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法：简体字的来龙去脉

 一，注脚

 在全世界用中文的地区，有两种字体并存——“繁体字”和“简体字”，前些年台湾有学者提出，把“繁体字”改称“正体字”，因为这是在华夏大地流行几千年，被历史所认同的正宗字体，应该叫“正体字”，此建议甚好，老朽认同，所以下文凡用“繁体字”处，均以正体字代之。

 二，我的犹豫

 这是一篇在我心头酝酿多年的文章，几次摸键，几次兴叹，敲敲定定，颇为踌躇。

 原因有几：一，自从疫情后，不知因打了疫苗，免疫体受损，还是年衰之故，脑雾弥漫，畏葸疏懒，不思动笔；二，收集不少关于斯大林强令中共搞拼音文字或简化字的资料后，发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极左知识分子也追随其后，喧嚣一时。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钱玄同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简化汉字，就连当时文坛的愤青周树人也喊：“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在苏联的操纵下，在海参崴举行了“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瞿秋白、吴玉章等人与苏联共同草拟“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并发表中苏双方十三条共同宣言，其中有“中国汉字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代替。并反对用象形文字的笔画来拼音或注音”、“大会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所谓统一国语运动……”等一系列煽动性语言。所以简体字的成功，是极左势力勾结苏联攫取大陆江山取得成功中的一个部署。

 但不管怎么说，简体字在强权的推广下，木已成舟，若要完全退囘正体字世界，几无可能，但是正体字在中国流行数千年，其抽象之美和隽永，有著强大的生命力，阅读中国历代史书诗词和己丑年前的文学作品，非她莫属。可喜近年书法热在中国盛行，临碑帖的年轻人正在上下求索，寻觅祖先遗留的正体字，因为学习书法必须遵循正体字，纵观存世碑帖，无一不是正体字，所以老朽预言，将来的汉字世界，必是一个“正简”共存的天地。

三，简体字的由来

 希特勒说：“要消灭一个民族，必须先毁灭其文化……”于是在屠杀犹太人之前，先捣毁其教堂，焚毁其书籍……

晚清著名学者龚自珍，因痛恨乾隆修编二十四史，湮灭汉人文化，也说过类似的话：“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要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斯大林更是深谙其术，认为，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要征服中国，驯化汉人，必须从根子上摧毁汉字，使汉家子孙不识祖先留下的文字，读不懂祖宗的经书，可以丢弃四维八德，一句话，要征服中国，必先消灭其汉字——

于是有了大陆今天的简体字。

         从资料追根溯源，大陆实行简体字，决非是为了书写简便，更不是为了让普罗大众容易接受，而是配合斯大林达到毁灭中华民族文化，乃至要消灭整个中华民族的恶毒阴谋。

据中共早期党员，后打成托派的盛岳先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大陆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回忆，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校长斯大林），就设有“汉字改革小组”，组长吴玉章。

这个汉字改革小组，也称作特别班，书中是这样写道：

它还有一个叫特别班，大约成立于一九二八年。它的成员不仅包括中国共产党老党员，而且还有像吴玉章一类的国民党“元老”。吴玉章是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吴玉章是武汉政府中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吴被送到中山大学。一九三〇年中山大学关闭时，他被派到海参威，担任那里的苏维埃党校教员。这个党校是当地苏联党和政府为俄国远东地区的中国青年工人举办的。党校校长和全部教职员都是中山大学学生。吴玉章回国后，一直从事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教育事业。他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去世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改革的许多办法都应归之于他的努力。甚至当他还在中山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汉字拉丁化的工作。在海参崴，他和我都是苏俄远东区汉字拉丁化促进会的成员。在他接触的贡献中。有他主编的一本拉丁化的教科书和一部字典……（摘自该书P73-74）

他在该书的P3中介绍了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也是托洛茨基运动的摇篮，它地地道道是从俄国移植到中国的。在中国发起托洛茨基运动的中国人中，绝大多数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其中包括陆渊、梁千乔、宋逢春、萧冰洋和李梅五。只有王平一和刘仁静（中共一大代表）等少数几个早期的中国托派来自苏联其他学院。托洛茨基本人直接介入了中山大学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尔后的中国托派运动。

当然，中山大学也许还影响到其它方面的活动。例如，一些大陆中国学府使用的教育法，就很类似中山大学的那一套。还可以指出的是最早的中国文字改革，是中山大学一批中国学生著手进行的，俄国人物色这些学生专门从事此项工作。已故的无吴玉章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个，也使这一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吴玉章在发展汉语拉丁文拼写方法上起过特殊作用。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正是吴玉章领导了大陆中国的文字改革机构。

中共建政初期，政务院尚未改名为国务院之前的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就大力提倡简体字。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署名文章，后修改成洋洋万言的长文，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周公对此事如此热衷，他是否在苏联接受过什么密令，尚无得知。但在新政权始立，百废待兴的之际，堂堂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不务正业，为执行斯大林命令，如此投入，实属反常。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直属于国务院。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俄籍顾问谢尔应琴柯Selchiuchinko（注意：苏联人直接参与其事），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会议上指示：“严格的拼音原则是采用中国共产党员在苏联创制的那套拼音文字是最合理的——就此简体字在中国推行，由苏联老大哥一锤定音。

四，知识界的抵制

强权蛮力推广简体字，引起了知识界有识之士的不满，老朽馀生也晚，没有经历那个时代，只能抄袭资料，和从前辈处聼闻，文坛几位大家的反映，记下供参阅：

陈寅恪先生有遗愿：他的作品“必须用繁体字直排出版，否则宁可埋入地下。”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在陈寅恪先生一百三十周年的冥诞之际，译林出版社用简体字横排本出版了《陈寅恪合集》，此事在学术界勾起了巨大争议。

陈寅恪的长女陈流球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父亲生前说过，他的一切作品无论是诗词还是文史，确定出版物都要繁体竖排。父亲曾经说过，繁体字和简体字意义完全不一样，有一些东西我们看不懂需要查阅《康熙字典》。一直以来父亲看书，学习都是用繁体字来呈现，他觉得有些简体字不能代表那个意思……”他的小女儿陈美延回忆：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改革方案以前，寅恪伯父（不知何以小女儿称家父为伯父，望知情者补注）即对于中国文字将改为拼音而以简体字过渡，持不同意见……寅恪伯父曾托章士钊带话给毛公。章老后来告知，大局已定，不再容议。寅恪伯父反对改汉字为简体，毕生未写简体字，且留有遗言，他的著作，必须用繁体字直排出版，否则宁可埋入地下……

陈寅恪先生对使用正体字很执意的，他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日二十日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的信中特别提到：“又请注意下列两点：（一）标点符号请照原样，不要用简体字。”

译林出版社的回答：我们的合集出版后，确实有不同的评价。支持者认为，简体字阅读便利，有助于推动学术普及和陈先生的思想传播，是好事。简体横排版并非要替代繁体竖排版，而是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为渴望阅读陈先生作品，却不习惯古典排版的读者创造更有利的阅读条件。对于专业读者，仍然可以阅读或参考对照繁体本。至二〇二〇年，按版权法规定，陈寅恪先生逝世已超过五十年，出版其著作已经不受版权法约束，此次出版的目的，是能让更多的读者读懂陈寅恪先生的书，知道其作品之“好”。

上述争论不属本文交代范围，暂且打断。

  其次说陈梦家先生。

      陈梦家先生年轻时是一位颇有才气的新月派诗人，著作等身，文革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对夏商青铜器和古文字研究颇有成就，在简体字问题上，他一九五七年在《文汇报》发表两篇与中央颇为向左的文章《慎重一点“改革”汉字》、《关于汉字的前途》，因此逆了龙鳞，被定性为“章罗联盟反对文字改革的急先锋。”一九六六年，他被考古所暴力批斗后，对朋友说：“我不能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当晚悄悄写下遗书，吞食大量安眠药，被送进医院，虽被抢救过来，但他下了必死的决心，于九月二日，趁看守疏忽之时，再次自缢身亡。

       在那个革命激肾上腺素喷发、毫无人性的岁月里，陈梦家的惨死，并没有得到“革命群众”的体恤，三天后，考古所召开了一场声讨陈梦家畏罪自杀的批判大会，为这位终年只有五十五岁的才子，作戮尸式的“送行”。

     第三要谈到金石家邓散木先生。

       关于邓散木先生的资料网上不多，笔者所记，由先师吴耀南生前所述。

邓散木先生育有两女，长女邓家齐，适吴耀南先生长子吴肇平，次女邓国治，曾任中国新闻社记者；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文革后期自杀身亡。邓吴两家有秦晋之好，故在己丑之后的严酷岁月，两翁常有有私下话语。先师还语及，粪翁和那位积极提倡简体字，刻了不少简体字印章的单某，师生间的恩怨故事，情节不胜唏嘘，但因内容不属本文范围，故不赘述。

从二十年代起，邓散木的书法和篆刻便名扬海内。三十年代印坛有“南邓北齐”之说，认为邓散木的刻印水准在齐白石之上。 他年轻时以“粪翁”为号，靠卖字鬻章为生。有人问他“何以以粪为号？”他说，粪字有扫除的意思，《左传》有“小人粪除先人之敝庐”；《国语》有“洁其粪除”。他愤激社会太黑暗，有必须除粪垢之意。他还有几个与粪有关的斋号，如“厕简楼”、“厕简子，还自刻“逐臭之夫”、“遗臭万年”的印章，不一而足。

尽管邓散木在书法金石诗词上的卓越的成就，但因嗜酒成癖，清高孤傲，性格乖张，而不被世人所容，尤其以“粪”为号，无商家上门求写店招，所以一生落拓不羁，生活清苦。

据传，某富商求邓散木墨迹，润笔从丰，只求他落款不用“粪”字，邓听后当即拍桌大骂，将客人逐走。一九三六年小报有记载，当时国民党一名“中委”，仰慕邓散木的字，托人送来巨资请为其亡母写碑文，只是“心憾翁之名粪，因请更易”。邓散木愤而答曰：公厌我名耶？美名者滔滔天下皆是，奚取于我？我宁肯饿饭，不能改名，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邓散木年轻时信奉三民主义，并参加国民，其后脱党。聼先师说：“邓先生有包庇反革命的政历问题。”因此尽管他才高八斗，他的性格和政历问题，决定他己丑年以后没有好日子过。

上世纪五十年代，邓散木以自由职业之身，卖字无客，鬻印无主，生活十分清苦。

我以前在少儿社办公室的同事金伟民，小时候住新昌路懋益里外公家，与邓家为邻。他告我说，一次他们几个孩子在弄堂里踢球，将球踢进邓家院内。孩子敲门索球，粪翁用剪刀将球剪破，从门里扔出，孩子们不悦，与其争吵，粪翁醉势汹汹，指著自己鼻梁说：“我是吃粪的，别跟我讲道理！”说罢嘭然关门；另聼先师说，粪翁宴请先师喝酒，均用手纸写请帖，十分滑稽。种种怪事，足见其性格乖张。

己丑易帜后新政初建，原先靠画画写字谋生的自由职业者，纷纷被分配进文史馆和各种协会谋职，但邓散木因政历和性格等诸多问题，在上海无单位肯接受，直到一九五五年五十八岁时，才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招聘，去北京从事编写简体字帖。

邓散木在京时，与张伯驹同庚，两人惺惺相惜，诗书唱酬不绝，邓散木赞赏张伯驹德高义厚，张伯驹赞赏邓散木才华横溢。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后，邓散木为之不平，在会上说这是乱扣帽子的无稽之谈，并以中国民盟盟员的身份为其鸣冤。鸣放时，写了《书法篆刻不是艺术孤儿》、《救救书法篆刻艺术》的两份发言稿，希望书法篆刻艺术得到重视，结果上了“阳谋”的当，就此新老旧账一起算，自己也成了右派。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期间，邓散木编写了《初级小学习字帖》、《高级小学习字帖》、《汉字写本》、《四体简化字谱》等不少字帖。当今大陆的网站，对邓散木先生推广简体字作的成绩，评价极高。但不知邓散木私下对简体字是及其反感的，他曾多次向姻亲吴耀南先生抱怨，自己因政历问题，且是右派，为谋生计，不得不以带罪之身，做曲意之事。由此及彼，联想起前些年《炎黄春秋》的文章，许多老干部，面对国民党的腐败，为寻找真理，不慎误上贼船，然而终身被绑的痛楚。

       再说另一位篆刻名家方介堪先生，他是张大千先生的挚友，张大千三四十年代的印章大半由他镌刻。五十年代初，他接到郭沫若的来信，劝说篆刻要革命，汉字要简化，劝他投入到为工农兵服务的行列中去。他私下抱怨说：“如果实行简体字的话，我们这些靠刻印卖字搞文字学的，都要走绝路了……”

方介堪晚年一直后悔当初没听张大千的话，张大千出走前曾对他说：“我们都是为地主资本家写字作画的，共产党是要为工农兵服务，到时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到哪里去找饭吃。”当公布第二批简化字时，他看到将“展”字简化成“尸”字下面加“一”横的新字时，一向脾气温和的他，不禁勃然大怒说：“成何体统！”

可以理解，那些酷爱中国文化，终身钻研中国文字学的专家学者们，面对强权蛮力推广简体字的苦闷和无奈。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行走谢稚柳先生的“壮暮堂”门下。一九八二年，我出版中篇小说《失踪的马队》时，请谢稚柳先生题写书名。谢老见了我用简体字写的样签，端详一会说：“我不会写简体字的，你告诉我怎么写？”

我写了一遍给他看，老人家踌躇一会，以瓢画葫芦地吃力照写。此刻我拿出旧书，面对他的题字，旧景恍若眼前。谢老流芳人间的文字应有万千，然而写简体字的，恐怕是凤毛麟角。谢老三反五反至文革，深受政治运动之苦。他腹有春秋，虽不敢对简体字有所异议，却坚守写正体字，他的书画和题跋，定能流传千秋，不会被后人诟病。

我去台湾，多次拜访退休的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任张光宾先生。

张光宾先生对“元四家”研究颇有成就。他的《无用师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卷》一文，将《无用师卷》和《子明卷》两个卷子中题跋的人物、印钤、背景，一一钩沉，分析得条理分明，致使书画界长期争论“无用师卷”和“子明卷”的真伪，一锤定音，作出膺服的分析。张光老的草书，在海峡两岸书法界无出其右，功底十分深厚。我为他写的《书坛耆宿张光宾》一文，曾被北京《中国书法》杂志，二〇一四年第四期以十八个页面登载，可惜被删去了文首一段大陆不宜的文字，其实被删去的部分，并无政治牵攀，现随手补上，供有兴趣者一哂：

在当今中国，有两个故宫博物院，一个在北京，叫“故宫博物院”，一个在台湾，叫“国立故宫博物院”。

在两个故宫博物院的旗杆上，分别挂著两面不同的旗帜，隶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所幸的是，那里聚集著一群同一肤色，同一血统，同一语言，继承同一文化的子孙，他们为弘扬同一祖宗的文化遗产而默默耕耘，成年累月，锲而不舍，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他们不像政治家那样炫耀，不像科学家那样受人崇敬，更不像歌星那样被人追捧……抛开历年来的政治偏见不说，他们取得的成就，都是中华文化的辉煌，他们的劳动应该受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尊敬和认同……

和张光老聊天，自然就聊到简体字，他非常认同陈寅恪先生的观点——“繁体字和简体字意义完全不一样。”他说：“且不说民间’亲（见）不见、爱（爱）无心、产（产）不生、厂（厂）空空、面（面）无麦’……的调侃，大陆搞简体字的专家们，最得意的是将‘尘’简化为‘尘’，其实大谬不然也，灰尘绝非是小土，小土者，是指铺马路的那种，砂砾也。正体字的‘尘’，古人是指鹿奔跑时扬起的尘雾，现代人称之为‘悬浮物’的东西’，你看古人造字多么精细，那容得造字专家们的肆意胡来……”

张光老的分析真叫人折服。

五，简体字的弊病

       正如我前文所说，不管怎样，简体字在强权的蛮力推广下，木已成舟，已经被五〇年代以后在大陆受教育的者普遍接受，然而简体字留下的弊病，至今未能解决。

一，在电脑上将简体字转换成正体字，往往错误百出，如将“云”简化成“云”，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云”是指天上的云雾，而“云”则是嘴唇的象形字，子云诗曰，是说话的意思。

二，电脑上“郁”与“郁”转换不分家，又是混为一体，岂不知，姓氏的“郁”和郁郁葱葱的“郁”混淆，“郁”是形容词，和作为姓氏的“郁”毫不相干。

三，“范”和“范”也是这样。“范”一般作为姓氏，而在新编《辞海》中将“范”解释成“范”的繁体字。照此说来，《史记》中的‘范雎’，岂不就变成了‘范雎’；《资治通鉴》中的‘范中淹’，岂不就变成了‘范仲淹’”；而“范”，本有范本的意思，如铸钱的摸具叫“钱范”，供人学习的榜样叫“模范”，一个是草字头，一个是竹字头，原本两个风牛马不相及的字，硬被拉扯的一起，叫人费解。

四，还有奇怪的，“发”和“发”也成了一家，画家“程十发”变成了“程十发”。《说文解字》释曰：十髪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意思很明了。“髪”除了须发的意思外，还有计量的意思，十髪是百分之一寸。还有一个“千钧一发”的成语，其中的“钧”字，古重量为三十斤，意思是一根头发吊住三十斤乘以一千重量的东西，形容事态十分危急，“发”字已简化成“发”字，叫人怎么理解…… 简体字弊端种种，上面举例，仅此一端，若欲翻找，应不胜数。

 

六，简体字的流毒

自简体字出现后，世界上出现了两种汉字，媒体使用汉字时使用两套版本，从经济上说浪费了钱财，从人工上说浪费了精力，从政治上说，可与极左舆论界喧嚣的“藏独”、“台独”一样，这是一种“文独”……

推广简体字是为了让普罗大众容易接受，这完全是一个托词，试看港、澳、台、新加坡，这些用正体字的地方，其民众的识字率和文明程度远高于中国。

笔者是个无神论者，但偶尔也上教堂，奇怪的是悉尼大多数教堂荧屏上用的是简体字，甚至于《圣经》也有简体字的。我问牧师，牧师答道；“为了让大陆来的教徒能够看懂。”

我十分惊讶，教堂的存在，不就是为了迎囘迷途的羔羊，教化迷茫者，既然教堂屈从迷茫者，那么大陆来的非信徒，大多是经受多年灌输的马列教徒，无神论者，教堂不如宣传马列主义就好了，何必宣传上帝？可见简体字流毒已漫延至上帝脚下，呜呼危哉！

历史已经进入了人类文明的二十一世纪，台湾的出版物已经从竖排改为横排，文字从右到左已经改为从左到右，公路的指示牌也改用了罗马拼音标识，这说明台湾的文化与时俱进，有理性，不骄横。

正体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数千年的灵魂载体。强权者蛮力推行简体字，完全是中了苏俄企图毁灭中华民族的恶招，红朝建政后政治上一面倒的遗祸，中国要回归传统文化，首先要回复正体字——我再强调一次，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若做到不忘初心，振兴中华，就必须恢复正体字，唯有此举，才能迎囘我们固有的中华文明。

当今简体字横流，绝非小事，此举腰斩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延续，割断了汉文脉的传承，让子孙后代读不懂先哲的经书，温良恭俭遭毁弃，四维八德遭破坏，让独裁者肆意忽悠灌输，中国至今之所以古风不存，道德沦丧，战狼奔突，以愚为荣，盖源出于此。

癸卯正月十三于食薇斋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