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扩张困局：做大了，也做死了！

网名“哈尔滨货站”的朋友在《恒大，群雷齐爆》的评论留言里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很多发展好好的企业都死在了扩张上了，这是为什么？

我看了很高兴。能有深度思考问题的读者，是我的幸运。关注真问题，而不是把互联网作为情绪宣泄的平台，互联网的舆论空间变得健康。

这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好问题。如果展开细说，那真的得长篇大论了。我这里做个概述吧，不能面面俱到，希望我的观点能给各位读者一点启发。 

01 高增长时代形成的思维惯性

首先，企业的成长、扩张速度，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是直接相关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企业当然会增长得快一些，规模扩大也是水到渠成的。参与过企业管理的朋友应该都有感受，单子接多了、现金流增长迅速，不知不觉地就会扩大规模。这个过程是自然发生的，高增长期间会快速崛起一批大型企业，这在很多经济体都出现过，最典型的就是日韩。日本大企业基本上都是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里崛起的，韩国的大型财团集中在二十年间长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进入了快车道，让企业有了迅速成长的窗口时间。 

1982年到2011年的30年里，只有4年的GDP增长率低于8%。期间大约产生了两代半的企业家，他们的经营理念显然受到了时代风气的影响，习惯于在增长中解决企业遇到的问题。 

举个典型例子，就是大连万达的王健林。2016年取代了李嘉诚成为亚洲首富的王健林在电视访谈节目里说创业“最好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它一个亿”，舆论哗然。 

王老板是在炫富吗？不是，他是认真的，他就是这么过来的。王老板1989创业，注册资本金100万是从一家国企借的“高利贷”。到1992年，万达完成股份制改造，销售额已达20亿。“一个亿的小目标”，对王老板而言就是真实的经验。经历了高增长奇迹，这两代半的中国企业家，确实缺少退而守成的避险思维的。 

咱们再看王老板的经营思路。万达集团在2012年后遭遇发展瓶颈，2014年港交所上市后大部分时间股价都在发行价之下。可以说，资本市场的预警信号已经很清晰了。对此，王老板的思路不是做“减法”，而是大举扩张做“加法”。布局大文娱，海外大规模并购，以344亿港元的巨大代价从港股退市。大资金换大资产的扩张路线，看上去高举高打、攻城略地，其实初衷是应对国内政策调控风险的“防御”。事后看，这都是高风险操作，但是万达三十年间过一道道坎都是这么以攻为守过来的的，站在王健林的角度，那就是成功经验。 

直到2017年，负债率过高成为政策“照顾”的重点对象，王健林才不得不开始甩卖资产，收缩战线。万达算是勉强挺了下来。 

再看许家印，2017年王健林开始退守时，许家印还在大举扩张。2017年恒大年报显示，公司总资产规模达到17618亿，同比增长30.4%。难道许家印没有意识到政策风险吗？当然不是，他也是循着扩大资产规模抗风险的思维惯性在往下走。

中国企业家的扩张思维惯性是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模式下长期形成的，确实很难改变。对此要有同情之理解，而不是一味以成败论英雄。人家当年正面硬扛过去了，社会舆论也是一片点赞，也没多少先知先觉的提醒。事后诸葛亮好做，解决不了当局者迷的问题。 

02 与政策周期共舞的扩张周期 

中国企业家的扩张思维惯性如此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过度依赖政策，忽视市场因素。

其中有时代背景的客观原因。高速增长的长周期里，市场周期是不明显的，这也是普遍现象。比如比如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阶段1955～1961年，长达31个月连续高增长，期间只有不到一年时间是市场的“冷静期”。

市场周期不明显，但政策周期明显。政府强势的经济模式下，中国企业长期面对的是政策风险和政策机遇的冰火两重天。两者交替，踩对政策节奏的一飞冲天，踩错政策节奏的就碧落黄泉。

而政策主导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金融水龙头的开关。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的绝对主力，受政策的直接影响。政策导向优先于经济核算。产业政策积极鼓励，企业融资就很方便。反之，则融资困难。在这样忽冷忽热的金融环境下，企业在政策宽松的周期大举融资、大举扩张，政策收紧的周期里就靠“膘肥体壮”的规模效应扛。比如民间融资、海外融资，这些渠道的资金成本高，但是相对而言受政策影响小，更看重企业规模这类“肉眼可辨”的金融信用。比如恒大在“三条红线”政策卡死了银行融资后，以其庞大的规模、提供资产抵押，从理财渠道和海外融资获得资金。

此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周期也就一两年，恒大就是这么扛下来的。但是，这次是“史上最长、最严调控”，不仅高成本资金续命最后成了要命，而且调控之下的资产估值严重缩水，许家印连甩卖资产的机会也没有了。

政策的潮汐式周期导致资金成本的大起大落，中国企业不得不以规模维持落潮期的金融渠道。房地产这样资金密度高的行业是最为典型的，其他产业也都有类似的情况。比如靠财政补贴的光伏产业、新能源车产业，也是随政策而舞的大起大落。 

这也造成了企业迷信政策的不良倾向。最近日子也不太好过的“宝能系”掌门人姚振华，就是以每天勤奋研究政策而著称的。“政策解读”在财经圈内一直是大热门内容，也是这个原因。

但是，政策变化的不可确定性很强，财政状况、舆论反应、人事变动等等，都会造成政策的大幅转向。因此在“赌对政策”后最快、最大程度实现规模扩张、套现是中国企业家的普遍思维方式。追逐政策的同时也就承担了政策的风险，当追逐政策脱离财政能力、市场基本面时，企业经营会有大麻烦。恒大的下沉三四线、造车，就是这么踩着坑的。以为是追逐机遇，其实是追逐了风险。迎合政策风向的经营策略扩大了规模，结果却被一大堆有价无市的资产套牢了。恒大造车卖得掉吗？三四线的土储卖得掉吗？资金沉淀到劣质资产中，就成了雷。

这种政策追逐性的扩张，是高风险的。但是，也有不得不扩张的理由。尤其是到了恒大、万达那样的头部地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选择是很有限的。 

03 缺乏安全感的盲目扩张 

和地方政府、上游国企的博弈在驱使中国企业家的扩张欲。

中国民营企业的处境颇为尴尬，和地方政府、上游国企的关系很微妙。你体量小是你求人家，你体量大是人家求你。摆个摊的个体户，一个城管就能搞定你。但是，你做大到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源、经济政绩的主要贡献者，又成了被“宠”的对象。

“做大”才能保证长期生存的安全，“做大”还能带来超出企业正常经营收益之外的利益。做不大仰人鼻息、朝不保夕，做大了横行一方。怎么能不追求做大呢？所以很多经营状况良好、术业有专攻的中小型企业，并不具备做大的能力，也没有做大的必要，却也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强行扩大规模。胡乱跨界之后，灰飞烟灭，确实很可惜。

行政权和市场经营主体的权益之间的关系长期没有清晰的边界，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04 结语 

企业家的心态要改善，营商环境更要改善

中国企业家扩大规模的思维惯性确实要改变，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一定要充分考虑。新环境下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形势比人强，调整风险偏好是必要的。

但是，社会舆论也不能一味指责企业家经营风格激进、盲目扩大。要看到造成“盲目”的环境因素是很多的，不改善营商环境，就很难有良好的经营心态。如果中国企业家的进取心消失，保守、守成成为主流，爆雷、破产、“某某跑掉了”的烦人消息会消失，但这不是理想中的岁月静好——耳根是清静了，经济活力也就消失了。再也没有挨骂的企业家，空空如也的钱包、货架，真是大家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关胖侃财）