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的知青和工农兵学员

我们在本专栏上篇文章《二十大远不是习近平为自己考虑“接班人”的时候》中引用了吴国光博士文章《习近平青年卫兵的崛起：中共领导层的代际更替》中的分析：中共二十大上任命的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大于五年前、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这反映了习近平任内刻意提拔年长的官员，而推迟提拔年轻官员的趋势。

为什么会这样？合乎逻辑的解释所谓的“知青情节“。以“毕业于梁家河大学”为人生之辉煌的习近平在政治上最信得过的，始终都还是知青一代。

2020年12月下旬，笔者曾在本专栏接连发表了《大力赞扬“上山下乡”运动意在重施故伎？》和《否定上山下乡就是否定了习近平为首的整代中共领导人》两篇文章，，文章中介绍了2015年中国内地一个叫王成信的发表的《习近平成为领导人是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的最大成果》，文中声称假如毛主席没有让城市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一下再教育，（习近平）他们四个人就都不可能会在十八大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常委，七大常委将是另外一些人，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

这个王成信当时所说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四个“知青”，具体指的是习近平、李克强、 张德江、王岐山。

而到了二零一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九大之后，产生出来的新一届七名政治局常委里，仍然还有三名是“知青”出身 ，习近平，李克强，赵乐际，另外还有一名准常委王歧山也是“知青”加“工农兵学员”背景。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笔者也是2020年底发表过如上两篇文章之后，才有一个熟悉王沪宁过往的上海老人向笔者回忆说，当年王沪宁其实也是经历了“上山上乡”运动的“知青”，只是因为到了农村没有几天就得了一场重病，因而获准“病退”。

所谓“病退”，就是“因病退回原籍城市”之意。当时的政策明确规定某些重大疾病为病退理由，比如肺结核、肺痨、癌症、高血压、心脏病、肾盂肾炎、严重胃溃疡、胃穿孔等等。这是当时一项重要的知青政策，体现伟大领袖毛泽东他老人家的革命的人道主义。

所以说王沪宁事实上也是和习近平一样，都是“知青”加“工农兵学员”背景。

2020年底发表如上文章时的笔者曾经断言，两年之后的中共二十大上，即使一九五五年出生的汪洋等人不能继续留任，即使连赵乐际都会“高风亮节”，主动求退，“知青”加“工农兵学员”的代表人物习近平还会长期执政。所以中共官方的给“上山下乡”政策评功摆好的鼓噪声仍然会不断持续下去。

但笔者当时也没有预料到，去年十月产生出来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比十九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的“知青”占比更高，7个人里居然有6个“知青”，他们是：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和李希。也就是说，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了除了1962年出生的丁薛祥之外的6个50后，全部都是“知青”背景。其中的4个，即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和蔡奇都是工农兵学员。当然，严格一点说，王沪宁算是“病退知青”。

除了前面特别介绍的王沪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的习近平的梁家河经历和清华的工农兵学历就无需详细介绍了。

不过，正如我们本专栏前一篇文章中引述的文革专家宋永毅先生所说：“文化大革命”中他习近平得了什么利呢？“文革”开始不久，习近平下了乡，下了乡以后他在那里当了农村的支部书记，很快以“工农兵“身份被推荐进了清华。进了清华以后基本上一帆风顺。按照习近平的水平，能进清华吗？“文革”前八一学校的毕业生很少能考进清华的。

1957年出生的赵乐际原本是青海西宁的城市户口，17岁上被转为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的农村户口，但插队知青只当了一年，就被父亲“走后门”招工，恢复了西宁市的城市户口，成为青海省商业厅的在编通讯员。

1977年中，赵乐际作为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分子，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三年后拿到了一纸“大学普通班”结业证书。

自1951年出生的张又侠被习近平留任第二届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之后，外界对他们的父辈之间当年的“革命情谊”很感了一段时间的兴趣。殊不知习近平对赵乐际的政治信任，也是建立在父辈之上下级关系的基础上的。

当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标题为《回首延安》的老革命回忆录，“记录了作者与习仲勋同志的友谊和习老的革命事迹“。……。当时的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喜民就是赵乐际的父亲，因为健康原因被胡胡耀邦亲自打招呼调回陕西家乡。

相关回忆文章介绍说：赵喜民社长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国初期他曾在习仲勋主建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他也是习老的老下级。”

因为是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亲自打招呼，所以时任青海省委书记梁步庭不敢怠慢，在省委盛宴为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饯行。赵喜民对几乎全都到场作陪的青海省和西宁市的党政要员们当场“拜托”照顾好自愿留在青海的长子赵乐际。从此赵乐际官运亨通，一度是全国范围内最年轻的正省长。

二十大召开的两年前，笔就曾在本专栏先后发表过《习近平对赵乐际既有乡党情节，更有父辈情谊》和《赵乐际二十大陪跑习近平的可能性最大》。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参照一读。

说完了赵乐际再说1955年出生的蔡奇。他是1973年被注销其福建省福州市的城市户口，成为福建省永安县西洋公社的插队知青。1975年，与习近平进入清华大学的同时，蔡奇也成了一名光荣的工农兵学员，进入福建大学政教系，三年后留校成为校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出台后，外界对其中李强和丁薛祥的曾经的习近平“大秘”角色多有强调，却鲜有人关注到如今官至习近平“大内总管”的蔡奇其实也是习近平“大秘”出身。

当年习近平以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福州市委书记以及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的那几年里，身为省委办公厅几名副主任之一的蔡奇是被明确“服务近平同志”的。继而无论是外放地级党委书记还是向中组部推荐成为跨省交流干部，都是习近平为蔡奇所安排和设计的。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在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蔡奇调到自己身边，委以该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进而成为常务副主任，接着又把京城控制权放心交到他蔡奇手上的原因。

1956年出生的李希原本是甘肃省两当县城关镇人，父亲是县委干部。1975年李希的城市户口被注销，成为该县所属的云屏公社的下乡知青。不过，和前面介绍的赵乐际一样，当年的李希也是父亲凭关系安排“招干”，农村生活只过了不足一年即恢复城市户口，成为两当县文教局的干部。1978年参加高考被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 

至于李强，与前述五个曾经的“下乡知青”的区别在于他是“回乡知青”出身。

只有生活在那个年代里的中国大陆人才都清楚，当年的所谓“知青”，也就是所谓“知识青年”其实有两大类。主要的一类就是习近平那样的被迫把城市户口迁往农村的“下乡（插队）知青”，次要的一类则是所谓“回乡知青”，特指那些原本是农村户口，在接受过中学教育之后返回家乡“务农”的一批。后者也被称之为“返乡知青”。

与李强的这段“返乡知青”出身一样，二十届中央领导层中还有已经连任两届政治局委员的黄坤明，以及中央书记书记兼中纪委第一副书记刘金国。其中黄坤明是初中毕业后先返乡务农一年，随被招兵。退伍后回农村原籍继续务农，直至参加高考。刘金国则是在县城中学里初中毕业后返乡家务不到一年即被提拔为大队干部。而当时的大队干部都是“拿工分”的，当然也仍然是农村户口。不过刘金国大队干部当了不长时间，就被家乡所在公社给了一个“招干”指标，从此改变了户籍，吃上了“供应粮”。

至于学历，这个刘金国连个工农兵学员都不是。其公开简历中只是说他当了基层干部之后在省党校“不脱产进修”。

也就是说，人家习近平虽然当工农兵学员时的三分之一时间是政治学习和参加政治运动，三分之一时间是劳动锻炼，三分之一时间是补习“文化课”，但毕竟也还是经历了一段大学，而且还是鼎鼎大名的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正经住过学生宿舍。而刘金国也好，上届政治局常委，本届国家副主席韩正也好，都是半天大学校园生活都没有经历过的。韩正的“大学学历”和“研究生学历”都是通过所谓“在职攻读”取得的。和习近平在当福建省长期间通过听两盘“导师”寄给他的讲课录音带就被授予了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是一样的途径。

除了如上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6个“知青”，还有已经顺便介绍了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书记处书记里的两个“回乡知青”黄坤明和刘金国，不算两个中学未毕业就参军入伍的军界代表，其他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的50后，也几乎全都是“知青”出身。

其中，新任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1956年出生的石泰峰当年是家乡山西省榆社县的城镇户口，1974年在本县大寨公社下乡插队，1978年顺利通过高考。

新任政治局委员，1953年出生的王毅原本和习近平一样是北京户口，比习近平晚一年下乡插队。而后被招工进入邮电部系统的工厂，等于是重新获得了城市户口。恢复高考后，王毅进入了北京二外。

已经是连任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鸿忠生于1956年，19岁时被取消城市户口，成为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姚千公社前陡大队插队知青。和李克强的经历一样，参加高考前已经入党并成为大队干部。

新任政治局委员，1955年2月出生的何立峰，18岁时被注销城市户口，到福建省永定县立新知青场插队。1978年参加高考被厦门大学录取。

综上所述，去年十月产生的最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里，政治局委员里的数位老“知青”，其大学学历都还是正经通过高考进入全日制大学之后凭成绩取得的。而7名政治局常委里的6个老“知青”中，工农兵学员占了4个。

4年多前笔者在本专栏曾发表《百度百科为习近平修改了“工农兵学员”词条》一文。不过，即使被修改过的词条中，也还是保留了如下一段贬义：“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还是在一些人的心里，留下了不能承受之重，依然有人困扰于“工农兵学员”的心结。工农兵大学生这个帽子，还在心里留下阴影。当年选拔干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的规定。

四年多前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过《当年习近平为代表的清华工农兵大学生被邓小平斥责为“清华小学“的产物》一文，其中讲了发生在1977年8月的故事，在邓小平召见相关人员讨论恢复高考一事时，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召进的学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邓小平的这番话被传达后，可以想像有多少像习近平这样的“工农兵学员“会对邓小平怀恨在心。

其实，当时的清华大学负责人向邓小平汇报的内容还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是当年与习近平前后脚进入全国各高校的工农兵学员，具备高中文化程度的不足百分之二十，进校后都是以“补习文化课“为主要学习内容。这里所说的”文化课“，也就是指正常大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语文和数理化知识。就是习近平所在的清华大学里，当年就有一位不得不给工农兵学员们上初中物理课的老教授因为脱口说出了”扫盲“二字，而被工农兵学员们持续痛批了一年多时间。

可见，严格地说，准确地说，当年的习近平的真实学历就是邓小平口中的“清华小学”，充其量是“清华中学”毕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