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总理艾伯特力挺汉森的澳大利亚文化观点
2026 年 6 月 26 日
聊天机器人ChatGPT的出世可能是人类近年取得的最重要技术突破。在现今的国际格局下，任何一项有着重大创新意义的技术，都不可避免地会被视作或拿来用作大国间的竞争工具。我们看到，在对ChatGPT的各种讨论中，特别是在中文世界，一个被许多人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ChatGPT不是最先在中国而是在美国发明的？ 这个问题其实预设着提问者的答案：习近平的中国，专制统治打压思想和言论自由，窒息了科研人员的创新力，所以AI的突破不可能最先出现在中国，中国人造不出ChatGPT。 不过这样看问题有些简单，有人也可以反问，为什么ChatGPT不是最先出现在日本或者德国，又或它为什么不是最先由Google或者苹果公司开发的？中国虽然没有第一个做出聊天机器人，但它很可能第二个或第三个做出来。 在ChatGPT问世后，中国的科技巨头坐不住了，纷纷表态要下场迎战，百度甚至宣布3月将推出自己的聊天机器人。 一个国家的思想专制会给科学研究带来极大干扰，但这种干扰更可能体现在基础原理上，在应用技术层面，影响研发的可能主要是国家的科研体制、长官意志等。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科研投入对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也会带来很大影响，在专制统治恒定的条件下，甚至会起决定性作用。 仍举中国为例，过去40多年一直处于中共统治下，但随着经济崛起，政府和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中国的技术在过去十几年有一个突飞猛进，以致现在外界有意无意拿中国的科技和美国对比。 对人工智能的开发，中国当局的思想钳制虽然会干扰产品，但主要是在AI的数据处理上，要避开很多敏感词，以及和官方立场、观点相左的信息，语言编码等纯技术问题应该影响不大。然而，由于中国也是数据大国，拥有大数据优势，开发者完全可以做到在AI的数据信息输入中规避政治等敏感信息而不因此影响它的聊天功能，尽管这会影响AI对此类数据信息的获取。换言之，思想钳制导致的某些数据信息的缺席对中国没有第一个开发出聊天机器人会有一定影响，但未必是主因。 既然中共的专制制度并不实质性影响人工智能的开发，假如中国紧随美国之后第二个推出中国版本的聊天机器人，开发者会不会在AI的数据中植入中共的专制信息，让AI储存有利中共统治的语言信息偏好，就非常值得警惕。几乎可以肯定，当AI大规模运用于社会，中共必将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拿来作为控制人的手段，将专制统治推到极致。 关于这一点，有识者早就指出过，索罗斯在开放基金会的演讲中曾警告，“在专制国家和大数据丰富的信息技术垄断公司之间，正在形成一种联盟，这种联盟使新兴的企业监控系统与已经发展的国家资助的监控系统结合起来，将导致形成一个甚至连乔治·奥威尔都无法想象的极权主义的监控网络。”这种情况实际在中国的三年抗疫中某种程度已出现。 中国官方学报2018年发表的一篇人工智能论文，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文章分析了人工智能和人类专制制度的三种对应关系，即人工智能辅助下的人类专制、人类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的专制、人工智能自身对人类的专制。后者听起来虽然可怕，但即使有哪一天，也是相当遥远的事情。 对人类来说，眼下的问题才是真正需要关心的，也就是，如果有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极权统治者拥有人工智能后，会用它来做什么？该论文认为，鉴于人工智能可以极大替代人类劳动力，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将改变专制统治者与大众在劳动上的互相依赖关系，让拥有技术的专制者不必在乎他们的具体感受；可以高效准确地执行统治者的命令，不会产生任何合法性、道德、意愿等的约束，从而可以极大降低社会管制成本；可以赋予统治者强大的暴力能力，特别是武器等镇压工具的智能化，使得统治者无需用一支庞大的人工队伍去操持武器，从而形成极大的对内对外的征服和控制能力，因此，作为机器属性的人工智能会被专制政权拿来作为一种绝佳的统治工具。 论文讨论的是“人类专制”，把它换成中共专制，文章说到的人工智能辅助下的专制情况就完全可以用来描述中国。在现存的专制政权中，中共是最具技术实力的，尤其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借助人工智能，它的专制统治在经济、管制、暴力领域将进一步完善，从而第一次对被专制者具有毫无顾忌的强大能力，想采取什么样的统治形态就采取什么样的形态，完全取决这个政权的好恶，这并非不可想象。果真到这一步，当然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专政。 目前阶段而言，中共利用人工智能加强专制统治最有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形，一是AI的设计和编程受当局影响，要求AI开发者在数据信息的输入中偏向某种特定的有利于维护中共统治的观点或立场，这样AI输出的结果就会偏向专制，从而影响信息接受者的看法。如果人们对此没有很强的识别能力，今后在工作和生活中大量参考甚或依赖人工智能的建议，当局就在不知不觉中对民众进行了思想的洗脑。 二是当局用AI来监控大众在网络上的发言、通信记录和出行等，尤其用它来对付异议人士和政治反对派。这一点当然也不新鲜，当局早就在用科技手段窃听和监控它眼中的反对者，包括用大数据搜索他们的信息。然而，人工智能会更强化当局的这一监控能力。当AI的功能延申到网络搜索领域，监控者无须从海量的信息中捞取反对者的信息，人工智能会自动捞取和识别，向监控者提供它最需要的信息，从而大大节省当局的监控成本，让当局真正做到精准打击。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当局为什么非常重视人工智能的开发，强调在这一领域要奋起直追，不能落后美国太远，除了它有经济、科技和军事的考量，维护和强化中共的专制统治，亦是一个本质因素。 尽管中共可以控制住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不偏离它的统治方向，但无法完全控制民众对国外人工智能的使用。在美国推出ChatGPT后，中共已感受到某种对它的威胁。 有论者开始呼吁中国警惕美国利用人工智能加剧对华认知战，认为ChatGPT可能强化美国意识形态渗透能力，针对中国发布更具迷惑性的内容，使人们更加难以识别美西方的虚假信息，并利用ChatGPT炮制各类反华信息也将更迅速、更密集，令中国应对起来更困难。 既然中共担忧ChatGPT对中国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要削弱人工智能被中共用来加强其专制统治，美国必须抓住在该领域的领先优势，在人工智能的开发中，更多输入反专制的、反映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的信息。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共政治局常委会2月16日召开会议，对2019年底以来长达3年的抗疫成果作出总结，自称中国COVID-19死亡率保持全球最低水平，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 很早就为习近平担心，中国严厉清零政策，和其他国家与病毒共存政策相比，如果最终的死亡率相差无几，习近平将如何自圆？如何对暗夜里在社区广场向大爷奶奶们求救一颗退烧药的上海母亲交待？如何对十数亿受困清零管制长达3年的老百姓交待？ 最终证明多虑了，数字是可以创造的。中国3年疫情的死亡总数，先是排除非因呼吸道感染死亡者，再是排除非在医院死亡者，最终的死亡人数统计只有8万馀人。 于是，根据统计，全世界因COVID-19疫情的死亡人口，美国每10万人中有337人居首；中国每10万人中只有6人，最低。台湾的此项数据是70人，也远远超过中国。 但中国公布的死亡人数统计，西方国家不相信，美国纽约时报根据4种不同方式的科学家推估，中国因疫死亡人数在100万到150万中间。中国老百姓也不相信，微博上充斥著各种苦笑与酸言。 有中国网友说得好：“如果一件1年前、半年前、甚至3个月前的事件，他们可以自我粉饰到如此不要脸的程度，那么，历史教科书上那些5年前、10年前、百年前的事情，有半个字可以信吗？” 只是，从中共主政者的立场来看，数字必须被发明、奇迹必须被创造，否则党将不党。疫情初起，中共下令武汉封城，那可是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封锁1000万人口这种事，人类历史上从无前例，不但惊坏世人，中共更因此自夸：这是中国的体制优势。 什么是中国体制优势？就是共产党领导、一党领导的国家体制，以及全国一条鞭式的上行下效，而或许更重要的，是习近平领导。这样的体制优势，是中共“西降东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基础。因此，如果这样的体制优势最终被证明为虚幻，中共将如何自处？习近平怎能继续干？ 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处理疫情方式，包含中国的严格清零、西方的与病毒共处，及包含台湾在内的混合方式，并没有一定的孰优孰劣评价，如何在经济发展与人民生命中取舍，也没有一定的判准。但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定论，他们的清零路线是正确的，而这样的体制优势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刚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又发了一通指鹿为马的奇谈怪论。前不久在各界的压力下，他结束了所谓的清零政策，放任不管了，引起了疫情在中国的快速发展。这才没多久，忽然又说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防疫政策，创造了什么奇迹，无比地正确。这不是自己打脸吗？ 他为什么要自己打脸呢？即使撒谎也要撒得圆一些呀。这就不能用什么无能之类的理由来解释了。他不得不自己打脸的原因，是内外交困又面临两会上的险恶局面，而不得不自己打脸。为的是靠可能还存留的威慑力，压制党内反习势力推翻他的图谋。这和两千多年前的指鹿为马一样。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白纸革命之后刚刚发生的白发革命。把一向比较倾向保守，也比较相信政府的退休老人们都惹翻了，就说明所有社会阶层都倾向于反共了。至少这对习近平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谁都知道民意是威胁政府的最大力量。 国际间发生的气球事件，大家肯定都知道了。这造成了美国反共情绪的新一波高潮，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了谴责案，导致拜登政府试图缓和美中关系的努力流产了。布林肯国务卿取消了访华的计划，甚至取消了在国际会议上和中国外长的会面。形势对习近平努力缓和美中关系这棵救命稻草，十分不利。 本来国内形势危机四伏，国际关系有所缓和。像当年江泽民一样堤内损失堤外补，也可以蒙混过关。怎么就失算了呢？有些朋友会认为是巧合。但我认为这么大的事情巧合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何况一连放了四个间谍气球，一个没看见还有后续，是一定要引起反弹的姿态，这就不会是巧合了。 习近平自己给自己下绊挖坑吗？他还没傻到这个水平。肯定是有人在给他挖坑。谁干的？谁需要习近平失败就是谁干的。习近平想抓住救命的稻草，人家把稻草毁掉了。这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说明党内高层希望小习下台的人，已经开始撕破脸动手了。 这个情况和民意相结合，那是不死不休的姿态。怎么办？小习同志也只好撕破脸，拿出最后的力量指鹿为马。他想造成一个面对面的对抗，检验一下你们这帮更无一人是男儿，是不是有这个胆量鱼死网破。至少人家太监赵高就成功了，一屋子大臣们都说：是马，是马，不是鹿。若真这样，小习就赢了这一局。 赵高赢了不等于小习也能赢，这里边的环境大不一样。赵高当年气势正盛，群臣们也没有面临死局。说那是马不是鹿，不会有什么损失。只是个笑话而已，何必较真呢？这次不同，就像景阳冈上打虎，老虎不死就是你死。所以既然撕破脸了，大家只能抖擞精神，拼死一搏了。否则就是薄熙来的下场，能活着走出监狱的可能都不大。小习可比当年的毛泽东、邓小平狠多了。 所以中国和共产党以及老百姓，要想摆脱这个烂尾能手，不穿衣服也要当皇帝的习近平，只能联手干他一场。但是高官和老百姓的目的，侧重点不同。能不能形成合力还有待观察。高官们要保命、保党、保权势，对老百姓不会给予信任。他们可能还会害怕老百姓造反夺了他们的天下。 老百姓当然早就不相信这些当官的。他们谎话连篇，自打嘴巴不脸红的一贯作风，老百姓多年来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自然谨防又被官员们给忽悠利用了。所以习近平和他的帮伙们，还有很大的挑拨离间的空间。这关系到国家民族和每个官员、老百姓的切身利害。希望大家谨防共产党惯用的挑拨离间、各个击破的手段，合作推翻习皇帝的暴政，创造一个新的局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发生以后，美中关系明显恶化。在此期间，双方经历了一系列互动。美国政府先是与中国政府沟通，然后把气球击落，打捞之后，又宣布气球上携带有情报摄取装备；中共对此的态度，从承认气球进入美国领土，变成抗议美国击落气球，再反诬美国也有气球进入中国领空；美国的媒体关注点则逐渐从间谍气球本身，转移到中国对美国的恶意威胁问题。这短短的十几天内，这个间谍气球暴露出了中共处理对美关系的底牌，而其中深意值得分析。 一、间谍气球是北京《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的一部分 关于间谍气球的活动，目前美国的媒体主要是就事论事，但忽略了一个重要角度，即间谍气球乃中共对美国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间谍气球事件，就比较容易理解，北京为何不惜破坏中美关系，也绝不肯承认间谍气球的使命。 目前对中国间谍气球的操作，美国媒体至多是延伸到中国可能存在“气球舰队”这样的层面。但是，为什么中共会如此明目张胆地操作间谍气球项目，那只是单纯的搜集情报需要吗？实际上，如果把去年中共宣布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纳入思考，就不难发现，中国正在部署实施针对美国和台湾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美国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还是国会，似乎都没有对中共的如此部署，有比较系统的分析和认知。 2022年6月13日习近平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从2022年6月15日开始生效。我在去年8月26日给本台的评论文章中就此做过简要分析。那时，我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此类行动对台湾的威胁这个层面；但当时我没想到，这个行动同样也针对美国，是中共对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年的这次间谍气球事件，让我们不得不把视界打开，要从中共的全球战略这一角度，重新来认识中共有计划、有步骤的“非战争军事行动”。 美苏长达40年的冷战，留下了教训，也留下了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双方必须避免热战；否则，一旦动用核武器，就万劫不复了。美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长期未把中国可能取代苏联、成为美国新的战略对手这一前景纳入考量；直到川普总统任内，才开始警惕中国的潜在威胁。但美国目前基本上依然沿用美苏冷战的威慑战略，希望中国也能象前苏联那样，有所克制；而拜登最近开始对中国实行芯片领域的技术封锁，这也是美苏冷战时代用过的手法，希望籍此延缓中国军事技术的升级速度。 二、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是新冷战的扩大化 然而，美国的行政和立法机构好像并没认识到，中共已经从美苏冷战的经验教训之外，构想出一套非热战的新对抗战略，并且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了；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实际上是把冷战的范围和手法扩大化了。这种“非战争军事行动”动用军事力量，但不启动热战，却可能达到传统冷战所达不到的威胁效果。 在美苏冷战那种传统的冷战当中，苏联除了被动地跟随美国，不断升级战略威胁的强度、从核武库的强化到扩大外太空的军力竞争之外，也参与或发动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传统型地面战争，但苏联并没采取主动型的非战争常规军事行动。因此，美国也没有这方面的防备。然而，中共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发明”，给美国提出了新的国际关系课题，那就是，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一旦针对美国及其盟国启动“非战争军事行动”，美国要如何回应，又要如何防范。 中共的《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共有6章59条，但中国媒体没公布这份命令的具体内容。中共对这个《纲要》保密，当然是因为其中很多内容并非中共官媒宣称的所谓“救灾”、“维和”等使命，而是军队对外战略的非战争实施手段。 美国国会研究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21年的一份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提到, 非战争行动指的是除全面冲突以外的军事行动，可能包括定期活动，如巡逻、军事外交和维和行动，以及危机应对行动。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 其实，中共军队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完全可能包括对外实施挑衅型或威胁型的军事行动，象这次的间谍气球活动就是如此。中共的所谓“非战争军事行动”，会涉及到海上和空中的准军事行动，其目标既可能指向中国的邻国，如台湾、日本，也可能指向美国本土以及美国的海外领地，如关岛、中途岛等重要的军事基地。 在台湾和日本方面，“非战争军事行动”可能包括以演习和巡逻为名的领空、领海入侵，诸如对邻国的近海连续发射导弹；也可能动用军队参与的渡轮和武装民兵船的行动，先测试邻国的海岸防卫能力，然后对邻国的港口实施骚扰型封锁。 在南海，中共以“民用”为伪装，陆续在一系列水下暗礁上造人工岛，然后建成海空军基地，造成了霸占南海国际水域的事实。这正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一种典型方式。 而在美国方面，中共则以空中侦察（包括间谍气球）、水面舰队逼近等方式，对美国施加压力，展示中共无惧美国的姿态。 三、“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战术和战略目的 从本质上讲，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是一种战争边缘政策和“蚕食”模式。它通过一步一步地挤压对方的安全空间，造成对方的困忧，为进一步的威胁创造空间和机会。 在战术上，“非战争军事行动”试图达到军事上的战争手段不一定能达成的目标，例如，逼迫对方不战而降，或者为了防止军事冲突而步步退守，为中共的军队创造越来越大的威胁空间。 从战略上看，“非战争军事行动”可以让中共的情报搜集和逼近演习常态化，让对方疏于防范或疲于防卫，进而达到不战而据上风的态势，为以后升级军事压力制造机会。 在台湾方面，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很可能从战术动作开始，企图达到和平占领台湾的目的。其战术动作是，用军事力量来实行港口封锁和国际航路封锁，实施经济绞杀战；同时试图借此动摇台湾的民心，设法诱导台湾的选民选出对中共投降的政党来执政。如此中共就可以实现其“和平统一”的战略目标，让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在台湾登岛，进而实现对台湾的统治。 在美国方面，2020年初中共海军的水面舰队到中途岛附件海域演习，以及最近中共的航母编队到关岛附近海域演习，就是针对美军基地采取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的一部分。而中共“间谍气球”部队对美国领空入侵，也是在测试美国的领空防卫能力，进而为今后利用气球投放有害物质或小型武器积累经验。 事实上，中共军队对日本和美国的威胁，与它对台湾的威胁是密切相关的。北京希望削弱美军对台湾的支援能力，从而让美军在台湾海峡和台湾东部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中能够为所欲为。中共的海上和空中威胁或骚扰，表面上不算是战争行动，所以中共有时会用“民用”目的或军队训练来包装；但是，此类军方采取的行动无不具有军事目的，都属于准军事行动。中共希望美军对中方所谓的“民用”行动充分宽容，接受中共制造这种“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现实，理由是，中共在“化解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地区稳定”。然而，在国际社会看来，这无非是新霸权主义的托词而已。 四、中共对美敌意的三重来源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有两大幻想。其一是，加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会走上民主化道路；其二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会对国际社会承担必要的义务，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前一个幻想，即中国民主化的幻想，早已破局。直到习近平连任独裁之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圈才终于不得不承认，他们做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判断。经济全球化不是为民主化铺平了道路，而是为中共推行国际霸权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幻想，所谓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虽然还在美国的外交语言中存在，但已被中共的各种行动破局。这次的间谍气球事件，就是中共故意扮演“不负责任的大国”这一角色的典型表现。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的历任总统为中共打开WTO大门的时候，中共策略性地保持着低姿态（即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因此给不少美国政治人物和中国问题专家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拥抱了资本主义之后，早晚会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然而，这种幼稚看法完全忽视了中共对美国的三重敌意。 首先，中共对美国的敌意出于“民主恐惧症”。为了确保红色政权，中共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充满了恐惧，害怕国民向往世界上最大、又最繁荣的美国。因此，不管美中两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如何密切，中共从未停止过政治上的反美洗脑教育。如果中共的仇美、反美态度仅仅停留在“民主恐惧症”上，或许还不那么具有进攻性。但中共现在也害怕“造反、红色革命”等原始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散播，因此它的意识形态宣传转向了“爱国主义”，其核心观念是“经济赶超论”，即超越政治上的劲敌、经济上的“老师”美国。 其次，中共的“经济赶超论”也是中共对美第二重敌意的来源。中共需要用经济快速发展，来支撑中共的“红色制度优越论”。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仅靠自然的经济发展显然不够；于是中共就不择手段地地在经济上削弱美国，盗窃美国的技术机密来仿制产品、占领美国市场。虽然拜登政府提出，美中两国是战略竞争关系，但中共一如既往地采用它的“损你强我”国家战略。这种战略并非单纯的民间企业的个别行动，而是由政府规划、组织、资助的大规模计划和操作；更关键的是，它不是单纯的自由竞争，而是具有敌意的国家行动。 中共对美国的第三重敌意，来自其“美国假想敌”军事战略。中共的这一军事战略不仅是它全球野心的工具，也是它“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重要支柱。长期以来，它不仅千方百计地设法窃取美国的军事技术和机密，用于发展军事科技，同时也以美国为假想敌来扩张军事实力。这样的军事战略不会悄悄实施，而是不断向美国展示增强的军事实力（即“亮肌肉”）。中共虽然不见得真要与美国直接军事对抗，却要通过军事力量的强化，不断向国民展示其“强大”，从而让认同“军事爱国主义”的民众增强对中共的向心力。 这三重敌意表明，不管美中两国在经贸层面有多密切的联系，也不管双方在外交场合会谈多少次，中共对美国的敌意都不会稍减。 五、中共对间谍气球事件为何先恭后倨？ 白宫在间谍气球事件中一直试图与北京沟通。而中共的态度却先恭后倨，起初承认是中国的飞行物，但拒绝承认是间谍工具；而间谍气球被击落之后，北京甚至毫无道理地倒打一耙，反咬一口，假称也发现了美国的气球云云。《美国之音》在2月15日的相关报道中引用CNN的分析指出，在气球争议问题上，北京当局反咬美国一口，标志着争议升级，与其最初为气球事件所作的伤害控制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观照北京的态度变化，如果把视角局限在间谍气球本身，会把这个事件的关联狭窄化。北京恼羞成怒，主要是因为间谍气球被击落后，中共的间谍手段被美国掌握吗？这个超级庞大的间谍气球之横截面足有一个足球场大，其下方的悬挂吊篮则相当于两、三辆校车的体积（12-18英尺宽）。然而，这个吊篮中的间谍设备被打捞出来以后，其中的情报价值未必关系到中共间谍活动的核心机密；也就是说，从情报技术的层面去评估，中共的损失并不见得很大。 那为什么中共间谍活动的尾巴被抓住以后，会如此恼羞成怒？笔者认为，北京的先恭后倨，不只是出于上述三重敌意而作出的常规反应，还与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遭到阻碍有关。 北京一开始希望美国放行这个间谍气球，所以态度比较低调，但绝不承认气球的功能是军事间谍活动。因为，这个间谍气球其实就是实施对美“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北京的算盘可能是，这个气球被发现，是早晚的事，如果美国放行，北京就为它今后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画出了一条底线，即凡属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美国军方不应做出反应。 等到间谍气球被美国击落以后，中共恼火的不只是设备吊篮被打捞；更关键的是，这个击落行动意味着，美国会对中共策划的“非战争军事行动”采取不容忍政策。只要美国坚持这样的立场，中共谋划中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就可能破局。换言之，北京好不容易琢磨出一套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对这种“蚕食”模式可能很快削弱美国极其盟友的防卫，抱有很大的期望，这次却在一个间谍气球事件中遭到破解。 这才是中国外交部不合常理地抗议不休的真正原因，也是美国军方试图与中国军方高层通电话遭拒的背景。美中关系不太可能再回到以往了，其中最大的原因不在美国这一方，而是中共已经把它庞大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列为了对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间谍气球事件，会不会成为美国决策层深入审视中共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计划之契机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高层人事决策历来神秘无比，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如此。不过从新华社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次日公开发表的专题报道文章中，还是不经意地透露出了一些有些参考价值的内容。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张庆伟为何输给了自己的老部下马兴瑞和袁家军？》中介绍了从二零零二年十月召开的十六大即开始连任了五届中央委员的张庆伟被从央企外放到地方是从二零一一年开始的，先是担任了五年半时间的河北省长，然后是赶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被升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成为当时中共政坛上最年轻的地方省级一把手。在黑龙江经营了四年半时间，又赶在二十大召开的前一年被平级调任湖南省委书记。这一段经历，说明当时的中共高层还是在对他进行重点培养的。不过，张庆伟被宣布从黑龙江省委书记调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具体时间是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两个月后的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马兴瑞就被宣布接替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全国的新疆区委书记职务，等于是提前“入局”。用当时一家中共大外宣的评论文章的话说，无论一年后才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会产生多少“新任”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已经笃定成为其中的第一人。 去年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的次日，中共新华社即刊发长篇报道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文中按时间顺利纪录说：“从2022年年初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酝酿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问题，认真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赞成……采取谈话调研的方式，就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选，国务院领导成员人选，中央军委组成人选，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内新提拔人选等，在一定范围内面对面听取推荐意见和建议。” 这里所说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内新提拔人选”中是否包括张庆伟，将是我们本专栏下篇文章的内容之一。 如上新华社文章中还记述说：“2022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进行专门研究，讨论通过了《关于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谈话调研安排方案》。谈话调研和人选酝酿工作在习近平总书记直接领导下进行……” 也就是说，在围绕中共二十大上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酝酿工作“开始的前三个月，马兴瑞事实上即已经被宣布是”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中的当然人选了。 如上新华社刊发的长篇报道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中还记述说：“根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和中央领导机构建设的实际，参照往届做法，中央对推荐人选的范围、年龄和结构提出明确要求。” “谈话调研中，大家一致认为……推荐范围、年龄杠杠和结构要求科学合理、符合实际，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谋远虑、远见卓识。” 由此可见，虽然二十届中央政治局里除了习近平而外，还有张又侠和王毅是“超龄服役”，但总体上还是有所谓“年龄杠杠”的，也就是所谓的“七上八下”。这个“七上八下”的“年龄杠杠”同时也适用于不是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副国级领导人，所有不是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副国级领导人在去年二十大召开时年已满六十八岁的，一律不再进中委，当然也不会在今年三月即将召开的新一届两会上被安排连任或改任某项副国级的具体职务了。 这个“七上八下”在被运用到当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否连任的酝酿过程中，也被形容为“七留八不留”。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被“七留”的典型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蔡奇。被“八不留”的代表人物是一九五四年出生的尤权和韩正。 当然，一九五五年及之后出生者从“年龄杠杠”角度有资格“留”并不等于必须留。 如上新华社文章中还说： “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要坚持事业为上，根据工作需要、人选条件、廉洁情况和形象口碑，能留能转、能上能下，树立新时代鲜明用人导向。”谈话调研中，许多谈话对象都表达了这样的意见。 在此前提下，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符合年龄”但却未被“继续提名”连任者，共有四人，他们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目前暂时仍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和目前暂时还在位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一九六三年出生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目前暂时还在位的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以及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新疆自治区委书记陈全国。 如上四人中，李克强和汪洋在现有职务上都没有“退居二线”的余地，所以除非他们二人在二十大上被安排连任政治局常委，并在此基础上一个改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一个改任国务院总理，否则就只能“一退到底”。如果安排他们两人如同当年的华国锋一样，在二十大上只连任中央委员，反而是一种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的一种羞辱性的安排。 而胡春华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他在二十大上连个中央委员都没有继任，那前提必须是受到了党内处分。而安排他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转任表面上“同级”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好，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好，都不是一种处分，而是所谓“工作需要”。所以他自然会被安排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 如此说来，陈全国为什么未能如他在新疆自治区委书记位置上的前任张春贤一样，虽然不能连任政治局委员，但仍然还能在连任中央委员的前提下改任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哪怕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委实成谜。 中共二十大后，外界舆论只顾为胡春华鸣不平，是因为他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最年轻的一个，比新产生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常委会里七个人的最年轻者还要年轻一岁。但与陈全国同龄的蔡奇在二十大上不但晋升一级，而且还被同时内定了接替王沪宁的“副总书记”位置。肯定会令陈全国敢怒不敢言。 众所周知，陈全国曾经是习近平对新疆采取种族灭绝政策的一线总指挥官，长期坚守所谓“对敌斗争”的最前沿。并为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站在习近平的角度，绝对是功不可没。笔者曾经读到过墙内的一篇爱国贼文章居然把陈全国称之为“铁血保护新疆汉人的千古功臣”。 而相比于陈全国的“铁血治疆”，即使站在维护习近平政权的角度，他蔡奇是何德何能？担任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五年里，治理北京的突出“政绩”只有一个清理低端人口，真的是乏善可陈。 而如果说五年多前的张春贤在中共十九大上“出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此前的“柔性治疆”政策被习近平否定，那作为张春贤新疆自治区委书记的继任者陈全国铁血治疆之后的政治下场怎么还不如张春贤呢？ 二零二一年年底，陈全国奉旨交出新疆区委书记职务后即进京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在这次会上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是 “今明两年正值换届，领导同志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换届纪律”；“正确看待组织、正确看待自己，服从大局、服从组织、服从安排”；中央政治局成员要“看淡个人得失、看开功名利禄”。 如上新华社的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中还说：“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酝酿人选和征求意见时，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以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高度负责的精神，主动表示退下来，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来，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 那么这“主动表示退下来”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具体指的是哪“一些”呢？首先李克强的总理职务已经连任两届，依”法“不能连任，所以他的”退下来“并不是什么”主动“而是被动。汪洋和王沪宁同庚，两人之间的全国政协主席职务的交接不能被形容成”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来“。至于胡春华，本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最年轻者，把他排除之后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的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候选人，也只有张国清较他年轻一岁。所以胡春华的”出局“显然也不是“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所致。那还有谁呢？韩正？但是韩正本来就是已经不符合“年龄杠杠”的，“退下来”是现所当然，也无所谓高风亮节。就如同五年多前在十九大上“退下来”的王歧山一样。更何况他韩正在从政治局常委“退下来”的同时，即已经被内定成为王歧山的国家副主席接班人。已经公布出来的消息是，韩正被安排在山东缺席“当选”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是退位政治局常委中唯一一个成为未来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者，毫无疑问是复制了五年前的“王歧山模式”。 在中共二十届政治局产生之后至韩正被宣布“当选”十四届全国人大的山东省代表之前，外界关于王岐山的国家副主席继任人选有多种猜测，但主要是集中在栗战书身上。至于很少有人猜汪洋，是因为外界大都认为汪洋和李克强一样，都是习近平欲除之而后快的“团派”代表人物 。其实是这些胡猜乱测的评论人都没有搞明白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共的所谓“正国级”领导人中，也还是有级别之分的。七个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总书记兼军委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是“正国级”领导人中的“正职”，其他三名政治局常委，无论是那个相当于“副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一把手，还是中纪委书记和那个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都比前四名“正职”低半格。 在此前提下，国家副主席无论相对于全国人大委员长，还是相对于国务院总理及全国政协主席，都是副职。最多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中的那个常务副总理。由此说来，虽然栗战书确实曾经在习近平的所谓政治亲信中可以名列“首席”，但无论是安排他在卸任政治局常委和全国人大委员职务之后，还是安排汪洋在卸任政治局常委和全国政协主席职务之后改任国家副主席，都等于是降级安排，实际意义没有，侮辱性极强。 综上所述，在酝酿谁将是王岐山之后的下一届国家副主席问题时，习近平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恢复王歧山之前的那种安排，由一个政治局委员兼任国家副主席，那么这个国家副主席就只是副国级。二是把王歧山模式固定下来。那么在退位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只有韩正一人可选。 众所周知，自王歧山从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中退下出任了一届国家副主席之后，其表面上的地位就一直是排名老八。七个政治局常委之后，其他所有副国级领导人之前。但外界评论在近一两年里经常炒作一些王歧山在习近平那里失势的“内部消息”。不过我们前面引述的新华社《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一文里有这样一段内容证明了在党内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国家副主席王歧山的实际政治地位的特殊。文中说：“从2022年4月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专门安排时间，分别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谈话，充分听取意见，前后谈了30人。” 我们不妨计算一下。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除习近平本人是二十四人，不是政治局委员的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委员是五人，相加起来是二十九人。再加一个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正好三十人。也就是说，当时的习近平除了与王歧山面议或者说是密谋，也还以面谈的形式分别告之李克强、汪洋、胡春华和陈全国，要求他们“正确看待组织、正确看待自己，服从大局、服从组织、服从安排”； “看淡个人得失、看开功名利禄”……。 如上新华社文章的内容中毫不避讳习近平对“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定于一尊。文章说：“综合各方面意见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原则和组成方案，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进行了认真沟通、反复酝酿。形成初步方案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再次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方案。” 至于习近平向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提出的这个“组成方案”的依据，虽然经过了一个所谓“酝酿”和“推荐”的过程，但新华社如上文章中也特别强调了习近平的要求，即“党的领导和民主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两者不能偏废，决不能简单以票取人”。 言下之意，无论是胡春华这样的“出局”者，还是蔡奇等被“继续提名”者，或者是马兴瑞等被“新提名”者，说到底都不是因为他们在党内人望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习近平的个人喜好。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杨恒均2019年1月19日早晨在广州白云机场入关时被从北京来的中国国安人员带走，身陷囹圄迄今已整整四年。四年的折磨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摧残，但他的内心依旧刚强。几天前他从狱中向仍然关心他的朋友和读者传话：四年是漫长的时间，我来到这里受苦受难，但我没有被征服；我是无辜的受害者，我对我入狱前所从事的正义事业依然充满信心；我绝不放弃我与朋友们共享的价值观，我期待早日重获自由，以加倍努力的工作回报世人对我的关爱。 四年之前中共当局抓捕杨恒均，固然是为了报复2018年澳大利亚制定实际上针对中共的反渗透法案以及抵制华为的5G基建项目，就像抓捕康明凯、思巴夫以报复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扣押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一样。但是，中共安全机关当年抓捕杨恒均，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颜色革命”。至于“间谍犯罪”的指控，只是中共对杨恒均进行政治迫害的方便借口。2019年有诸多重大事件周年纪念日，包括“五四”100周年和“六四”30周年。中共当局担心出现“灰犀牛”和“黑天鹅”，担心民间借机发动“颜色革命”，风声鹤唳、如临大敌，2018年下半年就启动了对异议人士的大抓捕和大整肃。被整肃的维权律师有余文生、隋牧青、文东海、谢燕益、李和平、王宇、张凯、刘晓原、常玮平、何伟、玉品健、刘正清、蔺其磊等人；被抓捕的异议人士和民间维权人士包括秦永敏、黄琦、王怡、蒋蓉、刘飞跃、甄江华、孙林、董瑶琼、朱承志、戈觉平、吴其和、李英强、覃德富、沈梦雨、岳昕、杨舒涵等一大批；被抓捕和整肃的不知名人士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公民社会的民间意见领袖几乎被安全部门“斩尽杀绝”， 以至于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流水革命”无法在中国大陆引发任何引人注目的呼应。 杨恒均是因为读者众多、在网络世界广有影响力而成为中共当局打击的目标。他2009年在我门下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没有选择进入职场谋求生计，而是学业有成、踌躇满志地以职业写手的身份献身于思想启蒙的事业，特别是坚韧不拔地坚持在“墙内”写作以拥有更多天然读者。杨恒均有厚实的自由主义思想信仰和理论修养，但他在写作中力避书卷气。他善于用情深意切、深入浅出、生动诙谐的文笔指评时政，切实有效地向国人传播现代民主政治及其相关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价值理念，迅速成为名满天下的“民主小贩”，因而也成为中共当局的眼中钉。中共当局认为杨恒均有发动革命的能量，2011年为防范“茉莉花革命”就曾经将他拘押了一回。2014-2016年间杨恒均的读者群在全国50多个大、中城市自发组成以“羊【杨】群” 命名的微信群，真的具备了全国性影响力，中共当局2019年为防范“颜色革命” 而抓捕他就更有“理由”了，尽管他迫于压力于2017年就已远走美国、淡出江湖。 其实，杨恒均只是一位积极议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位力图克尽言责的书生。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传人。在古代中国，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士居“四民之首”，而且“士志于道”。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带着孟子所说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那么一种士大夫精神，奔走呼号、激浊扬清，致力于创建和维护合乎“天道”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在当今中国和世界，合乎“天道”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便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像杨恒均那样优秀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带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带着为真理和正义献身的勇气，义无反顾地为实现中国的宪政转型、落实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而尽心竭力。 四年过去了，当今时过境迁。中共当今有改善中外关系以为经济纾困、息事宁人以化解社会危机的双重压力，释放杨恒均以及其他政治犯，甚至于松开“专政的铁拳”以实现与公民社会的和解，显然是很有魅力的选项。不过，人们有理由怀疑，中共领导层是否仍有做出明智选择的能力。 （全文转自光传媒）
爆发在二月初的“间谍气球”事件，在美国政坛和舆论投下震撼弹。简单说来，它对美国人的震撼程度，就是“黑船来航”+“斯普尼克”。“黑船来航”是指1850年代，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驶入日本外海，日本人见到从天而降的“黑船”大为震惊，旋即和美国签订门户开放的通商条约，此后日本发奋图强，在亚洲诸国中率先成为现代列强。“斯普尼克”是指1950年代，美国正研发卫星上天，然而在美国人毫无心理准备下，苏联率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震撼了整个美国政坛、科学界和舆论，美国从此大力投入科学教育和科研，最终在科技能力上远远超越其他国家。 笔者这种形容绝无夸大。在发现气球后，美国政坛和舆论群情汹涌，连篇累牍地讨论美国的不足和应对方法。“对中强硬”成为当前的两党极少数能达成共识的议题。 在公布发现气球后，美国共和党人就猛烈抨击拜登政府不击落气球。拜登的解释是“军方说击落气球容易砸到人”，因此要挑一个合适的地点。国务卿布林肯在不久后，宣布推迟访问中国，财长叶伦也暂停了前往中国的计划。在中国说气球是“民用飞艇”，要求美国“冷静处理”之后，总统拜登顶著中国的反对压力，当气球到达海边时就命令空军把气球击毁。美国还顶著中国的压力，把打捞上来的气球残骸送往检查，拒绝交给中国。 在击落气球后，拜登形势一下子变主动。然后有报导指出，在川普时期三次发现气球，其中一次还在本土人烟稠密的佛罗里达州上空，但川普政府都没有反应，这更让拜登反客为主。2月7日，拜登发表国情咨文。由于两党矛盾很深，大部分场合共和党议员都嘘声不断，但是当他提到与中国的竞争，提到自己保卫国家时，现场掌声如雷，这是极少数没有人唱反调的时刻。 共和党本有众议员要动议谴责“拜登应对气球时间不当”。然而，这样的话，民主党必然一致反对。为了不转移焦点，不把外交国安事件，变成国内的党政。在资深共和党人的协调下，共和党携手民主党共同推出了“谴责中国”的版本，两党众议员一致支持，最后以400多票支持，零票反对，通过了动议。这是新一届众议员上任以来，第一次零票反对地通过一个议案。 可以说，通过气球事件，拜登在国安议题上成为赢家，美国两党更难得地联手一致齐心抗中。 这种震撼不但发生在美国，还发生在加拿大。中国气球穿越加拿大领空的时间比美国更长，同样很多加拿大政客质问，为何不在加拿大境内就击毁气球。总理特鲁多只能像拜登一样说“气球会砸到人”。当然这种说法在加拿大更加不受欢迎，加拿大地广人稀，在气球穿过的育空领土只有每平方公里0.1人，西北领土更只有0.03人。这下特鲁多也撑不住了，加拿大强烈谴责中国的气球闯入领土。此后几天，美国和加拿大联合“打气球”，四天内击落了三个“不明飞行物”。其中一次，是加拿大授权美国空军在境内击落“不明飞行物”。这是极为罕见的事例。 美加还向四十多个国家通报了事件。虽然具体什么国家没有公开，但大抵是北约和印太地区的盟国。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导，中国打造了一支基地位于海南岛的“气球部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间谍活动。此后，日本也宣布发生过可疑气球事件。很可能，各国空军现正在翻查纪录，以确定之前有没有可疑气球的入侵。 可以说，气球事件一下子把美国和盟国都动员了起来，实在是一件重要的转折点。 气球事件引致这么大的反应？ 首先要澄清，一些人认为气球是“低科技”，“没有用”。这绝非事实。现在虽然有高精度的卫星，但卫星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它围著地球转，要拍照，只能待绕到这个地点上空时才能拍。这只能拍一个瞬间的照片。而且如果恰好天气不好，就拍不到了。相反，如果气球配备了动力系统（正如这次的气球一样），它就能长时间地停留在某个地方上空，把一举一动实时地传回中心。简单地说，这是“照片”和“视频”的区别。一些遥感侦察技术需要长时间地在工作。一些基于“扫描”原理的遥感技术，需要慢慢地一格一格地“扫描”，而不能“咔嚓”一下成像照片。还有一些电波的监听，也需要长时间在线，才能“偷听”到有用的信息。 现在中国的气球能停留在几万米的高空，绝非普通的民用气球。有人认为，中国可以大规模地放气球，对美国饱和式入侵。这种说法应该是夸大其词。中国气球的造价不清楚，但肯定不可能像网上所说的那么低廉。但即便是一些气球入侵领空，这对被入侵的国家也是严峻的挑战。气球金属成分极低，在雷达上很难被发现。而且发现了也不容易打下来。没有飞机能飞到这么高的地方，飞机载导弹的设计是为了对付高速运行的飞机，大家都在飞，相对速度可以较低。但现在气球是不动的，飞机是动的，于是两者的相对速度极高，制导不易，导弹就很难打准。而且一旦气球成功潜入领土，那么可以干的事就很多，对国安的挑战甚至不限于情报泄漏。 认识到气球的威胁性之后，我们再分析此事引发这么大反应的原因。这有美国的因素，也有中国的因素。 从美国方面看。第一，由于美国本土距离其他大国遥远，美国国力军力又是第一位，进入20世纪之后，除了恐怖袭击，美国本土很少受到外国军事威胁。所以，疑似间谍气球特别引发美国政坛舆论民众对安全的忧虑。 第二，气球袭击在美国有过不好的回忆。二次大战时，日本曾用气球攻击美国的阿拉斯加和本土西岸。尽管造成的伤害很小（最重要的战绩是在俄勒冈州的一次袭击中杀害了六个美国平民），但心理影响很大。这次气球的入侵地点，更横穿了美国内陆。震撼程度比阿拉斯加或美国西海岸更甚。 第三，美国的两党斗争激烈，双方不但在国家安全上都没有退让的空间，还有意识地利用国家安全议题推进己方议程。 从中国方面看。第一，放在美中关系的严重恶化的大框架下，中国被定为美国最大的挑战。这类侵入领空事件的出现，本来就很容易和当年德国（潜艇）、日本（气球）、苏联（潜艇、军机）对美国的本土的威胁相提并论。中国放任气球闯入美国领空，本来就非常敏感。 第二，中国目无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突破了美国的“护栏”。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要求并不那么过分，就是中国必须遵守国际法，按照国际规则行事。说实在，国家之间互相进行间谍活动，互相监控获取情报，这是国际通例。但所谓“盗亦有道”，干“坏事”也要有规有矩。比如美国无人机全球鹰，满世界飞，但都不会违反国际法侵入他国的领空。向中国气球事件那样，公然侵入内陆领空，并不多见。中国严重违反国际法，挑战了美国的底线。美国无法不做出符合国际法的激烈反应。 第三，中国的“战狼式应对”令事件火上浇油。事件发生后，中国先是派出专家否认气球属于中国。美国方面证据确凿，甚至给出了行动轨迹，中国无法否认后，才说这是“民用无人飞艇”。如果真的是民用气球，就应该在进入他国国境之前向对方通报，而不是像现在被人抓住了现行才不得不承认。事发后，中国也不主动向美国解释，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主动打电话给中国外交主管王毅。中国没有向美国道歉，反而要求美国“冷静处理”。美国击落气球后，中国本来理亏，现在反而一跳三丈，外交途径向美国“严正抗议”，指责美国“反应过激”。中国国防部又不肯接美国的电话。中国还要求美国“归还”气球残骸。 中国还使出“whataboutism”的泥浆战术，指责美国从去年初至今有十几个气球“非法飞越中国领空”，“你做得，为何我做不得”。然而，所谓“抓贼拿赃，抓奸成双”，现在美国是有实锤证据，“捉奸在床”。中国却大嘴一张，无论十几个还是几百个，都是中国自说自话，毫无实证。何况中国所谓的“飞越领空”是不是真的是公认的“中国领空”还有待查证，搞不好，把美国飞行器进入台湾上空，也算成了“非法飞越中国领空”。其实，从科学观点，气球随著西风带飘，从中国向东跨越太平洋飘向美国是顺风，从美国向东飘去中国就要跨越整个欧亚大陆，美国真要放间谍地球到中国，根本瞒不了途中国家的眼睛。 正因如此，美国才对此事尤为恼火。 出现这种局面应该说不一定是习近平所希望的。去年拜登习近平雅加达会面后，中美局势有所缓和，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如日本澳洲等，关系也有所好转。一些以亲俄反美著名的战狼型的外交官被调职或投闲置散，在美国当过大使的秦刚年底上任外长，这都似乎预示了中国外交有望一改“战狼”作风。 由此令人困惑，中国搞出这个气球事件，动机是什么？众说纷纭，也没有准确答案。一种善意的想法是，气球确实中国的间谍气球，但也确实是误入（比如只想测试功能，或者只想在领空外飞过），然而中共传统的绝不认错以及近年来的战狼外交，把一件本来可以大事化小的事件，给搞砸了。总之，这次气球事件令中国的战狼外交复活，美中（以及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又大幅倒退到雅加达会议之前。 （※作者为旅美学者，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气球事件发生后，美国舆论认为，这或许会让世界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更加困难。拜登政府将这次气球事件知会了40个国家，但欧洲反应冷淡，拉美国家对中国气球飞进本国境内也淡然处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坐不住了，2月6日在美国政府加州纪念里根诞辰112周年的活动上，发表了一番以“力量”为主题讲话。赶巧的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回忆录近日在日本发售，披露了他在八年任期里与多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历，谈了自己如何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验，无意中将世界导入一个大国外交的老话题：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基辛格承认中国正在挑战国际秩序 基辛格在讲话时首先表示，如今美国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内部分裂和外部混乱，然而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建制派却没能“发挥应有的凝聚力”，任由“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主张什么的争论”撕裂美国，这样的美国将无法应对现在面临的挑战。基辛格接着话锋一转，称美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包括“野心勃勃的中国”，中国现在正在“挑战国际秩序”。然后，基辛格进入讲话重心，称里根总统一直主张要“美国必须在物质和思想领域都强大起来，以保护世界秩序不受破坏，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在这篇基辛格称，美国仍要积极干涉全球事务，“一个信奉孤立主义的美国不可能带给世界稳定”。他认为，美国现在亟需“下一个里根”。 道格拉斯·杜班如是说 早在2016年，经营美中外交数十年的美国政要都预感到美国对华外交将面临大变，纷纷撰文贡献自己的经验。美国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班杜（Doug Bandow)）曾任罗纳德·里根总统特别助理，他于2016年10月20日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网站发表一篇文章 《中国：给美国下一任总统关于亚洲崛起超级大国的十条建议》（China: 10 Pieces of Advice for America’s Next President on Asia’s Rising Superpower），我这里引用时，有的一句话可表达，有的根据现实，有详有略。 1、基于对华政策的整体目标背景考虑问题，并讨论解决方案。涉及中国时，华盛顿的目标是多重的，但这些目标无法全部实现。必须设定优先处理事项，必须做出妥协并提供折中方案。比如说服北京向朝鲜施压，或许有赖于承诺将美国军事力量从韩国撤出；赢得投资、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方面的让步，可能需要美国在贸易领域予以迁就。华盛顿必须判断，哪一种组合方案对美国而言价值最重大。 2、站在北京的立场看待一些问题。中国国家领导人或许较为强硬，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举动不合理。化解中国决策者的那些顾虑，将在与中国谈判时收获更多成功。问题不在于通报中南海华盛顿希望北京做些什么。挑战在于如何说服北京那么做。 3、承认美国的错误、伪善和弱点。华盛顿曾在亚洲支持独裁政权，在中东制造流血混乱，在欧洲创建附属国，在自己的国家催生经济危机。在教训他们的北京同行之前，华盛顿官员理当展示出更多的谦恭。 4、夯实美国经济以战胜中国的产业政策； 5、扮演国际懦夫的角色（意即适当的示弱） ； 6、停止助推中国和俄罗斯往一起走。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的妙招或许是令北京转变为平衡苏联的地缘政治力量。相较而言，奥巴马行政当局逆转了这一航线，助推其两大潜在对手走到了一起。然而，华盛顿以咄咄逼人的姿态与这两个大国对峙，应验了那句古老的言语：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一轮事关重大的博弈正在进行当中，美国的行止有必要更讲战略，将注意力放在全球均势上。 7、将相对微不足道的事项争端留给盟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1997 年1月至2001年1月）曾称美国为不可或缺的大国。美国眼下的确如此，并有一些新的任务。击败重要军事力量，指挥广泛的国际同盟，在亚洲的案例中，这意味着阻止中国取得亚洲的军事主导地位，虽然这种取得不大可能。但华盛顿不必充当微观管理者，试图将其意志强加到几乎所有争端上。 8、涉及人权和民主这类国内议题时，和缓表达立场。如同《圣经》中上帝关照一只坠落地面的麻雀，最遥远国度的最细小瑕疵也令美国政府牵挂。对诸如此类的关注，中国通常的回应并不令人满意。相较而言，美国可以利用民间团体的公开批评来强化其理据。 9、认识到中国（仓促的）民主可能制造与其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多的麻烦（主要谈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对外来干预） 10、做长期准备。中国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但依旧受缚于其传统型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美国依旧保持非比寻常的优势，以及适应力强、开放、宪政的民主制度。中国渴求伟大，而美国已经拥有这种伟大。华盛顿的任务理当轻松得多：维护令美国得以繁荣昌盛的价值观、政策和制度。 美国在对华政策重新定位之前须自我定位 距离杜班先生2016年发表这10点建议已经过去6年，美国国内政治社会与美中关系均发生了剧变，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中俄事实上已经结盟。美国想再求得保尔森时期的“改革者、改革助推者”的角色已经毫无可能。也许参考一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对华外交经验或许有用。安倍在其回忆录中说，安倍在回忆录中谈到对华外交的得意之笔是“管控安全领域课题的同时，在经济方面将中国的市场价值转化为日本的机遇，这是政治技巧。” “中国的外交政策就像下棋，如果对手试图吃掉你的高价值棋子，你也要以同样的方式回敬。 “我感觉我在与中国打一场持续多年的心理战。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与韩国人完全不同，韩国人唯一的战术就是把棋盘掀个底朝天。”日本问题专家刘庆彬曾数次与安倍晋三有过接触，称他“八面玲珑”“能屈能伸”。 基辛格谈的是道：原则；安倍谈的是术：技巧。杜班则既有原则，也有技巧。美国对华外交的历届人才还在，但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剧变，在对华外交政策重新定位之前，美国得先自我定位：指导中国改革的改革者与改革助推者已是历史，颠覆者这一角色在习近平结束外国NGO时已结束历史使命，剩下的角色是“竞争者”，如何让美国在竞争中获胜，是今后美国政府面临的主要课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来ChatGPT走红全球，人们都在提出各种命题和它对话，要试试人工智能现在有多大能耐。余不能免俗，要问就问关于中国政局的问题。 我提出的一个命题是“中国的下一步”。ChatGPT的相关评论全文如下： “很难预测中国的下一步究竟是什么，因为这取决于各种因素，如国际关系、经济状况和国内政治。然而，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加强经济、改善基础设施和通过“一带一路”等项目扩大全球影响力。此外，中国政府还在人工智能和5G等新技术领域大力投资，以保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中国在实力和影响力方面不断增长，它很可能成为全球舞台上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并可能采取措施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 另一个命题是：中国经济怎么样？它的小作文是这样的： “截至我的知识截止日期 2021 年，中国经济近年来一直在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然而，COVID-19 疫情影响了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的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2020年，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在疫情期间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之一，这得益于政府迅速的应对和强有力的经济支持措施。从那以后，中国经济逐渐复苏，预计未来几年将继续增长。然而，请注意经济形势不断变化，总是一个好主意检查最新的最新信息。”（吴注：原文语法如此） 不知道本文的读者们能从上述两段话中得到什么有益的信息。余也不敏，只能说什么也没学到。但是，感想却有一些，这里择要谈谈。 首先，两份小作文的要点都在于突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其中又特别强调中国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在我看来，这种把中国未来简化为“经济”，又把中国经济归结为“政府的经济举措”的观点，不仅很片面，而且是站不住脚的。这里没有篇幅去展开批驳这种观点，但明显的事实摆在那里：中国当局三年来对疫情的应对措施既不是“迅速”有效的，更不是能够“强有力”地“支持”经济的。 为什么ChatGPT会给出这样不靠谱的回答呢？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客气一些地说，它对中国政局和经济的看法是中外媒体主流看法的某种杂糅。要交待一句的是，我是先用英文发问的，然后用中文，而ChatGPT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给出的说法是完全一样的。由于这个软件的运作机制在于极为大量地使用网上现有信息来形成它的答案，得出这种“主流的杂糅”是不奇怪的。而不客气地说，它的答案就是中国官方媒体相关论述的温和版，只是加上了“中国可能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这个说法。 也许可以说，在全球“主流”声音中，论及中国的事情，中国官方声音所占的份量明显是不小的。 在这个意义上，恐怕不能轻易说中国的“大外宣”没有多少影响。如果人们有对于现实的观察能力并具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大外宣”那些东西往往不过是信息垃圾，可能很难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在当今的信息化世界上，信息量极大地膨胀，个体人脑的处理能力跟不上的话，那就不免反过来削弱人们的观察力和思考力。中国“大外宣”的优势即在于量；它不惜工本极为大量地重复同样的信息。这就形成了一种不妨称之为“数码戈培尔效应”的东西：戈培尔的宣传诀窍在于“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而数码技术提供了将某一信息轻易就能重复亿万次的便利；中共就是在用这种便利把它的声音放大给全世界。 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的“大外宣”延伸到了ChatGPT。我要说的是：凭借量的优势，某种并非真相也不是真理的信息可以形成很强大的宣传效能，人工智能的相关表现不过是这一现实的表现。 人们不是常常诟病和嘲笑中国的几十份报纸可以在某一天呈现出完全相同的面目和内容吗？比如说，中共二十大闭幕这一天，自《人民日报》以下，中共的所有党报第一版，出了报头之外，全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人们不是很难理解中国的疫情死亡数字根本不顾现实、也不在乎人们在自己亲身生活经验中的感知而只管胡编乱造吗？比如说，2022年12月某日，你在某地火葬场一处就看到上百名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的死者排队等待火化，而官方照样宣布这天全国只有个位数字的患者死于新冠病毒。现在，其中的逻辑应该清楚了吧？那就是：笑骂由你笑骂，谎言我自重复之；你的笑骂只有你身边的人听到，而且他们可能转身就忘，我这样重复千遍万遍一亿遍的谎言却可以散布全球、流传百世。这样，“常识”可以被这些谎言所塑造，历史也就是由这些谎言所写成的。 也许不必这么悲观，因为ChatGPT至少并没有去重复那些谎言。但是，要看到，似是而非的认知其实很容易成为谎言扎根生长的土壤，在自由的言论环境下同样如此。信息技术的进步当然可以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但那必须是建立在人们的认知本来仍然健康、正常的基础上的。而一旦身边充斥了信息垃圾，人们的正常认知久而久之就会被扭曲；ChatGPT在中国问题上的认知也许可以说是正常人认知的一个缩影吧。就此而言，如果有什么“中国威胁”，我觉得在根本上说来那就是对正常人的健康认知能力的挑战与破坏。 （作者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并兼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试图以学术研究透视政治现实。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根据中国知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2》在今年春节档取得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在海外影评网站IMDb上，美国人给的评分也有7.8，这个分数还是相当不错的。中国国内这段时间对这部电影和另一部电影《满江红》的讨论非常多。不过，从中国官方的宣传看，显然更偏爱《流浪地球2》，北美市场和大陆同步上映此片。 上周我和家人去影院看了它，过去在国内看过《流浪地球》，但早已忘了讲什么。我女儿不喜欢看中国的的电影和电视剧，她在家看的电影基本都是美国的，偶尔也会有其他国家如韩国的。我曾建议她找一两部中国电影看看，她都拒绝了，去影院看《流浪地球2》，也很勉强。但在放映完后我问她好不好看，她回答还可以。我想她可能是对影片中的特效或者故事情节比较满意，至于影片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以她的年龄应该理解不了。影片长达2小时40分，我自己前一小时完全不在状态，看得昏昏欲睡，有我前一晚没睡好觉的原因，但叙事的拖沓催生了我的睡意。 来看《流浪地球2》的观众几户都是华裔——我用“几乎”，是他/她们看起来都是中国人，有没有其他亚裔，不敢确定。放映室的座位坐了不足1/3，大概有二、三十位吧，但以我所在地区的华裔人口，以及影片放映了几天，我觉得相当可以了。不过这也反映一个事实，即中国的电影尚未真正打入美国市场，看中国电影的主要还是华裔，特别是大陆移民，这跟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受众是完全不可比的，尽管据说这部电影在美国的票房排进前十。 《流浪地球2》在中国国内受欢迎的程度和它在海外的放映亦引起海外舆论的关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中国与亚太问题的专家柯岚安——这是个地道的英国人——近期特意撰文，从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切入，分析中国的全球战略。他认为，刘的小说在叙事中显露出某种“中国特色”的性质，而这种性质将影响中国对未来的设想，乃至影响全球秩序的塑造。他把其中包含的价值观特征，概括为“悲观的乐观主义”、“新社会主义”和“天下”。他最后指出，当中国科幻小说的设想超越了地缘政治二元论，开始思考人类与技术的关系，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并由此影响到全球秩序布局之时，我们（西方）也应该开始思考我们想要的全球秩序。 虽然柯岚安讨论的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但在《流浪地球2》中，也相当程度地展示了他所说的这些价值观特质。我想在这一基础上，从两个维度来探讨这个影片透示出的中国官方要达到的目的或者意图。 官方要用科幻电影抢占国际话语权 第一个维度，中国官方大力扶持科幻电影走向海外的目的。 近年来，习近平一直强调要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但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上，文宣部门负有重要之责，可这恰恰也是中国的一块软肋，同中国经济、科技在全球占有的地位是高度不相称的。中国的形象之所以在国际社会很差，话语权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上是关键，这其中又和文宣部门讲不好中国故事紧密相连。 但这不能怪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因为官方为讲好中国故事设置了诸多限制，让他们自缚手脚。在文化艺术的诸种表现形式和手法中，相对而言，电影对国家形象的改善和话语权的提高能够起到比较快的效果，原因在于电影运用了多种感官形式特别是视角冲击力是其他艺术不可比的，美国正是通过好莱坞电影的输出，让全球观众浸淫在好莱坞的大片中，从而不自觉地接受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的熏陶和洗礼，让美国文化行销世界。 中国崛起，文化和价值观是短板，要改善这种状况是个长期过程，但如果中国的电影借助经济和科技力量能够在国际占有一席之地，也可以承载输出中国文化的使命，部分弥补价值观的不足。而在电影的种类中，反映中国当下现实和中共历史的影片是很难通过意识形态审查的，即便能够通过官方审查，在国际社会叫好，它起到的作用可能恰恰是加重西方观众对中国的恶感，显然这不是官方需要的。向西方展示传统中国的面貌，过去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电影倒是在国际社会一度走红，可惜在国内引发很大争议，被批判为用中国的落后和丑陋去取悦西方，官方当然也不希望向国际社会展示这样的中国形象。所以，比较好的选择就是科幻电影，既然规避意识形态的纠缠，又能展示一个全新的面向未来探索的中国。 作为一种类型电影，科幻影片能够满足观众对未来的好奇和想象，它也是好莱坞的强项，好莱坞通过制作众多的科幻大片，征服全球。但是科幻电影不是有钱或者好的故事能拍好的，它的技术难度很高。好莱坞的科幻大片建立在美国有一套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的基础上，背后的支撑是美国发达的工业技术。这也是其他电影大国无法追赶好莱坞的原因。 然而现在，中国要来挑战。中国有两方面优势，一是科幻小说市场繁荣，出现了像刘慈欣和郝景芳为代表的在国际上有很大知名度的科幻作家，这对科幻电影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二是中国的工业技术在快速追上美国，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为科幻电影的拍摄和制作提供了技术支持。《流浪地球2》导演郭帆谈到这点，虽然承认中国的科幻片和整个电影工业同好莱坞的差距还有25到30年，后期特效与好莱坞也存在10到15年的差距，目前只能达到后者的中游水平，但他认为，这个差距正在缩短，全球化、互联网的发展和新技术的使用，中国可以通过十年来追赶美国。比如《流浪地球》有75%的特效是由国内团队完成，但到《流浪地球2》，这一比例提高至90%。在很多人看来，《流浪地球2》特效的制作和运用，并不亚于好莱坞的科幻大片。 故从电影工业的角度看，《流浪地球2》显示出中国官方欲通过科幻电影这一类型，抢占国际电影市场，以此输出中国文化，进而同好莱坞分庭抗礼，掌握国际话语权。 《流浪地球2》呼应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个维度，影片的意识形态密码。 这部影片讲述人类为应对太阳急速老化膨胀以致吞没太阳系的危机，决定并执行将地球迁移至半人马座α的计划即“流浪地球”计划的故事，为此美、俄、中、印提出了自己的危机应对计划，美国是方舟，俄罗斯是逐月，中国是移山，还有一个数字生命计划，地球联合政府最后选定了中国的移山计划作为应对太阳危机的唯一计划。 可以对《流浪地球2》的这个主题作多个角度的解读。由于篇幅所限，我只分析前文提到的柯岚安讨论的“天下”。“天下”观是中国儒家想象的一种关于“天下”秩序的安排，习近平提出的、作为中国外交的最高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这种“天下”观的现代翻版。儒家“天下”观的核心内容是用儒家的礼法来规定天下秩序，故儒家虽主张天下大同，但这个大同秩序是由中国主导的，中国处于天下的中心。 影片的叙述围绕“太空电梯危机”和“月球坠落危机”两大事件，再配以550W/MOSS为核心的人工智能与数字生命的暗线来展开，前者正是美国主导的方舟计划的一部分，后者正是中国主导的移山计划的一部分，最终移山计划胜出。这不正好暗示现实中的中美竞争吗？外国观众可能要问，人类出走太阳系，为什么一定要设计带着地球去流浪？电影会告诉人们，这反映了中国人的故乡情节，地球是人类的故乡，所以不能放弃地球。然而，故乡情节的背后实际真正要传达的是，地球和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人的责任意识，在危机面前人类必须同舟共济，中国人又尤其要成为责任之榜样。而中国人的责任意识正通过中国主导的移山计划来体现。 我多次说过，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要重置世界秩序，因为中国自认为是全球化和最大受益者，没有动力去推翻这个秩序，他的真正目的，是要中国主导这个秩序，至少和美国共同主导，成为名副其实的“G2”体系。习认为中国开始有力量做到这一步，这当然就和美国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此即美中对抗不能缓和的缘由。《流浪地球2》再好不过地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正意涵。 科幻电影虽是虚构，但也可以成为现实政治的载体。对《流浪地球2》，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普通的科幻电影，它承载了中国官方的使命和意识形态的企图。人们在观看这部影片，为它的特效制作震撼时，需要注意这个“密码”。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