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盃決賽中場秀，中國卻在看廣告：世界盃轉播為何總是「特殊處理」
2026 年 7 月 21 日
今年是中國大饑荒結束60周年。到底在1959至1961年間發生的中國大饑荒合共造成多少人死亡？2011年，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表示：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凈減少1000萬；2010年12月，北京大學學者孫尚拱根據國家人口年鑒的總人口數據估算，認為1961-1962年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4400萬人；1996年，趙紫陽幕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表示，該所根據中共黨內文件所寫成的秘密報告，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300萬至4600萬；但有一個說法聲稱，中共元老楊尚昆通過公安部統計得出一個更加驚人的數字：9600萬人。 據稱在1964年，中國進行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很重視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楊尚昆主政中央辦公廳時，可不是毛澤東的「大內總管」，他是聽命於黨的，而當時主持黨的日常工作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所以後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楊尚昆就成為第一批被打倒的中共元老，原因是毛澤東要除去肘腋之患。 再說回1964年的人口普查。楊尚昆認為，幾年前所有從下級上報的數字，即那些經過地方書記簽名的官方數字，都是假的；於是他成立了一個「普查辦公室」，自己兼任這個辦公室主任；他又起用了公安部一個副部長兼任「普查辦公室」副主任；這次普查直接由公安系統負責，經過省的公安廳，或再下面的公安局負責，完全不經過地方。具體的工作，則由公安部人口統計處的副處長趙文奇來主持；最後他們得出一個結果，「餓死的農民合共9600萬人」。 據稱這個數字太令人震驚，當時的公安部高層也不敢相信，兩次詢問趙文奇能否確認這個數字。據稱當時趙文奇回復說：「這個數經過我們反覆核對，是正確的，而且已經存在公安部人口統計處的檔案裡邊了。」 應該指出，到底楊尚崑調查中國大餓荒死亡數字這件事是否屬實，仍有待歷史學家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當年情況十分嚴峻，正如當年出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所指出，這段中共官方口中的「三年困難時期」很可能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推行極左路線的毛澤東絕對是難辭其咎！
中共為了宣傳需要，把很多編造出的小說情節寫入課本以美化自己。「飛奪瀘定橋」是其中之一。最近，官方甚至把所有自己他們編造歷史的質疑都打成「謠言」。但是編造的歷史畢竟是偽史，普通人只要動動腦就能看出其編造的痕迹。 紅軍長征「飛奪瀘定橋」的故事早就被編入大陸小學語文課本，故青少年無不耳熟能詳。 課文說，1935年5月下旬，打著「北上抗日」旗號的「中央紅軍」在四川省中西部強渡大渡河成功後因僅一艘渡船，故兵分兩路，右岸紅四團（林彪麾下）官兵冒著大雨在崎嶇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進，一晝夜奔襲120公里，終於在5月29日凌晨6時許先敵趕到目的地。第2連連長和22名突擊隊員，沿著槍林彈雨和火牆密布的鐵索踩著鐵鏈奪下橋頭，並與左岸部隊合圍佔領了瀘定橋。 「團長黃開湘、政委楊成武，在5月29日凌晨6時按時到達瀘定橋西岸，橋東面有兩個營的守軍，橋板也已被守軍收去。戰前雙方有喊話，紅軍方面向川軍說：我們是北上抗日的，請你們讓開路，不想和你們打。川軍方面回應說：你們有本事就長翅膀飛過來。由一營二連廖大珠為首的22人的突擊隊，突擊隊員腰插手榴彈，駁殼槍，後背一把大刀，冒著槍林彈雨，攀踏著鐵索強攻前進。他們後面是三連，每人抱一塊木板，在後面鋪木板。三連的後面是全副武裝的一連，準備最後時刻拚死衝擊。當突擊隊員到達河對岸時，守軍點燃了堆放在橋頭的澆上煤油的木板，突擊隊員不懼燃燒的火焰，衝到岸上，後續部隊也隨後跟上，經過兩個小時的激戰，消滅了守軍，奪占瀘定橋，22名突擊隊員楊成武回憶都活了下來，而瀘定橋紀念匾則記載有4名隊員陣亡。」這段文字就在維基百科上。 上面瀘定橋戰鬥的故事約300字，稍稍細心讀一下，就會發現這絕非林彪所隊過瀘定橋的真實歷史，純屬宣傳幹事或者通訊員編寫的故事。編的痕迹太明顯，經不起如此質疑： 1935年日軍在華北，中央紅軍跑四川來抗什麼日？如果是借道，說清楚了，川軍為啥不放行？22人的突擊隊，人數不多，這麼輝煌的戰績，為什麼不一一列出他們的姓名和軍職。顯然，編寫上面文字的宣傳幹事們沒法說清楚這些問題。 首先應該肯定：「飛渡瀘定橋」並非無中生有。看資料：天塹大渡河曾是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當年全軍覆沒之處。喜馬拉雅山融雪捲起的奔騰咆哮的激流，漩渦密布，河床布滿尖利的岩石，無法涉水。瀘定橋建於十八世紀初葉，是四川通往西藏的一座雄偉的弔橋，全長一百零一米，寬兩米多，十三根鐵索連接東西兩岸，九根作橋底，上面鋪著木板做橋面。紅軍過河時，橋上無板只有鐵索。 再看戰前紅軍和川軍的喊話，紅軍是在江西戰敗了被攆出來的喪家之犬，從江西到湖南再到貴州、雲南、四川，完全就是逃命的心理，跟川軍交戰前會喊「北上抗日」這種沒有意義的話？當然不會。打仗是槍彈下闖活命的，跟川軍喊這些可笑的話，心理上就輸了，仗還能打嗎？林彪會讓他的紅軍這麼瞎喊嗎？ 再說川軍如果真是守衛目的明確，就是要在大渡河邊把紅軍變成第二個石達開，喊話中擺明了是要拼本事，槍林彈雨中22名槍全別在腰上的突擊隊員居然都走過了無板的鐵索，怎麼可能？除非守軍這兩個營官兵全都被隔空點穴定住了。如果林彪或者他的軍隊中沒有這樣的高人，那麼不需要兩個營，有一個槍法好的人就可以擊倒這22個「人靶」。只要是摸槍打死過麻雀的人都能做到。 為了自圓其說，大陸官方補充了這麼一段話： 「根據2003年當地86歲的老人李國秀老人的目擊陳述，他看到有22個紅軍過橋，老百姓在前面帶路，紅軍跟在後面，幾個老百姓被國民黨擊中掉進了河裡，橋上沒有木板，只掛著鐵鏈。」這個李國秀「看到有22個紅軍過橋」，這個數字他是一一數來的嗎？他怎麼會有看人就數數字的習慣？李國秀18歲時記下的數字，居然隔了68年還記得，莫非他一輩子就為作這個證而活？既然橋對面有敵人，工農子弟兵紅軍怎麼會讓老百姓擋子彈？川軍的子彈怎麼能把老百姓打下河，卻打不下後面的紅軍呢？ 此外，「有分析認為，當時駐守對岸的川軍劉文輝部隊裝備落後。紅軍在火力上有著壓制性的優勢。因此，紅軍只遇到有限的抵抗，並且守軍的抵抗很快就瓦解了。」 其實以上分析也不經一駁：既然川軍裝備落後，也沒防守和殲敵的頑強意志，戰前怎麼會喊話要比本事？如果劉文輝根本就沒打算阻止紅軍過路，也就沒必要派兵駐守瀘定橋。這才是實情。 查看百度百科「飛渡瀘定橋」的詞條，很容易看出這個故事出爐前後煞費苦心。 食緣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採訪陝北。毛澤東和楊尚昆聯署命令發起對外宣傳和向外國人募捐的徵文，紅一軍團政治宣傳科科長彭加倫寫的《飛奪瀘定橋》很生動，被斯諾採用。斯諾看了毛澤東給的《飛奪瀘定橋》後，進行了再創作： 「木板有一半給抽掉了，從岸邊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鐵鏈。在東岸的橋頭，敵人的一個機關槍陣地正對著他們，它的後面是由一團白軍把守的陣地……誰能想到紅軍會發瘋似的試圖從光鐵鏈上過河呢？可是紅軍卻偏偏這樣做了……頭一個戰士中了槍，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個也掉下去了，接著是第三個……敵人把煤油扔到橋板上，橋板開始燃燒起來。這時，大約有二十名紅軍戰士用雙手和膝蓋匍匐前進，把手榴彈一個接一個地扔進敵人的機關槍陣地。」 匍匐前進過無板的鐵索橋，還扔手榴彈。電視劇集《長征》就是按此拍攝的，神了！ 事實上過橋時紅軍無一傷亡。首批過橋的二十二名戰士，在六月二日過橋後，每人得了一套列寧裝、一枝鋼筆、一個碗和一雙筷子。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受傷。其他紅軍過橋時也沒有傷亡。周恩來致電詢問過橋的指揮官楊成武：「人有沒有受損失？」當聽說沒有時，周又問：「一個都沒有？」答覆是：「一個都沒有。」 中共最會忽悠，如玩魔術。林彪左路軍有楊成武（王開湘）團飛奪瀘定橋的故事，彭德懷部彭雪楓團就有覃應機偵察連12人奪橋的故事。於是，所謂瀘定橋戰鬥的故事就有了紅一軍團楊成武紅四團和紅三軍團彭雪楓紅十三團兩個版本：一個是楊成武部下二連連長廖大珠率領22名突擊隊員奪取的，但這22位勇士的名字一直沒有公布）。第二個是彭雪楓部下偵察連指導員覃應機帶領12名勇士（均有名有姓）奪取的，這個版本最早報到黨中央，1935年就由陳雲帶去蘇聯。 不過，網上也有資料稱，覃應機偵察連12人所奪乃另一鐵索橋，不是瀘定橋。到底是否如此，玆不作進一步考證，錄以備用。 不管怎樣，由於彭加倫和楊成武會宣傳，毛澤東就給了斯諾這個版本（彭原作，楊署名）。 1946年，彭德懷被一位英國作家問起，怕說漏嘴，就推說「記不清了」。而記得清楚對岸敵軍的彭加倫說有兩個旅，楊成武說有兩個團。邏輯學告訴我們，這兩種對立的故事版本，完全可能同假。 1935年蔣介石是在驅趕紅軍進四川入西北，而不是要消滅，那是他統一西南、西北的軍事戰略。鄧小平身為當年中央紅軍《紅星報》主編，自然對此很清楚。1982年他會見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列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親口說：「（楊成武部喋血飛奪瀘定橋）這只是為了宣傳，我們需要表現我們軍隊的戰鬥精神。其實沒有打過什麼仗。」 無獨有偶，英籍華裔女作家張戎寫過一本《鮮為人知的毛澤東》，還原了這段歷史的真實。摘要如下： 紅軍五月二十九日到達時，瀘定橋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長征故事中說的守橋的國民黨二十四軍第四旅李全山團，其實駐在遠處的化林坪一帶。駐紮瀘定的步二旅在紅軍到來前就被派去五十公里外的康定。有西康地區專員六月三日的通報——步二旅「集中康城附近」——證明。當時國民黨無數通訊沒有一份講瀘定橋打了仗，只提到紅軍在去瀘定橋的路上和離開瀘定橋之後，有幾次小型遭遇戰。離橋不遠的天主教堂，一位九十三歲老太太，頭腦十分清晰地記得紅軍當年「陰一炮，陽一槍地打過去」，然後「慢慢過完橋」，過橋時「沒有打」。有兩三個人命喪此橋，朱德夫人和九十三歲老人都說是紅軍修橋時失足掉下去的。 由此可見，本文開頭引述的大陸小學課文所載故事，是真真假假相混雜。《紅樓夢》說得好：假作真時真亦假。歷史的本來面目理應讓後人知悉，去偽存真。 筆者不厭其煩搜集有關資料以飧讀者，並無抹黑共軍或國軍之意，僅此聲明。 （全文轉自議報）
古代封建社會，有很嚴格的階級之分，民間如此，皇宮、後宮也不例外；在皇宮內，說什麼話、做什麼事，都有明確的規定，不可逾越。連皇上的房事，也有很詳細的規矩要遵守，即使貴為皇上，也不能一時興起，想幹麼就幹麼；不只如此，就皇后和嬪妃要如何侍寢，也都有一定的規範要遵守。 先來說說嬪妃侍寢的過程。在唐朝定有陪侍御寢的一定順序，按照月圓月缺來定。每月的前十五日為漸滿，後十五日為漸缺。所以從初一到十五就由地位低的輪到高的，十六到月底前則反由地位高的輪到低的。皇后及三夫人有優先權，九嬪以下則”九九而御”，即每九個人共同承恩一夜。 而清代嬪妃侍寢與唐代不同，不再是皇帝親自登門。每天晚膳時，凡是備幸的妃子，敬事房太監都為她們準備了一面綠頭牌，上邊寫著妃子們的姓名。牌子的樣式與京外官引見之牌相同。或十餘面，或數十面。太監把這些牌子放在一隻大銀盤中，準備晚膳時呈進，所以也叫做「膳牌」。待皇帝吃完晚飯以後，太監即將盤跪呈於皇帝面前。皇帝若無所幸，則曰：「去！」。若有所屬意，即取牌翻轉，使牌背向上，太監退下。把此牌交給另一太監，這就是專門負責馱著妃子，把她放在御榻上的太監。被選中的妃子，不僅要沐浴，還要一絲不掛的裹在被子里，讓太監們抱到皇上的龍床上。 而為什麼要把妃子一絲不掛的裹在被子里，由太監抬到皇帝寢宮，據說這樣是為了防止帶兇器刺殺皇帝。因為清朝是經過戰爭入主中原的，宮裡有些人是前朝舊人，難免會有人想要報仇雪恨，為了皇帝安全著想，妃子只好被脫得一絲不掛。 而接下來皇帝也十分講究，要先躺床上露出頭和腳，然后妃子從皇帝腳那頭爬進皇帝的被窩，接著就開始翻雲覆雨一番，但在做這檔事時，侍寢的妃子沒有皇帝允許，還不準叫出聲；而完事之後，妃子也必須從皇帝腳那頭爬出來，再讓太監裹在被子裡帶走。 除此之外，清朝在侍寢上有著十分嚴格的規定，同房時間不能超過半個時辰，也就是現在的一個小時。在行房的過程中，太監會在窗外候著，站在窗外的太監會根據時間長短「體貼提醒」皇帝，如時間過長，太監就會高唱：「是時候了！」，皇帝如不應則再唱，如此三次；如果在經過第三次提醒，還沒聽見皇帝的任何答覆，太監們就要破門而入了，以防出什麼事。 而在階級分明的封建社會，皇后侍寢的待遇自然和嬪妃不同，主要有兩點： 其一，妃子們侍寢有時間限制，時間一到，哪怕是大半夜，也得起身走人，不會和皇上睡到天亮；皇后就不一樣了，和皇上睡到天亮是她的特權，期間下人們不能打擾，否則是會挨板子的。 其二，妃子們想要侍寢，要等皇上翻她們的牌子，皇后就不一樣了，沒有牌子，皇帝想了直接去皇后宮中就可以。 所以，都是侍寢皇帝但規矩不同，但皇后與嬪妃的區別還是蠻大的。
台灣旅日作家李琴峰14日以新作「彼岸花盛開之島」榮獲日本純文學最重要獎項「芥川獎」。她日前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時表示，這部新作想得是人類歷史的反思。 「彼岸花盛開之島」描寫一名漂流到彼岸花盛開的島嶼海邊、失去記憶的少女宇實（umi）來到陌生的島嶼，接觸島上人們的生活文化，島民操的語言是「日本（nihon）語」，相當獨特，但另外有一種稱為「女語」的語言，只有一定年紀以上的女性才能學習，做為歷史傳承之用。 這座島嶼只有女性才能傳承歷史，擔任所謂的島嶼領導人（noro，暫譯祝女），最高領導人是大noro(大祝女)。故事寫到，大祝女下令宇實要與同齡的游娜（yona）一同成為祝女，生活在島嶼上。 小說中與宇實、游娜同齡的男孩拓慈（tatsu）是男生，不得學習女語，但偷偷地學習，女語學得比游娜還好。拓慈不懂為何男生不得學女語、無法當祝女。宇實與游娜承諾拓慈，倆人若當上祝女就改變男生不能當祝女的規則，並承諾也會教導拓慈歷史。 李琴峰受訪時表示，如果讀者閱讀過她的作品，像是「獨舞」、「倒數五秒月牙」、「北極星灑落之夜」、「星月夜」等，可知道有幾個蠻重要的主題，像是語言的問題、國界的問題、文化的問題及性少數的問題。 之前的作品在撰寫時都有確定的時間和地點，但新作「彼岸花盛開之島」是虛構的文本，是她首部幾乎全屬虛構的作品。故事發生在一個架空的島嶼，她希望透過有些科幻成份的小說，將她重視的幾個主題整合起來。她認為整合得不錯。 被問到為何將故事主軸設定在島上男性無法當領導人、沒權力等重點，李琴峰表示，權力這種東西其實文學作品，特別是她之前的幾部作品多所探討。 她說，回顧人類歷史，人類從原始的採集、狩獵生活，在很原始時候有很多母系社會存在，但進到農耕社會後，很不可思議的，都變成父權系社會。 她在「彼岸花盛開之島」想寫的是對人類歷史的一種反思。 她認為，幾千年來，透過男人的視野、男人的文字書寫的所謂的歷史、正史，其實都是經過男性視點解釋過的東西，即使是相對性別較平等的現在，大家習以為常的一些思維、邏輯、科學知識乃至於政治體制、意識形態都是男人建構出來的。 於是她思考，有沒有可能幻想出一種跟當今政治體制等完全不同的一個世界，由女性的邏輯、由女性司掌的世界。她希望跳脫歷史脈絡，試著摸索一種幻想的共同體。 李琴峰在這部小說中用日文片假名（發音niraikanai）形容遠方海洋彼端的一個世界。她說，那是沖繩神話中位於海洋彼端的樂園，人們幻想海洋彼端是神仙居住的樂園。她將這樣的神話引用到小說中。 她表示，為了撰寫這部小說，構思相當久，最初靈感源自北歐丹麥哥本哈根里的嬉皮自治區「克莉絲汀安娜自由城」（Freetown Christiania），自治區內的氛圍與外界完全不同，若要踏出，有道拱門上面寫著「你將進入歐盟區」。 這讓她覺得很像與世獨立的一個烏托邦地區。烏托邦是西洋的概念，若以中國或東洋的概念來講，就是桃花源或紅樓夢裡的大觀園，是理想的樂園。因此她構思，有沒有可能在日本幻想出一個類似的桃花源或烏托邦地區，她讀了一些琉球（沖繩）歷史神話等，創出一個世界。 烏托邦是不可能存在的，是人類幻想出來的理想，對某些人而言，可能是理想，但對另外某些人而言，不見得是理想。 李琴峰說，「彼岸花盛開之島」，彼岸花具有雙重意思，它是不會讓人感覺疼痛的麻醉劑，同時也是在加工後可變成毒品賣錢的，因此是雙重隱喻。同樣的道理，這座島嶼有光明面，也有其陰影的一面，將男性排除在宗教、政治體制這一點就是陰影面。 她說：「歷史不可能完美、人類所建構出的社會制度也不可能完美，包括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世界都不斷地在尋求改善或變革的契機，這座島嶼也走在變革的路上，雖然現在不那麼完美。」 這小說故事結局是光明的或灰暗的？她說，由讀者自由想像這座島嶼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這部小說融入許多題材也提出許多問題意識。李琴峰說，透過小說，虛構3種語言，某種程度反映出日語在過去歷史上的一些變化。除了語言之外，還有對政治、歷史的思考。像是對現代日本及現在台灣與中國的一些危機意識、危機感進行批判。
梁：「有一句話，我只問這一次，以後都不會再問，為甚麼是我？」 林：「答案很長，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你準備好聽我了嗎？」 一問一答間，梁思成、林徽因，不僅書寫了一段人間四月天般的情話，更用他們的一生，為這動人的前奏譜序了一曲明漫、絢麗而又凄愴的協奏曲。 第一樂章：璧人初相識 林徽因，是民國史上的一個傳奇。她是名門閨秀、才女、詩人、畫家、建築學家，其音容笑貌在當時被驚為天人。 梁思成，不僅以其父梁啟超，妻子林徽因而聞名，更被英國學者稱為「中國建築歷史的宗師」。 為這位建築宗師開啟通往建築學界大門的，正是他心中的女神林徽因。「當我第一次去拜訪林徽因時，她剛從英國回來，在交談中，她說到以後要學建築，我當時連建築是甚麼都還不知道。徽因告訴我，那是合藝術和工程技術為一體的一門學科。因為我喜愛繪畫，所以我也選擇了建築這個專業。」 1924年，梁思成、林徽因同到美國賓大學習，在那裡留下了他們的青蔥歲月，他們的美好年華。 第二樂章：屋頂的吟唱 1928年，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結婚，後赴歐洲考察歐式建築。1931年回到北平，進入中國營造學社。 1932年，梁思成主持了故宮文淵閣的修復工程。 1937年，他們踏上漫漫長路，翻山越嶺，尋找失落在歷史記憶和人類視野中的中國古建築。火車、汽車、自行車、騾車、徒步，拍攝、測量、記錄、繪製，從天津薊縣遼代建築獨樂寺觀音閣，河北正定遼代建築隆興寺，山西遼代應縣木塔，大同遼代華嚴寺，到河北趙州隋朝安濟橋……1941年時，他們的足跡已遍布15個省的200多個縣，發現勘測了2,000餘座珍貴的古建築遺存。 實際的探尋和測繪過程是艱辛和疲憊的，但這發現之旅在他們克服重重魔難的過程中，也給予了他們一個又一個驚喜。 在向山西五台縣佛光寺進發前，中國還未發現保存完好的早於日本法隆寺的木結構建築。 1937年的一天，當一行人拖著疲憊的身軀走在落日的餘暉中時，「快看那！」隨著林徽因興奮叫聲看去，蒼山林海間，雄偉的斗拱現出真顏。 「那高大的殿門，頓時就給我們打開了。裡面寬有七跨，在昏暗中顯得更加輝煌無比。在一個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薩的坐像，他的侍者們環他而立，猶如一座仙林。」（梁思成） 不僅如此，在這座大殿里，他們還找到了唐代的繪畫、唐代的書法、唐代的雕塑、唐代壁畫和墨書題記，每一項，都可謂稀世珍寶。他們爬上屋頂親自測繪，留下了幸福的影像，那是他們高山流水遇知音般的屋頂的吟唱。 在學界精英遷居李庄的日子裡，梁思成和林徽因開始了《中國建築史》的編寫工作。 梁思成繪製的建築圖紙，精美、詳盡、清晰，並配以優美的中英文雙語標識，每一幅圖都是值得細細品味的藝術品。它們一張一張，清晰地勾勒出中國古代建築史的概要。林徽因承擔了全部書稿的校閱和補充工作，並執筆第七章五代、宋、遼、金的部分。 這些圖稿、文字是珍貴的歷史見證，它們訴說的，是那些雄偉壯觀的古建築，是先人的審美智慧，是那個時代的偉大輝煌，也是梁思成、林徽因人生的意義。 他們的友人，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這樣評價：「二戰中，我們在中國的西部再度重逢，他們卻都已成了半殘的病人，但仍在不顧一切地、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致力於學術。當時林徽因身患肺結核，梁思成則因為青年時代一次車禍的後遺症而導致脊椎受傷。然而，無論疾病還是艱難的生活都無損於他們對自己的開創性研究工作的熱情。就是在戰時的這一時期，梁思成用英文寫成了《圖像中國建築史》。在我們的心目中，他們是不畏困難、獻身科學的崇高典範。」 第三樂章：感時花濺淚 歷史和文明，總要有物化的東西來承載，而古建築就是承載千年歷史文明的最好例證。「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奠基的靈魂，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歌唱時間漫不可信的變遷。」（梁思成） 1945年，盟軍轟炸日本前，梁思成通過美駐重慶辦事處聯絡官布朗森上校，提出了保護京都、奈良古建築的重要性：「建築是社會的縮影，民族的象徵，但絕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類的共同財產。如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結構建築，一旦炸毀，是無法補救的。」 雖然不能確定梁思成的建議對京都、奈良免於轟炸起了多大作用，但在奈良被宣布為世界歷史文化名城30周年紀念日，日本《朝日新聞》曾刊發《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來表達紀念。 遺憾的是，這位京都、奈良的恩人，卻救不了故國古都。1949年後，對北京的規劃，梁思成有這樣的設想：宏大的城牆，十幾座城樓全部保留，城牆上面平均寬度約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薔薇等灌木，或鋪草地，種植花草，再安放些園椅，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樓宇，夾道的樹蔭，衙署的前庭，或優美的牌坊，實在合乎中國的身份，壯美的多。 梁思成將這個設想畫下來，並規划了一份草圖。如果被採納，今天的北京城將成為世界保存最完好的古都，也將成為中國人，乃至世界建築史閃閃發光的驕傲。 然而，翻開歷史的那一頁，是林徽因撫磚痛哭，梁思成痛苦的訴說：「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曾讓這對夫婦魂縈夢繞、歷盡千辛找尋測繪的古建築，絕大多數被拆毀、破壞。這些中國的古老建築，它們的身體，連同承載的歷史記憶、文化精魂，一同消散飄零。 第四樂章：恨別鳥驚心 1955年，在批判「大屋頂」的運動中，梁思成被點名批判，兩人雙雙病倒。林徽因說，梁思成是搞學問的，他所有的東西都在學問中，現在批判他的學問，那他還剩甚麼呢？ 伴隨著對他們建築思想的批判，林徽因的精神率先垮掉，1955年4月1日，民國史上的傳奇才女溘然長逝。或許這是上天對她的再一次眷顧，因為更猛烈的凄風暴雨還在後面。 1966年，文革到來。梁思成在打砸燒搶、殺人越貨「破四舊」運動中，一次又一次被打倒批鬥，身心飽受摧殘。林洙回憶說：「那天我正在系館門口看大字報，突然一個人從系館裡被人推了出來，胸前掛著一塊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寫著『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還在『梁思成』三個字上打了一個『×』。系館門口的人群『轟』的一聲笑開了。他彎著腰踉蹌了幾步，幾乎跌倒，又吃力的往前走去。」 1968年11月，梁思成心力衰竭，生命垂危，送進醫院搶救。然而病情剛剛穩定，就被接回清華園繼續接受批鬥。每次的斗鬼會，梁思成都會被從家裡抬出，放在全清華最破的手推車上，耍猴般的推到會場，再被耍猴般的送回家。每次被批鬥完，梁思成都像死人一般，長時間緩不過氣來。 1972年1月9日，在無盡難言的侮辱中，這位「中國建築歷史的宗師」凄然離世，為這愴然涕下的協奏曲的末章畫下休止符，愛妻林徽因的墓碑也在文革期間被毀。故鄉故土故人已逝，荒年荒冢荒誕不經。 註：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籍貫廣東新會，生於日本東京，中國著名建築史學家、建築師、城市規劃師和教育家，一生致力於保護中國古代建築和文化遺產。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在《建築五宗師》書中與呂彥直、劉敦楨、童寯、楊廷寶合稱「建築五宗師」。 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原名林徽音，中國著名建築師、詩人。廣場紀念碑和中共國徽深化方案的設計者。她是建築師梁思成的第一任妻子。同時她也是民國初年女子地位提升的代表人物之一。
前段時間，幾位中國媒體人和作家，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邀請，拿到了一些基本生活費後，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時間的事情 ，似乎成為了大丑聞。 如果「日本政府下屬的交流基金會花錢收買文化人」是醜聞，是應該逼這些人道歉的話。那麼，日本政府可是做了太多這種醜行，花了太多錢收買人心了。 今天，我們就把日本政府歷年來給中國花的錢，原原本本列出來。你不可能在中文互聯網上看到比這更詳細的列表了。 首先，說一下來龍去脈。1979年，隨著中日關係逐漸回暖，中國也表達了需要發展的意願之後，日本時任總理髮表了「期待著更加豐饒的中國，我國之所以提出協助中國進行現代化的方針，也是不希望與這樣的世界性期待背道而馳。」 2006年後，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日本逐漸放慢了對中國的援助。2018年10月，前日本首相安倍訪華時，認為「再援助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不合適的，中日已經成為了對等的夥伴」，就此，持續近40年的日本對中國援助，划上了休止符。 這40年間，日本共借款給中國33165億日元，提供無償資金1576億日元，提供技術協助摺合1849億日元。合計3兆6590億日元，即2140億人民幣。（數據截止2017年） 日本花這3.6兆日元給中國，都幹什麼醜行了？來看一看吧，可能有很多你平時經常使用的，經常去的，經常看的事物。 以下按時間順序介紹，單位為日元，資料均引自日本外務省。部分1億以下的項目略過。 1979年： 山東兗州石臼港建設 70.8億 兗州—石臼鐵道建設 101億 北京—秦皇島鐵道擴充 25億 秦皇島港擴充 49億 衡陽—廣州鐵道擴充 33億 五強溪水力發電所建設 1.4億 1980年： 中日友好醫院建設 4.3億 災害緊急援助 2億 石臼港建設 98.6億 兗州—石臼鐵道建設 31億 北京—秦皇島鐵道擴充 112億 秦皇島港擴充 137.7億 1981年： 購買商品借款 600億 中日友好醫院建設 23億 石臼港建設 185億 兗州—石臼鐵道建設 32億 北京—秦皇島鐵道擴充 92億 秦皇島港擴充 91億 1982年： 購買商品借款 200億 國家圖書館計算機援助 0.5億 中日友好醫院建設 64.8億 石臼港建設 23億 兗州—石臼鐵道建設 118億 北京—秦皇島鐵道擴充 309億 1983年： 中央音樂團的樂器援助 0.34億 教育部使用的圖書 0.5億 糧食增產援助 5億 購買商品借款 191億 中日友好醫院建設 72億 石臼港建設 52億 兗州—石臼鐵道建設 115億 北京—秦皇島鐵道擴充 332億 1984年： 衡陽—廣州鐵道擴充 101.9億 鄭州—寶雞鐵道電氣化 75.75億 秦皇島港擴充 46億 連雲港擴充 24.4億 青島港擴充 22億 天津、上海、廣州通信網擴充 11.5億 天生橋水力發電站 124億 商品借款 309億 肉類食品綜合研究中心建設 27億 北京郵電訓練中心 22億 糧食增產援助 5億 1985年： 衡陽—廣州鐵道擴充 286億 鄭州—寶雞鐵道電氣化 132.5億 秦皇島港擴充 37億 連雲港擴充 57.7億 青島港擴充 39億 天津、上海、廣州通信網擴充 92億 天生橋水力發電站 123.5億 礦物檢查研究中心 11億 國家標準物質研究中心 12億 糧食增產援助 […]
黃萬里與張光斗兩個中國知識分子，他們都在上世紀30年代到美國留學，學成之後都回國報效，在國民政府部門任職。1949年之後，兩人又都在中國最著名的學府當教授，同時也都參與國家重點專案的技術領導和諮詢等，繼續實現他們年輕時代的愛國夢…… 但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夢。這兩人就是清華大學水利系的黃萬里教授和張光斗教授。 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上的分歧 1952年毛澤東在鄭州登上邙山東壩頭，眺望黃河，問：黃河漲上天怎麼辦？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答道：不修大水庫，光靠這些壩埽擋不住。自從大禹以來，古人治水只講疏導二字，治了幾千年黃河還是條害河。如今咱共產黨要搞建設，那就不僅要免除水患，還得讓黃河做點貢獻。所以，我產生一個思想，叫做蓄水攔沙，用大水庫斬斷黃河，叫它除害興利！1954年，鄧子恢在懷仁堂向全國人大代表們宣布了中國政府的宏偉計劃：「我國人民從古以來就希望治好黃河和利用黃河。他們的理想只有到我們今天的時代，才有可能實現。在三門峽水庫完成之後，我們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國人民就可以去黃河下游看到幾千年來人民所夢想的這一天──看到黃河清！」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建設三門峽的工程目標，首先是一個政治目標，要用大壩工程來實現黃河清，來證明毛澤東的偉大和正確；經濟技術目標其次，其中又以發電為主，三門峽一個大壩的裝機容量相當於1949年全中國的發電機裝機容量，毛澤東認為蘇維埃加電氣化就等於共產主義，有了電，中國離共產主義自然就不遠了。 歷史上有鯀治水失敗和禹治水成功的教訓、經驗。黃河是條多泥沙河流，人稱「一斗水，泥沙居七」，用建水庫大壩來攔水蓄沙，實現黃河清的目標，是個錯誤的工程措施。簡單地說，是和大禹治水的原則背道而馳，不是疏、導，而堵、攔，就又回到鯀的老路上去。 為了建設三門峽水庫大壩，中國政府邀請了蘇聯專家，同時也邀請了上述兩位到西方留學過的水利專家黃萬里、張光斗，參與工程的規劃設計工作。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參加工程規劃設計的幾百名科學家，沒有人敢對毛澤東欽定的三門峽工程說個不字，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黃萬里和一個名叫溫善章的小技術員，對大壩工程提出反對意見。黃萬里舌戰群儒，和蘇聯專家、中國專家展開激烈的爭論。 黃萬里認為：三門峽大壩建成後，黃河潼關以上流域會被淤積，並不斷向上游發展，到時候不但不能發電，還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時指出，黃河清只是一個虛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學上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不用說河水必然夾帶一定泥沙的科學原理不能違背，就是從水庫流出的清水，由於清水的沖刷力要比夾帶泥沙的濁水強大，將猛烈沖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將重新變成濁水。黃萬里之黃河不可能變清，是一句真話，是一句實話，但自以為是聖人的毛澤東就不愛聽這真話。 張光斗則積極支援毛澤東的建設三門峽大壩的主張，並出任工程的技術負責人。黃河的年平均泥沙量為16億噸，而中國方面向蘇聯提供的技術資料中，卻將泥沙量降低到13億噸，並且提出，由於上游的水土保持措施，每年的泥沙量將減少3％，20年一共減少60％，到那時黃河的泥沙淤積問題就可以解決。由於中方向蘇聯提供了假資料，使蘇聯在工程失敗後無須承擔任何技術責任。 1957年4月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正式開工。 政治生涯上的榮辱之別 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等的親自關懷下，1956年張光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被選為全國先進生產工作者。1959年9月，毛澤東視察北京密雲水庫，聽取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張光斗的彙報。張光斗盛讚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並把清華大學水利系師生參加密雲水庫的設計，稱為貫徹毛澤東教育思想的具體行動。張光斗的彙報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張光斗也就成為共產黨所需要的又紅又專的科學家。 黃萬里因為反對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反對蘇聯專家的意見，而被歸入另類。1957年5月，黃萬里在《新清華》發表了《花叢小語》的散文，批評北京市在馬路建設上違反施工常識，造成新建馬路到處翻漿，車輛無法通行，盡說美帝政治腐敗，那裡要真有這樣事，納稅人民就要起來叫喊，局長總工程師當不成，市長下度競選就有困難！我國的人民總是最好說話的。你想！沿途到處翻漿，損失有多麼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楣的總是人民！同時，他還對毛澤東的有關人民內部矛盾及知識分子問題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說世界上沒有不聯繫實際的理論，只有提高不到理論的實際。黃萬里的講話和文章被一些人打小報告到了毛澤東那裡。毛澤東看了《花叢小語》一文後，批評黃萬里這是甚麼話，把美國的月亮說得比中國的圓。黃萬里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1年，是清華大學最後摘帽的右派。 黃萬里到三門峽大壩工程去接受勞動改造。即使成了右派份子，黃萬里還是念念不忘對黃河泥沙規律的研究，在工棚昏暗的油燈下，他完成了《論治理黃河方略》等許多重要科學論文，為後人留下寶貴的資料和經驗。黃萬里說：有史以來，幾乎每個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過治河觀點。清朝時候還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狀元，但那些觀點都是僅憑直覺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對一些錯誤的做法不作任何評論，別人對我無可指責。但我確實是學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輩子水利，我不說真話，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關天、子孫萬代的大事！ 在大饑荒年代，中國人也勒緊褲帶，支援建設三門峽工程巨額資金的需求。1961年三門峽大壩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萬千瓦機組試運轉，但是水庫蓄水後一年半中，15億噸泥沙被攔截在三門峽到潼關的河道中，潼關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黃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脅中國西北的經濟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國最富裕的關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現鹽鹼化和沼澤化。好大喜功的毛澤東聽到此消息，氣急敗壞地說：三門峽（大壩）不行就把它炸掉！三門峽大壩工程的失敗，證明了黃萬里的反對意見是正確的，也證明了毛澤東的決策和以張光斗為首的中國科學家和蘇聯專家的論證是錯誤的。毛澤東和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應該向黃萬里道歉，張光斗等專家應該為三門峽工程的論證錯誤承擔技術責任。 三門峽工程失敗的直接結果，是對黃河河流生態環境、特別是中下游流域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黃河三門峽至潼關的淤積泥沙至今沒有解決；關中平原50多萬畝農田的鹽鹼化；水庫淹沒了大量的農田；水庫毀掉了文化發祥地的珍貴文化古迹；黃河航運的中斷；30多萬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許多移民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三門峽工程直接經濟的損失為：高壩當低壩用，工程本身就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發電機裝機能力只有原來的1/5，發電目標沒有達到；高壩低用，防洪目標無法實現；兩次改建增加的費用，以及增加的常年運行費用等等。據最保守的估計，這些直接經濟損失已經超過三門峽工程的總造價，當時又是所謂三年大饑荒期間，如果把三門峽工程的投資用於救災，中國至少可以減少上千萬非正常死亡人數。 三門峽工程失敗了，毛澤東的威望卻通過造神運動達到了頂峰，張光斗的學術地位也達到了頂峰，他不但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也是中國科學院主席團成員兼技術科學部副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副校長、黨委副書記、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校務委員會名譽副主任、水利水電科研院院長、中國水利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和《科學通報》副總主編、《水利學報》主編、黃河水利委員會和長江水利委員會技術顧問、中國國際工程諮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貴陽、昆明勘測設計研究院的技術顧問。1994又成為中國工程院的院士，就是人們所說的雙院士。 三門峽工程失敗後，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黃萬里仍然頂著右派的帽子，後來摘帽之後仍然沒有授課權。經過黃萬里本人和清華大學師生的抗爭，直到1998年長江洪水後，他才重新獲得授課權。此時他已87歲高齡，並患有癌症，但他還是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授課權。他批評黃河三門峽工程論證中有專家竟肯放棄了水流必然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顏地說黃水真的會清的，下游真會一下就治好，以討好領導的黨和政府。試想，這樣做，對於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他的動機是愛護政府還是愛護自己的飯碗？正因為如此，黃萬里的頭銜只有兩個，教授和右派。 三峽工程上再次針鋒相對 1982年鄧小平為長江三峽工程開了綠燈，1984年國務院原則批准三峽工程。剛剛摘掉右派帽子的黃萬里，對中國決策者在沒有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的情況下就作出決策的做法，提出了嚴厲批評。1986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進行長江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由水利部負責組織。兩院院士張光斗被邀請為特別顧問，而黃萬里則被拒絕門外。1993年，國務院組織審查長江三峽工程的初步設計，張光斗擔任審查委員會技術總負責人。之後國務院又邀請張光斗擔任三峽工程品質檢查主要負責人。由於張光斗在審查長江三峽工程初步設計中的貢獻，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專門從總理基金中拿出錢，獎勵張光斗等人在三峽工程論證決策中的特殊貢獻。 到2002年底，三峽大壩就要建成，現在回過頭來看，長江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和初步設計有許多嚴重錯誤，僅舉其中三峽水庫的庫容量計算錯誤一例，來看張光斗的科學態度：一個水庫工程的庫容量計算錯誤，是水庫工程設計中最嚴重的技術錯誤，根據加拿大國際勘測組織發表的張光斗給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郭樹言的信和談話，張光斗進言道：「三峽的防洪庫容問題可能你們知道了，沒有那麼大。這個研究是清華大學作的，長江水利委員會也承認這是真的。」張光斗建議以犧牲長江航運的利益，來彌補計算中誇大的庫容量，即把洪水控制水位由原定的海拔145米降到海拔135米，而這樣做的結果將造成長江航運周期性中斷。張光斗向郭樹言獻策：「但這件事在社會上公開是萬萬不行的。」 張光斗還是三峽工程品質檢查的主要負責人，其職責是向國家領導人撰寫工程品質報告、如實報導三峽工程品質情況。新聞界以張光斗等人的報告為基礎，在電視、報紙上吹噓三峽工程品質百分之百合格，四分之三以上的個體工程品質為優秀。但張光斗對郭樹言說：「關於三峽工程的品質問題，我們的品質檢查報告寫得比較客氣，主要是怕人家攻我們。品質一般，這要說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關鍵是進度趕得太快。」 張光斗在信中特彆強調：我給你們寫了封信，全是真話，沒有假話。如果此話為真，那麼張光斗參與的三峽工程論證和他主持審查通過的工程設計中的論據和結論都為假話。他在中國的學術地位是所謂泰鬥了，可是他從來沒有成為一個知識分子。 黃萬里的子女們對父親一生的評價是：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他只說真話，不說假話；只會說真話，不會說假話。1989年6月之後，對三峽工程提出反對意見，已經被定義為大逆不道的行為，在中國沒有雜誌報刊敢刊登黃萬里的反對三峽工程的文章。但是黃萬里尋找一切可能，要讓世人知道三峽工程的危害。美國出版的現代中國研究雜誌就多次發表了他的文章。 他也曾三次給中共中央總書記寫信指出：長江三峽高壩是根本不可修的，不是甚麼早修晚修的問題、國家財政的問題，不單是生態的問題、防洪效果的問題，或能源開發程式的問題、國防的問題，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環境中河床演變的問題和經濟價值的問題中存在的客觀條件，根本不許可一個尊重科學民主的政府舉辦這一禍國殃民的工程。但是他一次也沒有收到過回信。 黃萬里於2001年8月26日在清華大學的學校醫院病逝，享年90歲。黃萬里留給子女的遺囑，是關於長江堤防如何修築的措施。人們都說，他真是一個書生。 1935年，黃萬里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水文科學碩士，1937年，獲美國伊利諾依大學工程博士（該校第七名、中國人中第一名該學位獲得者），並在田納西工程實習，任TVA諾利斯壩工務員，比國民政府派員前往見習要早10年。26歲學成回國後，他歷任國民政府全國經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師、涪江航道工程處長、水利部視察工程師，甘肅省水利局長兼總工程師；1949年，任東北水利總局顧問1953至今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如今，全國上下，從科學/工程兩院院士、水利系統、黃河長江三門峽三峽建設委員會大小幹員，有哪一個能在學歷資歷上與黃萬里一較高低，還不要說他作為科學家的良心、作為公民的責任感。 他以自己數十年的研究觀察，只想提醒別再犯愚蠢的錯誤：國家浪擲幾百幾千億、百萬生靈塗炭、大好山河糟蹋。 這不是危言聳聽。他要說的，是萬萬不可在中國的命脈大河築高壩。這話他在1957年說，對於造床質為泥沙的黃河，是萬不可在三門峽築壩的──沒有人聽。不到兩年，所有他預警的災難（潼關淤積、西安水患、移民災難）一一兌現。
什麼樣的社會成就什麼樣的知識分子，什麼樣的知識分子塑造什麼樣的社會。 文人的骨氣，是靈魂的骨頭。 一個人必先有靈魂，然後才可有骨氣。 那些令人敬慕的大師們，已然遠去。 那時的他們，有知識，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講人格和品格；教學相長；不獨守三尺講台，更馳騁在廣闊的社會舞台上。 他們的風骨遺世長存，令今人汗顏無地…… 蔡元培：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 蔡元培一生辭職無數次，其中僅在北大校長任上就先後多次辭職。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職，7月3日就向黎元洪總統提出辭職，抗議張勳復辟。 1918年5月22日，為抗議”中日防敵軍事協定”，又向大總統提出辭呈。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為抗議逮捕學生，於5月8日提交辭呈，9日悄然離京。這次辭職引發廣大師生挽蔡大行動，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於5月13日齊上辭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憤而辭職，次日他在《晨報》刊發辭去北大校長職務的聲明：蔡元培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干涉司法獨立、人權之教育當局再生關係，業已呈請總統辭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之職，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特此聲明。 蔡元培的幾次辭職，誕生了兩篇傑出的宣言：《關於不合作宣言》和《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前者為了正義，後者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發布的《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擲地有聲： 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專制的國家，他的大學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那知道舊的一方面，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著強權來干涉。於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么？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么？ 胡適：「總統，你錯了！」 安坐是屁股的儀式，由於腿的功能退居幕後，屁股的表情便更加隱蔽。客觀來說，人的屁股在嚴密的紡織品包裹之中，不露聲色，所以，屁股的真實嘴臉，有時便曲折婉轉地藉助語言和手、腳來表現。 其實，有史以來，屁股始終是不平等的。龍椅上，只供有皇帝的屁股，別人是不能染指的。當皇帝安坐在威嚴的龍椅上的時候，所有的文臣武將，都只能肅立或者下跪在一張1958年的舊照片上，我看到了兩張普通的木椅，木椅上面安坐的是兩個民國歷史上聲名顯赫的人物。蔣介石和胡適，以並肩而坐的姿勢，穿越遼闊的海峽和五十七年的漫長時光，出現在一個寫作者的眼前。 蔣介石的神情氣度保持了他一貫的嚴肅和威儀，符合一個領袖的身份，他正襟危坐，服飾嚴整，身姿端正。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是，胡適卻二郎腿高蹺，神情輕鬆，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 照片是真實的，但僅僅是瞬間的記錄。胡適的二郎腿和領袖的正襟危坐構成了巨大的疑問，它讓我一直思考，在威嚴如日中天，人人見而敬畏的蔣介石面前，胡適用高傲的二郎腿，難道是為了展示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 我在那幅照片的深處，終於尋覓到了胡適和他那條著名的二郎腿的真相。就在同蔣介石合影之前，胡適在「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暨第三屆院士會議上，同蔣介石發生了激烈的交鋒。胡適對會上蔣介石以領袖身份發表的講話極其不滿，他認為蔣介石要求「中央研究院」責無旁貸地擔負起複興民族文化的大任，「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標，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則吾人一切努力終將落空，因此希望今後學術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來求其發展」以及「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論述違反了學術研究的獨立原則，干涉了學術研究的自由。 胡適的答謝詞以石破天驚的憤怒開頭。「總統，你錯了！」胡適的當頭棒喝讓毫無防備的領袖眼冒金花。在蔣介石的極度錯愕中，胡適又毫不客氣地說：「我所謂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權威性、神秘性，世界上任何的思想、學說，凡是不允許人家懷疑的、批評的，我都要打倒！」 蔣介石憤怒的引信瞬間點燃了，他勃然變色，拂袖站立，若不是張群、陳誠等人拉住，他肯定會踢翻座椅，揚長而去。 照片上的蔣介石，不露聲色。照片背後的蔣介石卻一腔怒火，屈辱讓他長夜難眠。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來。第一次乃是民國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漢受鮑爾廷宴會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聽胡適就職典禮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說是求全之毀，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謬至此，真是一狂人……因胡事終日抑鬱，服藥後方可安眠。」 我相信，蔣介石在同胡適的會後合影中，他憤怒的潮汐依然沒有消退，驚濤裂岸的聲音依然讓隨從們膽顫心驚。 馬一浮：”我在，但我不見你！” 孫傳芳自認東南五省聯軍統帥，駐紮杭州。有一次，他慕名前來拜訪馬一浮。馬一浮不肯會見。家人鑒於孫傳芳的權勢，覺得不必搞得太僵，便打圓場說：”是不是可以告訴他你不在家？”馬一浮斷然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弄得孫傳芳只好悻悻而返。 抗戰期間，馬一浮在重慶辦起複性書院。有一年，孔祥熙的母親去世，喪事辦得極為鋪張，一些附庸風雅的權貴還想要馬一浮寫一篇歌功頌德的墓志銘。他們先是派了一名副官找到馬一浮，毫不客氣地說：”孔部長的太夫人去世，請你寫一篇墓志銘，要趕快寫成。”馬一浮客氣地回絕：”老朽已經年邁，久不執筆寫文章了，請回復孔部長，恕難從命。”來人怏怏而歸。過了幾天，一位秘書又被派來。他說話客氣多了，先是頌揚馬老的道德文章，然後說明來意，說孔部長對母親如何孝順，懇請您老寫一篇墓志銘。馬一浮久不吭聲，來人又說：”孔部長絕不會讓您老白寫的，準備送您黃金若干兩。” 馬一浮聽說金錢交易，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冷冷地說：”我雖一介寒儒，但從不為五斗米折腰，你請回去復命吧！”秘書也是無功而返。 劉文典面斥蔣介石：”你看看你是個什麼東西？」 1928年，劉文典擔任安徽大學校長。當時蔣介石剛掌握大權不久，想提高自己的聲望，多次表示要到劉文典主持校務的安徽大學去視察，但劉拒絕其到校”訓話 “。後來，蔣雖如願以償，可在他視察時，校園到處冷冷清清，並沒有領袖所希望的那種隆重而熱烈的歡迎場面，因為，劉文典認為，”大學不是衙門，不需要向權貴獻媚。” 後來，安徽大學學生鬧學潮，蔣介石傳令劉文典當面向他彙報。劉文典對蔣介石給教育部下達的文件里使用了”責令、責成”、”縱容學生鬧事”等詞十分不滿，自以為”我劉叔雅並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手而去！”見蔣介石時，他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蔣介石衝口問：”你是劉文典么？”劉文典不僅沒叫他蔣主席，反而傲然說：”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蔣要劉交出在學生風潮中鬧事的共產黨名單，要嚴懲罷課學生。劉文典說：”我只知道教書，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 蔣介石氣不打一處來，拍案大罵：”劉文典，你看看自己像個什麼東西?簡直一個封建遺老! 不把你這學閥撤掉，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文典反唇相譏：”蔣介石，你看看你是個什麼東西？純粹一個封建軍閥!”說到激烈處，兩人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 結果，學閥擰不過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以”治學不嚴”的罪名，把劉校長關進大牢。此事在全國學術界引起了極大震動。安慶的學生舉行示威遊行，要求”保障人權”、”釋放劉文典”。後來，經國民黨元老蔡元培等說情、力保，陳立夫又從中斡旋，蔣才以”即日離皖”為條件，釋放了劉文典。 熊十力：想讓我歌功頌德可不行 蔣介石過50歲生日時，特地讓邵力子出面請熊十力到總統府祝壽。壽宴開始時，熊十力旁若無人，毫不謙讓地坐了正席，狂飲飽食一陣後，故作瘋言醉語。酒酣之際，眾高官顯貴爭相寫賀詞為蔣歌功頌德。輪到熊十力，他哈哈大笑了一陣後，揮毫疾書了一首《倒寶塔詩》：脖上長著癟葫蘆，不花錢買篾梳，蟣虱難下口，一生無憂，禿禿禿，凈肉！ 熊十力寫罷，又是一陣狂笑，提著褲子裝著急著解手的樣子奪門而出，揚長而去。蔣介石，面紅耳赤，哭笑不得，但對這位名重一時的”熊聖人”也無可奈何。 聞一多：我自清貧，絕交官僚 在西南聯大時，聞一多雖然生活艱難，但從無怨言，也不去求得別人的同情和幫助。他有不少朋友在重慶做官，也都似真似假地對他表示過”關懷”，但他從不顯露自己的貧寒。他一個年輕時代的朋友抗戰前就混入官場，已經當到大學校長、教育部次長等要職，多次想拉聞一多去做官。 有一次，他因公到昆明，專門去看望聞一多。眼見聞一多那清貧如洗的處境，他再次提出建議說：”何苦這樣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慶休養一段時間，我負責接待。” 聞一多回答說：”論交情，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過去不分彼此，你來我往，也是常事。你如不嫌棄簡陋，我願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兒我不能去！” 好友問他為什麼？他回答得很簡單：”你那兒和過去不一樣了，那是衙門，那裡有官氣！” 為了不沾這”官氣”，從此以後，聞一多毅然與這位好友斷絕了來往。 馬寅初：我不去見蔣介石，他要見我他自己來 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抗戰期間擔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兼中央大學經濟系主任，多次在公開演講中指責孔祥熙大發國難財。 一天，蔣介石召見重慶大學校長葉元龍，狠狠訓斥他：”你真糊塗，怎麼可以請馬寅初當院長？你知道他在外邊罵行政院長孔祥熙嗎？他罵的話全是無稽之談！他罵孔祥熙就是罵我。”末了，蔣介石說：”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這兒來，我要當面跟他談談。他是長輩，有是同鄉，總要以大局為重！” 校長怕碰釘子，讓侄子去向馬寅初轉達蔣介石的意思。馬寅初一聽，火冒三丈地說：”叫我去見他，我不去！讓憲兵來陪我去吧！ “又說：”文職不去拜見軍事長官，沒有這個必要！見了面就要吵嘴，犯不著！再說，從前我給他講過課，他是我的學生，學生應當來看老師，哪有老師去看學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話說，就叫他來看我！” 蔣介石知道後很生氣，又無計可施，只好對校長說：”我是想同他談談經濟問題。你回去告訴他，以後有時間，隨時都可以來找我。”但馬寅初始終置之不理。孔祥熙為了拉攏馬寅初，想請他出任財政部長，也遭到他了的嚴詞拒絕。 傅斯年：翹起二郎腿，拒絕從政 傅斯年，是中華民國歷史上，尤其是抗日戰爭勝利蔣介石威望如日中天的時候，又一個敢於同領袖平起平坐，並且在領袖面前高蹺二郎腿的又一個讀書人。傅斯年，是胡適的學生，這個「五·四」學生運動的總指揮，在1919年5月4日的上午，扛著大旗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一直衝進趙家樓。徐百柯先生說：「這樣一個敢說敢罵的山東好漢，在台灣，人們稱他是惟一一個敢在蔣介石面前蹺起二郎腿放膽直言的人。」 傅斯年拒絕從政，一生精力投入學術和教育。這個讀書人對貪污腐敗恨入骨髓。抗戰時期，他以國民政府參政員的身份搜集行政院長孔祥熙貪贓枉法，以權謀私的證據材料。時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的胡適寫信，出於對學生的愛護，勸其不要惹火燒身。 為了保護孔祥熙，平息傅斯年的怒火，國家和軍隊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專門置設筵席，宴請傅斯年。 賓主落座之後，傅斯年雖然蹺起了二郎腿，但卻沒有半點不恭敬的意思。然而，接下來的對話，卻讓蔣介石顏面難堪，一眾陪客大驚失色。 蔣介石問：「孟真先生信任我嗎？」 「絕對信任！」傅斯年回答毫不猶豫。 此刻的蔣介石，滿臉輕鬆，笑容親切：「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用的人。」 傅斯年瞬間就明白了蔣委員長設宴的目的，也明確無誤地斷定，領袖話中的「我所用的人」的所指。他突然血往上涌，斬釘截鐵地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新聞照片，不僅是現場的真實記錄，也是人物心靈的自然流露。傅斯年的二郎腿，不僅在領袖面前驕傲地展示，在作為國賓的洋人面前，他也沒有刻意地掩飾和收斂。 國民黨敗退台灣的那一年，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訪問台灣。蔣介石率領「五院院長」「三軍總司令」等政要到機場迎接這位美國的五星上將。在第二天報紙刊登的新聞照片中，蔣介石、麥克阿瑟和傅斯年三人在貴賓室就座，「五院院長」等政要們垂手恭候，「三軍司令」立正挺身。傅斯年坐在鬆軟的沙發上，口銜煙斗，蹺著二郎腿，吞雲吐霧，瀟洒自若。新聞報道說：「在機場貴賓室，敢與總統及麥帥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這個讓人驚嘆的場景，引出了別人的評價，那是《後漢書》中范曄評價郭林宗的語言的借用：「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徐百柯先生說：在大陸，傅斯年一度被當作「反動史學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進而幾乎被遺忘。近年來，「回到傅斯年」漸漸成為學界的一種聲音，關於他的一些介紹文字也開始見諸媒體。有人發出這樣的感嘆：「傅斯年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學問、最有志氣、最有血性和最有修養的偉大知識分子中的一個典範，在這個偉大知識分子幾近絕跡的世界上，也許不會有人知道，我是多麼深沉而熱烈地懷念著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而有關蔣、傅之間的談話，人們評價：「這樣的君臣對話，如此之豪傑氣，當今之士，且不說有過，又可曾夢想過？」 傅斯年猝死在台灣大學校長的位子上。臨死前的那個晚上，他深夜寫稿，他對催他休息的夫人俞大彩說，他趕寫文章是為了早點拿到稿費，好做一條棉褲，身上的單褲，已不足禦寒了。他嘆了一口氣，緩緩說道：「你嫁給我這個窮書生，十多年了，沒有過幾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後，竟無半文錢留給你們母子，我對不起你們！」 第二天，在「農復會」會議上，傅斯年為台大教育問題答辯，在講台上站立而死！ 有的時候，二郎腿，就是血性的一種姿勢。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塔山視界，文章有適量刪減）
眉清目秀，五官端正，眼睛不大，卻善於表情，體態均稱，氣宇軒昂，戲衣一塵不染。這位在戲台上非常嚴謹，總是把最完美的一面呈現給觀眾的瀟洒男子，在上個 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京劇界引起了不小的騷動。他，就是與梅蘭芳齊名的京劇大師，民國著名的「四大鬚生」之一——馬連良。 馬連良，中國京劇的鬚生泰斗，京劇界里的代表人物，其雍容華貴的扮相和嘹亮優美的唱腔風靡大江南北，受到廣大民眾熱烈的迴響，在街頭巷尾爭相傳唱，但最終他卻成為藝術界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第一人，鬱鬱而終。 家庭環境熏陶造就出一代京劇大師 雖然馬連良並不為時下的年輕人所熟知，但他卻是老一輩京劇愛好者心中的經典回 憶，中國京劇史上極為厚重的一頁。 馬連良世居北京 ，打祖父起就在阜成門外開茶館，茶館的院落很大，經常有劉鴻升、金秀山等名票來此唱戲，是戲迷們聚會的場所，馬連良的三叔馬崑山、六叔馬沛林都是京劇藝人，堂兄弟中也有不少在戲班裡演戲、做事的，而幼年時期的馬連良更是常常跟著父親、叔父到戲院里看戲。在如此的家庭環境熏陶下，使得馬連良從小就對京劇有著特別的愛好。 因此，馬連良從八歲就開始學戲，九歲便加入「喜連成」科班學藝，「喜連成」是北京城內最大的京劇科班，23歲時，他更自行組班，與周信芳在天津同台演出，因他們精湛的技藝，各具風采，還被讚譽為「南麒北馬」。 風格獨特 紅遍大江南北 馬連良在拿手戲目《借東風》中扮演諸葛孔明。在京劇界，「鬚生」是指表演老生的演員。馬連良與余叔岩、高慶奎、言菊朋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因各自創立了獨具風格的藝術流派而被推崇為「四大鬚生」。 馬連良從小就紮下了深厚的京劇基礎，再加上他在唱功及做工上吸收了許多名家的精華 ，並將之融會貫通，形成獨樹一幟的「馬派」唱腔，演唱流利舒暢，雄渾中帶著俏麗，深沉中有著瀟洒，為京劇開創出嶄新的風貌，也豐富了京劇老生的唱腔藝術。 經過長期大江南北的闖蕩，「馬派」唱腔在京劇界中漸漸闖出了名號，其獨特的表演風格，贏得了無數的讚譽，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風靡全國，擄獲了成千上萬觀眾的心。 德藝雙馨老藝術家 馬連良的京劇藝術之所以如此受歡迎，其勤奮好學、做事一絲不茍的高尚品格是關鍵原因。 他勤奮好學，對藝事渴求不已，兩度進入科班學習，還曾私塾前輩賈洪林，求教於錢金福、王長林、王瑤卿，專程赴天津拜名家孫菊仙為師，39歲時，還向山西梆子老藝人張寶璽、高文翰學到《春秋筆》劇中的《燈棚換子》和《換官殺驛》。這些都顯示出馬連良的虛懷若谷，學而不倦。 做事一絲不茍則是馬連良的另一項堅持，他要求舞台要「三白」：護領白、水袖白、 靴底白；他到好友章伯鈞家做客，還預先派遣廚師等員至章府洗刷乾淨，這些描述在章伯鈞女兒章詒和的文章中有詳盡的說明。「他演戲，一切唯美是尚。動作規範，無處不美。拍他的劇照，沒有廢片，張張漂亮。他的戲班扶風社，講究「三白」（即「護領白」「水袖白」「靴底白」）。他要求同仁扮戲前一定理髮刮臉。在後台，他還準備兩個人，一個專管刮臉，一個專管刷靴底。馬連良本人的行頭，極其精美和考究。在扮戲房（即今天的個人化裝間），有專人管熨行頭、熨水袖，掛起來，穿在身上就沒有皺摺的痕迹了。」（章詒和《伶人往事：寫給不看戲的人看》） 「父親是請吃晚飯。可剛過了午眠，幾個身著白色衣褲的人就來了。進了我家的廚房，就用自備的大鍋燒開水。開鍋後，放鹽。然後，鹽水洗廚房。案板洗到發白、 出了毛茬兒為止。方磚地洗到見了本色，才肯罷手。說句實在話，自從住進這大宅院，我家的廚房從來沒有這麼乾淨過。」（章詒和《伶人往事：寫給不看戲的人看》）。 了解一位藝術家，除了觀賞他的演出之外，還得通過其奮鬥的足跡和周遭親朋好友的觀察，章詒和的這幾段話，不禁令人聯想：如此嚴格自我要求的藝術家，能受到眾人如此的愛戴也就不足為怪了！ 被誣為「漢奸」鬱鬱而終 都說人生如戲，但任誰也無法預料，一場批判《海瑞罷官》的運動竟使得馬連良的人生也像一場大戲，情節急轉直下…… 《海瑞罷官》是馬連良在晚年推出的巔峰之作，除了精湛的表演藝術外，海瑞不畏權貴，退還民田而被罷官下獄的正直形象，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然而，政治鬥爭風雲變幻，誰能料到，《海瑞罷官》竟被當成是借古諷今，影射現實的「大毒草」。 1965年，文藝界、史學界掀起批判《海瑞罷官》的運動，曾主演京劇《海瑞罷官》的馬連良也受到牽連，被江青趕出北京京劇團。文革爆發後不久，馬連良被打成「漢奸」、「戲霸」，還被抄家，家中有價值的物品全被洗劫一空。之後，他被關押在北京中和劇院休息廳用景片隔成的小屋內，並時常被揪出批鬥。 在被關押半年多的這段時間裡，馬連良在精神上、肉體上受盡侮辱與折磨，他憂憤成疾，於1966年12月16日含冤去世，終年只有66歲。馬連良原是回族，按照伊斯蘭教風習應予以土葬，但當時造反派卻置之不顧，強行將他火化了。 曾經在舞台上呼風喚雨的一代京劇大師—馬連良，就這樣，在嘗盡亂世的人情冷暖中，和他最愛的京劇藝術一起隨風消逝…… 馬連良最後的歲月 一九六六年春，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夏季，紅衛兵運動驟然興起。北京開始「破四舊」，抄家，打砸搶。人性本不完美，善與惡的距離，也只隔一步。一個小提琴家曾說：「每人的心裡都有兩根琴弦，一根是天使的琴弦，一根是魔鬼的琴弦。」人們平素隱藏著的殘忍本能，在至高權威的慫恿下得以釋放。況且群體性行為，又總是能將它發揮得淋漓盡致。 啼鴂聲干，天地無春。馬連良的家被紅衛兵洗劫一空，他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畫、以及所有的擺設、玩意兒都砸碎在地。剎那之間，以傳統文化材料構築的、既過於精神性也過於物質性的安樂世界，灰飛煙滅，不復存在。當管轄該地段的派出所王所長聞訊趕到馬家的時候，只見大門敞開，一撥一撥的紅衛兵都趕來抄東西。整座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殘物碎片，惟獨不見了人。 所長急了，東找西尋。終於，從他家廁所里找到了人。馬連良癱坐於地，麵灰如土，穿的白襯衫全被撕破，臉上、身上都是傷。想到昔日舞台上的馬連良，是何等的清秀俊逸—這個愛好戲曲的所長，心痛如刀割。他也豁出去了，當著滿院子的紅衛兵，攙扶著馬連良回到自己的卧室，躺下。四下找尋，可連被子也找不到一條。所長順手扯下一副墨綠色絲絨窗帘，給馬連良蓋上。尖風急雨，殘杯冷炙。甚麼時候都能有一副閑定自在樣子的馬連良，再也沒有了自在閑定。舞台上能把不同的時代糅到一塊的他，永遠不能把自己揉進眼下的這個時代。 「離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喪家犬好不悲哀。」這是馬連良在京劇《春秋筆》里的兩句唱，唱腔是二黃悶簾導板接回龍。在疾風驟雨的氣氛中，惶急的主人翁化裝更名，由差官陪同，向遠道逃亡。在這裡，馬連良的演唱、做派、臉上、身上、台步、手裡頭、腳底下，全是戲。不拘一格，縱橫如意。每演至此，掌聲四起。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竟有一天，身在家中卻成了喪家之犬，且無路可逃。 盛夏的北京，赤日當頂，流火滿天。望著雙飛的燕，紛落的花，馬連良已一無所有，只是寂寞地生活，寂寞地存在著。一天，王吟秋在中和劇場，看到一手拄棍，一手端盆的馬連良，從關押牛鬼蛇神的「牛棚」里艱難緩慢地走到鍋爐房接了小半盆熱水。對別人解釋說：「我擦擦汗。」 貫大元背後心疼地說：「馬先生多愛乾淨的一個人，兩月沒換汗衫了。」話語中有的是年深日久的哀傷。 十月一日，馬連良被釋放回家。他家坐落在西單民族飯店對面，已成為北京紅衛兵「西糾」（西城糾察隊）總部。 一個秋夜，在劇場值班的聽見有人叫門。開門一看，是馬連良。孤零零地站著。 「都過了十二點了，您怎麼來啦？」 數度驚魂，早已心力交瘁。他無可奈何地說：「我們家的紅衛兵跟紅衛兵打起來了。等會兒他們講和了，想起馬連良來，就打我。我受不了，還是到這兒來吧。」偌大一座北京城，竟找不到一枝之棲。 在劇團，馬連良不敢跟人交談。能悄悄說上兩句的，只有義女梅葆膿（梅蘭芳之女）和義子王吟秋。可謂天覆地載，孑然一身。一天，馬連良看到是梅、王二人值班。便一瘸一拐地走到倆人跟前，提起褲腿。說：「你瞧，我的腳面那麼腫。」俗話說：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男人的腳腫和女人的頭腫，都是在暗示人的「氣數」將盡。 把全副心力毫無顧忌地托在一樣東西上。這東西可以是物質的，可以是精神的，可以是感情的，也可以是藝術的。那種「托」是托以終身之託。而藝人就是把一生一世都托在「戲」里。突然有人宣布：你不在戲裡了—這無異於宣布你不再屬於你自己了。 舞台上揮灑自如的馬連良立刻變得六神無主。那種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浮也不是、沉也不是的感覺，是致命的。不難想像他那一代藝人，要從以藝術為人生追求轉變到以革命為人生目的，是多麼艱難…… 冬天來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午，劇團食堂開飯了，大家排隊。馬連良問站在他前面的張君秋：「今兒吃甚麼呀？」 張君秋答：「吃麵條，挺好的，您來三兩吧。」 馬連良說：「今兒家裡會給我送來點兒蝦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飯。」但此時只能吃麵條，他買了一碗。之後，便摔倒在地。拐棍，麵條，飯碗都扔了出去。據說馬連良致命的一摔和演戲一樣，極像《清風亭》里的張元秀：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著麵條的碗，一個跟斗跌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黃葉，飄飄然、悠悠然墜落。人送到了阜外醫院，他的一個女兒在那裡當護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馬連良遽然長逝。 去世後，梅蘭芳夫人福芝芳讓自己的兒媳屠珍去和平里的一個單元房探視陳慧璉。當聽說馬夫人吃住條件都很差的時候，便立即請她搬到新帘子衚衕的梅宅，與自己同吃同住整六載。陳慧璉來的時候衣服單薄，第二天福芝芳就打開柜子，找出衣料和棉花，特地為她做了一身新棉褲、新棉襖。後馬夫人病逝。馬連良生前沒有預購墓地，福芝芳毅然將馬連良和原配夫人及陳慧璉三人，合葬於梅家墓地—萬華山青松林下。 那樣一個曾經散發過絢爛光澤與激情的生命，歸於寂滅。在掩埋骨灰的同時，也掩埋了中國文化的一份精萃，斷絕了藝術流延的一脈香煙。中國傳統表演藝術的傳承，不是靠現代化、規範化、標準化的批量生產。它是古老作坊里師徒之間手把手、心對口、口對心的教習、傳授、幫帶和指點，屬於個人化、個性化、個別化的教學方式。量小卻質高。 如不是在紅色政權下遭遇一次次的革命運動，他本當福壽雙全。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日，北京市文化局召開落實政策大會，為受迫害致死的馬連良先生平反昭雪。 （選自「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父親與馬連良」文：章詒和）
說到中國的抗日戰爭，值得討論的話題實在是太多了，闡史官和大家聊三天三夜也聊不完。抗日戰爭是20世紀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戰爭史上的奇觀。雖然抗戰的勝利是國黨和國際力量等因素共同換來的，但是對於國人來說，誰是抗戰中最大的功臣呢？這時，你或許想到的就是各位叱吒風雲的將領了。固然，疆場廝殺，離不開名將，在八年抗戰中也湧現出了無數可歌可泣的名將，他們的功勞無疑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直接的。但是，如果把範圍再擴大到抗戰的所有領域呢？恐怕我們會有不一樣的選擇。在這方面，蔣介石無疑最有發言權。那麼，在他的眼裡，誰才是抗戰的最大功臣呢？對於這個問題，蔣介石提了一個人，就是孔祥熙。 他的地位相當於「蕭何」 先不要急著驚訝，如果你感到這完全不可思議，只能說明你對真實的民國史了解太少，而且你的眼光只局限於戰場，沒有擴大到更廣的領域。 我們可以先看一個先例。劉邦打下天下後，分封眾臣，那麼誰是大功臣呢？韓信、曹參、張良，跟我們大多數人一樣，都是把範圍局限於戰場。但是，最後劉邦說了一個人——蕭何。因為如果沒有蕭何在後方給大家提供糧草，你們就是再能打，又能支撐幾天？ 這個故事同樣適用於八年抗戰，孔祥熙的角色，就是當年蕭何的角色。 孔祥熙於1933年擔任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1938年又兼任行政院長，一直到1944年下台，長達11年的時間，在幾乎整個八年抗戰中，中國人用以抗戰的所有物資，幾乎都是孔祥熙一力提供的。 孔祥熙去世後，蔣介石曾親自寫了一篇悼文——《孔庸之先生事略》，概括了孔祥熙的四大功勛：「其一，為統一全國幣制。其二，為統一各省財政。其三，為維護教育經費。其四，為充實軍隊餉糧。」並盛讚他在抗戰準備方面「貢獻為最大」。 他締造了一組驚人的數據 大家看看下面這些數據—— 在抗戰爆發之前，國民政府每年的國庫支出是11億元，而收入僅僅8億餘元，每年短缺2億多元； 抗戰爆發後，僅1937年，國庫支出就飆升到了將近21億，而收入卻並沒有增加多少； 1939年，國庫支出達28億元，而因戰亂，收入降到了不足3億元。其中，軍務、戰務、購買槍械等費用，佔到了67%。 這就是當時中國政府的窘態，如果不是孔祥熙長袖善舞，東挪西補，中國的軍隊根本支撐不了八年，別說買先進武器了，恐怕連吃的軍糧都沒了。 除了最直接的軍費，戰爭所必須的交通也要耗費大量的金錢。在整個八年抗戰中，國民政府修建了大量的公路、鐵路，將全國各個地方都連通了起來，以保障部隊的順利調遣。自古以來，修路都是極其耗費錢財的工程，這些錢，自然又得跟財政部長孔祥熙伸手。 因此，蔣介石曾深情地說：「（抗戰）獲得最後勝利者，實當時主持行政與財經責任之庸之先生之貢獻為最大！」 也因此，當有人彈劾孔祥熙，逼他下野的時候，蔣介石主動站出來，力挺孔祥熙。 他走之後 國民政府財政癱瘓 大家都知道一個故事，學界大老傅斯年曾炮轟孔祥熙，三次逼他下台，一直被人稱頌不已，認為傅斯年體現了一個知識份子的骨氣。但實際上，這件事上卻也表現了他的短視。 當時連傅斯年的老師胡適都站出來勸他，不要逼孔祥熙下野，因為還沒有人比他更適合坐這個位子。 這就是知識份子和實幹家的區別。 歷史也證明，當1944年孔祥熙被迫辭職之後，國民政府的財政與金融事業一落千丈，上海、北京等地物價飛漲，經濟完全陷入了癱瘓。蔣介石之所以敗退，除了政治腐敗、軍隊渙散之外，財政上的癱瘓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因此，在孔祥熙的追悼會上，蔣介石說：「先生一身之進退，對國家之安危，其關係之重大如此！當此蓋棺論定之際，世人與歷史，自有其公正之論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