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去世五十周年 中国人的百年魔咒
2026 年 9 月 10 日
两年前的6月9日，103万港人涌上街头怒吼，反对港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但港府坚持把法案推上立法会“闯关”，种下“反送中运动”祸根。一年前的6月9日是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首个反送中运动周年。今年的6月9日，香港金钟街头没有了抗争场面，曾被占据的夏悫道不再有人海为巴士、救护车开道，立法会及政府总部被水马及铁栏围封，曾被贴满反送中标语的“连侬墙”被清理后标明“请勿涂鸦”、“请勿标贴”。 逾万人遭拘捕 逾千人被起诉 有传媒统计，警方在反送中运动期间拘捕逾万人，检控逾2,000人，其中约700多人被控暴动。而在700多件的暴动案中，至今只有60件有裁决，其馀最远已排期至2023年12月底开审，更有百人审期未定，需要面对漫长的司法审判。 面对港警的大肆拘捕，许智峰、罗冠聪等多名政治人物在国安法生效后被迫逃亡海外；12名港人偷渡台湾失败；港府指控47名民主派人士因参与去年的“35+”初选而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至今仍有30多人还押。 张昆阳：游说国际围堵中共 阻习近平连任 流亡海外的罗冠聪、张昆阳与台湾公民团体在6月9日这一天共同进行了线上直播。 罗冠聪提醒流亡港人，当权者试图抹去港人的记忆，“六四晚会第二年被封禁，今年更动用上千警力封锁维园，政府想抹去纪录共产党暴行的记忆”，呼吁大家要永远铭记这个日子。 明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寻求连任，张昆阳呼吁海外港人尽可能游说国际围堵中共，包括：要求国际抵制冬奥、追究中国武汉肺炎责任。 张昆阳还提醒，要保护香港的母语、香港文化、历史，中共的洗脑教育正在荼毒年轻人，希望海外港人一起集结建立民间资料库，让更多人了解香港的故事，不能让中共平白地把香港的历史洗去。 在台手足取得身份难 生活陷困境 在台流亡手足Hkerleftourhome表示，中共对香港的政治清算没有减弱，抗争者仍每天提心吊胆夜梦中可能突然会被警察拍门、抓捕，无法好好规划自己的人生。 他也提及赴台寻求庇护期间经历过找不到租房、买不到电话卡、生病不敢看医生、不确定自己下个月会否被迫离境，直到进入校园就学，才开始重建自己的生活。 台湾人权促进会副秘书长王曦表示，透过新修订的《入境条例》，今年8月1日起，香港入境处有权力限制港人离境，呼吁台湾政府在防疫工作可负担的前提下，应积极提供香港抗争者最后离开政治压迫的可能性。 对于台湾处理难民的程序是要求香港抗争者先找到一般居留理由，否则无法得到合法居留身份，王曦表示，“这项制度缺陷可能影响到当事人在台生活的各种层面，例如：护照过期又无法返回香港更换、基本社会福利需求无法满足、无居留资格下难以正当获得就学、就业机会，并且在疫情恶化期间，加重生活困境。” 台立委吁修法定期审视香港人权报告 无党籍立委林昶佐则提到，目前正在推动《港澳条例》纳入人权、民主条款，定期审视要求政府提出香港人权状态的报告，并且每年定期检视《港澳条例》因应修正。“台湾对香港必须做两件事，协助香港民主运动遭迫害者更大的弹性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用钱、用人渗透其他国家部分，怎么样更严格把关，这两者应该同时并进。” 港人感叹：香港已没有自由 有不少人感慨“香港这两年变得很快”，市民何小姐向自由亚洲电台忆述香港这两年发生的事，痛心地表示，“因为香港没有了，我们应该要有的自由，我们没有了。我们的下一代，可能面临的，更加像大陆（中国）的对待。可能是这个香港，将黑白倒转，要去教导小朋友的时候，亦很难明白何谓对和错，这情况影响的并不只是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也深深地受到影响。” 港府连续两年以疫情为由禁止多个游行集会，有不少人认为，反送中运动已经告一段落，香港人逐渐淡忘。但张先生表示，他不会选择忘记，“因为始终政府未给予我们想要的答复”。他寄语香港人要忍耐，“所谓改变不是一时三刻，而是需要时间及努力”。 对于反送中的“五大诉求”，港府仅称条例草案“寿终正寝”，其他四大诉求仍遥遥无期，包括：撤回抗争“暴动”定性、撤销被捕抗争者控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警暴、落实“真双普选”。
香港囚犯的人权问题随著政治犯愈来愈多而渐受关注。关注囚权组织“石墙花”早前在短短33小时内就成功获得逾10万人响应联署，关注监狱的酷热环境问题。不过，惩教署署长胡英明6月8日向中国官媒指称，近来有人以“囚权”抹黑惩教署。“石墙花”回应表示，是署长将囚权问题政治化，并漠视前线职员的艰辛。 大批民主派人士相继入狱后，透过亲友指“牢房如蒸炉”，彻夜难眠，身上不断“长热痱”，引起外界关注狱中环境，“石墙花”发起的联署活动迅速获得市民响应。 胡英明：惩教署被刻意抹黑 不过，惩教署署长胡英明日前向中国官媒称，这是有人打著所谓“囚权”的旗号，扮演“坐监专家”，刻意抹黑惩教署，图挑起事端向署方施压，旨在让某些囚犯在狱中舒适过活。 胡英明举例，“石墙花”发起联署，要求惩教署改善监狱炎热环境，提供便携式电动风扇、太阳油、太阳眼镜等物资，但“监狱绝对不是一个舒适和享受的环境”，“难道坐监要比度假还舒服？” 邵家臻：署长将囚权工作政治化 也害了前线职员 针对胡英明的回应，“石墙花”创办人、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8日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让他最失望的是署长形容“坐监不是度假”，认为不能这样比较，反指是署长将囚权倡议工作政治化。 曾因为参与占中运动而被判入狱八个月的邵家臻说，“他（胡英明）说别人政治化，其实他才是政治化，他觉得争取囚权、争取囚犯福利是政治，热不热，能不能探望，有没有退热贴，其实是很福利范围，又不牵涉它的资源，冲多次凉，饮水不要热水，这些全都不是资源问题、行政问题，但他就将这些提升至政治问题，是别有用心。” 邵家臻还说，有前线职员向他反映，监仓问题要靠团体或议员发声，酷热情况不单影响囚犯，更牵涉到前线职员，形容情况就像“哑子食黄莲”，但署方一直漠视。 此外，曾因反送中运动而入狱的阿朗（化名）表示，增加风扇等设备是基本待遇，相比坐在冷气房的高级惩教职员，前线职员多数时间与囚友在一起，形容“坐监与社会断绝，本身已经是足够的惩罚，刻苦的条件对更生完全没有帮助”。 12.5万市民联署 吁改善狱中环境 囚权组织“石墙花”5月下旬发起联署，要求改善监仓酷热环境，两天内便收集逾 10 万人联署，最后以 12万5千个联署去信惩教署署长要求见面。“石墙花”提出的建议包括：增加预防中暑物资，提供冷水，增加洗澡次数，改善监狱设施等。 惩教署早前回复指，一直有采取措施改善空气流通，包括：经常更换风扇，加装风力强劲的风扇，按部就班安装通风效能较佳的新式闸门及窗户，亦计划为赤柱监狱囚室加装防自杀设计的滚筒扇。 不过，有关回应未能满足联署要求，邵家臻继续要求约见胡英明，商讨纾缓在囚人士的酷热情况。
今年六四，在维园一片深重的黑暗之下，过去了。香港警察如临大敌，风声鹤唳，中共港共满身毛孔都竖起来，而六四，还是过去了。 香港人各自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我们纪念一个日子，不只是用仪式，用物品，用嘴和手，更重要的是用脑，用心。我们一日活著，心与脑没有死，我们就可以纪念一个日子，这是暴虐的专制政权无法剥夺的。 每年六四维多利亚公园的纪念活动，已经成为香港人的集体记忆，是香港“一国两制”的象征。有这个烛光之海，基本法“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就还有效，没有这个烛光之海，这个承诺就由中共自己背弃了。中共背弃自己的承诺已是家常便饭，没有维园烛光之海也就不奇怪了。 谁害怕历史？只有伤天害理的政权，欠下人民血债的政权才害怕历史，但中外历史上，有哪一个凶残的政权，到最后能逃避历史的清算?人民的记忆永远比政权长命，历史可能曲折，但历史的走向早已注定，正义可能迟到，但不会永远缺席。 中国发生六四，是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不是为救中国，是为救中共；邓小平镇压六四民主运动，不是为救中国，也是为救中共。没有改革开放，中共会灭亡，没有镇压六四，中共也会灭亡。 六四后，邓小平仍坚持经济改革，因为若因六四而中止改革，中共也会灭亡；但邓小平一开始打算进行的有限度政治改革，也就无疾而终。中共从此走向极度专制独裁之路，原想模仿新加坡，走开明专制的路，这条路也走不下去。 习近平上台时中共经济实力大增，政权通过高科技管控，社会笼罩在专政黑幕之下。中共的扩张政策，引致西方国家的反击，以致中共不断倒退，直退到文革，直退向自己的小兄弟朝鲜。中国的现实，就是一个放大的朝鲜，一个放大的人间地狱。 历史在六四大转弯，中国没有向好，只有向坏，中国向坏造成内外环境恶化，内外环境恶化又促使中共更坏，这是一个螺旋式下滑的恶性循环，一直往下往下，下到不知什么地方去。 六四一役，把中国人原有的家国情怀﹑政治激情和正义感，都消耗掉了。政治精英纷纷出走，留下来的也被管控；大量知识分子选择服膺犬儒哲学，与专政统治者妥协，博取现实利益；更多的基层民众专心赚钱，竞争上位，钱多了就沉迷于物质狂欢。国家体制是否合理，社会是否公平，生活是否可持续，不再有人关心。一个人在遭遇厄运时才会反抗，但你长期对社会不公麻木，你受到不公平待遇，也只有自己去面对。社会反抗零星，社会就不断沦落下去。 六四时邓小平有言：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中共杀中国人好像杀蝼蚁一样，果然杀了二十万，不只得到二十年稳定。但稳定要看稳定在什么状态之下，稳定在社会和谐的状态，这种稳定可以持续，稳定在矛盾深潜﹑地雷遍地的状态之下，这种稳定只是假象。 六四三十二年过去了，中共已过了上升与下沉的分水岭，从2018年开始，中共由高峰处下滑，正以近乎自由落体速度往深渊冲下去。中共从没有处在如此恶劣的内外环境之中，更分明已失去应对环境压力的能力，这是中共噩梦的开始，只是如何爆煲﹑如何收拾﹑如何下场的问题了。 中共平反六四，等于催化自己的死亡。历史在六四时给过中共一次机会，历史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了。中国人虽失去家国情怀，失去历史责任感，失去正义感，但等到中国人都明白不反抗就没有活路时，还是会拼死一搏的。到那时，历史不会重复六四波澜壮阔的正义风潮，历史会以另一种形式来完结中共统治。 中国一定要经过一次彻底的翻覆，才能找到一条生路，中国人一定要死过才能翻生，这个过程将会很残酷，我们对此要有充份的心理准备。王岐山说要吃草，习近平说要“向死而生”，他们都看到自己的结局，中国人也会看到，香港人更早已看到。 到最后，为六四平反的不会是中共，是中国人。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中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6月7日在香港《明报》撰文指，在港区国安法之下，香港支联会只有解散或取缔两个选择。中国侨联隶属中共中央书记处管辖，与中央统战部关系密切，卢文端是否代北京向支联会下达“最后通牒”，引发关注。 1989年北京爆发民运后，支联会同年在港成立，目的是支援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其五大纲领是：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及建设民主中国。 卢文端在文章中说，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每一句都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以“民主”之名，行颠覆大陆宪法规定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基本制度之实，从成立开始，就违反“一国两制”原则和大陆宪法的规定。 卢称，支联会必须解散或取缔，“不存在支联会变换形式继续‘保存’的空间和可能性”，又说就算支联会肯更改一个口号，都不可能改变其颠覆组织的性质。 他续指，如果支联会自行解散，执法机构可能会对该组成人员既往不咎，但若等当局取缔，这些人可能会在国安法之下被追究刑事责任，实际后果很难预计。 支联会副主席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回应，卢文端与部分中国学者常以“各种方式威吓支联会”，并且“情况越来越严重”。蔡耀昌坦言，早于1989年六四后，支联会便被认定为“颠覆性组织”，因此政治风险从未间断。 蔡耀昌表示，支联会一贯以来对这些事情取态为处惊不变，基本立场和原则继续坚持悼念六四，追求真相公义，一定会坚持到底。 至于卢文端此举是否有来自北京的授意？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侨联有一定代表性，但目前未有证据显示其言论与北京态度直接挂钩。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认为，现阶段暂不用理会此等言论，应待官方真正拿出行动。 刘锐绍称，既然大家把此事视为一家之言，那么最大的回应便是不用管。它既然是一家之言，虽然它可以很有代表性，但既然不是官方的行动，又不是官方的言论，便等官方拿出行动，拿出言论时再做回应。这就是最好的方法，不然任何人的言论都要马上回应，那么他们的言论不就更受关注吗？
大陆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6月7日在香港《明报》撰文指，支援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支联会，在港区国安法之下，只有解散或取缔两个选择，不存在支联会变换形式就可继续“保存”的空间和可能性，即使删除“结束一党专政”口号，也不可能改变其“颠覆组织”的性质；若支联会被定性为违反国安法的“颠覆组织”，身在支联会的泛民人士就有可能面对刑责的风险。 1989年北京爆发民运后，支联会同年在港成立，目的是支援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其五大纲领是：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及建设民主中国。 卢文端：更改口号也不可能改变“颠覆”性质 卢文端在文章中说，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每一句都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以“民主”之名，行颠覆大陆宪法规定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基本制度之实，从成立开始，就违反“一国两制”原则和大陆宪法的规定。 卢称，支联会必须解散或取缔，“不存在支联会变换形式继续‘保存’的空间和可能性”，又说就算支联会肯更改一个口号，都不可能改变其颠覆组织的性质。 吁解散“免坐监” 他说，执法机构面对处置支联会的问题有两方面压力，包括：国安法实施后，支联会坚持向警方申请举办六四集会游行，要求举办旨在“结束一党专政”的大型活动，质疑是挑战执法机构，逼迫香港警方表态；亦有舆论要求执法机构在法律上，将支联会明确定性为违反国安法的颠覆性组织，执法机构对这些声音很难长时间置之不理。 如果支联会自行解散，执法机构可能会对该组成人员既往不咎，但若等当局取缔，这些人可能会在国安法之下被追究刑事责任，实际后果很难预计。 1990年后，支联会每年都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悼念六四的烛光晚会，但香港警方去年和今年都以COVID-19疫情为由，未批准集会。对此，支联会秘书蔡耀昌表示，支联会“处惊不变”，会继续坚持悼念六四、追求真相公义。 去年，一些自发参与追思会的民主派人士被当局逮捕。今年，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也因为涉嫌公布或宣传未经批准的集结而于6月4日遭警方逮捕。此外，六四纪念馆也因被香港当局调查，暂时关闭。 职工盟街站悼李旺阳：愈危险愈要发声 6月7日刚好是已故湖南工运领袖李旺阳逝世9周年忌日，职工盟下午在旺角开街站悼念。据《明报》报导，职工盟执委吴惠灵表示，他们坚决相信李旺阳是“被自杀”，“大家常说不忘六四，但也不要忘记6月6日有活生生例子，警惕我们如何面对专权政府。” 被问及悼念风险时，她回应说，这几年内变得愈来愈高，但“愈来愈危险我们更加要发声”，透过讲述真相，把李旺阳平反六四的遗志坚持下去。
香港电台英文时事节目《脉搏》（The Pulse）去年因主持人唐若韫访问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艾沃德“是否世卫会重新考虑台湾的会员资格”后，遭投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通讯事务管理局6月7日公布调查结果，裁定相关投诉不成立，毋须对港台采取进一步行动，并称港台已表明“confessed”（忏悔），称会确保节目符合“香港电台约章”（简称“约章”）下的公共目的及使命。 香港电台记者唐若韫去年3月访问世卫助理总干事艾沃德（Bruce Aylward），问及世卫“是否会重新考虑台湾的会员资格”时，他一度沉默8秒，装作没听见，接著连线突然中断，过后重新接通后也未正面回应记者有关台湾的问题。事件引起国际媒体瞩目，艾沃德被各界抨击，美国福克斯新闻发表评论指，艾沃德的怪异反应正反映世卫组织向中共俯首听命。 该节目播出后引发建制派阵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批评该节目有违“一个中国”原则及“约章”。唐若韫疑不堪压力，于今年5月中离职。 据港媒报导，通讯局收到210宗投诉，包括：指记者追问艾沃德世卫是否会重新考虑接纳台湾成为会员的做法偏颇、不专业、具颠覆性及违反“约章”；歪曲艾沃德言论，对他不公平及损害其声誉；报导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对中国抗疫所作贡献的看法的表达方式偏颇等。 通讯局调查后认为，该集节目播放片段已反映多个观点，没有证据显示对艾沃德不公平。至于有关煽动或颠覆国家、引起他人对国家及世卫产生反感等投诉，通讯局以“confessed”（忏悔）形容港台面对指控，称港台在其最新的陈述中，承认该集节目有关世卫成员资格部分采用的表达方式会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可能令人觉得节目错误理解和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承诺会确保其节目合乎“约章”，而有关事宜已超越“电视通用业务守则”范围，因此不属通讯局职权。 唐若韫曾任职《明报》和美联社，拍摄过纪录片《在不存在的监狱里》，探讨新疆逾百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被关押情况。该片2019年3月分三集播出，去年获人权新闻奖纪录片优异奖。
位于香港启德协调道105号的警察东九龙总区总部，6月6日下午传出因升降机讯号问题急煞，致三名辅警被困，其中一名女辅警受伤送院。该总部大楼耗资32亿元兴建，约半年前开幕，涉事的升降机工程由安乐工程集团承办，而安乐工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丈夫潘乐陶所成立。 据港媒报导，事故发生于6日下午，两男一女的辅警于乘搭升降机落楼时，升降机突然急煞，致三名辅警受困，其中一名女辅警受伤送院治疗后已出院。 大楼兴建耗资32亿元 出事前6天刚检测升降机 警方表示，东九龙总区总部大楼所有的升降机于今年5月31日做过检测，会与相关部门了解是次升降机故障原因。机电工程署到场调查后，确认升降机是因讯号问题启动安全装置而煞停，过程中升降机并没有下坠。 资料显示，东九龙总区总部大楼前身为启德行动基地，于2017年3月动工，耗资32亿元，占地约6,600平方米，大楼内设有室内靶场作训练用途。大楼落成后，牛头角警署及东九龙交通部报案室分别于去年9月和10月迁入。其后整座大楼于去年11月20日正式开幕，由处长邓炳强及东九龙总区指挥官吕锦豪主持仪式。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丈夫公司负责安装 安乐工程集团的官网资料显示，该集团的一个工程项目是为东九龙总区总部大楼暨牛头角分区警署供应及安装载客升降机及载客无机房型升降机，完成日期为去年3月。 安乐工程还负责香港多个主要地点的升降机及自动梯兴建，包括：西九龙法院大楼、中国建设银行大厦、香港大球场等；中环至半山的电梯系统翻新工程亦由安乐工程负责，预计2022年完成。 安乐工程的创办人、执行董事及主席，为现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丈夫潘乐陶。安乐工程是机电工程集团，于1977年在香港成立，业务遍及澳门、中国内地及美国。母公司安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于1995年注册成立，并于2019在香港交易所上市（股份代号：1977）。 去年3月，安乐工程进军美国市场，以2.78亿港元收购了美国纽约市升降机公司Transel Elevator & Electric Inc.（TEI）51%股份，涉资约2.78亿元；今年2月，安乐工程又在英国伦敦设立首个据点，旗下升降机及自动梯品牌Anlev Elevator Group进军欧洲市场，为英国客户提供升降机及自动梯系统。
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学校已陆续启动国家安全的教育教学工作，最迟须在明年9月推出“国家安全教育”。但善德基金会6月6日公布的调查发现，有七成九中学及八成半小学认为执行上有困难。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教育局早前已为中小学15个科目推出《“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但调查显示，约四成六受访学校尚未准备好推行国安教育；有七成九中学及八成半小学认为执行上有困难，但认同可以解决；整体有四成三受访学校认为设计国安课程及教材不足。 善德基金会指出，有四成半受访小学、四成中学及四成幼稚园，自评其推行国安教育的程度不足；还有两成中小学及两成幼稚园亦表示不清楚校内推行国安教育的时数，约一成小学及幼稚园更在国安教育“零课时”。 此外，幼稚园的办学团体或校董会，及学校管理层，对推行国安教育要求的理解程度较低，各有近三成受访幼稚园表示不清楚。 善德基金会建议中小学增设中层主任职位，专责统筹校内国安教育推行；当局亦应为校董、教师举办专业培训，并为不同年级学生需要，提供适切的国安教材等。 新界校长会主席邱少雄指出，在2022/23学年推国安教育是急了一些，但也不是完全推行不了。他相信有部分可以做到，至于要全面推行，则要每一年做检讨后才能决定步伐到哪里。 教育局早前公布15个科目的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教育局长杨润雄指学校需时编排课程，希望能尽快教授。被问到中史及历史科课程框架多以中国角度出发，他称，学生要了解国家的看法。至于学校能否教授六四内容或在校内悼念六四，他称香港是自由社会，但校内教学或活动须与课程紧扣，是否适合学生程度，由学校专业判断。
香港正经历一场改变，而北京不想有任何人抱怨。 港人反政府抗议活动两年后，中国政府在香港实施新国安法，严禁“煽动分裂国家”和“勾结外国势力”等行为，并对罪名做出宽泛定义。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全面镇压，数十名香港活动人士和前立法会议员被逮捕。 新国安法的广泛涵盖面和模糊性引发了人们对内容审查制度和新闻自由的担忧。但对于《苹果日报》这份被视为香港最后一份支持民主派的报纸来说，这类担忧早已有一些时日了。 《苹果日报》是由传媒大亨黎智英(Jimmy Lai)于1995年创办的有八卦性质的报纸，最初报道娱乐和犯罪新闻，以丰富多彩的图片和追求轰动效应的新闻标题而闻名。 几年后，《苹果日报》开始报道政治。但与这座城市的其他报纸不同，它成了中央政府的尖锐批评者。但该报对北京咄咄逼人的姿态代价高昂：包括汇丰和渣打两大银行巨头在内的谨慎的赞助商们纷纷撤出，导致其广告收入下降。 去年8月，作为香港著名民主派领袖之一的73岁的黎智英因被控勾结外国势力而根据新国安法被捕。数十名身穿蓝衫的警察突击搜查了《苹果日报》的办公室。 黎智英最终被起诉。他目前在押候审，面临与他的政治活动有关的其它控罪。 香港当局最近冻结了黎智英在当地的资产，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他的壹传媒集团(Next Digital)生存状况的担忧。上个月，《台湾苹果日报》因广告收入下降而宣布纸质版停刊。 黎智英的助手马克·西蒙(Mark Simon)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壹传媒最大股东的代表。他通过一条短信告诉美国之音，《台湾苹果日报》正面临“削减”，但“香港的业务仍然发展得很好。” 截至去年9月，黎智英持有壹传媒集团71%的股份。但据路透社报道，香港国家安全处日前已致函壹传媒，禁止其大股东黎智英直接或间接行使其所持公司任何股份的投票权。 今年5月，黎智英因参与组织2019年10月的香港民主抗议活动而被判处14个月监禁。在他认罪的当天，香港交易所停止了壹传媒股票的交易。第二天交易恢复时，该公司的股价飙升330%。 壹传媒上周发布声明称，在缺少黎智英资产的情况下，该公司有足够维持至少16个月的营运资金。 黎智英的同情者中充满着反抗情绪，他们想让这份报纸继续生存下去。 据报道，自从黎智英被捕以来，香港人一直在投资《苹果日报》的股票。但为这家媒体工作的记者们并不抱有幻想。 一位因怕遭报复而只以李姓表明身份的资深记者告诉美国之音，该报不得不面对社交媒体上持续不断的谣言。最近的一则谣言称，《苹果日报》的所有记者将在今年7月1日被捕。 “我们的一些同事对此相当担心，”李紧张地笑着说，“瑞安(《苹果日报》总编罗伟光，Law Wai-kwong）告诉我们，我们应对得了，继续工作，别担心。” 李提到了新国安法和一些亲北京官媒的批评，并表示《苹果日报》正处在一场“政治斗争”之中。在新国安法的长臂下，当局声称它对世界任何地方都有管辖权，这使得做中国相关的报道变得愈加艰难。 “我们知道有红线，但我们不知道红线具体在哪，” 李说，“我们以前用‘武汉病毒’这个词，但现在我们用的是‘疫情’这个词。” 李说：“我们都知道《苹果日报》未来迟早会被关闭，可能是一年后，也可能是两年后。”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苹果日报》前记者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当局对《苹果日报》发起的有针对性的攻势是她从该报辞职的原因之一。 她在谈到报社员工的士气时表示，当时办公室气氛“阴郁”，有些员工渐渐失去工作动力。她说，过去两年中，员工没有得到预期的加薪。虽然发放了奖金，并按时支付了工资，但这没能避免近几个月中员工“逐渐辞职”的情况。 这位匿名前员工说，公司里的许多人认为《苹果日报》在新闻行业已“没有希望”。“政府冻结了黎智英的资产，而且不许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张剑虹，Cheung Kim Hung)帮忙打理公司的任何金融活动，因为他处于保释状态。一些银行从业者也已被当局警告(不许)管理他们的财务报表，” 她说。 给面临经济挑战的《苹果日报》再蒙上一层阴影的是，香港未来可能通过一部令人不寒而栗的“假新闻”法。 “《苹果日报》的每个人都知道会有‘清算日’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在为此做准备，” 这位前员工说，“他们每天都在为此做准备，你永远不知道警察什么时候会再次闯进办公室。” 在北京的施压下，香港唯一的公共广播机构香港电台(RTHK)已有数档电视节目因被指涉嫌偏见而被砍，有记者被解雇。而与此同时，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Carrie Lam)却能在该电台的频道上推出一档专门的谈话节目。 香港大学(HKU)新闻学教授、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FCCHK)主席瑞凯德(Keith Richburg)表示，任何胆敢质疑政府的媒体最终都将成为攻击目标。 “若有任何内容看似是批评政府、批评国安法或批评中央强加给香港的选举改革，若有任何人对以上事情持批评意见，他们似乎都要被追查，” 瑞凯德对美国之音说，“这令人不安。”
1989年4月15日，曾经被邓小平重用的“改革派”，曾经在80年代，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随后引起学生强烈回响与悼念，并成为群众聚集的最初动力。在部份大学生的主导下，原本单纯悼念的活动，变成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制止“官倒”、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诉求。北京民主运动（民运、八九学运、北京学运）就是这样展开。 由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命运已定，香港和中国大陆唇齿相依，血浓于水，一向政治冷感的香港人，也自觉有责任和义务，协助北京市民争取民主和自由，协助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因此，当年香港人对“北京学运”的发展特别关注，大部份香港传媒早已派出“重兵”到北京采访和直播。 正当“北京学运”发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学生缺乏金钱和物资的讯息开始流传，为了协助北京市民和学生们争取他们的诉求，香港人开始募捐、筹款、直接带所需物资（例如：露营帐幕）到北京等。香港演艺界就决定举办筹款义唱会，并定名为《民主歌声献中华 Concert for Democracy in China》。 《民主歌声献中华》于1989年5月27日在香港跑马地马场举行，是声援“北京学运”的马拉松式大型筹款演唱会，有不少香港著名歌星艺人出席，当年的支联会代表李卓人，亦因为运送部份捐款上北京，而被中共拘留，捐款全数约二百万，也被中共没收。 《民主歌声献中华》于早上十时开始，破天荒四台联播（无线电视翡翠台、亚洲电视本港台、香港电台第一台、商业电台第一台 联合现场直播），至晚上十时结束，长达12小时，共筹得1300万港元善款；虽然马场面积庞大，但入场市民也相当踊跃，几乎坐满整个马场，一般传媒估计，入场人数在五十万至一百万之间。 音乐会除了义唱外，还有艺人名人的讲话和两节新闻报道直播，如下： 002. （10：00hrs）司仪：曾志伟、岑建勋、陈欣健、黄霑出场 003. 支联会代表李伟杰先生上台讲话 017. 谭咏麟、元彪、周润发、刘德华、张国强、成奎安、张耀扬、黄光亮等人给现场打来电话表示支持 019. 黄永玉国画拍卖 030. 采访侯德健、余绮霞 031. （12：45hrs）亚视《十二点九新闻》 037. 黄日华 戚美珍客串司仪 046. 乐蓓 胡渭康 客串司仪 053. 齐秦 大屏幕支持 062. 沈殿霞和两岁的女儿郑欣宜 064. 长途电话采访叶德娴 067. 岳华、朱江、吴宇森 上台呼吁 083. 刘德华、张曼玉、钱小豪、周润发、成奎安、谭咏麟、郭秀云、李丽珍、巩俐、张国强10人 大屏幕支持 088. 余绮霞 上台呼吁 089. 长途电话采访黄淑仪、余文诗 104. 等候新闻直播期间，司仪向70多位艺进同学会成员负责接听善款电话致谢意。 105. 等候新闻直播期间，司仪向落力打气的陈奕诗致谢，陈奕诗亦上台鼓舞回应。 103. （18：30hrs）无线《六点半新闻报道》 109. 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先生上台呼吁 136. 港同盟（香港民主同盟）主席、支联会代表李柱铭先生上台呼吁 本文跟随《维基百科》中《民主歌声献中华》条目内的做法，把整个音乐会分成138节，按出场顺序编号，但跟《民主歌声献中华》YouTube 官方频道“89concertchina”中的编号并不一致，敬请大家注意和见谅。本文用的编号，跟《维基百科》中的相同。 整个音乐会唱了107首不同歌曲，主要是粤语流行曲，也有英文歌、粤剧戏曲、普通话歌曲和国语时代曲，其中15首是群星合唱。有些热门歌曲，由不同歌手在不同时段翻唱，唱了两次的歌曲有七首：龙的传人、我是中国人、明天会更好、傲骨、友谊之光、大侠霍元甲、The Greatest Love of All。唱了三次的歌曲：勇敢的中国人。唱了四次的歌曲：为自由。《为自由》是创作歌手卢冠廷特别为大会创作的主题曲。 《民主歌声献中华》比较少选唱“北京学运”期间，北京学生和北京市民爱唱的爱国歌曲，包括国歌、国际歌、革命歌等红色歌曲。 歌手方面，卢冠廷，作为大会主题曲的作者，自然出场次数最多，共四次；张明敏出场三次；出场两次的歌手有：罗文、成龙、张学友、叶丽仪、甄妮。夏韶声虽然只出场一次，但也唱了两首歌。 据闻《民主歌声献中华》筹备时间不足四天，但在“乐坛大姐大”梅艳芳的号召下，演艺界一呼百应；演唱会台前，还挂上了一条“全港演艺界支持北京学运”红字白底布条。 翌年（1990年），罗大佑、岑建勋、梅艳芳、叶德娴、卢冠廷、黄耀明等艺人，仍然有在其他海外地区，参与同样以《民主歌声献中华》为名，为民运筹款的演唱活动。 在香港，当日有到场的百万观众当中，不乏政经名人，卅二年后的今天，这些有出席过的政经名人，现在大部份都否认曾出席《民主歌声献中华》；否认曾经支持“北京学运”的就更多。 至于曾经站在台上的艺人和歌手，由于有录像为证，实难否认曾经参与演出，惟有尽量低调，避谈政治，回避“北京学运”和“六四事件”的相关问题！至今仍然表态要求“平反六四”和反对“一党专政”者，实寥寥可数。 其实当年大家都低估了中共，以为真的可以乘著“大气候”与“小气候”的夹攻，会令中共更加开放，会令中共甚至下台。现在回想起来，正如江泽民话斋，当年大家未免太过Naive！未免太过天真！未免太过幼稚了！ 《民主歌声献中华》成功举行，充分体验了当年香港各界，不论左中右，都能够团结起来，上下一心，摆出了“要民主、爱自由、反贪腐、求进步、国富强”的决心，不论是筹备时间、参与人数、表演时间、场地面积和四台联播，都创下了香港空前绝后的纪录。 但是，香港近年社会严重撕裂，香港演艺界又加速与国内融合，甚至主动献媚，《民主歌声献中华》这种超级团结，超级大型的义唱活动，肯定已成绝响。 所以，《民主歌声献中华》已经是“可一不可再”，如果要“再”，相信就只有透过YouTube网上重温至可以，谢谢！ （本文为作者投稿，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作者为自由撰稿人、香港市民兼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