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1952年2月8日晚，民生轮船公司创始人、有“中国船王”之称的卢作孚服用安眠药自杀。 他在抗战中凭借一己之力，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设备经三峡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史称“宜昌大撤退”，亦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 在他自杀前，军代表已经入驻民生公司，总经理被扣押，筹备中的海员工会事实上接管了公司，开始撤换人事部门经理和干部。大量的公司高管、老职工被扫地出门，卢作孚的得力干将之一、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也在镇反中被公开枪决。 在自杀前的两天，卢作孚在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做检讨，声泪俱下——即便他是最早一批提出公私合营申请的资本家。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但最终有人揭发他，说他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意图“腐蚀干部”。不堪重负的卢作孚终于选择一死了之。 1950年6月，当时的政协会议上，面对资本家们关于公私合营的忧虑，领导安慰说，国有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但到了1955年10月，在召集工商业人士的讲话中，领袖明确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原料、市场、融资渠道都必须为国家控制。当时有一句很形象的话：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步卢作孚后尘的大有人在。哈尔滨“同记”公司老板武百祥，只读过5年私塾，没什么文化，完全靠自己吃苦耐劳白手起家。他生活特别简朴，每日步行上班，不纳妾不嫖娼，在同记推行股份制，给员工分红，并修建职工医院、浴池、运动场等福利设施。还在家乡开办学校。1955年同记被改为公私合营，有心结的武百祥在大鸣大放时提出公私合营定息太低，结果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残酷批斗，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自缢身亡。 1949年前中国最大的百货企业，上海永安公司的总经理郭琳爽，曾经是上海首富。抗战时带头抵制日货，还曾经组服务团救护难民，捐献物资。1956年永安公司公私合营，1966年彻底变为公有。郭琳爽远走香港，后被软硬兼施召回，70岁被连番批斗。他珍藏的文物被抄，为了自保，只能在家门贴上标语—— “愿将家私全部献出”，后还是被关入牛棚，1974年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上海另一个著名的资本家冼冠生——就是如今食品业翘楚的冠生园的创办者。原本是一个地摊小贩，摸爬滚打几十年才使得冠生园成为全国知名品牌。三反运动开始后，公司正常经营受到极大影响，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已经无法发放员工工资。1952年4月，冼冠生被工人从家中揪出逼其发放工资，禁闭在办公室两天后，由遭遇税务局上门催款，经受不住刺激，于4月21日从冠生园大楼上跳下，毙命于南京路上。 由于当时选择跳楼自杀的资本家太多，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称为“空降部队”。上海仅仅在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短短两个月中，自杀的资本家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不少人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全家同死。 上层在1956年底曾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 明白这句话，也许就能看懂商人的生与死。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不出所料，对大午集团的处置是从接管医院和学校开始。这个处置法，充分说明，在当地政府看来，大午集团的问题不是刑事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 大午集团标榜不行贿，就意味着从不与政府私下交集，没有勾兑。而其对社会服务功能的染指，触及政府深层管辖范围。特别是教育、医疗和养老，三驾马车支柱产业，被他办成福利事业，不仅破坏产业政策和产业环境，也有架空基层政府的嫌疑。 孙大午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下成长的一代，也因而滋长了深深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从他的身上，你可以找到禹作敏和牟其中的影子，他们都有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情怀。 这种人最容易破坏规矩，触犯潜规则。 作为曾经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也有着美好的精神乌托邦。三十年间，他在徐水郎五庄建立起自己的桃花源。 大午医院、大午学校、大午剧院、大午体育馆、大午养老院，他把郎五庄打上大午印记。 近年，中国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但绝对不会许可企业越俎代庖办社会。 前文我提到鞍钢办社会，南街村办社会，前提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而大午集团是企业行为，它脱离了党的领导组织体系。 企业办社会，一旦失控就会群起效仿，企业替代基层政府，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不仅基层政府不愿意看到，中央政府也不愿意看到。 虽说中共党员、转业军人孙大午是自己人，但是，一个脱离了基层组织领导的共产党员同样具有危险性。 看过《杜鹃山》的都知道，在“只有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的杜鹃山，组织原则也是第一位的。雷刚是党的人，所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不为党代表柯湘所容。在柯湘眼里，某种程度上，雷刚的个人英雄主义对杜鹃山的破坏超过温其久。 当然，雷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党内矛盾。在雷刚表示服从组织原则，接受党代表柯湘领导后，依然还是自己人。 孙大午也一样。 恰好看到一则山东滨州魏桥集团自发电厂的旧闻。为了节约电费，魏桥集团自己建设了电厂，并向周边村民提供供电服务，价格只是国家电网的三分之一。魏桥集团的做法，影响了国家电网的收益，于是，2018年，魏桥集团电厂被关停。有自媒体说被炸掉了。 破坏组织规矩不行，破坏行业规矩也一样不行。中国是个讲潜规则的社会。 不管大午集团与徐水国营农场的冲突如何处理，政府会借东风，一揽子解决大午集团在当地的影响问题。大午医院、大午学校大概率会被政府收编，然后执行国家统一医疗政策，统一价格标准，接受当地政府监督。 脱离了基层政府组织的民营，都有可能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 记得那个自己给自己发彩票大奖的国家福彩中心主任王秀英的忏悔吗？“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这才是民营企业的出路，也是民营企业政府公关运作的真谛，否则你就寸步难行。 电影《闪闪的红星》里，让潘冬子最自豪的就是“我是党的孩子”。做党的孩子，是大午集团的唯一出路，也是民营企业的唯一出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行者手记3，本文发布时原文已被删除）
2019年，已经86岁的加利福尼亚资深政客，曾经担任旧金山市长、加州议会议长的威利·布朗（Willie Brown），在旧金山纪事报上发表了一篇爆炸性猛文。 这篇题为《当然，我和Kamala Harris约会了，那又怎样？》的文章，介绍了这个政坛名声一直不怎么样、但却是不倒翁的老朽，当年和下属的一段婚外情。 布朗作为花花肠子，早在1981年就和原配分居，利用自己的政坛地位，猎艳无数。1994年已经60岁的布朗遇见了时年29岁供职于旧金山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Kamala Harris。 这段相差31岁的老少恋是不是基于所谓的爱情，恐怕只有当事人清楚。但外人可见的是，Kamala Harris从此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务员，开始了火箭般的蹿升。 当年Kamala Harris就转战政坛，轻而易举的进入了加州失业保险上诉委员会、加州医疗援助委员会等机构挂名，不仅有了社会地位，而且每年可收到数十万美元的报酬。另外她所开的豪车也来自于老布朗的赠送。 作为投桃报李，Kamala Harris公然以伴侣身份陪着老布朗出席各种社交场合，成功跻身于加州政界核心圈。 Kamala Harris的中文翻译是，卡玛拉·哈里斯。她在2020年成为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搭档。她还有个当年为了争取华裔选民而专门起的中文名字：贺锦丽。 虽然贺锦丽在多数场合把自己归结为黑人，用以争取黑人群体的支持，但其实从血统上来说，她跟黑人隔得不是一般远。略显黝黑的肤色只不过是来自于印度裔的母亲和牙买加裔的父亲。而且特别讽刺的是，她父亲的祖先Hamilton Brown是牙买加的奴隶主，从事过奴隶贩运。当然这些故事，在左派当道的美国主流媒体界，是从来不会提起的。 这个单亲家庭长大，幼年还是在加拿大度过的女性前半段的人生没有特别的故事，能够进入加州大学哈斯汀分校就读，完全是利用非裔保障名额——所以干脆就从此以非裔自居。在25岁拿到法律博士进入公职队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基本是默默无闻。直到遇见她的贵人布朗。 1995年布朗当选旧金山市市长后，把贺锦丽立即安排到旧金山检察官办公室的职业犯罪部门任职——布朗多年来一直面临任人唯亲和贪腐的指控，他的如意算盘是，必须在提起刑事诉讼的部门安排上自己的人。显然，新相好再合适不过。 不满布朗的检察官赶走了贺锦丽，但是他显然低估了布朗的力量。这个政坛老油条在2003年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让旧金山的富豪们慷慨解囊，为了贺锦丽大为造势并募集了雄厚的竞选资金，最终让履历单薄的贺锦丽一举当选旧金山地方检察官，控制了这个司法关键部门。这场竞选还有一个小花絮是，由于贺锦丽募集的资金远超过法律规定的21万美元，而是翻了三倍，达到了62万美元，为此她缴纳了34000美元的罚款。 老布朗对自己的操作很满意，所以敢于在2019年的文章中大言不惭的说，他除了捧红了贺锦丽，对其他大名鼎鼎的民主党政客——比如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的职业生涯也有贡献。他的结论是：这就是政治。 这样的政治显然让布朗和贺锦丽都受益匪浅。美国司法体制中检察官的权力十分大，可以决定刑事案件是否起诉。贺锦丽上任仅八个月，便撤销了针对布朗和其亲信贪腐的八项指控。 布朗的另一个金主拉米雷斯（Ricardo Ramirez）靠着和布朗的关系，垄断了旧金山三分之一的公共工程项目，但由于偷工减料，面临牢狱之灾。但在贺锦丽的操作下，最终仅仅罚款42.7万美元了事。 贺锦丽任内最著名的政治操作，可能就是摆平了加州教会性侵儿童的大丑闻，在愤怒的民意下，最终那些犯事的牧师安然脱身，财力雄厚的教会用金钱达成和解。从此教会成了贺锦丽政治献金的一大来源。她还在任内推动了臭名昭著的加州47号公投——这个法案盗窃和抢劫不超过950美元，都属于轻罪，可以不予检控。这条法案让很多小偷和抢劫犯有了轻易脱罪的标准，反而更加有恃无恐。这让很多以小本生意为主、本本分分过日子的华裔面对侵害更加有苦难言。 这个女人推动的争议极大的法案还有加州大麻合法化（已经实现），以及要求联邦政府拨款1000亿美元，帮助400多万黑人购房，以弥补历史上的种族歧视带来的伤害。其实加州从立州开始就是自由州，从来没有一天所谓的奴隶制。 很多人以为贺锦丽有个中文名，或者会偏向华裔。这是天大的误解。中文名除了帮助贺锦丽争取加州华裔的选票外，再无其他用处——比如加州号称“新排华法案”的“高技术移民公平法案”(Fairness for High-Skilled Immigrants Act)，贺锦丽是牵头人之一。简单来说，这个法案会取消绿卡的国籍配额限制，按照“先到先得”，由于积压的申请中，绝大多数申请人都是印度人，所以该法案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印度裔，而排在其后的华裔将是最大的受害者。 从政道路上的种种非议，在加州这个左派大本营中，不仅没有成为贺锦丽节节高升的拦路虎，反而为她赢得了更多左翼的基本盘。 2010年，贺锦丽更进一步，在布朗的支持下赢得加州总检察长选举。这个时候，尝到了权力滋味的贺锦丽已经完成了情妇到政客的蜕变——她想要的靠山已经不止于布朗这样的人。 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她2014年嫁给了埃姆霍夫（Douglas Emhoff），老公利用她当总检察长的优势，垄断了加州多家大公司的法律业务代理。他所在法律事务所早在2002年就进入中国市场，有不少客户是知名大企业，如腾讯、南航、东航、招商集团等。 早在2007年，贺锦丽就把寻找新靠山的目标定在了当时民主党明星参议员、后来成为总统的奥巴马。同样都是靠非裔报送名额入读名校，同样在政坛都打黑人裔的招牌，又有相似的家庭背景，让贺锦丽很快就引起了奥巴马的注意。2013年在为奥巴马站台的一次活动中，奥巴马赞美贺锦丽是“全美最漂亮的总检察长”。 从此，贺锦丽开始把雄心扩展到全美的政治舞台。2016年，适逢当了参议员24年的民主党人波克塞宣布退休，贺锦丽嗅到了进军国会的机会，在总统奥巴马的站台和背书下，贺锦丽意气风发的迈入华府，完成了神奇的蜕变。 为此，对贺锦丽知根知底的旧金山纪事报曾用“sleeping her way to the top”来形容贺锦丽。用中文翻译的话，大概就是“一路睡到顶”。 当然贺锦丽的野心绝不仅仅是在国会当个安静的参议员那么简单。别人称呼她为“女版奥巴马”——她也确实想仿效奥巴马。所以在自己的第一个国会任期内，立足未稳就公开宣布要参加2020年总统竞选。但在第一轮投票中就惨败，被迫退出。在和拜登的辩论中，贺锦丽抓住种族主义的把柄不放，惹得拜登极为不快。 拜登选择贺锦丽作为竞选搭档，并不是他真的不记仇或者欣赏贺锦丽。这里面除了奥巴马在幕后操作之外，更重要的，是“黑命贵”风潮之后贺锦丽可以作为民主党的一张种族牌。而且她虽然风头很劲，但事实上在党内根基还浅，对拜登这种在华盛顿混了47年的政坛老鸟来说，这种资历和能力都有限的新人来当自己的花瓶，再合适不过。 贺锦丽在11月7日以“当选副总统”的身份在特拉华州向全美发表讲话。她意气风发的说：“今晚正在看着这一刻的每一个小女孩都会看到，这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国家。“ 我想不是每一个小女孩都愿意或者能够了解政治勾兑的黑暗，也不是每一个少数族裔的女性都会选择这样的人生。这种经不起历史推敲和审视的”可能性“，恰恰是目前美国政治面临的某种危险。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被共产党怀疑是特务 我和曾德成在餐厅聊天之后，不多久，忘记了有多久，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有朋友来找我，问我发生了甚么事。 我回问发生了甚么事？他说有人来查我，怀疑我是特务（渗透入港共的反共特务）。 他是盘古杂志的朋友。盘古杂志是一本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杂志，办杂志的是一群知识人，主要人物，当时包括古兆申、冯可强，刘佩琼，这些人后来有些当上了人大政协，有一些去了大学当讲师。 这群朋友关心中国前途，从文化、艺术发展，到政治、时事。盘古杂志在保钓运动期间，曾经发表过一篇檄文，横扫香港一切牛鬼蛇神，力数当年香港所有论政的刊物。盘古杂志深受中共统战影响，在左右政治光谱中，盘古是最左的论政刊物，曾经有一段颇长的时期，我亦深受这本杂志的影响。 再说回头，我在保钓运动中可谓“百足咁多爪”，好活跃，参加不同团体举办的活动，但不是头面人物。我最拿手的是在抗议活动中写横额、造标语，派传单这些。 “百足咁多爪”，所以保钓运动退潮之后在香港发生的社会运动，我仍然积极参与，都不过是一些路人甲之类的角色而已。 保钓运动和运动退潮之后的这一段时期，香港出现过一些杂志，还有一些文社、团体、组织，时不时我都会去探班，志同道合嘛，也就是这个原因，我才会因缘际会到共产党报纸当记者。 我不是一个好醒目的人，我要到了好多年之后，才察觉到，我经常去的团体、文社之类，原来一早已经被共产党渗透，或者背后其实就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表面上没有颜色，揭开表层，是红色。 我知道我被怀疑是特务，没有惊慌，但我好愤怒，真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反应。这是对我极其严重的打击，我好像泄了气的气球，可以用沮丧来形容。 再没有人通知我参加那些甚么学习会之类。在这个时候，超无聊的学习会大概已经取消了，但是工作会应该还有嘛。 我亦觉得身边的同事好像躲避我，开始再没有下班之后一起去玩，再没有人跟我聊天。 一位父母是驻港中资高层的同事，用今日的用词，是个红二代，他甚至用很嚣张的态度来跟我说话，我在报馆从来不曾遇过。 在以前，还正常的时候，这位同事曾经带我去过一些一般人去不到的神秘地方，例如新华社的招待所，通行无阻。 我越来越觉得很没有意思，心情很坏，工作提不起劲，这种情况可能维持了一两年，或者两三年，上班？我不想上班，但无论如何我都要上班。 其实，回想当时我应该主动找上司问个究竟啰，为甚么要在外面查我，怀疑我是特务，但我当时真的完全没想到。 我越来越觉得不安，报馆好像不想我拿著记者的名片在外面活动，把我调去当翻译。 编辑部是由编、采、译三部份组成，职级高一些的是编辑，资深一些或年纪大了跑新闻跑不动的记者，通常会训练他们当编辑，因为编辑之后的是记者。 这是不成文的职级，翻译是比编辑和记者低级。我不介意，因为我已经盘算著何时离开，我要辞职。 我当记者的那几年，在那几年的采访活动中，好积极、好主动，我好深刻感受到香港社会的变化，各行各业都开始走向专业的时代。 我没有接受过新闻的专业训练，就算单凭我比人家更努力，都会事倍功半，我只不过是个好平庸的人而已。 加上家庭经济压力越来越沉重，又接触到不少人返大陆做生意做得不错，于是乎，我开始有转行做生意的念头。 再说曾德成，在这个时候他成为翻译组或者翻译科的主任，负责看外电负责选稿，换句话说，他是我的上司。 我曾经说过，我刚来这间共产党报纸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相当好，他穿上国货公司的蓝色工作服，亦可以显出一派不同凡响的气质。 其实罗老总亦如是，穿著蓝色工作服，但不会给人一种恶心的感觉。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变了另外的一个人，他平时已经说话不多，笑容不多，相当阴沉，此时觉得他沉默得有点阴森，像谁呢？就好像西片“齐瓦哥医生”里头主角的那位表哥。 这位表哥是共产党，奉命渗透沙俄军队，策动兵变。那场戏的那位表哥，曾德成就是那个模样。 刚才提起曾德成，又想谈罗孚，让我想起一件事，要叉开先谈这一件事。 那一年，经过六七暴动后严重受挫，报馆为求扩大影响力，以报庆为由，扩大庆祝，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设宴数十席于酒楼，广邀香港各个新闻媒体编辑部以及电子媒体同业参加，来宾尽是有头有脸。 是时我已被怀疑是特务，以致意志消沉，但作为编辑部一员，仍不至于被终极冷藏，我有份出席是晚盛会。 编辑部同事们都知我被指特务受查事，所以我只能形单影只，独坐办公室内一旁，打算够钟才前赴位于报馆不远处的酒楼。 罗孚仍如往常，他从来不曾闲著，此时还在埋首写稿或处理甚么的。他见我一个人呆呆的样子，放下笔走过来，跟我说，叫我等等他做完手上的事，和他一起出发。 通常大人物都是在盛会要正式开场时才现身，当晚一众要人进场，我陪伴在老总罗孚身旁。 罗孚让我陪伴一起出席报庆盛会，事后我曾联想到一事。邓小平三次被打倒，又得以复出。某年中共搞天安门庆祝五一烟花歌舞汇演活动，老毛让邓小平陪伴身旁一起现身，在天安门城楼观赏，此一举动被视为平反邓小平。 罗孚毕竟是中共党员，深受这种文化熏陶，当晚他是否效法老毛，给我平反？但罗孚不是老毛，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报馆还有党委啊。记忆所及，当晚应该就是我与罗孚老总的最后一次互动。 他自身难保，我被怀疑是特务，很可能是捕风捉影或其他人事原因，而罗孚被指特务事，就大条得多喇。 现在回到谈与曾德成一起工作时所见到的事。 共产党报刊内抓反共特务 当翻译的时候，是我和曾德成接触最多的时候，亦因此，我有一次目睹他骂人，冲撞一位年纪比他大好多的前辈。 这位前辈是影视娱乐界黎小田的母亲，她名叫杨莉君，我称呼她为杨大姐。 我曾经去过杨大姐的家，就在报馆的后面，地方不大，但好雅致，问题是烟灰缸里头好多烟蒂，她是个香港人所称的“烟铲”（沉迷吸烟）。 杨大姐给我的印象是忧郁，但为人很nice，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后辈很nice。 杨大姐跟我在工作上接触不多，但有时我会越界。她是娱乐版编辑，而我曾用我非娱乐记者的角度来采访一些娱乐界人物，歌星、明星之类。我找过罗文，走进过嘉禾片场访问许冠文，写专访，获得杨大姐的赞赏。 当日曾德成与杨大姐发生语言冲突，我不知道是甚么原因，只知道曾德成大声，杨大姐小声。 我在这间共产党报纸当记者的那几年，同事之间相处真的好融洽，我从来都不曾感觉到上司的存在，可以说，我一直属于没大没小的那类人，但我也从来没见过有人吵架。 我当时只是觉得，杨大姐比曾德成年纪大一截，可以当曾德成的母亲。 我当时正埋头工作，只听到他们在吵架，曾德成大声骂杨大姐，不大好嘛，无论如何都应该尊重一下杨大姐嘛。 在这段当翻译的期间，我觉得曾德成对我的眼神有点儿怪怪，有点诡异。 我不是说他针对我，事实上他一直都没有挑剔过我的工作。 事隔多年，回顾当年，好可能是报馆在外面查我，怀疑我是特务的这件事，对我是好大的打击，才导致我有这样不舒服的感觉，可能是我疑心生暗鬼啰。 总之，当时我每天上班，做自己应做的事、份内的事，只想著快一点做完工作，早一些下班，不想留在这个地方。 如果在外面能找到机会，第一时间，我马上辞职离开。 在我last day离职那天，做完了应该要做的工作，有一位姓李的编辑主任邀请我一起去饮杯茶，算是farewell。 在饮茶之时，除了一般的话别啊、鼓励啊，以后有甚么他可以帮忙的，他必定会帮忙，这些说话之外，最重要的是，他说他知道我在报馆受了好多委屈，希望我可以忘记过去著眼未来。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他知道我受了好多委屈。 再说这位编辑主任，他能够攀升成为主任，当然是党员，“有牌的话事，冇牌的做事”嘛，能上位能升职的，党员身份应该是必须条件，起码是其中一个必须条件。 这位唯一为我farewell的同事，在我被怀疑是特务之前或之后，我没大没小，曾经与他为一些具体工作的事而争执。 我是挑事情来做的，我认为做自己喜欢做的，才会做得开心，做得好，但他不是，他认为需要你做的，就应该做。 观点不同，当然我承认我的观点不是绝对正确啦。 但他真的能够做到他所说的，需要你做的就应该去做，所以在报馆没人愿意做的事情，沉闷得可以令人发疯的，例如马经狗经之类，都是他一肩扛起。 这些亦可以说是他的党性，因为他是党员嘛，但这位共产党员又同时有人性，芸芸同事中，就只有他一个替我farewell送行。 我曾经在之前提过欧洲共产主义，这些在文革期间被批判为背叛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communism with a human face。那么，这位替我farewell的，就是一位communist with a human face，拥有人性脸孔的共产党员，又或者是人性未泯的共产党员。 至于我一直好尊敬的老总罗孚，在我离职前一段颇长的日子，都没见过他。 离职之后，看新闻我才知道他出了事，在广州坐直通车返香港上车时被捕，罪名是美国特务。 说起来，我在这间共产党报纸没有跟任何人争吵过，同我farewell的那位，是唯一的那个。 他进来比我晚，其实好资深，因为他是从另一间左报调来的。 在farewell的时候，他还透露，他会被调去纽约，因为收购了纽约一份报纸。当然不是他收购，想都可以想到啦，是中共收购啦。 我移民之后，曾经找到他在纽约的联络电话号码，我好想找他聚旧。 好遗憾，他的家人告诉我，他已经不在人间。我真的好伤心。 他的服从性好强。这是他的党性，用今日习近平的说话，听党话、跟党走，只要服从，叫你做甚么你就做甚么，但他同时还是有人性。 作者穆真是前任港共报纸记者，现居加拿大。
2020年真是一个魔幻的年份，这一年里，先是新冠肺炎疫情来无影去无踪，把整个人类搞得五迷三道的；然后是美帝总统选举，就像一个旧社会懒女人的裹脚布那样，搞得又臭又长、没完没了的。 这不，前几天又传出来一个消息，可以说是让全国心脏不好的人都震惊了。 网页截图 根据《财经网》的消息：在第一批国家带量集中采购之后，用于心脏病人介入手术的心脏支架，居然从原来平均的1.3万元一个直接降价到了700元左右。文章还预计患者在明年1月就能用上这种便宜支架了。 我记得小沈阳有个小品里说过，他穿的那件衣服，原价2万，打完折后5百，没想到现实生活中居然也有这种事？这特么的哪里是降价，这简直就是挥泪、跳楼大甩卖啊！ 网页截图 港真，这时候我很担心之前花了1.3万、甚至更多的钱安装了心脏支架的那些朋友，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的心脏没事吧？因为这个消息确实是太刺激了，就算心脏好的人可能都有点受不了。 原来一个支架能换六瓶茅台，现在一瓶茅台居然能换六个支架了！茅台还是那个茅台，支架也还是那个支架。 网页截图 都说茅台酒是暴利，但和心脏支架相比，他们割起韭菜来下手还算轻的。 不过你要是认为这是最刺激的就错了，更刺激的还在后面呢 网页截图 根据《金融时报》的消息，虽然通过集中招标采购，高值耗材价格大大降低了，但以后这只会减少医疗机构支出的部分。 意思就是省下来的那一部分钱是给医疗机构，然后这部分钱可以用在医疗机构对心脏外科医生的绩效考核上。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XXX明确说了：“不下调支付总额，剩下的给医疗机构。现在把成本给你降下来了，空间全给你，医疗机构的话，通过合理考核，给咱们这些心脏科的大夫会划点绩效的这个鼓励。” 听明白没？心脏支架的采购价格虽然降下来了，但是患者的负担并没有减少，你们该掏1.3万还是掏1.3万，六瓶茅台的钱，一分也不能少。 整了半天，原来心脏病患者们算是白高兴了，感情这次招标并不是为了给患者降低负担，是为了给医生增加福利的，你说这个医保局到底是老百姓的医保局还是谁的医保局？ 这么看，不搞这个招标可能还好点，反正患者都以为支架本来就应该那么贵的，毕竟也是个高科技产品吗，但现在这么一搞，这些人知道了，这玩意实际上只值个700多快，但他们还是要花六瓶茅台的钱。 这特么的就算没病，都能给气出心脏病来。 我就想问问，医生还搞绩效考核，考核什么？盈利能力还是治病救人的能力？ 其实给医生提高待遇是应该的，毕竟医生也挺辛苦的，尤其是做心脏支架手术的医生，还要穿着沉重的防护服，承受着辐射的危险。 但提高医生的待遇不能只靠卖支架啊？否则这和以药养医还有啥区别呢？ 在2019年，全国总共做了150万例心脏支架手术，而且实际的需求量可能更大，因为有些人排不上队做手术，差价这部分钱有多少？以后怎么补贴给做手术的医生？又是谁来监管这个过程？ 现在这个差价给医生了，那之前卖得那么贵的支架，差价又去哪里了？都被医药代表赚走了，还是进了某些不可描述的人的兜里去了？ 医改喊了多年了，以药养医的现状好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网页截图 心脏支架降价的消息传来，医药股的股价集体下跌，我还是第一次觉得，有些股票价格的下跌居然会这么的让人开心。 不过，我倒觉得这些公司也不必太担心，你们可以请一个人来，只要他说两句，你们家的股票价格立马还能涨起来。 是谁这么牛B啊？ 那当然就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德高望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先生。他说过一句话：我只对医学有追求，从不谈钱多少。 就好像马云说过的那句：“我对钱没兴趣”。 在这几天公布的一个视频里，他开始推荐一种参X胶囊了，据说他吃了这个之后，心脏跳的不快也不慢，简直比安了支架还管用。 港真，钟南山老师的业务能力我是服气的，从当年的板蓝根冲剂，到现在的连花清瘟，贵州刺梨啥的，只有你没听说的，没有他不敢卖的。而且要是他一说啥好，那个单位股票的价格立马就上涨，简直是太厉害了。 最牛医药代表，真不是盖的。 多亏有了这么厉害的院士，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我们就没有卖不出的药，也没有卖不出的心脏支架。 我国医疗改革的关键在改变“以药养医”的现状，这样药物价格才能回归合理，医生也能真正靠本事致富，但这绝不是喊两句口号就能行的事，得有实际行动，咋行动呢？我看就应该从钟南山院士做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鱼吹牛皮）
2011年，《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三篇关于两院院士评选的评论。文章笔锋犀利，质问为何享誉海内外的屠呦呦、袁隆平、李爱珍、饶毅、施一公评不上院士： 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和施一公一起落选的饶毅愤然宣布，永不再参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饶毅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 任何学生物的都会知道原因。 记者们没学过生物，所以他们去问中科院，饶毅为啥没选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知道： 院士群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优秀的。 武汉大学副校长舒红兵，2011年以排名第一的成绩成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就在这一年，他的妻子，后来的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和几个朋友、同学在武汉开了一家公司。 那一年还有一部叫《传染病》的电影上映，电影里一个骗子在瘟疫大爆发的时候告诉群众，连翘可以治疗瘟疫，这个谎言让相关企业和投机商们赚得盆满钵满。 新冠疫情期间，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上海药物研究所熬了个大夜，研究出了“双黄连能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中国人对双黄连一点也不陌生，它的成分就是金银花、黄芩，还有： 连翘。 两大研究所的背书，让不明真相的群众有几天纷纷抢购双黄连。郑州甚至有个人因为排队买双黄连，还感染了新冠病毒。 也大约就是那几天，网友们在一封网传是饶毅亲笔信的带领下，开始八卦舒红兵和王延轶的感情史。 上个月，舒院士带领武大研究生进行了学术道德与规范宣誓：严谨治学，诚信科研。誓言声还在绕梁，就有人在美国Pubpeer网站爆料，说舒院士学术不端。 舒院士团队回应说少数笔误或图表展示有误，不影响实验结论。他还亲自给媒体发微信： 粗心之误。 一百年前美国总统柯立芝总结过人为什么会粗心，大概就是因为在吹捧谄媚里生活太久。 1 2011年，此前在一家小基金公司当基金经理助理的熊俊，刚满37岁。 熊俊是武汉人，在香港学了工商管理的他，有一个电工爸爸。可能只在义务教育阶段读过人教版生物书的父子俩，在2011年义无反顾地把钱砸向了一家叫众合医药的公司。 舒院士的妻子，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在这一年也开了家叫武汉华鑫康源的公司。股东里除了自己，还有美国的医学博士陈博，以及： 熊俊的妈妈。 缘，有时候就是这么妙不可言。 老乡、校友，就这样被对于生物医学的爱好和商业变现的理想聚集在一起。 没有任何医药背景的熊俊父子，开始用真金白银一步步买成为了众合医药的实际控制人。这家公司原来的实际控制人，又搞出了一家叫君实生物的公司。 他们身边开始聚集一大批美国回来的生物医药技术大牛。如陈博，就出任君实生物总经理。 大家聚在一起当时不是为了嗑瓜子打麻将。从公司后续发展来看，当时的他们，是奔着要搞出被誉为“抗癌神药”的单抗药去的。 医药界的朋友说，想要开发一款药，其实只需要走三步： 筹钱、研发、审批上市。 当然了，也是有捷径可走的。 2012年5月，众合医药与武汉华鑫康源签署了一份协议。双方约定，众合医药将以1300万元的价格，从武汉华鑫康源手里获取“人源化抗Blys抗体”的专利，并将按照35%的比例，将此后该专利的盈利向武汉华鑫康源分成。 这个“人源化抗Blys抗体”的主要研发者就是陈博，和刚当选院士没多久的舒红兵。 之后，君实生物登场了。 一个月内，陈博和熊俊父子就掌握了君实生物的控制权。君实唯一的目标，就是研发出能治疗黑色素瘤晚期的PD-1，研发人： 陈博。 被誉为“抗癌神药”的PD-1，能挽救黑色素瘤晚期病人，有效提高病人存活期。在当时，连世界制药巨头默沙东都还没能完成研发。 默沙东算什么。当年，只有7000万总资产，不到20个员工的众合医药，有6个项目在同步研发。 后来，众合医药和君实生物合并。尽管年年亏损，但从2013年到2018年年底，熊老板的公司在新三板和港股市场已经融资超过了： 50亿元。 虽然君实生物一直赚不到钱，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今年7月中旬登录科创板，市值一度超过1500亿。 2018年，君实的首款新药拓益临床试验已经接近尾声。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卷》调查的数据，开发一款抗癌新药，平均需要7.3年的时间和6.5亿美元的成本。 美国人太慢了。7年时间，君实全部产品的研发费用： 不超过12亿人民币。 他们甚至还有大量的闲置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钱有了，研发能力又这么强，只差药品上市审批这一步了。 2 2015年，君实的首款新药PD-1获得临床试验的审批。从申报到审批，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一点连君实的人自己惊呼： 快，太快了。 2016年，陈博和舒红兵研发的“人源化抗Blys抗体”获得了国家临床试验的审批。眼看最关键的临床试验即将来临，君实生物首席科学家的陈博却辞去了自己在公司的职务。 药品三部曲里的最后一步——上市审批，终于要到了。 2018年8月，君实生物宣布与上海海和制药达成合作。 上海海和制药本来是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旗下的一家国企。2016年，上海药物研究所上一任所长丁健担任副董事长的绿谷制药，把海和制药的股权从上海药物研究所手中买了回来，海和制药变成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2019年10月，上海海和所有的股东集体退出，一家叫做海和生物制药的香港企业，成为了唯一大股东，注册资本超过8亿。 香港公司注册处的资料显示： 丁健是海和生物唯一自然人董事。 有媒体计算过，中科院人均22万的年收入，就算丁所长高一些，不知道8亿的注册资本到底是认缴还是实缴？ 丁健院士，除了是上海药物研究所前所长外，作为我国研究抗肿瘤药物专家，还有一个职务： 药品评审委员。 我国的抗癌药物评审体系就是在丁健院士的领导下建立的。君实生物不但和丁健院士的公司有合作，还延揽了不少上海药物研究所的人在公司任职。 2018年底，君实生物的新药审批顺利通过。 在技术评审的文件中，君实既没有完成肝损害患者试验、也没有完成肾损害患者试验，其所有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97.7%。 有15.6%的患者因为不良反应而永久停药。 最后，专家们考虑到临床的需求，有条件的批准了拓益的上市。和上海药物研究所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绿谷制药，他们阿尔兹海默症神药GV-971拿的也是这种批文。 2016年陈博离开君实生物后，股票都是由妻子持有的。2018年底，在君实生物港股上市和PD-1获批上市后，陈博的妻子很快就套现离场。 2018年11月28日，王延轶当选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在此之前不久，她退出了武汉华鑫康源的管理层。 3 前段时间，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中科院下属的《Cell Research》上发表了一则简讯，这是去年底他实名举报上海药物研究所耿美玉博士学术造假后的第二次发难。 在这则简讯里，饶毅指出耿美玉2003年到2013年一共写了12篇和GV-971有关的论文，但在2019年10月引发极大争议的论文里，耿美玉一篇也没有引用过自己的研究成果。 饶毅在文章里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种药物有这么多的靶点可以治疗或缓解一种疾病。 饶教授没见过的事情还有很多，讲话不要那么绝对。 今年3月20日，君实宣布开始研发新冠病毒抗体药品，代号JS016。临床实验都没开始做，美国的礼来制药就来买走了中国区外的独家研发、生产、销售权。 这是一个奇怪的选择。礼来没有选择自己在国内关系亲密的老伙伴信达，而是选择了此前没有合作过的君实。 这款药的研发团队里，包括君实的老朋友，帮他们PD-1站过台的高福，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严景华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以及华山医院的张文宏团队，礼来报价1000万美元加上买入7500万美元君实港股股票。 双方还约定，如果效果好，美国人还将继续支付最高2.45亿美元。 放弃了老伙伴，花了老些钱，买来的技术礼来却一点也不重视。 礼来在美国开展了两批新冠抗体临床实验。一批是自家研发的555抗体单用，一批是555+JS016的联合用药。很显然，前者才是礼来看重的产品，而后一项组合甚至连用药紧急申请都还没有提交，礼来就宣布一项涉及“555”的实验停止了新冠抗体的临床研究。理由是独立安全委员会建议： 停止招募实验参与者。 JS016在美国上市之路已经大概率胎死腹中了。 但在国内，JS016早在6月7号就获批开展临床实验。从宣布开展合作研发到走向临床，只用了78天。 这种速度，饶教授肯定也没见过。 除了新冠抗体，君实还在研JS004，已经被FDA和国家药监局批准开展临床实验.这是一款被君实称为全球领先，世界独家的抗癌新药： 体现了公司卓越的创新药物研发能力。 君实的研发团队是一个大专生多过博士，一大半都是本科毕业的团队，而领导这支团队和这家公司的，是一对没有任何生物学科背景的父子： 老爹是个电工，儿子此前是证券基金经理。 但两人不仅能把一众科学家紧密的团结在周围，还能开全球先河，把默沙东、安进一众巨头甩在身后，研发能力确实强悍。 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君实的董事武海辞职了。君实堪堪突破两位数的博士又少了一个。 2011年，《人民日报》的质问三连里写过这么一句话： 一些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九年后，这句话现在看，仍不过时。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兽楼处）
11月11日凌晨3点，素有中国良心企业家之称的河北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被河北警方抓捕，同时被抓的还有集团高管三十多人。警方公布的抓捕理由是“寻衅滋事”和“破坏生产经营”。孙大午被抓事件从周四起刷屏互联网，并迅速引起法学界的关注，目前律师团队正在组建中。 有网友发帖说：“他本是亿万富翁，却过着苦行僧般生活，他本该以追逐利润为第一要务，却办免费农民技校、赔钱的中学，赔多少不在乎; 他深知商场官场潜规则，手中毫无政治资源可依仗，却不肯和光同尘，梗直倔强。” 另有网友发帖说：“像孙大午这样优秀的企业家，放在任何正常的国家，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们创造社会财富，帮助解决社会就业，他们本应该是一个正常社会里最受尊敬的人，而在粪坑国里，孙大午这样优秀的企业家却被抓了，悲哉中华！” 网友“默默”发帖说：“中国最传奇的企业家河北大午集团创始人今天被抓捕，他是唯一一个把公司按照民主分权制来做，而且把公司做大做强的人。” 网友“徐凤文”发帖说：“从禹作敏到孙大午，北方这几位农民改革家，鲜克有终。比起禹作敏的土围子，孙大午的三权分立解决了企业传承问题，但却在2020年倒在了寻衅滋事这个小流氓的罪名上。” 网友张以荣发帖说：“法治之痛，民营企业家之殇，以“打黑除恶”之名对民营企业家的财富进行收割，成了“打土豪，分田地”的2.0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你们负责创造财富，我赵老爷负责分配，如果有不听话的，就直接打入黑社会！……” 一篇题为《孙大午被抓引发媒体广泛关注，处理企业家“犯罪问题”是面镜子 》的网文这样写道： 为什么他被抓，全国企业界人士如此强烈关注？因为，孙大午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有点理想主义的企业家，各界评价都不错，民间口碑极好。 这已经不是孙第一次被捕。早在2003年下半年，一起非法集资案引起了金融界、学术界、企业界的高度关注：民营企业家孙大午为了筹措企业发展和兴办义务教育所需资金，在无法获得银行正常贷款的情况下，以高于银行利率、不收利息税等手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累计达1.8亿余元，被河北省徐水县公安局逮捕；同年11月，被地方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所以这一次，其实已经是孙大午的“二进宫”。这起非法集资案，不仅因为其典型性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而且暴露了我国金融业存在的诸多弊端，进一步说明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问题急待解决。 实际上，这是一个和政府关系“僵硬”的企业家。孙大午喜欢和学术界名流交往，而与政界人士交往冷淡。 他一直没有处理好“政商关系”，2003年以前，孙大午的大午集团屡屡“叫板”地方工商局、土地局、税务局……并和他们打了不下十场的官司。 孙大午这件事，在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当中，引发了很大的震动。 内忧外患，如果民营企业群体有骚动的话，对整体经济发展不利。这不是经济命题，也不是治安命题，而是政治命题。经济稳健发展，离不开政商的合作，离不开和谐的政商关系。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法治化程度。只有政府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才能普遍增进民众对政府与法律的尊重。 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确保政府依法行政，是建设信用政府的重要政治前提。法治政府，意味着政府必须是责任政府。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得到规制，政府与市场及诸种社会组织在法律上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唯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方能使企业对政府的信用有预期，合作有保障。企业家犯罪问题，很大程度上成为反映刑法参与国家治理是否理性、是否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一面镜子。企业家犯罪和治罪的背后，还涉及企业的发展和职工权益以及诸多关联方的利益。背后所涉及的负面扩散效应十分巨大，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安定的现实掣肘因素。 大午集团现在有大午温泉度假酒店、大午系列学校、大午医院、大午养殖基地等几十家企业。周围十里八乡的农民就业和生计，都依靠着大午集团。孙大午可以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异类，身有亿万家产，但却清苦过活，没有别墅，没有专车，住集体宿舍。在大午集团，职工和村民每月只用1元，便可享受合作医疗。有人直言不讳地发出悲悯直言：孙大午的悲剧，触及所有民营企业家的痛处。 面对民营企业家自身的“原罪”，也许永远都要夹着尾巴做人， 必要时“主动将企业捐献给国家”，自己悄然离场。 那么这位有思想的企业家到底思考过什么呢？孙大午在2018年中外管理首届长青峰会上的讲演中曾这样说到： “今年4月份我们去英国，我发现英国天气非常潮湿和阴冷，始终见不到太阳，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不适合人类居住，基本上60岁以上的人容易得关节炎，中青年容易得忧郁症。可是为什么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在历史上全世界的人会心向往之、趋之若鹜？因为它的制度好！英国的制度演变让人非常感叹，我觉得管理企业的心态和管理国家的心态几乎没什么区别。英国的制度发展，最早在《大宪章》实施之前也是“家天下”，类似于我们的个体户企业，不需要什么宪政，就是口含天宪，言出法随。但“家天下”肯定创立不了日不落帝国。英国之所以发展成日不落帝国，是因为它的君主立宪制度非常奇特。 英国的首相只能管英国那一块地方，管不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加拿大、澳大利亚总理与英国首相是平等的，他们对应的是英国女王。但女王不管具体事情，她是名义上的元首。所以，他们内部从来不打仗，这很厉害，如果内部不打仗，高层没有这种内耗，这个联邦就会一直向外发展。所以在历史上，英联邦的面积曾经达到了110倍于英国本土的程度，太阳照到的地方总有英国的国土。 相比于家天下的“统、治一体”，君主立宪讲究的是统而不治。 传承无非是家业传承、企业传承，还有把企业变成事业的传承这三种。而最后那种才是最难的。 难在你传不下去你的能力，就算儿女是好孩子，但好孩子能当企业家吗？回到英国君主立宪的思路上来，大午集团的私企立宪制度，就是私有、公治、共享。私有就是产权明晰。大午集团产权属于我和我的家族，我们享有的是收益权、监督权。企业没有搞股份制，家族也没有股份制，而是整体传承，避免了企业因股份制分裂的可能。 执行收益和监督的权利在监事会。在私有的基础上，实现公治，也就是对家族来说“统而不治”，所有权和决策权分离，让有能力的人通过民主选举来管理企业。在大午集团，工龄1年以上的干部员工就有被选举权，工龄10年以上的有选举权。 我们现在是25家公司，民主选举以后，谁当选谁就是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都得你负，因为产供销、人财物，归法人治理！在其位，谋其政，有其权！这是套减是非、增效益的制度。大午集团1984年创建，自实施私企立宪制度后，每年增长20%以上。我们没有贷款，没有负债，效益相当之好。 再说共享。共享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基本上大午集团基层干部的工资是工人工资的两倍，中层干部原则上不超过工人工资的5倍，高层不超过10倍。利润多了的钱我们不给企业，也不给个人，而归这个企业班子的团队建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员工会有钱去英国，为什么可以欧洲游两个星期，因为企业有“小金库”。在别人企业里小金库要查的，而我们的小金库是公开的，这个奖励大家都知道，不是领导恩赐的。 这样的制度下，集团25个公司的积极性会有序调动起来，并形成一个合力，包括退休待遇和免费医疗。当我把企业社会化这个事情参透之后，这种巨大的财富就留在了企业里。所以我们的企业才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好。 企业只有升华为社会企业，才是不死的企业。当把这个道理悟出来的时候，你这个企业就不可能存在死路。社会为什么会成为不死的企业？人要吃饭，上学，看病，这些最基础的需求就是社会。 企业的生生死死很正常，但是集团变成社会了，它能不存在吗？我们的目标是建造大午城，而不是发展一个企业，建好大午城不要说现在集团有20几家公司，50家公司又算什么呢？企业是为社会服务的。” （全文转自法广，原文标题：良心企业家被抓引发广泛关注）
今年美国总统选举简直比电视剧还要精彩。先是特朗普团队说自己已经赢了，紧跟着拜登翻盘，昨天又爆出某选区6000张投给特朗普的选票错投给拜登。今天早上，拜登终于拿下超过270张选票，赢得选举。 美国大选得票情况（11月8日早10点） 可是，貌似特朗普并不承认自己失败。他发推特指责选举公正性，并宣布自己赢得了选举。推特官方在特朗普的发言下标注：本条关于选举欺诈的声明是有争议的。 特朗普的推特 更有趣的是：有网友对一些选取的投票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拜登的选票数量居然不符合本福特定律。难道选举真的存在欺诈吗？本福特定律到底是什么？ 拜登得票曲线（蓝色）偏离本福特定律 去年11.11之前，我做了一期节目，教大家如何用本福特定律分析数据是否造假，当时的标的是天猫销售额2684亿。今天我们不妨借着美国大选的热点，再来带着大家复习一下本福特定律。视频请见天猫“双11”2684亿销售额造假了吗？ 1、首位为1的概率有多大？ 我们每天都会面对成千上万的数据，其中有些数据是非人为规定、杂乱无章的。例如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口数量、GDP、国土面积，一张报纸上的经济数据，彩票在各个城市的销售额……等等。 如果我问：这些数字首位是1（比如1.25亿，16，1356万这样的数字）的概率有多大?你会如何回答呢？ 也许许多人会回答：1/9。因为首位可以是1、2、3、4、5、6、7、8、9，这些数字毫无规律，自然产生，所以首位是1的可能占1/9。或者你还会用一个表格印证自己的想法：在一位数、两位数、三位数…中，首位是1的数字都只有1/9。 微博图片 不过，如果你真的拿出一张报纸进行统计，你会发现自己错了，除掉电话号码、邮政编码、日期等特定规律的数字以外，首位是1的数字大约占到30%。 2、本福特定律 十九世纪，在还没有计算机的时代，科学家们经常要查找对数表进行计算。1881年，天文学家纽康在查找对数表时发现：对数表的前几页总是被人翻的比较烂，而后面的页码几乎是全新的。他隐约的感觉到：自然界中的数字好像不是均匀分布的，许多数字都以1开头，所以对数表的前几页才经常被人查阅到。 1938年，物理学家本福特也发现了这个规律，现在被我们称为本福特定律： 从自然、生活中产生的数据，在十进制中以数字n开头的概率为： 公式 按照这个公式，不同的首位数概率如下： 本福特定律预测的首位数概率分布 首位是1的数据居然比首位是9的数据多出六倍？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3、数据检验 我们需要使用一些数据来验证本福特定律，这些数据必须具有一些特点： 第一：数据产生于生活或者自然中的，而不能是人为规定的，例如新生儿数量、死亡人数就满足这个条件，而电话号码、邮政编码、彩票开奖号码，都不满足这个规律。 第二：数据量要足够大，并且跨越几个量级。例如不同国家国家的人口从几百到几十亿，跨越了7个量级，就符合条件。而成人的身高基本都在1米到2米之间，跨度太小，就不满足这个条件。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进行验证了。首先，我选择我的视频播放量数据来验证本福特定律。我在某个平台上上传了266个科普视频，有些视频比较受欢迎，播放量比较大，比如视频《芯片是怎么回事》有两百多万次播放。也有一些播放情况不太好，只有一两万次播放。我把所有视频的播放次数统计了出来，统计出播放次数首数字为1的（无论是播放量1万多、十几万或者一百多万）、是2、是3…的视频个数，并且计算了它们各自所占的比例，如下所示： 某平台视频播放量首位数比例 如果我们把视频播放量的首位数比例和本福特定律预言的比例放在一起，就会发现：视频播放量基本符合本福特定律。 视频播放量首位数比例与本福特定律对比 我们再来用国家人口验证一下。 我查找了2000年世界上235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情况，人口首位数是1的国家有67个，占比28.5%。具体的首位数比例如下： 世界各国人口首位数比例 把实际的频率和本福特定律的预测放在一起，就得到了下图，是不是也非常接近？ 各国人口首位数比例与本福特定律对比 我们还可以用类似的方法统计世界上所有国家的GDP数据、领土面积等等，也会获得类似的结果。 各国GDP（美元计）首位数比例 各国领土面积（平方公里计）首位数比例 如果我们认为：无论是视频播放量还是国家人口、领土面积、GDP等，都或多或少是因为人的因素造成的，我们是否能找到与人无关的数据呢？我们再举一例：斐波那契数列。 斐波那契数列的图形化表示 斐波那契数列也叫做兔子数列，前两个数字都是1，后面每个数字都等于前两个数字之和，于是这个数列就是 1、1、2、3、5、8、13、21、34、55、89… 我统计了前154个斐波那契数，它的大小已经从1增长到1031，其中首位数是1的数字有45个，占比29.2%。其余首位数的比例如下： 斐波那契数列首位数比例 是不是非常神奇？除了斐波那契数列，许多物理、化学常数（例如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也符合本福特定律的预言。 4用本福特定律发现假账 如果我们掌握了本福特定律，就可以利用这个定律发现财务数据造假，因为造假者人为篡改了数据，就会与本福特定律产生偏差。这里最典型的例子是安然公司。 2001年，美国最大的能源交易商、年收入破千亿美元的安然公司宣布破产，同时传出公司财务造假的传闻。于是，有人用本福特定律对安然公司公布的财务报表进行了检验。下图中左侧是所有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与本福特定律的符合情况——简直可以用“精准”二字形容；而右图是安然公司在2000-2001年的财务数据与本福特定律的偏离情况，我们会发现数字1、8、9频率相比本福特定律明显偏大，而数字2、3、4、5、7又明显偏小。这说明：安然公司的确有造假嫌疑。 全体上市公司和安然公司财务数据与本福特定律对比 最终，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美国司法部认定安然公司财务造假，安然公司CEO杰弗里·斯基林被判刑24年并罚款4500万美元；财务欺诈策划者费斯托被判6年徒刑并罚款2380万美元。有89年历史并且位列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安达信因帮助安然公司造假，被判处妨碍司法公正罪后宣告破产，从此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变成“四大”。 现在，本福特定律已经成为会计师们判断销售数据、财务报表等数据是否造假的依据之一，甚至还有人使用本福特定律来检验选举中是否存在舞弊现象。例如：本次美国大选中，有网友指出：拜登在包括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和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的曲线均不满足“本福特定律”，而与此同时，特朗普在多个地区的曲线却又正好满足或基本满足该定律。 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得票曲线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得票曲线 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得票曲线 这是否意味着拜登存在选举舞弊？本着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我对此不便于评论（评论也没啥用），让子弹飞一会儿，继续看戏。 5如何证明本福特定律？ 那么，自然界中为什么会有这条神奇的定律呢？我们如何才能证明它？ 因为本福特定律并非是严格定律，只在特定条件下成立，所以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证明。或许，我们应该说，我们可以研究：究竟什么样的数据更加符合本福特定律。 在生活中，有许多数据满足这样的特点：单位时间内的增长量正比于存量。 比如，我有100元，存到银行里，年利息3%，明年就会变成103元。如果我有100万，存到银行里，明年就会变成103万，这就是典型的增量正比于存量的情况。再比如，在相似的经济环境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比较固定的，所以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每年新增的人口也会越多，这也符合增量正比于存量。 视频播放量又如何呢？许多视频网站都采用数据流推送的方式，一个视频有越多的人观看、点赞、评论、转发，系统就会把这个视频推送给更多的人，于是新增的观看次数也会越多。 视频推荐量和视频播放量 如果用数学语言来描述，增量ΔN与存量N和时间Δt之间满足下面的关系： 公式 这表示：在单位时间内，增量与存量之比是一个常数。如果在最初数据为N0，经过时间t，数据量就会变为 公式 这是一个指数型函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会指数长大。而且，指数型函数有一个特点：数据从N1增长到N2的时间与两个数据的比有关： 公式 比如数据从1增长到10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与从10增长到100、从100增长到1000所花费的时间都是相同的。 指数增长函数的特点 如果数据满足这个增长率，那么就有很大可能满足本福特定律。比如，假设数据是2位数，从10增长到20的过程首位数都是1，这段增长所需要花的时间为： 公式 同样，数据从20增长到30的阶段首位数是2，时间为： 公式 …… 按照这个规律，数据在首位数是n的情况下增长时间为： 公式 在两位数的情况下，数据从10增长到100，首位数就会遍历1、2、3、4、5、6、7、8、9，所需要花费的总时间也可以计算，为： 公式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增长数据保持两位数的时间，还知道在增长过程中，不同首位数的时间。我们会发现，从首位为1增长为首位为2时间最长，因此在进行统计时，这种数据出现的概率最大；而首位数为9的增长时间最短，这种数据出现的概率就小的多。 我们用首位数为n的增长时间占总增长时间的比例代表了首位数为n的概率，于是就会得到公式： 公式 这就是本福特定律。 两位数是这样，三位数、四位数、五位数也同样如此。每一个数据首位数的概率情况如此，那么当大量数据堆积到一起，首位数的频率情况满足本福特定律，就不足为奇了。 有关本福特定律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中，前几年我有一个学生叫做李聪乔，他现在在北大物理系读书。前几个月，他与老师马伯强、同学丛明舒合写了一篇论文《从拉普拉斯变换看首位数定理》，这篇论文对数据进行拉普拉斯变换，通过变换后的数据特点讨论哪些数据更满足本福特定律，有兴趣的小伙伴不妨下载来看看哦。 扫描二维码获得论文 （作者为北京大学物理与经济双学士，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中学物理教师/物理竞赛教练。从教十年，培养清华北大学生200余人，国际奥赛、亚洲奥赛、国家奥赛金牌十余名，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李永乐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