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管外交事务最高官员王毅去慕尼黑参加国际安全会议应是有备而来，之前他去了法国、意大利等国，一路强调中欧合作，相对低调。法意等国也希望中国能够利用与俄罗斯特殊关系推动止战，欧美舆论纷纷透出信息，美中或许能在慕尼黑找到化解“气球争端”的机会。然而，王毅到了慕尼黑国际会议现场后骤然变调。 王毅周六在慕尼黑的发言让西方舆论“吃惊”，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与阿拉斯加美中会谈的王毅外长的表现如出一辙。先来看看一些国际媒体报道王毅讲话的标题，法新社：‘中国猛烈抨击华盛顿 “歇斯底里 “和 “保护主义’，路透社：‘中国抨击美国“歇斯底里”’。王毅是中国最高外交官，把一个国际瞩目的外交场合当作战场，动用激烈的情绪化语言，让一些观察人士感叹，此前西方舆论还在大谈慕尼黑可能是中美化解气球争端的机会，没想到，王毅显现的却是他做外交部长时人们记忆犹新的战狼姿态。 王毅的语言颇具战狼特色：他首先质问美国：“天空飞着那么多国家的气球，你们难道要把每一个都打下来吗？”美国竟然派出战斗机，动用导弹击落气球，“这种行为令人匪夷所思，几乎是歇斯底里的，荒唐的，是百分之百的滥用武力”。 天空飞着那么多气球，这是王毅的假设，为什么单打中国的气球？这是让中方动怒的原因。王毅质问得振振有词，他重复了中国外交部的说法，这是一颗收集气象资料的民用气球，但是美国认定这是一颗间谍气球，这颗气球因为不可抗力偏离了轨道，误入美国，但是美国不相信这颗先进入美国，后进入加拿大，再度进入美国，而且在美国敏感区域上空盘旋数日的气球误入了美国。况且，中国的气球进入美国领空后，中方也未对美方早点打招呼。 美方使用何种方式处理这颗被视为中国的“高空侦查气球”比较合适？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一个中美关系正常的年代里，或许有另外的考量，但是，北京应该看到，一个来自对美国充满敌意的人民中国的带着能源装置的巨大气球赤裸裸“飘临”美国领空，引发美国议员愤怒的程度，让美国民众首次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威胁就在眼前的程度，岂非王毅的怒火可以抵销？ 气球事件发生在一个非常蹊跷的时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中美关系败坏数年之久后按照拜习峰会的安排正要准备动身前往北京，这是自上届国务卿蓬佩奥六年前访华后第一位美国国务卿访华。在中国一方，面对国内外困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似乎也有意缓解中美关系，然而发生了“失控”的气球事件，一些分析认为习近平应该事先不知情，如果这样，中方似乎应该主动向美方道歉？毕竟这件事的后果相当严重，布林肯取消了访华，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美方也有意化解争端，拜登日前表示，他打算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讨论气球事件，为无人航空器建立国际规范。拜登同时也表达得很明确，他不会就美国击落气球向中方道歉。显然，美方认为这是正当防卫。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援引白宫内部消息，气球事件发生以来，美中私底下一直在磋商，寻找淡化事件的机会，因此，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可能为同时出席会议的中美外交领袖提供了一个化解争端的窗口。 王毅一席激烈的语言似乎把一切机会一风吹了？其实，从拜登表态希望与习近平直接讨论后中方倒打一耙式的反应或许看出王毅突然激烈的缘由。1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针对拜登的提议反驳称：“美方没有什么资格讨论什么建立全球共同规范”。这句激烈的近乎于谩骂的语言让人想起杨洁篪王毅2021年在阿拉斯加指责美国没有资格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的场景。阿拉斯加美中会谈，本是美国总统拜登 试图缓解对华关系的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国两位高级外交官的战狼表现把锅砸了。因为美方在简短地开场白中批评了中国人权，杨洁篪把住话筒不放指责“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这种有点幼稚的赌气的却具有严重挑衅性的话语，让中美关系一路下坡。 气球事件是中美关系很坏的一个标志，但气球事件也可能是一个转机。王毅领导的中国外交系统难道宁肯让中美关系坏上加坏？权且把王毅周六的发言视作是对美方施展的“下马威”？当晚，他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会谈。根据美国国务院声明，布林肯告诉王毅，气球侵入美国领空”这种情况决不能再发生!”“美国不会容忍任何侵犯我们主权的行为。”
美国击落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后，中方最具象征性的一个对抗姿态似乎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隆重接待伊朗总统莱西，并欣然表示他将前往伊朗回访。伊朗可谓美国的主要敌人之一，气球事件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不过，各方信息显示，美方并没有放弃与中方化解气球争端的努力。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对美国民众发表谈话说，他考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讨论中国气球侵入美国领空一事。华盛顿认为这颗曾盘桓美国敏感地区上空的气球是一颗间谍气球，拜登总统下令予以击毁。随后，美国空军击毁了另外三个类似气球的飞行物，但物主至今不详。 拜登在白宫说，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他说他希望与习近平讨论实质问题，但是他“不会就击毁侵入美国领空的中国气球道歉”。拜登没有说明什么时间与习近平谈话，但他补充说，美中之间有关气球事件的交流一直在进行。 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最近几天，美国和中国一直在讨论安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事办主任王毅在慕尼黑会面事宜。王毅和布林肯都将在这座城市出席2月17日至19日召开的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该报引述知情人士说，会面可能会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间隙举行，不过一切尚未最后决定，也可能出现变数。 法新社报道说，拜登有关气球事件的讲话发生在美国议员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有关信息、美国议员对中国侵入美国领空感到愤怒、众多的美国民众也对中国气球公然侵入美国领空非常惊愕的时候。拜登周四讲话坚定地表示，“如果一个对美国构成威胁的飞行物再次飞越美国上空，我照样会下令击毁”。 不过，拜登同时承认，另外三个被击毁的飞行体目前阶段不能证明与中国的间谍计划是否有关，也不能证明是否是来自他国的侦察工具。拜登表示，他要求行政部门对所有以往飞越美国领空的飞行物进行清点，他指出，美国已与美国的友邦就中国的间谍计划进行了讨论。 针对美国与中国外交官员近来围绕气球事件所进行的交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三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将尽其所能，“确保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和潜在的冲突不会真正演变为冲突，确保两国关系受到保护。” 在中国一方，中国为什么在习近平试图与美国和缓关系的时期派遣高空侦察气球进入美国领空至今令人费解，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沙竑（Paul Charon）对本台表示，习近平对这件事事前知情的可能性很小。他还怀疑中方蓄意挑衅的假设，“尽管中国军事理论确实研究过这样的可能性，也就是利用气球去探测对手的防卫系统，或者试探对手的反应。这是因为使用这种高空气球远比使用卫星或飞机更便宜。从这个角度说，但我看不出来中国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这样做，所以我不太认同这种假设。” 一些分析也认为，气球事件发生的时间也让北京方面尴尬，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一直在重新评估其外交政策 ，以重置其与美国的关系，并修复其在新冠疫情的处理以及在安全、工业和领土利益方面的激进做法给中国的声誉造成的伤害。 气球事件发生的时候，正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准备启程前往北京访问的时候，原本预计他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这本来是五年多来第一位美国国务卿首次前往北京，但是，气球事件发生后，布林肯取消了行程，但他不排除择日前往北京，而北京在第一时间似乎仍期待中美外交会晤能够实现，但随后中方的口气变得越来越强硬。 王毅刚刚结束对法国的访问，据指出，他在慕尼黑出席会议期间还将与乌克兰外长库尔巴会谈。
自从突然解封，染疫人数暴增，死亡人数暴增后，清零政策的主导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相关话题相对比较低调。不过，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打破了沉寂。有分析指，习近平不甘心让自己亲自指挥的清零政策不明不白被抛弃了，他需要给自己一个正面的说法。 2月1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近期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从官媒通稿看，这次会议除了避免提及“清零”，几乎把清零期间描述清零政策如何之好的语言全用上了。显得是要为被民间闻之色变的清零政策“平反”，甚至做出“辉煌”的总结。 会议称，三年多来，习核心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效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不过常委会的重点却在于强调突然废除清零政策以来的成就，会议称去年11月以来，“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而且，“群众是认可的，成效是巨大的。” 学者傅志彬推文分析，“这种王婆卖瓜式的说法显示习近平知道自己的烂尾式抗疫被诟病，感觉到威信被动摇……” 因此需要开会自夸。习近平实施两年多之久的“清零政策”被公认为是全球最严酷的、也是最不人道的防疫措施，造成巨大人道灾难和经济衰退，其实最后并未起到阻止新冠病毒扩散的效果，反而在11月26日在全国几十座城市爆发了反对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再也不能忍受被封锁的青年男女破天荒地喊出“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有观察人士认为，白纸抗议这一让世界震惊的示威行动，宣告了官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套说辞的破产，当局不惜花费天文数字的资源、以专政的手段去封锁城镇，控制人民的自由，与习近平为了保证自己在去年10月底二十大上顺利地实现继续掌权有关。从上海等大城市街头民众喊出的口号看，显然，他们对当局的做法并不像常委会所言：“群众是认可的。” 白纸抗议、加之经济严重恶化，让习近平无法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在一个适当的时间“体面地”宣布“清零取得了伟大胜利”，而是被迫放弃清零，毫无准备毫无步骤地全面解封，成为香港大学流行病学家高本恩(Ben Cowling)所说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首次面临大规模感染潮之际没有采取任何延缓措施的国家”。 世卫组织指出，其实，清零政策终结前几周，中国的疫情已失控，染疫人数在暴增。当局的仓促解封不过加速了这一爆炸性局面，一时医院人满为患，火葬场不堪重负，一批顶尖学者和知名人士染疫死亡透露出死人多到难以想象的信息。不少人在社交网络批评：“清零”三年，只为了清零而清零，没有为自己的百姓准备好必要的医疗设施，当局终于羞羞答答开始公布死亡人数，截至2月9日，官方公开的数据是83150人死于新冠。 社交网络的众多信息显示，许多中国人并不相信这一数字，他们从自身的生活经验，他们的目击，他们的奔走相告中，得知死于新冠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些。纽约时报2月16日的相关报道，引述四家互不关联的独立机构的研究，评估出从12月7日当局放弃清零以来的两个月，中国死于新冠的人数在100万至150万之间。 一个等于总结“抗疫取得伟大胜利”，尤其为两个月来，也就是解封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总结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无视两个月疫情爆炸突然死于新冠病毒的无数“人民”，还在宣称“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自然引发许多批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发推评论说，在发生了史上空前的疫情海啸，全国的火葬场都排大队日夜加班之后，中共当局居然还好意思说，在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中国的“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 一位网友惊叹：“奇迹啊奇迹，还有这样的奇迹!”
喧闹多年的习近平第三任连任问题尘埃落定百日有余，中国社会远远没有风平浪静，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恐怕连“登峰造极”的习近平本人也猝不及防。三年来最遭民间痛恨，造成巨大人道灾难，死亡人数至今也是谜的清零政策就连当局也不愿再提及。“两会”在望，难道又是一场新的轮回？国内问题重重，国际波诡云谲，开启长期执政的习近平有何锦囊妙计？又处在一个历史关头的中国将走向何处？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崛起？我们邀请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为我们解读。 二十大，清零与政策调整 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开启第三任，如今已过百日，对他这三四个月的表现，大体上是一个什么感觉？有观察家觉得他有意“低调”？ 张伦：圣诞前日本一家媒体邀请我做了一次对中国2023年走势的预判，我的基本看法是：在第三任连任后，鉴于三年抗疫给社会带来的紧张和愤怒，包括经济下滑以及国际的压力，习在 2023年会做调整，对外进行战略性收缩，改善一下对其不利的做法，对内可能放松一些对社会，经济的管控，减缓一下压力。现在大致看到了一些类似苗头，但从根本上说，我并不认为习会轻易改变他的路线。 问：二十大上，习近平破除党规连任，民间形容登基，随之发生了一些难以想象的事件，比如白纸运动，习被迫提前放弃清零政策等等。习在元旦贺辞也说“大家都不容易”，“这么大的国，有点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似在影射前述事件，尽管许多抗议者至今仍被囚禁；对美政策，似乎也有意放低了姿态？ 张伦：我一直觉得，理解习近平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他的诸多的问题，从他的理念，思维方式，局限，应付政治的一些手段，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毛的孩子”，毛的教育在他身上影响很重。当他面对压力、求生存、保权的时候，他也会学毛做出调整。白纸运动爆发是一种社会愤怒的表现，除了清零政策造成的对人的权利侵害，其实还有一些很深层的社会问题，以及经济上的压力，而疫情本身事实上在取消清零之前也已经爆升，开始封不住了；国际上俄罗斯侵乌，西方民主阵营重整，协调行动，世界范围内对威权体制展开大的反击，这些都给习近平造成很大压力。所以他会在内外政策上调整。这种调整是被迫的，出于保权的目的。 问：的确，他在元月初召开的中纪委会上又在重申从严治党，提出“大党独有的问题”，重申刀刃内向，刮骨疗毒，重典治乱，显得杀气腾腾，这似乎是习近平更真实的一面？ 张伦：是这样的。他要保红色江山，维持一党专政的绝对地位，以新的形式，比如借用现代的技术信息手段，向毛的那个时代回归，不仅要强化共产党的统治，还要重建党国体制对社会的控制，甚至侵入到个体生活加以控制，这些他大概是不会变的。但要做到这些，除了上述提及的他会根据形势不时做实用主义的调整外，也会不断强化对统治机器尤其是党的控制，所谓软硬两手政策。如最近我们听到他的一些新提法，说他一贯支持民营企业家等，完全是与前一段将民企搞得鸡飞狗跳政策相反，外交上也在调整。在他这些都是不矛盾的，服从同一个保权目的。因为现在经济问题很大，社会，党内有不满的声音，一方面要恫吓，一方面要适当放软身段。 畸形改革与“大反动” 问：您跟我谈过，您对习近平治下的党国政治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大反动，您为什么要用“大反动”去概括？ 张伦：习已执政两届十年了，我们如果用什么来概括习近平这十年的话，我觉得“大反动”这三个字可能比较好地概括他执政十年的整体的政策取向。这个词大概2014年左右就开始在我脑中浮现，已很久了，前几年我曾出过一本文集‘失去方向的中国’，收集了那些年对中国一些事件的分析评论。“失去方向”是对整个中国的状态的概括，从精英到大众都开始给人呈现出某种失去方向的感觉，但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习近平要扭转中国的演变方向，向改革前毛的政策回归的“大反动“必然带来的结果。 问：习为什么要大反动？这个大反动是怎么产生的？ 张伦：说习搞大反动，是因为它跟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的主流方向是相反的。文革后启动的改革的基本指向还是朝着自由化方向的，至少在某些方面这自由化改革一方面是权力主导者允许, 鼓励的结果，另一方面不是官方的主观预设，而是中国民众不断以各种方式争取，抗争所造成的。受到党国极权体制压迫的中国人走出毛时代，渴望自由和民主，改变贫困，整个社会开始反弹复苏。上与下，社会和国家，权力精英与知识分子和民众在渴望改变中国当时的现状，获取更多的自由上暂时取得了共识。一些改革派，知识分子等希望这是一个更完整的改革，不仅是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还有政治的面向；但中共中的一些人并不希望有这样一个整体改革，他们希望这是一个威权性的鸟笼式的服务于中共统治集团利益，受中共完全控制的改革，从这个角度看，邓小平与所谓保守派的陈云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邓的想法可能更复杂一些，这个鸟笼在陈云那里除党的领导外是计划经济，在邓小平那里是政治威权，是四项基本原则。全面改革与局部改革两种对中国改革的设想后来在八九时产生了冲撞，中共内部政经两方面反对全面改革的路线合流，对党内外主张全面改革的力量进行清算，这场冲撞对中共震动极大，加之苏东阵营崩塌，中共知道如果不给社会更大的自由空间，自己也难以生存，所以有了邓小平的九二南巡，陈云式的政治加经济鸟笼瓦解，官方全部归结到邓的政治鸟笼路线上来。但可以说，即使发生了六四镇压，社会大体上的演变方向还没有全变，但是因政治踏步不前，经济获得新的空间，两者失衡，协调性全面改革不再，改革进一步畸形化了，经济虽得到发展。“半拉子改革”模式开始形成。 问：您的意思是，虽然中共发动了六四镇压，但最后在自身求生存的压力下，改革的方向还是没有完全改变？只不过是维持一个“半拉子改革”，这是不是为后来的“大反动”铺垫了基础？ 张伦：是的，尽管改革仍是一个自由化的方向，但是畸形化了，且走到一定程度，固化了。六四之前还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虽因六四破碎，但是大家还存着一个模糊的希望，包括西方对中国也是如此：希望经济改革如果继续下去，也许有一天，自由经济的发展，社会力量的增长，会导致中国出现像台湾、南韩那样的变革。而中共领导层也在玩这个游戏，给你一种可能性想象，给许多人和西方一个幻觉。这也是西方现在在检讨对华关系上的一个最重要的面向。事实上，六四之后政治固化靠经济增长却换取了新合法性资源，这强化了中共一些人的信心，要走所谓它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一党专制下的现代化，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模式，所谓“自信”论，“中国模式”论等开始出来，已不仅仅是过渡性的东西，工具性的东西，而是被鼓吹为一个制度性，文明性的新模式。 问：这应该是到了习近平掌权的时候，尤其到了权力巩固以后，他提出包括“道路自信”在内的“四个自信”，似乎自信到要跟西方全面对抗的地步，好像习的前任在与西方尤其美国打交道时相对比较谨慎？ 张伦：这有国际国内的背景。零八年之后，发生金融危机，西方经济受到重大挫折。国内的背景就是中国入世后的经济突飞猛进，举办奥运，信心爆棚，认为这种模式可以持久下去。等到习上台，认为过去出现的一些问题只是因为邓模式偏了，可以用毛的模式纠正邓的模式，来打造他的模式。我七，八年前讲过我的观察：习要做的就是“毛邓兼用，毛邓互补，打通毛邓”，成就自己的模式。加上这期间，西方内部因各种问题包括全球化的不适带来的后果逐渐显现，有了他所谓的道路自信，“东升西降”，认定自己的模式要独领风骚，替代西方了。 问：这种自信是否也跟他本人想要永远执政下去，也就是他所谓的保江山有关？江胡好像没有自信到那种地步，应该是没有奢望要持续执政，习要长期执政，所以他要找出一个很大的理由，所以提出一个中国模式？ 张伦：政治人物都是有永远执政的冲动的，所以民主才是必要的。江胡时代因为还有其他政治力量的制约，不敢违逆邓订下的到点退休。到了习，远离了邓，老一代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加上红二代红卫兵出身的蛮干性格，霸王硬上弓，以及六四镇压后官员的大规模腐败，给习这个没有历史功绩却要稳固权力的人一个有利的手段：通过反腐打败，清除对手，才能在事实上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 问：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说的这个大反动主要还是习氏统治下才发生的现象？ 张伦：概括而言，他的大反动就是对几十年改革开放主流的一个反动，也是世界范围当下出现的对后冷战时代自由民主大潮的大反动趋势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到了江胡后期，悖论已显，就是到底要不要跃上一个台阶，让中国人能获取更多的权利，公民权利能够有更多的制度化的落实，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人们某种经济权利的获得。本来中国的改革就是以权利的扩展为起步的，比如小岗村的农民起来承包土地就是一种解放，权利获得。自由空间的增长，公民权利的增加，这是改革的核心。但是到了一定时期就跟邓的威权路线发生了矛盾，就是说他能够放的东西都给你放了，最后到了权利（right ）跟权力(power) 开始要发生无法调节的冲突了。这从经济领域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国企民企到一定时候如何协调开始发生矛盾；社会领域的官民利益冲突激化，维稳就出来了，这已经有反动的迹象，但江胡时代还试图在这些问题上寻求一些观念与制度性探讨与妥协，比如江的“三个代表”，胡时代的“和谐社会”，甚至官民都还没少提“公民社会”，总之还有一个重建国家与社会以及彼此关系的企图，讨论的空间。 到习的时代，解决国家与社会紧张关系的不同在于：就是不玩这套了！而是用毛时代的东西来解决改革中发生的问题。习的大反动与以往做法的某些带有本质性的区别在于它是反权利增加的改革，甚至它要削减你已获取的某些自由，更限制你的自由，限制民间公民社会力量的增长，重拾改革前的方式加上新的技术手段来应对不完整改革造成的问题，这是第一层意义上的大反动。 如果再来看近代中国历史趋势的话，可以发现其中经历了几个重要反复，中共夺权包括后来的执政经历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民国时代的历史的一个大反动；再往前，清末也发生过几次这样规律性的变化。后文革时代是对毛时代的一个修正，重新靠近世界主流文明，与现代世界、与现代性接轨。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自由，所以中国内部理顺了，也顺应了国际潮流，才有后来的格局。那么，习现在所做的不仅是对这三，四十年的改革整体趋势的一次大反动，同时也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文明进程中发生的新的一次大反动。这是第二层意义上的大反动；第三个层次也跟此相连，它实际上是对以自由为核心的现代人类主流文明的一次大反动，这些都是就其政策的反自由的本质性特质来讲的。 习近平的统治，中国的当下与未来 问：在谈到“大反动”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影响之前，我想插入一个既很当下也指向未来的问题，最近有两个数字不太好，一个是2022年的经济增长大概是文革结束以来第二低；还有一个很严重的数字，就是中国人口自六零年代发生大饥饿之后出现第一次萎缩，中国社会未富先老好像提前来临。您怎么看？ 张伦：长期讲，从地球整体资源环境与人口的平衡角度看，人口的适当减少不是坏事，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因中共政策出现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带来的就是在可见的非常短的时间内人口的大幅缩减，会带来经济的萎缩，养老医疗缺乏财力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造成社会冲击。这是中共几十年来非人道的极端的人口控制政策带来的恶果，同时又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畸形状况的一个产物，房价高涨，年轻一代承受压力过重，中国面临的是未富先老，社会负担沉重。因为问题严重。当局现在一定会以当年搞计划生育的极端方式重新搞刺激生育的运动，会不会有结果令人怀疑。 关于经济的问题，习在两三天内逆转解封，没有任何章法和准备，固执三年的清零让社会付出巨大成本，至少也应该准备好一些必要的医疗设施，结果发现皇帝没有穿衣服，体温计发烧药都不够，让人民继续承受巨大损失。当然，习逆转清零，不只是因人们抗议的原因，经济上因为这个清零模式到了无以为继的状态，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几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了前三季的经济数据，非常糟糕，这一定是他们最后突然做这个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中共的数据都是政治数据，不可信的，比如为什么有所谓的李克强指数，就是李克强当初本人也说自己不相信中国的数据，用耗电量，货运量及贷款等来加总来分析经济运行真实状况。现在的局面是相当严峻的，一个是你刚提到的人口，一个就是经济，官方公布的数据都那么糟糕，他们内部的数据，实际情况究竟糟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只能想象。 问：有人预料经济或许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按照您的分析，这种大反动的趋势似乎很难改变，长此以往，中国的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这对世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张伦：中国社会，中国人这些年已经为习的政策付出了巨大代价，经济因解封会有局部反弹的，但中国失去了方向；方向有了问题，许多东西就都理不顺了，经济最终也很难搞好。中国要往何处去？再一次成为我们必须要讨论的问题。许多人谈论中国崛起，但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其实不是什么投资，经济数据等等，这些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可能是中国人的精神迷茫，缺乏信心，对中国将来要走向哪里的困惑？这不是所谓习近平思想所能解决的。回头看后文革时代，邓小平的实用思想其实管了几十年，它有它的功效和历史地位，就是解构毛的那一套东西，有助于人的思想解放，但回避了中国到底要一个怎样的发展与文明目标的问题，其局限以及带来的问题今天已经非常明显，我们到了一个时候，需要重新定义民族的现代性构建方向，价值标准，这是关键。 这些年，在习看来，过去几十年的改革中所具有的自由化趋势有可能最终瓦解中共政权，出于巩固中共权力以及他个人的权力的需要，他要扭转这种趋势，用取消自由的方式来应对因为自由不完整的改革带来的问题。因有了局部自由，中国才得到发展，因自由的不完整，缺乏新闻自由，财产保障，司法独立，选举权利等才让腐败横行，社会不公，这些本来应该用更深刻完整的改革来解决这不完整改革带来的问题，但习近平的解决之道是是用改革前毛的方式，重提党的绝对领导，焦裕禄、雷锋，倡导红色基因教育等等，导致整个社会陷入迷茫和无所适从，从精英到普通人，许多人都很困惑，包括整个华人世界都被搅得很乱。这个状态持续下去，就与西方的关系来讲即便因各种地缘政治的现实考量有局部暂时的缓和，但也不可能有根本的缓解，因为那不仅有利益，更是价值上的冲突。模糊的空间不存在了。中国的各种问题很难从根本上理顺。还会继续让中国人付出巨大的代价。威权甚至极权的“模式”都可能在某种条件下造成经济的增长，希特勒治下的德国经济高速发展，民众也曾得到过很多的福利，因此万众欢呼；苏联也出现过经济高增长的时期，但是制度与价值性的问题不解决，文明的方向性不解决，将来可能是眼看着它大厦起，也可能会看到大厦倾的。 问：按照习的设想，他要复兴中华，他要把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强国， 但是现在根据多家机构预测，中国经济发展势头明显趋弱，人口也越来越萎缩，未富先老，变成第一强国的希望似乎渺茫了？ 张伦：我们看俄国，普京有一句豪言：给我二十年，我给你再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许多俄国人也相信这个东西，才支持他这么多年。他也在一定时期，由于石油价格增长等因素，确实给俄罗斯带来过较过去更好的生活，但是现在俄罗斯陷入了什么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与普京异曲同工，他的中国梦，复兴中华，恰恰因为他的做法很可能最终使中国远离这些目标。毛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饿，几千万人中国人死亡，习清零三年的行为决策方式跟大跃进三年类似。毛失败后暂时退居二线，最后发动文革反扑。而习的个人声望因三年清零受损，在中共党内一定也会有反映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做一些适当调整。但我的问题是，他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在什么问题上发动政治反扑？台海问题是否是一个可能？当然现在的情况与毛时代相比也有些不同，一方面是因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受到的制约更大；但另一方面麻烦的是习近平也可能更少一些元老们的掣肘，决策的不确定性也大增。没有平衡调整的体制，本来有一个到点退休制，给中国这二三十年带来政治上的某些稳定性。可预期性。现在取消了，什么都全系一身，极大地增加了政治不稳定性与不可测性。领导人退休制让社会如果有不满还有一种盼头，现在习近平让社会失去这种可能，其实社会的绝望情绪是白纸运动发生的另外一个深层的社会心理原因。 问：习的重心好像还在于牢牢控制党内，他一再地强调刀刃向内，他总是担心控制得不够？ 张伦：政治如同社会，永远在变化，缺少调整机制的政体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独裁者永远担心会变，所以永远要清洗，“反腐永远在路上”，道理就在这里，永远需要清洗对手，甚至最可靠的人有一天也会成为对手，他永远没有安全感，他现在控制着全党，但控制永远是相对的。他需要不断地提防，不断地发出震慑，让周围服服帖帖。 “革命性改革”与“文明崛起” 问：那么，面对这样一种大反动局面，而且可能要长期持续下去的几乎让人没有盼头的，几乎是无解的大反动局面，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最严峻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张伦：其实在这样一个比较暗淡的时期，一些未来的征兆很可能已在孕育。白纸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象征，它象征着年轻的一代重新开始站上历史舞台，这是三十年来没有过的事情。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意义极其重大。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抗争没有断过，但基本上是在社会，经济诉求层面，政治层面的尤其是在街头的政治诉求是没有过的。我曾经跟年轻人说过，中国的现代性基本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哪一代人都会摊上事。某种意义上说，过去二三十年度过青春期的算是幸运的，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可以旅游、留学，玩自己的，未来可期。与我们那时代一个重大的不同是，那时政治和我们的生活是连着的，我们受苦跟毛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与个人生活开始慢慢有些分离，六四之后，中共有意放松一些，你愿意吃喝玩乐没关系，只要你不问政治我就不管你。习这些年尤其是最近三年给这些年轻人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这个权力跟你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政治的压迫性重新跟现实的生活又发生连接。政治高压、经济滑坡、青年失业率很高，习近平第三次登基，个人前途迷茫。于是，政治问题，权力问题，公民参与社会的政治问题三十年后又复归，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这就是这次白纸运动最深远的意义。躺平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抗争”，走向街头是另一种抗争，其实人尤其是年轻人是不可能永远躺平的，从躺平到街头，或许就是一念之间。问题意识重新出现，政治性口号提了出来，又开始与三十年前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要求法治、民主和新闻自由的基本诉求衔接。路还很长，但是基本问题重新提出来让人们思考，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这个疫情肆虐，经济下滑，权力暴虐的黯淡的时光大反动时期，社会依旧在抗争，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在抗拒这个大反动。 问：新一代开始有了政治诉求，与三十年前的一代中国人的问题意识开始衔接，这只是短暂的喷发，还是带出某种指向性的东西，中国未来的前景因此会逐渐清晰起来吗？ 张伦：中国近代以来其实颠簸反复多次了，20年前应邀去南美参加过一个关于二十世纪的革命与二十一世纪的民族问题研讨会，我曾经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概括为一个从改良到革命，再从革命到改良的巨大历史循环，晚清末年改革，没改革彻底闹出了革命，因各种因缘一直到共产革命，文革，一波高过一波，然后出现大转折，再开始改革，现在它又有了一个大反动，改革陷入死亡。中国将来怎么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我的看法是需要一种新的“革命性改革”，来完成或终结中国近代以来大的轮回。 问：您能否把您这个说法再稍展开几句？ 张伦：“革命性改革“就是要突破体制，改掉现有模式，但尽量避免以传统型的大规模流血的革命方式，把改革目标彻底重新设定，以公民的权利增加及其保护作为改革最重要的标准，将中国的“文明崛起”作为目标。关于如何做到能否达成这些问题以后找机会再详述，这里简单先提这么几句。这些年，说了许多中国崛起，外国人也说，中国人也感到自豪，但我认为中国人现在需要思考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崛起的方式以及最后的目标是什么。近代以来，出现过日本式崛起，德国式崛起，结果给自己民族也给世界带来了灾难。中国人希望自己的国家崛起于世界之林，无可厚非；人都有上进争强之心，要受人尊重，人之常情，但怎样崛起才是恰当的，崛起为了什么才是需要考虑的。想超过美国，可以，但你要怎样才能做得比美国更好？美国现在有的某些东西应该是中国汲取的，同时美国不足的东西我们要能够做得比它更完善，这个才是中国人应该努力要达成的目标。就当下讲，如要抗拒大反动，就要有一个关于未来的方向。习近平现在这个大反动的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民族主义。跟毛时代有所不同，毛时代还有一些乌托邦的东西，他现在抽掉乌托邦，用彻底的民族主义加上毛的另外一些专断的东西来展开大反动。我们应该用“文明崛起“来消解习的民族主义崛起，作为努力的方向，中国人将来可以在文明的创建上，更新再造上，与他人竞争，为人类的福祉做出贡献。但这又不是习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个东西抽空了现代性的一些基本要素。中国人要汲取过去自己与他人的教训，文明崛起的核心就是首先把现代性中最基本的关于自由、人权、民主的东西继承过来，然后在这基础上结合自己民族的文化对现代性加以补充或发展，再创造。这个方向要确立，要有一些新的思考，以抗拒习主导的这样一个大反动，才有可能减少中国人自己遭受灾难且给他人带来灾难的可能，这个民族将来才有可能真正在世界上赢得荣光，实现对自身及世界都有利的崛起。
一个是前克格勃特务，盘踞俄罗斯最高权力宝座超过20年，一个是前喜剧演员转变的战争领袖，受到西方敬佩。 在70岁的普京与45岁的泽连斯基之间，两支军队的冲杀同时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领袖的对抗。 卡内基中心的俄罗斯政治学家科列斯尼科夫对法新社分析说，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领袖，一位年轻，现代，面向发展；一位封闭，古顽，独裁且拥有疯狂的想法。 两人都出生在同一个已经消失的国家—苏联。但是两人之间25岁的年龄差异标志着两种决然不同的世界观。对于普京，在怀旧和报复心态驱使下寻求重建俄罗斯强权，对于泽连斯基，他对西方和现代性持开放态度。 自从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侵乌那天开始，这种原则性的对立变成军队的杀伐，一场看起来更像是大卫与歌利亚的战争。 2019年担任总统，前演员泽连斯基除了在社交网络发言外没有任何政治经验，这一习惯在战争时期继续保持，每晚通过视频传播，向乌克兰传播胜利的希望。 一年的战争让泽连斯基脸上横生皱纹，眼圈变黑，永远穿着卡其色衬衫，乌克兰总统被战争转化，在自己的国家，在全世界塑造出光环。 如同2022年12月走上巴哈姆特，这一乌东战事的中心地带，他毫不犹豫地走上前线鼓励军队的士气。 对乌克兰政治学家而言，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之前完全低估了他的乌克兰同事。“普京把他当作喜剧演员，滑稽小丑。普京下令侵乌，正是他轻视泽连斯基、狂妄自大、不尊重泽连斯基的结果。” 与泽连斯基相反，普京远离前线，呆在克里姆林宫，无休无止地与阁员们召开视频会议，谴责乌克兰是纳粹，威胁西方，像似一个与世隔绝却又不甘寂寞的隐士。 的确，俄罗斯总统避免了大部分的公开活动，他从未走近前线，甚至没有参加过他的战士们的葬礼，这与他之前多年伪装的穿着夹克的骑着马武士形象完全相反。 两人对于对方的误解已经演变为仇恨。泽连斯基一月底针对普京说，“对我来说，他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在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的间隙，他甚至暗示普京死亡的可能性：”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活着，是他在做决定还是其他人在做决定”。 普京则形容泽连斯基和他的团队是“吸食毒品的纳粹帮”，他们策划了对乌东地区俄语人口的“种族灭绝”。 科列斯尼科夫认为，普京不认为泽连斯基属于可以与之对话或谈判的政治人物，对他而言，泽连斯基是一个外国人，他们两人是不相容的。 前以色列总理贝内特二月初称，他曾在战争之初得到普京的保证，他不会杀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对此嗤之以鼻。 在侵乌战争爆发前，俄乌总统曾于2019年为调解乌东战乱在巴黎会晤，在乌东，基辅的战士与莫斯科操纵的亲俄分裂武装艰苦战斗。 在那次巴黎的相会中，刚刚当选总统的泽连斯基面对十足老道的对手普京时似乎处于下风，这与今日泽连斯基所表现的决绝和勇气截然相反。会议开始，坐在谈判桌前的普京让他的乌克兰同行转向摄像机，后者立即遵从，满脸笑容。 在莫斯科，人们记住的是泽连斯基的另一次亮相。那是他在2013年俄罗斯电视台的新年节目中的表演。 穿着西装、打着领结，当时还是喜剧演员的泽连斯基在俄罗斯文化和媒体精英们的笑声和掌声中唱歌、跳舞并表演了一系列笑话，而这些人正是今天设法用各种言语侮辱他的人。 普京没有想到，当初本准备数日之内攻克基辅，扶持傀儡政府，实质吞并乌克兰，落得个到如今，几近一年之后，他的军队还在乌东盘旋，垂涎。 这都是因为他轻视了泽连斯基。
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用一个声音说话，周四一致通过谴责中国派气球侵入美国领空决议案。决议案同时要求拜登政府向国会通报近年所有已知中国侵犯美国领空事件。 中国气球公然穿越美国领空，在数日内吸引了全美国的注意力，直到2月4日，一架美国猛禽战机升空，发射响尾蛇导弹击落了这个体积相当于三辆公交车的白色大气球。 美国众议院周四以419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决议案，决议案“谴责中共派遣侦察气球”，“无耻地侵犯了美国的主权。”这只被美国视为执行间谍任务的气球，近日在美国上空盘旋数日，包括飞临蒙大拿州极其敏感的空军基地，引发美国严重不安。 事件发生后，美国共和党批评行政当局容忍中国气球在美国领空飞行数日，指责拜登政府软弱，没有及时下令击落中国气球，总统所属的民主党则反驳说，过早击落气球可能会对美国民众造成危害，因为气球残骸坠落轨迹难以控制。 众议院两党周四一致通过这一决议案，也是为了向北京显示，在面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中国威胁时，美国国会高度团结。决议案还谴责中共试图散播假信息，宣称气球在搜集气象资料，是因“不可抗力”导致偏离航线，“误入”美国。 提案人，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在表决前表示，中国侦察气球离地面仅18000多米，一般人肉眼就能看见，明目张胆监视美国。他对国会民主党人喊话说：“让我们站在一起对抗共同敌人，我们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如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外国敌对国家。而中国是最大敌手，是美国国家安全长期的最大的威胁。” 几乎同时，共和党参议员哈格蒂在针对中国的听证会上以“911恐袭美国以来最显著、持续最久及最过分的侵犯”来形容中国气球事件。 众议院决议案除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向国会报告这一事件外，还要求拜登政府向国会通报近几年所有已知中国侵犯美国领空事件，以及北京在全世界使用类似侦察方式的情况。 北京则称上述气球属“民用性质”，主要任务在于气象方面的研究。在美国击落中国气球后，北京指责美方反应过度。
中国的这些富豪们，所幸在于一度很富，可悲在于财富得而复失，或者无法转为真正的资本。 法国世界报刊载的专栏作家Antoine Reverchon 的专栏文章开门见山，端出几个典型的中国企业家说事，他们从致富到没落，真是“瞬间的事”。 马云，阿里巴巴创始人，长时间都是中国私企攀升的象征；徐明，1992开办大连实德房地产公司，2005登上富豪榜，一跃成为世界第八富人；而明日公司总裁肖建华的财富，在2016年达到了51亿欧元。 然而，马云2020年10月24日在上海金融峰会批评中国金融监管落后、银行小当铺思想，激怒了习近平，他的本来九日之后在香港上市的蚂蚁金服被叫停，马云本人失踪一年。他后来在欧洲、日本和泰国漂泊，2023年1月7日，马云的支付宝不再姓马，他失去了控制权。 徐明在习近平对头薄熙来庇护下发财，随着薄熙来落马他于2012年遭囚，三年后莫名奇妙死在狱中。2017年1月，生命鼎盛期的肖建华在香港突遭中国公安绑架，2022年7月才被宣判，全部财产被没收。 中国富豪为什么一夕落为阶下囚或者突然从雷达上消失，也许从中国古代历史中能找到答案。世界报专栏作家在这里向那些被中国私企蓬勃发展所吸引的西方经济学家、媒体、政治人物，经商者推荐法国历史学家François Gipouloux于2月1日上市的书，作者在书中介绍了16-19世纪活跃于中国的三大商业网络，控制通向日本和东南亚商路的闽商、控制盐买卖的徽商以及向权力中枢北京输送税款的晋商。 这些效率极高的商业网络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它们购买、运输和出售了很大一部分农业剩余物和农村手工业产品，组织和资助大城市的市场，并租用远洋轮船，为什么这些财富不能让中国与同时出现的欧洲资本主义竞争呢？ 许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包括中国人，都谈到了 “大分化”。但法国的这位历史学家反对这一说法，因为他假设中国人和欧洲人在分道扬镳之前曾经有过相似的历史。他在‘商业、金钱、权力’(L’impossible avènement d’un capitalisme en Chine, XVI-XIXe siècle (CNRS Editions, 2022)中解释说，尽管中国商人完美地掌握了致富所需的商业和金融技术，但这只是为了 “世袭”，即维护大家庭宗族的利益。利润既不储蓄，也不传递，更不投资，而是用于奢侈和慈善开支，旨在建立世家的 “崇高 “的社会和道德地位，并通过满足地方官员的一些开支来赢得他们的青睐。这与其说是一个腐败问题，不如说是保护自己不受政治和法律干预的问题。 因为帝国政府的目标首先是维持社会、机构、宗教仪式和农业生产的和谐；它对创新、冲突和为出于”不道德 “目的获取资源持谨慎态度。有刑法来惩罚违反这一不变秩序的行为，但没有民法、财产法或合同法来确定个人的自由和责任。 结论：中国商人要转变为资本家所缺乏的不是财富或积累，而是这种转变的思想和法律条件。中国的企业家过去和现在都处于行政和政治秩序的支配之下。
2022年美国进口急剧上升，对外贸易赤字创下历史性纪录，但伴之以一个突出的现象，中国却失去了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 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失去了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这是2019年以来首次发生的事件。那一年，中美贸易大战激烈，导致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倒退。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字，美国2022年从中国进口了5370亿美元产品，低于美国从欧洲联盟进口的5530亿美元。 导致中国丧失美国第一大贸易国地位的原因，主要因归咎于北京严酷的清零政策，以及美国供应来源的多样化，特别是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供应增加。 不过，与2021年相比，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总体数量有所增加，当年为5050亿美元。 根据美国商务部，美国2022年对外贸易赤字创下历史性纪录，也就是说，这是自1960年以来最高的赤字水平。 根据周二公布的数据，美国去年与世界其他最大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逆差为9481亿美元。比2021年的历史性纪录还多出1030亿美元，即12.2%。 逆差高升主要由于进口的急剧上升，从一年前的34020亿美元跃升至39580亿美元。 数量的增加反映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对外国制造的产品和服务的强劲需求，因为国际贸易正在从两年的新冠大流行中复苏。 从汽车行业到消费品（药品、移动电话等）、工业材料和用品以及食品（增加261亿美元），美国所有主要行业去年的进口都有所增加。 但中国却没有从这一复苏形势中明显获益。
气球事件导致外界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领导力质疑之际，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迷思，不过，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他认为“必须抓好开局之年的工作”。 那么，2023年是习近平第三任总书记之后的“开局之年”？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班开班式上特别强调十八大以来，也就是他登上中共总书记宝座以来，“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而且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他在讲话中隐去了这个一长串文字表述的思想最前面的“习近平”三个字。 习近平说，“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换句话说，习近平界定的这个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化的性质，其实是一党独裁下的“现代化”，他补充，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 这是否符合一些观察人士的批评？这个习定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封闭性的，一党专制的，没有现代化国家通常所具有的现代性：包括开放，民主、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观。 但是习近平认为这一“中国式现代化”，“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习近平更宣称，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迷思”。它蕴含着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文明观，民主观等等。 在展示这一中国式现代化蓝图之后，习近平谈到“国家安全观”，他说，要“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重点领域安全。”这应该与他不断强调的“保江山”有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说推进中国现代化面临各种风险，“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敢于斗争”。讲到最后，习似乎回到更现实的层面，他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抓好开局之年的工作”。开局之年的工作是什么，他没有再讲。 2023年应是习近平担任第三任中共总书记的“开局之年”，但开局之年连官方公布的数字都无法乐观，一个是去年经济增长仅为3%，为文革导致中国经济崩溃以来第二低；一个是官方正式承认中国人口萎缩，这是六零年代大饥饿以来首度出现的事件，而后者是带有趋势性的事件，一些专家怀疑中国“未富先老”症状全出。 习近平没有解释过中国面临的形势很严峻的原因何在？其实普遍的看法是，这与他的三年严酷清零政策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三年清零在民间白纸抗议、经济滑坡、染疫人数止不住的爆炸性增长背景下被迫于去年12月7日告终。 中国人喜欢说“新年大吉”，但习总书记的“开局之年”发生了一个不太“吉利”的事件，中国释放的气球飞到美国领空，中方说这是为了搜集气象资料“误入”美国，美方不相信，认定这是执行间谍任务，于是把气球击毁了。这件事的直接后果就是习近平与拜登确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5日访问北京告吹，这次访问本应是近六年之后第一位美国外交高官访问北京。从习最近展示的一些姿态看，他至少不希望在开局之年把中美关系搞砸。 纽约时报援引专家分析，布林肯访华取消，让习近平失去了要求美国减少施压的机会。华盛顿正在通过加强与亚洲盟友的安全伙伴关系，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等措施，向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促使美国减少施压本可能会让习近平把更多注意力放在紧迫的国内事务上，比如重振中国疲软的经济”，气球事件暴露了习近平政权内部的沟通和控制出了问题，习本人引以为傲的安全机构也没有像他所认为的那样起作用，这让一些美国专家对习近平的领导力提出了质疑。 未来将接任总理的李强主持了前面提到的新进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以及省部级主要领导学习班开班式，李强两句话总结直奔开班式要旨，要在座的党国诸位高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 观察人士指出，恐怕这个学习班会议的意义就在这里，在这开局之年，一切都很慌乱之际，强调确立习近平在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比什么都重要。“中国式现代化”说来道去，仍然在围绕着习近平个人的权力打转。让人多少有点费解的是，为什么要不断地强调“两个确立”，难道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还没有真的确立吗？
中国的“高空间谍气球”突然出现在美国领空，让外间许多观察者匪夷所思。 这只三辆公交车一样大的气球在美国上空盘旋一个星期后被击毁了，留下许多疑问。星期一，美方已在海上打捞出部分气球残骸，交由军方情报专家分析，中方续称这是一只民用性质的飞艇，“误入”美国是因“不可抗力”，是“意外”，指责美方“明显过度反应”。但美方不相信这是“意外”。 如果从北京力行十年的“战狼外交”的逻辑推断，中方派出气球，到美国上空侦查，测试虚实，以示“东升西降”，并非没有可能。但是，不少西方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三年清零，导致中国越来越孤立于世界。近几个月来，他开始与多位西方领导人会晤，与拜登面对面举行峰会，“管控”两大国的激烈竞争。拜习峰会还确定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初访问北京，修补中断近六年的外交链，秦刚担任外交部长后，也把外界公认的战狼代表赵立坚调走。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即使在周四中国气球进入美国空域公开后，中方与布林肯交流中仍然强调愿意按计划推进其访华。 在习近平主导了近十年的越来越好战的外交政策后，华邮援引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曾希望以务实外交开始其第三个任期，以缓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紧张，能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经济及新冠病毒感染的麻烦。中国非但没有改善关系，更发现自己正处于极力防止一个现行危机蔓延到与美国关系之外的困难中。 有分析人士指出，习不会改变其路线，但在二十大坐稳位子之后，鉴于三年抗疫对社会造成的紧张和愤怒，包括经济下滑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可能会对外进行战略性收缩，改善一下对其不利的做法，对内可能放松一些对社会的管控，减缓一下压力，这种调整是被迫的，也是出于保权的目的。 要改善与西方的关系，首当其冲是与美国的关系，官媒最近也在调整语气，似乎为布林肯到访营造气氛，但用一位网友的话说，“就这一颗傻大的气球把这一切都毁了”。很难想象“气球访美”是得到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授意或者暗示的，因为这明显是在“自打嘴巴”。但是如果习近平对气球进入美国”一无所知”, 难道自诩”亲自指挥”的领袖的权力已遭不明势力削弱? 气球事件导致布林肯宣布取消访华行程，纽约时报报道说，许多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对这样的公开打脸感到高兴，目前这位中国领导人似乎正试图稳定与美国迅速恶化的关系。 按照外交渠道披露的消息，布林肯访问北京，是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安排的，谁在这个关键时刻给美国放气球？把好好的计划吹了？中方发言人所说的维护“有关企业”的利益又是什么意思？ 假如这颗气球竟然是在中国领导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放到美国去“耀武扬威”的，令人生疑的是，中国决策层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或者至少习近平没有百分之百做到“党指挥枪”，或者有人媚上媚过了头，顺着习主席“复兴中华”的愿景走得太远？ 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就怀疑是中国军方故意放水，他在美国广播公司问及中国军方内部人员是否可能想破坏布林肯的访问时说：”显然，我认为情况就是这样”。他拒绝了中国方面关于气球被风吹偏的说法。”他说：”这不是一个意外，是故意的。 纽约时报报道，“这个气球如此显而易见，使得华盛顿许多人怀疑中国的情报部门和文职领导层究竟有没有相互通气。”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院泽加特认为：“这让人好奇，中国是谁在发号施令？”她认为，“这显然是中国近段时间犯下的最严重的非受迫性失误。” 事件暴露后，中方混乱的处理方式、前后说辞矛盾也让外界惊异，一颗因“不可抗力”进入美国的气球随后去加拿大转了一圈后又“意外”进入美国，而且，中方周一终于承认了美国的指认，还有另一颗中国气球在拉美上空徘徊，这不但让美国两党坐实中共自大到为所欲为，也让美国民间真切地意识到中国危害的咄咄逼人。 独立学者邓聿文在德国之声评论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够坏了，布林肯访华原本多少可以修补一点，但“气球事件”又让它回到这种坏的节奏。随着美国两党在今年拉开总统大选的帷幕，未来两年，美中关系很可能出现地动山摇的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