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羲之路的环卫工们很多时候都被叫作“扫垃圾的”,这份职业高风险、高强度、低工资,几乎只有老人们愿意干。没人在意他们的姓名、身份,直到“那个扫垃圾的”忽然倒在了风雪中。
文丨魏荣欢
编辑丨王一然
老菜市场没什么新鲜风物。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广场附近的羲之路上,从南到北,只有300米左右,被居民区和几所学校环抱,人们上下班接送孩子,在这儿买菜路过,唯一惹眼的可能是周围的18个垃圾桶,其他街道上只有五六个——这里几乎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也制造成批量的垃圾。解决这些烦恼的是个穿着橙色制服的环卫工,每天清晨4点之前,他准时出工来清扫,人们出门上班时,这条路恢复了热闹,垃圾全都消失,街道变得干净整洁。
几乎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没人记得他皮肤的颜色,有人说他1米8,有的说1米7。很多人印象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一个人负责整条街,有时菜市场的摊贩们图方便,把垃圾直接丢在门口不管,他过来默默扫干净:卡在绿化带里的,找夹子夹、用手往外抓。谁家拖不动垃圾,他也总要搭把手。附近的海鲜炸货店开了二十年,老板娘见了一茬接一茬的环卫工,却记住了这个老头,有的环卫工会因为商户乱扔垃圾争执,但他“从不跟商户吵架”。
2020年12月29日,临沂下了冬天的第一场雪。当地气象局把这一天称为“2020年以来强度最强、影响范围最广”的低温雨雪天气,连发三道预警信号。人们的注意力都在雪上:羲之路菜市场显得比平时乱一些,垃圾桶里堆满了杂物,路边垃圾也堆得到处都是,它们都被雪盖住,成了大大小小的白色小丘。
菜市场最北边的垃圾桶边缘,多了一坨长长的“雪丘”。有些居民冒雪匆匆而过,扔掉手里的废物,以为那是没被清理走的垃圾——第二天,居民们才知道,那里躺着的,是清扫垃圾时,倒在风雪里的环卫工。
“那个扫垃圾的”
羲之路的人们讲述那场大雪间死者的经历时,“那个扫垃圾的”面目才从模糊到清晰,被一点点刻画还原。和他关系最近的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他“老刘”。2020年12月29日,凌晨3点多,住在隔壁的工地推泥民工,听见门“嘭”地被关上,老刘出门了。环卫工人正式上班的时间是早上8点,但因为工作量巨大,他们普遍在凌晨2点到4点间就出工,才能在下午5点多下班。
羲之路菜市场南边的肉铺正对着一大排蓝、绿色垃圾桶,那是老刘的“地盘”。老板娘凌晨5点半就去开摊,老刘已经把门口的落叶和积雪扫成一堆堆小包,雪中清扫吃力,扫帚一下一下扫过,但寒风一起,又摇落满地树叶。她忍不住打趣:“你扫了也白扫,刮大风。”老刘眉毛淡,眯眼嘿嘿一笑,肉乎乎的脸颊挤出几道褶皱,又开始清理新一波落叶。伤残的右腿和咳嗽的毛病让老刘干不快,他的工友和女儿回忆,尤其进入冬天,他的咳嗽加重了,一句不长的话总要夹杂几声咳嗽。嗓子被痰糊着,说话呼噜呼噜的。
早上7点半左右,老刘干完一波活儿,回到租的平房,工友们见到他,身后的三轮车是空的,上身穿着几天前刚买的深蓝色毛领棉衣,款式年轻,尺码收身,“人老心不老”,大家曾调侃这身行头。一个工友说,老刘被叫去学校门口帮忙铲雪,刚回来。
工友马俊才租住的平房离老刘家不到20米,他也刚扫完一轮,回家歇了会儿,赶着8点左右再返回街道,大概8点10分,叫老刘一起回岗位:“走?”“走!”老刘说。
大概一两分钟,老刘就回到了羲之路菜市场。
肉铺老板韩本祥每天这时候都能见到他。他总是把整条街的垃圾填装进大垃圾桶,顺便把废纸箱、旧瓶子和传单小广告都捡出来,码在暗红色三轮车上,等上午10点干完一轮活儿空档,卖了破烂儿换饭钱。工友们和饭店老板回忆,老刘这些废品每天能换2、3块,1块钱买两个馒头、就点咸菜就是他的午餐;偶尔奢侈一把,来碗羊汤,最便宜的20块,老刘求要5块的,“汤里放点羊血就行。”每次付钱时,老刘打开一个掉光漆的铁盒,烟盒大小,再解开里面的白色透明塑料袋,数出几枚钢镚儿。
但韩本祥和老刘唯一的交集只是日常打招呼。早上8点多,老刘回来照常翻着垃圾桶,他扒着桶边缘,韩本祥嘀咕道:“这么大雪还翻什么呀!”
突然,老刘缓慢地向斜后方倒下,右手擎着一把刚捡的菜刀,没发出任何声音。
“倒了!倒了!”韩本祥叫着跑过去。倒地后的老刘眼睛微闭,嘴巴张得圆圆的,往外吐白气,嘴唇上留下点点白沫,右脸颊一道新鲜的伤口微微渗血。韩本祥喊他,他没搭腔,韩本祥立马打了120。
时间是8点42分,老刘返工半个小时左右。
雪片不停打在老人已经青紫的脸上。
商户们聚集围观,犹豫着不敢挪动他,怕是脑溢血,有人给他身体盖上了纸板和塑料膜,头上罩了掰掉一面的泡沫箱子。老刘手里的菜刀被拿走,手臂被重新摆回身体两侧。
雪天的救护车比平时慢,1.7公里足足走了20多分钟。
老伙计马俊才从另一条路跑过来,“下好大的雪,我以为只是咔(滑)倒了,一块走(出门)的,人就不行了,太意外了。”马俊才说,医生从救护车上走下来,翻开老刘的眼皮看了看,又拿出仪器摆弄了一阵,最后摆了摆手。他想起半个月前做的体检,报告说老刘除了有点血压高,没其他大毛病。
人群在救护车走后散了。老刘的遗体留在原地,等待法医和殡仪馆的车。附近居民经过时,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两小时后,法医来了,初步鉴定为心肌梗塞。遗体被装进一只拉链袋子,放进棺材形状的铁盒里。老马一直陪着,把工友送到医院太平间。
环卫工们平时少有时间聊天。只有在夏季炎热长夜,才会坐在院子里“拉呱”(聊)两句。老刘以前当包工头发工资、结婚之前会织布,翻来覆去讲。老马回忆,老刘是个能人。自己搭线安电炉子,别人丢掉的马扎子在他手里能焕然一新;养老金要涨了,也是老刘从那部“拨的那种”手机上看到告诉他的。
老刘去世第二天就被推上了热搜,短视频评论里,全国各地的网友为他感到难过,觉得他“太难了”、“被关怀得太少了”,并对环卫部门的招工门槛和福利机制提出质疑;羲之路很多商户居民们看到新闻,在清扫了三年多垃圾后,终于知道了“那个扫垃圾的”名字:刘汝祥,男,1951年出生。
老刘的女儿回忆,他不喜欢在农村老家呆,觉得得不到尊重,在2020年冬天临沂的第一场大雪里,老刘去世了,也终于得到了他一辈子所求的最多的尊重。
“不好好上学,以后就打扫卫生”
老刘并不是第一个发生意外的环卫工。七八年前,工友老焦清扫时,被一辆大货车碾过,他负责的启阳路东段与老刘负责的地方纵横交错,老马接过来扫,一干干到现在;前两年,老马的老伴儿做环卫工时,一辆汽车冲入非机动车道,把她的腿撞断了。“干我们这种工作的撞了就撞了,很多命提溜着。”老马口气平淡。他现在又接替了老刘的活儿,一天扫两条路。
名字是最不重要的。据当地工作人员描述,环卫集团里一半是“老×”,负责扫马路;另一半的“小×”们,大多负责考勤、开清扫车和行政,朝九晚五。姓前加一个“老”再带上负责的区域就是他们的称呼,比如“菜市场的老刘”、“启阳路的老马”。
即使穿着明视度最高的橙色,老环卫工们仍活在人们视野的“盲区”。今年元旦假期后,环卫工老马吃完午饭出工,清扫启阳路时,垃圾桶里的纸片和塑料袋已经被引燃了。老马急了,朝着马路两边的商贩们大喊:“不要再扔了,这是犯法哩!”商贩们忙着理货,招呼顾客,没人回应,甚至没人看过来。“以前就有人把烧过的蜂窝煤和烟头扔过垃圾箱。”老马说,垃圾箱时常因为这些起火,白天看到还能及时扑灭,有次他早上出工,垃圾桶已经被烧坏不能用了。
在旁人眼里,环卫工是个低三下四的活儿。一个环卫工回忆,曾有家长指着他们跟孩子说:“你不好好上学,往后就打扫卫生!”羲之路附近的小区保安也看不起他们,提起去世的环卫工,光头保安看向别处,语气傲慢:“他就是打扫卫生,我看门的跟他不是一个档次。”
事实上,城市正常运转,居民生活顺畅进行,每个小区、绿化带、马路边等等,只要有垃圾产出的地方,就离不开他们。菜市场每日垃圾产量巨大,有商户为了省事儿,直接把垃圾扔到路中间等环卫工来捡;小区装修的建筑垃圾难清理,也有人偷偷倒入环卫工桶里。夏日最磨人,制服不透气,一个环卫工捂起了痱子,经常去公厕洗脸解热,还带了一个大水杯向商户们讨水喝。
但矛盾也时有发生。58岁的赵明福负责清扫启阳路西侧,片区内有所小学,他最怕学生们在校门口撕传单广告玩,纸片漫天飞舞,对他来说每一片都是灾难。他还遇上过一个卖肉的摊贩,总往地上泼脏水,叶子、纸片等碎屑都粘在地上,像贴久的膏药一样难揭。“你要是再泼水我就把水都倒你门头上去!”赵明福跟对方发了狠。那之后,对方再没泼过水。
也有环卫工曾忍不住动手。吴佃付已近70岁,他负责的片区里,一个小区负责卫生人员50多岁,经常把桶里垃圾都倒进他的桶里图省事儿,“他拉着空桶走再也不用早起来了,我得三点起来!”吴佃付说,他之前劝过几次,又发现了新垃圾,终于忍不住朝对方面门一拳挥了过去,对方理亏,没要求赔偿,也再没倒过垃圾。
少有人知道环卫工考评的苛刻。去年秋天,吴佃付午饭没吃完,就接到了考勤员的电话:“你有三片叶子没扫干净,立马整改!”他放下筷子就赶着去清理。据环卫工们描述,类似罚款一次要一二十块。
环卫集团收入差别巨大:老环卫工们大多是临时工,一个月1600-1800元,60岁以上的只有一份人身意外保险;但年轻人们月薪在2000元以上,如果是重要岗位正式职工,每月能拿到4000元。
许多人提过涨工资的事。赵明福还有两年满60岁,是羲之路附近几条街道唯一一个有社保的环卫工。他负责的学校清理难度大,涨薪要求被拒绝后也不敢走,妻子、儿子都有智力障碍,要靠他养活,“干到退休生活就能有保证了,能拿到养老金。”负责垃圾站的张伟民66岁,去年年末开始罢工了一个星期。四年前,一同负责看管垃圾站的工友辞职,他开始一个人做两份工挣两份钱。但两个多月前,新来的经理认为看管垃圾一体机一个人就能干,给他减薪600块,“你要不干就算!”
负责打扫小学厕所的徐良中暂时接替了罢工的工友。2019年年末,他刚干两个月,工资就减了100块,这下挣上了双工资,“我挺高兴。”徐良中说,双工资挣不长,很快就会有新人来,“很多人回农村秋收后再回来打扫卫生。”
死去的价值
老刘生前住的房间大概6平米,从羲之路菜市场向东走一两分钟就能到,木板床铺着薄褥子,盖着新发的橙色棉工服,工友说他还没穿过;桌箱上四处堆着生活杂物,屋里最光亮的是放烟卷的红漆铁盒。门前是条黄色窄巷,雪完全没被清扫,被车辙和脚印压成滑溜溜的冰路,斑驳着土色。生锈的铁门、木头门大多虚掩着,不能完全合上。两排平房被夹在楼房居民区中间的低洼处,这里是环卫工们的家,房租每月只要一百块。
环卫工老马的院子堆满纸箱和塑料瓶,他坐在马扎上,把酸痛的腿稍稍伸直放松。老伴儿端上午饭炖白菜,抽一片煎饼泡在里面,煎饼配白菜,或配咸菜、腐乳,几乎每家环卫工都这么吃。微薄的工资、被看轻的身份、随时到来的危险,任意一项看上去足以令人退怯,但“不干怎么吃饭?”
“吃饭”不只是自食其力的尊严,更多时候,是这些老人们晚年生命最后的余烬,“反正留着(钱)没用,小孩你不得帮他嘛?”吃最便宜的、住最便宜的,他们想尽可能为家里留住工资。
环卫工老刘生前也是如此。工友们回忆,他工资卡上的钱是不动的,只是每个月去对对数目。他曾分配过自己的存款,3万多的卡给儿子,1万多的给女儿:“挣钱和攒钱”概括了他为儿女付出的一生。
老刘隔壁的郭应学夫妻用打扫卫生的钱养活自己,因为“孩子们攒钱买房、买车都得用钱”。他们白天打扫干活,下班了还要去接小孙子放学,二儿子就住在旁边的高楼里,房租每年2万块。老刘出事后,大孙子第二天早上7点多打来电话,担心他们穿得少;有的老夫妻都做环卫工,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补贴儿子,小孙子才5岁,光咳嗽几天就花一百块钱。也有快70岁的环卫工在老家“还有更老的人要养”,老母亲90多岁,连假都不敢请,因为请假期间还要补钱给替工的人。
张世彩今年68岁,比垃圾桶仅高一头,做环卫是受不了儿媳的气。两人曾发生争执,张世彩说:“我要是死了谁给你看孩子?”“你要死了地球还不转了吗?”
张世彩一气之下出来做环卫工。但她还是心疼孩子,每个月留1000块给他们,自己只留700块。工作五年,张世彩存了12000块,觉得养老够呛,“有命好的,得病就死了,还花不着。”
在很多人眼里,“命好的”是刚去世的老刘。羲之路上,许多人觉得这次意外赔的真不少,一个饭馆老板说:“老刘真会死,死在这个地方。死家里就不能给钱,死路上就给。”还有商户觉得很实惠:“他干到90岁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老刘家人们的记忆中,他的面孔早已模糊。女儿记事起,老刘就在外面打工,东北、河南、上海,一年见不上两面——没人记得父亲爱吃什么,外孙女甚至不知道姥爷在做环卫工,以为他还在看大门。
老刘去世两天后,2020年12月31日晚上,1米8高、160斤的躯体火化完,骨灰被带回老家。葬礼在新年元旦上午举行,环卫公司董事长和经理都来参加,还带了一千块礼金。老刘的女儿说:“父亲一辈子的面子没长起来,但死之后长起来了”。1月4日,刘家拿到了62万赔偿金,包括2万丧葬费,这是老刘为家里“挣的”最后一笔钱。
羲之路菜市场附近,老刘去世的第七天,这里的雪终于化透了。他的扫帚斜斜躺在垃圾桶边的花池里,最后扫成撮儿的垃圾也终于袒露出来,被工友清理走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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