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海外，關於中國高層政治未來演變的討論中，政變這個詞出現的頻率增加了不少。許多人希望習近平混不下去，而其中的一個猜測就是，會不會發生政變。但是，往往這樣的猜測都「剎車」在政變這兩個字上，因為究竟中共內部怎樣才會發生政變，似乎是個謎。本文就來梳理中共建政以來經歷過的政變。中共內部發生政變，實有先例；而影響政變成敗的因素其實很簡單，就是誰掌管槍。 一、習近平上台前周永康的未遂政變 最近的一次中共高層權力衝突發生在2012年3月19日，那時習近平還未上任。當時，對武警部隊有指揮權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曾動用武警，似有政變企圖，但陰謀被內部人舉報；胡錦濤調動38軍包圍了中央政法委的幾處辦公地點。據中國的媒體事後介紹，當時給38軍下達的任務是，「粉碎陰謀分子軍事政變」。事後周永康被逮捕下獄，引發了一波周派人馬的大抓捕。 武警部隊並非是只持有輕武器的警察，而是准軍事部隊。1995年5月3日中國國務院和中央軍委下發了國發（1995）5號文件，宣布《關於調整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領導管理體制的決定》，規定「武警部隊屬於國務院編製序列，由國務院、中央軍委雙重領導」；「武警總部接受公安部的領導和指揮，總隊及其以下武警部隊接受同級公安部門的領導」。 這樣，武警部隊的指揮權就變成了以公安部門為第一指揮者，中央軍委只負責武警的組織編製、幹部管理、訓練等；武警部隊的日常任務、規模和編製定額、指揮、經費物資保障等，均由公安部門決定。1996年10月中央軍委先後將陸軍的14個乙種步兵師劃歸武警部隊序列，編為武警內衛部隊機動師，直屬武警總部指揮和管理。而在中央政府這個層級，直接指揮武警部隊的便是周永康，這也是周永康2012年得以調動武警部隊的原因。 2012年的那次「3·19」事件只是場未遂政變，其之所以發生，是中共的部分軍隊出現了雙重指揮權。這也是習近平上任後改變軍隊體制、重新抓住軍權的原因。習近平隨後清洗了軍隊的主要將領，改變了中共長期以來由總參謀長和總政主任掌握軍隊核心權力的雙頭體制，取消了原來的總參、總政、總後和總裝四個軍委內設總部，把軍委各總部的二級部編成16個分管部門，各自直屬「軍委聯合指揮部」。在這個過程中，習近平也撤銷了「武警部隊」這相對獨立的軍種。 歷史上，中共的軍委主席對軍隊的管控是虛的，軍委主席不負責軍隊日常運轉的維持，只通過總參謀長和總政主任這兩個人的個人效忠來掌握軍隊；習近平則把軍委主席變成實際掌控軍隊日常運轉的職位，通過「軍委聯合指揮部辦公室」，直接把軍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裡。 二、毛澤東死後華國鋒的成功政變 中共建政後，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政變，就是抓捕「四人幫」。之所以要秘密抓捕，是因為會議上不佔多數；但抓了黨內高層里對立面的主要人物，就政變成功了。 據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2010年在《領導文萃》第5期發表的《胡耀邦與華國鋒》一文披露，華國鋒曾同胡耀邦有兩次長談，1977年12月談話的主要內容是關於這場政變的起因。華國鋒說，「採用什麼辦法，開全會，不行，輿論工具掌握在他們手上……只有把他們抓起來。」 范碩的《王震眼中的葉劍英》一文則寫道：當時對軍隊尚有控制力的葉劍英事先要王震多次去陳雲那裡通報意圖。陳雲反覆考慮後，直接與葉劍英面談，陳雲認為，可供選擇的只有兩種辦法：一是召開中共10屆3中全會，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幫」搞下去；另一個是採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幫」抓起來。 而葉永烈的《他影響了中國——陳雲全傳》補充了一個重要細節：陳雲在家裡反覆研究了十屆中央委員會的名單，算來算去，覺得通過召開中共十屆三中全會，讓與會人員舉手投票，從而實現政治上打倒「四人幫」的目的，並沒有完全的把握。葉劍英是主張武力解決的，當陳雲得知葉劍英的堅定態度後，便明確表示贊同，並且說，這場鬥爭不可避免。 顯然，當時能代表軍方意見的葉劍英，是這場政變幕後的主要決策者，而掌控中央警衛大權的汪東興，則是政變的重要執行者。為什麼陳雲這個當時中共高層里資格最深的元老，卻不能直接參与政變的組織和指揮？道理很簡單，他是文官，指揮不了軍隊。 葉劍英下了決心，華國鋒就得到了軍隊的支持，政變便得以成功。所以，能夠實際掌控軍隊的軍方主要人物，其實是這場政變的關鍵；反過來，如果葉劍英反對政變，那華國鋒和汪東興就不敢動，否則就面臨與軍隊對抗的危險。這種情況說明，如果沒有軍方實際控制者的默許，最高領導人若單純動用中央警衛局的權力來實施政變，就可能面臨內戰。 三、首長警衛抓首長 中共高官身邊都有警衛，要有效抓捕其中的某些人，警衛這一關是饒不過去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共為高層人員提供的警衛制度，恰恰就隱伏著政治局委員以上的國家級、副國級高官被隨時抓捕的可能性。 前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是唯一組織過成功的秘密政變的，毛澤東死後，華國鋒按照毛澤東的意願，繼承了中共的最高權力，然後馬上就發動了抓捕毛派高層骨幹（「四人幫」）的政變。為什麼如此輕而易舉？華國鋒去世前，曾談到過中共高層警衛制度在政變中的作用。 2005年1月12日上午，曾多次探望華國鋒的長沙市委秘書長蔣新祺又一次到華國鋒家裡，華國鋒與蔣談到30年前抓「四人幫」的經過時，介紹了中共的高層警衛制度：「我們的警衛制度是統一領導，警衛員只負責首長安全，其餘都要聽警衛局的。當首長的指示與警衛局指示相矛盾時，必須無條件執行警衛局的命令。首長外出，警衛員要每天向警衛局報告首長的安全及行蹤。開會時，警衛員把首長護送到會議地點，第一件事就是向駐會警衛交槍，存放起來，首長開完會再來領槍」。這段話曝露了那場政變成功的秘辛。 首先，首長的警衛們並不是無條件聽從他們奉命保護的首長所下達的指令；相反，警衛們必須無條件地優先執行他們的上級領導中央警衛局的命令。如果警衛局下令抓捕他們原來要保護的首長，那警衛們的槍就會毫不猶豫地對準這個首長。 其次，高官警衛們除了奉命保護自己負責的首長之外，也每天要向警衛局報告這首長的行蹤；換句話講，這樣的報告制度同時也就是，通過貼身警衛，隨時對那些受到保護的高官實行監控，那些高官其實並沒有行動自由。 再次，高官們離開住所或辦公室，到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釣魚台、玉泉山或京西賓館這些高層開會的場所，他們的隨身警衛必須在會議地點交出手槍，留在警衛休息室待命。而高官們在會場里的命運，其實是由中央警衛局的會場警衛們掌握的。所以，如果在這些會場里發動政變，是可能抓捕高層中的某些人的；但只有能指揮中央警衛局的最高領導人才做得到，他如果下令讓警衛局抓捕其他高官，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中共高層警衛制度的這三個特點說明，中共高層人員的人身安全，其實隨時都掌握在最高領導人的手心裡。這些特點迄今未變。 四、「管槍的」和「管紙的」，誰都能政變？ 中共高層如果發生政變，必然是用槍來說話的，根本不會讓中央委員或政治局委員們事先投票，來決定是否要秘密抓捕高層的某個人或幾個人。如果有抓捕行動，從來是先秘密抓捕，事後開個會，形式上讓中央委員或政治局委員舉手贊成。開會時大局底定，如果有政治局委員挺身而出反對抓人，那他可能就是下一個被抓的。 因此，談到中共高層的政變，就必須搞清楚，誰能夠抓誰。這答案既清楚又簡單，當然是「管槍的」抓「管紙的」，而不是「管紙的」抓「管槍的」。所謂「管槍的」，就是軍權在手的高層成員；所謂「管紙的」，就是其他的那些高層成員，他們的權力只不過是在文件上籤個同意之類，他手頭不但沒有槍，而且別人掌管的槍就頂在他背後。 「管槍的」是掌握軍權的人，如果黨魁同時有效地掌控了軍權，又控制了中央警衛局的指揮權，他就是唯一的「管槍的」；剩下的那些「不能管槍的」高層成員，他們就只有「管紙的」資格，也只有被政變的可能。 中共高層成員中，除了掌握軍權的最高領導人之外，其他人的個人行動、保健和通信聯絡，隨時都處在被監控狀態。政治局常委之間的電話被監聽，手機不許用，出門有警衛秘書貼身監視。所以，最高領導人可以掌握其他高層人員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誰想充當習近平的政敵，習近平一清二楚，隨時可以應付。對習近平以外的政治局成員而言，這就是「別人掌管的槍就頂在自己的背後」。若以為這些高層人員可以互相聯繫、拜訪或者隨意通內部電話，那都是瞎猜。 五、習近平四換中央警衛局長 正因為掌控警衛局對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如此重要，所以，不管中共的領導模式是集體領導還是個人專權，每換一個最高領導人，就會把前任留下的警衛局長換掉。習近平則換得更勤，七年里換了四次，但似乎與防止政變無關。 習近平上任時，中央中央辦公廳警衛局長是胡錦濤時代提拔起來的曹清，習近平一直等到上任兩年後才找到一個機會，通過警衛局使用習近平專機從非洲走私象牙這件事，先透消息給《紐約時報》和BBC，借外媒曝光了此事，然後調走曹清，讓他改任北京軍區副司令。 接下來，習近平讓曹清的副手、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王少軍接任局長。過了幾年，2020年11月，習近平調駐福建漳州的陸軍第31集團軍91師政委陳登鋁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到了2021年7月，再調北部戰區陸軍副參謀長周洪許接任中央警衛局局長，撤掉了王少軍的職務。但今年1月初，王少軍又被習近平安排回任，重新擔任警衛局局長。 習近平之所以如此仔細地反覆安排警衛局長的人選，可能有這樣一些因素。 其一，習近平對原來從副局長升上來的警衛局長王少軍，總是有點不放心，想換從野戰軍調過來的軍官。野戰軍的軍官一下子調到御林軍這個中樞位置，其本人從來不敢想過，所以會感恩戴德，對習近平就言聽計從。 其二，雖然這樣的野戰軍軍官事先也反覆考評過，但他們習慣在基層部隊指揮，頭腦比較簡單，一旦到了中央警衛局局長這個任務非常複雜的中樞位置，很多事情和任務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這些野戰軍軍官會很不適應。 其三，中央警衛局局長的職位一向是從內部拔擢，那樣的人對警衛業務比較熟悉；同時，對多年的部下非常了解，指揮靈便。然而，調野戰軍軍官來擔任警衛局長，警衛局的中層幹部會不服氣，因此也會暗中掣肘，讓新局長指揮不靈。所以，習近平最後還是只好把撤了職的老局長重新找回來，不過，經過這一番撤任和復任，王少軍多少會乖巧一些了。 隨著最近中共高層的北戴河度假期開始，中共政變論的焦點又轉移到了那裡。其實，北戴河的警衛制度與北京一樣，如何去指望李克強策劃和實施政變呢？ 東亞國家當中，倒是有一個政變中刺殺成功、但事後政變失敗的案例。那就是，1979年10月26日，韓國的中央情報部長金載圭在安井洞的特務機關里舉辦的私宴場合，開槍打死了威權總統朴正熙，死者即後來的韓國總統朴槿惠的父親。刺殺後，因軍方不配合金載圭策劃的政變，他被判了絞刑。韓國有一部政治歷史電視劇《第五共和國》，開頭三集就是這場政變成而又敗的經過。這可以算是了解政變的一個參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實行個人專權，而中共內部對習近平不滿的人非常多，主要的決定因素是利益對立。共產黨政權出現個人專權並非偶然現象，而是會反覆發生。中共和蘇共的歷史證明，共產黨政權的高層權力格局會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專權之間有規律地擺動，其關鍵原因是共產黨的政治經濟需要在不同歷史階段會發生變化。中國再也不具備回到集體領導模式的政治經濟環境，而集體領導與個人專權一樣，其實都是對國人和黨內的專制統治。 一、外媒議論習近平連任問題 過去這一年來，習近平是否遭到中共內部反習派的抵制，他能否在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連任，是一個各國媒體經常討論的話題。6月2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習近平禁止在共產黨內部發牢騷（Xi Jinping Bans Grumbling inside the Communist Party）》，再次挑起了這個話題，還被不少英文媒體提及。 《經濟學人》的文章認為，習近平對黨內批評他的人加強管控，這不代表習近平將面臨反習派的反擊與政變，但反習派的阻撓可能影響習近平的連任。這是個似是而非的說法，因為反習派在中共的體制內是否能影響習近平的連任，其關鍵在於，反習派有多大的政治能量？不清楚這個問題，就無法理解現在中共內部的政治摩擦。 中共內部討厭習近平的人確實占很大一部分，是不是這些人就可以一人一票，在黨內會議上把習近平推下台呢？這涉及到中共高層的內部監管制度。共產黨的統治之所以被稱為專制制度，它不僅對民眾是專制的，它對黨內也是專制的。 專制制度下，中共什麼時候是數著投票票數來確定重大人事的呢？從來沒有過。中共只允許有監控的投票，中共的黨代會、人代會都是如此；同時，中共根本不容許公開、透明的黨職或公職競選。在候選人由高層指定，黨代會或中央委員會會議的與會代表言行又受到嚴密監控的情況下，如果某高層成員在會議上站出來舉手一呼，一幫人跟著喊，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就會被奪走嗎？那是在編故事。在共產黨掌權的中國，這從來就不是史實，也不是現實。 《經濟學人》的上述文章還認為，習近平對抗黨內的反對聲音，等同於拔掉黨內抒發異議的安全閥，這些沒有管道傾瀉的異議壓力不會消失，將威脅著習近平的下一任期。這種看法似乎覺得，中共內部不同立場的派系可以讓不同觀點得到表達，有利於中共的統治。這種看法是錯誤地把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制衡套用到了共產黨制度上去了，共產黨的黨內監控一向是它的傳統，而要求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聽從最高領導，更是中共一貫的黨紀。 二、誰是習近平的黨內對立面？ 究竟中共內部的反習派是些什麼人，他們和習近平之間的爭鬥到底為了什麼？ 當下，中共內部對習近平不滿的人非常多，主要的決定因素是利益對立；而單純出於理念上反對習近平個人集權的人數並不多，這是習近平上任後打擊腐敗造成的。涉及腐敗、喜歡腐敗的幹部，占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各級幹部的大多數，這些人都討厭習近平。他們很難串聯橫向地搞地下組織活動，多半只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背地裡發牢騷而已。他們不敢公開活動，是因為各人都有腐敗案底，私下發牢騷是擔心遭到整肅；而不敢公開活動去反對習近平，還是因為害怕整肅。 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對中共內部的言論管控越來越嚴厲。他不但在管控現職幹部的言行，而且也管控退休幹部的言行。5月中旬，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一個文件，即《關於加強新時代離退休幹部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要求離退休幹部對黨忠誠、聽黨指揮。這個文件顯然是在約束中共離退休幹部的言行。 實際上，絕大多數反對習近平的中共幹部都敵視民主制度，他們只是在利益問題上和習近平對立而已。喜歡腐敗的幹部雖然討厭習近平，但心裡很明白，共產黨的統治才是他們發財的制度保障。在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就一直如此，他們討厭習近平是要保住自己撈到的利益，不是討厭共產黨制度。 三、共產黨的個人專權時代和集體領導時代之異同 針對習近平的個人專權，中國國內和國外都有一種懷念集體領導時代的說法。是不是共產黨的集體領導就比個人專權好一些呢？這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對比一下。 首先，共產黨的集體領導模式並不是沒有最高領導人，集體領導當中的最高領導人仍然擁有對其他高層人員生殺予奪的權力；只是在集體領導時代，最高領導人使用這種權力比較少一點而已。江澤民打擊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長陳希同，胡錦濤打擊政治局委員、上海市長陳良宇，就是最高領導人處罰不順從的高層人員的典型案例。而從社會鎮壓的角度來看，集體領導之下，對民眾的大規模鎮壓同樣會發生，「六四」屠殺便是中共元老們「集體領導」的結果。 其次，集體領導模式和個人專權模式與民主都毫無關係。集體領導模式是中共高層集體對全社會和黨內的各層級實行專制；其領袖的個人專權則是他一個人對全黨和全社會專制。這兩種模式都是專制，並沒有民主或不民主之分。 再次，對個人專權和集體領導這兩種模式的差別，感受最深的是官場中人。在集體領導下，官員們可以各自跟隨不同的上級，而這些上級最後都跟到政治局常委的不同人那裡去，一旦下級需要保護時，可以求助於自己一直以來巴結逢迎的「靠山」；但在個人專權狀態下，官員們的絕大多數都無法直接和最高領導人建立關係，只能聽命於高層，個人的迴旋餘地很小，犯錯倒霉時就沒有保護傘了。 最後，個人專權模式和集體領導模式各自服務於共產黨領導人不同時期的掌權目標，而這樣的目標最終會體現在經濟方面。從民眾的角度去體會，大體上可以說，在集體領導的時代，共產黨的政策會讓民眾感覺生活上舒適一些，比如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和中國的胡趙時代、江胡時代就是這樣。儘管如此，在集體領導模式之下，90年代後期朱鎔基曾迫使幾千萬國企員工下崗，逼他們艱難度日，但這段歲月已經被年輕一代忘卻了。而在個人專權時代，比如斯大林時代、毛澤東時代、戈爾巴喬夫時代和習近平時代，民眾的生活往往會比較艱困。 那麼，是不是共產黨的個人專權模式可以隨時轉換成集體領導模式呢？要回答這個疑問，就必須理解這兩種模式的生成原因。 四、習近平的個人專權是偶然現象嗎？ 共產黨政權出現個人專權，是一種偶然現象，還是會反覆發生？我分析中共和蘇共的歷史之後發現，共產黨政權的高層權力格局只有個人專權和集體領導兩種模式；而有趣的是，高層權力格局會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專權之間有規律地擺動，在蘇聯和中國都是如此。我給這種規律起了個名稱，即「鐘擺現象」。意思是，共產黨政權的高層權力格局一般都是先集體領導，然後個人集權；再集體領導，最後又個人集權。 這個「鐘擺現象」證明，共產黨政權高層的權力格局會在個人專權和集體領導兩種模式之間擺動，從一端擺向另一端。這種擺動並不是隨意的，它有明顯的規律；既然是有規律的政治現象，它就不是反常現象，是可以預判的。這種規律的重點不是習近平的個人專權如何不好；重點在於，在什麼樣的政治經濟背景下，共產黨政權高層的權力格局會發生改變，這個「鐘擺」為什麼會在某個時候「擺動」。 共產黨建立政權初期都是集體領導，蘇共在列寧時代，中共和朝鮮在50年代初期都是如此，這是高層權力格局的第一階段；到了第二階段，高層的政治氣氛決定了最高領導人容不得對自己的批評，清洗有不同意見的高層成員便成為常態，再通過推動個人崇拜，形成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個人獨裁；第三階段，獨裁者死後，又重回集體領導；第四階段，由於集體領導階段造成的政治經濟困境，最高領導人再度重新建立個人專權。 「鐘擺」「擺動」時，當然會發生權力鬥爭。但更大程度上，這種「擺動」與共產黨的統治需要有密切關係。 五、共產黨統治需要的階段性變化 蘇共和中共之所以出現同樣的「鐘擺」現象，最根本的原因是，這兩個政權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都出現了相似的政治經濟需要。 蘇共和中共從當政之初的集體領導向個人獨裁轉變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急於完成工業化，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同時把民眾的生活降到最低限度，還要打擊黨內為民請願的官員，消滅任何不同聲音，於是一種依靠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和大範圍政治清洗的統治模式就建立起來了。這是政治高壓最大、經濟成本最低的統治模式。 從個人獨裁到集體領導轉變，則是因為個人威權的最高領導者死後出現權力真空，為穩定政局，接班人通常會恢復集體領導模式，讓最高層的領導集體分享權力；同時通過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來贏得民心，再花錢買政治安定，包括允許腐敗來換取官員們效忠。這種局面一段時期內似乎可以長期穩定下去，這是共產黨政權的一種「高成本統治模式」。 集體領導是否再向個人集權轉變，其觸因是，「花錢買穩定」會消耗當局掌控的經濟資源。「高成本統治模式」快要耗盡當局的經濟資源時，可能會倒逼集權。而集體領導模式之下，通常會有部分高層人員抵制改革，胡趙時代、戈爾巴喬夫時代都是如此；集體領導模式也必然阻撓反腐敗。這兩種抵制的根源都是掌權的利益集團反對不利於自己的變化。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戈爾巴喬夫因為推動政治、經濟改革受阻，就改變了蘇共的集體領導模式，實行了總統制，集大權於一身。戈爾巴喬夫之所以急於改變蘇共的政治經濟現狀，是因為蘇聯過去幾十年盤剝民眾積累起來的經濟資源，被勃列日涅夫時代「花錢買穩定」用光了，處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狀態下的戈爾巴喬夫沒辦法再繼續「花錢買穩定」。 習近平上任前，高層權力鬥爭已經爆發，上台後他為了應付權力鬥爭而開始集權，又因為反腐敗受阻，最後走上了恢復個人集權的道路。這是當時的情勢，但習近平後來的作為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江胡時代對貪官的「放貪買平安」方針，掏空了中國經濟。因此，習近平對官場的管控便越收越緊，在這點上，貪官們和習近平永遠是對立的。 六、中國可能重回江胡時代嗎？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經說過，「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這句哲理所包含的意思是，河中的水在不斷流動、更新，如同萬物流變、無物常駐一般。事實上，希望習近平時代的中國重新回到江胡時代或胡趙時代，仿如刻舟求劍。 習近平的統治和趙紫陽時代、胡錦濤時代其實不可比，因為各自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趙紫陽時代中共的腐敗才初步出現一些苗頭，經濟還有發展的空間。胡錦濤時代則經濟發展的空間被差不多用盡了，同時，中共的全面腐敗讓各級官員積累了巨額財產；這些數以萬億計的貪官資產開始向國外轉移，以求安全。 而習近平上任後，因為權力鬥爭的需要而打擊腐敗，範圍越來越大，各級貪官的不安全感日益上升，便加快對國外轉移資產，並且辦理家族成員的國外身份，以便必要時逃之夭夭。到2015年，中共貪官們向國外轉移資產已累積上萬億美金，動搖了中共的外匯儲備，也讓習近平感受到了中共統治的內在危險性，於是他又進一步堵死官員們出逃之門。這個過程和他的個人專權的形成是同步的。 在習近平的個人專權之下，除非他本人想退隱，否則，沒有人能夠真的去成功地發動政變。雖然習近平在黨內、黨外都有大量政敵，但這種局面並不等於習近平就一定會倒在政敵手裡。關鍵在於，習近平的政敵有沒有活動能力和活動空間，習近平不斷強化政治高壓，就是試圖消滅潛在政敵的活動能力和活動空間。關於這個問題，我會另外寫一篇文章來分析。 當然，習近平如果身體不行了，中國政治完全可能大翻盤。共產黨政權的個人專權領導人一旦撒手，通常會發生接班人危機，那個時刻將是權力鬥爭交火的觸發點，這是共產黨政權的一個致命弱點。共產黨國家的專制獨裁者死後，最高權力的交班、接班往往伴隨著腥風血雨。不僅如此，共產黨國家的專制獨裁者死後，往往還遭到昔日下屬的批判，而黨國的大政方針也經常因此發生改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經濟正在下滑，今年4月，工業、服務業、消費都明顯下降。各級官員十萬人奉命參加中央的穩經濟大會，表明中南海挽救經濟之心何其迫切。與此同時，中國城鎮的真實失業率正向20%挺進，而官方的失業率數據始終在掩蓋真相。大規模失業將成為中國未來的長期經濟和社會問題，90後的幾代人會面臨越來越艱難的生存環境。 一、中國經濟大滑坡，北京開十萬幹部視頻大會穩經濟 5月25日下午3點，中國召開了一次「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這個會議算得上是個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會議，《經濟觀察報》報道，參加人數高達十萬人，包括地級市、區一級以及鄉鎮一級的主要官員。以地級市為例，市長、副市長，市政府秘書長、副秘書長，市政府黨組成員，市政府與經濟有關各部門負責人，市裡金融機構負責人等。召開這個會議的目的不是為了出台中央新的穩經濟政策，而是為了敦促各地落實本地的穩經濟政策。一句話，要全國各省市上下一起出力，挽救下滑的經濟。 這次會議上，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財政部長劉峰、總理李克強先後講話，披露了一系列經濟數據。這些數據表明，中國經濟滑坡的現況確實十分嚴重。僅舉幾例：今年4月工業生產下降2.9%，全社會用電量減少1.2%，社會消費品零售額跌落11.1%，服務業生產指數下降6.1%。這樣的經濟形勢，當然談不上經濟增長，而是經濟嚴重萎縮。經濟萎縮的直接原因當然是「清零」政策的推行，但此前中國經濟由盛轉衰的跡象已經十分明顯，「清零」政策只不過是雪上加霜而已。 李克強還提到了兩個事關經濟未來走勢的資訊。其一，由於4月全國的財政收入扣除退稅後減少5.9%，地方財政入不敷出，非常吃緊，有幾個省已經向國務院打報告，想從中央財政借錢度日。但李克強表示，中央財政的錢要負擔軍費、國防開支、義務教育，只剩下一筆用於應對特大災害的總理預備費算是機動資金。他的意思很明確，地方政府沒錢，只能自己想辦法，而且不許加稅；至於向中央財政借錢，各地就死了這條心吧。地方政府沒錢了，要落實穩住經濟的政策也就成了「無米之炊」。 其二，中國70%的製造業要靠進口零部件來維持生產，而4月的進出口是零增長。這意味著，企業沒打算為今後擴大生產而增加零部件進口，這樣，疫情之後製造業企業不會很快復甦。另一方面，去年底全國的企業是1.5億家，但今年4月底與去年同期相比，企業減少了近13%，因為大批企業破產倒閉，註銷了在工商局的企業登記。企業減少將近一成半，就會有相當於兩成的在崗員工加入失業大軍。 二、現在中國多少人失業？ 為什麼一成半的企業關閉，會有約兩成就業員工失業？因為，關閉的企業會全數裁員，但尚未關閉的企業也會裁員自救，因此，失業員工占原來的就業員工的比例，會多於關閉企業的比例。 按照官方統計，中國的城鎮就業人數大約是4.4億，如果今年被裁員的員工佔兩成，相當於被裁員工達到8千8百萬，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新增失業人口。如果加上城鎮人口中原來已經失業的，以及今年新畢業的1千萬難以就業的大學生，總的城鎮失業人口可能超過1億。 如何據此來估計城鎮失業率呢？失業率是失業人口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因為老人和小孩不屬於可就業人口。2021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中國城鎮的常住人口是9億，而全國16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的63%。也就是說，9億城鎮人口當中，勞動年齡人口約為5.7億，其中1億人失業，則城鎮失業率大約是17.5%。這是一個相當保守的估計，真實的失業率可能更高。 但5月25日的這次會議上披露的相關數據是，全國平均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是6.1%，在31個大城市為6.7%，而16到24歲的青年人的待業率是18.2%。其中只有青年人的失業率接近筆者估計的17.5%的城鎮失業率。官方的調查失業率是什麼含義，為什麼似乎偏低？這就涉及到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失業率背後的隱情了。 三、官方如何掩蓋失業真相？ 中國政府會誇大經濟成長方面的數據，但同時也想盡辦法壓低負面經濟數據，失業率就是一個它一直在掩蓋真相的統計指標。 中國的國家統計局長期以來使用城鎮登記失業率作為官方認可的失業數據，而那是個完全不可靠的統計。所謂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是城鎮戶口的人為了得到失業補助金去社部門登記的人數。但批准給予少量失業補助的政府規定極為苛刻，要有城鎮戶口，失業者的原僱主必須連續幾年為其購買過政府的失業保險，失業後要取得原就業機構給予的解僱證明，不能有任何小生意等等。很多中小企業為降低成本，不給員工購買失業保險，許多中小企業員工失業後無法領取微薄的失業救濟，因此他們不會去登記失業。 失業者只要不去政府部門登記，政府便視若無睹。這樣，官方的這個城鎮登記失業率曾經變成一個常數，恆久不變，總是3%上下，經濟好或者不好，都是這個數據。另一方面，國家統計局多年來都故意不公布真實失業率，只公布就業人數。 隨著5年前中國失業現象日益惡化，為了掩人耳目，從2018年開始公布城鎮調查失業率。首先，這個統計概念排除了農村人口當中的失業現象，假定農村戶口的人家裡有幾畝承包的土地，不算失業，所以官方只公布城鎮調查失業率。儘管很多農村戶口的年青一代或進城短期工作，或進入中等專科學校或大專院校念書，只要未能在城市謀得相對穩定的職位，往往因入不敷出而回鄉居住，但國家統計局一律視其為農村已就業人口。事實上，相當大數量的農村出身的青年既無務農技能，亦無務農意願，在農村家中無所事事混日子，卻從未被計入失業人口。 其次，這個城鎮調查失業率不能反映真實失業率，因為國家統計局用抽樣調查方法獲得的失業率，其調查範圍很小，盡量少覆蓋從農村流入城市的流動人口；而在城市失業人口調查時，又用「自由職業者」這個概念，把許多事實上失業、但在網上賣一點東西的人口從失業範圍中排除掉。 再次，中國地方大，按道理，調查城鎮失業率應該盡量擴大樣本才有更全面的代表性。但國家統計局只抽樣8.5萬城鎮住戶，僅占城鎮就業人數的萬分之三，抽樣率不到美國失業調查的一半。而且，官方對樣本覆蓋地區保密，不讓研究者了解，究竟這個樣本的代表性有多大。 用了這些手法以後，中國從2018年以來公布的城鎮調查失業率一直是5%略高；疫情後經濟惡化，這個失業率也只不過上升半個百分點而已。與其說官方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是為了公布失業狀況，不如說，它是為了掩蓋真實失業狀況。 四、畢業大學生千軍萬馬擠「公」門 畢業大學生就業難，就是中國城鎮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必然結果。2021年全國有1,020萬大學畢業生，其中212萬人考公務員、462萬人考研究生、900萬人考教師資格證，加起來是1,574萬人次。也就是說，其中有人同時在考兩種以上與求職相關的資格考試。今年又有1,076萬大學生畢業，依然如此。 考研究生的人是為了提升就業資歷，那剩下的人為什麼都擠到公務員考試和教師資格考試裡面去，為什麼沒多少人去企業求職？原因很簡單，企業都在裁員，而聘用新人的機會少之又少。 那畢業大學生能在政府部門或各種學校里找到工作嗎？看一下中國現有的白領工作崗位數量就知道了。過去幾年來，中國的白領職位一直是5千多萬個，其中公務員佔三分之一，教師佔三分之一，剩下的是IT行業、金融業等等企業。畢業大學生想擠到政府部門或學校去教書，可能找到工作機會嗎？這5千多萬白領職位，平均每年只有150萬人退休，而且不一定有錢招收新人，所以每年的大學畢業生當中，最多有十分之一可能找到白領職位，剩下的如果不願意去做藍領，就會失業。 應屆大學畢業生一年內找不到工作，就可能變成長期失業，因為下一年又有1千萬新出爐的大學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求職，會把前兩年畢業的人擠下去。也就是說，中國城市的真實失業率僅僅因為失業大學生，會每年增加1.5個百分點。 現在中國出生於經濟繁榮年代的90後、00後青年人從未想像過，他們的人生前途會如此暗淡。中國的文革時期，因為經濟停滯，政府無法安排中學畢業生在城市就業，就實行了中學生大部分「上山下鄉」的政策，把他們統統強制趕到鄉村去當農民。前兩年，中國政府又重新提出了大學生「上山下鄉」這個口號，雖然做不到，也可以看出當局對大學生失業問題的無奈。 五、大規模失業的潛在威脅 分析中國經濟的表現或中國的失業規模，都需要區分兩個方面：其一是經濟欲振乏力、失業長期化的趨勢；其二是疫情導致部分城市經濟停擺的短期影響。顯然，失業問題既有趨勢性惡化這一面，也有經濟短期停擺造成突發性失業潮這個近期因素。疫情以來，大批中小型製造業企業倒閉，大量商業服務業小企業破產，雖然是疫情的短期衝擊造成的，但這些新失業的幾千萬員工可能會轉變成長期失業。 城市失業人口大量增加，不僅代表著經濟惡化，也意味著受過教育的青年人對社會和當局的不滿上升。民國時期，之所以有大批青年人投奔共產黨，除了馬克思主義在召喚反叛青年之外，當時的中學生缺乏就業機會也是一個原因。如今，中國青年人對未來的期待正在從嚮往美好變成恐慌，從恐慌再走向絕望，這會需要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正在開始。中共用強化社會監控來防範社會不滿，但監控只能暫時壓住表面上的社會不滿，卻無法改變青年人的絕望。那是一個「高壓鍋」，大規模失業就是鍋子地下的火，青年人的不滿則是鍋子里的水，早晚可能沸騰。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一場烏克蘭戰爭讓歐盟的領導國德國錯誤的國際國內政策原形畢露，而近年來一直被歐盟的西歐成員國們蔑視的波蘭卻展現出了它的高瞻遠矚。歐盟的「醜小鴨」波蘭如今正獲得讚譽，而「歐盟之星」德國卻在自尋墜落。烏克蘭戰爭開始後，德國的富裕和繁榮因為實行「政治正確」方針的後果而日益消失；同時，由於德國的主要政黨拒絕承認「政治正確」方針的荒謬，它們正拖著自己的國家和西歐小兄弟們滑向經濟沒落。 一、波蘭因何一度在歐盟內部遭到孤立？ 英國的一家雜誌3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The West Has Rediscovered its Purpose（《西方重新發現了它的目標》）」。文章說，「上個月人們還在思考，『北約去哪兒？』這已有30年歷史的問題，而如今北約的目的再明顯不過了……波蘭已從歐洲賤民轉變為人道主義超級大國。最令人震驚的是，幾十年來白白浪費美國國防預算的北約國家突然加緊行動，德國幾乎在一夜之間將國防預算翻了一番」。這段話里點出了一個歐盟內部公開的秘密，那就是，波蘭被歐盟在政治上打壓已久，但烏克蘭戰爭中德國的政治地位明顯淪落，而波蘭的國際地位卻突然明顯提高了。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轉變？為什麼先前德國要刻意打壓波蘭？我在上個月給《大紀元》寫的一組關於烏克蘭戰爭的德國因素的文章中，提到了西歐左派政府試圖推行大一統歐洲的戰略。以德國和法國為首的歐盟是以大一統歐洲為旗幟的，而德、法的左派政府把這面旗幟視為「政治正確」的重要組成部分。奉行「政治正確」的西方左派政府都有一個繼承自馬克思主義的遺傳基因，那就是「唯我正確」、「不服從者必打壓」。 德國政府在2015年歐洲的外來非法移民危機面前，對內對外都展示出強硬的打壓異己、「唯我正確」的姿態，波蘭因此得罪了德國和歐盟。德國主導下的歐盟長期以來實行歐洲各國之間的人口自由流動和邊界開放，這為2015年北非的大量人口提供了闖關進入富裕歐洲、享受歐洲社會福利的動力，當時爆發了數百萬非法移民從海上和陸地闖入歐盟南部和東部成員國的浪潮。為了顯示這種大一統歐洲制度的優越性，德國總理默克爾強行要求德國國內和歐盟成員國接受這些非法移民。 在歐盟的大一統方針之下，作為領導國的德國要求各成員國執行統一的方針，而這類的方針由德國說了算。2015年9月4日具有明顯紅色色彩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決定開放德國，接受這些非法移民，並由各歐盟成員國分攤非法移民的負擔。直到2016年新年夜在德國科隆市火車站廣場上發生了650名德國女性被來自北非的阿拉伯非法移民性騷擾或性侵事件後，默克爾的態度才略有收斂，但她始終拒絕認錯。 當時德國政府對國內輿論和公職人員實行了嚴厲管控，不許批評政府接受非法移民的政策，否則公職人員可能被解職；甚至德國的反間諜機構憲法保衛局奉命把手伸到國外，在社交媒體上公開亮出該機構的名號，有針對性地威脅批評默克爾移民政策的外國人。這種專製做法發生在中共治下毫不奇怪，但在德國也如此，就顯現出「政治正確」派執政的專制危險性了。默克爾在東德紅色政權下生活多年，從政後只讚揚年青時代東德的「美好生活」，卻從不清洗她心中的「紅色基因」。在她掌控之下的德國面臨自己製造的非法移民危機時，實際上展示了民主國家發生民主倒退的第一個先例，此後我們在北美就看到更多了。而波蘭當時抵制默克爾的上述政策，於是在歐盟內部遭到孤立，本節開頭引用的文章提到，波蘭因此被歐盟視為所謂的「歐洲賤民」。 二、波蘭不迷戀馬克思主義 上個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波蘭和蘇聯先後走上了民主化道路，為什麼這兩個國家現在的差別會這麼大？其中的關鍵是，俄羅斯的制度轉型因為缺少全社會紅色價值觀的轉型而徹底失敗，現在昔日的「蘇聯」又活回來了；而波蘭卻推動了蕩滌紅色價值觀的社會轉型，因此與俄羅斯完全分道揚鑣了。 波蘭能與俄羅斯繼承的蘇聯時代紅色價值觀劃清界限，與波蘭的現代歷史有直接關係。二戰前期蘇聯與納粹德國合謀瓜分了波蘭，1939年法西斯德國侵入波蘭西部，波蘭共和國的政治和軍隊精英大批流亡到被蘇聯佔領的波蘭東部，卻被蘇聯佔領軍關押。蘇聯為了將來統治波蘭時不會遇到波蘭精英的抵抗和反對，屠殺了原波蘭共和國的政治、軍隊和知識精英。1940年4月至5月間被蘇聯俘虜的波蘭軍官、知識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務員22,000人被蘇聯在卡廷森林、加里寧（特維爾）、哈爾科夫等地殺害。1941年德國侵入蘇聯後在卡廷森林裡發現了這次大屠殺留下的「萬人坑」，蘇聯當局拒絕承認這一嚴重罪行，反而誣指德國製造了這次屠殺。直到蘇聯解體，葉利欽才代表俄國政府就此正式向波蘭人民道歉。 二戰後蘇聯處心積慮地扶植起東歐國家的共產黨政權。蘇聯在二戰期間便培養了一批東歐各國的共產黨幹部，制定了奪取政權的方案。二戰後期東歐各國相繼被蘇聯紅軍佔領，蘇聯遂利用佔領軍的權勢，把培養好的東歐共產黨人送回本國，打擊並取代本國的自由派勢力，最後在東歐各國建立了共產黨政權。東歐各國戰前的經濟制度是市場經濟，也有市民社會的傳統，老百姓對社會主義制度並不支持，二戰結束時從未發生過擁護共產黨的革命。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是蘇聯強加給東歐各國民眾的，在當地沒有社會基礎。因此東歐各國屢屢發生民眾對共產黨政權的大規模反抗：1953年在東德，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56年和1970年在波蘭，都發生過民眾的起義。當地的共產黨政權都在蘇聯干預和援助下把這些反抗殘酷鎮壓下去了。這些反抗為後來波蘭的民主化和精神上清除蘇聯的紅色價值觀開闢了道路，也排除了後來社會轉型的障礙。 正因為波蘭不像俄國那樣拒絕清理蘇聯時代的紅色價值觀，也不像德國那樣迷戀馬克思主義，波蘭結束共產黨統治之後在制度轉型過程中，得以通過成功的社會轉型，保障了經濟和政治轉型的成功。波蘭開始制度轉型時，人均GDP和俄羅斯差不多；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最新數據，2021年波蘭的人均GDP是17,318美元，而俄國只有11,654美元，僅及波蘭的三分之二。俄國出現的蘇聯時代舊價值觀左右民主化的現象，導致俄國的制度轉型基本失敗，不但經濟落後，依賴能源出口，而且在俄國精英中產生了從上到下的制度自卑感，由此又引導這個國家重新回到了對外霸權、對內鎮壓的舊道上。 三、波蘭在歐盟的國際地位大翻轉 過去七八年當中波蘭一直被西歐的左派政黨視為「政治不正確」的典型，因為波蘭不認同那些西方左派奉為神聖的新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確」主張，諸如世界大同、開放國界、鼓勵變性、放縱吸毒、同性戀至上等等。波蘭的這種立場觸犯了西歐和美國左派的大忌，認為波蘭簡直是在藐視歐美左派的價值觀以及奠基在這些價值觀之上的所謂「制度自信」。 同時，波蘭還一直警告說，普京正在積蓄俄羅斯帝國的野心，將威脅歐洲的安全。2008年俄羅斯入侵喬治亞時，波蘭總統與烏克蘭、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的領導人一起前往該國首都，在那裡波蘭總統警告西方國家注意俄羅斯的侵略。他說，「今天的喬治亞，明天的烏克蘭，後天——波羅的海國家，也許以後，我的國家波蘭的時候到了」。烏克蘭戰爭開始後，波蘭總理又趕到柏林去告誡德國領導人，「我們在德國這裡看到了自私自利的現象，現在我們沒有自私的時間了，這就是為什麼我來找朔爾茨（德國總理），來晃動德國的良知」。 當2015年歐盟國家響應默克爾的要求，接受中東的大量非法移民時，波蘭曾拒絕接收；波蘭的最高法院還裁定，某些歐盟法律不適用于波蘭。但這次烏克蘭戰爭中波蘭卻對烏克蘭難民敞開雙臂，接收他們，比西歐其他國家主動得多。華沙大學的心理學家比萊維茨（Michal Bilewicz）認為，波蘭對烏克蘭難民的態度說明，「在俄羅斯的攻擊面前，歷史記憶被喚醒了」，讓波蘭人民產生了對烏克蘭難民的共情。 一直以來，歐盟的多數西歐成員國把波蘭對普京的擔憂視為過時的冷戰思維，不屑於理睬，甚至因為波蘭抵制歐洲左派價值觀的做法，對波蘭極為不滿。拜登在競選過程中居然把波蘭稱為「世界上極權主義政權的崛起」。烏克蘭戰爭爆發了，拜登的說法被證明是完完全全的胡說八道。 烏克蘭戰爭證明，波蘭才是歐盟成員國里正確把握了國際關係方向的國家；而德國等「政治正確」的歐州左派政府則屬於一再犯錯誤的「小學生」，它們犯了重大戰略錯誤，錯看了俄羅斯。最近德國對外關係協會的一位研究員Adam Traczykn承認，波蘭領導人現在相信，他們在與西歐的關係中佔據了制高點，「波蘭是對的，德國是錯的」。 其實，不只是波蘭政府知道自己對俄羅斯的判斷一直是正確的，現在其他國家的人也認同這一點了。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伊麗莎白·布勞在《華爾街日報》的採訪中表示，過去幾周讓西歐人感到羞愧，他們被迫承認，他們對俄羅斯的看法是錯誤的……特別是，德國奉行「通過貿易改變」的政策，希望與莫斯科的新能源交易有助於向俄羅斯輸出自由主義價值觀，從而消除波蘭關於歐洲變得過於依賴敵對政府的天然氣的抱怨。「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我們長期以來一直看不起的人實際上知道一兩件事」。 《華爾街日報》3月24日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For Years, Poland Warned of the Russian Threat. Now, the West Is Listening（《多年來波蘭一直警告俄羅斯的威脅，現在整個西方都在聆聽》）。很顯然，普京的行動證明，歐盟各國當中波蘭不但是對的，而且敢於站出來警告歐盟的領導國德國；現在歐盟正不得不改用波蘭持之以恆的立場，來重新修正北約的防務政策。 四、德國會知錯悔改嗎？ 波蘭和德國在歐盟內部國際地位的大翻轉代表著當下歐洲面臨的困境，被德國為首的西歐諸國長期蔑視的波蘭現在被證明是真正有遠見的，而德國卻在「政治正確」的道路上為烏克蘭戰爭鋪平了道路，陷歐盟於兩難之中，它已經不配再領導歐盟了。 但德國會知錯悔改嗎？這要看德國能不能真正地迷途知返，目前來看，德國各政黨的做法並不及格。德國的主要政黨中，現在執政的是社會民主黨（SPD）和綠黨，默克爾時代是基民盟（CDU），對德國目前的綠能政策、對俄政策和統一歐洲政策，這三個黨都各有自己的責任。其中社會民主黨的前總理施羅德非常親俄，默克爾則因其強勢推行上述政策而責任難逃，目前德國輿論對這兩個人的批評非常多。 但這兩個前總理都受到其政黨的保護。德國輿論認為，默克爾對烏克蘭戰爭負有潛在的連帶責任，而默克爾拒絕認錯，基民盟的高層則明確支持默克爾路線，掩護默克爾和該黨過關。社會民主黨也在掩護其前黨魁施羅德，雖然制裁施羅德的呼聲在德國越來越高，他甚至被稱為是「普京理解者」（Putinversteher），即對普京十分同情的人，但現任總理朔爾茨卻拒絕譴責他的前輩，當然也不肯否定該黨長期以來親俄的所謂「東方政策」。 德國現政府用來應付輿論的辦法是，讓虛位總統出來檢討一番，搪塞而已。德國的現任總統施泰因邁爾曾任默克爾的外交部長，最近他出面表示，當年德國政府及他本人都對俄羅斯的政局發展誤判，德國對俄政策錯了，從俄國進口天然氣的北溪2號輸氣工程的顯然也錯了；這些對俄政策是「令人苦澀的」，「我們將俄羅斯融入歐洲大家庭的努力失敗了」，「當時的判斷是，普京絕不會為了自己的帝國狂熱而葬送俄羅斯的經濟、政治和道德基礎。在這個問題上我和很多其他人一樣誤判了局勢」。但施泰因邁爾現在不掌握任何決策權，他的檢討會改變當局政策嗎？顯然不會。 德國現在已明確表示，只能象徵性地停止從俄國進口煤炭，但不能停止進口俄國的天然氣。俄國煤炭對德國的能源構成佔比極少，停不停止無關緊要。只要德國堅持依賴俄國的天然氣來避免工業停擺，就只能繼續向俄羅斯支付天然氣開支，所謂歐盟對普金的制裁就被破功了。綠黨的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哈貝克近日推出的德國新能源計劃是，堅持綠色能源，繼續謀求風能、太陽能的完全轉型。如果綠色能源方針真能生效，德國就無需俄國天然氣了；德國之所以現在高度依賴俄國天然氣，就是因為風能、太陽能之類既不穩定，又遠不能滿足需要，而且價格高昂得難以承受。 烏克蘭戰爭尚未結束，德國政府又轉回了烏克蘭戰爭之前的對俄立場，所有的輿論批評都改變不了這些政黨死守「政治正確」的頑固信念；同時，德國政界的各種反省被證明不過是假話和空話。唯一發生改變的是，從現在開始，德國政府將成為挨批的靶子，因為它顯然是個沒有勇氣拋棄錯誤、知錯不改的惡劣典型。更值得深思的是，過去幾十年來德國社會是如何逐步走上迷戀新馬克思主義、推動「政治正確」這條荒謬自害的道路，沿著這條道路，德國正在摧毀它的富裕和繁榮。 （原文鏈接）
烏克蘭戰爭爆發後，民主國家齊聲譴責普京的侵略行動。這場戰爭不僅分裂了烏克蘭的國土，打破了歐洲大陸70多年來的和平局面，而且嚴重衝擊了經濟全球化的布局。可是很少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蘇聯解體後俄國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為什麼這個國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進反退，一步步地變成了一個順從獨裁者的社會？譴責、憎惡普京這個戰爭的罪魁禍首是容易的，但對中國人來說，俄國民主化倒退的教訓更值得警醒。 一、俄國民主化的終點：恢復國內專制和對外霸權 自從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之後，全世界的專家學者都沒料到，有朝一日，蘇聯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鼻祖、世界各國共產黨政權的催生婆居然會拋棄社會主義道路；更沒人料到，俄國的民主化居然最後通向了沙皇式統治，俄羅斯重新走上了窮兵黷武、稱霸東歐的傳統霸權主義道路。 1991年8月，蘇共高層的一批官員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正把蘇聯引向危險的道路，因此組成了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政變，軟禁了戈爾巴喬夫。結果絕大部分蘇共黨員和各級幹部卻站出來反對政變。事後，由蘇共黨員組成的蘇聯國會（蘇聯憲法上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最高蘇維埃」）投票決定，禁止蘇共在蘇聯的一切活動。一夜之間，統治蘇聯74年的唯一執政黨蘇共被蘇共的國會取締了，以蘇共總書記身份擔任蘇聯總統的戈爾巴喬夫也失去了合法性基礎。 隨即蘇聯的3個加盟共和國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共和國的總統們一致同意，依據蘇聯憲法從蘇聯獨立。於是橫跨歐亞大陸的龐大蘇聯就這樣解體了，烏克蘭因此也獨立建國。俄國進入葉利欽時代後，因為蘇共已被取締，唯一能取代蘇共專制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因此俄國自然地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同時，葉利欽當局也選擇了市場化方向的經濟制度轉型。 俄國轉型初期，表面上一切似乎都與民主國家相近，政治開放，經濟自由化，社會氣氛活躍。我1995年去俄國考察制度轉型之前，曾在普林斯頓大學見到一位到訪的俄國科學院學者，當時他頗為自得地坐在會議室里自言自語，「（現在是）一個截然不同的莫斯科啊（Совсем другая Москва）。」然而，俄羅斯的好日子並沒延續多久。 1999年底，葉利欽請辭，普京受命接任總統。在普京的統治下，俄國又朝著專制的原點回歸。他通過修改憲法以及連任、替任等種種花樣，事實上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民主」國家的終身總統。蘇聯解體後俄國確實踏上過民主化道路；可今天的俄國離個人獨裁卻只隔著一層「帝位」的窗戶紙。當普京發動了侵略烏克蘭的戰爭，同時在國內打壓反戰的聲音時，俄國的政治制度似乎已經回歸到沙皇時代了，其所謂的「民主」制度只剩下國會這個軀殼，俄國實際上再也不是民主國家了。 然而，現在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度轉型走向依然不甚了了。許多國際問題專家以為，只要俄羅斯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如果歐盟不東擴，俄國就會自然而然地成為成熟的民主國家。他們當中似乎很少有人考慮過，共產黨國家的制度轉型，其實失敗的可能性非常大，而這種轉型失敗對周邊國家乃至國際和平具有很大的威脅。烏克蘭戰爭之所以震撼了多年主張「和平主義」的西歐國家，就是因為這些國家不懂，俄國民主化的終點居然是恢復國內專制和對外霸權。 二、蘇聯解體：假「男兒」敗給了真男兒 俄國退回專制和霸權，是回歸其歷史傳統嗎？蘇聯也有70多年的歷史傳統，為什麼卻被蘇聯人拋棄了？習近平以為，蘇聯解體，就是其共產黨統治的傳統無人捍衛，即所謂「竟無一人是男兒」。其實，用傳統這個詞來解釋俄羅斯失敗的轉型道路，實在太蒼白無力。 習近平以為，蘇共領導層里，但凡有幾個「男子漢」，血氣方剛，絕不退縮，蘇聯就不至於垮下來。他完全被中宣部的意識形態專家誤導了。事實上，當時蘇共的政變委員會就算是習近平心目中的「勇敢男兒」，他們確實站出來了，但卻失敗了。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有更多的、成千上萬的「男兒」站出來反對這幾個不識時務的政變委員會成員。客觀地講，「扼殺」蘇聯的其實就是蘇共的大部分精英。他們對蘇聯和蘇共前途的判斷與習近平的判斷相反：守住蘇聯和蘇共才是「窩囊廢」，識時務的「好漢」就應該埋葬蘇聯和蘇共。 戈爾巴喬夫實行改革，有從經濟凋敝到國力漸衰、從民智開啟到反對派萌芽等諸多不得已而為之的原因，但他只是想改良。他的政改口號（俄文гла́сность）原意是「公開性」，指政治上的有限開放；其經改口號（俄文перестро́йка）原意是「重建」，即重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些改革並非制度轉型。老戈之所以要實行這樣的改良，實在是因為蘇聯的制度病入膏肓了；而他的改良不可避免的失敗，還是因為這架制度機器病入膏肓，不可救藥。 按照鄧小平的認知，蘇聯人求變，是沒能「富起來」。其實，1990年蘇聯解體前的一次全國民意調查揭示，90%的蘇聯老百姓認為，物質生活過得去。蘇聯老百姓求變，並非中國官媒宣傳的那樣，是因為物質生活不好；他們實際上是對蘇共和蘇聯的政治體制越來越不滿。隨著蘇聯社會的文明程度大幅度提高，蘇聯民眾的價值觀比斯大林時代、勃列日涅夫時代有了很大進步。比如，誠實、有尊嚴地生活、排斥暴力之類的價值觀念，不僅深入知識分子的心，深入蘇聯軍人的心，也深入蘇聯相當一部分領導人的心。 戈爾巴喬夫政府的總理雷日科夫當時如此評價蘇聯政府的狀況：「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台上，都謊話連篇；我們一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面為彼此佩戴獎章；而且所有人都在這麼干，從下到上，從上到下。所以，當時整個蘇聯的大部分老百姓都覺得，夠了，我們不想再這樣沒有尊嚴地生活下去了。我們需要政治上的改變。」當時蘇聯人普遍認為，他們不想再忍受這種充滿腐敗、充滿謊言、依靠鎮壓的制度。1990年蘇聯解體前，蘇共黨員的88%認為，蘇共不再有威信；70%多黨員準備退黨。這個黨其實已經被老百姓和它的黨員拋棄了。 當不識時務的那幾個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發動政變時，蘇聯70%的地方政府首腦宣布，不執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軍隊的大多數也拒絕執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同時，人民自發地上街抗議政變，阻撓政變的實施；最後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蘇聯最高蘇維埃的蘇共代表投票送終了蘇共。 三、俄國制度重建：用「舊」零件裝出「新」機器？ 既然蘇聯解體時，其多數國人嚮往民主化，那為什麼俄羅斯今天會走到這種地步？俄羅斯民主化失敗的關鍵在於，俄國的制度轉型是用「舊」零件組裝「新」機器，這就必然導致「新」機器充滿了「舊」功能。所謂的「舊」零件，是指俄羅斯民主化中，新官僚都是蘇共舊人；而國人的價值觀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蘇聯時代的舊觀念。這樣，民主化開始後，官場、商場上舊人云集，投票時選民的舊觀念作祟，民主化失敗自然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1995年，我曾經在聖彼得堡市採訪了一個該市的前蘇共區委書記。她被採訪時擔任一家私人銀行的董事長，為我解釋了蘇共被取締時黨內掌實權的各級幹部的共同心態。據她說，當時蘇共各級幹部關心的是怎樣擺脫舊的蘇聯桎梏，開通自己發財致富的道路，又不必受克格勃的威脅，這就是他們拋棄蘇聯的主要原因。這種想法雖然未必與中共充分溝通，卻天然地符合鄧小平思想和江澤民路線。由此可見，共產黨國家的官員心向貪污，又怕整肅，在俄國和中國都一模一樣。採訪時我最感興趣的是，這位前蘇共區委書記如何赤手空拳開了銀行，當上了「金融家」？同樣的問題在中國是諱莫如深的，而她卻怡然自得地准許我把錄音機放在她的面前，毫不隱諱地給我這個外國人講了其中的奧秘。 蘇共被取締的次日，她召集原來由她任命的該區各國有企業廠長開會，商量出路，因為她和廠長們的合法性一夜之間都消失了。她的建議是，由她出面註冊一家私營銀行，廠長們把本企業的國有流動資金作為這家私營銀行的入股資金，轉入此銀行；再用銀行貸款的形式，把來自各企業的資金轉回企業。通過一番這樣的「神操作」，這家私營銀行就憑空有了雄厚的「資本」，而各位廠長也從此成為掌握自己企業金融命脈的私營銀行「股東」；雖然「組織上」不再任命這些廠長，但廠長們的地位由此得以穩固。 當時我追問：「這樣做合法嗎？」但卻沒料到，自己問了一個道地的傻問題。這位前區委書記微笑著問我：什麼是法律（что такое закон）？她解釋道：「我們各地的『幹部』們都在這樣做，他們支持的國會議員在『杜馬』（俄國國會）通過的金融法令因此規定，這樣的做法屬於合法行為。不然，我也不敢告訴你了。」這就是「舊」零件組裝出來的「新」機器在如何運作的典型案例。 蘇共幹部們並非真不懂經濟，只是他們不喜歡計劃經濟之下的束手束腳而已，也不喜歡被黨紀部門或克格勃勒索威脅；一旦讓他們用權力自由自在地發財，就無師自通地各顯神通，呼風喚雨。他們就是普京們的權力基礎，彷彿沙皇時代的貴族一般。然而，用這些「舊」零件組裝出來的俄國「新」政治制度，只是個民主制度的冒牌貨。當中國民間呼喚民主化時，很少有人想過徒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在政治舞台上卻「換湯不換藥」，這樣的冒牌「民主」完全可能重蹈普京的覆轍。 四、為什麼俄國逃避社會轉型？ 共產黨國家一旦走上了轉型道路，是否就從此一帆風順地完成轉型呢？實際上，答案是否定的。成敗之別在於，社會轉型是否成功。完整的制度轉型必須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的三重轉型，缺一不可。政治轉型是民主化，經濟轉型是私有化和市場化，而社會轉型是民眾價值觀、道德觀的滌盪和清洗。在民主選舉的狀況下，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的成敗取決於選民支持哪種政策主張。因此，社會轉型才是民主化是否倒退、是否歸於失敗的關鍵影響因素。 因此，所有共產黨國家的轉型展現出三種模式：第一種，政治、經濟、社會的三重轉型，這是以波蘭、捷克為代表的中歐模式；第二種，實行政治、經濟轉型，但社會轉型遲緩，這便是俄羅斯模式；第三種，實行了經濟轉型，但不實行政治轉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現社會轉型，此乃中國模式。 俄羅斯民眾在蘇共下台前曾支持民主化，這並不意味著俄羅斯就可以輕鬆地推動象中歐國家那樣的社會轉型。俄國民眾和大多數前蘇共黨員，並沒有中歐國家民眾那樣全面否定紅色歷史的精神準備。俄國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眾的大多數人，把共產黨制度的失敗推給了被取締的蘇共，卻迴避實行中歐國家那樣的個人懺悔和靈魂凈化。其根本原因在於，中歐國家的社會重建是把紅色歷史、紅色文化作為外國殖民統治的象徵而清除的，清除共產黨統治的遺毒就是愛國主義的體現，這做起來比較容易；而在俄國，紅色歷史、紅色文化就是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對紅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牽涉到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牽涉到對長輩、前輩社會聲望的否定，這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 1995年，我在莫斯科的國民經濟戰略館（北京展覽館採用了它的圖紙）曾偶遇前蘇聯駐澳大利亞大使。兩人談了五個小時，中心話題是：為什麼民主化的俄羅斯不能深入批判共產黨文化？他的回答是，這是情感問題，而不是簡單的對錯問題。他的爺爺是赤衛隊隊員，見過列寧，父親是高幹，他自己也算高幹，一家三代全都和共產黨血肉相聯。他說，我們知道民主化比共產黨好，但要我否定十月革命，等於是讓我否定我爺爺和我爸爸的人生價值，這我做不到。 這次聊天后，我翻查了葉利欽時代的中學教科書，也檢視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兩市的政治歷史博物館的展品。結果發現，俄國的知識分子和教育部門採用了混淆是非、逃避爭論的實用主義手法，不想要的部分就抽掉，比如斯大林就從歷史教科書和歷史展覽館裡徹底消失了。結果，民主化過程中，俄國為了避免還原真實的歷史，把蘇聯歷史切碎了再稀里糊塗地拼在一起，這種做法其實是為逃避社會轉型創造條件。 五、民主化失敗的俄國重新成為戰爭溫床 在俄國考察後我意識到，雖然理智上俄羅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產黨下台，但情感上他們並不打算徹底清理共產黨的精神文化遺產。由此可見，在共產黨革命的搖籃國，清理共產黨的精神遺產不是個單純地明確是非判斷的問題；即便是非已經明確，很多社會成員仍然拒絕從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紅色歷史和紅色精神遺產，結果社會轉型和道德重建就面臨重重障礙。既然不對共產黨統治時代的是非作深刻完整的重新評價，也就談不上全社會範圍的懺悔意識和凈化意識。所以，俄羅斯在民主化時代成長起來的年青人囫圇吞棗地接受了亂七八糟的混亂的歷史教育，又在頭腦里裝進了蘇聯時代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他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甚至比父輩還混亂。 被舊價值觀深深影響的數代俄羅斯人會喜歡一個強大的政府、強漢般的領導人和強硬、侵略性的對外政策。在這樣的社會裡，民主化必然走上失敗的軌道，而普京當道卻成為必然趨勢。一個失敗了的民主化國家很容易恢復共產黨統治時代的對外霸權政策；這種對外霸權政策常常還得到社會上許多人的喝彩。看不到這一點，就無法懂得，為什麼普京敢於發動烏克蘭戰爭。看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年輕人為中國進攻台灣的軍事計劃叫好。 從更深層次去看，失敗的民主化又產生了俄國的制度劣勢：經濟上落後而毫無希望，政治上只能靠壓制；對外，則只能展示強權。這種制度劣勢會進一步深化俄國精英和民眾的自卑感；而普京的制度自卑感讓他對那些靠近西歐國家的前蘇聯集團成員國的成功充滿了妒忌、敵意，總想找機會威脅它們，至少把他們的制度優勢削弱。所以，俄國之所以恢復霸權主義，是俄國轉型失敗後出現的制度自卑之下的反應；它非常害怕周邊國家的成功讓俄羅斯昔日的輝煌淪為徹底的敗落。這就是烏克蘭戰爭的俄國背景。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3月10日，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接受法國TF1頻道採訪時承認，歐盟犯了錯，但他的認錯卻走歪了，他說：「我願意承認我們犯了一些錯誤，錯過了與俄羅斯走得更近的機會。」歐盟的最大錯誤就是與俄國走得太近，如果走得「更近」，其錯更大。德國和歐盟的大多數西歐成員國的錯誤是西方左派政府積年累月所犯錯誤的集中爆發，最後引爆了烏克蘭戰爭，也導致歐盟步入難以解脫的困境。這組系列文章的上篇和中篇談了德國和歐盟的兩個錯誤，反戰的和平主義泛濫而放棄軍備，盲目追求綠色能源而導致依賴俄國的天然氣供應；下篇則進一步分析，德國這個歐盟領導國的歐洲大一統理念如何導致歐洲陷入混亂。 一、歐洲大一統的烏托邦夢想 歐盟的領導國德國和法國都醉心於實現歐洲大一統，這種理念的意識形態根源其實來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念。由於西歐以德國為首，過去幾十年來一直在慢慢地向「新馬克思主義」這個方向左轉彎，北約和歐盟都被歐洲「左禍」所支配，他們相信世界大同的美妙，鍾情於歐洲大一統政府的力量，從歐盟成立開始，一步一步把歐盟引導到歐洲大一統的軌道上。從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取消國界、取消關稅，到人口自由流動，再到用歐盟的資金補貼經濟實力不足的成員國，甚至一度想實現歐盟財政的大一統。一句話，就是用歐盟的大政府來領導各成員國，而德國和法國這兩個實力最大的歐盟成員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歐盟的「當家人」。 這種構想其實早就有一個模板，那就是蘇聯。實行極權主義的蘇聯最終解體了，蘇聯人不滿極權主義只是原因之一；而蘇聯解體的更重要原因其實是，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當中的「當家人」俄羅斯再也難以承受蘇聯這個大一統聯盟所帶來的沉重負擔，要尋求解脫，於是俄羅斯和烏克蘭、白俄羅斯率先扔掉了蘇聯這個大一統包袱，其他小加盟共和國便別無選擇，既然無人照應了，就只能自立。 熱愛大一統歐洲的德國和法國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浸染中，看不到蘇聯大一統必然終結這個歷史規律，卻對大一統歐洲「當家人」的國際地位和權力垂延欲滴。德國和法國自以為，建立並掌控了歐盟，自己就把握了歐洲未來的命運；而為了實現統一歐洲的烏托邦美夢，就要不斷擴大歐盟的範圍，然後希望以歐洲之主的身份，與美國平起平坐。 相關閱讀： 程曉農：俄烏戰爭的德國因素（上篇） 程曉農：俄烏戰爭的德國因素（中篇） 由於西歐各國基本上都已成為歐盟成員國了，德國和法國要實現統一歐洲的烏托邦夢想，就只能在歐洲的東部尋找新成員國，而這些新成員國多半都是前蘇聯集團的成員。這樣，歐盟東擴就導致歐盟的邊界不斷向東延伸，越來越接近俄國的邊界。被這個烏托邦沖昏頭腦的德國和法國領導人完全忘記了，歐盟東擴會警醒俄國，從而加重歐盟對東部成員國的防務義務，而德國自己裁軍和縮減軍備的戰略又取消了歐盟國家的實際國防能力。這種狂妄而昏庸的歐盟國際戰略種下了大禍，事實上為普京的霸權主義敞開了大門，創造了烏克蘭戰爭的條件。 二、失敗的民主化使俄國恢復霸權主義 如果俄國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尊重鄰國的領土主權，沒有霸權主義野心，那歐盟東擴並不至於引起歐盟和俄國的衝突。但西方國家、包括美國的一些學者一直對俄羅斯的民主化走向作出錯誤判斷，誤以為俄國不會走向霸權主義道路。他們缺乏對俄羅斯的深入了解，以為俄羅斯可以變成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像西歐國家一樣值得信任。這種自以為是的幼稚錯誤之根源是，他們根本不懂，俄羅斯在制度轉型中走的是民主化必然失敗的道路，而民主化失敗就必然復活俄國的霸權主義。 共產黨國家的制度轉型有兩個明顯的制度建構層面，即民主化和市場化；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通常被忽略的社會層面，那就是，要順利完成一個共產黨國家的制度轉型，社會轉型必不可少。社會轉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指的是全社會大多數社會成員的道德觀、價值觀以及個人日常行為的轉變。洗腦是「極權國家」維持統治的基本手段，目的是改變人們在共產黨建政之前自然形成的道德觀、價值觀和行為模式，把老百姓改造成按照共產黨意識形態教條來思考、行動的人。如果共產黨國家走上了轉型道路，人們在共產黨時代形成的道德觀、價值觀和行為模式都必須相應地調整、改變，如果社會轉型不順利，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是不可能一帆風順的。 在所有走過轉型道路的共產黨國家當中，只有中歐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實現了社會轉型，清理了共產黨的價值觀，也從中上層排除了大批共產黨時代的官僚。而俄羅斯只是在民主化過程中設立了議會，實行了選舉，但民眾的價值觀仍然是共產黨時代的，因此葉利欽時代的民主化成果到了普京時代就倒退了。雖然普京時代的選舉常被操縱，但俄國民眾反覆多次地選擇普京這樣的領導人，根源就在於，多數民眾的心目中，蘇聯時代的自豪感、對強權國家的信任和經濟依賴，仍然是左右他們投票行為的內心尺度。所以俄國的民主化是明顯失敗的，而一個失敗了的民主化國家出現民主倒退，就很容易恢復共產黨統治時代的對外霸權政策；這種恢復對外霸權的政策，常常還得到社會上許多人的喝彩。看不到這一點，就無法懂得，為什麼普京敢於發動烏克蘭戰爭。 此外，失敗的民主化產生了俄國的制度劣勢，又進一步深化了俄國精英和民眾的自卑感。普京的倒行逆施畢竟在社會上遇到少部分人的反對，因此普京始終清楚地知道，俄國在他的統治下，與那些成功民主化的前蘇聯集團成員國的制度相比，俄國的制度劣勢是非常明顯的，經濟上落後而毫無希望，政治上只能靠壓制，對外則只能展示強權。因此，普京始終有非常強烈的制度自卑感。他對內用不斷增強的政治高壓來打擊反對他的聲音，對外對那些試圖靠近西歐國家的前蘇聯集團成員國充滿了妒忌、敵意，總想找機會威脅它們，至少把他們的制度優勢削弱。俄國之所以恢復霸權主義，是俄國轉型失敗後出現的制度自卑之下的反應；它非常害怕周邊國家的成功讓俄羅斯昔日的輝煌淪為徹底的敗落，因此就發動了烏克蘭戰爭，而且想進一步威脅其他前蘇聯集團的成員國。 三、北約內部對俄羅斯的兩種立場 德國之所以堅持親俄、裁軍，不是理性思維的產物，而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雖然德國算是民主國家，但它同時也是世界上熱愛馬克思主義的「左禍」發源地。因此，德國對共產黨制度從來缺乏深刻批判，更不願面對俄國民主化倒退所造成的霸權主義復活。而北約的西歐成員國則長期以來「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以為放棄軍備就能換來普京的信任與合作，本篇開頭引用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的話，就是一個註腳。 而另一方面，歐盟和北約的新成員國當中，有一部分是前蘇聯集團國家，它們在冷戰時期曾經紛紛要求民族自主，發生了反對蘇聯壓迫的抗爭，卻遭到蘇軍坦克的殘酷鎮壓，比如1953年在東德，1956年在波蘭和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蘇聯都與這些國家結下了血仇。這些經歷過蘇聯軍隊血腥鎮壓的歐盟和北約新成員國並不相信德國和其他西歐國家的親俄政策會帶來和平，所以不斷尋求美軍給以象徵性保護。 烏克蘭戰爭爆發以後，普京一直謊稱，北約東擴對俄國是巨大的國家安全威脅，所以他要發動烏克蘭戰爭。但是，所謂的「北約東擴」其實是個虛假命題，因為今天的北約與昔日的北約大相徑庭。當西歐國家日益左傾化、逐步走上親俄道路時，東歐和中歐新加入歐盟的那些國家卻很難接受西歐國家的立場，這造成北約內部對俄羅斯的兩種立場。 昔日的北約沒有價值觀上的嚴重分歧，這裡講的價值觀不是民主和專制的區別，而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塑造的左派價值觀和自由民主國家傳統價值觀的差異。昔日的北約成員國也尊重美國的領導作用，大家要團結一致維持冷戰中的優勢，不會多頭爭奪領導權。而今日的北約內部，西歐國家的左派要反戰親俄，其戰力急劇萎縮，實際上放棄了與俄國霸權主義對抗的能力；而蘇聯解體之後加入北約的原東歐國家對俄羅斯的戰略野心保持高度警惕，於是兩種價值觀一直在打架。 今日北約內部，德國、法國率領西歐左派政府，要按照自己的左派價值觀把北約改造成「無牙老虎」，為此試圖爭奪北約的領導權。而歐盟那些前蘇聯集團成員國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從前蘇聯集團附庸國的狀態加入歐盟，必然會有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在德國無國防的情況下，向美軍求援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所謂的「北約東擴」論，其實只不過是美軍在前蘇聯陣營成員國、現在的歐盟新成員國的小規模進駐，其規模根本不構成對俄羅斯的軍事威脅，只是一種美軍應這些國家的要求做出的象徵性姿態。 四、「北約腦死」為哪般？ 北約每年會例行地舉行峰會，2017年之前北約峰會的主調是討論烏克蘭東部的分裂問題和歐盟東擴問題。在德國和法國的主導下，歐盟不斷向東擴容，而防務卻越來越鬆弛。於是出現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矛盾：隨著歐盟不斷東擴，歐盟的邊界越來越接近俄國，俄國的反彈理應喚起歐盟的防務意識；但偏偏在這個時候，德國和法國卻致力於靠攏俄羅斯，德國等一批西歐國家只剩下了象徵性的「吃乾飯」軍隊。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和歐盟在防務戰略上的判斷開始背道而馳。一方面，德國和法國希望在國防開支上不要讓俄國有威脅感，因此不斷壓低軍費，但同時又不斷採取歐盟東擴的措施，事實上不斷製造新的對俄國的壓力；另一方面，美國認為，俄國仍然是潛在的威脅。這樣，德國和法國就想主導歐盟乃至歐洲的走向，反對美國對俄國保持警戒姿態，又要美軍繼續為歐盟免費提供軍事防衛。 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德國和法國的極度自私和狂妄。一方面，德國認為，歐盟東擴提升了德國的國際領導地位，所以歐盟的親俄政策不能受美國的干擾；另一方面，德國不願花必要的軍費來維持軍力，卻要求美國長期為歐盟的國防買單。德國前總理默克爾曾明確表達，德國不能增加軍事開支，錢必須用在經濟上。而站在美國納稅人的立場來看，既然德國認為，親俄政策可以保證歐洲的安全，德國的軍力不過是擺個「花架子」，沒有軍隊不像話，真有軍力不應該，那美國人為什麼還得用自己的稅款為歐盟的安全買單？ 正因為如此，川普總統上任後，在2017年和2018年的北約峰會上對德國的上述自私而矛盾的立場提出了批評。川普總統指出，德國已經被俄羅斯控制了，成了俄羅斯的俘虜；德國總理默克爾有錢買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卻不肯為北約支付足夠的軍費。川普總統認為，北約的歐盟成員國應該老老實實地按照北約的規定，各國的防務開支必須立即達到其GDP的2%。2017年5月在北約峰會上川普總統說：「目前28個成員國中，有23個國家未能支付其應該支付的份額。這對美國人民及其納稅人是不公平的。」 當北約內部德國和美國杠上後，2019年10月底，支持默克爾的法國總統馬克龍接受英國《經濟學人》專訪時說了一番話：北約已經腦死亡，美國獨自做戰略決策、不與盟友協調……他的意思是，北約內部在戰略和政治維度存在著根本分歧，已經不能在認識上就假想敵而統一思想了。馬克龍的「北約腦死」論表達了法國、德國不能完全主導北約防務戰略的牢騷；但「北約腦死」可以在字面上用到德國和法國領導人身上，他們的親俄戰略確實導致了「北約歐盟成員國腦死」問題。這種「腦死」狀態的後果顯而易見，烏克蘭戰爭充分證明，川普總統說對了，德國的親俄、裁軍兩大戰略都造成了這場戰爭爆發。所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過，德國對烏克蘭遭受的戰爭苦難是有罪的。 五、歐洲從此陷入困境 以烏克蘭戰爭為轉折點，本世紀東西方兩個陣營的對抗比上個世紀歐洲大陸兩個陣營的冷戰有過之而無不及。 首先，烏克蘭戰爭是二戰後歐洲大陸上爆發的第一次戰爭，上個世紀歐洲的東西方陣營相互對抗40年，始終處於冷戰狀態，而烏克蘭戰爭卻打破了歐洲二戰之後70多年的和平，以致於歐洲國家不得不接受歐洲的戰爭難民。幾百萬烏克蘭難民不得不流亡到歐盟國家，大部分在波蘭；就在這困難時刻，歐盟議會卻在3月10日通過決議，制裁接收烏克蘭難民的波蘭和匈牙利，卡住歐盟本應給這兩個國家的經費。這表明，左派佔大多數的歐洲議會反對歐盟成員國幫助烏克蘭難民，西歐國家害怕烏克蘭難民進入自己的領土，增加本國的財政負擔。這等於是幫普京逼烏克蘭投降，歐洲左派議員們撕碎了自己假裝的「高大上」面目。 其次，上個世紀歐洲的東西方陣營相對穩定，界限分明，鬥志堅定，而這次歐洲的東西方對抗，西方陣營中有的國家要求旗幟鮮明地頂住，而另一些國家則全無鬥志，甚至與敵方眉來眼去，使得雙方的對抗變得格外複雜。 不管俄烏戰爭的結局如何，只要德國不放棄綠色能源方針，它改用美國進口的液化天然氣為主要能源，將進一步推高德國的能源成本，造成全面通貨膨脹；然後德國的製造業成本大幅度上升，讓德國在歐洲的「經濟皇冠」搖搖欲墜。德國不可能在堅持高成本能源的同時，還有效遏制高通脹、維持高增長和高福利，又保證高軍費，它必定要放棄其中的某些選項；很可能，德國將不得不忍受長期的因能源價格持續上漲帶來的經濟蕭條和社會福利縮水。德國經濟一旦進入自己製造的困境，歐盟對經濟落後的成員國實行補貼的方針就難以為繼，因為出錢的主要是德國，那時德國對這些成員國的號召力也就蕩然無存。德國如此，歐盟的西歐各國無不如此。就這樣，烏克蘭戰爭將從此撼動歐洲的穩定；這也同時預示著「政治正確」派衰敗的開始。 （評論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文章原出處）
烏克蘭戰爭和德國的能源政策有什麼關係？戰爭不就是普京要對烏克蘭發動侵略嗎？表面上這兩件事似乎毫不相關；但深究起來，德國的綠色能源方針還真與烏克蘭戰爭有關。多年來德國為了貫徹綠色能源的既定方針，形成了依賴俄國天然氣供應的能源戰略，這就把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的能源絞索奉送給了普京；而普京等到德國今年決定廢除所有核電站、必須大量進口俄國天然氣的關鍵年份，看準了德國冬季取暖依賴俄國天然氣的時機，發動了侵略烏克蘭的戰爭。 一、德國把勒住自己脖子的「絞索」送給普京 為什麼普京選在今年侵略烏克蘭？我3月8日在《大紀元》上的文章《俄烏戰爭的德國因素（上篇）》中介紹過，早在烏克蘭現任總統澤連斯基當選前的2018年，烏克蘭就已經把加入北約和歐盟寫入了憲法，但當時普京並沒採取任何行動，他耐心地等著德國 這條「魚」上鉤；而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年，就在德國這條「魚」上鉤之後發生了。 德國為了自身錯誤的氣候政策而做了大量違反北約國家集體安全的事情，等到德國把可能勒死自己的「絞索」交到了普京手上之後，普京獲得了德國奉送的開戰機會。這根「絞索」就是德國的綠色能源方針。德國準備今年徹底廢除核電，因此就必須從俄國大量進口管道天然氣；而德國形成了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它就不可能在歐盟和北約成員中發起對抗普京侵略烏克蘭的行動，這等於是充當了普京在歐盟和北約國家當中的「內應」。 為什麼普京選在寒冷的冬季侵略烏克蘭？有兩個顯而易見的原因：第一，普京侵略烏克蘭，用的還是二戰時傳統的裝甲部隊和機械化步兵發動攻擊，而冬季的烏克蘭地面凍得很硬，方便坦克行動；第二，歐盟的領導國家德國高度依賴俄國的天然氣供應，而需要天然氣取暖的德國在冬季變得尤其軟弱，它為了自己的能源安全，不會支持烏克蘭，因此普京抓住了這個時機訛詐歐盟和北約。 要解決烏克蘭危機，歐盟的團結一致和強有力的堅定立場是前提，但恰恰在這一點上，歐盟的領導國家德國的態度非常曖昧。這次烏克蘭危機發生後，德國不僅反對北約對俄羅斯採取強硬的對抗姿態，也反對向烏克蘭提供大量武器，甚至還反對徹底切斷俄羅斯使用國際支付系統（SWIFT）。這就導致歐盟面對俄羅斯的侵略十分軟弱。 二、荒謬的全球監測網布點 德國的綠色能源方針源起於「全球暖化」論，如果不了解左派的全球氣候政策之由來，就很難理解，為什麼德國政府的綠色能源方針本身十分荒謬。遏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全球氣候政策建立在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這個假設之上。世界氣象組織(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通過全球大氣監測網(Global Atmosphere Watch Program , GAW)來監測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變化，但這個監測網的布點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全球大氣監測網在地球上一共設立了30個觀測基準站，其中12個觀測站設在沒有人類活動的地方，那裡的監測結果無法直接反映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與人類活動的關係。這12個觀測站當中，南極3個，北極圈附近4個，太平洋上3個，印度洋2個，它們周圍基本上沒有多少人類活動，其空中的二氧化碳濃度變化主要是季風或火山造成的。 其次，全球大氣監測網在有人類活動的各大陸上的觀測點一共只有18個，但這18個觀測點對二氧化碳排放大國中國和美國的情況基本上不怎麼關注。這18個觀測點的分布非常奇怪，整個美洲大陸上，僅在南美洲最南端面向南極的位置設了1個觀測點，而北美洲不設點；亞洲大陸只有2個（1個在印度，另1個在中國西寧市西南90公里的瓦里關）；東南亞2個，大洋洲2個，非洲大陸5個，西歐國家6個。這18個網點的分布有一個特點，它並不想有代表性地監測分析全球各地人類活動造成的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變化，而主要是為了證明西歐國家減排政策有效。 按照這樣的監測點來分析各國實際的二氧化碳濃度情況，其嚴重缺陷是顯而易見的。採用這樣的觀測網點數據來評判世界各國的二氧化碳減排程度，本身大可質疑。其實，世界氣象組織並不了解，從東亞、中亞、南亞、東歐、中歐、中東，到北美和南美大部分國家，廣大而人口密集的地區里究竟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在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便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地宣稱，二氧化碳濃度上升造成了地球暖化。 三、兩個觀測點決定全球大氣二氧化碳濃度？ 正因為世界氣象組織不了解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所以它只能依賴這30個觀測網點中個別網點的數據，便輕率地做出了地球上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上升這樣的結論，由此導出了地球暖化論和氣候政策。 2020年9月9日世界氣象組織發表的《「團結在科學之中」報告：氣候變化並未因COVID-19而止步》指出，「根據WMO全球大氣監視網(GAW)中基準站的報告，2020年上半年二氧化碳濃度超過百萬分之（ppm）410。2020年7月莫納羅亞(Mauna Lua，夏威夷)和格里姆角(Cape Grim，塔斯馬尼亞)分別為414.38ppm和410.04ppm，高於2019年7月的411.74ppm和407.83ppm……要穩定氣候變化，必須持續將排放量減少到凈零。」 從這段話來看，去年11月全球氣候峰會大力推行的氣候政策，其所謂的「科學」依據就來自這兩個觀測點的數據。僅憑這兩個點的觀測，能得出全球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因人類使用化石燃料而明顯提高，因此地球變暖這樣的結論嗎？何況，這兩個點的數據根本就與人類活動無關。 塔斯馬尼亞觀測點位於澳洲自然生態保護最完善的地方，當地自然保護區的土壤乾燥後會轉變成易燃的「褐煤」，容易發生野火，排放出二氧化碳，這與人類活動無關。而夏威夷觀測點位於美國夏威夷州最大的夏威夷島，這個島有活火山，經常噴發，造成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這兩個觀測點的數據被用來證明地球暖化，大可質疑。假如地球暖化確實日益嚴重，世界氣象組織就不必選用塔斯馬尼亞和夏威夷那不靠譜的數據；而這兩個觀測點的數據被選用，恰好反映出該組織的無奈，因為它實在找不出恰當的二氧化碳濃度上升造成「地球暖化」的證據。 雖然「全球暖化」這個詞現在已經消失了，但「氣候變化（climate change）」成了代名詞。小布希任總統期間首次愚蠢地使用了「氣候變化」來代替「地球暖化」，原因是「全球暖化」論聲譽不佳。如今已沒有一個政府繼續使用「地球暖化應對政策」這樣的概念了。塔斯馬尼亞的野火或夏威夷的火山不至於毀了地球，人類也並未愚蠢到去阻止火山噴發。然而，「氣候變化」已被納入西方左派「政治正確」的框架，而「政治正確」派不容許別人質疑自己的「正確性」，理由是，它「政治上是進步的，因而就是正確的」。這邏輯和共產黨用馬克思主義來證明其制度優越是一樣的。 四、德國的綠色能源政策走向「自殺」 德國是推進綠色能源最積極的國家，它也帶領著西歐各國沿著這條「自殺之路」前行。由於西方的左派政黨認定，煤炭和石油等傳統燃料會排放二氧化碳，加速地球暖化，而核電又可能產生核泄漏，所以最安全又「綠色」的能源就只有可再生的太陽能、水力發電和風力發電。但水力發電要建水電站，而大自然中能建水電站的地方有限，要充分滿足能源需要，只有太陽能和風能可以替代。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的成本極高，而且電力來源既不穩定，又難以儲存；退而求其次，就需要大量使用天然氣。 德國地勢平坦，水力發電的條件差，2000年以水力為主的再生能源只佔能源消耗的5%；過去20年來德國的能源政策非常激進，2010年能源消耗中再生能源佔比提升到了19.2%；計划到2030年把再生能源佔比提高到總發電量的65%，到2050年佔80%。德國2000年時核電佔三成，為了配合綠色能源戰略，德國政府決定逐步淘汰核電，2019年核電降低到能源消耗的13.8%，並準備2022年底關閉所有核電站。這樣德國就需要大量增加天然氣進口來替代核能。 進口天然氣有海運液化氣和管道天然氣兩種途徑。前者運途遠，要從美國和加拿大海運，而且成本高；後者成本低，從俄國進口。這樣，德國為了維持綠色能源的價格不致於超出經濟承受力，就走上了能源方面嚴重依賴俄國的道路，進口天然氣的55%靠俄國用管道輸送；而且，為了實現廢除核電這個目標，還要大量增加俄國天然氣進口，為此修了從俄國輸送天然氣的「北溪2號」管道工程，準備為德國2,600萬戶家庭供應50年天然氣。如果這個管道工程開始輸氣，將把德國將近八成的能源供應變成完全依賴俄國。 德國這樣經濟上高度依賴潛在的敵國，就把自己花錢買的「上吊繩」送給敵方，成為敵方用來威脅自己的「槓桿」。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本來就喜歡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所以對俄國的紅色權貴掌控民主化並不反感；相反還發展出雙方緊密的經濟關係，德國社會民主黨1998年上台的前總理施羅德甚至離任後直接幫助俄國天然氣公司修建輸往德國的天然氣管道工程，後來又充當俄國石油公司的董事。當年，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湯姆·蘭托斯因此把施羅德看作是「政治妓女」。後來默克爾上台了，她在東德共產黨政權下長大，對共產黨統治從來有好感，她理所當然地繼承了施羅德那套能源依賴俄國的政策。 要解決烏克蘭危機，歐盟的團結一致和強有力的堅定立場是前提，但恰恰在這一點上歐盟的領導國家德國的態度非常曖昧。默克爾在任多年，引導德國一直走交好俄國、削減軍備的道路。烏克蘭戰爭爆發後，德國不但反對向烏克蘭提供大量武器，也不願意承諾減輕對俄國天然氣的依賴。因此歐盟就無法表達針對俄羅斯侵略意圖的堅定立場。為什麼德國如此偏向俄羅斯？這是一個西方國家都心知肚明而又不願意完全點穿的問題，那就是，德國為了自身錯誤的氣候政策而做了大量違反北約國家集體安全的事，以至於最後把可能勒死自己的絞索交到了普京手上，讓普京有機會和本錢對北約叫板。 因此，德國的國際政策經常要考慮普京的眼色，凡是普京反對的，德國就在歐盟內部反對；也在國防政策上採取弱國防、對俄親善外交的基本策略。正因為如此，德國一直堅持反對烏克蘭加入歐盟，嘴上雖然不說，但利用歐盟內部規則要求所有成員國一致同意才能接受新成員國的機會，採用「拖字訣」。德國的烏克蘭政策讓普京認為，他可以肆無忌憚地抓住德國依賴俄羅斯能源的軟肋，有德國在歐盟內部做「內應」，如果侵略烏克蘭，不會遇到歐盟的強烈反應。 五、歐盟集體落入綠色能源政策陷阱 德國現任總理朔爾茨的社會民主黨傳統上一直堅信要與俄羅斯對話，但普京的入侵把德國對莫斯科的交往逼入了死胡同。波蘭總理指責德國總理說：「我們在德國這裡看到了自私自利的現象，現在我們沒有自私的時間了，這就是為什麼我來找奧拉夫·朔爾茨（德國總理），來晃動德國的良知。」在國際輿論壓力下，德國總理朔爾茨2月27日在德國議會宣布政府的國際戰略做重大轉變，要擴充軍力，削減從俄羅斯進口的能源。這等於是承認，德國多年來的和平主義國策和能源依賴俄國戰略全錯了。 但是，德國總理朔爾茨的立場轉變馬上遭到副總理、綠黨的羅伯特·哈貝克（Robert Habeck）的反對，哈貝克說，如果不從俄羅斯進口能源，會危及德國的社會凝聚力。這番話的意思是，德國社會的多數人依然相信綠色能源必須堅持到底，如果不進口俄羅斯能源，綠色能源方針就會破產，這就是左派意識形態綁架國策的典型例子。 歐盟於3月8日提出了一個計劃，要「擺脫對俄羅斯石化燃料的依賴」，同時加快部署《歐洲綠色協定》。去年歐盟從俄羅斯進口了1,55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占天然氣總進口量的45%，而烏克蘭戰爭之前從俄國進口天然氣的漲價已經逼近西歐承受能力的極限。歐盟在不得不擺脫對俄國能源依賴的同時，又想挽救綠色能源政策的失敗，在經濟困境和堅持「政治正確」之間陷進了兩難處境。這也印證了德國綠黨黨魁擔憂的事，那就是，歐洲左派政黨集體落入綠色能源政策的陷阱之後，如何再向他們的支持者證明自己的「政治正確」。 實際上，歐盟的領導國家德國為了維持能源價格，已經開始討論恢復使用煤炭；倘若如此，德國的左派政府將自己拋棄綠色能源政策。那去年底剛召開的全球氣候峰會是不是也要重新開會，宣布全球氣候政策作廢，拜登也應該解僱他的氣候特大使克里？這是騎虎難下的西方左派政府面臨的共同難題。 德國的綠色能源政策走向「自殺」，為烏克蘭戰爭鋪平了道路，這還只是開頭；不管烏克蘭戰爭的結局如何，歐洲左派政黨的「噩夢」已經開始，從此歐洲不再太平，經濟、對外關係、歐盟內部衝突會接連發生。烏克蘭戰爭強制地切斷了德國和歐盟國家對俄國的能源依賴，而在能源價格暴漲造成的經濟困境和綠色能源政策之間，歐洲的左派政黨只能放棄後者，而那無疑將是一場不亞於烏克蘭戰爭威脅的國內政治災難。 （評論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文章原出處）
自從烏克蘭戰爭開打以來，國際社會的眼光始終盯在俄羅斯和烏克蘭身上，至多再關注一下美國和中國在其中的作用。但這種眼光有一個很大的缺失，那就是漏看了這次戰爭的第三個最重要的關聯方德國。3月5日以色列總理為了調和俄烏雙方的談判，先到莫斯科見普京，然後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打個電話，便趕往柏林會見德國總理。為什麼德國在俄烏衝突中如此重要？以致於以色列總理協調俄烏談判，不去見烏克蘭總統，卻要找德國總理？ 德國不僅僅是歐盟的領導國，當俄烏衝突危及歐盟成員國安全的時候，德國採取何種立場至關重要；還因為，真正了解這場戰爭始末的政府都清楚德國在這場戰爭源起中所扮演的親俄角色，而戰爭的終結又離不開德國因素。筆者今年2月上旬在台灣的《政經最前線，無碼看中國》節目中談過這個問題；現在，隨著戰事和談判的進行，德國的影響力越發明顯。這組文章專門分析少見於國際媒體的俄烏戰爭中的德國因素。上篇分析德國的和平主義策略如何瓦解了德國和歐盟的國防；中篇探討德國的「綠色能源」方針如何斷送德國經濟和烏克蘭的獨立安全；下篇談德國的全球主義主張如何造就了歐盟的內在困境。 一、普京等德國「上鉤」，歐盟拒保烏克蘭 為什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在2022年？普京入侵烏克蘭的借口是，烏克蘭要加入歐盟和北約，所以要用戰爭來制止這種行動。事實上，早在2018年，烏克蘭現任總統澤連斯基當選的前一年，烏克蘭就已經修憲，把加入北約和歐盟作為烏克蘭的首要國家戰略，寫入了憲法；也就是說，烏克蘭想加入歐盟和北約，並非今年的事，但2018年普京並沒採取任何行動，他耐心地等到了2022年才動手。普京在等什麼？他在等著「魚兒」上鉤，這條「魚」並非烏克蘭，而是德國。因為德國的「自殺」舉動為普京的侵略行動創造了機會。 德國是歐盟的領導國家，又是歐盟各成員國當中人口最多、經濟實力最雄厚的國家，歐盟給予經濟較差的各成員國的補貼，多半是德國掏錢。任何歐洲國家想加入歐盟，是否能夠成功，實際上取決於德國的態度。如果德國反對烏克蘭加入歐盟，歐盟的其它中小成員國不會與德國唱對台戲。這在俄烏戰爭初起之時，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所證實。 2月25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行動開始後，澤倫斯基凌晨在基輔發表講話時說，他告訴各歐盟成員國，烏克蘭岌岌可危，「我問他們——你和我們在一起嗎？他們回答說，他們和我們在一起，但他們不想讓我們加入歐盟。我問過27位歐洲領導人，烏克蘭是否會加入北約，我直接問過他們——所有人都害怕，沒有回應……誰準備好向烏克蘭保證加入北約？老實說，每個人都很害怕」。 這就是普京在等待的結果，只要歐盟不保護烏克蘭，普京對烏克蘭的侵略行動就很容易得逞了。 二、烏克蘭的德國宿命 蘇聯解體之後，烏克蘭同意放棄境內的核武器，交換條件是，美、英、法、俄羅斯和中國這些核大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擔保烏克蘭的國家安全。但2014年俄羅斯策動吞併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並發動頓巴斯戰爭以後，聯合國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等國際機構都對烏克蘭國土被割裂無能為力，西方的主要大國也未有效制止俄羅斯的侵略行動。 這顯然助長了俄羅斯的野心。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1月31日分析，普京很久以來就想把烏克蘭納入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實現「大俄羅斯夢想」。而在另一方面，克里米亞被割走以及烏克蘭境內俄國策動的頓巴斯戰爭又增強了烏克蘭的國家安全危機感。這就是2018年烏克蘭修憲，把加入歐盟和北約作為謀求國家安全保障的根本原因。 烏克蘭把加入歐盟和北約作為首要國家戰略寫入憲法的2018年，那時德國的國家戰略正逐步走向進一步親俄的方向，當時普京不想「驚走」德國那條正自己「游進網裡」的「魚兒」；他只要「穩坐釣魚台」，就可以坐收果實，即操縱德國來反對烏克蘭加入歐盟，從而令孤立無援的烏克蘭走投無路，臣服在普京的軍事威脅之下。從某種程度上講，直到這次俄國入侵烏克蘭的第三天，普京的策略都是成功的，德國為普京盡責儘力地擋住了烏克蘭謀求國家安全的國際努力。這就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戰爭開始時向歐盟求助卻全然無果的真正原因。 三、俄國發動侵略戰爭，歐盟選擇下策應對 歐盟國家如果要應對俄羅斯咄咄逼人的侵略威脅，邏輯上可以採取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歐盟在俄羅斯侵略之前接受烏克蘭加入歐盟、甚至加入北約，這樣就以歐盟集體承擔風險的姿態，迫使俄羅斯停止侵略計劃；中策是對俄羅斯啟動戰端之後實行最嚴厲的經濟制裁，切斷俄羅斯出口能源這經濟命脈，讓俄羅斯的經濟從此一蹶不振；下策是採取不痛不癢的象徵性輕度經濟制裁，只是為了做做樣子，騙騙輿論。 很不幸的是，因為德國堅持不能得罪俄國，所以歐盟的立場就完全軟化了。面對上策，歐盟所有成員國都拒絕接受烏克蘭，甚至連未來給烏克蘭一個機會都不肯。2月19日，俄羅斯入侵前幾天，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i）在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上講，烏克蘭民眾8年前就作出了有意加入歐盟及北約的選擇，甚至為此賠上性命，北約（NATO）及歐盟應向烏克蘭民眾交代加入的時間表；他也重申，西方國家現在應該制裁俄羅斯，以阻止對方入侵，因為烏克蘭就是抵禦俄羅斯入侵威脅的「歐洲的盾牌」。他甚至直言，如果北約內有成員國（這主要是暗指德國）不希望烏克蘭加入，應該直接說出來，他重申，對方（亦指德國）需要向烏克蘭作出一個明確交代。但德國就是裝聾作啞。 至於中策，最嚴厲的經濟制裁是立即切斷俄羅斯出口能源的收入支付管道，就是對俄羅斯關閉國際結算系統SWIFT。美國沒有權力單獨這樣做，只有歐盟通過決議，才可能做得到。但德國總理朔茨（Olaf Scholz）站出來反對這樣的制裁。原因是，如果這樣制裁，德國的能源來源就會中斷。歐盟成員國只好跟著德國一起「放棄」自己的國家安全，因此中策也無法實施。 如此狀況下，歐盟要阻擋俄羅斯的坦克，就只剩下了下策，即象徵性的口頭譴責和輕量級制裁。這樣的低調回應自然在普京侵略計劃的預料之中，毫無作用。那德國又是如何「游進」普京的網裡呢？這要從德國的「左禍」說起。 四、德國：熱愛馬克思主義的「左禍」發源地 德國是馬克思和新老馬克思主義的故鄉。德國的多數民眾對馬克思的影響與對納粹主義的態度完全相反；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他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們面對馬克思主義的真實制度—蘇聯模式，不願意承認蘇聯模式和納粹統治這兩種制度都是極權主義這個本質；相反卻認為，馬克思不能被否定，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正確」一定要堅持。歐洲的左派意識形態通過知識分子的傳播，出口到美國後深深感染了美國的思想界和文化界，終於產生了美國這些年來的「左禍」。 毛的「文革」時期德國出現了毛派恐怖主義小集團「紅軍派」，他們綁架企業家和政治家，勒索錢款，失敗後骨幹紛紛逃往東德，靠共產黨政權保護。兩德統一後，這些人又回到西德，後來發展出極左派政黨——綠黨，綠黨早期的不少重要成員當年曾經是「紅軍派」的支持者或小嘍啰。如今，德國綠黨在選民的支持下已進入內閣，現在正與另一個左派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共同執政。 德國的「左禍」由來已久。自從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總理維利·勃蘭特1969年對蘇聯集團提出了他的「新東方政策（德語是Neue Ostpolitik）」之後，德國各屆政府多半對紅色帝國及其附庸國保持溫和政策。這種政策走向當然有它的意識形態根源，不僅僅是因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歷史上一直對卡爾·馬克思有好感，也因為該黨繼承了馬克思的一些政治經濟主張。所以，它對共產黨政權有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親和感。這種意識形態在德國社會中有著長達幾十年的影響，德國知識界和文化界以傾向於馬克思主義的左傾為榮。 默克爾曾經在德國長期執政，她雖然代表表面上非左翼的基督教民主政治聯盟（該黨的德文縮寫是CDU-CSU），但她生長在共產黨東德，上台後曾經承認，對自己當年在東德的生活感到幸福。她從來沒有深刻批判過馬克思主義或東德的共產黨制度（只批判過秘密警察體系）。顯然，這也是一個身帶紅色基因的人物，她繼承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許多親俄政策；默克爾也是和平主義的推行者，在位時一直反對增加軍費。 五、「和平主義」盛行，德國長期壓縮軍費 在國際關係方面，德國社會和德國政界長期以來瀰漫著一種烏托邦式的和平主義理念。所謂的和平主義（Pacifism）又被稱為非戰主義，它的意識形態背景是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反資本主義的新馬克思主義。和平主義表面上反對一切戰爭，鼓吹用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解決國家之間的衝突；他們不區別戰爭的性質，即使是保衛自己國家的戰爭，他們也反對，他們天真地認為，通過和平談判和協商就總能解決國家之間的衝突。實際上，上世紀60年代再度興起的和平主義思潮和歐美社會裡出現的反越戰運動有關，而反越戰運動是歐美的毛主義派別推動的，他們反對美國介入越南戰爭，卻假裝不知道挑起和援助越南戰爭的正是他們崇拜的毛澤東。所以，和平主義借用了古代哲學裡的和平主義思想，來包裝他們骨子裡的親紅色政權價值觀。 正是在這樣一種左派社會氛圍當中，德國長期以來不願意維持必要的軍備。雖然北約從一開始就要求所有成員國按照GDP的2%列支國防費，但北約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支出的國防費用是GDP的3.61%，而德國僅支出GDP的1%，即400億美元；在川普總統的壓力下，德國的國防開支2021年才達到GDP的1.5%。 在歐洲防務方面，德國實際上的國防戰略就是無賴式地搭美國的便車，不但不顧其他歐盟小國的國家安全，連德國自己的國家安全也全然不管；「和平主義」盛行的德國省下錢來多發福利，軍費上則常年「揩美國的油」。川普總統對德國提出批評以後，德國總理默克爾不但不願按北約的規定把國防開支恢復到2%的要求，反而對川普總統非常不滿。德國這個歐盟領導國帶了這個壞樣子，其他富裕的歐盟國家紛紛照搬，長期下來，歐盟如果沒有美軍，就幾乎成了不設防地區。 據德國之聲報道，2011年德國取消了義務兵役制，目前的現役軍人只有18萬人，而其中6萬人是行政、後勤、培訓機構等文職人員，坐辦公室看報、喝茶、領乾薪，名義上的作戰兵員只有12萬。由於國防預算長期削減，從2014年德國就出現了軍事裝備和配件、彈藥嚴重短缺的狀態，這12萬兵員事實上也徒有其名，根本不能上陣打仗去保衛歐盟國家。 六、沒有自衛能力的歐盟領導國：德國放棄國防 據德國聯邦議院國防專員巴特爾斯(Hans-Peter Bartels)今年1月底的年度報告，德國軍隊幾乎每個領域都缺器材，豹2型主戰坦克只有一小部分可以投入使用，直升機只有不到一半能升空。這次烏克蘭戰爭爆發後，德國最後同意支援烏克蘭部分軍械，然後卻發現，德軍拿得出手的武器都老舊破損，不堪使用。 德國之聲2月25日發表了一篇報道，題為《德國聯邦國防軍有能力保衛國家嗎？》，介紹了德軍現狀。該報道引用德國聯邦國防軍陸軍總司令麥斯（Alfons Mais）的話，在歐洲面臨戰爭威脅之際，「聯邦國防軍和我指揮下的陸軍幾乎可以說只能空手以對。我們能夠對聯盟（北約）提供支持的選項極為有限」。麥斯在社交媒體上還表示，這要歸咎於政府多年來縮減軍備支出的政策。 而德國前最高層軍官、退役北約將軍拉姆斯（Egon Ramms）接受德國電視2台（ZDF）的「Heute（今日）」晚間新聞採訪時也指出，2010年後聯邦國防軍縮小了編製，削減開支，減少彈藥、裝備修配部件等儲備，嚴重影響到部隊的應戰能力；雖然最近幾年開始增補，但仍不足以滿足軍隊執行任務所需要的水準。當主持人問，聯邦國防軍「有沒有能力保衛這個國家？」拉姆斯的回答非常果斷：「可以簡單地說，沒有」。 烏克蘭戰爭爆發後，由於歐盟基本上沒有必要的軍備，弱國懼戰，就不敢對俄羅斯的侵略表明強硬立場。很多局外人指責美國不肯出兵，其實，當歐盟領導國德國帶頭反戰，而其他歐盟成員國默不作聲的時候，美國如果出兵，必然在政治上會遭到歐盟的強烈反對。普京正是看準了歐盟的「痛腳」，便肆無忌憚地發動了烏克蘭戰爭，也料到德國會默許俄國的侵略。德國盛行的和平主義策略實際上是向普京發出的侵略邀請書。 德國在毫無國防的狀態下，長期以來一直選擇親近俄國的基本對外關係戰略，希望以此來避免任何衝突，甚至為此把德國的能源供應鏈改成主要依靠俄國。這就愚蠢地送給了普京一根「絞殺」德國經濟的繩索，也可以說是德國的「上吊繩」。關於這一點，我將在這組系列文章的中篇來介紹。 （評論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文章原出處）
台灣是新的西柏林」，這是最近一位德國政治家的看法。如果不是美蘇冷戰時期在冷戰前線西柏林生活過的人，很難對他這句話的題中深意有比較準確的理解。柏林牆倒塌的1989年，我在西柏林的德國經濟研究所任訪問學者，目睹東西柏林合二為一、美蘇冷戰走向終結。現在我把當年在西柏林的觀感與台海危局作一對比，為讀者們理解中美冷戰提供一個歷史視角。 一、「台灣是新的西柏林」 德國之聲中文網1月21日報道，德國的基社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CSU）政治家、歐洲議會人民黨黨團領袖韋伯（Manfred Weber）接受了位於德國杜塞爾多夫市的《Handelsblatt（商報）》的採訪。《商報》1月20日發表的採訪中韋伯表示，「在制度之間的競爭中，台灣今天就像西柏林一樣：我們的民主社會模式在一個制度性對手直接鄰近的地區掙扎著求生存。我們必須支持那些堅持民主和法治的人。」 今天中美冷戰在政治對抗層面，與美蘇冷戰開始時的局面十分相似，而這一點與美蘇冷戰時期的兩件事密切相關，一件是蘇聯在捷克斯洛伐克發動的政變，另一件是西柏林空運。講清了這兩件事，我們就能對韋伯上面所說的產生共鳴。韋伯雖然是個70後，畢業於慕尼黑高等技術學院，但他對德國現代史和美蘇冷戰史的理解相當精準。 如果回顧一下美蘇冷戰的開端，有一個1948年的事件現在很少有人提了，但這個事件卻是美蘇冷戰政治對抗的重要開啟點之一。1948年初，二戰後在蘇聯駐軍範圍內的捷克斯洛伐克仍然保持著戰前的民主體制，而民選的貝奈斯政府在民意支持下，不願意屈從蘇聯的操控和指揮。於是這年2月蘇聯在捷克斯洛伐克發動了政變，推翻了民選政府，換上了親蘇的傀儡政府。 這個事件充分展示了蘇聯擴大它的勢力範圍和與以美國為後盾的歐洲民主國家對抗的實質，即專制的紅色大國試圖不斷擴展其勢力範圍，用紅色傀儡政權代替它想推翻的民主政權。這次事件把美國國內親蘇的聲音和二戰後對蘇聯的綏靖主義主張壓了下去。從此，美蘇冷戰的政治對抗就全面展開了，其核心是，要守護民主國家，還是放任紅色專制威脅世界。 中共今天在台灣所謀求的，與蘇聯當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實行的，沒什麼不同。兩者都是要用紅色傀儡政府替代不聽命於紅色大國的民主政府，在武力脅迫下實現「紅色政變」；然後在紅色大國駐軍的威懾下，讓傀儡政府為紅色大國充當炮灰。中共講的「愛共者治台」，就是用紅色傀儡勢力，在台灣實行中共的專制統治，它絕不允許民主制度和真正的民選政府在台灣存在。所以，中美冷戰的實質與美蘇冷戰一模一樣。 二、蘇聯對西柏林實施經濟封鎖 兩場冷戰都顯示雙方圍繞著剝奪還是保護冷戰陣營交界的邊緣地區居民的民主要求這個政治層面的對抗。蘇聯圍困西柏林，是美蘇冷戰正式爆發的標誌性事件。 二戰後處於盟軍佔領下的德國被美、英、法、蘇四國分別佔領；德國首都柏林也分別被這四國分成四個佔領區，但柏林市整體上被蘇占區包圍，四面八方都是蘇軍控制的地區，只能通過北、西、南三條公路和三條鐵路進入美、英、法佔領的西德各州。 二戰後，隨著美蘇冷戰的開始，美、英、法合作把各自的佔領區合併，1948年5月23日在英美法三國代表的參加下，西德通過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這一天西德成立，定都萊茵河畔的波恩市，阿登納組成了第一屆聯邦政府，由他擔任總理。而柏林市內的這三國佔領地區也合併成西柏林市。 當時西柏林市西南方的Zehlendorf一帶是比較好的住宅區，二戰時遭到的轟炸也比較少，許多信任美國的柏林人都住在西柏林，那裡也建有美軍軍營；而東柏林是東德的首都，許多住宅在東柏林地區的德國人仍然留在那裡。東西柏林之間雖然有關卡，但居民可以來回走動，有些人工作和居住的地點分別在東西柏林，每天要穿過關卡來回通勤。 但是，由於西柏林的自由社會深深吸引著東柏林乃至東德其他地區的人，越來越多的東德人移居西柏林，特別是工程技術人員和科學家，讓東德當局產生了危機感，擔心東德會逐漸失去技術專家，因此請求蘇聯支援。這種情況下，蘇聯突然發起了對西柏林的經濟封鎖，想製造西柏林居民的生存危機，迫使他們接受蘇聯式專制制度。 柏林封鎖（德語是Berlin-Blockade）發生在1948年6月24日到1949年5月12日，這是美蘇冷戰時期的第一次重大國際危機。蘇聯為了給居住在西柏林的德國人施加經濟壓力，從6月24日起全面切斷了西柏林與東柏林以及東德其他州的水陸交通及貨運，只剩下從西德飛往西柏林市內Tempelhof機場的3條空中走廊通道還能飛行。歷史上稱柏林封鎖為第一次柏林危機（後來修建柏林牆是第二次柏林危機），這第一次柏林危機形成了第一次美蘇冷戰高潮。 蘇聯以為，西柏林被經濟上封鎖之後，西柏林人為了活下去，就會反對西方盟軍，從而達到把西方盟軍驅逐出西柏林的目的。但是，儘管當時西柏林的糧食供應中斷，燃料煤也庫存用盡，當地市民生活艱難，但西柏林居民堅決不向蘇聯屈服，寧肯忍受處於孤島狀態下的忍凍挨餓日子。 三、美軍的「運糧行動」，實行緊急經濟救援 面對西柏林居民信任民主制度、拒絕紅色統治的普遍立場，美國決定給西柏林居民實行高成本的物資空運計劃，於是美軍通過實施柏林空運，架起了西柏林的生命線。 當時駐西德的美軍空軍司令李梅是二戰中曾指揮轟炸日本的空軍指揮官，他調集了自己所掌握的飛機，開始向柏林空運生活物資；同時還發急電，請美國政府從世界各地調更多的運輸機以供空運使用。1948年6月26日杜魯門總統命令美國駐歐空軍，將所有能用的飛機都投入柏林空運，代號為「運糧行動」的空運作業正式開始。世界航空史上罕見的特大規模的空中運輸──柏林空運拉開了帷幕。 那時二戰才過去3年，德國經濟尚未復甦，孩子們的生活尤其艱苦。我在哥廷根大學經濟系一位教授的家裡聽他講過當時的苦日子，他過5歲生日的禮物就是一片黑麵包上撒上幾粒砂糖。西柏林的情況比鄉下更糟，因為戰時柏林是美軍戰略轟炸的重點地區，蘇軍攻克柏林時又發動大規模炮擊，整個城市滿目瘡痍，有人形容它像「一隻盛滿瓦礫的大碗」。那時的西柏林仍然帶著戰爭的創傷，疲憊、衰弱、生產力低下。 西柏林市區有230萬居民，加上西方三國佔領軍，共有250萬人，若沒有糧食和燃料，一天也不能維持；這座城市每天需要至少4,500噸物資才能維持基本生活，除了飲用水，其他的一切生活物資只能靠美軍空運。從6月29日起，美軍派出大批飛機，為西柏林的250萬居民大規模空運糧食及各種日用品，將近一年內飛行次數達277,728次，空運貨物211萬噸。這些貨物既包括各種食物和日用品，也包括燃料煤和車用汽油。 從西德飛過蘇聯佔領的東德、通往西柏林的空中走廊有3條，即北部、中央和南部走廊，每條空中走廊寬32公里，高度必須在3千米以下。由於空域和機場都很窄，飛機數量又多，空中走廊內的飛機密度非常大，空中交通管制很不容易。當時的安排是：美軍運輸機從柏林南部的法蘭克福和威斯巴登起飛，經南部空中走廊進入西柏林的Tempelhof機場，卸貨後飛機再起飛進入西北的中央空中走廊，飛越漢諾威，再繞道向南飛回裝貨機場。 我到那個現在已廢棄、位於西柏林南部的Tempelhof機場看過，那裡仍然保留著當時在機場地區拍攝的照片。當時的空運基本上是24小時不停，平均每3分鐘起飛1架；空運密度最高的時候，機場上平均每1分鐘就有1架美軍運輸機降落。當時的飛機和機場都很原始簡陋，飛機上沒有儀錶著陸系統，所有飛機必須人工操縱，嚴格按規定時間飛抵降落機場，時間必須控制在正負30秒之內。柏林空運歷時11個月，美軍參加空運的飛機是319架，總飛行時間60萬小時，英軍參加空運的飛機是140架，總飛行時間12萬小時。 四、「搖翅膀叔叔的糖果轟炸機」 柏林空運期間發生了讓西柏林孩子們難忘的「搖翅膀叔叔的糖果轟炸機」的故事。 當時有一位美軍飛行員哈沃森（Gail Halvorsen）中尉，他在機場的跑道終點，隔著鐵絲網看到一群德國小孩，其中一個十幾歲女孩的話讓美軍中尉十分驚訝，她說，「如果我們失去自由，就再也拿回不來了」。美軍飛行員被這個女孩深深感動，給了幾個孩子每人兩片口香糖。他決定要為這些孩子們做點什麼，就對這些小孩說，我下次回來時會搖擺機翼，然後把糖果包在小降落傘投下來給你們。雖然這樣做違反軍紀，但是他還是把自己每周定額配發的糖果空投給德國孩子們了。 很快哈沃森的話就傳遍了機場附件的居民區，於是每天有幾千個孩子在機場附近等待著。而這位飛行員也收到了許多寄給「搖翅膀叔叔」和「巧克力轟炸機」的孩子來信。西柏林的報紙也報道了這個故事。隨後孩子們經常寫信給美國空軍，要求空投糖果的地點離他們的家近一點。 「巧克力轟炸機」的故事傳回美國後，引起了強烈反響，糖果公司、民眾和學校學生紛紛捐出糖果和巧克力，其他飛行員也加入空投糖果的隊伍。第一位「搖翅膀叔叔」成了英雄，他的愛心像甜蜜的紐帶，把美軍飛行員和德國的年輕一代緊密地聯接在一起。 1948年12月20日，為了讓西柏林兒童過上一個快樂的聖誕節，盟軍制定了一個特別空運任務，代號為「聖誕老人」，當天所有的運輸機都裝滿了募集自美國各地的糖果和玩具；飛臨西柏林機場上空時，所有運輸機全都搖晃飛機翅膀，那次特別空運任務一共給西柏林的孩子們送去了20多噸巧克力、口香糖和其他糖果。 這11個月的空運和情誼，不但化解了美德之間「二戰」中血的仇恨，還建立了美德兩國民眾之間深厚的友誼。在那些日子裡，柏林人看到的是對比鮮明的圖景：蘇聯人從地面上把德國的機器設備一列車一列車地拉走，而英美則從空中用飛機把來自西方的生活用品源源不斷送進德國。一位叫做黑爾佳·斯特洛的西柏林女孩說：「我們非常感激美國人，他們幫助了我們。你必須記住，我們曾是美國的敵人，而且戰爭剛剛結束3年，美國人就來幫助我們活下去。」 柏林空運60周年時，已經87歲的那位「搖翅膀叔叔」 哈沃森回憶道：「當時無論是西柏林人或德國人，早已不再是美國的敵人，新的敵人是斯大林。他企圖封鎖西柏林，將整個城市的人民活活餓死，而主要受害者是婦女和兒童。我第一次運載一批麵粉飛抵西柏林時，看到那裡的人民如此地高興，他們看到我就像看到天使。從那時起我們和德國人屬於一個團隊，我們成了朋友。」柏林空運使世界輿論轉而反對斯大林，阻止了斯大林西進的步伐。哈沃森說：「我們駕駛著『自由精神號』C-54型飛機，就是要提醒年長的人們不要忘記當年行動的意義，要教育美國的年輕人，自由對柏林的孩子們意味著什麼？」 五、台灣為什麼象當年的西柏林？ 美國強大的空中力量不僅成功挽救了西柏林這個東西方對抗的橋頭堡，並且震懾了蘇聯人。斯大林意識到，美國人不會再輕易放棄任何一塊陣地。柏林空運給後來的冷戰劃定了路線，蘇聯自那以後，再也沒得到一寸西歐的領土，也再沒試圖那樣做。 當時空運必須經過東德的領空，可能遭到蘇聯空軍的攻擊，美國實際上要冒的是世界大戰的危險，西方各國也做了戰爭準備。但當時蘇聯只是空中騷擾，始終沒敢動手。因為斯大林看到，杜魯門已經下定決心，無論如何要頂住蘇聯的挑戰，決不放棄西柏林。當時蘇聯在東德的駐軍有40個師，而西方盟軍只有8個師，兵力對比懸殊；但那時蘇聯沒有原子彈，而美國是世界上唯一有原子彈的國家，所以蘇聯不敢攻擊美國。最後蘇聯在1949年5月12日撤消了柏林封鎖。 另外，柏林封鎖與中國也有關係，這一點以前中國人從來沒聽說過。據蘇聯情報機構的將軍帕維爾·蘇杜普拉圖夫1994年出版的個人回憶錄《特殊使命》一書，蘇聯在1948年解放軍發動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渡江戰役期間，特意引發「第一次柏林危機」，想以此轉移美國對國共內戰的戰略注意力，把美國的援助重心牽制在歐洲，從而減少美國對國軍的援助，間接地幫助共軍取得軍事勝利。 英國的約翰·梅森在他的《冷戰 1945-1991》一書中曾經這樣分析：柏林衝突遠不是一場外交磨擦，它具有戰爭的一切特徵；然而，美國擁有原子彈，使這場衝突變得與眾不同。核武器的存在使經典的軍事戰略首次產生了革命性改變，它縮小了雙方的選擇餘地，任何一方都無法利用各自軍事力量的特長。柏林是核時代的第一次衝突，雙方都顯示出凍結地理現狀的明顯傾向。20世紀40年代後期發生在歐洲的一系列事件，最後以柏林封鎖而告終。 在中美冷戰當中，軍事上台灣是中共軍隊突破第一島鏈，控制西太平洋地區的跳板；一旦中共佔領台灣，它將把台灣作為進一步對外擴展，北威脅日本、南威脅澳大利亞的前進陣地，同時會試圖迫使美軍撤離沖繩等基地。而在政治上，台灣很象當年那個西柏林的德國女孩說得那樣，「如果失去自由，就再也拿回不來了」。 當年蘇聯和東德的紅色政權想通過經濟封鎖，餓得西柏林人下跪，那時紅色政權講過「血濃於水」嗎？面對那些有親友在西柏林挨凍受餓的東德人，紅色政權「面有愧色」嗎？紅色政權為了自己的目標，從來是冷血的；過去在西柏林如此，如今在台海問題上依然如此。當中共想動手威脅台灣時，除了軍事恐嚇以外，經濟封鎖肯定是必然要採取的行動，它早已在台灣以往的選舉時期試過禁止進口台灣農產品這樣的招數。台灣問題如今不再是所謂的「統一」問題，而是專制與民主兩種制度的決戰。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北京冬奧會開始前不到兩個月，又一波疫情在中國擴散，讓中共防不勝防，現在中國超過半數的省市都已發現疫情。在這波疫情當中，病毒究竟從何而來，再一次成為疑問。所謂的「郵件傳病毒」這個早已被中共否定的荒謬說法，如今被慌不擇路的中共又重新撿起來搪塞國人，其中的曲折不禁令人莞爾。而中國最大的核酸檢測機構曾故意傳播新冠病毒，這更是令人驚駭莫名。 一、「病毒進口」——中共自難圓謊 武漢疫情告一段落之後，中共立刻宣布「成功戰勝了疫情」，似乎外國的病毒不斷變異，流播不斷，唯獨原生於武漢的病毒在中國卻乖乖地臣服在集權體制之下。然而，病毒事實上並不接受中共的領導，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國各地冒出來，不斷打著中共的臉。 為了維持「成功戰勝疫情」的神話，中共便造就了一種把新冠病毒及其變種歸咎於國外輸入的模式。每個地方只要一出現感染者，馬上就會找出一個「國外來人」，說這次的國內感染是因為某國外來人身上有病毒，傳染給國內的人了；另一個類似的說法則是，把國內出現疫情歸咎於國外進口的食物或郵件。總之，「黨的領導永遠英明」，一切都是外國病毒到中國作怪。 2020年6月北京市爆發疫情後，當局就把疫情的傳染源說成是三文魚。當局聲稱，在北京新發地市場從切割進口三文魚的案板中檢測到病毒，因此全市超商必須下架進口三文魚，還說這個傳染源來自歐洲。 當時國外也出現了一種說法：中國通過商品出口，把病毒傳到了全世界。這個說法也算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既然中共把進口食物說成是病毒來源，而2019年的全球疫情又是從武漢起頭的，那麼中國公司出口大量商品，特別是通過美國的Amazon和E-Bay等郵購網做生意的大量中國電商，每天從深圳等地給國外的郵購客戶大批量寄出包裹，不也同樣成了傳播病毒的「罪魁禍首」？ 中共說疫情的傳染源是進口貨物，這一「槍」卻「扎回」到中共自己身上。正因為如此，為了挽回中共的形象，中共官網《中國網》2020年3月2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是，「中國出口產品上有新冠病毒？這種說法缺乏科學常識」。但這種解釋依然扎到了中共自己：出口貨物上病毒很難存活，那進口商品或郵件上病毒就能存活了？這是「病毒進口」謊言的—個顯而易見的漏洞。 二、中國郵政總局再度造謠：「國際郵件帶病毒」 不管中共前年的自我辯護如何自相矛盾，言猶在耳，由於最近這一波疫情爆發和傳播得既快又廣，中共「病急亂投醫」，便再度撿起了「病毒進口」這個謊言。中國的國家郵政局安全監督管理司1月16日發出通知，要求「切實築牢國際郵件快件疫情防控屏障，嚴防境外疫情通過寄遞渠道輸入」。這就給因為找不到本地病毒源頭而頭痛的各地政府一個機會，於是好幾個城市政府心領神會，第二天不約而同地發現了「境外郵件傳入病毒」。 1月17日北京市防疫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龐星火說，「不排除其經境外物品而感染病毒的可能」，因為最近北京市的確診病例曾收發過國際郵件，該郵件檢驗出陽性，建議市民「盡量減少購買境外商品」。北京市郵政管理局副局長廖凌竹還在這次發布會上要求北京市郵政管理部門，重點防控國際國內的進京郵件快件，做到「科學防控」。 同一天，深圳市衛健委官員也在新聞發布會上稱，有1名病例的患者接觸並分拆了來自北美的快遞，因此感染，深圳市衛健委巡視員林漢城說，「不排除本起疫情是由暴露於境外輸入的新冠病毒污染物品引起感染的可能性。」 在珠海市，衛生官員1月17日說，該市疫情早期發病的個案從事某企業的客服工作，經常接觸境外入境物品，研判本次疫情「不排除由暴露於污染入境物品導致」。 這種北京、深圳和珠海在同一天不約而同的說法，暴露出這種說法的來源與上層授意有關。但中共的愚蠢也因此又一次暴露了出來：如果外國郵局是病毒來源，為什麼這病毒只「進口」中國內地？香港大學生物醫學教授金冬雁在BBC的採訪中分析，香港接收的國際郵件比中國多數城市加起來都多，但目前並沒發生通過郵件感染的案例，因此不需要對國際郵件過分擔心。 看來，國家郵政局的「舊謠新言」是建立在如下「科學」假定之上的：這些病毒都懂英文，因此它能在外國郵局裡到處亂竄，專門尋找收件地址寫著中國的郵件，然後就「紮根」在這些郵件上，苦熬好多天，直到國際郵件到達中國了，才跳下來往中國人身上鑽。 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中共的「病毒進口」謊言被自己揭穿 前面提到的國內官網《中國網》2020年3月21日的文章，其實已經駁斥了「病毒進口」謊言。如今中共為了營造「病毒來自國外」的社會氛圍，又不得不撿起「病毒進口」謊言來用；當然，中共也知道，還得把《中國網》去年的這篇文章從國內網站上刪除。然而，互聯網時代，刪文也難徹底，於是這篇文章還是被《大紀元》記者抓住了尾巴，留下了截圖。 這裡就用《中國網》去年那篇文章提供的說法，來看看今年國家郵政局的「舊謠新言」荒謬在哪裡。 該文開篇就說，對疫情有恐懼心理，是人之常情，但把對病毒的恐懼衍射到產品上，就有一些想當然的味道。產品上會附著新冠病毒，這個說法咋一聽乍一聽很嚇人，但仔細思考，就會覺得很滑稽，無論是從微生物學還是傳染病學的角度來說，都站不住腳。 這篇文章說，認為病毒在物體上存活，「既沒有科學根據，也背離事實」；因為新冠病毒是單鏈RNA（核糖核酸）病毒，只能寄生於宿主體內才能存活，它們留存於物體上並具有活力和傳染性的時間很短。即便在產品上沾有病毒，這些產品到達其它國家後，病毒也早就死翹翹了。 此文還解釋說，進口產品到達後，需要當地的工人卸貨、上架，如果當地人員有隱性感染者，可能會讓病毒附著在產品上。但這已經不是進口產品的問題了，而是當地疫情的嚴重程度和防控措施的問題⋯⋯所有國家的出口產品到達進口國後，都有機會讓產品沾上病毒，從而成為傳染源。 這話說得很明白，把其中的邏輯從產品移用到郵件上，其意思是，如果國際郵件上被檢測出病毒，應該不是郵件原發地帶來的，因為病毒活不了多久，更大可能是在郵件接收地被郵件處理人員沾染上的。換句話講，國際郵件是進口的，而沾染上的病毒還是中國國產的。 按照官媒《中國網》的闢謠文章，國家郵政局要求「嚴防境外疫情通過寄遞渠道輸入」，不就是「背離事實，站不住腳」嗎？當然了，中共的宣傳中「背離事實，站不住腳」之處比比皆是，數不勝數，中共並不靠事實來說服民眾，而是靠管控媒體、封鎖網路輿論、恐嚇禁言來維持它的謊言。 四、病毒通過物體傳播的十分鐘「窗口期」 為什麼國際郵件上就算帶了病毒，它也不至於感染外國收件人？原因在於，病毒通過物體傳播的「窗口期」只有十分鐘。 《華爾街日報》1月17日的報導援引了倫敦衛生和熱帶醫學學院新興傳染病教授馬丁·希伯德（Martin Hibberd）的看法。希伯德教授認為，病毒通過「（表面傳播）的證據非常小，而且它不在那個十分鐘的窗口內，而是幾個小時甚至幾天，這似乎不太可能」。 這位專家指出了一個關鍵，病毒通過物體傳播的「窗口期」是十分鐘，此後沾在物體上的病毒會活性下降，傳染能力就很弱了，至於經過幾天乃至十幾天以後才到達的國際郵件，表面上存在活力十足的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小。而這正是中共官媒前年3月21日的文章表達的觀點。 1月18日BBC發表了一篇報導，標題是，「中國北京、深圳等地疑似國際郵件接觸感染，專家稱『概率非常低』」。BBC採訪的香港大學生物醫學教授金冬雁也表示，「如果紙張上檢測到的陽性結果只屬於死去的病毒，那對確認傳播源頭來說並沒有實際意義」；即使紙張上存在活體病毒，也不能單憑這一證據，就判斷病毒是通過紙張傳染給病例，「如果確診人士已經發病，也有可能是他污染到紙張和物件」；「通過接觸表面造成感染的概率是十分之一」，這種形式的傳播造成的風險不是很大；「由於接觸到的病毒量很低，一般只會造成輕微癥狀或者無癥狀；並且不太可能造成聚集性感染。」 五、中國的核酸檢測龍頭公司傳播病毒 關於中國這一波病毒的來源，真正令人驚駭的是，中國核酸檢測行業的龍頭企業「金域醫學」被河南省許昌市公安局通報。這個通報刊登在最高檢察院的網站上，說明發出這個通報，是高層批准的，通報說這家公司傳播新冠病毒。這不是醫德敗壞這樣的職業道德問題，而是極其嚴重的犯罪行為。它說明，病毒在中國不僅僅是單純的自然傳播，而且還有人為故意為病毒擴散創造機會。 許昌市公安局1月12日的通報指出，「金域」公司鄭州分部門的負責人張某「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實施引起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已經對其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偵查，「正對該案進一步辦理中」。 「鄭州金域」的母公司是「廣州金域醫學檢驗集團股份公司」。據這家公司的網站介紹，它是一家以醫學檢驗及病理診斷業務為核心的獨立醫學檢驗中心；在內地和香港建立了38家中心實驗室，為超過23,000家醫療機構提供檢驗服務，覆蓋全國90%以上人口所在的區域。該公司學術委員會由中國工程院鍾南山院士擔任主席，而鍾南山是武漢疫情發生以來知名度很高的一位著名「國家級專家」。 「金域醫學」既然涉及全國的核酸檢測，那它「實施引起病毒傳播」這樣的操作，結果是相當可怕的。關於「金域」協助病毒擴散的說法有好幾種，比如「主動傳播病毒」、「丟失樣本」、「偽造數據」、「瞞報數據」等；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金域」故意把檢測陽性的人報告成陰性，讓這些感染者回到社區去傳播病毒，並且把檢測樣本成批銷毀。其目的是，「金域」可以依賴疫情檢測而輕鬆地賺大錢。 「金域醫學」以前是廣州醫學院的校辦企業，該醫學院的院長從1992年到2002年由現在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擔任。在此期間，先後任職於廣州醫學院教務處和科研處的梁耀銘得到鍾南山的重用，於1997年把上述校辦企業改為「金域醫學檢驗中心」，專門做醫學檢驗，成了中國的第一家獨立醫療檢測機構。後來這個機構變成了中國新冠肺炎核酸檢測的龍頭企業。據公開資料，截至2021年11月，「金域醫學」公司完成了2.2億份核酸檢測，全球第一，獲利巨大，股價飈升。 如果這樣的核酸檢測龍頭公司蓄意傳播病毒，然後依靠疫情來維持高額利潤，它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國的疫情不斷擴散？這是一個全世界都需要質疑的問題，因為「金域醫學」造成的罪孽，不僅僅禍害中國人，而且通過國際旅客禍害全世界。 中共對這個案子肯定是秘密審訊，不會公開案情。它對這個刑事案件將從維護當局能「戰勝疫情」這個政治形象考量，無論如何都要表面上大事化小。因此，我們對「金域醫學」的罪惡行為，就像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行為一樣，可能永遠無法知道真相。 （原文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