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管外交事務最高官員王毅去慕尼黑參加國際安全會議應是有備而來，之前他去了法國、義大利等國，一路強調中歐合作，相對低調。法意等國也希望中國能夠利用與俄羅斯特殊關係推動止戰，歐美輿論紛紛透出信息，美中或許能在慕尼黑找到化解「氣球爭端」的機會。然而，王毅到了慕尼黑國際會議現場後驟然變調。 王毅周六在慕尼黑的發言讓西方輿論「吃驚」，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與阿拉斯加美中會談的王毅外長的表現如出一轍。先來看看一些國際媒體報道王毅講話的標題，法新社：『中國猛烈抨擊華盛頓 “歇斯底里 “和 “保護主義』，路透社：『中國抨擊美國「歇斯底里」』。王毅是中國最高外交官，把一個國際矚目的外交場合當作戰場，動用激烈的情緒化語言，讓一些觀察人士感嘆，此前西方輿論還在大談慕尼黑可能是中美化解氣球爭端的機會，沒想到，王毅顯現的卻是他做外交部長時人們記憶猶新的戰狼姿態。 王毅的語言頗具戰狼特色：他首先質問美國：「天空飛著那麼多國家的氣球，你們難道要把每一個都打下來嗎？」美國竟然派出戰鬥機，動用導彈擊落氣球，「這種行為令人匪夷所思，幾乎是歇斯底里的，荒唐的，是百分之百的濫用武力」。 天空飛著那麼多氣球，這是王毅的假設，為什麼單打中國的氣球？這是讓中方動怒的原因。王毅質問得振振有詞，他重複了中國外交部的說法，這是一顆收集氣象資料的民用氣球，但是美國認定這是一顆間諜氣球，這顆氣球因為不可抗力偏離了軌道，誤入美國，但是美國不相信這顆先進入美國，後進入加拿大，再度進入美國，而且在美國敏感區域上空盤旋數日的氣球誤入了美國。況且，中國的氣球進入美國領空後，中方也未對美方早點打招呼。 美方使用何種方式處理這顆被視為中國的「高空偵查氣球」比較合適？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在一個中美關係正常的年代裡，或許有另外的考量，但是，北京應該看到，一個來自對美國充滿敵意的人民中國的帶著能源裝置的巨大氣球赤裸裸「飄臨」美國領空，引發美國議員憤怒的程度，讓美國民眾首次真切地感受到中國威脅就在眼前的程度，豈非王毅的怒火可以抵銷？ 氣球事件發生在一個非常蹊蹺的時間。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中美關係敗壞數年之久後按照拜習峰會的安排正要準備動身前往北京，這是自上屆國務卿蓬佩奧六年前訪華後第一位美國國務卿訪華。在中國一方，面對國內外困境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似乎也有意緩解中美關係，然而發生了「失控」的氣球事件，一些分析認為習近平應該事先不知情，如果這樣，中方似乎應該主動向美方道歉？畢竟這件事的後果相當嚴重，布林肯取消了訪華，中美關係雪上加霜。 美方也有意化解爭端，拜登日前表示，他打算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討論氣球事件，為無人航空器建立國際規範。拜登同時也表達得很明確，他不會就美國擊落氣球向中方道歉。顯然，美方認為這是正當防衛。根據多家美國媒體援引白宮內部消息，氣球事件發生以來，美中私底下一直在磋商，尋找淡化事件的機會，因此，慕尼黑國際安全會議，可能為同時出席會議的中美外交領袖提供了一個化解爭端的窗口。 王毅一席激烈的語言似乎把一切機會一風吹了？其實，從拜登表態希望與習近平直接討論後中方倒打一耙式的反應或許看出王毅突然激烈的緣由。1月1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針對拜登的提議反駁稱：「美方沒有什麼資格討論什麼建立全球共同規範」。這句激烈的近乎於謾罵的語言讓人想起楊潔篪王毅2021年在阿拉斯加指責美國沒有資格從實力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的場景。阿拉斯加美中會談，本是美國總統拜登 試圖緩解對華關係的極其重要的會議，中國兩位高級外交官的戰狼表現把鍋砸了。因為美方在簡短地開場白中批評了中國人權，楊潔篪把住話筒不放指責「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中國人不吃這一套」，這種有點幼稚的賭氣的卻具有嚴重挑釁性的話語，讓中美關係一路下坡。 氣球事件是中美關係很壞的一個標誌，但氣球事件也可能是一個轉機。王毅領導的中國外交系統難道寧肯讓中美關係壞上加壞？權且把王毅周六的發言視作是對美方施展的「下馬威」？當晚，他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舉行了會談。根據美國國務院聲明，布林肯告訴王毅，氣球侵入美國領空”這種情況決不能再發生!”「美國不會容忍任何侵犯我們主權的行為。」
美國擊落中國的「高空偵察氣球」後，中方最具象徵性的一個對抗姿態似乎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隆重接待伊朗總統萊西，並欣然表示他將前往伊朗回訪。伊朗可謂美國的主要敵人之一，氣球事件會發展到什麼地步？ 不過，各方信息顯示，美方並沒有放棄與中方化解氣球爭端的努力。美國總統拜登周四對美國民眾發表談話說，他考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直接討論中國氣球侵入美國領空一事。華盛頓認為這顆曾盤桓美國敏感地區上空的氣球是一顆間諜氣球，拜登總統下令予以擊毀。隨後，美國空軍擊毀了另外三個類似氣球的飛行物，但物主至今不詳。 拜登在白宮說，美國「不尋求新冷戰」，他說他希望與習近平討論實質問題，但是他「不會就擊毀侵入美國領空的中國氣球道歉」。拜登沒有說明什麼時間與習近平談話，但他補充說，美中之間有關氣球事件的交流一直在進行。 華爾街日報也報道說，最近幾天，美國和中國一直在討論安排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中國外事辦主任王毅在慕尼黑會面事宜。王毅和布林肯都將在這座城市出席2月17日至19日召開的慕尼黑國際安全會議。該報引述知情人士說，會面可能會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間隙舉行，不過一切尚未最後決定，也可能出現變數。 法新社報道說，拜登有關氣球事件的講話發生在美國議員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有關信息、美國議員對中國侵入美國領空感到憤怒、眾多的美國民眾也對中國氣球公然侵入美國領空非常驚愕的時候。拜登周四講話堅定地表示，「如果一個對美國構成威脅的飛行物再次飛越美國上空，我照樣會下令擊毀」。 不過，拜登同時承認，另外三個被擊毀的飛行體目前階段不能證明與中國的間諜計劃是否有關，也不能證明是否是來自他國的偵察工具。拜登表示，他要求行政部門對所有以往飛越美國領空的飛行物進行清點，他指出，美國已與美國的友邦就中國的間諜計划進行了討論。 針對美國與中國外交官員近來圍繞氣球事件所進行的交流，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周三在華盛頓表示，美國將盡其所能，「確保我們兩國之間的競爭和潛在的衝突不會真正演變為衝突，確保兩國關係受到保護。」 在中國一方，中國為什麼在習近平試圖與美國和緩關係的時期派遣高空偵察氣球進入美國領空至今令人費解，法國軍事學院戰略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沙竑（Paul Charon）對本台表示，習近平對這件事事前知情的可能性很小。他還懷疑中方蓄意挑釁的假設，「儘管中國軍事理論確實研究過這樣的可能性，也就是利用氣球去探測對手的防衛系統，或者試探對手的反應。這是因為使用這種高空氣球遠比使用衛星或飛機更便宜。從這個角度說，但我看不出來中國人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這樣做，所以我不太認同這種假設。」 一些分析也認為，氣球事件發生的時間也讓北京方面尷尬，華爾街日報報道說，中國一直在重新評估其外交政策 ，以重置其與美國的關係，並修復其在新冠疫情的處理以及在安全、工業和領土利益方面的激進做法給中國的聲譽造成的傷害。 氣球事件發生的時候，正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準備啟程前往北京訪問的時候，原本預計他將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會晤，這本來是五年多來第一位美國國務卿首次前往北京，但是，氣球事件發生後，布林肯取消了行程，但他不排除擇日前往北京，而北京在第一時間似乎仍期待中美外交會晤能夠實現，但隨後中方的口氣變得越來越強硬。 王毅剛剛結束對法國的訪問，據指出，他在慕尼黑出席會議期間還將與烏克蘭外長庫爾巴會談。
自從突然解封，染疫人數暴增，死亡人數暴增後，清零政策的主導者，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對相關話題相對比較低調。不過，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打破了沉寂。有分析指，習近平不甘心讓自己親自指揮的清零政策不明不白被拋棄了，他需要給自己一個正面的說法。 2月16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專門「聽取近期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情況彙報」，從官媒通稿看，這次會議除了避免提及「清零」，幾乎把清零期間描述清零政策如何之好的語言全用上了。顯得是要為被民間聞之色變的清零政策「平反」，甚至做出「輝煌」的總結。 會議稱，三年多來，習核心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效保護了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不過常委會的重點卻在於強調突然廢除清零政策以來的成就，會議稱去年11月以來，「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決定性勝利，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人口大國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蹟」。而且，「群眾是認可的，成效是巨大的。」 學者傅志彬推文分析，「這種王婆賣瓜式的說法顯示習近平知道自己的爛尾式抗疫被詬病，感覺到威信被動搖……」 因此需要開會自誇。習近平實施兩年多之久的「清零政策」被公認為是全球最嚴酷的、也是最不人道的防疫措施，造成巨大人道災難和經濟衰退，其實最後並未起到阻止新冠病毒擴散的效果，反而在11月26日在全國幾十座城市爆發了反對清零政策的「白紙運動」。再也不能忍受被封鎖的青年男女破天荒地喊出「共產黨下台! 習近平下台!」的口號。 有觀察人士認為，白紙抗議這一讓世界震驚的示威行動，宣告了官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套說辭的破產，當局不惜花費天文數字的資源、以專政的手段去封鎖城鎮，控制人民的自由，與習近平為了保證自己在去年10月底二十大上順利地實現繼續掌權有關。從上海等大城市街頭民眾喊出的口號看，顯然，他們對當局的做法並不像常委會所言：「群眾是認可的。」 白紙抗議、加之經濟嚴重惡化，讓習近平無法按照自己的時間表，在一個適當的時間「體面地」宣布「清零取得了偉大勝利」，而是被迫放棄清零，毫無準備毫無步驟地全面解封，成為香港大學流行病學家高本恩(Ben Cowling)所說的：「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首次面臨大規模感染潮之際沒有採取任何延緩措施的國家」。 世衛組織指出，其實，清零政策終結前幾周，中國的疫情已失控，染疫人數在暴增。當局的倉促解封不過加速了這一爆炸性局面，一時醫院人滿為患，火葬場不堪重負，一批頂尖學者和知名人士染疫死亡透露出死人多到難以想像的信息。不少人在社交網路批評：「清零」三年，只為了清零而清零，沒有為自己的百姓準備好必要的醫療設施，當局終於羞羞答答開始公布死亡人數，截至2月9日，官方公開的數據是83150人死於新冠。 社交網路的眾多信息顯示，許多中國人並不相信這一數字，他們從自身的生活經驗，他們的目擊，他們的奔走相告中，得知死於新冠的人數遠遠不止這些。紐約時報2月16日的相關報道，引述四家互不關聯的獨立機構的研究，評估出從12月7日當局放棄清零以來的兩個月，中國死於新冠的人數在100萬至150萬之間。 一個等於總結「抗疫取得偉大勝利」，尤其為兩個月來，也就是解封以來取得的「偉大成就」總結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無視兩個月疫情爆炸突然死於新冠病毒的無數「人民」，還在宣稱「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自然引發許多批評。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發推評論說，在發生了史上空前的疫情海嘯，全國的火葬場都排大隊日夜加班之後，中共當局居然還好意思說，在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下，中國的「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決定性勝利，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人口大國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蹟。」 一位網友驚嘆：「奇蹟啊奇蹟，還有這樣的奇蹟!」
喧鬧多年的習近平第三任連任問題塵埃落定百日有餘，中國社會遠遠沒有風平浪靜，一些突如其來的事件恐怕連「登峰造極」的習近平本人也猝不及防。三年來最遭民間痛恨，造成巨大人道災難，死亡人數至今也是謎的清零政策就連當局也不願再提及。「兩會」在望，難道又是一場新的輪迴？國內問題重重，國際波詭雲譎，開啟長期執政的習近平有何錦囊妙計？又處在一個歷史關頭的中國將走向何處？中國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崛起？我們邀請法國塞爾奇-巴黎大學教授張倫為我們解讀。 二十大，清零與政策調整 問：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二十大開啟第三任，如今已過百日，對他這三四個月的表現，大體上是一個什麼感覺？有觀察家覺得他有意「低調」？ 張倫：聖誕前日本一家媒體邀請我做了一次對中國2023年走勢的預判，我的基本看法是：在第三任連任後，鑒於三年抗疫給社會帶來的緊張和憤怒，包括經濟下滑以及國際的壓力，習在 2023年會做調整，對外進行戰略性收縮，改善一下對其不利的做法，對內可能放鬆一些對社會，經濟的管控，減緩一下壓力。現在大致看到了一些類似苗頭，但從根本上說，我並不認為習會輕易改變他的路線。 問：二十大上，習近平破除黨規連任，民間形容登基，隨之發生了一些難以想像的事件，比如白紙運動，習被迫提前放棄清零政策等等。習在元旦賀辭也說「大家都不容易」，「這麼大的國，有點不同意見，也是正常的」。似在影射前述事件，儘管許多抗議者至今仍被囚禁；對美政策，似乎也有意放低了姿態？ 張倫：我一直覺得，理解習近平並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他的諸多的問題，從他的理念，思維方式，局限，應付政治的一些手段，都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毛的孩子」，毛的教育在他身上影響很重。當他面對壓力、求生存、保權的時候，他也會學毛做出調整。白紙運動爆發是一種社會憤怒的表現，除了清零政策造成的對人的權利侵害，其實還有一些很深層的社會問題，以及經濟上的壓力，而疫情本身事實上在取消清零之前也已經爆升，開始封不住了；國際上俄羅斯侵烏，西方民主陣營重整，協調行動，世界範圍內對威權體制展開大的反擊，這些都給習近平造成很大壓力。所以他會在內外政策上調整。這種調整是被迫的，出於保權的目的。 問：的確，他在元月初召開的中紀委會上又在重申從嚴治黨，提出「大黨獨有的問題」，重申刀刃內向，刮骨療毒，重典治亂，顯得殺氣騰騰，這似乎是習近平更真實的一面？ 張倫：是這樣的。他要保紅色江山，維持一黨專政的絕對地位，以新的形式，比如借用現代的技術信息手段，向毛的那個時代回歸，不僅要強化共產黨的統治，還要重建黨國體制對社會的控制，甚至侵入到個體生活加以控制，這些他大概是不會變的。但要做到這些，除了上述提及的他會根據形勢不時做實用主義的調整外，也會不斷強化對統治機器尤其是黨的控制，所謂軟硬兩手政策。如最近我們聽到他的一些新提法，說他一貫支持民營企業家等，完全是與前一段將民企搞得雞飛狗跳政策相反，外交上也在調整。在他這些都是不矛盾的，服從同一個保權目的。因為現在經濟問題很大，社會，黨內有不滿的聲音，一方面要恫嚇，一方面要適當放軟身段。 畸形改革與「大反動」 問：您跟我談過，您對習近賓士下的黨國政治的一個基本判斷就是大反動，您為什麼要用「大反動」去概括？ 張倫：習已執政兩屆十年了，我們如果用什麼來概括習近平這十年的話，我覺得「大反動」這三個字可能比較好地概括他執政十年的整體的政策取向。這個詞大概2014年左右就開始在我腦中浮現，已很久了，前幾年我曾出過一本文集『失去方向的中國』，收集了那些年對中國一些事件的分析評論。「失去方向」是對整個中國的狀態的概括，從精英到大眾都開始給人呈現出某種失去方向的感覺，但這種狀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習近平要扭轉中國的演變方向，向改革前毛的政策回歸的「大反動「必然帶來的結果。 問：習為什麼要大反動？這個大反動是怎麼產生的？ 張倫：說習搞大反動，是因為它跟中國幾十年的改革開放的主流方向是相反的。文革後啟動的改革的基本指向還是朝著自由化方向的，至少在某些方面這自由化改革一方面是權力主導者允許, 鼓勵的結果，另一方面不是官方的主觀預設，而是中國民眾不斷以各種方式爭取，抗爭所造成的。受到黨國極權體制壓迫的中國人走出毛時代，渴望自由和民主，改變貧困，整個社會開始反彈復甦。上與下，社會和國家，權力精英與知識分子和民眾在渴望改變中國當時的現狀，獲取更多的自由上暫時取得了共識。一些改革派，知識分子等希望這是一個更完整的改革，不僅是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還有政治的面向；但中共中的一些人並不希望有這樣一個整體改革，他們希望這是一個威權性的鳥籠式的服務於中共統治集團利益，受中共完全控制的改革，從這個角度看，鄧小平與所謂保守派的陳雲有異曲同工之處，雖然鄧的想法可能更複雜一些，這個鳥籠在陳雲那裡除黨的領導外是計劃經濟，在鄧小平那裡是政治威權，是四項基本原則。全面改革與局部改革兩種對中國改革的設想後來在八九時產生了衝撞，中共內部政經兩方面反對全面改革的路線合流，對黨內外主張全面改革的力量進行清算，這場衝撞對中共震動極大，加之蘇東陣營崩塌，中共知道如果不給社會更大的自由空間，自己也難以生存，所以有了鄧小平的九二南巡，陳雲式的政治加經濟鳥籠瓦解，官方全部歸結到鄧的政治鳥籠路線上來。但可以說，即使發生了六四鎮壓，社會大體上的演變方向還沒有全變，但是因政治踏步不前，經濟獲得新的空間，兩者失衡，協調性全面改革不再，改革進一步畸形化了，經濟雖得到發展。「半拉子改革」模式開始形成。 問：您的意思是，雖然中共發動了六四鎮壓，但最後在自身求生存的壓力下，改革的方向還是沒有完全改變？只不過是維持一個「半拉子改革」，這是不是為後來的「大反動」鋪墊了基礎？ 張倫：是的，儘管改革仍是一個自由化的方向，但是畸形化了，且走到一定程度，固化了。六四之前還有一個共識，這個共識雖因六四破碎，但是大家還存著一個模糊的希望，包括西方對中國也是如此：希望經濟改革如果繼續下去，也許有一天，自由經濟的發展，社會力量的增長，會導致中國出現像台灣、南韓那樣的變革。而中共領導層也在玩這個遊戲，給你一種可能性想像，給許多人和西方一個幻覺。這也是西方現在在檢討對華關係上的一個最重要的面向。事實上，六四之後政治固化靠經濟增長卻換取了新合法性資源，這強化了中共一些人的信心，要走所謂它的模式，這個模式就是一黨專制下的現代化，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模式，所謂「自信」論，「中國模式」論等開始出來，已不僅僅是過渡性的東西，工具性的東西，而是被鼓吹為一個制度性，文明性的新模式。 問：這應該是到了習近平掌權的時候，尤其到了權力鞏固以後，他提出包括「道路自信」在內的「四個自信」，似乎自信到要跟西方全面對抗的地步，好像習的前任在與西方尤其美國打交道時相對比較謹慎？ 張倫：這有國際國內的背景。零八年之後，發生金融危機，西方經濟受到重大挫折。國內的背景就是中國入世後的經濟突飛猛進，舉辦奧運，信心爆棚，認為這種模式可以持久下去。等到習上台，認為過去出現的一些問題只是因為鄧模式偏了，可以用毛的模式糾正鄧的模式，來打造他的模式。我七，八年前講過我的觀察：習要做的就是「毛鄧兼用，毛鄧互補，打通毛鄧」，成就自己的模式。加上這期間，西方內部因各種問題包括全球化的不適帶來的後果逐漸顯現，有了他所謂的道路自信，「東升西降」，認定自己的模式要獨領風騷，替代西方了。 問：這種自信是否也跟他本人想要永遠執政下去，也就是他所謂的保江山有關？江胡好像沒有自信到那種地步，應該是沒有奢望要持續執政，習要長期執政，所以他要找出一個很大的理由，所以提出一個中國模式？ 張倫：政治人物都是有永遠執政的衝動的，所以民主才是必要的。江胡時代因為還有其他政治力量的制約，不敢違逆鄧訂下的到點退休。到了習，遠離了鄧，老一代開始退出歷史舞台，加上紅二代紅衛兵出身的蠻幹性格，霸王硬上弓，以及六四鎮壓後官員的大規模腐敗，給習這個沒有歷史功績卻要穩固權力的人一個有利的手段：通過反腐打敗，清除對手，才能在事實上走到今天這樣一個局面。 問：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您說的這個大反動主要還是習氏統治下才發生的現象？ 張倫：概括而言，他的大反動就是對幾十年改革開放主流的一個反動，也是世界範圍當下出現的對後冷戰時代自由民主大潮的大反動趨勢中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實，到了江胡後期，悖論已顯，就是到底要不要躍上一個台階，讓中國人能獲取更多的權利，公民權利能夠有更多的制度化的落實，而不是僅僅停留在人們某種經濟權利的獲得。本來中國的改革就是以權利的擴展為起步的，比如小崗村的農民起來承包土地就是一種解放，權利獲得。自由空間的增長，公民權利的增加，這是改革的核心。但是到了一定時期就跟鄧的威權路線發生了矛盾，就是說他能夠放的東西都給你放了，最後到了權利（right ）跟權力(power) 開始要發生無法調節的衝突了。這從經濟領域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國企民企到一定時候如何協調開始發生矛盾；社會領域的官民利益衝突激化，維穩就出來了，這已經有反動的跡象，但江胡時代還試圖在這些問題上尋求一些觀念與制度性探討與妥協，比如江的「三個代表」，胡時代的「和諧社會」，甚至官民都還沒少提「公民社會」，總之還有一個重建國家與社會以及彼此關係的企圖，討論的空間。 到習的時代，解決國家與社會緊張關係的不同在於：就是不玩這套了！而是用毛時代的東西來解決改革中發生的問題。習的大反動與以往做法的某些帶有本質性的區別在於它是反權利增加的改革，甚至它要削減你已獲取的某些自由，更限制你的自由，限制民間公民社會力量的增長，重拾改革前的方式加上新的技術手段來應對不完整改革造成的問題，這是第一層意義上的大反動。 如果再來看近代中國歷史趨勢的話，可以發現其中經歷了幾個重要反覆，中共奪權包括後來的執政經歷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民國時代的歷史的一個大反動；再往前，清末也發生過幾次這樣規律性的變化。後文革時代是對毛時代的一個修正，重新靠近世界主流文明，與現代世界、與現代性接軌。現代性的本質就是自由，所以中國內部理順了，也順應了國際潮流，才有後來的格局。那麼，習現在所做的不僅是對這三，四十年的改革整體趨勢的一次大反動，同時也是近代中國走向現代文明進程中發生的新的一次大反動。這是第二層意義上的大反動；第三個層次也跟此相連，它實際上是對以自由為核心的現代人類主流文明的一次大反動，這些都是就其政策的反自由的本質性特質來講的。 習近平的統治，中國的當下與未來 問：在談到「大反動」對中國未來走向的影響之前，我想插入一個既很當下也指向未來的問題，最近有兩個數字不太好，一個是2022年的經濟增長大概是文革結束以來第二低；還有一個很嚴重的數字，就是中國人口自六零年代發生大飢餓之後出現第一次萎縮，中國社會未富先老好像提前來臨。您怎麼看？ 張倫：長期講，從地球整體資源環境與人口的平衡角度看，人口的適當減少不是壞事，但是現在出現的問題是因中共政策出現了一種極端的方式，帶來的就是在可見的非常短的時間內人口的大幅縮減，會帶來經濟的萎縮，養老醫療缺乏財力等一系列嚴重的問題，造成社會衝擊。這是中共幾十年來非人道的極端的人口控制政策帶來的惡果，同時又是中國社會發展不平衡畸形狀況的一個產物，房價高漲，年輕一代承受壓力過重，中國面臨的是未富先老，社會負擔沉重。因為問題嚴重。當局現在一定會以當年搞計劃生育的極端方式重新搞刺激生育的運動，會不會有結果令人懷疑。 關於經濟的問題，習在兩三天內逆轉解封，沒有任何章法和準備，固執三年的清零讓社會付出巨大成本，至少也應該準備好一些必要的醫療設施，結果發現皇帝沒有穿衣服，體溫計發燒葯都不夠，讓人民繼續承受巨大損失。當然，習逆轉清零，不只是因人們抗議的原因，經濟上因為這個清零模式到了無以為繼的狀態，應該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幾天中國國家統計局發表了前三季的經濟數據，非常糟糕，這一定是他們最後突然做這個決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中共的數據都是政治數據，不可信的，比如為什麼有所謂的李克強指數，就是李克強當初本人也說自己不相信中國的數據，用耗電量，貨運量及貸款等來加總來分析經濟運行真實狀況。現在的局面是相當嚴峻的，一個是你剛提到的人口，一個就是經濟，官方公布的數據都那麼糟糕，他們內部的數據，實際情況究竟糟糕到了什麼程度，我們只能想像。 問：有人預料經濟或許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反彈，但按照您的分析，這種大反動的趨勢似乎很難改變，長此以往，中國的未來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局？這對世界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張倫：中國社會，中國人這些年已經為習的政策付出了巨大代價，經濟因解封會有局部反彈的，但中國失去了方向；方向有了問題，許多東西就都理不順了，經濟最終也很難搞好。中國要往何處去？再一次成為我們必須要討論的問題。許多人談論中國崛起，但是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其實不是什麼投資，經濟數據等等，這些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可能是中國人的精神迷茫，缺乏信心，對中國將來要走向哪裡的困惑？這不是所謂習近平思想所能解決的。回頭看後文革時代，鄧小平的實用思想其實管了幾十年，它有它的功效和歷史地位，就是解構毛的那一套東西，有助於人的思想解放，但迴避了中國到底要一個怎樣的發展與文明目標的問題，其局限以及帶來的問題今天已經非常明顯，我們到了一個時候，需要重新定義民族的現代性構建方向，價值標準，這是關鍵。 這些年，在習看來，過去幾十年的改革中所具有的自由化趨勢有可能最終瓦解中共政權，出於鞏固中共權力以及他個人的權力的需要，他要扭轉這種趨勢，用取消自由的方式來應對因為自由不完整的改革帶來的問題。因有了局部自由，中國才得到發展，因自由的不完整，缺乏新聞自由，財產保障，司法獨立，選舉權利等才讓腐敗橫行，社會不公，這些本來應該用更深刻完整的改革來解決這不完整改革帶來的問題，但習近平的解決之道是是用改革前毛的方式，重提黨的絕對領導，焦裕祿、雷鋒，倡導紅色基因教育等等，導致整個社會陷入迷茫和無所適從，從精英到普通人，許多人都很困惑，包括整個華人世界都被攪得很亂。這個狀態持續下去，就與西方的關係來講即便因各種地緣政治的現實考量有局部暫時的緩和，但也不可能有根本的緩解，因為那不僅有利益，更是價值上的衝突。模糊的空間不存在了。中國的各種問題很難從根本上理順。還會繼續讓中國人付出巨大的代價。威權甚至極權的「模式」都可能在某種條件下造成經濟的增長，希特勒治下的德國經濟高速發展，民眾也曾得到過很多的福利，因此萬眾歡呼；蘇聯也出現過經濟高增長的時期，但是制度與價值性的問題不解決，文明的方向性不解決，將來可能是眼看著它大廈起，也可能會看到大廈傾的。 問：按照習的設想，他要復興中華，他要把中國變成世界第一強國， 但是現在根據多家機構預測，中國經濟發展勢頭明顯趨弱，人口也越來越萎縮，未富先老，變成第一強國的希望似乎渺茫了？ 張倫：我們看俄國，普京有一句豪言：給我二十年，我給你再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許多俄國人也相信這個東西，才支持他這麼多年。他也在一定時期，由於石油價格增長等因素，確實給俄羅斯帶來過較過去更好的生活，但是現在俄羅斯陷入了什麼狀態？在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與普京異曲同工，他的中國夢，復興中華，恰恰因為他的做法很可能最終使中國遠離這些目標。毛大躍進造成三年大飢餓，幾千萬人中國人死亡，習清零三年的行為決策方式跟大躍進三年類似。毛失敗後暫時退居二線，最後發動文革反撲。而習的個人聲望因三年清零受損，在中共黨內一定也會有反映的，在這種情況下，他會做一些適當調整。但我的問題是，他會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在什麼問題上發動政治反撲？台海問題是否是一個可能？當然現在的情況與毛時代相比也有些不同，一方面是因與外部世界的關聯，受到的制約更大；但另一方面麻煩的是習近平也可能更少一些元老們的掣肘，決策的不確定性也大增。沒有平衡調整的體制，本來有一個到點退休制，給中國這二三十年帶來政治上的某些穩定性。可預期性。現在取消了，什麼都全系一身，極大地增加了政治不穩定性與不可測性。領導人退休制讓社會如果有不滿還有一種盼頭，現在習近平讓社會失去這種可能，其實社會的絕望情緒是白紙運動發生的另外一個深層的社會心理原因。 問：習的重心好像還在於牢牢控制黨內，他一再地強調刀刃向內，他總是擔心控制得不夠？ 張倫：政治如同社會，永遠在變化，缺少調整機制的政體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獨裁者永遠擔心會變，所以永遠要清洗，「反腐永遠在路上」，道理就在這裡，永遠需要清洗對手，甚至最可靠的人有一天也會成為對手，他永遠沒有安全感，他現在控制著全黨，但控制永遠是相對的。他需要不斷地提防，不斷地發出震懾，讓周圍服服帖帖。 「革命性改革」與「文明崛起」 問：那麼，面對這樣一種大反動局面，而且可能要長期持續下去的幾乎讓人沒有盼頭的，幾乎是無解的大反動局面，我們還是回到那個最嚴峻的問題，中國向何處去？ 張倫：其實在這樣一個比較暗淡的時期，一些未來的徵兆很可能已在孕育。白紙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象徵，它象徵著年輕的一代重新開始站上歷史舞台，這是三十年來沒有過的事情。從歷史的角度去看，意義極其重大。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的抗爭沒有斷過，但基本上是在社會，經濟訴求層面，政治層面的尤其是在街頭的政治訴求是沒有過的。我曾經跟年輕人說過，中國的現代性基本問題沒有解決，所以哪一代人都會攤上事。某種意義上說，過去二三十年度過青春期的算是幸運的，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可以旅遊、留學，玩自己的，未來可期。與我們那時代一個重大的不同是，那時政治和我們的生活是連著的，我們受苦跟毛的政策有直接的關係，改革開放以後，政治與個人生活開始慢慢有些分離，六四之後，中共有意放鬆一些，你願意吃喝玩樂沒關係，只要你不問政治我就不管你。習這些年尤其是最近三年給這些年輕人一個很深刻的教訓，就是這個權力跟你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政治的壓迫性重新跟現實的生活又發生連接。政治高壓、經濟滑坡、青年失業率很高，習近平第三次登基，個人前途迷茫。於是，政治問題，權力問題，公民參與社會的政治問題三十年後又復歸，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這就是這次白紙運動最深遠的意義。躺平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種「抗爭」，走向街頭是另一種抗爭，其實人尤其是年輕人是不可能永遠躺平的，從躺平到街頭，或許就是一念之間。問題意識重新出現，政治性口號提了出來，又開始與三十年前的天安門民主運動要求法治、民主和新聞自由的基本訴求銜接。路還很長，但是基本問題重新提出來讓人們思考，從這個意義上看，在這個疫情肆虐，經濟下滑，權力暴虐的黯淡的時光大反動時期，社會依舊在抗爭，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在抗拒這個大反動。 問：新一代開始有了政治訴求，與三十年前的一代中國人的問題意識開始銜接，這只是短暫的噴發，還是帶出某種指向性的東西，中國未來的前景因此會逐漸清晰起來嗎？ 張倫：中國近代以來其實顛簸反覆多次了，20年前應邀去南美參加過一個關於二十世紀的革命與二十一世紀的民族問題研討會，我曾經將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概括為一個從改良到革命，再從革命到改良的巨大歷史循環，晚清末年改革，沒改革徹底鬧出了革命，因各種因緣一直到共產革命，文革，一波高過一波，然後出現大轉折，再開始改革，現在它又有了一個大反動，改革陷入死亡。中國將來怎麼解決這些基本的問題，我的看法是需要一種新的「革命性改革」，來完成或終結中國近代以來大的輪迴。 問：您能否把您這個說法再稍展開幾句？ 張倫：「革命性改革「就是要突破體制，改掉現有模式，但盡量避免以傳統型的大規模流血的革命方式，把改革目標徹底重新設定，以公民的權利增加及其保護作為改革最重要的標準，將中國的「文明崛起」作為目標。關於如何做到能否達成這些問題以後找機會再詳述，這裡簡單先提這麼幾句。這些年，說了許多中國崛起，外國人也說，中國人也感到自豪，但我認為中國人現在需要思考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崛起的方式以及最後的目標是什麼。近代以來，出現過日本式崛起，德國式崛起，結果給自己民族也給世界帶來了災難。中國人希望自己的國家崛起於世界之林，無可厚非；人都有上進爭強之心，要受人尊重，人之常情，但怎樣崛起才是恰當的，崛起為了什麼才是需要考慮的。想超過美國，可以，但你要怎樣才能做得比美國更好？美國現在有的某些東西應該是中國汲取的，同時美國不足的東西我們要能夠做得比它更完善，這個才是中國人應該努力要達成的目標。就當下講，如要抗拒大反動，就要有一個關於未來的方向。習近平現在這個大反動的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就是民族主義。跟毛時代有所不同，毛時代還有一些烏托邦的東西，他現在抽掉烏托邦，用徹底的民族主義加上毛的另外一些專斷的東西來展開大反動。我們應該用「文明崛起「來消解習的民族主義崛起，作為努力的方向，中國人將來可以在文明的創建上，更新再造上，與他人競爭，為人類的福祉做出貢獻。但這又不是習所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那個東西抽空了現代性的一些基本要素。中國人要汲取過去自己與他人的教訓，文明崛起的核心就是首先把現代性中最基本的關於自由、人權、民主的東西繼承過來，然後在這基礎上結合自己民族的文化對現代性加以補充或發展，再創造。這個方向要確立，要有一些新的思考，以抗拒習主導的這樣一個大反動，才有可能減少中國人自己遭受災難且給他人帶來災難的可能，這個民族將來才有可能真正在世界上贏得榮光，實現對自身及世界都有利的崛起。
一個是前克格勃特務，盤踞俄羅斯最高權力寶座超過20年，一個是前喜劇演員轉變的戰爭領袖，受到西方敬佩。 在70歲的普京與45歲的澤連斯基之間，兩支軍隊的衝殺同時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領袖的對抗。 卡內基中心的俄羅斯政治學家科列斯尼科夫對法新社分析說，這是兩個根本不同的領袖，一位年輕，現代，面向發展；一位封閉，古頑，獨裁且擁有瘋狂的想法。 兩人都出生在同一個已經消失的國家—蘇聯。但是兩人之間25歲的年齡差異標誌著兩種決然不同的世界觀。對於普京，在懷舊和報復心態驅使下尋求重建俄羅斯強權，對於澤連斯基，他對西方和現代性持開放態度。 自從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侵烏那天開始，這種原則性的對立變成軍隊的殺伐，一場看起來更像是大衛與歌利亞的戰爭。 2019年擔任總統，前演員澤連斯基除了在社交網路發言外沒有任何政治經驗，這一習慣在戰爭時期繼續保持，每晚通過視頻傳播，向烏克蘭傳播勝利的希望。 一年的戰爭讓澤連斯基臉上橫生皺紋，眼圈變黑，永遠穿著卡其色襯衫，烏克蘭總統被戰爭轉化，在自己的國家，在全世界塑造出光環。 如同2022年12月走上巴哈姆特，這一烏東戰事的中心地帶，他毫不猶豫地走上前線鼓勵軍隊的士氣。 對烏克蘭政治學家而言，克里姆林宮的主人之前完全低估了他的烏克蘭同事。「普京把他當作喜劇演員，滑稽小丑。普京下令侵烏，正是他輕視澤連斯基、狂妄自大、不尊重澤連斯基的結果。」 與澤連斯基相反，普京遠離前線，呆在克里姆林宮，無休無止地與閣員們召開視頻會議，譴責烏克蘭是納粹，威脅西方，像似一個與世隔絕卻又不甘寂寞的隱士。 的確，俄羅斯總統避免了大部分的公開活動，他從未走近前線，甚至沒有參加過他的戰士們的葬禮，這與他之前多年偽裝的穿著夾克的騎著馬武士形象完全相反。 兩人對於對方的誤解已經演變為仇恨。澤連斯基一月底針對普京說，「對我來說，他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在出席達沃斯經濟論壇的間隙，他甚至暗示普京死亡的可能性：”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活著，是他在做決定還是其他人在做決定」。 普京則形容澤連斯基和他的團隊是「吸食毒品的納粹幫」，他們策划了對烏東地區俄語人口的「種族滅絕」。 科列斯尼科夫認為，普京不認為澤連斯基屬於可以與之對話或談判的政治人物，對他而言，澤連斯基是一個外國人，他們兩人是不相容的。 前以色列總理貝內特二月初稱，他曾在戰爭之初得到普京的保證，他不會殺害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澤連斯基對此嗤之以鼻。 在侵烏戰爭爆發前，俄烏總統曾於2019年為調解烏東戰亂在巴黎會晤，在烏東，基輔的戰士與莫斯科操縱的親俄分裂武裝艱苦戰鬥。 在那次巴黎的相會中，剛剛當選總統的澤連斯基面對十足老道的對手普京時似乎處於下風，這與今日澤連斯基所表現的決絕和勇氣截然相反。會議開始，坐在談判桌前的普京讓他的烏克蘭同行轉向攝像機，後者立即遵從，滿臉笑容。 在莫斯科，人們記住的是澤連斯基的另一次亮相。那是他在2013年俄羅斯電視台的新年節目中的表演。 穿著西裝、打著領結，當時還是喜劇演員的澤連斯基在俄羅斯文化和媒體精英們的笑聲和掌聲中唱歌、跳舞並表演了一系列笑話，而這些人正是今天設法用各種言語侮辱他的人。 普京沒有想到，當初本準備數日之內攻克基輔，扶持傀儡政府，實質吞併烏克蘭，落得個到如今，幾近一年之後，他的軍隊還在烏東盤旋，垂涎。 這都是因為他輕視了澤連斯基。
美國眾議院兩黨議員用一個聲音說話，周四一致通過譴責中國派氣球侵入美國領空決議案。決議案同時要求拜登政府向國會通報近年所有已知中國侵犯美國領空事件。 中國氣球公然穿越美國領空，在數日內吸引了全美國的注意力，直到2月4日，一架美國猛禽戰機升空，發射響尾蛇導彈擊落了這個體積相當於三輛公交車的白色大氣球。 美國眾議院周四以419票贊成，0票反對通過決議案，決議案「譴責中共派遣偵察氣球」，「無恥地侵犯了美國的主權。」這隻被美國視為執行間諜任務的氣球，近日在美國上空盤旋數日，包括飛臨蒙大拿州極其敏感的空軍基地，引發美國嚴重不安。 事件發生後，美國共和黨批評行政當局容忍中國氣球在美國領空飛行數日，指責拜登政府軟弱，沒有及時下令擊落中國氣球，總統所屬的民主黨則反駁說，過早擊落氣球可能會對美國民眾造成危害，因為氣球殘骸墜落軌跡難以控制。 眾議院兩黨周四一致通過這一決議案，也是為了向北京顯示，在面對美國的國家利益受到中國威脅時，美國國會高度團結。決議案還譴責中共試圖散播假信息，宣稱氣球在搜集氣象資料，是因「不可抗力」導致偏離航線，「誤入」美國。 提案人，美國眾議院外委會主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在表決前表示，中國偵察氣球離地面僅18000多米，一般人肉眼就能看見，明目張胆監視美國。他對國會民主黨人喊話說：「讓我們站在一起對抗共同敵人，我們的敵人不是彼此，而是如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等外國敵對國家。而中國是最大敵手，是美國國家安全長期的最大的威脅。」 幾乎同時，共和党參議員哈格蒂在針對中國的聽證會上以「911恐襲美國以來最顯著、持續最久及最過分的侵犯」來形容中國氣球事件。 眾議院決議案除要求美國行政當局向國會報告這一事件外，還要求拜登政府向國會通報近幾年所有已知中國侵犯美國領空事件，以及北京在全世界使用類似偵察方式的情況。 北京則稱上述氣球屬「民用性質」，主要任務在於氣象方面的研究。在美國擊落中國氣球後，北京指責美方反應過度。
中國的這些富豪們，所幸在於一度很富，可悲在於財富得而復失，或者無法轉為真正的資本。 法國世界報刊載的專欄作家Antoine Reverchon 的專欄文章開門見山，端出幾個典型的中國企業家說事，他們從致富到沒落，真是「瞬間的事」。 馬雲，阿里巴巴創始人，長時間都是中國私企攀升的象徵；徐明，1992開辦大連實德房地產公司，2005登上富豪榜，一躍成為世界第八富人；而明日公司總裁肖建華的財富，在2016年達到了51億歐元。 然而，馬雲2020年10月24日在上海金融峰會批評中國金融監管落後、銀行小當鋪思想，激怒了習近平，他的本來九日之後在香港上市的螞蟻金服被叫停，馬雲本人失蹤一年。他後來在歐洲、日本和泰國漂泊，2023年1月7日，馬雲的支付寶不再姓馬，他失去了控制權。 徐明在習近平對頭薄熙來庇護下發財，隨著薄熙來落馬他於2012年遭囚，三年後莫名奇妙死在獄中。2017年1月，生命鼎盛期的肖建華在香港突遭中國公安綁架，2022年7月才被宣判，全部財產被沒收。 中國富豪為什麼一夕落為階下囚或者突然從雷達上消失，也許從中國古代歷史中能找到答案。世界報專欄作家在這裡向那些被中國私企蓬勃發展所吸引的西方經濟學家、媒體、政治人物，經商者推薦法國歷史學家François Gipouloux於2月1日上市的書，作者在書中介紹了16-19世紀活躍於中國的三大商業網路，控制通向日本和東南亞商路的閩商、控制鹽買賣的徽商以及向權力中樞北京輸送稅款的晉商。 這些效率極高的商業網路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它們購買、運輸和出售了很大一部分農業剩餘物和農村手工業產品，組織和資助大城市的市場，並租用遠洋輪船，為什麼這些財富不能讓中國與同時出現的歐洲資本主義競爭呢？ 許多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包括中國人，都談到了 “大分化”。但法國的這位歷史學家反對這一說法，因為他假設中國人和歐洲人在分道揚鑣之前曾經有過相似的歷史。他在『商業、金錢、權力』(L’impossible avènement d’un capitalisme en Chine, XVI-XIXe siècle (CNRS Editions, 2022)中解釋說，儘管中國商人完美地掌握了致富所需的商業和金融技術，但這只是為了 “世襲」，即維護大家庭宗族的利益。利潤既不儲蓄，也不傳遞，更不投資，而是用於奢侈和慈善開支，旨在建立世家的 “崇高 “的社會和道德地位，並通過滿足地方官員的一些開支來贏得他們的青睞。這與其說是一個腐敗問題，不如說是保護自己不受政治和法律干預的問題。 因為帝國政府的目標首先是維持社會、機構、宗教儀式和農業生產的和諧；它對創新、衝突和為出於”不道德 “目的獲取資源持謹慎態度。有刑法來懲罰違反這一不變秩序的行為，但沒有民法、財產法或合同法來確定個人的自由和責任。 結論：中國商人要轉變為資本家所缺乏的不是財富或積累，而是這種轉變的思想和法律條件。中國的企業家過去和現在都處於行政和政治秩序的支配之下。
2022年美國進口急劇上升，對外貿易赤字創下歷史性紀錄，但伴之以一個突出的現象，中國卻失去了美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國的地位。 美國商務部周二公布的數字顯示，中國失去了美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國地位。這是2019年以來首次發生的事件。那一年，中美貿易大戰激烈，導致中國對美出口貿易倒退。 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字，美國2022年從中國進口了5370億美元產品，低於美國從歐洲聯盟進口的5530億美元。 導致中國喪失美國第一大貿易國地位的原因，主要因歸咎於北京嚴酷的清零政策，以及美國供應來源的多樣化，特別是來自其他亞洲國家的供應增加。 不過，與2021年相比，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總體數量有所增加，當年為5050億美元。 根據美國商務部，美國2022年對外貿易赤字創下歷史性紀錄，也就是說，這是自1960年以來最高的赤字水平。 根據周二公布的數據，美國去年與世界其他最大經濟體的商品和服務逆差為9481億美元。比2021年的歷史性紀錄還多出1030億美元，即12.2%。 逆差高升主要由於進口的急劇上升，從一年前的34020億美元躍升至39580億美元。 數量的增加反映了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對外國製造的產品和服務的強勁需求，因為國際貿易正在從兩年的新冠大流行中復甦。 從汽車行業到消費品（藥品、行動電話等）、工業材料和用品以及食品（增加261億美元），美國所有主要行業去年的進口都有所增加。 但中國卻沒有從這一復甦形勢中明顯獲益。
氣球事件導致外界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領導力質疑之際，習近平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等於西方化」迷思，不過，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他認為「必須抓好開局之年的工作」。 那麼，2023年是習近平第三任總書記之後的「開局之年」？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班開班式上特彆強調十八大以來，也就是他登上中共總書記寶座以來，「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而且創立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他在講話中隱去了這個一長串文字表述的思想最前面的「習近平」三個字。 習近平說，「黨的領導決定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性質」，換句話說，習近平界定的這個不同於西方的中國現代化的性質，其實是一黨獨裁下的「現代化」，他補充，只有堅持黨的領導，中國式現代化才能前景光明。 這是否符合一些觀察人士的批評？這個習定義的中國式現代化是封閉性的，一黨專制的，沒有現代化國家通常所具有的現代性：包括開放，民主、自由、人權等基本價值觀。 但是習近平認為這一「中國式現代化」，「代表著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於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習近平更宣稱，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迷思」。它蘊含著獨特的世界觀，價值觀，文明觀，民主觀等等。 在展示這一中國式現代化藍圖之後，習近平談到「國家安全觀」，他說，要「堅定維護國家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意識形態安全和重點領域安全。」這應該與他不斷強調的「保江山」有關係。 在這一背景下，習近平說推進中國現代化面臨各種風險，「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敢於鬥爭」。講到最後，習似乎回到更現實的層面，他說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抓好開局之年的工作」。開局之年的工作是什麼，他沒有再講。 2023年應是習近平擔任第三任中共總書記的「開局之年」，但開局之年連官方公布的數字都無法樂觀，一個是去年經濟增長僅為3%，為文革導致中國經濟崩潰以來第二低；一個是官方正式承認中國人口萎縮，這是六零年代大飢餓以來首度出現的事件，而後者是帶有趨勢性的事件，一些專家懷疑中國「未富先老」癥狀全出。 習近平沒有解釋過中國面臨的形勢很嚴峻的原因何在？其實普遍的看法是，這與他的三年嚴酷清零政策有著極密切的關係，三年清零在民間白紙抗議、經濟滑坡、染疫人數止不住的爆炸性增長背景下被迫於去年12月7日告終。 中國人喜歡說「新年大吉」，但習總書記的「開局之年」發生了一個不太「吉利」的事件，中國釋放的氣球飛到美國領空，中方說這是為了搜集氣象資料「誤入」美國，美方不相信，認定這是執行間諜任務，於是把氣球擊毀了。這件事的直接後果就是習近平與拜登確定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月5日訪問北京告吹，這次訪問本應是近六年之後第一位美國外交高官訪問北京。從習最近展示的一些姿態看，他至少不希望在開局之年把中美關係搞砸。 紐約時報援引專家分析，布林肯訪華取消，讓習近平失去了要求美國減少施壓的機會。華盛頓正在通過加強與亞洲盟友的安全夥伴關係，限制向中國出口半導體等措施，向中國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促使美國減少施壓本可能會讓習近平把更多注意力放在緊迫的國內事務上，比如重振中國疲軟的經濟」，氣球事件暴露了習近平政權內部的溝通和控制出了問題，習本人引以為傲的安全機構也沒有像他所認為的那樣起作用，這讓一些美國專家對習近平的領導力提出了質疑。 未來將接任總理的李強主持了前面提到的新進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以及省部級主要領導學習班開班式，李強兩句話總結直奔開班式要旨，要在座的黨國諸位高官「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做到「兩個維護」。 觀察人士指出，恐怕這個學習班會議的意義就在這裡，在這開局之年，一切都很慌亂之際，強調確立習近平在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思想的指導地位，比什麼都重要。「中國式現代化」說來道去，仍然在圍繞著習近平個人的權力打轉。讓人多少有點費解的是，為什麼要不斷地強調「兩個確立」，難道習近平的核心地位還沒有真的確立嗎？
中國的「高空間諜氣球」突然出現在美國領空，讓外間許多觀察者匪夷所思。 這隻三輛公交車一樣大的氣球在美國上空盤旋一個星期後被擊毀了，留下許多疑問。星期一，美方已在海上打撈出部分氣球殘骸，交由軍方情報專家分析，中方續稱這是一隻民用性質的飛艇，「誤入」美國是因「不可抗力」，是「意外」，指責美方「明顯過度反應」。但美方不相信這是「意外」。 如果從北京力行十年的「戰狼外交」的邏輯推斷，中方派出氣球，到美國上空偵查，測試虛實，以示「東升西降」，並非沒有可能。但是，不少西方觀察人士注意到，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三年清零，導致中國越來越孤立於世界。近幾個月來，他開始與多位西方領導人會晤，與拜登面對面舉行峰會，「管控」兩大國的激烈競爭。拜習峰會還確定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月初訪問北京，修補中斷近六年的外交鏈，秦剛擔任外交部長後，也把外界公認的戰狼代表趙立堅調走。華爾街日報報道說，即使在周四中國氣球進入美國空域公開後，中方與布林肯交流中仍然強調願意按計劃推進其訪華。 在習近平主導了近十年的越來越好戰的外交政策後，華郵援引分析人士說，習近平曾希望以務實外交開始其第三個任期，以緩解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緊張，能集中精力處理國內經濟及新冠病毒感染的麻煩。中國非但沒有改善關係，更發現自己正處於極力防止一個現行危機蔓延到與美國關係之外的困難中。 有分析人士指出，習不會改變其路線，但在二十大坐穩位子之後，鑒於三年抗疫對社會造成的緊張和憤怒，包括經濟下滑以及國際社會的壓力，可能會對外進行戰略性收縮，改善一下對其不利的做法，對內可能放鬆一些對社會的管控，減緩一下壓力，這種調整是被迫的，也是出於保權的目的。 要改善與西方的關係，首當其衝是與美國的關係，官媒最近也在調整語氣，似乎為布林肯到訪營造氣氛，但用一位網友的話說，「就這一顆傻大的氣球把這一切都毀了」。很難想像「氣球訪美」是得到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授意或者暗示的，因為這明顯是在「自打嘴巴」。但是如果習近平對氣球進入美國”一無所知”, 難道自詡”親自指揮”的領袖的權力已遭不明勢力削弱? 氣球事件導致布林肯宣布取消訪華行程，紐約時報報道說，許多美國官員認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會對這樣的公開打臉感到高興，目前這位中國領導人似乎正試圖穩定與美國迅速惡化的關係。 按照外交渠道披露的消息，布林肯訪問北京，是有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的安排的，誰在這個關鍵時刻給美國放氣球？把好好的計劃吹了？中方發言人所說的維護「有關企業」的利益又是什麼意思？ 假如這顆氣球竟然是在中國領導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放到美國去「耀武揚威」的，令人生疑的是，中國決策層內部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或者至少習近平沒有百分之百做到「黨指揮槍」，或者有人媚上媚過了頭，順著習主席「復興中華」的願景走得太遠？ 美國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就懷疑是中國軍方故意放水，他在美國廣播公司問及中國軍方內部人員是否可能想破壞布林肯的訪問時說：”顯然，我認為情況就是這樣」。他拒絕了中國方面關於氣球被風吹偏的說法。”他說：”這不是一個意外，是故意的。 紐約時報報道，「這個氣球如此顯而易見，使得華盛頓許多人懷疑中國的情報部門和文職領導層究竟有沒有相互通氣。」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院澤加特認為：「這讓人好奇，中國是誰在發號施令？」她認為，「這顯然是中國近段時間犯下的最嚴重的非受迫性失誤。」 事件暴露後，中方混亂的處理方式、前後說辭矛盾也讓外界驚異，一顆因「不可抗力」進入美國的氣球隨後去加拿大轉了一圈後又「意外」進入美國，而且，中方周一終於承認了美國的指認，還有另一顆中國氣球在拉美上空徘徊，這不但讓美國兩黨坐實中共自大到為所欲為，也讓美國民間真切地意識到中國危害的咄咄逼人。 獨立學者鄧聿文在德國之聲評論認為：「中美關係已經夠壞了，布林肯訪華原本多少可以修補一點，但「氣球事件」又讓它回到這種壞的節奏。隨著美國兩黨在今年拉開總統大選的帷幕，未來兩年，美中關係很可能出現地動山搖的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