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簽證規定收緊 留學生最長4年、中國記者限90天
2026 年 7 月 17 日
拨通友琴的电话，她说：“洛诵，你好久没来电话了！我又没法儿给你打电话，我最近摔了一跤，把左手腕摔坏了点。” 跟友琴的通话就是这样，她会连续不断说下去，我基本插不上嘴。 “咳，我也是太累了，欧洲来了一个五人团队采访我。一辆白色的大汽车开到我家楼下，扛着两架大摄像机，采访了我7个钟头。第二天我出去买东西就摔了。” 我在以下近一个小时她的讲话里几次拼命插嘴问她: 欧洲什么团队？哪个国家的？公司的名字？是拍新闻片还是故事片？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得到确定的回答五个全是外国人，总部在法国，领头的一个是意大利人。 友琴的回答只有这些。 友琴其它的话基本是老生常谈，没有任何新意。但这次她比较 详细地谈了一下她的工程科学家大妹妹。 她重复告诉我，她妹妹十二，她十六，一同去云南插队。 她爸爸坐了差两个星期九年的牢房被放出来后，她们姐妹三人同时考上大学，分别是北大、清华、上海交大。 她大妹妹毕业后分在上海，做出了重大发明，三八妇女节荣获嘉奖。但当时规定只有拥有30年工龄才可以分到房子，不然只能住集体宿舍。 一个德国代表团访问她，邀请她去德国工作，给她开出给外国人工作最优惠的条件。她妹妹就去了德国。 在德国，被一个美籍犹太男孩看上，这男孩是去德国了解犹太人二战中的历史。二人结婚后一起回到美国。她妹妹现在是全世界工程学领军人物。 我曾经对友琴表示愿意给她写传记，被她婉拒，她说她自己写。 现在我也没了那个精力。 好在友琴已经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关于她的电影已在拍摄中，希望能早日看到电影的公演。
文/清箫 上期讲过设想句，本期讲使词作不显单薄的方法之一：层深句法。 作词有点像建别墅，搭建主房之后，仍不够充实，此时横向可以考虑在后院增建小屋，纵向可以建成复式。写景和抒情都可以使用层深句增强文字的厚度和广度。以下举例。 更在斜阳外 相信很多朋友都背过范仲淹的〈苏幕遮〉，这阕词在上片写景方面使用了层深句法。全词为：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图：Adobe Stock） 其中，“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构造出一幅辽远延绵的秋景图。斜阳已经够远，接近于肉眼可见的极限，然而芳草更远，延绵无际，肉眼已看不见它的尽头，那甚至是斜阳照射不到的地方。 词人很懂得布局意象，特意将芳草挑出，在山、水、斜阳之外横向增加。试想，如果只是将山、水、斜阳、芳草简单堆砌起来，读者脑海中呈现的将是没有重心的画面。而词人选择将芳草单独拎出，另铺开一层写，更容易使读者联想到乡思如草，“更行更远还生”。在古诗词中，芳草常与乡愁别情相联，如《楚辞》写道：“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它无边无际，仿佛永远都会生长，是游子愁思的有形化。范仲淹在“芳草”后用“无情”二字形容，说芳草不照顾游子情绪，无需明说是何情，情已跃然纸上。沈谦对该词点评道：“虽是赋景，情已跃然。”写景时情已自然含在其中。 欧阳修〈踏莎行〉“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与〈苏幕遮〉“更在斜阳外”异曲同工。〈踏莎行〉表现闺中少妇思念丈夫，她站在高楼上遥望远方，广袤的草原尽头便是春山，而她思念的人在比春山更远的地方，那是她无论怎样极目都看不到的地方。 （图：Adobe Stock） 王沂孙〈长亭怨慢〉“水远。怎知流水外，却是乱山尤远”也得此法之妙。词人以虚字“怎知”、“却是”连接景物，流水如离散的宴席，流水之外是乱山群峰，然而友人比乱山还远。此三句无一字明写人，仅是写景，却饱含深情，作者无尽的思念跨越层峦叠嶂，缠绵悠远。 上述是以层深句写景时表现“在某景物之外还有什么”的例子。若只写一层，读者的视线则停留在地面上；而当增添一层后，读者仿佛腾空而起，追随作者的文字俯瞰到更远的地方，带来无尽想像。 更著风和雨 还有一种写景抒情是“已经这样，却还那样”，比如陆游的经典名句“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古诗词中常用黄昏意象，此时人往往寂寞忧愁，如晏几道词云：“恶滋味、最是黄昏”，柳永词云：“这滋味、黄昏又恶”。已处于最落寞的时间，却还遭受风吹雨打，心灵与身体均受挫折，写尽梅花的不幸。 （图：Adobe Stock） 类似的层深句还有叶梦得〈虞美人〉：“落花已作风前舞，又送黄昏雨”，以及王沂孙〈醉蓬莱〉：“一室秋灯，一庭秋雨，更一声秋雁。” 后者尤为精彩，三句排比，视觉、触觉、听觉三方面增强秋意。窗外的雨仿佛嫌窗内的灯愁不够浓；而大雁也仿佛嫌词人近处愁不够浓，还要在远方用声音再添些愁。王沂孙作这阕〈醉蓬莱〉时，南宋已经灭亡，他不愿事奉元朝，多重凄凉秋景更加重他对故国的怀念之情。俞陛云对该词评道：“秋灯三句，清愁重叠而来。” 东风何事又恶 周邦彦也用过层深句法。我们来看他的词〈瑞鹤仙〉： 悄郊原带郭，行路永，客去车尘漠漠。斜阳映山落，敛馀红、犹恋孤城阑角。凌波步弱，过短亭、何用素约。有流莺劝我，重解绣鞍，缓引春酌。 不记归时早暮，上马谁扶，醒眠朱阁。惊飙动幕，扶残醉，绕红药。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任流光过却，犹喜洞天自乐。 （图：Adobe Stock） 该词相传是周邦彦在梦中所得，而且现实场景与梦中几乎一样。王明清《挥麈馀话》说：“周美成晚归钱塘乡里，梦中得瑞鹤仙一阕……未几，方腊盗起自桐庐，拥兵入杭。时美成方会客，闻之仓黄出奔，趋西湖之坟庵。次郊外，适际残腊，落日在山，忽见故人之妾，徒步亦为逃避计。约下马，小饮于道旁旗亭，闻莺声于木杪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馀醺，困卧小阁之上，恍如词中。逾月贼平，入城，则故居皆遭蹂践，旋营缉而处。继而得请提举杭州洞霄宫，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尝自记甚详。今偶失其本，姑追记其略而书于编。” 当时正值方腊起义，周邦彦仓皇躲避战乱，某天夕阳西下之际，偶然遇见熟人，于是下马喝酒，喝醉后在小阁上卧睡。正值四月，红芍药开得正盛，忽然一阵疾风吹来，帘幕随风翻动，芍药也被吹散。周邦彦绕著红花叹息：西园已经满地残花，春风为何还要添乱。“东风何事又恶”与“惊飙动幕”呼应，“绕”字体现他惜花情深，责怪东风更突显无奈与哀凉。“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也是他四处奔逃的间接反映。 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 我们再来看张先〈青门引·春思〉，下片写得极好，触觉、听觉上已觉得悲伤，再看到影子时更添悲伤。全词为： 乍暖还轻冷，风雨晚来方定。庭轩寂寞近清明，残花中酒，又是去年病。 楼头画角风吹醒，入夜重门静。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 （图：Adobe Stock） 当时乍暖还寒，雨下一整天，花已凋落，张先想借酒消愁，却适得其反。他被凄凉的角声与晚风吹醒，院门重重深闭，庭院寂静。不料，月光还要隔墙送来少女荡秋千的身影，又触动他敏感的内心，墙外的欢乐与墙内寂寞的他形成鲜明对比。 沈际飞称这阕词“怀则自触，触则愈怀，未有触之至此极者。”黄苏 《蓼园词选》评价说：“角声而曰风吹醒，醒字极尖刻。至末句那堪送影，真是描神之笔，极其杳渺之致。” 〈青门引·春思〉结尾还有一个巧妙之处，即无需直接描写荡秋千的人，影即是人，但影又虚无缥缈，虚影如此近，而真人如此远。透过秋千间接描写女子，与吴文英〈风入松〉颇为相似。〈风入松〉写道：“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美女虽已离去，但绳索上还有玉手留下的香。俞陛云对这二词评价道：“梦窗因秋千而忆凝香纤手，此则因隔院秋千而触绪有怀，别有人在，乃侧面写法。” 才欲歌时泪已流 杜安世〈卜算子〉也使用层深句表现伤怀，全词为： 樽前一曲歌，歌里千重意。才欲歌时泪已流，恨应更、多于泪。 试问缘何事？不语如痴醉。我亦情多不忍闻，怕和我、成憔悴。 该词写的是词人听歌女唱歌，歌女尚未唱出口，就已经泪流满面，想必她心中的苦比泪水还多。以无形的苦恨和有形的泪水相比较，更进一层走近歌女的内心世界。 （图：Adobe Stock） 田为〈江神子慢〉也以层深句写女子的苦恨：“此恨对语犹难，那堪更寄书说。”闺中少妇想念远方的丈夫，这种离愁别绪即使面对面诉说也难，更何况寄信向他倾诉。对语是一层，寄书又进一层，前一层不可行，后一层更是幻想。她其实很想寄信，然而丈夫杳无音信，纵然能寄，她也难以表达满腹心事。词人描写女子心理十分细腻。 在此总结，这类层深句通常含有“已”、“更”、“又”、“那堪”，往往有递进，有些是横向增加广度，如思念之人在什么之外；有些是纵向升级，如风雨突来；有些是透过不同感官加深程度，如不仅听到，还看到，更触动内心情感。 我们在写作时，如果仅仅简单地递进，那只是照猫画虎，必然平淡无奇，所以要精心思考意象的选取、布局以及用字，争取恰到好处、不落俗套地层层递进。 词还有一种写法是否定一层，再转入新的一层，有点像拆除旧房，再建新房。下期我讲翻转句。
齐邦媛的自传《巨流河》被誉为“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记，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从二十年代至今，中国的硝烟与烽火、奋起与沉沦，中国人的挣扎与流亡、希望与彷徨，如同白山黑水之间的巨流河，有时波涛汹涌，有时宁静如海，有时冰封凝固。读《巨流河》，不禁让我想起同样刚毅卓绝的东北女子萧红的《呼兰河传》，她们不约而同地以河流命名毕生心血之作，而她们真正抒写的不是河流与土地，却是写不尽的人的心灵世界。 《巨流河》中最让我感动的部分，是写三、四十年代在抗战的生离死别中仍然弦歌不断的学生生活。齐邦媛有幸获得了那个时代中国最好的教育——可能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教育。她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学和武汉大学，尽管校园由北而南、由东而西迁徙数千里，从校舍到图书，无不因陋就简，但那时的学生遇到了一群学贯中西、忘我教学的老师——张伯苓、朱光潜、吴宓、钱穆……这个蓝衫白裙的女孩，得到了这群若群星灿烂的大师的指点，由此奠定了其学术道路上的第一块基石。 那个时代，也是知识界、舆论界和学生普遍左倾亲共的时代。齐邦媛神奇地拥有了对“土共”的免疫力。我原以为“土共”一词是香港人的发明，其实齐邦媛早在四十年代便以此轻蔑地称呼共产党。《世界日报》专栏作家东方珠在《“土共”之争》一文中谈及港人关于这一称呼的争论：《信报》健笔林行止就“土共”二字，与曾受温家宝单独接见的吴康民笔战。林行止为文批评“土共”回归后有大翻身想法，引来吴康民强烈反驳，指“土共”带有贬意，批评林行止其心可诛。但林响应说“大地养育之功有赖土壤，土有生机厚德之寓意，让港共冠上土字，应是过誉！”如果不是幽默的话，林的这一说法显然是强辩。东方珠则貌似公允地说，既然“土共”一说让当事人不舒服，他就绝对拒用。但在我看来，“土共”就是“土共”，就是对这个祸国殃民的群体的蔑称，他们的滔天罪行令她们只配得到这样的羞辱，何须为其解下紧箍咒？即便优雅如齐邦媛，也在书中频频使用“土共”一词，何须大惊小怪！ 与爱书人为敌的“读书会” 齐邦媛在书中写道：“我记得常听父亲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岁以前从未迷上共产主义是缺少热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共产党员是幼稚。”这句话出自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爱因斯坦长期左倾，说这句话不足为奇。但这句话绝非真理，因为共产主义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即便年轻时代也不应当受其诱惑。 齐邦媛从未对共产党及其虚假的主义有好感。让她认清是非的一段重要经历是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那时，一名姓侯学姐带她去参加读书会，读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唱很多俄国民谣和《东方红》。这时，父亲给她写信说：“现在各大学都有‘读书会’，是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的外围组织……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于是，齐邦媛埋首学业，不再参加此类“读书会”。结果，侯姐姐立即翻脸，大声骂她“贪官污吏的女儿”。齐邦媛深受伤害：“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而共产党革命首要的要求就是“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差不多三十年后，齐邦媛访学美国，偶遇从大陆出来的留学生、《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梁恒向她讲述了“文革”的背叛与残暴。齐邦媛追问道：是什么样的政治魅力驱使数代的青年，从学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毁才能建立新中国？这些人的心，若非变成麻木无情，必也是伤痕累累，如何得以平复回到正常的人生呢？当他们长大，统治中国，那将是怎样的国家呢？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不正是红卫兵和知青一代吗？齐邦媛回想起当年侯姐姐骂她“没有灵魂”的场景，回想起共产党煽动的学潮队伍中仇恨的口号和扭曲的面孔。如果一九四七年她没有应聘台大而留在大陆，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又过了二十多年，台湾已经走向了民主化，曾在台湾被禁的苏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在台北书市中露面。齐邦媛感叹说：“看到这本书，如遇旧友，捧回再读。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产党政治狂热将我们赶出大陆，而他们自己也在各种大同小异的狂热中自相残杀多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尘，真感百年世事不胜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约已有理性根源，那一类的书确实成为我判断的基础。”齐邦媛对“土共”的厌恶，是理性、情感和审美交织而成的结论。重视亲情和友情的她，怎么会为了主义而六亲不认呢？长期浸淫在济慈和雪莱诗歌中的她，怎么会喜欢粗俗煽情的共产党文艺呢？ 那个“读书会”是仇视读书人的，当然仇视齐邦媛坚持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不过，在国民党统治时代，青年学生毕竟有自我组织读书会的权利。而在共产党统治时代，组织“读书会”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的重罪，北大学子杨子立等人因组织“新青年学会”入狱十年至八年不等。可见，“共和国”比“民国”来不知退步到哪里去了。 闻一多的悲剧 《巨流河》中写到很多三、四十年代的左倾教授，着墨最多的是闻一多。在学术传承的意义上，我算是闻一多的第四代弟子：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研究生季镇淮后来当过北大中文系主任，而我的研究生导师夏晓虹教授正是季镇淮的学生。因此，我对四十年代闻一多为何急剧左转的问题怀有强烈的兴趣。 不可否认，闻一多控诉黑暗和专制的道德勇气彪炳千秋。闻一多之死是一个悲剧，据史料分析，暗杀闻一多并非蒋介石下令，而是出于云南地方当局的意思，但蒋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闻一多死在中共夺取之前，也算求仁得仁。否则，以他自由奔放、搅动死水的个性，如果活到“反右”和“文革”，只能像吴晗、傅雷、老舍等人那样屈辱地自尽。 当时，闻一多以激进的左倾立场风靡大学校园，影响力让胡适、傅斯年等“右派”望尘莫及。当时，齐邦媛虽然崇敬站在讲台上讲授楚辞的闻一多，但对站在政治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闻一多有所质疑：“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人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过冲动激情的后果吗？” 闻一多是篆刻高手，当时在授课之余靠帮人刻章补贴家用。在闻一多的遗物中，有一枚没有完成的石质印章，印面写着“其愚不可及”！这个印章让人想起瞿秋白临行前写下的《多余人的话》。瞿秋白和闻一多是被误卷进革命洪流的书生，最终不能融入毛泽东的“痞子运动”。齐邦媛感叹说，无论怎么诠释，说是他在生死关头，“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留下这枚“自励章”表白心志，决心以“追屈原、拜伦踪迹的庄严表示”作最后的遗言，正常的读者很难不想到悔懊与自谴；到底他曾经写了许多情深意明的好诗，深研过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个字，应是先在内心琢磨过它的意义的。虽然，在那狂热的两年中，他未必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并未能给他深爱的国和家带来幸福。 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学者谢泳说过：“对社会现状的深入了解，生活的贫困化以及统治者的专制腐败，这些都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产生离心倾向和普遍左倾的客观原因。”《巨流河》中提供的对闻一多等人人生轨迹和政治立场变迁的近距离观察，再度印证了这一结论。而当时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校长对闻一多的评论极为中肯：“（闻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 自由高于故乡 当《巨流河》在港台炙手可热之际，中国大陆也想出版简体版。囿于绵密的出版审查制度，齐邦媛不得不同意大肆删减为一个“洁本”。人流亡了，文字也随之流亡，书犹如此，情何以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宣称“我没有敌人”，他不以中共为敌人；但是，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更利害千百倍的中共，何尝不是文化的敌人！当年，文学大师吴宓以“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的期勉，支撑齐邦媛一甲子以上的岁月。吴宓却惨死于“文革”之中，令柔和温婉的齐邦媛罕有地发出一声狮子吼：“这些老师所受之苦，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即使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 书的命运与作者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德国作家阿图尔？霍利切尔的回忆录被列入纳粹焚书的目录。他在流亡路上向同胞呼吁说：“不要让我的书消失，消失得好像我从来没有写过似的。由于来自外界的麻烦，有的书面临着这种命运的威胁。在我的书中，那些用劣质纸张印刷的，你们要想办法用好纸重新印刷。那些已经脱销的书要再版。不要让我的那些能使你们和你们的后代更富有、更自由、更快乐的书消失。让那些白付了爱和痛苦而产生的书不至于是徒劳的！”在最后一页，他写道：“你们，读过了这本回忆录的你们，要记住一个人的苦难，别让他的呐喊成为那些装聋作哑的耳边风。拯救这本书吧，不要让它消失，好好保护火星！”一九四一年，他在日内瓦一个慈善组织的营地死去，念念不忘他的被焚烧的书。他所爱的，是文化德国，或如思想家哈贝马斯所言，是宪政德国，而绝非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同样的道理，中国的文化人，所爱的理应是文化中国、自由中国和宪政中国，而绝非共产党独裁的中国。 阿图尔•霍利切尔关于自己的回忆录的这段话，好似一篇为《巨流河》而写的书评。齐邦媛是幸运的，她如传灯者一般，后半生在美丽岛上守护着文化与学术的薪火。而在彼岸，“一九四九年中共进驻时，大多数学者留在大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留下者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由批斗侮辱中幸存已属不易，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半个世纪以后，齐邦媛访问大陆，重逢病榻之上的老同学鲁巧珍，鲁巧珍断断续续地喘息着对她说：“你到台湾这些年，可以好好读书，好好教书，真令我羡慕。”这句话让人黯然神伤，“好好读书，好好教书”本来是一个知识分子最低的生存需求，在毛泽东时代却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还有那些当年不辞而别、奔赴延安的同学，青春折翼，革命梦碎，历尽浩劫，所余者唯躯壳而已。 自由理应高于故乡，看不透这一点的中国知识分子，必定遭遇灭顶之灾。初到台湾的齐邦媛，刚开始只是将这里当作暂居之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才对台湾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归属感。流亡者以流亡之地为家，才能重建尊严与自信。此书以巨流河开篇，以哑口海收尾，如一生颠沛流离的苏东坡所云“此心安处是吾乡”，到此境界，何须“叶落归根”？如果用受希特勒逼迫而不得不长期流亡异乡的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的话来说，就是：“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如果用对共产党统治洞若观火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的话来说，就是：“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这是对自我何等豪迈与自信，这也是对文学和文化的信赖与期盼。《巨流河》所揭示的，亦是同样的道理。 作者写于2015年 文章来源：RFA
复活节（Easter），又称主复活日，是基督宗教的重要节日之一。该节日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后第三天复活的事迹，是基督信仰的高峰，因此被基督徒认为象征著永生与赦罪。 自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后，复活节的具体日子一直是各族群各说各的，直到公元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召开了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订明了各地统一复活节日期。把复活节规定每年3月21日当日或之后，出现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由于每年的计算日期随着月运周期改变，因此每年的复活节日子也不一样。外加东正教与罗马教会对耶稣复活的日子计算方式也不同，同一年的复活节日子也各不相同。 按照罗马教会的定义，2024年3月29日（星期五）是耶稣受难日，3月31日（星期日）是复活节。 但依照东正教的计算方式，2024年5月5日（星期日）才是复活节。 澳洲官方选用了罗马教会定下的日子，2024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为四天国定假期庆祝复活节（Easter）。 复活节 （图：Freepik） 复活节吃羊肉 根据《圣经》中记载，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用死亡来替世人赎罪，成为所有人的替罪羔羊，所以，羔羊就成为了耶稣基督牺牲的象征。所以，在复活节，人们有吃羊肉的习俗，之后，也会用火腿来代替。 复活节百合花 百合花也是复活节最具代表性的物品，百合花在《圣经》中多次出现，百合花象征着重生、纯洁、和希望，与耶稣基督的重生正好寓意相同。复活节的时候，人们习惯佩戴百合花，有的教堂会使用百合花来布置教堂，基督徒们也会互相赠送百合花。 复活节小白兔和彩蛋 在《圣经》中并没有小白兔和彩蛋的记载，用小白兔和彩蛋来纪念基督复活是新教徒的创意。 后人有著各种版本对小白兔和彩蛋的来源进行各种注解。 有一说是：复活节的英文字Easter，源于北欧民族神话中春天女神Eostre的英文名字。女神Eostre曾拯救一只被冻伤翅膀的小鸟，然后将它变成一只兔子，并保留生蛋的能力。因此，这只兔子被称复活兔，它诞下的蛋也称复活蛋。 新教徒们更将复活蛋涂上红色，以象征基督的血液。之后教徒们直接用巧克力制作彩蛋，作为礼物送给孩子们。 各地风俗 尽管小白兔和彩蛋是后人的创意，却已成为复活节的重要象征。 根据美洲的传统，复活节兔子就像圣诞老人一样，在复活节那天的早晨给乖孩子一篮子的礼物（包括彩蛋和各式各样的巧克力和糖果。 在匈牙利，孩子们会在复活节前为兔子准备巢，好让它们摆放送来的蛋，巧克力或是其他的礼物。有的时候，有些家长会送孩子们一只真的小兔子， 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孩子们和家长一起在复活节前的周四或者周六装饰彩蛋，然后复活节兔子会在周六到周日的晚上给孩子送来礼物。有的家庭也会在周五到周六的晚上收到礼物。在澳大利亚，复活节到来时，许多商店都摆放著巧克力制作的兔子和彩蛋，几乎家家都会购买兔子或彩蛋来欢度复活节。
人们常把诗、词视为一类，但作词和作诗有很大不同。假设现在写一首非常出色的格律诗，并保留其主旨、思路、用字，按某个词牌的格律改写成词，之后您很快就会发现它变成了一阕烂词。能写出好诗、好文的人未必作出好词。李清照有段评论很有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其实文学领域内隔体也如隔山。 诗与词最直观的不同在于，诗不分片，而很多词分上片、下片，还有一些分三片、四片。词的句子变化多端，从“形”方面看，有单句、领句、对句、叠句；而在“意”方面，又有设想句、层深句、翻案句、呼应句、透过句、拟人句。某些情况下词比诗更好玩，且更有助于表达。 词句的形易学，但用意不易学。本文从设想句聊起，带诸位一同品味词的美妙，感受古人的智慧。 想必大家从小都背过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其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可谓千古佳句。该三句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原因之一便是“想而不敢”的表达方式。假设我们换个方式表达，譬如“遥望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这类句法名叫设想句，其特点是“想怎样却不得怎样”。有些词表达的是“想而不敢”，有些则是“想而不能”，但都异曲同工。 我们再看李清照〈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图：Adobe Stock） 这阕词下片也是典型的设想句，想泛轻舟，却怕轻舟载不动愁。全词营造出一波三折的效果，先写物是人非，流泪伤感；又写“春尚好”，想出门泛舟散心，似乎有望走出伤感，出现转折；但之后又说“只恐”，内心再度陷入忧愁，陡然间的落差突显喜悦短暂，感情沉重。 无论是东坡“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还是易安“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都有愿望和现实的对比及落差感。 蒋捷〈贺新郎〉则透过设想句宛转地表达对故国的怀念： 梦冷黄金屋。叹秦筝、斜鸿阵里，素弦尘扑。化作娇莺飞归去，犹认纱窗旧绿。正过雨、荆桃如菽。此恨难平君知否，似琼台、涌起弹棋局。消瘦影，嫌明烛。 鸳楼碎泻东西玉。问芳悰、何时再展，翠钗难卜。待把宫眉横云样，描上生绡画幅。怕不是、新来妆束。彩扇红牙今都在，恨无人、解听开元曲。空掩袖，倚寒竹。 （图：Adobe Stock） 其中“待把宫眉横云样，描上生绡画幅。怕不是、新来妆束”，藉对美人的思念抒发亡国之痛。多想将那佳人的容颜画在生绡上，画成双眉如云横于额前的模样，可转念一想，难道妆束还跟以前一样吗？只怕画不出现在流行的新妆！蒋捷作此词时，南宋已亡，美人昔日的妆束代指故国，他想见，却见不到；想画，又不知近来模样，催人泪下。 刘过〈唐多令〉的今昔对比亦引人感慨万千： 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系船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 黄鹤断矶头，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结尾“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也是设想句。词人想买桂花、带美酒到水上泛舟游乐，但失去了年少时的豪情，又有何用？“欲”字一扬，“终不似”陡然一转，与上片“二十年重过南楼”绾合，更显物是人非，愁情深重。 （图：Adobe Stock） 柳永也曾苦中求乐而不得，其〈蝶恋花〉写道：“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词人自知不可能忘掉愁苦，于是只图一醉，举杯高歌，但终究是勉强欢笑，毫无意味。春愁不能靠痛饮抑住，可见执著之固、缠绵长久。“图一醉”和“还无味”构成鲜明对比。 又如黄孝迈〈湘春夜月〉：“欲共柳花低诉，怕柳花轻薄，不解伤春。”词人在羁旅中深感孤独，想向柳花诉说，又怕柳花不懂羁旅伤春之情，说也无用。 透过以上设想句，我们不难发现，当“想而不得”与看似微不足道的心愿相结合，情感变得更深更浓，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也更细腻了，令读者忍不住同情。唐圭璋有评，这类设想句“颇有一种凄凉怨慕之感存乎其中”。我们在写作时不妨参考并加以创新。 （图：Adobe Stock） 作词像盖楼房，文字不宜单薄，下期将介绍词的另一种句法——层深句，以及如何增加文字的厚度和广度。
文/清箫 上回说到，史可法遭马士英出卖，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四镇和卢九德拥戴下黄袍加身。 史可法虽对马士英的背叛深感遗憾，但依然以大局为重。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他陪同福王抵达南京燕子矶；半个月后，福王于五月十五日称帝，建立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 然而，高官间的矛盾并没有随继统大事尘埃落定而消弭。就在福王登极前不久，一些大臣见史可法略显失势，旋即转向，落井下石。 史可法作为南京兵部尚书，原是留都政府的最高决策人，所以在弘光朝廷成立后，他自然是新内阁首辅的不二人选。诸文臣也推举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进内阁。但原先支持史可法的勋臣魏国公徐弘基忽然唱反调，竟以“勤王无功”为由指责史可法“该杀”。 （图：Adobe Stock） 与此同时，另一位勋臣的表现也值得关注，他便是大明开国元勋刘伯温的后裔——诚意伯刘孔昭。刘孔昭攘臂自荐，也要争内阁一席之地，引得众人一片哗然。反对者说，本朝自开国以来从未有勋臣入阁之例，而刘孔昭听后当即勃然大怒，怼道：“即我不可，马士英何不可？”（《明史》卷274）原来，刘孔昭争入内阁是虚，推举马士英才是真。 史可法德高望重，想撼动他并非易事。朱由崧决定任命史可法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马士英、高弘图也一并入阁。 马士英得知后非但不高兴，而且勃然大怒。他做梦都想当内阁首辅，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于是怒气冲冲地将史可法以前反对朱由崧的言论上奏。 史可法清楚自己必然不受朱由崧信任，且北方大敌当前，军务为重，于是自请外出督师。虽然史可法的加衔高于马士英，但事实上已被排挤。当时许多文臣极为愤怒地说，这无异于“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弘光朝廷刚成立时，史可法、高弘图的设想是朝中要职均由正臣君子担任，但不久后，高弘图、姜曰广等人也遭到排挤。 史可法（图：公有领域） 据李清《三垣笔记》记载，马士英为稳固自身地位，曾上密疏对朱由崧说：“陛下之所以能得位，是因为臣与四镇出力，而其馀大臣都主张拥戴潞王。倘若今天陛下不用臣，明天众人都必将拥立潞王。”朱由崧信以为真，感动得泪如雨下，之后一切朝廷大事都委托马士英。但其实，马士英之前在和史可法商议时支持的是桂王。 马士英和四镇勾结将朱由崧拥上皇位，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四镇跋扈，尾大不掉。高杰、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四镇原本毫无功绩，却因拥戴福王自诩“立下大功”，并获封爵位，愈发骄傲蛮横，仗著手握重兵，甚至视弘光帝为傀儡。弘光帝和马士英本想靠四镇巩固自身权力，却适得其反。 四镇究竟嚣张到何等地步？史可法有时引用圣旨，高杰竟公然顶撞：“圣旨、圣旨，什么圣旨！你见过皇极殿里有人走马吗？！”黄得功的行为更猖狂，有次他跪听使臣宣读诏书，当听到不满意的内容时，竟不顾礼节，站起身掀翻桌案，并破口大骂：“去！速去！”（姜曰广《过江七事》）如中晚唐的藩镇一般跋扈。 然而四镇的嚣张气焰只针对自己人，对外却像缩头乌龟。比如刘泽清，明朝灭亡前崇祯叫他火速勤王，他却不顾国难，拒绝奉诏；大顺军攻入山东后，他一路逃到淮安。 亡国后，四镇乐不思蜀，只想争夺富庶繁华之地。其中，扬州是黄得功、刘泽清、高杰争相占据之地。高杰抢先抵达扬州城外，而扬州百姓很清楚高军抢掠成性，所到之处尸横遍野，断然拒绝他带兵入城。高杰恼羞成怒，于六月七日命令大军攻城。 （图：Adobe Stock） 史可法闻讯后，赶忙跑来劝阻。高杰一向害怕史可法，如今更是作贼心虚，便趁夜间仓促掘坑埋藏尸体。次日早晨，高杰惶恐不安地来到史可法的军营，“辞色俱变，汗浃背”（《明史》卷274）。然而史可法对他坦诚相待，语气温和，高杰见状大喜过望。 但高杰依然“防可法甚严”（李清《南渡录》），一切出入文书一定亲自过目后才肯传递。经过不懈努力，反复谈判，史可法终于将此事平息，把瓜洲分给高杰屯兵。 可惜，史可法虽有一腔报国之心、收复中原之志，却被文臣武将各种内斗拖累，分身乏术。 当时北方的环境其实很利于南明。大顺军已经西撤，清军主力1644年五月至十月间始终没有南下，山东和河南东部长达几个月都处于归属不定的状态，倘若南明组织一支齐心协力的军队北伐，至少能收回中原大片土地，实在不该偏安一隅。 （图：Adobe Stock） 有识之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譬如梁以樟就曾提醒史可法“守江非策也”，要“示天下不忘中原”，对于跋扈的四镇“宜使分，不宜使合”。梁以樟的建议十分高明，史可法也心知肚明，但他做不到，因为自己已经大权旁落。四镇连圣旨都敢不敬，更不会心甘情愿听史可法指挥。从别处调兵也不切实际，因为极可能激起四镇不满，引发内战，而且武昌的左良玉此时已无异于独立军阀，郑芝龙、方国安等将领也各图私利。当时南明半壁江山坐拥逾50万军队，无论经济还是军事上都比满清、大顺更有优势，完全可以趁两方鹬蚌相争之际出击，但可靠之兵将究竟有多少？ 1644年春夏，史可法的内心接连遭受打击，恨铁不成钢：“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史可法集》卷二）他当然也期盼南明大军以气吞万里之势齐心北上，然而这样的雄壮之师来得太迟，他也无法看到自己死后郑成功与张煌言声震天下的北伐。 追溯南明弘光朝廷局面被动的原因，不得不提到它延续了晚明涣散不合的风气。 回顾1449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后明朝为何还能延续200年？正是因为以于谦为首的朝廷依然有强大的向心力和组织力，迅速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新君，严令军队出城拼死一战，凡后退者斩，最终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那时朝堂之上文臣稳定，又有于谦等救时能臣，所以朝堂以下才能心稳。 到晚明万历朝，从“争国本”开始形成党争。而到南明时，既失去了最权威的君主和北京朝廷，为继统问题激烈内耗，又过分依赖武将，被四镇和奸臣趁虚而入，君与臣、文臣与文臣、文臣与武将、武将与武将之间各有矛盾，盘根错节。反清复明的英雄义士不胜枚举，许多“小人物”比“大人物”强太多，足见朝廷令人失望。 （图：Adobe Stock） 北方群起抗清 自山海关战役清军击败大顺军起，满清理论上已成为中原汉人共同的劲敌。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大顺灭掉明朝，只是亡国改代，复兴明室不过是君臣权贵的责任；但满清入主中原在当时看来有“亡天下”的可能，中原会否披发左衽，汉人传统文化与仁义礼乐能否延续，都是未知。 山海关大战过后，多尔衮一度强制沿途官民剃头发、留长辫，激起官怒民怨。 1644年五月，清军虽然占领全国政治中心北京，但民心尚不稳固，许多汉人向南逃窜，抑或揭竿而起。 杨士聪记录了当时南逃的状况：“昨闻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馀艘”；“弟联䑸南来缙绅不下百馀人”。这还只是他知道的，其馀的更多。 北京附近反清者千百成群，畿南、山东和河南东部甚至长达三个月都处于近乎无政府的局面。其中，山东的起义多为自发，没有南明朝廷的援助或支持。直到八月，山东许多地方依然不愿降清。 （图：Adobe Stock） 九月，青州发生一起夺城杀官的事变。有一名将领名叫赵应元，曾归属于大顺军，但当时大顺军主力早已撤走，所以他所率的军队相当于一支孤军。二十九日，他领兵夺门攻入青州城，之后派步兵登上城头，自己率骑兵冲向部堂辕门。 此时青州名义上已归清廷管辖，负责招抚山东、河南的清朝侍郎官王鳌永就在城内。他看到赵应元时，起初以为是来投降的“反贼”；当发现赵应元的将士兵器露刃，蜂拥而上，他才恍然大悟：这是来夺城的！ 王鳌永仓促逃向上房，又听到震天动地的喊叫声，于是赶忙翻墙躲进居民家中。赵应元以重金悬赏，命士兵全城搜捕王鳌永；捉到后下令将其处斩。 赵应元夺取青州后，宣布要扶持原明朝一位藩王做皇帝，计划于十月八日拥衡王登基。但衡王没有丝毫喜悦，反而嚎啕大哭，眼睛肿得像桃儿。原来他七月就已投降清朝，现在赵应元扶他复明，恐怕小命不保。 不管衡王愿不愿意，赵应元都没有回头路。他打算长期抗清，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周边昌乐、寿光县等地的反清义军将领赵慎宽、翟五和尚等人也派部下来青州联络，共商大计。 （图：Adobe Stock） 青州之变很快惊动清廷。据《清史稿》卷226，清方将领和托率军征讨，与巡抚陈锦、总兵柯永盛会师，直逼青州。 已经降清的李士元向清军献上一计。他进入青州城骗赵应元说，如果赵应元降清，将不追究其将士任何罪过，清廷定将赐他“通侯之赏”。清方为使赵应元相信，约定双方歃血，对天发誓。赵应元信以为真。 既已歃血起誓，赵应元于是卸下防备，当晚于北门瞻辰楼大摆宴席。楼内欢天喜地，城外却是伏兵四起。赵应元等人尚沉浸于酒乐之际，忽听一声炮响，李士元及随从当场击杀赵应元。清军随即攻入城中，斩杀赵军残馀。至此，青州再度落入清方手中。 山东反清义军一度此起彼伏，声势浩大，令清政府焦头烂额。如《即墨县志》记载，郭尔标倡众起义，其馀义军与其响应，“众十馀万，号十四营，环围即墨”。 山东很多百姓之所以反清，是因为之前大顺在取代明朝占领该地后免赋免税，颇得民心，而清政府占据后继续征赋税。很多百姓贫困，有些人长期不务农业，无可缴纳；反清队伍中有人摇摆观望，但一听说官府要开征，立即又坚定反意。可见明清易代之际北方百废待兴。 （图：Adobe Stock） 1644年夏秋，山东和河南局势非常复杂，汉人当中大顺与明朝残馀势力对立，汉人又与清朝对立，不少地区打出“复明”旗帜，像赵应元这样的前大顺将领也一度想以复明为名。如果两面夹击，南明或许能收复旧河山。 然而，弘光政权的内耗尚未停息。出乎所有人意料，一起“假太子案”又火上浇油；左良玉竟突然以“清君侧”为名发起内战。所谓“伪太子”究竟是真是假？史可法为何登上燕子矶放声痛哭？且见下回：伪太子轰动朝野，左将军叛变东征。
文/清箫 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入北京、灭掉大明之际，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他带领大顺军自西长安门入，仰天大笑，弯弓搭箭，一箭射中坊之南偏。行至承天门时，他环视左右，扬扬得意，再度弯弓，指向门榜并对诸将士说：“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统。”（《明史纪事本末》卷79）却没射中，瞬间尴尬。 回到大环境，李自成的起义军一度深得民心，北京的百姓“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定思小纪》）；京城内的明朝官员大多望风归附，“衣冠介胄，叛降如云”（《国榷》）。不过，投降大顺的官员出发点未必都是弃暗投明，有些人只是恬不知耻地求荣求贵，如考功司郎中刘廷谏，当得知新政权嫌他太老，赶忙说：“太师若用我，我的胡须自然会由白变黑。”还有个曾在明朝亲近阉党的少詹事项煜也向大顺投降，大言不惭地说名节既然不能保全了，那就像管仲、魏徵那样建立盖世功名。然而这群见风使舵的乌合之众，论德论才都比管仲之辈差太远，不过是为自己洗白而已。 （图：Adobe Stock） 回想历代兴亡更替，群雄逐鹿，得江山者未必坐稳江山，诚如陆贾所言：“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李自成所在的十字路口亦是如此。他无疑是条好汉，但入北京后方针仍停留于追赃助饷，甚至对官绅严刑拷打。很多归顺者失望了，抱怨道：“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寇而已矣。”（《豫变纪略》） 除大顺政权本身的过失外，另一关键人物的举动亦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他便是吴三桂。 （图：公有领域） 吴三桂二叛降清 山海关激战易势 明亡前夕，吴三桂接到崇祯的紧急勤王通知后，慢悠悠地回撤，安置百姓入关。但当得知崇祯在三月十九日自缢后，勤王对他而言已无必要了。考虑到江南的明朝残馀势力太远，且关外的满清既是宿敌又是异族，自己的父母还在大顺控制下，于是他很快决定投降大顺。这是吴三桂的一叛，即叛明降顺。 历史总是充满意外，有时甚至是一个意外接一个意外。三月二十六日许，吴三桂的兵马已走在前往北京觐见新君李自成的路上，而且离北京已经很近了，他却忽然转变立场，与李自成决裂。这是吴三桂的二叛，即骤叛大顺。 看到这里，许多读者可能会马上联想到美女陈圆圆以及“冲冠一怒为红颜”。多年来，人们习惯于认为吴三桂降清是因为他的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军抢掠，把他视为一个浪漫人物。但事实真的这样简单吗？ 据张怡《?闻续笔》，吴三桂听说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索饷二十万，顿时大惊，说“此诱我，剪所忌耳。”之后率兵退还。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载，吴襄“被获将夹”，“知终不免，遣人贻书于子云。”之后“书达三桂，并不言被夹，而赍书人误传已夹。三桂大痛愤，以道里日期计襄必死矣。”这是第二种说法，即他听说父亲被捕且被追赃。大顺军追赃极可能使用刑拷，再加上送信人的误传，吴三桂担忧父亲安危，以为李自成召他必有诈。 （图：Adobe Stock） 彭孙贻《平寇志》记载了第三种说法，即吴襄家的奴仆趁乱逃出，见到吴三桂后谎称“老将军被收，一门皆为卤。”吴三桂误以为全家都被大顺军抄了，于是决裂。这是彭孙贻听人转述吴三桂的幕客所言。 能使吴三桂叛顺的一定是关乎自身前途的事，因为他是个投机主义者，底线并不高。明亡前清廷就对他劝降过，他没接受；明亡后他立即接受了大顺的招降。他和麾下的关宁铁骑长期与清兵敌对，正常人都不会投奔仇人，而二叛意味著他只有倒向满清这一条路。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他从情报中看出李自成的政权不改劫富济贫的路线，必然坐不稳江山。 而“冲冠一怒为红颜”也有其依据。据《吴三桂纪略》，吴三桂宣告和李自成决裂时充满恨意，说：“不灭李贼，不杀权将军，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释。”这里“权将军”指强占陈圆圆的刘宗敏。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叛变后，安抚吴襄，并以吴襄名义写信劝他回心转意。同时李自成也做好了战争准备，四月十三日率大顺军向山海关行进。 （图：Adobe Stock） 另一边，吴三桂派使者向满清借兵求助。四月十五日，清军和使者意外相遇，对多尔衮来说这是个惊喜的“大礼”。在信中，吴三桂把自己营造成“亡国孤臣”的“忠义”形象，还说愿意割地酬谢。他此时还不算投降，而是谈合作。多尔衮当然不满足于合作关系，于是抛出诱惑：“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清世祖实录》），希望他投降。此时吴三桂倒向谁，近乎决定著大顺和清军孰胜孰败。他手下的关宁铁骑是前明朝最精锐的部队。 四月二十一日早上，山海关大战正式展开，吴三桂和大顺军激战了一日夜。这场战役影响中国近三百年，满清和大顺逐鹿的序幕正式拉开。 山海关大战打得非常惨烈，“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平寇志》）到二十二日上午，吴三桂军已明显撑不住，毕竟人数不占优势。 为防大顺军抢先一步夺关，清军二十一日急速南下，当晚抵达距山海关城十里处，二十二日早晨到达距关二里处，观望战局。由于战况紧急，吴三桂亲自突围去见多尔衮，请求清军支援。 （图：Adobe Stock） 其实多尔衮一直对吴三桂存有疑心，但经过观察，见吴三桂狼狈如此，知道此时是绝佳的收买机会。他对吴三桂说：“昔为敌国，今为一家”（《山海关志》），并要求他盟誓。至此，吴三桂剃发，正式降清，放清军入关。 大明覆亡前，山海关没有一次被八旗攻破过，如今清军竟以这样不费吹灰之力的方式进关，若袁崇焕、孙承宗在天之灵见此，不知会有多悲痛！ 多尔衮并没有立刻出兵，而是按兵不动，并告诫清军：“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明季北略》），暗中观察吴三桂是否真降以及李自成兵力如何，坐收渔翁之利。等看到吴三桂实在撑不住时，清军突然杀出，至此强弱易势，大顺军阵容大乱，李自成下令急撤。 李自成像（图：公有领域） 之后，李自成将一腔怒火发泄在吴三桂家属身上，决定处斩吴襄，并杀死吴家数十口。 山海关大战后，李自成放弃了北京，给满清留下占据中原之机。五月初二，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 四藩孰继统 南京起纷争 再看南京，三月十九日明亡以前，官府收到的最后一份来自崇祯帝的诏书是紧急勤王诏，之后北方局势如何，对南京的明朝官员而言可谓疑云重重，所以他们做出了一些过时的举动。四月初一，史可法号召天下臣民勤王，四月初七带兵渡江，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时崇祯已死，北京已沦。 （图：Adobe Stock） 当时北方大乱，音讯不畅，真假难辨。有人讹传崇祯航海南下，太子朱慈烺也成功逃出，但事实上三个皇子都已被大顺军控制。当得知北廷覆灭后，南京官员惊觉空欢喜一场，南宋历史恐将重演。纵然淮河以南大多数地方仍属明朝，但无主之国何能长久。此时重中之重便是确立新君。 回顾大明277年，除靖难之役和夺门之变外，皇位交接基本上都是有序的。但在1644年四月半壁江山残局之下，崇祯及其皇子均不在，只有从诸藩中挑选，掀起巨大纷争。 依伦序，应先考虑福王朱由崧，其次是桂王、惠王。但当时很多人主张迎立潞王，最主要的支持者是东林党领袖钱谦益，表示立潞王即“立贤”。也有坚持伦序者建议史可法早迎福王临莅南京。 朱由崧（图：公有领域） 从地理上看，福王和潞王离南京较近，就在淮安；而桂王、惠王1643年就已逃往广西。再看辈份，现在的福王朱由崧是万历帝的孙子、老福王朱常洵的长子；潞王朱常淓是万历帝的侄儿。潞王、桂王、惠王都比崇祯高一辈。朱元璋《皇明祖训》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比如正德后嘉靖继统，以及天启后崇祯继统就是兄终弟及。找崇祯的继承人，比他高一辈的藩王是不合适的。综合来看，福王最适宜。 此时江南一部分官员之所以反福王，是因为万历至天启年间的旧恩怨。史可法在争论面前犹豫了，他既赞同依照伦序，也想照顾反福藩者的意见，毕竟自己也是亲近东林的。史可法曾认为，若立福王这种缺少主见的，朝廷由君子主管，未必是坏事，“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姜曰广《过江七事》）这种观点随后惹起轩然大波，支持潞王者一片哗然。 为难之际，史可法约凤阳总督马士英秘密商议。他为何专门找马士英呢？因为马士英掌握实际兵权。 史可法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拥立桂王，在伦序和反福之间达成平衡。 （图：Adobe Stock） 原本史可法和马士英已经商定，“以亲以贤，惟桂乃可。”（《过江七事》）之后史可法询问南京其他高层的意见，得到认同，于是礼部准备到广西迎接桂王。 意外却在此时发生：曾在万历朝服侍老福王的太监卢九德对此不满，于是勾结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拥立小福王朱由崧。山东总兵刘泽清原先拥立潞王，听闻三镇立场后，见风使舵倒向福王一边。 马士英原想炫耀一番，以为自己是拥立桂王的第二功臣，突然听闻三镇拥福，大惊。为保自身权力，马士英立刻背信弃义，转舵向福王表忠。他与四镇掌握兵权，南京诸臣得知后无可奈何。“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明史》卷308）最终，拥福派争得上风，福王黄袍加身，立桂化为泡影。 马士英不仅背弃了与史可法之间的协议，还将史可法反对福王的话视为把柄。据《明史》卷274，“马士英潜与阮大铖计议，主立福王，谘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马士英还故意渲染说，听闻南中有臣尚怀异议，因此勒兵五万防备。足见小人之心。 而史可法只得在失望与后悔中接受了现实。后人对史可法的人品普遍评价很高，但这件事上他一开始就不该寡断；且错信马士英，令人遗憾。围绕福、桂、潞王的纷争至此以戏剧性的方式落幕。
文/清箫 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京城一带，一名官员偕同几个随从走进一座古寺中。为避免扰民，该官员微服出行，毫无架子。他便是时任京畿学政左光斗。 寺中一间厢房内，有个书生竟伏案睡著了。此时的气温，即使盖上棉被也难抵御风寒，何况这书生衣著单薄。 左光斗走近，见书生案上放著一篇刚写完的文章，于是仔细读了一遍。看完后，左光斗小心翼翼地脱下自己的貂皮外衣，轻轻盖在书生背上，之后静静走出厢房，并悄悄关上房门。 离开古寺前，左光斗询问寺里的和尚，方知那书生的姓名。从此，他一直将这个名字记在心间。而书生此时还不知道，这位为他披貂衣的陌生人未来将成为他的恩师。 （图：Adobe Stock） 后来书生参加考试，恰巧又遇到左光斗，但因两人不曾见到对方面容，起初未能认出。小吏呼考生姓名，喊到“史可法”三字时，左光斗瞬间心头一震，那段古寺中的记忆即刻浮现。这一刻，左光斗目光中闪烁著惊喜，仔细注视著面前名叫史可法的这位青年才俊。 千里马难得，伯乐更难得。左光斗和史可法自此正式结下师生缘。之后他召史可法拜见其夫人，欣然说道：“我的儿子都很平庸。将来能继承我志向的，唯有这个学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史可法亦将师恩与教诲牢记于心。 左光斗为人正直廉洁。他做御史期间严厉惩恶打假，“捕治吏部豪恶吏，获假印七十馀，假官一百馀人”（《明史》卷244），一时令整个京师的人震惊。他掌管屯田事宜时，提出“三因十四议”，井井有条，得到诏令批准施行，使水利大兴、百姓丰收。 左光斗拜左佥都御史后，当时韩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郑三俊、李邦华、魏大中都身居要职，左光斗和他们相互配合，仗义敢言，严格考核，重用正人君子。特别是他和杨涟的配合颇受赞誉，二人皆是东林人士，对抗宦官，辅佐少主，被并称为“杨左”。左光斗的人品与气节也如日月辉光感染著学生史可法，不久后，史可法将以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 （图：Adobe Stock） 一夜风雨梅花残 师生再遇不堪看 可叹好景不长。明熹宗天启皇帝在位初期重用东林人士，朝廷充盈正气，但这个年轻的君主宠溺宦官，贪玩怠政。很快，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太监魏忠贤走向权力的顶峰，与明熹宗的奶妈客巴巴及外廷反东林势力勾结，形成阉党集团，祸乱朝纲。“自忠贤擅权，旨意多出传奉，径自内批，坏祖宗二百年来之政体。”（《明史纪事本末》卷71）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杨涟写奏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左光斗与其谋，鼎力支持；此外，左光斗还揭发阉党分子崔呈秀赃私，列举魏忠贤及魏广微三十二条当斩之罪，打算在十一月二日上奏。但这未能躲过阉党的情报网，魏忠贤得知后，先撤了左光斗的职，后制造冤案将他打入狱中。 左光斗在狱中遭到极残忍的酷刑折磨。史可法听闻恩师入狱，万分焦急却无力相救。阉党防备甚严，就算是左家的人也被禁止靠近。 当听说左光斗遭受炮烙、命悬一线后，史可法拿出五十两银子，哭著求狱卒放他进去。狱卒被感动了，说可以找个时间乔装打扮后混进去。然而，倘若被发现，史可法和这名狱卒极可能也丢掉性命。 史可法依照狱卒的吩咐换了身衣服，背一个筐，手持长镵，扮成清理垃圾的人，之后狱卒领他悄悄走入狱内。 （图：Adobe Stock） 据《明史》，关押左光斗的是诏狱。这里如十八层地狱般恐怖，“往者魏、崔之世，凡属凶网，即烦缇骑，一属缇骑，即下镇抚，魂飞汤火，惨毒难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乐矣。”（瞿式耜《陈时政急著疏》） 狱卒悄悄用手指了指左光斗的位置。史可法朝此方向看去，待看清楚时，他的内心瞬间崩溃了！ 此刻，左光斗身子靠著墙坐在地上，脸和额头都已被酷刑烧得焦黑腐烂，已无法辨认出原先的相貌，左腿膝盖以下的筋骨已全部脱落。 史可法颤抖著走上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伸手抱著恩师的膝盖哭泣不止。而左光斗此时眼皮已被烧坏，睁不开了，只隐约听出似乎是爱徒的声音。他此时连抬起手臂都十分困难，使劲用手指拨开眼皮。当发现确实是史可法后，左光斗不再有昔日见面时的惊喜，也没有诉苦，而是愤怒训斥道： “愚蠢！这是甚么地方，你竟到这里来！国家之事糜烂到这个地步，我也时日不多了，你却如此轻身，不明大义，置天下大事于不顾！” 史可法怎忍心走？左光斗又棒喝道：“还不快走！与其等奸人来陷害你，不如我现在打死你！”然后费力地在地上摸索刑械，做出要砸的动作赶爱徒走。 史可法见恩师话已至此，只得强忍住哭声，含泪离开。 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二十六日，左光斗于狱中被迫害至死。和他一同遇害的还有杨涟等五人，合称“东林六君子”。 （图：Adobe Stock） 两年后，明熹宗驾崩，弟朱由检登极，即明思宗崇祯帝。崇祯继位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铲除魏忠贤及阉党，为东林党人平反，左光斗亦在其中。然而，逝去的生命再回不来了。 梅花凋谢后，化作了春泥，而史可法的体内流淌著左光斗的魂。 又到寒风凛冽时 崇祯年间，流寇之乱极为严重。史可法一度担任凤庐道，负责守卫凤阳、庐州。他恪尽职守，每有警报，常常连续数月不回室内睡觉，休息时也只在帐外。他待自己甚严，但不忘关爱部下，总是先考虑将士的饱暖，“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明史》卷274）。 同时他更不会忘的，是恩师。 （图：Adobe Stock） 和左光斗初遇的那天，寒风凛冽。如今值班时，也是相近的天气。长夜漫漫，史可法每次站起身，铠甲上的冰霜就会撒落下来，伴有似敲打金石的声音。有人劝他休息时，他便说：不能愧对恩师啊。每向别人讲起在狱中的场景，他便潸然泪下，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相传史可法的母亲尹氏在怀孕时，“梦文天祥入其舍”（《明史》卷274），之后诞下了他。或许从那时起，上天已暗示了他的结局。 （图：公有领域） 明失其鹿 崇祯末年，史可法调任南京兵部尚书。明朝自永乐迁都北平后，南京成为留都，保留了六部等和北京相近的一整套中央机构，但多为虚衔，享有实权的只有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等几个官职。在此体系下，天子守国门，万一北京有难，南京理论上可迅速组建临时朝廷，亦便于天子南迁。事实上，自永乐以来二百多年间，没有一个皇帝逃向南京，北京总能化险为夷。 然而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对大明而言这是北京第一次被攻陷，也是最后一次。当日崇祯自缢，李自成率大顺军进入北京，自此明朝覆亡。这一年亦是大顺永昌元年、大清顺治元年，明失其鹿，自成、满清共逐之。仅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就两度易手，死了一个皇帝（崇祯），跑了一个皇帝（李自成），又来一个关外的摄政王（多尔衮）。局势变化之快，对局内人而言可谓扑朔迷离。 五月初二，多尔衮率领清军从朝阳门进入北京，自此，三足鼎立之势基本成型——北有满清，西有大顺，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仍归明朝政府管辖。 三月十九日明朝灭亡后至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前，南方半壁江山处于没有皇帝的状态。这期间的乱局中发生了哪些充满戏剧性的大事？史可法及南京政府又作何反应？且见下回：北廷灭顺清逐鹿，南京疑福潞相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