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匯

從1966年到1976年長達10年發生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浩劫和鬧劇，它嚴重地破壞了中國的經濟和文化，極大地傷害了全體中國人民，同時也給中國共產黨自己帶來了危機。這樣一場荒唐的內亂為什麼能發生？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他為什麼要自毀長城？這場匪夷所思的政治運動發生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多年來世人一直非常迷惑，國內外眾多的文人學者也一直在研究。文革的複雜性，撲朔迷離情節很難簡單的理解。 對於文革的起因，大多數的說法是，因為文革前毛澤東的權力受到了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一大批權勢人物的威脅，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要打倒劉少奇，重新奪取權力。這種將文革發生的原因單純理解為黨內的權力鬥爭的說法是片面的。實際的情況是，毛澤東的威信雖然在大躍進中受到一點影響，但他的絕對權威從來沒有動搖過，以毛澤東的威信和他在黨內鬥爭的智慧，要去掉劉少奇和毛不喜歡的一些領導人是非常容易的事，根本不用這麼大動干戈。毛的權威，無人可及，他的權力從未失去過，也不存在奪回的問題。我們不能將文革發生的原因簡單的歸於毛澤東個人的爭權行為。文革的爆發有著它深刻的歷史原因和複雜的政治背景。它凸顯著中國政治內在的邏輯。 我們應從中共建政時說起。四十年代末，國民黨的迅速全面潰敗，共產黨的軍隊長驅直入，迅速佔領了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也深入到了全中國的城鎮和鄉村的每一個角落，一個現代版的改朝換代開始在中國出現。和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新的王朝不同，伴隨這個新王朝建立的還有一個從外部引入的極富感染力的共產主義信仰，它的暴力革命思想和中國的專制傳統巧妙的結合，具有極大的欺騙性。  中國共產黨，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有著鮮明的政治綱領和目標，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逐步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在當時的中國人民看來，他們偉大，廉潔，無比正確。共產黨的成功近似於神話。一個由共產黨領導，走蘇聯社會主義道路的新社會即將出現，而毛澤東就是他們期盼已久的新皇帝，一個偉大的聖人。 在久經戰亂之後，一個和平的局面，一個新型的國家組織形式，給中國大地帶來了一些新的變化，新的政權贏得了包括各民主黨派，海外華人在內的中國人民的衷心擁護。 但是毛澤東和共產黨並沒有珍惜這千載難逢的機遇，當他們在軍事上取得一邊倒的勝利時候，他們完全陶醉在他們那史詩般的勝利之中，他們高估了自己的成功經驗，過分的誇大了他們自己和他們領導人的作用。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的戰爭勝利的真正原因。也沒有從蘇聯已出現的社會主義的弊端中吸取教訓，更看不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世界人民民主的潮流。在他們眼中，民主革命只不過是奪取政權所必須的權宜之計，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建國之初，他們就完全倒向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錯將列寧主義的暴力革命當成自己的旗幟，將自己綁在國家恐怖主義的戰車上，與世界民主國家為敵。 在歷史上凡是農民起義成功之後都表現出對權力的饑渴和對失去權力的恐懼。共產黨領導的農民起義也沒有逃脫這個規律。在已取得全國政權，人民衷心的擁護的情況下，仍然採用極端暴力手段來強化自己的統治。他們的軍隊和警察控制了中國社會的一切領域，一切和他們的意識形態稍有不同的人都被殘酷的鎮壓和管控。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控制了億萬人民的一切經濟和文化生活。一個超強穩固的黨國極端專制的政體在五十年代初就開始建立。高度的政教合一，一切權力歸於黨，黨絕對聽命於他的領袖，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約他。這個無所不能的政權在革命的名義下推行很多在今天看來都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土地改革徹底將農村的地主消滅。爾後，又以合作化的形式再將農民的土地奪回。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濫殺無辜。公私合營將民族資本家打下去，剝奪了他們的財產。1957年的反右運動，那場顛倒黑白的陽謀，將民主黨派徹底打下去。右派帽子隨時可以扣在任何敢於提出不同意見的人的頭上。全國所有的新聞，出版，文藝，音樂，戲曲等一切文化領域都被嚴格的掌控。共產黨呼風喚雨，無所不能。 但歷史的邏輯是無情的，表面上看，毛澤東光彩奪目，共產黨無比英明，中國社會欣欣向榮，中國人民看來似乎是真的站起來了。但一場巨大的危機正在悄然無聲的降臨在中國，危機就包含在這絕對一邊倒的政治局面中，當權力達到極限，完全失去制約之後，就開始走向反面。共產黨的腐敗之路，從他的節節勝利之時就開始了。在消除了一切反對派，消除了一切不同意見之後，為所欲為的荒唐透頂立馬就出現了。 具有崇高威望的領袖高居神壇不下。共產黨嚴密的組織和鐵的紀律，任何不同的意見都會招致嚴厲的批評。而輿論被徹底控制，老百姓根本聽不到任何不同的聲音，對黨的衷心擁護無形中將愚昧推波助瀾。共產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和殘酷鎮壓，實際上是一次又一次的錯誤。他們的這種體制使得他們無法糾正自己的錯誤，只能變本加厲去犯更大的錯誤來掩蓋前面的錯誤，才能保持政治上的連續性和他們的領導一貫的政治正確。他們強大的革命力量可以將錯誤進行到底。文革就是共產黨多次錯誤疊加，黨內政治鬥爭不斷升級導致的一場鬧劇。是黨國體制，極權主義登峰造極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的大躍進瘋狂導致了中國的大饑荒，餓死了幾千萬人，其教訓是深刻的，人民對大躍進的做法深惡痛絕，絕大部分共產黨人也都認為大躍進是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為挽救危機，劉少奇等人的務實態度，放棄了一些激進的做法，使大饑荒的困難局面有所緩和。但共產黨並沒有認識到錯誤的根源所在，他們開動了全部的宣傳機器，將大躍進的罪惡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是蘇聯逼債，階級敵人搞破壞造成的，並開展所謂憶苦思甜活動和一系列的宣傳活動，拚命的證明他們的新社會好過國民黨的舊社會，強調共產黨的政治正確和社會主義的無比優越性。迫於形勢的壓力，毛澤東做了些輕描淡寫的「自我批評」，併名義上退居二線，但沒有任何權力和制度上的改變，仍然被遵奉為中共的救星，掌握著意識形態的最高權力，這就為他的錯誤升級，全民進一步的瘋狂作了準備。實際上，毛澤東根本沒認為他有什麼錯。在他看來，中國革命的是一場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堅定不移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在城市中要徹底消滅資產階級。而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根本出路就是將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而人民公社是來自於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的偉大創造。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是將馬列主義和中國具體實踐結合的又一偉大創造，理論上沒有錯，大方向沒有錯，戰略上沒有錯，如果有什麼錯誤，那不過是具體實施中的一些技術錯誤。在他看來，經濟建設和打仗差不多，只要大戰略對了，局部的失敗不會影響總的勝利。打仗總會有犧牲，革命難免有挫折，至於農村中餓死一些人，這不是大問題，中國有的是人，但只要堅持下來，革命高潮就會到來。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等人為調整國民經濟的一些措施，如在農村搞自留地，三自一包，在城市搞工資獎金等物質刺激等，這都是資本主義的苗頭，是在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嚴重的路線錯誤。劉少奇等人在國際上屈從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國內搞階級調和，這和蘇聯的修正主義是同一個思想根源，劉少奇有可能成為中國的赫魯曉夫，這不僅他死後有可能會被鞭屍，中國革命還可能全功盡棄。而黨內有越來越多的人贊成劉少奇的做法，劉的威信在不斷提高，這也是他絕對不能容忍的。 他鬚髮動一場政治鬥爭，不僅要整肅劉少奇和一大批不符合他要求的領導幹部，也要消除一切資本主義思想和資本主義的萌芽，將他的共產主義思想變成全民的統一意志，使國家重新回到他的正確路線上來。他知道不能用簡單的行政命令的辦法，來撤換誰的職務來到達他的目的，那樣太過明顯，有損他的威信，他只能用顯示他政治正確的政治運動來達到他的目的。在經過幾年的思考和準備之後，他終於找到了文化大革命這種運動形式。 早在大躍進失敗之後，他就反覆強調階級鬥爭，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後來的四清運動。這場運動將大躍進的錯誤歸罪於農村的基層幹部。劉少奇等黨內一大批幹部正是為了貫徹毛的指示，強化黨的領導，派工作組下去領導這場整人的政治運動，結果和基層的幹部群眾發生衝突。毛澤東巧妙的利用了人民群眾的不滿。將運動冠以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名義，使劉少奇等人處於政治鬥爭的不利地位。當人民群眾得知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頓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真實指示，人民群眾就迅速積極的投身到文革的狂潮中，將不滿情緒發泄到各級官僚上。在文革中他們又迫切需要毛澤東的支持，從而又將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推向高潮。毛澤東然後他用他慣用的各個擊破的手法，將劉少奇等一大批他認為有礙於他的路線的幹部打倒，再將下層的造反派整肅，他嫻熟的應用他政治鬥爭的策略，將億萬中國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中。打倒了黨內一大批實際上是非常忠於他的幹部，使全中國都陷入一片殘酷的政治運動中，遭到傷害被迫致死的幹部和群眾不計其數。 共產黨是在馬列主義原則指導下，靠暴力革命起家的，馬列主義和暴力革命使他們奪取了政權，他們也要按馬列主義的原理來建設社會主義。但建國以後的建設過程卻使他們非常困惑，一個正常的社會必須以發展生產，提高人民生活為主要目的，為此，必須走一條非暴力，強調個人權力，鼓勵生產的道路，這是社會發展的固有的規律，也是讓人民擺脫貧困的最佳方式，最簡單的是農村要多打糧食就必須將土地分給農民，工廠里要搞好生產就必須有工資和獎金。發展生產依賴的科學和技術更是離不開知識分子，一個正常的社會發展全帶有資本主義的因素，無不和共產黨的革命信念產生矛盾。如承認這種事實，就會證明他們過去搞錯了，他們的信仰就會崩潰。具有濃厚小農意識的革命思想和現代文明生活格格不入，他們只習慣於群眾運動的轟轟烈烈的鬥爭模式，他們的革命理想始終離不開烏托邦式的平均主義。但這種烏托邦的理想不會自動到來，只能藉助暴力來強力推行。文革就是用暴力手段來強化中國烏托邦理想的革命運動。 中國革命是按照馬列主義的指導原則下進行的。共產黨人從自己的成功中堅信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堅信了馬列主義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中，毛澤東對階級鬥爭理論是情有獨鐘的。毛澤東深受中國傳統專制文化的熏陶，也深諳中國複雜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意識，由於中國的專制文化傳統和龐大的小農意識，中國人普遍的樸素和奴性的雙重性格，極易的被挑唆和利用。利用摩擦，製造矛盾，挑起爭鬥，是他的政治鬥爭的法寶，從井岡山打土豪分田地開始一直到他去世，他一生都在嫻熟的運用他的這種鬥爭藝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在黨內歷次的鬥爭中他屢屢獲勝，他對權力鬥爭有著近乎病態的執著和迷戀。毛澤東認為階級和階級鬥爭始終貫穿於人類社會的整個歷史中，人類的全部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人只能在鬥爭中求得發展，階級鬥爭成了他解決社會問題和黨內爭端的法寶，也是他擺脫馬列主義在中國社會遇到的政治困境的重要手段。他個人更是在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鬥爭中感到無窮的樂趣。 人類歷史上的獨裁者，都要找到相應的理論根據為其辯解，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原本只是馬克思的書齋設想，列寧也只是在布爾什維克無法取得多數的情況下，強詞奪理的為他的專政辯護。毛澤東則用階級鬥爭理論來解釋了無產階級專政：既然人類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階級之間就是你死我活的關係，那麼無產階級用暴力來實行專政就是理所當然的事。無產階級必須用，也只能用暴力來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舍此之外，別無他途。在這裡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為共產黨打江山，坐江山，擁有絕對權力來殘酷的鎮壓中國人民提供了理論根據。他毫不遮掩的承認他就是當代秦始皇，公然宣稱暴力的合理性。 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靠暴力奪取的政權必須用暴力來維持。如果沒有暴力，他們的革命就會不合法，他們的信仰就會奔潰。而共產黨每次遇到危機就強調階級鬥爭，只要一上階級鬥爭這個綱，不同意見立刻消失，他們馬上變得政治正確。階級鬥爭的理論一直是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也培養了一大批所謂理論家和成千上萬的熱衷於階級鬥爭的狂徒。 鬥爭的訣竅，就是製造矛盾，挑起是非。在戰爭年代，打土豪分田地，挑起農民鬥地主，才會形成革命力量。對資本家的工商業改造，也是製造工人和資本家的矛盾，所謂反右鬥爭中，完全是無中生有，引蛇出洞，羅織罪名，陰險殘忍至極。階級鬥爭必須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堅決果敢，在共產主義信仰上，在共產黨的黨性上，在所謂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容不得半點溫情。在這些鬥爭理論的泛濫下，中國大地暴力和專製成了理所當然的事，傳統的溫良恭儉讓都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人類的良知和同情心都被淹沒在群眾近乎麻木的心理中。殘忍的人身攻擊，被看成是革命立場堅定的表現，任何陰險狡詐都被看成是革命智慧的表現。 階級鬥爭的理論將階級的對立絕對化，無產階級是新興的階級，而人類文明形成的一切成果都成了舊的腐朽的東西，在反對封資修口號下，一切帶有西方色彩的物質和文化，一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習俗，都和毛澤東思想產生了嚴重的對立。將自己處在一個和人類一切文明成果的對立面。在共產黨的不斷宣傳和鼓勵之下，反智運動愈演愈烈，文化破壞狂潮風起雲湧。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理論登峰造極，肆意泛濫的必然結果。  在文革之前，階級鬥爭之風就已瀰漫全國，能斗的差不多都鬥倒了。文革中，更是變本加厲，將鬥爭對象無限擴大。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國民黨殘渣餘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臭知識分子全部被鬥倒。毛澤東的政治對手也全部被他鬥倒，冤假錯案，不計其數。其結果是全國人民人人自危，政權幾近奔潰。 毛澤東是共產黨的精神領袖和最高教主的地位。他自認為他是馬克思主義最偉大領導理論家，除了階級鬥爭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之外，他最為得意的還是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就是在無產階級已經多得政權以後，如何保住政權，如何使江山永固的理論。這不僅牽涉到，國家根本制度和政策及策略等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徹底改變和控制人們的思想。 中國的歷朝的開國皇帝在他們龍袍加身，寶座坐穩以後，無一不在考慮如何使他們的江山永固，傳之萬代。除消除藩鎮割據和武將叛亂等因素之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使老百姓永遠認同他們的專制倫理。明朝的朱元璋在當了皇帝以後，他殺盡了他認為有可能成為威脅的所有人，將農民永遠固定在土地上，徹底的控制他們，更將專制理論反覆的灌輸給老百姓。清朝統治者更用殘酷的手段徹底打掉漢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將他們徹底奴化。在這裡，毛澤東和他們一脈相承，他想到的是如何保住共產黨的江山，使之千秋萬代，永不變色。要達到這個目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消除人們心中的異端思想，即毛澤東認為的資本主義思想。 毛澤東認為未來中共政權變質的危險來自兩方面：領導層的修正主義思想和來自基礎老百姓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心理。因此，文革的意義也在這兩個層面。一方面，促使中央領導階層明白暴力和專政是他們永遠的統治手段，必須緊握手中的槍杆子，不要搞資本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不能向老百姓讓步；另一方面，要迫使中國老百姓徹底拋棄心中的私有觀念，將共產主義理想和他的毛澤東思想以及共產黨的統治永遠固化在人們心中。從文革中他的一些做法和所提倡的一些政治口號，如「興無滅資」「鬥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中，我們不難看出極權主義者的險惡用心，就是要被統治者發自內心的對他們的衷心擁護和絕對迷信，讓人們世世代代甘作奴僕而不存任何反抗心理。 他要用文化大革命這種形式，要營造一種中央無法出修正主義的政治制度。要不斷的打擊民眾中的資本主義思想。他要將這套理論反覆強調，要將這套理論成為中國永遠的治國方針，不僅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時時講。文革這種形式，也要每20年來一次，不斷的教育人民，不斷的提醒他的黨和軍隊。 毛澤東自愈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認為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方面，已經有一套成熟的理論，即他創造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他一直為此而洋洋得意。而在無產階級已經奪取政權，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方面，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還缺乏一套成熟的理論，而他創造這套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可以填補這個空白。他認這是這是他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又一偉大功績。他可以因此而成為繼馬克思之後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家，其偉大貢獻超過列寧和斯大林。他陶醉在他的偉大的理論創造中，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這個理論的偉大實踐，他要用文革的偉大成果來驗證這套理論的正確性。 毛澤東自己杜撰這些荒唐理論，完全違背了人的基本道德和良知，荒謬絕倫。即使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角度也不難看出其荒謬性，但毛澤東以他在黨內無人可及的霸主地位，使這些歪理邪說能能大行其道，無人質疑。這種理論強行應用於中國社會，造成了無數人間慘劇，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犯下了種種罪行。 中國共產黨在其奪取政權的道路上毛澤東的個人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黨和軍隊的締造者，是共產黨的教主。在共產黨的廣大黨員幹部看來，正是由於有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他們的革命才能取得成功，是毛澤東讓他們由土匪變成了王爺，他們對毛澤東的感恩戴德是不言而喻的。對組織，對領袖的絕對忠誠和無條件的服從既是黨的組織原則又符合中國傳統美德。 農民起義是需要一個能駕馭群臣的卓越領袖，極權體制需要一個絕對權威，帝國需要一個精神領袖。毛澤東現象應運而生。共產黨的統治來源於政治正確，而神化了的偉人就是政治正確的最大的來源。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深厚的聖人情結。在中國古代，一天沒有皇帝，人心就會思亂。聖人是國家穩定的基石。民眾總習慣於將聖人的話語作為任何事物的價值判斷的標準。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一直期盼聖人出現解救他們, 毛澤東是語言大師，他那激動人心的革命話語結合他的個人魅力，超過了中國歷史上所有帝王，也激活了中國人古老的聖人情結。在共產黨的宣傳之下，不斷的學習毛主席著作，毛澤東思想成了中國人民的信仰，中國人民心中的終極精神價值，是必須絕對服從的教條。早在文革之前，崇拜毛澤東，崇拜共產黨已是中國社會的特徵。毛主席的話已是金科玉律，凡是和毛澤東思想稍有不合的事都會受到質疑，民眾對領袖崇拜已是瘋狂有加。毛的個人崇拜導致的全民瘋狂。全民瘋狂下，思想僵化，愚昧叢生，沒有任何獨立思考的餘地。當這個領袖神聖地位和他的偉大思想成為國家的精神支柱之後，就很難從神壇上掉下來，民眾就像魚兒離不開水，花兒離不開秧一樣，失去這種精神支柱就無法生存。文革就是個人迷信發展到最高峰的結果，普遍的愚昧和麻木是文革起因的群眾基礎。 中國人民反對專制壓迫，追求民主自由已有100多年的歷史。實際上，在民國時代，已有很大程度上的思想解放。但為什麼在六十年代仍然會出現文革個人崇拜的狂潮，為什麼個人迷信始終在中國揮之不去，這值得我們很好的深思。 中國是個傳統的農業大國，人民長期被欺壓，極度窮困和高壓政策導致普遍的愚昧。自晚清以來中國的積弱積貧，屢遭外敵入侵的狀況使導致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這和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盲目的華夏正統，唯我獨尊的心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共產主義理論正是利用了中華民族的的這種民族主義將中華民族的苦難轉換成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怨恨。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美好描述完全符合中國人民心存已久的均富無邪的理想社會模式，加之在長期的專制壓迫下培養的屈服於壓力的奴性性格和不求甚解的中華文化熏陶，使中國人民很容易的相信共產黨的宣傳，認定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傳統的家國情懷更是充斥在每個人心中。個人都是國家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只要國家強大，個人犧牲也值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使每一個中國人民都被限定在一個固定的經濟單位上，不僅沒有人身自由，其思想言論甚至家庭生活都受到嚴格的管控。在共產黨的不斷的宣傳和政治誘導下，中國人民完全陶醉在在虛無的幻覺之中。不斷被極權主義不斷地製造幻象，營造的高潮所迷惑。儘管物質極度貧乏，生活水平及其低下，但在革命的宣傳如一次又一次的心靈雞湯使全體人民陶醉在革命的情懷之中，不是嗎？在朝鮮打敗了美帝，中印邊界也取得了勝利，蔣介石被徹底打垮，連美國的U2飛機都打下來了，原子彈也爆炸成功了，中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糧食年年豐收，大慶有了石油，中國似乎度過了難關，迎來了新的高潮，革命形勢一片大好。中國人民再次陶醉在共產主義的偉大勝利之中，他們堅信他們的革命道路。他們相信毛澤東思想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已成為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在愚昧的教育下成長的一代青少年早已是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的揚言要去解放世界上那三分之二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這時，隨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一聲號令，便立刻投入文革的狂潮之中。 十年以後，中國人民才在夢中驚醒，此時，世界在飛速發展，而中國國民經濟已到崩潰邊緣。文革中大量共產黨的幹部在運動中受到衝擊，身心受到傷害，文革慘劇的現實完全違背了他們的革命初衷。不少共產黨人捶胸頓足，悔恨不已。文革是一場鬧劇，更是一場悲劇。 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這是因為毛澤東能夠發動文革，他絕對的權力可以使他任意胡來。但即使是站在毛澤東的立場上來看，文革也不是一種理性的產物，失去制約的無限權力和個人迷信的汪洋大海不僅使中國人民深陷災難，也使他們的偉大領袖深受其害，他失去應有的理智，個人野心無限膨脹，肆意妄為，整倒了一切對手，卻成了孤家寡人。他被捧上了九重天，也迅速從神壇上墜落。對此，毛澤東晚年也十分後悔。但他已病入膏肓，只能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直至滅亡。 文革的結果完全出乎於統治者的意料。毛澤東在無可奈何中死去，他的階級鬥爭理論和烏托邦夢想都徹底破產。中華民族經受了一場深重的災難，人民痛定思痛，從迷茫中猛醒，為後來的社會變革作了一場深刻的思想準備。 研究文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可以幫助我們深刻理解這種社會怪誕現象如何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下，由文化傳統，思想信仰，政治體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失去制約的極權體制，虛無狂妄的烏托邦理想，毛澤東階級鬥爭和專政理論，狂熱的個人崇拜和全民的愚昧都是造成文革悲劇發生原因。 今天的中國，這些政治毒素還在繼續發酵，極權政體仍然強大，與世界文明和人類的普世價值背道而馳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仍然是中國國家的指導思想，而習近平效仿毛澤東的造神運動和中國人民的愚昧正在蔓延。因此，文革的悲劇重新在中國上演絕不是危言聳聽。由於歷史條件的變化，發生的形式和禍亂的程度可能會有所不同，但其內在的邏輯沒有什麼兩樣。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全球化的經濟體制，高科技的技術條件和國際恐怖主義資助下，其文革式的瘋狂，危害的不僅是中國人民，也必將給全人類造成重大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