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政權的最高領導人為什麼死死抓住權力不放？這不只是個人野心問題，還與他們的恐懼有關。分析中共獨裁者的恐懼症，不僅可以解釋中共建立政權後歷任獨裁者發起的高層權力鬥爭，也可以判斷獨裁者的施政方向。獨裁者之所以不肯真正地退休，都繞不開他們的各種恐懼症。這些恐懼症不是心理疾病，而是來自政治現實中真實的害怕；而且，每種恐懼症都有相應的政治行動為證。那中共獨裁者到底有過哪些恐懼症呢？本文就來梳理一下中共歷任獨裁者的不同恐懼症。 一、紅色政權獨裁者的「清算恐懼症」 共產黨政權的獨裁者都有「清算恐懼症」。獨裁者為了奪取最高權力，或奪得最高權力之後，還想在國際紅色陣營里贏得最高地位，往往會一意孤行地推行倒行逆施的政策，結果造成慘痛的悲劇，在社會上和黨內引發嚴重反彈。不過，在獨裁者及其制度的政治高壓下，下面的不滿最多只能是腹誹，表面上並不構成對獨裁者的直接威脅。 紅色獨裁者們活著的時候，已經被捧到雲端了，但他們其實都不完全放心追隨自己的手下，內心害怕「身後罵名滾滾來」。獨裁者明白，自己掌權之時，還能壓得住陣；死了之後，過往的劣跡就可能被翻案，讓自己聲名狼藉。 共產黨政權里第一個批判獨裁者的是蘇共。斯大林死後三年，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做秘密報告，批判斯大林的多項嚴重錯誤。由此開創了紅色政權的清算政治，也讓後來的紅色獨裁者產生了清算恐懼症。 毛澤東是中國的「斯大林」式獨裁者，他從蘇共20大感受到的就是清算恐懼症。蘇共20大之後中共連續發表了兩篇政論文章，《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試圖阻止蘇共清算斯大林的做法擴散到其他紅色國家。中蘇隨後交惡，反斯大林的赫魯曉夫成了中共的靶子；同時，老毛也開始警惕中共高層「赫魯曉夫式的人物」。 二、毛澤東：「大躍進後果恐懼症」和「文革罪孽恐懼症」 毛澤東50年代把中共建立政權時的集體領導變成了個人獨裁，不久，為實現他經濟上超越蘇聯的國際野心，老毛推動了激進共產主義運動，即「大躍進」，因此把全體農民變成了黨的「農奴」，必須無限度地為政府提供農產品，結果餓死了3千多萬農民。 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幫老毛糾正了部分錯誤政策，但也講了兩句實話。一句是在七千人幹部大會上講的，「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另一句是私下對老毛講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大躍進」期間全國很多瀕臨死亡的農民不得不吃死人肉，「上書」指載入史書）。此話戳到了老毛心裡，因為「七分人禍」的始作俑者就是老毛。 當時劉少奇贏得了各級官員的信任，曾一度讓老毛被迫同意「退居二線」。而患上「大躍進後果恐懼症」的老毛，則看到了一幅可怕景象，即自己的接班人劉少奇正走在「赫魯曉夫」的道路上。因此老毛用「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為口號，發動「文革」，整垮了劉少奇，把大部分官員趕下了台，用「造反派」和軍隊幹部來代替，毀掉了支持劉少奇的中共各級官員這股勢力。 這導致中共很大一部分官員敵視「文革」，想要翻盤，這就使老毛又患上了「文革罪孽恐懼症」。他臨死前一直擔憂死後會有「腥風血雨」，意思是會有政變，翻「文革」的案，會批判自己。果然，老毛死後不到1個月，政變就發生了，華國鋒等人抓了「四人幫」。 三、鄧小平：「否定改革恐懼症」和「六四鎮壓恐懼症」 陳雲、鄧小平等一批老幹部上台後，馬上清算了華國鋒等支持毛路線的高官，恢復了老幹部的集體領導。當時，為杜絕毛式個人獨裁，1982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憲法了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表面上，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終身任職制似乎被終結了，其實，中共的「槍指揮黨」潛規則並未改變，鄧小平的終身掌權開始了。雖然「六四鎮壓」後，老鄧出於「六四鎮壓恐懼症」，不想背「六四屠夫」這個罵名，從軍委主席的位置上退休了，但他仍然把軍權抓在手裡。他下台後，通過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牢牢地控制軍隊，而江澤民這新任軍委主席只有名義上的權力，軍隊的一切事務仍聽命於楊尚昆，而楊尚昆則聽命於老鄧。 老鄧從1989年秋下台到1992年南巡之前，確實「潛水」了一段，然後就「露崢嶸」了。他在南巡期間曾召集秘密的珠海會議，策劃用喬石換掉江澤民。老鄧要撤江澤民，與老鄧的「否定改革恐懼症」有關，他怕江澤民追隨中共高層以陳云為首的反改革勢力，清算自己（關於珠海會議，請詳見筆者在澳洲廣播公司SBS網站上的文章《中共二十大之際的「換人」聯想》）。後來江澤民看風轉舵，老鄧才放過了他。 然而，老鄧在晚年的最後歲月里，還是被江澤民奪到了軍權。老江仰賴曾慶紅的協助，而老曾則利用老鄧的「六四鎮壓恐懼症」。老曾通過老鄧的大兒子鄧朴方向老鄧告狀：楊尚昆有同情趙紫陽之心。結果老鄧上當，除掉了楊尚昆。老鄧的軍權就此旁落，而此時他行將就木，什麼也顧不上了。 四、習近平的「大清洗反彈恐懼症」 習近平上任後曾大動干戈，隔代奪了軍權（關於這一過程，亦請參見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共二十大之際的「換人」聯想》）。他因為奪取軍權，以及用反腐敗打擊中共大批幹部，進而得以連任，並走上了個人獨裁的道路；與此同時，習近平也患上了他的三個獨裁者恐懼症之一，「大清洗反彈恐懼症」。 習近平展開全黨大清洗，其中有一個原因，中共從來一字不提，那就是貪官們往境外轉移資產的行動，構成了對經濟的衝擊。自從反腐敗開始，各級貪官就慌忙往海外轉移資產，導致中共的外匯儲備從2014年6月的4萬億美金，掉到2016年底的3萬億美金，整整少了1萬億。如果放任貪官們繼續轉移資產，中共的外匯儲備見底，是可以預期的。 結果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就越來越狠，大清洗象滾雪球，越滾越大，最後整肅了1百多萬中共官員。而整個中共官場對習近平的敵視也越來越大，習近平的大批敵人就在中共黨內，都是黨政精英。這些精英通過改革開放發了橫財，習近平不許他們出國了，藏在海外的錢摸不到了，藏在國內的錢象「定時炸彈」，所以他們一直盼望習近平不要連任。 中共的貪官過去貪，今後仍然想貪，他們最終的目標都是移居國外。而中共獨裁者要讓政權維持下去，絕對不許他們掏空中國的財富。這是一個死結，貪官和中共政權相輔相成，但絕不會生死共依。習近平獨裁一日，官員們就一日無望；習近平一旦撒手，中共黨內的反習大清算，就會讓習近平死無葬身之地，對此習近平一清二楚。 當然，未來的黨內反習大清算，不會用打擊腐敗作理由；而習近平恰恰在另外兩個鞏固個人權力的領域裡留下了重大把柄。這就造成了習近平還有另外兩個獨裁者恐懼症，即「經濟逆轉責任恐懼症」和「對外擴張失敗恐懼症」。 五、習近平的「經濟逆轉責任恐懼症」和「對外擴張失敗恐懼症」 習近平任上的前十年，管家是對經濟半懂不懂的李克強，習本人對現代經濟則一竅不通。這兩個人都沒看出來，他們上任時中國經濟正朝著懸崖滑去；相反，習近平以為，他可以坐享其成，把胡錦濤時代的經濟基礎當作自己「崛起」的本錢。於是，習近平在任內的第一個十年便努力讓中國經濟為「追求經濟稱霸」狂奔。 溫家寶當總理時奠定了依靠房地產來拉動經濟的基本方針，開始時似乎一切順利，高歌猛進，但其中的隱患日益暴露。待到李克強接任十年後，支撐著中國經濟的房地產泡沫最後不可避免地破滅了，帶動中國經濟不斷滑坡。那麼，中國經濟還能重獲生機嗎？很多人不相信中國這個龐大經濟體會撐不下去；不過，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的每況愈下，已成定局。 對習近平而言，這個經濟逆轉的政治責任非常之大，沉重不堪。因為，中共內部討厭他、恨他的人，批習時用這個議題，是非常順手的「棍子」。習近平因此就有了「經濟逆轉責任恐懼症」。 習近平的第三個獨裁者恐懼症是「對外擴張失敗恐懼症」。他為了顯示自己強硬的領袖地位，開始挑戰國際秩序。因此，中國海軍2020年初通過中途島海域針對美國的海軍艦隊演習，以及佔領南海國際水域、修建充作軍事基地的多個人工島，點燃了中美冷戰（參見我2020年6月29日在本台發表的文章《中美冷戰進入快車道》）。 從此，中美關係的蜜月結束了，兩國之間的對抗逐步升級。近年來，習近平的對外擴張部署遭到美國、日本的反制，而烏克蘭戰爭也把中共海軍的弱點完全暴露出來了（參見我今年5月19日在本台發表的文章《烏克蘭戰爭開啟現代海戰新模式》）。現在看來，習近平的對外擴張面臨失敗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大。習近平不能承認對外擴張戰略的錯誤，但又不見得能不斷推進對外擴張的計劃。在這種局面下，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將來也必然成為習近平面臨批判的議題之一。 六、習近平的獨裁之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事實上，習近平用來鞏固個人權力的手段，同時也是導致他患上三種獨裁者恐懼症的原因；最後，這三大恐懼症推著他朝著獨裁者悲劇的泥坑走去。由此可見，習近平的獨裁之路，實乃「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還有另一層意思，獨裁者的這三大恐懼症讓他頑強地抓住權力不放，但抓權到底的結果，卻讓這三大恐懼症的併發症狀早早到來。 習近平明年就70歲了，自非年富力強，身處獨裁之位，他會被沉重的用人行政這日復一日的事務工作壓力，折磨得無處可避。可以想見，習近平早晚會因為身體難以支撐而倦勤。這時中南海里諸公就會開始為自己的未來考慮，然後發生內部爭鬥。 而這種爭鬥有一個習近平種下的重要背景，即中共官場對習近平的不滿，不會自然化解或取得黨內和解，只是被政治高壓遏制住，這顆「定時炸彈」早晚會炸。中共當今和此後的高層，無法既維繫住這個政權，又滿足官員們運走資產、出國當寓公的美夢，因此就無法讓官場中人「揚眉吐氣」。更何況，當年中共各級官員的財富是在經濟泡沫中撈來的，來得何其容易；如今經濟蕭條當頭，想再撈到那麼多財富，無異於天方夜譚。如此來看，即便清算習某人，仍然無法讓貪官們的貪慾充分實現，這種紅色精英群體被壓抑的永久性失落，將使得習後的爭鬥格外殘酷。 另一方面，如果習近平為了證明其勇略而點燃中美戰爭，兩個核大國之間，在不動用核武器的前提下，持續的戰爭就成為戰力消耗的比拼。這樣的戰爭，一個面臨經濟下滑、又嚴重依賴外國資源和市場的中共，未必承受得起，仍然可能面臨失敗。 獨裁者雖然可以掌權到死，卻常常會在其生命的末期，發生權力逐漸掌控不住的狀況。毛澤東死前兩年如此，鄧小平死前幾年也是如此。所以，此刻談中共政變，莫如靜觀數年；等習某的獨裁走到末路時，北京官場難免如沸騰之鍋，局勢大亂。 所以，習近平的三大恐懼症，其中反映出來的，都是失敗的恐懼。他擺脫不了這樣的恐懼，這三個恐懼就是習近平政權的宿命，也是習近平的宿命。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20大之後，習近平正式建立了一個居高臨下、俯視其他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的個人獨裁地位。他安排的6個常委中，一半人是他一手提拔的往年部屬，剩下的也都是聽話之輩。這種「老闆」與「夥計」的關係，讓其他政治局常委成了習近平的辦事班底或「軍機處」。從此，中國進入了一人獨斷、後果下卸的局面。 一、20屆政治局委員和常委：「選舉」走過場 10月23日中共20大之後的第一次中央委員會開會，按照習近平指定的政治局委員名單，「投票」給名單上的人。由於這場所謂的選舉是等額選舉，中央委員們奉命投票給名單上的每個人，於是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就這樣通過了。等額選舉之下，事先確定的政治局委員「候選人」不會「落選」，「投票」不過是走過場而已。然後，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再開個小會，按習近平給的新政治局常委名單，還是等額選舉，這樣，確定新政治局常委的程序也走完了。 從中央委員會選政治局委員，再到政治局委員選政治局常委，基本上名單上的人都能得到全票或絕大多數票，計票容易得很。兩場「選舉」，全程大約用了不到兩個小時。然後，中午12點左右習近平就帶著其他6個新上任的政治局常委，參加了中外記者招待會。中共今後5年的中南海最高決策班底就這樣亮相了。 習近平只留用了上一屆政治局常委當中的兩個人。一個是意識形態總管王滬寧，他從江澤民時代一直扮演這個角色到現在，平民出身，謹小慎微，習近平準備讓他明年開始擔任全國政協主席，坐個無權無勢的冷板凳。另一人是趙樂際，原來的中紀委書記，是習近平過去幾年監管官場的得力助手，今後會讓他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 二、出局者先知 上一屆政治局常委一共7人，其中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已72歲，習近平安排他退休，算是正常處置，但習近平還處置了另外3人。總理李克強67歲，如果習近平對他比較滿意，可以讓他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但習近平卻決定讓李克強退休；全國政協主席汪洋與李克強年齡相同，也安排退休；副總理韓正比李克強大1歲，是江澤民提拔的，習近平讓他也退休了。習近平直接把這4個人從20屆中央委員的預定名單上排除了，因此20大上他們就無法進入新一屆政治局，就算20大的參會代表中有人把李克強的名字加到自己的選票上，也無濟於事。 《新華網》10月24日按慣例發表了一篇介紹此次政治局委員和常委產生過程的文章，《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這篇文章披露了兩個情況。 其一，今年4月開始習近平為確定20屆政治局委員和常委的名單，分別與19屆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委員共30人談話，聽取他們的意見。這30個人當中，23名是19屆政治局委員，1名是未進入政治局的書記處書記，4名是未列名政治局的中央軍委委員，以及非政治局成員的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這番談話期間，上一屆政治局委員當中那些習近平預定要排除出20屆名單的人，通過談話都已獲悉，自己馬上就要出局了。對這4個將被出局的19屆政治局常委來說，20大上自己的命運毫無懸念。 其二，被出局的人在談話中很識趣地表示，願意主動退下來，這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李克強。他在任期的最後幾年裡，其實對挽救中國經濟已經束手無策，連發展「地攤經濟」和「大學畢業生下鄉」這種毫無希望的經濟政策都提出來了。由此可見，李克強對自己的處境一清二楚，提前退休就是他的宿命。 三、親隨入局 20屆政治局常委當中，習近平提拔了3個到他身邊辦事的親隨，即李強、蔡奇、丁薛祥。這3個新政治局常委都有一個共同特點，是習近平當地方大員或在中南海的跟班；他們當過跟班後，得到了習近平的大力提拔，但他們並沒有多少解決難題的能力。 比如，即將被習近平任命為下一任總理的李強曾經是習近平在浙江當省委書記時的秘書長，進中南海前在上海市委書記任上，最突出的「政績」就是不顧民生而執行習近平的「清零」方針。 中共培養一個總理人選，往往會讓他先從副總理職務上干起，以便熟悉煩雜的政務，歷練中積累經驗和人脈。但習近平把完全不熟悉國務院工作的李強直接就放到了總理位置上。李強從無處理國務的經驗，在國務院系統也沒有人脈，今後政務處置上會出很多問題。 習近平安排負責今後黨務工作的蔡奇，曾經是習近平任福建省長時候的屬下，習近平到浙江當省長後，蔡奇還是他的屬下。習近平當上總書記之後，調蔡奇到北京，任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再主政北京市，政績平平，無所建樹，卻因為習近平的信任而官運亨通。 習近平這次安排明年擔任副總理的丁薛祥，原來是習近平任上海市委書記時的秘書，習近平喜歡這個跟班，一路帶進中南海。現在又準備讓這個從未掌管過一個省或一個部的親信充當第一副總理。 四、黨政分工被打破 中共最主要的兩個掌事人總書記和總理，他們的辦公地點都在中南海。胡耀邦任總書記時在中南海的南區辦公，總理趙紫陽則在北區辦公。平時總書記和總理召集各自的部屬開會，也分別在南區或北區。這兩個區之間沒有隔牆，但警衛會限制外來開會者的自由穿行。雖然中午時這些去開會的人可以分別在南區或北區休息走動，但警衛會提醒他們，散步時不能越過南北兩區分界處。 胡趙時期中南海內的這種分區格局有一個含義，即黨政一把手的地位大體上平行，黨政分明，各管一攤。趙紫陽當總理時，辦公地點在北區；他改任總書記後，就搬到南區的勤政殿辦公，把北區留給了李鵬。那時，居於胡趙之上的幾個大佬當中，除了李先念還住在北區，其他人都不住中南海內，胡趙與大佬之間主要是靠文件往來傳遞信息。從胡趙時期直到胡錦濤時期，這種黨政分開的慣例，實際上意味著雙方的分工比較明確。 但是，習近平上任後，先後設立了一系列領導小組，開始干預和控制李克強的分管工作，打破了以往多年的黨政分工慣例。而20大之後，即將擔任總理的李強完全沒有胡趙時期開始的過往歷任總理的分管地位；習近平這個總書記的強勢和獨裁地位決定了，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成了習近平的辦差班底。 習近平大權獨攬之後，用人便隨心所欲了。這次他安排的6個常委中，3個人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昔年部屬，第4個跟班是為他服務過10年、謹慎順從的王滬寧，其他兩人也都是聽話之輩。這樣，習近平與其他政治局常委的關係就實質上變成了「老闆」和「夥計」之間的關係。 五、「軍機處」再度成形 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中，雖然各人有所分工，但均屬習慣於聽命習近平的人，他們只會事事請示，奉命照辦。這樣，習近平安排的政治局常委們就不再相對獨立於總書記，不會自主處理各自分管的事務。這種新的狀態很象習近平的辦事班底或「軍機處」。 軍機處是清朝雍正皇帝設立的中樞權力機構，沿用到王朝終結，其辦公場所在靠近皇帝辦公的養心殿南側隆宗門內。最重要的幾個大臣在這裡參與決策，是為皇帝的主要幕僚。軍機處總攬軍政大權，作為清朝的最高國家機關，由皇帝直接掌握，相當於皇帝的秘書處。 現在習近平的個人獨裁模式之下，其他政治局常委與他不再是表面上的平行關係了，而是變成了「皇帝」和「軍機處」的關係。中共在老毛獨裁的年代裡就是這樣。那時總理周恩來扮演著「軍機處」領班的角色，率領一班文官，為老毛充當「軍機處」，小事才自行決定，稍大一點的事必須事事請示老毛，老毛的話一言九鼎。 其實，習近平前幾年通過各種中央的「領導小組」來分別決策各方面事務，政治局常委分別參與不同的「領導小組」，而絕大部分的各種「領導小組」的組長都是習近平兼任。這意味著，所有方面的事務，最後決策時必須由習近平獨斷。20大以後，習近平與其他常委的關係讓「軍機處」再度成形了。 六、一人獨斷、後果下卸 習近平現在可以裁斷任何事情，他的「軍機處」會事事秉承習近平的「旨意」。但這種決策模式也註定了一種結局：習近平今後的隨意決策中，所有的不利後果，都會被他的這個辦事班底在執行中放大；而決策的不良影響，則要由這些「軍機大臣」或下面的官員來承擔責任。 這種新的決策模式預示著三點。其一，習近平所有的既定方針都會繼續堅持下去，而且不存在糾錯機制。其二，凡是過去十年中發生的重大難題，比如經濟滑落、對美關係惡化等，過去解決不了，今後也同樣無解，情形只會進一步惡化。其三，習近平安排這樣的辦事班底說明，他對個人專斷的權力把握仍然沒有足夠的信心，因此他現在要用的，是幫他維持住個人權力的班底，而不是幫他解決難題的班底。 由此判斷，習近平在今後的幾年裡，最關注的是掌控現狀、防範惡化，而不是求解難題；而他採用的手段，仍然是強硬的命令和不顧一切地蠻幹，不會有多少圓通的做法。不管中國社會的各階層喜歡還是不喜歡，從此中國進入了一個一人獨斷、後果下卸的局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20大開完了，習近平的個人獨裁完成了黨內的程序認證，事先確定的中央委員名單也通過了。被從這個名單上剔除的人，包括原來的政治局委員或常委，比如李克強等，都屬於預定出局的人，而非投票結果。事實上，所謂的中央委員候選人投票，不會改變事先就已被剔除之人的命運，因為無論是預選還是正式投票，都只能就列入此名單的人投票。那誰來挑選名單上的人？又由誰來確定最後付諸投票的名單？本文從習近平安排的中央委員挑選和過篩，來分析20屆中央委員的組成過程。 一、漫長的中央委員候選人選擇過程 中共20大挑選中央委員的過程，差不多兩年前就開始了。2020年底，習近平就開始謀劃20大中央委員的挑選。3個月後，習近平分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政治局會議，成立20大幹部考察領導小組，組長是習近平。習近平給每個省或部確定了中央委員候選人的名額。 中組部為20大中央委員所做的幹部考察從去年7月開始，先後分3批派出45個考察組，對31個省區市、124個中央和國家機關、中央企業作專門的人事考察；中央軍委也派出8個考察組，對25個軍委機關部門和戰區幹部作考察。中組部派人考察未來的中央委員，也就是考察未來各省各部主要官員的仕途。 中央組織部的考察過程十分謹慎，規定考察人員「不單獨出行、不私下會客」，「出門不漏一句話、房間不留一片紙」，以防地方大員打探人事消息。中組部的考察人員基本上是先約談考察地的中層幹部，作個別談話，以便間接地了解他們所要考察的省委書記和省長；最後才與被考察對象見面，和本人談一次話。當地的省長、省委書記直到被約談了，才知道中組部的考察組來了，這時考察也就基本上結束了。 從程序上講，這種做法歷來如此，習近平當年也經過多次這樣的程序，一步一步地爬到現在的位置。有媒體認為，習近平挑選20大中央委員都是「習家軍」，其實習近平不見得熟悉全國的省部級大員，不可能把每個人都發展成既熟悉又信任的「習家軍」。那他這次挑選20屆中央委員有哪些特點？了解這些特點，有助於判斷習近平的省部級班底按什麼標準來挑選。 二、政治忠誠優先 習近平按照自己的標準，規定了20屆中央委員必須具備的要件是，對習近平的高度忠誠。習近平專門對中組部強調，「進不進中央委員，不能對號入座、依慣例，首先政治上要達標」。此話的意思是，過去江胡時代挑選中央委員，往往看現任地方大員的官位，誰是省委書記、省長，誰就當下屆中央委員；而習近平則提出，現任大員若政治上不夠忠誠，不可以繼續當中央委員。 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挑選中央委員時，會讓地方幹部對本省大員的官場口碑投一次票，這種做法在中共官場上被稱為「海選」。而習近平否決了所謂的「海選」，只許中組部考察人員私下訪談。在這樣的訪談中，中組部考察人員會費勁心機地讓地方幹部講一些真心話。有時，如果地方幹部不敢講真話，那考察人員會看他的表情來判斷隱情，進而繼續追問。 比如，20大前中組部在某省考察當地大員時，問一個被約談的地方幹部該省某大員是否「有擔當」。在習近平時代，「有擔當」一詞的含義是，地方幹部要敢於為執行習近平的指令而不計後果，哪怕招來民怨。而這被約談的地方幹部對這個問題一言不答，表情猶豫；於是考察人員就逼他說了真實情況。由此可見，在習近平的眼中，地方大員的仕途首先取決於敢為習某衝鋒在前，不計後果，這就是如今中國官場上「政治忠誠」的衡量標準。 三、查考舊賬、私產 這次中央委員候選人考察，習近平還要求中組部考察人員必須調查被考察的人是否曾被民間或下級幹部寫信告狀。中組部考察人員寫出每個被考察對象的考察報告後，必須要求當地紀檢部門負責人簽字。 地方大員若有某些問題，被當地紀檢部門掌握後，往往既不處理，也不上報，而只是存檔。按照習近平挑選20大中央委員的規定程序，地方大員被考察時，紀檢部門要麼拿出這些存檔的舉報材料，要麼簽字保證不存在這樣的舉報材料，這是讓當地的同級紀檢部門承擔連坐責任。 每個省推薦給中南海的中央委員參考名單，還要送給中央紀檢委研判。在胡錦濤時代，中央紀委收到地方大員的舉報材料往往封存，不予查處，那時的紀委只是個「擺設」。而習近平現在卻要求中央紀委對20大選中的中央委員候選人查檢舉報檔案，翻一下是否有舊賬。 習近平對新一屆中央委員的挑選還有個與江胡時代不同的做法，即查私產。考察人員除奉命審計地方大員的金融資產外，還要查他們的房產；也查大員的配偶、子女以及子女的配偶是否經商等等。因此可以講，現在被挑選的中央委員相對江胡時代可能比較乾淨一些，但不太貪的官員更在乎仕途，他們為了執行習近平的指令會不擇手段。 四、中南海審批候選人 中共組織部的考察人員回到北京後，將整理好的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報政治局審批，最終由習近平決定名單。習近平批准這個名單之前，先後召開了6次政治局常委會，專門聽取中央委員考察情況的彙報。這些考察結果只給中南海高層看，並不讓20大投票選中央委員候選人的參會代表了解。 20大10月16日開會，而政治局常委會9月7日才確定這次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供20大與會代表預選時用。中央委員選舉分兩輪，第一輪預選是差額選舉，第二輪正式選舉是等額選舉。習近平交給20大的中央委員候選人是222人，而預定的中央委員人數是205人，預選差額17人，差額比例為8.3%。 對20大各省、各部的代表來說，他們對其他省、其他部的候選人可能並不熟悉，所以，那些在預選中被差額選舉淘汰的人很可能是本省代表中有人不滿意他，結果票數少了，被淘汰掉。至於最後進入正式選舉名單上的205人，因為是等額選舉，名單上的人與會代表基本上都會打勾，所以一定都當選。 五、預定被出局之人，能在投票中翻盤嗎？ 外界對差額選舉中被末尾淘汰的人往往並不關心，事實上，只要官媒不報，大家也無從知道誰在預選中被差額淘汰了。20屆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名單公布後，這兩個名單中，有不少原來的政治局委員和常委出局。圍繞著這些出局之人，各國媒體發表了不少評論。但沒有一家國際媒體談到過，這些人的出局真的是意外嗎？ 其實，這次的中央委員名單中被剔除的那些原政治局委員或常委，都是投票前就事先確定的。其中，除了年齡偏大的人要出局之外，一些尚未到齡的原政治局常委，比如李克強，早已被預定出局。那麼投票時，20大與會代表中，李克強的支持者是否可以在中央委員的預選或正式選舉中，在選票上加上李克強的名字，然後投給他一票呢？ 當然不能排除個別與會代表這樣做的可能性，但這樣的選票也可能被大會秘書處當作廢票處理。即便與會代表自己在選票上加上名單外的名字投上一票，而負責運作黨代會秘書處的中央辦公廳也不予過問，將這樣的選票視為有效票，那是否就會改變習近平事先預定的中央委員會組成，把事先被習近平逐出中央委員名單的人又拉回來呢？ 顯然，若以為靠在候選人名單上個人加個名字就能產生讓李克強重新當選的投票結果，那就太不了解中共對黨代會投票過程的掌控了（參見筆者10月20日刊登在本網站的文章，《中共黨代會的管控模式》）。事實上，所謂的中央委員候選人投票過程，不會改變事先就已被剔除之人的命運。無論預選還是正式投票，只有已被高層列入名單的人才可能在投票中「當選」；而那些已被剔除之人，即使他們也在會場中投票，卻只能乖乖地看著別人「當選」、自己出局。 這就是中共高層獨裁的所謂「黨內民主」：投票是虛，操控是實；事先決定名單，嚴格控制投票過程，確保名單如數通過，於是便產生了中共特色的「選舉」結果。 六、中央委員里紅二代、官二代成為歷史 20大產生的中央委員205人當中，主體是省部級和軍隊戰區級以上的高官，也有少數地市級和軍隊軍級官員，以及金融企業、國有重要企業、高等院校、科研單位的幹部，還有個別工人、農民代表和解放軍模範人物。他們的平均年齡57歲，99%具有大學以上學歷。 如果從家庭出身來看，這次的中央委員已基本上沒有紅二代或官二代，唯一的例外是中央委員名單上叼陪末座的潘岳。其父是原解放軍鐵道兵司令部副參謀長兼總工程師，抗戰時參軍；潘岳的前妻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軍委副主席劉華清的女兒劉超英。 潘岳2008年任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時，提倡綠色GDP，在知識界頗得人心，但因此和溫家寶時期的GDP挂帥抵觸，坐了冷板凳；2020年才升到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主管少數民族事務，這仍然是統戰部內部的「冷板凳」。因為統戰部現在最熱門的部門是對台策反和對歐美收買技術間諜，這些部門既有錢又有勢，卻非潘岳所能染指。 過去國際媒體上經常講老幹部子弟和高官子弟可能接班，老幹部子弟即習近平這樣的紅二代，高官子弟指父親不是中共老幹部，但曾擔任中南海高官。現在，除高高在上的習近平是紅二代之外，絕大多數中央委員基本上不再有這樣的家庭背景了。 七、團派、官二代仕途受阻 由於習近平不再重用紅二代或官二代，2014年到2015年也發起過批判團派幹部的宣傳，所以紅二代、官二代、團派幹部接班這種政治現象，在中共政權里可以說已經終結。今後再講紅二代、官二代或團派，就是在講歷史了。 20大召開時，「團派」出身的胡春華還不滿60歲，胡錦濤卸任時便安排他進入政治局、擔任副總理。當了10年副總理的胡春華，在國務院的工作經驗已經不少，因此一度被海外看好為下任總理的人選。但顯然習近平不想提拔他，就把他排除在20屆政治局委員名單之外。因此，按「團派」接班的思路來猜測胡春華是中共政治明星的外媒，大跌眼鏡。胡春華無法繼續「入局」，其仕途就此斷折，明年春天人代會之後只能降職求存。這是「團派」折戟的一個典型案例。 紅二代出局，是因為他們的年齡已到了退休年齡；而官二代出局，顯然有能力不足的因素。目前中共大佬的兒子還在官場上的主要有兩個官二代，一個是胡錦濤兒子胡海峰，另一個是李鵬的兒子李小鵬。胡海峰本來經商，涉入腐敗，被胡錦濤要求退出商界。胡錦濤卸任後，習近平作為對胡錦濤的感謝，安排胡海峰在浙江從政。但胡海峰只做到地級市書記，這次是20大代表，沒資格進入中央委員候選名單。 李小鵬從他父親控制的國有電力系統起家，後來從國企轉而從政，當到山西省常務副省長。習近平上任那年，李小鵬當上中央候補委員，得票數名列最末；初上台的習近平要給李鵬面子，讓李小鵬升到山西省省長，李小鵬因此又進入中央委員行列。後來習近平攬權成功，李小鵬的仕途就碰壁了，無法從地方大員往上升，只好轉到交通運輸部當部長。習近平顯然沒打算重用提拔李小鵬，所以20大把李小鵬排除在中央委員候選名單之外。 20大的這一屆中央委員，雖然未必人人都夠得上「習家軍」，但都是按照習某「衝鋒隊」的標準挑選出來的。習近平靠這樣一批中共精英，除了能「指那打那」，還能破解中共當前面臨的經濟難題嗎？習近平不懂經濟，也沒有長遠眼光，而經濟難題靠蠻幹，只會越忙越糟。李克強多年來無法化解的經濟難題，習近平同樣無法解決，這才是中共最頭痛的問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獨裁國家，這種一黨獨裁不單單針對民眾，同樣也針對黨代會的全體代表。黨代會的要義是要求全體參會代表「圓滿開好這次大會」，而對整個會議過程以及參會代表的管控，則是保障會議完全按「劇本演出」的制度保障。本文從黨代會代表挑選、參會代表團管控、會場管控、賓館管控以及投票管控等幾個方面，介紹中共黨代會的特點。 一、黨代會代表的挑選 中共20大如期召開。對中共官場來講，5年一次的黨代會就是一場「活報劇」，演完拉倒。演出之前，「劇本」早就寫好了，雖然事先看過「劇本」的，可能只是中共高層的少數幾個人，但官場中人多半都猜到了「劇本」內容。 黨代會召開前，照例會公布來自不同省市、不同部門的參會代表名單，20大的參會代表一共2,296人。這些人並非從基層中共黨員中選舉產生，各省市的基層黨員都不知道，參加黨代會的代表究竟是按照什麼程序挑出來的。 中共黨代會有一個特別的概念，即「選舉單位」。以20大為例，省市一級一共算成32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每個省、區、市算一個「選舉單位」；中共中央直屬的各部門算一個「選舉單位」，國務院系統各部門是單獨的「選舉單位」，中央直屬企業算作又一個「選舉單位」；香港、澳門各算一個「選舉單位」；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也是一個「選舉單位」。總共有38個「選舉單位」。 中共中央組織部把參會代表的名額分配到各「選舉單位」，每個省參加中央黨代會的代表名額平均約60人上下。然後，黨代會的代表就由各「選舉單位」自己挑選。每個省的省委書記和省長是當然的代表，其他參會代表則由省委組織部從下屬各市縣選一些市委書記和市長；隨後在經濟、科技、文教、體育衛生各行業選擇一些基層幹部；最後挑幾個勞動模範或戰鬥英雄作為點綴。 這些不同類型的代表各自的比例是多少？以1987年中共13大的代表構成為例，1,936個代表中，76%是各級黨政軍幹部，19%是經濟、科技、文教、體育衛生部門的幹部，剩下的5%是勞動模範和解放軍戰鬥英雄。為了達成既定的比例，中央組織部會在給每個省的代表名額中「戴帽下達」，指定某類代表要包括幾個女性、幾個少數民族幹部。所謂黨代會參會者的「廣泛代表性」，就是這樣事先由中央組織部安排好的。今年20大的代表構成應該也差不多是這樣。 二、參會代表團的分片管控 為什麼中共黨代會要設立「選舉單位」？因為，對黨代會的會議管控和投票管控，就以這些「選舉單位」分片包干，責任自負。每個省市的參會代表，會前臨時組成一個參會代表團，團長理所當然地是本省的省委書記，而他在會議期間的責任就是，管控好自己的代表團；如果會期之內發生任何意外，比如有參會代表發表了「不當言論」，或者投票時不守「規矩」，團長要承擔失職的連坐責任。 不過，各代表團團長並不十分擔心本團代表會出「幺蛾子」，因為這些代表都是省委挑出來的「聽話」之輩。而能被選中參加中央黨代會的地方官員，自然都很開心，那意味著自己得到了上面的賞識，仕途看好。所以，被選中參加中央黨代會的人，會議期間都格外聽話，不但高度自律，而且講話行事總想討好本省長官，不會有出格言行。所以，中共黨代會的代表，其實完全不代表共產黨的基層黨員，而是上級的傳聲筒；誰指定他作為代表到北京參加中央的黨代會，他就按誰的意圖講話行事。各省市代表團當中，有一個比較特殊，那就是「台聯會」代表團。「台聯會」的全稱是「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是1981年中共開始允許台灣老兵赴中國探親以後成立的。台聯會平時聯絡有台灣籍貫背景的中國人，配合各地的「台辦」，與去大陸的台灣人認鄉親、攀關係。這次20大開會，由全國台聯會長挑選了9個各省市的台聯會長，組成一個「台灣」代表團，冒充台灣的中共黨員。 20大「台灣」代表團的10個人當中，除了團長是全國台聯會長外，其餘9人分別是京、滬、瓊、閩、粵、豫、吉、桂以及蘇州的台聯會長。這些人里，只有一個來自台灣，她的名字是盧麗安，生在高雄，在台灣的大學畢業後到英國留學，然後去復旦大學任教，定 居上海，早就加入了中共，現已被中華民國政府依法註銷國籍。「台灣」代表團的其他人，都是祖籍台灣的中國人。 三、黨代會的會場管控 中共黨代會的整個會期中，除了開場、聽取大會報告、投票和閉幕這幾次全體大會之外，其餘時間都是每個省的代表在自己居住的賓館閉門開小會。 對全體大會的會場管控，首先是按照各代表團分片集中入座，不允許代表們在會場上任意選擇自己的座位，目的是便於管控。每個代表都坐在本省省委書記的前後左右，視線所及，一覽無餘。 其次，大會有嚴格的會場紀律。凡是所有代表到場的全體大會，大家都必須乖乖地坐聽高層做報告，不許起立揮手，不許插話表達個人意見，不許自行走到主席台前。這個紀律的制度意涵是，所有代表都必須認清自己的地位，上尊下卑，主席台上的人決定一切，下面的人只能聽訓。 會場管控也包括一律採行集體行動，杜絕個人的行動自由。每個代表團奉命住在指定的賓館，從賓館到大會會場，必須集體乘坐專門安排的大巴，不許個人自行前往。大會開完之後，每個代表團仍舊坐指定的大巴，直接回自己的賓館，開車前要清點人數，不得遺漏。進出會場也要按序行走，不許利用休息時間或進出場的時間亂竄。 每個省代表團的小會，分成全團集中開的大會，和分小組的小會。此類活動，雖然可以在會議室里隨便就坐，但也有會場紀律。省團的會議，表面上是自由發言，但團長會指定幾個人先重點發言，起到「帶風向」的作用。然後，按照「規矩」，每個代表都要按照各自地位的高低，依次發言表態，表明他如何正確理解了中央領導的講話。省團的小會絕對不允許議論中央的政策，或本省存在的問題，這些代表們也不敢批評習近平的政策。所以，與會代表們是大會沒聲音，小會沒膽講。 為方便高層掌握各省團小會的會場動態，各省團每天要將當天討論的內容整理成簡報，報送大會秘書處。大會秘書處連夜摘要匯總，編輯成次日的大會簡報，再印發到各代表團。次日各團團長最關心的就是，就是本省代表的發言有沒有被上面選中，刊登在大會簡報上。在團長的眼中，本省代表的話刊登上了大會簡報，就是對他領導有方的表揚。 四、黨代會的賓館管控 黨代會各省代表團的住地賓館同樣有嚴格的管控。首先，開會期間，代表們不得擅自請假，必須到會，因此並沒有行動自由。其次，所住賓館早已清空旅客，門口戒備森嚴，禁止閑人出入或停留，更禁止記者採訪。所以，外國記者不可能私下採訪參會者；而中國的記者都知道，這種會議不許採訪。會議期間，代表們不許到其他省的駐地互相拜訪，私下溝通資訊，這是為了防範各地代表互相串聯。 除了少數省團領導之外，參會代表不知道的是，中共對黨代會的代表還實施秘密監控，主要是針對與會代表在省團小會會場之外的私下言行。中共中央辦公廳會派人到每個省團駐團，與該省的代表們同吃同住同活動。派去的人名義上是「大會工作人員」，為了方便各省團與大會秘書處溝通。實際上，這些中辦駐團人員的任務是，密報與會代表的會外言行，他們擁有出入賓館內每個會場的特權，當地省團領導不得過問。 對省團領導而言，這些「大會工作人員」其實是上面派來的密探，可以自行報告本團成員任何人的言行，包括省團領導在內。因此，各省領導對這些「工作人員」表面上十分客氣，內心卻敬而遠之。有時候，他們發現團里的某代表向這些「工作人員」反映本省存在的問題時，雖然這屬於下級向上級報告情況，但團長們都會緊張起來，用眼色暗示報告者閉嘴，但又不敢做得過於露骨。 這些工作人員駐團之前，都會領到一份該團代表名冊，列明各代表的姓名、籍貫、年齡、來自何處，以及他的職務。大會秘書處要求這些「工作人員」在會期的頭兩天里，通過這些資料，暗中認出每個代表，記在心裡。如此安排的目的是，一旦「工作人員」聽到某代表在飯桌上或洗手間里講了一兩句「出格」的話，這就是指定他們密報的內容；於是「工作人員」要馬上識別出講話者的身份，把「出格」的話記在心裡。 每天夜間大會秘書處都會搜集派往各團「工作人員」的當日密報，這樣的密報不得讓省團團長知道，更不能讓省領導過目。大會秘書處把各代表團的密報連夜整理編印後，作為大會簡報的一種特殊類型，次日早上送到政治局常委的辦公桌上，方便高層能有針對性地及時加強會場和賓館管控。 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就完成了黨代會和人代會的會議管控制度化，這樣的管控比蘇聯還嚴格。所以，指望與會代表在會場上各行其是，發動反習「政變」，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五、黨代會的投票管控 中共黨代會正式選舉中央委員和中央委員會選舉政治局委員，一向實行等額選舉，沒有選舉競爭。等額選舉的實質是，當選名單印好後，投票人要麼全部打勾，要麼少勾一個，但少數人少打幾個勾，完全不影響當選名單上的人全部通過。這種選舉其實就是假選舉。了解了中共黨代會的如此投票制度，就能明白，為什麼中共的高層領導人永遠篤定當選。 但是，從中共13大開始到現在，投票管控發生了一點小小的變化，從此中共的媒體開始宣傳黨代會有差額選舉了。這個變化是胡耀邦被逼下台後，趙紫陽代理總書記期間，為13大的投票所做的一個改革，即中央委員的選舉採行兩輪制，第一輪是預選，用差額選舉，候選人比預定當選人數多一些；第二輪才是正式選舉，仍然採用中共傳統的等額選舉。 由於這個改變寫進了13大通過的黨章，此後，雖然趙紫陽因「六四」被軟禁，但中共高層不便再度修改黨章、取消這一條，那就有礙國際觀瞻了。結果，這個預選時的差額選舉就保留下來了。16大中央委員預選時，候選人比當選人數多5%；17大多8%；18大多9%；估計20大可能是多10%。 這個預選中的差額選舉有什麼用？13大時還真發揮了一點作用。當時，胡耀邦已下台，陳雲、李先念、王震等中共大佬希望讓意識形態黨棍鄧力群當總書記。由於鄧力群為此私下串聯，被舉報給鄧小平，結果鄧小平決定讓趙紫陽代理總書記，並且馬上宣布公開了這樣決定。緊接著，13大預選中央委員時，鄧力群遭到很多黨代會代表的抵制，最後他得到的票落在倒數幾名，被末位淘汰。但中共歷史上，象鄧力群這種當過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的人，在中央委員預選中落馬，也僅此一回；而鄧力群之所以被末位淘汰，與參會代表風聞他當不上總書記有關。 此後，中共歷屆黨代會雖然保留了差額預選，卻再也未淘汰過地位比較高的候選人。 至於中央委員預選之後的第二輪正式投票，由於仍是等額選舉，所以，凡是經高層確定列進中央委員正式候選名單的人，都能篤定當選。 從中央委員選舉這個層級再往上，中央委員會選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委員選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選總書記，始終都是等額選舉；名單上印誰的名字，按照名字的順序，大家就知道，誰是事先確定的最高位置的人。 投票管控還有一個不起眼的環節，即黨代會代表選中央委員時，選票由每個省市代表團分別收取。每個省團一共幾十張選票，哪個代表沒選高層預定的人，很容易被查出來。 再往高層的選舉，選票更少，就越發沒人敢擅自亂填了。於是，中共高層人事的安排，永遠是最高領導人怎樣安排，投票結果絕對符合領導意圖，保證不出錯。 考察了中共黨代會的各方面管控之後，確實可以說，這樣的大會無非是一場高層嚴密操控的「活報劇」。這就是中共標榜的所謂「黨內民主」的真相。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最近出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並且在烏茲別克與前往那裡參加上海合作組織會議的普京會談。這是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習近平第一次出國，為什麼他選擇去這兩個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究竟有多重要？是不是從此中、俄兩國能通過上合組織領導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新盟邦集團？這些問題對印太地區未來的和平與穩定十分重要。 一、中國尋求對抗美國的可靠大後方？ 自從中美關係惡化以來，中國除了不斷擴大針對美軍的航母艦隊之外，也逐漸展現出進逼台灣的姿態。今年8月，中國通過圍繞台灣四周的遠程導彈發射演習製造了又一次台海危機。最近，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了《台灣政策法案》，準備為台灣提供有力的支持。而在對中國的經濟政策方面，美國也開始收緊高科技領域對中國的投資和技術出口管制。 自從美蘇冷戰結束、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美國曾經長期缺乏防範中國大規模盜竊技術的措施；而中國則盜竊了美國各領域的技術，把盜竊來的大量技術用於針對美國的擴軍備戰，同時在民用商品領域擠垮美國公司，努力佔領西方國家的市場。最近，美國感到國家安全受到了威脅，開始採取管制和限制措施。 8月9日，白宮簽署了《2022年晶元和科技法》（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表示，「我們正在建起圍欄，以保證那些接受了晶元資金支持的公司不能損害國家安全。它們在10年時間內不能用這些錢去中國投資，不能在中國開發領先技術」。9月12日，白宮又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啟動了國家生物技術和生物製造倡議。一位白宮官員介紹，中國對美國的領導力和競爭力構成風險，「這項倡議……確保美國在這場技術革命中處於領先地位」。9月15日，白宮再簽署行政命令，加強中國公司在美投資的審查，目的在於避免美國重要技術外流。 美國這一系列政策的實施，意味著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正在發生轉折，經濟全球化之下以往那種技術、投資自由流動的局面可能逆轉。中國並不准備停止擴軍備戰、對外擴張的步伐，因此會預作準備，為建立與美國實行經濟對抗的大後方，尋找新的盟友和布局。習近平這次的中亞之行，能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值得進一步分析。 二、中亞地區與中國的能源安全 中亞地區位於東亞國家與土耳其等西亞國家之間，而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屬於中亞國家當中離東亞最近的。這兩個國家在中國西部邊境之外，中國和哈薩克有很長的共同國界；烏茲別克與中國之間隔著幾個前蘇聯的中亞小國，但烏茲別克和哈薩克有一長段共同國界。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都是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蘇聯解體後獨立，但和俄國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和合作。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中國如果與印太地區一些國家的關係開始緊張，那麼，它地理上的後方就是俄國與中亞國家。 自從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依賴俄國天然氣供應的德國等歐盟國家一再陷入能源困境，能源價格飆漲幾倍，導致許多工業企業陷入破產的邊緣。德國的這種能源依賴困境，無疑也是給中國的啟示。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費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大原油凈進口國，每年的石油進口多達5億噸。雖然中國採取了石油來源多樣化措施，但大部分從中東及非洲各國進口的原油仍然要依靠印太地區的海運通道。 中國從今年6月15日起已經開始施行《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其中包括封鎖航道，8月對台灣周邊地區的導彈發射演習就包含封鎖航道的意涵。 一旦將來台海地區的局勢日益緊張，中國進口石油的海上通路也同樣受到航道風險的影響。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的能源進口來源逐漸改為俄國為主，中國對印太地區海運通道的依賴就會相對下降，其能源安全度則相應上升；當然，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對俄國的能源依賴日益加重。正因為這種戰略大改變關係到長遠的中俄關係，習近平這次參加上海合作組織的會議並與普京商談，應該包含穩定大後方的考量。 三、何為上海合作組織？ 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上合組織）成立於2001年，它是中國、俄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履行接收程序中）這9個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此外還有3個觀察員，即蒙古、白俄羅斯、阿富汗（塔利班之前的政權），以及9個對話夥伴，它們是亞美尼亞、亞塞拜然、柬埔寨、尼泊爾、斯里蘭卡、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卡達。 這9個成員國的面積占歐亞大陸的3/5，人口佔世界人口的43%。聽起來很龐大，好像這個組織差不多相當於聯合國成員國的一半地理範圍。那是否上合組織因此就具有影響半個地球陸地的能力呢？如果論成員國的面積或人口，有面積超大的俄羅斯作為上合組織的發起國之一，當然拉高了這個組織的地理覆蓋面；而把中國和印度的人口算進去，這個組織的人口比重就抬高了。但是，除了俄國、中國、印度之外，剩下的6個成員國的面積就小了，人口也不多。 最重要的是，其中4個成員國都是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與俄國有一些依附關係，而這4個國家本身在國際事務中都沒多少重要性，更談不上影響力。至於該組織的其它成員國當中，巴基斯坦是中國拉進去的，而俄國就拉了巴基斯坦的對頭印度加入。上合組織的成員國並沒有共同價值觀，宗教方面有巨大差異，而各自利益也有很大衝突，只是在若干問題上有一些共同的興趣。 當初成立這個組織時，這些成員國共同感興趣的是為中國或俄國站隊，幫中、俄對抗西方國家嗎？當然不是。它們一開始共同的興趣其實是反恐這個很窄的課題，重點是當時很活躍的中東地區恐怖主義團體對周邊國家安全的威脅。但上合組織成立3個月之後，9·11就發生了，恐怖分子劫持美國國內航班的幾架民航機，撞擊了紐約的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9·11之後，美國開始全力打擊恐怖組織，世界上反恐的主要角色就變成了美國和北約成員國的軍隊和情報機構；而中國站在一邊「看戲」，上海合作組織也就不那麼關注反恐了。 四、上合組織為何一事無成？ 上合組織不關心反恐之後，確實曾試圖轉變合作重點，把重心放到維持中亞、南亞地區的和平以及經濟合作方面來，但基本上一事無成。 首先，在維持中亞和南亞地區的和平方面，上合組織成員國各自的利益摩擦太大，其中一些成員國之間甚至有很多由來已久的深層矛盾和對抗，根本無法調和。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彼此嚴重對立，各自的核導彈對準對方。雖然印度與俄羅斯有傳統友誼，巴基斯坦是中國的盟友，但中俄兩國完全無法緩解印巴對立。此外，筆者撰文之時，上合組織成員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之間剛爆發激烈的邊界衝突，俄、中兩國或上合組織均未能有效阻止雙方的衝突。顯然，上合組織其實無法充分有效地維持成員國之間的信任與和平。 西方國家有些人曾認為，上合組織是中國和俄羅斯為首的中亞地區安全保障集團，可以被視為北約未來在東方的一個制衡機制。實際上，上合組織成立20多年來，在區域防務方面最大的特點就是彼此不合作；不但不合作，反而上合組織的發起國中國去年就與成員國印度發生了邊界衝突，雙方的對峙到今天也沒解決。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S. Jaishankar）8月18日在泰國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學發表題為《印度就印太地區之願景》的主題演講時表示，印中兩國關係目前仍處在「極度艱難」階段。 至於經濟合作方面，李克強曾經提出建立中亞自由貿易區的建議，而俄國卻視此為中共傾銷商品、控制中亞國家的企圖，結果李克強的建議就被束之高閣了。為什麼俄國對中亞自貿區不感興趣？原因在於，中亞的原蘇聯加盟共和國一直是俄國的勢力範圍，中國想通過經濟合作拉這些國家靠攏中國，遇到了俄國的抵制。俄國自己不需要出面，就讓這些中亞國家自己拒絕與中國發展經濟合作。 如果建立中亞自貿區，中亞國家很容易淪為中國廉價商品的傾銷地，俄國的西伯利亞以東地區早就已經如此了。俄國之所以不希望中國通過中亞自貿區賺取大量出口收益，是因為中亞國家沒有多少可對中國出口的產品，自貿區只會造成這些中亞國家的高額貿易逆差，於是先造成這些國家外匯短缺，若改用人民幣結算，這些中亞國家就變成了中國的經濟附屬地，甚至可能被迫用租藉資源產地或城市建設用地來抵還人民幣債務。 五、上合組織無用，中俄關係變「鐵」？ 美國之音去年6月15日曾刊登過一篇關於這個組織成立20年後進展情況的報道，標題是《上海合作組織20年：矛盾關係犬牙交錯，形式尚存步履維艱》。此報道結尾的一句話可以說是畫龍點睛，「上海合作組織，一個把西方國家和價值觀完全排除在外的國際組織，儘管20年來內部矛盾重重，完成的建樹寥寥無幾，至少在形式上依然頑強存在。」此語幽默，其含義可以被解讀成，基本上這個組織毫無作用，只是勉強支撐著不解散而已。 而中國的相關專家對上合組織的看法，其實和美國之音差不多。去年6月18日，上海社科院上合組織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接受國內媒體採訪，他的結論是，「外部質疑上合組織的作用很有限，連成員國內部的問題都不能完全解決。」他還披露，中俄之間、中國和中亞幾國之間，都有很大的不信任。 雖然現在中國想利用一下上合組織，為鞏固自己的大後方打基礎，但如此一個功能鬆散、內部矛盾重重的組織，要承擔中國期待的「使命」，何堪重任？僅舉一例，最近中國的太空監測船不顧印度反對，堅持停靠斯里蘭卡的港口，印度駐斯里蘭卡高級專員公署就首度指控北京讓「台海軍事化」。 中國想在地緣政治上改善周邊關係，東面是沒有希望了，因為日本、韓國都感受到中國軍事擴張的壓力；中國的西南面有印度這個大國的抵制，只有北面的俄國是它唯一可以拉攏的對象。而上合組織能否成為中、俄兩國主導的戰略聯盟，最關鍵的是這兩國之間的充分信任。恰恰在這一點上，中、俄兩國只能策略性地互相利用，卻無法真正建立充分信任。 現在中國處理中俄關係，一方面是支持俄國入侵烏克蘭，換取俄國默許其威脅台灣之舉；另一方面則利用俄羅斯需要分散能源出口市場的戰略選擇，中國自己也有分散能源供應渠道的需要，雙方一拍即合。最近中國和俄國簽訂了協議，雙邊能源貿易的支付手段不再用硬通貨，中國買俄國更多的天然氣和石油，一半用人民幣，一半用盧布。這種做法既支撐了俄國盧布的匯率，也省去了中國的美元開支，因為中共的外匯儲備已經很緊了。而俄國也需要從中國大量進口消費品，其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大部分超市裡賣的都是中國商品，俄國可以用賣能源拿到的人民幣支付從中國進口消費品的開支，同樣可節省硬通貨支出。 但是，這種策略性的相互需要並不見得能成為長期緊密的戰略聯盟之可靠基礎。我9月13日在本台發表的文章《「二十大」習近平連任之際的內外處境》分析了俄中關係的三個長期陰影，那才是決定中俄關係的根本因素，此不贅述。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這類獨裁政黨的高層人事變動，往往不是舉手投票、憑票數多少來決定最高掌權者，而是用背地裡的陰謀政治來解決問題，但沒有槍的下台大佬很難把手裡拿槍的習近平逼下台。習近平目前處在他上任以來最困難的狀態，主要問題是經濟惡化，但由此產生的社會不滿並不能轉化成獨裁者政治權力的崩塌。內憂之際，習近平也面臨越來越明顯的國際孤立，但他很難與普京結成緊密而互相依靠的聯盟，來增強自己的國際地位。出於歷史、現實和文化等種種原因，中俄關係只會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 一、習近平的連任與紅色大國的接班模式 從去年以來，中國國內和各國媒體對習近平能否在中共20大連任，一直有種種猜測。一種看法認為，中國面臨的對內、對外困境讓習近平難以連任；另一種看法認為，習近平連任會給中國帶來更大的危機。兩種看法在一個共同點上是一致的，即希望習近平交卸最高權力。 中共最高領導人如何交卸權力，其統治史上有過三種模式。其一是絕不交卸，連任到死，毛澤東的終身制就是如此；其二是鄧小平的年邁半退，但掌控軍權到人生的最後；其三是江胡時代的所謂屆滿退休。表面上看，從絕不交卸到屆滿退休，似乎是制度上的進步；其實，其中的個人因素使得這種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交卸與制度化相差甚遠，甚至連慣例化都靠不住。 上述三種模式各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毛時代個人崇拜走向頂峰，高居神壇的毛一天也不肯放棄權力，卻把曾提拔栽培多年的接班人劉少奇、林彪相繼整死。鄧時代為了把繁瑣的日常政務交給年輕一些的胡、趙去辦，鄧安排自己半退，其中也包含拽著政治對手陳雲一起半退的意圖，但軍權始終掌握在半退的鄧小平手裡。從江時代過渡到胡時代，與鄧生前安排的胡錦濤繼任有關，也是江澤民的政治對手喬石堅持拉著江到齡退休的結果。所以，中共高層如何面對習近平的連任，其實起決定性因素的，更大程度上不是制度化或高層默認的慣例，而是高層的內部政治操作。 中共的祖師爺蘇共，在其統治的大部分時期，都是上述第一種模式。斯大林時代是終身制，赫魯曉夫之後到戈爾巴喬夫之前，還是終身制，或稱為到死放手。另外，蘇共還有中國沒出現過的政變模式，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都遇到了針對他們的政變。前一個成功了，赫魯曉夫被趕下台，換成勃列日涅夫；後一個失敗了，戈爾巴喬夫任內的最後時日里，蘇共高幹們組成的最高蘇維埃（相當於中國的全國人大）投票宣布蘇共為違法組織，就此終結了蘇聯。 二、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到底有多大爭鬥空間？ 共產黨高層會發生權力鬥爭，從來如此。但是，高層權力鬥爭是否可能導致蘇共那樣的政變，就需要具體分析了。我今年6月22日為本台寫的評論文章《中共建政以來的政變及其幕後》，介紹了其中的奧秘。 習近平早就準備連任，這自然會引起高層內部各種腹誹。而習近平連任的年頭恰恰是中國經濟衰退、國際關係惡化這種江胡時代從未有過的局面，危機之下，「換人做做看」就成了很多中國內外關心時局之人的話題中心。談到「換人」，必然會有人聯想到政變和高層權力鬥爭。但政變本身有哪些操作空間，卻不是憑空臆想就能猜出來的。 中共作為獨裁政黨，這類政治集團的高層人事變動，從來不是舉手投票、憑票數多少來決定最高掌權者，而是用背地裡的陰謀政治來解決問題。但這樣的陰謀政治無法影響到高層警衛體制；也就是說，設想沒有槍的下台大佬能把手裡拿槍的習近平逼下台，那是在編故事。中共的最高領導人通過掌控其他高層成員的警衛和醫療，實際上可以控制住局面，政見上不同派系的爭鬥，無法真正導致推翻最高領導人的政變。 按照習近平時代中共高層權力的分布來判斷，習近平如果想連任，實際上其他高層成員無法阻止他。中共即將召開二十大，會不會發生部分中央委員挺身而出、振臂一呼、群起相應，然後就推翻事先內定的連任安排呢？二十大不過是中共開個會，按事先編排好的「劇本」，規定中央委員這些「演員們」照劇本演戲，擁戴習近平連任。這個會本身沒有懸念，習近平並非這場「戲」的觀眾，僅僅坐在一邊安靜地看著「演員們」隨意發揮；事實上，習近平不但是二十大的總導演，而且也是「演員們」的總老闆，哪個「演員」演出不賣力，秋後算賬馬上降臨。「演員」們哪怕在自己的地盤裡有那麼一點不陰不陽的腹誹，到了京西賓館的二十大會場上，個個都十分乖巧，誰會和自己的烏紗帽以及身家性命過不去呢？ 三、期待獨裁政權兌現黨內「民主」？ 中國憲法的總綱第一條寫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句話裡面，只有「人民民主專政」才是實質；而在中共的政治話語里，「人民民主專政」還有另一個說法，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專政就是獨裁，在英文里是同一個字（dictatorship）。用獨裁這個字代替專政，中國憲法的那句話，其意思就非常明白了，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獨裁國家。前面定語中提到所謂的「工人階級領導」，中共乃至中國政權真與「工人階級領導」有關嗎？所謂的「工人階級」，中共建立政權時有幾百萬人，加上農民是幾億人，這些民眾能通過民主程序產生民意代表、選舉領導人嗎？當然不能。那是民主國家才會發生的事，如果有了民主選舉，中共豈能獨裁？ 所謂獨裁，不但對國人獨裁，也對黨內獨裁。那中共的統治，到底是誰在獨裁？中共黨章開篇寫得很清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番話的意思是，根本不需要真正的選舉，中共掌握著鎮壓機器，宣稱它永遠代表全體國人，自封是觀念最先進的「先鋒隊」，因此中共不但必須執政，而且要永遠執政。 如此這般地強迫民眾承認它永遠執政的權力，正是道道地地的獨裁。中共講的「無產階級專政」，其實就是以「無產階級」的名義，來實行中共領導層對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永久獨裁。中共的獨裁與帝制的區別在於，皇帝打下一片江山，會宣稱自己授命於天；那中共的虛偽在於，它把永遠的獨裁偽裝成授命於民，但不許民眾批評，更不許反對。 中共有幾千萬黨員，中共領導層的獨裁當然也不讓普通黨員插嘴，甚至中央委員也不能自主投票。所以，中共的獨裁，說到底就是共產黨最高層一小群人的獨裁，而這一小群人之間的權力鬥爭成敗，關鍵在於軍權被誰掌握。習近平上任後的頭幾年，主要就在做這件事。 四、經濟惡化會不會導致習近平的個人權力動搖？ 不管習近平是否連任，經濟惡化不見得會動搖習近平的個人權力。確實，現在習近平的日子並不好過；甚至可以說，他坐在所謂的「龍椅」上，還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難過。從中國的國內形勢來看，習近平目前處在他上任以來最困難的狀態，主要的問題就是經濟惡化。經濟惡化首先影響民生，會產生很多社會不滿，這樣的不滿現在可以從很多民間的自媒體視頻中看到；但是，所有這些自媒體所採訪的人都不會提到習近平，因為那是政治禁忌，誰講誰倒霉。 在中共治下的這個獨裁國家裡，民眾的行為與民主國家的民眾完全不同。在民主國家，民眾對政府的政策有很多不滿的話，可以找民意代表、媒體記者，也可以抗議遊行，有各種表達不滿的辦法；民眾更可以用定期選舉的選票來表達不滿，希望更換各層級的執政者。 八十年代中國也有過兩次學生民主運動，分別在1986年和1989年，與當時胡耀邦、趙紫陽時代政治氣氛相對寬鬆有關。而1989年鄧小平調動幾十萬軍隊到北京，用坦克鎮壓民眾的抗議、造成大血案之後，中國再也沒有民眾的大規模政治抗議了。此後，社會不滿嚴重時，中共所關注的只是如何加強社會監控和社會打壓。 中國現在的社會不滿會不會折射成政局動蕩呢？從經濟層面看，習近平的權力是變得越來越脆弱，因為他改變不了經濟下滑的趨勢，無能為力。但這樣的局面並不能轉化成獨裁者政治權力的崩塌，他依然在運用各種鎮壓手段來「維穩」。而且，中國的很多既得利益群體，比如，退休公務員和事業單位退休職工，他們拿著比其他社會群體高不少的退休金，甚至比年輕人辛苦工作的工資都高，這些既得利益群體都不希望政局動蕩，因為他們害怕政府的困局會影響到他們的退休金。 五、習近平能通過與普京結盟來增強自己的國際地位？ 中共對外孤立，能把俄國發展成可靠的戰略盟友嗎？今年5月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曾報道，法國電視國際五台今年2月5日專訪法國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馬克·朱利安（Marc Julienne）。他表示：中俄關係升溫是有緣由的，它不是牢固的聯盟，而是理性的聯手、權宜之計的友好關係。 中蘇兩國1950年代有一段非常緊密的紅色陣營聯盟關係，彼此有正式的條約，蘇聯給了中共大量軍事技術援助，幫助中共建立了軍事工業的基礎。但後來老毛想在紅色陣營里稱霸，就和蘇聯翻臉了，一直鬧到雙方兵戎相見。蘇聯最後決定，趁中共的洲際飛彈還沒研製成功之前，用核武器消滅中共。然後尼克松救了中共，把中共拉到了美國的核保護傘之下。 此後中共安全了，但中蘇關係進入了冷戰狀態。蘇聯當時是在打兩場冷戰，一面是美蘇冷戰，一面是中蘇冷戰。蘇聯解體之後，中俄關係始終處在三個陰影之下，一是中國對俄羅斯軍事技術的工業間諜活動非常猖獗；另一個是俄國遠東經濟凋零，而中國移民和商人在遠東地區極度活躍，讓莫斯科的精英們始終擔心遠東地區乃至西伯利亞以東地帶早晚會淪為中國的經濟殖民地；第三個陰影是，中共的「一帶一路」戰略主要是向西發展，欲拉攏中國以西的國家，而在俄國的眼中，這恰恰是對俄國傳統勢力範圍的蠶食和威脅。 這三個陰影屬於長期影響，而中俄兩國在短期國際局勢變化方面始終存在合作的必要。俄羅斯2014年佔領克里米亞時，普京在國際上孤立無援，便提升了俄中關係，以打破這種孤立。這不是和中國建立戰略聯盟，而是一種政治合作。這次烏克蘭戰爭又再次出現了這樣的需要，俄國需要進一步提升與中國的關係，這仍然是政治合作。 之所以中俄兩國無法建立緊密而互相依靠的聯盟關係，根本上是因為，俄國的經濟實力不足，它害怕與中共的緊密關係會讓中國佔據主導地位，把俄國在經濟上變成次等的小兄弟。中共的軍事擴張戰略同樣讓俄國產生被威脅感，畢竟俄國人口稀少、駐軍有限的西伯利亞以東的一半國土，始終都處在中共的壓力之下，何況兩國歷史上還有過密友翻臉的歷史記錄，所以俄國永遠都不敢信任中共。 這種不信任就決定了，雙方無法成為真正的盟友，只能是多邊合作。外交上，俄國比中共老到得多，它當年在美蘇冷戰年代積累了豐富的外交經驗，更重要的是它懂得如何與西方既妥協又對抗；而中共作為一個想要稱霸的新勢力，非常笨拙，只會對西方國家一通亂罵。中共的意識形態專家們，比如那個國師王滬寧，永遠都編不出好聽一點、有說服力的國際說辭去打動西方社會；而習近平更缺乏國際眼光和處理大國關係的經驗和外交語言，他也聽不進任何戰狼語言之外的說法。 所以，普京和俄羅斯的精英不會真正看得起習近平；而習近平內心裡卻認為，自己現在實力大了，應該壓俄國一頭。這樣兩個領導人之間，不信任不僅僅有歷史原因，有現實原因，還有文化原因。法廣今年5月的那則報道所用標題是，《中俄之間與其說是友誼，不如說是互不信任》。中俄關係只會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這恰恰就是法國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馬克·朱利安（Marc Julienne）的看法。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提到中國對西方國家的大外宣，許多讀者都多少知道一些。海外各國的中文和外文媒體中有不少中國的大外宣項目，至於境外網路媒體上十分活躍的小粉紅就更是常見。但是，對於解放軍的網路攻擊部隊和心理戰部隊，可能大家就不那麼了解了。最近，隨著中國在台灣周邊海域發射導彈威脅，解放軍對台灣的網路攻擊和心理戰也極為活躍。筆者略為分析從事此類活動的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的分工和任務，從而為讀者們勾畫出中國網軍和心理戰部隊的大致圖像。 一、解放軍網軍和心理戰部隊空前活躍 解放軍的境外軍事行動，按其軍事目的通常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戰爭行動，即與其他國家的軍隊開戰；另一類是非戰爭行動，這是指軍隊採取其他威脅或破壞型行動，但不啟動戰爭。非戰爭行動可以是海軍、空軍對周邊國家的騷擾，也可能是網路部隊對其他國家的網路攻擊這類看不見的戰鬥。 習近平今年6月13日簽署了一項命令，宣布從今年6月15日起，中國的《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開始生效實施。這個《綱要》共有6章59條，但中國官方對這個非戰爭行動綱要的具體內容保密。官媒《環球時報》從此綱要中挑了一些好聽的任務列舉出來，諸如救災、人道救援、護航、維和等；其實，《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里還包括實施大規模網路攻擊、開展境外心理戰、出動武裝民兵船隻佔領國際水域等等。 《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的生效表明，中國當局今後將會大量運用非戰爭軍事手段來達到用戰爭手段無法實現的境外擴張目標。而佩洛西防颱之後，我們馬上就看到了解放軍使用非戰爭軍事手段威脅台灣的具體操作：一方面，解放軍在台灣周邊海域實行導彈發射演習的同時，又以軍機擾台、軍艦繞台加以配合，造成緊張氣氛；另一方面，解放軍的網軍和心理戰部隊展開了對台的大量網路攻擊和心理戰行動。 單是8月4日中午到5日清晨，台灣發現境外網軍對台灣各網站發動的大量攻擊，「惡意連線次數最大值高達每分鐘1億7千萬多次」，這就是解放軍網軍的行動。而在心理戰層面，台灣的一些7-11超商的廣告屏幕內容遭到置換，變成了咒罵佩洛西的圖文；而台灣民視新聞台的新聞網路頻道遭遇蓋台，然後播起了中共的愛國歌曲；台灣的一些網媒還傳出「中國漁船登陸台灣屏東縣東港鎮」等假消息。 二、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一個21世紀從事網路戰和心理戰的新軍種 以上種種非戰爭軍事行動，其主角都是解放軍新組成的戰略支援部隊。解放軍的這個新軍種在當今世界上究竟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它不是單純為解放軍的軍事活動提供技術支援的部隊，它還是用高科技手段入侵各國互聯網的諜報部隊，又是干擾它國社會政治、經濟穩定的政治作戰單位。事實上，解放軍的網軍不只攻擊台灣，它還攻擊美國、日本，甚至也攻擊中共的盟友俄羅斯。 中共的網軍究竟是怎樣龐大的一支部隊，它的目標是什麼，下面稍作分析。中國2015年建立了戰略支援部隊，這是除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之外的第五個軍種。這個新軍種的出現，是習近平改變軍隊體制的結果。習近平在鞏固自己軍權的過程中，撤銷了解放軍長期以來實行的由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裝備部和總後勤部四總部管理全軍的體制，把原來四總部下面的二級部組建成16個新的部級機構，直接歸習近平的軍委聯合指揮部控制。 過去的總參謀部下面有一些規模非常龐大的技術型部隊，比如總參三部（技術偵察部）、總參四部（電子對抗與雷達兵部），各自都有分布全國的十幾萬技術型官兵。習近平把原來的總參謀部的職能壓縮和簡單化了，同時就把總參三部、總參四部這些技術兵種劃歸新組建的戰略支援部隊。所以，戰略支援部隊的主力其實就是過去總參三部、四部所屬的部隊。 戰略支援部隊同時還納入了軍方的心理和政治戰任務相關部隊。以前這些部隊歸總政治部管，歸屬總政治部下面的對外聯絡部（即國共內戰時期的敵區工作部）。該部門早期主要是策反國軍將領，後來負責在台灣和其他國家滲透。80年代這個聯絡部里有個研究局，局長是大校軍銜，任此職的是鄧小平女兒鄧榕。她當時同時還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的副主任，研究局的副局長是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的女兒楊李。 中共組建的這個新軍種戰略支援部隊除了包括網路戰部隊、心理戰部隊、電子戰部隊之外，還包括太空戰部隊。原來屬於總裝備部的多個衛星發射中心和測控中心，也劃歸戰略支援部隊中的太空戰分支。 三、戰略支援部隊網路系統部：解放軍的網路戰部隊 原來的總參三部現在劃歸戰略支援部隊的網路系統部。總參三部是1950年組建的，負責涉外的無線電偵聽並搜集分析電子情報。1950年以後，解放軍的戰略假想敵逐漸從國軍變成了蘇軍、美軍，電訊監聽也日益國際化；同時，電訊監聽的內容也從單純的軍事通訊擴展到非軍事領域，開始大量搜集政治、經濟、科技等非軍事情報。 總參三部通過設在邊境和沿海地區的無數「監聽站」，偵聽、處理國外各種電台的通信傳播信號，截收電子情報，有十幾萬工作人員；還負責監聽所有國際長途電話，截收海外的傳真；電視普及後，又開始24小時監聽監看外國電視；自從發射軍事衛星之後，實施衛星偵察也成了該部的一項任務；互聯網出現後，總參三部又增加了利用過濾系統截收電郵的監視互聯網通訊的任務。 總參三部在海外也設有若干監聽站，如1992年在緬甸安達曼海的一個島嶼上設立偵聽站，以監視印度洋；1994年在寮國南方占巴塞省(Champasak)設立了3個偵聽站；1999年與古巴的盧爾德（Lourdes）偵聽站展開合作。 該部軍人不僅受過技術訓練，能操縱各種複雜的電子裝備，而且懂外語，可以偵聽破譯外國電訊。各地的偵聽站有不同的目標區域，例如，蘭州軍區的偵聽站負責偵聽俄羅斯和中亞各國的無線電通信。總參三部下屬各局當中，有一些局專門針對特定國家，如總參三部二局以美國為主要對象，其成員熟練掌握英語。 互聯網問世之前，總參三部的主要功能是偵聽各種國外電子訊號，從技術上講還算是被動搜索，基本上不踏入信號發出國的領土。進入互聯網時代之後，出現了全新的電子情報搜集模式。一國軍事情報單位通過國際光纜進入它國政府、軍事單位和企業的網站，然後入侵外國網站的內部資料庫，把它國網站的保密數據下載，這就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被動搜索式電子偵聽，而變成主動入侵、直接盜取資料了。網路入侵者坐在大洋彼岸的辦公室里，運作電腦程序去搜集它國保密的電子情報，即便被查獲，如何認證，如何交涉，如何懲治，目前國際社會還沒有找到有效的防範對策。 四、解放軍的網路戰活動 網路戰是指一個國家滲透到另一國家的電腦或互聯網系統內，以造成損害或破壞為目的之行動。網路戰與民間駭客的網上有害活動的區別在於，網路戰是政府或軍隊的行為，有政府設定的政治目的。民間駭客侵入其它公司的資料庫竊取情報，屬於「高智商犯罪（white collar crime），其目的一般都是非法地獲取經濟利益。但軍事情報部門從事同樣的活動，就屬於網路間諜活動。 網路戰大體上分為兩類：網路間諜活動和網路攻擊活動。網路間諜活動一般不致於引起武力報復；但網路間諜活動和網路攻擊活動之間並沒有清晰的邊界，持續性的網路間諜活動有時就是網路攻擊活動的準備階段。如果一國的軍事情報部門試圖破壞它國的互聯網，或破壞它國的政府、軍事或與國計民生關係重大的私營企業的網站及其資料庫，這種網路攻擊行為通常會以網路間諜活動為前奏，先搜集目標資料庫的資訊，然後為破壞這些網站作各種測試。 由於21世紀的各種與國計民生有關的通訊、能源、交通等行業全都依靠電腦系統維持運轉，而民用電腦系統又高度依賴互聯網，大規模有計劃的網路攻擊，完全可能癱瘓一個國家的正常經濟運行。這是20世紀傳統的電子偵聽與21世紀網路戰的根本區別，因為互聯網使得被動的電子偵聽部門具備了實施網路攻擊的強大能力。 2013年，總參三部位於上海市的61398部隊對美國的網路入侵活動引起了世界各國媒體的注意。61398部隊的軍內稱謂是總參三部二局（美國局）位於上海浦東地區高橋鎮的網路戰作戰「陣地」，負責對美搜集網路情報，地址是大同路50號。 上海是中國互聯網的一個主要的物理鏈接國際出口和國際「網關」。中國自1993年建成第1條國際海底光纜系統，後來已有7個大型國際海底光纜系統，其中3個在長江口的崇明島登陸，3個在上海的南匯區登陸。61398部隊的營地位置選在靠近崇明島的高橋地區，處於光纜登陸地點崇明島和中國電信設在浦東康橋的通信樞紐之間。該單位實施網路入侵的目標區域是美國，中共軍方的網路戰部門利用直接進入跨國光纖電纜的便利，輕而易舉地長驅直入到美國的政府部門和企業的網站上，從事大規模網路間諜活動。 這個部隊的IP地址屬於上海市網管辦，然後從這個「陣地」反覆入侵美國的多個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民營企業，如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天然氣管線公司的資料庫。這屬於有政治目的之網路戰行動，而不是單純的盜竊技術資料之類的商業間諜活動。 五、解放軍的心理戰和電子戰活動 美國國防大學2018年發表了一份關於中國軍方戰略支援部隊的研究報告《中國戰略支援部隊：面向新時代的力量》。這份報告介紹，本世紀初解放軍提出了對外戰爭的政治戰模式，要協調使用心理戰、輿論戰、法律戰（簡稱「三戰」），以控制敵國民眾的觀念，塑造促進中共利益的話語。 解放軍負責政治戰的部隊中有一支被稱為311基地，設在福州，下轄6個團級單位。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法國軍事學院戰略研究所2021年9月20日發表了一份長達646頁的報告指出，福州市的311基地是解放軍進行「三戰」的總部，負責指揮輿論戰、心理戰和法律戰。「三戰」的目的是：一，塑造和強加符合中共利益的說法，即輿論戰；二，恐嚇對方民間社會，製造心理壓力和疑懼，即心理戰；三是故意曲解國際法規，把國際法方面的扯皮當作「武器」，試圖迫使相關國家放棄國際海洋法公約所保障的合法權利，來削弱或壓制被視為利益敵對的國家，「南海內海說」和「台海內海說」就是這樣出籠的。 法國的這份報告還提到，過去十年里，中共至少試圖干涉7個國家的10次選舉。這種舉動其實是屬於政治破壞戰。 這個311基地對外自稱商業公司，旗下有中國華誼廣播公司、海峽之聲、海豐出版社等，這個政戰部門2019年的資金投入達到6千萬歐元。這個基地也指揮中國的「五毛大軍」，通過娛樂公眾和宣傳中共來反擊其批評者。這份報告指出，「五毛大軍」中有2百萬全職人員和2千萬兼職人員，他們的任務是用親中共的資訊淹沒社交平台。 戰略支援部隊還包括原屬總參四部的網路電子戰部隊，主要負責電子情報、電子對抗、雷達干擾等。該部還管理各種軍用通信系統，如電話網、軍用數據通信網路、野戰通信系統、軍用地下光纖網路、高頻通信、微波通信、衛星通信、對流層散射通信等。 台灣把解放軍的心理戰稱為「認知戰」。這種戰法運用現代高效能計算系統、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透過網路滲透與心理、輿論操作，來混亂目標對象的社會、心理、法治等價值觀。認知戰綜合運用心理戰、輿論戰、法律戰之「三戰」，散播不易分辨的假訊息，藉由全面性文攻武嚇手段，企圖造成對其有利的態勢。這種中共在國共內戰時期傳統的做法，如今用到了境外各國，它的破壞性值得世界各國關注，因為它是對世界和平的現實威脅。
國際投行不再對中國經濟前景抱持樂觀態度。中國央行現在不顧物價上漲而不斷降息，說明它也不看好中國的經濟前景。從中國傳來的經濟消息多半令人悲觀，一片愁雲籠罩在中國上空，炎夏之際，卻讓很多人的心中寒意陣陣。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正在衝擊著千家萬戶和銀行系統。銀行想把自己的危機轉嫁出去，政府想讓房市「接盤俠」托住房價，最後恐怕都是無望的幻想。這就是為什麼李克強無力救助經濟的根本原因。 一、國際投行對中國經濟前景預期不良 中國政府一直對自己的經濟前景抱持一種錯覺，誤把浮在房地產泡沫上的經濟幻景，當作國家「崛起」真實牢固的長期基礎。而這種錯覺加上對外官方宣傳，也影響到整個世界。西方國家，特別是華爾街，對中國的經濟前景一直看好。即便中國疫情迭起、房地產泡沫崩潰，這些國家的經濟學家和投行仍然寄希望於疫情後經濟復甦和政府拯救房地產業。但是，中國經濟情勢的發展讓他們越來越失望。 8月18日，《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政府救市熱情不高，中國房地產危機繼續發酵》的報道。此文依然認為，中國政府對房地產危機不會袖手旁觀。其暗含的意思是，最好政府能出手拉房地產公司一把，雖然恆大之類病入膏肓的房企已不可救藥，但對財務狀況尚可的房企，政府最好還是要加以幫助。該文稱，「中國房地產行業乃至中國經濟的長期健康，取決於房地產市場的整體復甦。而目前仍然沒有明確的跡象表明，中國政府將採取大膽舉措來實現這一目標。」 顯然，這篇報道對中國政府出力不夠，頗有不滿之意。問題是，中國的房地產危機，政府真救得了嗎？倘若越救越危，又預後如何？ 而同一天，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CNBC）報道，著名投行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和野村證券（Nomura）再次下調中國的經濟預期，理由是，中國經濟受到需求疲弱、房地產業萎靡不振以及「清零」和限電等其他措施的衝擊。高盛把中國經濟今年的增長率從之前的預測值3.3%下調至3.0%；野村證券把類似的預測從以前的3.3%下修到2.8%；渣打銀行16日也把對中國今年經濟成長的預測從過去的4.1％大幅調降至3.3％。投行摩根·斯丹利的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8月1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同樣表示，「7月經濟數據已經驗證了，下半年不會出現V型復甦。」 二、各國加息，為何中國偏偏減息？ 目前，全球的主要經濟體出於不同的原因，不約而同地面臨著巨大困難。美國因為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聯儲會只能不斷升息，三次上調政策利率，試圖打壓通貨膨脹，但至今收效不彰。歐盟由於對俄國天然氣供應的依賴，俄烏戰爭開始後能源價格暴漲，帶動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現在也需要升息來遏制通貨膨脹。日本經濟的生產率雖然高於美國、德國和法國，但消費不振，其央行的政策利率一直保持在零利率上下。 與西方國家的經濟處境不同，中國經濟的最大困難是經濟衰退。中國的央行在物價持續上漲的情況下，不但不升息，相反卻接連採取降息措施，試圖刺激衰迷不振的經濟。繼中國央行8月15日宣布對幾項關鍵利率降息之後，8月22日，中國央行再次宣布下調兩項基準利率。這就讓中國的貨幣政策變成了鶴立雞群。 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會影響本國的經濟走勢，升息必然造成經濟成長收縮，而減息則是為了拉抬萎靡不振的經濟。央行的貨幣政策代表著貨幣管控當局對本國經濟走向的基本判斷，凡是採取加息措施的，都擔心通貨膨脹衝擊民眾的購買力，因此不惜經濟代價來打壓通貨膨脹；而採取減息措施的貨幣當局則判斷經濟走勢不妙，所以要不顧物價上漲來加熱經濟，希望經濟下滑的趨勢得以遏制。所以，加息與減息之異，實際上反映出各國經濟真實問題之所在。換言之，西方國家或為通貨膨脹所擾（如美國和歐盟），或為經濟疲軟所憂（如日本），而中國的經濟困境與眾不同，中國是為經濟衰退所苦。 三、中國經濟進入衰退通道 最近，中國傳來的經濟消息多半都是令人悲觀的。從房地產市場一片蕭條，到大批店鋪倒閉、大批工廠關門；從職場上千軍萬馬擠破頭去搶公務員編製，到地方政府財源短拙而開始降薪；連失業者過去認為是保底養活自己的就業機會，如網約車和送餐公司等，現在都在裁員。一片愁雲籠罩在中國上空，炎夏之際，卻讓很多人的心中寒意陣陣。 而這種經濟寒意也從另一個角度得到了證實。今年6月，中國的社保部門失業保險基金的支出達到了10年來的最高紀錄，一個月發放了372億元，是去年6月的3.6倍。中國的許多小企業不肯為員工購買失業保險，只有大中型企業的失業員工被解僱後可能有機會領取一段時間的失業保險金，數額有限。中國人力資源部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到6月已向584萬戶企業的失業員工發放了失業保險金。這個數據表明，上半年至少有近6百萬家為員工購買失業保險的企業裁撤了許多員工。 上半年中國經濟數據公布之後，很多人寄希望於三季度的經濟能重新向好，但7月的經濟數據似乎展現出經濟繼續收縮的態勢。7月，16-24歲人口的調查失業率上升到了近20%。每5個青年人當中就有1個人無法找到工作，這種情形今年以來一直在不斷惡化。高失業率意味著民眾的購買力相對萎縮，疫情防控影響了上半年的經濟復甦，7月曾經被認為是消費大幅反彈的時候。但實際上，今年7月的全國餐飲業營收下降1.5%，而商品零銷售僅比去年同期增加3%，主要還是物價上漲造成的。 在投資方面，7月全國的投資與6月相比處於零增長狀態。由於當月工業品價格上漲4%，所以，實際上7月的投資比6月下降了4%以上。1到7月累計，房地產投資下降6.4%，把用料漲價因素考慮進去，房地產投資實際上下降了10%以上；而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與去年同期比下降了23%，商品房銷售額下降了29%。 雖然很多人以為，「清零」政策嚴重衝擊了經濟活動，但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並不是一直都處在封禁式疫情防控之中。疫情防控其實可能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沒有疫情，中國經濟也仍然會進入衰退通道。 四、中國政府為何難以扭轉經濟頹勢？ 一國經濟俗稱是由「三駕馬車」拉動的，即投資、消費、出口。而供投資、消費和出口的產品，大部分來自製造業。政府鬆動貨幣政策，就是希望企業能增加銀行借款，恢復正常經營。但對企業來說，產品能不能賣出去，才是企業活下去的前提。既然消費需求如此萎縮，企業怎麼敢借錢擴大生產？那隻會導致庫存積壓上升，企業債務負擔變重。事實上，大批製造業中小企業倒閉，各行業的許多中型製造業企業減產，原因全都是需求萎縮。 當國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都在萎縮的時候，企業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出口訂單了。在這方面，7月似乎是個好月份，因為當月的出口增加了24%；但與此同時，從國外傳來的消息卻讓出口企業非常緊張。由於歐美市場受到通貨膨脹的衝擊，消費者為了應付生活必需品開支以及汽油、家用能源的漲價，開始壓縮非必需品購買。這就造成了西方國家對中國工業製品的需求開始收縮，許多零售企業庫存爆滿，被迫減少新訂單。 今年以來直到7月，歐美零售企業擔心中國「清零」政策影響商品出口供應鏈，曾經大量進口中國商品，造成了7月中國的出口額大幅度上升；但接下來的幾個月，直到聖誕前的零售高峰季節，歐美零售企業不得不努力消化庫存，而且難以預測通貨膨脹對非必需品購買的衝擊何時才能緩解。所以，中國的出口企業現在發愁的是，後續訂單不足甚至消失，而不是加大馬力出口掙錢。7月，中國的進口額只有百分之幾的增加，這也說明中國的加工出口後勁不足。因為中國的工業製成品出口當中，大部分是進口零部件組裝再出口，進口零部件少，說明今後組裝出口的數量也會收縮。 五、房地產泡沫破滅衝擊千家萬戶 之所以中國的消費不斷萎縮，高失業率只是因素之一。實際上，即使家中沒有失業青年，也同樣會受到房地產泡沫破滅的衝擊。中國的城鎮家庭大體上可以分成有房無貸、有房有貸、無房有貸和無房欲貸這四類，而這四類家庭面對經濟萎縮所作的不同反應，最後都會構成對銀行的壓力。 無房有貸的家庭是買了期房、申請了房貸並全額付款，但房地產公司資金鏈斷裂，無力完工期房。這樣的家庭最悲慘，他們的期房不知道還有沒有希望交工，因此有一部分人就主動停供房貸，希望藉此對房地產公司施加壓力，讓房地產公司恢復施工。雖然他們似乎有一些停供的理由，但他們與銀行之間的房貸契約依然存在，這些期房房主與房地產公司之間的契約糾紛，並不能自動免除他們與銀行的房貸契約。這方面的情況我在給自由亞洲電台寫的《房地產泡沫破滅，傷及中國經濟命門》一文已經說明過。 有房有貸的家庭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房貸負擔沉重，為了按月支付房貸本息，只能減少生活開支來供房。他們最擔心的是房產價格下跌，因為一旦房產價格縮水幅度超過自己的首付，這套房就會變成「負資產」，即房產現值甚至低於尚未償還的房貸數額，哪怕將來還清了房貸，自己至少也虧光了首付款額。結果，一些持有多套房的人，或者因為財務能力短拙，或者是害怕「負資產」損失過大，開始主動斷供房貸。於是他們斷供房貸的住房就被銀行沒收並拍賣，這就是為什麼全國的法拍屋數量暴增的原因。進入法拍程序的住房賣不出多少錢，銀行不得不承擔一定程度的損失；而房主的首付也基本上泡湯了，很難再回收。 有房有貸的家庭還有另一類，他們有能力現在就還清房貸。此時他們的盤算是，自己買了房子，隨著房價下跌，吃虧是吃定了；如今錢存在銀行里的存款利息遠遠低於房貸利息，不如提前還貸，讓銀行少從自己身上賺取利息。這樣來減少財務損失，也是一種精明的考量。但對銀行來講，房貸因為有房子作抵押，屬於銀行資產當中的優質資產，而房貸客戶大量提前還貸，等於是縮減銀行的優質資產，同時也造成銀行的壞賬比例相應上升。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銀行發通知，禁止房貸客戶提前還貸的原因。 有房無貸的家庭如果持有多套房，貌似最輕鬆，因為他們沒有還貸壓力。但是，這樣的家庭有另一套盤算。他們過去是把房子當作固定利率的債券來看待的，即房產的價值相當於債券的購買額，而房產的市場增值相當於債券的固定收益；等到需要用現金時，隨時可以把一套房子賣掉套現，穩賺不賠。因此，中國的中產家庭往往把不少現金投資到房產上，然後把房產市值和金融資產合起來算作是家庭財富。但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後，這套如意算盤就落空了。一方面，二手房不容易賣出去，所以手中持房未必能夠變現，家庭財富的很大一部分也因此泡沫化了；另一方面，二手房要想賣出去，只能降價求售，而越降買主就越看跌，於是手中持房的價值隨時在縮水。這些家庭原來表面上的財富現了原形，今後他們其實不那麼富有了，只剩下金融資產可以動用。這樣的家庭很可能不得不重新考慮家庭理財計劃，節省開支。 最後一類是無房欲貸的家庭。這部分人是銀行現在挽救金融危機的希望，也是政府公務員被迫多買房，以及銀行設計出老人房貸子孫還的原因。銀行知道房地產泡沫破裂造成的銀行壞賬與日俱增，要保住自己的分行、支行不倒，只有增加新的「優質」房貸客戶，產生每月定期打入銀行的房貸月付現金流。一些銀行由於法拍屋數量大或期房房貸客戶停供，或者企業破產、貸款難以收回，導致銀行的現金收入減少，於是就編造借口，用臨時封住存款客戶銀行卡或設定每日最高取款額的辦法，減少銀行的現金支出。這就是銀行金融危機的先兆。然而，眼看著全國數百個爛尾樓項目到處鋪開，現在誰敢輕信房地產公司的期房承諾呢？何況房價看跌，早買不如晚買，等一等就能省一大筆錢，這樣的賬，無房家庭誰不會算？總之一句話，新房購買趨謹慎，誰肯再買爛尾樓？ 銀行想把自己的危機轉嫁出去，政府想讓房市「接盤俠」托住房價，最後恐怕都是無望的幻想。這就是為什麼李克強無力救助經濟的根本原因，也是華爾街分析師們失算的地方。後者總把中國政府設想得萬能無敵，希望政府能力挽狂瀾。但這次中國經濟確實在往深淵不可避免地滑下去，神仙也救不了。何況習近平和李克強並非神仙，不過凡人而已。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經濟實際上可能已進入負增長區間，而且已連續3個月了。中國經濟的病症到底是什麼？疫情防控只是蘚芥之疾，萎靡疲軟才是長期癥狀。這個癥狀的表面原因是需求不振；而從病根上看，其實是中國經濟走上了依靠過度發展房地產來拉動全國經濟的絕路。 過去20多年間，中國房地產投資總額在GDP當中的比重從2000年的3%上升到2014年的峰值14.8%，2021年底仍然高達12.9%。在發達國家，這個比重通常只有5%。一個國家的房地產投資佔GDP的比重長期超過10%以上，說明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出現了畸形化，也就是整個經濟對房地產的盲目擴張產生了依賴。房地產曾經撐起了中國經濟，但如今病入膏肓的房地產業也在拖垮中國經濟。中國經濟走下坡的第一塊骨牌是房地產業倒下來，而第二塊骨牌便是與房地產業共榮共苦的銀行業。 一、中國經濟下降已三月有餘 中國經濟如今到底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中國民眾雖然希望中國經濟能夠向好，但他們從自己所處的工作環境和職場氛圍，感受到的是陣陣涼意。海外觀察者會比較關注中國經濟的大勢，特別是華爾街，但那裡的專家們往往過於迷信經濟數據曲線的簡單外推；畢竟過去多年中國經濟的數據曾經比較靚麗，華爾街的分析師們不太敢、也不願意接受中國經濟走向衰退這樣的判斷。那麼，國內經濟學家當中比較冷靜客觀的，他們又怎麼看呢？已經很久沒聽到準確深刻的分析了。 不過，最近有一則被國際媒體忽視、但卻非常值得關注的消息。6月23日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論壇的月度研判會以《2022下半年經濟形勢分析與政策展望》為題，會上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的發言給了大家一些可靠而令人警醒的分析結論。 他的結論如下：今年1-5月99種主要工業產品中62種產量下降，其中包括若干主要的大宗商品，工業不應該處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正增長區間；同期全國火電發電量下降3.5%，這意味著用電量下降；固定資產投資同一時期按現價算增長6.2%，但扣除價格上漲後也在下降；社會消費品零售1—5月按現價計算下降1.5%，扣除物價上漲，真實的下降幅度應當是大於3%。從這些數字綜合起來看整體情況，中國經濟很可能已進入負增長區間，按月度計，負增長應已連續3個月了。現在需要關注的是中國經濟衰退的風險。 本文讀者們對這些統計指標的經濟含義不一定十分了解，筆者稍加說明。一國經濟俗稱是由「三駕馬車」拉動的，即投資、消費、出口，而供投資、消費和出口的產品大部分來自製造業。王小魯的分析表明，從生產的角度看，主要工業產品中三分之二產量下降，製造業的用電量也下降，說明工業生產減少了；而從產品使用的角度看，投資和消費都在下降，只有出口有所增加，但出口撐不起整個經濟。因此一個月前他已判定，中國經濟下 降已三個來月了。筆者要補充一點，華爾街分析師們只看中國的官方公布數據，而中國國家統計局正在編織經濟假象。 二、給中國經濟診病 20年來，相信中國經濟會長期繁榮，幾乎快成了各國政界、財經界和媒體的一種教條。其實，過去7到8年間，中國經濟一直在不斷滑坡。儘管如此，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各國還是有三種說法。其一，中國經濟潛力巨大，一定會重新恢復活力；其二，中國目前經濟的蕭條是疫情防控造成的，只要疫情過去了，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其三，中國經濟的惡化其來有自，根源很深，昔日的繁榮已經成為昨日黃花，而未來的危險則接踵而來。 那麼，中國經濟的病症到底是什麼？疫情防控只是蘚芥之疾，萎靡疲軟才是長期癥狀。這個癥狀的原因，表面上看是需求不振；而從病根上看，其實是中國經濟走上了依靠過度發展房地產來拉動全國經濟的絕路，即房地產泡沫太大，瀕臨破滅，這是中國經濟的致命絕症，無法根治。 比較理性的政府都知道，一國經濟過度依賴房地產泡沫，這是條絕路；但中國當局卻象吸毒一樣地捨不得放棄房地產泡沫。中國政府始終不願意承認的一個真實狀況是，全國性的從超大城市到縣城的房地產盲目擴展，可以讓整個經濟興奮起來，但卻會破壞經濟的正常運轉，造成整個經濟被房地產泡沫掏空，就象吸毒者的身體被掏空了。 三、世界銀行的中國房地產業分析報告 世界銀行曾經是中國經濟起飛的金融援助提供者，它對中國經濟的評估一向相當樂觀。該國際組織今年6月公布了中國房地產業分析報告，《在經濟震蕩和經濟刺激之間：中國房地產的脆弱性和金融穩定（Between Shocks and Stimulus – Real Estate Vulnerabilitie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China）》。 這份報告認為：中國經濟的前景以下行為主，而刺激經濟的政策讓中國陷入另一個困境，就是會回到無法持續的借債投資的老路上去，因為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債務已經很高了。現在中國房地產業的脆弱性已經成為各國關注中國經濟的焦點；而中國的金融能否穩定，與試圖再度依靠房地產來拉升經濟的目前政策走向構成了尖銳的矛盾。 世界銀行的這份最新報告介紹說，過去20多年間中國房地產投資總額在GDP當中的比重從2000年的3%上升到2014年的峰值14.8%，到2021年底仍然高達12.9%。在發達國家，這個比重通常只有5%。房地產與上下游產業有很強的關聯性，中國約30%的GDP來自房地產及其供應鏈的各類活動，包括使用鋼鐵、水泥、玻璃等投入品，以及在建設、維護和升級過程中使用勞動力。住宅市場的增長也會影響對家電和家具行業的需求。此外，房地產行業從金融機構和市場籌集資金，並通過土地出讓金成為地方政府的一個重要收入來源。而且，居民和企業貸款的很大一部分都以房產作為抵押。據估測，城鎮就業人員中，除去自雇業者，大約有五分之一是在房地產及建築行業工作。 撰寫這份報告的作者大多是在世界銀行工作的中國人，他們不會「唱衰」中國。這份報告的結論披露了一些比較可信的判斷。世界銀行的上述看法用詞柔和，但內里含義相當嚴峻。 四、為何中國經濟難以擺脫對房地產的依賴？ 一個國家的房地產投資佔GDP的比重長期超過10%以上，說明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出現了畸形化，也就是整個經濟對房地產的盲目擴張產生了依賴。 在居民財產方面，這種房地產依賴表現為，民眾的房產價值構成了他們家庭財產的主要部分；反過來，一旦房價下跌，大部分居民都會有財產縮水之痛，再也不敢相信自己還象房價高峰時那樣有錢，會重新評價自己的現金儲蓄是否足夠應付家庭生活中的意外，比如失業等等，為此就會壓縮消費開支，存錢以備不時之需。如此則社會的消費需求就不可避免地縮水了。 而房地產業本身是依靠民眾買漲不買跌的心理預期維持的，許多人急於購房，甚至背負沉重的房貸，就是因為房價看漲，買房以後以房產價值為主的家庭財產不斷上升，讓他們有一種坐擁財富日日漲的滿足和得意。但是，中國全國居民現在每戶人均住房面積已經達到41平方米，購房需要快要到頭了。一旦住房總體上供過於求，就有房價攀升到頂而步步蹉跌的時候，眼看著房價明日倒比今日賤，民眾搶著買房的心態就變了，誰願意今天買的房子，下個月就貶值百分之幾呢？把房價貶值算成是財產損失，他們就更加為財產縮水而心痛。這時候，房地產業的蒸蒸日上也就到頭了。 在一國經濟過度依賴房地產投資的情況下，房地產業開始走下坡，所衝擊的不僅是房地產公司，更大的衝擊是，地方財政陷入土地收入銳減的困境；同時，銀行開始擔憂給房地產公司的貸款和給買房者的房貸，這些貸款會越來越多地變成壞賬，令銀行朝不保夕。 這種地方財政和銀行系統對房地產業的過度依賴，使中國政府拚命想護著房地產泡沫不要破滅，房地產價格不要一落千丈。而這種做法恰恰就使得中國經濟難以擺脫對房地產的依賴。 五、病入膏肓的房地產業正在拖垮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是一個嚴重依賴房地產業的畸形結構，各級政府因為財政收入嚴重依賴賣地收入，所以仍然在設法繼續推動房地產開發，造成房子越建越多，而賣房則越來越困難的局面。疫情之後，因為經濟下滑，中國政府救經濟的願望越來越迫切，甚至要求各地方政府的各種刺激手段「應出盡出」，但是效果奇差：今年上半年中國一百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下降超過四成，其中一線城市住宅成交面積下降33%，二線城市下 降42%，三四線城市下降44%。上半年前一百家房地產企業銷售金額與去年同期比下降一半。 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普遍債務率偏高，只要住宅銷售面臨困難，而市面上銀根稍緊，開發商就會債務違約，陷入融資困境。上文提到的世界銀行報告介紹，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的負債總額過去幾年來迅速上升，2020年已接近GDP的84.6%；從2021年下半年開始，一系列大型房地產開發商發生了流動性危機，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恆大集團，據報道，其國內和國外負債超過3,000億美元，不但國內的大筆到期款項無法支付，連在美國發行的企業債券到期也無法支付。這些開發商還有對供應商、承包商、廣告商和購房者的巨額欠款，其影響波及整個供應鏈。 多家開發商為了向債權人償還債務，不得不減價出售資產，甚至給出大幅折扣。這就造成了房地產市場的進一步恐慌。由於越來越多的房地產公司無力償還債務，許多在建住宅項目相繼停工，然後就出現了大量爛尾樓。7月終於發生了貸款買房客戶的集體抗議行動，而許多被房地產公司拖欠工程款的房地產業上下遊行業的企業也開始拒絕償還銀行貸款。如此則買房客戶及房地產公司的供應商與房地產公司的衝突，就演變成了買房客戶及 供應商與銀行的衝突。 這就是房地產泡沫行將破滅時，一個嚴重依賴房地產業的經濟必然面臨的結局。房地產曾經撐起了中國經濟，但如今病入膏肓的房地產業也在拖垮中國經濟。中國經濟走下坡的第一塊骨牌就是房地產業倒下來；而第二塊骨牌便是與房地產業共榮共苦的銀行業，目前中共最怕的就是這第二塊骨牌倒下來。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讓買房者的利益受到損害，終於導致全國性的房貸斷供潮。究其原因，這是中國的制度之害。在立法、監管的各個層面，政府都站在房地產公司一邊，為了維護房地產泡沫，不惜傷害消費者的利益，這就是發生房貸斷供潮的癥結所在。 一、新房預售制到了中國就出「簍子」 購買新房，經常會是預售的。新房預售制本身並沒有問題，美國和台灣都有新房預售制。 在美國，訂購新房子，房地產公司通常會讓買主付出數千到一萬美元的押金（相當於預付款），然後與買主簽約；當新房的地基通過當地市政府建築管理部門的檢驗後，初步構架便搭建起來，這時房地產公司會要求買主再支付一筆數萬美元的工程款；到了房子完成全部內裝修，所有家用電器都按照購房合約安裝完成並經過檢測，買主才進入自己的房子實地觀察、仔細查驗，由房地產公司派專人詳細解釋各項設施的使用和注意事項；最後是雙方律師會面，買方支付剩餘未付的房款（或者是買主開戶銀行的現金支票，或者是抵押貸款銀行開列的支票），房地產公司則交出新房鑰匙，購房合約執行完畢。剩下的是，在一年保修期內，房地產公司仍有義務免費為買主修理室內出現的各種瑕疵。這樣的新房預售制運行多年，極少發生房地產公司和買主之間的糾紛。 台灣也實行新房預售制，做法與美國大體相似。新房的買主交了首付之後，剩餘的大部分房款也是新房交付時才支付。由於台灣是民主制度，所以在民意壓力下，政府更關注如何保護新房買主的利益。在台灣，依照相關法規，如果建商資金周轉不靈，拖延施工，或者老闆落跑，買主可以按照合約請求解約，向建商要求支付懲罰性違約金損失；同時，建商還要退還買主已經交付的款項。而且，中華民國內政部也有規定，建案如果延期交屋，每一天要補償房子總價的萬分之五給買主。也就是說，如果房子交付延遲兩百天，建商給買主的補償相當於房價的百分之十，這就把建商的利潤基本賠光了。 中國1983年最早在深圳引入新房預售制。1994年，中國的《城市房地產管理法》正式確立商品房預售制度，此法律由1994年8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8次會議通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此後經人大常委會數次修改。目前適用的法律條文中，只有第4章「房地產交易」的第45條「商品房預售」中有這樣一句空話，「商品房預售所得款項必須用於有關的工程建設」；但在第6章「法律責任」中，立法時卻「忘了」規定，房地產公司如果違反第45條那句話時，是否要承擔任何法律責任。也就是說，房地產公司若把商品房預售所得款挪出他用，在中國似屬不當，卻不需要付出違法代價，因為法無懲處條文。這就是這次中國因大量爛尾樓而造成房貸「斷供潮」的原因之一。 中國的立法特點是法條用語政策化，當局這樣做的目的是，為政策的隨時調整留下足夠的空間。而中國的政策執行象「橡皮筋」，於是房地產公司的「商品房預售所得款項」，本來依法「必須用於有關的工程建設」，但房地產公司不這樣做，法律上卻不予懲處，這個空洞的「必須」結果就變成了事實上的「不必」。從這裡可以看出，在住房預售制方面，台灣和中國的差別在於，中國的法規有利於房地產公司，而台灣的法規有利於住房的買主。這本質上是民主政體與官商勾結的專制政體的差別。 二、中國特色的預售房「超前交款」 美國和台灣的新房預售制只要求住房買主在新房交付之前支付有限的首付，實行這種購房資金的支付模式，一般不會發生房地產公司留下「爛尾樓」的局面。因為如果房地產公司不能按時交房，損失自負。而中國卻有一個自己特色的預售房「超前交款」的特殊做法，造成了政府保護房地產公司、而不管買房者可能吃虧的局面。 所謂的「超前交款」，是我從買主角度提出的概念；在中國的房地產業，這種做法被稱為「超前回款」，意思是，房子還沒蓋好，房地產公司就預先把房款收足了。中國的開發商實際上是把預售房等同於已建房來銷售，雖然房子根本還沒完工，就要買主交足購房款。而房主交足購房款之後，實際上就失去了檢查交工房產、或者與房地產公司談判的能力。 在中國，新房預售制准許期房項目的主體結構封頂時，購房者就在首付的基礎上申請按揭貸款；理論上，首付以及從銀行申請的按揭貸款要存放在指定監管賬戶，根據施工、竣工的進度分批由開發商提取。甚至大量房地產公司要求買房者在首付款支付後的七天內，向與房地產公司合作的銀行申請抵押貸款。為什麼要買主申請房貸時，去房地產公司指定的銀行去辦理呢？因為那家銀行和這個房地產公司是有勾結的，不但銀行可能從房地產公司那裡拿到好處，而且銀行會悄悄地把買房者申請的房貸款項轉給房地產公司。 這種房款「超前交款」的支付方式，可能讓房地產公司佔盡購房者的便宜。輕則交易不公平，所建房屋的許多細節達不到購房合約的要求，而購房者只能逆來順受；重則房地產公司把購房者的房貸款項挪用到其他項目，導致購房者已足額付款的建房工程成為爛尾樓。 有人因此提出，這些問題都是商品房預售製造成的，希望全面取消預售制。其實，並不是預售製造成了中國房地產業的爛尾樓問題，因為國外的預售制並沒有這樣的問題；真正的罪魁禍首是中國特色的預售房「超前交款」支付模式，只要把預售制的房款支付方式改成國際通行的交鑰匙付全款模式，爛尾樓問題就解決了。2019年下半年，《華夏時報》記者曾就此事採訪了一位接近政策部門的專家，此人表示，那樣做會對房企的衝擊太大，多數企業無法承受，因此當時還不是時候。這表明，中國政府為房地產公司設想得面面俱到，唯獨「忘了」買房者的利益需要保護。這是疏忽，還是故意，其實一目了然。 三、「監管」下預售房資金「開溜」 雖然買房者申請到的房貸資金是暫時存在貸款銀行的專門賬戶里，但是，很多貸款銀行本來就是由房地產公司指定的，這些銀行與房地產公司有合作關係。與此同時，名義上，當地的房地產管理部門有監督責任，不能讓房地產公司根據自己的資金需要把房貸資金拿去隨便用。但是，中國的中央政府和立法機構放棄了實行統一法令、加強監管這個選項，而是讓各地的房地產管理部門自行其是。於是，在似有似無、名有實無的各地房地產管理部門的「監管」之下，房主購買預售房的房貸資金就「開溜」了。 其中的奧秘在於，無論是相關銀行，還是各地政府的房地產管理部門，都與房地產公司有暗中勾結。它們優先考慮的是房地產公司的需要，而不是貸款人的資金安全。只要房地產公司把其中的關節打通（行賄），銀行里房地產貸款資金的被「監管」賬戶就變成了房地產公司的「資金池」。最常見的方式是，開發商從供應商那裡取得似乎與建房工程相關的採購發票，憑此到銀行就可以提取監管之下的房貸資金，但實際上房地產公司並沒真正把這些資金用於施工，更沒把住房項目竣工，這就是「爛尾樓」的由來。而更糟糕的情況是，銀行在當地房地產管理部門的默許下，根本不把預售房的房貸資金放在監管賬戶里，而是直接轉到了開發商的賬上。 那房地產公司急於拿到房貸資金，要用到什麼地方去？實際上，許多房地產公司是用甲住房項目買主們的房貸資金，去購買乙項目的開發用地，而這筆錢最後就進入了地方財政的口袋。這樣就很好理解了，為什麼各地政府的房地產管理部門故意不履行對房貸資金的監管責任，履行那種責任其實是自斷本地政府的財路。中央政府不懂這一點嗎？當然不是，北京是故意把「魚」交給「貓」們來「監管」，其結果可想而知。 於是，各地房地產管理部門「監管」銀行的房貸資金「專戶」時，比較憑良心一點的，會按照工程建築總投資預算的實施進度，上浮一定的百分點，讓銀行在「專戶」里留存部分預售房被「監管」的資金，其餘的錢轉給房地產公司；有些地方則把預售資金的一個不大的比例留存在銀行的「專戶」里，其餘部分轉給急於用錢的房地產公司；比較惡劣的情形是，房地產管理部門根本不過問需要依法監管的預售房貸款專戶資金，聽憑銀行把資金全數交給房地產公司。 而銀行也是有幾種做法。最常見的方式是，開發商隨便提供一些開支發票，就可以從銀行提取被「監管」的資金，至於房地產公司實際上是否施工、是否竣工，銀行就不管了。更有甚者，銀行根本不把預售房的房貸資金放進監管賬戶，而是直接轉到開發商的賬上。 如果政府和銀行嚴格執行預售房的資金監管，本來完全可以保障項目完工，但大部分房地產公司實際上是把這些資金普遍用在土地市場上，去購買別的地塊。所以，近年來各地政府拍賣土地給房地產公司時，所收到的買地收入當中，將近六成的錢是來自房地產公司從銀行拿到的房主們購買先前銷售的預售房貸款。也就是說，房貸資金成了地方政府土地收入的財源。 就這樣，預售房買主們的寶貴錢財，被地方政府、銀行和房地產公司給合夥騙走了。這些錢之所以回不來，是因為它已經成了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一部分，被當地政府花出去了；而房地產公司手頭的預售房是沒法完工的，這些公司只捏著幾塊沒錢開工的新地塊。 四、官方打擊預售資金「跑冒滴漏」？ 房地產公司想從房地產蕭條和資金鏈困境當中跳出來的花招是，通過玩「擊鼓傳花」，讓新地塊上策划出來的紙上建房項目的買主們提供房貸資金，用來完工先前已售出的預售房。 新房的買主們聽著房地產公司炒作新房的「鼓聲」，加入這場「遊戲」，卻不知道什麼時候「鼓聲」停下來時，傳到自己手裡的「花」，其實是把自己的荷包「炸」得粉碎的「炸彈」。全國性房貸斷供潮的房主們只知道自己買的房子沒影兒了，卻未必明白自己的錢「彎彎繞」到哪兒去了；他們若明白了這個「局」，恐怕就更著急了。 預售房資金有嚴重的「跑冒滴漏」，地方政府心裡跟明鏡似的，但它們「鼓著腮幫子看四方」，一臉無辜的樣子。而中央政府呢，它也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假模假式地「打擊」了一番「挪用預售資金」，那是兩年前的事兒了。 2020年，中央政府就意識到了「爛尾樓」的資金根源問題，因此要求各地政府要加強預售房資金的嚴格監管，要讓每個住宅項目的資金「專款專用」，不少地方的政府也相應出台或修訂了相關規定。雖然各地的法規細節不同，但都要求開發商必須協助購房人把房價款直接存進項目監管賬戶，不得直接收取房價款，並強調必須「專款專用」。 結果怎麼樣呢？最近的全國性房貸斷供潮給出了回答。如果兩年前住宅項目預售資金真的做到專款專用了，兩年後，那時候的預售房早就蓋完交付給房主了；如果「專款專用」了，也就沒了預售資金的「跑冒滴漏」，那怎麼會十幾個省市到處都是「爛尾樓」呢？很顯然，兩年前政府的那次「打擊挪用預售資金」之舉，不過是一次「貓蓋屎」行動，得益者未被追究，受害者繼續受害。 最近中國大批爛尾樓盤業主採取了集體行動，宣布停止償還房貸，涉及約20個省分、近70個市和區。這股風潮還在中國繼續蔓延，每天都有新的住宅項目的住房買主們加入這項行動。目前，中國政府似乎還沒找到解開這個死結的有效辦法，但有一個結果是可以清晰地預料到的，那就是中國的房地產業面臨著巨大的打擊，消費者對各家房地產公司的不信任感快速上升。 接下來，不管當局如何應對，但消費者對買房的抵制已經自然形成了，誰也不想加入那個集體拒絕支付房貸的行列當中去；而結果就是，房地產銷售和預售房制度崩盤了。房地產公司連現有樓盤都無力完工，更不可能挖掘資金來源去蓋更多房子，用現房銷售去吸引顧客。 那結果就會表現為，房地產業進入垮塌狀態，而以房地產業為支柱的中國經濟也陷入了困境。雖然誰也沒想到，撕裂中國經濟的房地產泡沫，居然是從買房者的如此集體行動開始的，但是「種禍得禍」這四個字如今是體驗在北京當局身上了。中國政府現在更擔心的是，房地產業的崩塌正在加深中國潛在的銀行業金融危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