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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歷史

陶洛誦: 「文革受難者」作者王友琴

 撥通友琴的電話,她說:「洛誦,你好久沒來電話了!我又沒法兒給你打電話,我最近摔了一跤,把左手腕摔壞了點。」     跟友琴的通話就是這樣,她會連續不斷說下去,我基本插不上嘴。    「咳,我也是太累了,歐洲來了一個五人團隊採訪我。一輛白色的大汽車開到我家樓下,扛著兩架大攝像機,採訪了我7個鐘頭。第二天我出去買東西就摔了。」        我在以下近一個小時她的講話里幾次拚命插嘴問她:        歐洲什麼團隊?哪個國家的?公司的名字?是拍新聞片還是故事片?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得到確定的回答五個全是外國人,總部在法國,領頭的一個是義大利人。         友琴的回答只有這些。         友琴其它的話基本是老生常談,沒有任何新意。但這次她比較 詳細地談了一下她的工程科學家大妹妹。         她重複告訴我,她妹妹十二,她十六,一同去雲南插隊。        她爸爸坐了差兩個星期九年的牢房被放出來後,她們姐妹三人同時考上大學,分別是北大、清華、上海交大。         她大妹妹畢業後分在上海,做出了重大發明,三八婦女節榮獲嘉獎。但當時規定只有擁有30年工齡才可以分到房子,不然只能住集體宿舍。       一個德國代表團訪問她,邀請她去德國工作,給她開出給外國人工作最優惠的條件。她妹妹就去了德國。         在德國,被一個美籍猶太男孩看上,這男孩是去德國了解猶太人二戰中的歷史。二人結婚後一起回到美國。她妹妹現在是全世界工程學領軍人物。          我曾經對友琴表示願意給她寫傳記,被她婉拒,她說她自己寫。         現在我也沒了那個精力。           好在友琴已經引起了外國人的注意,關於她的電影已在拍攝中,希望能早日看到電影的公演。

我已經這樣,你還要怎樣 | 宋詞句法之層深句

文/清簫   上期講過設想句,本期講使詞作不顯單薄的方法之一:層深句法。 作詞有點像建別墅,搭建主房之後,仍不夠充實,此時橫向可以考慮在後院增建小屋,縱向可以建成複式。寫景和抒情都可以使用層深句增強文字的厚度和廣度。以下舉例。   更在斜陽外 相信很多朋友都背過范仲淹的〈蘇幕遮〉,這闋詞在上片寫景方面使用了層深句法。全詞為: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高樓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圖:Adobe Stock) 其中,「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構造出一幅遼遠延綿的秋景圖。斜陽已經夠遠,接近於肉眼可見的極限,然而芳草更遠,延綿無際,肉眼已看不見它的盡頭,那甚至是斜陽照射不到的地方。 詞人很懂得布局意象,特意將芳草挑出,在山、水、斜陽之外橫向增加。試想,如果只是將山、水、斜陽、芳草簡單堆砌起來,讀者腦海中呈現的將是沒有重心的畫面。而詞人選擇將芳草單獨拎出,另鋪開一層寫,更容易使讀者聯想到鄉思如草,「更行更遠還生」。在古詩詞中,芳草常與鄉愁別情相聯,如《楚辭》寫道:「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它無邊無際,彷彿永遠都會生長,是遊子愁思的有形化。范仲淹在「芳草」後用「無情」二字形容,說芳草不照顧遊子情緒,無需明說是何情,情已躍然紙上。沈謙對該詞點評道:「雖是賦景,情已躍然。」寫景時情已自然含在其中。 歐陽修〈踏莎行〉「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與〈蘇幕遮〉「更在斜陽外」異曲同工。〈踏莎行〉表現閨中少婦思念丈夫,她站在高樓上遙望遠方,廣袤的草原盡頭便是春山,而她思念的人在比春山更遠的地方,那是她無論怎樣極目都看不到的地方。   (圖:Adobe Stock) 王沂孫〈長亭怨慢〉「水遠。怎知流水外,卻是亂山尤遠」也得此法之妙。詞人以虛字「怎知」、「卻是」連接景物,流水如離散的宴席,流水之外是亂山群峰,然而友人比亂山還遠。此三句無一字明寫人,僅是寫景,卻飽含深情,作者無盡的思念跨越層巒疊嶂,纏綿悠遠。 上述是以層深句寫景時表現「在某景物之外還有什麼」的例子。若只寫一層,讀者的視線則停留在地面上;而當增添一層後,讀者彷彿騰空而起,追隨作者的文字俯瞰到更遠的地方,帶來無盡想像。   更著風和雨 還有一種寫景抒情是「已經這樣,卻還那樣」,比如陸遊的經典名句「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古詩詞中常用黃昏意象,此時人往往寂寞憂愁,如晏幾道詞云:「惡滋味、最是黃昏」,柳永詞云:「這滋味、黃昏又惡」。已處於最落寞的時間,卻還遭受風吹雨打,心靈與身體均受挫折,寫盡梅花的不幸。 (圖:Adobe Stock) 類似的層深句還有葉夢得〈虞美人〉:「落花已作風前舞,又送黃昏雨」,以及王沂孫〈醉蓬萊〉:「一室秋燈,一庭秋雨,更一聲秋雁。」 後者尤為精彩,三句排比,視覺、觸覺、聽覺三方面增強秋意。窗外的雨彷彿嫌窗內的燈愁不夠濃;而大雁也彷彿嫌詞人近處愁不夠濃,還要在遠方用聲音再添些愁。王沂孫作這闋〈醉蓬萊〉時,南宋已經滅亡,他不願事奉元朝,多重凄涼秋景更加重他對故國的懷念之情。俞陛雲對該詞評道:「秋燈三句,清愁重疊而來。」   東風何事又惡 周邦彥也用過層深句法。我們來看他的詞〈瑞鶴仙〉: 悄郊原帶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孤城闌角。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綉鞍,緩引春酌。 不記歸時早暮,上馬誰扶,醒眠朱閣。驚飆動幕,扶殘醉,繞紅葯。嘆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任流光過卻,猶喜洞天自樂。 (圖:Adobe Stock) 該詞相傳是周邦彥在夢中所得,而且現實場景與夢中幾乎一樣。王明清《揮麈餘話》說:「周美成晚歸錢塘鄉里,夢中得瑞鶴仙一闋……未幾,方臘盜起自桐廬,擁兵入杭。時美成方會客,聞之倉黃出奔,趨西湖之墳庵。次郊外,適際殘臘,落日在山,忽見故人之妾,徒步亦為逃避計。約下馬,小飲於道旁旗亭,聞鶯聲於木杪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餘醺,困卧小閣之上,恍如詞中。逾月賊平,入城,則故居皆遭蹂踐,旋營緝而處。繼而得請提舉杭州洞霄宮,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嘗自記甚詳。今偶失其本,姑追記其略而書於編。」 當時正值方臘起義,周邦彥倉皇躲避戰亂,某天夕陽西下之際,偶然遇見熟人,於是下馬喝酒,喝醉後在小閣上卧睡。正值四月,紅芍藥開得正盛,忽然一陣疾風吹來,簾幕隨風翻動,芍藥也被吹散。周邦彥繞著紅花嘆息:西園已經滿地殘花,春風為何還要添亂。「東風何事又惡」與「驚飆動幕」呼應,「繞」字體現他惜花情深,責怪東風更突顯無奈與哀涼。「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也是他四處奔逃的間接反映。   那堪更被明月,隔牆送過鞦韆影 我們再來看張先〈青門引·春思〉,下片寫得極好,觸覺、聽覺上已覺得悲傷,再看到影子時更添悲傷。全詞為: 乍暖還輕冷,風雨晚來方定。庭軒寂寞近清明,殘花中酒,又是去年病。 樓頭畫角風吹醒,入夜重門靜。那堪更被明月,隔牆送過鞦韆影。   (圖:Adobe Stock) 當時乍暖還寒,雨下一整天,花已凋落,張先想借酒消愁,卻適得其反。他被凄涼的角聲與晚風吹醒,院門重重深閉,庭院寂靜。不料,月光還要隔牆送來少女盪鞦韆的身影,又觸動他敏感的內心,牆外的歡樂與牆內寂寞的他形成鮮明對比。 沈際飛稱這闋詞「懷則自觸,觸則愈懷,未有觸之至此極者。」黃蘇 《蓼園詞選》評價說:「角聲而曰風吹醒,醒字極尖刻。至末句那堪送影,真是描神之筆,極其杳渺之致。」 〈青門引·春思〉結尾還有一個巧妙之處,即無需直接描寫盪鞦韆的人,影即是人,但影又虛無縹緲,虛影如此近,而真人如此遠。透過鞦韆間接描寫女子,與吳文英〈風入松〉頗為相似。〈風入松〉寫道:「黃蜂頻撲鞦韆索,有當時、縴手香凝」,美女雖已離去,但繩索上還有玉手留下的香。俞陛雲對這二詞評價道:「夢窗因鞦韆而憶凝香縴手,此則因隔院鞦韆而觸緒有懷,別有人在,乃側面寫法。」   才欲歌時淚已流 杜安世〈卜運算元〉也使用層深句表現傷懷,全詞為: 樽前一曲歌,歌里千重意。才欲歌時淚已流,恨應更、多於淚。 試問緣何事?不語如痴醉。我亦情多不忍聞,怕和我、成憔悴。 該詞寫的是詞人聽歌女唱歌,歌女尚未唱出口,就已經淚流滿面,想必她心中的苦比淚水還多。以無形的苦恨和有形的淚水相比較,更進一層走近歌女的內心世界。   (圖:Adobe Stock) 田為〈江神子慢〉也以層深句寫女子的苦恨:「此恨對語猶難,那堪更寄書說。」閨中少婦想念遠方的丈夫,這種離愁別緒即使面對面訴說也難,更何況寄信向他傾訴。對語是一層,寄書又進一層,前一層不可行,後一層更是幻想。她其實很想寄信,然而丈夫杳無音信,縱然能寄,她也難以表達滿腹心事。詞人描寫女子心理十分細膩。 在此總結,這類層深句通常含有「已」、「更」、「又」、「那堪」,往往有遞進,有些是橫向增加廣度,如思念之人在什麼之外;有些是縱向升級,如風雨突來;有些是透過不同感官加深程度,如不僅聽到,還看到,更觸動內心情感。 我們在寫作時,如果僅僅簡單地遞進,那只是照貓畫虎,必然平淡無奇,所以要精心思考意象的選取、布局以及用字,爭取恰到好處、不落俗套地層層遞進。 詞還有一種寫法是否定一層,再轉入新的一層,有點像拆除舊房,再建新房。下期我講翻轉句。  

余傑:讀齊邦媛的自傳《巨流河》

齊邦媛的自傳《巨流河》被譽為「一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一部過渡新舊時代衝突的女性奮鬥史,一部台灣文學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記,一部用生命書寫壯闊幽微的天籟詩篇」。從二十年代至今,中國的硝煙與烽火、奮起與沉淪,中國人的掙扎與流亡、希望與彷徨,如同白山黑水之間的巨流河,有時波濤洶湧,有時寧靜如海,有時冰封凝固。讀《巨流河》,不禁讓我想起同樣剛毅卓絕的東北女子蕭紅的《呼蘭河傳》,她們不約而同地以河流命名畢生心血之作,而她們真正抒寫的不是河流與土地,卻是寫不盡的人的心靈世界。  《巨流河》中最讓我感動的部分,是寫三、四十年代在抗戰的生離死別中仍然弦歌不斷的學生生活。齊邦媛有幸獲得了那個時代中國最好的教育——可能也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好的教育。她先後就讀於南開中學和武漢大學,儘管校園由北而南、由東而西遷徙數千里,從校舍到圖書,無不因陋就簡,但那時的學生遇到了一群學貫中西、忘我教學的老師——張伯苓、朱光潛、吳宓、錢穆……這個藍衫白裙的女孩,得到了這群若群星燦爛的大師的指點,由此奠定了其學術道路上的第一塊基石。  那個時代,也是知識界、輿論界和學生普遍左傾親共的時代。齊邦媛神奇地擁有了對「土共」的免疫力。我原以為「土共」一詞是香港人的發明,其實齊邦媛早在四十年代便以此輕蔑地稱呼共產黨。《世界日報》專欄作家東方珠在《「土共」之爭》一文中談及港人關於這一稱呼的爭論:《信報》健筆林行止就「土共」二字,與曾受溫家寶單獨接見的吳康民筆戰。林行止為文批評「土共」回歸後有大翻身想法,引來吳康民強烈反駁,指「土共」帶有貶意,批評林行止其心可誅。但林響應說「大地養育之功有賴土壤,土有生機厚德之寓意,讓港共冠上土字,應是過譽!」如果不是幽默的話,林的這一說法顯然是強辯。東方珠則貌似公允地說,既然「土共」一說讓當事人不舒服,他就絕對拒用。但在我看來,「土共」就是「土共」,就是對這個禍國殃民的群體的蔑稱,他們的滔天罪行令她們只配得到這樣的羞辱,何須為其解下緊箍咒?即便優雅如齊邦媛,也在書中頻頻使用「土共」一詞,何須大驚小怪!  與愛書人為敵的「讀書會」  齊邦媛在書中寫道:「我記得常聽父親說,一個知識分子,二十歲以前從未迷上共產主義是缺少熱情,二十歲以後去做共產黨員是幼稚。」這句話出自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愛因斯坦長期左傾,說這句話不足為奇。但這句話絕非真理,因為共產主義在本質上就是邪惡的,即便年輕時代也不應當受其誘惑。  齊邦媛從未對共產黨及其虛假的主義有好感。讓她認清是非的一段重要經歷是參加「進步學生」組織的「讀書會」。那時,一名姓侯學姐帶她去參加讀書會,讀高爾基的《母親》、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唱很多俄國民謠和《東方紅》。這時,父親給她寫信說:「現在各大學都有『讀書會』,是共產黨吸收知識分子的外圍組織……吾兒生性單純,既對現在功課有很大興趣,應盡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圖書館多讀相關書籍,不必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於是,齊邦媛埋首學業,不再參加此類「讀書會」。結果,侯姐姐立即翻臉,大聲罵她「貪官污吏的女兒」。齊邦媛深受傷害:「這是我獨立為人第一次見識到政治的可怕與謊言。在我生長的家庭,革命與愛國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義的,最忌諱翻臉無情,出賣朋友。」而共產黨革命首要的要求就是「翻臉無情,出賣朋友」。  差不多三十年後,齊邦媛訪學美國,偶遇從大陸出來的留學生、《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恆。梁恆向她講述了「文革」的背叛與殘暴。齊邦媛追問道:是什麼樣的政治魅力驅使數代的青年,從學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毀才能建立新中國?這些人的心,若非變成麻木無情,必也是傷痕纍纍,如何得以平復回到正常的人生呢?當他們長大,統治中國,那將是怎樣的國家呢?今天中國的統治者,不正是紅衛兵和知青一代嗎?齊邦媛回想起當年侯姐姐罵她「沒有靈魂」的場景,回想起共產黨煽動的學潮隊伍中仇恨的口號和扭曲的面孔。如果一九四七年她沒有應聘台大而留在大陸,等待她的將是怎樣的命運呢?  又過了二十多年,台灣已經走向了民主化,曾在台灣被禁的蘇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在台北書市中露面。齊邦媛感嘆說:「看到這本書,如遇舊友,捧回再讀。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產黨政治狂熱將我們趕出大陸,而他們自己也在各種大同小異的狂熱中自相殘殺多年,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塵,真感百年世事不勝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約已有理性根源,那一類的書確實成為我判斷的基礎。」齊邦媛對「土共」的厭惡,是理性、情感和審美交織而成的結論。重視親情和友情的她,怎麼會為了主義而六親不認呢?長期浸淫在濟慈和雪萊詩歌中的她,怎麼會喜歡粗俗煽情的共產黨文藝呢?  那個「讀書會」是仇視讀書人的,當然仇視齊邦媛堅持的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不過,在國民黨統治時代,青年學生畢竟有自我組織讀書會的權利。而在共產黨統治時代,組織「讀書會」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的重罪,北大學子楊子立等人因組織「新青年學會」入獄十年至八年不等。可見,「共和國」比「民國」來不知退步到哪裡去了。  聞一多的悲劇  《巨流河》中寫到很多三、四十年代的左傾教授,著墨最多的是聞一多。在學術傳承的意義上,我算是聞一多的第四代弟子:聞一多在西南聯大時期的研究生季鎮淮後來當過北大中文系主任,而我的研究生導師夏曉虹教授正是季鎮淮的學生。因此,我對四十年代聞一多為何急劇左轉的問題懷有強烈的興趣。  不可否認,聞一多控訴黑暗和專制的道德勇氣彪炳千秋。聞一多之死是一個悲劇,據史料分析,暗殺聞一多並非蔣介石下令,而是出於雲南地方當局的意思,但蔣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過,聞一多死在中共奪取之前,也算求仁得仁。否則,以他自由奔放、攪動死水的個性,如果活到「反右」和「文革」,只能像吳晗、傅雷、老舍等人那樣屈辱地自盡。  當時,聞一多以激進的左傾立場風靡大學校園,影響力讓胡適、傅斯年等「右派」望塵莫及。當時,齊邦媛雖然崇敬站在講台上講授楚辭的聞一多,但對站在政治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聞一多有所質疑:「我們那一代青年,在苦難八年後彈痕未修的各個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號召,遊行,不上課,不許自由思想,幾乎完全荒廢學業,大多數人淪入各種仇恨運動,終至文革……身為青年偶像的他,曾經想到過衝動激情的後果嗎?」  聞一多是篆刻高手,當時在授課之餘靠幫人刻章補貼家用。在聞一多的遺物中,有一枚沒有完成的石質印章,印面寫著「其愚不可及」!這個印章讓人想起瞿秋白臨行前寫下的《多餘人的話》。瞿秋白和聞一多是被誤卷進革命洪流的書生,最終不能融入毛澤東的「痞子運動」。齊邦媛感嘆說,無論怎麼詮釋,說是他在生死關頭,「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留下這枚「自勵章」表白心志,決心以「追屈原、拜倫蹤跡的莊嚴表示」作最後的遺言,正常的讀者很難不想到悔懊與自譴;到底他曾經寫了許多情深意明的好詩,深研過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個字,應是先在內心琢磨過它的意義的。雖然,在那狂熱的兩年中,他未必預見到自己的死亡,並未能給他深愛的國和家帶來幸福。  研究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學者謝泳說過:「對社會現狀的深入了解,生活的貧困化以及統治者的專制腐敗,這些都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民政府產生離心傾向和普遍左傾的客觀原因。」《巨流河》中提供的對聞一多等人人生軌跡和政治立場變遷的近距離觀察,再度印證了這一結論。而當時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校長對聞一多的評論極為中肯:「(聞一多)實一理想革命家,其見解、言論可以煽動,未必切實際,難免為陰謀者利用耳。」  自由高於故鄉  當《巨流河》在港台炙手可熱之際,中國大陸也想出版簡體版。囿於綿密的出版審查制度,齊邦媛不得不同意大肆刪減為一個「潔本」。人流亡了,文字也隨之流亡,書猶如此,情何以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宣稱「我沒有敵人」,他不以中共為敵人;但是,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更利害千百倍的中共,何嘗不是文化的敵人!當年,文學大師吳宓以「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的期勉,支撐齊邦媛一甲子以上的歲月。吳宓卻慘死於「文革」之中,令柔和溫婉的齊邦媛罕有地發出一聲獅子吼:「這些老師所受之苦,是中國文人百年來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極致,即使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憤慨憾恨!」  書的命運與作者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德國作家阿圖爾?霍利切爾的回憶錄被列入納粹焚書的目錄。他在流亡路上向同胞呼籲說:「不要讓我的書消失,消失得好像我從來沒有寫過似的。由於來自外界的麻煩,有的書面臨著這種命運的威脅。在我的書中,那些用劣質紙張印刷的,你們要想辦法用好紙重新印刷。那些已經脫銷的書要再版。不要讓我的那些能使你們和你們的後代更富有、更自由、更快樂的書消失。讓那些白付了愛和痛苦而產生的書不至於是徒勞的!」在最後一頁,他寫道:「你們,讀過了這本回憶錄的你們,要記住一個人的苦難,別讓他的吶喊成為那些裝聾作啞的耳邊風。拯救這本書吧,不要讓它消失,好好保護火星!」一九四一年,他在日內瓦一個慈善組織的營地死去,念念不忘他的被焚燒的書。他所愛的,是文化德國,或如思想家哈貝馬斯所言,是憲政德國,而絕非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同樣的道理,中國的文化人,所愛的理應是文化中國、自由中國和憲政中國,而絕非共產黨獨裁的中國。  阿圖爾•霍利切爾關於自己的回憶錄的這段話,好似一篇為《巨流河》而寫的書評。齊邦媛是幸運的,她如傳燈者一般,後半生在美麗島上守護著文化與學術的薪火。而在彼岸,「一九四九年中共進駐時,大多數學者留在大陸,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留下者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由批鬥侮辱中倖存已屬不易,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半個世紀以後,齊邦媛訪問大陸,重逢病榻之上的老同學魯巧珍,魯巧珍斷斷續續地喘息著對她說:「你到台灣這些年,可以好好讀書,好好教書,真令我羨慕。」這句話讓人黯然神傷,「好好讀書,好好教書」本來是一個知識分子最低的生存需求,在毛澤東時代卻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還有那些當年不辭而別、奔赴延安的同學,青春折翼,革命夢碎,歷盡浩劫,所余者唯軀殼而已。  自由理應高於故鄉,看不透這一點的中國知識分子,必定遭遇滅頂之災。初到台灣的齊邦媛,剛開始只是將這裡當作暫居之地,隨著時間的流逝,她才對台灣有了越來越強烈的歸屬感。流亡者以流亡之地為家,才能重建尊嚴與自信。此書以巨流河開篇,以啞口海收尾,如一生顛沛流離的蘇東坡所云「此心安處是吾鄉」,到此境界,何須「葉落歸根」?如果用受希特勒逼迫而不得不長期流亡異鄉的德國文豪托馬斯?曼的話來說,就是:「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如果用對共產黨統治洞若觀火的歷史學家余英時的話來說,就是:「我在哪裡,中國文化就在哪裡。」這是對自我何等豪邁與自信,這也是對文學和文化的信賴與期盼。《巨流河》所揭示的,亦是同樣的道理。  作者寫於2015年 文章來源:RFA  

復活節的由來

復活節(Easter),又稱主復活日,是基督宗教的重要節日之一。該節日是為了紀念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後第三天復活的事迹,是基督信仰的高峰,因此被基督徒認為象徵著永生與赦罪。 自耶穌離開這個世界後,復活節的具體日子一直是各族群各說各的,直到公元325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召開了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訂明了各地統一復活節日期。把復活節規定每年3月21日當日或之後,出現月圓後的第一個星期日。 由於每年的計算日期隨著月運周期改變,因此每年的復活節日子也不一樣。外加東正教與羅馬教會對耶穌復活的日子計算方式也不同,同一年的復活節日子也各不相同。 按照羅馬教會的定義,2024年3月29日(星期五)是耶穌受難日,3月31日(星期日)是復活節。 但依照東正教的計算方式,2024年5月5日(星期日)才是復活節。 澳洲官方選用了羅馬教會定下的日子,2024年3月29日至4月1日,為四天國定假期慶祝復活節(Easter)。 復活節 (圖:Freepik) 復活節吃羊肉 根據《聖經》中記載,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用死亡來替世人贖罪,成為所有人的替罪羔羊,所以,羔羊就成為了耶穌基督犧牲的象徵。所以,在復活節,人們有吃羊肉的習俗,之後,也會用火腿來代替。   復活節百合花 百合花也是復活節最具代表性的物品,百合花在《聖經》中多次出現,百合花象徵著重生、純潔、和希望,與耶穌基督的重生正好寓意相同。復活節的時候,人們習慣佩戴百合花,有的教堂會使用百合花來布置教堂,基督徒們也會互相贈送百合花。   復活節小白兔和彩蛋 在《聖經》中並沒有小白兔和彩蛋的記載,用小白兔和彩蛋來紀念基督復活是新教徒的創意。 後人有著各種版本對小白兔和彩蛋的來源進行各種註解。 有一說是:復活節的英文字Easter,源於北歐民族神話中春天女神Eostre的英文名字。女神Eostre曾拯救一隻被凍傷翅膀的小鳥,然後將它變成一隻兔子,並保留生蛋的能力。因此,這隻兔子被稱復活兔,它誕下的蛋也稱復活蛋。 新教徒們更將復活蛋塗上紅色,以象徵基督的血液。之後教徒們直接用巧克力製作彩蛋,作為禮物送給孩子們。   各地風俗 儘管小白兔和彩蛋是後人的創意,卻已成為復活節的重要象徵。 根據美洲的傳統,復活節兔子就像聖誕老人一樣,在復活節那天的早晨給乖孩子一籃子的禮物(包括彩蛋和各式各樣的巧克力和糖果。 在匈牙利,孩子們會在復活節前為兔子準備巢,好讓它們擺放送來的蛋,巧克力或是其他的禮物。有的時候,有些家長會送孩子們一隻真的小兔子, 在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孩子們和家長一起在復活節前的周四或者周六裝飾彩蛋,然後復活節兔子會在周六到周日的晚上給孩子送來禮物。有的家庭也會在周五到周六的晚上收到禮物。在澳大利亞,復活節到來時,許多商店都擺放著巧克力製作的兔子和彩蛋,幾乎家家都會購買兔子或彩蛋來歡度復活節。

張大千和徐雯波的長子張心健之死

成都鐵路局電務處,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曾經有一名小電工,在史無前例的瘋狂時代,卧軌自殺了,是年 21 歲。在那個年代,他的死猶如碾死在路旁的一隻小貓,淹死在水溝里的一隻耗子,不會引起人們的同情,更不會引起人們的嘆息。他是帶著冤屈,遺恨和無奈而逝去的。

我想,我怕,我不能 | 宋詞句法之設想句

人們常把詩、詞視為一類,但作詞和作詩有很大不同。假設現在寫一首非常出色的格律詩,並保留其主旨、思路、用字,按某個詞牌的格律改寫成詞,之後您很快就會發現它變成了一闋爛詞。能寫出好詩、好文的人未必作出好詞。李清照有段評論很有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俗話說隔行如隔山,其實文學領域內隔體也如隔山。 詩與詞最直觀的不同在於,詩不分片,而很多詞分上片、下片,還有一些分三片、四片。詞的句子變化多端,從「形」方面看,有單句、領句、對句、疊句;而在「意」方面,又有設想句、層深句、翻案句、呼應句、透過句、擬人句。某些情況下詞比詩更好玩,且更有助於表達。 詞句的形易學,但用意不易學。本文從設想句聊起,帶諸位一同品味詞的美妙,感受古人的智慧。 想必大家從小都背過蘇東坡的〈水調歌頭〉,其中「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可謂千古佳句。該三句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原因之一便是「想而不敢」的表達方式。假設我們換個方式表達,譬如「遙望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這類句法名叫設想句,其特點是「想怎樣卻不得怎樣」。有些詞表達的是「想而不敢」,有些則是「想而不能」,但都異曲同工。 我們再看李清照〈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圖:Adobe Stock) 這闋詞下片也是典型的設想句,想泛輕舟,卻怕輕舟載不動愁。全詞營造出一波三折的效果,先寫物是人非,流淚傷感;又寫「春尚好」,想出門泛舟散心,似乎有望走出傷感,出現轉折;但之後又說「只恐」,內心再度陷入憂愁,陡然間的落差突顯喜悅短暫,感情沉重。 無論是東坡「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還是易安「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都有願望和現實的對比及落差感。 蔣捷〈賀新郎〉則透過設想句宛轉地表達對故國的懷念: 夢冷黃金屋。嘆秦箏、斜鴻陣里,素弦塵撲。化作嬌鶯飛歸去,猶認紗窗舊綠。正過雨、荊桃如菽。此恨難平君知否,似瓊台、湧起彈棋局。消瘦影,嫌明燭。 鴛樓碎瀉東西玉。問芳悰、何時再展,翠釵難卜。待把宮眉橫雲樣,描上生綃畫幅。怕不是、新來妝束。彩扇紅牙今都在,恨無人、解聽開元曲。空掩袖,倚寒竹。   (圖:Adobe Stock) 其中「待把宮眉橫雲樣,描上生綃畫幅。怕不是、新來妝束」,藉對美人的思念抒發亡國之痛。多想將那佳人的容顏畫在生綃上,畫成雙眉如雲橫於額前的模樣,可轉念一想,難道妝束還跟以前一樣嗎?只怕畫不出現在流行的新妝!蔣捷作此詞時,南宋已亡,美人昔日的妝束代指故國,他想見,卻見不到;想畫,又不知近來模樣,催人淚下。 劉過〈唐多令〉的今昔對比亦引人感慨萬千: 蘆葉滿汀洲,寒沙帶淺流。二十年重過南樓。柳下系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 黃鶴斷磯頭,故人今在否?舊江山渾是新愁。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游。 結尾「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游」也是設想句。詞人想買桂花、帶美酒到水上泛舟遊樂,但失去了年少時的豪情,又有何用?「欲」字一揚,「終不似」陡然一轉,與上片「二十年重過南樓」綰合,更顯物是人非,愁情深重。   (圖:Adobe Stock) 柳永也曾苦中求樂而不得,其〈蝶戀花〉寫道:「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詞人自知不可能忘掉愁苦,於是只圖一醉,舉杯高歌,但終究是勉強歡笑,毫無意味。春愁不能靠痛飲抑住,可見執著之固、纏綿長久。「圖一醉」和「還無味」構成鮮明對比。 又如黃孝邁〈湘春夜月〉:「欲共柳花低訴,怕柳花輕薄,不解傷春。」詞人在羈旅中深感孤獨,想向柳花訴說,又怕柳花不懂羈旅傷春之情,說也無用。 透過以上設想句,我們不難發現,當「想而不得」與看似微不足道的心愿相結合,情感變得更深更濃,對人物心理的刻畫也更細膩了,令讀者忍不住同情。唐圭璋有評,這類設想句「頗有一種凄涼怨慕之感存乎其中」。我們在寫作時不妨參考並加以創新。   (圖:Adobe Stock) 作詞像蓋樓房,文字不宜單薄,下期將介紹詞的另一種句法——層深句,以及如何增加文字的厚度和廣度。      

四鎮跋扈貪富地,山東群起抗清廷 |《傲雪孤梅》(三)

文/清簫   上回說到,史可法遭馬士英出賣,福王朱由崧在馬士英、四鎮和盧九德擁戴下黃袍加身。 史可法雖對馬士英的背叛深感遺憾,但依然以大局為重。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他陪同福王抵達南京燕子磯;半個月後,福王於五月十五日稱帝,建立南明第一個政權——弘光。 然而,高官間的矛盾並沒有隨繼統大事塵埃落定而消弭。就在福王登極前不久,一些大臣見史可法略顯失勢,旋即轉向,落井下石。 史可法作為南京兵部尚書,原是留都政府的最高決策人,所以在弘光朝廷成立後,他自然是新內閣首輔的不二人選。諸文臣也推舉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進內閣。但原先支持史可法的勛臣魏國公徐弘基忽然唱反調,竟以「勤王無功」為由指責史可法「該殺」。 (圖:Adobe Stock) 與此同時,另一位勛臣的表現也值得關注,他便是大明開國元勛劉伯溫的後裔——誠意伯劉孔昭。劉孔昭攘臂自薦,也要爭內閣一席之地,引得眾人一片嘩然。反對者說,本朝自開國以來從未有勛臣入閣之例,而劉孔昭聽後當即勃然大怒,懟道:「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明史》卷274)原來,劉孔昭爭入內閣是虛,推舉馬士英才是真。 史可法德高望重,想撼動他並非易事。朱由崧決定任命史可法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馬士英、高弘圖也一併入閣。 馬士英得知後非但不高興,而且勃然大怒。他做夢都想當內閣首輔,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於是怒氣沖沖地將史可法以前反對朱由崧的言論上奏。 史可法清楚自己必然不受朱由崧信任,且北方大敵當前,軍務為重,於是自請外出督師。雖然史可法的加銜高於馬士英,但事實上已被排擠。當時許多文臣極為憤怒地說,這無異於「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弘光朝廷剛成立時,史可法、高弘圖的設想是朝中要職均由正臣君子擔任,但不久後,高弘圖、姜曰廣等人也遭到排擠。 史可法(圖:公有領域) 據李清《三垣筆記》記載,馬士英為穩固自身地位,曾上密疏對朱由崧說:「陛下之所以能得位,是因為臣與四鎮出力,而其餘大臣都主張擁戴潞王。倘若今天陛下不用臣,明天眾人都必將擁立潞王。」朱由崧信以為真,感動得淚如雨下,之後一切朝廷大事都委託馬士英。但其實,馬士英之前在和史可法商議時支持的是桂王。 馬士英和四鎮勾結將朱由崧擁上皇位,最嚴重的後果就是導致四鎮跋扈,尾大不掉。高傑、劉良佐、劉澤清、黃得功四鎮原本毫無功績,卻因擁戴福王自詡「立下大功」,並獲封爵位,愈發驕傲蠻橫,仗著手握重兵,甚至視弘光帝為傀儡。弘光帝和馬士英本想靠四鎮鞏固自身權力,卻適得其反。 四鎮究竟囂張到何等地步?史可法有時引用聖旨,高傑竟公然頂撞:「聖旨、聖旨,什麼聖旨!你見過皇極殿里有人走馬嗎?!」黃得功的行為更猖狂,有次他跪聽使臣宣讀詔書,當聽到不滿意的內容時,竟不顧禮節,站起身掀翻桌案,並破口大罵:「去!速去!」(姜曰廣《過江七事》)如中晚唐的藩鎮一般跋扈。 然而四鎮的囂張氣焰只針對自己人,對外卻像縮頭烏龜。比如劉澤清,明朝滅亡前崇禎叫他火速勤王,他卻不顧國難,拒絕奉詔;大順軍攻入山東後,他一路逃到淮安。 亡國後,四鎮樂不思蜀,只想爭奪富庶繁華之地。其中,揚州是黃得功、劉澤清、高傑爭相佔據之地。高傑搶先抵達揚州城外,而揚州百姓很清楚高軍搶掠成性,所到之處屍橫遍野,斷然拒絕他帶兵入城。高傑惱羞成怒,於六月七日命令大軍攻城。 (圖:Adobe Stock) 史可法聞訊後,趕忙跑來勸阻。高傑一向害怕史可法,如今更是作賊心虛,便趁夜間倉促掘坑埋藏屍體。次日早晨,高傑惶恐不安地來到史可法的軍營,「辭色俱變,汗浹背」(《明史》卷274)。然而史可法對他坦誠相待,語氣溫和,高傑見狀大喜過望。 但高傑依然「防可法甚嚴」(李清《南渡錄》),一切出入文書一定親自過目後才肯傳遞。經過不懈努力,反覆談判,史可法終於將此事平息,把瓜洲分給高傑屯兵。 可惜,史可法雖有一腔報國之心、收復中原之志,卻被文臣武將各種內鬥拖累,分身乏術。 當時北方的環境其實很利於南明。大順軍已經西撤,清軍主力1644年五月至十月間始終沒有南下,山東和河南東部長達幾個月都處于歸屬不定的狀態,倘若南明組織一支齊心協力的軍隊北伐,至少能收回中原大片土地,實在不該偏安一隅。 (圖:Adobe Stock) 有識之士看在眼裡,急在心裡,譬如梁以樟就曾提醒史可法「守江非策也」,要「示天下不忘中原」,對於跋扈的四鎮「宜使分,不宜使合」。梁以樟的建議十分高明,史可法也心知肚明,但他做不到,因為自己已經大權旁落。四鎮連聖旨都敢不敬,更不會心甘情願聽史可法指揮。從別處調兵也不切實際,因為極可能激起四鎮不滿,引發內戰,而且武昌的左良玉此時已無異於獨立軍閥,鄭芝龍、方國安等將領也各圖私利。當時南明半壁江山坐擁逾50萬軍隊,無論經濟還是軍事上都比滿清、大順更有優勢,完全可以趁兩方鷸蚌相爭之際出擊,但可靠之兵將究竟有多少? 1644年春夏,史可法的內心接連遭受打擊,恨鐵不成鋼:「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史可法集》卷二)他當然也期盼南明大軍以氣吞萬里之勢齊心北上,然而這樣的雄壯之師來得太遲,他也無法看到自己死後鄭成功與張煌言聲震天下的北伐。 追溯南明弘光朝廷局面被動的原因,不得不提到它延續了晚明渙散不合的風氣。 回顧1449年土木之變,明英宗被俘後明朝為何還能延續200年?正是因為以于謙為首的朝廷依然有強大的向心力和組織力,迅速立英宗之弟朱祁鈺為新君,嚴令軍隊出城拚死一戰,凡後退者斬,最終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那時朝堂之上文臣穩定,又有于謙等救時能臣,所以朝堂以下才能心穩。 到晚明萬曆朝,從「爭國本」開始形成黨爭。而到南明時,既失去了最權威的君主和北京朝廷,為繼統問題激烈內耗,又過分依賴武將,被四鎮和姦臣趁虛而入,君與臣、文臣與文臣、文臣與武將、武將與武將之間各有矛盾,盤根錯節。反清復明的英雄義士不勝枚舉,許多「小人物」比「大人物」強太多,足見朝廷令人失望。   (圖:Adobe Stock) 北方群起抗清 自山海關戰役清軍擊敗大順軍起,滿清理論上已成為中原漢人共同的勁敵。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日知錄》)大順滅掉明朝,只是亡國改代,復興明室不過是君臣權貴的責任;但滿清入主中原在當時看來有「亡天下」的可能,中原會否披髮左衽,漢人傳統文化與仁義禮樂能否延續,都是未知。 山海關大戰過後,多爾袞一度強制沿途官民剃頭髮、留長辮,激起官怒民怨。 1644年五月,清軍雖然佔領全國政治中心北京,但民心尚不穩固,許多漢人向南逃竄,抑或揭竿而起。 楊士聰記錄了當時南逃的狀況:「昨聞泛海諸臣,漂沒者七十餘艘」;「弟聯䑸南來縉紳不下百餘人」。這還只是他知道的,其餘的更多。 北京附近反清者千百成群,畿南、山東和河南東部甚至長達三個月都處於近乎無政府的局面。其中,山東的起義多為自發,沒有南明朝廷的援助或支持。直到八月,山東許多地方依然不願降清。 (圖:Adobe Stock) 九月,青州發生一起奪城殺官的事變。有一名將領名叫趙應元,曾歸屬於大順軍,但當時大順軍主力早已撤走,所以他所率的軍隊相當於一支孤軍。二十九日,他領兵奪門攻入青州城,之後派步兵登上城頭,自己率騎兵沖向部堂轅門。 此時青州名義上已歸清廷管轄,負責招撫山東、河南的清朝侍郎官王鰲永就在城內。他看到趙應元時,起初以為是來投降的「反賊」;當發現趙應元的將士兵器露刃,蜂擁而上,他才恍然大悟:這是來奪城的! 王鰲永倉促逃向上房,又聽到震天動地的喊叫聲,於是趕忙翻牆躲進居民家中。趙應元以重金懸賞,命士兵全城搜捕王鰲永;捉到後下令將其處斬。 趙應元奪取青州後,宣布要扶持原明朝一位藩王做皇帝,計劃於十月八日擁衡王登基。但衡王沒有絲毫喜悅,反而嚎啕大哭,眼睛腫得像桃兒。原來他七月就已投降清朝,現在趙應元扶他復明,恐怕小命不保。 不管衡王願不願意,趙應元都沒有回頭路。他打算長期抗清,大張旗鼓地招兵買馬,周邊昌樂、壽光縣等地的反清義軍將領趙慎寬、翟五和尚等人也派部下來青州聯絡,共商大計。 (圖:Adobe Stock) 青州之變很快驚動清廷。據《清史稿》卷226,清方將領和托率軍征討,與巡撫陳錦、總兵柯永盛會師,直逼青州。 已經降清的李士元向清軍獻上一計。他進入青州城騙趙應元說,如果趙應元降清,將不追究其將士任何罪過,清廷定將賜他「通侯之賞」。清方為使趙應元相信,約定雙方歃血,對天發誓。趙應元信以為真。 既已歃血起誓,趙應元於是卸下防備,當晚於北門瞻辰樓大擺宴席。樓內歡天喜地,城外卻是伏兵四起。趙應元等人尚沉浸於酒樂之際,忽聽一聲炮響,李士元及隨從當場擊殺趙應元。清軍隨即攻入城中,斬殺趙軍殘餘。至此,青州再度落入清方手中。 山東反清義軍一度此起彼伏,聲勢浩大,令清政府焦頭爛額。如《即墨縣誌》記載,郭爾標倡眾起義,其餘義軍與其響應,「眾十餘萬,號十四營,環圍即墨」。 山東很多百姓之所以反清,是因為之前大順在取代明朝佔領該地後免賦免稅,頗得民心,而清政府佔據後繼續征賦稅。很多百姓貧困,有些人長期不務農業,無可繳納;反清隊伍中有人搖擺觀望,但一聽說官府要開徵,立即又堅定反意。可見明清易代之際北方百廢待興。 (圖:Adobe Stock) 1644年夏秋,山東和河南局勢非常複雜,漢人當中大順與明朝殘餘勢力對立,漢人又與清朝對立,不少地區打出「復明」旗幟,像趙應元這樣的前大順將領也一度想以復明為名。如果兩面夾擊,南明或許能收復舊河山。 然而,弘光政權的內耗尚未停息。出乎所有人意料,一起「假太子案」又火上澆油;左良玉竟突然以「清君側」為名發起內戰。所謂「偽太子」究竟是真是假?史可法為何登上燕子磯放聲痛哭?且見下回:偽太子轟動朝野,左將軍叛變東征。      

王亞法:簡體字的來龍去脈

在全世界用中文的地區,有兩種字體並存——「繁體字」和「簡體字」,前些年台灣有學者提出,把「繁體字」改稱「正體字」,因為這是在華夏大地流行幾千年,被歷史所認同的正宗字體,應該叫「正體字」,此建議甚好,老朽認同,所以下文凡用「繁體字」處,均以正體字代之。

北廷滅順清逐鹿,南京疑福潞相爭 | 《傲雪孤梅》(二)

文/清簫   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入北京、滅掉大明之際,發生了戲劇性的一幕:他帶領大順軍自西長安門入,仰天大笑,彎弓搭箭,一箭射中坊之南偏。行至承天門時,他環視左右,揚揚得意,再度彎弓,指向門榜並對諸將士說:「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統。」(《明史紀事本末》卷79)卻沒射中,瞬間尷尬。 回到大環境,李自成的起義軍一度深得民心,北京的百姓「俱言李公子至貧人給銀五兩,往往如望歲焉」(《定思小紀》);京城內的明朝官員大多望風歸附,「衣冠介胄,叛降如雲」(《國榷》)。不過,投降大順的官員出發點未必都是棄暗投明,有些人只是恬不知恥地求榮求貴,如考功司郎中劉廷諫,當得知新政權嫌他太老,趕忙說:「太師若用我,我的鬍鬚自然會由白變黑。」還有個曾在明朝親近閹黨的少詹事項煜也向大順投降,大言不慚地說名節既然不能保全了,那就像管仲、魏徵那樣建立蓋世功名。然而這群見風使舵的烏合之眾,論德論才都比管仲之輩差太遠,不過是為自己洗白而已。 (圖:Adobe Stock) 回想歷代興亡更替,群雄逐鹿,得江山者未必坐穩江山,誠如陸賈所言:「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李自成所在的十字路口亦是如此。他無疑是條好漢,但入北京後方針仍停留於追贓助餉,甚至對官紳嚴刑拷打。很多歸順者失望了,抱怨道:「是豈興朝之新政哉?依然流寇而已矣。」(《豫變紀略》) 除大順政權本身的過失外,另一關鍵人物的舉動亦影響了歷史的走向,他便是吳三桂。   (圖:公有領域) 吳三桂二叛降清  山海關激戰易勢 明亡前夕,吳三桂接到崇禎的緊急勤王通知後,慢悠悠地回撤,安置百姓入關。但當得知崇禎在三月十九日自縊後,勤王對他而言已無必要了。考慮到江南的明朝殘餘勢力太遠,且關外的滿清既是宿敵又是異族,自己的父母還在大順控制下,於是他很快決定投降大順。這是吳三桂的一叛,即叛明降順。 歷史總是充滿意外,有時甚至是一個意外接一個意外。三月二十六日許,吳三桂的兵馬已走在前往北京覲見新君李自成的路上,而且離北京已經很近了,他卻忽然轉變立場,與李自成決裂。這是吳三桂的二叛,即驟叛大順。 看到這裡,許多讀者可能會馬上聯想到美女陳圓圓以及「衝冠一怒為紅顏」。多年來,人們習慣於認為吳三桂降清是因為他的愛妾陳圓圓被大順軍搶掠,把他視為一個浪漫人物。但事實真的這樣簡單嗎? 據張怡《?聞續筆》,吳三桂聽說父親吳襄被大順政權索餉二十萬,頓時大驚,說「此誘我,剪所忌耳。」之後率兵退還。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記載,吳襄「被獲將夾」,「知終不免,遣人貽書於子云。」之後「書達三桂,並不言被夾,而齎書人誤傳已夾。三桂大痛憤,以道里日期計襄必死矣。」這是第二種說法,即他聽說父親被捕且被追贓。大順軍追贓極可能使用刑拷,再加上送信人的誤傳,吳三桂擔憂父親安危,以為李自成召他必有詐。 (圖:Adobe Stock) 彭孫貽《平寇志》記載了第三種說法,即吳襄家的奴僕趁亂逃出,見到吳三桂後謊稱「老將軍被收,一門皆為鹵。」吳三桂誤以為全家都被大順軍抄了,於是決裂。這是彭孫貽聽人轉述吳三桂的幕客所言。 能使吳三桂叛順的一定是關乎自身前途的事,因為他是個投機主義者,底線並不高。明亡前清廷就對他勸降過,他沒接受;明亡後他立即接受了大順的招降。他和麾下的關寧鐵騎長期與清兵敵對,正常人都不會投奔仇人,而二叛意味著他只有倒向滿清這一條路。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他從情報中看出李自成的政權不改劫富濟貧的路線,必然坐不穩江山。 而「衝冠一怒為紅顏」也有其依據。據《吳三桂紀略》,吳三桂宣告和李自成決裂時充滿恨意,說:「不滅李賊,不殺權將軍,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釋。」這裡「權將軍」指強佔陳圓圓的劉宗敏。 李自成得知吳三桂叛變後,安撫吳襄,並以吳襄名義寫信勸他回心轉意。同時李自成也做好了戰爭準備,四月十三日率大順軍向山海關行進。 (圖:Adobe Stock) 另一邊,吳三桂派使者向滿清借兵求助。四月十五日,清軍和使者意外相遇,對多爾袞來說這是個驚喜的「大禮」。在信中,吳三桂把自己營造成「亡國孤臣」的「忠義」形象,還說願意割地酬謝。他此時還不算投降,而是談合作。多爾袞當然不滿足於合作關係,於是拋出誘惑:「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清世祖實錄》),希望他投降。此時吳三桂倒向誰,近乎決定著大順和清軍孰勝孰敗。他手下的關寧鐵騎是前明朝最精銳的部隊。 四月二十一日早上,山海關大戰正式展開,吳三桂和大順軍激戰了一日夜。這場戰役影響中國近三百年,滿清和大順逐鹿的序幕正式拉開。 山海關大戰打得非常慘烈,「鱗次相搏,前者死,後者復進。」(《平寇志》)到二十二日上午,吳三桂軍已明顯撐不住,畢竟人數不佔優勢。 為防大順軍搶先一步奪關,清軍二十一日急速南下,當晚抵達距山海關城十里處,二十二日早晨到達距關二里處,觀望戰局。由於戰況緊急,吳三桂親自突圍去見多爾袞,請求清軍支援。 (圖:Adobe Stock) 其實多爾袞一直對吳三桂存有疑心,但經過觀察,見吳三桂狼狽如此,知道此時是絕佳的收買機會。他對吳三桂說:「昔為敵國,今為一家」(《山海關志》),並要求他盟誓。至此,吳三桂剃髮,正式降清,放清軍入關。 大明覆亡前,山海關沒有一次被八旗攻破過,如今清軍竟以這樣不費吹灰之力的方式進關,若袁崇煥、孫承宗在天之靈見此,不知會有多悲痛! 多爾袞並沒有立刻出兵,而是按兵不動,並告誡清軍:「爾等毋得越伍躁進」(《明季北略》),暗中觀察吳三桂是否真降以及李自成兵力如何,坐收漁翁之利。等看到吳三桂實在撐不住時,清軍突然殺出,至此強弱易勢,大順軍陣容大亂,李自成下令急撤。 李自成像(圖:公有領域) 之後,李自成將一腔怒火發泄在吳三桂家屬身上,決定處斬吳襄,並殺死吳家數十口。 山海關大戰後,李自成放棄了北京,給滿清留下佔據中原之機。五月初二,多爾袞率清軍進入北京。   四藩孰繼統  南京起紛爭 再看南京,三月十九日明亡以前,官府收到的最後一份來自崇禎帝的詔書是緊急勤王詔,之後北方局勢如何,對南京的明朝官員而言可謂疑雲重重,所以他們做出了一些過時的舉動。四月初一,史可法號召天下臣民勤王,四月初七帶兵渡江,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時崇禎已死,北京已淪。 (圖:Adobe Stock) 當時北方大亂,音訊不暢,真假難辨。有人訛傳崇禎航海南下,太子朱慈烺也成功逃出,但事實上三個皇子都已被大順軍控制。當得知北廷覆滅後,南京官員驚覺空歡喜一場,南宋歷史恐將重演。縱然淮河以南大多數地方仍屬明朝,但無主之國何能長久。此時重中之重便是確立新君。 回顧大明277年,除靖難之役和奪門之變外,皇位交接基本上都是有序的。但在1644年四月半壁江山殘局之下,崇禎及其皇子均不在,只有從諸藩中挑選,掀起巨大紛爭。 依倫序,應先考慮福王朱由崧,其次是桂王、惠王。但當時很多人主張迎立潞王,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東林黨領袖錢謙益,表示立潞王即「立賢」。也有堅持倫序者建議史可法早迎福王臨蒞南京。 朱由崧(圖:公有領域) 從地理上看,福王和潞王離南京較近,就在淮安;而桂王、惠王1643年就已逃往廣西。再看輩份,現在的福王朱由崧是萬曆帝的孫子、老福王朱常洵的長子;潞王朱常淓是萬曆帝的侄兒。潞王、桂王、惠王都比崇禎高一輩。朱元璋《皇明祖訓》規定:「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比如正德後嘉靖繼統,以及天啟後崇禎繼統就是兄終弟及。找崇禎的繼承人,比他高一輩的藩王是不合適的。綜合來看,福王最適宜。 此時江南一部分官員之所以反福王,是因為萬曆至天啟年間的舊恩怨。史可法在爭論面前猶豫了,他既贊同依照倫序,也想照顧反福藩者的意見,畢竟自己也是親近東林的。史可法曾認為,若立福王這種缺少主見的,朝廷由君子主管,未必是壞事,「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易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姜曰廣《過江七事》)這種觀點隨後惹起軒然大波,支持潞王者一片嘩然。 為難之際,史可法約鳳陽總督馬士英秘密商議。他為何專門找馬士英呢?因為馬士英掌握實際兵權。 史可法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擁立桂王,在倫序和反福之間達成平衡。 (圖:Adobe Stock) 原本史可法和馬士英已經商定,「以親以賢,惟桂乃可。」(《過江七事》)之後史可法詢問南京其他高層的意見,得到認同,於是禮部準備到廣西迎接桂王。 意外卻在此時發生:曾在萬曆朝服侍老福王的太監盧九德對此不滿,於是勾結高傑、黃得功、劉良佐三鎮擁立小福王朱由崧。山東總兵劉澤清原先擁立潞王,聽聞三鎮立場後,見風使舵倒向福王一邊。 馬士英原想炫耀一番,以為自己是擁立桂王的第二功臣,突然聽聞三鎮擁福,大驚。為保自身權力,馬士英立刻背信棄義,轉舵向福王表忠。他與四鎮掌握兵權,南京諸臣得知後無可奈何。「士英亦自廬、鳳擁兵迎福王至江上,諸大臣乃不敢言。」(《明史》卷308)最終,擁福派爭得上風,福王黃袍加身,立桂化為泡影。 馬士英不僅背棄了與史可法之間的協議,還將史可法反對福王的話視為把柄。據《明史》卷274,「馬士英潛與阮大鋮計議,主立福王,諮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馬士英還故意渲染說,聽聞南中有臣尚懷異議,因此勒兵五萬防備。足見小人之心。 而史可法只得在失望與後悔中接受了現實。後人對史可法的人品普遍評價很高,但這件事上他一開始就不該寡斷;且錯信馬士英,令人遺憾。圍繞福、桂、潞王的紛爭至此以戲劇性的方式落幕。    

古寺結緣師恩重,冤獄重逢天地悲 | 《傲雪孤梅》(一)

文/清簫   寒風凜冽,大雪紛飛,京城一帶,一名官員偕同幾個隨從走進一座古寺中。為避免擾民,該官員微服出行,毫無架子。他便是時任京畿學政左光斗。 寺中一間廂房內,有個書生竟伏案睡著了。此時的氣溫,即使蓋上棉被也難抵禦風寒,何況這書生衣著單薄。 左光斗走近,見書生案上放著一篇剛寫完的文章,於是仔細讀了一遍。看完後,左光斗小心翼翼地脫下自己的貂皮外衣,輕輕蓋在書生背上,之後靜靜走出廂房,並悄悄關上房門。 離開古寺前,左光斗詢問寺里的和尚,方知那書生的姓名。從此,他一直將這個名字記在心間。而書生此時還不知道,這位為他披貂衣的陌生人未來將成為他的恩師。 (圖:Adobe Stock)   後來書生參加考試,恰巧又遇到左光斗,但因兩人不曾見到對方面容,起初未能認出。小吏呼考生姓名,喊到「史可法」三字時,左光斗瞬間心頭一震,那段古寺中的記憶即刻浮現。這一刻,左光斗目光中閃爍著驚喜,仔細注視著面前名叫史可法的這位青年才俊。 千里馬難得,伯樂更難得。左光斗和史可法自此正式結下師生緣。之後他召史可法拜見其夫人,欣然說道:「我的兒子都很平庸。將來能繼承我志向的,唯有這個學生!」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史可法亦將師恩與教誨牢記於心。 左光斗為人正直廉潔。他做御史期間嚴厲懲惡打假,「捕治吏部豪惡吏,獲假印七十餘,假官一百餘人」(《明史》卷244),一時令整個京師的人震驚。他掌管屯田事宜時,提出「三因十四議」,井井有條,得到詔令批准施行,使水利大興、百姓豐收。 左光斗拜左僉都御史後,當時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鄭三俊、李邦華、魏大中都身居要職,左光斗和他們相互配合,仗義敢言,嚴格考核,重用正人君子。特別是他和楊漣的配合頗受讚譽,二人皆是東林人士,對抗宦官,輔佐少主,被並稱為「楊左」。左光斗的人品與氣節也如日月輝光感染著學生史可法,不久後,史可法將以實際行動證明這一點。   (圖:Adobe Stock) 一夜風雨梅花殘 師生再遇不堪看 可嘆好景不長。明熹宗天啟皇帝在位初期重用東林人士,朝廷充盈正氣,但這個年輕的君主寵溺宦官,貪玩怠政。很快,中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太監魏忠賢走向權力的頂峰,與明熹宗的奶媽客巴巴及外廷反東林勢力勾結,形成閹黨集團,禍亂朝綱。「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明史紀事本末》卷71) 天啟四年(1624年)六月,楊漣寫奏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左光斗與其謀,鼎力支持;此外,左光斗還揭發閹黨分子崔呈秀贓私,列舉魏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條當斬之罪,打算在十一月二日上奏。但這未能躲過閹黨的情報網,魏忠賢得知後,先撤了左光斗的職,後製造冤案將他打入獄中。 左光斗在獄中遭到極殘忍的酷刑折磨。史可法聽聞恩師入獄,萬分焦急卻無力相救。閹黨防備甚嚴,就算是左家的人也被禁止靠近。 當聽說左光斗遭受炮烙、命懸一線後,史可法拿出五十兩銀子,哭著求獄卒放他進去。獄卒被感動了,說可以找個時間喬裝打扮後混進去。然而,倘若被發現,史可法和這名獄卒極可能也丟掉性命。 史可法依照獄卒的吩咐換了身衣服,背一個筐,手持長鑱,扮成清理垃圾的人,之後獄卒領他悄悄走入獄內。 (圖:Adobe Stock)   據《明史》,關押左光斗的是詔獄。這裡如十八層地獄般恐怖,「往者魏、崔之世,凡屬凶網,即煩緹騎,一屬緹騎,即下鎮撫,魂飛湯火,慘毒難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樂矣。」(瞿式耜《陳時政急著疏》) 獄卒悄悄用手指了指左光斗的位置。史可法朝此方向看去,待看清楚時,他的內心瞬間崩潰了! 此刻,左光斗身子靠著牆坐在地上,臉和額頭都已被酷刑燒得焦黑腐爛,已無法辨認出原先的相貌,左腿膝蓋以下的筋骨已全部脫落。 史可法顫抖著走上前,撲通一聲跪在地上,伸手抱著恩師的膝蓋哭泣不止。而左光斗此時眼皮已被燒壞,睜不開了,只隱約聽出似乎是愛徒的聲音。他此時連抬起手臂都十分困難,使勁用手指撥開眼皮。當發現確實是史可法後,左光斗不再有昔日見面時的驚喜,也沒有訴苦,而是憤怒訓斥道: 「愚蠢!這是甚麼地方,你竟到這裡來!國家之事糜爛到這個地步,我也時日不多了,你卻如此輕身,不明大義,置天下大事於不顧!」 史可法怎忍心走?左光斗又棒喝道:「還不快走!與其等奸人來陷害你,不如我現在打死你!」然後費力地在地上摸索刑械,做出要砸的動作趕愛徒走。 史可法見恩師話已至此,只得強忍住哭聲,含淚離開。 天啟五年(1625年)七月二十六日,左光斗於獄中被迫害至死。和他一同遇害的還有楊漣等五人,合稱「東林六君子」。 (圖:Adobe Stock)   兩年後,明熹宗駕崩,弟朱由檢登極,即明思宗崇禎帝。崇禎繼位後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剷除魏忠賢及閹黨,為東林黨人平反,左光斗亦在其中。然而,逝去的生命再回不來了。 梅花凋謝後,化作了春泥,而史可法的體內流淌著左光斗的魂。   又到寒風凜冽時 崇禎年間,流寇之亂極為嚴重。史可法一度擔任鳳廬道,負責守衛鳳陽、廬州。他恪盡職守,每有警報,常常連續數月不回室內睡覺,休息時也只在帳外。他待自己甚嚴,但不忘關愛部下,總是先考慮將士的飽暖,「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明史》卷274)。 同時他更不會忘的,是恩師。 (圖:Adobe Stock)   和左光斗初遇的那天,寒風凜冽。如今值班時,也是相近的天氣。長夜漫漫,史可法每次站起身,鎧甲上的冰霜就會撒落下來,伴有似敲打金石的聲音。有人勸他休息時,他便說:不能愧對恩師啊。每向別人講起在獄中的場景,他便潸然淚下,說:「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相傳史可法的母親尹氏在懷孕時,「夢文天祥入其舍」(《明史》卷274),之後誕下了他。或許從那時起,上天已暗示了他的結局。 (圖:公有領域)   明失其鹿 崇禎末年,史可法調任南京兵部尚書。明朝自永樂遷都北平後,南京成為留都,保留了六部等和北京相近的一整套中央機構,但多為虛銜,享有實權的只有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等幾個官職。在此體系下,天子守國門,萬一北京有難,南京理論上可迅速組建臨時朝廷,亦便於天子南遷。事實上,自永樂以來二百多年間,沒有一個皇帝逃向南京,北京總能化險為夷。 然而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對大明而言這是北京第一次被攻陷,也是最後一次。當日崇禎自縊,李自成率大順軍進入北京,自此明朝覆亡。這一年亦是大順永昌元年、大清順治元年,明失其鹿,自成、滿清共逐之。僅在短短一個多月內,北京就兩度易手,死了一個皇帝(崇禎),跑了一個皇帝(李自成),又來一個關外的攝政王(多爾袞)。局勢變化之快,對局內人而言可謂撲朔迷離。 五月初二,多爾袞率領清軍從朝陽門進入北京,自此,三足鼎立之勢基本成型——北有滿清,西有大順,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區仍歸明朝政府管轄。 三月十九日明朝滅亡後至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前,南方半壁江山處於沒有皇帝的狀態。這期間的亂局中發生了哪些充滿戲劇性的大事?史可法及南京政府又作何反應?且見下回:北廷滅順清逐鹿,南京疑福潞相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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