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现插曲 莫迪两度问“没事吧”
2026 年 9 月 14 日
文/清箫 1644年十二月，一个名叫穆虎的男子自北方南下。他是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仆人，当时家主不在他身边。意想中，只要够低调，他这一路上应该不会碰到什么惊动全国的大人物，尽管北方兵荒马乱，清军与大顺军打得如火如荼，但满清暂未将矛头指向南明，所以越往南走越安全。 然而，大事还是被他碰上了。 南下途中，穆虎偶然遇到一位少年，此后两人结伴而行。傍晚歇脚时，该少年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脱掉了身上的外衣。穆虎定睛一瞧，大吃一惊，这少年衣服上竟织有龙纹！ （图：Adobe Stock） 此时距明朝北廷灭亡已有九个月。衣有龙纹，流落民间，不禁让人浮想联翩。穆虎急询问少年身份，他起初答道自己是大明某王子，但之后又改口说，自己其实是崇祯皇帝的太子！ 无论是真是假，这都是不得了的大事。穆虎于是带他到南京找高梦箕辨认。高梦箕也没见过太子，只能透过其他途径识别。该少年在南京望见明孝陵时，伏地放声大哭，尽管如此，其身份依然可疑。因此高梦箕将他留下详谈。 （图：Adobe Stock） 二人说话间，每聊到先帝崇祯，该少年都哭号不止。高梦箕问他：“闯贼（李自成）攻进宫内时，是怎么称呼你的？”该少年顿时涕泪交下，说李自成羞辱他。对于宫中之事，他也能娓娓道来。 高梦箕逐渐相信他是太子，但依然没有充足的证据，不敢贸然，便将这少年悄悄藏在杭州宅内。不料，该少年到达杭州后相当高调，“每酣饮则狂呼，间大言阔步”（李清《三垣笔记》）。民间一时对此议论纷纷。高梦箕非常害怕，于1645年正月上疏将此事告知南明朝廷。 弘光皇帝得知后，急派内臣追回该少年，并命令府部大小九卿科道、昔日东宫讲官前去验证。三月二日，弘光帝面谕群臣，说：“有一稚子言是先帝东宫，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扶养优恤，不令失所。”（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十一） 王铎曾担任崇祯太子朱慈烺的教官，自然熟知太子面貌，真假一见便知。看到该少年时，王铎立即断定是假冒太子。他说，先帝太子大眼方额，昂首厚背，走路端庄，立度肃穆，和这少年截然不同。 此外，讲官刘正宗、李景濂说：“太子眉长于目。”（《三垣笔记》）又据西宫袁妃描述，太子有虎牙且脚下有痣。再验看该少年，没有一个特征符合。 据明末儒学大师黄道周记载，当时关于该少年假冒太子一事，弘光朝廷各官员没有异议，“诸讲官侍从谂视，无一似东朝者”（《兴元纪略》）。 （图：Adobe Stock） 既已被拆穿，该少年跪地大哭，承认之前撒谎，称自己真名叫王之明，被人玩弄，有人诱导他如此行骗。 这小孩原是个顽童，是前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难怪了解许多宫中之事。那么，到底是谁在幕后指使王之明假冒太子呢？尽管当时天下大乱，南明只占据半壁江山，但这样做依然有杀头的风险啊。 有一些史料称，王之明假冒太子其实是穆虎自导自演的骗局。据黄道周《兴元纪略》的记载，王之明因途穷而依附穆虎，想逃到南方苟活，穆虎认为该少年身上有利可图，所以撒谎。此外，应廷吉《青磷屑》也记载，高梦箕的仆人明知该少年不是太子，但故意设计，唆使该少年冒称太子，之后向高梦箕谎报。另据《三垣笔记》记载：“跽地乞怜，自云王昺孙之明，非太子，为穆虎所教”。 真相果真如此吗？对弘光皇帝而言，谁是主谋已不是最重要的事，眼下最棘手的是舆论风浪，对外越说是假太子，越显得可疑。对弘光帝不满的文武官员和百姓议论纷纷，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弘光帝不敢杀这个假太子，因为一旦处决，外界一定会质疑他灭口。 笔者在第二回讲到，弘光继承皇位本身就充满争议，他是被马士英和四镇黄袍加身的。很多人主张迎立潞王，反对福王（弘光）继统，而且史可法等南京高层后来决定要迎接桂王。假如太子朱慈烺就在南京，皇位自然轮不到弘光、潞王、桂王，诸文臣也不会争来吵去。伪太子案的出现再度将继统问题推到风口浪尖，矛盾再度激化。 围绕弘光的继统问题，几乎同一时间还发生了两起大案——大悲案、童妃案。三起案件合称南渡三案，看似互不相关，实则有共同的政治背景。 朱由崧（图：公有领域） 伪太子案引发的轩然大波不仅包括流言蜚语，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影响——成为左良玉叛变的借口。 左良玉掀起内战 袁继咸求死不成 崇祯皇帝在位时，左良玉已近乎独立军阀，但至少名义上服从崇祯。崇祯死后，左良玉更加肆无忌惮，他麾下的军队势力强大，又处在武昌战略重地，位于南京上游，如果他忠于南明，将是保护半壁江山的重要屏障。《明史》记载，左良玉“兵八十万，号百万，前五营为亲军，后五营为降军。每春秋肄兵武昌诸山，一山帜一色，山谷为满”，可见其雄师规模。值得一提的是，左良玉虽跋扈，但颇擅长打仗，有智谋。 然而他从弘光继位之初起就对这个新朝廷不满，勉强表示拥戴，尤其得知弘光宠信马士英后，更加不快。虽然马士英不是什么好官，但左良玉的动机也不是为公。 1644年六月十八日，监军御史黄澍痛斥马士英。返回湖广后，黄澍仍忿忿不平，敦促左良玉“清君侧”，此时左良玉尚在犹豫，没有答应。但不久后，“有北来太子事，澍借此激众以报己怨，召三十六营大将与之盟。良玉反意乃决，传檄讨马士英”（《明史》卷273）。可见左良玉反叛前，黄澍煽风和伪太子案是两个重要导火索。 1645年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率军顺长江东征，战船列队长达二百馀里。但他此时已患有疾病，且不久后病情加剧。到达九江时，他邀总督袁继咸上船，从袖中取出所谓“太子密谕”，逼袁继咸加盟。 （图：Adobe Stock） 袁继咸当即义正辞严地拒绝，说：“先帝旧德不可忘记，圣上新恩不可辜负！”并向诸将领下拜请求停战，为百姓著想。随后，左良玉依然试图蛊惑袁继咸。 袁继咸返回九江城后，叮嘱部下务必坚守，绝不许左军进城。但他麾下一部将已经叛变，趁夜放火烧城。眼看左军攻进城中，袁继咸悲痛不已，正要自尽，却被左良玉部将劫上船。袁继咸决心一死，跳入江中，被左军捞起，之后再跳，又不成。 左良玉继续劝他加入“清君侧”的队伍，协助调兵。无奈之下，袁继咸不再自尽，和左军达成沿途严禁杀掠平民的约定。 就在此时又发生一起意外：四月初四，左良玉突然病死于船中。其子左梦庚代替管事，诸将领秘不发丧，继续拘禁袁继咸并向南京进军。 南明内外受敌 史公八拜痛哭 南京朝廷接到左良玉叛变的情报后，登时陷入恐慌，此时南明正遭受左军和清军两面夹击，既要抵御外敌又要应付内战，十分被动。清军由于已经击败李自成大顺军，所以现在有足够精力攻打南明，四月初五清军多铎部自归德府南下，势如破竹，四月十三日就渡过了淮河。 面对如此危急的局势，刑部侍郎姚思孝向弘光帝建议，左军不是最主要的敌人，所以应该将重心放在江北，对抗清军，不可调走江北兵马。弘光帝也表示赞同。但这时马士英勃然大怒，跳出来指著姚思孝的鼻子痛骂。 按理说姚思孝的建议是相当明智的，马士英为何如此恼怒呢？因为左军所谓“清君侧”就是奔马士英人头来的，他认为跟清军还有议和的选项，但若左军杀来，自己必死无疑。国危之际，马士英罔顾大局，怂恿弘光帝命令史可法调兵过江。 史可法奉命过江，突然前线来报，黄得功已击败左军，所以没必要再抽调兵马。史可法请求入见弘光帝，希望说明现在国家的主要威胁来自清军，万万不可从江北调走大量兵力。然而马士英利欲熏心，又怂恿弘光帝下旨拒绝召见史可法。 史可法（图：公有领域） 怀著失望悲痛的心情，史可法登上燕子矶，向南跪地八拜，放声恸哭。 南京的未来仿佛笼罩于无尽乌云之下，不愿预见，也不敢预见。 左梦庚降清 袁继咸就义 此前左良玉还在世时，眼看大顺军逃到湖北襄阳一带，进入自己的范围，他既不守武昌城，也不敢迎战大顺，却也不投降大顺，而是向东对自己人开刀。儿子左梦庚不单继承父业，也继承父胆，反叛南明时大军气势汹汹，看到清军南下时又不敢对抗，干脆向清朝英亲王阿济格投降。之前怂恿左良玉叛变的黄澍也降了清。 与此同时，袁继咸作为左军船中“囚徒”，被裹挟进入清军营中。袁继咸誓死不降，执意效文天祥从容就义，提笔写道：“臣在坎困中，不能申包生之义，惟有矢文山之节，以一死报二祖列宗，且不敢负所学也！”（《六柳堂遗集》） 袁继咸原本不愿见清军头领，后来被强押到英亲王阿济格面前，但坚持长揖不拜。 阿济格再三劝他归降，并许诺继续让他做九江总督，可保前程似锦。袁继咸断然拒绝，最终英勇殉节。 （图：Adobe Stock） 扬州告急 南明弘光政权许多兵将要么死于内乱，要么望风而降。早在1645年正月就发生过一件荒唐事，镇守睢州的总兵许定国暗中勾结满清，大摆宴席引诱高杰进城，趁夜将其杀害。高杰的部下为报仇和睢州军队展开厮杀，一片混乱，许定国直接渡河降清。黄得功见高杰已死，还想将高杰兵马占为己有。史可法闻讯后大失所望，尚未平贼雪耻，内乱先死一波，还要耗大量精力稳定军心。三月，左良玉叛变又雪上加霜。如此怎抵挡得了清军南下？ 四月清军南侵途中，明军或望风投降，或战败身死。据《青磷屑》与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四月十一日史可法赶到天长，准备调兵援救盱眙，而且自己“单骑当先，不避风雨”。忽然听闻盱眙、泗州均沦陷，局势万分危急。于是史可法在短短一日夜内冒雨火速奔到扬州，甚至顾不上吃饭。 （图：Adobe Stock） 扬州城内人心惶惶，有人谣传许定国率大军将至，要歼灭原高杰部下。四月十四日，原高营兵斩关夺门逃出，牲畜舟楫全被抢空。 史可法下令各镇速来救援，然而各镇皆作壁上观。但相对欣慰的是，刘肇基与何刚带一部分明军进城，愿与史可法共守扬州。 四月十八日，清军兵临扬州城下。这座曾见证大明皇朝二百馀年繁华的古城，此时俨然成为一座孤城。史可法、刘肇基与何刚誓与扬州共存亡。 请见下回：忠胆流芳梅花岭，英雄就义扬州城。
两个月前，跟罗文通了4、5个小时的电话，我问他出国后写了什么文章？他说主要做视频了，给我寄来了几个，还让我转发给红冰两个。 罗文对出身问题研究得比谁都透，主持人问他：现在国内还看不看出身？他回答说：现在比文化大革命还厉害！界限划分得更明显了。 文化大革命还没这样，什么“红二代”、“工二代”、“农二代”、“星二代”、“拆二代”。 还说：别看现在什么“红二代”，当时都臭了街了！那时候叫“红卫兵”、“联动”，文化大革命“红八月”，他们杀人、打人、抄家……坏事干尽，中央文革先捧他们是“小太阳”，后来说他们“是什么东西！”号召造反派和他们斗争！他们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罗文还举例子说体育学院的学生个个膀大腰圆，听说哪儿有“联动”，就到哪去打。 这个我以前并不知道，我和毕业男四中的某科学家提起，他说体院的学生到过四中打“联动”，没找着，就走了。 罗文在视频里提到北京吉祥剧院是“红卫兵”一个杀人的魔窟，抓进去的人跟本出不来，全部打死在里面。最惨无人道的是临死前受尽折磨，让母亲看着女儿被打死，让父亲看着儿子被打死，再把发了疯的父母打死！“红卫兵”以此为乐！ 罗文跟他哥哥遇罗克一样敢说，天空不管多么黑暗，总有仰望星空的人，总有用生命当火把，给受迫害的人们引路的人！ 天总有会亮的时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托尔斯泰写在他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前面的第一句话！
文/清箫 上期讲到，1903年《苏报》推介的两部著作最令清朝政府恐惧，一是邹容的《革命军》，另一部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前文介绍了《革命军》，本文带诸位走近《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为何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起因是康有为于1902年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坚称中国要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宜保皇而不宜革命。章太炎则认为不应对清朝抱有幻想，于是针锋相对地写公开信驳康有为的观点。 全文很长，笔者在此挑选几处关键点。 驳立宪避免流血论： 康有为认为革命必会导致流血，“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考虑到中国人口多，土地广，各怀私心，届时必将大乱，“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 章太炎对此驳斥说：“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邪？”并举例称，英国、奥地利、德国、义大利也是在经过数起民变后才获得自由议政；日本虽然维新成功，看似“徒以口舌成之”，但此前发生过倒幕战争，如果没有血战的铺垫，立宪就不能实现。 章太炎又称，如果按康有为的设想，“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蓺可数年而尽举之”，根本就不是真立宪，而依然是君权专制。 文中有一句比喻很形象，即民主革命对中国而言“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章太炎（图：公有领域） 革命比立宪易： 章太炎表示，革命比立宪容易，因为“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 驳光绪可信论： 章太炎驳斥了康有为认为光绪皇帝英明的观点，表示“事之成否，不独视其志愿，亦视其才略何如”，虽然光绪受慈禧太后和朝中势力制约，锐意变法却被架空，但遥想秦始皇“取太后、嫪毐、不韦而踣覆之”，当年嬴政能摆脱控制，为何光绪做不到？章太炎特意提到，八国联军侵华之际，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这是光绪帝摆脱控制的好机会，然而事实是“已脱幽居之轭，尚不能转移俄顷，以一身逃窜于南方，与太后分地而处”，因此章太炎认为，这说明光绪帝不过是汉献帝、唐昭宗之流，孱弱寡断。 章太炎还比喻说：“载湉亟言立宪，而长素信其必能立宪；然则今有一人执长素而告之曰‘我当酿四大海水以为酒’，长素亦信其必能酿四大海水以为酒乎？”认为不应轻易相信光绪帝的话。立宪一方面需要光绪帝的解脱和能力，另一方面，章太炎认为人心叵测，康有为“虽与载湉久处，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犹挃一体而他体不知其痛也。” 光绪皇帝（图：公有领域） 驳维护满清统治论： 康有为称，清朝“入关二百馀年，合为一国，团为一体”，满汉已成为一家人，差别已变得很小，“所谓满、汉者，不过如土籍、客籍”。在对待剃发改制的态度方面，康有为认为：“若衣服辫发，则汉人化而同之，虽复改为宋、明之服，反觉其不安”。 章太炎反驳说，清朝初年强制剃发、留辫、改服，中原200多年来已经习以为常，不代表这样做是对的，就像“禹入裸国，被发文身，墨子入楚，锦衣吹笙，非乐而为此也”。 多尔衮六大弊政包含薙发、易服（图：公有领域） 章太炎还称，欧美和日本都以己族为主，“日本定法，夙有蕃别，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己族为主人，而使彼妥吾统治，故一切可无异视。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在他看来，清朝尊孔子、奉儒家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巩固统治，令汉人以为文化受到尊重。 章太炎并提及扬州十日清军屠杀的罪行以及文字狱对人的毒害，尽管清朝近乎废除明朝廷杖，看似改善，但“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诸如“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矦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木以挫辱之。”之后提到，康有为1898年亲身经历过戊戌变法夭折，言外之意是应该明白清政府本质上不会支持立宪。 最后章太炎提醒康有为不应排斥推翻清朝这一选项，对他抱有英雄惜英雄之意，希望他“跃然祗悔，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 康有为（图：公有领域） 章太炎这封公开信影响力很大。客观讲，康有为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清朝有弊政，却也并非糟糕透顶；光绪帝假若摆脱控制，或许能有大作为。然而政权已然腐朽，时代已变，当时情况下再维护便是逆天逆民了。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建立起到理论上的推动作用。后来章太炎和孙中山、黄兴并称为“辛亥三杰”，即是对章太炎启蒙思想意义的认可。
文/清箫 1903年，上海一家小报社刊登的内容令清朝政府气急败坏。文中直呼光绪皇帝载湉的大名，写道“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在清廷看来最为扎眼，视其为辱骂皇上的大逆之言。其馀文字也句句充满反清与革命色彩。于是清廷在密电中催促官员：抓，一定要抓！ 这家报社名叫“苏报”，最初在上海新闻界并不起眼，但自1900年起面貌一新；1903年，《苏报》聘章士钊为主编，以及章太炎、蔡元培等撰稿人，内容骤变犀利，一时震动中外。 该报推介的两部著作最令清政府恐惧，一是邹容的《革命军》，另一部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上述“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八字即出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两书不过是两本小册子，却有划时代的意义。《苏报》将《革命军》誉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还有人将《革命军》比作中国的“人权宣言”。 当时《苏报》位于上海租界内，清政府不便直接动手，需要求助于西方，于是走法律流程控诉报馆人员，并要求美国人关闭该报馆，希望租界当局交出这几个“反贼”。倘若这几位执笔人被引渡，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因为依照《大清律例》，“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苏报案”就此拉开序幕，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法庭上打响。 （图：modernhistory.org） 开庭后，代表清政府的律师古柏控告《苏报》“污蔑政府朝廷”及“大逆不道”罪，被告人为章太炎、邹容、钱允生、程吉甫、龙积之、陈范六人。 章太炎精通文字学，自然不会轻易妥协。他辩护道，把光绪皇帝称为“小丑”不算是辱骂，因为“丑”有“类”的意思，所谓“载湉小丑”意为“载湉这个年轻人”。 由于该案由外国人主要操作，而且按照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这六名被告不会被重判，清政府便打起引渡的主意。但外方对中国司法不信任，因此引渡化为泡影。 不过清政府不甘放弃，于是寻找另一个突破口，即指控章太炎、邹容“登报著书，扰乱人心”，希望能找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危害中国社会的证据，却依然行不通，而且意想不到的是证词趋于对被告人有利。 案件处理期间，主审官中途换为上海县令汪瑶庭。汪瑶庭急于重判，单方面宣布章太炎、邹容被判永久监禁，激起英国副领事的抗议。之后外方驳回了汪瑶庭的判决书。 章太炎（图：公有领域） 当时全球许多媒体都在关注此案，上海租界当局和外国大使面临来自清廷和外国舆论两边的压力，一方面他们和清廷有长期利益关系，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言论自由的价值观。租界的西洋诸国及日本大使专为此案开会，讨论是否要对章太炎、邹容定罪；若定罪，又该如何判。中外双方交涉长达数月，1904年5月21日最终宣判，清政府放弃重判要求，但外方也支持定罪，结果是：邹容监禁二年，章太炎监禁三年，罚作苦工；钱允生、程吉甫、龙积之释放。 总的来说，外国在苏报案中的作用有功有过，至少避免了引渡的后果，但逮捕与判刑实在不是舆论所乐见。自苏报案起，中国革命党人名声传遍世界，比孙中山伦敦蒙难的影响更大。此案让全世界都看到章太炎、邹容的言论，外国民众为二人因言获罪抱不平。 清政府的打压收到了反效果，《革命军》一时成为畅销书，销售多达110万册，价格高达每本20多两银子。20两不是小数目，要知道，清朝维持生活的开销为平均每人每年5两银子。官方越想禁，民众越好奇，舆论影响越广，最终吃苦果的是政府自身。 狱中，章太炎与邹容相互砥砺。章太炎吟诗赠邹容：“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宜掺手，乾坤只两头。”赞扬邹容废寝忘食的反清救国精神，并表示一定要并肩撑住。邹容随后和道：“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邹容（图：公有领域） 可惜邹容没能撑到出狱，因饱受折磨而生病，于1905年逝世，年仅20岁。其死因至今仍是谜，疑似遭人下毒。章太炎在《邹容传》中称：“往抚其尸，目不瞑。内外哗言，西医受贿，下毒药杀之，疑不能明。”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以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邹容。 《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当于辛亥革命前的号角，以文字形式敲响了清朝的丧钟。 《革命军》简介与评价 《革命军》的宗旨、内容和特点是什么呢？为何在当时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 在此引用《苏报》对它的评价：“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孙中山说，《革命军》“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者大。” 全书可分为章太炎所作序、邹容自序和七大章九个部分，浅显易懂，热血澎湃，虽然有不成熟之处，但列出了简单而较完整的民主共和国纲领。书中说：“谨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约为数事”。其中笔者以为最关键的几点是： “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 “区分省分，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 “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 “定名中华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 “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 可见邹容在思想上确实为中华民国建立做了良好的铺垫。 （图：Flickr） 章太炎为《革命军》作序 邹容该书的文字适合大众阅读，但他担心缺乏文采，受读者诟病。所以写完该书后，他特意请章太炎修饰。章太炎看后认为无需修饰，保留这般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才能广为流传。 于是章太炎由邹容对“不文”的担忧谈起，作了一篇精彩的序，为《革命军》的通俗直率辩护。 该序开篇写道：“蜀邹容为《革命军》，方二万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足以堕吾实事。’”章太炎认为，仇敌的空言足以破坏实事。 其后讲到满清窃国二百六十年，施行文字狱打压汉人，反清的骨气逐渐消淡。原文写道：“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义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 吕留良（图：《清代学者像传》） 吕留良、曾静都是反清志士。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文人，明亡后不愿入仕，削发为僧。他去世后，其崇拜者曾静传播抗清思想，游说将领谋反，被告发后入狱并被杀害。此事牵连吕留良的学生，吕留良因此遭开棺戮尸，著作也遭焚毁。齐周华是文字狱的受害者，他撰文称赞吕留良，并指出清廷焚毁其著作不妥，却因此入狱并遭受酷刑。乾隆年间出狱后，齐周华仍不放弃，递交《为吕留良等独抒己见奏稿》，后遭凌迟处死。章太炎称，自乾隆以前还有这些勇士“持正义以振聋俗”，然而“自尔遂寂泊无所闻”。 章太炎随后写道：“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 ，曾、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馀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紾戾。如彼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州，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他，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画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 他提到的洪氏指引领太平天国起义的洪秀全。曾、李指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罗、彭、邵、刘指罗泽南、彭玉麟、邵懿臣、刘蓉，这四人都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洛、闽指程朱理学；金溪、馀姚指陆王心学。衡阳指清初主张反清复明的思想家王夫之，《黄书》是其著作，强调华夷之辨，认为“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日在几阁”意思是每天放在书桌和书阁上。知晓这些字词的含义后，以上段落就容易理解了，章太炎意在批评这群维护清朝的所谓人才，他们尽管受过良好的教育，经常读王夫之的《黄书》，但实际行为跟所学完全不一致。洪秀全反清失败，原因之一就是仇敌空言“足与为难”。 王夫之（图：《清代学者像传》） 之后章太炎感慨：“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蕴籍，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所以中国正需要邹容《革命军》这样奔放、激昂、通俗的文章，就是要“震以雷霆之声”，否则不足以唤醒嚚昧的世人；如果不易懂，则难以被市井群体接受。 该序结尾提到，革命的使命不仅包括驱逐满清、光复中华，更重要的是改革制度。原文说：“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点出和以往改朝换代不同，也要改变政教学术、礼俗材性，学习西方民主。 最后写道：“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馀杭章炳麟序。”为何说“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呢？这是因为章太炎不承认清朝年号，所以从西元前841年周朝周公、召公开始共同行政的时间算起，截至1903年5月，相隔2744年。《史记》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因为周厉王不行仁政，所以民众揭竿而起，厉王出逃，此后国家大事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直至周宣王即位。西元前841年那时叫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已知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章太炎故居（图：公有领域） 章太炎此序恰好和邹容的文字形成互补，面向不同文化水平的大众，其实际效果正如章太炎序中所言“义师先声”、“恢发智识”，启发许多国人。
文/清箫 今天的新闻即未来的历史。现在全球每天都有上万条新闻值得关注，但不是所有事件都值得进入未来的史册，我们今天回看史书，道理也是如此。 现代记者与过去两类人相似，一是史家，二是圣人。记者负责向当代人传递社会的即时消息；史家负责向未来人传递历史的镜子；圣人负责传递神意。古人造字很有讲究，早期甲骨文“圣”字由“耳”、“口”、“人”组成，本身就包含圣人的使命，即以耳听上天之意（悟道），再以口讲给人间。此三类人都承担重要的沟通使命——人与人沟通、古与今沟通、天与人沟通。 （图：Adobe Stock） 在许多人印象中，媒体的标准最主要是真实、公正、及时，实际上媒体应达到的标准比这些更高，媒体人应培养的素养也包含站在未来的角度看新闻，以敏锐的洞察力辨别影响历史走向的事件与社会现象。某些事现在公众都讨论得热火朝天，几百年后将被遗忘；某些事现在不起眼，未来人却可能写在历史教科书中，世代铭记。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媒体亦是如此，深度文章或影片足以起到引导时代的作用。这便是以历史角度思考当下的重要性。 有人说，万卷史书是留给专业学者研究的，非史学家略知一二即可。确实，无需精通历史当然也可成为成功人士，而且过去的事现在未必值得参考。但我们读史，最重要的不是事本身，而是“道”和“变”，用司马迁的话说，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优秀的史家著史，何取何舍，孰重孰轻，即反映其对历史脉络的洞见。“道”和“变”也是当今媒体应重视的，真正优秀的专题、人物访谈不会局限于事件本身，过许多年后也依然是珍宝，甚至价值翻倍。 史书的另一今用体现在写作上。说到这，聊一聊“新新闻学”（New Journalism）与“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20世纪20 至 60 年代，美国兴起“新新闻学”。和“纯新闻”不同，“新新闻学”重点强调场景、生动的叙事和对话，向读者传递资讯的同时也伴有美感体验，可读性高。“非虚构写作”是“新新闻学”潮流下的产物，比普通新闻更具艺术性，但也要求真实。“非虚构写作”可以写现在，可以写过去，可以写社区内鲜为人知的普通人，允许灵活运用各种手法增强戏剧张力，使作品读起来像小说，同时引导读者深入往某方面思考。 这类作品的写作固然不同于史书，但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甚至可以借鉴史书。中国古代史书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文学性强，所以说文史不分家，多数史家本身就是大文豪。部分记载吸引力强，无需浮夸，以看似平淡之语即可书写铿锵有声之文。著史者也一定会强调历史事件的关键之处，正是这些关键之笔，引导读者往深处思考。假如他们能穿越到现代，个个都会是传媒界的高手。 以下从远往近举例。 （图：Adobe Stock） 秦汉以前，《左传》是史书佳作中的佳作，其戏剧性非常强，善长描述战争，而且战事不单写军事本身，还点出了胜败的关键原因。 譬如讲城濮之战，有一段重点写晋文公教化百姓，子犯在旁提醒说：“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民未知礼，未生其共”。等到晋国百姓安居乐业、诚实不贪，且政府“正其官”，用人顺应民意，才能获胜。讲述邲之战时，《左传》写楚国治国有方，选拔有德之士，赏赐不漏功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所以晋国人认为无法抵挡楚国。可见作者洞察力极强，告诫后人影响战争的最重要因素。 叙事最重要的是选材、布局、抓重点，《左传》在这三方面都做得很优秀。本来各种大小事错综复杂，像零散的碎片，《左传》将它们井井有条地综合在一起，而且写得跌宕起伏，令人紧张。重耳从逃亡到回国的经历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穿插寺人披告密以及竖头须请见的片段，增添了神秘感和紧张感。此外，写晋灵公不君以及他和赵盾的矛盾也非常精彩，尤其是刺客撞槐自尽那一段，既从侧面表现赵盾勤政尽责，令人敬佩，也展现“刺亦有道”的精神。又如晋灵公放狗咬人、提弥明搏獒、灵辄倒戈报恩，写得变化莫测。 （图：Adobe Stock） 自秦汉起，后世最推崇的正史当属《史记》。《史记》中最佳篇，依照梁启超的观点，是《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梁启超对此十篇评价极高：“肃括宏深，实叙事文永远之模范”。 比如《项羽本纪》，细节丰富，惊心动魄。项羽一生有许多大事可写，而司马迁用笔最多的是巨鹿之战、鸿门宴和垓下之战，这三件事恰恰是最关键的三大转折点。特别是鸿门宴，每个人物都很生动，跃然纸上，戏剧性强。 司马迁还善于透过记载小事暗示人物的未来，前后呼应。《项羽本纪》开篇讲到，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并发表豪言壮语：“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之后学习兵法，然而“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写他少年时的这些言行，是为了表现他胸怀大志却性格粗犷，这是他未来成与败的早期因素。我们看项羽后来打仗时的表现，确实相当英勇，善长布阵，但不长于谋略，这和小时候半途而废密切相关。 《史记》中项羽破例列入本纪，排在秦始皇、汉高祖之间，反映司马迁史识卓越。灭秦之功，首推项羽，这是肯定了项羽影响历史演变的重要地位；但项羽也像秦朝的微缩版，骤兴骤亡，所以重点突出他的盛衰经过，和秦朝兴亡、西汉开国形成对比，以其为转折点记叙从秦至汉的脉络。 （图：Adobe Stock） 再看《魏公子列传》，其优点在于围绕信陵君与门客交往的主线写，相当高明。信陵君一生可写之事很多，总要主次分明，不能写成流水帐，司马迁则重点选择他最显著的特点写，表现他礼贤下士，正因如此，门客甘愿拼命报答。 信陵君与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并称“战国四公子”，但《史记》为其他三公子立传时都不称“某公子列传”，唯独信陵君获得“魏公子列传”的待遇。该篇内共有一百四十多处称“魏公子”或“公子”，字里行间都流露著对信陵君的敬仰。 文中特意透过事实突显信陵君关乎魏国存亡：“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信陵君死后，秦国快速蚕食魏国，十八年后就俘虏了魏王，这和《屈原贾生列传》写屈原死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异曲同工，均以亡国衬托人才的关键，也隐含对当权者的批评。 《史记》其馀名篇也非常精彩，不在此逐一细说，推荐阅读原文。 （图：Adobe Stock） 二十四史自《史记》始，《史记》之后，其馀诸史也有许多名篇佳作，这里列举千年来备受推崇的一段序，出自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沈德潜称赞该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的叙事先从晋王临终赐箭写起，聚焦于小场景，将“镜头”对准代表三大遗恨的三支箭。“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借晋王之言简练叙述唐庄宗未来的使命，将过去之事压缩于三支箭中。 之后继续围绕三支箭叙事。“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概括唐庄宗不忘父王遗命，征战沙场，以雪前耻。 写到大仇已报，依然没脱离三支箭。“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讲述唐庄宗捉拿仇人，持箭返回太庙告慰父王在天之灵，仍写小场景，读者可自然联想到其军队横扫敌军之势。此处一扬，之后陡然一抑：“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仿佛昨日还是盛世，今日竟身死国灭，从“可谓壮哉”到“何其衰也”，作者以浓墨重笔写尽巨大反差。 （图：Adobe Stock） 之后写道：“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这是《伶官传》中最精辟的一段总结，“方其盛也”扬，“及其衰也”抑，天下豪杰与数十伶人对比鲜明，与“得之难而失之易”呼应，一代英雄唐庄宗由盛转衰的历史好似上天给他开的玩笑，充满戏剧感。他是一位音乐天才，与众伶人在艺术史上留下华章，却不是个合格的皇帝。 究其亡因，固然包括贪图享乐，宠幸伶官，但欧阳修也深入思索，反问说：“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字字发人深省。正因唐庄宗这段兴亡史令人感慨万千，所以欧阳修专门在《新五代史》中记《伶官传》，以引起后世千年警惕。 再看现代非虚构写作，也离不开记人记事，和“倒三角”新闻不同，可以从任何一个时间、角度或故事切入，取决于作者拟定的主旨，以及想引导读者思考什么。 二十四史均依照《史记》体例编纂，有个问题也值得思考：古时史书分不同体，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而二十四史为何均采用纪传体？试想，若要方便读者了解历史大事的始末经过，纪事本末体才是最合适的，而纪传体有割裂和重复叙事的弊端。 这就要提到过去史家最看重什么。 （图：Adobe Stock） 所谓纪传体，即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二十四史中《史记》含世家，自《汉书》以后不再用世家，《五代史》除外）。纪、传记载重要人物的生平，志重点记录社会、经济、交通、天文、学术的演变，表则按年代简单列举历史大事。 马端临《文献通考》解释了纪、志、表、传体例的重要性：“《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 治史者研究的范围太广，数不尽的材料中，需厘清重要性的先后。在古人眼中，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最重要，必须兼顾。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偏重于记理乱兴衰。而纪传体以纪、传详记理乱兴衰，又以表、志记典章经制，是其一大长处。 某种程度上，对后世研究者而言，典章经制远比历史大事重要。如《文献通考》所说：“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 （图：Adobe Stock） 特殊大事固然重要，但再过几百年后，人们更想看到的是文明发展中的变与袭，是山崩地裂前的潜移默化。某人做某件大事，必然受到环境的驱动或限制，一时代的政经制度、主流思想、文化风气，甚至很久以前的，都会悄无声息地影响社会中的每个人。近现代与古罗马、古希腊无关吗？现今许多国家法律体系都以罗马法为基础，“民法”和国际私法就是典型例子。 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容易过于重视非常人与非常事，殊不知未来最需要的可能是常人常事。今人读史时埋怨二十四史为何不把“志”记得更丰富些，现在还原古时社会全貌需要结合许多地方县志，很麻烦，实际上是太苛责古人。试想，今天社会上争相关注的也都是非常事，未来人也必然会责怪今人目光短浅。但今人依然要尽量补充过去的不足，拓宽思维，洞察易被忽略的现象。 洞察社会，既要见著，亦要见微。1793年，英国马加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亲眼目睹大清帝国的社会百态后，看出了多数清人意识不到的问题。当时正值乾隆盛世，大清堪称世界第一强国，欧洲人对中国充满好奇与敬仰，但马加尔尼使团此行后，他们大失所望。怎么回事呢？ 举个例子，有一次，清朝地方官盛情送活禽畜招待英国使团，有些禽畜在运输途中死了，无法食用，所以英国人将这些腐肉丢进海里。之后发生的一幕令他们十分惊讶：海岸上的中国百姓争先恐后地跳海，只为捞抢发臭的腐肉。这至少说明当时的贫富差距很大。数据显示，乾隆年间人均粮食占有量确实不高，每人仅780市斤，远低于明朝（1192市斤）、隋唐（988市斤），甚至不及秦汉（985市斤）。大唐开元盛世时，“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平民生活水平普遍高。而在乾隆盛世，平民勉强温饱。客观上这和乾隆年间人口爆炸性增长有关。 马加尔尼觐见乾隆（图源：William Alexander） 而从另一件事，英国人则看出了清朝官府作风和制度问题。此事发生在定海，英国使团请定海总兵找人在海上领路去天津。之后定海总兵立即派兵全城搜索，就像逮捕通缉犯一样将百姓捉来，审问他们谁到过天津。待找到指路人后，官府命令他们为英国人带路，却不给任何报酬。英国使团大为震撼，他们原以为清政府会花钱雇人，没想到方式如此粗暴。此次中国之行，他们发现中国办事效率极高，然而这种“大清速度”却不是建立在雇佣关系上。 马加尔尼使团此行还觐见了乾隆皇帝，感受到大清的威仪与繁华，这是见大；又看到民间疾苦，透过小事发现大清帝国漏洞百出，这是以小见大。 乾隆皇帝（图：公有领域） 今人说，那时未能解决盛世带来的人口暴增问题，意识不到西欧民主化的进程，不懂得尽早改革制度。今人在总结二百年前大清的问题时，觉得思路清晰，并指责昔人没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但再分析时事新闻时，也难免处在今天的迷局中。很大程度是因为整个社会都在按部就班地运行，出于惯性，会视诸多常事为不必聚焦之事。历史上每一次大变革前夕，多数人都仍在按照惯性前行，确然值得我们深思。 史家与媒体，任重而道远。
我努力学习，报考师大女附中，是冲着它的99%升学率去的。没想到它成为全国在文革中第一个打死校长的学校，成为引领全国暴力先锋。 师大女附中是一座迷宫，到现在许多谜也未解开。解开这些谜，会解开当代政治的许多问题。 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曾经是我们学校的校友。 文化大革命时，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总书记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是我们的校友。部长的女儿更是整把抓了！ 但也有不少“黑五类”的女儿被招进来，所占比例是不是5%？这个好像没人提过。 “黑五类”的女儿永远不可能晋身到“红五类”，但“红五类”的女儿有不少因父亲出事儿往“黑五类”里面掉。看过红卫兵标志人物宋彬彬的一篇文章，一度也自称“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真正落入“黑五类”女儿们的处境不好过。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倒霉的是北京市委，被批判的“三家村”人物邓拓的女儿邓小红在我们学校初中。传说她不是邓的亲生女儿，是为了有个好出身，才去给邓先生当女儿的。 俞慧生是北京市女副市长范瑾的女儿。团中央的胡启立是我们学校工作组负责人之一，撤走工作组并说他们镇压学生运动，胡启立被某些学生围攻，被问出身。胡启立说：“我们家出身是城市贫民。”俞慧生背着个大书包，上台揭发说：“他们家是开绸缎庄的。”又有个女生上台揭发俞慧生：“看她一口一个妈妈妈妈叫的多亲热，她现在还背这么个大书包不忘学习！” 高滨滨的父母高岗李力群 我们高二（4）班真正斗争过的只有高滨滨，因为她爸爸是党内路线斗争的失败者高岗。滨滨是我继二涛、张镭，最后的一个同桌。她是高二才转来的外校生。因为转学考试得16分一事不知怎么传了出来。我们班一个瘦小的苑秀琴（她姥爷是党员）上台批判跪在台上的卞仲耘校长时说：“专收地富反坏的子女，高滨滨进来才他妈的16分。” 滨滨是和郭茜娜一块儿在1966年初转到我们高二（4）班的，被分配成我的同桌。滨滨个子不高，也不算矮；不胖，也不算瘦。头发有些黄，梳的两条辫子不短也不长。瓜子脸，皮肤很白，双眼皮，大眼睛，眼珠是黄色的。她既不狂也不傲，很好相处。 她坐在我的外面，我的课桌靠墙，她跟我说话时低声低气，习惯未开口前大眼睛四处看看低头一笑。 我们班有些同学被起绰号，绰号来自不同的原因，譬如沈崇光因为长相被呼为熊猫；因为在家里排行，朱冀涛被称为“二涛”；汪静珊被称为汪三儿。本人因为是俄语科代表，领着早读时，总要用句俄语开场白：“鸡晒，达瓦里世！”翻译过来是“安静一下，同志们！”从此得了“鸡晒”的外号。 滨滨跟大家一起叫我“鸡晒”，我却没有像大家一样叫她“浜浜”。 我知道她是干部子弟，源于她对我的一次谈话。一天，教室里剩下的人不多，很多同学被选到人民大会堂去和日本青年联欢。 高岗全家 “鸡晒，你知道吗？无产阶级真是铁打的江山。我妈妈昨天去中南海参观，地下通道一直到玉泉山。”她细声细气地低头跟我说，大眼睛翻着四下看看。 有一天，滨滨生病了，没来上学。熊猫等几个同学邀请我一起去看滨滨。滨滨家在西城一个深宅大院里，有警卫员。还看见了滨滨的一个小弟弟，长得很可爱。 那时候，班里谁生病，都会有同学去探望。我还随同学去过尹菲的家，她的爸爸是裁缝，妈妈是小学教师。她住在东安市场一个小阁楼里。再有就是武正怡了，她得了胃癌，她父亲是工程师，住在和平里一栋单元楼里。 我住校，每天早上绕着学校跑三圈，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居然也病了一次，上晚自习时，被胡志涛副校长发现，她亲切地对我说：“生病就先休息吧！”她短发，四方脸，清秀，和蔼，她是校领导里唯一关心过我，和我说过话的人。现在每当想起文革中，看到她被几个初中学生用绳子捆住双手拽着往前走，一拽一个跟头，自己没去上前制止，深感羞愧。 七月里，校领导已经瘫痪。班级还存在，课早在六月初就停了。有些同学很积极投入运动，我们教室里，沈扬扬在写大字体，大部分同学应该很茫然。滨滨很热心地帮写大字报的同学拿墨汁，铺报纸，她的雪白色的确良上衣上溅上了墨点。 高岗全家 第二天早上，班核心宣布开会，让大家围坐在一起，矮矮胖胖梳着两根细细的小辫子戴着黄边眼镜的李小琦厉声说：“高滨滨，你站出来！”滨滨不慌不忙背着书包站了起来。 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要演哪一出？小琦宣布：“你爸爸是高岗！” “啊……” 下面一片低低的惊叹。 “谈谈你对高岗的认识！”小琦严厉地说。 滨滨毫无惧色，似乎对这场面司空见惯。她像背书般流畅地说：“高岗是野心家、阴谋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 小琦不满意地说：“没让你背社论，说说你自己的认识！” “高滨滨，你放老实点！”一直低头不语的团支部书记尹斐突然大吼一声。尹菲平时众望所归，因为她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出身工人的女孩，我们觉得工人出身是最纯正，没有知识分子孩子的骄娇二气，也没有干部子弟的狂妄。 但她这一声粗暴的喊叫，倒塌了起码我和汪静珊对她的好印象。她长得像个男孩子，猪朦眼（与最近几年韩国当红艺人Rain的眼睛很像），胸很平。二涛曾经告诉我，她一直没来过例假，二涛还担心地说：“她要是死了可怎么办啊？” 高岗李力群一家人 事后，我和汪静珊提起尹菲这令人心惊肉跳的一声吼，汪三儿赞同地说：“啊！她怎么这样啊？” 可当时尹菲这出其不意的一声喊，着实吓了我一跳，我不由自主站起来，茫然地看着这一切，我应该做什么？全教室只有滨滨一个人站着，背着书包走来走去，一脸凶狠，若无其事。她用那对黄色的双眼皮大眼睛瞟了我一下，好像在说：“鸡晒，你最好坐下。” 我坐下。挨着我坐的熊猫在我耳边悄声说：“鸡晒，你不是说她挺好的吗？” “我是说过。”我为自己没有作为沮丧。 斗高滨滨只有小琦最卖力气，小琦的爸爸是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平时我们中午在一个饭桌吃饭。小琦说话带点儿东北口音，跟我们说大家管她爸爸叫李老汉。她能说会道，上语文课，课文有一段选的是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里的一段“林道静在狱中”。小琦在课上发言，指责林道静是个小资产阶级，理由是她打量即将就义的革命者林红的眼光不对头。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杜梦鱼啧啧称赞：“甘拜下风，甘拜下风！”这谦卑态度又引来小琦的不满，说：“你不应该只是甘拜下风，应该有自己的意见！” 高一时，我有一篇作文曾被一位姓王的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念。里面我引用了革命先烈李大钊的一句话：“试看将来的天下，必是赤旗环球！”这赤旗二字引起了沈扬扬和游力瑞二位同学的不满。扬扬我以前在“青春绽放在师大女附中“一文中介绍过。现在介绍一下游子（游力瑞的外号）。 高滨滨母亲李力群 游子的爸爸是游胜华少将。听高一班主任李松文说，党内斗争挨整时，她们家吃过野菜。 游子和沈扬扬还在李世明同学的入团发展会上一起投反对票。因为李世明已经过世的爸爸是资方代理。李世明在入团会上发言说：“资方代理比资本家还坏。”游沈二位认为这话虚伪。 扬扬后来上大学当了医生，有消息说她得了精神疾病。 游子和我关系一直不错。我经历了蹲班房、进银行、加入民革……听同学说，游子一直在找我。我和游子终于在她家见了。她丈夫是个英俊的解放军军官，即将上前线，他指着桌上的苹果对我说：“吃啊！吃啊！”游子对我说，婆家有一处房产在正义路，能不能帮着落实一下政策，游子还说：“现在共产党指不上了，得指着国民党。”游子喜欢开玩笑，她的玩笑有时用一本正经的方式说出。 小琦后来为滨滨的事儿也受了些刺激，知道我推崇遇罗克名作《出身论》，跟我开玩笑说：“鸡晒以后用人，肯定都挑出身不好的。”这话被春华听见了（我写过刘春华同学，在“难忘张镭”这篇文章里）。春华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鸡晒，别跟她们玩儿。” 最后一次见小琦是在马恬家的聚会，大家都结婚有了孩子。小琦嫁给四机部部长王铮的儿子。我二弟妹柳燕的爸爸是四机部政治部主任夏映舟。我没提这事儿，因为听柳燕说，文革中，两位老人属于不同派别，我只告诉大家，我正准备离婚，小琦深表同情，递给我给板凳：“鸡晒，坐这儿！” 高滨滨父亲高岗之墓 花开两枝，各表一头。接着说斗争滨滨的班会。滨滨背着大书包往外走，小琦急问：“你上哪儿去？”滨滨说：“我上厕所，不信你跟着。”小琦不由得笑了：“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要脸！” 班核心匆匆忙忙宣布：“高滨滨是反革命分子，其父是党内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畏罪自杀，高滨滨不和其划清界限……”一共凑了九条，其中之一是滨滨爱抹雪花膏。 这个令人尴尬不已的斗争会终于一哄而散，好在并没有对滨滨进行拘留关押。 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有人就没这么走运了！我听到送遇罗锦去拘留关押的过程。 讲述人是一位姓王的女孩，她和罗锦是中专同学。她是扭送人之一。（王同学本人出身资本家。） 遇罗锦在学校被斗争后，被几个同学扭送到正义路北京市公安局。他们要求警察拘留遇罗锦。警察不收，他们就高呼口号，警察无奈，只好收。遇伯母闻讯赶来，王同学对我说：“遇罗锦像刘胡兰一样，无畏地说，妈，您回去吧！”罗锦就这样莫名其妙被判了两年劳动教养。 我听这事儿是1975年，还没见过罗锦。 滨滨被斗争的当天，滨滨的妈妈就带着几个人坐小汽车到师大女附中找工作组问究竟。滨滨的妈妈是我们学校几步之遥高等教育部的处长。滨滨每个月四十块钱的生活费是周总理批的。 高岗子女祭奠父亲 七月中旬，邓小平总书记对我们学校有了具体的指示：“娃娃们自己闹革命还是不好，需要指导。”这话是后来红卫兵兴起后批刘邓路线用大字报形式贴在女附中一进门墙上的。邓小平的女儿高一的邓榕传达的这个指示。学校就把出身没有问题的同学分成两部分，一拨去河北省邢台部队里接受军训，一拨去北京市委接受集训。 郭茜娜本来是团小组长，因为她爸爸是商业部副部长，她进入班核心，她找我在操场上谈话，说让我去邢台军训。我问她让不让我的好友汪静珊去？她说：“不让她去。”我说：“不让她去我也不想去。”郭茜娜是个忠厚老实的胖女孩。她认为这是个非常荣耀的任务，我应当欣然接受才对。就笑着又说：“不让她去让你去。” 班里除了高滨滨（自从批斗会后她就没再露面）、汪静珊、李筠等几个家里有问题的同学被排斥在外，二涛，张镭，马恬等去集训；高江宁、何代明、我和一些同学去邢台当了十天不穿军装的兵。 八月一号奉命（不知道谁的命）回京，北京又是一派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景象，腥风血雨的红八月来临了！ 本文主要是讲高滨滨的故事，先把那段日子放一放。 红卫兵被中央文革利用时叫他们“小太阳”，后来又说他们是“什么东西”。造反派被扶植起来。一天，高滨滨骑着一辆崭新的26的红色自行车到我家。我小学三年级时，爸爸也给我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一辆，苏联产的，倒轮闸。我学会后骑着上街，把爸爸吓坏了，从此不让我骑了。上高中我才被允许骑自行车，小红车早就不知去向，我骑的是一辆28的带大梁的永久牌国产男车。 滨滨问我认识不认识一些朋友，其中提到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的女儿平燕妮。我说不认识，可是这个名字很好听，就记住了。 滨滨骑着她的小红车又找过我几趟，1969年1月，我去白洋淀插队。我们分道扬镳。 晚辈们探望李力群 1976年6月，爸爸的所在的中科院出版社出头把我从白洋淀弄回北京，我在家待分配。一日，我漫无目的踯躅在灯市东口一带，初中的女十二中、小学的史家胡同都在这儿。我最美好的青春是在西城分局拘留所和白洋淀度过的，虽然本该是到大学接受教育的年龄，但我并未虚掷光阴，我一步一个脚印遵从内心的呼唤走过来的。 “陶洛诵！”这一声呼唤把我从白日梦中惊醒，心想在这儿谁会认识我呀？定睛一看，竟然是高滨滨，她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哎，你加入组织没有？”这居然是多少年没见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我顺着她的话问道：“没有。你呢？” “我也还没加入组织，不过我一直在积极争取。到现在还没批。”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只觉得和滨滨道不同不相为谋，只想溜之大吉，很不近人情。 我说：“滨滨，我还有事，我得走了。” “你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吗？”她不甘心。 “是的。” “等有时间我去找你。” 滨滨没来找我，几十年后，我在澳大利亚，从Google上看到消息说滨滨正在给她爸爸辩护。 (2019.1.12) 高滨滨母亲李力群灵堂 作者陶洛诵
日前接到南澳大学徐家祯教授转给我的一篇2020年首次发表在微信公众平台”新三届”上的文章“我的第三个同桌高滨滨”。 底下有四则读者留言都是关于我写尹同学18岁还没来例假一事，对此颇有微词。 这让我想起当年马雅对我这篇文章指出的一个错误。 马雅是我们一个学校的同学，中五实验班的，中五相当我们高二，她爸爸是马洪。在学校里听过她的名字，看了她在“新三届”上的文章，才知道她和滨滨家的密切关系。 我在她文章后面留言，请她向滨滨问好。她让编辑转私信给我，说和滨滨早已没有联系。并说滨滨家没有警卫员。 我在文章中提到熊猫（沈崇光）带我们几个人在高二正常上课期间，滨滨生病，我们去她家看她。我们并没有能看见她，只在院子里看见她小弟弟和一个穿一身蓝色制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没让我们进屋。 文革开始，在班里高干子弟宣布斗争高滨滨前，我们谁都不知道她是高岗的女儿，只知道她是干部子弟。 所以，我在文章中把那个工作人员称为了“警卫员”。 我在文章中还有一句“自从批斗会后就没见到滨滨”。接着写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她去我家。 滨滨在班里只和我是朋友。给她平反的大字报是张森等同学写的。 批斗完滨滨，班里高干子弟贴了张大字报，罗列了几条罪状，只记得其中有一条是“抹雪花膏”。 张森等人的大字报里也提到“雪花膏”，说抹雪花膏不能算反革命罪行。 滨滨在那张给她平反的大字报后就回学校了，她和我在一起，我们俩个人去西单把角各种小报叫卖的所在地。（就是后来的民主墙所在地） 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我们在人群中看见一个身穿黑色外套，梳着两条不粗的不短不长辫子的微胖的女孩，皱着眉头，手里拿着几份小报，滨滨走上去叫她:“陈令梅！” 女孩看了一眼滨滨，略略点了一下头就匆匆走了。 滨滨对我说:“ 陈令梅，陈伯达的女儿，你不认识啊?！” 我心想“我上哪儿认识她啊？”我说：“我不认识。” 滨滨陪着我还做了一件事情。我特别喜欢看电影，拉着滨滨去六部口电影院看电影，卖票的说不卖给个人，只卖给集体。 我和滨滨就回学校，挨着班的问谁想看电影？电影名字叫《宁死不屈》（阿尔巴尼亚的）。 我们收钱，交给电影院，又回去给交钱的同学发票，组织大家看了一场电影。 当时大家都才十七、八岁，正置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10-04-2024 作者陶洛诵
文/清箫 康熙九年十一月，才士魏禧从扬州返家途中，与一位名叫陈子灿的青年乘坐同一条船。陈子灿那年二十八岁，平时很喜欢舞枪弄棒。魏禧知他好武，便向他讲授《左传》中的兵谋、兵法。 谈话间，魏禧顺著话题问道：“你平时走南闯北，可曾遇到什么奇人异士？” 陈子灿一回想，确实有！那是一位善使大铁锤的江湖豪侠，可惜不知他叫什么名字，但他的故事实在令人难忘！暂且叫他“大铁椎”吧。 魏禧听罢“大铁椎”的故事，觉得他果真是个传奇人物，于是牢记于心，写下著名的《大铁椎传》。 （图：Adobe Stock） 这位侠客甚是神秘，没有人知道他来自哪里。陈子灿有次到访河南，碰巧在宋将军家中遇见他。 这宋将军也是好武之人，闻名遐迩，七省同好都从四面八方赶来向他请教。他其实不是什么将军，只是因为身材健壮，所以得了个“宋将军”的绰号。 宋将军有个徒弟叫高信之，身强力壮，擅长射箭，和陈子灿是同学，因此他们一同拜访宋将军。 宋将军家的诸多客人中，有个饭量很大的大力士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此人便是“大铁椎”。他相貌丑陋，右腋下夹著一柄大铁锤，重达四、五十斤。奇怪的是，这侠客无论吃饭时还是拱手行礼时，一刻都不放下铁锤。 再细看那铁锤，柄上的链子折叠数圈，若把链子拉开，竟长达一丈！ 虽然“大铁椎”形象如此吸睛，却很少跟其他客人说话，听他口音像是楚人。有人问他家乡在哪、姓甚名谁，他却避而不答。 （图：Adobe Stock） 更奇怪的事还在后面！半夜三更，众人正在睡觉，“大铁椎”突然喊道：“吾去矣！”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令陈子灿大吃一惊。明明门、窗都没开，人怎么不见了？！ 高信之说：“这人刚来的时候，不戴帽也不穿袜子，头上裹著蓝手巾，脚上缠著白布，除了那个大锤子外，什么行李都没带，但他腰带里面却有很多银子。我跟宋将军都不敢问他。” 陈子灿只得带著满腹疑虑进入梦乡。然而再醒来时，竟发现“大铁椎”正躺在床上鼾睡！ （图：Adobe Stock） 某天，“大铁椎”打算离开此地，便向宋将军告辞：“我最初听说你的大名时，将你视为豪杰，但后来发现，原来你只是外强中干。”又说道：“吾去矣！” 宋将军赶忙挽留他，却听他解释道：“我经常击杀响马贼，夺他们的不义之财，所以跟他们结了仇。如果我长期住在这，难免会牵连你。那群强盗已跟我约定，今天半夜到某地去决斗。” 听到“大铁椎”这番话，宋将军非常高兴，说：“我今晚一定带上弓箭，骑马前去助战！” 不料“大铁椎”当即拒绝，并说：“你最好别去，那群强盗武功高强，人数众多，我若要保护你，就不能杀个痛快。” 但宋将军太过自负，而且也好奇“大铁椎”的武功究竟多高，于是强烈要求同去。“大铁椎”拗不过他，只得勉强答应。 走到距决斗场所不远处时，“大铁椎”将宋将军送到一座空堡上，叮嘱说：“你就躲在这看，千万别出声，不要让强盗发现你。” （图：Adobe Stock） 此时已能听到鸡鸣，空中月亮缓缓下沉，星光照亮旷野，百步之内，人影清晰可见。“大铁椎”策马奔腾而下，吹了几声觱篥，顷刻间，二十多个强盗从四面骑马奔来，他们身后还有一百多个身背弓箭的步兵。 一强盗拍马提刀，直向“大铁椎”冲来。只见“大铁椎”一声怒吼，手中大铁锤一挥，那强盗便应声落马，连马头也被砸裂。 其馀强盗见状，冲上前将“大铁椎”环环围住。“大铁椎”丝毫不怕，奋力挥锤，左攻右击，势如破竹，打得强盗个个人仰马翻，死了三十多人。 （图：Adobe Stock） 再看另一头，宋将军正屏息凝气看著这场激战，双腿止不住颤抖，险些跌落堡下。他还没回过神，忽然听到“大铁椎”高喊一声：“吾去矣！”只见尘烟滚滚，“大铁椎”策马朝东方驰去，之后再也没回来。 以上大铁椎决斗响马贼的故事出自魏禧的《大铁椎传》。无论怎样用白话解说，都无法达到原文的高度。下面不妨一同欣赏原文，之后我将解读这篇古文好在哪里、其深层含义以及对当代人写作的启示。 《大铁椎传》： 庚戌十一月，予自广陵归，与陈子灿同舟。子灿年二十八，好武事，予授以左氏兵谋兵法，因问：“数游南北，逢异人乎？”子灿为述大铁椎。作《大铁椎传》。 大铁椎，不知何许人。北平陈子灿省兄河南，与遇宋将军家。宋，怀庆青华镇人，工技击，七省好事者皆来学，人以其雄健，呼“宋将军”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怀庆人，多力善射，长子灿七岁，少同学，故尝与过宋将军。 时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寝，右胁夹大铁椎，重四五十斤，饮食拱揖不暂去；柄铁折叠环复，如锁上练，引之长丈许。与人罕言语，语类楚声。扣其乡及姓字，皆不答。 既同寝，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讫不见。子灿见窗户皆闭，惊问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袜，以蓝手巾裹头，足缠白布，大铁椎外，一物无所持，而腰多白金。吾与将军俱不敢问也。”子灿寐而醒，客则鼾睡炕上矣。 一日，辞宋将军曰：“吾始闻汝名，以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将军疆留之。乃曰：“吾数击杀响马贼，夺其物，故仇我。久居，祸且及汝。今夜半，方期我决斗某所。”宋将军欣然曰：“吾骑马挟矢以助战。”客曰：“止！贼能且众，吾欲护汝，则不快吾意。”宋将军故自负，且欲观客所为，力请客。客不得已，与偕行。将至斗处，送将军登空堡上，曰：“但观之，慎弗声，令贼知也！” 时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百步见人。客驰下，吹觱篥数声。顷之，贼二十馀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从者百许人。一贼提刀突奔客，客大呼挥椎，贼应声落马，马首裂。众贼环而进，客奋椎左右击，人马仆地，杀三十许人。宋将军屏息观之，股栗欲堕。忽闻客大呼曰：“吾去矣！”尘滚滚东向驰去。后遂不复至。 （图：Adobe Stock） 魏禧论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铁椎，其人欤？天生异人，必有所用之。予读陈同甫《中兴遗传》，豪俊、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见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岂天之生才，不必为人用欤？抑用之自有时欤？子灿遇大铁椎为壬寅岁，视其貌，当年三十。然则大铁椎今年四十耳。子灿又尝见其写市物帖子，甚工楷书也。 赏析： 全文重点突出一个“异”字，由浅入深，前后紧密相连。开头作者发问：“逢异人乎？”由此引出下文，之后对“大铁椎”的描写都围绕“异”字——他的容貌、打扮、饭量、性格、语言、兵器、武功都异于常人，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很全面。这些描摹与叙事，都为结尾的评论与升华铺垫，引出“天生异人，必有所用之”的思考，之后感慨许多奇人异士未能得到重用，发人深思。 该文营造的吸引力极强。起初为主人公“大铁椎”一层一层地蒙上神秘感，在餐桌上、夜深时、旁人睡醒后，他的表现都很神秘；之后再一层一层地剥开，“大铁椎”的英雄形象逐步明显，直到最后的决斗，才知道他武艺高强，是真正的有胆有识之士。起初宋将军的形象看似高大，相比下，“大铁椎”显得似乎丑陋而渺小。其后作者一层一层地揭开真相，在最后决斗时，才知道宋将军是真正的小丑。另写强盗的武器、人数、声势，都反衬出“大铁椎”的勇敢。全篇对比和衬托手法运用自然。 （图：Adobe Stock） 三处“吾去矣”十分巧妙。第一处，“大铁椎”说完“吾去矣”后突然消失，引人浮想联翩。第二次说“吾去矣”时可见“大铁椎”眼光高、志向远，而宋将军的形象有瓦解趋势。第三处“吾去矣”最为豪迈，二人形象高下鲜明，尤其是搭配“尘滚滚东向驰去”的场景，颇有“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气。张潮《虞初新志》对此点评：“篇中点睛，在三称‘吾去矣’句。” 该文对景的描写也值得注意。决战前，“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百步见人”营造出肃杀氛围，如观电影之感，特别是“百步见人”四字，使读者身临其境。 作者究竟为何写这篇《大铁椎传》呢？难道只是因为这位侠客与众不同吗？并非这样简单。 魏禧在文末将“大铁椎”比作在博浪沙持椎刺杀秦始皇未遂的大力士，意指这类异人本可以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而在前文故事中，众人对这类真正的英雄知之甚少，却都争相膜拜外强中干的宋将军。这里的宋将军暗指明末清初一部分无能且怯弱的明朝旧臣，徒有虚名，不敢对抗清廷。而像“大铁椎”这样英勇善战、志存高远的豪侠，则象征魏禧心中期盼的反清复明的真英雄。 魏禧将满腔理想都寄托在主人公身上，隐于字里行间。他有意向陈子灿打听江湖上的异人，是想发掘更多抗清豪杰。故事中，“大铁椎”原打算投奔宋将军，为的是结交能干大事的英雄，但宋将军“皆不足用”，因此失望告辞，“大铁椎”何尝不是魏禧的缩影？ （图：Adobe Stock） 明朝覆灭后，魏禧一度悲痛欲绝，不思茶饭。他始终不忘复国大业，积极筹划起兵，参与抗清。清军进攻赣南之际，魏禧隐居于翠微峰，在此与挚友读史论经，同时计划建立秘密抗清基地。为避免闭户自封，他游历江淮吴越，广结益友，寻找人才，史书记载他“于苏州交徐枋、金俊明，杭州交汪沨，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顾祖禹，常州交恽日初、杨瑀”（《清史稿》），这些朋友都是明朝遗民。魏禧还致力兵学，精通《左传》，希望能为战事效力。然而他发现许多人才或无大志，或不自知，不足以担起复明重任。 《大铁椎传》文末提到魏禧读陈亮《中兴遗传》而生慨叹，也是暗指时局。南宋文人陈亮力主抗金，曾著《中兴遗传》为宋朝南渡前后死节、能臣、能将立传，其中一些侠肝义胆、智勇双全之士却“泯泯然不见功名于世”，他们和侠客“大铁椎”以及壮志难酬的反清志士有著相似的命运。 （图：Adobe Stock） 魏禧一生不与清廷合作。康熙十八年，有人向清廷举荐魏禧，希望他入仕做官，魏禧则以疾病为由拒绝了。 魏禧著有文集二十二卷、日录三卷、诗八卷、左传经世十卷，其散文风格凌厉雄健，造诣颇深。他与侯方域、汪琬合称“清初三大家”。其兄魏祥、其弟魏礼亦才华横溢，兄弟三人享有“宁都三魏”美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