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突然放弃清零的背后

这两天，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在突出报道中国战“疫”进入新阶段，赞颂党中央“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从这些洋洋洒洒不惜万言的报道中，几乎找不到习近平总书记三年抗“疫”的法宝—动态清零不动摇!

一夜之间，好像“清零”一词变得非常讨人嫌，党中央直接掌控的媒体都不太愿意提及这一总书记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象征，这是在仅仅几周前都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即使发生也会是以“动态清零”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样的话语下发生的，为什么清零政策就这样连党媒都唯恐弃之不及，突然间大家都“进入新阶段”了？

自北京急转弯，法国媒体和舆论不断就中共领导人突然转向发出疑问，因为这一转向转得昏天黑地，中国每日几千万人染疫，火葬场排长队的尸体来不及火化，却不见官方公布真实的新冠死亡数字，人们涌向药店，抢购供不应求的退烧药，医院人满为患，重症病号也找不到床位，为什么一个国家在毫无准备，让人民陷入大恐慌的情形下突然决定转向，而不是利用“清零封锁”的几年时间，告诉人们病毒的特性，为人民生产够足够的药品，医院准备好更多的重症床位，给人们提供有效的疫苗，让他们获得一定程度的免疫力，为什么？无数个为什么都得不到解答。

法国世界报社评质疑，在经过差不多三年的清零政策之后，北京为什么突然转向，明知接种率不足，集体免疫力几乎不存在，而让国家一下子陷入空前的大传染恐慌中，引发医院挤兑殡仪馆人满为患？且在疫情资料不透明，染疫人数爆炸性增长的背景下，宣布1月8日开放边境？欧美纷纷提出对来自中国的游客进行检疫。世界报对中国当局谴责欧美的做法“不可接受”、警告会采取反制的反应感到“震惊”，尤其对一个三年来几乎没有对游客发放签证，并对入境人士采取严格隔离的国家作出这样的反应感到震惊，而且，中国虽然于1月8号宣布取消隔离，但对入境人士仍要求提供48小时检测阴性证明，这不就是强迫他人要执行”按我说的做，而不是按我做的做 ”的荒谬原则吗？

曾出版三卷本‘共产主义世界史’(«Une histoire mondiale du communisme»)一书的历史学者梯耶利・沃尔(Thierry Wolton)在费加罗报撰文寻索中共政权如此仓促行事的动机：是因为11月底反对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吗，大约不是。因为抗议者的人数、喊出的争取自由以及反对习近平的口号，会使当局担心出现危险的反叛之风，但警察的镇压和当局掌握的电子监控手段使控制反叛甚至扼杀这一抗议成为可能；那么，习近平与党内部分成员在严酷且经济代价昂贵的清零政策上产生了分歧？一如1958年发动大跃进的毛泽东，让农民抛弃农田充当临时工，结果造成三年大饥饿，饿死3000-5000万人，毛被迫让出总书记位置担任荣誉性的国家主席？但是，在20大获得全权的习近平看不出受到了威胁。

是否由于经济衰退？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假设。三年全方位封锁让中国与世界隔绝，后果是贸易崩溃，在国内，生产力暴跌，尽管令人怀疑的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也认为本年度经济增长率大约在3%左右，这意味着在全中国失业率会暴增。再加之房地产超过300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如果经济机器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这些债务将是无法消化的。如果经济出了问题，中共将失去所有残余的信用，因此对中共而言事情变得非常紧迫，急转弯，否则会让国家沉陷于危机之中。但是，明知病毒会对疫苗接种不足的人群，特别是老年人群造成伤害，却取消所有限制性遏制措施，这是一种犬儒主义的躺平的做法。在西方人看来，冒这样的风险是不可思议的；而在共产主义领导人心中，这样的计算并非绝不可能。

作者认为，中国人口老年化让当局无计可施，到2030年，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尽管习近平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但从共产主义的角度看问题，他们其实并不在乎人民的生命。突然解除清零牺牲数十万老人的想法不会吓到习近平和他的同志们。从中国目前的处境看，中国一号领导人呼吁保护人民生命显示出某种虚伪性。

作者认为另外一种更加厚颜无耻的犬儒主义假设也不能彻底排除，习近平宣称的他的国家在未来几年领导世界的梦想已经被这一流行病严重破坏了。清零政策的后果导致习近平梦想实现的前景倒退，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疫情冲击弱化后已经学会了管理这一健康危机。北京通过解除限制，冒着病毒感染大量中国人口而变异的风险，通过开放边界，冒着由于缺乏足够的疫苗屏障来防止这些变异而引发新的世界健康危机的风险，也许找到了一种将时钟调回中国时间的方式。将世界其他地区带回到三年前，那时习近平的梦想似乎仍有可能实现。这一假设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作者认为西方很难衡量中共当局对西方的仇恨，通过长期宣传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仇恨，对于这个政权而言，它更倾向于倒退，而不是希望迎头赶上。既然不能成功地重新发动内部的经济增长，让世界陷入一场新的健康危机，中共政权总可以希望让世界前进的步伐减缓。

法国战略基金会学者、中国问题专家邦达兹(AntoineBondaz)在一组推文中说，很难回答北京为什么突然放开，让新冠病毒大感染，而不是采取渐进的措施去应对。他认为有四个假设，一，疫情于12月已失控，当局不能承受清零政策造成的失败后果，那么，干脆放开病毒大流行；二，中国经济已处在一个困难时期，必须试着重新推动，要鼓动消费，必须让日常生活正常化，也必须迎接疫情风暴，籍此希望经济能够重新振作，但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并不完全归因于清零政策；三，以白纸运动为代表的空前的人民抗议运动让当局害怕，但人们的不满并不仅仅因为清零政策，而且，突然取消清零引爆大量死亡，并不能让人民的不满消失；第四个可能是，20大之后，习近平必须要带来改变，走出困境，以应对潜在的更严重的问题的到来。但邦达兹认为，这些都不能解释当局为什么没有拿出一个渐进式的走出疫情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