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相心冷性情大變,太后鐵面怒罰親爹 | 北京淪陷前夕(七)

一輛全國最奢華的房車與前後規模龐大的衛隊和儀仗隊越行越近,迎接這一隊人馬的官員恭恭敬敬地下跪,絲毫不敢怠慢。

待隊伍走近後定睛一看,房車的前方赫然站著24名頂級火槍手,他們鎮定且敏銳的眼神與手中的武器令人不寒而慄。往後看去,那房車尾跟著24名魁梧的弓箭手,亦有魚貫接踵的騎兵一路揚塵。

房車是由32名壯漢抬起的大轎,稱它是一座「移動的別墅」一點也不過分。轎子外圍有一圈圍廊,裡面的人休息時可以走到圍廊欣賞風景;轎的前半部分名叫重軒,其內部建有書房,供車主工作時使用,相當於移動的辦公室,還配備書童在旁服務;轎的後半部分是臥室,車主無論白天黑夜都可以安穩地睡眠。此外轎中還配有珠玉綢緞。

如此級別的轎子遠遠超過我們常說的八抬大轎,這豪華房車內的貴賓不是皇帝,卻是內閣首輔張居正——萬曆帝的老師,大明朝的棟樑,皇親國戚也畏他幾分。

坐在轎中的張居正此時心情複雜。一方面,他終於可以短暫休息,返鄉安葬剛故去的父親並看望年邁體弱的母親;另一方面,奪情風暴讓他折磨得心灰意冷,暗想:「我盡忠為國,卻成千夫所指,斥我不孝。反正我已名譽掃地,你們盡情罵吧,道德的楷模不做也罷!」

此時的張居正一改昔日節儉謹慎作風,接受了河北真定知府錢普的獻媚,即上述鋪張浪費的奢華大轎;也接受了沿途府州縣官的下跪、巡撫巡按的越區迎送與親自開道。

更不應該的是,他途經襄陽時,襄王出城恭候請他赴宴,他僅僅以賓主相見的禮節回應。然而依照大明王朝的制度,即使再大的官、公、侯見藩王時也須行為臣之禮。在路經南陽見唐王時他也同樣僭越。《萬曆野獲編》記載,張居正在宴會上「坐南面」,即坐北向南。而依照古代禮法,南面稱尊,北面稱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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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dobe Stock)

張居正這般犯大忌,無疑給自己及家人招來禍患、留下污點。他在世時,萬曆皇帝敬他,無人因禮節問題罰他,但死後難保多遺留了一個專權罪名的證據。《萬曆野獲編》評價稱「僭紊至此,安得不敗!」「江陵妄自尊大,並典制不復問矣。」透過返鄉葬父的排場和行為,足見張居正受奪情風暴刺激後放鬆了對自己的道德約束,開始抱持破罐子破摔的心理。

上期講到《明史》說「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除以上奢侈行為外,還有證據表明「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張居正改革的核心就是整頓官僚惡習,且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但在其改革的後半期,他自己反而性情大變,多數升遷或罷免官員的決定是出於個人喜惡,特別是對待反對者幾乎不再留情。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覺得無論怎樣努力都會遭受批評與指責,既然不能左右外界的言論,那管好自己能左右的事就足矣,只要能繼續大權在握,改革就不會半途而廢;只要能實現畢生理想,國富民強,可以不擇手段。張居正後期這種偏激的思想只能獲得臨時的成功,給自己在政壇上樹立更多反對者。

但這也不能全怪他一人。如果我們將心比心,客觀地分析當時他的環境,會發現他有諸多無奈和不得已。

中國古代五千年歷史,所有成功的變法、改革或新政都需要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實權。我們潛意識裡習慣於把權力和姦佞權臣掛鈎,仿佛這一詞離所有正人君子都十分遙遠,但試想,如果沒有智慧和渠道爭取夠硬的後台和實權,那麼政治理想都將成為泡影。區別是,賢臣良相會以合法途徑和較高的道德底線爭取,其最終目的是治國平天下;奸臣則不然。這個底線究竟多高算高,它不像數字指標那樣量化明了,所以許多致力變法的君子們都是戴著官場「鐵鏈」治國的,要在制度與祖宗之法的局限下儘可能減少改革的阻力。

張居正不見得比前朝前輩們輕鬆。以前唐朝的政令都由宰相擬,然後交給皇帝畫敕;宋朝的制度是宰相先向皇帝呈札子,待皇帝同意後再擬旨。明朝朱元璋廢掉宰相後,內閣大學士的權力起初很小,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書或經筵講官兼任,內閣大學士本身只是五品。

之所以群臣以內閣大學士為尊,一是因為他們的兼職地位高,譬如部門尚書;其次是因為明朝到中後期皇帝不愛管事或暫時不能親政,於是內閣出現一系列權臣,比如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都擅長權術,但不同之處是嚴嵩是奸臣,徐階、高拱、張居正皆是治世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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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說,張居正作為內閣大學士,即使是首輔,很多事也不該他管,他原本應得的權力遠不及漢、唐、宋代的宰相。筆者曾在第四期提到,張居正推行的考成法要求六部把手上的「考成簿」一字不落地抄兩份,一份交給內閣,一份交給六科。該新政很有益處,然而六部沒有義務這樣做,畢竟內閣大學士不是宰相,不該管六部的事務,六部只聽皇帝的話即可。

張居正如此大刀闊斧地改革,提升官員工作效率和質量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踏入灰色地帶。他早已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所處者危地也」,名為輔政,實為攝政,攬了不該攬的權。但從另一方面講,他得到強大後台李太后和萬曆帝的鼎力支持,似乎又無可厚非。他的一系列爭議之舉,包括不守孝、任用張四維這樣聽話的人、調走對戚繼光等良才掣肘的人、打擊反對者,都旨在減少改革的阻力。為最大程度營造穩定的政治環境,他要與太監馮保搞好關係,這本是對君子而言可恥的事,卻是促成改革順利的重要一步。他已然視改革比生命更重要,這一思想動機是他治國成功的因素,也是走向偏恣的錯誤之源。

總體而言,張居正的底線談不上低,海瑞說他「工於謀國,拙於謀身」算是比較中肯的評價。另一可貴之處是,張居正幾次對萬曆帝和李太后的勸告都是金玉良言,他們當時也大多虛心接受,這是非常難得的配合。

如某次張居正進講,提及宋仁宗不喜歡珠飾。萬曆說:「賢臣為寶,珠玉何益!」張居正說:「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萬曆當時還算聽話,說:「然。宮人好冶妝,朕歲賜未嘗不節省。」張居正聽後很高興,稱頌道:「皇上言及此,社稷生靈之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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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后既是觀念正、教子嚴的母親,也是卓越的女政治家。《明史》評價「萬曆初政,委任張居正,綜核名實,幾於富強」,離不開她的貢獻。對於要節儉的建議她也認同,如《明史紀事本末》記載,萬曆五年,「諭修慈慶、慈寧南宮。張居正言:兩宮於萬曆二年落成,今壯麗如故,足以娛聖母,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非所急也,請輟工。從之。」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李太后對張居正再怎麼信任支持,總有發生矛盾的時候。曾有一起李太后親爹犯錯的事件,雖然她當時沒有直接反對張居正,但耿耿於懷,自此結怨。張居正去世後遭萬曆報復清算時,恰因為此事件,李太后不願為張居正發聲。

那是一個冬天的夜晚,張居正家中突然來了不速之客,硬是執意將他喊醒。誰這麼大膽?原來這夜訪之人是他的老熟人——戚繼光。

戚繼光大老遠從邊塞跑來只為給張居正看一件軍衣,他話不多說,當面撕開這件棉衣。張居正定睛一看,棉衣里哪有什麼棉花?分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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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瞬間明白戚繼光為何這般憤怒急切,他們都是對國事超負責任的類型,當然不會容忍軍衣偷工減料令士兵挨凍。於是張居正直接告到李太后那裡,因為管軍隊後勤的人是李太后的父親、皇帝的姥爺——李偉。

揭露李偉失職是對的,張居正這樣做是出於道義公心,不過得罪太后的親爹確實風險極高。李太后當時的反應非常公正,並無偏袒,怒罰親爹在門外長站,那時大雪紛飛,寒風凜冽,懲處可謂相當嚴厲;之後又下令撤李偉的職。至少在行為上,李太后做得大公無私,值得肯定。

但幾年後,有人勸她為張居正說情時,她只是冷冷說道:「當年父親在雪中罰站時,有誰為他說情呢?」張居正遭清算是過分了些,為張居正說情並不違背公義,可見李太后多少有些懷恨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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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帝、李太后、張居正原是合作很好的同盟,親如一家,1573至1582年間鑄造了一段君臣協力中興的佳話,張居正對年少的萬曆師恩深重,情同父子,當時萬曆曾展現出明君特質。然而,張居正九泉之下萬萬沒想到,生前寄予厚望的好學生居然長達二十多年不上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懶的皇帝之一;還抄了自己的家、導致自己十多位親人餓死、革除了自己生前所有官職,並終止了蒸蒸日上的改革,恨到險些開棺戮屍!「終萬曆世,無敢白居正者。」(《明史》)直到萬曆死後,天啟年間才有人公開稱讚張居正,到崇禎年間才有人出來為其申冤。李日宣上奏稱:「故輔居正,受遺輔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乂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崇禎皇帝表示贊同。

十年改革期間,張居正和李太后的教育和政治配合總體上是成功的,但三十多年後徹底宣告失敗。有人可能覺得這事離我們遙遠,但類似的教育遺憾在現代許多家庭和學校都發生過。

為何萬曆對昔日敬愛的張老師恩將仇報?其中的表面原因有萬曆的昏庸無道;有對張居正管教太嚴的不滿,覺得少年時失去了享樂和權力至上的快感;有張居正不夠謹慎的漏洞留下把柄;還有一個重要的深層原因是,當時的制度以及帝王的觀念註定無法回到伊尹的時代。

早期的古人觀念較純樸,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在提醒人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即使君為臣綱,但聖賢始終都不忘強調對君主的制約,因為君權神授,無道到夏桀商紂地步的國君自然不能再享有福報。3000年前,商朝有位名叫太甲的王昏庸無能,宰相伊尹便將他流放到桐地,讓他反省長達三年之久。後來幸運的是太甲悔過自新,於是得以復辟,從此以德治國,成為聖君。伊尹流放太甲使其改過的故事幾千年來受文人稱讚。

在政治傳統上,明朝以前皇帝縱然是九五之尊,卻也不能干預宰相的職責,宰相可以駁回他認為皇帝無理的要求,而且皇帝未必能得逞,比如宋真宗和李沆的典故。

北宋程頤有言:「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再回顧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造就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其實大過帝王的作用,唐太宗也說過,他不贊同像隋文帝那樣「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親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實際做法也是發揮各臣的配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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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明清兩朝是無宰相的時代,君權和帝王心機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觀念上很難轉變回更好的時代了。連崇拜程頤的明君乾隆也說,天下最重要的怎麼是宰相呢?應該是皇帝才對!

1582年張居正逝世後不久,萬曆有過一段勵精圖治的時期,已滿20歲的他在更加成熟的同時,也逐漸意識到,原來曾經德高望重的張老師就像伊尹,而堂堂大明天子怎能容許伊尹再現?當初戒尺壓在彈簧上有多重,反彈之時就有多猛。他想抹除一切張老師存在的痕跡,以向天下人證明自己不是太甲,如同後來清朝順治帝對多爾袞掘墳鞭屍。不同的是,順治總體上是一位不錯的皇帝,而萬曆把自己放縱成了一個亡國之君。

萬曆的悲劇不能全歸咎於張居正,畢竟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再怎樣也不該罔顧師恩。造成遺憾的因素不只這些,下期將帶各位走近他們師生曾經的溫暖,看全國最認真的老師、最嚴的媽媽教育小皇帝的點點滴滴,並總結更多的成敗經驗。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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