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间谍窃取AUKUS机密被ASIO 挫败
2026 年 6 月 25 日
2023年5月10日，习近平出现在雄安，且前呼后拥，阵势很大。这一消息本身就令人吃惊。因为，众所周知，所谓雄安新区已经成了习时代的重大烂尾工程之一。习近平竟毫不忌讳，公开亮相这片长满杂草的废弃之地？更令人吃惊的是习近平的讲话，不仅丝毫不承认雄安的失败，而且如此自夸：“2017年，我第一次来雄安，站在一片田埂上展开了新区规划图。短短6年里，雄安新区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堪称奇迹。” 砸资八千亿！哪一片土地不能砸出一片新楼？哪怕在沙漠上、戈壁滩、荒无人烟之地，单纯靠砸钱，都能砸出一大片高楼大厦—— 所谓高水平现代化城市，俗称“鬼城”（如内蒙古鄂尔多斯）。这有什么奇迹可言？ 习近平又说：“雄安新区功能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这是建设雄安新区的初心和使命。”当地人都说这是外行话。因为，北京是首都，另建雄安，就是要疏解北京的首都功能或部分首都功能；至于非首都功能，那是每个城市都具有的经济活动、民生保障和社会空间，只要上千万的北京市民还需要工作和吃饭，相关的非首都功能岂能疏解或转移？ 说到北京众多单位和数百万人抵制搬迁到雄安，习近平说： “不能凭自身好恶，需要搬就得搬。不能搞‘纸面疏解’‘变相回流’，名义上疏解，结果回去了。更不能通过在京设立二级单位等方式边疏解边新增。” 好一个“自身好恶”，难道在习近平的决策背后，还有什么集体好恶？如果有集体好恶，那么，众多单位和数百万人拒绝迁移，本身不就是集体好恶？而所谓“自身好恶”，习近平拍脑袋的决策恰恰就是他个人的“自身好恶”，代表不了任何集体好恶。 习近平发话，在小圈子里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加上没人敢回嘴，造成的效果，仿佛他是权威，掌握了绝对真理。但仔细掂量，却只是：不正常的人说不正常的话。个人膨胀，头脑发热。不仅脱离现实，而且远离现实。 习近平声称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且不说如此定义的根据何在？千年后还有没有习近平、习家军和共产党？就说这千年工程，需要投资多少？党媒透露：30万亿！如今砸下8000亿而已。只是个零头，还有得砸。 习时代撑到十年，恰恰是毛泽东之后最缺钱的时代，整体经济下滑，所有省市自治区财政破产；公务员遭降薪、教师工资遭拖欠、白发老人被砍掉医保；外资外商陆续撤离、生产线和供应链转移他国，外汇储备虚空；中国社会进入高失业，年轻一代普遍躺平…… 就在这最缺钱的时候，居然还要砸巨资继续兴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雄安！ 不由得让人联想到秦朝和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要修建浩大工程，长城和阿房宫，不惜耗尽天下人力物力财力。 秦始皇自我迷信，自以为，既然能够攻灭六国，一统天下，那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因为，没有什么比攻灭六国更难的事了，包括长生不老。结果，阿房宫还没有完工，秦始皇已经撒手归西。阿房宫被起义的项羽付之一炬、化为灰烬。长城则沦为千年摆设，为他人（其他朝代）做嫁衣裳。秦朝本身，传二世即亡，前后不过十五年。 习近平自我迷信，自以为，既然可以取得权力斗争的全胜，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因为，没有比扫平党内派系（即抢班夺权、篡党夺权、一派独大、一人专权）更难的事了，于是乎强行清零封城、强建雄安、强搞北交所、强来厕所工程、强推一带一路…… 习近平说出千年大计，隐约已经有秦始皇的味道。尽管，没人认为他拥有秦始皇的霸业和威仪。 习近平视察雄安，带上三名政治局常委：李强、蔡奇、丁薛祥，清一色的习家军人物。似乎终于实现家天下。罕见带上三名政治局常委亮相，其中的心理学，既有贬低，也有拔高。贬低了李强、蔡奇、丁薛祥，令他们的常委身份缩水，潜台词：如今的政治局常委，不过就是习近平的跟班，再也没有昔日的含金量。拔高了习近平，如今的这个总书记，超然于众常委之上，俨然一人独大的超级领袖，不再是七龙治水或九龙治水的集体领导。 但是，心理学的逻辑却是，贬低了别人，也降低了自己。习近平自以为，自己已经处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巅峰状态，其实，不过是矮中拔高。竟不知？在世人口中，习大大已经沦为“武大郎开店”的经典人物。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是习近平2013年3月对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强军目标，此后，它像铭牌一样成为解放军的宣传标配。近日，中国的一名脱口秀演员李昊石在演出时用“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称赞野狗的生存和战斗能力，被指“侮辱”解放军。此事引发的舆论风暴以及官方对李昊石的立案调查和笑果公司的巨额处罚，可以看作中国舆论场转向和社会政治文化恶质化的一起标志性事件。 每个社会和国家都有一些所谓不能触碰的禁忌或“政治正确”，比如美国，种族问题是不能轻易碰的，公众人物和公职人员如果对种族问题发表了在社会看来不“不正确”的言论，一般后果会很严重。然而，即便像美国这样讲究“政治正确”的国家，如果某人冒犯了某个族裔或群体，至少公权力是审慎介入的，更不会看到动用司法机构。可在中国，这是家常便饭。 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快速恶化 过去中国曾发生多起私下或公开的对中共领袖的“不当”评价或“侮辱”英烈事件，前者如毕福剑，饭桌上的言论被人放到网上流传，被其所供职的央视除名；后者如罗昌平，微博上的言论被检举遭公安传唤，后被判刑7个月。相对这些案件，李昊石为自己的一句玩笑“梗”受到的舆论讨伐和官方处罚要严重得多。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第一时间出来批判，解放军表态痛批，公安机关对李立案调查，文化管理部门对演出公司处以1300多万元的顶额罚款并无限期停止演出。李本人最后会不会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要看公安机关调查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是官方的这个架势，却是近年来处理同类事情最大的。这背后反映的当然是中国最近几年舆论生态和社会政治文化的快速恶化。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在官方话语体系里是对解放军的“褒扬”，但在李昊石的脱口秀节目中，结合上下文语境看，他用这八个字来来形容野狗，其实也是褒义。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他说这句话并非要在观众面前讥讽解放军。当然，“野狗”在中国民众看来确实有些不雅，用野狗的战斗力比拟解放军，即使出于褒义，人们可能也不喜欢。假如他当时把“野狗”换成“猎犬”，估计就不会惹来现在的麻烦。这跟前面提到的毕福剑或罗昌平可能还是有些不一样。这也说明，该脱口秀演员充其量作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本身并无恶意，既然有人指出不喜欢这点，下次演出改正便是，根本用不着官方兴师问罪，置人于死地。 中国人说话的安全边界何在? 而今这般大动作，原因在于，此“不当”比喻涉及的对象是人民解放军。虽然解放军是个抽象的词，可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它就像个具体的人一样，神圣不可冒犯。解放军被中共塑造成保家卫国，护卫国家安全的中流砥柱，是这个社会“最可爱的人”，但凡有艰难险阻的地方和时刻，都有解放军的身影。这样的人民军队，岂能和一般人厌恶的“野狗”形象挂钩？哪怕他说这话没有恶意。公众对解放军形成的这种认知和投射的这种情感，进而起来要维护解放军的形象，放大此事的所谓社会“危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过党国多年的洗脑教育，习近平已经成功地把大众的思想扭转到他要的方向。 换言之，李昊石事件提出了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两个尖锐问题：（1）人民解放军是否可以被讥讽冒犯，进一步，中国人说话的安全边界在哪里，党国的政治禁忌可以随意扩大到它不喜欢被人议论的对象和领域吗？（2）习近平已用一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将中国民众改造成党国利益的维护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起党国钳制言论自由的帮凶，今后的言说空间会越来越逼仄。 先说第一点。在江胡时代，虽然官方也列出了一些政治忌语，但范围非常有限，比如，不能在文章或讲话中公开挑战中共的统治，不能丑化中共领导人等，尽管如此，在私下和半公开场合，随意批评中共和诟病领导人的现象比比皆是，言说者不用担心由此会惹来麻烦，像是李昊石的这个玩笑在那时根本不算什么；但在习近平时代，政治忌语的范围急剧扩大，不但把不得妄议中央特别是习近平作为党的政治纪律，举凡西方政治制度和当下敏感问题的用词都划入政治忌语，不能公开批评或鼓吹，即使私下表达，也要非常小心，因为一旦流传出，人身安全就难以保证。 解放军神圣不可冒犯？ 再看第二点。在李昊石事件中，公众对他的不依不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官方对它采取严厉的处置态度。最早在微博上披露此事的人只是在表达一种不适感受，可未料一下炸开了锅，激起公众“义愤”，将这个玩笑上纲上线，提到“侮辱”解放军的高度，认为即便是“无意”冒犯，也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底线问题，讽刺解放军，丑化人民子弟兵的光辉形象，就是在帮着美国和西方掏空中国的“钢铁长城”，破坏社会，反映了李昊石的“三观”不正，在认知和基本立场上出了问题。网络和社交媒体关于此事的大量留言，表达的都是这类意思，强烈呼吁和要求官方惩处李昊石和笑果公司，甚至要求判李昊石徒刑，为官方的处罚进行辩护。虽然网络和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人表达对李昊石的支持，反对官方这样处理，但其人数和声势远比不上前者。 胡锡进在这个事情上遭受“讨伐”和变色最好不过地说明中国当下打着爱国旗号的左翼民粹的亢奋。胡在事情曝出初期，发微博表示他认为人民解放军的荣誉并未因李的这个“不恰当”玩笑而受到挑战，希望公众给李和笑果公司一个反省并且真正做出改进的机会，不至于下一个永久封杀涉事演员的结论。胡是中国舆论场被看作官方立场的代表人物，然而，他的这个貌似“公允”的骑墙态度遭到很多网民批评，指责他耍滑头，立场不坚定。在这股“民意”的洪流面前，胡在官方查处笑果公司及个人后，表态坚决支持这一查处，认为李触犯了底线，文旅局的查处决定和公众的猛烈声讨给这些人再次敲响严厉的警钟：触底线必将付出沉重代价，又被讥为“今天的胡锡进反对昨天的胡锡进”，反正里外不是人。 可见，在这种极度亢奋的民意压力下，是没有温和理智的立场和表达空间存在的，要么向左，要么向右；要么做“爱国贼”，要么做“恨国党”。而中国目前在党国的舆论操纵和洗脑下，主流民意选择了向左，成为“爱国贼”。疫情三年清零所导致的民众对当局的怨恨情绪特别是去年11月白纸运动年轻人走向街头的勇敢举动，曾一度让外界对中国的未来怀有某种期待，觉得民众开始从过往的愚昧状态醒来，但现在看来，有些过于乐观，觉醒者只是中国社会的少部分，多数民众被锁定在党国的话语体系，这才是该事件让人真正担忧的地方。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乌克兰战争之幸，在普京迅速彻底瓦解乌克兰的野心落空，棘手之处，在它转而变成复杂、长期的消耗战。普京因前者带来了挫折，正寄望从后者回补失落，他倚仗的，除了俄罗斯人民出于仇视西方，而对国际孤立能有高度忍耐外，还有深信西方团结只是暂时，一定会在“厌战”下放弃援乌。 “厌战”或来自西方国家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当然就是民众对援助乌克兰渐露的无力感，它确实曾发生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半年，西方媒体对乌克兰战争关注一度大幅下降，各国政府则为了国内不断飙升的生活成本焦头烂额。直到乌克兰反攻有了起色才拉回众人目光，其中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现也是关键。之后当战争再次胶著，5月初，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便又报导了西方民众对乌克兰同情的倦怠。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议员马特·盖茨之前提案停止美国对乌克兰所有军事、财政援助，已非“个人意见”。 可以理解，相对普京催化爱国情操、民族主义和以国家法律维持国内高度挺战声音，西方民众对乌克兰的支持，多是建立在对他人困境的同情。当困境持续存在，很多人确实会对大量战地讯息产生排斥，甚而吃不消这段时间加诸在自己身上的国际公民义务。 但西方人会疲劳，俄罗斯人过去一年难道都没出现自我怀疑？显然也不是。首先，去年夏天普京下达动员令，俄罗斯边境立刻出现绵延数公里的离境人潮，既已证实“战争疲劳”非西方国家专属。继之，美国保守派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旗下刊物《欧亚日报》，也发现在入侵乌克兰一周年后，俄罗斯的种种“疲态”，包括： 普京年初在联邦议会发表谈话，竟只字未称颂“特别军事行动”；在出席具重要象征意义的“祖国保卫者的荣耀”典礼，普京罕见仅短短发言4分钟，且内容乏味；普京已持续一段时间没有发布“振奋人心”的军事进展，让俄罗斯爱国评论员表现出忧心和不耐；北京宣称和俄罗斯的密切伙伴关系，到头来除了共同谴责美国“霸权”，并未见武器弹药实质供给（中国已然观测到时局风向）；联合国以141票对7票，决议要求俄罗斯军队撤出乌克兰，反映了俄罗斯当下国际处境… 上述现象，便可能让“厌战”不只来自被侵略国或援助国，在付出极大代价而目的仍不可得时，俄罗斯也会是被打击意志的一方。 于此同时，当“乌克兰是亚洲的问题，台湾也是欧洲的问题”已为G7国家共识下，国际关注焦点也包括中国会不会继俄罗斯，于东亚发动另一场更加耗损这个世界的战争？也就在这个时候，《当代中国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动机不明地发表2020年底至2021年初所做调查，显示有55%中国人赞成必要时以武力统一台湾，但有33%反对，12%不确定，仅1%认为不必再尝试其他方法，现在就可以开战。 此“民调”一出，很快有人比对2016年蔡英文上台前夕，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也曾公布民调，当时有高达85.1%中国受访者支持以武力统一台湾，且有六成认为五年内是武力攻台最佳时机。一是国际期刊，一是中国官媒，纵有特殊政治动机，“民调”应当也有参考价值。那么，中国人在蔡英文八年任内，支持武统的比例竟大幅下降了30个百分点是什么意思？依照过去这一两年中国官方对台武吓强度，这种发展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曾特派台北、上海的美国资深记者Matthew Fulco前不久曾分析，面对即将而来的台湾总统大选，习近平已回到熟悉的策略，即拉拢亲北京政客，希望台湾人选择一个对中国统一阻力最小的人，接下来，中方对台湾极可能暂不采取任何激进语言，而日前准予接待前总统马英九访中，也可视为是在替“和平统一”声势铺路。 那么，此刻55%中国人赞成武统，确实有横看成岭、侧层峰的不同，你可以说武统超过五成，威胁很大，也可说八年降了30个百分点，所以紧张气氛趋缓。姑且不论民调真实意图，仅以“厌战”角度观之，任谁都应该力促中国内部赞成武统比例呈现“真的下滑”，让这个国家成为“战争疲劳”的一方。 以现实论，中国内部出现“厌战”也并非不可能，其一，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绝对是侵略者的反面素材；其二，“乌克兰是亚洲的问题，台湾也是欧洲的问题”的多国共识，没一字提到中国，却都关乎中国一念之间，这句话等同于是对中国发出警示；其三，连向来温吞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数度被逼出“联合国将尽最大努力避免台湾海峡出现紧急情势”，当然一样是在向中国喊话。眼看俄罗斯人过去一年几成全球“众矢之的”，中国人实际上还有多大动力继续对台湾喊打喊杀？ 虽说中国民意升降可受官方操控，但何以要操控成过去八年民进党执政下，中国人支持武统比例“从85%赞成降到55%”？若说此刻降缓紧张气氛是为了“助攻亲北京候选人”，以稀释台湾反中情绪选票，但不也直接证成民进党“备战以避战”和国际关注台海的奏效。 防御会有疲态，攻击方也会，“厌战”是根本人性，除非中国本身受到攻击，否则它一直以来对台湾的恫吓，并不比俄罗斯边打乌克兰边找理由高明，基于正义感支援乌克兰会倦、会累，不是基于正义感，甚至连正当性都有问题，却要让人民维持高昂的武统台湾意志，国力耗费只会更多，且已然多到让2016年的八成赞成武统变成2021年的5成赞成武统。 奥斯陆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帕维尔·巴耶夫（Pavel K. Baev）认为“只有厌倦了战争的俄罗斯人才能结束莫斯科的军国主义幻想。”这句话当然也适用于中国。因此，今天若把厌战问题丢回给中国，对这个世界来说，将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尽管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18个月，基于前例，美国已有媒体开始注意即将而来选战中的“X因素”（The X Factor），共和党内，川普仍大幅度领先其他竞争者，民主党则已由拜登宣布竞选连任。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极可能是两人二度角力，只是“X因素”当然不会是同一个。 所谓“X因素”可以简单视为决定选举胜败关键，它通常不会凭空出现，出现后如何发酵和变化，也会直接影响投票结果。2020大选，诸多评论家初期相信“经济”是川普连任的王牌，尤其失业率下降、就业率提升等等数据，很难让民主党挑战者找到施力点。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下半，立场明显支持川普的福斯电视台，几乎天天都在帮忙播送全美各州的就业数字，简直百业复苏、欣欣向荣。但此X因素，很快就被下个X因素淹没，即Covid-19。 大规模严重流行病的散布，从纽约州开始横扫全美，直接打乱川普竞选节奏，一方面，联邦政府必须同时应付病毒对民众健康的威胁，二方面则是因防疫祭出隔离措施，再让原本的健康问题，直接变成经济问题和失业问题，之前才大肆宣传的漂亮就业率，全付之一炬。选举活动接著再受波及，当民众对病毒的恐惧感持续上升，公卫专家建议时时刻刻保持社交安全距离，需要靠群聚造势的场合要不一个个取消，要不乏人问津，那几乎是候选人的灾难。 接著，Covid-19让人不愿出门，再又涉及两党选票消长，因而当初吵得沸沸扬扬的通讯投票，拜登支持，川普反对，著眼点便是民主、共和两党选民投票行为特性。进一步，通讯投票尤其可促成拉美裔选民票数极大化，这对拜登更是有利发展，拉美裔选票，于是同样被视为当年选举的决定性X因素。 回顾2016年川普对上希拉蕊的重大X因素，先有《华盛顿邮报》独家揭露川普和一名电视台主持人关于女性的下流对话影音，一开始确实颇为震撼，直接刺激了选民的道德感。但希拉蕊也被爆出私自使用私人电子信箱进行官式通讯，进一步强化了选民对她不诚实的负评，诸多政治阴谋论也随之而起，很快就取川普录音带而代之，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焦点。 美国社会之所以历次都有人特别关注X因素，就在于X因素不只是代表某个候选人的优势或劣势，而是足以造成出人意料结局的事件。希拉蕊不会说自己是败给让个人信任度大伤的“电邮门”，川普甚至到今天都还不接受自己做的这么好，怎么可能输给拜登，选举显然有诈。所以X因素多是旁观者清，当局者很多其实是不信邪的。 月初，《大西洋月刊》撰稿人David Frum首先指出2024年美国大选的X因素，就拜登部分，他的健康问题绝对是其一，因为只有三分之一美国人相信他的健康问题无损其胜任总统职务。亦即，从现在起到投票日的每一天，拜登再有任何言语失神、精神恍惚、行动笨拙，都会被用以印证其他三分之二选民的忧心是对的。对一个年逾八旬的人来说，随时随地要在美国绵密的媒体盯视下保持精神抖擞，并不容易。 至于川普，他的X因素无疑就是多起已经混杂在一起的官司。现实来看，美国民众多数只知道川普涉及很多指控，有的起诉，有的没有，有的还在调查，有的已有定案，就因为官司太多，反而意外让环绕在川普身上的案件，出现相互抵销的效果，至多回到他原本社会观感的原点，没有进展，也没有再让他损失什么。尤其日前川普破天荒亲临接受CNN访问，立刻将CNN的收视观众数，提升到对手福斯电视台黄金时段曾有的水准，这都是川普有恃无恐的原因。川普这一X因素看似让他疲于奔命，却伤害不大，还促成党内同仇敌忾，连潜在竞争者也不得不随势噤声，避开追打他的行事争议。唯一有可能影响选举的变数，就只剩在那些案件中，终究有无哪项定罪，以及判决为何。 但X因素最后可能以上皆非，使得太早判断孰胜孰败就更显得没有意义，毕竟今天民主选举，怎么赢和怎么输的不可预测愈来愈高。 ※作者为《上报》主笔
5月10日，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奥地利举行会晤，与此同时，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女士离职。这一动向引发了西方世界的猜测，认为这是落实美国总统拜登“我寻求的是竞争，不是冲突”的对华战略；欧盟紧随“带头大哥”之后，5月12日，欧安会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后宣称，欧盟支持“重新校准”对华战略，坚持对华“三重定位”（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时，应加强对华竞争。“去风险”意味重新审视欧中经济关系，目的不是对华经济“脱钩”，而是重新平衡欧中关系。 博雷利的“三重定位”，其实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包括欧盟领导人）对拜登政府对华定位“竞争、合作、对抗”的精准阐释，只是美国认为中国要重塑造国际秩序，与美国将形成强烈的对抗；欧盟既不是现在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也无力重塑新国际秩序，因此改成了“制度性对手”。 谢尔曼离职为何引发高度关注？ 拜登政府内部对俄乌战争是三种态度，强硬、和谈及介于两者之间，这种态度决定了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游移不定，欧洲盟友们将这场战争视同鸡肋，却不得不追随美国的脚步。对华政策同样如此，最近美国国务院针对中国的“非气球行动”曝光，在国务院供职长达30年的副国务卿谢尔曼女士离职，国务院对华政策的严重分歧终于暴露在公众视野。 据路透社5月11日消息，谢尔曼女士自 2021 年 4 月起担任该职位，并参与了包括美中关系在内的多个政策领域。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已将大部分对华政策职责委托给谢尔曼。今年2月初发生间谍气球事件后，一些美国官员在当时确信这将刺激美方采取一系列行动对抗中国，谢尔曼2月9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也表示，国务院正在将其工作“现代化”，并将会“继续反制中国（PRC）的侵略性军事、外交和经济做法”。但事实相反，根据四位元直接了解美国政策的消息人士以及路透社看到的内部邮件，美国国务院推迟了与中国人权问题有关的制裁措施、出口管制和其他敏感行动，以防止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当然都是拜登政府的要求：寻求竞争而非冲突。许多分析家认为，间谍气球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停摆，美中关系已滑落至1979年以来的最低点。两党的前外交官和国会议员都认为，美国必须保持与北京的沟通管道畅通，以避免误会和管理危机。 自20世纪90年代起，谢尔曼在美国国务院担任过四个不同职位，建立了既精明又强硬的名声。布林肯将国务院的中国事务全权委托给她，自然是相信她处理中国事务的眼光与能力。尽管美国国务院及白宫方面都没有说明谢尔曼离职的具体原因，但被看作拜登政府急于恢复中美关系而做的人事改变。 谢尔曼在美国从事外交30馀年，我认为，谢尔曼的去职，应该是她无法执行好拜登对华战略“要竞争，不要冲突”。 对华战略模糊下的三重定位，知易行难 拜登政府对华“三重定位”的外交战略（政策）执行难度太大，三个原因决定了这点： 第一，关于“伙伴关系”，这一点，在小布希后期与奥巴马时期当然多年美国“战略合作伙伴”的中国当然乐于接受。但这“伙伴”不是美国订好规则让中国遵守的主从关系，而且这不是习近平个人这样看，早在2011年夏威夷峰会上（胡锦涛第二任期内），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庞森在回应奥巴马批评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定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参与制订，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明确表示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而要参与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度。2021年3月，习近平更是公开表明：中国已经可以平视世界了。如果了解北京早就未将“老欧洲”放在竞争这个段位上，就会明白这个“平视世界”其实是平视美国。 中国要的“平视”是：实际利益是核心，但同时绝对不能失了面子。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涉及政治经济各领域，除制裁中国党政军多名重要官员之外，截至2023年3月，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实体接近2100个，横跨通讯、金融、交通航运等多个领域。实体类型既有华为、中芯国际这样的前沿科技企业，也有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教育、科研机构，其中中国企业达1000多家。这等于阻断了中国这些企业的后续发展能力，既伤中国“里子”，也伤面子。 第二，关于竞争关系。这一点，从字面上中国从来就接受，但对何谓“平等竞争”有自己一番说法。 比如在智慧财产权方面，美国认为中国是最大的智慧财产权剽窃者。2018年12月12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一个关于中国间谍问题的听证会，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约翰·德莫斯（John Demers）在会上作证时表示，从2011年到2018年，超过90％的国家间谍案涉及中国，中国的行动速度正在加快，《中国制造2025》就是一个盗窃指南。 “剧本很简单：掠夺、复制和取代”，“掠夺美国公司的智慧财产权，复制美国公司的技术，然后在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上取代美国公司。”中国方面则认为，智慧财产权创新的方式有三种，原始创新、模仿创新、引进吸收再创新。美国藉中国盗窃智慧财产权为名，想卡住中国科技发展的脖子。 “制度性对手”的分寸难以拿捏 美中政治制度不同，尽管二者都在变化。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多次表示，尽管美国不谋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也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因此，中国仍然是美国及其盟友的最大挑战者。鉴于以往几十年的接触政策失败，拜登政府的目标是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限制共产党的全球影响力并遏制其挑衅行为，围绕这个亚洲超级大国“塑造战略环境”。 中国的态度针锋相对。尤其是美国以捍卫台湾主权为目标的亚太战略，这一联合中国周边国家“塑造战略环境”的行动既是分裂中国领土，更是孤立中国。直到2010年代中期中国将维权律师一网打尽之前，美国一直试图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意图颠覆中国政府。2022年5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其中历数了从1997年到2020年之间，美国通过NED（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插手香港选举，干涉中国内政的各种举措。布林肯说的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北京根本不相信，“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只是无从得手。 这种制度上的对抗由来已久，在中国需要美国时，中国可以韬光养晦，“忍辱负重”；目前中国已经被美国喂养成了“大白鲨”——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马特·波廷杰（Matt Pottinger）5月4日接受《日经亚洲》专访时如此说，原话是“我们（西方）以为可以把这条小鲨鱼变成海豚，结果喂著喂著，他变成了一条可怕的大白鲨”。所谓“大白鲨”，就是有能力对抗美国，在北京看来，“合作”只是西方需要中国市场，与“重塑战略环境”产生的制度性对抗完全不相容。 就在谢尔曼宣布6月退休的同时，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5月10日、11日在奥地利举行会晤。美方透露，两人长谈8小时，其中涉及中美之间最敏感的两大话题：俄乌战争及台湾问题。美方称这场对谈“坦诚、实在、具有建设性”，并表示需要继续保持这种非常必须的沟通管道，开始谋求安排布林肯访华。对此，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FDD）的中国专家克雷格·辛乐顿（Craig Singleton）表示，美国国务院“陷入自己制造的陷阱”，在急于恢复高层交流的情况下，放弃了旨在最大限度发挥美国影响力的行动，“这个决定立意良好，但加强了中国的影响力。”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自从今年早些时候香港媒体爆出习近平将把他“从小是好朋友”的李小林的丈夫，前国防大学上将政委刘亚洲处以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现常驻台湾的日本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先生在脸书Po文感慨道：“看到这条消息，我确实有一些感慨。刘亚洲虽然官拜上将，但一直是一个靠写文章出名的儒将，在军队里并没有掌握过实权。而且已经退役多年，对习近平的权力完全构不成任何威胁。” 矢板先生在他的脸书贴文中回顾说：“有一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那是在2014年左右，日本有一个代表团访问北京，由李小林接见。日方团长一上来就恭维李小林说：‘听说您和习近平主席私交很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没想到日本外交部的年轻翻译竟然把这句话翻译成了’听说您和习近平主席从小青梅竹马‘。所有中方的作陪官员都强忍住不笑。李小林忙红著脸说：’我们从小就是好朋友，不是青梅竹马‘。” 刘亚洲的夫人李小林当时羞红着脸说自己小时候与当今圣上习近平不是“青梅竹马“，意在说明他们当年并不是恋人关系。但天真无邪的幼年时期的“好朋友”肯定都是”少小无猜“。但现如今……？已经有外界报道说李小林本人并未被习近平”株连“，但前提是必须离婚。 何以至此？按照矢板先生的说法：“前几年，习近平干掉军中的实力派徐才厚和郭伯雄，可以说是你死我活夺权斗争的一部分。但是，这一次对刘亚洲出手，却完全不同。应该是看刘亚洲不顺眼‘抓过来打屁股’，杀鸡儆猴，警告那些太子党们要对自己的态度更尊重一些。比习近平大一岁的刘亚洲，在太子党里面的辈份很高，因为他的岳父李先念做过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 ……。刘亚洲本人也是少年得志，38岁当上师政委、44岁升少将，当年升迁的速度甚至比习近平还要快。习近平刚刚进党中央的时候，刘亚洲和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刘震的儿子刘卫平，都被认为是习近平在军中的亲信，有’军中三刘’的说法……。刘亚洲自己也是红二代，又有着太太和习近平的关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以为习近平不可能把自己怎么样。所以说话、写文章都有一些肆无忌惮。他经常说：‘中国的领导是一代不如一代，再也不可能出现像毛泽东那样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了’。这些话在习近平听来，自然不顺耳。这次刘亚洲被拿下，或许不是政治的问题、也不是经济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 事实确如矢板先生所认为，至少在中共太子党成员里相比，文笔算是很不错的刘亚洲“说话、写文章都有一些“肆无忌惮”。 但是，首先一点，刘亚洲的“肆无忌惮”都是表现在他的早期文章中。其次， “中国的领导是一代不如一代，再也不可能出现像毛泽东那样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了”这两句话，在笔者尽可能找到的刘亚洲早期文章里，找不到确切的出处。 笔者这里所说的刘亚洲的“早期文章”，具体是指刘亚洲官拜上将，也就是出任国防大学政委之前。当然也是习近平上位的中共十八大之前。 我们不妨假设类似中国“再也不可能出现像毛泽东那样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这样的话曾经出自刘亚洲，那也只能是出自他的早期文章。也就是说是语出自习近平上台之前，当时用心不可能是贬低或者诋毁习近平。因为当时的习近平自己也不可能想到会有他成为中共执政史上“毛泽东第二”的今天。 刘亚洲是2017年初离开国防大学政委领导岗位的。当时即已经有海外媒体披露，刘亚洲是因贪腐被处理。刘被曝2016年上交了1.7亿元人民币赃款，以为没事了，但此后其腐败问题被前下属举报。 当年3月5日，港媒《星岛日报》报导说：3月4日，中共人大举行预备会议。一度传受查的原国防大学校长张仕波现身受访，他在受访时表示：“刘亚洲是自动退休”。 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相比于比刘亚洲早一年退役的刘源，刘亚洲的退役在当时的中共媒体上可谓悄无声息，因为他在退役的同时并没有像刘源及及其他众多正常退役的解放军上将一样，被临时增补为全国人大某个专门委员会委员或者全国政协委员——虽然他当时还是在位的十八届中央委员。 不久，即有网友披露说刘亚洲被迫退役的关键原因是他的一篇《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惹怒了习近平。 该文章的主要精髓内容包括：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什么“伟大领袖”，曾经有“伟大领袖”的国家只有那么几个。领导现代革命的领袖，一旦变成了“伟大领袖”，就意味着革命已经失败了，因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可以恣意妄为的新特权又产生了。 一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拥有古代帝王一样的特权，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择手段地把自己变成“伟大领袖”。因此，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伟大领袖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它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肯定要倒大霉了。 一旦成为伟大领袖，他就至死不需要交出权力，他的话就是真理，像圣旨一样，所有人都得对他忠心不二，他看谁不服气，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让你下地狱。“伟大领袖”就是现代帝王的代名词。 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现代革命“领袖”，绝不可能容忍别人把自己捧上天，更不会不择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这是现代革命“领袖”与个人野心家之间的根本区别。 政治领袖如果在位的时候就被尊为伟人，那他绝不是真正的伟人……。至今世界上发展很好的国家，从来没有什么“伟大领袖”。最典型的对比就是韩国和朝鲜，从来没听说韩国有什么伟大领袖，而北朝鲜的伟大领袖已经伟大得没有边际了。发展的结果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同样的土地同样的民族，天壤之别。北欧是目前世界上贫富差别最小的地区，从没听说北欧的哪个领导人是什么伟大领袖。 革命领袖居功自伟是可耻的，老百姓盲目崇拜是愚昧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限制公权，保护民权，这才是现代社会公民应该追求的美好制度，拒绝这种制度，永远不会成为受世人尊重的先进的民族，这个民族也不会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笔者数年前在境外某网站上无意中读到这篇文章后，第一印象就是虽然文章标题似乎有变，但内容似曾相识。今年初“刘亚洲案”被境外媒体激活之后，这篇《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也再度翻出，笔者读到一篇境外网站发表的相关评论文章，标题是《人民不需要伟大领袖 难怪习近平一定要抓他》，首段内容就是“最近网上疯传一篇据说是刘亚洲在2016年4月写的文章，题为‘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凡是看了这篇文章的人，几乎都会立马恍然大悟，难怪习近平一定要抓刘亚洲！” 不过，这篇网文的作者可不是人云亦云，他说：“我做了一些功课，发现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不仅仅在于它内容的字字珠玑、精妙准确，还在于它以不同的署名、不同的标题，在不同的网站上传播，长达十余年之久。最早的传播发生在2010年8月7日，刊于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题目是“领袖越伟大 人民越渺小”，没有作者署名。该文然后分别在2012年、2014、2015、2016、2018、2021、2022和2023年，在议报、共识网、文学城、凯迪网、贝克村等都有转载。标题不仅有‘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还有‘传说中的刘亚洲将军的讲话’、‘人民领袖出现在哪里哪里的人民必定遭殃！’而文章的署名除了刘亚洲外，还有宋胜利，金涛、陈平福等。就连内容，亦有所不同,有的版本有删节，有的则有增节。” 做出如上考证之后，这位作者总结说：“网友的普遍反应是，看了这篇文章，终于明白为甚么刘亚洲被抓了，原来所有给他强加的罪名都是因此而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我发现，文章的点睛之笔‘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现代革命领袖，绝不可能容忍别人把自己捧上天，更不会不择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这是现代革命领袖与个人野心家之间的根本区别’早就存在于2010年的版本中；那时，是胡锦涛在执政。我由此推断，作者那时可能是泛泛而谈，他不会影射当时的中共领袖胡锦涛，因为胡没有不择手段地自己捧自己。他也不会影射习近平，因为2010年的习还只是个中共储君，他的野心、手段和是不是具有高尚情操，都在韬光养晦之中，无人知晓。” 这位作者继续分析道：“有意思的是，（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作者的泛泛而谈，因文章的精准预见，而极具生命力！其精髓在不断的一年又一年的重复中，产生了巨大的叠加效应。该文在2014年、2015年、2016年的传播中，已经成为经典的对‘伟大领袖’的深刻嘲讽，而自认是‘伟大领袖’的习主席，怎能不多疑？那些讽刺伟大领袖的文字，如‘不择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一旦成为伟大领袖，就至死不肯交出权力等等，字字都是对他的讽刺和嘲笑！可以肯定的是，对这些传说中的刘亚洲观点，习近平不会不知道。当然，2010年时‘刘亚洲’可能是说者无心，但2016年的习近平定然是听者有意……。习近平无法忍受这种对自己‘统帅能力’的否定，于是对刘亚洲下手了。“ 读罢如上文章内容后，笔者进一步搜寻，才发现这篇《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的内容是被好事者附加到刘亚洲的真作《信念与道德》的最后，这才令许多读者难辩真伪。 基于此，笔者判断是，把“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之类的文章内容以刘亚洲的名字“发表”的始作俑者，很大的可能是仅仅从“读者效应”出发，但也不排除有陷害刘亚洲之嫌。而刘亚洲本人想必也已经在内部为此向“组织上”伸过冤。 今年四月底，一个署名高瞻的作者在网上发表《殉道者还是殉葬品？ —— 盖棺论定刘亚洲》，其中一段内容是：必须承认的是，无论刘亚洲再怎么眼高于顶、桀骜不驯、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和“妄议大政”，也终究不敢公然和党中央对着干，违背和抗拒“几不准”。除了2012年 刘亚洲亲自在香港明报上发表声明，否认香港文汇出版社《刘亚洲国家思考录》中多篇鼓吹“中国真正崛起取决于政治改革一役，而政治改革的核心是民主化、特别 是党内民主化”的文章是自己所写，目前至少有两篇曾经在海外疯传、备受追捧赞誉的文章《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中国政治改革新思维——刘亚洲内部讲话》确 认是托名假冒的伪作，而且已经由真正的作者何清琏和郑存柱认领。 笔者在在这里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中之所以所以要特别区分刘亚洲文章的“早期”和相对应的“后期”，是因为如果说刘亚洲的早期文章，无论是小说还是军事评论的内容中尚还有说“人话”的部分（即所谓“肆无忌惮”的内容），那么他在成为一个地地道道，彻头彻底尾的解放军高级政工干部之后，其有限的“作品”中则全部都是套话、官话和献媚之语了。 2013年5月，也就是习近平上台后才半年多，刘亚洲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守神圣的“党性”》，向习近平大表忠心，口口声声“现在我们这些共产党人，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带领十几亿人实现中国梦……。” 2013年8月19日，上台刚满十个月的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发表了一篇杀气腾腾的内部讲话，史话“八一九讲话”。主要内容之一就是 “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此讲话出笼后，刘亚洲闻风而动，很快就在在《解放军报》 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互联网”扳倒中国”》，文中说：习总书记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要强化走在前列的标准和意识，把意识形态工作抓得实而又实，紧而又紧，确保我军始终听党指挥、能打胜仗、服务人民……。” 直到被迫退役的2017年初之前，刘亚洲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吹捧习近平，向习近平表忠心的文章或被采访内容还有不少，这里不再一一列出。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对刘亚洲早期作品深恶痛绝的毛左和粉红们在他们的大批判文章里把刘亚洲说成是政治上的“两面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中国，凡事都与文明背道而驰，就连讲笑话也可能犯罪，脱口秀居然也能用来覆政权而被杀头，习近平帝国究竟还能疯狂到什么程度？ 脱口秀的表演形式，对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大约萌芽于习近平当储君的时代，一直到了新冠疫情肆虐，数以亿计的人被关在家里，听听笑话段子，勉强可以维持活下去的一丝希望，于是给了新生事物发展壮大的机会。李诞所创办的〈笑果文化〉，短短几年便吸纳敏捷资本入驻，成为市值四十亿人民币的独角兽公司，李诞也俨然荣登娱乐大腕。 脱口秀是一种类似单口相声的表演型式，它的存在就是建立在调侃、反讽、戏谑、针砭时事、解构权威的基础之上，幽默感是最基本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当它被引进移植到今日中国时，许多人不免怀疑，这玩意能适应当地水土吗？ 果不其然，笑果文化终于踩到地雷了，在此之前，也是出身笑果的一艺人池子，到海外演出时，便触到了警铃遭举报被全网封杀，当时还有人怀疑，是不是他的新疆籍贯惹来横祸，现在看来，问题不在你是什么人，而在你懂不懂得看大人的脸色。 笑果文化除了在线上传播外，也在各地小剧场举办小型演出，前几天旗下艺人李昊石（House）在北京演出两场，中间有个段子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在上海领养两只野狗，和其它萌宠不一样的是，这两只野狗当时正在追猎一只松鼠，他脑中瞬间浮出八个字来，“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引来台下阵哄堂大笑。 但李昊石不知道的是，他的命运从此悲催了。台下有个任职央视海外部的职业五毛，将他举报为污辱人民解放军的反贼，瞬间激起爱国粉红群情激愤，因为“听党指挥、作风优良、能打胜战。”正是习主席给解放军订下的圣谕封诰，充斥在各军事机关的门庭所床头，神圣到了“一个字都不能动”，居然被这个浑小子拿来开玩笑，这还得了？ 果不其然，网路上一片喊打喊杀，党媒立即补刀诛心，把问题定性到了反党叛国的程度，网上粉红甚至主张，就连台下哄笑的观众也该一并查办。我的天啊！ 于是，北京文旅局果断出手了，两天就做出裁定，不定期封禁笑果的演出，没收不当收入加罚款一千四百多万人民币，隔天北京公安局宣布立案调查，李是石刑罚加身，凶多吉少。 毁了一个小演员不算一回事，恐怖的是，笑果文化立即认错赔罪，并且主动表态整改，加强言论审查监管，把脱口秀赖以维生的元素一刀砍了，观众从此就只能买票去接受政治正确的洗脑了。 李昊石究竟犯了什么罪？伟大的党不需要解释。但人们难免狐疑，狗不是人类最忠诚的盟友吗？即使拿狗来譬喻解放军，说他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又有什么不好？再说了，有解甲的老兵说还好呀，自己并不觉得有被侮辱到。 这些人大概没有深刻理解习主席思想的博大精深，要害其实不在狗是否能捉松鼠，而是要看谁是狗的主人，狗有什么感受根本不重要。 追根究柢起来，问题还是出在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自从文革一番折腾之后，中国人很久已忘记怎么笑了，整天板著一张脸，举报这个，听床那个，拼命在身边找敌人。 而这个正是习主席要的，他十四亿人听他指挥，幽默不是他的价值。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中国迟早变成一个又聋又哑的精神大荒漠。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台湾现任副总统，也是下一届总统的候选人赖清德说，台湾本来就是独立的，没必要再宣布一次独立。国民党的候选人侯有宜也说：中华民国有独立的主权。就是既有主权也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国家管辖也不是别人的附属国。美国政府也强调：联合国的决议从来没有否认中华民国的主权。 国际国内都承认了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这应该没有争议了吧。因此各国对习近平的武统台湾，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并声明将参与保卫台湾，也就是合理合法的行动纲领了。反过来说中共的武统战争就不合理也不合法了。形势对习近平好像不太有利。 回顾台湾人自己的统独之争，实在没道理也可笑。多年前我和民进党前辈施明德先生对谈，就谈到了这种不合理。统一，你和谁统一呢？因为打不过人家才撤退到台湾来，现在仍然打不过，你想被共产党统一吗？两党的选民和老百姓都不同意。无论是和统还是武统，都不合民意。 谈到台独就更可笑了。施明德先生也同意：台湾又不受中共管辖，从来就是独立的，还要从哪儿独立出去呢？要求独立的前提是现在不独立，也就是自己否认自己的独立主权。你现在受共产党管辖还是受日本管辖呢？这不是在给中共攻打台湾制造借口吗？更没道理。 现在国际国内都清醒地认识到：坚守中华民国的独立主权，是保护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利益的最好立场。不合道理的统独之争应该抛弃。国际社会从商业利益出发的假装模糊的态度，也应该收起了。统独之争和继续模糊，只会酿成更大的灾难，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仅仅符合共产党的利益而已。 对大陆的老百姓来说，人家台湾人民自己过得好好的，你凭什么要去统一人家呢？统一人家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人家自己搞得好，比你富裕了，你就想抢人家，这不是强盗逻辑吗？至少也是红眼病，不怎么光彩。 被习近平的宣传忽悠的粉红们也要想一想，就算你武统成功，台湾也被摧毁了。能得到什么呢？只能得到被全世界制裁和围攻，经济进一步衰退，生活更加困苦。不说打回石器时代吧，至少也一夜回到解放前。你愿意吗？你儿女们也愿意吗？不为别人着想，至少也为自己想一想吧。 小老百姓平时不关心政治，跟着人家瞎起哄。可是那些吃政治饭的大人物们也不懂吗？插个尾巴比猴还精的他们，为什么也干吃亏的事儿呢？那我们就要看看他们藏在背后的阴谋了。凡事都有它的道理，没有台前的就有背后的，没有你们的好处就有别人的好处。 按照福尔摩斯的原理：谁得利谁就有嫌疑。发动战争就可以解决内部的矛盾，这是自古以来政客们常用的手段。现在是谁陷入内外交困而不能自拔呢？好像是共产党和习近平同志。一场战争会动员起民族主义的狂热，提高人民对苦难的忍受力，不合理地消灭政治对手也会被大众所接受。以上及很多对掌权者的好处，正是内外交困的政客所需要的。 牺牲台湾人民的利益，牺牲大陆人民的利益，让台湾和大陆人民一起陷入灾难，只为了一小撮共产党官僚们的利益。这确实很不值得。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后，就不要跟着共产党的宣传瞎起哄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总统参选人党内初选，多少可以弭补我们对民主选举的负面观感，因为它确实是在民主机制下，对参选人进行的多轮试炼，每一回和竞争者的交战，都有助日后面对更现实、残酷的大选，比较过程，无论是知难而退，还是不耐打被刷了下来，其实都不委屈。 回顾2020年，民主党一度有29人宣布角逐总统门票，创历来人数最多，老将、新秀齐聚，背景族裔还非常多元。初期，几位领先群的参选者，好感度且不分上下，其中黑马当属政治素人、亚裔的杨安泽，他因为提出“自由红利”，主张政府每月发给每人1000元，让人耳目一新，曾在初选辩论击败一众资深州长，可惜后继乏力，惊奇之旅结束于2020年2月底。 参选总统一来当然要提出愿景，二者，他主要必须证明自己有洞察和解决当下问题的本事。辩论就是你的成绩单。而2020年2月一场初选辩论，也可以看作拜登渐渐和其他人拉开差距的转捩点。当时辩论主题聚焦于川普的外交政策（当时是美国很重要的讨论议题）。包括拜登、桑德斯、沃伦等等（杨安泽尚未退选），彼此意见可谓相当分歧。“分歧”的意义之一，代表参选者没有被所谓的党内政治正确绑死，而是可以陈述己见，再让选民评断好坏。 例如，在朝鲜问题上，桑德斯、沃伦和杨安泽都说自己如果当选，会延续川普“总统外交”的方式和金正恩保持互动。但拜登则说不会，他尤其强调川普的作法是在支持独裁，只会助长朝鲜核武扩张。 另外，桑德斯和沃伦表示他们会对美国军援以色列设定更严苛的条件，以迫使以色列无法并吞约旦河西岸，泰尔斯也说他会推翻川普将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计画。至于拜登，他在辩论会上提出了将考虑使用武力，去确保石油供应的自由运输。至于杨安泽和沃伦反对以武力遏制朝鲜、伊朗核武测试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那么，同不同意川普下令刺杀伊朗圣城旅指挥官？沃伦是属于明确拒绝的一方，桑德斯则是藉反问来回答：“问题不在他是一个坏人吗，而是暗杀能让美国人更安全吗？” 经过诸如此类外交、军事议题攻防辩论，拜登的民调开始走升，并逐渐拉开和桑德斯的差距，其他参赛者的出线希望更是愈显渺茫。 当然，外交政策不会是参选总统者唯一评量指标，但选民确实得以因此更清楚一个参选者的价值取向，是热衷单边主义？是人权优先？抑制他国核武的方式和保护油品供应的手段有无冲突？美国于全球安全动见观瞻，美国的外交政策又深受总统世界观、价值观左右，选民当然会希望知道台上参选者的实际想法。就像当沃伦在答复中国问题时说：“我们需要与中国合作，推进我们最优先考虑的国家利益，包括解决气候危机…但我们的价值观不能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马上有评论回应：“眼前那位是克林顿吗？” 初选的作用，就是要证明自己比“同党”中人更行，不是只靠大声批判共和党或川普就能获得青睐。简单来说，参选者每次的应答，都是在表现自己到底有料、没料，以及有多少料，是准备好了，还是原来是在越级打怪，以为微笑、放空、闭嘴就能蒙混过关。 所以，针对“是否考虑使用武力，对伊朗或朝鲜的核弹试射威胁先发制人”，拜登、桑德斯都说会（多数都会），沃伦和杨安泽都说不会，这就是在替选民提供有意义的判断。因为上述问题并不是抽象、假设的提问，而是无论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任内都曾直接面临的重大抉择。进而，当时参选者之一的美国企业家斯提尔（Thomas Fahr Steyer）以不置可否闪躲，便注定让他无法受到关注，也确实，他在花了近2亿美金投入初选后，很快即因为对国政议题见解欠缺高度，早早就被迫退出比赛。 参选总统就是打算领导国政，当时每个民主党政客、支持者，无不恨川普恨得牙痒痒，成天喊著“下架川普”，但倘若拜登让人感觉他只是想当总统，却不知道总统是什么，光是恨川普，民主党应该不会这么快就等到翻盘这一天。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