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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7 月 20 日
今年是中国大饥荒结束60周年。到底在1959至1961年间发生的中国大饥荒合共造成多少人死亡？2011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表示：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净减少1000万；2010年12月，北京大学学者孙尚拱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总人口数据估算，认为1961-1962年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4400万人；1996年，赵紫阳幕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表示，该所根据中共党内文件所写成的秘密报告，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300万至4600万；但有一个说法声称，中共元老杨尚昆通过公安部统计得出一个更加惊人的数字：9600万人。 据称在1964年，中国进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很重视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杨尚昆主政中央办公厅时，可不是毛泽东的“大内总管”，他是听命于党的，而当时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所以后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杨尚昆就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中共元老，原因是毛泽东要除去肘腋之患。 再说回1964年的人口普查。杨尚昆认为，几年前所有从下级上报的数字，即那些经过地方书记签名的官方数字，都是假的；于是他成立了一个“普查办公室”，自己兼任这个办公室主任；他又起用了公安部一个副部长兼任“普查办公室”副主任；这次普查直接由公安系统负责，经过省的公安厅，或再下面的公安局负责，完全不经过地方。具体的工作，则由公安部人口统计处的副处长赵文奇来主持；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果，“饿死的农民合共9600万人”。 据称这个数字太令人震惊，当时的公安部高层也不敢相信，两次询问赵文奇能否确认这个数字。据称当时赵文奇回复说：“这个数经过我们反复核对，是正确的，而且已经存在公安部人口统计处的档案里边了。” 应该指出，到底杨尚昆调查中国大饿荒死亡数字这件事是否属实，仍有待历史学家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年情况十分严峻，正如当年出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所指出，这段中共官方口中的“三年困难时期”很可能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推行极左路线的毛泽东绝对是难辞其咎！
中共为了宣传需要，把很多编造出的小说情节写入课本以美化自己。“飞夺泸定桥”是其中之一。最近，官方甚至把所有自己他们编造历史的质疑都打成“谣言”。但是编造的历史毕竟是伪史，普通人只要动动脑就能看出其编造的痕迹。 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早就被编入大陆小学语文课本，故青少年无不耳熟能详。 课文说，1935年5月下旬，打著“北上抗日”旗号的“中央红军”在四川省中西部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因仅一艘渡船，故兵分两路，右岸红四团（林彪麾下）官兵冒著大雨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一昼夜奔袭120公里，终于在5月29日凌晨6时许先敌赶到目的地。第2连连长和22名突击队员，沿著枪林弹雨和火墙密布的铁索踩著铁链夺下桥头，并与左岸部队合围占领了泸定桥。 “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在5月29日凌晨6时按时到达泸定桥西岸，桥东面有两个营的守军，桥板也已被守军收去。战前双方有喊话，红军方面向川军说：我们是北上抗日的，请你们让开路，不想和你们打。川军方面回应说：你们有本事就长翅膀飞过来。由一营二连廖大珠为首的22人的突击队，突击队员腰插手榴弹，驳壳枪，后背一把大刀，冒著枪林弹雨，攀踏著铁索强攻前进。他们后面是三连，每人抱一块木板，在后面铺木板。三连的后面是全副武装的一连，准备最后时刻拼死冲击。当突击队员到达河对岸时，守军点燃了堆放在桥头的浇上煤油的木板，突击队员不惧燃烧的火焰，冲到岸上，后续部队也随后跟上，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消灭了守军，夺占泸定桥，22名突击队员杨成武回忆都活了下来，而泸定桥纪念匾则记载有4名队员阵亡。”这段文字就在维基百科上。 上面泸定桥战斗的故事约300字，稍稍细心读一下，就会发现这绝非林彪所队过泸定桥的真实历史，纯属宣传干事或者通讯员编写的故事。编的痕迹太明显，经不起如此质疑： 1935年日军在华北，中央红军跑四川来抗什么日？如果是借道，说清楚了，川军为啥不放行？22人的突击队，人数不多，这么辉煌的战绩，为什么不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和军职。显然，编写上面文字的宣传干事们没法说清楚这些问题。 首先应该肯定：“飞渡泸定桥”并非无中生有。看资料：天堑大渡河曾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当年全军覆没之处。喜马拉雅山融雪卷起的奔腾咆哮的激流，漩涡密布，河床布满尖利的岩石，无法涉水。泸定桥建于十八世纪初叶，是四川通往西藏的一座雄伟的吊桥，全长一百零一米，宽两米多，十三根铁索连接东西两岸，九根作桥底，上面铺著木板做桥面。红军过河时，桥上无板只有铁索。 再看战前红军和川军的喊话，红军是在江西战败了被撵出来的丧家之犬，从江西到湖南再到贵州、云南、四川，完全就是逃命的心理，跟川军交战前会喊“北上抗日”这种没有意义的话？当然不会。打仗是枪弹下闯活命的，跟川军喊这些可笑的话，心理上就输了，仗还能打吗？林彪会让他的红军这么瞎喊吗？ 再说川军如果真是守卫目的明确，就是要在大渡河边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喊话中摆明了是要拼本事，枪林弹雨中22名枪全别在腰上的突击队员居然都走过了无板的铁索，怎么可能？除非守军这两个营官兵全都被隔空点穴定住了。如果林彪或者他的军队中没有这样的高人，那么不需要两个营，有一个枪法好的人就可以击倒这22个“人靶”。只要是摸枪打死过麻雀的人都能做到。 为了自圆其说，大陆官方补充了这么一段话： “根据2003年当地86岁的老人李国秀老人的目击陈述，他看到有22个红军过桥，老百姓在前面带路，红军跟在后面，几个老百姓被国民党击中掉进了河里，桥上没有木板，只挂著铁链。”这个李国秀“看到有22个红军过桥”，这个数字他是一一数来的吗？他怎么会有看人就数数字的习惯？李国秀18岁时记下的数字，居然隔了68年还记得，莫非他一辈子就为作这个证而活？既然桥对面有敌人，工农子弟兵红军怎么会让老百姓挡子弹？川军的子弹怎么能把老百姓打下河，却打不下后面的红军呢？ 此外，“有分析认为，当时驻守对岸的川军刘文辉部队装备落后。红军在火力上有著压制性的优势。因此，红军只遇到有限的抵抗，并且守军的抵抗很快就瓦解了。” 其实以上分析也不经一驳：既然川军装备落后，也没防守和歼敌的顽强意志，战前怎么会喊话要比本事？如果刘文辉根本就没打算阻止红军过路，也就没必要派兵驻守泸定桥。这才是实情。 查看百度百科“飞渡泸定桥”的词条，很容易看出这个故事出炉前后煞费苦心。 食缘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采访陕北。毛泽东和杨尚昆联署命令发起对外宣传和向外国人募捐的征文，红一军团政治宣传科科长彭加伦写的《飞夺泸定桥》很生动，被斯诺采用。斯诺看了毛泽东给的《飞夺泸定桥》后，进行了再创作： “木板有一半给抽掉了，从岸边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在东岸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著他们，它的后面是由一团白军把守的阵地……谁能想到红军会发疯似的试图从光铁链上过河呢？可是红军却偏偏这样做了……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著是第三个……敌人把煤油扔到桥板上，桥板开始燃烧起来。这时，大约有二十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进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匍匐前进过无板的铁索桥，还扔手榴弹。电视剧集《长征》就是按此拍摄的，神了！ 事实上过桥时红军无一伤亡。首批过桥的二十二名战士，在六月二日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一枝钢笔、一个碗和一双筷子。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受伤。其他红军过桥时也没有伤亡。周恩来致电询问过桥的指挥官杨成武：“人有没有受损失？”当听说没有时，周又问：“一个都没有？”答复是：“一个都没有。” 中共最会忽悠，如玩魔术。林彪左路军有杨成武（王开湘）团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彭德怀部彭雪枫团就有覃应机侦察连12人夺桥的故事。于是，所谓泸定桥战斗的故事就有了红一军团杨成武红四团和红三军团彭雪枫红十三团两个版本：一个是杨成武部下二连连长廖大珠率领22名突击队员夺取的，但这22位勇士的名字一直没有公布）。第二个是彭雪枫部下侦察连指导员覃应机带领12名勇士（均有名有姓）夺取的，这个版本最早报到党中央，1935年就由陈云带去苏联。 不过，网上也有资料称，覃应机侦察连12人所夺乃另一铁索桥，不是泸定桥。到底是否如此，玆不作进一步考证，录以备用。 不管怎样，由于彭加伦和杨成武会宣传，毛泽东就给了斯诺这个版本（彭原作，杨署名）。 1946年，彭德怀被一位英国作家问起，怕说漏嘴，就推说“记不清了”。而记得清楚对岸敌军的彭加伦说有两个旅，杨成武说有两个团。逻辑学告诉我们，这两种对立的故事版本，完全可能同假。 1935年蒋介石是在驱赶红军进四川入西北，而不是要消灭，那是他统一西南、西北的军事战略。邓小平身为当年中央红军《红星报》主编，自然对此很清楚。1982年他会见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亲口说：“（杨成武部喋血飞夺泸定桥）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过什么仗。” 无独有偶，英籍华裔女作家张戎写过一本《鲜为人知的毛泽东》，还原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摘要如下： 红军五月二十九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长征故事中说的守桥的国民党二十四军第四旅李全山团，其实驻在远处的化林坪一带。驻扎泸定的步二旅在红军到来前就被派去五十公里外的康定。有西康地区专员六月三日的通报——步二旅“集中康城附近”——证明。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只提到红军在去泸定桥的路上和离开泸定桥之后，有几次小型遭遇战。离桥不远的天主教堂，一位九十三岁老太太，头脑十分清晰地记得红军当年“阴一炮，阳一枪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时“没有打”。有两三个人命丧此桥，朱德夫人和九十三岁老人都说是红军修桥时失足掉下去的。 由此可见，本文开头引述的大陆小学课文所载故事，是真真假假相混杂。《红楼梦》说得好：假作真时真亦假。历史的本来面目理应让后人知悉，去伪存真。 笔者不厌其烦搜集有关资料以飧读者，并无抹黑共军或国军之意，仅此声明。 （全文转自议报）
古代封建社会，有很严格的阶级之分，民间如此，皇宫、后宫也不例外；在皇宫内，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有明确的规定，不可逾越。连皇上的房事，也有很详细的规矩要遵守，即使贵为皇上，也不能一时兴起，想干么就干么；不只如此，就皇后和嫔妃要如何侍寝，也都有一定的规范要遵守。 先来说说嫔妃侍寝的过程。在唐朝定有陪侍御寝的一定顺序，按照月圆月缺来定。每月的前十五日为渐满，后十五日为渐缺。所以从初一到十五就由地位低的轮到高的，十六到月底前则反由地位高的轮到低的。皇后及三夫人有优先权，九嫔以下则”九九而御”，即每九个人共同承恩一夜。 而清代嫔妃侍寝与唐代不同，不再是皇帝亲自登门。每天晚膳时，凡是备幸的妃子，敬事房太监都为她们准备了一面绿头牌，上边写著妃子们的姓名。牌子的样式与京外官引见之牌相同。或十余面，或数十面。太监把这些牌子放在一只大银盘中，准备晚膳时呈进，所以也叫做“膳牌”。待皇帝吃完晚饭以后，太监即将盘跪呈于皇帝面前。皇帝若无所幸，则曰：“去！”。若有所属意，即取牌翻转，使牌背向上，太监退下。把此牌交给另一太监，这就是专门负责驮著妃子，把她放在御榻上的太监。被选中的妃子，不仅要沐浴，还要一丝不挂的裹在被子里，让太监们抱到皇上的龙床上。 而为什么要把妃子一丝不挂的裹在被子里，由太监抬到皇帝寝宫，据说这样是为了防止带凶器刺杀皇帝。因为清朝是经过战争入主中原的，宫里有些人是前朝旧人，难免会有人想要报仇雪恨，为了皇帝安全著想，妃子只好被脱得一丝不挂。 而接下来皇帝也十分讲究，要先躺床上露出头和脚，然后妃子从皇帝脚那头爬进皇帝的被窝，接著就开始翻云覆雨一番，但在做这档事时，侍寝的妃子没有皇帝允许，还不准叫出声；而完事之后，妃子也必须从皇帝脚那头爬出来，再让太监裹在被子里带走。 除此之外，清朝在侍寝上有著十分严格的规定，同房时间不能超过半个时辰，也就是现在的一个小时。在行房的过程中，太监会在窗外候著，站在窗外的太监会根据时间长短“体贴提醒”皇帝，如时间过长，太监就会高唱：“是时候了！”，皇帝如不应则再唱，如此三次；如果在经过第三次提醒，还没听见皇帝的任何答复，太监们就要破门而入了，以防出什么事。 而在阶级分明的封建社会，皇后侍寝的待遇自然和嫔妃不同，主要有两点： 其一，妃子们侍寝有时间限制，时间一到，哪怕是大半夜，也得起身走人，不会和皇上睡到天亮；皇后就不一样了，和皇上睡到天亮是她的特权，期间下人们不能打扰，否则是会挨板子的。 其二，妃子们想要侍寝，要等皇上翻她们的牌子，皇后就不一样了，没有牌子，皇帝想了直接去皇后宫中就可以。 所以，都是侍寝皇帝但规矩不同，但皇后与嫔妃的区别还是蛮大的。
台湾旅日作家李琴峰14日以新作“彼岸花盛开之岛”荣获日本纯文学最重要奖项“芥川奖”。她日前接受中央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这部新作想得是人类历史的反思。 “彼岸花盛开之岛”描写一名漂流到彼岸花盛开的岛屿海边、失去记忆的少女宇实（umi）来到陌生的岛屿，接触岛上人们的生活文化，岛民操的语言是“日本（nihon）语”，相当独特，但另外有一种称为“女语”的语言，只有一定年纪以上的女性才能学习，做为历史传承之用。 这座岛屿只有女性才能传承历史，担任所谓的岛屿领导人（noro，暂译祝女），最高领导人是大noro(大祝女)。故事写到，大祝女下令宇实要与同龄的游娜（yona）一同成为祝女，生活在岛屿上。 小说中与宇实、游娜同龄的男孩拓慈（tatsu）是男生，不得学习女语，但偷偷地学习，女语学得比游娜还好。拓慈不懂为何男生不得学女语、无法当祝女。宇实与游娜承诺拓慈，俩人若当上祝女就改变男生不能当祝女的规则，并承诺也会教导拓慈历史。 李琴峰受访时表示，如果读者阅读过她的作品，像是“独舞”、“倒数五秒月牙”、“北极星洒落之夜”、“星月夜”等，可知道有几个蛮重要的主题，像是语言的问题、国界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及性少数的问题。 之前的作品在撰写时都有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但新作“彼岸花盛开之岛”是虚构的文本，是她首部几乎全属虚构的作品。故事发生在一个架空的岛屿，她希望透过有些科幻成份的小说，将她重视的几个主题整合起来。她认为整合得不错。 被问到为何将故事主轴设定在岛上男性无法当领导人、没权力等重点，李琴峰表示，权力这种东西其实文学作品，特别是她之前的几部作品多所探讨。 她说，回顾人类历史，人类从原始的采集、狩猎生活，在很原始时候有很多母系社会存在，但进到农耕社会后，很不可思议的，都变成父权系社会。 她在“彼岸花盛开之岛”想写的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反思。 她认为，几千年来，透过男人的视野、男人的文字书写的所谓的历史、正史，其实都是经过男性视点解释过的东西，即使是相对性别较平等的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些思维、逻辑、科学知识乃至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都是男人建构出来的。 于是她思考，有没有可能幻想出一种跟当今政治体制等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由女性的逻辑、由女性司掌的世界。她希望跳脱历史脉络，试著摸索一种幻想的共同体。 李琴峰在这部小说中用日文片假名（发音niraikanai）形容远方海洋彼端的一个世界。她说，那是冲绳神话中位于海洋彼端的乐园，人们幻想海洋彼端是神仙居住的乐园。她将这样的神话引用到小说中。 她表示，为了撰写这部小说，构思相当久，最初灵感源自北欧丹麦哥本哈根里的嬉皮自治区“克莉丝汀安娜自由城”（Freetown Christiania），自治区内的氛围与外界完全不同，若要踏出，有道拱门上面写著“你将进入欧盟区”。 这让她觉得很像与世独立的一个乌托邦地区。乌托邦是西洋的概念，若以中国或东洋的概念来讲，就是桃花源或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是理想的乐园。因此她构思，有没有可能在日本幻想出一个类似的桃花源或乌托邦地区，她读了一些琉球（冲绳）历史神话等，创出一个世界。 乌托邦是不可能存在的，是人类幻想出来的理想，对某些人而言，可能是理想，但对另外某些人而言，不见得是理想。 李琴峰说，“彼岸花盛开之岛”，彼岸花具有双重意思，它是不会让人感觉疼痛的麻醉剂，同时也是在加工后可变成毒品卖钱的，因此是双重隐喻。同样的道理，这座岛屿有光明面，也有其阴影的一面，将男性排除在宗教、政治体制这一点就是阴影面。 她说：“历史不可能完美、人类所建构出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完美，包括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都不断地在寻求改善或变革的契机，这座岛屿也走在变革的路上，虽然现在不那么完美。” 这小说故事结局是光明的或灰暗的？她说，由读者自由想像这座岛屿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这部小说融入许多题材也提出许多问题意识。李琴峰说，透过小说，虚构3种语言，某种程度反映出日语在过去历史上的一些变化。除了语言之外，还有对政治、历史的思考。像是对现代日本及现在台湾与中国的一些危机意识、危机感进行批判。
梁：“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甚么是我？” 林：“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你准备好听我了吗？” 一问一答间，梁思成、林徽因，不仅书写了一段人间四月天般的情话，更用他们的一生，为这动人的前奏谱序了一曲明漫、绚丽而又凄怆的协奏曲。 第一乐章：璧人初相识 林徽因，是民国史上的一个传奇。她是名门闺秀、才女、诗人、画家、建筑学家，其音容笑貌在当时被惊为天人。 梁思成，不仅以其父梁启超，妻子林徽因而闻名，更被英国学者称为“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为这位建筑宗师开启通往建筑学界大门的，正是他心中的女神林徽因。“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说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甚么都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合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1924年，梁思成、林徽因同到美国宾大学习，在那里留下了他们的青葱岁月，他们的美好年华。 第二乐章：屋顶的吟唱 1928年，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后赴欧洲考察欧式建筑。1931年回到北平，进入中国营造学社。 1932年，梁思成主持了故宫文渊阁的修复工程。 1937年，他们踏上漫漫长路，翻山越岭，寻找失落在历史记忆和人类视野中的中国古建筑。火车、汽车、自行车、骡车、徒步，拍摄、测量、记录、绘制，从天津蓟县辽代建筑独乐寺观音阁，河北正定辽代建筑隆兴寺，山西辽代应县木塔，大同辽代华严寺，到河北赵州隋朝安济桥……1941年时，他们的足迹已遍布15个省的200多个县，发现勘测了2,000馀座珍贵的古建筑遗存。 实际的探寻和测绘过程是艰辛和疲惫的，但这发现之旅在他们克服重重魔难的过程中，也给予了他们一个又一个惊喜。 在向山西五台县佛光寺进发前，中国还未发现保存完好的早于日本法隆寺的木结构建筑。 1937年的一天，当一行人拖著疲惫的身躯走在落日的馀晖中时，“快看那！”随著林徽因兴奋叫声看去，苍山林海间，雄伟的斗拱现出真颜。 “那高大的殿门，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他的侍者们环他而立，犹如一座仙林。”（梁思成） 不仅如此，在这座大殿里，他们还找到了唐代的绘画、唐代的书法、唐代的雕塑、唐代壁画和墨书题记，每一项，都可谓稀世珍宝。他们爬上屋顶亲自测绘，留下了幸福的影像，那是他们高山流水遇知音般的屋顶的吟唱。 在学界精英迁居李庄的日子里，梁思成和林徽因开始了《中国建筑史》的编写工作。 梁思成绘制的建筑图纸，精美、详尽、清晰，并配以优美的中英文双语标识，每一幅图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艺术品。它们一张一张，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概要。林徽因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并执笔第七章五代、宋、辽、金的部分。 这些图稿、文字是珍贵的历史见证，它们诉说的，是那些雄伟壮观的古建筑，是先人的审美智慧，是那个时代的伟大辉煌，也是梁思成、林徽因人生的意义。 他们的友人，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这样评价：“二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再度重逢，他们却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但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当时林徽因身患肺结核，梁思成则因为青年时代一次车祸的后遗症而导致脊椎受伤。然而，无论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就是在战时的这一时期，梁思成用英文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第三乐章：感时花溅泪 历史和文明，总要有物化的东西来承载，而古建筑就是承载千年历史文明的最好例证。“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奠基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漫不可信的变迁。”（梁思成） 1945年，盟军轰炸日本前，梁思成通过美驻重庆办事处联络官布朗森上校，提出了保护京都、奈良古建筑的重要性：“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如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 虽然不能确定梁思成的建议对京都、奈良免于轰炸起了多大作用，但在奈良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30周年纪念日，日本《朝日新闻》曾刊发《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来表达纪念。 遗憾的是，这位京都、奈良的恩人，却救不了故国古都。1949年后，对北京的规划，梁思成有这样的设想：宏大的城墙，十几座城楼全部保留，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等灌木，或铺草地，种植花草，再安放些园椅，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楼宇，夹道的树荫，衙署的前庭，或优美的牌坊，实在合乎中国的身份，壮美的多。 梁思成将这个设想画下来，并规划了一份草图。如果被采纳，今天的北京城将成为世界保存最完好的古都，也将成为中国人，乃至世界建筑史闪闪发光的骄傲。 然而，翻开历史的那一页，是林徽因抚砖痛哭，梁思成痛苦的诉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曾让这对夫妇魂萦梦绕、历尽千辛找寻测绘的古建筑，绝大多数被拆毁、破坏。这些中国的古老建筑，它们的身体，连同承载的历史记忆、文化精魂，一同消散飘零。 第四乐章：恨别鸟惊心 1955年，在批判“大屋顶”的运动中，梁思成被点名批判，两人双双病倒。林徽因说，梁思成是搞学问的，他所有的东西都在学问中，现在批判他的学问，那他还剩甚么呢？ 伴随著对他们建筑思想的批判，林徽因的精神率先垮掉，1955年4月1日，民国史上的传奇才女溘然长逝。或许这是上天对她的再一次眷顾，因为更猛烈的凄风暴雨还在后面。 1966年，文革到来。梁思成在打砸烧抢、杀人越货“破四旧”运动中，一次又一次被打倒批斗，身心饱受摧残。林洙回忆说：“那天我正在系馆门口看大字报，突然一个人从系馆里被人推了出来，胸前挂著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著‘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在‘梁思成’三个字上打了一个‘×’。系馆门口的人群‘轰’的一声笑开了。他弯著腰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又吃力的往前走去。” 1968年11月，梁思成心力衰竭，生命垂危，送进医院抢救。然而病情刚刚稳定，就被接回清华园继续接受批斗。每次的斗鬼会，梁思成都会被从家里抬出，放在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耍猴般的推到会场，再被耍猴般的送回家。每次被批斗完，梁思成都像死人一般，长时间缓不过气来。 1972年1月9日，在无尽难言的侮辱中，这位“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凄然离世，为这怆然涕下的协奏曲的末章画下休止符，爱妻林徽因的墓碑也在文革期间被毁。故乡故土故人已逝，荒年荒冢荒诞不经。 注：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籍贯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在《建筑五宗师》书中与吕彦直、刘敦桢、童寯、杨廷宝合称“建筑五宗师”。 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原名林徽音，中国著名建筑师、诗人。广场纪念碑和中共国徽深化方案的设计者。她是建筑师梁思成的第一任妻子。同时她也是民国初年女子地位提升的代表人物之一。
前段时间，几位中国媒体人和作家，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拿到了一些基本生活费后，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事情 ，似乎成为了大丑闻。 如果“日本政府下属的交流基金会花钱收买文化人”是丑闻，是应该逼这些人道歉的话。那么，日本政府可是做了太多这种丑行，花了太多钱收买人心了。 今天，我们就把日本政府历年来给中国花的钱，原原本本列出来。你不可能在中文互联网上看到比这更详细的列表了。 首先，说一下来龙去脉。1979年，随着中日关系逐渐回暖，中国也表达了需要发展的意愿之后，日本时任总理发表了“期待着更加丰饶的中国，我国之所以提出协助中国进行现代化的方针，也是不希望与这样的世界性期待背道而驰。” 2006年后，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日本逐渐放慢了对中国的援助。2018年10月，前日本首相安倍访华时，认为“再援助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不合适的，中日已经成为了对等的伙伴”，就此，持续近40年的日本对中国援助，划上了休止符。 这40年间，日本共借款给中国33165亿日元，提供无偿资金1576亿日元，提供技术协助折合1849亿日元。合计3兆6590亿日元，即2140亿人民币。（数据截止2017年） 日本花这3.6兆日元给中国，都干什么丑行了？来看一看吧，可能有很多你平时经常使用的，经常去的，经常看的事物。 以下按时间顺序介绍，单位为日元，资料均引自日本外务省。部分1亿以下的项目略过。 1979年： 山东兖州石臼港建设 70.8亿 兖州—石臼铁道建设 101亿 北京—秦皇岛铁道扩充 25亿 秦皇岛港扩充 49亿 衡阳—广州铁道扩充 33亿 五强溪水力发电所建设 1.4亿 1980年： 中日友好医院建设 4.3亿 灾害紧急援助 2亿 石臼港建设 98.6亿 兖州—石臼铁道建设 31亿 北京—秦皇岛铁道扩充 112亿 秦皇岛港扩充 137.7亿 1981年： 购买商品借款 600亿 中日友好医院建设 23亿 石臼港建设 185亿 兖州—石臼铁道建设 32亿 北京—秦皇岛铁道扩充 92亿 秦皇岛港扩充 91亿 1982年： 购买商品借款 200亿 国家图书馆计算机援助 0.5亿 中日友好医院建设 64.8亿 石臼港建设 23亿 兖州—石臼铁道建设 118亿 北京—秦皇岛铁道扩充 309亿 1983年： 中央音乐团的乐器援助 0.34亿 教育部使用的图书 0.5亿 粮食增产援助 5亿 购买商品借款 191亿 中日友好医院建设 72亿 石臼港建设 52亿 兖州—石臼铁道建设 115亿 北京—秦皇岛铁道扩充 332亿 1984年： 衡阳—广州铁道扩充 101.9亿 郑州—宝鸡铁道电气化 75.75亿 秦皇岛港扩充 46亿 连云港扩充 24.4亿 青岛港扩充 22亿 天津、上海、广州通信网扩充 11.5亿 天生桥水力发电站 124亿 商品借款 309亿 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建设 27亿 北京邮电训练中心 22亿 粮食增产援助 5亿 1985年： 衡阳—广州铁道扩充 286亿 郑州—宝鸡铁道电气化 132.5亿 秦皇岛港扩充 37亿 连云港扩充 57.7亿 青岛港扩充 39亿 天津、上海、广州通信网扩充 92亿 天生桥水力发电站 123.5亿 矿物检查研究中心 11亿 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心 12亿 粮食增产援助 […]
黄万里与张光斗两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在上世纪30年代到美国留学，学成之后都回国报效，在国民政府部门任职。1949年之后，两人又都在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当教授，同时也都参与国家重点专案的技术领导和谘询等，继续实现他们年轻时代的爱国梦…… 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梦。这两人就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和张光斗教授。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的分歧 1952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东坝头，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道：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埽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1954年，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建设三门峡的工程目标，首先是一个政治目标，要用大坝工程来实现黄河清，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和正确；经济技术目标其次，其中又以发电为主，三门峡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相当于1949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毛泽东认为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有了电，中国离共产主义自然就不远了。 历史上有鲧治水失败和禹治水成功的教训、经验。黄河是条多泥沙河流，人称“一斗水，泥沙居七”，用建水库大坝来拦水蓄沙，实现黄河清的目标，是个错误的工程措施。简单地说，是和大禹治水的原则背道而驰，不是疏、导，而堵、拦，就又回到鲧的老路上去。 为了建设三门峡水库大坝，中国政府邀请了苏联专家，同时也邀请了上述两位到西方留学过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张光斗，参与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没有人敢对毛泽东钦定的三门峡工程说个不字，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黄万里和一个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黄万里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的争论。 黄万里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黄万里之黄河不可能变清，是一句真话，是一句实话，但自以为是圣人的毛泽东就不爱听这真话。 张光斗则积极支援毛泽东的建设三门峡大坝的主张，并出任工程的技术负责人。黄河的年平均泥沙量为16亿吨，而中国方面向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中，却将泥沙量降低到13亿吨，并且提出，由于上游的水土保持措施，每年的泥沙量将减少3％，20年一共减少60％，到那时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就可以解决。由于中方向苏联提供了假资料，使苏联在工程失败后无须承担任何技术责任。 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正式开工。 政治生涯上的荣辱之别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亲自关怀下，1956年张光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被选为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1959年9月，毛泽东视察北京密云水库，听取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的汇报。张光斗盛赞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并把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参加密云水库的设计，称为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具体行动。张光斗的汇报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张光斗也就成为共产党所需要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家。 黄万里因为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而被归入另类。1957年5月，黄万里在《新清华》发表了《花丛小语》的散文，批评北京市在马路建设上违反施工常识，造成新建马路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楣的总是人民！同时，他还对毛泽东的有关人民内部矛盾及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世界上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黄万里的讲话和文章被一些人打小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花丛小语》一文后，批评黄万里这是甚么话，把美国的月亮说得比中国的圆。黄万里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1年，是清华大学最后摘帽的右派。 黄万里到三门峡大坝工程去接受劳动改造。即使成了右派份子，黄万里还是念念不忘对黄河泥沙规律的研究，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他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许多重要科学论文，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和经验。黄万里说：有史以来，几乎每个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过治河观点。清朝时候还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状元，但那些观点都是仅凭直觉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人也勒紧裤带，支援建设三门峡工程巨额资金的需求。1961年三门峡大坝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是水库蓄水后一年半中，15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好大喜功的毛泽东听到此消息，气急败坏地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证明了黄万里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也证明了毛泽东的决策和以张光斗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和苏联专家的论证是错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应该向黄万里道歉，张光斗等专家应该为三门峡工程的论证错误承担技术责任。 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的中断；30多万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许多移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门峡工程直接经济的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1/5，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当时又是所谓三年大饥荒期间，如果把三门峡工程的投资用于救灾，中国至少可以减少上千万非正常死亡人数。 三门峡工程失败了，毛泽东的威望却通过造神运动达到了顶峰，张光斗的学术地位也达到了顶峰，他不但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水利水电科研院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总主编、《水利学报》主编、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顾问、中国国际工程谘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贵阳、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顾问。1994又成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是人们所说的双院士。 三门峡工程失败后，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黄万里仍然顶著右派的帽子，后来摘帽之后仍然没有授课权。经过黄万里本人和清华大学师生的抗争，直到1998年长江洪水后，他才重新获得授课权。此时他已87岁高龄，并患有癌症，但他还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授课权。他批评黄河三门峡工程论证中有专家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颜地说黄水真的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正因为如此，黄万里的头衔只有两个，教授和右派。 三峡工程上再次针锋相对 1982年邓小平为长江三峡工程开了绿灯，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黄万里，对中国决策者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就作出决策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行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水利部负责组织。两院院士张光斗被邀请为特别顾问，而黄万里则被拒绝门外。1993年，国务院组织审查长江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张光斗担任审查委员会技术总负责人。之后国务院又邀请张光斗担任三峡工程品质检查主要负责人。由于张光斗在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初步设计中的贡献，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专门从总理基金中拿出钱，奖励张光斗等人在三峡工程论证决策中的特殊贡献。 到2002年底，三峡大坝就要建成，现在回过头来看，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和初步设计有许多严重错误，仅举其中三峡水库的库容量计算错误一例，来看张光斗的科学态度：一个水库工程的库容量计算错误，是水库工程设计中最严重的技术错误，根据加拿大国际勘测组织发表的张光斗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的信和谈话，张光斗进言道：“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大学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承认这是真的。”张光斗建议以牺牲长江航运的利益，来弥补计算中夸大的库容量，即把洪水控制水位由原定的海拔145米降到海拔135米，而这样做的结果将造成长江航运周期性中断。张光斗向郭树言献策：“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 张光斗还是三峡工程品质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其职责是向国家领导人撰写工程品质报告、如实报导三峡工程品质情况。新闻界以张光斗等人的报告为基础，在电视、报纸上吹嘘三峡工程品质百分之百合格，四分之三以上的个体工程品质为优秀。但张光斗对郭树言说：“关于三峡工程的品质问题，我们的品质检查报告写得比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品质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 张光斗在信中特别强调：我给你们写了封信，全是真话，没有假话。如果此话为真，那么张光斗参与的三峡工程论证和他主持审查通过的工程设计中的论据和结论都为假话。他在中国的学术地位是所谓泰斗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黄万里的子女们对父亲一生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1989年6月之后，对三峡工程提出反对意见，已经被定义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在中国没有杂志报刊敢刊登黄万里的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但是黄万里寻找一切可能，要让世人知道三峡工程的危害。美国出版的现代中国研究杂志就多次发表了他的文章。 他也曾三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不是甚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能源开发程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收到过回信。 黄万里于2001年8月26日在清华大学的学校医院病逝，享年90岁。黄万里留给子女的遗嘱，是关于长江堤防如何修筑的措施。人们都说，他真是一个书生。 1935年，黄万里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TVA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要早10年。26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3至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如今，全国上下，从科学/工程两院院士、水利系统、黄河长江三门峡三峡建设委员会大小干员，有哪一个能在学历资历上与黄万里一较高低，还不要说他作为科学家的良心、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要说的，是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这话他在1957年说，对于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是万不可在三门峡筑坝的──没有人听。不到两年，所有他预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一一兑现。
什么样的社会成就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塑造什么样的社会。 文人的骨气，是灵魂的骨头。 一个人必先有灵魂，然后才可有骨气。 那些令人敬慕的大师们，已然远去。 那时的他们，有知识，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不独守三尺讲台，更驰骋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 他们的风骨遗世长存，令今人汗颜无地…… 蔡元培：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7月3日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蔡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胡适：“总统，你错了！” 安坐是屁股的仪式，由于腿的功能退居幕后，屁股的表情便更加隐蔽。客观来说，人的屁股在严密的纺织品包裹之中，不露声色，所以，屁股的真实嘴脸，有时便曲折婉转地借助语言和手、脚来表现。 其实，有史以来，屁股始终是不平等的。龙椅上，只供有皇帝的屁股，别人是不能染指的。当皇帝安坐在威严的龙椅上的时候，所有的文臣武将，都只能肃立或者下跪在一张1958年的旧照片上，我看到了两张普通的木椅，木椅上面安坐的是两个民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蒋介石和胡适，以并肩而坐的姿势，穿越辽阔的海峡和五十七年的漫长时光，出现在一个写作者的眼前。 蒋介石的神情气度保持了他一贯的严肃和威仪，符合一个领袖的身份，他正襟危坐，服饰严整，身姿端正。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胡适却二郎腿高跷，神情轻松，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 照片是真实的，但仅仅是瞬间的记录。胡适的二郎腿和领袖的正襟危坐构成了巨大的疑问，它让我一直思考，在威严如日中天，人人见而敬畏的蒋介石面前，胡适用高傲的二郎腿，难道是为了展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我在那幅照片的深处，终于寻觅到了胡适和他那条著名的二郎腿的真相。就在同蒋介石合影之前，胡适在“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暨第三届院士会议上，同蒋介石发生了激烈的交锋。胡适对会上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发表的讲话极其不满，他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央研究院”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大任，“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终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以及“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论述违反了学术研究的独立原则，干涉了学术研究的自由。 胡适的答谢词以石破天惊的愤怒开头。“总统，你错了！”胡适的当头棒喝让毫无防备的领袖眼冒金花。在蒋介石的极度错愕中，胡适又毫不客气地说：“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上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 蒋介石愤怒的引信瞬间点燃了，他勃然变色，拂袖站立，若不是张群、陈诚等人拉住，他肯定会踢翻座椅，扬长而去。 照片上的蒋介石，不露声色。照片背后的蒋介石却一腔怒火，屈辱让他长夜难眠。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 我相信，蒋介石在同胡适的会后合影中，他愤怒的潮汐依然没有消退，惊涛裂岸的声音依然让随从们胆颤心惊。 马一浮：”我在，但我不见你！” 孙传芳自认东南五省联军统帅，驻扎杭州。有一次，他慕名前来拜访马一浮。马一浮不肯会见。家人鉴于孙传芳的权势，觉得不必搞得太僵，便打圆场说：”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你不在家？”马一浮断然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只好悻悻而返。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重庆办起复性书院。有一年，孔祥熙的母亲去世，丧事办得极为铺张，一些附庸风雅的权贵还想要马一浮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们先是派了一名副官找到马一浮，毫不客气地说：”孔部长的太夫人去世，请你写一篇墓志铭，要赶快写成。”马一浮客气地回绝：”老朽已经年迈，久不执笔写文章了，请回复孔部长，恕难从命。”来人怏怏而归。过了几天，一位秘书又被派来。他说话客气多了，先是颂扬马老的道德文章，然后说明来意，说孔部长对母亲如何孝顺，恳请您老写一篇墓志铭。马一浮久不吭声，来人又说：”孔部长绝不会让您老白写的，准备送您黄金若干两。” 马一浮听说金钱交易，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我虽一介寒儒，但从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请回去复命吧！”秘书也是无功而返。 刘文典面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1928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当时蒋介石刚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 “。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因为，刘文典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 后来，安徽大学学生闹学潮，蒋介石传令刘文典当面向他汇报。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自以为”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见蒋介石时，他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蒋介石冲口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不仅没叫他蒋主席，反而傲然说：”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名单，要严惩罢课学生。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蒋介石气不打一处来，拍案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 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 结果，学阀拧不过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把刘校长关进大牢。此事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来，经国民党元老蔡元培等说情、力保，陈立夫又从中斡旋，蒋才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 熊十力：想让我歌功颂德可不行 蒋介石过50岁生日时，特地让邵力子出面请熊十力到总统府祝寿。寿宴开始时，熊十力旁若无人，毫不谦让地坐了正席，狂饮饱食一阵后，故作疯言醉语。酒酣之际，众高官显贵争相写贺词为蒋歌功颂德。轮到熊十力，他哈哈大笑了一阵后，挥毫疾书了一首《倒宝塔诗》：脖上长着瘪葫芦，不花钱买篾梳，虮虱难下口，一生无忧，秃秃秃，净肉！ 熊十力写罢，又是一阵狂笑，提着裤子装着急着解手的样子夺门而出，扬长而去。蒋介石，面红耳赤，哭笑不得，但对这位名重一时的”熊圣人”也无可奈何。 闻一多：我自清贫，绝交官僚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虽然生活艰难，但从无怨言，也不去求得别人的同情和帮助。他有不少朋友在重庆做官，也都似真似假地对他表示过”关怀”，但他从不显露自己的贫寒。他一个年轻时代的朋友抗战前就混入官场，已经当到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等要职，多次想拉闻一多去做官。 有一次，他因公到昆明，专门去看望闻一多。眼见闻一多那清贫如洗的处境，他再次提出建议说：”何苦这样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庆休养一段时间，我负责接待。” 闻一多回答说：”论交情，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过去不分彼此，你来我往，也是常事。你如不嫌弃简陋，我愿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儿我不能去！” 好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很简单：”你那儿和过去不一样了，那是衙门，那里有官气！” 为了不沾这”官气”，从此以后，闻一多毅然与这位好友断绝了来往。 马寅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 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狠狠训斥他：”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有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 校长怕碰钉子，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地说：”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 “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又无计可施，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傅斯年：翘起二郎腿，拒绝从政 傅斯年，是中华民国历史上，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又一个敢于同领袖平起平坐，并且在领袖面前高跷二郎腿的又一个读书人。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这个“五·四”学生运动的总指挥，在1919年5月4日的上午，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一直冲进赵家楼。徐百柯先生说：“这样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在台湾，人们称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 傅斯年拒绝从政，一生精力投入学术和教育。这个读书人对贪污腐败恨入骨髓。抗战时期，他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搜集行政院长孔祥熙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证据材料。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写信，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劝其不要惹火烧身。 为了保护孔祥熙，平息傅斯年的怒火，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专门置设筵席，宴请傅斯年。 宾主落座之后，傅斯年虽然跷起了二郎腿，但却没有半点不恭敬的意思。然而，接下来的对话，却让蒋介石颜面难堪，一众陪客大惊失色。 蒋介石问：“孟真先生信任我吗？” “绝对信任！”傅斯年回答毫不犹豫。 此刻的蒋介石，满脸轻松，笑容亲切：“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 傅斯年瞬间就明白了蒋委员长设宴的目的，也明确无误地断定，领袖话中的“我所用的人”的所指。他突然血往上涌，斩钉截铁地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新闻照片，不仅是现场的真实记录，也是人物心灵的自然流露。傅斯年的二郎腿，不仅在领袖面前骄傲地展示，在作为国宾的洋人面前，他也没有刻意地掩饰和收敛。 国民党败退台湾的那一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访问台湾。蒋介石率领“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这位美国的五星上将。在第二天报纸刊登的新闻照片中，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三人在贵宾室就座，“五院院长”等政要们垂手恭候，“三军司令”立正挺身。傅斯年坐在松软的沙发上，口衔烟斗，跷着二郎腿，吞云吐雾，潇洒自若。新闻报道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这个让人惊叹的场景，引出了别人的评价，那是《后汉书》中范晔评价郭林宗的语言的借用：“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徐百柯先生说：在大陆，傅斯年一度被当作“反动史学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进而几乎被遗忘。近年来，“回到傅斯年”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声音，关于他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开始见诸媒体。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有关蒋、傅之间的谈话，人们评价：“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傅斯年猝死在台湾大学校长的位子上。临死前的那个晚上，他深夜写稿，他对催他休息的夫人俞大彩说，他赶写文章是为了早点拿到稿费，好做一条棉裤，身上的单裤，已不足御寒了。他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多年了，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第二天，在“农复会”会议上，傅斯年为台大教育问题答辩，在讲台上站立而死！ 有的时候，二郎腿，就是血性的一种姿势。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塔山视界，文章有适量删减）
眉清目秀，五官端正，眼睛不大，却善于表情，体态均称，气宇轩昂，戏衣一尘不染。这位在戏台上非常严谨，总是把最完美的一面呈现给观众的潇洒男子，在上个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京剧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他，就是与梅兰芳齐名的京剧大师，民国著名的“四大须生”之一——马连良。 马连良，中国京剧的须生泰斗，京剧界里的代表人物，其雍容华贵的扮相和嘹亮优美的唱腔风靡大江南北，受到广大民众热烈的回响，在街头巷尾争相传唱，但最终他却成为艺术界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第一人，郁郁而终。 家庭环境熏陶造就出一代京剧大师 虽然马连良并不为时下的年轻人所熟知，但他却是老一辈京剧爱好者心中的经典回 忆，中国京剧史上极为厚重的一页。 马连良世居北京 ，打祖父起就在阜成门外开茶馆，茶馆的院落很大，经常有刘鸿升、金秀山等名票来此唱戏，是戏迷们聚会的场所，马连良的三叔马昆山、六叔马沛林都是京剧艺人，堂兄弟中也有不少在戏班里演戏、做事的，而幼年时期的马连良更是常常跟著父亲、叔父到戏院里看戏。在如此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使得马连良从小就对京剧有著特别的爱好。 因此，马连良从八岁就开始学戏，九岁便加入“喜连成”科班学艺，“喜连成”是北京城内最大的京剧科班，23岁时，他更自行组班，与周信芳在天津同台演出，因他们精湛的技艺，各具风采，还被赞誉为“南麒北马”。 风格独特 红遍大江南北 马连良在拿手戏目《借东风》中扮演诸葛孔明。在京剧界，“须生”是指表演老生的演员。马连良与余叔岩、高庆奎、言菊朋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因各自创立了独具风格的艺术流派而被推崇为“四大须生”。 马连良从小就扎下了深厚的京剧基础，再加上他在唱功及做工上吸收了许多名家的精华 ，并将之融会贯通，形成独树一帜的“马派”唱腔，演唱流利舒畅，雄浑中带著俏丽，深沉中有著潇洒，为京剧开创出崭新的风貌，也丰富了京剧老生的唱腔艺术。 经过长期大江南北的闯荡，“马派”唱腔在京剧界中渐渐闯出了名号，其独特的表演风格，赢得了无数的赞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全国，掳获了成千上万观众的心。 德艺双馨老艺术家 马连良的京剧艺术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其勤奋好学、做事一丝不茍的高尚品格是关键原因。 他勤奋好学，对艺事渴求不已，两度进入科班学习，还曾私塾前辈贾洪林，求教于钱金福、王长林、王瑶卿，专程赴天津拜名家孙菊仙为师，39岁时，还向山西梆子老艺人张宝玺、高文翰学到《春秋笔》剧中的《灯棚换子》和《换官杀驿》。这些都显示出马连良的虚怀若谷，学而不倦。 做事一丝不茍则是马连良的另一项坚持，他要求舞台要“三白”：护领白、水袖白、 靴底白；他到好友章伯钧家做客，还预先派遣厨师等员至章府洗刷干净，这些描述在章伯钧女儿章诒和的文章中有详尽的说明。“他演戏，一切唯美是尚。动作规范，无处不美。拍他的剧照，没有废片，张张漂亮。他的戏班扶风社，讲究“三白”（即“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他要求同仁扮戏前一定理发刮脸。在后台，他还准备两个人，一个专管刮脸，一个专管刷靴底。马连良本人的行头，极其精美和考究。在扮戏房（即今天的个人化装间），有专人管熨行头、熨水袖，挂起来，穿在身上就没有皱折的痕迹了。”（章诒和《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 “父亲是请吃晚饭。可刚过了午眠，几个身著白色衣裤的人就来了。进了我家的厨房，就用自备的大锅烧开水。开锅后，放盐。然后，盐水洗厨房。案板洗到发白、 出了毛茬儿为止。方砖地洗到见了本色，才肯罢手。说句实在话，自从住进这大宅院，我家的厨房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章诒和《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 了解一位艺术家，除了观赏他的演出之外，还得通过其奋斗的足迹和周遭亲朋好友的观察，章诒和的这几段话，不禁令人联想：如此严格自我要求的艺术家，能受到众人如此的爱戴也就不足为怪了！ 被诬为“汉奸”郁郁而终 都说人生如戏，但任谁也无法预料，一场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竟使得马连良的人生也像一场大戏，情节急转直下…… 《海瑞罢官》是马连良在晚年推出的巅峰之作，除了精湛的表演艺术外，海瑞不畏权贵，退还民田而被罢官下狱的正直形象，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然而，政治斗争风云变幻，谁能料到，《海瑞罢官》竟被当成是借古讽今，影射现实的“大毒草”。 1965年，文艺界、史学界掀起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曾主演京剧《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到牵连，被江青赶出北京京剧团。文革爆发后不久，马连良被打成“汉奸”、“戏霸”，还被抄家，家中有价值的物品全被洗劫一空。之后，他被关押在北京中和剧院休息厅用景片隔成的小屋内，并时常被揪出批斗。 在被关押半年多的这段时间里，马连良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侮辱与折磨，他忧愤成疾，于1966年12月16日含冤去世，终年只有66岁。马连良原是回族，按照伊斯兰教风习应予以土葬，但当时造反派却置之不顾，强行将他火化了。 曾经在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一代京剧大师—马连良，就这样，在尝尽乱世的人情冷暖中，和他最爱的京剧艺术一起随风消逝…… 马连良最后的岁月 一九六六年春，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夏季，红卫兵运动骤然兴起。北京开始“破四旧”，抄家，打砸抢。人性本不完美，善与恶的距离，也只隔一步。一个小提琴家曾说：“每人的心里都有两根琴弦，一根是天使的琴弦，一根是魔鬼的琴弦。”人们平素隐藏著的残忍本能，在至高权威的怂恿下得以释放。况且群体性行为，又总是能将它发挥得淋漓尽致。 啼鴂声干，天地无春。马连良的家被红卫兵洗劫一空，他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画、以及所有的摆设、玩意儿都砸碎在地。刹那之间，以传统文化材料构筑的、既过于精神性也过于物质性的安乐世界，灰飞烟灭，不复存在。当管辖该地段的派出所王所长闻讯赶到马家的时候，只见大门敞开，一拨一拨的红卫兵都赶来抄东西。整座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残物碎片，惟独不见了人。 所长急了，东找西寻。终于，从他家厕所里找到了人。马连良瘫坐于地，面灰如土，穿的白衬衫全被撕破，脸上、身上都是伤。想到昔日舞台上的马连良，是何等的清秀俊逸—这个爱好戏曲的所长，心痛如刀割。他也豁出去了，当著满院子的红卫兵，搀扶著马连良回到自己的卧室，躺下。四下找寻，可连被子也找不到一条。所长顺手扯下一副墨绿色丝绒窗帘，给马连良盖上。尖风急雨，残杯冷炙。甚么时候都能有一副闲定自在样子的马连良，再也没有了自在闲定。舞台上能把不同的时代糅到一块的他，永远不能把自己揉进眼下的这个时代。 “离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丧家犬好不悲哀。”这是马连良在京剧《春秋笔》里的两句唱，唱腔是二黄闷帘导板接回龙。在疾风骤雨的气氛中，惶急的主人翁化装更名，由差官陪同，向远道逃亡。在这里，马连良的演唱、做派、脸上、身上、台步、手里头、脚底下，全是戏。不拘一格，纵横如意。每演至此，掌声四起。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有一天，身在家中却成了丧家之犬，且无路可逃。 盛夏的北京，赤日当顶，流火满天。望著双飞的燕，纷落的花，马连良已一无所有，只是寂寞地生活，寂寞地存在著。一天，王吟秋在中和剧场，看到一手拄棍，一手端盆的马连良，从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里艰难缓慢地走到锅炉房接了小半盆热水。对别人解释说：“我擦擦汗。” 贯大元背后心疼地说：“马先生多爱干净的一个人，两月没换汗衫了。”话语中有的是年深日久的哀伤。 十月一日，马连良被释放回家。他家坐落在西单民族饭店对面，已成为北京红卫兵“西纠”（西城纠察队）总部。 一个秋夜，在剧场值班的听见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是马连良。孤零零地站著。 “都过了十二点了，您怎么来啦？” 数度惊魂，早已心力交瘁。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家的红卫兵跟红卫兵打起来了。等会儿他们讲和了，想起马连良来，就打我。我受不了，还是到这儿来吧。”偌大一座北京城，竟找不到一枝之栖。 在剧团，马连良不敢跟人交谈。能悄悄说上两句的，只有义女梅葆脓（梅兰芳之女）和义子王吟秋。可谓天覆地载，孑然一身。一天，马连良看到是梅、王二人值班。便一瘸一拐地走到俩人跟前，提起裤腿。说：“你瞧，我的脚面那么肿。”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男人的脚肿和女人的头肿，都是在暗示人的“气数”将尽。 把全副心力毫无顾忌地托在一样东西上。这东西可以是物质的，可以是精神的，可以是感情的，也可以是艺术的。那种“托”是托以终身之托。而艺人就是把一生一世都托在“戏”里。突然有人宣布：你不在戏里了—这无异于宣布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了。 舞台上挥洒自如的马连良立刻变得六神无主。那种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浮也不是、沉也不是的感觉，是致命的。不难想像他那一代艺人，要从以艺术为人生追求转变到以革命为人生目的，是多么艰难…… 冬天来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午，剧团食堂开饭了，大家排队。马连良问站在他前面的张君秋：“今儿吃甚么呀？” 张君秋答：“吃面条，挺好的，您来三两吧。” 马连良说：“今儿家里会给我送来点儿虾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饭。”但此时只能吃面条，他买了一碗。之后，便摔倒在地。拐棍，面条，饭碗都扔了出去。据说马连良致命的一摔和演戏一样，极像《清风亭》里的张元秀：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著面条的碗，一个跟斗跌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黄叶，飘飘然、悠悠然坠落。人送到了阜外医院，他的一个女儿在那里当护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马连良遽然长逝。 去世后，梅兰芳夫人福芝芳让自己的儿媳屠珍去和平里的一个单元房探视陈慧琏。当听说马夫人吃住条件都很差的时候，便立即请她搬到新帘子胡同的梅宅，与自己同吃同住整六载。陈慧琏来的时候衣服单薄，第二天福芝芳就打开柜子，找出衣料和棉花，特地为她做了一身新棉裤、新棉袄。后马夫人病逝。马连良生前没有预购墓地，福芝芳毅然将马连良和原配夫人及陈慧琏三人，合葬于梅家墓地—万华山青松林下。 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绚烂光泽与激情的生命，归于寂灭。在掩埋骨灰的同时，也掩埋了中国文化的一份精萃，断绝了艺术流延的一脉香烟。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传承，不是靠现代化、规范化、标准化的批量生产。它是古老作坊里师徒之间手把手、心对口、口对心的教习、传授、帮带和指点，属于个人化、个性化、个别化的教学方式。量小却质高。 如不是在红色政权下遭遇一次次的革命运动，他本当福寿双全。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日，北京市文化局召开落实政策大会，为受迫害致死的马连良先生平反昭雪。 （选自“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父亲与马连良”文：章诒和）
说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值得讨论的话题实在是太多了，阐史官和大家聊三天三夜也聊不完。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虽然抗战的胜利是国党和国际力量等因素共同换来的，但是对于国人来说，谁是抗战中最大的功臣呢？这时，你或许想到的就是各位叱咤风云的将领了。固然，疆场厮杀，离不开名将，在八年抗战中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名将，他们的功劳无疑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直接的。但是，如果把范围再扩大到抗战的所有领域呢？恐怕我们会有不一样的选择。在这方面，蒋介石无疑最有发言权。那么，在他的眼里，谁才是抗战的最大功臣呢？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提了一个人，就是孔祥熙。 他的地位相当于“萧何” 先不要急着惊讶，如果你感到这完全不可思议，只能说明你对真实的民国史了解太少，而且你的眼光只局限于战场，没有扩大到更广的领域。 我们可以先看一个先例。刘邦打下天下后，分封众臣，那么谁是大功臣呢？韩信、曹参、张良，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都是把范围局限于战场。但是，最后刘邦说了一个人——萧何。因为如果没有萧何在后方给大家提供粮草，你们就是再能打，又能支撑几天？ 这个故事同样适用于八年抗战，孔祥熙的角色，就是当年萧何的角色。 孔祥熙于1933年担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1938年又兼任行政院长，一直到1944年下台，长达11年的时间，在几乎整个八年抗战中，中国人用以抗战的所有物资，几乎都是孔祥熙一力提供的。 孔祥熙去世后，蒋介石曾亲自写了一篇悼文——《孔庸之先生事略》，概括了孔祥熙的四大功勋：“其一，为统一全国币制。其二，为统一各省财政。其三，为维护教育经费。其四，为充实军队饷粮。”并盛赞他在抗战准备方面“贡献为最大”。 他缔造了一组惊人的数据 大家看看下面这些数据—— 在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每年的国库支出是11亿元，而收入仅仅8亿余元，每年短缺2亿多元； 抗战爆发后，仅1937年，国库支出就飙升到了将近21亿，而收入却并没有增加多少； 1939年，国库支出达28亿元，而因战乱，收入降到了不足3亿元。其中，军务、战务、购买枪械等费用，占到了67%。 这就是当时中国政府的窘态，如果不是孔祥熙长袖善舞，东挪西补，中国的军队根本支撑不了八年，别说买先进武器了，恐怕连吃的军粮都没了。 除了最直接的军费，战争所必须的交通也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在整个八年抗战中，国民政府修建了大量的公路、铁路，将全国各个地方都连通了起来，以保障部队的顺利调遣。自古以来，修路都是极其耗费钱财的工程，这些钱，自然又得跟财政部长孔祥熙伸手。 因此，蒋介石曾深情地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者，实当时主持行政与财经责任之庸之先生之贡献为最大！” 也因此，当有人弹劾孔祥熙，逼他下野的时候，蒋介石主动站出来，力挺孔祥熙。 他走之后 国民政府财政瘫痪 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学界大老傅斯年曾炮轰孔祥熙，三次逼他下台，一直被人称颂不已，认为傅斯年体现了一个知识份子的骨气。但实际上，这件事上却也表现了他的短视。 当时连傅斯年的老师胡适都站出来劝他，不要逼孔祥熙下野，因为还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坐这个位子。 这就是知识份子和实干家的区别。 历史也证明，当1944年孔祥熙被迫辞职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与金融事业一落千丈，上海、北京等地物价飞涨，经济完全陷入了瘫痪。蒋介石之所以败退，除了政治腐败、军队涣散之外，财政上的瘫痪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此，在孔祥熙的追悼会上，蒋介石说：“先生一身之进退，对国家之安危，其关系之重大如此！当此盖棺论定之际，世人与历史，自有其公正之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