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首富800萬購公寓樓 以本·羅伯茨-史密斯命名
2026 年 6 月 25 日
2023年5月10日，習近平出現在雄安，且前呼後擁，陣勢很大。這一消息本身就令人吃驚。因為，眾所周知，所謂雄安新區已經成了習時代的重大爛尾工程之一。習近平竟毫不忌諱，公開亮相這片長滿雜草的廢棄之地？更令人吃驚的是習近平的講話，不僅絲毫不承認雄安的失敗，而且如此自誇：「2017年，我第一次來雄安，站在一片田埂上展開了新區規劃圖。短短6年里，雄安新區從無到有、從藍圖到實景，一座高水平現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堪稱奇蹟。」 砸資八千億！哪一片土地不能砸出一片新樓？哪怕在沙漠上、戈壁灘、荒無人煙之地，單純靠砸錢，都能砸出一大片高樓大廈—— 所謂高水平現代化城市，俗稱「鬼城」（如內蒙古鄂爾多斯）。這有什麼奇蹟可言？ 習近平又說：「雄安新區功能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載地，這是建設雄安新區的初心和使命。」當地人都說這是外行話。因為，北京是首都，另建雄安，就是要疏解北京的首都功能或部分首都功能；至於非首都功能，那是每個城市都具有的經濟活動、民生保障和社會空間，只要上千萬的北京市民還需要工作和吃飯，相關的非首都功能豈能疏解或轉移？ 說到北京眾多單位和數百萬人抵制搬遷到雄安，習近平說： 「不能憑自身好惡，需要搬就得搬。不能搞『紙面疏解』『變相迴流』，名義上疏解，結果回去了。更不能通過在京設立二級單位等方式邊疏解邊新增。」 好一個「自身好惡」，難道在習近平的決策背後，還有什麼集體好惡？如果有集體好惡，那麼，眾多單位和數百萬人拒絕遷移，本身不就是集體好惡？而所謂「自身好惡」，習近平拍腦袋的決策恰恰就是他個人的「自身好惡」，代表不了任何集體好惡。 習近平發話，在小圈子裡聽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加上沒人敢回嘴，造成的效果，彷彿他是權威，掌握了絕對真理。但仔細掂量，卻只是：不正常的人說不正常的話。個人膨脹，頭腦發熱。不僅脫離現實，而且遠離現實。 習近平聲稱建設雄安新區是「千年大計」，且不說如此定義的根據何在？千年後還有沒有習近平、習家軍和共產黨？就說這千年工程，需要投資多少？黨媒透露：30萬億！如今砸下8000億而已。只是個零頭，還有得砸。 習時代撐到十年，恰恰是毛澤東之後最缺錢的時代，整體經濟下滑，所有省市自治區財政破產；公務員遭降薪、教師工資遭拖欠、白髮老人被砍掉醫保；外資外商陸續撤離、生產線和供應鏈轉移他國，外匯儲備虛空；中國社會進入高失業，年輕一代普遍躺平…… 就在這最缺錢的時候，居然還要砸巨資繼續興建「三天打魚兩天晒網」的雄安！ 不由得讓人聯想到秦朝和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要修建浩大工程，長城和阿房宮，不惜耗盡天下人力物力財力。 秦始皇自我迷信，自以為，既然能夠攻滅六國，一統天下，那就沒有辦不成的事，因為，沒有什麼比攻滅六國更難的事了，包括長生不老。結果，阿房宮還沒有完工，秦始皇已經撒手歸西。阿房宮被起義的項羽付之一炬、化為灰燼。長城則淪為千年擺設，為他人（其他朝代）做嫁衣裳。秦朝本身，傳二世即亡，前後不過十五年。 習近平自我迷信，自以為，既然可以取得權力鬥爭的全勝，就沒有辦不成的事，因為，沒有比掃平黨內派系（即搶班奪權、篡黨奪權、一派獨大、一人專權）更難的事了，於是乎強行清零封城、強建雄安、強搞北交所、強來廁所工程、強推一帶一路…… 習近平說出千年大計，隱約已經有秦始皇的味道。儘管，沒人認為他擁有秦始皇的霸業和威儀。 習近平視察雄安，帶上三名政治局常委：李強、蔡奇、丁薛祥，清一色的習家軍人物。似乎終於實現家天下。罕見帶上三名政治局常委亮相，其中的心理學，既有貶低，也有拔高。貶低了李強、蔡奇、丁薛祥，令他們的常委身份縮水，潛台詞：如今的政治局常委，不過就是習近平的跟班，再也沒有昔日的含金量。拔高了習近平，如今的這個總書記，超然於眾常委之上，儼然一人獨大的超級領袖，不再是七龍治水或九龍治水的集體領導。 但是，心理學的邏輯卻是，貶低了別人，也降低了自己。習近平自以為，自己已經處於「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巔峰狀態，其實，不過是矮中拔高。竟不知？在世人口中，習大大已經淪為「武大郎開店」的經典人物。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這是習近平2013年3月對人民解放軍提出的強軍目標，此後，它像銘牌一樣成為解放軍的宣傳標配。近日，中國的一名脫口秀演員李昊石在演出時用「作風優良，能打勝仗」稱讚野狗的生存和戰鬥能力，被指「侮辱」解放軍。此事引發的輿論風暴以及官方對李昊石的立案調查和笑果公司的巨額處罰，可以看作中國輿論場轉向和社會政治文化惡質化的一起標誌性事件。 每個社會和國家都有一些所謂不能觸碰的禁忌或「政治正確」，比如美國，種族問題是不能輕易碰的，公眾人物和公職人員如果對種族問題發表了在社會看來不「不正確」的言論，一般後果會很嚴重。然而，即便像美國這樣講究「政治正確」的國家，如果某人冒犯了某個族裔或群體，至少公權力是審慎介入的，更不會看到動用司法機構。可在中國，這是家常便飯。 中國社會政治文化快速惡化 過去中國曾發生多起私下或公開的對中共領袖的「不當」評價或「侮辱」英烈事件，前者如畢福劍，飯桌上的言論被人放到網上流傳，被其所供職的央視除名；後者如羅昌平，微博上的言論被檢舉遭公安傳喚，後被判刑7個月。相對這些案件，李昊石為自己的一句玩笑「梗」受到的輿論討伐和官方處罰要嚴重得多。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官媒第一時間出來批判，解放軍表態痛批，公安機關對李立案調查，文化管理部門對演出公司處以1300多萬元的頂額罰款並無限期停止演出。李本人最後會不會以「尋釁滋事」罪被判刑要看公安機關調查的結果，不得而知。但是官方的這個架勢，卻是近年來處理同類事情最大的。這背後反映的當然是中國最近幾年輿論生態和社會政治文化的快速惡化。 「作風優良，能打勝仗」在官方話語體系里是對解放軍的「褒揚」，但在李昊石的脫口秀節目中，結合上下文語境看，他用這八個字來來形容野狗，其實也是褒義。從這個角度看，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他說這句話並非要在觀眾面前譏諷解放軍。當然，「野狗」在中國民眾看來確實有些不雅，用野狗的戰鬥力比擬解放軍，即使出於褒義，人們可能也不喜歡。假如他當時把「野狗」換成「獵犬」，估計就不會惹來現在的麻煩。這跟前面提到的畢福劍或羅昌平可能還是有些不一樣。這也說明，該脫口秀演員充其量作了一個不恰當的比喻，本身並無惡意，既然有人指出不喜歡這點，下次演出改正便是，根本用不著官方興師問罪，置人於死地。 中國人說話的安全邊界何在? 而今這般大動作，原因在於，此「不當」比喻涉及的對象是人民解放軍。雖然解放軍是個抽象的詞，可在中國的政治文化里，它就像個具體的人一樣，神聖不可冒犯。解放軍被中共塑造成保家衛國，護衛國家安全的中流砥柱，是這個社會「最可愛的人」，但凡有艱難險阻的地方和時刻，都有解放軍的身影。這樣的人民軍隊，豈能和一般人厭惡的「野狗」形象掛鉤？哪怕他說這話沒有惡意。公眾對解放軍形成的這種認知和投射的這種情感，進而起來要維護解放軍的形象，放大此事的所謂社會「危害」，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經過黨國多年的洗腦教育，習近平已經成功地把大眾的思想扭轉到他要的方向。 換言之，李昊石事件提出了中國社會必須面對的兩個尖銳問題：（1）人民解放軍是否可以被譏諷冒犯，進一步，中國人說話的安全邊界在哪裡，黨國的政治禁忌可以隨意擴大到它不喜歡被人議論的對象和領域嗎？（2）習近平已用一套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話語體系，將中國民眾改造成黨國利益的維護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起黨國鉗制言論自由的幫凶，今後的言說空間會越來越逼仄。 先說第一點。在江胡時代，雖然官方也列出了一些政治忌語，但範圍非常有限，比如，不能在文章或講話中公開挑戰中共的統治，不能醜化中共領導人等，儘管如此，在私下和半公開場合，隨意批評中共和詬病領導人的現象比比皆是，言說者不用擔心由此會惹來麻煩，像是李昊石的這個玩笑在那時根本不算什麼；但在習近平時代，政治忌語的範圍急劇擴大，不但把不得妄議中央特別是習近平作為黨的政治紀律，舉凡西方政治制度和當下敏感問題的用詞都劃入政治忌語，不能公開批評或鼓吹，即使私下表達，也要非常小心，因為一旦流傳出，人身安全就難以保證。 解放軍神聖不可冒犯？ 再看第二點。在李昊石事件中，公眾對他的不依不饒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官方對它採取嚴厲的處置態度。最早在微博上披露此事的人只是在表達一種不適感受，可未料一下炸開了鍋，激起公眾「義憤」，將這個玩笑上綱上線，提到「侮辱」解放軍的高度，認為即便是「無意」冒犯，也是不允許的，因為這是底線問題，諷刺解放軍，醜化人民子弟兵的光輝形象，就是在幫著美國和西方掏空中國的「鋼鐵長城」，破壞社會，反映了李昊石的「三觀」不正，在認知和基本立場上出了問題。網路和社交媒體關於此事的大量留言，表達的都是這類意思，強烈呼籲和要求官方懲處李昊石和笑果公司，甚至要求判李昊石徒刑，為官方的處罰進行辯護。雖然網路和社交媒體上也有很多人表達對李昊石的支持，反對官方這樣處理，但其人數和聲勢遠比不上前者。 胡錫進在這個事情上遭受「討伐」和變色最好不過地說明中國當下打著愛國旗號的左翼民粹的亢奮。胡在事情曝出初期，發微博表示他認為人民解放軍的榮譽並未因李的這個「不恰當」玩笑而受到挑戰，希望公眾給李和笑果公司一個反省並且真正做出改進的機會，不至於下一個永久封殺涉事演員的結論。胡是中國輿論場被看作官方立場的代表人物，然而，他的這個貌似「公允」的騎牆態度遭到很多網民批評，指責他耍滑頭，立場不堅定。在這股「民意」的洪流面前，胡在官方查處笑果公司及個人後，表態堅決支持這一查處，認為李觸犯了底線，文旅局的查處決定和公眾的猛烈聲討給這些人再次敲響嚴厲的警鐘：觸底線必將付出沉重代價，又被譏為「今天的胡錫進反對昨天的胡錫進」，反正里外不是人。 可見，在這種極度亢奮的民意壓力下，是沒有溫和理智的立場和表達空間存在的，要麼向左，要麼向右；要麼做「愛國賊」，要麼做「恨國黨」。而中國目前在黨國的輿論操縱和洗腦下，主流民意選擇了向左，成為「愛國賊」。疫情三年清零所導致的民眾對當局的怨恨情緒特別是去年11月白紙運動年輕人走向街頭的勇敢舉動，曾一度讓外界對中國的未來懷有某種期待，覺得民眾開始從過往的愚昧狀態醒來，但現在看來，有些過於樂觀，覺醒者只是中國社會的少部分，多數民眾被鎖定在黨國的話語體系，這才是該事件讓人真正擔憂的地方。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烏克蘭戰爭之幸，在普京迅速徹底瓦解烏克蘭的野心落空，棘手之處，在它轉而變成複雜、長期的消耗戰。普京因前者帶來了挫折，正寄望從後者回補失落，他倚仗的，除了俄羅斯人民出於仇視西方，而對國際孤立能有高度忍耐外，還有深信西方團結只是暫時，一定會在「厭戰」下放棄援烏。 「厭戰」或來自西方國家利益衝突，另一方面，當然就是民眾對援助烏克蘭漸露的無力感，它確實曾發生在戰爭開始後的第一個半年，西方媒體對烏克蘭戰爭關注一度大幅下降，各國政府則為了國內不斷飆升的生活成本焦頭爛額。直到烏克蘭反攻有了起色才拉回眾人目光，其中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現也是關鍵。之後當戰爭再次膠著，5月初，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便又報導了西方民眾對烏克蘭同情的倦怠。美國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議員馬特·蓋茨之前提案停止美國對烏克蘭所有軍事、財政援助，已非「個人意見」。 可以理解，相對普京催化愛國情操、民族主義和以國家法律維持國內高度挺戰聲音，西方民眾對烏克蘭的支持，多是建立在對他人困境的同情。當困境持續存在，很多人確實會對大量戰地訊息產生排斥，甚而吃不消這段時間加諸在自己身上的國際公民義務。 但西方人會疲勞，俄羅斯人過去一年難道都沒出現自我懷疑？顯然也不是。首先，去年夏天普京下達動員令，俄羅斯邊境立刻出現綿延數公里的離境人潮，既已證實「戰爭疲勞」非西方國家專屬。繼之，美國保守派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旗下刊物《歐亞日報》，也發現在入侵烏克蘭一周年後，俄羅斯的種種「疲態」，包括： 普京年初在聯邦議會發表談話，竟隻字未稱頌「特別軍事行動」；在出席具重要象徵意義的「祖國保衛者的榮耀」典禮，普京罕見僅短短髮言4分鐘，且內容乏味；普京已持續一段時間沒有發布「振奮人心」的軍事進展，讓俄羅斯愛國評論員表現出憂心和不耐；北京宣稱和俄羅斯的密切夥伴關係，到頭來除了共同譴責美國「霸權」，並未見武器彈藥實質供給（中國已然觀測到時局風向）；聯合國以141票對7票，決議要求俄羅斯軍隊撤出烏克蘭，反映了俄羅斯當下國際處境… 上述現象，便可能讓「厭戰」不只來自被侵略國或援助國，在付出極大代價而目的仍不可得時，俄羅斯也會是被打擊意志的一方。 於此同時，當「烏克蘭是亞洲的問題，台灣也是歐洲的問題」已為G7國家共識下，國際關注焦點也包括中國會不會繼俄羅斯，於東亞發動另一場更加耗損這個世界的戰爭？也就在這個時候，《當代中國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動機不明地發表2020年底至2021年初所做調查，顯示有55%中國人贊成必要時以武力統一台灣，但有33%反對，12%不確定，僅1%認為不必再嘗試其他方法，現在就可以開戰。 此「民調」一出，很快有人比對2016年蔡英文上台前夕，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也曾公布民調，當時有高達85.1%中國受訪者支持以武力統一台灣，且有六成認為五年內是武力攻台最佳時機。一是國際期刊，一是中國官媒，縱有特殊政治動機，「民調」應當也有參考價值。那麼，中國人在蔡英文八年任內，支持武統的比例竟大幅下降了30個百分點是什麼意思？依照過去這一兩年中國官方對台武嚇強度，這種發展確實令人匪夷所思。 曾特派台北、上海的美國資深記者Matthew Fulco前不久曾分析，面對即將而來的台灣總統大選，習近平已回到熟悉的策略，即拉攏親北京政客，希望台灣人選擇一個對中國統一阻力最小的人，接下來，中方對台灣極可能暫不採取任何激進語言，而日前准予接待前總統馬英九訪中，也可視為是在替「和平統一」聲勢鋪路。 那麼，此刻55%中國人贊成武統，確實有橫看成嶺、側層峰的不同，你可以說武統超過五成，威脅很大，也可說八年降了30個百分點，所以緊張氣氛趨緩。姑且不論民調真實意圖，僅以「厭戰」角度觀之，任誰都應該力促中國內部贊成武統比例呈現「真的下滑」，讓這個國家成為「戰爭疲勞」的一方。 以現實論，中國內部出現「厭戰」也並非不可能，其一，俄羅斯攻打烏克蘭絕對是侵略者的反面素材；其二，「烏克蘭是亞洲的問題，台灣也是歐洲的問題」的多國共識，沒一字提到中國，卻都關乎中國一念之間，這句話等同於是對中國發出警示；其三，連向來溫吞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數度被逼出「聯合國將盡最大努力避免台灣海峽出現緊急情勢」，當然一樣是在向中國喊話。眼看俄羅斯人過去一年幾成全球「眾矢之的」，中國人實際上還有多大動力繼續對台灣喊打喊殺？ 雖說中國民意升降可受官方操控，但何以要操控成過去八年民進黨執政下，中國人支持武統比例「從85%贊成降到55%」？若說此刻降緩緊張氣氛是為了「助攻親北京候選人」，以稀釋台灣反中情緒選票，但不也直接證成民進黨「備戰以避戰」和國際關注台海的奏效。 防禦會有疲態，攻擊方也會，「厭戰」是根本人性，除非中國本身受到攻擊，否則它一直以來對台灣的恫嚇，並不比俄羅斯邊打烏克蘭邊找理由高明，基於正義感支援烏克蘭會倦、會累，不是基於正義感，甚至連正當性都有問題，卻要讓人民維持高昂的武統台灣意志，國力耗費只會更多，且已然多到讓2016年的八成贊成武統變成2021年的5成贊成武統。 奧斯陸和平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帕維爾·巴耶夫（Pavel K. Baev）認為「只有厭倦了戰爭的俄羅斯人才能結束莫斯科的軍國主義幻想。」這句話當然也適用於中國。因此，今天若把厭戰問題丟回給中國，對這個世界來說，將會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儘管距離美國總統大選還有18個月，基於前例，美國已有媒體開始注意即將而來選戰中的「X因素」（The X Factor），共和黨內，川普仍大幅度領先其他競爭者，民主黨則已由拜登宣布競選連任。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極可能是兩人二度角力，只是「X因素」當然不會是同一個。 所謂「X因素」可以簡單視為決定選舉勝敗關鍵，它通常不會憑空出現，出現後如何發酵和變化，也會直接影響投票結果。2020大選，諸多評論家初期相信「經濟」是川普連任的王牌，尤其失業率下降、就業率提升等等數據，很難讓民主黨挑戰者找到施力點。這也是為什麼2019年下半，立場明顯支持川普的福斯電視台，幾乎天天都在幫忙播送全美各州的就業數字，簡直百業復甦、欣欣向榮。但此X因素，很快就被下個X因素淹沒，即Covid-19。 大規模嚴重流行病的散布，從紐約州開始橫掃全美，直接打亂川普競選節奏，一方面，聯邦政府必須同時應付病毒對民眾健康的威脅，二方面則是因防疫祭出隔離措施，再讓原本的健康問題，直接變成經濟問題和失業問題，之前才大肆宣傳的漂亮就業率，全付之一炬。選舉活動接著再受波及，當民眾對病毒的恐懼感持續上升，公衛專家建議時時刻刻保持社交安全距離，需要靠群聚造勢的場合要不一個個取消，要不乏人問津，那幾乎是候選人的災難。 接著，Covid-19讓人不願出門，再又涉及兩黨選票消長，因而當初吵得沸沸揚揚的通訊投票，拜登支持，川普反對，著眼點便是民主、共和兩黨選民投票行為特性。進一步，通訊投票尤其可促成拉美裔選民票數極大化，這對拜登更是有利發展，拉美裔選票，於是同樣被視為當年選舉的決定性X因素。 回顧2016年川普對上希拉蕊的重大X因素，先有《華盛頓郵報》獨家揭露川普和一名電視台主持人關於女性的下流對話影音，一開始確實頗為震撼，直接刺激了選民的道德感。但希拉蕊也被爆出私自使用私人電子信箱進行官式通訊，進一步強化了選民對她不誠實的負評，諸多政治陰謀論也隨之而起，很快就取川普錄音帶而代之，成為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主要焦點。 美國社會之所以歷次都有人特別關注X因素，就在於X因素不只是代表某個候選人的優勢或劣勢，而是足以造成出人意料結局的事件。希拉蕊不會說自己是敗給讓個人信任度大傷的「電郵門」，川普甚至到今天都還不接受自己做的這麼好，怎麼可能輸給拜登，選舉顯然有詐。所以X因素多是旁觀者清，當局者很多其實是不信邪的。 月初，《大西洋月刊》撰稿人David Frum首先指出2024年美國大選的X因素，就拜登部分，他的健康問題絕對是其一，因為只有三分之一美國人相信他的健康問題無損其勝任總統職務。亦即，從現在起到投票日的每一天，拜登再有任何言語失神、精神恍惚、行動笨拙，都會被用以印證其他三分之二選民的憂心是對的。對一個年逾八旬的人來說，隨時隨地要在美國綿密的媒體盯視下保持精神抖擻，並不容易。 至於川普，他的X因素無疑就是多起已經混雜在一起的官司。現實來看，美國民眾多數只知道川普涉及很多指控，有的起訴，有的沒有，有的還在調查，有的已有定案，就因為官司太多，反而意外讓環繞在川普身上的案件，出現相互抵銷的效果，至多回到他原本社會觀感的原點，沒有進展，也沒有再讓他損失什麼。尤其日前川普破天荒親臨接受CNN訪問，立刻將CNN的收視觀眾數，提升到對手福斯電視台黃金時段曾有的水準，這都是川普有恃無恐的原因。川普這一X因素看似讓他疲於奔命，卻傷害不大，還促成黨內同仇敵愾，連潛在競爭者也不得不隨勢噤聲，避開追打他的行事爭議。唯一有可能影響選舉的變數，就只剩在那些案件中，終究有無哪項定罪，以及判決為何。 但X因素最後可能以上皆非，使得太早判斷孰勝孰敗就更顯得沒有意義，畢竟今天民主選舉，怎麼贏和怎麼輸的不可預測愈來愈高。 ※作者為《上報》主筆
5月10日，美國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在奧地利舉行會晤，與此同時，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女士離職。這一動向引發了西方世界的猜測，認為這是落實美國總統拜登「我尋求的是競爭，不是衝突」的對華戰略；歐盟緊隨「帶頭大哥」之後，5月12日，歐安會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在歐盟外長非正式會議後宣稱，歐盟支持「重新校準」對華戰略，堅持對華「三重定位」（夥伴、競爭者、制度性對手）時，應加強對華競爭。「去風險」意味重新審視歐中經濟關係，目的不是對華經濟「脫鉤」，而是重新平衡歐中關係。 博雷利的「三重定位」，其實不是他的發明，而是他（包括歐盟領導人）對拜登政府對華定位「競爭、合作、對抗」的精準闡釋，只是美國認為中國要重塑造國際秩序，與美國將形成強烈的對抗；歐盟既不是現在國際秩序的塑造者，也無力重塑新國際秩序，因此改成了「制度性對手」。 謝爾曼離職為何引發高度關注？ 拜登政府內部對俄烏戰爭是三種態度，強硬、和談及介於兩者之間，這種態度決定了美國對俄烏戰爭的游移不定，歐洲盟友們將這場戰爭視同雞肋，卻不得不追隨美國的腳步。對華政策同樣如此，最近美國國務院針對中國的「非氣球行動」曝光，在國務院供職長達30年的副國務卿謝爾曼女士離職，國務院對華政策的嚴重分歧終於暴露在公眾視野。 據路透社5月11日消息，謝爾曼女士自 2021 年 4 月起擔任該職位，並參與了包括美中關係在內的多個政策領域。知情人士告訴路透社，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已將大部分對華政策職責委託給謝爾曼。今年2月初發生間諜氣球事件後，一些美國官員在當時確信這將刺激美方採取一系列行動對抗中國，謝爾曼2月9日在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時也表示，國務院正在將其工作「現代化」，並將會「繼續反制中國（PRC）的侵略性軍事、外交和經濟做法」。但事實相反，根據四位元直接了解美國政策的消息人士以及路透社看到的內部郵件，美國國務院推遲了與中國人權問題有關的制裁措施、出口管制和其他敏感行動，以防止美中關係進一步惡化。這些當然都是拜登政府的要求：尋求競爭而非衝突。許多分析家認為，間諜氣球事件之後，中美關係停擺，美中關係已滑落至1979年以來的最低點。兩黨的前外交官和國會議員都認為，美國必須保持與北京的溝通管道暢通，以避免誤會和管理危機。 自20世紀90年代起，謝爾曼在美國國務院擔任過四個不同職位，建立了既精明又強硬的名聲。布林肯將國務院的中國事務全權委託給她，自然是相信她處理中國事務的眼光與能力。儘管美國國務院及白宮方面都沒有說明謝爾曼離職的具體原因，但被看作拜登政府急於恢復中美關係而做的人事改變。 謝爾曼在美國從事外交30餘年，我認為，謝爾曼的去職，應該是她無法執行好拜登對華戰略「要競爭，不要衝突」。 對華戰略模糊下的三重定位，知易行難 拜登政府對華「三重定位」的外交戰略（政策）執行難度太大，三個原因決定了這點： 第一，關於「夥伴關係」，這一點，在小布希後期與奧巴馬時期當然多年美國「戰略合作夥伴」的中國當然樂於接受。但這「夥伴」不是美國訂好規則讓中國遵守的主從關係，而且這不是習近平個人這樣看，早在2011年夏威夷峰會上（胡錦濤第二任期內），中國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龐森在回應奧巴馬批評中國不遵守國際規則時稱：「如果這些規則是通過協定共同制訂出來的而且中國參與制訂，那麼中國將會遵守這些規則。如果規則是由一個國家或是幾個國家決定的，中國沒有遵守它們的義務」，明確表示中國不再是國際規則的被動遵守者，而要參與甚至主導國際規則的制度。2021年3月，習近平更是公開表明：中國已經可以平視世界了。如果了解北京早就未將「老歐洲」放在競爭這個段位上，就會明白這個「平視世界」其實是平視美國。 中國要的「平視」是：實際利益是核心，但同時絕對不能失了面子。美國對中國的制裁涉及政治經濟各領域，除制裁中國黨政軍多名重要官員之外，截至2023年3月，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的中國實體接近2100個，橫跨通訊、金融、交通航運等多個領域。實體類型既有華為、中芯國際這樣的前沿科技企業，也有哈爾濱工業大學、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等教育、科研機構，其中中國企業達1000多家。這等於阻斷了中國這些企業的後續發展能力，既傷中國「里子」，也傷面子。 第二，關於競爭關係。這一點，從字面上中國從來就接受，但對何謂「平等競爭」有自己一番說法。 比如在智慧財產權方面，美國認為中國是最大的智慧財產權剽竊者。2018年12月12日，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行一個關於中國間諜問題的聽證會，美國司法部助理部長約翰·德莫斯（John Demers）在會上作證時表示，從2011年到2018年，超過90％的國家間諜案涉及中國，中國的行動速度正在加快，《中國製造2025》就是一個盜竊指南。 「劇本很簡單：掠奪、複製和取代」，「掠奪美國公司的智慧財產權，複製美國公司的技術，然後在中國市場和全球市場上取代美國公司。」中國方面則認為，智慧財產權創新的方式有三種，原始創新、模仿創新、引進吸收再創新。美國藉中國盜竊智慧財產權為名，想卡住中國科技發展的脖子。 「制度性對手」的分寸難以拿捏 美中政治制度不同，儘管二者都在變化。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多次表示，儘管美國不謀求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但「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也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做到這一點的國家」，因此，中國仍然是美國及其盟友的最大挑戰者。鑒於以往幾十年的接觸政策失敗，拜登政府的目標是與其他國家結成聯盟，限制共產黨的全球影響力並遏制其挑釁行為，圍繞這個亞洲超級大國「塑造戰略環境」。 中國的態度針鋒相對。尤其是美國以捍衛台灣主權為目標的亞太戰略，這一聯合中國周邊國家「塑造戰略環境」的行動既是分裂中國領土，更是孤立中國。直到2010年代中期中國將維權律師一網打盡之前，美國一直試圖在中國策動顏色革命，意圖顛覆中國政府。2022年5月7日，中國外交部發布《關於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一些事實清單》，其中曆數了從1997年到2020年之間，美國通過NED（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插手香港選舉，干涉中國內政的各種舉措。布林肯說的不尋求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北京根本不相信，「美國亡我之心不死」，只是無從得手。 這種制度上的對抗由來已久，在中國需要美國時，中國可以韜光養晦，「忍辱負重」；目前中國已經被美國餵養成了「大白鯊」——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馬特·波廷傑（Matt Pottinger）5月4日接受《日經亞洲》專訪時如此說，原話是「我們（西方）以為可以把這條小鯊魚變成海豚，結果喂著喂著，他變成了一條可怕的大白鯊」。所謂「大白鯊」，就是有能力對抗美國，在北京看來，「合作」只是西方需要中國市場，與「重塑戰略環境」產生的制度性對抗完全不相容。 就在謝爾曼宣布6月退休的同時，美國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5月10日、11日在奧地利舉行會晤。美方透露，兩人長談8小時，其中涉及中美之間最敏感的兩大話題：俄烏戰爭及台灣問題。美方稱這場對談「坦誠、實在、具有建設性」，並表示需要繼續保持這種非常必須的溝通管道，開始謀求安排布林肯訪華。對此，美國智庫保衛民主基金會（FDD）的中國專家克雷格·辛樂頓（Craig Singleton）表示，美國國務院「陷入自己製造的陷阱」，在急於恢復高層交流的情況下，放棄了旨在最大限度發揮美國影響力的行動，「這個決定立意良好，但加強了中國的影響力。」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自從今年早些時候香港媒體爆出習近平將把他「從小是好朋友」的李小林的丈夫，前國防大學上將政委劉亞洲處以 「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後，現常駐台灣的日本資深媒體人矢板明夫先生在臉書Po文感慨道：「看到這條消息，我確實有一些感慨。劉亞洲雖然官拜上將，但一直是一個靠寫文章出名的儒將，在軍隊里並沒有掌握過實權。而且已經退役多年，對習近平的權力完全構不成任何威脅。」 矢板先生在他的臉書貼文中回顧說：「有一件事情讓我記憶猶新。那是在2014年左右，日本有一個代表團訪問北京，由李小林接見。日方團長一上來就恭維李小林說：『聽說您和習近平主席私交很好，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沒想到日本外交部的年輕翻譯竟然把這句話翻譯成了』聽說您和習近平主席從小青梅竹馬『。所有中方的作陪官員都強忍住不笑。李小林忙紅著臉說：』我們從小就是好朋友，不是青梅竹馬『。」 劉亞洲的夫人李小林當時羞紅著臉說自己小時候與當今聖上習近平不是「青梅竹馬「，意在說明他們當年並不是戀人關係。但天真無邪的幼年時期的「好朋友」肯定都是」少小無猜「。但現如今……？已經有外界報道說李小林本人並未被習近平」株連「，但前提是必須離婚。 何以至此？按照矢板先生的說法：「前幾年，習近平幹掉軍中的實力派徐才厚和郭伯雄，可以說是你死我活奪權鬥爭的一部分。但是，這一次對劉亞洲出手，卻完全不同。應該是看劉亞洲不順眼『抓過來打屁股』，殺雞儆猴，警告那些太子黨們要對自己的態度更尊重一些。比習近平大一歲的劉亞洲，在太子黨裡面的輩份很高，因為他的岳父李先念做過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 ……。劉亞洲本人也是少年得志，38歲當上師政委、44歲升少將，當年升遷的速度甚至比習近平還要快。習近平剛剛進黨中央的時候，劉亞洲和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劉震的兒子劉衛平，都被認為是習近平在軍中的親信，有』軍中三劉』的說法……。劉亞洲自己也是紅二代，又有著太太和習近平的關係，也許正因為如此，他以為習近平不可能把自己怎麼樣。所以說話、寫文章都有一些肆無忌憚。他經常說：『中國的領導是一代不如一代，再也不可能出現像毛澤東那樣偉大的戰略家、思想家了』。這些話在習近平聽來，自然不順耳。這次劉亞洲被拿下，或許不是政治的問題、也不是經濟的問題，是『態度『的問題。」 事實確如矢板先生所認為，至少在中共太子黨成員里相比，文筆算是很不錯的劉亞洲「說話、寫文章都有一些「肆無忌憚」。 但是，首先一點，劉亞洲的「肆無忌憚」都是表現在他的早期文章中。其次， 「中國的領導是一代不如一代，再也不可能出現像毛澤東那樣偉大的戰略家、思想家了」這兩句話，在筆者儘可能找到的劉亞洲早期文章里，找不到確切的出處。 筆者這裡所說的劉亞洲的「早期文章」，具體是指劉亞洲官拜上將，也就是出任國防大學政委之前。當然也是習近平上位的中共十八大之前。 我們不妨假設類似中國「再也不可能出現像毛澤東那樣偉大的戰略家、思想家」這樣的話曾經出自劉亞洲，那也只能是出自他的早期文章。也就是說是語出自習近平上台之前，當時用心不可能是貶低或者詆毀習近平。因為當時的習近平自己也不可能想到會有他成為中共執政史上「毛澤東第二」的今天。 劉亞洲是2017年初離開國防大學政委領導崗位的。當時即已經有海外媒體披露，劉亞洲是因貪腐被處理。劉被曝2016年上交了1.7億元人民幣贓款，以為沒事了，但此後其腐敗問題被前下屬舉報。 當年3月5日，港媒《星島日報》報導說：3月4日，中共人大舉行預備會議。一度傳受查的原國防大學校長張仕波現身受訪，他在受訪時表示：「劉亞洲是自動退休」。 筆者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介紹過，相比於比劉亞洲早一年退役的劉源，劉亞洲的退役在當時的中共媒體上可謂悄無聲息，因為他在退役的同時並沒有像劉源及及其他眾多正常退役的解放軍上將一樣，被臨時增補為全國人大某個專門委員會委員或者全國政協委員——雖然他當時還是在位的十八屆中央委員。 不久，即有網友披露說劉亞洲被迫退役的關鍵原因是他的一篇《人民不再需要偉大的領袖》惹怒了習近平。 該文章的主要精髓內容包括：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沒有什麼「偉大領袖」，曾經有「偉大領袖」的國家只有那麼幾個。領導現代革命的領袖，一旦變成了「偉大領袖」，就意味著革命已經失敗了，因為，一個至高無上的，可以恣意妄為的新特權又產生了。 一個現代國家的領導人擁有古代帝王一樣的特權，最好的辦法就是不擇手段地把自己變成「偉大領袖」。因此，一個國家如果出現了偉大領袖絕不是什麼好事情，它意味著這個國家的老百姓肯定要倒大霉了。 一旦成為偉大領袖，他就至死不需要交出權力，他的話就是真理，像聖旨一樣，所有人都得對他忠心不二，他看誰不服氣，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讓你下地獄。「偉大領袖」就是現代帝王的代名詞。 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現代革命「領袖」，絕不可能容忍別人把自己捧上天，更不會不擇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這是現代革命「領袖」與個人野心家之間的根本區別。 政治領袖如果在位的時候就被尊為偉人，那他絕不是真正的偉人……。至今世界上發展很好的國家，從來沒有什麼「偉大領袖」。最典型的對比就是韓國和朝鮮，從來沒聽說韓國有什麼偉大領袖，而北朝鮮的偉大領袖已經偉大得沒有邊際了。發展的結果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同樣的土地同樣的民族，天壤之別。北歐是目前世界上貧富差別最小的地區，從沒聽說北歐的哪個領導人是什麼偉大領袖。 革命領袖居功自偉是可恥的，老百姓盲目崇拜是愚昧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限制公權，保護民權，這才是現代社會公民應該追求的美好制度，拒絕這種制度，永遠不會成為受世人尊重的先進的民族，這個民族也不會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筆者數年前在境外某網站上無意中讀到這篇文章後，第一印象就是雖然文章標題似乎有變，但內容似曾相識。今年初「劉亞洲案」被境外媒體激活之後，這篇《人民不再需要偉大的領袖》也再度翻出，筆者讀到一篇境外網站發表的相關評論文章，標題是《人民不需要偉大領袖 難怪習近平一定要抓他》，首段內容就是「最近網上瘋傳一篇據說是劉亞洲在2016年4月寫的文章，題為『人民不再需要偉大的領袖』。。凡是看了這篇文章的人，幾乎都會立馬恍然大悟，難怪習近平一定要抓劉亞洲！」 不過，這篇網文的作者可不是人云亦云，他說：「我做了一些功課，發現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不僅僅在於它內容的字字珠璣、精妙準確，還在於它以不同的署名、不同的標題，在不同的網站上傳播，長達十餘年之久。最早的傳播發生在2010年8月7日，刊於文革與當代史研究網，題目是「領袖越偉大 人民越渺小」，沒有作者署名。該文然後分別在2012年、2014、2015、2016、2018、2021、2022和2023年，在議報、共識網、文學城、凱迪網、貝克村等都有轉載。標題不僅有『人民不再需要偉大的領袖』，還有『傳說中的劉亞洲將軍的講話』、『人民領袖出現在哪裡哪裡的人民必定遭殃！』而文章的署名除了劉亞洲外，還有宋勝利，金濤、陳平福等。就連內容，亦有所不同,有的版本有刪節，有的則有增節。」 做出如上考證之後，這位作者總結說：「網友的普遍反應是，看了這篇文章，終於明白為甚麼劉亞洲被抓了，原來所有給他強加的罪名都是因此而來的……。問題就在這兒了。我發現，文章的點睛之筆『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現代革命領袖，絕不可能容忍別人把自己捧上天，更不會不擇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這是現代革命領袖與個人野心家之間的根本區別』早就存在於2010年的版本中；那時，是胡錦濤在執政。我由此推斷，作者那時可能是泛泛而談，他不會影射當時的中共領袖胡錦濤，因為胡沒有不擇手段地自己捧自己。他也不會影射習近平，因為2010年的習還只是個中共儲君，他的野心、手段和是不是具有高尚情操，都在韜光養晦之中，無人知曉。」 這位作者繼續分析道：「有意思的是，（人民不再需要偉大的領袖）作者的泛泛而談，因文章的精準預見，而極具生命力！其精髓在不斷的一年又一年的重複中，產生了巨大的疊加效應。該文在2014年、2015年、2016年的傳播中，已經成為經典的對『偉大領袖』的深刻嘲諷，而自認是『偉大領袖』的習主席，怎能不多疑？那些諷刺偉大領袖的文字，如『不擇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一旦成為偉大領袖，就至死不肯交出權力等等，字字都是對他的諷刺和嘲笑！可以肯定的是，對這些傳說中的劉亞洲觀點，習近平不會不知道。當然，2010年時『劉亞洲』可能是說者無心，但2016年的習近平定然是聽者有意……。習近平無法忍受這種對自己『統帥能力』的否定，於是對劉亞洲下手了。「 讀罷如上文章內容後，筆者進一步搜尋，才發現這篇《人民不再需要偉大的領袖》的內容是被好事者附加到劉亞洲的真作《信念與道德》的最後，這才令許多讀者難辯真偽。 基於此，筆者判斷是，把「人民不再需要偉大的領袖」之類的文章內容以劉亞洲的名字「發表」的始作俑者，很大的可能是僅僅從「讀者效應」出發，但也不排除有陷害劉亞洲之嫌。而劉亞洲本人想必也已經在內部為此向「組織上」伸過冤。 今年四月底，一個署名高瞻的作者在網上發表《殉道者還是殉葬品？ —— 蓋棺論定劉亞洲》，其中一段內容是：必須承認的是，無論劉亞洲再怎麼眼高於頂、桀驁不馴、不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和「妄議大政」，也終究不敢公然和黨中央對著干，違背和抗拒「幾不準」。除了2012年 劉亞洲親自在香港明報上發表聲明，否認香港文匯出版社《劉亞洲國家思考錄》中多篇鼓吹「中國真正崛起取決於政治改革一役，而政治改革的核心是民主化、特別 是黨內民主化」的文章是自己所寫，目前至少有兩篇曾經在海外瘋傳、備受追捧讚譽的文章《中國改革的得與失》、《中國政治改革新思維——劉亞洲內部講話》確 認是託名假冒的偽作，而且已經由真正的作者何清璉和鄭存柱認領。 筆者在在這裡特別說明的是，本文中之所以所以要特別區分劉亞洲文章的「早期」和相對應的「後期」，是因為如果說劉亞洲的早期文章，無論是小說還是軍事評論的內容中尚還有說「人話」的部分（即所謂「肆無忌憚」的內容），那麼他在成為一個地地道道，徹頭徹底尾的解放軍高級政工幹部之後，其有限的「作品」中則全部都是套話、官話和獻媚之語了。 2013年5月，也就是習近平上台後才半年多，劉亞洲即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堅守神聖的「黨性」》，向習近平大表忠心，口口聲聲「現在我們這些共產黨人，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帶領十幾億人實現中國夢……。」 2013年8月19日，上台剛滿十個月的習近平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發表了一篇殺氣騰騰的內部講話，史話「八一九講話」。主要內容之一就是 「在互聯網這個戰場上，我們能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係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 此講話出籠後，劉亞洲聞風而動，很快就在在《解放軍報》 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西方敵對勢力妄圖以互聯網」扳倒中國」》，文中說：習總書記強調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軍是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要強化走在前列的標準和意識，把意識形態工作抓得實而又實，緊而又緊，確保我軍始終聽黨指揮、能打勝仗、服務人民……。」 直到被迫退役的2017年初之前，劉亞洲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上吹捧習近平，向習近平表忠心的文章或被採訪內容還有不少，這裡不再一一列出。這也是為什麼那些對劉亞洲早期作品深惡痛絕的毛左和粉紅們在他們的大批判文章里把劉亞洲說成是政治上的「兩面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中國，凡事都與文明背道而馳，就連講笑話也可能犯罪，脫口秀居然也能用來覆政權而被殺頭，習近平帝國究竟還能瘋狂到什麼程度？ 脫口秀的表演形式，對中國是一個新生事物，大約萌芽於習近平當儲君的時代，一直到了新冠疫情肆虐，數以億計的人被關在家裡，聽聽笑話段子，勉強可以維持活下去的一絲希望，於是給了新生事物發展壯大的機會。李誕所創辦的〈笑果文化〉，短短几年便吸納敏捷資本入駐，成為市值四十億人民幣的獨角獸公司，李誕也儼然榮登娛樂大腕。 脫口秀是一種類似單口相聲的表演型式，它的存在就是建立在調侃、反諷、戲謔、針砭時事、解構權威的基礎之上，幽默感是最基本的要求。正因為如此，當它被引進移植到今日中國時，許多人不免懷疑，這玩意能適應當地水土嗎？ 果不其然，笑果文化終於踩到地雷了，在此之前，也是出身笑果的一藝人池子，到海外演出時，便觸到了警鈴遭舉報被全網封殺，當時還有人懷疑，是不是他的新疆籍貫惹來橫禍，現在看來，問題不在你是什麼人，而在你懂不懂得看大人的臉色。 笑果文化除了在線上傳播外，也在各地小劇場舉辦小型演出，前幾天旗下藝人李昊石（House）在北京演出兩場，中間有個段子是這樣說的：他說他在上海領養兩隻野狗，和其它萌寵不一樣的是，這兩隻野狗當時正在追獵一隻松鼠，他腦中瞬間浮出八個字來，「作風優良，能打勝仗。」引來台下陣哄堂大笑。 但李昊石不知道的是，他的命運從此悲催了。台下有個任職央視海外部的職業五毛，將他舉報為污辱人民解放軍的反賊，瞬間激起愛國粉紅群情激憤，因為「聽黨指揮、作風優良、能打勝戰。」正是習主席給解放軍訂下的聖諭封誥，充斥在各軍事機關的門庭所床頭，神聖到了「一個字都不能動」，居然被這個渾小子拿來開玩笑，這還得了？ 果不其然，網路上一片喊打喊殺，黨媒立即補刀誅心，把問題定性到了反黨叛國的程度，網上粉紅甚至主張，就連台下鬨笑的觀眾也該一併查辦。我的天啊！ 於是，北京文旅局果斷出手了，兩天就做出裁定，不定期封禁笑果的演出，沒收不當收入加罰款一千四百多萬人民幣，隔天北京公安局宣布立案調查，李是石刑罰加身，凶多吉少。 毀了一個小演員不算一回事，恐怖的是，笑果文化立即認錯賠罪，並且主動表態整改，加強言論審查監管，把脫口秀賴以維生的元素一刀砍了，觀眾從此就只能買票去接受政治正確的洗腦了。 李昊石究竟犯了什麼罪？偉大的黨不需要解釋。但人們難免狐疑，狗不是人類最忠誠的盟友嗎？即使拿狗來譬喻解放軍，說他作風優良能打勝仗，又有什麼不好？再說了，有解甲的老兵說還好呀，自己並不覺得有被侮辱到。 這些人大概沒有深刻理解習主席思想的博大精深，要害其實不在狗是否能捉松鼠，而是要看誰是狗的主人，狗有什麼感受根本不重要。 追根究柢起來，問題還是出在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自從文革一番折騰之後，中國人很久已忘記怎麼笑了，整天板著一張臉，舉報這個，聽床那個，拚命在身邊找敵人。 而這個正是習主席要的，他十四億人聽他指揮，幽默不是他的價值。按照這條路走下去，中國遲早變成一個又聾又啞的精神大荒漠。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台灣現任副總統，也是下一屆總統的候選人賴清德說，台灣本來就是獨立的，沒必要再宣布一次獨立。國民黨的候選人侯有宜也說：中華民國有獨立的主權。就是既有主權也是獨立的，不受任何國家管轄也不是別人的附屬國。美國政府也強調：聯合國的決議從來沒有否認中華民國的主權。 國際國內都承認了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這應該沒有爭議了吧。因此各國對習近平的武統台灣，持堅決反對的態度，並聲明將參與保衛台灣，也就是合理合法的行動綱領了。反過來說中共的武統戰爭就不合理也不合法了。形勢對習近平好像不太有利。 回顧台灣人自己的統獨之爭，實在沒道理也可笑。多年前我和民進黨前輩施明德先生對談，就談到了這種不合理。統一，你和誰統一呢？因為打不過人家才撤退到台灣來，現在仍然打不過，你想被共產黨統一嗎？兩黨的選民和老百姓都不同意。無論是和統還是武統，都不合民意。 談到台獨就更可笑了。施明德先生也同意：台灣又不受中共管轄，從來就是獨立的，還要從哪兒獨立出去呢？要求獨立的前提是現在不獨立，也就是自己否認自己的獨立主權。你現在受共產黨管轄還是受日本管轄呢？這不是在給中共攻打台灣製造借口嗎？更沒道理。 現在國際國內都清醒地認識到：堅守中華民國的獨立主權，是保護台灣人民和國際社會利益的最好立場。不合道理的統獨之爭應該拋棄。國際社會從商業利益出發的假裝模糊的態度，也應該收起了。統獨之爭和繼續模糊，只會釀成更大的災難，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僅僅符合共產黨的利益而已。 對大陸的老百姓來說，人家台灣人民自己過得好好的，你憑什麼要去統一人家呢？統一人家對你有什麼好處呢？人家自己搞得好，比你富裕了，你就想搶人家，這不是強盜邏輯嗎？至少也是紅眼病，不怎麼光彩。 被習近平的宣傳忽悠的粉紅們也要想一想，就算你武統成功，台灣也被摧毀了。能得到什麼呢？只能得到被全世界制裁和圍攻，經濟進一步衰退，生活更加困苦。不說打回石器時代吧，至少也一夜回到解放前。你願意嗎？你兒女們也願意嗎？不為別人著想，至少也為自己想一想吧。 小老百姓平時不關心政治，跟著人家瞎起鬨。可是那些吃政治飯的大人物們也不懂嗎？插個尾巴比猴還精的他們，為什麼也干吃虧的事兒呢？那我們就要看看他們藏在背後的陰謀了。凡事都有它的道理，沒有台前的就有背後的，沒有你們的好處就有別人的好處。 按照福爾摩斯的原理：誰得利誰就有嫌疑。發動戰爭就可以解決內部的矛盾，這是自古以來政客們常用的手段。現在是誰陷入內外交困而不能自拔呢？好像是共產黨和習近平同志。一場戰爭會動員起民族主義的狂熱，提高人民對苦難的忍受力，不合理地消滅政治對手也會被大眾所接受。以上及很多對掌權者的好處，正是內外交困的政客所需要的。 犧牲台灣人民的利益，犧牲大陸人民的利益，讓台灣和大陸人民一起陷入災難，只為了一小撮共產黨官僚們的利益。這確實很不值得。知道這個利害關係後，就不要跟著共產黨的宣傳瞎起鬨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總統參選人黨內初選，多少可以弭補我們對民主選舉的負面觀感，因為它確實是在民主機制下，對參選人進行的多輪試煉，每一回和競爭者的交戰，都有助日後面對更現實、殘酷的大選，比較過程，無論是知難而退，還是不耐打被刷了下來，其實都不委屈。 回顧2020年，民主黨一度有29人宣布角逐總統門票，創歷來人數最多，老將、新秀齊聚，背景族裔還非常多元。初期，幾位領先群的參選者，好感度且不分上下，其中黑馬當屬政治素人、亞裔的楊安澤，他因為提出「自由紅利」，主張政府每月發給每人1000元，讓人耳目一新，曾在初選辯論擊敗一眾資深州長，可惜後繼乏力，驚奇之旅結束於2020年2月底。 參選總統一來當然要提出願景，二者，他主要必須證明自己有洞察和解決當下問題的本事。辯論就是你的成績單。而2020年2月一場初選辯論，也可以看作拜登漸漸和其他人拉開差距的轉捩點。當時辯論主題聚焦於川普的外交政策（當時是美國很重要的討論議題）。包括拜登、桑德斯、沃倫等等（楊安澤尚未退選），彼此意見可謂相當分歧。「分歧」的意義之一，代表參選者沒有被所謂的黨內政治正確綁死，而是可以陳述己見，再讓選民評斷好壞。 例如，在朝鮮問題上，桑德斯、沃倫和楊安澤都說自己如果當選，會延續川普「總統外交」的方式和金正恩保持互動。但拜登則說不會，他尤其強調川普的作法是在支持獨裁，只會助長朝鮮核武擴張。 另外，桑德斯和沃倫表示他們會對美國軍援以色列設定更嚴苛的條件，以迫使以色列無法并吞約旦河西岸，泰爾斯也說他會推翻川普將美國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的計畫。至於拜登，他在辯論會上提出了將考慮使用武力，去確保石油供應的自由運輸。至於楊安澤和沃倫反對以武力遏制朝鮮、伊朗核武測試的理由，是因為他們並沒有對美國本土構成威脅…那麼，同不同意川普下令刺殺伊朗聖城旅指揮官？沃倫是屬於明確拒絕的一方，桑德斯則是藉反問來回答：「問題不在他是一個壞人嗎，而是暗殺能讓美國人更安全嗎？」 經過諸如此類外交、軍事議題攻防辯論，拜登的民調開始走升，並逐漸拉開和桑德斯的差距，其他參賽者的出線希望更是愈顯渺茫。 當然，外交政策不會是參選總統者唯一評量指標，但選民確實得以因此更清楚一個參選者的價值取向，是熱衷單邊主義？是人權優先？抑制他國核武的方式和保護油品供應的手段有無衝突？美國於全球安全動見觀瞻，美國的外交政策又深受總統世界觀、價值觀左右，選民當然會希望知道台上參選者的實際想法。就像當沃倫在答覆中國問題時說：「我們需要與中國合作，推進我們最優先考慮的國家利益，包括解決氣候危機…但我們的價值觀不能用作討價還價的籌碼…」馬上有評論回應：「眼前那位是柯林頓嗎？」 初選的作用，就是要證明自己比「同黨」中人更行，不是只靠大聲批判共和黨或川普就能獲得青睞。簡單來說，參選者每次的應答，都是在表現自己到底有料、沒料，以及有多少料，是準備好了，還是原來是在越級打怪，以為微笑、放空、閉嘴就能矇混過關。 所以，針對「是否考慮使用武力，對伊朗或朝鮮的核彈試射威脅先發制人」，拜登、桑德斯都說會（多數都會），沃倫和楊安澤都說不會，這就是在替選民提供有意義的判斷。因為上述問題並不是抽象、假設的提問，而是無論柯林頓、布希、奧巴馬任內都曾直接面臨的重大抉擇。進而，當時參選者之一的美國企業家斯提爾（Thomas Fahr Steyer）以不置可否閃躲，便註定讓他無法受到關注，也確實，他在花了近2億美金投入初選後，很快即因為對國政議題見解欠缺高度，早早就被迫退出比賽。 參選總統就是打算領導國政，當時每個民主黨政客、支持者，無不恨川普恨得牙痒痒，成天喊著「下架川普」，但倘若拜登讓人感覺他只是想當總統，卻不知道總統是什麼，光是恨川普，民主黨應該不會這麼快就等到翻盤這一天。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