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鳴：該相信鞋還是該相信腳
2026 年 9 月 16 日
杭州和國內其他城市一樣，都處在一個周期內，豈能獨免。杭州的樓市故事，和北上廣深，又會有什麼本質差異？ 前兩天，署名「南方高速」的冰川撰稿人講述了他在上海換房子的經歷，勾起了我寫篇同題作文的念頭。 湊巧，我前段時間也想換房，經歷和作者有些類似，入坑後才發現，眼下的樓市，真的跟幾年前完全不一樣了。 01 我這套房子位於杭州大運河邊，入手的時候，就因為位置緊靠運河，比小區里其他房子每平方米多了2000元。 這套房子是2018年左右置換的，出手晚了一些，正趕上國內房地產最後一波高潮，買的時候比兩年前總成本多了不少。不過，一手出一手進，所以當時也沒覺得虧。 這套房子的好處，地處運河邊只是其一。其實，一年中可能也就冬天可以看到運河，平時都被長得枝繁葉茂的河邊綠植給遮擋住了。比較重要的是，這裡緊鄰幾所學校，小學、中學都有，有公辦名校，也有民辦名校，走走路就能到。 小區里不少人，都是沖著這點買的房子。置換率也比較高。總有小孩畢業了搬走，也有小孩要讀書了搬進來。 這次想置換，也是因為小孩馬上畢業了，想換稍微大點的房子。雖然這套房子周邊配套、環境都不錯，但房子本身小了一點，加上好幾個書架的書，就顯得比較局促。 一開始沒想到置換到哪個區，糾結了一陣子。先是想就地置換，從這個小區置換到附近一個高檔一點的小區，但是算了一下，要增加不少成本，不符合「如無必要，不增加總開支」的家庭指導理念，遂罷。 為什麼「不增加總開支」呢？因為，按照我們的年齡和收入水平，人過中年後，本不應再期待年收入還能長期保持不變，或者說，要隨時做好收入下降的準備。 現在的大環境變化，也不宜採取激進的財務計劃。收入不見得上漲，家庭債務卻在增長，這當然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就地置換不成後，我們又看了幾個離市區遠一些的樓盤，想打一個價格差。當時打的如意算盤是，如果能夠買到面積比現在大、價格又合適的房子，說不定還能套點現金出來。 可惜的是，又要房子大，又要價格便宜，還要滿足七七八八各種條件，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看了好幾套房，始終都下不了決心。 有意思的是，看的幾套房子，作為買的人，我們抱的是看看的態度，而賣的人似乎也是抱著賣看看的態度，雙方都不是很積極。一般還沒進入談價格的環節，雙方就都不表態了。 我看的都是二手房，賣房的可能和我一樣，都不是一定要買或者一定想賣，而更多是出於改善的需求，所以顯得沒有那麼急迫。 02 既然賣房、買房都不是一時三刻能完成的事情，就和家裡人商量，要麼先把房子掛出去看看。如果房子順利賣出，也能「倒逼」自己抓緊完成置換。 這次把房子掛牌上網，找的還是幾年前買這套房的中介。家裡幾次交易，其實都是找的他，前段時間到處看房子，也是他先幫忙打的前陣。 沒想到的是，國內房地產經紀行業經過幾年發展，也都「互聯網化」了，大家的房源都要上到某個交易平台，由該平台來登記和推薦。這有點像出行領域的滴滴，外賣領域的美團，這個平台成了繞不過去的中介平台。 哪怕我找的是熟悉的中介人員，還是要跟這個平台的人員打交道，由平台分管這個轄區的門店來拍照和錄入。而中介人員每年要交給這個平台相應的管理費用。 倒不是說這麼做有什麼壞處，但平台因為要面對的買賣當事人多了，服務未必就能夠周全。 就比如說給房子拍照上網吧，那天平台的人匆匆預約後，就直接上門來拍了。當時我也不以為意，畢竟不是第一次賣房子，感覺不會有什麼問題，當時又正在外面忙，也就沒有趕回家。 後來房子掛出來，我才發現真是慘不忍睹。那個拍攝角度，可以說怎麼糟蹋怎麼來，床是亂七八糟的「原生態」，客廳幾乎是「暗無天日」，而最大的亮點，落地式大玻璃和窗外的美景，根本就看不到。 這哪是在賣房啊，簡直就是「逐客令」。 也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房子掛了近三個月，竟然連一個打電話詢問的人都沒有。是的，真的一個都沒有，一個都沒有啊。 這一反常情況，讓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照理說，哪怕房屋的照片拍得不盡人意，看中這個地段和小區的人，也不至於連諮詢的慾望都沒有吧。 或者是價格掛得太高了？我讓中介查了一下小區最近的成交價，確實比我的掛牌價少。但是，房型、位置不一樣，價格不一樣也正常。何況，價格也不是不能談的，何至於連一個「感興趣」的人都沒有呢？ 中介給了一個說法，說是目前杭州的二手房掛牌量處在高位，而且新房還在源源不斷地進入市場。 截至今年4月，也就是我掛出房源期間，杭州二手房掛牌量達到21萬套的新高，5月下旬更是突破22萬套。這個數據未必準確（有重複的房源和長期掛牌的「殭屍房源」），但是打個七折八折，也不在少數，遙遙領先於國內其他同類城市。 這個因素應該是客觀的。而且，另一方面，杭州的二手房成交量近期一直在下滑，3月份網簽量是1萬餘套，4月份是7千多套，到了5月份又下滑至不足7千套。 這就是典型的供大於求，買房的人胃口難免「刁」了起來。 但這就是全部真相了嗎？應該不是。 杭州和國內其他城市一樣，都處在一個周期內，豈能獨免。杭州的樓市故事，和北上廣深，又會有什麼本質差異？ 03 這不禁讓我想起了國內樓市上一個周期（截至2018年上半年）的火熱景象。 那一年，我同時賣房又買房，從詢價、看房到交定金，比「閃婚」還要快。賣出去的那套房子，賣便宜了，對方說「夜裡做夢都在笑」，作為賣方的我，卻也是落子無悔，因為比起我的入手價格，我只是少賺了而已。 而我本來想買的一套投資房，當時那個火爆場景，如今想來都感覺非常魔幻。 那一天，售樓處突然通知可以交錢了，於是和家人驅車前往這個樓盤。到了才發現，售樓處已經擠滿了趕來問詢和交錢的人。 期間，只聽有一個女的怒聲質問：我帶著全款現金來的，為什麼房子就不能賣給我？ 這位捧著全款買不到房子的女子，如今應該感到慶幸。這個樓盤很快就爛尾了，時隔5年多，所有業主都還沒有拿到屬於自己的房子。 還有更誇張的事例。那年參加過一場由開發商組織的樓盤搖號活動（不是後來的公證搖號），到現場才發現，整個大廳里坐滿了購房者。搖到號的人，從一個狹窄的通道進入另一個房間，房間牆壁上掛著一張平面圖，顯示樓盤在售狀態。中籤者只能在少數尚未售出的房號中挑選，決定要不要。 這個選房過程，只給5分鐘時間考慮，如果決定要買，則進入下一個流程：鎖定房號、簽約、交錢、走人。 搖到房子，還要買車位，一個車位29.8萬元。最近，我問了一下那個樓盤的車位賣多少錢，有人出價是19萬。 現實就是這麼骨感。 把房子從平台撤下來後，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那掛牌價600萬的房子，價格直降到400萬，比當時買的價格還便宜不少。也就說，即使不算房貸利息，這套房子也成了我的「負資產」。 醒來後，我的背上真的出了一身汗。但一時間，我竟分辨不出，哪個是夢境，哪個是現實。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中國正在發生的一件事情沒有引起西方媒體必要的重視，但此事在我看來非常重要，因為它涉及中共意識形態的改造問題，簡單地說，就是習近平試圖為黨建立一個新的敘述體系和道統，即合法性。 6月1日和2日，習考察了中國國家版本館和中國歷史研究院並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像習這麼忙的人，專門抽出兩天考察北京的兩個文化單位，已說明他本人對這次考察非常重視。陪同考察和參加座談會的要員有蔡奇、中宣部長、人大副委員長、主管文化教育的國務委員、外交部長。此外，中央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人、中央宣傳文化系統各單位負責人，有關專家學者代表等也參加了座談會，這對一個座談會來說，規格相當高。 這種高規格更體現在對座談會的後續宣傳和配套會議上。從6月3日開始，一直到9日，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等中央黨媒，以及省級黨報，都發表或轉發對於這次座談會的評論文和相關報道。以人民日報為例，6月3日頭版整版是座談會的報道；之後幾天，每天在頭版都配有1-2篇評論員文章以及最少1篇報道，有時其他版面還有報道。6月7日，為配合這次座談會，中宣部在深圳主辦了首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習致信祝賀。出席論壇的有中央宣傳文化單位、各省區市黨委宣傳部、部分文化企事業單位有關負責同志和有關智庫專家學者等。9日，深入學習貫徹習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重要講話精神專題會議召開，蔡奇出席並講話。 懂中共宣傳規則和紀律的人都知道，像這種大陣仗的高調宣傳一個座談會，罕見，即使是二十大，也沒有如此密集發表評論員文章。那麼習近平在會上講了什麼，讓黨的宣傳部門必須這樣隆重宣傳。他提出了兩個「新」的論斷：（1）中華文明具有五個突出特性，即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2）”兩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習近平要從這五個突出特性來論證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對世界文明兼收並蓄的開放胸懷等。可以說，每個突出特性都是服務於當下的政治現實，服務於黨的統治需要。其中，特別應該注意的是突出的統一性和突出的和平性。用習的話說，前者是從文化上說明，中華民族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以及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後者是文化上說明，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與政治體制強加於人，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顯然，這樣的論述是為解決台灣問題和扮演中國的全球治理角色做好文化上的準備。 「兩個結合」則被習視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由之路，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是中共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他尤其看重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所謂「第二個結合」，認為這是中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表明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以及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 習要將馬克思主義深植中國 中共過去的論述只有「第一個結合」，現在習指出「第二個結合」，目的是要打通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阻梗，將兩者嫁接起來，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根植於中國內部的東西，而不是外部的東西，將黨的統治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基礎上，黨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守護者，並在新時代將它發揚光大。在中國的思想理論界，有一種聲音批評，馬克思主義是外來的東西，和中國水土不服，不適合中國國情。習現在要告訴大家，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本質相通，他將兩者「結合」，為中國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也築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打開了創新空間，讓黨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動，進而鞏固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作為「結合」的產物，習近平思想就是該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 習在座談會上還有其他論斷，就不再引述。中共的宣傳機器，黨國的專家學者，正在大肆售賣他的這兩個「新」論斷，賦予其重大意義。確實，習正在為黨改造意識形態，把中共塑造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發揚者，黨的統治是深植於中國歷史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中國文化的根基，並從文化的角度說明統一台灣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為在全球治理中國將發揮主導作用提供文化解釋。可以說，習的這些論述用大白話講，實際最後都要向外界傳遞這樣一個信息，即中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選出的統治者，它紮根於中國歷史，是「天意」，任何反對勢力動搖不了的。 毛反傳統，文革倡導破四舊，要打倒中國傳統文化，這是因為他自信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有足夠的合法性。習在馬克思主義的合法性越來越受質疑的情況下，開始了向傳統文化的回歸，提出「文化自信」，把原來的「三個自信」變成「四個自信」。他這次座談會上的講話，標誌著他要更進一步將中共的意識形態從馬克思主義轉向中國傳統文化，將黨改造成一個立足和堅守中國傳統文化的政黨。但這不表明習要拋棄馬克思主義，他仍會高舉馬克思的旗號，加強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他現在在做的是，在馬克思主義之外，為中共引入另一個合法性，即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並將他的習思想作為這兩者「結合」的產物。 20年前，學者甘陽提出「通三統」，試圖打通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聯繫，為中共尋找合法性。習此次比較完整地回歸傳統文化，大概率是中宣部長李書磊這位曾經的「北大神童」的傑作，事後看來，這是習為什麼要任命他做黨國宣傳主管的原因。可以肯定，在習高捧傳統文化，把黨說成是植根於傳統文化的政黨後，會受到信奉傳統文化和主張儒教治國的群體歡迎，減少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敵視，其政治含義是為中共開拓了一個支持力量，有利黨的統治。因此，若不出意外，接下來中共關於意識形態的論述會作出修正，傳統文化會得到官方進一步的弘揚。西方輿論忽視這次座談會，沒有看到它對中共統治的未來意義，不應該。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債台高築並非中國的新鮮事。中國經濟發展一直與「債務」二字相連。從1990年代以來，中國共歷朱鎔基到李強四屆總理，朱鎔基上任以後清欠難纏之極的「三角債」一戰功成，讓其獲「中國最懂經濟的總理」之稱。溫家寶運氣極好，上承江澤民加入WTO之勢，以及朱鎔基「抓大放小」國企改革造就了幾十家國企寡頭的壟斷之利，不僅經濟上保持兩位數的連續增長，還能在全世界深受金融危機之苦的2009年投放5萬億救市，這一救，結果是李克強與李強接任總理一職時，都要接過處理債務的重擔。 朱鎔基何以獲鐵血宰相之稱？ 1990年，中國經濟整頓核心問題是清理三角債。1991―1992年間，「三角債」的規模最大時曾占銀行信貸總額三分之一，全國三角債累計達3000億左右（1991年中國GDP總量1991為2萬億元），全國有90%的企業被捲入「三角債」鏈條中，所謂「三角債」已經不再是簡單意義上的甲欠乙、乙欠丙、丙欠甲的連環債務問題，而是捆住中國經濟的繩索。清理三角債，成為朱鎔基任國務院副總理後的第一單任務。 當時全國媒體上連篇累牘談三角債的嚴重，形成三角債的主要原因被概括為：一是由於建設項目超概算嚴重、當年投資計劃安排不足和自籌資金不落實，造成嚴重的固定資產投資缺口，形成對生產部門貸款和施工企業工程款大量拖欠；二是企業虧損嚴重，擠佔了企業自有資金和銀行貸款，企業間相互拖欠；三是企業產品不適銷對路或根本無銷路，產成品佔用資金上升，形成投入-產出-積壓-拖欠-再投入-再產出-再積壓的惡性循環。 為了讓讀者用最快的速度理解，就以朱鎔基選擇的清欠試點東北三省四市為例。根據當時的調研，朱鎔基定下的清理方針是立足於治本清源，從解決三角債源頭入手，重點清理固定資產投資項目拖欠這個三角債源頭，同時狠抓限產壓庫促銷、調整產品結構和扭虧增盈。第一站選在鞍山鋼鐵廠，是因為這個當時中國最大的鋼鐵廠正飽受「三角債」折磨：當時鞍鋼賣給瀋陽電纜廠3000萬元的鋼材，貨款要不回來。因為沒錢，鞍鋼無法支付鍊鋼所需的煤炭錢，導致煤礦不再給鞍鋼供煤。煤礦的煤不能往外賣，就發不出工資，煤礦職工的生活就很困難。在調研組去之前，鞍鋼正面臨鍋爐停產的風險。 煤礦、鞍鋼、瀋陽電纜廠的「三角債」問題，是中國當時經濟的縮影。朱鎔基認為連環清欠招數有迭加效果：譬如對電廠投入資金，電廠還給設備製造廠，設備製造廠還給鋼廠、鋼廠再還給煤礦、鐵路，這樣迭加起來，效果就明顯了，投入1元清理3元。如果搞得好，還能達到1:4甚至1:5的效果。根據這一指示，遼寧首批清欠的試點企業主要從機電、冶金、煤炭、有色、建材等生產資料行業中選擇。在東北三省，首批清理「三角債」的企業選擇了300戶左右。清欠小組對試點企業債權債務情況，先進行紮實具體的摸底，派了14個工作小組到東北重點省市幫助清欠。朱鎔基本人趕赴”三角債”糾結最深的東三省，親自坐陣，現場清欠。 清欠結果如下：用朱鎔基提出的注入資金、壓貨掛鉤、結構調整、扼住源頭、連環清欠等一整套鐵拳式的解決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億元，東北問題基本解決。在東北取得成功後，推廣至全國。歷1991、1992兩年，3000億涉及地方政府、銀行以及眾多企業的三角債，中央政府共注入清欠資金555億元，其中銀行貸款520億元，地方和企業自籌35億元，清理了2190億元三角債。 這是朱鎔基從上海調任國務院副總理之後的第一板斧。由於他雷厲風行的風格，這項最難纏的活居然速戰見效，得到鄧小平以及舉國上下的一片叫好。從此以後，「經濟沙皇」、「鐵血宰相」成為朱鎔基的綽號，「懂經濟」更是他的金字招牌。 中國地方債何以債台高築？ 胡溫時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黃金十年」，中國經濟以年均兩位數的增速進入增長快車道，但2009年投入5萬億救市之後，地方政府大量舉債注入配套資金，大搞「鐵公基」這類基礎設施建設與房地產開發，地方債務迅速積累。2012年是胡習交接班之年，次年，中國社科院發布國家資產負債表編製與風險評估報告，宣布2012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加總的債務接近28萬億，占當年GDP的53%。國家整體資產負債率呈上升趨勢，債務風險相應提高，其中地方政府債務19.94萬億，須引起高度關注。該評估報告還指出，地方政府債務同樣牽涉到城投公司、信託機構、銀行、房地產企業等眾多方面。國家資產負債表的風險點也主要體現在房地產信貸、地方債務、以及銀行不良貸款等項目當中，中長期風險則更多集中在對外資產、企業債務、以及社保欠賬等項目。 根據國家審計署當時公布的第24號公告，截至2012年年底，抽查的36個地方政府（15個省及其省會城市、3個直轄市及其3個市轄區）債務餘額3.85萬億元，存在償債壓力大、借新還舊率高、變相融資突出等問題，其中有16個地區資不抵債——如果中國允許政府破產，這16個省區將成為中國的「底特律」。 也就是說，中國在2009年五萬億救市豪舉中當了一回「世界經濟的挪亞方舟」，但很快就品嘗到債務過高的風險。 胡溫至習共四次清理地方債 李克強從接任總理之時開始，就接過了地方債這個燙手山芋。2011 年以來，基於對債務規範化控制的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共經歷了三次地方政府性債務審計（2011年、2013年2014年）和一次專門針對隱性債務的摸底，在每次審計結束之後都相應出台了政策，要求進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債務機制，並提出置換債、特殊再融資債、區域試點等措施進行債務置換，但措施基本無產兒，無法扼制債務規模繼續增大，地方政府深陷債務泥潭無法自拔。到2017 年，中國政府開始對隱性債務甄別認定，希望摸清債務底盤，想法解決，最後無奈地發現，隱性債務是筆地方政府也說不清的糊塗帳，只能估計與明面債務相當甚至更大。 上述四次，從年份上看，一次發生在中共高層換屆之前，三次發生於習近平接任總書記之後。今天翻查中國政府處理債務問題。發現從1990年代開始，只有溫家寶是造成債務卻不用為此發愁的總理，朱鎔基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處理3000億三角債，李克強上台就處理前任的債務，李強則處理溫、李滾雪球的債務：2012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總債務接近28萬億（地方債務19.94萬），16個省區接近破產，李克強接盤；如今是27個省區接近破產，李強接盤。 時與勢不再：「世界再無張居正」 考慮到三次清債未見成效，目前中國各地政府深陷地方債困局，國內有經濟學家提出，破解地方債困局，需要中央政府投入「啟動資金」。這是從朱鎔基當年清理三角債的經驗出發，希望中央投入1元，能夠達到1：3的清欠目標。 但是，朱鎔基當年清理三角債的時勢不再，事與理亦不同。且看本人分析。 1當年朱鎔基履任副總理之時，中國還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之時，「鐵血宰相」之所以能夠令行禁止，乃因這一時代背景； 2、那時的三角債主要在實體經濟領域，抓住產供銷的源頭清理，就能盤活經濟。現在的地方債問題，乃因地方財政對土地、基建工程過份依賴，房地產市場現已嚴重飽和，無足夠的買家進場；基建工程本就是政府出面的公益，不追求市場效益。問題的源頭在政府，病在金融領域，中央再注資，還是用來解決地方的人頭財政，不能在生產領域產生效益。 3、朱鎔基清理的3000億三角債只佔當時GDP總量2萬億的七分之一，如今地方債務過於龐大，66萬億地方債務佔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一半。就算中央政府有意注資，也只能印鈔投入人頭財政，導致通脹飆升。中國人民幣又不比美元這世界硬通貨，美元超發通脹外辦理，人民幣過多發行，通脹全由國內承受。 明萬曆前十年張居正執正，經濟繁榮軍費充足；張居正之後，明朝財政開始顯露嚴重問題，時人感嘆「世間再無張居正」。此處引用此語，一層意思是指朱鎔基的能力與魄力，更多的是指中國不再具有這位「鐵血宰相」當年清理三角債的時與勢。美國州一級是地方自治，底特律破產就爛這座城市。中國是中央集權下的分層管理，地方政府一旦破產，中央集權無根可依。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昨天，正值六四事件三十四周年紀念日，自由亞洲電台適時刊登了《「天安門母親：「永遠不會忘記那個黑暗的夜晚」》，報道了「天安門母親」群體發表的祭文寫道：三十四年前的今天，當時的政府動用野戰軍使用機槍、坦克和裝甲車，在首都長安街以及其他重要街道上，無視馬路上眾多的民眾，橫行霸道、真槍實彈地向人群開槍，用坦克碾壓，殘暴地鎮壓了學生和市民們。我們的親人，他們就是在那個血腥的夜晚倒在罪惡的槍彈下，為了心中的理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筆者也是八九學潮和六四鎮壓的親歷者之一。歷劫之後的第三天即從當時的一位現役軍人，時任解放軍總後勤部某領導人的一位秘書口中證實了6月4日凌晨沿長安街由西向東，憑藉坦克碾壓和和自動步槍實彈射擊一路殺進天安門廣場的，正是事先被廣場上風傳已經因為堅信「人民軍隊愛人民「而「倒戈」的中共「萬歲軍」第三十八集團軍。 而當時之所以有三十八軍「倒戈」的風傳，則是因此前確曾發生的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將軍的「抗命不從」所引發。 楊繼繩先生在他的一本書《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修訂版）》中，詳細記載了當年徐勤先拒絕率領部隊參與戒嚴、鎮壓學生的過程：「當時，徐勤先因患腎結石在北京軍區總醫院就醫…… 。（1989年）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軍區的開會通知。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李來柱宣布中央軍委命令，讓（所屬幾個軍的）軍長們當即表態。其他軍長沒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說：『口頭命令我無法執行，需要書面命令。』李來柱說：『今天沒有書面命令，以後再補。戰爭時期也是這樣做的。』徐勤先說：『現在不是戰爭時期，口頭命令我不能執行！』李來柱說：『那你就給你的政委打電話，傳達命令。』」 書中繼續寫道：「徐勤先給政委打了電話，然後說：『我傳達了，我不參與，這事和我無關。』說完就回醫院。他回來後同朋友談起這件事時說，他作了殺頭的準備。他說：『寧殺頭，不做歷史罪人！』」 筆者今年4月21日在本專欄發表的《「武大郞開店」的習近平豈容劉亞洲如此「張狂」》一文中介紹了曾經被江澤民選中為三十個軍中重點培養對象之一的劉亞洲在一場內部演講中所表現出來的張狂和自信心爆棚，足以證明他絕對沒可能得寵於「武大郎開店「心態經營自己幹部隊伍的習近平。該文中著重介紹了被好事者整理成《信念與道德》一文在網上「散布」的劉亞洲2002年11或12月在當時任職成都空軍政委時一份內部講話中的部分內容。不過尚未得來及介紹如下一段與六四事件相關的內容： 京津地區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地區的老百姓都是很關心政治的。軍隊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關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關鍵時刻，越是京畿的部隊越不能用。六四”時典型的例子是北京軍區的三十八軍和二十八軍。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是個將才。他在坦克一師當師長時我看過他指揮的一場演習。他懶洋洋地坐在，不，幾乎是半躺在帳蓬中的椅子上，指揮千軍萬馬，頭腦清晰如閃電，井然有序，大有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氣勢。在中國軍隊這樣的人不多。與他不相伯仲的有×××，×××。超過他的只有蘭州軍區×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四”期間，北京告急，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親自開車到保定，要徐勤先帶部隊進京。徐勤先問，有沒有中央軍委的命令。周說，有。徐又問，有沒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說，有。徐又問，有沒有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的命令。周說，有。徐又問，有沒有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的命令。周說，沒有。徐說，那這個兵我不能帶。周依冰指著徐勤先的鼻子說：”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兩個兒子都在天安門廣場！”三十八軍就駐在京津地區。 這裡需要特彆強調一句，劉亞洲在他這篇21年前的講話里，是完全站在堅決支持武裝鎮壓六四天安門廣場運動的立場上的。 請看他當時講的如下這段內容：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軍隊已經在政治上發揮了兩次重要作用，還將繼續發揮作用。哪兩次呢？一次是”六四”政治風波。小平同志說過，這場風波是遲早要來的。既然非來不可，早來比遲來強。”六四”之後，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揭開了嶄新的一頁。最近大家在學習”十六大”的政治報告，裡面有一個重要命題，就是十三年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輝煌成就。這個”十三年”從什麼時候分野？從”六四”。可以這樣說，沒有”六四”問題的解決，就沒有我們國家今天的繁榮昌盛的局面；沒有軍隊，”六四”的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解決，也就不可能有這十三年的輝煌。6月4號那天早晨，北京城經過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後突然平靜下來。許多清場部隊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不知道下一步事態會怎麼發展，神經的弦綳得緊緊的。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電話都不通。為什麼打不通呢？因為全體市民都躲在家裡打電話，電話一下超負荷，癱瘓了。謠言象長了腿，飛跑全國。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齊聚在天安門廣場上。當時，楊尚昆主席講過這麼一句話：”‘六四’這天早晨天安門廣場如果有一個班出問題，都不得了。” 而當時的三十八軍為什麼沒有因為軍長徐勤先的抗命而「倒戈」？中共當年一本內部出版物《鋼鐵的部隊——陸軍第38集團軍軍史》中這樣記錄： 「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鬥爭，情況錯綜複雜，尖銳激烈。在國家重要的輿論工具發生了錯誤導向，我集團軍出現原軍長徐勤先違抗軍令，拒不執行戒嚴任務的嚴重情況下，我集團軍黨委和部隊之所以能夠排除干擾，在行動上堅決服從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調動和指揮，這是由於部隊從上到下有著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堅定的政治基礎。這種覺悟和基礎的確立，既靠平時的教育，又靠結合任務進行及時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 這裡說的集團軍黨委，隨著軍長徐勤先「撂挑子」，立刻完全落在了在時任三十八軍政治委員王福義的掌握之中。這個王姓政委比出生於1935年的徐勤先年長三歲，從1988年4月開始擔任軍政委。 正是因為有這個王福義當時「旗幟鮮明」地站到了徐勤先的對立面，堅決擁護軍委下達的提拔時任副軍長張美遠代理徐勤先軍長職務的命令，才令後來的三十八軍搶下了進京鎮壓的頭功。 因為配合張美遠指揮三十八軍堅決執行進京鎮壓命令有功，這個王福義半年多後即被官升一級，被安排為北京軍區副政委兼軍區紀委書記，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被安排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1993年7月被江澤民授予中將軍銜。 至於當時的張美遠，本來就是已經在三十八軍副軍長位置上獲授與徐勤先同樣的少將軍銜，並被送進國防大學國防研究系學習。因為徐勤先抗拒執行帶部隊進北京參與鎮壓的命令,時任國防大學校長張震親自將中央軍委下達的一張任命張美遠為代軍長的命令交到張美遠手中,令他緊急趕回保定軍部主持集團軍司令部的工作。 此後,張美遠忠實執行鄧小平的命令,及時將三十八軍司令部指揮所移至北京西山,與北京軍區作戰部聯合作業,並將手下的步兵一一二師、一一三師及坦克旅、炮兵旅及時調進北京,為從六月三日晚上開始的鎮壓行動立下了頭功。 6月4日凌晨1時，三十八軍一一二師副師長佟大剛乘坐「003號」輕型裝甲車最先抵達天安門廣場東側，但裝甲車在天安門城樓東側觀禮台突然熄火，緊隨其後的三十八軍政委王福義和副軍長（代理軍長）張美遠乘坐的指揮車到達天安門金水橋，跟進的「332號」裝甲車首先駛入天安門廣場，接著，45輛裝甲車陸續開進到天安門廣場。 如上這一自然段的內容是一一二師副師長佟大剛在鎮壓之後為自己請功的文章《浴血金水橋》中親自描述，該文收錄進當時出版的《戒嚴一日》一書。 而三十八集團軍軍史對這一段的相關記載是：「面對暴徒的打、砸、搶、燒、殺，指戰員們英勇無畏，以步代車，人護車行，突破了12個路口，排除了暴徒設置的由燃燒的汽車、電車組成的7道火障，克服了7公里長的密集路障，歷經4個小時的艱難奮進，於6月4日1時30分到達金水橋一線，作為成建制的集團軍，第一個開進天安門廣場。……集團軍1萬零8百名官兵、45輛裝甲車在清場前開進到天安門廣場的行動，沉重地打擊了暴亂分子的囂張氣焰，摧垮了他們的西部防線，震懾了盤踞在廣場的頑固之徒，為取得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的決定性勝利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這支執行鎮壓任務最堅決的部隊受到中共當局的高度讚揚,鄧小平、江澤民等人都親自簽發過給他們的嘉獎令。張美遠在「圓滿完成平暴任務」後立刻被正式任命為軍長。不過日後有外界報道說他因此而被晉陞中將銜的說法是錯誤的。 接下來，當時的軍委工作實際主持人楊尚昆和楊白冰在為一九九二年十月召開的十四大籌集軍內代表時，將暫時還留在三十八軍軍長職務上的張美遠安排進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 本來,楊白冰已經計劃好在十四大上安排張美遠進入中央委員之後即提拔他為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準備接替王成斌的司令員職務。當時的王成斌已經六十四歲。 令張美遠沒有想到的是,十四大上剛剛當選為中央委員的第二個月,不但未能如願晉陞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反在被解除三十八軍軍長職務的同時,接到調到蘭州軍區所轄的青海省軍區任司令員的調令。與此同時,還有一位叫鄒玉琪的楊白冰親信，時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也被江澤民下令調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據說當時向此二人傳達中央軍委命令時,均要求他們只帶一名警衛員,三日內赴蘭州軍區報道。 有當時的軍內人士分析說,因為蘭州軍區的領導班子與楊家兄弟沒有政治瓜葛,所以江澤民和當時的中辦副主任兼鄧小平辦公室主任及總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在倒楊之後把楊白冰在北京軍區培植的政治親信打發到蘭州軍區最為放心。說好聽了是「平級調動」,說難聽了是「控制使用」。 對比一下一九九七年鄧小平去世之後 召開的中共十五大和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召開的十四大上先後產生的兩屆中委名單,就不難發現了個一個奇怪的現象：當時一批本來不夠退役年齡的十四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的軍方代表,在十五大的中委和候補中委的名單上已不見蹤影。特別是像張美遠這樣的在八九「六四」事件中「平暴」有功的軍事將領,十四大上曾經被論功行賞,十五大上竟也黯然退出政治舞台。這是因為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前夜,江澤民雖然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扳倒楊家兄弟一舉成功,但因為時間關係,此前已經制定出來的十四大中委和中央候補委員的「候選人名單」已經來不及更換,以至軍隊有一批效忠楊家兄弟的高級將領還是在十四大進了中委和中央候補委員序列。 張美遠出生於一九三七年,一九九七年十五大時正好六十歲,說起來也不算年輕。按照中共軍隊幹部嚴格的年齡標準,正軍職幹部六十歲再升不上去的話,就只能退役了。所以當時的江澤民於十五大召開之前的一九九六年七月又簽署命令,安排張美遠出任蘭州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副書記,仍然享受正軍級待遇,軍銜仍然是他一九八八年以副軍長職務得到的少將軍銜。這樣就可以在不提升他級別的前提下,「名正言順」地不安排他在十五大上繼任中央委員。 張美遠是在一九九七年底被宣布退役的。當時的徐勤先已經刑滿出獄，被內部宣布降為副軍級待遇安排在石家莊「休養」。據說張美遠曾請求去看望一次自己的「老首長」徐勤先，得到了北京軍區政治部保衛部的恩准，但卻被徐勤先本人婉拒。 出獄後，徐勤先曾去拜訪李銳，談了有關「六四」的情況。他70歲生日，也曾請李銳到石家莊家中相聚。李銳手書一幅對聯送給他：「傲骨虛心真力量，熱腸冷眼大慈悲」。李銳先生說：他是一個難得的將才。他反對『六四』鎮壓，人民軍隊怎麼能向人民開槍呢？作為一個將軍，他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2021年1月8 日早上，徐勤先在河北石家莊離世，享年86歲。自由亞洲電台當日即刊登《六四抗命的38軍軍長徐勤先去世》一文及時給以較詳細的報道。 另外，外界至今也還較少為人知道的當年三十八軍的前任軍長，時武警部隊司令員李連秀也是因對「六四」鎮壓的命令執行不力而丟官。事情的詳細經過，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六四34周年，海內外中國人和國際社會沒有忘記，一如既往地隆重紀念、追思民主先烈、激揚民主理想。而中共方面，依然緊張，高度緊張，年復一年地緊張。它們沒有自信、沒有安全感。說了四個自信，但他們一個自信都沒有；說了一百多個安全，但他們一個安全感都沒有。 中南海百般設防，並在網路上設置無數敏感詞，連領導人自己的名字都成為禁詞（在遊戲平台上），極盡荒唐和荒誕之能事。然而，出其不意的抗爭事件仍然不斷發生，令他們防不勝防。一名女子在北京國家體育館 — 鳥巢頂上勇敢揮舞象徵自由的星條旗、撒下傳單，有獨立宣言，還有她自己的告同胞書。在清華大學的學生會大屏幕上，出現「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的口號，同時提出五大訴求，呼籲民主和憲政。 三十四年過去了，歲月無情。時間消耗了八九一代（包括當年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但也消耗了獨裁者。八九一代，從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青春歲月不再，民主理想仍未實現。但縱觀獨裁者，被稱為六四屠夫的鄧小平和李鵬相繼死亡；六四的獲益者、鎮壓法輪功的元兇江澤民也已經死亡。他們沒有帶走任何榮華富貴。 中南海今天的領導人，自以為一派獨大、一人獨裁，幻想紅色王朝能夠千秋萬代。然而，縱觀歷史，所有王朝政治，專制制度，都只是過眼雲煙。或數百年，或數十年，或數年，無不土崩瓦解、灰飛煙滅。而專制王朝更替和覆滅的周期愈加縮短。歷代獨裁者，沒有帶走任何榮華富貴。現在和將來的獨裁者也不會例外。 放眼當今世界，只有民主國家，展示了強大的生命力而長盛不衰。道理很簡單，人民當家做主，人民管理國家。只有民選政府，才能集思廣益；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長治久安。這是客觀規律，中國不會例外。 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不僅深刻影響中國當代史，也深刻影響世界當代史。當年就成為東歐解放和蘇聯解體的重大推動力。三十四年過去了，國際社會沒有忘記。各主要民主國家繼續發聲支持中國人民，支持中國民主化，或通過各國政府文告，或通過各國駐中國大使館發聲。世界各國已經覺醒，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並非什麼中國威脅，只有中共威脅，那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面臨的共同威脅。世界和平呼喚一個民主中國；人類未來需要一個民主中國。 中共企圖讓幾代人忘記歷史，然而，當今中國，經濟滑坡，失業嚴重，外資外企加速撤離，高速經濟增長成為明日黃花。老年人無所保障，中年人彷徨無計，青年人躺平斷代。於是，與統治者事與願違的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把希望寄託於民主中國。他們越來越明白一個基本道理：妨礙中國發展和進步的根本障礙，在於一黨專政；而促進中國發展和文明的根本道路在於民主化。 當年，1989年，作為民主運動的參加者和領導者，八九一代舉起了民主火炬；今天，作為海外民主運動的堅持者，他們又擔當了火炬傳遞者的角色。因為，香港已經淪陷，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不再，海外民運理應接過香港市民的民主火炬，把他們不能再辦的六四紀念館建立在海外，把他們不能再繼續的六四紀念活動延續在海外。與此同時，八九一代也有義務和責任向年輕一代傳遞民主火炬。 由此可見，八九民運從未過時。三十四年後的中國，嚮往民主的中國人，有增無減，尤其追求民主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去年底如狂飆驟起的白紙運動和白紙革命，就是明證，它的參與者和組織者都是年輕一代，可愛的00後。還有覺醒的海外留學生主體，他們是中國的希望，他們是中國的未來。 八九民運的火炬，將在年輕一代手中傳承。火種不滅，理想將繼續燃燒。一個民主、自由和文明的中國，或遲或早，將誕生在世界的東方。沒有任何勢力可以阻擋；任何勢力的阻擋都將是徒勞。時間將證明一切，歷史將證明一切。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裡面提到三個理由極權統治會失敗，一是戰爭，二是饑荒，三是領導人軟化，無法鐵腕鎮壓反抗人民。我覺得在現在的科技世界裡，饑荒已經不是極權政府會失敗的理由，看朝鮮就知道。只要西方國家仍然有科技大量生產糧食，極權國家互相勾結扶持，統治階級懂得情緒勒索善心西方人士，統治階級就不會餓死，饑荒就只會是人間災難，而不會是獨裁者下台的原因。 所以，共產黨在中國會倒台的原因，只剩戰爭和領導人軟化。但我們知道，六四天安門事件是一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分水嶺，屠殺之後，所有中國人都知道，共產黨為保衛政權，殺害人民是沒有底線的。蘇共倒台後，中國共產黨更是學得教訓，習近平說，蘇共這麼多人，「竟無一人是男兒」，挺身保衛政權。所以習近平為首的紅二代，非常清楚獨裁意志軟化會有什麼後果。我們絕對看不到這一代的共黨領導人，有成為蔣經國的可能。 因此新冠封控造成的民意反彈、上街抗議，甚至在可見的未來，所有中國社會不滿的聲音，通通會被鐵腕鎮壓，殺雞儆猴的事例，只會用越來越強勢的方法進行。科技給了共產黨強力的武器控制人民，只要習近平意志不軟化，就不可能有革命發生。不少反共華人，期待中國經濟下滑、民不聊生會有張獻忠之類的革命軍出現，那是太過天真的看法。只要統治階級日子過得好好的，革命在共產中國里，不會發生。 所以共產黨倒台的理由，只剩戰爭一途。也因為戰爭的變數太多，改變共產黨統治能力的變數無法控制，正常情況下，習近平沒有任何理由攻打台灣。而不正常的情況，只有兩個，一是美國退縮，不再於西太平洋提供安保，二是台灣把自己弄得太容易被吃下，習近平不出手都不好意思。目前看來，美國內部抗中聲音高漲，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當家，都沒有任何孤離主義的傾向，所以共產黨很清楚美國的立場，不會誤判，而胡亂出兵，搞掉自己的政權。 因此，只要台灣不要把自己放在盤上，給共產黨當成不費力氣的佳肴，台海就不會有戰事。這也是這次總統選舉重要的原因，只要台灣強化自保，堅持反共的決心，台海就會有和平。 （※本文作者為美國財務學教授。文章經授權，轉載自作者推特。）
脫口秀演員李昊石的所謂「辱軍」事件肇始於李昊石用「作風優良，能打勝仗」來形容野狗的生存能力強悍。而這兩個詞恰恰是習近平2013年為解放軍做的指示和要求，是只能用於解放軍的專有詞語，不可將其意轉嫁挪作他用。 中國是個口號治國的社會，這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而是共產黨政權的一個共同特徵。但是習近平上台後，在口號治國方面勝過他的前任，除了毛澤東。他造了大量的政治「新詞」進入中國的政治生活，成了黨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影響深遠。這些新詞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伴隨某個階段的國家發展目標和任務提出的，如中國夢、精準扶貧、供給側改革、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等，可算與時俱進；一類是要彰顯和維護中共統治及他個人權力的，如兩個維護、兩個確立、四個自信、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黨領導一切、偉大鬥爭、政治規矩、政治建設、根本遵循、關鍵少數，等等，帶有典型的習式特色。 從控制話語到控制思想和控制一切 奧維爾在他的《一九八四》這部小說中為我們虛構了一個極權國家大洋國，它的統治者「老大哥」和「英社黨」統治人民的一種方式是「新話」，黨的口號就是，「誰能控制話語，就能控制思想，誰能控制思想，就能控制一切」。新話是大洋國的官方語言，乃為控制人民思想而專門發明的。習「創造」的這些政治「新詞」也頻繁出現在黨的文件、報告、領導人講話、對外交流、報刊宣傳、幹部學習、學生課堂以及專家學者的演講與論文里，成為黨在新時期的「新話」和意識形態，它們構成習近平思想的主要內容，也是中共向外輸出的「政治文化」。 習的政治「新詞」特別是後一類，可以把它們稱為革命詞語或革命大詞，因為它們本質上是一個革命黨的政治文化的言說表現。這類語詞人們耳熟能詳的還有人民領袖、舵手統帥、輿論鬥爭、自我革命、紅色文化、政治面貌、政治安全、政治家辦報、歷史虛無主義、境外敵對勢力、忘我之心不死、我將無我。雖然有些革命語詞從毛時代就一直延續下來——就此而言，並非政治「新詞」，然而，到習這兒，他把這些革命語詞的含義復活了。 革命黨以推翻一個舊世界為己任，革命文化和革命語言講究一種鮮明的政治導向性和強烈的鼓動性，訴諸人們的內在情感。這種革命文化和革命語言在文革走向極端，變成了一種革命的大詞，但也就失去了革命語言原本具有的活潑和情感性，乾癟無趣，內容空洞。如文革流行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大批判、臭老九、黑五類等。用一些研究者的話來說，文革時期的政治語言具有格式化、刻板化、標準化、粗野化的特徵，強烈的政治色彩遮蔽了語言使用者的個體情感，導致語言內涵日益蒼白，表意功能日益弱化，語言活力日益萎縮；由於喪失了個性化語言的表達空間，也使得空話、套話、大話過多的現象盛行。 這種情況在今天又被複活。曾幾何時，鑒於革命語言在文革達到極致，讓人們對這種表達方式憎惡到極點。文革結束後，思想解凍，此類貌似崇高神聖的政治語言成了小說家和藝術家們無情嘲笑的對象。比如王朔和王小波的小說，就有大量這樣的描寫；尤其《編輯部的故事》和《我愛我家》這兩部室內情景喜劇，它們人物對話的基調建立在革命語言的反諷上，那些革命語言通過劇中人物「一本正經」地說出來，其內在的荒謬性立刻顯露無疑，引起觀眾強烈共鳴，達到消解這些政治語言意義的戲劇效果，以致它們成了中國情景喜劇的經典，至今不能超越。用今天當權者的標準看，無論是二王的小說，還是這兩部情景喜劇，對政治語言的肆意嘲弄，其對政權的冒犯，比李昊石事件要嚴重得多。可在當時，觀眾都沒把它當回事，審查機構也習以為常。這從一個側面反映那個時代政治文化的相對寬鬆。 習運用革命語言駕輕就熟 然而，這一切隨著習近平的上台，煙消雲散。習對政治的嚴控，不是一步到位，而有個逐步發酵的過程，初期是試探性的，等到成為核心，權力穩固，就不再半遮半掩，而原形畢露。習在建立極權統治的這一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借鑒和引入中共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語言進入黨的政治生活。革命文化和革命語言當然從來不曾遠離中共，但在改革開放的大部分時間裡，由於要和西方接軌，它漸漸隱身。而習一直保留著他年輕時所受的革命意識形態尤其是文革話語的教育，這使他接受和運用這一套革命語言的表達方式，駕輕就熟，毫無違和感，並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稍稍加以改造，就能推陳出新。比如習愛在講話中引毛的詩詞，他曾在一次發言中說，昨天是「雄關漫道真如鐵」，今天是「人間正道是滄桑」，明天是「長風破浪會有時」，這就是典型的革命大詞，在毛那兒，這幾句詩還表現出一種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但在習這兒，只剩下一種不知所云的裝腔作勢。 不過，要想革命語言和革命大詞在新的政治現實下成為中國流行的政治文化，就必須設立一層保護機制，對敢於譏諷、挑戰這種革命語言的行為，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要進行打壓，讓人覺得革命大詞神聖不可侵犯，這也就是外界看到的，官方這些年來劃定的政治敏感詞越來越多的原因。若有人觸碰了這些敏感詞，輕得通報批評，重得判刑。李昊石不幸錯用了「作風優良，能打勝仗」這兩個革命大詞，把它用在不該用的對象身上。相對而言，這兩個詞本身不像「新時代」、「全過程民主」或者「憲政」、「人權」一類詞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可由於被大眾默認為是解放軍的「專利」，也就不能有人對它隨意造次，其意思不能隨意被轉作他用，否則也是觸犯革命語言的政治禁忌。對人們來說，比起那些被明確圈定不能觸碰的政治敏感詞，此類詞語的運用要更加小心，因為在出問題前，誰也不知道它能不能被「冒犯」。 可以說，李昊石事件見證了革命語言和革命大詞的回歸。這是習近平時代的政治，它反映了一種令人窒息的現實。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願你去到新天地/在那邊休息/閑來看齣戲——常玉 當代中國有兩個翻天覆地的時間節點：一九四九與一九八九，這兩個時間不需要做任何注釋。還有另外兩個重要性稍次一級的時間節點：一九七六（毛澤東死亡，文革名義上結束，中國開始所謂的「改革開放」）與二○一二（習近平上台，走向史達林式的帝制）。這四個時間節點都觸發了巨大的流亡潮。 一九八九年的槍聲一響，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頓時灰飛煙滅。數千名知識菁英逃離中國，而當時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及其家人，有數十萬人通過美國總統的一紙行政命令，獲得「六四綠卡」得以留在美國。此後三十多年，一直至今，中國人成為到歐美國家申請政治庇護的最大族群。儘管如俄羅斯流亡詩人德·博貝舍夫所說「所有人都是流亡者，從亞當開始」，但流亡之路上的艱辛苦楚，仍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偉大的逃亡者，他正在創造他的道路 一九八九年的槍聲，將很多人的生命擊穿，裂成兩半，無論是老年人、中年人還是年輕人。 在因「六四」而流亡的人中，有七十三歲的新聞界前輩戈揚。戈揚曾是中共新聞界的「四大花旦」之一（楊剛、浦熙修、彭子岡、戈揚），經歷二十二年的右派折磨，一九七九年獲得「改正」時，已六十三歲，老當益壯，出任《新觀察》半月刊主編——這份刊物成為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其影響力超過了儲安平時代的《觀察》，我在中學時代持續閱讀了好幾年。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戈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完胡耀邦追悼會後，應邀赴美參加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活動。在美國聽說北京戒嚴、軍隊開槍鎮壓學生的消息以後，她公開宣布退黨：「我們當年參加的共產黨，不是現在的這個黨。我要和這個鎮壓人民的黨決裂。」她晚年接受香港《開放》雜誌訪問，「以一個革命者、流亡者變成一個美國公民的漫長經歷，給後代人一點忠告」，毫不猶豫地說：「生在這樣的時代，我無法擺脫自己的命運，但我應該把我的經驗告訴後人。這經驗歸結一點，就是：共產黨已同一個邪教差不多，是不可以信賴的、不可以和它靠近的。否則，多好的人，也會變壞。」 到美國時比戈揚還年長一歲的，是被鄧小平點名開除出黨的「老牌自由化分子」王若望。王若望早年赴延安追隨中共革命，從延安整風到反右、文革，每一次政治運動都首當其衝成為打擊對象，因為他像馬丁·路德那樣堅持說真話。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他以「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罪名被捕，入獄十四個月。一九九二年八月，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七十四歲的王若望與妻子羊子一同赴美（他並非最年長的流亡者，二○○九年，揭露中國艾滋病泛濫問題的高耀潔醫生以八十二歲高齡流亡美國）。到海外後，他考察分散在各國的中國移民尤其是民運群體，坦然承認：「大陸來的朋友，靈魂深處都有個小毛澤東的陰魂在作怪。我是共產黨的資深黨員，我身上的『小毛澤東』一定更頑固。因此我們都面臨著一個驅鬼附體的任務，那就需要時時提醒自己，事事檢查自己，要培養成從肉體到精神上的浸透了現代文明的民主氣息，這一個長期的自我修養的任務。」他明知民運是火坑，仍跳下去，但不僅沒有振興民運，反而加劇了民運的分裂與內鬥，真箇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後來，王若望獲悉患上肺癌絕症後，雖然思念故國，但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不可再發批評文章和接觸敏感人士」的回國條件，二○○一年在紐約病逝。 一九四九年夏，年輕的李志綏在澳大利亞留學和行醫，接到中共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來信，邀請他回國工作。李志綏和妻子經香港回到北京，五年後因醫術高明、工作出色，被選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還曾出任毛的醫療組組長，在毛身邊工作二十二年，一直到毛死去。一九八八年，李妻吳慎賢被查出患有慢性腎功能衰竭，在已移民美國的兩個兒子勸說下，李氏夫婦赴美治病，這一年李志綏已六十九歲。一九八九年一月，李妻病逝，去世前叮囑說：「一定要將在毛身邊工作的經歷寫出來，為了你，為了我，也為了我們的後代」。隨後發生「六四」屠殺，李志綏與中共決裂，不畏艱險寫出轟動世界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這本書將毛拉下神壇。書中揭露的若干事實人神共憤。書中「餓殍遍野」四字用了多次，大饑荒時代，可憐的老百姓不知道自己怎麼死的，還在指望周末晚上在舞會「選妃」的紅太陽幫他們作主。毛的淫亂超過歷史上的昏君，其包皮過長，平常又沒有清洗的習慣，被其中一女友感染上陰部滴蟲病，成了帶原者，傳染給其他女友。李建議毛洗洗私處，毛的反應是：只要他自己不會有癥狀就好了，沒有必要清洗，「可以在她們身上清洗！」一九九五年，李志綏因心臟病突發死於美國伊利諾伊州家裡浴缸中，其死亡方式與流亡南韓的黃長燁很相似，有人懷疑他是被中共特工暗殺。 中生代流亡者更多，其中不少是政治活動家，自詡為「中國民主之父」的就有多位。因身患「監獄症候群」，以及沾染王若望所說的「毛澤東病毒」，到了西方自由，與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很快醜聞纏身、光環盡褪，乃至成為負面人物。當然，他們不會承認自己身上有問題，不會去看心理醫生，將失敗全都歸咎於「中共特務的破壞」，「中共特務」真是一個什麼都裝得下的垃圾桶。 中生代流亡作家和學者，很多都堅持創作與研究，且有蛻變與升華。其中，高文謙在美國出版《晚年周恩來》，震撼性堪比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拆毀了周恩來這個中共最後的道德牌坊。高文謙生長在一個共產黨人家庭，其父母在文革中遭受嚴重迫害，青年時代曾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九八○年退伍後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他與北京學生和市民一樣，目睹解放軍殺人，同時躲避解放軍的追殺。他和一群市民躲進小衚衕，解放軍追進來。「當場我看到有三四個人倒在血泊里。我跑到一個牆根底下，一個七十多歲北京蹬三輪的老大爺，跟我一起蹲在牆根下面。老大爺說的話我一輩子忘不了，他說：共產黨真是缺了八輩子德了，小日本當年進北京城都沒有這樣殺人，真是傷天害理啊！」一九九三年，他終於有了機會離開中國： 我跟共產黨的緣分已經盡了，我要自己再走一條路，重新活一把，要活出自己的尊嚴來，要免予一種恐懼。重新走一條路也是非常困難的，前路茫茫，但是我願意這樣走。為什麼？就是因為「六四」殘暴的殺人。 高文謙到美國後，先後在多家學術機構和大學擔任訪問學者。這時他已開始寫作《晚年周恩來》，把這位在中共黨內僅次於毛澤東的人物的真實面貌留給歷史，但他受到來自中共的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情報部長熊光楷和社科院副院長劉吉向哈佛大學施壓，費正清研究中心取消了對他的資助。但他堅持完成書稿，此時他在國內的母親得了白血病，中共使出軟硬兩手——軟的是想用重金買斷書稿，硬的是威脅他，「你媽媽在文革中受了很多磨難，讓她安度晚年吧，不要再給她增加新的磨難」。高文謙面臨艱難選擇：出書，還是回去給老母送終？回去就出不來，出書就沒有辦法盡人子之道。她媽媽給他寫了封信，在信封上寫了四個大字：「萬金家書。」信中寫道：「不要管我，你一定要把你所知道的告訴老百姓，這是老天爺交給你的任務。」他最後選擇出書，未能給母親送終，跟母親天人永隔，成為終身之憾。 流亡詩人楊煉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特徵概括為「主動的流亡」和「歷史的憂鬱」，他本人在未經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發現自己將在海外流亡很久，在澳大利亞海邊的懸崖觀看驚濤拍岸，終於悟出「這是從岸邊眺望自己出海之處」，現實之「無根」，正是「精神之根」。昔日傷痕文學新銳孔捷生去國之後，轉而以「易大旗」為筆名寫了百萬字驚才絕艷的雜文，後來又提筆寫古體詩和小說，他說自己是一個很有堅持的人，「已看慣雲起雲落，我深知每個人心中的理想國都難實現，故而才有一代又一代的求索，如同夸父追日」。昔日先鋒詩人馬建，移居英國後寫小說，長篇小說《紅塵》、《陰之道》、《肉之土》、《中國夢》等榮獲英國庫克旅行文學獎、雅典文學獎等國際獎項，他堅信「只有在文學中，我們才能充分表達社會的不公、人性的極端和對美好未來的希望」，美國學者莫拉·康寧恩評論說，「雖然已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馬建在作品中對中國的描繪並沒有凝固在某個時間」。上海作家、翻譯家王一梁延至二○○三年流亡海外，先後居住在美國和泰國，在清貧與凄苦中卻堅信：「流亡，不也意味著一次嶄新的誕生嗎？流亡作家也是真正自由作家的同義詞。沒有祖國的束縛，沒有任何文字的束縛。作為世界公民，我們可以真正地飛了。」二○二一年，他因病在泰國去世。 流亡的時間如此漫長，當初的中生代，已逐漸凋零。二○一八年在香港病逝的孟浪，年僅五十七歲。孟浪是一九八九之後流亡海外的詩人，我在獨立中文筆會與之共事數年，一起編輯筆會會友的文集《詩歌與坦克》，他如獅子般的鬍鬚和聲音似乎仍在我身邊晃蕩。 流亡海外九年後，孟浪如此回答記者的訪問：「九年的流亡生活，前半部分是被迫的，我在中國因為追求自由，希望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自由的空氣，所以才受迫害；後半部分是自覺的，我終於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了。我希望所有流亡作家詩人們，不管他們是自願選擇流亡或被迫流亡，可以更早、更快地回到一個安全的、自由的、民主的祖國繼續和平地寧靜地寫作和出版。但現在看，似乎要流亡更長的時間。因為中國還是以前那個中國，而我還是以前那個孟浪。」 詩人徐敬亞指出，在中國當代現代詩的詞庫里，「中國」一詞出現頻率最高的可能屬孟浪，孟浪幾乎成為「中國」的第一呼叫者。「逃得更快／更遠」、「我的出生地……與隻身出走的戶主無關」、「在遠景中，中國消失了……在遠景中，是一張廢紙離開中國！」即使在流離的詩人中，孟浪的「祖國」情結也是最重症的。他曾發問：「尋找祖國，還是尋找天空？」他那句「背著祖國到處行走的人」，幾乎成為自畫像。在全部翹課的孩子中只有孟浪對往日校園依依不捨：「祖國／就是他的全部家當。」他彷彿認定了宿命：「祖國和他相對一笑：背著他！背著它！」 在最後階段的創作中，孟浪已然獲得從普世高度「鳥瞰」土地意義上的中國。「炮製出又一個祖國／並且思鄉，讓南北極突兀地擁抱在一起」、「那個人站在一個國家的對面/他在一片空白里/上衣像一束枯萎的花朵/在他無力的臂彎里」、「我有無數個祖國/我有無數條道路/無數的我閃閃爍爍」、「偉大的迷途者，他正在創造他的道路/失群的恰是眾人，多得無以計數……偉大的迷途者，決定終於作出：/征途才是歸途，征途就是歸途/偉大的迷途者，他正在考驗他的道路/哦，受難的迷途者，他正在成就他的道路/就是沒有路也可以逃」。這一超越是流亡路上關鍵性的一步，詩歌與人性皆褶褶生輝並交相輝映。詩人由此向死而生。 一九八九年踏上流亡之路的學生一代，如今已是人到中年。那些曾遭通緝的學生領袖，三十多年後，有的成了富豪，有的當了教授，有的清貧度日，有的四海為家。王丹多年在台灣深耕，警醒台灣民眾不要吞下中共的糖衣炮彈；周鋒鎖成立「人道中國」機構，幫助所以百計良心犯及其家屬。但整體而言，無論在人權活動還是在文化藝術創造上，這一代人在海外的作為不能令人滿意。在紀念「六四」三十周年的一次活動中，蘇曉康真誠而嚴厲地指出：「三十多年過去了，我至今聽不到八九參與者，從當年的學生領袖、知識菁英、到黨內改革派，對這場政治衝突，向歷史和人民做出負責、清晰的真相說明，更沒有看到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義，可以寬慰無數死者的親人，為討公道而釐清罪責，為今後的抗爭留下經驗教訓。」可惜被批評者中極少有人作出正面的回應。 「六四」之後的流亡從未結束。「六四」以後至今，很多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因批評中共，或觸及若干敏感議題，受到騷擾和迫害，有的再也不能返回中國，有的回國時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捕坐牢，這張不完整的名單正變得愈來愈長（僅列出仍在世的）：張廣達、郭羅基、阮銘、陳奎德、張郎郎、丁抒、王飛凌、余茂春、何清漣、程曉農、吳國光、張煒、胡平、宋永毅、李少民、徐澤榮、康正果、謝選駿、李劼、王友琴、張博樹、馮崇義、張倫、王維洛、文貫中、趙越勝、吳仁華、邵江、陳小平、裴毅然、徐友漁、崔衛平、王天成、夏明、許成鋼、鄒恆甫、裴敏欣、程映虹、王柯、楊海英、夏業良、何曉清、譚松、劉仲敬、蘇小和、陳建剛、長平、慕容雪村……他們在不同的學科中都學有所長、學有所成，若由他們組建一所大學，學術水準必定超過早已淪為黨校的北大清華。 （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