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鸣：该相信鞋还是该相信脚
2026 年 9 月 16 日
杭州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都处在一个周期内，岂能独免。杭州的楼市故事，和北上广深，又会有什么本质差异？ 前两天，署名“南方高速”的冰川撰稿人讲述了他在上海换房子的经历，勾起了我写篇同题作文的念头。 凑巧，我前段时间也想换房，经历和作者有些类似，入坑后才发现，眼下的楼市，真的跟几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01 我这套房子位于杭州大运河边，入手的时候，就因为位置紧靠运河，比小区里其他房子每平方米多了2000元。 这套房子是2018年左右置换的，出手晚了一些，正赶上国内房地产最后一波高潮，买的时候比两年前总成本多了不少。不过，一手出一手进，所以当时也没觉得亏。 这套房子的好处，地处运河边只是其一。其实，一年中可能也就冬天可以看到运河，平时都被长得枝繁叶茂的河边绿植给遮挡住了。比较重要的是，这里紧邻几所学校，小学、中学都有，有公办名校，也有民办名校，走走路就能到。 小区里不少人，都是冲着这点买的房子。置换率也比较高。总有小孩毕业了搬走，也有小孩要读书了搬进来。 这次想置换，也是因为小孩马上毕业了，想换稍微大点的房子。虽然这套房子周边配套、环境都不错，但房子本身小了一点，加上好几个书架的书，就显得比较局促。 一开始没想到置换到哪个区，纠结了一阵子。先是想就地置换，从这个小区置换到附近一个高档一点的小区，但是算了一下，要增加不少成本，不符合“如无必要，不增加总开支”的家庭指导理念，遂罢。 为什么“不增加总开支”呢？因为，按照我们的年龄和收入水平，人过中年后，本不应再期待年收入还能长期保持不变，或者说，要随时做好收入下降的准备。 现在的大环境变化，也不宜采取激进的财务计划。收入不见得上涨，家庭债务却在增长，这当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就地置换不成后，我们又看了几个离市区远一些的楼盘，想打一个价格差。当时打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能够买到面积比现在大、价格又合适的房子，说不定还能套点现金出来。 可惜的是，又要房子大，又要价格便宜，还要满足七七八八各种条件，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看了好几套房，始终都下不了决心。 有意思的是，看的几套房子，作为买的人，我们抱的是看看的态度，而卖的人似乎也是抱着卖看看的态度，双方都不是很积极。一般还没进入谈价格的环节，双方就都不表态了。 我看的都是二手房，卖房的可能和我一样，都不是一定要买或者一定想卖，而更多是出于改善的需求，所以显得没有那么急迫。 02 既然卖房、买房都不是一时三刻能完成的事情，就和家里人商量，要么先把房子挂出去看看。如果房子顺利卖出，也能“倒逼”自己抓紧完成置换。 这次把房子挂牌上网，找的还是几年前买这套房的中介。家里几次交易，其实都是找的他，前段时间到处看房子，也是他先帮忙打的前阵。 没想到的是，国内房地产经纪行业经过几年发展，也都“互联网化”了，大家的房源都要上到某个交易平台，由该平台来登记和推荐。这有点像出行领域的滴滴，外卖领域的美团，这个平台成了绕不过去的中介平台。 哪怕我找的是熟悉的中介人员，还是要跟这个平台的人员打交道，由平台分管这个辖区的门店来拍照和录入。而中介人员每年要交给这个平台相应的管理费用。 倒不是说这么做有什么坏处，但平台因为要面对的买卖当事人多了，服务未必就能够周全。 就比如说给房子拍照上网吧，那天平台的人匆匆预约后，就直接上门来拍了。当时我也不以为意，毕竟不是第一次卖房子，感觉不会有什么问题，当时又正在外面忙，也就没有赶回家。 后来房子挂出来，我才发现真是惨不忍睹。那个拍摄角度，可以说怎么糟蹋怎么来，床是乱七八糟的“原生态”，客厅几乎是“暗无天日”，而最大的亮点，落地式大玻璃和窗外的美景，根本就看不到。 这哪是在卖房啊，简直就是“逐客令”。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房子挂了近三个月，竟然连一个打电话询问的人都没有。是的，真的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啊。 这一反常情况，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照理说，哪怕房屋的照片拍得不尽人意，看中这个地段和小区的人，也不至于连咨询的欲望都没有吧。 或者是价格挂得太高了？我让中介查了一下小区最近的成交价，确实比我的挂牌价少。但是，房型、位置不一样，价格不一样也正常。何况，价格也不是不能谈的，何至于连一个“感兴趣”的人都没有呢？ 中介给了一个说法，说是目前杭州的二手房挂牌量处在高位，而且新房还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 截至今年4月，也就是我挂出房源期间，杭州二手房挂牌量达到21万套的新高，5月下旬更是突破22万套。这个数据未必准确（有重复的房源和长期挂牌的“僵尸房源”），但是打个七折八折，也不在少数，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同类城市。 这个因素应该是客观的。而且，另一方面，杭州的二手房成交量近期一直在下滑，3月份网签量是1万余套，4月份是7千多套，到了5月份又下滑至不足7千套。 这就是典型的供大于求，买房的人胃口难免“刁”了起来。 但这就是全部真相了吗？应该不是。 杭州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都处在一个周期内，岂能独免。杭州的楼市故事，和北上广深，又会有什么本质差异？ 03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国内楼市上一个周期（截至2018年上半年）的火热景象。 那一年，我同时卖房又买房，从询价、看房到交定金，比“闪婚”还要快。卖出去的那套房子，卖便宜了，对方说“夜里做梦都在笑”，作为卖方的我，却也是落子无悔，因为比起我的入手价格，我只是少赚了而已。 而我本来想买的一套投资房，当时那个火爆场景，如今想来都感觉非常魔幻。 那一天，售楼处突然通知可以交钱了，于是和家人驱车前往这个楼盘。到了才发现，售楼处已经挤满了赶来问询和交钱的人。 期间，只听有一个女的怒声质问：我带着全款现金来的，为什么房子就不能卖给我？ 这位捧着全款买不到房子的女子，如今应该感到庆幸。这个楼盘很快就烂尾了，时隔5年多，所有业主都还没有拿到属于自己的房子。 还有更夸张的事例。那年参加过一场由开发商组织的楼盘摇号活动（不是后来的公证摇号），到现场才发现，整个大厅里坐满了购房者。摇到号的人，从一个狭窄的通道进入另一个房间，房间墙壁上挂着一张平面图，显示楼盘在售状态。中签者只能在少数尚未售出的房号中挑选，决定要不要。 这个选房过程，只给5分钟时间考虑，如果决定要买，则进入下一个流程：锁定房号、签约、交钱、走人。 摇到房子，还要买车位，一个车位29.8万元。最近，我问了一下那个楼盘的车位卖多少钱，有人出价是19万。 现实就是这么骨感。 把房子从平台撤下来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那挂牌价600万的房子，价格直降到400万，比当时买的价格还便宜不少。也就说，即使不算房贷利息，这套房子也成了我的“负资产”。 醒来后，我的背上真的出了一身汗。但一时间，我竟分辨不出，哪个是梦境，哪个是现实。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情没有引起西方媒体必要的重视，但此事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中共意识形态的改造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习近平试图为党建立一个新的叙述体系和道统，即合法性。 6月1日和2日，习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像习这么忙的人，专门抽出两天考察北京的两个文化单位，已说明他本人对这次考察非常重视。陪同考察和参加座谈会的要员有蔡奇、中宣部长、人大副委员长、主管文化教育的国务委员、外交部长。此外，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负责人，有关专家学者代表等也参加了座谈会，这对一个座谈会来说，规格相当高。 这种高规格更体现在对座谈会的后续宣传和配套会议上。从6月3日开始，一直到9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中央党媒，以及省级党报，都发表或转发对于这次座谈会的评论文和相关报道。以人民日报为例，6月3日头版整版是座谈会的报道；之后几天，每天在头版都配有1-2篇评论员文章以及最少1篇报道，有时其他版面还有报道。6月7日，为配合这次座谈会，中宣部在深圳主办了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习致信祝贺。出席论坛的有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9日，深入学习贯彻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会议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懂中共宣传规则和纪律的人都知道，像这种大阵仗的高调宣传一个座谈会，罕见，即使是二十大，也没有如此密集发表评论员文章。那么习近平在会上讲了什么，让党的宣传部门必须这样隆重宣传。他提出了两个“新”的论断：（1）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2）”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习近平要从这五个突出特性来论证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等。可以说，每个突出特性都是服务于当下的政治现实，服务于党的统治需要。其中，特别应该注意的是突出的统一性和突出的和平性。用习的话说，前者是从文化上说明，中华民族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以及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后者是文化上说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显然，这样的论述是为解决台湾问题和扮演中国的全球治理角色做好文化上的准备。 “两个结合”则被习视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中共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他尤其看重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所谓“第二个结合”，认为这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以及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习要将马克思主义深植中国 中共过去的论述只有“第一个结合”，现在习指出“第二个结合”，目的是要打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阻梗，将两者嫁接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根植于中国内部的东西，而不是外部的东西，将党的统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上，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守护者，并在新时代将它发扬光大。在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有一种声音批评，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东西，和中国水土不服，不适合中国国情。习现在要告诉大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本质相通，他将两者“结合”，为中国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让党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进而巩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作为“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思想就是该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习在座谈会上还有其他论断，就不再引述。中共的宣传机器，党国的专家学者，正在大肆售卖他的这两个“新”论断，赋予其重大意义。确实，习正在为党改造意识形态，把中共塑造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党的统治是深植于中国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中国文化的根基，并从文化的角度说明统一台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为在全球治理中国将发挥主导作用提供文化解释。可以说，习的这些论述用大白话讲，实际最后都要向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中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出的统治者，它扎根于中国历史，是“天意”，任何反对势力动摇不了的。 毛反传统，文革倡导破四旧，要打倒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因为他自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有足够的合法性。习在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越来越受质疑的情况下，开始了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提出“文化自信”，把原来的“三个自信”变成“四个自信”。他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他要更进一步将中共的意识形态从马克思主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将党改造成一个立足和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政党。但这不表明习要抛弃马克思主义，他仍会高举马克思的旗号，加强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他现在在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为中共引入另一个合法性，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将他的习思想作为这两者“结合”的产物。 20年前，学者甘阳提出“通三统”，试图打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为中共寻找合法性。习此次比较完整地回归传统文化，大概率是中宣部长李书磊这位曾经的“北大神童”的杰作，事后看来，这是习为什么要任命他做党国宣传主管的原因。可以肯定，在习高捧传统文化，把党说成是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政党后，会受到信奉传统文化和主张儒教治国的群体欢迎，减少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其政治含义是为中共开拓了一个支持力量，有利党的统治。因此，若不出意外，接下来中共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会作出修正，传统文化会得到官方进一步的弘扬。西方舆论忽视这次座谈会，没有看到它对中共统治的未来意义，不应该。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债台高筑并非中国的新鲜事。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与“债务”二字相连。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共历朱镕基到李强四届总理，朱镕基上任以后清欠难缠之极的“三角债”一战功成，让其获“中国最懂经济的总理”之称。温家宝运气极好，上承江泽民加入WTO之势，以及朱镕基“抓大放小”国企改革造就了几十家国企寡头的垄断之利，不仅经济上保持两位数的连续增长，还能在全世界深受金融危机之苦的2009年投放5万亿救市，这一救，结果是李克强与李强接任总理一职时，都要接过处理债务的重担。 朱镕基何以获铁血宰相之称？ 1990年，中国经济整顿核心问题是清理三角债。1991―1992年间，“三角债”的规模最大时曾占银行信贷总额三分之一，全国三角债累计达3000亿左右（1991年中国GDP总量1991为2万亿元），全国有90%的企业被卷入“三角债”链条中，所谓“三角债”已经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甲欠乙、乙欠丙、丙欠甲的连环债务问题，而是捆住中国经济的绳索。清理三角债，成为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的第一单任务。 当时全国媒体上连篇累牍谈三角债的严重，形成三角债的主要原因被概括为：一是由于建设项目超概算严重、当年投资计划安排不足和自筹资金不落实，造成严重的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形成对生产部门贷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大量拖欠；二是企业亏损严重，挤占了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企业间相互拖欠；三是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或根本无销路，产成品占用资金上升，形成投入-产出-积压-拖欠-再投入-再产出-再积压的恶性循环。 为了让读者用最快的速度理解，就以朱镕基选择的清欠试点东北三省四市为例。根据当时的调研，朱镕基定下的清理方针是立足于治本清源，从解决三角债源头入手，重点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这个三角债源头，同时狠抓限产压库促销、调整产品结构和扭亏增盈。第一站选在鞍山钢铁厂，是因为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厂正饱受“三角债”折磨：当时鞍钢卖给沈阳电缆厂3000万元的钢材，货款要不回来。因为没钱，鞍钢无法支付炼钢所需的煤炭钱，导致煤矿不再给鞍钢供煤。煤矿的煤不能往外卖，就发不出工资，煤矿职工的生活就很困难。在调研组去之前，鞍钢正面临锅炉停产的风险。 煤矿、鞍钢、沈阳电缆厂的“三角债”问题，是中国当时经济的缩影。朱镕基认为连环清欠招数有迭加效果：譬如对电厂投入资金，电厂还给设备制造厂，设备制造厂还给钢厂、钢厂再还给煤矿、铁路，这样迭加起来，效果就明显了，投入1元清理3元。如果搞得好，还能达到1:4甚至1:5的效果。根据这一指示，辽宁首批清欠的试点企业主要从机电、冶金、煤炭、有色、建材等生产资料行业中选择。在东北三省，首批清理“三角债”的企业选择了300户左右。清欠小组对试点企业债权债务情况，先进行扎实具体的摸底，派了14个工作小组到东北重点省市帮助清欠。朱镕基本人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 清欠结果如下：用朱镕基提出的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在东北取得成功后，推广至全国。历1991、1992两年，3000亿涉及地方政府、银行以及众多企业的三角债，中央政府共注入清欠资金55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520亿元，地方和企业自筹35亿元，清理了2190亿元三角债。 这是朱镕基从上海调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的第一板斧。由于他雷厉风行的风格，这项最难缠的活居然速战见效，得到邓小平以及举国上下的一片叫好。从此以后，“经济沙皇”、“铁血宰相”成为朱镕基的绰号，“懂经济”更是他的金字招牌。 中国地方债何以债台高筑？ 胡温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黄金十年”，中国经济以年均两位数的增速进入增长快车道，但2009年投入5万亿救市之后，地方政府大量举债注入配套资金，大搞“铁公基”这类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开发，地方债务迅速积累。2012年是胡习交接班之年，次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与风险评估报告，宣布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加总的债务接近28万亿，占当年GDP的53%。国家整体资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债务风险相应提高，其中地方政府债务19.94万亿，须引起高度关注。该评估报告还指出，地方政府债务同样牵涉到城投公司、信托机构、银行、房地产企业等众多方面。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风险点也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信贷、地方债务、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等项目当中，中长期风险则更多集中在对外资产、企业债务、以及社保欠账等项目。 根据国家审计署当时公布的第24号公告，截至2012年年底，抽查的36个地方政府（15个省及其省会城市、3个直辖市及其3个市辖区）债务余额3.85万亿元，存在偿债压力大、借新还旧率高、变相融资突出等问题，其中有16个地区资不抵债——如果中国允许政府破产，这16个省区将成为中国的“底特律”。 也就是说，中国在2009年五万亿救市豪举中当了一回“世界经济的挪亚方舟”，但很快就品尝到债务过高的风险。 胡温至习共四次清理地方债 李克强从接任总理之时开始，就接过了地方债这个烫手山芋。2011 年以来，基于对债务规范化控制的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共经历了三次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2011年、2013年2014年）和一次专门针对隐性债务的摸底，在每次审计结束之后都相应出台了政策，要求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债务机制，并提出置换债、特殊再融资债、区域试点等措施进行债务置换，但措施基本无产儿，无法扼制债务规模继续增大，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无法自拔。到2017 年，中国政府开始对隐性债务甄别认定，希望摸清债务底盘，想法解决，最后无奈地发现，隐性债务是笔地方政府也说不清的糊涂帐，只能估计与明面债务相当甚至更大。 上述四次，从年份上看，一次发生在中共高层换届之前，三次发生于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之后。今天翻查中国政府处理债务问题。发现从1990年代开始，只有温家宝是造成债务却不用为此发愁的总理，朱镕基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处理3000亿三角债，李克强上台就处理前任的债务，李强则处理温、李滚雪球的债务：2012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总债务接近28万亿（地方债务19.94万），16个省区接近破产，李克强接盘；如今是27个省区接近破产，李强接盘。 时与势不再：“世界再无张居正” 考虑到三次清债未见成效，目前中国各地政府深陷地方债困局，国内有经济学家提出，破解地方债困局，需要中央政府投入“启动资金”。这是从朱镕基当年清理三角债的经验出发，希望中央投入1元，能够达到1：3的清欠目标。 但是，朱镕基当年清理三角债的时势不再，事与理亦不同。且看本人分析。 1当年朱镕基履任副总理之时，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之时，“铁血宰相”之所以能够令行禁止，乃因这一时代背景； 2、那时的三角债主要在实体经济领域，抓住产供销的源头清理，就能盘活经济。现在的地方债问题，乃因地方财政对土地、基建工程过份依赖，房地产市场现已严重饱和，无足够的买家进场；基建工程本就是政府出面的公益，不追求市场效益。问题的源头在政府，病在金融领域，中央再注资，还是用来解决地方的人头财政，不能在生产领域产生效益。 3、朱镕基清理的3000亿三角债只占当时GDP总量2万亿的七分之一，如今地方债务过于庞大，66万亿地方债务占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半。就算中央政府有意注资，也只能印钞投入人头财政，导致通胀飙升。中国人民币又不比美元这世界硬通货，美元超发通胀外办理，人民币过多发行，通胀全由国内承受。 明万历前十年张居正执正，经济繁荣军费充足；张居正之后，明朝财政开始显露严重问题，时人感叹“世间再无张居正”。此处引用此语，一层意思是指朱镕基的能力与魄力，更多的是指中国不再具有这位“铁血宰相”当年清理三角债的时与势。美国州一级是地方自治，底特律破产就烂这座城市。中国是中央集权下的分层管理，地方政府一旦破产，中央集权无根可依。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昨天，正值六四事件三十四周年纪念日，自由亚洲电台适时刊登了《“天安门母亲：“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黑暗的夜晚”》，报道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的祭文写道：三十四年前的今天，当时的政府动用野战军使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在首都长安街以及其他重要街道上，无视马路上众多的民众，横行霸道、真枪实弹地向人群开枪，用坦克碾压，残暴地镇压了学生和市民们。我们的亲人，他们就是在那个血腥的夜晚倒在罪恶的枪弹下，为了心中的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笔者也是八九学潮和六四镇压的亲历者之一。历劫之后的第三天即从当时的一位现役军人，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某领导人的一位秘书口中证实了6月4日凌晨沿长安街由西向东，凭借坦克碾压和和自动步枪实弹射击一路杀进天安门广场的，正是事先被广场上风传已经因为坚信“人民军队爱人民“而“倒戈”的中共“万岁军”第三十八集团军。 而当时之所以有三十八军“倒戈”的风传，则是因此前确曾发生的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将军的“抗命不从”所引发。 杨继绳先生在他的一本书《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中，详细记载了当年徐勤先拒绝率领部队参与戒严、镇压学生的过程：“当时，徐勤先因患肾结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就医…… 。（1989年）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军区的开会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命令，让（所属几个军的）军长们当即表态。其他军长没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说：‘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李来柱说：‘今天没有书面命令，以后再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徐勤先说：‘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李来柱说：‘那你就给你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 书中继续写道：“徐勤先给政委打了电话，然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说完就回医院。他回来后同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说，他作了杀头的准备。他说：‘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 笔者今年4月21日在本专栏发表的《“武大郞开店”的习近平岂容刘亚洲如此“张狂”》一文中介绍了曾经被江泽民选中为三十个军中重点培养对象之一的刘亚洲在一场内部演讲中所表现出来的张狂和自信心爆棚，足以证明他绝对没可能得宠于“武大郎开店“心态经营自己干部队伍的习近平。该文中着重介绍了被好事者整理成《信念与道德》一文在网上“散布”的刘亚洲2002年11或12月在当时任职成都空军政委时一份内部讲话中的部分内容。不过尚未得来及介绍如下一段与六四事件相关的内容： 京津地区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地区的老百姓都是很关心政治的。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关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关键时刻，越是京畿的部队越不能用。六四”时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和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是个将才。他在坦克一师当师长时我看过他指挥的一场演习。他懒洋洋地坐在，不，几乎是半躺在帐蓬中的椅子上，指挥千军万马，头脑清晰如闪电，井然有序，大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气势。在中国军队这样的人不多。与他不相伯仲的有×××，×××。超过他的只有兰州军区×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四”期间，北京告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亲自开车到保定，要徐勤先带部队进京。徐勤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周说，没有。徐说，那这个兵我不能带。周依冰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三十八军就驻在京津地区。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句，刘亚洲在他这篇21年前的讲话里，是完全站在坚决支持武装镇压六四天安门广场运动的立场上的。 请看他当时讲的如下这段内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已经在政治上发挥了两次重要作用，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哪两次呢？一次是”六四”政治风波。小平同志说过，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既然非来不可，早来比迟来强。”六四”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最近大家在学习”十六大”的政治报告，里面有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十三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辉煌成就。这个”十三年”从什么时候分野？从”六四”。可以这样说，没有”六四”问题的解决，就没有我们国家今天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没有军队，”六四”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也就不可能有这十三年的辉煌。6月4号那天早晨，北京城经过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后突然平静下来。许多清场部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不知道下一步事态会怎么发展，神经的弦绷得紧紧的。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电话都不通。为什么打不通呢？因为全体市民都躲在家里打电话，电话一下超负荷，瘫痪了。谣言象长了腿，飞跑全国。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齐聚在天安门广场上。当时，杨尚昆主席讲过这么一句话：”‘六四’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 而当时的三十八军为什么没有因为军长徐勤先的抗命而“倒戈”？中共当年一本内部出版物《钢铁的部队——陆军第38集团军军史》中这样记录： “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情况错综复杂，尖锐激烈。在国家重要的舆论工具发生了错误导向，我集团军出现原军长徐勤先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的严重情况下，我集团军党委和部队之所以能够排除干扰，在行动上坚决服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调动和指挥，这是由于部队从上到下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定的政治基础。这种觉悟和基础的确立，既靠平时的教育，又靠结合任务进行及时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 这里说的集团军党委，随着军长徐勤先“撂挑子”，立刻完全落在了在时任三十八军政治委员王福义的掌握之中。这个王姓政委比出生于1935年的徐勤先年长三岁，从1988年4月开始担任军政委。 正是因为有这个王福义当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徐勤先的对立面，坚决拥护军委下达的提拔时任副军长张美远代理徐勤先军长职务的命令，才令后来的三十八军抢下了进京镇压的头功。 因为配合张美远指挥三十八军坚决执行进京镇压命令有功，这个王福义半年多后即被官升一级，被安排为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军区纪委书记，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被安排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93年7月被江泽民授予中将军衔。 至于当时的张美远，本来就是已经在三十八军副军长位置上获授与徐勤先同样的少将军衔，并被送进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系学习。因为徐勤先抗拒执行带部队进北京参与镇压的命令,时任国防大学校长张震亲自将中央军委下达的一张任命张美远为代军长的命令交到张美远手中,令他紧急赶回保定军部主持集团军司令部的工作。 此后,张美远忠实执行邓小平的命令,及时将三十八军司令部指挥所移至北京西山,与北京军区作战部联合作业,并将手下的步兵一一二师、一一三师及坦克旅、炮兵旅及时调进北京,为从六月三日晚上开始的镇压行动立下了头功。 6月4日凌晨1时，三十八军一一二师副师长佟大刚乘坐“003号”轻型装甲车最先抵达天安门广场东侧，但装甲车在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突然熄火，紧随其后的三十八军政委王福义和副军长（代理军长）张美远乘坐的指挥车到达天安门金水桥，跟进的“332号”装甲车首先驶入天安门广场，接着，45辆装甲车陆续开进到天安门广场。 如上这一自然段的内容是一一二师副师长佟大刚在镇压之后为自己请功的文章《浴血金水桥》中亲自描述，该文收录进当时出版的《戒严一日》一书。 而三十八集团军军史对这一段的相关记载是：“面对暴徒的打、砸、抢、烧、杀，指战员们英勇无畏，以步代车，人护车行，突破了12个路口，排除了暴徒设置的由燃烧的汽车、电车组成的7道火障，克服了7公里长的密集路障，历经4个小时的艰难奋进，于6月4日1时30分到达金水桥一线，作为成建制的集团军，第一个开进天安门广场。……集团军1万零8百名官兵、45辆装甲车在清场前开进到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暴乱分子的嚣张气焰，摧垮了他们的西部防线，震慑了盘踞在广场的顽固之徒，为取得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这支执行镇压任务最坚决的部队受到中共当局的高度赞扬,邓小平、江泽民等人都亲自签发过给他们的嘉奖令。张美远在“圆满完成平暴任务”后立刻被正式任命为军长。不过日后有外界报道说他因此而被晋升中将衔的说法是错误的。 接下来，当时的军委工作实际主持人杨尚昆和杨白冰在为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十四大筹集军内代表时，将暂时还留在三十八军军长职务上的张美远安排进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 本来,杨白冰已经计划好在十四大上安排张美远进入中央委员之后即提拔他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准备接替王成斌的司令员职务。当时的王成斌已经六十四岁。 令张美远没有想到的是,十四大上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第二个月,不但未能如愿晋升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反在被解除三十八军军长职务的同时,接到调到兰州军区所辖的青海省军区任司令员的调令。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叫邹玉琪的杨白冰亲信，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也被江泽民下令调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据说当时向此二人传达中央军委命令时,均要求他们只带一名警卫员,三日内赴兰州军区报道。 有当时的军内人士分析说,因为兰州军区的领导班子与杨家兄弟没有政治瓜葛,所以江泽民和当时的中办副主任兼邓小平办公室主任及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在倒杨之后把杨白冰在北京军区培植的政治亲信打发到兰州军区最为放心。说好听了是“平级调动”,说难听了是“控制使用”。 对比一下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去世之后 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和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召开的十四大上先后产生的两届中委名单,就不难发现了个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一批本来不够退役年龄的十四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军方代表,在十五大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的名单上已不见踪影。特别是像张美远这样的在八九“六四”事件中“平暴”有功的军事将领,十四大上曾经被论功行赏,十五大上竟也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这是因为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夜,江泽民虽然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扳倒杨家兄弟一举成功,但因为时间关系,此前已经制定出来的十四大中委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已经来不及更换,以至军队有一批效忠杨家兄弟的高级将领还是在十四大进了中委和中央候补委员序列。 张美远出生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九七年十五大时正好六十岁,说起来也不算年轻。按照中共军队干部严格的年龄标准,正军职干部六十岁再升不上去的话,就只能退役了。所以当时的江泽民于十五大召开之前的一九九六年七月又签署命令,安排张美远出任兰州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副书记,仍然享受正军级待遇,军衔仍然是他一九八八年以副军长职务得到的少将军衔。这样就可以在不提升他级别的前提下,“名正言顺”地不安排他在十五大上继任中央委员。 张美远是在一九九七年底被宣布退役的。当时的徐勤先已经刑满出狱，被内部宣布降为副军级待遇安排在石家庄“休养”。据说张美远曾请求去看望一次自己的“老首长”徐勤先，得到了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恩准，但却被徐勤先本人婉拒。 出狱后，徐勤先曾去拜访李锐，谈了有关“六四”的情况。他70岁生日，也曾请李锐到石家庄家中相聚。李锐手书一幅对联送给他：“傲骨虚心真力量，热肠冷眼大慈悲”。李锐先生说：他是一个难得的将才。他反对‘六四’镇压，人民军队怎么能向人民开枪呢？作为一个将军，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2021年1月8 日早上，徐勤先在河北石家庄离世，享年86岁。自由亚洲电台当日即刊登《六四抗命的38军军长徐勤先去世》一文及时给以较详细的报道。 另外，外界至今也还较少为人知道的当年三十八军的前任军长，时武警部队司令员李连秀也是因对“六四”镇压的命令执行不力而丢官。事情的详细经过，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六四34周年，海内外中国人和国际社会没有忘记，一如既往地隆重纪念、追思民主先烈、激扬民主理想。而中共方面，依然紧张，高度紧张，年复一年地紧张。它们没有自信、没有安全感。说了四个自信，但他们一个自信都没有；说了一百多个安全，但他们一个安全感都没有。 中南海百般设防，并在网络上设置无数敏感词，连领导人自己的名字都成为禁词（在游戏平台上），极尽荒唐和荒诞之能事。然而，出其不意的抗争事件仍然不断发生，令他们防不胜防。一名女子在北京国家体育馆 — 鸟巢顶上勇敢挥舞象征自由的星条旗、撒下传单，有独立宣言，还有她自己的告同胞书。在清华大学的学生会大屏幕上，出现“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口号，同时提出五大诉求，呼吁民主和宪政。 三十四年过去了，岁月无情。时间消耗了八九一代（包括当年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但也消耗了独裁者。八九一代，从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青春岁月不再，民主理想仍未实现。但纵观独裁者，被称为六四屠夫的邓小平和李鹏相继死亡；六四的获益者、镇压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也已经死亡。他们没有带走任何荣华富贵。 中南海今天的领导人，自以为一派独大、一人独裁，幻想红色王朝能够千秋万代。然而，纵观历史，所有王朝政治，专制制度，都只是过眼云烟。或数百年，或数十年，或数年，无不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而专制王朝更替和覆灭的周期愈加缩短。历代独裁者，没有带走任何荣华富贵。现在和将来的独裁者也不会例外。 放眼当今世界，只有民主国家，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而长盛不衰。道理很简单，人民当家做主，人民管理国家。只有民选政府，才能集思广益；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长治久安。这是客观规律，中国不会例外。 八九民运和六四屠城，不仅深刻影响中国当代史，也深刻影响世界当代史。当年就成为东欧解放和苏联解体的重大推动力。三十四年过去了，国际社会没有忘记。各主要民主国家继续发声支持中国人民，支持中国民主化，或通过各国政府文告，或通过各国驻中国大使馆发声。世界各国已经觉醒，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并非什么中国威胁，只有中共威胁，那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世界和平呼唤一个民主中国；人类未来需要一个民主中国。 中共企图让几代人忘记历史，然而，当今中国，经济滑坡，失业严重，外资外企加速撤离，高速经济增长成为明日黄花。老年人无所保障，中年人彷徨无计，青年人躺平断代。于是，与统治者事与愿违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希望寄托于民主中国。他们越来越明白一个基本道理：妨碍中国发展和进步的根本障碍，在于一党专政；而促进中国发展和文明的根本道路在于民主化。 当年，1989年，作为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八九一代举起了民主火炬；今天，作为海外民主运动的坚持者，他们又担当了火炬传递者的角色。因为，香港已经沦陷，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不再，海外民运理应接过香港市民的民主火炬，把他们不能再办的六四纪念馆建立在海外，把他们不能再继续的六四纪念活动延续在海外。与此同时，八九一代也有义务和责任向年轻一代传递民主火炬。 由此可见，八九民运从未过时。三十四年后的中国，向往民主的中国人，有增无减，尤其追求民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去年底如狂飙骤起的白纸运动和白纸革命，就是明证，它的参与者和组织者都是年轻一代，可爱的00后。还有觉醒的海外留学生主体，他们是中国的希望，他们是中国的未来。 八九民运的火炬，将在年轻一代手中传承。火种不灭，理想将继续燃烧。一个民主、自由和文明的中国，或迟或早，将诞生在世界的东方。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挡；任何势力的阻挡都将是徒劳。时间将证明一切，历史将证明一切。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乔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里面提到三个理由极权统治会失败，一是战争，二是饥荒，三是领导人软化，无法铁腕镇压反抗人民。我觉得在现在的科技世界里，饥荒已经不是极权政府会失败的理由，看朝鲜就知道。只要西方国家仍然有科技大量生产粮食，极权国家互相勾结扶持，统治阶级懂得情绪勒索善心西方人士，统治阶级就不会饿死，饥荒就只会是人间灾难，而不会是独裁者下台的原因。 所以，共产党在中国会倒台的原因，只剩战争和领导人软化。但我们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分水岭，屠杀之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共产党为保卫政权，杀害人民是没有底线的。苏共倒台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学得教训，习近平说，苏共这么多人，“竟无一人是男儿”，挺身保卫政权。所以习近平为首的红二代，非常清楚独裁意志软化会有什么后果。我们绝对看不到这一代的共党领导人，有成为蒋经国的可能。 因此新冠封控造成的民意反弹、上街抗议，甚至在可见的未来，所有中国社会不满的声音，通通会被铁腕镇压，杀鸡儆猴的事例，只会用越来越强势的方法进行。科技给了共产党强力的武器控制人民，只要习近平意志不软化，就不可能有革命发生。不少反共华人，期待中国经济下滑、民不聊生会有张献忠之类的革命军出现，那是太过天真的看法。只要统治阶级日子过得好好的，革命在共产中国里，不会发生。 所以共产党倒台的理由，只剩战争一途。也因为战争的变数太多，改变共产党统治能力的变数无法控制，正常情况下，习近平没有任何理由攻打台湾。而不正常的情况，只有两个，一是美国退缩，不再于西太平洋提供安保，二是台湾把自己弄得太容易被吃下，习近平不出手都不好意思。目前看来，美国内部抗中声音高涨，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家，都没有任何孤离主义的倾向，所以共产党很清楚美国的立场，不会误判，而胡乱出兵，搞掉自己的政权。 因此，只要台湾不要把自己放在盘上，给共产党当成不费力气的佳肴，台海就不会有战事。这也是这次总统选举重要的原因，只要台湾强化自保，坚持反共的决心，台海就会有和平。 （※本文作者为美国财务学教授。文章经授权，转载自作者推特。）
脱口秀演员李昊石的所谓“辱军”事件肇始于李昊石用“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来形容野狗的生存能力强悍。而这两个词恰恰是习近平2013年为解放军做的指示和要求，是只能用于解放军的专有词语，不可将其意转嫁挪作他用。 中国是个口号治国的社会，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共同特征。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在口号治国方面胜过他的前任，除了毛泽东。他造了大量的政治“新词”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成了党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影响深远。这些新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伴随某个阶段的国家发展目标和任务提出的，如中国梦、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可算与时俱进；一类是要彰显和维护中共统治及他个人权力的，如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四个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领导一切、伟大斗争、政治规矩、政治建设、根本遵循、关键少数，等等，带有典型的习式特色。 从控制话语到控制思想和控制一切 奥维尔在他的《一九八四》这部小说中为我们虚构了一个极权国家大洋国，它的统治者“老大哥”和“英社党”统治人民的一种方式是“新话”，党的口号就是，“谁能控制话语，就能控制思想，谁能控制思想，就能控制一切”。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乃为控制人民思想而专门发明的。习“创造”的这些政治“新词”也频繁出现在党的文件、报告、领导人讲话、对外交流、报刊宣传、干部学习、学生课堂以及专家学者的演讲与论文里，成为党在新时期的“新话”和意识形态，它们构成习近平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共向外输出的“政治文化”。 习的政治“新词”特别是后一类，可以把它们称为革命词语或革命大词，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个革命党的政治文化的言说表现。这类语词人们耳熟能详的还有人民领袖、舵手统帅、舆论斗争、自我革命、红色文化、政治面貌、政治安全、政治家办报、历史虚无主义、境外敌对势力、忘我之心不死、我将无我。虽然有些革命语词从毛时代就一直延续下来——就此而言，并非政治“新词”，然而，到习这儿，他把这些革命语词的含义复活了。 革命党以推翻一个旧世界为己任，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讲究一种鲜明的政治导向性和强烈的鼓动性，诉诸人们的内在情感。这种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在文革走向极端，变成了一种革命的大词，但也就失去了革命语言原本具有的活泼和情感性，干瘪无趣，内容空洞。如文革流行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大批判、臭老九、黑五类等。用一些研究者的话来说，文革时期的政治语言具有格式化、刻板化、标准化、粗野化的特征，强烈的政治色彩遮蔽了语言使用者的个体情感，导致语言内涵日益苍白，表意功能日益弱化，语言活力日益萎缩；由于丧失了个性化语言的表达空间，也使得空话、套话、大话过多的现象盛行。 这种情况在今天又被复活。曾几何时，鉴于革命语言在文革达到极致，让人们对这种表达方式憎恶到极点。文革结束后，思想解冻，此类貌似崇高神圣的政治语言成了小说家和艺术家们无情嘲笑的对象。比如王朔和王小波的小说，就有大量这样的描写；尤其《编辑部的故事》和《我爱我家》这两部室内情景喜剧，它们人物对话的基调建立在革命语言的反讽上，那些革命语言通过剧中人物“一本正经”地说出来，其内在的荒谬性立刻显露无疑，引起观众强烈共鸣，达到消解这些政治语言意义的戏剧效果，以致它们成了中国情景喜剧的经典，至今不能超越。用今天当权者的标准看，无论是二王的小说，还是这两部情景喜剧，对政治语言的肆意嘲弄，其对政权的冒犯，比李昊石事件要严重得多。可在当时，观众都没把它当回事，审查机构也习以为常。这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相对宽松。 习运用革命语言驾轻就熟 然而，这一切随着习近平的上台，烟消云散。习对政治的严控，不是一步到位，而有个逐步发酵的过程，初期是试探性的，等到成为核心，权力稳固，就不再半遮半掩，而原形毕露。习在建立极权统治的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借鉴和引入中共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进入党的政治生活。革命文化和革命语言当然从来不曾远离中共，但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要和西方接轨，它渐渐隐身。而习一直保留着他年轻时所受的革命意识形态尤其是文革话语的教育，这使他接受和运用这一套革命语言的表达方式，驾轻就熟，毫无违和感，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稍稍加以改造，就能推陈出新。比如习爱在讲话中引毛的诗词，他曾在一次发言中说，昨天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今天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明天是“长风破浪会有时”，这就是典型的革命大词，在毛那儿，这几句诗还表现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但在习这儿，只剩下一种不知所云的装腔作势。 不过，要想革命语言和革命大词在新的政治现实下成为中国流行的政治文化，就必须设立一层保护机制，对敢于讥讽、挑战这种革命语言的行为，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要进行打压，让人觉得革命大词神圣不可侵犯，这也就是外界看到的，官方这些年来划定的政治敏感词越来越多的原因。若有人触碰了这些敏感词，轻得通报批评，重得判刑。李昊石不幸错用了“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两个革命大词，把它用在不该用的对象身上。相对而言，这两个词本身不像“新时代”、“全过程民主”或者“宪政”、“人权”一类词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可由于被大众默认为是解放军的“专利”，也就不能有人对它随意造次，其意思不能随意被转作他用，否则也是触犯革命语言的政治禁忌。对人们来说，比起那些被明确圈定不能触碰的政治敏感词，此类词语的运用要更加小心，因为在出问题前，谁也不知道它能不能被“冒犯”。 可以说，李昊石事件见证了革命语言和革命大词的回归。这是习近平时代的政治，它反映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现实。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愿你去到新天地/在那边休息/闲来看出戏——常玉 当代中国有两个翻天覆地的时间节点：一九四九与一九八九，这两个时间不需要做任何注释。还有另外两个重要性稍次一级的时间节点：一九七六（毛泽东死亡，文革名义上结束，中国开始所谓的“改革开放”）与二○一二（习近平上台，走向史达林式的帝制）。这四个时间节点都触发了巨大的流亡潮。 一九八九年的枪声一响，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顿时灰飞烟灭。数千名知识菁英逃离中国，而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及其家人，有数十万人通过美国总统的一纸行政命令，获得“六四绿卡”得以留在美国。此后三十多年，一直至今，中国人成为到欧美国家申请政治庇护的最大族群。尽管如俄罗斯流亡诗人德·博贝舍夫所说“所有人都是流亡者，从亚当开始”，但流亡之路上的艰辛苦楚，仍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伟大的逃亡者，他正在创造他的道路 一九八九年的枪声，将很多人的生命击穿，裂成两半，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 在因“六四”而流亡的人中，有七十三岁的新闻界前辈戈扬。戈扬曾是中共新闻界的“四大花旦”之一（杨刚、浦熙修、彭子冈、戈扬），经历二十二年的右派折磨，一九七九年获得“改正”时，已六十三岁，老当益壮，出任《新观察》半月刊主编——这份刊物成为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其影响力超过了储安平时代的《观察》，我在中学时代持续阅读了好几年。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戈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完胡耀邦追悼会后，应邀赴美参加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活动。在美国听说北京戒严、军队开枪镇压学生的消息以后，她公开宣布退党：“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现在的这个党。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她晚年接受香港《开放》杂志访问，“以一个革命者、流亡者变成一个美国公民的漫长经历，给后代人一点忠告”，毫不犹豫地说：“生在这样的时代，我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但我应该把我的经验告诉后人。这经验归结一点，就是：共产党已同一个邪教差不多，是不可以信赖的、不可以和它靠近的。否则，多好的人，也会变坏。” 到美国时比戈扬还年长一岁的，是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出党的“老牌自由化分子”王若望。王若望早年赴延安追随中共革命，从延安整风到反右、文革，每一次政治运动都首当其冲成为打击对象，因为他像马丁·路德那样坚持说真话。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他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罪名被捕，入狱十四个月。一九九二年八月，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七十四岁的王若望与妻子羊子一同赴美（他并非最年长的流亡者，二○○九年，揭露中国艾滋病泛滥问题的高耀洁医生以八十二岁高龄流亡美国）。到海外后，他考察分散在各国的中国移民尤其是民运群体，坦然承认：“大陆来的朋友，灵魂深处都有个小毛泽东的阴魂在作怪。我是共产党的资深党员，我身上的‘小毛泽东’一定更顽固。因此我们都面临著一个驱鬼附体的任务，那就需要时时提醒自己，事事检查自己，要培养成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浸透了现代文明的民主气息，这一个长期的自我修养的任务。”他明知民运是火坑，仍跳下去，但不仅没有振兴民运，反而加剧了民运的分裂与内斗，真个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后来，王若望获悉患上肺癌绝症后，虽然思念故国，但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不可再发批评文章和接触敏感人士”的回国条件，二○○一年在纽约病逝。 一九四九年夏，年轻的李志绥在澳大利亚留学和行医，接到中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信，邀请他回国工作。李志绥和妻子经香港回到北京，五年后因医术高明、工作出色，被选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还曾出任毛的医疗组组长，在毛身边工作二十二年，一直到毛死去。一九八八年，李妻吴慎贤被查出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在已移民美国的两个儿子劝说下，李氏夫妇赴美治病，这一年李志绥已六十九岁。一九八九年一月，李妻病逝，去世前叮嘱说：“一定要将在毛身边工作的经历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后代”。随后发生“六四”屠杀，李志绥与中共决裂，不畏艰险写出轰动世界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将毛拉下神坛。书中揭露的若干事实人神共愤。书中“饿殍遍野”四字用了多次，大饥荒时代，可怜的老百姓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还在指望周末晚上在舞会“选妃”的红太阳帮他们作主。毛的淫乱超过历史上的昏君，其包皮过长，平常又没有清洗的习惯，被其中一女友感染上阴部滴虫病，成了带原者，传染给其他女友。李建议毛洗洗私处，毛的反应是：只要他自己不会有症状就好了，没有必要清洗，“可以在她们身上清洗！”一九九五年，李志绥因心脏病突发死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家里浴缸中，其死亡方式与流亡南韩的黄长烨很相似，有人怀疑他是被中共特工暗杀。 中生代流亡者更多，其中不少是政治活动家，自诩为“中国民主之父”的就有多位。因身患“监狱症候群”，以及沾染王若望所说的“毛泽东病毒”，到了西方自由，与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很快丑闻缠身、光环尽褪，乃至成为负面人物。当然，他们不会承认自己身上有问题，不会去看心理医生，将失败全都归咎于“中共特务的破坏”，“中共特务”真是一个什么都装得下的垃圾桶。 中生代流亡作家和学者，很多都坚持创作与研究，且有蜕变与升华。其中，高文谦在美国出版《晚年周恩来》，震撼性堪比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拆毁了周恩来这个中共最后的道德牌坊。高文谦生长在一个共产党人家庭，其父母在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青年时代曾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八○年退伍后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他与北京学生和市民一样，目睹解放军杀人，同时躲避解放军的追杀。他和一群市民躲进小胡同，解放军追进来。“当场我看到有三四个人倒在血泊里。我跑到一个墙根底下，一个七十多岁北京蹬三轮的老大爷，跟我一起蹲在墙根下面。老大爷说的话我一辈子忘不了，他说：共产党真是缺了八辈子德了，小日本当年进北京城都没有这样杀人，真是伤天害理啊！”一九九三年，他终于有了机会离开中国： 我跟共产党的缘分已经尽了，我要自己再走一条路，重新活一把，要活出自己的尊严来，要免予一种恐惧。重新走一条路也是非常困难的，前路茫茫，但是我愿意这样走。为什么？就是因为“六四”残暴的杀人。 高文谦到美国后，先后在多家学术机构和大学担任访问学者。这时他已开始写作《晚年周恩来》，把这位在中共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人物的真实面貌留给历史，但他受到来自中共的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长熊光楷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吉向哈佛大学施压，费正清研究中心取消了对他的资助。但他坚持完成书稿，此时他在国内的母亲得了白血病，中共使出软硬两手——软的是想用重金买断书稿，硬的是威胁他，“你妈妈在文革中受了很多磨难，让她安度晚年吧，不要再给她增加新的磨难”。高文谦面临艰难选择：出书，还是回去给老母送终？回去就出不来，出书就没有办法尽人子之道。她妈妈给他写了封信，在信封上写了四个大字：“万金家书。”信中写道：“不要管我，你一定要把你所知道的告诉老百姓，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他最后选择出书，未能给母亲送终，跟母亲天人永隔，成为终身之憾。 流亡诗人杨炼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征概括为“主动的流亡”和“历史的忧郁”，他本人在未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发现自己将在海外流亡很久，在澳大利亚海边的悬崖观看惊涛拍岸，终于悟出“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现实之“无根”，正是“精神之根”。昔日伤痕文学新锐孔捷生去国之后，转而以“易大旗”为笔名写了百万字惊才绝艳的杂文，后来又提笔写古体诗和小说，他说自己是一个很有坚持的人，“已看惯云起云落，我深知每个人心中的理想国都难实现，故而才有一代又一代的求索，如同夸父追日”。昔日先锋诗人马建，移居英国后写小说，长篇小说《红尘》、《阴之道》、《肉之土》、《中国梦》等荣获英国库克旅行文学奖、雅典文学奖等国际奖项，他坚信“只有在文学中，我们才能充分表达社会的不公、人性的极端和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美国学者莫拉·康宁恩评论说，“虽然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马建在作品中对中国的描绘并没有凝固在某个时间”。上海作家、翻译家王一梁延至二○○三年流亡海外，先后居住在美国和泰国，在清贫与凄苦中却坚信：“流亡，不也意味著一次崭新的诞生吗？流亡作家也是真正自由作家的同义词。没有祖国的束缚，没有任何文字的束缚。作为世界公民，我们可以真正地飞了。”二○二一年，他因病在泰国去世。 流亡的时间如此漫长，当初的中生代，已逐渐凋零。二○一八年在香港病逝的孟浪，年仅五十七岁。孟浪是一九八九之后流亡海外的诗人，我在独立中文笔会与之共事数年，一起编辑笔会会友的文集《诗歌与坦克》，他如狮子般的胡须和声音似乎仍在我身边晃荡。 流亡海外九年后，孟浪如此回答记者的访问：“九年的流亡生活，前半部分是被迫的，我在中国因为追求自由，希望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自由的空气，所以才受迫害；后半部分是自觉的，我终于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我希望所有流亡作家诗人们，不管他们是自愿选择流亡或被迫流亡，可以更早、更快地回到一个安全的、自由的、民主的祖国继续和平地宁静地写作和出版。但现在看，似乎要流亡更长的时间。因为中国还是以前那个中国，而我还是以前那个孟浪。” 诗人徐敬亚指出，在中国当代现代诗的词库里，“中国”一词出现频率最高的可能属孟浪，孟浪几乎成为“中国”的第一呼叫者。“逃得更快／更远”、“我的出生地……与只身出走的户主无关”、“在远景中，中国消失了……在远景中，是一张废纸离开中国！”即使在流离的诗人中，孟浪的“祖国”情结也是最重症的。他曾发问：“寻找祖国，还是寻找天空？”他那句“背著祖国到处行走的人”，几乎成为自画像。在全部翘课的孩子中只有孟浪对往日校园依依不舍：“祖国／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仿佛认定了宿命：“祖国和他相对一笑：背著他！背著它！” 在最后阶段的创作中，孟浪已然获得从普世高度“鸟瞰”土地意义上的中国。“炮制出又一个祖国／并且思乡，让南北极突兀地拥抱在一起”、“那个人站在一个国家的对面/他在一片空白里/上衣像一束枯萎的花朵/在他无力的臂弯里”、“我有无数个祖国/我有无数条道路/无数的我闪闪烁烁”、“伟大的迷途者，他正在创造他的道路/失群的恰是众人，多得无以计数……伟大的迷途者，决定终于作出：/征途才是归途，征途就是归途/伟大的迷途者，他正在考验他的道路/哦，受难的迷途者，他正在成就他的道路/就是没有路也可以逃”。这一超越是流亡路上关键性的一步，诗歌与人性皆褶褶生辉并交相辉映。诗人由此向死而生。 一九八九年踏上流亡之路的学生一代，如今已是人到中年。那些曾遭通缉的学生领袖，三十多年后，有的成了富豪，有的当了教授，有的清贫度日，有的四海为家。王丹多年在台湾深耕，警醒台湾民众不要吞下中共的糖衣炮弹；周锋锁成立“人道中国”机构，帮助所以百计良心犯及其家属。但整体而言，无论在人权活动还是在文化艺术创造上，这一代人在海外的作为不能令人满意。在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一次活动中，苏晓康真诚而严厉地指出：“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听不到八九参与者，从当年的学生领袖、知识菁英、到党内改革派，对这场政治冲突，向历史和人民做出负责、清晰的真相说明，更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有像样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义，可以宽慰无数死者的亲人，为讨公道而厘清罪责，为今后的抗争留下经验教训。”可惜被批评者中极少有人作出正面的回应。 “六四”之后的流亡从未结束。“六四”以后至今，很多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因批评中共，或触及若干敏感议题，受到骚扰和迫害，有的再也不能返回中国，有的回国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坐牢，这张不完整的名单正变得愈来愈长（仅列出仍在世的）：张广达、郭罗基、阮铭、陈奎德、张郎郎、丁抒、王飞凌、余茂春、何清涟、程晓农、吴国光、张炜、胡平、宋永毅、李少民、徐泽荣、康正果、谢选骏、李劼、王友琴、张博树、冯崇义、张伦、王维洛、文贯中、赵越胜、吴仁华、邵江、陈小平、裴毅然、徐友渔、崔卫平、王天成、夏明、许成钢、邹恒甫、裴敏欣、程映虹、王柯、杨海英、夏业良、何晓清、谭松、刘仲敬、苏小和、陈建刚、长平、慕容雪村……他们在不同的学科中都学有所长、学有所成，若由他们组建一所大学，学术水准必定超过早已沦为党校的北大清华。 （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