市和村镇银行也是股份制的，但银行在政府面前都要下跪。因为中国的银行分两类，一类是全国性大银行，中央政府是主要股东；另一类是地方银行，地方政府或地方势力是主要股东。至于持有零散银行股份的个人股东，对银行的运作完全不能过问。 所以，银行必须听政府的命令，不敢违背政府的意愿。这就是共产党治下金融制度的特点，银行是政府的“钱袋”。地方财政要用钱，只需要给本地的地方银行打个招呼，发一份公文，让本地的官办融资平台公司走一下程序，就把银行里民众的存款拿去用了。这种“民众存款搬家”的把戏，能不能永远玩下去？关键在于，会不会早晚把银行的银根抽空，导致银行对存户的日常兑付发生困难。这种情况去年下半年已经陆续在中国许多银行发生了。 很显然，地方政府玩“民众存款搬家”的把戏，早晚一天要出大问题。中共的财政危机现在是靠从银行里拿走民众存款来应付财政开支，这只是把财政危机转化成银行的金融危机而已。等到财政危机逼得银行无以为继，金融危机因而爆发，整个局面就没办法收拾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前夕，中国外交部先后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和《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以下简称“概念文件”和“立场文件”）两份重磅外交文件。说它们“重磅”，是因为中国外交当局如此“郑重其事”地几乎在同一时间就国际秩序和安全问题以及涉及他国的国际热点事件发布两个文件，宣示立场和态度，还是第一次，尤其考虑这个时间点选择的微妙，显然北京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对此酝酿准备了有段时日。 2022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首提全球安全倡议，早前的2021年9月，他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还提了全球发展倡议。此后外交当局凡涉国际和平与发展问题，必端此两倡议，把它们作为中国外交新的“圣经”。外长秦刚日前在中国外交部蓝厅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就直言，“概念文件”是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中国方案。 两文件所表述的理念、原则和主张几乎相同，不过，鉴于乌克兰危机是当下关注的重大国际事件，“立场文件”比“概念文件”得到的国际反响更多一些。有官方外交学者认为这个文件“真正是从客观中立的角度，对化解乌克兰危机提出了一个理性、均衡、没有私利的方案”。 北京在俄乌间试图制造不偏不倚的平衡印象 兼顾平衡，不在俄乌之间拉偏架，看起来的确是北京要在“立场文件”中表达的一个意图。虽然北京之前始终强调中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对俄乌冲突保持中立、劝和促谈，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欧认为北京偏袒莫斯科，此次它发布这个文件，是要“以正视听”，以文件形式阐述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主张，对俄乌双方的诉求，既有呼应，又有告诫。比如第一条尊重各国主权，实际含有安抚乌克兰，批评俄罗斯之意，第八条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也是在劝诫莫斯科不要动用核武；第七条维护核电站安全，则由于目前扎波罗热的核电厂处于俄罗斯军队的实际控制下，是在劝告基辅不要攻击它。 北京在俄乌间试图给世人制造不偏不倚的印象，然而，对待西方特别是美国，可是毫不客气，全力开火。“立场文件”尽管未提美名字，却处处针对美国，整个十二条用中国网民的话说，是要显示美国乃破坏乌克兰和平的“大坏蛋”。比如第一条有暗批美国不尊重世界各国主权的含义，第二条摒弃冷战思维，更是批美抱着冷战思维和心态不放，三、四两条停火止战启动和谈，意思是，美国才是乌克兰和平的最大障碍，第十条停止单边制裁，第十一条确保产业链供应稳定，也都明确指向美国。 北京所以要在阐述中国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十二点主张中夹带私货，猛批美国，套用前述官方外交学者的话，是因为美国想把中国拉到这场危机中去，一直妖魔化中国的立场，试图将发生在欧洲的这场冲突所强化了的联盟架构，快速移植到亚太地区，针对中国展开一系列“战略绞杀”。例如，美国务卿布林肯、中情局长伯恩斯等日前不断宣称，中国正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包括武器弹药的“致命性支持”。北京则要在这份“立场文件”中戳穿美国一连串假面具，让国际社会看清谁才是乌克兰危机的“拱火者”。 暗批美国，反守为攻，争夺全球安全秩序主导权 从这个角度说，北京选在俄乌战争一周年时机，发布这份文件，不但是对美欧过去指责中国的一种“正本清源”，即向国际社会准确地传递中国对这场危机的基本立场和化解方案；也是反守为攻，它对美国的批判，含有以下企图：国际社会要想化解乌克兰危机以及全球安全困境，就需新的观念和行动蓝图，而中国通过“立场文件”指出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化解方案以及未来出路，传递“俄乌冲突不能继续恶化下去”的信号，不像美国，准备将俄乌冲突推到一个更危险境地，中国才是国际安全的负责任者，而美国是它常常指责别人的那个破坏者。 换言之，北京不但要利用俄乌战争一周年的机会，提出一个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案，为此准备加大劝和促谈的介入力度；而且它试图号召全球反美和疑美的国家，带领它们构建一个新的全球安全秩序，以破解当下的全球安全困境。这就是“概念文件”出笼的动因。该文件列出20项重点合作方向，虽然强调要发挥联合国作用，但它所借重的合作平台和机制，如上合组织、金砖合作、亚信、“中国+中亚五国”、东亚合作相关机制，以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东安全论坛、北京香山论坛、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等，都是试图削弱美国和西方的领导力，因为这些合作平台和机制是中国能够主导或者和中方有密切联系的，美国主导的平台和机制在这份文件中一个都未列出。北京这样做的用心非常明显，打出维护世界和平旗号，争取反美疑美国家的支持，以及西方内部对中国立场和行动方案的理解，以削弱美国在全球和平与安全议题上的影响力和主导作用，争夺国际话语权。 北京抛出这两份外交文件，再加上稍前发布的《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报告，可以明显看出，在和美国及西方的外交竞技中，它不甘处于守势，转而采取进取的外交攻势。这很可能将是中国下一阶段的外交常态。而外交攻势要达效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眼下的乌克兰危机。前面提到，在“立场文件”中，北京系统重申了对俄乌冲突的中立立场，但实则偏向俄罗斯，除了有习近平个人作为独裁者的好恶，对普京专制政权天然有好感外，主要是由中国的地缘政治困境决定的。在北京看来，美国在打败俄罗斯后，接下来就要回头带着众盟友收拾中国，所以在战略上中国不得不站在俄罗斯一边。 北京也乐见俄罗斯的国力被削弱 尽管如此，北京也并非不乐见俄罗斯在战争中被削弱。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不久，我即提出，北京对俄的真实态度，一方面希望俄罗斯的实力在这场战争中被削弱后变成中国的一个小老弟，以后中俄关系由中方主导，俄方只是跟别，改变过去长期俄主中从的局面；另一方面通过俄乌战争，拖住美国，让美国无法分心围堵中国或者延缓、减弱对中国的遏制力度。北京这个真实的立场至今未变。 不过，也要指出，北京虽然希望俄罗斯的国力在战争中被削弱，但不愿看到它被拖垮，否则中国就要独自面对美西方的压力。故北京除了因为担忧西方的制裁不会直接援俄武器外，会在经济和贸易以及一切必要的场合全力助俄，同后者坚定地站在一起，以让俄能够支撑起一场长期作战。王毅的莫斯科之行带有此番使命。可以说，北京认为，这场战争打的越久对中国越有利。此乃北京的阴阳两面，它让国际社会看到的只是它在两份文件中宣示的和平和谈的立场即阳的一面，阴的一面被隐藏在动听的外交话语背后。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神功护体的少林高僧为何不敌中国病毒？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日，中国网上传出少林武僧院武学导师延庄法师感染中国病毒、以五十九岁的壮年病逝的消息。就在两天前，延庄法师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打拳照，因此有人怀疑是否为康复期间剧烈运动导致死亡。 从其生前照片上看，留著长髯的释延庄意图把自己塑造成一副仙风道骨形象，其社交媒体的最后一则留言是：“宝剑、快意，一缕杀气。酒杯，悲凉，一声叹息。知己，豪放，一往情深……”这明显是在模仿古龙武侠小说的文字风格。而他带领几个学徒练拳的照片下有几句说明文字，透露已感觉到呼吸不畅，想通过练习“龟息大法”，“通经活络，只为能够在残喘里，还可向生而行，缓口粗气……” 公开资料显示，生于河南上蔡县的释延庄俗名赵世毅，自幼受到家庭武术氛围熏陶，加上一九八二年李连杰电影“少林寺”风靡，他于一九八三年到少林寺出家，走练武之路。之后，他学到外界称为“达摩内功”的禅功柔拳，号称达到“百病不生”境界，长期担任少林寺武僧总教头，俨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林至尊。 没有想到，如此一位绝顶武林高手，轻易就被病毒击倒。延庄的同门师弟延嘉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说：“再也听不到师兄的声音了，你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还在这个尘世间度人。”有虔诚的信教徒留言询问：“老爷子也是因为某流行性病毒走的吗？”延嘉仅回复二字“自然”。这两个充满歧义，可理解为“自然死亡”，也可理解为“自然如此，何必再问”。 对于释延庄离世原因，少林寺官方没有作出任何说明——如果承认这位武术大师是感染中国病毒而死，对少林的声望不啻为一个沉重打击。首先，这一事实证明，所谓“百病不生”的“达摩内功”，不过是绘声绘色的小说家言，世间没有这种保命符，少林武术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 其次，被外界传得神乎其神的少林内功，不见得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中国男性的平均年龄已在八十岁上下，大名鼎鼎的少林第一武僧却只活了五十九岁，这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可见少林武术甚至比不上西方普通的健身运动。 第三，即便少林内功能抵抗《本草纲目》上记载的传统的“百病”，却无法抵抗“百病”之外的新病——中国病毒，可见中国病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中共故意播放的某种人工合成的病毒。 其实，少林武术，乃至整个中国功夫，都是虚无缥缈的“中国梦”的象征。一九八零年代初，经过文革的“破四旧”，少林寺仅剩一片断壁残垣。中国人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醒过来，伤痕累累，尊严扫地，精神空虚，看不到路在何方。突然间，电影《少林寺》横空出世，举国上下如醉如痴，几乎成为革命梦断的中国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以及此后四十多年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先声。 然而，以少林武术振兴民族精神，本身就是缘木求鱼。少林寺尊达摩为祖师，且不说达摩是否真的是其祖师爷，就达摩本人而言，乃是来自印度或波斯的外国人，跟近代到中国传福音的基督教传教士是一样的。所以，少林功夫，其实是印度功夫或波斯功夫的皮毛。这个被刻意忽略的事实，会让中国的爱国者们痛不欲生。 少林武功号称中国武术之正统，但遇到在搏击界的后起之秀徐晓冬的挑战时，少林寺无人敢出面应战。后来表示愿意与之一战的，是曾任少林第一护法、后来自立门户的释延觉。有趣的是，释延觉表示自己少一根手指，是四级残废，而且已五十岁，强调种种客观不利因素。然后，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若是打七十五公斤级的正规散打比赛，他愿意与徐晓冬一决雌雄。众所周知，徐晓冬的体重在九十公斤左右，让他降十五公斤体重，是强人所难。 一间寺庙的败坏与一个国家的败坏 近年来，在方丈释永信的领导下，少林寺从一间僧多粥少的苦寒寺庙，成为一家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释永信本人也从出家人和修行人摇身一变为全球商业帝国的“CEO”。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杰安迪写过一篇题为《财、色、权力：少林CEO面前的魔障》的报道。该报道指出，中国媒体上出现了一系列针对释永信的的指控：蒙骗大众，玩弄女性，有多名情人，并私下与其中二人育有子女。释永信追逐女性、金钱和奢华生活，与他身为中国佛教界重要人物而长期标榜的为人正派、生活简朴的说法格格不入。这宗丑闻突显了公众对于眼下中国社会的冷嘲热讽：贪婪与低俗的物欲碾过道德，位高权重人群尤为如此。 习近平掀起以反腐为名的政治清洗，党政军各界皆有大佬落马，又牵连出他们背后更多的民营企业家和文艺娱乐界人士。偏偏屡屡被举报、早已声名狼藉的释永信岿然不动、闲庭信步。释永信跟习近平一样“自信”，绝非偶然：他不仅是一名商业和尚，更是一名政治和尚，积极配合习近平“一带一路”政策，少林寺这块金字招牌成为“中国优秀文化”输出西方的典范，跟“孔子学院”联袂登台，一文一武，大红大绿，流光溢彩。过去数十年，台湾新兴佛教系统如慈济、星云等，影响力早已溢出台湾，遍及世界，还返回中国，吸引不少信徒和金钱奉献。逃离被中共武力侵占和殖民的图博故土的达赖喇嘛，也让藏传佛教成为在西方颇受欢迎的东方宗教。为了与之竞争，中共当局积极鼓励和支持少林寺到海外攻城掠地，发扬国威。 此前，释永信计画在澳大利亚东南部修建一处投资三亿美元的豪华少林功夫度假村和高尔夫球场，引发很大争议。中国官媒新华社出面为之保驾护航，高调报道释永信对此事的回应：“文化走出去是件很体面的事。……中国人可以引进迪士尼，为什么国外就不能引进少林寺？”将少林寺与迪士尼相提并论，引喻失义、不伦不类，却很有点习近平踌躇滿志、睥睨天下的胸襟气魄。若是习近平读到这篇报道、看到释永信的这番言论，一定会对之惺惺相惜。既然大方向对了，跟对人了，释永信的生活“小节”问题就可忽略不计。于是，在习近平的中国，释永信就成了一尊打不倒的金身罗汉。 释永信不是国师胜过国师，少林寺不是皇家寺庙却又宛如中共党魁的家庙。马克思和毛泽东都曾将宗教贬斥为麻醉人灵魂的鸦片，但习近平毫不讳言鸦片也可拿来为其所用。杰安迪在报道中评论说：“尽管中国官方信奉无神论，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认可少林寺的全球推广，欣赏它产生商业收入的能力。而且，从近些年不断有官员前往少林寺参观的情况看，他们中很多人也明显相信少林武僧神奇的护佑能力，这一名声早在七世纪就传开了。就像故事里讲的，曾有十三个少林棍僧在战乱之中救了唐王李世民。”那么，今天的少林寺能够护佑焦头烂额的习近平走过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吗？ 少林寺不是一方净土，而是败德的中国的缩影，如同《红楼梦》中的那个典故：柳湘莲路遇贾琏说媒，准备娶尤三姐为妻，但后来向宝玉打听尤三姐品行，宝玉回“你既深知，何必问我？”湘莲遂感叹说：“你们这东府里边，除了这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恐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了。”今天的中国处处是乌烟瘴气、污泥浊水，少林寺不是一方净土，也心安理得地藏污纳垢、坑蒙拐骗。过去数十年，少林武术靠小说和影视的渲染，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佛教第一寺庙。在一切向钱看和向权看的时代，少林武术也就成了发大财、揽大权的法宝。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令整个西方世界最紧张的消息，就是布林肯国务卿所说的：中国将会以武器援助俄罗斯。辅助的消息就更多了，最扎眼的就是习近平将要访问莫斯科，和普京总统再续前缘，谈两国特殊的友好关系。具体谈得怎么样，咱们现在无法预测。 俄乌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内，习近平忙着巩固自己的后院，没工夫招惹美国。再加上俄罗斯在战场上也没尽全力，谈不上失败还是胜利，那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现在相对地俄罗斯加大了动员的力度，西方国家在援助乌克兰方面减弱了力度。战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连波兰都在考虑乌克兰战败后如何瓜分领土。这时候可能习近平觉得到了该出手摘桃子的时候了。 摘桃子的企图肯定不会成功。因为美国不会让俄罗斯得到全胜，也不会让乌克兰全胜。否则升级到核战争或者世界大战，不是欧洲和美国所希望的。所以美国必须控制战争的节奏。最终就是个平局，这个应该可以预料到。欧洲人希望尽早看到平局的结果，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就是这个原因。 习近平说他去莫斯科是想促成谈判，你信吗？人家如果真的谈成了，不符合普京吞并乌克兰的计划，将影响到普京在国内的威望。普京会愿意吗？我估计他会追究中共背信弃义没有援助俄罗斯。中共将成为背锅侠，充当出卖盟友的角色。普京才能向他的国民有个交代。 习近平的班子还没有弱智到看不清这些。所以他不可能去劝和，只能是商谈帮助俄罗斯的安排。过去中共不敢公开援助俄罗斯的原因，不是狼不吃肉了，而是担心党内的反对。高官显宦们的财产、小蜜们都藏在西方，如果惹来了制裁，大家损失惨重，会减少对习近平的支持。 但现在如果普京垮了，中国共产党将独自面对西方阵营。这个大利害超过了个人的小利害，援助俄罗斯有利于保卫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所以援助俄罗斯，在现在这个局面下，是习近平的最佳选择。 援助俄罗斯还有什么更大的利益呢？这就是普京总统说过的：支持习近平统一台湾。中国的援助进入到乌克兰战场，美国就必须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以此取得平衡。抽走美国本身的武器弹药，就减少了干涉台海危机的可能。小习武装统一祖国的牛皮，就算吹成了，地位也就稳固了。至少习近平和他的参谋们会这样想。 对美国来说，在中共军事援助俄罗斯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和欧洲不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乌克兰就会失败或者投降，或者发生政变后割地求和。美国和西方试图维护的国际秩序也将动摇，世界重返冷战时代。如果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台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升高。如果小习得手了，中华民国失败甚至消失了，后果同样严重。 而美国如果加大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压力，让习近平集团处于内部危机的状态，台海战争的可能性将会下降以至于消失。在政治压力上，中国民众的民主自由倾向和对美国的好感，是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因素。 如果共产党对美国舆论和民意的操纵，足以达到维持对话绥靖政策，则天平会倾向习近平的一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场慕尼克安全会议，西方国家短短几天内经历了从春到冬的心情四季变换。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员王毅出席该会期间，受邀先后访问匈牙利、义大利、法国，会后再赴俄罗斯。在马克龙会见王毅之际，法国媒体兴高采烈地宣称“与中国重新建立联系的时机已经到来”，华府政界与美媒则均盼布林肯在慕安会期间与王毅建立“走廊（场边）外交”，达成某种程度上的缓和。但等到王毅在会上指名痛斥美国在气球事件中“歇斯底里”，“美国连巧取都没有只剩豪夺”，美方只能先在口舌上争锋，勉强达成的“场边外交”自是无果而终。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自俄乌战争以来的外交姿态转守为攻，美国与中国终于在这场战争的国际舞台上正面相对了。 慕安会前后美欧对华仍是老套路 这次慕安会上，参加的国家150余个，其实主角就美中两国，欧洲大国算主要配角。会前美欧方面做足了舆论工作，首先由近年热心推动“大重置”的索罗斯针对中俄发出预言 “俄罗斯帝国或将瓦解，而中国面临政权更替或革命 ” 再点名批评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是个民主国家，但总理莫迪并不是民主人士”，印度外长尖锐回应，称索罗斯的说法“主观并且危险”，是印度选民决定国家如何运作，“我们是经历过殖民主义的国家，我们知道外部干预的危险”。 对索罗斯的预言，中方没有回应。在中方看来，从去年年初到年中，索罗斯曾先后两度预言，如“四大因素威胁习近平连任”， “习近平在清零等问题犯错 或影响连任” 都落空，再回想一下1998年索罗斯制造东南亚金融危机，但冲击香港却未成功的那段历史，北京认为不需要再回应。 其馀的三板斧套路从俄乌战争以来一直在玩：拜登携5亿美元访问华沙后，称乌克兰永不会让俄罗斯获得胜利。（Ukraine will never be a victory for Russia. Never”），联合国秘书长宣布将从联合国会费中拿出39亿美元援助乌克兰。美欧再度联手警告中方对俄军事援助后果很严重。对此，《纽约时报》发表《美国警告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弹药》 ，称这是阻止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手段之一，这样可以增加全球公众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的任何潜在行动的监督。并称这是重施去年3月之前华盛顿利用情报挫败俄罗斯战争的战略策略的一部分。 行文至此，必须补充一点：公布情报阻止中国军事援俄，确实是“美乌共用资讯战”的一部分，但最后变成了拜登政府的一道自问自答题：先公开称中国有意向军事援俄，过段时期想与中国政要会晤时又称“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军事援俄”，如是三四番之后，中国不再就此回应，比如这次慕安会后，西方舆论警告中俄不得结盟有如黑云密雨，但王毅访俄完全不受影响。在普京会见王毅后公布的四大内容当中最有趣的莫过于这句：“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正在按计划发展”。也就是说，过去一年多以来美欧全力指责的俄中结盟，完全不受影响。只是不知这“计画”形成于何时，内容也只能靠猜测。 除此之外，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还有两大新动作。 中国接连抛出两份和平建议书 王毅在慕安会后赴俄罗斯访问的同时，中国一点时间都不耽误地推出两大和平建议书：一是向基辅发出中国和平解决冲突的建议书，乌克兰外长德米特里·库莱拉表示收到，正拟研究并得出结论。具体内容外界不知，估计白宫五角大楼也正在研究准备指导意见。 中国还将在2月24日提交一份交由联合国决议的草案——结束俄乌战争的中国和平方案。细节外界尚不知，据王毅称其中包括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保障民用核设施安全，反对使用生化武器。另据彭博社透露，中方的和平建议书预计包括呼吁停火和暂停向乌克兰交付武器的内容，以对抗乌克兰支持者要求俄罗斯撤军并结束敌对行动的另一份草案。在俄乌战争将满一周年之际，联合国将召开大会，就一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乌克兰和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希望争取联大近3/4与会国投下赞成票，以加深俄罗斯在外交上的孤立。 彭博社分析，尽管中国的计画似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在过去的调解都已失败的情况下，美国盟友担心该提议可能会引起全球南方国家（指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国家与地区）的共鸣，并可能吸引它们在联合国的投票。 美国和欧洲以外的许多国家拒绝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呼吁谈判和可能的停火。二是有助于将习近平树立为全球政治家正面形象，同时也将结果塑造成有利于北京的结果。 这两方面担心都并非杞人忧天。 西方国家错估全球局势 在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印度前外交秘书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 Shankar Menon）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评述发展中国家在俄乌冲突中为何不愿意选边站。其观点如下： 1、西方分析人士错估发展中国家对乌克兰战争的反应。西方分析人士把乌克兰战争看作是地缘政治的转捩点。他们认为，在这场民主与专制的生死之战中，世界各国天然会站在西方一边。但北美和欧洲之外的国家对此看法与欧美并不一致，在俄乌战争开始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既不支持西方，也不支持俄罗斯。面对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许多国家尽管实际遵守了制裁，但它们并不愿意正式宣布。随著战事的发展，其中一些国家已开始谋求在俄罗斯与西方间保持平衡。 2、对许多国家而言，乌克兰战争关乎欧洲的未来而非世界的未来。尽管西方评论将乌克兰战争说成人类命运的转捩点，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刚从疫情浩劫中恢复过来，正面临著债务危机、世界经济放缓等重大挑战，这些远比乌克兰战争重要。 3、现在与冷战时期的一大区别是，当今世界没有两极秩序。尽管有很多独裁和民主相对抗的说法，但中美经济相互依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意味著，世界没有明确被分割成两部分，进而使传统的两极平衡出现。在当今世界，大国竞争已不再是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竞争，而是多个参与者之间的竞争。 应该说，这位印度外交家对形势的判断比较接近现实。 美国忽视了本国前辈的告诫 已经过世的冷战之父乔治·肯南及如今健在的几位外交专家道格拉斯·班杜（Doug Bandow，曾任雷根总统特别助理）都多次警告：尼克森担任总统期间的妙招是令北京转变为平衡苏联的地缘政治力量，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国与俄罗斯结盟。但世界左派的传统是踢开权威闹革命，美国左派更是牛气冲天，在他们看来，这些“过气人物”的警告自是不放心上，左派当家的白宫如今更是以咄咄逼人的姿态与这两个大国对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言语：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今年的慕尼克安全会议报告总结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表明民主国家必须保护自己免受专制修正主义的侵害，几乎每一章都单独提到中国。中国显然也意识到，再继续保持去年那种“中立”，不会减轻美国对中国的压力与日渐升高的敌意，于是开始转守为攻，面临美欧指责疑似军事援乌并警告之时，由辩解转为要求北约等国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且时机选在南方国家对乌克兰战争感到疲累之时，将了美国与北约一军。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