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泛滥之际 澳前首席科学家开创“真人认证平台”
2026 年 6 月 4 日
不怕年轻人嫌弃扫大街，就怕年轻人抢着扫大街。 最近，广州白云区新市街道要招6名环卫工人，年龄被限制在35周岁及以下。 如果有驾照，条件可以放宽到40周岁。 很多人不服气，觉得凭啥连扫大街都嫌弃35周岁以上的。新市街道的工作人员倒是不遮掩，考虑问题也很周全： 我们招工是根据单位的用工需求的，不能职业歧视，凭什么坐办公室的就可以设置35周岁以下，做环卫工的就不能够35周岁以下呢？ 确实，环卫工怎么就不能有自己的筛选机制了？很多行业都划了35周岁这条红线，也没人出来干涉。 环卫怎么就不能拥抱让系统变得更年轻的美好愿望了？ 如果不该有这条红线，那就不能只逮着环卫工说话，前阵子长沙望城区引进博士还要求28周岁以下呢。 再说了，环卫系统想要变得更好的愿望一直存在。 这一点，哈尔滨环卫已遥遥领先十余年。 2012年10月8日，哈尔滨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编制的环卫工，新进外地人员可落为哈尔滨市城区户口。 录用后连续工作3年并且年度考核优秀者，还有机会转为本单位管理或专业技术岗位。 457个工勤技能岗位吸引了11539个报名者，最终，有7186人缴费成功。 哈尔滨环卫系统首次创造了“2900多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争抢扫大街铁饭碗”的大场面。 有一个落榜的研究生甚至喊出了一句影响后人十几年的名言： 死也要死在编制里。 网络图片 研究生抢着扫大街这件事，当年给大伙儿的触动特别大。 先不说它有没有改变当地的环卫系统，至少它让千万家庭的育儿“口头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全国各地不好好读书的娃挨训时常听的警句是： 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得去扫大街。 从2012年以后，这一警句被迅速篡改成： 不好好学习，以后都不配扫大街。 面对大伙儿的质疑，当时哈尔滨相关部门有一位王姓副主任也很忿忿不平，觉得大伙儿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这一行： 谁说环卫工人就不能是高学历？难道环卫工人就必须是没文化和老年人吗？ 王副主任当年觉得招收这些高学历的人当环卫工，是为将来的环卫事业培养人才。 还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来解释： 新时代的环卫工可不是会拿扫帚扫地就行，要熟练掌握各种环卫机械，会开车和懂电脑。 这么一对比，前两天新市街道办那位工作人员的解释也没啥新鲜的，都是哈尔滨十多年前玩剩下的。 当时广州市环卫行业协会的秘书长还跑出来说： 因为地域以及观念的不同，广州的环卫工作已经市场化。在市场化里，没有所谓的体制外还是体制内，更没有什么所谓的级别。 现在看来，哈尔滨的做法也没有什么问题，当年环卫系统能抛给高学历年轻人最大的诚意就是——编制。 事实上，诚意给的估计超出了年轻人预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咱也不知道哈尔滨环卫系统在十多年里，大学生扫大街有没有扫出什么新花样。 斯基看了一下哈尔滨这两年对环卫系统的赞扬，有一点是“人工超强模式”。 有一个当地在2024年1月宣传的创新点是—— 大家挥动扫帚并排成阶梯向前推进。 这种相互配合协作清扫队形，可以实现对路面上灰尘、烟头等杂物高效清理。 碰到流量大的时候，操作手法也不过是把保洁人员从原来的15人增加到30人，把垃圾收运车从1台改为2台。 不过斯基觉得哈尔滨的做法一定是超前的、领先的，让当年不太看得上这种做法的广州，也开始学习实践了。 虽然当年很多年轻人很坦诚，承认应聘哈尔滨环卫工是为了编制与稳定，但也有一部分是想要实现自身价值。 也有媒体在一年以后跟踪发现，448名高学历环卫工之中，只有少数几个报考公务员离开，绝大部分则坚守在岗位上。 这或许让新市街道看到了年轻人另外的一面，他们对于扫大街可能真的是纯粹的热爱。 他们在招聘信息上也强调了这一点： 热爱环卫工作。 有了这一点认知，街道觉得即便没有“编制”这个筹码，也能吸引到35周岁以下的年轻人。 当年大伙儿围观研究生抢着扫哈尔滨大街的时候，夹枪带棒地发问： 没有编制，你试试？ 十多年后，广州的新市街道听劝了，试试就试试。 其实这也是一种市场选择，如果新市街道给出的条件招不到35周岁以下的年轻人，自然会把红线改回去。 如果他们真的招到了，只能说明咱们环卫系统的工作环境与氛围日新月异，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再过十年，说不定就有了第一代“环卫世家”、“扫大街”望族。 代代人都以传承扫大街事业为荣。 十年前，关于“扫大街”是体制内与体制外之争；现在，是“35周岁以上”与“35周岁以下”之争；再过十年，就是人与机器人之争了。 咱以后各行各业都是AI机器人，活都让AI干，钱都让咱们拿。 世界总会朝着咱们YY的方向走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斯基财经
不怕年轻人嫌弃扫大街，就怕年轻人抢着扫大街。 最近，广州白云区新市街道要招6名环卫工人，年龄被限制在35周岁及以下。 如果有驾照，条件可以放宽到40周岁。 很多人不服气，觉得凭啥连扫大街都嫌弃35周岁以上的。新市街道的工作人员倒是不遮掩，考虑问题也很周全： 我们招工是根据单位的用工需求的，不能职业歧视，凭什么坐办公室的就可以设置35周岁以下，做环卫工的就不能够35周岁以下呢？ 确实，环卫工怎么就不能有自己的筛选机制了？很多行业都划了35周岁这条红线，也没人出来干涉。 环卫怎么就不能拥抱让系统变得更年轻的美好愿望了？ 如果不该有这条红线，那就不能只逮着环卫工说话，前阵子长沙望城区引进博士还要求28周岁以下呢。 再说了，环卫系统想要变得更好的愿望一直存在。 这一点，哈尔滨环卫已遥遥领先十余年。 2012年10月8日，哈尔滨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编制的环卫工，新进外地人员可落为哈尔滨市城区户口。 录用后连续工作3年并且年度考核优秀者，还有机会转为本单位管理或专业技术岗位。 457个工勤技能岗位吸引了11539个报名者，最终，有7186人缴费成功。 哈尔滨环卫系统首次创造了“2900多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争抢扫大街铁饭碗”的大场面。 有一个落榜的研究生甚至喊出了一句影响后人十几年的名言： 死也要死在编制里。 网络图片 研究生抢着扫大街这件事，当年给大伙儿的触动特别大。 先不说它有没有改变当地的环卫系统，至少它让千万家庭的育儿“口头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全国各地不好好读书的娃挨训时常听的警句是： 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得去扫大街。 从2012年以后，这一警句被迅速篡改成： 不好好学习，以后都不配扫大街。 面对大伙儿的质疑，当时哈尔滨相关部门有一位王姓副主任也很忿忿不平，觉得大伙儿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这一行： 谁说环卫工人就不能是高学历？难道环卫工人就必须是没文化和老年人吗？ 王副主任当年觉得招收这些高学历的人当环卫工，是为将来的环卫事业培养人才。 还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来解释： 新时代的环卫工可不是会拿扫帚扫地就行，要熟练掌握各种环卫机械，会开车和懂电脑。 这么一对比，前两天新市街道办那位工作人员的解释也没啥新鲜的，都是哈尔滨十多年前玩剩下的。 当时广州市环卫行业协会的秘书长还跑出来说： 因为地域以及观念的不同，广州的环卫工作已经市场化。在市场化里，没有所谓的体制外还是体制内，更没有什么所谓的级别。 现在看来，哈尔滨的做法也没有什么问题，当年环卫系统能抛给高学历年轻人最大的诚意就是——编制。 事实上，诚意给的估计超出了年轻人预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咱也不知道哈尔滨环卫系统在十多年里，大学生扫大街有没有扫出什么新花样。 斯基看了一下哈尔滨这两年对环卫系统的赞扬，有一点是“人工超强模式”。 有一个当地在2024年1月宣传的创新点是—— 大家挥动扫帚并排成阶梯向前推进。 这种相互配合协作清扫队形，可以实现对路面上灰尘、烟头等杂物高效清理。 碰到流量大的时候，操作手法也不过是把保洁人员从原来的15人增加到30人，把垃圾收运车从1台改为2台。 不过斯基觉得哈尔滨的做法一定是超前的、领先的，让当年不太看得上这种做法的广州，也开始学习实践了。 虽然当年很多年轻人很坦诚，承认应聘哈尔滨环卫工是为了编制与稳定，但也有一部分是想要实现自身价值。 也有媒体在一年以后跟踪发现，448名高学历环卫工之中，只有少数几个报考公务员离开，绝大部分则坚守在岗位上。 这或许让新市街道看到了年轻人另外的一面，他们对于扫大街可能真的是纯粹的热爱。 他们在招聘信息上也强调了这一点： 热爱环卫工作。 有了这一点认知，街道觉得即便没有“编制”这个筹码，也能吸引到35周岁以下的年轻人。 当年大伙儿围观研究生抢着扫哈尔滨大街的时候，夹枪带棒地发问： 没有编制，你试试？ 十多年后，广州的新市街道听劝了，试试就试试。 其实这也是一种市场选择，如果新市街道给出的条件招不到35周岁以下的年轻人，自然会把红线改回去。 如果他们真的招到了，只能说明咱们环卫系统的工作环境与氛围日新月异，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再过十年，说不定就有了第一代“环卫世家”、“扫大街”望族。 代代人都以传承扫大街事业为荣。 十年前，关于“扫大街”是体制内与体制外之争；现在，是“35周岁以上”与“35周岁以下”之争；再过十年，就是人与机器人之争了。 咱以后各行各业都是AI机器人，活都让AI干，钱都让咱们拿。 世界总会朝着咱们YY的方向走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斯基财经
看到一条新闻，一条很小很小的新闻：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区城市建设综合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董庆荃，在2018年至2021年任加格达奇区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期间，使用环卫工人冬季作业补助资金，为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事业编人员违规发放冬季作业补贴14.085万元。 2024年2月，董庆荃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网络图片 这则新闻涉及的金额很小，只有14万元多一点，很不起眼，对于每天都有很多宏大事件发生的当下，也许人们对这样的小事，连瞥一眼的心情都没有。但我在看到这则新闻时，还是觉得心被扎了一下，莫名的疼痛。 我不知道加格达奇区的一线环卫工人中，有没有事业编人员。但事实上，一些地方的环卫部门，坐办公室里吹空调的，大都是有编制的；而在大街上打扫卫生的，往往是招聘来的临时清洁工。这些清洁工人，有些又是城市底层的老人、进城打工的农妇……他们往往干着最脏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报酬……可就是这样，在加格达奇区，本该属于环卫工人的冬季作业补助资金，被违规使用，发放给有编制的人员…… 一个环卫工人每年的冬季作业补助金有多少呢？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没有找到大兴安岭的，但找到一份大庆的环卫工人冬季作业补贴：在每年11月15日至次年3月15日期间，按照每人每天15元的标准给予一线环卫工人发放冬季作业补助。 网络图片 每天15元，从每年的11月15日到次年3月15日，共发放4个月，也就是说，在大庆，每个一线环卫工人每年能领到的冬季作业补贴大约是1800元的样子。 我猜测大兴安岭大概也会是这个标准。 1800元钱，多吗？ 对于那些有编制的工作人员来说，这点钱也许无足轻重；但对于那些没有编制的一线环卫工人来说，这是一笔收入，至少能改善一下拮据的生活。 加格达奇区有多冷呢，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一篇报道：加格达奇离北半球冷极牙库茨克大概只有1500公里，年平均气温为零下1.2℃,冬季漫长，最低时可达零下45℃！极端低温达到零下50℃甚至零下60℃。低于零下40℃ 网络图片 很难想象，在这样冷的环境下工作有多艰辛。也正是考虑到气候寒冷，国家才会给环卫工人发放冬季作业补助。 可是，在加格达奇区，本该属于环卫工人的冬季作业补助资金，被违规使用，发放给有编制的人员。 如此吸血，良心何在？ 写到这里，我想起去年年底时的另一则新闻：湖南省涟源市对公职人员违规占用公租房进行集中整顿。 网络图片 根据媒体的报道，当地4个公租房小区，共排查出入住的公职人员766户，其中正科级以上干部28户。 涟源是一个县级市，正科级在当地是一个不小的官。 作为保障性住房的公租房，本来是提供给那些住房困难的家庭入住的，结果可倒好，被大量公职人员违规占用。 分别发生在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区和湖南省涟源市的这两则新闻，性质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些贪婪的公职人员抢走了本该属于底层的福利。 而根据人民日报的另一则报道，早在2018年，时任加格达奇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主任的董庆荃，就曾经因给时任区委书记刘绍纯送钱，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网络图片 也就是说，这位董庆荃，从2018年到2024年，先后两次违规违纪，第一次还上了人民日报，中央纪委公布曝光，但都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没有影响他的职务？董庆荃继续当他的主任，从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主任，到城市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也许有人会说，涉及金额才14万多元的一条新闻，多大点事啊，值得絮絮叨叨的说这么多？你烦不烦啊？ 这话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我觉得，一件事情的恶劣程度，并不完全与所涉金额成正比。 一个亿万富翁的一辆豪车丢了，富翁会不开心，但也许只是不开心而已。但一个穷人口袋里最后的一千元钱被偷了，却有可能让这个穷人陷入绝望，甚至走上绝路。 抢走本该属于底层的福利，是一种大恶。但是，底层的人，往往不愿意或不善于发声，使得这样的恶不被人知晓，也没有多少人去关注。 但我觉得，人们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 写到最后，我想讲一则以前在网上看到的故事：一富翁，突然霉运不断，干啥啥不顺，喝凉水都塞牙的那种倒霉。 富翁去向一位大师请教。大师问其父母是否经常在小区捡废品卖？ 富翁答：是的。 大师开示：你父母若继续贪心，你的运气会一直不好。 富翁不解：老人节俭不好吗？ 大师说：这不是节俭，你们已经很有钱了，还去抢穷人的饭碗，即为贪。应该主动给穷人让路…… 富人大悟。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但它讲述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人不能太贪心，从本来已经生活得很艰辛的蝼蚁嘴里抢食，是造孽，会得报应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铺
这是前两天在高铁上的一点小小的感触。 火车上空着三分之二的座位，她却坐在地板上。车外是零度以下，我想列车地面也应该是冰冷的。她坐在车门口的地面。即便乘客超额，无座票的乘客也不愿意站这里，因为每到停车上下，都得挪地方，但她却选择了这个地方。 你能想到她是谁吗？她就是列车上的保洁员，说俗点，就是收垃圾的，做清洁的。你的座位面前有一个纸袋，她来回地帮你清理，包括你面前小桌板上的弃物，包括洗水池，厕所。她为什么坐在那里？因为今天乘客少，她已经来回收拾两遍垃圾了，车行两个小时后，乘客已经安静下来，不太产生垃圾，她老站着也不是，就“坐”了下来；如果列车满座，她就一直在来回工作，偶尔有空，会在车厢连接处，或者在水池旁靠靠。又因为每一次上下，她都“有义务”关照乘客（列车员似乎只有两项工作，即在走廊上宣讲“列车上吸烟是违法行为”，和查验车票），所以，她坐车厢门口的地面是合理的，方便停车上下时的工作。 她是那么不起眼，你甚至不会注意到她们的存在，你有垃圾时，只是顺手递给她。但她们可能是列车上最辛苦的人，也可能是列车惟一的没有座位的人。列车员，有自己的休息室。“乘警”，有席位。只有保洁员的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吗？我是现在才知道，即便有空位，她们也没有资格就坐。 列车员和乘警，基本上是“值班”性质，没有考验体力的劳动。惟独保洁员的工作实实在在，身体力行，一刻不停。连推个小车来回推销小零食的，也比保洁员轻松一点，毕竟他只是推车，拿货物，收钱等几个动作，而且，由于他从事的是车上的经济活动，他的身份可能是列车工作人员共同体的自己人。保洁员却是列车利益共同体的局外人，是列车卫生设施等物理器具的延伸，没有主体身份。你在车上没有见到列车员时，你谢天谢地，不用在养神看书刷手机时向他出示身份证。但保洁员忙不及时到来，你会想念她，因为你周围会散布着垃圾（顺便说一句，我觉得乘客自动把垃圾投进车厢两头的垃圾收集处，是比较合理的做法），厕所，大概平均三到五位用过，就需要收拾一次（我感觉平均三到五位会出现一位转身就走，不冲水，不关门家伙）。 保洁员基本上是女性。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是女性被置于这个位置？为什幺女性必须是如此现代的交通工具上惟一的苦力阶层？火车上还有一项体力活，手工搬转椅子方向（因为火车就掉头），也注定是她们的，我曾经看到火车到了终点站，她们奋力而敏捷地转动火车座椅的阵势，大为惊叹，要不是真正的劳动阶级出身，中途沦落的苦力，势必不办。 除了劳动类型的差别，那就是劳动报酬的悬殊了。对不起，这个我没有调查，我只是推测一下，正确与错误，概由本人负责。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劳动不仅是神圣的，而且是不分高低贵贱的。不仅如此，人们甚至努力争取去干又苦又脏又累的活，例如，保洁员的工作招人，应聘者一定十分涌跃。说到这里，我跟你打个赌，你在车上抓一个小孩子，让他猜车上服务人员谁的工资报酬最低，小孩一定回答，保洁阿姨。盖人生的等级关系，是中国人一生下来就看到的现实，一生下来就浸染的观念。但小孩子可能不懂的是，在成人世界，还有一个叫“劳动保险”的东西，也是因人而异的。小孩子更不懂的是，只有国企才敢公然这么干，如果私企这么干，理论上是可以投诉的。 越是辛苦劳累的活，越没有保障没有尊严，这种反比例关系，是“劳动光荣”和“人人平等”彩旗下的普遍现实和严格定律，每一个人都活在这种权利格局之下。不用说，列车上的保洁员，多半是农民阶层的姐妹（说不定也有个城市平民女性）。 几年前，我父亲生病，我陪父亲住医院，首先声明，是大城市大医院，我发现医院的某些不起眼的地方，例如转角，开水房和厕所等阴暗角落，常常晾着粗糙的衣服，显然多为上了年纪的劳动女性的穿着，或者藏着其它简陋的生活用具，观察了两回，我明白了，它们是医院保洁和护工的什物。 医院不可能不需要保洁和护工。但就像列车上“不可能”给保洁员搞一个休息的位置一样，医院不可能给保洁和护工设立休息室和搁置他们的简单物件的地方。至于她们（也是多半为女性）劳动的间隙躲到里去呢？只要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不挡她们的上一个阶层（医生护士）的道，和障后者的眼就行。医院的保洁和护工也是“最苦最累”的人，这和高铁上从属同一个道理。 我见到一个过了六十好几年保洁太婆，她每天来医院帚地，年龄和过度的劳累使她的身体变得更加矮小和畸形，不能正常站立，但她仍然能发挥出不可思议的劳动能力，她生怕失去这份工作。显然，她带来的高效率和低成本，拉高了保洁工作的门槛，从医生到病人家属都“喜欢她”，除非她累垮在这份工作上，她大概不会失业。 人们赞美没有劳动保障却老牛似的任劳任怨知足常乐咧嘴傻笑的底层人民。但是，没有生活保障没有人生尊严的善良是很脆弱的。没有尊严的人不可能给他人尊严。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人，也不太可能给他人好。而无论贵贱，所有阶层的人们都在同一条船上。这就是必须给底层劳动者同样的人生保障和人生尊严的现实理由。 父亲进重症监护室时，那里面不准家属护理，只准护工护理，我妹及时给了护工红包，我当时就心里，这不过是我们的自我安慰，果然，父亲安全出来后说，护工擦脸，像环卫工人！喂饭那更不叫喂饭！对此，我完全能理解。 我问坐在地上的阿姨，你没座位吗？她说，没有，我们做清洁的没有。 后来，在我准备发这个帖子的时候，我想，这有没有可能只是特例？有没有人见过火车上的保洁阿姨大大方方的在列车座位上休息的？希望有网友在公号后台指正我，因为并没有法律规定不能给她们座位，说不定有的列车心肠比较好呢。但我想，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位阿姨已经违规了，若被主事人发现她擅自坐在地面上，可能斥之为有碍观瞻。 我当时的心情，可以用“生气”来形容，就是龙应台所谓“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的那种生气。我在她的侧后拍了一张图片。我当时就想，无论有没有人理解，我要写一个帖子来讲讲这个事情。 前面说到，人们赞美底层民众“老牛似的任劳任怨知足常乐”，但这只是一方面，另外，人们也厌恶底层民众的愚昧、猥琐和脏乱差。我要提醒你考虑到，这第二方面是后天习得的，是环境里塑造的。实话实说，本人也曾见过世面，知道在文明国家，你是很难从衣着和容颜断定一个人的身份的，因为所有人都“有座位”，有工作间或休息室，不用坐地板，不用避让上一个阶层的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云庐梦语
摘要：羲之路的环卫工们很多时候都被叫作“扫垃圾的”，这份职业高风险、高强度、低工资，几乎只有老人们愿意干。没人在意他们的姓名、身份，直到“那个扫垃圾的”忽然倒在了风雪中。 文丨魏荣欢 编辑丨王一然 老菜市场没什么新鲜风物。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广场附近的羲之路上，从南到北，只有300米左右，被居民区和几所学校环抱，人们上下班接送孩子，在这儿买菜路过，唯一惹眼的可能是周围的18个垃圾桶，其他街道上只有五六个——这里几乎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也制造成批量的垃圾。解决这些烦恼的是个穿着橙色制服的环卫工，每天清晨4点之前，他准时出工来清扫，人们出门上班时，这条路恢复了热闹，垃圾全都消失，街道变得干净整洁。 几乎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没人记得他皮肤的颜色，有人说他1米8，有的说1米7。很多人印象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一个人负责整条街，有时菜市场的摊贩们图方便，把垃圾直接丢在门口不管，他过来默默扫干净：卡在绿化带里的，找夹子夹、用手往外抓。谁家拖不动垃圾，他也总要搭把手。附近的海鲜炸货店开了二十年，老板娘见了一茬接一茬的环卫工，却记住了这个老头，有的环卫工会因为商户乱扔垃圾争执，但他“从不跟商户吵架”。 2020年12月29日，临沂下了冬天的第一场雪。当地气象局把这一天称为“2020年以来强度最强、影响范围最广”的低温雨雪天气，连发三道预警信号。人们的注意力都在雪上：羲之路菜市场显得比平时乱一些，垃圾桶里堆满了杂物，路边垃圾也堆得到处都是，它们都被雪盖住，成了大大小小的白色小丘。 菜市场最北边的垃圾桶边缘，多了一坨长长的“雪丘”。有些居民冒雪匆匆而过，扔掉手里的废物，以为那是没被清理走的垃圾——第二天，居民们才知道，那里躺着的，是清扫垃圾时，倒在风雪里的环卫工。 老刘倒下的地方。那天用的扫帚还在原处。图/魏荣欢 “那个扫垃圾的” 羲之路的人们讲述那场大雪间死者的经历时，“那个扫垃圾的”面目才从模糊到清晰，被一点点刻画还原。和他关系最近的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他“老刘”。2020年12月29日，凌晨3点多，住在隔壁的工地推泥民工，听见门“嘭”地被关上，老刘出门了。环卫工人正式上班的时间是早上8点，但因为工作量巨大，他们普遍在凌晨2点到4点间就出工，才能在下午5点多下班。 羲之路菜市场南边的肉铺正对着一大排蓝、绿色垃圾桶，那是老刘的“地盘”。老板娘凌晨5点半就去开摊，老刘已经把门口的落叶和积雪扫成一堆堆小包，雪中清扫吃力，扫帚一下一下扫过，但寒风一起，又摇落满地树叶。她忍不住打趣：“你扫了也白扫，刮大风。”老刘眉毛淡，眯眼嘿嘿一笑，肉乎乎的脸颊挤出几道褶皱，又开始清理新一波落叶。伤残的右腿和咳嗽的毛病让老刘干不快，他的工友和女儿回忆，尤其进入冬天，他的咳嗽加重了，一句不长的话总要夹杂几声咳嗽。嗓子被痰糊着，说话呼噜呼噜的。 早上7点半左右，老刘干完一波活儿，回到租的平房，工友们见到他，身后的三轮车是空的，上身穿着几天前刚买的深蓝色毛领棉衣，款式年轻，尺码收身，“人老心不老”，大家曾调侃这身行头。一个工友说，老刘被叫去学校门口帮忙铲雪，刚回来。 工友马俊才租住的平房离老刘家不到20米，他也刚扫完一轮，回家歇了会儿，赶着8点左右再返回街道，大概8点10分，叫老刘一起回岗位：“走？”“走！”老刘说。 大概一两分钟，老刘就回到了羲之路菜市场。 肉铺老板韩本祥每天这时候都能见到他。他总是把整条街的垃圾填装进大垃圾桶，顺便把废纸箱、旧瓶子和传单小广告都捡出来，码在暗红色三轮车上，等上午10点干完一轮活儿空档，卖了破烂儿换饭钱。工友们和饭店老板回忆，老刘这些废品每天能换2、3块，1块钱买两个馒头、就点咸菜就是他的午餐；偶尔奢侈一把，来碗羊汤，最便宜的20块，老刘求要5块的，“汤里放点羊血就行。”每次付钱时，老刘打开一个掉光漆的铁盒，烟盒大小，再解开里面的白色透明塑料袋，数出几枚钢镚儿。 但韩本祥和老刘唯一的交集只是日常打招呼。早上8点多，老刘回来照常翻着垃圾桶，他扒着桶边缘，韩本祥嘀咕道：“这么大雪还翻什么呀！” 突然，老刘缓慢地向斜后方倒下，右手擎着一把刚捡的菜刀，没发出任何声音。 “倒了！倒了！”韩本祥叫着跑过去。倒地后的老刘眼睛微闭，嘴巴张得圆圆的，往外吐白气，嘴唇上留下点点白沫，右脸颊一道新鲜的伤口微微渗血。韩本祥喊他，他没搭腔，韩本祥立马打了120。 时间是8点42分，老刘返工半个小时左右。 雪片不停打在老人已经青紫的脸上。 商户们聚集围观，犹豫着不敢挪动他，怕是脑溢血，有人给他身体盖上了纸板和塑料膜，头上罩了掰掉一面的泡沫箱子。老刘手里的菜刀被拿走，手臂被重新摆回身体两侧。 韩本祥的肉铺正对着老刘倒下的地方。图/魏荣欢 雪天的救护车比平时慢，1.7公里足足走了20多分钟。 老伙计马俊才从另一条路跑过来，“下好大的雪，我以为只是咔（滑）倒了，一块走（出门）的，人就不行了，太意外了。”马俊才说，医生从救护车上走下来，翻开老刘的眼皮看了看，又拿出仪器摆弄了一阵，最后摆了摆手。他想起半个月前做的体检，报告说老刘除了有点血压高，没其他大毛病。 人群在救护车走后散了。老刘的遗体留在原地，等待法医和殡仪馆的车。附近居民经过时，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两小时后，法医来了，初步鉴定为心肌梗塞。遗体被装进一只拉链袋子，放进棺材形状的铁盒里。老马一直陪着，把工友送到医院太平间。 环卫工们平时少有时间聊天。只有在夏季炎热长夜，才会坐在院子里“拉呱”（聊）两句。老刘以前当包工头发工资、结婚之前会织布，翻来覆去讲。老马回忆，老刘是个能人。自己搭线安电炉子，别人丢掉的马扎子在他手里能焕然一新；养老金要涨了，也是老刘从那部“拨的那种”手机上看到告诉他的。 老刘去世第二天就被推上了热搜，短视频评论里，全国各地的网友为他感到难过，觉得他“太难了”、“被关怀得太少了”，并对环卫部门的招工门槛和福利机制提出质疑；羲之路很多商户居民们看到新闻，在清扫了三年多垃圾后，终于知道了“那个扫垃圾的”名字：刘汝祥，男，1951年出生。 老刘的女儿回忆，他不喜欢在农村老家呆，觉得得不到尊重，在2020年冬天临沂的第一场大雪里，老刘去世了，也终于得到了他一辈子所求的最多的尊重。 “不好好上学，以后就打扫卫生” 老刘并不是第一个发生意外的环卫工。七八年前，工友老焦清扫时，被一辆大货车碾过，他负责的启阳路东段与老刘负责的地方纵横交错，老马接过来扫，一干干到现在；前两年，老马的老伴儿做环卫工时，一辆汽车冲入非机动车道，把她的腿撞断了。“干我们这种工作的撞了就撞了，很多命提溜着。”老马口气平淡。他现在又接替了老刘的活儿，一天扫两条路。 名字是最不重要的。据当地工作人员描述，环卫集团里一半是“老×”，负责扫马路；另一半的“小×”们，大多负责考勤、开清扫车和行政，朝九晚五。姓前加一个“老”再带上负责的区域就是他们的称呼，比如“菜市场的老刘”、“启阳路的老马”。 即使穿着明视度最高的橙色，老环卫工们仍活在人们视野的“盲区”。今年元旦假期后，环卫工老马吃完午饭出工，清扫启阳路时，垃圾桶里的纸片和塑料袋已经被引燃了。老马急了，朝着马路两边的商贩们大喊：“不要再扔了，这是犯法哩！”商贩们忙着理货，招呼顾客，没人回应，甚至没人看过来。“以前就有人把烧过的蜂窝煤和烟头扔过垃圾箱。”老马说，垃圾箱时常因为这些起火，白天看到还能及时扑灭，有次他早上出工，垃圾桶已经被烧坏不能用了。 在旁人眼里，环卫工是个低三下四的活儿。一个环卫工回忆，曾有家长指着他们跟孩子说：“你不好好上学，往后就打扫卫生！”羲之路附近的小区保安也看不起他们，提起去世的环卫工，光头保安看向别处，语气傲慢：“他就是打扫卫生，我看门的跟他不是一个档次。” 事实上，城市正常运转，居民生活顺畅进行，每个小区、绿化带、马路边等等，只要有垃圾产出的地方，就离不开他们。菜市场每日垃圾产量巨大，有商户为了省事儿，直接把垃圾扔到路中间等环卫工来捡；小区装修的建筑垃圾难清理，也有人偷偷倒入环卫工桶里。夏日最磨人，制服不透气，一个环卫工捂起了痱子，经常去公厕洗脸解热，还带了一个大水杯向商户们讨水喝。 但矛盾也时有发生。58岁的赵明福负责清扫启阳路西侧，片区内有所小学，他最怕学生们在校门口撕传单广告玩，纸片漫天飞舞，对他来说每一片都是灾难。他还遇上过一个卖肉的摊贩，总往地上泼脏水，叶子、纸片等碎屑都粘在地上，像贴久的膏药一样难揭。“你要是再泼水我就把水都倒你门头上去！”赵明福跟对方发了狠。那之后，对方再没泼过水。 也有环卫工曾忍不住动手。吴佃付已近70岁，他负责的片区里，一个小区负责卫生人员50多岁，经常把桶里垃圾都倒进他的桶里图省事儿，“他拉着空桶走再也不用早起来了，我得三点起来！”吴佃付说，他之前劝过几次，又发现了新垃圾，终于忍不住朝对方面门一拳挥了过去，对方理亏，没要求赔偿，也再没倒过垃圾。 少有人知道环卫工考评的苛刻。去年秋天，吴佃付午饭没吃完，就接到了考勤员的电话：“你有三片叶子没扫干净，立马整改！”他放下筷子就赶着去清理。据环卫工们描述，类似罚款一次要一二十块。 环卫集团收入差别巨大：老环卫工们大多是临时工，一个月1600-1800元，60岁以上的只有一份人身意外保险；但年轻人们月薪在2000元以上，如果是重要岗位正式职工，每月能拿到4000元。 许多人提过涨工资的事。赵明福还有两年满60岁，是羲之路附近几条街道唯一一个有社保的环卫工。他负责的学校清理难度大，涨薪要求被拒绝后也不敢走，妻子、儿子都有智力障碍，要靠他养活，“干到退休生活就能有保证了，能拿到养老金。”负责垃圾站的张伟民66岁，去年年末开始罢工了一个星期。四年前，一同负责看管垃圾站的工友辞职，他开始一个人做两份工挣两份钱。但两个多月前，新来的经理认为看管垃圾一体机一个人就能干，给他减薪600块，“你要不干就算！” 负责打扫小学厕所的徐良中暂时接替了罢工的工友。2019年年末，他刚干两个月，工资就减了100块，这下挣上了双工资，“我挺高兴。”徐良中说，双工资挣不长，很快就会有新人来，“很多人回农村秋收后再回来打扫卫生。” 死去的价值 老刘生前住的房间大概6平米，从羲之路菜市场向东走一两分钟就能到，木板床铺着薄褥子，盖着新发的橙色棉工服，工友说他还没穿过；桌箱上四处堆着生活杂物，屋里最光亮的是放烟卷的红漆铁盒。门前是条黄色窄巷，雪完全没被清扫，被车辙和脚印压成滑溜溜的冰路，斑驳着土色。生锈的铁门、木头门大多虚掩着，不能完全合上。两排平房被夹在楼房居民区中间的低洼处，这里是环卫工们的家，房租每月只要一百块。 老刘生前住的小屋。图/魏荣欢 环卫工老马的院子堆满纸箱和塑料瓶，他坐在马扎上，把酸痛的腿稍稍伸直放松。老伴儿端上午饭炖白菜，抽一片煎饼泡在里面，煎饼配白菜，或配咸菜、腐乳，几乎每家环卫工都这么吃。微薄的工资、被看轻的身份、随时到来的危险，任意一项看上去足以令人退怯，但“不干怎么吃饭？” “吃饭”不只是自食其力的尊严，更多时候，是这些老人们晚年生命最后的余烬，“反正留着（钱）没用，小孩你不得帮他嘛？”吃最便宜的、住最便宜的，他们想尽可能为家里留住工资。 环卫工老刘生前也是如此。工友们回忆，他工资卡上的钱是不动的，只是每个月去对对数目。他曾分配过自己的存款，3万多的卡给儿子，1万多的给女儿：“挣钱和攒钱”概括了他为儿女付出的一生。 老刘隔壁的郭应学夫妻用打扫卫生的钱养活自己，因为“孩子们攒钱买房、买车都得用钱”。他们白天打扫干活，下班了还要去接小孙子放学，二儿子就住在旁边的高楼里，房租每年2万块。老刘出事后，大孙子第二天早上7点多打来电话，担心他们穿得少；有的老夫妻都做环卫工，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补贴儿子，小孙子才5岁，光咳嗽几天就花一百块钱。也有快70岁的环卫工在老家“还有更老的人要养”，老母亲90多岁，连假都不敢请，因为请假期间还要补钱给替工的人。 张世彩今年68岁，比垃圾桶仅高一头，做环卫是受不了儿媳的气。两人曾发生争执，张世彩说：“我要是死了谁给你看孩子？”“你要死了地球还不转了吗？” 张世彩一气之下出来做环卫工。但她还是心疼孩子，每个月留1000块给他们，自己只留700块。工作五年，张世彩存了12000块，觉得养老够呛，“有命好的，得病就死了，还花不着。” 在很多人眼里，“命好的”是刚去世的老刘。羲之路上，许多人觉得这次意外赔的真不少，一个饭馆老板说：“老刘真会死，死在这个地方。死家里就不能给钱，死路上就给。”还有商户觉得很实惠：“他干到90岁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老刘家人们的记忆中，他的面孔早已模糊。女儿记事起，老刘就在外面打工，东北、河南、上海，一年见不上两面——没人记得父亲爱吃什么，外孙女甚至不知道姥爷在做环卫工，以为他还在看大门。 老刘去世两天后，2020年12月31日晚上，1米8高、160斤的躯体火化完，骨灰被带回老家。葬礼在新年元旦上午举行，环卫公司董事长和经理都来参加，还带了一千块礼金。老刘的女儿说：“父亲一辈子的面子没长起来，但死之后长起来了”。1月4日，刘家拿到了62万赔偿金，包括2万丧葬费，这是老刘为家里“挣的”最后一笔钱。 羲之路菜市场附近，老刘去世的第七天，这里的雪终于化透了。他的扫帚斜斜躺在垃圾桶边的花池里，最后扫成撮儿的垃圾也终于袒露出来，被工友清理走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