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大饥荒”是指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饥荒。它是20世纪最严重的暴行之一,也是乌克兰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之一。由于苏联当局的长期隐瞒,据后来估计,大约有250万至750万乌克兰人因此死亡。但多年以来,导致乌克兰人口减少了近五分之一的镇压和压迫行径的细节却一直不为苏联以外的世界所知。
直到已故历史学家、研究大饥荒的著名学者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详细介绍了“恐怖饥荒”的发生经过,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他于1986年出版的《悲伤的收获》(The Harvest of Sorrow)一书是一部记录斯大林对苏联农民所犯罪行的完整史料,其中包括有关大饥荒的史实。
康奎斯特的研究依赖于流亡者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普查和经济数据以及媒体报导。在康奎斯特的笔下,大饥荒的肆虐规模昭然若揭:他所描述的四千万居民的乌克兰领土是“一个巨大的贝尔森(Belson)集中营”,意指德国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在谈到这本书的长度时,他写道,“书中所记录的种种行径,不是每一个词语,而是每一个字母,都代表著大约20条人命。”
在乌克兰学者的观点来看,这次饥荒是故意制造的,是针对乌克兰族的行动,因此当地民众将此“大饥荒”称之为Holodomor,意为“以饥饿灭绝”,当代学者大多认为乌克兰大饥荒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政治与人为因素。
历史学家认为苏联政府在这次大饥荒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大饥荒的后果更加惨重。一些乌克兰人认为苏联对这次大饥荒的责任相当于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并且认为苏联专门利用饥荒清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其行为法律上构成种族灭绝。
截至2018年,有20多个国家认为乌克兰大饥荒是种族灭绝。
噩梦从文化清洗开始
2018年,长期驻守东欧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安‧阿普尔鲍姆发布了新书《红色饥荒:史达林对乌克兰的战争》,该书详细讲述了发生在1933年之前的乌克兰大饥荒。作者称,至少有390万乌克兰人死于饥荒。
阿普尔鲍姆认为,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将乌克兰视为一块有利可图的殖民地,因此一直担心失去那块领土。甚至连解放农奴的改革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担心乌克兰文化将威胁到俄罗斯对其控制。尽管当时的乌克兰城市里有很多俄罗斯人,但农村地区大部份人都讲乌克兰语。
于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将乌克兰语书籍和杂志列为禁书,禁止在剧院和歌剧院中使用乌克兰语言,所有学校里的儿童必须接受俄罗斯语教育。
一战快结束时,各个帝国纷纷崩溃,乌克兰在混乱之中宣布独立,但它著名的肥沃黑土和黑海港口却遭到白俄罗斯人、布尔什维克以及其他邻国争夺。经过数年极度血腥的争夺之后(1919年,基辅经历了十几次易手),乌克兰被两个新生国家瓜分:波兰和苏联,但苏联抢占了大部份领土。
1920年代中期,苏联政权稳固确立后,开始尝试一项新政策,给予乌克兰语官方语言的地位,允许出版权威的乌俄词典。并成功地让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22年成为了苏联创始加盟共和国之一。
但没有多久,克里姆林宫又感到不安,开始扭转政策,对乌克兰族的精英进行清洗。斯大林“遵循沙皇设定的先例”,“他们查封了乌克兰语报纸,禁止在学校使用乌克兰语,关闭了乌克兰语剧院”。
之后几年,东正教的乌克兰教派遭到镇压,数以万计的乌克兰教师和知识份子遭到逮捕。在学校和图书馆中,数以千计的乌克兰语书籍被清理出去。曾经允许的乌俄词典字典项目也被判定为颠覆行动,很多项目工作人员遭到逮捕和枪杀。一些乌克兰词语被规定不得在报刊上使用,必须以更近似俄语的词汇代替。在俄罗斯官方眼里,乌克兰语已经犯有叛国罪,必须受到惩罚。
但乌克兰的人的噩梦并没有随著文化被禁止而消失。
人为制造大饥荒
乌克兰出产粮食,有著世界粮仓的美誉,斯大林以处罚式的方式强行夺取乌克兰的“粮仓”。
1929年,斯大林对整个苏联境内数以百万计的富裕农民发动了政治镇压运动,包括逮捕、驱逐和处决。同时,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出台,废除了土地私有制,迫使其馀的农民进入由国家控制的农场。
为了推行斯大林的政策,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
但斯大林的政策在乌克兰农村遇到了强烈抵抗,许多农民反对国家土地国有化的政策,但最终导致苏维埃政权对乌克兰“富农”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富有农业生产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这导致乌克兰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的下降。
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干脆就把农田烧掉、宰杀家畜,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
苏联当局为了征收粮食,他们采用了新的粮食统计手段,不再使用实际收到谷仓里的数字,而是用“生物学产量”,极度夸大农田产量,目的是作为定量强迫集体农庄多交粮食,以致于苏联30、40年代的农业产量超出了任何外国专家的想像。
为了解决粮食短缺,以及征收不足问题,1932年8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本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严令农民家中不允许私藏粮食之后,苏维埃共产党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种子、馀粮和口粮。据报导,至1933年1月,有7.9万名农民因“私藏粮食”的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此时,许多村庄开始出现农民忍饥挨饿,无数男女老少因饥饿而死。一具具瘦骨如柴的腐烂尸体在路边堆积起来,野狼侵占了废弃的农舍。然而搜查行动还在继续。当一些有良心发现的党干部开始表示反对时,他们立即遭到解职、监禁或枪杀。
这几项惩罚性措施实施数月后,到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再加当年在乌克兰大部份地区出现的干旱进一步加重了饥荒。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外界禁止进入这些地区。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被作为“阶级敌人”逮捕。
此时的乌克兰农村发生了大量人吃人的现象。
苏联官方宣传报曾写道: “吃自己的孩子是野蛮人行为”,据当时的统计,有超过2500人因为吃人而被定罪。
有计划的饥荒,处死该国最优秀的艺术家与知识份子,对教会的破坏,以及对该国传统村庄文化的摧毁,这一切吓住了所有希望自治与独立的乌克兰人,令他们只能缄口不语。
到了1933年秋天,斯大林认为乌克兰人已被击败,并最终允许他们保留一小部份他们所种的作物。直到1934年,农作物收获量有所提高,乌克兰饥荒状况逐渐消失。但大饥荒的真相被当局列为禁区,无人敢提及,被深深地掩盖在谎言之下。直到今天,具体死亡人数依然是个未知数。
在许多乌克兰地区因为饥荒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后,苏共政权再从俄罗斯向这些地区迁入大批移民形成了一些新的俄语系居民聚居区。
最终,过了60年,史达林所担心的事情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随著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真的失去了乌克兰。
历史的真相被揭密
在乌克兰独立后,许多乌克兰政治家和学者认为1932年-1933年大饥荒是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但是亲俄罗斯的政客以及俄罗斯政府反对这样的叫法。
尽管许多有关乌克兰大饥荒的历史真相和研究结果被纷纷公布,但仍然有一些乌克兰人无法接受大饥荒的事实。他们无法相信一个国家的政权和领导人会对自己的民众做出如此灭绝人性的事情。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大饥荒等事件现在已成为苏共政权的象征和标志符号。俄罗斯历史学者彼得罗夫说,苏共和斯大林政权大规模建立古拉格集中营,从事大清洗和政治迫害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这个政权的本性。
彼得罗夫说:“有多少人因为饥饿和体力耗尽而丧生,但这些对这个政权了来说根本不重要。这个政权把人当成是消耗的材料,一批人死去,新一批人会立刻补充上来。”
在社会舆论的呼吁之下,2002年初,乌克兰政府解密了1,000多份有关饥荒的秘密文件。时任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签署法令,将每年11月第四个星期六定为“饥荒纪念日”。
2006年11月25日,乌克兰各城市下半旗,并在国旗上缠上黑丝带,向大饥荒的死难者致哀。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和议会议长莫罗兹主持了大饥荒纪念馆的奠基仪式,并在市中心广场举行烛光哀悼活动。全乌克兰的电视台和电台停止播放娱乐节目。
2015年11月7日,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大厦附近竖立起一座大饥荒纪念碑,以纪念数以百万计在斯大林制造的乌克兰大饥荒中丧生的无辜受害者。
2017年11月25日,乌克兰举行的纪念活动中,总统波罗申科、总理格罗伊斯曼等政要向大饥荒纪念碑献花圈,全国政府机构降半旗致哀,各地教堂举行了弥撒活动。波罗申科表示任何否认大饥荒或否认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应该制定法律让否认这两个悲剧的人承担责任。
总统波罗申科称,俄罗斯自诩为苏联的继承者,应当为这一罪行负责,希望看到俄国的精英承认大饥荒是种族清洗并为此忏悔。
2018年10月3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承认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在1932年-1933年犯下了针对乌克兰人民的民族灭绝罪行。
乌克兰准备纪念大饥荒90年
在亲西方的泽连斯基当选乌克兰总统之后,尤其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和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人对大饥荒的态度发生了许多变化。最新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俄罗斯赔偿损失,绝大多数人认为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动,更多人主张审判责任人,主张大饥荒受害者的家庭和家属应获得赔偿。
乌克兰大饥荒如今越来越被国际社会重视。更多的国家和议会都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动。
2021年11月27日,同往年一样,乌克兰举行“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活动,美国、欧盟和其他许多国家驻基辅的外交使节参加了当天的活动,活动包括全国默哀一分钟和点燃蜡烛,向大饥荒的纪念碑献花,各地的教堂举行安魂弥撒等。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纪念日前夕签署命令,要求准备1932年-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90周年纪念活动。纪念活动从明年开始,2023年将达到高潮。
这些纪念活动包括乌克兰将组织大饥荒问题国际会议,主办各种学术讨论会,针对十月革命后的20年代、30年代还有二战结束之后的40年代在乌克兰所发生的3场饥荒,将发表一系列学术研究报告和成果。此外,还将竖立一批有关大饥荒的纪念碑,寻找大饥荒受难者墓地等等。
据报导,规模很大的乌克兰大饥荒纪念馆正在紧张施工中。纪念馆的主体建筑已经建成。纪念馆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距离独立广场不远的第聂伯河河畔。纪念馆包括介绍大饥荒的展览大厅,电影放映厅,图书馆,档案馆等。纪念馆周围还有公园和纪念碑。
总统泽连斯基在大饥荒纪念日上表示,布尔什维克执政后在乌克兰发生的3次大饥荒,也就是1921年到1923年,1932年到1933年,以及1946年到1947年的这3次大饥荒,乌克兰人永远,也绝不会遗忘。他特别强调,由斯大林专制政权所制造的1932年到1933年的大饥荒规模最大。泽连斯基说,在这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位统治者会制造出如此野蛮和悲惨的事件。
乌克兰外交部在大饥荒纪念日时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至今仍然否认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是在纵容犯罪。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避免类似的犯罪行为再次发生。
共产统治的害人手段是如此相似
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大饥荒比中国三年大饥荒早了26年,毛泽东绝对相当清楚乌克兰大饥荒的前因后果,他不但没有吸取前车之鉴的教训,还坚持模仿史达林的失败政策,就是在国人遭遇粮食匮乏的危机时,并且还加大量提供粮食给其他共产政权的军队以及换取外汇,想要营造出自己的领导之下,国运昌隆的假象。结果造成国内数以万计的人民跟农民饿死。
毛泽东跟史达林都以为,提升农场效率的方式就是集体化,但问题是政府剥夺了人民的财产后,唯一能让人愿意工作的方式就是恐惧,恐惧让人想尽办法瞒报数字,让帐面看起来漂亮以避免惩罚,数字造假就是从当年开始的普遍恶习,更进一步导致了所谓的浮夸风。
乌克兰大饥荒对全球来说是一个经典的教训,执政者的失败政策是能导致人间炼狱的。但是毛泽东所执行的政策却完完全全仿照史达林的失败经验,对毛泽东来说,斯大林失败了,他或能成功。
在毛泽东的奇耙政策: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大炼钢、除四害运动包含打麻雀运动、收获数字造假,地方政府官员害怕社会主义的铁拳先打到自己头上,宁可成为加害人。还有中共当权者的奇异命令,如三面红旗不能倒,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都成就了三年大饥荒。
跟乌克兰大饥荒一样,暴政才是导致三年大饥荒的原因,中国的饥荒死亡人数评估最低从1500万人到4500万人。
天灾不足以构成三年大饥荒爆发的要素。相信稍微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天灾如同家常便饭,干旱、水患、地震都是有频率性的发生,一个政府如何因应跟研拟对策、制定政策,才是天灾对社会影响多寡的最主要因素,‘好的政府带你上天堂,不好的政府让你闹饥荒’。
如果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天灾是三年大饥荒的一个谎言,这边我们来比较一下数字:
1954年中国出口粮食为171.1万吨
1958年中国出口粮食为288.34万吨
1959年(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出口粮食为415.75万吨
大饥荒时期出口的粮食数量比大饥荒之前还要多好几倍,哪里有所谓的粮食生产短缺呢?
我们常听说‘共产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这不是一种抽像的描述,三年大饥荒中,在当时的四川、甘肃、青海、西藏、陕西、宁夏、河北、辽宁都发生大量人吃人的事件,几乎遍及全中国。路上的路人、亲人、父母、小孩都可能成为相食的对象,甚至有将人肉当猪肉贩卖的。在各地官方资料、民间的调查报告、原始纪录、文学作品都有当时许多地区人吃人的记载。同样在1932-33年闹饥荒的乌克兰,也发生过人吃人、父母吃小孩、小孩吃父母的惨案。
阿马蒂亚.库马尔.森(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曾经写过“在正常运行的民主社会没有发生过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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